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六
曰弲，乌金反。」并不引此诗。又案说文：「觲，觲角低卬便也。从▯牛角。」诗曰：「骍骍角弓，息营切。」是骍自作觪，不作弲也。陆岂因说文名角弓为弲而误引与？不然则唐本说文与有异也。
译“曰弲，乌金反。”并没有引用这首诗。又查《说文解字》：“觲，角弓低卬便也。从〇，牛角。”《诗经》说：“骍骍角弓，息营切。”可见“骍”字本作“觪”，不作“弲”。陆德明难道是因为《说文解字》称角弓为“弲”而错误地引用了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唐代的《说文解字》版本与今本就有差异了。
孔疏谓角弓乃别是弓名，如今北人所用，于古亦应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弓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当矣。集传曰「角弓以角饰弓也」，恐非是。饰者以为美观，在既有弓之后耳。六材缺一则不成弓，角乃弓之体，何云饰邪？《尔雅》云「以金者谓之铣，以蜃者谓之珧【音姚】以玉者谓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饰弓两头，因取其类以为名」。然则弓之饰当以是三者，不闻用角也。又案《说文》「弧，木弓也」。「弴【都昆切】画弓也」。「弲，角弓也」。《尔雅》「无縁者谓之弭」，郭以为今之角弓，则角弓之别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见《诗》《雅》及《说文》，必古有此器。孔谓今北人所用，岂唐世华人已不用乎？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传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笺义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后日年老人亦将侮已也。朱传曰「谗人贪取爵位而不知其不胜任于义」，亦通。案杜少陵诗「老马为驹总不虚」，是自嘲其健，然虽老年亦如少壮时，盖亦有不量力之意。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与然少陵用事特防章耳。若诗之正解，则笺疏义吕记从古甚当。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教王以敬老之道也。笺云：「食老者，宜令之饱；饮老者，当度其所胜多少。」郑此语以释《诗》，虽惊俗，然善悉老人之情态矣。老人气衰，不能忍饥，亦不能多醉，曲体其情，斯为敬也。为人子者，尤不可不读此笺。
猱毛以为猨属。陆疏云：狝猴也。説文作夒，云贪兽也。一曰母猴。又云猴夒也。广雅云：猱狈【亲去切】狝猴也。史记索隠、汉书注引之意，皆与陆同。乐记注亦释獶【俗误作獶，猱同】为狝猴。案猨性静，猴性躁。乐记獶杂子女，正言侏儒倡优戯弄之态，必不取喻于静者矣。以猱为猴，当是也。猨猴二兽，形状相类，故毛以为猨属。孔申传云：猱乃猨猴之属，非即猨得之矣。尔雅郭注云：猱亦狝猴之类。又云：猱似狝猴而黄，则猱与猴别兽，与陆意异。汉书【相如传】顔注云：猱乃髙反，又音柔，即今所谓戎【亦作狨】皮可为鞍褥者【唐世以狨皮为鞍褥，贵贱通用，宋太宗始禁士庶不得乗狨毛暖坐，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即此兽也】戎音柔，声之转耳【今狨音戎】非狝猴也【如淳注引广雅，顔以为非】案狨色黄赤，故名金线狨。顔语正与郭合。埤雅因其説，遂以狨猱为一兽，而与猴各释，殆不然也。严缉云：猱即王孙，此与元恪疏同，当以为正。王孙，猴之别名也，亦名胡孙。汉王延夀有《王孙赋》，唐杜甫有《觅胡孙诗》，皆指狝猴。又案猱字，乐记作獶，史记相如传作蝚，当以説文夒字为正。説文云：从页已止，又其手足。徐▯曰：已止，皆象形。
雨雪瀌瀌，见睍曰消。笺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诛小人。刘向《灾异疏》引日：“诗亦同此义。”苏氏训为消释亲族之怨，因序有九族相怨语也。然谗邪摈黜，则亲睦自敦，怨恨之消释，意足咏之矣。吕记、严缉皆祖苏说，不如《集传》从古注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释经，不轻信其所疑，故《左传》引《诗》“我之懐矣，自贻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皆以为逸诗而说。《雄雉》《小明》《维天之命》三诗者，亦不用以为证。盖《诗》语多有相同，见存者尚然，即逸者可知矣。朱子据《战国防上天甚神，无自瘵也”之语，欲改《菀柳》诗“甚蹈”为“甚神”，恐非阙疑之道。
居以凶矜，吕记严缉，皆解为幽王所以自居，与式居、娄骄之居同，而引书惟厥攸居，语证之，以为古人论治乱，每言夫居，见君心之闗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诗本防正，未必然。郑云：王必罪我居，我于凶危之地，虽浅而寔得之，解古人语，正不必过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辨説云：「都人士序，盖用缁衣之误。」是不然。序纵非子夏作，然其来古矣。《缁衣》公孙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与大毛公俱六国人。毛公传《诗》序，尼子作《缁衣》，
译孔颖达疏认为“角弓”是另一种弓的名称，就像如今北方人所使用的，在古代也应该存在。如果《周礼·考工记》中弓人用六种材料制成弓，角只是六种材料之一，不能用来命名弓，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诗集传》说“角弓是用角装饰弓”，恐怕不对。装饰是为了美观，是在弓已经制成之后才有的。六种材料缺少一种就不能成弓，角是弓的主体，怎么能说是装饰呢？《尔雅》说“用金属装饰的叫铣，用蚌壳装饰的叫珧，用玉装饰的叫珪”。注解说“用金、蚌、玉装饰弓的两端，因此取这类材料来命名”。那么弓的装饰应当是这三种，没听说过用角装饰的。又查《说文解字》：“弧，木制的弓。”“弴，画着花纹的弓。”“弲，角制的弓。”《尔雅》说“没有弓弭的叫弭”，郭璞认为就是现在的角弓，那么角弓确实是另一种弓的名称，确实如此。但角弓见于《诗经》《尔雅》和《说文解字》，古代一定有这种器物。孔颖达说如今北方人所用，难道唐代汉族人已经不用了吗？老马反而被当作小马，不顾念后果。传文说“已经老了却被孩童轻慢”，郑玄笺注的意思也相同，都取轻侮老人的意思。说君王轻侮老人，不念及日后老人也将轻侮自己。朱熹《诗集传》说“谗佞之人贪图爵位而不知道自己在道义上不胜任”，也讲得通。查杜甫诗“老马为驹总不虚”，是自嘲自己身体强健，虽然年老却像少壮时一样，大概也有不量力之意。朱子的解释，大概是因杜甫而引申出来的，而杜甫用典特别谨慎。如果《诗经》的正解，那么郑玄笺注、孔颖达疏和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从古注的观点非常恰当。
像饮食应该让老人吃饱，像斟酒应该适量取用，这是教导君王敬老的方法。郑玄笺注说：“给老人食物，应该让他吃饱；给老人饮酒，应当估量他所能承受的数量。”郑玄这话用来解释《诗经》，虽然惊世骇俗，但非常详尽地体察了老人的情态。老人气力衰弱，不能忍受饥饿，也不能多喝醉酒，体贴他的情状，这才是尊敬。做儿女的，尤其不可不读这篇笺注。
猱毛认为是猿类。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是狝猴。《说文解字》写作“夒”，说是一种贪婪的野兽。另一种说法是母猴。又说猴就是夒。《广雅》说：猱狈是狝猴。《史记索隐》、《汉书》注引用的意思，都与陆德明相同。《乐记》注也将“獶”（俗误作“獶”，与“猱”同）解释为狝猴。查猿性静，猴性躁。《乐记》说獶混杂在子女中间，正是说侏儒倡优嬉戏玩弄的姿态，一定不会取喻于性静的猿。将猱认为是猴，应当是对的。猿猴两种野兽，形状相似，所以毛亨认为猱属于猿类。孔颖达申述传文说：猱是猿猴之类，并非就是猿，这就对了。《尔雅》郭璞注说：猱也是狝猴之类。又说：猱像狝猴但色黄，那么猱与猴是不同的野兽，与陆德明的意思不同。《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猱乃高反，又音柔，就是现在所说的戎（也作狨）皮，可以做鞍褥的（唐代用狨皮做鞍褥，贵贱通用，宋太宗才开始禁止士庶不得乘坐狨毛暖坐，见叶梦得《石林燕语》，就是这种野兽）。戎音柔，是声音的转变（现在狨音戎），不是狝猴（如淳注引用《广雅》，颜师古认为不对）。查狨颜色黄赤，所以名叫金线狨。颜师古的话正与郭璞相合。《埤雅》因为他的说法，于是将狨和猱当作一种野兽，而与猴分别解释，大概是不对的。严缉说：猱就是王孙，这与元恪的疏相同，应当以此为正。王孙，是猴的别名，也叫胡孙。汉王延寿有《王孙赋》，唐杜甫有《觅胡孙》诗，都指狝猴。又查“猱”字，《乐记》作“獶”，《史记》司马相如传作“蝚”，应当以《说文解字》的“夒”字为正。《说文解字》说：从页，已止，又其手足。徐锴说：已止，都是象形。
雨雪瀌瀌，见睍曰消。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以雪比喻小人，太阳能融化雪，比喻君王能诛杀小人。刘向《灾异疏》引用说：“《诗经》也有同样的意思。”苏氏解释为消释亲族之间的怨恨，因为序言中有九族相互怨恨的话。然而谗邪之人被排斥罢黜，那么亲睦自然就会敦厚，怨恨的消释，意思足以咏叹了。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严缉都祖述苏氏的说法，不如《诗集传》从古注来得得当。
菀柳
古人解释经典，不轻易相信自己的怀疑，所以《左传》引用《诗经》“我之懐矣，自贻伊戚”以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预都认为是逸诗而加以解说。《雄雉》《小明》《维天之命三首诗，也不用它们作为证据。大概《诗经》语句多有相同，现存尚且如此，那么逸失的就可以知道了。朱熹根据《战国策》“上天甚神，无自瘵也”的话，想要将《菀柳》诗的“甚蹈”改为“甚神”，恐怕不是阙疑的正确方法。
居以凶矜，吕祖谦、严缉，都解释为周幽王自我居处的态度，与“式居”、“娄骄”的“居”相同，而引用《尚书》“惟厥攸居”的话作为证据，认为古人论治乱，常常说到“居”，可见君主心意的关系重大，意思很美。然而这首诗本意是讽刺正事，未必如此。郑玄说：君王必定怪罪我居处，我处于凶危之地，虽然浅显但确实得到了要旨，解释古人的话，正不必过度追求深奥。
都人士
朱熹《辨说》说：“《都人士》的序，大概是用了《缁衣》序的错误。”这是不对的。序言纵然不是子夏所作，然而它的来源很古老。《缁衣》是公孙尼子作的。尼子是七十子之徒，与大毛公都是六国人。毛公作《诗》序，尼子作《缁衣》
孰先孰后，未可知也。何知非《缁衣》用序，而必为序用《缁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袭者甚多，《易》《诗》《书》皆圣经，亦徃徃有之。序所谓「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徳归壹」数语，当是先正遗言。《序》诗者与尼子各述所闻，着之于书耳。又《序》意，是举古之节俭，駮今之奢侈。朱传谓「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之盛美，而叹息之」，义不相同。若较论之，则《序》义长也。观《诗》篇所述，并非纷华绮靡之事，狐裘充耳，垂帯卷髪，皆平常之服饰也。台笠缁撮，尤俭朴之至也。春秋之世乱离更有加矣，冕弁裘服，琼玉笄珈之仪容，载于国风及左氏传者，尚灿然可观。岂西京之世反不得见乎？况举古之节俭以駮今之奢淫，方是圣人立训之意，所以为经也。若如集传之説，则直是萧后之述，炀帝宫女之説，▯宗耳。何闗于世教，而夫子録之哉？
译谁先谁后，难以确定。怎么知道不是《缁衣》引用了《序》，而一定是《序》引用了《缁衣》呢？古人文字互相沿袭的情况很多，《易》《诗》《书》都是经典，也常常如此。《序》中所说的“古时治理百姓的人，衣着不杂乱，举止有常度，以此来整齐民心，那么百姓的德行就会归于统一”这几句话，应当是古代贤者的遗言。《诗序》的作者和子夏各自陈述所听到的，记载在书中罢了。又，《序》的意思，是举出古代的节俭，来驳斥当今的奢侈。朱熹的《诗集传》说“战乱离散之后，人们不再见到昔日的盛大美好，因而叹息”，意义并不相同。如果加以比较讨论，那么《序》的义理更为深远。看《诗》篇所描述的，并非繁华绮丽的事情，狐皮袍子、充耳、垂带、卷发，都是平常的服饰。草帽、黑色头巾，更是极其俭朴。春秋时代战乱离散更加严重，冕冠、皮袍，以及琼玉发簪、玉饰的仪容，记载在《国风》和《左传》中的，尚且鲜明可观。难道西汉时代反而不能见到吗？况且举出古代的节俭来驳斥当今的奢靡淫逸，正是圣人确立教化的本意，所以能成为经典。如果按照《诗集传》的说法，那简直就是隋炀帝宠妃萧氏的叙述，或者是炀帝宫女的言论，不过是供人玩赏罢了。这与世间教化有什么关系，孔子又为什么要收录它呢？
古之所谓有徳者，必考其实，故称人之美徃徃举容服言行而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记曰：「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词；遂其词，则寔以君子之徳。」又曰：「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词，耻有其词而无其徳，耻有其徳而无其行。」徳藏于心，行见于事，故徳必騐之于事也。《孝经》论先王之法，《孟子》论尧桀之异，亦以服言行为言，虽不及容，而服足兼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黄黄，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归于周，行也。」与《表记》正相合。然容服言可饰于外，行不可矫于一时也，故行尤重焉。《集传》「行」读如字，「周」训镐京，误矣。称人之美，顾畧其所重乎？《左传》防十四年，君子引此诗以证楚子囊之忠【杜注：忠信为周】意正与毛传合【毛云：周忠信也】况以「周」为忠信，乃诗书之常训，何足为异，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笺疏，以士为庶民，严缉辨其误，而谓士与女对举，是贵贱之通称，当矣。源谓士之称，信可通于贵贱，但此诗所谓士，大率主贵者言耳。民望之目，充耳垂帯之饰，非士大夫不能当之。惟台笠缁撮，实为贱服。然《郊特牲》言蜡祭时，诸侯使者草笠而至【注：引此诗台笠】贡禽于大罗氏，所以尊野服，诸侯使者必士大夫也。《玉藻》云：「始冠缁布冠，自诸侯下逹，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时，贵贱皆缁布也。」然则台笠缁撮，一则因事而服之，一则初冠而服之，虽非贵者之常服，要亦有时而服焉，何必定指为庶民？况此诗中三章皆士女对举，女称君子，女则大家女也，女独举其贵，则不应士偏指其贱。郑以士为民者，徒见序「民徳归壹」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下称之，不专指庶民也。且诗所述言行服饰之美，正序所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长民者，何不可哉？
绸直如髪，传云「宻直如髪」也。笺云：其情性宻致，操行正直，如髪之本末无隆杀也。盖内宻而外正，又始终不渝，见女徳之盛耳。后儒贪取髪字立説，故求巧而反拙。朱传训为髪之美，既于如字难通。严缉用《解颐》《新语》説，谓此女之髻宻而且直，如其本髪，不为假髢以为髙髻，此亦未然。案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对士言。若如毛义，则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饰。若从郑説，则《绸直》咏其性行，《尹吉》称其氏族，《卷髪》美其仪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末章承帯髪之意而咏叹之，不与上三章一例也。朱传反谓以四章五章推之，当言髪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间于其中，何独不伦邪？况四章五章士言垂帯与女言卷髪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帯而言台笠缁撮邪？
彼君子女谓之尹吉。毛训尹为正。孔疏申之以为正直而嘉善。盖以性行言也。郑以谓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传读吉为姞【其乙切】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旧姓也。人见都人贵家之女咸谓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礼法其説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两家女子一称其氏一称其姓。文义不伦。且古者称妇人必有所系以别之。或系姓于諡庄姜定姒之类是也。或系姓于国韩姞秦姬之类是也。或系姓于字孟姜季姬之类是也。或系姓于氏则有举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姞之类是也。有举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栾祁之类是也。周之盛时必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贤着闻者。当时举妇人之贤辄云尹姞。故诗言谓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词犹曰彼大家女子有号为某人者云尔。尹乃少皥氏之后已姓。若并述两姓之女则当云已吉。
谓之尹吉，毕竟传义为是。二章绸直，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也。士徳之美，详于首章；女徳之美，详于二三章。美是人者，固宜详于徳矣。康成之《易》传，只因“谓之”二字不安耳。然尹正吉善是美徳谓之”云者，言人称其美徳如此，于文义何碍？况幽王时尹为太师，蹶为趣马，二氏正当盛时，其女子之都雅▯丽，岂必不如曩昔，而顾云不见哉？
我心
译古代所说的有德行的人，必定考察其实际表现，所以称赞他人的美德时，往往从仪容、服饰、言语、行为四个方面来说。因为这四者都有迹可循且可信。《礼记·表记》说：“君子穿着符合身份的服饰，就用君子的仪容来修饰；具备君子的仪容，就用君子的言辞来修饰；顺着君子的言辞，就用君子的德行来充实。”又说：“君子以穿着符合身份的服饰却没有相应的仪容为耻，以有仪容却没有相应的言辞为耻，以有言辞却没有相应的德行为耻，以有德行却没有相应的行为为耻。”德行蕴藏于心，行为表现于事务，所以德行一定要通过事务来验证。《孝经》论述先王的法度，《孟子》论述尧与桀的差异，也都是从服饰、言语、行为方面来说，虽然没提到仪容，但服饰足以涵盖仪容了。《诗经·郑风·都人士》第一章：“狐皮袍子黄灿灿，这是服饰。他的仪容不改常态，这是仪容。出言有章法，这是言语。行为归于忠信，这是行为。”这与《表记》完全吻合。然而仪容、服饰、言语可以在外表上修饰，行为却不能在短时间内矫饰，所以行为尤其重要。《诗集传》将“行”读作本字，将“周”解释为镐京，这是错误的。称赞他人的美德，难道可以忽略其所重视的内容吗？《左传》宣公十四年，君子引用这首诗来证明楚子囊的忠诚【杜预注：忠信就是周】，意思正与毛亨的传注相合【毛亨说：周就是忠信】况且将“周”解释为忠信，是《诗经》《尚书》中的常见训释，有什么可奇怪的，一定要改换它呢？
《诗经·郑风·都人士》的笺注和疏证，将“士”解释为庶民，严缉辨析其错误，认为“士”与“女”对举，是贵贱的通称，这是对的。源氏认为“士”这个称呼，确实可以通用于贵贱，但这首诗所说的“士”，大体上主要指尊贵的人而言。民众仰望的目光，充耳、垂带等装饰，不是士大夫不能担当的。只有台笠、缁撮，确实是卑贱者的服饰。然而《礼记·郊特牲》说蜡祭时，诸侯的使者戴着草笠到来【注：引用此诗的台笠】向大罗氏进贡禽鸟，以此来尊重野外的服饰，诸侯的使者必定是士大夫。《礼记·玉藻》说：“刚开始行冠礼时戴缁布冠，从诸侯向下普及，冠坏了就扔掉，那么在没坏的时候，贵贱都戴缁布冠。”那么台笠、缁撮，一种是因为特定事务而穿戴，一种是因为刚行冠礼而穿戴，虽然不是尊贵者的常服，但也偶尔会穿戴，何必一定指定为庶民呢？况且这首诗中三章都是士与女对举，女被称为君子，女就是大家闺秀，女只举其尊贵的一面，那么就不应该士偏指其卑贱的一面。郑玄将士解释为民，只是看到了序言中“民德归壹”的文字，不知道古人说民，也通用于上下称呼，不专指庶民。而且诗中所描述的言行服饰之美，正是序言所说的“衣服不贰，从容有常”，如果把五章都理解为指代治理民众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呢？
“绸直如发”，毛亨传注说“紧密正直像头发一样”。郑玄笺注说：他的性情紧密细致，操行正直，像头发的根梢没有隆起和削杀一样。大概是内在紧密而外在正直，又始终不渝，显示出女子德行的盛大。后来的儒者贪图取用“发”字来立论，所以追求巧妙反而显得笨拙。朱熹《诗集传》将“发”解释为头发的美，既然在“如”字上难以通顺。严缉采用《解颐》《新语》的说法，认为这是说女子的发髻紧密而且直，像她的本发，不假借假发来做成高髻，这也未必正确。考察这篇诗除了首章之外，下面四章都是以女对士而言。如果按照毛亨的意思，那么第二、三章都说性情行为，第四、五章都说仪容装饰。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绸直》咏叹其性情行为，《尹吉》称颂其氏族，《卷发》赞美其仪容，三章的意思各有指向。末章承接带发的意思而咏叹，不与上面三章同类。朱熹《诗集传》反而说根据第四、五章推论，应当说头发的美，却不知道《尹吉》一章夹杂其中，为什么唯独它不协调呢？况且第四、五章士说垂带与女说卷发相同，这一章的士为什么不说垂带而说台笠缁撮呢？
那都城中的人称女子为尹吉。毛亨将“尹”解释为正。孔颖达疏证引申为正直而嘉善。大概是从性情行为方面来说的。郑玄认为这两个字是指成事而言。所以《易传》将“吉”读作“姞”【音乙】，尹氏、姞氏是周室婚姻的旧姓。人们看见都城中贵家女子，都称她们为尹氏、姞氏的女儿。说她们有礼法，这种说法也通。但是尹是氏，姞是姓。两家女子一个称其氏，一个称其姓。文义不协调。而且古代称呼妇人必定有所系属以区别。或者系姓于谥号，如庄姜、定姒之类；或者系姓于国名，如韩姞、秦姬之类；或者系姓于字，如孟姜、季姬之类；或者系姓于氏，有举其父母家之氏的，如狐姬、孔姞之类；有举其夫家之氏的，如夏姬、栾祁之类。周朝兴盛时，必定有姞姓的女子嫁于尹氏而以贤德著称的。当时举荐妇人的贤德，就说尹姞。所以诗中说“谓之”，明确是本来有这个人而指称她的词，就像说那大家女子有号为某人的一样。尹是少皥氏的后代，姓己。如果并述两姓的女子，就应当说己吉。
“谓之尹吉”，终究传注的意思是对的。第二章绸直，第三章尹吉，都说性情行为的美。士德的美，详细在首章；女德的美，详细在第二、三章。赞美人的，本来应当详细在德行。康成的《易传》，只是因为“谓之”二字不安。然而尹正吉善是美德，“谓之”云云，是说人们称其美德如此，在文义上有什么妨碍？况且幽王时尹为太师，蹶为趣马（应为“蹶”或相关官职，此处依原文），二氏正当兴盛时，其女子之都雅美丽，难道一定不如往昔，而说不见吗？
我的心
苑结。苑本作蕴。説文云：从草，温声，于粉切。引左传：蕴利生孽，积也，又滞也，诎也。俗作蕰，易作緼。此诗“苑结”及《礼运》“大积焉而不苑”，皆作苑。《诗》释文：于粉切，徐音郁，又于既反。《礼》释文：于粉反。《桧素冠》“蕴结”释文亦纡粉反。当以此反为正矣。又《荀子》作“宛”曰：“富有天下而无宛财，匪伊垂之帯则有余，匪伊卷之髪则有旟。”笺云：帯于礼自当有余，髪于礼自当有旟。可见一衣帯之微，一笄总之末，皆有礼法存焉。而古《王制》礼之严，都人守礼之恪，俱隠然于言外。诗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闗于人心世教也。苏氏曰：古之为容者，以其自然而非强之，是恶知礼意？然犹有不致饰之义焉。朱传曰：自然闲美，不假修饰，则直为艶体之佳句矣。
译苑结。“苑”字原本作“蕴”。《说文解字》说：从草部，温声，音于粉切。引用《左传》：“蕴利生孽”，意思是积聚，又指停滞，也指屈曲。俗体写作“蕰”，《易经》中写作“緼”。此诗中的“苑结”以及《礼运》中的“大积焉而不苑”，都写作“苑”。《诗经》释文注音为于粉切，徐邈音郁，又音于既反。《礼记》释文注音为于粉反。《桧风·素冠》中“蕴结”的释文也注音为纡粉反。应当以这个反切为正音。又《荀子》中写作“宛”，说：“富有天下而没有积聚的财物，不是他垂下的衣带就有多余，不是他卷起的头发就有旌旗。”郑玄笺注说：衣带按礼制本来应当有多余，头发按礼制本来应当有旌旗（指发饰）。可见即使是一衣一带这样微小的细节，一笄一总这样末节的小事，都蕴含着礼法。而古《王制》中礼制的严正，都人遵守礼制的恭敬，都隐含在言外。诗人追思古意就是这样，所以关乎人心和世间的教化。苏氏说：古人讲究仪容，是顺应自然而不是勉强为之，这怎么知道礼的本意呢？然而其中还有不刻意修饰的意义。朱熹传注说：自然闲适美好，不假借修饰，那就直接成为艳丽辞藻中的佳句了。
采绿
小序云：「刺怨旷也」。盖谓刺时之多怨旷耳。征役过时，王政之失，故复申言之。云「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则「刺怨旷者」正刺幽王也。郑氏不防序意，释之曰：「讥其不但忧思而已，欲从君子于外，非礼也。」此误矣。韔弓纶防，特托为此语，以形容其必至之情，岂真谓欲从行哉？况刺诗之作，必有闗于王政之盛衰，民风之美恶，故圣人録之，以为后世之永鉴。乃区区与一里巷妇人较论得失，何陋也？朱子辨説，谓此怨旷者自作，非人刺之。駮序与遵序异，而误解序意则同。又谓非有刺于上，则害义尤甚。征役频兴，室家暌隔，民生愁困，谁实使然？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犹云非刺，则是君子于民，竟可秦越视也？而元后父母不反，为妄语矣乎？
蓝笺云染草也。案其种有五：菘蓝，堪染青；蓼蓝，堪染碧；惟马蓝可作淀。三者华实相同，而叶小异。蓼蓝叶如蓼，菘蓝叶如白菘，马蓝叶如苦荬。其华赤，子如蓼，则一也。蓼蓝岁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马蓝见《尔雅》，郭氏谓之大叶冬蓝。《小雅》“采蓝”，不知何蓝也？又有吴蓝、木蓝，与诸蓝不同，而皆堪作淀。
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传云：“妇人五日一御。”疏申其意，以为举近以见逺。五日为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犹以为恨，况日月长逺乎？此解优矣。郑以五日一御是诸侯之制，庶人无此礼，故改训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诗者借礼为言端耳，岂实采蓝妇乎？朱传曰：“五日为期，去时之约也。”逺行而约以五日归，恐无此理。传云“詹”至也，《尔雅·释诂》同。案“詹”训多言至，乃借也。然义出《雅》传，亦云古矣，不误也。朱传曰：“詹与瞻同”，则吾未敢信。瞻借詹虽《史记》有之【周本纪】然“至”义自通，不必改训。况诗中“瞻”字甚多，何《采蓝》《閟宫》二篇独去目旁哉？
韔弓纶防笺疏以为妇人因夫不归悔当时不与之俱徃此必无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诗者探其情而言之耳后儒以妨于义改训为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説可通而趣较短少陵新婚别曰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盖本此笺疏义斯善于偷意者与
黍苖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后有桓公，召公之后有穆公，皆克绍先烈。周公虽元勲，其子孙不及也。然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贞劳勚，尤非桓公所得比。骤諌厉王，又脱宣王于难，而以子代之。及王立，复为之平淮夷，城谢邑。上能宣布王徳，下能慰安众心。穆公先朝旧臣，年髙望重，尽悴国事，不敢告劳，真无忝厥祖矣。故当时既咏其事，而奕世之后犹歌思不忘，有《黍苖》之篇也。皇父作都于向，莱民之田彻，民之屋虽由幽王之闇，然使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则任辇车牛必有其制，告成归处必有其期，何至大为民患哉？此《黍苖》篇不独刺王，又刺其大臣也。序云：人主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诗指良然。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毛郑分为四事。云有负任者，有挽辇者，有将车者，有牵傍【去声】牛者。驾车之牛在辕中，此将车者事，所谓“我车”也。其在辕外者，须人在首牵之，在旁傍之，所谓“我牛”也。集传“易我牛”之训曰：“牛所以驾大车也”，岂以“我车”为驾马乎？案郑氏“牵傍”之説，本于《周礼·牛人》及《罪▯》之文，诗疏引之，有明徴矣，焉用更新乎？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独原隰最利于人。案《尔雅》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下湿】平也【大野】原也【广平】陆也【髙平】阜也【大陆】陵也【大阜】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莱污，即险陗硗确，非树艺之地。原也【可食者】阪也【陂者】隰也【下者】三者髙下不同，皆可种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见，而可食不可食异焉。《公羊传》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麦”，此可食者也。孔谓原隰最利于人，亦指斯土。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疆理所独详也。故《周礼》夏官之属设邍【古“原”字从辵从备从录，
译《采绿》
《小序》说：“这是讽刺怨旷之情的。”大概是指讽刺当时怨旷现象太多罢了。征发徭役超过了时限，是王政的失误，所以再次申说。说“幽王之时多怨旷”，那么“讽刺怨旷”正是讽刺幽王。郑玄不遵循《小序》的本意，解释说：“讥讽她不仅只是忧愁思念，还想跟随君子到外面去，这是不合礼法的。”这是错误的。韔弓纶防，不过是借这些话，来形容她必然产生的情感，难道真的说她想跟随出征吗？况且讽刺诗的创作，必定关乎王政的盛衰，民风的美恶，所以圣人收录它，作为后世的永久鉴戒。竟然去跟一个里巷妇人计较得失，多么浅陋啊？朱熹在《辨说》中认为，这怨旷之情是妇人自己产生的，不是别人讽刺她。驳斥《小序》与遵循《小序》不同，但误解《小序》本意则相同。又说没有对上级进行讽刺，那么危害道义更加严重。征发徭役频繁兴起，家庭离散，百姓愁苦困顿，是谁造成的呢？上级失去正道，不言而喻。还说不是讽刺，那么君子对百姓，竟然可以像秦越之人那样漠不关心吗？而元首父母不反省，难道不是妄语吗？
蓝笺说：蓝草是用来染色的。查考它的种类有五种：菘蓝，可以染青色；蓼蓝，可以染碧色；只有马蓝可以制作靛青。这三者花和果实相同，而叶子略有差异。蓼蓝的叶子像蓼，菘蓝的叶子像白菜，马蓝的叶子像苦荬。它们的花是红色的，种子像蓼，则是一样的。蓼蓝一年可以收割三次，所以《月令》中仲夏有禁令。马蓝见于《尔雅》，郭璞称之为大叶冬蓝。《小雅》中的“采蓝”，不知道是哪一种蓝？又有吴蓝、木蓝，与其他蓝草不同，但都可以制作靛青。
五日为期，六日不詹。《传》说：“妇人五日一御。”《疏》申述其意，认为举近以见远。五日是御的期限，到了第六天还没到，尚且以为遗憾，何况日月长远呢？这个解释很好。郑玄认为五日一御是诸侯的制度，庶民没有这种礼，所以改解释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却不知道作诗者是借礼作为言说的开端罢了，难道真的是采蓝的妇人吗？朱熹《传》说：“五日为期，是离开时约定的日子。”远行而约定五日回来，恐怕没有这种道理。《传》说“詹”是至的意思，《尔雅·释诂》相同。查考“詹”训多言至，是假借。但义出《雅》《传》，也说古了，不错误。朱熹《传》说：“詹与瞻同”，则我不敢相信。瞻借詹虽然《史记》【周本纪】有之，但“至”义自通，不必改训。况且诗中“瞻”字很多，为什么《采蓝》《閟宫》两篇独独去掉目旁呢？
韔弓纶防，《笺》《疏》认为妇人因丈夫不归，后悔当时不与他一起前往，这必定没有的事，但或有这种情。作诗者探其情而言之罢了。后儒以妨碍于义，改训为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说可通而趣较短。少陵《新婚别》曰：“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盖本此《笺》《疏》义，斯善于偷意者与。
《黍苗》
周家十臣，只有太公之后有桓公，召公之后有穆公都能继承先烈的功业。周公虽然是元勋，其子孙不及他们。然而穆公一心王室，忠贞劳苦，尤其不是桓公所能比的。骤谏厉王，又救宣王于难，而以子代之。等到王即位，又为他平定淮夷，修筑谢邑。上能宣布王德，下能慰安众心。穆公是先朝旧臣，年高望重，为国事憔悴，不敢告劳，真是不辜负祖先了。所以当时既咏其事，而世代之后犹歌思不忘，有《黍苗》之篇。皇父在向地建都，莱民之田被彻底征用，民之屋虽由幽王之昏暗，然而使得大臣如穆公者监督其役，那么任辇车牛必有其制，告成归期必有其期，何至于大为民患呢？此《黍苗》篇不独刺王，又刺其大臣。《序》云：人主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使召伯之职，诗指良然。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郑玄分为四事。说有负任者，有挽辇者，有驾车者，有牵傍牛者。驾车之牛在辕中，这是驾车者的事，所谓“我车”也。其在辕外的，须人在首牵之，在旁傍之，所谓我牛也。《集传》“易我牛”之训曰：“牛是用来驾大车的”，难道以“我车”为驾马吗？查考郑氏“牵傍”之说，本于《周礼·牛人》及《职方》之文，诗疏引之，有明征矣，焉用更新乎？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独原隰最利于人。查考《尔雅》有十土，其可食的三：隰也【下湿】平也【大原】原也【广平】陆也【高平】阜也【大陆】陵也【大阜】也【大陵】七者非沮洳污秽，即险硗确，非树艺之地。原也【可食的】阪也【陂者】隰也【下的】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种而食。原隰之名共出现两次，而可食不可食不同。《公羊传》何休注云：“原适宜粟，隰适宜麦”，这是可食的。孔谓原隰最利于人，也是指这土地。
原隰阪皆可食，而原隰尤其有利。先王疆理所独详也。所以《周礼》夏官之属设邍【原字古从辵从备从录，
自《尔雅》变为“原”，而“原泉”字加水旁为“源】师，以辨其名，而诗人咏之尤多。然《尔雅》有两“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并见于诗，异寔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诗有兼言原隰者曰：“于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畇畇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独言原者曰：“脊令在原”，曰“至于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膴膴”，曰“度其鲜原”，曰“于胥斯原”，曰“复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独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则有泮”，曰“隰有荷华”，隰有游龙，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杻”，隰有杨，曰“隰有六驳”，隰有树檖，曰“隰有杞桋”，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苌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尔雅》两“原隰”合而论之，曽孙之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刘之所度，其为可食之原隰无疑。至《皇华》喻使臣，《常棣》喻兄弟，则用以托兴，不过广平下隰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采，《緜》诗之周原董茶如饴。文王之迁丰，公刘之迁豳，将欲建国立都，垦田艺谷，其所营度相视，必非墝膌【俗瘠】之塲。邶、唐、秦三风及《小雅》二诗各着隰之所产，榆、杻、杨、駮及赤梀【桑谷切，即桋，可为车辋】俱材木也。桑可饲蚕，大苦【苓】枸檵【杞】可入药，檖、栗有实可防，亦嘉植也。而《载芟》之隰畛则千耦聚而耘焉。此六原十三隰定是可食之土。至于《常棣》之原，禽鸟所栖；《六月》之原，戎马所驰；《吉日》之原，射猎所向，必非稼穑之地。卫隰则有泮【郑读为畔】其中必潴水，郑之荷花、游龙，水草也。桧之羊桃【即苌楚】蔓草也，而隰生焉，则亦沮洳泽障而已。
译自从《尔雅》将“原”解释为水源，而“原泉”二字加上水旁成为“源”字，用来辨别其名称，诗人吟咏这类题材的就特别多。然而《尔雅》中有两种“原隰”，一种可以种植粮食，一种不能种植粮食，两者都出现在《诗经》中，实质不同却名称相同，不能不加以辨别。查考《诗经》中同时提到原隰的有：“于彼原隰”，“原隰裒矣”，“畇畇原隰”，“原隰既平”，“度其隰原有”；单独提到原的有：“脊令在原”，“至于太原”，“瞻彼中原”，“中原有菽”，“周原膴膴”，“度其鲜原”，“于胥斯原”，“复降在原”，“瞻彼溥原”；单独提到隰的有：“隰有苓”，“隰则有泮”，“隰有荷华”，“隰有游龙”，“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说“隰有杻”，“隰有杨”，“隰有六驳”，“隰有树檖”，“隰有杞桋”，“徂隰徂畛”，“隰有苌楚”，“隰桑有啊”的各三处。现在将《尔雅》中的两种“原隰”合并来论述，曾孙所耕种的田地，召伯所平整的土地，公刘所勘察的地方，无疑是可种植粮食的原隰。至于《皇华》用来比喻使臣，《常棣》用来比喻兄弟，则是用来寄托兴味，不过是广阔平坦低湿之地的通称罢了。《小宛》中的中原有菽可以采摘，《緜》诗中的周原董茶如饴般甘甜。文王迁都丰邑，公刘迁都豳地，将要建立国家设立都城，开垦田地种植谷物，他们所经营规划考察的地方，必定不是贫瘠的土地。邶、唐、秦三地的民歌以及《小雅》中的两首诗各自记载了隰地所产的作物，榆、杻、杨、驳以及赤梀（音桑谷切，即桋，可做车轮外框）都是木材。桑树可以养蚕，大苦（即苓）、枸檵（即杞）可以入药，檖、栗有果实可以食用，也是优良的植物。而《载芟》中的隰地和田界则成千对农夫聚集在那里除草。这六处原、十三处隰确定是可以种植粮食的土地。至于《常棣》中的原，是禽鸟栖息的地方；《六月》中的原，是戎马奔驰的地方；《吉日》中的原，是射猎的目标，必定不是耕种庄稼的地方。卫地的隰地则有泮（郑玄读为畔），其中必定积水，郑地的荷花、游龙，是水生植物。桧地的羊桃（即苌楚）是蔓生草，生长在隰地，那么也只是低湿沼泽之地罢了。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犹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隠居而能广桑麻之利，如君子在野而能着防庇之功。周虽衰，尚多贤矣。惜幽荘两王皆弃而不用也。此西周之所以东，而东周之不复西也。虽然，隰桑诗音节略与风雨同，使编入国风，朱子定以为淫词矣。
诗中“遐”字，《集传》多训为“何”，宗表《记》郑注也。表《记》引《隰桑》“遐不谓矣”，“遐”作“瑕”，郑曰：“瑕之言胡，谓犹告也。”此觧明顺，故朱子用以释此诗，并及他诗“遐”“瑕”二字。然郑先注《记》，后笺《诗》，笺《诗》时往往改其前说，所见必有进，不应徒执其旧觧也。吕记释此以为欲进其忠告于君子，此又用《左传》杜注也。《左传》郑伯享赵孟，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防二十八年】杜注云：“武欲子产之见规诲。”东莱之説本于此矣。然玩诗语及郑笺，并无规诲意，惟笺未引《论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二语，疏申其意，谓彼以中心善之，不能无诲；此则中心善之心，不能忘其义略同，故引以为騐。杜见忠诲与“谓”相近，故有规诲之説。不知郑本训“谓”为勤，不以“诲”证“谓”也。元凯虽左癖，而疏于《诗》矣。郑引《论语》既贻误于杜，杜注《左传》又贻误于吕，千余年未有能辨其故者。源又谓孔疏申笺，亦未得笺意也。郑训“谓”为勤，勤与“劳”同义【释诂“劳”“谓”皆训“勤】论语》言“爱之则必劳来之【孔安国《论语》注：“人有所爱，则必劳来之。”郑应用孔説】诗》言“爱之则必勤思之”，语意相符，故郑引之以证“不谓”，非证“不忘”也。意在“忘劳”，不在忠诲也。
中心藏之，郑▯、王肃皆训藏为善【郑説见笺，王説见表记疏。然诗释文云：藏，王才郎反，则肃不训善，与礼记同意。诗释文所谓王，或非肃乎】盖古止有臧字，后人始加草。故汉书藏皆作臧，当时诗字必作臧，故训为善也。然臧字兼藏义，亦可训匿。观孝经引此诗注云：「爱君之念，恒藏心中。」晋孙秀举此诗以答潘岳，亦作藏匿觧。可知故表记皇氏疏亦训包藏。
白华
序以此诗为周人作，正如《小弁》诗是太子傅作耳。朱传指为申后自作，不知何据。后世《长门赋》《明君词》皆出文人手，何尝自作乎？
滮池北流传，云滮流貌。笺云：丰镐之间水北流。説文作淲，云水流貌，皆不以滮池为水名。水经注云：滮池水出镐池西而北流入于镐【注：镐字皆作鄗】则实有滮池之水矣。案丰在西，镐在东，滮池在镐西，正丰镐之间也。后人因笺语，遂取水之在丰镐间而北流者，名之以滮池云尔。凡后世地名与经语合者，率皆此类。水经注又云：毛诗曰滮流貌，而世传以为水名，盖亦同鄙意。
鹙似鹤而清浊不同，所谓秃鹙也，亦名扶老，善与人鬬，脯脩食之，益人气力，走及奔马。近世《本草纲目》据景焕《闲谈》及环氏《吴纪》，谓海鸟爰居即此禽，误矣。秃鹙咏于诗，又人所尝见，臧文仲闻人也，何至不识而祀之乎？鸳鸯戢翼，取隂阳相下义，义本《尔雅》，又与《易》男下女意相合，此笺疏之觧，信而有徴者也。朱子宗横渠之説，以不失其常释之。
緜蛮
辨説讥緜蛮序，近世郝仲舆敬駮其误，至详确矣【説见通义】又谓集传释此诗，皆为鸟言，不成文义，尤为笃论。案诗之托为鸟言者，必如防鸮篇则可。彼云“彻土”、“云捋茶”、“云予羽”、“云予尾”，以为鸟自谓，宜也。此诗之教诲车载，岂鸟之所望于人哉？
毛传云「緜蛮，小鸟貌」。韩诗薛君章句云「緜蛮，文貌」。语虽小异，其为貌而非声，则同。朱传以为鸟声，本于刘执中彝，殆臆説也。案黄鸟、仓庚，一禽也。其见于诗曰「睍睆」，曰「熠燿」，目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蛮」，指其形也。其以声音著者，惟《葛覃》、《出车》两诗，俱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鸣」，不言如何鸣也。《凯风》云「好音」，不知如何好
译隰桑
《隰桑》这首诗思念君子，就像《丘中有麻》思念留子一样。留子隐居却能推广桑麻的利益，如同君子在民间却能彰显防护庇护的功绩。周朝虽然衰微，但贤人还是很多。可惜周幽王、周庄王都抛弃他们而不任用。这就是西周之所以东迁，而东周不再返回西边的原因。虽然如此，《隰桑》这首诗的音节大致与《风雨》相同，如果编入《国风》，朱熹一定把它定为淫词了。
诗中“遐”字，《诗集传》多解释为“何”，这是依据《礼记·表记》中郑玄的注。《表记》引用《隰桑》“遐不谓矣”一句，“遐”字写作“瑕”，郑玄说：“‘瑕’的意思就是‘胡’（何），‘谓’就是‘告’。”这种解释明白通顺，所以朱熹用它来解释这首诗，并推广到其他诗中“遐”、“瑕”二字。然而郑玄先注《礼记》，后笺《诗经》，在笺注《诗经》时往往改变他以前的说法，见解必定有进步，不应该仅仅拘泥于他旧的解释。吕祖谦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解释这句诗，认为是想要向君子进献忠告，这又是采用《左传》杜预的注。《左传》记载郑伯宴请赵孟，子产赋《隰桑》这首诗，赵孟说：“武请求接受它的卒章。”【《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杜预注说：“赵武想要子产对他进行规劝教诲。”吕祖谦的说法本于此。然而玩味诗句以及郑玄的笺注，并没有规劝教诲的意思，只是郑玄笺注没有引用《论语》中“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这两句话，疏证申述其意，说那个人内心善视他，不能没有教诲；这里则是内心善视的心，不能忘记，意义大致相同，所以引用作为验证。杜预看到“忠诲”与“谓”相近，所以有规劝教诲的说法。不知道郑玄本来解释“谓”为“勤”，并不用“诲”来证明“谓”。杜预虽然有偏信《左传》的毛病，但在《诗经》上却疏忽了。郑玄引用《论语》既误导了杜预，杜预注《左传》又误导了吕祖谦，一千多年来没有人能辨别其中的缘故。源头又说孔颖达疏证申述郑玄笺注，也没有得到郑玄笺注的真意。郑玄解释“谓”为“勤”，“勤”与“劳”同义【《尔雅·释诂》中“劳”、“谓”都解释为“勤”】，《论语》说“爱他则必定慰劳他”【孔安国《论语》注：“人有所爱的人，则必定慰劳他。”郑玄应该采用孔安国的说法】，《诗经》说“爱他则必定勤勉地思念他”，语意相符，所以郑玄引用它来证明“不谓”，而不是证明“不忘”。意思在于“忘劳”，不在于忠告教诲。
“中心藏之”，郑玄、王肃都把“藏”解释为“善”【郑玄的说法见于笺注，王肃的说法见于《表记》疏。然而《诗经》释文说：藏，王肃读作才郎反，那么王肃不解释为善，与《礼记》意思相同。《诗经》释文所说的王，或许不是王肃吧】。大概古代只有“臧”字，后人才开始加上草字头。所以《汉书》中的“藏”都写作“臧”，当时《诗经》的字必定写作“臧”，所以解释为“善”。然而“臧”字兼有“藏”的意思，也可以解释为“匿”。看《孝经》引用这首诗的注说：“爱戴君主的念头，恒常藏在心中。”晋代孙秀举出这首诗来回答潘岳，也作藏匿解释。可知《表记》皇侃的疏也解释为包藏。
白华
《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周人作的，正如《小弁》是太子傅所作一样。朱熹《诗集传》指出是申后自己作的，不知道根据什么。后世的《长门赋》、《明君词》都出自文人之手，何尝是当事人自己作的呢？
“滮池北流”，流传的说法认为“滮”是水流的样子。郑玄笺注说：丰京和镐京之间的水向北流。《说文解字》写作“淲”，说水流的样子，都不把“滮池”当作水名。《水经注》说：滮池水出自镐池西边而向北流入镐池【注：镐字都写作鄗】，那么确实有滮池的水了。考察丰京在西，镐京在东，滮池在镐京西边，正好在丰镐之间。后人因为郑玄笺注的话，于是取丰镐之间向北流的水，命名为滮池罢了。凡是后世地名与经典语句相合的，大抵都是这类情况。《水经注》又说：《毛诗》说“滮”是水流的样子，而世人传说它是水名，大概也和我鄙人的意思相同。
鹙像鹤但清浊不同，就是所谓的秃鹙，也叫扶老，善于与人搏斗，做成干肉吃，能增加人的气力，奔跑能追上马。近世《本草纲目》依据景焕《闲谈》和环氏《吴纪》，说海鸟爰居就是这种鸟，错了。秃鹙被咏于《诗经》，又是人们曾经见过的，臧文仲是闻人，怎么至于不认识而祭祀它呢？鸳鸯收敛翅膀，取阴阳相下的意义，意义本于《尔雅》，又与《易经》中男下女的意念相合，这是笺注和疏证的解释，确实有证据的。朱熹宗奉张载（横渠）的说法，用不失其常来解释它。
緜蛮
《辨说》讥讽《緜蛮》的《诗序》，近世郝敬（仲舆）驳斥其错误，非常详细确切【说法见于《通义》】。又说《诗集传》解释这首诗，都当作鸟说的话，不成文义，尤为确切的议论。考察《诗经》中假托为鸟语的，必定像《鸱鸮》篇那样才可以。那首诗说“彻土”、“云捋茶”、“云予羽毛”、“云予尾巴”，认为是鸟自称，是适宜的。这首诗中教诲车载，难道是鸟所希望于人吗？
《毛传》说“緜蛮，小鸟的样子”。《韩诗》薛君章句说“緜蛮，文采的样子”。话语虽然略有差异，但认为是样子而不是声音，则相同。朱熹《诗集传》认为是鸟的声音，本于刘执中（彝），大概是臆测之说。考察黄鸟、仓庚，是同一种鸟。它在《诗经》中出现时，说“睍睆”，说“熠燿”，是看它的颜色。说“交交”，说“緜蛮”，是指它的形体。以声音著称的，只有《葛覃》、《出车》两首诗，都说“喈喈”罢了。《七月》说“有鸣”，不说怎么鸣。《凯风》说“好音”，不知道怎么好
未事而教，之事至而诲之。郑因经教诲异文，故为此分释耳。其实教诲一义也。序云：“饮食教载，则言教而诲在其中矣。”
瓠叶
瓠叶》后序言：幽王弃礼，故有牲牢饔饩而不肻用。华谷申之以为观宾之初筵。幽王乃宴饮之过，故此诗极陈简俭之意，似矣。然《頍弁》诗言王有防酒嘉肴，不以宴其亲族，则与此序意正相合也。况《宾之初筵》刺其沈湎淫佚，非刺其奢也。盖幽王所与宴饮皆匪人狎客耳，至于嘉宾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饮之时，惟有载号载呶，乱我笾豆而已。至于一献百拜之仪，又其所畏而不欲行也。《宾筵》诗刺其越礼，《瓠叶》诗刺其废礼。惟越礼则废礼愈甚，牲牢饔饩所以行礼也，宜其不肻用矣。后序之言，讵为过乎？
瓠壶同类而微别。瓠形长，壶体圜也。《豳风》“断壶”落其寔也；《小雅》“瓠叶”烹其叶也。一为农夫之食，一为庶人之菜，其用等耳。孔疏引《七月》以证《瓠叶》，云：“彼虽壶体，与此为类，明亦农夫之菜。”
瓠叶篇》言庶人饮酒事耳，然可以观礼焉。为酒本以燕宾，先与父兄室人酌而尝之，亲亲也。用瓠葅，俭也。宾至，加以▯羞，备献酢醻之仪，物俭而礼重也，敬宾也。笺谓礼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礼立宾主为酌名。夫饮酒所以行礼，庶人能行礼，故称君子。彼醉而伐徳者，小人而已矣。案古者教民必以徳行道艺，故庶人皆知礼有士行。《诗》所言乃纪其实也，成周风俗之美，于此可见。
渐渐之石
渐渐之石》序云：「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帅东征。」《苕之华》序云：「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何草不黄》序云：「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三序所言，乃一时之事，而不见于史，此可补其阙矣。春秋之世，处处皆有戎狄，灭卫伐邢，病燕。《公羊传》谓「中国不絶若线【僖四年】頼齐晋之霸，稍攘除之。幽王时，正其蠢动之初，与然周之一代，寔与戎狄相终始。自古公避狄以来，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猃狁。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镐，翟人侵岐，又败于犬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太原之戎。至厉王之末，而猃狁、蛮荆、徐夷、淮戎皆叛。宣王中兴，四出征伐，仅克底定，然其末年竟有千亩之败，继以幽王之昬暗，逮骊山祸作，而周辙遂东矣。盖三代以前，戎狄错处中华，故为患最剧。孔安国《书传》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传闻应不谬。王肃谓「自纣时戎狄始错处中国」，则未必然。案《禹贡》「淮夷、嵎夷、岛夷、莱夷、西戎」之类，皆在九州境内。后稷子不窋窜徙戎狄，即豳地也。此皆虞夏之世中华之有戎狄，其来逺矣。大抵开辟以来，风气古朴，深山险水，王者声灵未能徧及，戎狄啸处其间，如今楚粤箐峒中有蛮獠耳。乗诸夏之式微时，出为防，王者兴则讨平之，如《采薇》、《出车》及宣王诸诗所咏是也。无王者则狼噬豕突，无所顾忌，中国坐受其敝，而《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之诗作矣。又案周秦皆都于雍，其被戎患亦略同。秦大丘、大雒之族没于西戎，秦仲复为戎所杀，子庄公破戎，孙世父伐戎被获，防公又伐之。自周辙东，而雍之戎患，秦独当之矣。三诗序所指，其周秦兴灭之闗纽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兴，亦以之亾，而秦复以之兴。兴亾之故，不在戎矣。
渐渐之石三章，毛传本不言兴。郑、王、孙三家述毛，皆以兴释之。将戎狄、荆舒分配诗词説各不同【郑以上二章上二句为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为荆舒不至，每章下二句为东征，王孙以每章上四句为戎狄叛，下二句为荆舒不至，东征总六句而言】多支离穿凿，俱非毛指。况经止言东征，序本用兵之由，故并举戎狄与荆舒耳。必欲分裂经文配此二役，不太牵合乎？诗止言道涂之险峻，防渉之劳苦，直是
译事情未发生时就进行教导，事情发生了才去告诫。郑玄依据经文对“教”与“诲”的不同文字进行解释，所以对此作了分别阐释。其实“教”与“诲”是一个意思。《序》说：“饮食中包含了教导，那么‘诲’也就包含在‘教’之中了。”
《瓠叶》
《瓠叶》后序说：周幽王抛弃礼制，所以虽然有牺牲和熟食，却不愿意使用。华谷申认为这是为了对照《宾之初筵》。幽王确实是宴饮方面的过错，所以这首诗极力陈述简朴节俭的意思，似乎说得通。然而《頍弁》这首诗说君王有美酒佳肴，却不用来宴请亲族，这与后序的意思正相符合。况且《宾之初筵》讽刺的是沉溺于酒色淫佚，而不是讽刺奢侈。大概幽王一起宴饮的都是不三不四的狎客，至于尊贵的宾客和美好的亲戚，本来就是他所疏远而不愿亲近的。他宴饮的时候，只有呼号吵闹，扰乱我的竹器豆器罢了。至于“一献百拜”的礼仪，又是他所畏惧而不愿实行的。《宾之初筵》讽刺他逾越礼制，《瓠叶》讽刺他废弃礼制。只有逾越礼制，废弃礼制才会更加严重，牺牲熟食是用来行礼的，他当然不愿意使用了。后序的话，难道过分了吗？
瓠和壶同类而略有区别。瓠的形状细长，壶的形状圆大。《豳风》中“断壶”是取其果实；《小雅》中“瓠叶”是烹煮其叶子。一个是农夫的食物，一个是平民的蔬菜，它们的用途是相等的。孔颖达疏引《七月》来证明《瓠叶》，说：“那虽然是壶类的果实，与瓠同类，明确也是农夫的蔬菜。”
《瓠叶》篇说的是平民饮酒的事，但从中可以观察礼制。酒本来是用来宴请宾客的，先与父兄和家中人酌酒品尝，这是亲近亲人。使用瓠菜，这是节俭。宾客到来，加上各种菜肴，具备献酒、酢酒、酬酒的礼仪，物品节俭而礼义隆重，这是尊敬宾客。郑玄笺注认为礼不下达平民，平民依照士的礼仪设立宾主并命名酌酒。饮酒是为了行礼，平民能够行礼，所以称为君子。那些喝醉了酒就夸耀德行的人，只是小人罢了。查考古代教化百姓必定以德行、道义、学问、技艺，所以平民都知道礼制，有士人的品行。《诗经》所说的只是记载实际情况，成周时期风俗的美好，在这里可以看见。
《渐渐之石》
《渐渐之石》序说：“戎狄背叛，荆舒不来朝见，于是命令将帅向东征讨。”《苕之华》序说：“周幽王时期，西戎和东夷交相侵扰，中原各国军队纷纷兴起，接着又发生饥荒。”《何草不黄》序说：“四方夷狄交相侵扰，中原各国背叛，用兵不止。”这三个序言所说的，是同一时期的事情，但在史书中没有记载，这可以弥补史书的缺漏。春秋时代，到处都有戎狄，灭卫伐邢，危害燕国。《公羊传》说“中原不绝如缕【僖公四年】，依靠齐晋的霸业，才稍微铲除他们。幽王时，正是他们蠢动之初，然而周朝一代，实际上与戎狄始终相伴。自从古公亶父躲避狄人以来，王季讨伐西落鬼戎，又讨伐余无之戎，开始称之为戎，翳徒之戎。文王讨伐翟人，讨伐昆夷，讨伐猃狁。成王两次讨伐淮夷，穆王讨伐犬戎，讨伐徐戎。懿王时期，西戎侵犯镐京，翟人侵犯岐山，又在犬戎战败。孝王讨伐西戎，夷王讨伐太原之戎。到了厉王末年，猃狁、蛮荆、徐夷、淮夷都背叛。宣王中兴，四处征伐，才勉强平定，然而他末年竟有千亩之战的失败，接着是幽王的昏庸，等到骊山之祸发生，周朝的统治中心就东迁了。大概三代以前，戎狄交错居住在中华地区，所以祸患最严重。孔安国《尚书传》说：‘秦始皇将他们驱逐出去。’孔安国距离秦朝不到百年，传闻应该不错。王肃说‘从纣王时戎狄才开始交错居住在中国’，则不一定正确。查考《禹贡》中‘淮夷、嵎夷、岛夷、莱夷、徐戎’之类，都在九州境内。后稷的儿子不窋逃奔戎狄，就是豳地。这些都是虞夏时期中华就有戎狄，由来已久了。大概自开天辟地以来，风气古朴，深山险水，王者的声威未能遍及，戎狄啸聚其间，就像如今楚粤深山中有蛮獠一样。趁着诸夏衰微的时候，出来为患，王者兴起就讨伐平定他们，如《采薇》、《出车》以及宣王时期的各首诗所咏唱的那样。没有王者就狼吞虎噬，无所顾忌，中原坐受其害，于是《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这些诗就产生了。又查考周和秦都建都在雍地，他们遭受戎狄的祸患也大致相同。秦的大丘、大雒之族没入西戎，秦仲又被戎人所杀，儿子庄公打败戎人，孙子世父讨伐戎人被俘，襄公又讨伐他们。自从周朝东迁，雍地的戎患，只有秦独自承担了。这三首诗序所指的，难道是周秦兴亡的关键吗？然而同样是戎狄，周朝因他们而兴起，也因他们而灭亡，而秦又因他们而兴起。兴亡的原因，不在戎狄了。
《渐渐之石》三章，毛亨传原本不说这是起兴。郑玄、王肃、孙炎三家阐述毛传，都以起兴来解释。将戎狄、荆舒分配给诗词解释各不相同【郑玄以上二章的上二句为戎狄背叛，上二章的次二句，末章的上四句为荆舒不来，每章下二句为东征；王肃、孙炎以每章上四句为戎狄背叛，下二句为荆舒不来，东征总括六句而言】，大多支离破碎、穿凿附会，都不符合毛传的本意。况且经文只说东征，序言本来是用兵的原因，所以并举戎狄和荆舒罢了。一定要分裂经文来配合这两次战役，不是太牵强附会了吗？诗只是说道路险峻，跋涉劳苦，直是
有豕白蹢，烝渉波矣。毛传云：“将乆雨则豕进渉水波。”葢以此为将雨之兆也。横渠以此为乆雨之验，而以离毕为再雨之徴。谓豕性负涂，虽有白蹢而不见，因乆雨多潦，濯其涂而见白，是雨止未乆也。乃月离于毕，雨徴又见，此苦雨之甚也。严缉推论之，甚明畅。是张意本与毛殊。朱传以豕月为将雨之验，既从毛矣，复载张语而不辨其异同，不已疏乎？又张説太巧，不若毛之平。豕虽负涂，然谓潦水濯之方见白蹢，则穿凿之见也。
顾英白云：“月入毕中则多雨，旧以隂阳为説，非也。”天街在毕之隂，七政中道也，焉得谓离其隂则水乎？毕宿在天街之阳，月入之即雨，焉得谓离其阳则旱乎？余验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则未敢信也。又尝为余言：“月之离毕，未有不在其隂者，但必相傅着方雨，逺之则否矣。”此英白得之目验，然则离隂离阳，必非孔子之言，乃后儒妄托也。《史记》则传载有若事，独删去此语，子长世掌天官，当知其误耳。
月离于毕，大全録朱子之言曰：「毕是漉鱼叉网【漉音鹿，渗也】漉鱼则其水淋漓而下，若雨然。毕星名义取此。今毕星上有一柄，下开两义，形亦类毕，故月入之即雨。噫，此决非朱子语，记之者妄耳。」毕之为器有二，见《小雅》《月令》《国语》诸书，而毛氏以为所以掩兔者，此田猎之毕也；见《特牲馈食礼》而郑氏以为助载鼎实者，此祭器之毕也，并不云用以取鱼。且叉网之名甚不典，其似毕不见诸书史。朱子居闽，岂言其土俗乎？宋季闽越捕鱼之器，何可以证古经？其误一也。毕星好雨，自是隂阳之气相为感召。《洪范》郑注谓雨水也，为金妃，毕乃西宫之宿，从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谓叉网水下淋漓若雨，故天星象之？岂未有叉网时，天上无毕宿邪？即有之，而不好雨邪？其误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观俯察，毕器本象星以为形，亦因星而得名。孙毓之诗评，郭璞之《尔雅》注，其说皆然，不可易也【孙炎谓以网名毕，郭璞谓以毕名网孔，疏是郭】今反谓毕星名义取诸鱼网，其误三也。三误本易知，但后世学者见其说出于朱子，遂不敢致疑，故辨之如此。
苕之华
诗有苕之华，尔雅有苕陵苕。神尧本经中品有紫葳，郭景纯见本草，紫葳亦名陵苕，故援以注尔雅。而毛传以苕华为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尔雅以释诗。三书所云，当为一草无疑矣。其貌状则尔雅有黄华白华之释，郑笺有紫赤而蕃之称，陆疏有似王刍而华赤叶青之说。其别名曰蔈【音标】曰茇，见尔雅；茇华、陵时、瞿陵，见本草；鼠尾，见陆疏。其以为为瞿麦者，则张楫与陶隠居之误也。显庆中，苏恭修本草，始以紫葳为陵霄，后之注本草者率沿其说，然未有引以释诗之苕华者，而朱传始用之。今验之有不相类者三焉：孔疏通尔雅及郑笺、陆疏之説，谓苕华有黄、紫、白、紫，今凌霄花面赤背黄，无紫白色者，不类一也。陆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髪即黒，本草经所言亦合，凌霄花叶俱无染皁之用，不类二也。陆疏言苕华恒生于下湿，本草经亦言生下湿水中，故陈风防苕生于卭丘，则陆疏别释为苕饶，今凌霄别宜于燥土，不类三也。二物色性皆殊，明是别草矣。又陶氏别録注引博物志云：郑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草，以为竒异。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为竒异哉？案笺疏言苕华紫赤，则芸黄为衰落之色，若凌霄色黄，则芸黄乃言其盛华之盛，不可喻时之衰也。故朱传别取附物而生，虽荣不乆为説。夫华之荣谢各有常候，非因特生而乆附物而速也。况诗人身当危乱，则已集于枯，何荣之有，而仅云不乆乎？取喻殊失寔矣。物名未覈，则经意亦淆，学所以重多识。
苏颂《图经》疑陵时为鼠尾草，因《苕华》陆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翘”，亦名“乌草”，即《尔雅》之“葝”“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别録》言其生乎泽中，《蜀图经》言下湿地有之，而陶隐居、陈藏噐亦言其可以染皁，此与陆
译有猪长着白色的蹄子，这预示着将连续下雨。《毛传》说：“将要久雨，猪就会涉水而行。”大概以此作为将雨的征兆。张载（横渠）认为这是久雨的验证，而以月亮离开毕宿作为再次下雨的征兆。他说猪的本性是喜欢在泥中打滚，虽然有白蹄却看不见，因为久雨积水多，冲刷掉身上的泥而露出白蹄，这说明雨停不久。于是月亮离开毕宿，雨的征兆又出现，这是苦雨之甚。严缉推论这一点，非常明白畅达。可见张载的本意与毛亨不同。朱熹的《诗集传》以猪和月亮作为将雨的验证，既然跟随了毛亨的说法，却又记载张载的话而不辨析其异同，不是太疏忽了吗？况且张载的说法太牵强，不如毛亨的说法平实。猪虽然喜欢打滚，但说积水冲刷后才露出白蹄，这是穿凿附会的见解。
顾英白说：“月亮进入毕宿就会多雨，旧说用阴阳来解释，是不对的。”天街在毕宿的阴面，是七政运行的中道，怎么能说离开阴面就水患呢？毕宿在天街的阳面，月亮进入它就下雨，怎么能说离开阳面就干旱呢？我验证后都是如此，有若不知道这一点，我就不敢相信。他又曾对我说：“月亮离开毕宿，没有不在其阴面的，但必须紧贴着才下雨，远离就不下了。”这是英白亲眼验证的，那么离开阴面或阳面，必定不是孔子的话，而是后世儒者妄加附会的。《史记》则传记载了有若的事，唯独删去了这句话，司马迁世代掌管天文官职，应当知道这是错误的。
月亮离开毕宿，《大全》记录朱子的话说：“毕是滤鱼的叉网【漉音鹿，渗透的意思】滤鱼时水淋漓而下，像雨一样。毕星的名义取自于此。现在毕星上面有一个柄，下面分开两个义，形状也像毕，所以月亮进入它就下雨。唉，这绝对不是朱子的话，记录的人妄加揣测罢了。”毕这种器具有两种，见于《小雅》《月令》《国语》等书，而毛氏认为是用来掩捕兔子的，这是田猎用的毕；见于《特牲馈食礼》而郑氏认为是用来辅助装载鼎中实物的，这是祭祀用的毕，都没有说用来捕鱼。况且叉网这个名字很不典雅，它像毕也不见于书史。朱子住在福建，难道是说那里的风俗吗？宋末福建越地的捕鱼器具，怎么能用来证明古经呢？这是第一个错误。毕星喜好下雨，自然是阴阳之气相互感召。《洪范》郑玄注说雨水，是金的配偶，毕是西宫的星宿，跟随其配偶的喜好，道理或许如此。却说叉网水下淋漓像雨，所以天星取象于此？难道没有叉网的时候，天上就没有毕宿吗？即使有，也不喜好雨吗？这是第二个错误。先王制作器物崇尚取象，仰观俯察，毕器本来模仿星宿的形状，也因星宿而得名。孙毓的诗评，郭璞的《尔雅》注，说法都是这样，不可改变【孙炎说以网名毕，郭璞说以毕名网孔，疏证郭璞是对的】现在反而说毕星的名义取自鱼网，这是第三个错误。三个错误本来容易知道，但后世学者见其说出自朱子，于是不敢质疑，所以这样辨析。
苕之华
《诗经》有苕之华，《尔雅》有苕陵苕。神农《本草经》中品有紫葳，郭璞见《本草》，紫葳也叫陵苕，所以援引来注释《尔雅》。而《毛传》以苕华为陵苕名，又相符合，所以孔颖达疏又援引《尔雅》来解释《诗经》。三本书所说的，应当是一种草无疑了。其形态，《尔雅》有黄花白花的解释，郑玄笺有紫红而繁茂的称呼，陆玑疏有像王刍而花红叶青的说法。其别名曰蔈【音标】曰茇，见于《尔雅》；茇华、陵时、瞿陵，见于《本草》；鼠尾，见于陆玑疏。认为它是瞿麦的，则是张楫与陶弘景的错误。显庆年间，苏恭修订《本草》，开始把紫葳当作凌霄，后来注释《本草》的都沿袭其说，然而没有引用它来解释《诗经》苕华的，而朱熹的《诗集传》才开始使用。现在验证有三点不相似：孔颖达疏《尔雅》及郑玄笺、陆玑疏的说法，说苕华有黄、紫、白、紫，现在凌霄花面红背黄，没有紫白色的，不相似一。陆玑疏说陵苕可以染皂洗头发即黑，《本草经》所说的也符合，凌霄花叶都没有染皂的用处，不相似二。陆玑疏说苕华常生于下湿，《本草经》也说生下湿水中，所以《陈风》防苕生于卭丘，则陆玑疏别释为苕饶，现在凌霄特别适宜于燥土，不相似三。两物颜色性质都不同，明显是别的草了。又陶氏《别录》注引《博物志》说：郑晦行太行山北得到紫葳草，以为奇异。现在凌霄却是普通花卉，何足为奇异呢？查考笺疏说苕华紫红，则芸黄是衰落之色，若凌霄色黄，则芸黄是说其盛华之盛，不能比喻时之衰。所以朱熹《诗集传》另取附物而生，虽荣不久为说。花的荣谢各有常候，不是因为特别生长而久附物而速。况且诗人正值危乱，则已集于枯，何荣之有？而仅说不久吗？取喻殊失实了。物名未核，则经意亦淆，学所以重多识。
苏颂《图经》怀疑陵时为鼠尾草，因为《苕华》陆玑疏有“鼠尾”之名。查考“鼠尾”也叫“陵翘”，也叫“乌草”，即《尔雅》的“葝”“鼠尾”。郭璞注说它可以染皂，《别录》说它生在泽中，《蜀图经》说下湿地有之，而陶弘景、陈藏器也说它可以染皂，这与陆
疏之说《苕华》俱相合，而“鼠尾”名又同，当是也。惟韩保具言有赤白二种，为稍异，然较之凌霄，犹为近之。
译疏中所说的《苕华》都与它相合，而且“鼠尾”这个名称也相同，应当是正确的。只有韩保说有两种，红色和白色，稍微有些不同，然而与凌霄相比，还是更接近一些。
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乆也。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治日少而乱日多也。传语明白简当矣，后儒之説徒纷纷耳。
心之为明堂，犹房之为天驷，营室之为天庙，取象于人事，为星之别名耳。董氏逌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将没而望于鱼笱中，其能乎【语见吕记】此谬矣。心即明堂，又出在明堂乎？且天星昼夜一周，其行疾速，羀微小，所容无防，不能乆留，星光故云不乆，岂必谓将没时乎？
何草不黄
何草不▯？笺云：▯，赤黒色。草芽蘖者将生，必▯。盖谓明年之春犹未归也。刘彝直以为黒腐之色，与郑异。朱传云：既黄而▯，则从刘也。然草之朽腐，黒而已，岂复兼赤乎？案：▯与黒不同。《周礼》钟氏注以为緅缁之间是也。燕名▯鸟，正以其羽色。夏以建寅之月为正，故尚▯。亦取草木牙蘖之色，以草▯为初春。郑说信而有徴矣。
毛诗稽古编卷十六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七
吴江陈启源撰
大雅
文王之什上【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欧阳据序语以駮郑氏称王之説，谓序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称王也，信矣。但《诗》《书》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岂仅命为诸侯乎？纬书赤雀丹书之语，虽不可信，然改元布号，谅应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诗观之，于文王则曰“其命维新”，于殷则曰“天命靡常”，明谓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虽不显言称王，而其实已不可掩也。向读《武成》书，已有辨，今因欧阳语，复论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论之各异。以为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国、刘歆、班固、贾逵、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之説也。以为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马迁之説也。案《武成》“诞膺天命九年”，《逸周书》《文传》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发，以是证之，则九年之説信矣。康成不见古文《尚书》，又不信逸书，故以七年为断。
孔疏谓文王受命之五年，劳还师讫，被囚。其年得释，即以歳莫伐耆。六年始称王，此言殆非也。受命改元，纵未称王，其形已露。况三分有二，俨然劲敌，纣岂得囚之？既囚，岂得复释？揆之情事，当不尔矣。又《左传【襄三十一年】卫北宫文子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斯语定不谬。孔谓其年得释，与七年之期互异，尤未可信也。至六年称王，本于康成《干凿度》注，原属臆説。史迁《周本纪》、皇甫谧《世纪》皆言受命元年即称王矣。《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着见于天下；末二句言既受命之后，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德之显、命之时相配而言。盖作周之本，在于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于与天合德。《诗》美文王，德乃第一义矣。集传以首二句为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为其神在天，升降于帝之左右，是以子孙蒙其福泽而有天下。舎人而徴鬼，义短矣。案吕记引朱子初説，本与古注合，后忽易之，不知何见。
亹亹字见于《易》《诗》《礼记》《尔雅》。《尔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系辞】又侯果注亦同】诗》传【文王】记》注【礼器】皆用此解，则“勉”义非无徴矣。宋徐▯以《説文》无亹字，欲改《诗》“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尾，董廼从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为据，皆谬説也。经典字不载《説文》者多矣，可胜改乎？崔集注，宋世已无其书，不知董氏何由见也。宋庠《国语补音》谓经典相传皆作“亹”字，改之惊俗，当矣。董又引《説文》云：“娓，勉也。”案今《説文》云：“娓，顺也。”并无“勉”训。又“娓”字许慎本读若媚，其无匪切，乃徐音也。《玉篇》有亡利、眉、鄙二切，而又音尾。《广韵》有尾、媚、矣三音。其字义，《玉篇》云：“美也。”《广韵》
译牂羊坟首，是说没有这样的道理。三星在罶，是说不能长久。人虽然可以进食，但很少能够吃饱。这是说太平的日子少，而混乱的日子多。传注中的话语明白简练恰当，后世儒者的说法只是徒然纷纭罢了。
心宿作为明堂，就像房宿作为天驷，营室作为天庙一样，是取象于人间事务，作为星宿的别名罢了。董逌说：“心宿出现在明堂，是正当的。等到快要隐没时却望见它在鱼笱中，这可能吗？【此语见于《吕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心宿就是明堂，怎么又说它出现在明堂呢？况且天上的星宿昼夜运行一周，其行进速度极快，形体微小，所容纳的空间没有妨碍，不能长久停留，所以星光说是不久，难道一定要说是快要隐没的时候吗？
何草不黄
何草不〇？郑玄笺注说：〇，是赤黑色。草的芽蘖将要生长时，必定呈现〇色。大概是指明年的春天仍然没有归来。刘彝直接认为是黑腐的颜色，这与郑玄的说法不同。朱熹《诗集传》说：既然已经发黄又变成〇色，那么就跟随刘彝的说法。然而草木朽烂腐败，只是黑色罢了，怎么还会兼有赤色呢？考证：〇与黑是不同的。《周礼》钟氏的注认为〇是緅色和缁色之间，这是正确的。燕地称〇鸟，正是因为它羽毛的颜色。夏朝以建寅之月为正朔，所以崇尚〇色。也是取草木芽蘖的颜色，以草〇作为初春。郑玄的说法确实有证据可查。
毛诗稽古编卷十六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七
吴江陈启源撰
大雅
文王之什上【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建立周朝，欧阳修依据《诗序》的话来驳斥郑玄称王的说法，认为《诗序》说受命建立周朝，并没有说受命称王，这是可信的。但是《诗经》《尚书》中说文王受命，都是说受天命。受天命，难道仅仅是任命为诸侯吗？纬书中赤雀丹书的言论，虽然不可信，然而改元布号，相信是有的，必定不是仍然恪守诸侯的臣服地位。即使从这首诗来看，对于文王说“其命维新”，对于殷商说“天命靡常”，明显是说上天把授予殷商的天命，改授给文王了。虽然没有明说称王，但实际上已经无法掩盖了。以前读《武成》篇时，已经有过辨析，今天因为欧阳修的话，再次论述它。
文王受命的年份，先儒们的论述各不相同。认为受命九年而死的是，孔安国、刘歆、班固、贾�、马融、王肃、韦昭、皇甫谧的说法。认为受命七年而死的是，伏生、司马迁的说法。考证《武成》篇中“诞膺天命九年”，《逸周书·文传》解释文王受命的第九年，召太子发，以此作为证据，那么九年的说法是可信的。郑玄没有见到古文《尚书》，又不相信逸书，所以以七年为定论。
孔颖达疏说文王受命的第五年，劳师还师完毕，被囚禁。这一年得到释放，就在岁末讨伐耆国。第六年开始称王，这种说法大概是不对的。受命改元，纵然没有称王，其形势已经显露。何况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俨然成为强大的敌手，商纣王怎么能囚禁他呢？既然囚禁了，怎么能又释放呢？揣度情理事实，应当不是这样。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卫国的北宫文子说：“商纣王囚禁文王七年，诸侯都跟随他。囚禁商纣王，于是害怕而释放了他。”这话确定没有错误。孔颖达说这一年得到释放，与七年的期限互相矛盾，尤其不可信。至于第六年称王，本于郑玄《干凿度》注，原本属于臆测之说。司马迁《周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都说受命元年就称王了。《文王》篇说文王受命建立周朝，所以首章就说受命的事情。前两句说未受命之前，德行已经显见于天下；后两句说既受命之后，事奉上天治理百姓，都能遵循天道。中间四句正说受命的事情，并且仍然以德行的显赫、天命的适时相配合来说。大概建立周朝的根本，在于受上天之命；受命的根本，在于与上天合德。《诗经》赞美文王，德行是第一要义。朱熹《诗集传》把前两句解释为文王死后，他的神灵在上，昭明于天；把后两句解释为他的神灵在天，升降于帝王的左右，因此子孙蒙受他的福泽而拥有天下。舍弃人事而征引鬼神，义理短浅了。考证《吕记》引用朱熹初说，本来与古注相合，后来忽然改变，不知是何见解。
亹亹字见于《易经》《诗经》《礼记》《尔雅》。《尔勉》说：“亹亹，勉也。”《易经》疏【系辞】又侯果注也相同】《诗经》传【文王】《礼记》注【礼器】都用这个解释，那么“勉”义并非没有证据了。宋代徐〇因为《说文解字》没有亹字，想要把《诗经》“亹亹文王”的亹字改为从女从尾，董逌于是附和它。又引用崔集注作“娓娓文王”作为依据，都是错误的说法。经典中的字不载于《说文解字》的多了，能改得完吗？崔集注，宋代已经没有这本书了，不知道董逌从哪里见到的。宋庠《国语补音》说经典相传都作“亹”字，改它惊动世俗，是对的。董逌又引用《说文解字》说：“娓，勉也。”考证现在《说文解字》说：“娓，顺也。”并没有“勉”的训释。又“娓”字许慎本来读若媚，其无匪切，是徐铉的读音。《玉篇》有亡利、眉、鄙两个反切，而又音尾。《广韵》有尾、�、矣三个音。其字义，《玉篇》说：“美也。”《广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