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
时一人所能定也。其见确矣，其论公矣。大全修而毛左复诎，后世之经学其可问哉
译这并非当时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他的见解确实正确，他的议论确实公正。《大全》修订而成，毛奇龄和左光斗的学说再次被驳倒，后世的经学难道还需要再问吗？
经之足重，以其为古圣贤作也。古圣贤作之，复得古圣贤释之，不愈足重乎？六经训释，惟诗最古，其字训则有《尔雅》，盖周公及子夏之徒为之也。其篇义则有大小序，又子夏之徒为之也。继之则有诂训传，而两毛公亦六国及先汉时人也。视《易》之王、《书》之孔、三礼之郑，俱出其前矣。然则学诗者，正当以《雅》《序》《传》王者为正宗，而精其义，王者所未备，然后参以后儒之説可耳。《雅》《序》《传》有定解，反舎而他求，斯舛矣。夫《雅》《序》《传》皆古圣贤之徒为之也，今舎之，是不信古圣贤也。不信圣贤之释经，何不并圣贤之经而弃之乎？后之为诗者，吾惑焉。鄙先儒之説，以为陋；矜臆获之见，以为竒；支离穿凿，愈巧而愈失其真。盖已之神智，既非能胜于古人，而人情事势、度数名物及字之义训、形声，又不如生其世者见闻之确，反欲跨而出其上，亦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説，先儒言之各异。二雅、风、颂四者，人君能行之则兴，不行则衰。故此四诗为王道兴衰所自始。此郑康成之説，而本于大序者也。闗睢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之始，文王为大雅之始，清庙为颂之始。此司马子长之説也。大明在亥为水始，四牡在寅为木始，嘉鱼在已为火始，鸿雁在申为金始。此诗纬泛厯枢之説也。观大序厯言风、雅、颂之义，而总断之曰：“是为四始。”则风、雅、颂正是始，非更有为风、雅、颂之始者。郑説得之矣。子长未见毛序，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诗也。翼奉治齐诗，而知五际七情之要。五际七情，亦纬诗泛厯枢之説也。然则亥、寅、巳、申之为四始，其出于齐诗乎？
六义
诗有六义，其首曰风。大序论之语最详，复约之止三意焉。云“风天下而正夫妇”，又云“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此风教之风也。云“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諌”，又云“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此风刺之风也。云“美教化，移风俗”，又云“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此风俗之风也。余所言风，则专目国风。要之，风俗之风，正当国风之义矣。然必有风教而后风俗成，有风俗而后风刺兴，合此三者，国风之义始备，而风教实先之。惟风刺之义，其风自下而上，故大序十七风字，独以“风刺上”“以风其上”，陆氏读为讽焉。
诗人兴体，假象于物，寓意良深。凡托兴在是，则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学诗所以重多识也。朱子论兴独异是，谓兴有两意：有取所兴为义者，有全不取其义，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义，何以备六义之一乎？即如《闗雎》之次章，本赋也，而集传目为兴。究其所为兴者，止“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两之字相应耳。其释《召南》之《小星》，取“两在”字；“两与”字为兴；《王风》《扬之水》，取“两之”字；“两不”字为兴；皆此类也。不近儿戏乎？甚有经文本无其字，而集传代为补出，使其句法相应者，如《郑风》《扬之水》、《魏风》《园有桃》、《唐风》《绸缪》、《小雅》《常棣》之类，不胜屈指。是六义不在书，而在集传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着《诗传疏义》，最重集传，谓能以虚词助语，发明诗蕴【克升疏义为修大全诸臣所勦袭而没其名，并灭其书】殆指斯类而言。然吾之不能无疑于集传，亦正在此。又案苏子由谓兴者，是当时所见而有动乎其意，非后人可得而知。如《闗雎》之类，乃比而非兴。噫，误矣！朱子虽不纯用其语，而所云“全不取义者”，实苏语为之厉阶。
毛公独标兴体，朱子兼明比赋。然朱子所判为比者，多是兴耳。比兴虽皆托喻，但兴隠而比显，兴婉而比直，兴广而比狭。刘舎人论比义，以金锡圭璋、澣衣席卷之类当之。然则比者，以彼况此，犹文之譬喻与兴絶不相似也。朱之释诗，新例比兴义之明白者，皆判为比。如螽斯緑衣、匏有苦叶诸篇，本兴也，而以比目之
译六经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们是由古代圣贤所作。古代圣贤所作，又能得到古代圣贤的解释，不是更加值得重视吗？六经的训释，只有《诗经》最为古老，其字义训诂则有《尔雅》，大概是周公和子夏等人所作。其篇章大义则有《大序》和《小序》，也是子夏等人所作。继之则有《毛诗故训传》，而毛亨、毛苌两位毛公也是战国末期及西汉初期的人。比起《易经》的王弼注、《尚书》的孔安国传、三礼的郑玄注，都早于他们。那么，学习《诗经》的人，正应当以《尔雅》《序》《传》为正宗，并精研其义理，对于其中未备之处，然后再参考后世儒者的说法就可以了。《尔雅》《序》《传》有确定的解释，反而舍弃它们而另求他解，这就错了。《尔雅》《序》《传》都是由古代圣贤的门徒所作，现在舍弃它们，就是不相信古代圣贤。不相信圣贤对经典的解释，为什么不连圣贤的经典一起抛弃呢？后世研究《诗经》的人，我感到困惑。他们鄙薄先儒的说法，认为其浅陋；夸耀自己主观臆断的见解，认为其新奇；支离破碎、穿凿附会，越是巧妙就越失去真实。大概他们的神智，既然不能胜过古人，而人情事势、礼制名物以及字义的训诂、形声，又不如生于那个时代的人见闻确切，反而想要超越古人之上，也是太不自量力了。
四始
关于“四始”的说法，先儒论述各不相同。《大雅》《小雅》、《国风》、《颂》这四者，君主能实行它们就兴盛，不实行就衰败。因此这四类诗是王道兴衰的开始。这是郑康成的说法，而本于《大序》。《关雎》是《国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的开始，《清庙》是《颂》的开始。这是司马迁的说法。《大明》在亥位是水之始，《四牡》在寅位是木之始，《嘉鱼》在巳位是火之始，《鸿雁》在申位是金之始。这是《诗纬·泛历枢》的说法。看《大序》历数论述风、雅、颂的意义，而总括断言说：“这就是四始。”那么风、雅、颂正是开始，并非另有风、雅、颂的开始。郑康成的说法是对的。司马迁没有见到毛诗的序，他所言的四始，不知依据的是哪部《诗经》。翼奉研究齐诗，知道五际七情的要义。五际七情，也是《诗纬·泛历枢》的说法。那么亥、寅、巳、申作为四始，是出于齐诗吗？
六义
诗有六义，其首曰风。《大序》论述它的话最详细，又概括为三个意思。说“教化天下而端正夫妇”，又说“用风来感动，用教来化育”，又说“在上位者用风化在下位者”，这是风教的风。说“在下位者用风讽刺在上位者，借助文辞而委婉劝谏”，又说“吟咏性情，来讽谏在上位者”，这是风刺的风。说“赞美教化，移风易俗”，又说“以一国之事，系于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表现四方之风”，这是风俗的风。我所说的风，则专指《国风》。总之，风俗的风，正当《国风》的意义。但必须有风教而后风俗形成，有风俗而后风刺兴起，合此三者，《国风》的意义才完备，而风教实在先。只有风刺的意义，其风自下而上，所以《大序》十七个风字，唯独以“风刺上”“以风其上”，陆德明读为讽。
诗人兴体，假托物象，寓意深远。凡是寄托兴义在这里，那么或美或刺，都见于兴中。所以必须研究穷尽物理，才可以谈论兴。学习《诗经》之所以重视多识，就是这个原因。朱子论兴唯独不同，说兴有两意：有取所兴之物为义者，有全不取其义，只取其一二字者。全不取义，怎么能成为六义之一呢？就像《关雎》的次章，本是赋体，而《诗集传》标为兴。究其所谓兴的原因，只是“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两个“之”字相应罢了。他解释《召南》的《小星》，取“两在”字；取“两与”字为兴；《王风》的《扬之水》，取“两之”字；取“两不”字为兴；都是这类情况。不近乎儿戏吗？更有经文本无其字，而《集传》代为补出，使其句法相应的，如《郑风》的《扬之水》、《魏风》的《园有桃》、《唐风》的《绸缪》、《小雅》的《常棣》之类，不胜枚举。这是六义不在书中，而在《集传》中了。尤其可笑。元代儒者有朱克升的，著《诗传疏义》，最重视《集传》，说能以虚词助语，发明诗蕴【朱克升的疏义被修《大全》的诸臣剽窃而没其名，并灭其书】大概是指这类而言。但我对《集传》不能无疑，也正在于此。又按苏子由说兴者，是当时所见而有动乎其意，不是后人可以知道的。如《关雎》之类，乃是比而非兴。唉，错了！朱子虽不纯用其语，而所谓“全不取义者”，实以苏语为厉阶。
毛公独标兴体，朱子兼明比、赋。但朱子所判为比的，多是兴。比、兴虽皆托喻，但兴隐而比显，兴婉而比直，兴广而比较狭。刘勰论比义，以金锡圭璋、浣衣席卷之类当之。那么比者，以彼况此，犹如文章的譬喻，与兴绝不相似。朱子解释《诗经》，新例中比兴义明白的，都判为比。如《螽斯》《绿衣》《匏有苦叶》诸篇，本是兴，而以比目之
，由是比兴二体疑溷而难分。故释兴体，反欲推而逺之，使离去正意，而全不取义之説出矣。
译因此，比和兴这两种体裁被混淆在一起，难以区分。所以在解释“兴”这种体裁时，反而想要把它推得远远的，让它脱离本意，从而产生了完全不取义的说法。
比兴皆喻而体不同。兴者，兴防所至，非即非离，言在此，意在彼，其词微，其指逺。比者，一正一喻，两相譬况，其词决，其指显，且与赋交错而成文。不若兴语之用以发端，多在章首也。如「我心匪石，螓首蛾眉，毳衣如菼，如山如阜，金玉尔音，如跂斯翼，价人维藩，敦琢其旅」之类，皆比也。而集传概以为赋。诗中显然之比体，既溷之于赋中，更欲于兴体中分立比体，取本同者而彊求其异，不得不争同异于毫芒之间。如《凯风》篇，以首章为比，次章为兴；《小雅·谷风》篇，以前二章为兴，末章为比；《青蝇》篇，以首章为比，二三章为兴。支离穿凿，风雅扫地矣。反谓先儒不识比兴，何以服其心乎？
风雅颂之名，其来古矣。不独大序言之也，见《周礼》太师之职，又见《乐记》师乙答子贡之言，又见《荀子·儒效篇》歴歴可据也。又三百十一篇，皆古乐章也。二南、雅、颂之入乐，载于《仪礼》之燕礼、乡饮礼及内外传，列国燕享所歌，无论矣。至鲁人歌周乐，则十三国继二南之后，《周礼·籥章》迎寒暑则吹豳诗，祈年则吹豳雅，祭蜡则吹豳颂。《大戴·投壶记》称可歌者八篇，则《魏风》之《伐檀》在焉。汉末杜防能记雅乐，则《伐檀》之诗与《鹿鸣》、《驺虞》、《文王》并列。十三国变风之入乐，又厯厯可考也。宋程大昌谓《诗》有南、雅、颂而无国风，自邶至豳十三国诗皆不入乐，岂非妄説乎？彼徒见苏氏释《鼔钟》篇以“雅”以“南”，误以为二雅、二南，故生此説耳。苏氏之谬，前辨之悉矣【见《小雅·鼔钟》篇】程又谓季札观乐，自邶以下，《左传》但纪国而不言风，故知无国风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诗不尽得于境内，兼得之于南国，“周”、“召”之名不足以尽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为诗名也。十三国之诗皆得于境内，自应举国名以槩之。言“国”、言“南”，皆据实而言，其为“风”一而已。且季札闻邶、鄘、卫则云“是其卫风”，闻齐则云“泱泱乎大风”，“风”之名较然。程独不见乎？又案《吕氏春秋》云：“禹省南土，涂山氏女令妾往候，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实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程以“南”为诗名，或本于此。然《吕览》言“取风”不言“无风”也，况《吕览》岂传信之书乎？
诗乐
诗篇皆乐章也。然诗与乐实分二教。经解云：「诗之教温柔敦厚，乐之教广博易良。」是教诗，教乐，其指不同也。《王制》云：「乐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教学其时不同也。故序诗者止言作诗之意，其用为何？乐则弗及焉。即《鹿鸣》燕羣臣，《清庙》祀文王之类，亦指作诗之意而言，其奏之为乐，偶与作诗之意同耳。序自言诗，不言乐也。意歌诗之法，自载于乐经，元无烦序诗者之赘。及乐经已不存，则亦无可考矣。集传于正、雅诸诗，皆欲以乐章释之。或以为燕飨通用，或以为祭毕而燕，或以为受厘陈戒，俱以词之相似，臆度而为之説。殊不知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之本诗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之甚悉】如乡射之奏二南，两君相见之奏《文王》《清庙》，何尝以其词哉？况舎诗而徴乐，亦异乎古人之诗教矣。朱子尝答陈体仁书言：「诗之作，本以言意，非为乐而作。」斯语甚当。及传诗则傅防乐章以立义，与已説相违，此不可解也。
诗人
诗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诗人自着之者，如《节南》《巷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见于他典者，如《载驰【见《左传》亦见序】鸱鸮【书》《金縢》亦见序】常棣【国语】抑【国语》亦见序】桑柔【左传》亦见序】时迈》《思文【皆《国语】是也。其诗人不言他典不载，而序得其姓氏者，《风》之《清人【公子素】渭阳【秦康公】七月【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苏公】賔之初筵【卫武公】大雅》之《公刘》《泂酌》《卷阿【皆召康公】民劳【召穆公】板【凡伯】荡【召
译比和兴都是比喻，但体制不同。兴，是触物起情，似离非离，言在此而意在彼，言辞含蓄，旨意深远。比，是一正一喻，两相类比，言辞决断，旨意显明，并且与赋交错而成文。不像兴语那样用于发端，多出现在章首。像“我心匪石”、“螓首蛾眉”、“毳衣如菼”、“如山如阜”、“金玉尔音”、“如跂斯翼”、“价人维藩”、“敦琢其旅”之类，都是比。而《诗集传》一概把它们当作赋。诗中明显的比体，既然混同于赋中，又想在兴体中单独分出比体，把本来相同的强行区分出不同，不得不在毫厘之间争辩同异。像《凯风》篇，把首章当作比，次章当作兴；《小雅·谷风》篇，把前两章当作兴，末章当作比；《青蝇》篇，把首章当作比，第二、三章当作兴。支离穿凿，风雅精神扫地以尽。反而说先儒不识比兴，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风、雅、颂的名称，由来已久。不只是《大序》提到，在《周礼》太师的职掌中可见，在《乐记》师乙回答子贡的话中可见，在《荀子·儒效篇》中也可历历为据。三百一十一篇，都是古代的乐章。二南、雅、颂入乐，记载在《仪礼》的燕礼、乡饮酒礼及内外传中，列国宴享所唱的，自不必说。至于鲁人唱周乐，则十三国的诗继二南之后，《周礼·籥章》说迎寒暑则吹豳诗，祈年则吹�雅，祭蜡则吹豳颂。《大戴礼记·投壶记》说可唱的有八篇，其中就有《魏风》的《伐檀》。汉末杜夔能记雅乐，则《伐檀》的诗与《鹿鸣》、《驺虞》、《周颂·文王》并列。十三国变风入乐，又历历可考。宋代程大昌说《诗经》有南、雅、颂而没有国风，从邶到豳十三国的诗都不入乐，难道不是妄说吗？他只是看到苏氏解释《鼓钟》篇时以“雅”以“南”，误以为是二雅、二南，所以产生这种说法罢了。苏氏的错误，前面已经详细辨明了【见《小雅·鼓钟》篇】。程大昌又说季札观乐，从邶以下，《左传》只记载国名而不说风，所以知道没有国风的名称。却不知道二南的诗不全得自境内，也兼得自南国，“周”、“召”的名称不足以概括，所以说“南”，“南”是指其地，不是作为诗名。十三国的诗都得自境内，自然应该举国名来概括。说“国”、说“南”，都是据实而言，其为“风”是一样的。况且季札听到邶、鄘、卫就说“这是卫风”，听到齐就说“泱泱乎大风”，“风”的名称很明显。程大昌难道没看见吗？又查《吕氏春秋》说：“禹巡视南土，涂山氏的女儿让妾去等候，女儿作歌说：‘候人猗兮’，这实际上是南音的开始。周公、召公取风焉。”程大昌以“南”为诗名，或许本于此。然而《吕览》说“取风”而不说“无风”，况且《吕览》难道是可信的书吗？
诗篇都是乐章。然而诗与乐实际上是两种教化。《经解》说：“诗的教化温柔敦厚，乐的教化广博易良。”这是教诗、教乐，其旨意不同。《王制》说：“乐正设立四种教化来造就士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这是教学的时间不同。所以序诗的人只说作诗的意图，其用途是什么？乐则不涉及。即使像《鹿鸣》宴群臣，《清庙》祭文王之类，也是指作诗的意图而言，其奏之为乐，偶然与作诗的意图相同罢了。序只说诗，不说乐。大概歌诗的方法，自然记载在乐经中，原本不需要序诗的人赘述。等到乐经已经不存，也就无可考据了。《诗集传》对于正、雅诸诗，都想以乐章来解释。有的认为是燕飨通用，有的认为是祭毕而燕，有的认为是受厘陈戒，都以词意相似，臆测而为之说。却不知道古人用诗于乐，不必与作诗的本意相谋【马端临《文献通考》论述得很详细】。像乡射奏二南，两君相见奏《文王》《清庙》，何曾因为它们的词意呢？况且舍诗而征乐，也不同于古人的诗教了。朱子曾经回答陈体仁的信说：“诗的创作，本来是为了表达心意，不是为了乐而作。”这话很恰当。等到传诗则附会乐章以立义，与已说相违，这不可理解。
诗三百篇，其作者的主名，有诗人自己署名的，如《节南山》《巷伯》《烝民》《崧岳》《是也》。有见于其他典籍的，如《载驰》【见《左传》亦见序】《鸱鸮》【《尚书·金縢》亦见序】《常棣》【《国语》】《抑》【《国语》亦见序】《桑柔》【《左传》亦见序】《时迈》《思文》【皆《国语》】是也。其诗人不言他典不载，而《序》得其姓氏的，《风》之《清人》【公子素】《渭阳》【秦康公】《七月》【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苏公】《宾之初筵》【卫武公】《大雅》之《公刘》《泂酌》、《卷阿》【皆召康公】《民劳》【召穆公】《板》【凡伯】《荡》【召
穆公】云汉【仍叔】韩奕》《江汉【皆尹吉甫】常武【召穆公】瞻卬》《召旻【皆凡伯】及《鲁颂》四篇【皆史克】尔其余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言微臣，或言下国，或言太子傅，或并不言人。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议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国史得诗，则述其意而为之序，固无由尽得作者之主名矣。师儒传授，相与讲明其意，或于序间有所附益，然不敢妄求人以实之，阙所不知，当如是耳。朱子《集传》始以《葛覃》《卷耳》为后妃作，《緑衣》《燕燕》《日月》《终风》为庄姜作，《东山》《文玊》《大明》《緜》为周公作【惟《文王》本《吕氏春秋》，然非先儒所取信】凿然言之，毫不置疑矣。
译《云汉》是仍叔所作，《韩奕》《江汉》都是尹吉甫所作，《常武》是召穆公所作，《瞻卬》《召旻》都是凡伯所作，以及《鲁颂》四篇都是史克所作。至于其余篇章，有的说某大夫某人，有的只说大夫，有的自称微臣，有的自称下国，有的自称太子傅，有的则根本不提作者。大概因为古代社会质朴，人们只有内心情感触动，才创作诗歌来表达心意，不像后世擅长文辞的人为了炫耀才华，每有作品就必定署上姓名。等到诗歌在人口中传唱，采诗官因此得以收集，他们只想要探讨诗歌的含义，不必追问是谁创作的。国史获得诗歌，就叙述其意旨并为之作序，本来就无法全部得知作者的姓名。老师儒生传授，共同讲明其意旨，有时在序文中有所增补，但不敢随意寻找人来填补空缺，对于不知道的就留白，应当是这样的。朱熹《诗集传》才开始断定《葛覃》《卷耳》是后妃所作，《绿衣》《燕燕》《日月》《终风》是庄姜所作，《东山》《文王》《大明》《绵》是周公所作【只有《文王》本于《吕氏春秋》，但并非先儒所采信】，说得凿凿有据，毫不置疑了。
集传诗证
朱子释诗，多引他书以证成已説。如释郑遵大路，则引宋玉登徒赋；释秦晨风，则引百里奚妻扊扅歌；释雅楚茨神保，则引屈原九歌；释頍弁，则引汉魏以来乐府；释文王陟降，则引春秋传天王命诸侯之词；释行苇、江汉诸诗，则引博古图器物铭；释周颂陟降庭止，则引楚词大招。皆取其语之相同及文势之相似者以为取义，亦必相类。其用意可谓勤矣。源间尝考六经之文，互相沿袭者多有，语虽同意，未必尽同也。即如柔逺能迩，出纳朕命，舜命官言之【见书舜典】而民劳诗亦云柔逺能迩，烝民诗亦云出纳王命，不得谓此二诗因命官而作也。不憗遗一老防防【与嬛同】余在疚，鲁哀公诔孔子言之【见左传哀十六年及礼记檀弓】而十月之交亦云不憗遗一老，闵予小子亦云嬛嬛在疚，不得谓此二诗因悼贤臣而作也。鹑之贲贲【与奔同】晋童謡也【见左传僖五年】而鄘之鹑奔，岂克敌之诗乎？如鱼頳尾，卫卜繇也【见哀十七年】而周南之汝坟，岂失国之词乎？竖良夫见防于卫侯云緜緜生之▯矣【哀十七年】可谓大雅之緜为怨鬼之语乎？▯侯数羲和之罪云颠覆厥德，沈湎于酒矣【见书▯征】可谓抑之第三章为誓师之文乎？此类殆不胜屈指。又专举诗词言之，如之子之称，可施于女子，亦可施于天子；杕杜之兴，以刺寡特，亦可以劳君子；喓喓草虫，仓庚喈喈之语，采桑女及嫁子【语出桃夭传】用之，而王者之劳将帅亦用之。至于万夀无疆，介尔景福，乐只君子，彼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谓伊人等语，皆重见叠出。然而篇各一义，义各有归，不得槩而同之也。况后世骚人墨士，撷取经文，不过揽其芳华，以资润色，岂暇寻其本指哉？今因片词之偶同，遽谓经之正解在是，是犹指隙中之末光，而尽日月之全。照据杯中之一勺，而测江海之洪流也？彼引诗断章，尚不可用为正解，况字句之间偶相蹈袭，在彼亦出于无心者乎？
逸诗
古诗三千，孔子删为三百，其亡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见于书史者，如貍首、鸠飞、茅鸱、河水、新宫、骊驹、祈招、采齐、肆夏、樊遏、渠支、祴明明、崇禹、生开、武宿夜、辔之柔矣之属。先儒皆云逸诗，不彊为之説也。惟吕叔玉以肆夏、樊遏、渠为时迈、执竞、思文三颂；韦昭以鸠飞为小宛，河水为沔水。然郑康成不用三颂之説，杜元凯不用沔水之説，皆卓见也。宋儒又以新宫为斯干，采齐为楚茨，益属傅防；若夫彻之为雝，振羽之为振鹭，勺之为酌，象之为武，斯固説之有本者矣。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六
呉江陈启源撰
考异【尔雅毛传异同，郑笺破字异同，康成他注与笺诗异同，释文正义异同】
集传用顔注韩诗异同】
尔雅毛传异同
尔雅》与《诂训传》皆説《诗》之最古者也。《尔雅》始于周公，为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诂训传》作于大毛公，而渊源实出于子夏。故此二书之释《诗》，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无小异：或《诗》之所有而《雅》无文，或《雅》之所释而毛无传，或《雅》《传》并有释训，而义趣逈不相谋。窃尝推其故，二书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师説，则不尽同。传《尔雅》之学者，虽稍増益其文，而未必取资于《诗》。传毛公之传《诗》，亦自述其师説，着之于书，而未尝规摹于《尔雅》。是其同者，由于所出同，而非勦袭；其异者，由于述者之殊，而非有意于立异也。孔疏申毛于其同者，则云「毛依用《尔雅》为説」；于其异者，则云「毛谓《尔雅》未可尽从」，殆未必然也。后儒又谓《尔雅》后出，依仿传义，改易字形，尤为谬论【辨见魏秦两风】今案《传》义之与《雅》异者，才十之一耳，而其异之实，又各有不同：有异而不可同者，有异而未尝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俟考辨。
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释诂》云：服，事也。笺用以易传。左右芼之，芼，释也。案《释言》云：芼，搴也。孔疏通两义为
译《集传诗证》
朱熹解释《诗经》，常常引用其他书籍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例如解释《郑风·遵大路》，就引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解释《秦风·晨风》，就引用百里奚妻子唱的《扊扅歌》；解释《大雅·楚茨》中的“神保”，就引用屈原的《九歌》；解释《小雅·頍弁》，就引用汉魏以来的乐府诗；解释《周颂·清庙》中的“文王陟降”，就引用《春秋左传》中周天子命令诸侯的辞令；解释《大雅·行苇》、《大雅·江汉》等诗，就引用《博古图》中器物的铭文；解释《周颂·访落》中的“陟降庭止”，就引用《楚辞·大招》。这些都是选取语句相同以及文势相似的地方来探求意义，也必定是相类似的。他的用心可以说是很勤勉了。我曾经考察六经的文字，互相沿袭的很多，语言虽然意思相同，未必完全一样。比如“柔远能迩”、“出纳朕命”，是舜任命官员时说的话【见于《尚书·舜典》】，而《小雅·民劳》也说“柔远能迩”，《大雅·烝民》也说“出纳王命”，不能说这两首诗是因为任命官员而作的。“不憗遗一老，嬛嬛余在疚”，是鲁哀公诔祭孔子时说的话【见于《左传·哀公十六年》及《礼记·檀弓》】，而《大雅·十月之交》也说“不憗遗一老”，《周颂·闵予小子》也说“嬛嬛在疚”，不能说这两首诗是因为悼念贤臣而作的。“鹑之贲贲”，是晋国的童谣【见于《左传·僖公五年》】，而《鄘风·鹑奔》，难道是战胜敌人的诗吗？“如鱼之頳尾”，是卫国占卜的繇辞【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而《周南·汝坟》，难道是亡国的辞令吗？竖良夫被卫侯囚禁时说“绵绵生之〇矣”【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大雅·绵》难道是怨鬼的语言吗？〇侯数说羲和的罪状说“颠覆厥德，沈湎于酒矣”【见于《尚书·〇征》】，《大雅·抑》第三章难道是誓师的文字吗？这类例子几乎数不胜数。再专门就诗词来说，比如“之子”的称呼，可以用于女子，也可以用于天子；“杕杜”的起兴，用来讽刺孤独的人，也可以用来慰劳君子；“喓喓草虫，仓庚喈喈”的话，采桑女和出嫁的女子【语出《桃夭》传》】使用它，王者慰劳将帅也使用它。至于“万寿无疆”、“介尔景福”、“乐只君子”、“彼其之子”、“四牡孔阜”、“所谓伊人”等语句，都是重复出现的。然而每篇各有其义，意义各有归属，不能一概而论。何况后世的文人墨客，摘取经文，不过是撷取它的华美辞藻，用来润色文章，哪里有空去探寻它的本意呢？现在因为片言只语的偶然相同，就断定经书的正确解释就在这里，这就像指着缝隙中的微光，而认为这是日月全部的光辉；依据杯中的一勺水，而测量江海的大洪流。那些引用《诗经》断章取义的人，尚且不能用来作为正确的解释，何况字句之间偶然相袭，在那边也是出于无心呢？
《逸诗》
古诗三千首，孔子删定为三百篇，其中亡佚的很多。篇名稍微见于书史的，如《貍首》、《鸠飞》、《茅鸱》、《河水》、《新宫》、《骊驹》、《祈招》、《采齐》、《肆夏》、《樊遏》、《渠支》、《祴明明》、《崇禹》、《生开》、《武宿夜》、《辔之柔矣》之类。先儒都说是逸诗，不勉强为之解说。只有吕叔玉认为《肆夏》、《樊遏》、《渠》是《时迈》、《执竞》、《思文》三篇颂诗；韦昭认为《鸠飞》是《小宛》，《河水》是《沔水》。然而郑康成不采用三篇颂诗的说法，杜元凯不采用《沔水》的说法，这都是卓见。宋儒又把《新宫》当作《斯干》，《采齐》当作《楚茨》，更加属于附会；至于《彻》就是《雝》，《振羽》就是《振鹭》，《勺》就是《酌》，《象》就是《武》，这确实是说法有根据的。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六》
吴江县陈启源撰
考异【《尔雅》与毛传异同，郑笺破字异同，郑康成其他注疏与笺诗异同，《释文》与《正义》异同】
【《集传》与颜注、韩诗异同】
《尔雅》与毛传异同
《尔雅》和《毛诗诂训传》都是解释《诗经》最古老的著作。《尔雅》始于周公，由子夏的门徒记述而成。《诂训传》由大毛公所作，但其渊源实际上出自子夏。因此这两本书解释《诗经》，往往相合。然而其中也不无小差异：有的《诗经》有而《尔雅》无文，有的《尔雅》有解释而毛传无传，有的《尔雅》和毛传都有解释，但意义情趣却大相径庭。我私下推测其原因，两书都出自子夏，而弟子各自记述老师的学说，就不完全相同。传授《尔雅》的学者，虽然稍微增补了文字，但未必取材于《诗经》。传授毛公《诗经》的人，也是自己记述老师的学说，著成书籍，而没有刻意模仿《尔雅》。它们相同的地方，是因为来源相同，而不是抄袭；不同的地方，是因为记述者不同，而不是有意标新立异。孔颖达疏申述毛传，对于相同的地方，就说“毛传依据《尔雅》作为解说”；对于不同的地方，就说“毛传认为《尔雅》不可完全遵从”，这大概未必正确。后儒又说《尔雅》后出，依照毛传的意义，改易字形，这更是谬论【辨析见魏风、秦风】。现在考察毛传意义与《尔雅》不同的，才十分之一而已，而其不同的实质，又各有不同：有不同而不能相同的，有不同而未曾不同的。现在特别标出，以等待考辨。
“寤寐思服”，服，思也。考察《释诂》说：服，事也。郑笺用来纠正毛传。“左右芼之”，芼，释也。考察《释言》说：芼，搴也。孔颖达疏通两种意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