（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三

毛诗稽古编 诗类

提要

【臣】等谨案：《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本朝陈启源撰。启源字长发，吴江人。此书成于康熙丁卯年，卷末自记说经过十四年，共三次修改才定稿。前有朱鹤龄的序，又有康熙辛巳年他的门人赵嘉稷的序。朱鹤龄作《毛诗通义》，陈启源实际上与他参校订正。然而《通义》兼采众说，陈启源这部书则训诂一律以《尔雅》为标准，篇义一律以《小序》为标准，而诠释经义则一律以毛传为标准，而以郑玄的笺注作为辅助。其名物考证多以陆玑的疏为主，题名《毛诗稽古编》，表明尊崇毛诗的宗旨，表明这是唐以前的专门之学。所辨正的以朱熹《诗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吕祖謙《读诗纪》次之，严粲《诗辑》又次之。所抨击的以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廣《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尔提及，大都简略。前二十四卷依次解说经文，但不载录经文，只标出篇目，那些没有论述的篇目也不载录，前人论述已经明白、无需赘述的也置之不论。其次是总诂五卷，分六个子目，叫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最后是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的大义。其间坚持汉学，不容许一字一句的出入，虽然未免有所偏颇，然而引据广博，疏证详明，一一都有根据。大概明代解说经书喜欢逞辩空谈。清初各家才开始转变为征实之学，以挽救颓风，古义彬彬，在此时最为兴盛，这部书尤其著名。至于附录中“西方美人”一条，牵涉杂说，盛称佛教东传始于周代，甚至说孔子压抑三王，轻视五帝，藐视三皇，唯独将圣名归于西方。“捕鱼诸器”一条，说广泛杀害物命，恬不知怪，不是大觉悟因果的文章不能挽救。甚至说伏羲必定不制作网罟，都在经义之外，横生异端邪说，不仅宋儒没有这种说法，就是汉儒难道会有这种议论吗？这是白璧上的瑕疵，固然不必为之曲意隐讳了。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錫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毛诗稽古编原序

从前孔子删定六经，而他自说：“相信并喜好古代。”那三王五帝的事迹，若有若无，大概有不可深求的了。如河图洛书，出现包藏吐露符瑞，天人相接，这与后世的天书有什么不同？而孔子却相信它毫不怀疑。下至商羊、罔象、汪芒、儸侥之类，尤其奇异琐碎，孔子也常常叙述并记录它们。大概他的学问综合坟典，征引文献，秉承师传，只要是古人所有的，无不详细谨慎地考求，而不敢以私见扰乱其中，这就是善于叙述的原因。《诗序》出于子夏的门徒，大小毛公也是秦汉间人，训诂比其他经书最古。郑康成取其义而作笺，即使不免驳杂，自有圣门阙疑的方法在。今人一概斥为郢书燕说，这是不可理解之一。《尔雅》一书，古人专门用来解释经书，也是子夏的门徒所作。至于六书必定祖述《说文》，名物必定考查陆玑的疏，都是先儒说诗的法则。今人动不动以新义掩盖古义，以今音证明古音，这又是不可理解的。说的人认为《考亭集传》颁布于法令，学者不敢有不同意见。然而考亭曾作《白鹿洞赋》中说：“广泛青衿的疑问，乐于菁莪的长育，”仍然不用自己的说法。门人问他：“序说自不可废。”那么考亭的意思，难道是想让学者拘守一家，而尽屏除汉唐以来诸儒的笺传？像现在的人安于固陋荒忽那样！我从前作《通义》，多与陈子长发商讨而成，深深佩服他援引精博。近来他自成《稽古编》若干卷，完全依据小序注疏，交推旁通。我的书还参停今古之间，长发则专门尊崇古义，宣幽抉滞，劈肌中理，即使考亭见到，也应当豁然心开，欣然解颐。唉！经学的荒废，荒废在执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如果求其是，必定从相信古代开始。那《诗》有序，就像江发源于羊膊岭。毛郑则出于玉垒，经过湔氐而下流。后儒的说法则经历三峡，分九道，汩汩然不知尽头。现在与他们追溯源头到岷山，使他们知道沿崖数百，激湍万里都滥觞于此。岂不是《礼记》所说的“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后海”的意思吗？世上有追溯源头三百里的，必定能遵奉此书为序，微言未坠，长发的期望就在这里了。同学弟朱鹤龄撰。

回忆甲子年，在城东的存耕堂拜见先生，于是请求先生所著的《毛诗稽古编》，借住在叶氏家，朝夕披阅玩赏，不忍释手。这年秋天，访求善书的人，抄誊一本，先生就因而校正其错误。适逢禾中曹司农溶，好古博闻，搜集访求遗书，尤其致力于六经讲义。既得到宋元数十

译种以请教正，又带着这本书来到禾城，在采山堂相见。我翻阅了几卷，便已倾心，赞叹为前所未有。这不仅见解卓越、情怀宏大，超出宋元以上，而且使汉代儒者的师承传授焕然一新，对《诗经》四始六义的贡献不浅。于是留下这本书与诸经义，收藏在塾稷。想到这本书尚未付梓，世间没有副本能在浙水流传，后来的有识之士，应当不会辜负先生的苦心。然而顾衍的箱箧中失去了这本书，我未免念念不忘。后来为了衣食奔波，从歙县到燕京，再到三晋、齐鲁，几十年间，无不忙碌于尘世，虽然想整理旧稿，也做不到。己卯年冬天回到家，庚辰年遭遇丧妻之痛，辛巳年居家，没有什么来娱乐早晚，想到先生去世又过了几年，他的手稿藏在家中，子孙世代守护，于是拜访各位兄弟请求借阅，果然不吝惜秘本拿出来给我看，那么卷一至三十都是先生亲手抄写的，字体一律遵循许慎、徐锴、毛氏的古本，不掺杂俗下的变体，笔画严谨，音注区别，确实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想完全遵循原样，但又想到现在读的人，一定会惊诧，甚至有不读完一卷就放弃的。考虑到字体不混淆，古体可以不遵循，以及无伤于义、有利于经文的，一概用当时通行的字体记录，不敢擅自更改原本以自便。还记得先生起草时，也都用俗书，即使甲子年抄写的底本，也不纯用古字。想先生如果在世，看到这些大概未必认为不对，只是没有得到像昔日那样请教而亲自校勘错误。记得先生自己说校书的难，就像这本自己著述、自己抄写、自己校勘，经过五六次，错误还有十分之一，何况现在已经易手校勘，虽然完成，怎能没有疏漏呢？先生父亲讳志中，志都写作意，或者写作记、写作书，始末已在朱长孺的序及先生的跋文中见到。先生去世在己巳年的冬天，距今十三年。我完成学业后，记下前后借抄的卷数，共有三：其中原本两本，是先生的手笔，藏在存耕堂；其中一本留在禾城，司农去世后儿子彦。栻登第后，书未散失，有人说昆山得到了它。其中一本就是这本，合共四本。至于诗解的深意，侍奉先生的日子少，没有得到亲自指示，不能添加一个字。康熙辛巳年夏日，门人赵嘉稷百拜谨记。

译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目录

卷一

叙例

国风

周南

卷二

召南

卷三

邶鄘衞

邶

卷四

鄘衞

卷五

王 郑

卷六

齐 魏 唐

卷七

秦 陈 桧 曹

卷八

〇

卷九

小雅

鹿鸣之什

卷十

南有嘉鱼之什上

卷十一

南有嘉鱼之什下

卷十二

鸿雁之什

卷十三

节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风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鱼藻之什

巷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上

卷二十

生民之什中

生民之什下

卷二十一

荡之什上

卷二十二

荡之什下

卷二十三

颂

周颂》《清庙之什》《臣工之什《闵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四

鲁颂駉之什 商颂那之什

卷二十五

总诂

举要

卷二十六

考异

卷二十七

正字

卷二十八

辨物

卷二十九

数典 稽疑

卷三十

附録

国风 小雅 大雅 颂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一

吴江陈启源撰

序例

先前的儒者解释经典，只求符合古义；后来的儒者解释经典，多追求新奇。汉代《诗经》有鲁、齐、韩三家，所以有后苍、孙氏；有毛、郑，所以有《毛传》《郑笺》。《尚书》有大小夏侯的解说。故，故者古也，符合古义，所以符合经义。后来的儒者厌恶古义，喜好新奇，自作聪明来扰乱它，抛弃雅正的训诂而采用俗浅的解释。因为末世的人用世俗的观点来证明先古的说法，越是巧妙，与经义的本源就越疏远。我对此感到困惑，私下不自量力，想要参酌各种学说，寻流溯源，推求古经的本意，以挽救这种弊端。而诸经的注疏中，只有《毛诗序》最为古老，打算首先着手于此。恰好长孺朱子把他所著的《毛诗通义》给我看，共同商讨其中的疑难，于是锐意探讨，加以辨证，每得到一个义理就札记下来，积累久了得到几千条，汇编成册，命名为《毛诗稽古编》。古人解释经典，多由师承传授，不专门依据经文本身，况且《诗经》得之于讽诵，并非竹简帛书上所写，确实没有统一的标准。诸儒传写师读，各自分列经文，也互相不同，所以字与义有不必然相符的地方，如果不是得到师承传授，怎么能辨别哪个是对的呢？现在师承传授虽然断绝，但传下来的义理还在，寻绎传下来的义理来考订经文，其异同还可以纠正。这是应当稽考古义的第一点。又古今文义差异很大，就像胡越两地声音不同一样。毛、郑的字词训释大多宗法《尔雅》，在当今看来似乎惊世骇俗，在古代实属顺理成章的解释，不可改变。用古义来进入今文，固然难以取悦时人的耳目；强行让古经来迁就今义，又哪里符合古人的心意呢？积累字词而有句子，积累字句而有篇章，字词训释既已错误，篇章主旨可能因此错乱，这不是小失误。这是应当稽考古义的第二点。又三代直到今天，将近两千年，雕琢朴质、削方为圆，不是一日之积累，时世屡次更替，风俗迥然不同，古圣贤行事因时制宜，适宜于古代的未必适宜于今天，然而根据今人的习俗，并说古人没有那样的事，也不是通达的论断。只有立足于古代社会，来论断古人，这样《诗经》的性情才能得到。这是应当稽考古义的第三点。又比如冠冕车旗的制度，鼎俎豆的礼仪，朝会宴飨的规矩，禘祫郊丘的议论，焚书之后，典礼没有凭据，聚讼纷纭，是非不能确定，这些都是难以凭臆断决的。至于山川陵谷屡次改变形状，草木禽鱼不恒定其本性，只能根据古代来说古代，不可移用古代来迁就今天。那些地名物类，偶尔有相同的，如果不是世俗的流传，就是文人的附会，纵然偶尔符合古代，怎么能作为经义的证明？保留可信的而缺略可疑的，不要用它们来扰乱古义的真谛。我私下认为有一点心得。古今研究《诗经》的学者，不下数十家，他们的学说丰富多彩且完备。今天论诗，不必师心自用以逞强，只应当择善而从。所以这部书只参酌旧有的训诂，不创立新的解释。《集传大全》今日经生崇尚它，而注疏也立于国学，所以所辨证这两本书较多。其魏晋六朝诸家的学说，是《正义》所引用的；其宋元诸家的学说，是《集传》所未取，《大全》所编辑的。所以辨证也涉及它们。至于近儒的著作，互有得失，但世间少有人尊信，无需置喙罢了。

折衷众说，必定引据古书，选择义理优长者来决定所从，不敢凭臆断决。所引据的书，必定明确著录在书中，使可以展卷查验，以示传信。其限于见闻，怀疑而未定的，谨慎地缺略所不知的，不敢妄论。引据的书，以经传为主，而两汉诸儒的话次之，因为汉代接近古代。魏晋六朝及唐代的人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