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六
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孙毓以为自哀至襄其间八世，未审刺何公。孔疏以此三诗在《还》诗后，定是刺哀公。且言子夏作序时，当知齐君号諡，何得阙其所刺？此特举上以明下耳。源谓孙说良是也。孔子删诗，去作诗时，世近者百余年【诗止于陈灵公，灵公之弑在宣十年壬戌，至哀十一年丁巳，孔子反鲁删诗，凡百十五年。子夏作序又在其后】逺乃六七百年，如《商颂》则千年矣。典文放失，必多美刺所指，固无容悉知。序者存其信，阙其疑，故时君号諡或着或畧，何独齐三诗然也？如以为举上明下，则《魏风》七篇、《桧风》七篇序皆不言何君，岂亦有上篇可明乎？补传言圣人序诗，必考其世于史，《魏》、《桧》乆亡，无史，故无由知，而史公亦不能立世家。信夫。
译都不明确指出所讽刺的君主。孙毓认为，从鲁哀公到鲁襄公之间相隔八代，不确定讽刺的是哪一位国君。孔颖达的疏解认为，这三首诗位于《还》诗之后，确定是讽刺鲁哀公的。并且说，子夏作序时，应当知道齐国君主的称号和谥号，怎么会遗漏所讽刺的对象呢？这不过是举出上面的例子来阐明下面的情况罢了。陈源认为孙毓的说法确实正确。孔子删定《诗经》，距离作诗的时代，近的不过一百多年【《诗经》止于陈灵公，陈灵公被杀在鲁宣公十年壬戌，到鲁哀公十一年丁巳，孔子返回鲁国删定《诗经》，共一百十五年。子夏作序又在此之后】，远的则有六七百年，如《商颂》则长达千年。典籍文献散佚，必然有很多赞美或讽刺的对象，本来就不可能全部知晓。作序的人保留可信的，对存疑的则阙如，所以当时君主的称号和谥号有的明确有的简略，难道只有齐国的三首诗是这样吗？如果认为这是举上明下，那么《魏风》七篇、《桧风》七诗的序言都不说讽刺的是哪一位君主，难道也有上篇可以阐明吗？补充《传》中说圣人作序，必定考证其时代于史书，《魏》、《桧》早已灭亡，没有史书，所以无从知晓，而司马迁也不能为它们设立世家。确实如此。
充耳，瑱也。君以玉，臣以石为之。诗「琼华、琼英、琼莹」是也。县瑱以紞【都感切】织杂防线为之。君五色，臣三色，即今绦防。诗「素、青、黄」是也【此郑义也。毛以素为象瑱，青黄为玉瑱，「琼华」等为佩】外又有纩者，所以缚瑱而属于紞，以黄绵为之。汉书「黈【天口切】纩充耳」，黈，黄绵也。着诗「弗及焉」。集传曰：「充耳以纩，县瑱，所谓紞也。」是误以紞为充耳，又误以纩为紞矣。
东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东方，明盛之时也。援古刺今之词耳【此传义】郑以东方为明，而未融取义，太迂。
东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早也。末章云“不夙则莫”，则有时失之晚矣。诗互文以相备也。故序云“刺无节”，盖太早太晚兼有之，不然与《鸡鸣》之警、《庭燎》之问何殊，而以为刺哉？不能辰夜，传云“辰时也”，疏云“不能时节，此夜之漏刻也”。栁木柔脆，不可为藩；狂夫无守，不能察漏。序谓挈壶氏不能掌其职，正指此。朱传改“辰”为“晨”，云“晨夜之辨甚明”，而不能知误邪？抑有意邪？
挈壶之法，孔疏据《周礼》注，谓每气分为二箭，周嵗二十四气为四十八箭，率七日彊半而易一箭焉，此汉法也。其定刻，孔氏谓浮箭壶内以出刻为度，贾氏谓漏水壶内以没刻为度【周礼》疏云：箭各百刻，水淹一刻则为一刻也】陈氏谓浮没不同，大槩则一，信然矣。案唐制，铜乌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则孔氏浮箭之说，亦就唐制而言。
南山
冠緌双止。《说文》云：緌，繋冠缨也。《内则》注云：緌，缨之饰也。疏云：结缨颔下，以固冠，结之余者散而下▯，谓之緌。《集传》训为冠上饰，袭《礼》注而未明。
卢令
其人美且鬈，毛诗鬈好貎，郑破字为权，云勇壮也。疏申郑意，谓好与美是一，故易之。殊不知美是美徳首章传甚明，好是仪容，与美异义，何常一乎？此诗序云，陈古君以风，故三章皆以美徳为主，而仁则又有其政也，鬈则又有其容也，偲则又有其才也。容貌与才技虽非美仁之比，然诗人颂君，往往及之，终南之顔如渥丹，驷铁之舍防则获，皆是矣。集传训鬈为须髪，好训偲为多须，而引左传于思【宣二年】语为证，则两章意复出矣。况鬈义本说文耳，说文云，鬈髪好貌，不云须也。左传杜注云，于思多鬓貌，贾逵注【见释文正义】云，白头貌，皆不云须也。且合于思二字为义，非偏释一思字也。又案说文云，偲彊力也，引此诗与毛传稍异，而义通。
敝笱
敝笱》诗序谓“恶鲁桓微弱”是也。朱传以为刺庄公，失之矣。案女子之归有三：于归也，归宁也，大归也。舍是无言“归”者。文姜如齐，始于桓末年耳，时僖公已卒，不得言归宁，又非见出，不得云大归。则《诗》言“齐子归止”，定指于归而言。然于归时，文姜淫行未着也。末年如齐，桓即毙于彭生之手，《诗》何得责其防闲而以为刺哉？盖尝考之矣：鲁桓弑君自立，惟恐诸侯讨已，急结防于齐，以固其位，故不由媒介，自防齐侯以成防。文姜又僖公爱女，于其嫁也，亲自送于驩，则嫁时扈从之盛与文姜之骄逸难制，可知。桓既恃齐以自安，势不得不畏内，养成骄妇之恶，已非一朝，特于晚年发之耳。然则“笱之敝”也，不敝于彭生乘公之日，而敝于子翚逆女之年矣。诗人探见祸本，故不于如齐刺之，而于归鲁刺之，防深哉！集传以“归”为归齐，既失考证，义味亦短。
严缉谓鳏与鲂鱮【又名鳙鱼，又名鲢鱼】同称，非甚大之鱼，卫人所钓，偶得其连车者耳【事见《孔丛子正义》引之】斯语良然，然案《本草》，鳏鱼体似鯮而腹平，头似鲩【华版切】而口大，颊似鮎【音黏】而色黄，鳞似鳟【才损切】而稍细，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吞啗，故又名鳡鱼【鳡音感】又名防【音陷】鱼。鳡者，敢也；防者，啗也。则定非敝笱所能制也。
载驱
齐子岂弟？郑笺：“岂弟”作“闿圛【音开，亦】训为开明
译充耳，就是瑱。国君用玉制作，臣子用石制作。《诗经》中的“琼华、琼英、琼莹”说的就是它。悬挂瑱的紞，是用杂色丝线编织而成的。国君用五色，臣子用三色，就是现在的绦带。《诗经》中的“素、青、黄”说的就是它【这是郑玄的解释。毛亨认为“素”是象牙做的瑱，“青黄”是玉做的瑱，“琼华”等是佩饰】。外面还有纩，是用来捆绑瑱并系在紞上的，用黄绵制作。《汉书》中“黈纩充耳”，黔，就是黄绵。这符合《诗经》中“弗及焉”的记载。《集传》说：“充耳用纩，悬挂瑱，所说的紞。”这是错误地把紞当作充耳，又错误地把纩当作紞了。
东方之日
日月，是君臣的象征。东方，是光明盛大的时候。这是援引古事来讽刺当今的言辞【这是《传》的解释】。郑玄认为东方代表光明，却未取“未融”之意，太过迂曲。
东方未明
未明未晞，都是说时间早。末章说“不夙则莫”，说明有时也会失之太晚。《诗经》用互文手法来互相补充。所以《序》说“讽刺没有节制”，大概太早太晚的情况都有，否则与《鸡鸣》的警戒、《庭燎》的询问有什么区别，而认为是讽刺呢？“不能辰夜”，《传》说“辰是时”，《疏》说“不能按时节，这是夜晚的漏刻”。柳木柔脆，不能做藩篱；狂夫没有操守，不能观察漏刻。《序》说挈壶氏不能掌管他的职责，正是指这个。朱熹《集传》把“辰”改为“晨”，说“晨夜的分辨很明白”，这是不知道错误呢？还是有意为之呢？
挈壶的方法，孔颖达《疏》根据《周礼》注，说每个节气分为二箭，一年二十四节气为四十八箭，大约七天半更换一支箭，这是汉代的制度。关于定刻，孔氏说浮箭壶内以露出刻度为度，贾氏说漏水壶内以淹没刻度为度【《周礼》疏说：箭各有百刻，水淹一刻就是一刻】。陈氏说浮没不同，大概则一，确实如此。查考唐代制度，铜乌引水而下，注入浮箭而上登，那么孔氏浮箭的说法，也是就唐代制度而言的。
南山
冠緌成双。《说文》说：緌，系冠缨的带子。《内则》注说：緌，是缨的装饰。《疏》说：结缨于颔下，以固定冠，结的余者散而下垂，叫做緌。《集传》解释为冠上的装饰，沿袭《礼》注而未阐明。
卢令
那人美好且鬈，毛诗说鬈是好貌，郑玄破字为权，说勇壮。《疏》申述郑意，说好与美是一回事，所以改换。殊不知美是美德，首章《传》很明白，好是仪容，与美意义不同，怎么常是一回事呢？这首诗《序》说，陈述古君以讽喻，所以三章都以美德为主，而仁则又有其政，鬈则又有其容，偲则又有其才。容貌与才技虽然比不上美仁，但诗人颂扬君主，往往涉及这些，终南的“颜如渥丹”，驷铁的“舍防则获”，都是如此。《集传》解释鬈为须发，好解释偲为多须，并引用《左传》“于思”【宣二年】的话为证，那么两章的意思就重复了。况且鬈的本义在《说文》里，《说文》说，鬈发好貌，没说须。《左传》杜预注说，于思多鬓貌，贾逵注【见于《释文正义》】说，白头貌，都没说须。而且“于思”二字合起来解释，不是单独解释一个“思”字。又查考《说文》说，偲强力也，引用此诗与毛传稍有不同，但意义相通。
敝笱
《敝笱》诗《序》说“厌恶鲁桓公微弱”是对的。朱熹《集传》认为是讽刺庄公，错了。查考女子之归有三种：于归，归宁，大归。除此之外没有说“归”的。文姜去齐，始于桓公末年，当时僖公已死，不能说归宁，又不是被休弃，不能说大归。那么《诗》说“齐子归止”，一定是指于归。然而于归时，文姜的淫行未显。末年去齐，桓公即死于彭生之手，《诗》怎么能责备其防闲而认为是讽刺呢？我曾经考证过：鲁桓公弑君自立，惟恐诸侯讨伐自己，急于结交齐国以巩固地位，所以不通过媒介，亲自前往齐国以成婚。文姜又是僖公爱女，在她出嫁时，亲自送到驩，那么嫁时扈从之盛与文姜的骄逸难制，可知。桓公既依靠齐国以自安，势不得不畏内，养成骄妇的恶，已非一朝，只是在晚年爆发罢了。那么“笱之敝”，不是在彭生乘公之日敝，而是在子翚逆女之年敝了。诗人探见祸本，所以不在如齐时讽刺，而在归鲁时讽刺，寓意深啊！《集传》把“归”解释为归齐，既失考证，义味也短。
严缉说鳏与鲂鱮【又名鳙鱼，别名鲢鱼】同称，不是很大的鱼，卫人所钓，偶然得到连车者罢了【事见《孔丛子正义》引之】。这话确实，然而查考《本草》，鳏鱼体似鯮而腹平头似鲩【华版切】而口大颊似鮎【音黏】而色黄鳞似鳟【才损切】而稍细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吞啗故又名鳡鱼【鳡音感】又名鲠【音陷】鱼。鳡者敢也；鲠者啗也。那么一定不是敝笱所能制的。
载驱
齐子岂弟？郑笺：“岂弟”作闿圛【音开亦】训为开明
。本《洪范》稽疑之文【卜兆有五曰圛，古文作悌，贾逵以今文较之，定为圛】合《尔雅·释言》之义【云“恺悌”发也，郭注引此诗】不妄也。况此诗四章，发夕开明，文义相协，翺翔游敖，篇法当尔矣。又“发夕”毛云：“自夕发至旦，谓乘夜而行也”，解甚明。《易》朱传训“夕”为“宿”，恐未安。
译这原本依据《洪范》中“稽疑”的记载【占卜的征兆有五种，其中一种叫“圛”，古文写作“悌”，贾逵用今文经对照考证，确定应为“圛”】，并契合《尔雅·释言》的解释【说“恺悌”意为“发”，郭璞的注中引用了这首诗】，并非妄言。况且这首诗共四章，“发夕”意为开启光明，文辞与义理相协调，如鸟展翅翱翔、自由游历，篇章的法度本该如此。再者，“发夕”二字，毛亨解释说：“从晚上出发直到天亮，是说趁着夜色赶路”，解释得非常明白。《周易》朱熹的传注将“夕”解释为“宿”，恐怕不够妥当。
猗嗟
猗嗟言▯者，三首章。抑若▯兮，此一▯颡之别名也。毛训广▯，犹易云广颡尔。抑若者，美之之词也。毛云抑美色，是也。首章美目▯兮，言目▯俱美。毛云好目▯，眉着▯之为眉也。末章清▯婉兮，清指目▯，指眉毛云婉，好眉目总上清▯言也。此二▯皆眉也。案鄘风疏云，目为清，眉为▯，因谓目之上下皆曰清，眉之上下皆曰▯。此诗三▯，一为颡，二为眉，颡即眉上，故得▯称。三▯实一义矣。集传首▯字连抑为义，次▯字训为目之动，惟末章训为眉之美，一字而彊分三义焉。
尔雅·释训》云：「猗嗟名兮」，目上为名。毛公释《诗》亦同，盖古义相传如此。案「名」亦作「防」，《玉篇》云：「防，莫丁切，眉目间也。」《诗》：「猗嗟防兮」，然则今「诗」「名字」乃是「防」字之通用，与「名字」本训不相渉矣。朱子恐其惊俗，改训为「威仪技艺之可名」。
魏【变风】
十五国之魏，郑谱以为与周同姓者，因《左传【襄二十九年】晋叔齐语【云虞虢焦滑霍▯韩魏皆姬姓】故知之。其为何人之后，则莫得而详也。《大全》载刘瑾语曰：“先儒以魏所封为文王子毕公髙之后，此真瞽说矣。”富辰歴数文昭十六国【僖二十四年《左传》文】有毕无魏也。《史记·魏世家》言武王封毕公髙于毕，后絶，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不言封魏也。毕在长安城西北【见《左传》杜注】魏在河东，截然两国也。成康时，毕公以三公为东方伯，又受保厘之命，《书》《顾命》《康王之诰》《毕命》诸篇纪其事，皆称毕公，则不改封于魏可知也。其苗裔毕万仕晋献公，以为车右，与伐魏而灭之。后分晋为七国之魏，事又异《左传【闵元年】及《史记》也。此二书与《尚书》皆非僻书也，瑾曽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国之魏为十五国之魏，不畏后儒抚掌乎？又谓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先儒，而不学至此。修《大全》者又録其语于书，可谓无识矣。近世俗下书有《鲁诗》世学者言，毕公始封为毕伯，成王进为魏侯，又言晋灭魏，毕万降晋为大夫，复封于魏，此特村学究因瑾语而傅防其谬妄，本不足辨，聊纪于此，以见《大全》之贻误后学不浅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昭九年《左传》文】则夏世已有魏国，其来旧矣。郑谱云：「周以封同姓，岂灭彼而封此？如成王之于唐叔与？」
孔疏谓《魏风》七篇，前五篇刺俭，后二篇刺贪，其事相反，故郑于左方中分为二君，此未必然也。吝啬之人，往往好利无厌，安在俭不中礼者必不贪乎？况《陟岵》序云：“国数侵削，役于大国。”《十亩之间》序云：“国削，小民无所容。”此二篇未尝刺俭也。魏之世次无考，其为一君诗与二君诗，未可悬定耳。
葛屦
掺掺女手毛云掺掺犹纎纎然。说文掺作防，所咸切【释文同，惟徐邈思廉切】则读如衫纎。说文息防切【释文同】则读如铦。二字音稍别，今人槩读铦音，惟严缉辨之。
好人传》云：好女手之人，故服之，是女子整治之也。左辟女至门之仪也。象揥，亦女饰也。集传以好人为大人，因谓象揥是贤者之饰，恐未必有据。象揥两见《诗》，一为宣姜之饰，一为缝裳女之饰，皆指妇人耳。《鄘风》传云：揥所以摘髪。疏申之云：以象骨搔首，因以为饰。严缉以为若今之箆，未知然否。案《西京杂记》言武帝宫中搔头皆用玉，后世诗词亦有“玉搔头”之语，搔头正摘髪之义，岂揥之遗制与？揥字又作“楴”，《广韵》云：楴，枝整髪钗也。集传谓大人佩揥，是丈夫而钗矣。
汾沮洳
言采其藚。《毛传》：藚，水万【音昔】也。孔疏引郭璞《尔雅》注，又引陆玑《草木疏》，不为置辨，亦疏忽矣。案《尔雅》藚，牛唇。郭注云：《毛诗》传曰，水蕮也。如藚，断寸寸有节，抜之可复，不用。陆玑泽万之说，《尔雅》别有蕍蕮。郭注云：今泽蕮，葢明以陆疏为非也。孔疏兼存郭陆之言，吕记
译猗嗟
“猗嗟”篇中“猗嗟名兮”的“名”字，共出现三次。其中“抑若名兮”的“名”，是“广颡”（宽阔的额头）的别名。毛亨解释为“广颡”，与《易经》所说的“广颡”意思相同。“抑若”是赞美之辞。毛亨说“抑”是赞美容貌，这是正确的。首章说“美目名兮”，意思是眼睛和“名”都很美。毛亨说“好目名”，并解释眉毛附着在“名”上称为眉。末章说“清扬婉兮”，“清”指眼睛和“名”，“婉”指眉毛，这是对美好的眉目总括而言，承接上文“清扬”来说。这两个“名”字都指眉毛。查《鄘风》的疏证说，眼睛称为“清”，眉毛称为“名”，因此说眼睛的上下都叫“清”，眉毛的上下都叫“名”。这首诗中的三个“名”字，一个指额头，两个指眉毛，额头就在眉毛上方，所以可以称为“名”。这三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朱熹《诗集传》将第一个“名”字与“抑”连起来解释，第二个“名”字解释为眼睛的转动，只有末章的“名”字解释为眉毛的美好，一个字强行分出三种含义。
《尔雅·释训》说：“猗嗟名兮”，眼睛上方称为“名”。毛公解释《诗经》也相同，大概古代义理相传就是这样。查“名”也写作“防”，《玉篇》说：“防，莫丁切，眉目之间。”《诗经》：“猗嗟防兮”，那么现在《诗经》中的“名”字，其实是“防”字的通用写法，与“名字”的本义无关了。朱熹恐怕惊动世俗，改解释为“威仪技艺之可名”（威仪技艺值得称道）。
魏【变风】
十五国风中的魏国，郑玄的谱系认为它与周王室同姓，这是因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叔齐的话【说虞、虢、焦、滑、霍、杨、韩、魏都是姬姓】所以知道。至于它是谁的后代，则无法详细考证了。《大全》记载刘瑾的话说：“以前的儒者认为魏国所封之地是文王子毕公高的后代，这真是瞎说。”富辰列举文昭十六国【僖公二十四年《左传》记载】有毕国而没有魏国。《史记·魏世家》说武王封毕公高于毕，后来断绝，封为庶人，有的在中国，有的在夷狄，并没有说封于魏。毕国在长安城西北【见《左传》杜预注】，魏国在河东，显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成王、康王时期，毕公以三公身份担任东方伯，又接受保厘的任命，《尚书》中的《顾命》《康王之诰》《毕命等篇记载其事，都称毕公，那么没有改封于魏是显而易见的。他的后代毕万在晋献公时做官，担任车右，参与攻打魏国并灭掉了它。后来晋国分为七国，其中有一个魏国，事情又与《左传·闵公元年》及《史记》不同。这两部书和《尚书》都不是冷僻的书，刘瑾难道没有看过吗？竟然妄自把七国之魏当作十五国之魏，不怕后来的儒者拍手嘲笑吗？又说以前的儒者这样说，不知道是什么以前的儒者，不学到这种地步。编修《大全》的人又把他的话录在书中，可以说没有见识了。近世俗下的书中有《鲁诗》世学者说，毕公最初封为毕伯，成王时进爵为魏侯，又说晋灭魏，毕万降晋做大夫，又封于魏，这不过是村塾学究根据刘瑾的话而附会其谬误，本来不值得辩驳，姑且记录在这里，以显示《大全》对后学的贻误不浅。
周詹桓伯说：“我从夏朝以后稷开始，魏、骀、芮、岐、毕，都是我们的西土【昭公九年《左传》记载】，那么夏朝时已有魏国，由来已久了。郑玄谱系说：“周朝封同姓，难道灭掉那个而封这个吗？就像成王对待唐叔那样吗？”
孔颖达疏证说《魏风》七篇，前五篇讽刺吝啬，后两篇讽刺贪婪，事情相反，所以郑玄在左边中间分为两位君主，这未必正确。吝啬的人，往往贪利无厌，哪里见得吝啬不合礼的人一定不贪婪呢？况且《陟岵》序说：“国家屡次被侵削，役使于大国。”《十亩之间》序说：“国家被削，小民无处容身。”这两篇并没有讽刺吝啬。魏国的世次没有考证，它是一位君主的诗还是两位君主的诗，不能凭空断定。
葛屦
掺掺女手，毛亨说“掺掺”如同“纤纤”的样子。《说文解字》“掺”写作“防”，所咸切【《经典释文》相同，只有徐邈读思廉切】，那么读音如“衫纤”。《说文解字》息防切【《经典释文》相同】，那么读音如“铦”。这两个字的读音稍有区别，现在的人一概读“铦”音，只有严缉辨别出来。
《好人传》说：好女手之人，所以穿它，是女子整治的。左辟是女子到门前的礼仪。象揥，也是女子的饰物。朱熹《诗集传》把“好人”解释为大人，因此说象揥是贤者的饰物，恐怕未必有依据。象揥在《诗经》中出现两次，一次是宣姜的饰物，一次是缝裳女的饰物，都指妇人。《鄘风》传云：揥是用来梳理头发的。疏证申说：用象骨搔头，因而作为饰物。严缉认为像现在的篦子，不知是否如此。查《西京杂记》说武帝宫中搔头都用玉，后世诗词也有“玉搔头”的说法，搔头正是梳理头发的意思，难道是揥的遗制吗？揥字又写作“楴”，《广韵》说：楴，枝整发钗也。朱熹《诗集传》说大人佩揥，那是丈夫戴钗了。
汾沮洳
言采其藚。《毛传》：藚是水蕮【音昔】。孔颖达疏证引用郭璞《尔雅》注，又引用陆玑《草木疏》，没有加以辨析，也是疏忽了。查《尔雅》藚，牛唇。郭璞注云：《毛诗》传曰，水蕮。如藚，断寸寸有节，拔之可复，不用。陆玑泽蕮的说法，《尔雅》另有蕍蕮。郭璞注云：今泽蕮，大概明确以陆玑的疏证为非。孔颖达疏证兼存郭璞和陆玑之言，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
园有桃
朱子辨说于园有桃序，独取其「国小而廹日以侵削」二语，其余皆以为非是。谓魏之侵削，专因国小，不由于无徳教也。信如斯言，则徳教之有无，无闗于国之存亡，而小国不必自彊，大国不妨自恣矣，岂可为训乎？然集传云：「诗人忧其国小而无政。」夫无政，正无徳教之谓也。讥序而仍袭其意，序者有知，恐未必心服也。又辨「伐檀」非刺贪，「硕防」非刺君。然非贪鄙在位君子，何至甘心困穷？非君好重敛，有司何敢贪残不顾？持论如此，岂为知本哉？
诗言棘多矣，除《楚茨》、《青蝇》二棘外，余皆小▯也。然惟魏园有棘，毛有传。案《尔雅》樲，酸▯，郭注云：「树小，实酢，即此▯矣。」《神农经》列于上品，亦名山▯，出滑台者佳，故以示其县焉。
陟岵
多草木，岵无草木，峐【屺同】此《尔雅》文也。毛传反之，疏以为传写之误。案王肃述毛者也，其注屺岵亦称《尔雅【见释文】又《释名》《说文》《玉篇》《广韵》释屺岵皆与《尔雅》同，则误在毛传无疑。又案《卷耳》之崔嵬与砠及此诗屺岵，朱子俱用毛说，殆姑仍传文之旧耳，非真见传是而《尔雅》非也。刘瑾乃谓《尔雅》后出，故不用此，非朱意。毛传得自河间献王，献王景帝子，事武帝，而孝文之世，《尔雅》已置博士【见《孟子题词】终军辨豹文防，亦在武帝时，《尔雅》何尝后出耶？
十亩之间
序云：「言其国削小，民无所依，辨说讥其无理。以为国小则民随之。然孔疏已有说矣。」云：「古者侵其地则虏其民。」此指地狭民稠者，以民有畏防而内入故也。斯言良是。晋取阳樊而出其民，狄灭卫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随乎地，非独魏然矣。
魏国，汉之河北县也【今平陆县，属平阳府解州】水经注》言其城南西三靣皆距河，汉二十余里，北去首山十余里，处河山之间，土地廹隘，故着《十畮》之诗。案郦语，殆非语意。魏之楄小，由逼近彊邻，屡见侵夺，以致日蹙耳，非地势使然也。若魏君能广其徳教，开拓其疆宇，则逾河越山，皆得而有之，岂以此为限哉！
伐檀
伐檀首三句，毛郑以河清兴，明君诗意，当如此。河以浊显，而此诗三章皆言其清，取义必在是。若指隠居之地，则言河足矣，何必取浊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虽浊，而在河之干者则清。不知诗言河干，止谓寘檀于此；至言清且涟，则统举河水，不独指河干也。诗咏河多矣，竝无言其清者，独此诗三言之，岂无意乎？
集传释《伐檀》诗判为赋体，谓用力伐檀，本为车以行陆，今河水清涟，无所用，虽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语吾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谓不为其事则不食耳，非谓为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车无所用，何苦伐木为之？既欲自食其力，不应作此拙计。以为兴体，犹曰托言耳；以为赋体，是乃实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不穑”四句，以刺贪言，未甚明捷，强释为美君子，词费而意晦。
郑笺云：貉子曰貆，义本《尔雅》。说文云：貉之类，两说不同，而《雅》义较古矣。又刘桢《诗义问》云：貉子曰貃，貃形状与貉异。案貉貃本一字【本作貉，今作貃，音陌，北方豸种也，其训兽名者本作貃，今借用貉】安得分为两兽名？刘说非也。近世李时珍《本草》及谓《尔雅》“貉子貆”貆乃貃之譌，此误信刘说矣。况《伐檀》笺引《尔雅》语，正释诗“貆”字，安得譌哉？李又谓“貆”与“貛”同，今狗貛也。彼见《埤雅》言貛貉同穴，而说文以貆为貉类，故为此说耳。殊不知貛乃野豕，亦见说文。“貆”胡官切，“貛”呼官切，两字音形各别，岂一兽乎？貛即《尔雅》之貒【音湍，注云：豚也，一名貛】耳，非貆也。又案“貆”释文云：音桓，徐、郭音暄；《尔雅》释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亿兮？亿本作悥，满也。又十万之名也。百悥，千悥，万悥，皆同此字。字从言，从心，□字从言，从中，快也。意加人为亿，安也。三字
译园中有桃
朱熹在《园有桃》的序言辨析中，只选取了“国家狭小紧迫，每天遭受侵削”这两句话，其余的都认为不对。他认为魏国遭受侵削，专门是因为国家狭小，并不是因为缺乏道德教化。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道德教化的有无，就与国家存亡无关，小国不必自我强大，大国不妨放纵自己，这难道可以作为准则吗？然而《诗集传》说：“诗人忧虑国家狭小而没有政教。”所谓没有政教，正是没有道德教化的意思。讥讽《毛诗序》却仍然沿袭它的意旨，如果《毛诗序》的作者有知，恐怕未必会心服。又辨析《伐檀》不是讽刺贪婪，《硕鼠》不是讽刺君主。然而如果不是贪婪鄙陋的在位君子，怎么会甘心让百姓困穷？如果不是君主喜好重敛，官吏怎敢贪婪残暴而不顾百姓？持论如此，难道算是懂得根本吗？
《诗经》中提到棘树的地方很多，除了《楚茨》、《青蝇》两篇中的棘树外，其余都是小棘。然而只有魏国的园中有棘树，《毛传》有解释。查《尔雅》说：樲，就是酸棘，郭璞注说：“树小，果实酸，就是这种棘树。”《神农经》将其列为上品，也称山棘，出产于滑台的最好，所以用县名来标示它。
陟岵
多草木的地方叫岵，无草木的地方叫屺（屺与屺同），这是《尔雅》的文字。《毛传》把两者说反了，孔颖达的《疏》认为是传抄错误。查王肃是阐述毛氏学说的，他的注对屺、岵的解释也称引《尔雅》（见《释文》）。又《释名》、《说文》、《玉篇》、《广韵》解释屺、岵都与《尔雅》相同，那么错误在《毛传》无疑。又查《卷耳》中的崔嵬与砠以及此诗的屺、岵，朱熹都采用毛氏的说法，大概是暂时沿袭传文的旧说罢了，并非真的认为传文对而《尔雅》错。刘瑾却说《尔雅》是后来才出的，所以朱熹不用此说，这不是朱熹的本意。《毛传》得自河间献王，献王是景帝的儿子，侍奉武帝，而在孝文帝的时代，《尔雅》已经设置了博士（见《孟子题词》）。终军辩驳豹文的言论，也在武帝时，《尔雅》何尝是后来才出的呢？
十亩之间
《毛诗序》说：“说国家狭小，百姓无所依靠。”《辨说》讥讽它没有道理，认为国家狭小百姓就会跟随。然而孔颖达的《疏》已经有解释了。说：“古代侵略别人的土地就虏掠那里的百姓。”这是指土地狭小人口稠密的情况，因为百姓害怕祸患而向内迁徙的缘故。这话很对。晋国夺取阳樊而赶走那里的百姓，狄人灭卫而男女渡河的有七百人，百姓都不跟随土地，不只是魏国如此。
魏国，是汉代的河北县（今平陆县，属平阳府解州）。《水经注》说它城南、西三面都靠近黄河，相距二十多里，北离首山十多里，处在河山之间，土地紧迫狭窄，所以作了《十亩》这首诗。查郦道元的说法，大概不符合诗意。魏国的狭小，是因为逼近强邻，屡次遭受侵夺，以致日益缩小，不是地势造成的。如果魏君能推广他的道德教化，开拓他的疆域，那么越过黄河翻过山岭，都能占有，难道以此作为界限吗！
伐檀
《伐檀》开头三句，毛亨、郑玄以河水清澈起兴，阐明君主的诗意，应当如此。黄河以浑浊著称，而这首诗三章都说它清澈，取义一定在这里。如果指隐居的地方，那么说河就够了，何必取浊水而加上清的名号？董氏说：黄河虽然浑浊，但在河边的干地则是清澈的。不知道诗中说河干，只是说把檀木放在这里；至于说清澈且有波纹，则是统说河水，不只是指河干。《诗经》咏叹黄河的地方很多，并没有说它清澈的，只有这首诗三次提到，难道没有意思吗？
《诗集传》解释《伐檀》诗判定为赋体，说用力砍伐檀木，本是为了造车在陆地上行走，现在河水清澈有波纹，没有用处，虽然想自食其力，却做不到，这话我不理解。不白吃饭的人，是说如果不做那件事就不吃饭，不是说做了那件事却仍然不吃饭。明知车没有用处，何必辛苦砍木来做它？既然想自食其力，就不该做这种笨拙的计划。认为是兴体，还说是托言；认为是赋体，那就是实事了。天下有这种愚蠢而不通情理的君子吗！至于“不稼不穑”四句，用讽刺贪婪来解释，不够明确快捷，强行解释为赞美君子，言辞冗长而意思晦涩。
郑玄的笺注说：貉子叫貆，义本于《尔雅》。《说文》说：貉的一类，两种说法不同，而《尔雅》的意思较古老。又刘桢《诗义问》说：貉子叫貃，貃的形状与貉不同。查貉、貃本是一个字（本作貉，今作貃，音陌，北方的兽类，其训兽名的本作貃，今借用貉），怎能分为两种兽名？刘桢的说法不对。近世李时珍《本草》也说《尔雅》“貉子貆”的貆是貃的错字，这是误信刘桢的说法了。况且《伐檀》的笺注引用《尔雅》的话，正是解释诗中的“貆”字，怎么会是错字呢？李时珍又说“貆”与“貛”相同，就是现在的狗貛。他见《埤雅》说貛、貉同穴，而《说文》以貆为貉类，所以有此说法。殊不知貛是野猪，也见于《说文》。“貆”读胡官切，“貛”读呼官切，两字音形各别，难道是一种兽吗？貛就是《尔雅》中的貒（音湍，注说：猪，一名貛）罢了，不是貆。又查“貆”的《释文》说：音桓，徐邈、郭璞音暄；《尔雅》《释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亿兮？亿本作悥，意思是满。又是十万的名称。百悥、千悥、万悥，都用这个字。字从言，从心，□字从言从中，意思是快。意加人为亿，意思是安。三个字
唐【变风】
大全载刘瑾语，谓君子欲絶武公于晋，故不称晋而称唐。晋诗名唐，见武公灭宗国之罪；《魏风》首晋，又见献公灭同姓之恶。噫，瑾所谓君子者何人邪？吴季子观乐时，诗未经删定也，然已先歌《魏》后歌《唐》，则晋之称唐，唐之继《魏》，非仲尼笔也。以一字寓襃贬，《春秋》教也，非《诗》教也。即使《唐》继《魏》，晋称《唐》，果定自仲尼之笔，亦未必如瑾所谓，况鲁乐工所歌已尔邪？又《唐》之名昉于帝尧，而为晋之本号，未尝劣于晋也。仲尼欲絶武公，何独靳一晋名，而于《唐》则无所惜邪？《蟋蟀》序论称《唐》之故，谓其有尧之遗风【详见下传】吴季子闻歌《唐》，亦叹其思深忧逺，有陶唐之遗民，二语不谋而合，可见古义不诬也。是称晋为唐，乃所以美之，瑾反以为刺，何其悖邪？至于《魏风》七篇，《唐风》十二篇，其为武、献之诗，仅《无衣》已下四篇耳，安得两风之次第名称专为二公而定邪？所见如此，殆不及儿童也。修《大全》者，偏载其说，无识甚矣。
蟋蟀
蟋蟀刺僖公序，说必有本。朱子讥为以諡得之，殆深文耳。序云“及时”，指每章四首，句云“以礼自娱乐”，指后四句，与经文正相合。朱子谓其相反，吾所不解也。序又言“此晋也，而谓之唐”，本其风俗忧深思逺，俭而用礼，有尧之遗风。此綂举唐风而言，不专自一诗，与刺僖全无渉，特附见《蟋蟀》序耳。文句显然，非难知也。朱子漫不加察，合《剌僖》为一事而讥之，读书亦太卤莽矣。且其词曰：“风俗之变，尝由俭入奢，而变之渐，必由上及下。”今谓君之俭反甚于初，而民之俗犹知用礼，恐无是理。据斯语，则俗之既奢者，必不能复俭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国奢示俭，国俭示礼”，奢俭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俭而用礼，尧之遗风也。僖公始为非礼之俭，然俗染未深，故犹知用礼，且以规劝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汉傅毅《舞赋》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诗云：“蟋蟀伤局促。”局促之义，正与序“俭不中礼”同。“哀之伤之”，即序所谓“闵之”也。傅毅，明帝时人；古诗，亦名《杂诗》。《玉台新咏》以为枚乘作。乘，景帝时人。《文选》十九首，昭明列于蘓李前，则亦以为西京人作也。此诗毛学未行，而诗说已如此，序义有本矣。朱传以为“民俗勤俭”，夫勤俭，美徳也，何云“局促”哉？“职思其居”，传云：“职，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职竞由人。”《左传》郑子驷引逸诗云：“职竞作罗【襄八年】晋范宣子责戎云：“言语漏泄，则职汝之由【襄十四年】职”皆训“主”，主者，言主当如此，非实字也。“职思其居”，谓主思其所居之事，义在“居”，不在“职”也。语本浑成。集传既训“职”为主，复云“顾念其职之所居”，则又似为“职任”之义，自相戾矣。欧阳氏解“职思其外”云：“不废其职事，而更思其外”，亦以“职”为实字，故句法多破碎。《大全》辅氏云：“职思其居”，谓“所居之职”也；“其外”，谓“所职之外”也；“其忧”，谓“思之极而至于忧”也。此述朱而愈失之。夫经云“思其忧”，不云“思而忧”也。“思其忧”者，思其可忧之事，忧即其所思也。思而忧，忧又在思外矣，文义不啻径庭。况上“思其居”、“思其外”，语本一例，若亦改其为“而”，岂成文理乎？误不仅在职矣。
尔雅》云：“瞿瞿、休休，俭也。”葢俭是有节制，而休休为恬静之义。良士之心，恬静而不嚣浮，所以为俭也。《毛传》云：“休休，乐道之心。”乐道则无欲，亦俭意也。与“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耳。辅广以“休休”为“瞿瞿”、“蹶蹶”之效，误矣。
山有枢
隰有榆。朱传曰：「榆白枌也。」此袭《说文》而误也。《尔雅·释木》云：「榆白枌。」孙炎云：「榆之白者名枌。」《东门之枌》毛传云：「粉白榆也。」解正相合。《释木》此
译唐【变风】
《诗义大全》记载刘瑾的话，说君子想要断绝武公在晋国的名声，所以不称晋而称唐。晋国的诗歌命名为唐，是为了彰显武公灭掉宗国的罪过；《魏风》以晋诗为首，又彰显了献公灭掉同姓的恶行。唉，刘瑾所说的君子究竟是谁呢？吴季子观乐时，诗歌尚未经过删定，然而已经先唱《魏》后唱《唐》，那么晋被称为唐，唐继于《魏》之后，并非孔仲尼的笔法。用一个字来寄托褒贬，是《春秋》的教化，不是《诗》的教化。即使《唐》继于《魏》，晋被称为《唐》，果真由孔仲尼的笔法确定，也未必像刘瑾所说的那样，何况鲁国乐工所唱的已经是这样了呢？况且《唐》的名称始于帝尧，作为晋国的本号，并不比晋逊色。孔仲尼想要断绝武公，为何独独吝惜一个晋名，而对《唐》却毫不吝惜呢？《蟋蟀》的序论称《唐》的缘故，说它有尧的遗风【详见下文】吴季子听到《唐》的歌声，也感叹其思虑深远，有陶唐的遗民，这两句话不谋而合，可见古义没有虚假。所以称晋为唐，是用来赞美它，刘瑾反而认为是讽刺，多么悖谬啊？至于《魏风》七篇，《唐风》十二
文，当以「榆白」为句，「枌」为句耳。《说文》用《释木》成语而不加分析，故贻误于集传。然集传于此诗曰：「榆白枌也」，于《东门之枌》曰：「枌白榆也」。枌既白于榆，榆安得又白于枌乎？葢亦弗之思矣。严缉辨此甚当，但谓是陆玑之误，则《草木疏》无此语，盖误记许为陆耳。
译“文”字，应当以“榆白”为一句，“枌”为一句。《说文解字》沿用了《释木》中的成句而没有加以分析，因此给《诗集传》造成了误导。然而《诗集传》在这首诗中说：“榆白就是枌”，在《东门之枌》中又说：“枌是白色的榆树”。既然枌比榆更白，榆怎么又能比枌更白呢？这大概是没有仔细思考的缘故。严缉对此的辨析非常恰当，但他说是陆玑的错误，那么《草木疏》中并没有这样的话，大概是误把许慎记成了陆玑。
山有栲，疏引俗谚云：「櫄、樗、栲，防相似如一案。」栲，山樗也；樗，臭櫄也；櫄乃杶之或体，书作杶。《禹贡》杶，余栝柏是也。《左传》作橁，襄十八年平隂之役，孟庄子斩雍门之橁以为公琴是也。俗书为椿【椿本别一木，即《庄子》所云八千嵗为春秋者，又名橓，今俗误冩櫄为椿，假而不归乆矣。椿，式闰切】椿、樗、栲三木同类而微分。《本草纲目》云：「椿皮细，肌实而赤燸，叶香甘可茹；樗皮肌粗虚而白，其叶臭；栲生山中，亦虚大，爪之如腐朽。」陆元恪亦云：「山樗与下田樗无异，叶似差狭耳。」然陆又谓山樗不名栲，栲叶如栎，可为车辐，或谓之栲栎，此特据方俗语耳。栲之为山樗，《尔雅》《毛传》《说文》皆同，不误也。又案《说文》栲作□，云从木尻【若刀切】声苦浩切。陆疏云：「许慎栲读为糗，则徐▯此切，非许意矣。」《诗》栲字协杻，陆语应不谬。
▯之水
唐风▯之水，谓涑水【涑音粟】也。水经注云：涑水自左邑城西注，水流急濬，轻津无缓，故诗人以为激▯之水。水侧狐突遇申生处，观此益信▯水是激▯，非悠▯矣。左邑即曲沃也，秦改名焉。
说文》无皓字，而《玉篇》有之，与皜、皥同字，皆为白色义。《唐风》“白石皓皓”，释文：“胡老切”，《玉篇》、《广韵》音亦同。《广韵》又云：“四颢，今作皓”，是与颢又同字。韵防以皓为“古老切”，不知何本。
广尺深尺为▯广二寻深二仞为巜▯即畎字巜即浍字。书濬畎浍距川，言深▯巜之水为巛也。▯之水白石粼粼，从巜不从巛。《说文》：粼，水生厓石间，粼粼也。从巜，粦声。《玉篇》《广韵》皆同。今《诗》本惟《吕记》《严缉》作粼，严辨之甚悉，余皆从巛。监本注疏亦误。
椒聊
椒聊毛传但言两手曰匊，不言升匊之大小。宋董氏引崔集注，谓匊大于升。云古升，升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陈氏、吕氏亦言二升曰匊。案《周礼·考工记》陶人疏引《小尔雅》云匊二升，二匊为豆，豆四升【今《小尔雅》云两手谓之匊，案咸注云匊半升，与考工疏所引不同】陈、吕之说应本于此。又《考工·粟人》疏云：“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纵横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据此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积方分者千，十得万，六得六千，为一万六千分。平方一寸积方分者百二，则倍之得二百分。《律吕新书》云：“合龠为合，两龠也，积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为升，二十龠也，积一万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数，所言相符，当不谬也。若据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计之，则容升之数仅得积方五百二十二分有竒，不及一龠，多寡相悬，殆不然矣。又案近世算术，以长尺、广尺、深二尺五寸为古斛法，是每石积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积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积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为方分者二万五千，较贾疏所引粟米算法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虽云古斛法，特视今稍古耳。若三代嘉量之制，则贾疏近之。
绸缪
毛以三星为参宿，举昬姻之正期，以刺时；郑以为心宿厯，举其失时以为刺。盖毛以季秋至孟春为昬期之正，郑则专以仲春为昬期也。毛义不易矣【近儒李氏是毛非郑，辨据典确】三星断宜指参华谷，从毛得之。吕记主郑而兼毛，朱传则独主郑矣。又此诗本刺昬姻失时，而朱传反以为既得昬姻，夫妇相语，尤非诗意。如此良人何明，是欲见而不得见，无可奈何之词也，安在其喜而自庆乎？朱子之为此解者，殆因越人拥楫歌，用此诗「今夕何夕」句为嘉美之谈耳。殊不知引诗断章，不必如本，孔疏辨之理自长矣。
心三星正似连珠，虽稍曲，然不可谓之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织女胃星之形，差似之耳。《绸缪诗》大全録刘瑾之言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殆犹瞽者之道，黒白也。」郑之野有蔓草，唐之绸缪，皆言邂
译山中有栲树，《尔雅》疏引俗谚说：“櫄、樗、栲，这三者防（形状）相似，就像放在同一案板上一样。”栲，就是山樗；樗，就是臭櫄；櫄是杶的异体字，书写时作杶。《禹贡》中的杶，就是余栝柏。《左传》中写作橁，襄公十八年平阴之战，孟庄子砍下雍门之橁来做国君的琴，说的就是这种树。俗书写作椿【椿本是另一种树木，即《庄子》所说的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的那种，又名橓，如今俗人误将櫄写成椿，这种假借已经沿袭很久了。椿，音式闰切】。椿、樗、栲这三种树木同类而略有区别。《本草纲目》说：“椿树皮细，木质坚实而呈赤红色，叶子香气甘甜可以吃；樗树皮粗糙疏松而色白，叶子有臭味；栲生长在山上，也疏松粗大，指甲掐上去像腐朽的木头。”陆德明也说：“山樗与低洼田地的樗没有区别，只是叶子稍微狭长一些。”然而陆德明又说山樗不叫栲，栲的叶子像栎树，可以做车轮的辐条，有的地方叫它栲栎，这仅仅是根据方言俗语罢了。栲作为山樗，在《尔雅》《毛传》《说文解字》中说法一致，没有错误。又查《说文解字》中栲写作□，说从木，尻【若刀切】声，音苦浩切。陆德明疏说：“许慎将栲读为糗，那么徐铉注音此切，就不符合许慎的本意了。”《诗经》中栲字与杻字押韵，陆德明的话应该没有错误。
〇之水
《唐风》中的〇之水，指的是涑水【涑音粟】。《水经注》说：涑水从左邑城西注入，水流湍急深邃，轻舟渡河没有缓慢的时候，所以诗人称它为激〇之水。水边是狐突遇见申生的地方，看了这个记载，更加确信〇水是激〇，而不是悠〇了。左邑就是曲沃，秦朝时改名为左邑。
《说文解字》中没有皓字，而《玉篇》中有，与皜、皥是同一个字，都表示白色的意思。《唐风》“白石皓皓”，《经典释文》注音：“胡老切”，《玉篇》、《广韵注音也相同。《广韵》又说：“四颢，现在写作皓”，这说明皓与颢也是同一个字。韵书将皓注为“古老切”，不知依据什么版本。
广一尺深一尺为〇，广二寻深二仞为巜，〇就是畎字，巜就是浍字。《尚书》说“濬畎浍距川”，意思是疏通深〇巜的水流使之通向大河。〇之水白石粼粼，是从巜而不是从巛。《说文解字》：粼，水生在崖石之间，粼粼的样子。从巜，粦声。《玉篇《广韵》都相同。现在《诗经》版本中只有《吕记》《严缉》作粼，辨析得很详细，其余都从巛。监本注疏也错了。
椒聊
《毛传》只说两手合捧曰匊，没有说升和匊的大小。宋代董氏引用崔集注，说匊大于升。说古升，升口直径一寸，底部直径六分，深八分。陈氏、吕氏也说二升曰匊。查《周礼·考工记》陶人篇疏引《小尔雅》说匊等于二升，二匊为豆，豆等于四升【现在《小尔雅》说两手合捧谓之匊，查咸注说匊半升，与考工疏所引的不同】。陈、吕的说法应该源于此。又《考工·粟人》篇疏说：“粟米算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分二厘，容量为一石；纵横十截破之，一方有十六分二厘，容量为一升；一百六十二寸容量为一斗；一千六百二十寸容量为一石。”根据这个容量为一升的量，立方一寸积方分者一千，十得万，六得六千，为一万六百分。平方一寸积方分者百二，则倍之得到二百分。《律吕新书》说：“合龠为合，两龠也，体积为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为升，二十龠也体积为一万六千二百分。”正好符合十六分二厘容量为一升的数字，所说相符，应当没有错误。如果根据董氏引用的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计算，则容量为一升的体积仅得五百二十二分有余，不及一龠，多少相差悬殊，大概不是这样。又查近世算术，以长一尺、广一尺、深二尺五寸为古斛法，这是每石体积为二千五百寸，每斗体积为二百五十寸，每升体积为二十五寸。方寸者二十五，为方分者二万五，比较贾疏所引粟米算法每升多八千二百分。这虽然说是古斛法，只是比现在稍古罢了。如果三代嘉量的制度，则贾疏接近真相。
绸缪
毛亨以三星为参宿，举出黄昏结婚的正期，用来讽刺当时；郑玄以为心宿历，举出其失时来讽刺。大概毛亨以季秋至孟春为结婚正期，郑玄则专以仲春为结婚正期。毛亨的意思不可改变【近儒李氏是毛非郑，辨析依据典确】。三星断然宜指参华谷，从毛亨的说法是对的。吕记主郑而兼毛，朱熹传则独主郑了。又这首诗本是讽刺婚姻失时，而朱传反而认为是已经得到婚姻，夫妇相语，尤其不符合诗意。如此良人何明，是想见而不得见，无可奈何的话，哪里是在欢喜而自我庆幸呢？朱子之所以这样解释，大概是因为越人拥楫歌，用这首诗“今夕何夕”句作为嘉美之谈罢了。殊不知引诗断章，不必如本意，孔颖达疏辨析之理自然更长。
心三星正似连珠，虽然稍微弯曲，然而不可谓之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织女星胃星之形，差似之耳。《绸缪》诗大全录刘瑾之言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殆犹瞽者的道，黑白也。”郑之野有蔓草，唐之绸缪，都说邂逅
逅，而两传释之义各不同。郑传云：「不期而防。」唐云：「解说之貌。」意当日经文必有不同矣。郑释文云：「逅本亦作遘。」唐释文云：「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觏。」此字形互异，畧可见者也。案《说文》「不期而防」是邂逅本训，郑诗正当此义矣。唐诗见此「邂逅」指昬姻言，昬姻之礼必相约而后成，岂可言不期而会？宜毛公别为释也。传解释文，音蟹；说音恱。其义笺疏俱无发明。窃以上下章传义推之，「良人为美室，粲者为三女」，皆夫目妇之称，则此章义应相类，解缓而和悦，岂指初昏之状与？释文又载韩诗云：「邂觏，不固之貌。」虽与毛义殊，亦足证此「邂逅」与郑诗别矣。
译“逅”字，而《郑笺》与《毛传》解释的含义各不相同。《郑笺》说：“不期而遇。”《毛传》说：“解说和悦的样子。”推测当时的经文必定有所不同。郑玄的《释文》说：“逅字原本也写作遘。”陆德明的《释文》说：“邂字原本也写作解，逅字原本也写作觏。”这些字形上的差异，大概可以看出端倪。查考《说文解字》，“不期而遇”是邂逅的本义，郑玄所注的《诗经》应当取此义。而《毛传》认为这里的“邂逅”是指婚姻而言，婚姻的礼仪必定要相约而后才能成礼，怎么能说是没有约定而相遇呢？所以毛亨另作解释也是适宜的。《毛传》与《释文》，邂音蟹；说音悦。其具体含义在《郑笺》和《孔疏》中都没有阐发。我根据上下章节《毛传》的含义来推断，“良人”是丈夫对妻子的称呼，“粲者”是丈夫对三个女儿的称呼，都是丈夫对妻子的称谓，那么这一章的含义应当与此类似，形容神态舒缓而和悦，难道是指新婚时的状况吗？《释文》又记载韩诗说：“邂觏，是不牢固的样子。”虽然与毛亨的解释不同，也足以证明这里的“邂逅”与郑玄所注的《诗经》含义不同。
绸缪杕杜羔裘此三诗序皆不言刺。何君疏以其在椒聊鸨羽之间，槩判为昭公时，殆不然也。鸨羽序云刺时，竝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后大乱五世，明是乱极始作鸨羽，非昭公诗，则绸缪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传》虽云晋始乱【见桓二年】然昭在位仅七年，殆潘父弑之乱斯甚耳。昭公时未至大乱，致民间昬姻失时，父母莫养也。成师乃昭公亲叔父，昭公以曲沃封之，不得为薄其宗族也。昭之后歴孝、鄂、哀、小子、缗五君，而后并于曲沃。绸缪以下四诗，当作于最后一二君之世，此时晋乱已乆，容有昬姻失时，父母莫养者，而曲沃已在晋君五服之外，则所谓同父同姓，自目其君之近属而言，义无不通也。疏误解序意矣。
枤杜
独行瞏瞏瞏字，从目，袁声。《说文》云：“目惊视也。”引此诗，今诗皆作睘，俗人传写，妄减其笔画耳。又毛云：“睘睘无所依也。”无依之人，多傍徨惊顾，与《说文》语虽异，义实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两「胡不」非望词，乃决词也。言他人决不辅助我，正见其不如同父也。东莱释此诗，谓他人如可恃，则行路之人胡不来相亲比？凡人无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逸斋解此意，亦与吕同，最允当矣。若甫言他人不如，忽又望其相助，不害于文义乎？郑以为求助于异姓之臣，朱以为求助于行路之人，意异而误同。惟毛无传，意应如吕。
羔裘
传云：“居居，懐恶不相亲比之貌。”究究犹居居，是二语一意也。疏引《尔雅》李廵孙炎注，以“居居”为不狎习之恶，“究究”为穷极人之恶，因衍其意曰：“懐恶而不与民相亲，是不狎习也；用民力而不忧其困，是穷极人也。”说“究究”与传异，而义实胜。析《招》诗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斯与穷极人者异矣。
鸨羽
鸨羽》序云：“昭公之后，大乱五世。”郑笺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为五世，此非也。序既云“昭公之后”，自不应并数昭矣。朱子初说不数昭而数缗，最得之。缗在位二十八年，视前数君独乆，其时岂得无乱？又灭缗之后，曲沃武公始继晋而作《无衣》之诗，不容言晋乱者，反阙缗而不数也。
鸨音保，从鸟，□声，□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写从七十者，误。
黍稷与粱秫，苗叶相似，而穗与粒不同。黍与稷，粱与秫，穗粒各相似，而性之黏疏不同。稷之黏者为黍，一茎数穗，而散▯，其粒长。粱之黏者为秫，一茎一穗，而坚壮，其粒圜。稷粱以为饭，黍秫以为酒，犹秔与稬也。又古以粟为谷之总名，自汉以后，始以名粱之细粒而短芒者。今北土皆食之，呼为小米。
无衣
序云美晋武公也。疏云其臣之意美之耳。盖武公本无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此孔氏之善读序也。朱子弗究斯指，谓是序者以为美，从而讥之，亦已固矣。至岂曰云云，犹之乎岂敢？爱之岂无他人云尔。此诗人句调之常也。称天子为子，犹胜于尔汝，亦诗人称谓之常也。况此乃大夫见请命之事，因而咏述之，非即以此诗上之天子，求其锡命也。谓其倨慢弃礼，无乃儿童之见与？
有杕之杜
武公以庄十六年命为晋侯，至十七年卒，其兼有宗国，仅一年耳。有杕之杜，其即继无衣而作乎？武公以不义得国，贤者耻立其朝，譬犹特生之杜，人罕托足。虽内致其诚，外尽其礼，犹恐不足，枉君子之驾，况不求乎？故云「噬肯适我，望君子之来，而惟恐其不来也」。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求？贤之道，当如是矣。
葛生
葛生篇，严坦叔定为悼亡之诗，而以次章之茔域及末二章之「于居于室」证之，此非也。蔹蔓于域，传虽以为茔域，然与上章之「于野」及「葛防」之棘楚一例语耳，不必目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犹《大车》篇之「同穴」，不必死后方可言也。况次章之「于域」，固为死亡之证，而三章之「锦衾」，独非生存之证乎？
采苓
采苓三章皆两言人之为言为字，释文
译《绸缪》《杕杜》《羔裘》这三首诗的序言都没有说它们是讽刺之作。何君的疏解认为它们位于《椒聊》和《鸨羽》之间，便一概判定为晋昭公时期的作品，这大概是不对的。《鸨羽》的序言说“讽刺时世”，并没有说“讽刺昭公”，又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代，显然表明是乱到极点才作了《鸨羽》，既然不是昭公时期的诗，那么《绸缪》等篇的情况也就可知了。昭公即位，《左传》虽然记载晋国开始动乱【见桓公二年】，但昭公在位仅七年，大概潘父弑君之乱才算是严重罢了。昭公时期尚未达到大乱的程度，不至于导致民间婚嫁失时、父母无人奉养。成师是昭公的亲叔父，昭公将曲沃封给他，不能说是轻视宗族。昭公之后历经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缗侯五位君主，然后晋国才合并于曲沃。《绸缪》以下的四首诗，应当作于最后两位君主的时代，此时晋国动乱已久，或许有婚嫁失时、父母无人奉养的情况，而曲沃已在晋君五服亲属之外，那么所谓“同父同姓”，是从晋君近亲的角度而言，义理上并无不通之处。何君的疏解误解了序言的意思。
《杕杜》
独行睘睘。“睘”字，从目，袁声。《说文解字》说：“目惊视也。”引用此诗，现在的《诗经》都写作“睘”，是俗人传写时妄自减省笔画所致。又毛传说：“睘睘无所依也。”无依无靠的人，多彷徨惊顾，与《说文解字》的话虽然不同，义理实则相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佽焉？两个“胡不”不是希望之词，而是决断之词。意思是说他人决不会辅助我，正见出他们不如同父兄弟。吕祖谦解释此诗，说如果他人可以倚仗，那么行路之人为什么不来相亲比？凡人没有兄弟的，为什么不去外求援助？逸斋解释此意，也与吕祖谦相同，最为恰当。如果刚说他人不如，忽然又希望他们相助，不损害文义吗？郑玄认为求助于异姓之臣，朱熹认为求助于行路之人，意思不同但错误相同。只有毛亨没有传注，其意应当如吕祖谦所说。
《羔裘》
传注说：“居居，怀着恶意不相亲比的样子。”究究与居居意思相同，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疏解引用《尔雅》李巡、孙炎的注，以“居居”为不亲狎习之恶，“究究”为穷尽人之恶，于是引申其意说：“怀着恶意而不与百姓相亲，是不亲狎习；役使民力而不忧虑其困顿，是穷尽人。”解说“究究”与传注不同，但义理实则更优。分析《招》诗说：“役使百姓之力而没有醉饱之心。”这与穷尽百姓的人不同。
《鸨羽》
《鸨羽》序言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代。”郑玄笺注以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公子侯为五代，这是不对的。序言既然说“昭公之后”，自然不应把昭公也算在内。朱熹最初的说法不数昭公而数缗侯，最为得当。缗侯在位二十八年，比前几位君主在位时间都长，那时难道没有动乱？又灭缗侯之后，曲沃武公才继承晋国并作了《无衣》之诗，不能说晋国动乱反而遗漏缗侯而不数在内。
鸨音保，从鸟，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写从七十者，是错误的。
黍稷与粱秫，苗叶相似，但穗与粒不同。黍与稷，粱与秫穗粒各自相似，但性质的黏疏不同。稷中黏的为黍，一茎数穗，散开，其粒长。粱中黏的为秫，一茎一穗，坚壮，其粒圆。稷粱用来做饭，黍秫用来酿酒，就像粳米与糯米一样。又古代以粟为谷的总名，自汉代以后，才开始用来命名粱中细粒而短芒者。现在北方都食用它，称为小米。
《无衣》
序言说赞美晋武公。疏解说那是他的臣子赞美他罢了。大概武公本身无可赞美，赞美他的是他臣子的意思。这是孔颖达善于读序言之处。朱熹没有探究此意，说是作序的人认为赞美，从而讥讽他，也太固执了。至于“岂曰”云云，就像“岂敢”；“爱之岂无他人”云云。这是诗人句调的常例。称天子为“子”，比称“尔”“汝”要好，也是诗人称谓的常例。况且这是大夫见到请命之事，因而咏述之，并非立即将此诗呈给天子，求其赐命。说他们倨慢弃礼，岂不是儿童之见？
《有杕之杜》
武公在庄公十六年被任命为晋侯，到十七年去世，他兼并宗国，仅一年而已。《有杕之杜》，大概就是继《无衣》而作的吧？武公以不义得国，贤者以立于其朝为耻，好比特生的杜树，人很少托足。虽然内致其诚，外尽其礼，还恐怕不足，枉驾君子，何况不求呢？所以说“噬肯适我”，是希望君子来，而惟恐其不来。中心好之，曷饮食之？求贤之道，应当如此。
《葛生》
《葛生》篇，严坦叔定为悼亡之诗，并以第二章的茔域及最后两章的“于居于室”来证明，这是不对的。蔹蔓于域，传注虽然认为是茔域，但与上章的“于野”及“葛防”的棘楚是一类语，不必指其夫所葬之处。“于居于室”，就像《大车》篇的“同穴”，不必死后才能说。况且第二章的“于域”，固然是死亡的证明，而第三章的“锦衾”，难道不是生存的证明吗？
《采苓》
《采苓》三章都两言“人之为言”的“为”字，《释文》
有平去两读，而以本或作伪为非。案为言，毛无传，郑云为人为善言，以称荐之，据此文义，为人当去音，为善言当平音。经文为字，平去二音俱通也，宜释文两读也。孔疏申毛郑俱从定本作伪义，于经文虽可通，然非郑意也。窃谓经文为言与舍旃一誉一毁相对成文，则读于伪反，义优矣。疏云王肃诗本皆作为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译“为”字有平声和去声两种读音，而认为本字或作“伪”字是错误的。考察“为言”二字，毛亨没有传注，郑玄说“为言”是“为人”和“为善言”，用来称颂推荐，根据这段文义，“为人”应当读去声，“为善言”应当读平声。经文中“为”字，平声和去声两种读音都讲得通，所以《释文》应当注明两种读音。孔颖达的疏申述毛亨、郑玄都依据定本作“伪”字解释，对于经文虽然讲得通，但这并不是郑玄的本意。我私下认为，经文中“为言”与“舍旃”一誉一毁相对成文，那么读作“伪”的反切（即去声），意义就更为优长了。疏中说王肃的《诗经》本子都作“为言”，只是不知道王肃作何解释罢了。
采苓刺献公逸齐补传，以骊姬谮申生事证之，谓工谗者始以甘言投之，譬则苓苓味美也，继以苦言动之，譬则苦苦味恶也，终则甘苦竝进，譬则葑葑味上美而下恶也。骊姬始请申生居曲沃，此甘言也；继夜半而泣，言申生将行彊于君，此苦言也；又请君老而授之政，乃其释君，此甘苦竝进也。案献公信谗之失，莫大于杀申生一事，用以实此诗，颇优于理，其说三兴义亦曲而中。
毛诗稽古编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七
吴江陈启源撰
秦【变风】
车邻
车邻》序云：「秦仲始大」，《驷铁》序云：「襄公始命，始大国始大，始命命为诸侯。」也是秦仲尚未为诸侯，而得备寺人之官者，疏谓附庸虽未爵命，自君其国，犹若诸侯，故得有之，似矣。然非直此也，王朝公卿大夫士，《礼记》谓之内诸侯，孟子亦云「大夫视伯」，秦仲为襄王大夫，自当备次国之制，非复附庸之旧，其有车马侍御礼乐，无疑也。况《诗》以创见故美之，则前此虽君其国，未必有寺人矣，疏语殆未尽。然又朱子辨说，以《车邻》非秦仲诗，刘瑾从而和之，谓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诗疑作于襄公之后，何见之陋也。
阍寺守门，古制也。欲见国君者，俾之传告，不过使令贱役耳。车邻疏引《燕礼》及《左传》为证，见传命是其常职。然则寺人之令，非以为刺也。严缉谓三代侍御仆从，罔非正人。今秦用寺人为失，夫侍御仆从，岂给使令贱役者邪？杨用修因其语，遂极论之，又牵合缪公学着人事，以为后世刑余为周召，法律为诗书，皆始于此。故圣人録车邻以冠《秦风》，议论虽美，然非诗人本指。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内小臣也。疏申之云：寺人是在内细小之臣，非谓寺人即是内小臣之官也。盖《周礼》天官所属内小臣与寺人各一官，故辨之耳。此诗《朱传》袭用毛传，语《大全》亦引孔疏注于下，而节其语曰：「寺人是在内细小之臣，即今内小臣之官也。」吁！谬矣。裁去「非谓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改「是」字为「今」字，夫孔氏所谓「今」，岂非唐乎？《唐书·百官志》并非内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语，经其剪裁，便致不通，可哂已。
驷铁
公之媚子毛郑释之谓能以道媚于上下使君臣和合疏申之谓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皆能和合他人使相亲爱不仅已能爱人而已其曰子者王肃以为卿大夫之称也案斯言得之集传训为所亲爱之人盖以秦廷未必有大贤如孔疏所称耳然襄公复世雠兴祖业始列于诸侯亦嬴之隽也其臣虽不及疏附吉士之贤然岂必无一二智畧之士可以宣道徳意和辑众心者与之图议国事哉至严缉以便嬖当之其舛尤甚以嬖臣从猎而着之于诗是刺也非美也况诗篇媚字多为美称惟书言侧媚乃以侧为媚故孔传释为谄谀之人恶其侧非恶其媚也严氏此解不惟昧于诗理且闇于字义矣
载猃歇骄，载始也。始试习之也。后儒谓以輶车载犬，其说始于《文选》张铣注，五臣多谬误，不足信也。犬马皆畜，犬本以能走见长，何反用马力载之乎？集传又用韩愈《画记》为据，后世事，恐难以证古。严氏《诗缉》引补传语，谓歇骄非犬名，以车载犬，所以歇其骄逸。《尔雅》改歇骄从犬，以合毛氏耳，此尤谬妄。《尔雅》释诗书字音义同而形异者甚多，独此二字因毛而改，合其释诗亦间与毛异义，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况“歇其骄逸”亦不成文理。
小戎
戎世为秦患，而襄公时，周有骊山之祸，戎患尤剧。小戎序所谓“西戎方彊，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于襄公之七年，秦救周有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数年中，皆征伐之时矣。襄公奉天子命，乘国人好义之锐心，终身不能平戎方张之防，信难以力捽也。子文公始败戎，收周余民而有之。至七世孙穆公，用内史廖计，取其谋臣由余，益国十二，遂霸西戎。自此戎弱而秦彊矣。然襄公以义兴师，民心乐战，故子孙得收其成功耳。《小戎》一诗，实
译《采苓》是讽刺秦献公的。逸齐补传以骊姬进谗陷害申生的事例来证明，说善于进谗的人起初用甜言蜜语迎合对方，好比“苓苓”味道甜美；接着用苦言挑动对方，好比“苦苦”味道恶劣；最后则甜言苦语并用，好比“葑葑”上面味道美而下面味道恶。骊姬起初请求让申生住在曲沃，这是甜言蜜语；接着半夜哭泣，说申生将对君主施行强权，这是苦言；又请求让年老的君主把政事交给申生，从而解除君位，这是甜言苦语并用。考察秦献公信谗的过失，没有比杀害申生这一件事更大的了，用这件事来印证这首诗，在道理上颇为恰当，其关于三种兴义的说法也曲折而切中肯綮。
《毛诗稽古编》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七
吴江陈启源撰
秦【变风】
《车邻》
《车邻》的序言说：“秦仲开始壮大”，《驷铁》的序言说：“襄公开始受命”，“开始壮大”就是开始成为大国，“开始受命”就是被任命为诸侯。由此可见秦仲尚未成为诸侯，却得以配备寺人这一官职。《疏》认为附庸虽然未被正式封爵任命，但自己统治国家，如同诸侯，所以能够拥有寺人，这似乎有道理。然而不仅仅是这样，王朝的公卿大夫士，《礼记》称之为“内诸侯”，孟子也说“大夫视伯”，秦仲作为襄王的大夫，自然应当具备次等国家的制度，不再是附庸的旧制，他拥有车马、侍御、礼乐，是毫无疑问的。况且《诗经》因为初次见到这些而赞美它，那么在此之前虽然自己统治国家，未必就有寺人了，《疏》的话大概未尽周全。然而朱子在《辨说》中认为《车邻》不是秦仲的诗，刘瑾附和他说，大夫不可以拥有寺人，这首诗怀疑作于襄公之后，这种见解多么浅陋啊。
阍寺守门，是古代的制度。想要拜见国君的人，让他们传达告知，不过是使令的贱役罢了。《车邻》的《疏》引用《燕礼》和《左传》作为证据，可见传达命令是他们的常规职责。那么寺人的使令，并不是为了讽刺。严缉说三代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直的人。现在秦国使用寺人是一种过失，侍御仆从，难道是供使令的贱役吗？杨用修根据他的话，于是极力论述，又牵强附会缪公学着人事，认为后世用刑余之人做周召，用法律做诗书，都始于这里。所以圣人收录《车邻》以冠于《秦风》，议论虽然美好，但不是诗人的本意。
关于“寺人之令”，毛传说：寺人，是内小臣。《疏》解释说：寺人是在宫内细小的臣子，并不是说寺人就是内小臣这个官职。因为《周礼》天官所属的内小臣与寺人各是一个官职，所以加以辨析。这首诗《朱传》沿袭毛传，语《大全》也引用孔疏注在下面，但删节其语说：“寺人是在宫内细小的臣子，就是现在的内小臣官职。”唉！错误了。删去“非谓寺人”四个字，是引用《疏》却反而违背其意。又改“是”字为“今”字，孔氏所说的“今”，难道不是唐朝吗？《唐书·百官志》中并没有内小臣这个官职。先儒的话，经过他们的剪裁，便导致不通，可笑啊。
《驷铁》
关于“公之媚子”，毛郑解释说：能够以道义取悦上下，使君臣和合。《疏》解释说：如同《卷阿》中的吉士取悦天子、取悦庶人，又如文王的四位朋友中有疏附，都能和合他人，使相亲爱，不仅仅是自己能爱人而已。所谓“子”，王肃认为是卿大夫的称呼。考察这种说法是得当的。《集传》解释为所亲爱的人，大概是认为秦廷未必有像孔疏所说那样的大贤吧。然而襄公复兴世仇，振兴祖业，开始位列诸侯，也是嬴氏的杰出人物。他的臣子虽然不及疏附、吉士那样贤能，但难道一定没有一两个有智略的士人，可以宣扬道德意旨，和辑众心，与他商议国事吗？至于严缉以便嬖之人来对应，错误尤其严重。让嬖臣跟随打猎而写入诗中，这是讽刺，不是赞美。况且诗篇中的“媚”字多为美称，只有《尚书》中说“侧媚”，是以“侧”为“媚”，所以孔传解释为谄谀之人，厌恶其“侧”，并非厌恶其“媚”。严氏的这种解释，不仅不懂诗理，而且不明字义。
“载猃歇骄”，“载”是开始的意思。开始试习它们。后儒认为用轻车装载犬，这种说法始于《文选》张铣的注，五臣多谬误，不足相信。犬马都是畜养之物，犬本来以善于奔跑见长，为何反而用马力来装载它呢？《集传》又用韩愈《画记》作为依据，这是后世的事，恐怕难以证明古事。严氏《诗缉》引用补传的话，说歇骄不是犬名，用车载犬，是为了使它的骄逸得以休息。《尔雅》将歇骄改为从犬旁，以符合毛氏的说法，这尤其谬妄。《尔雅》解释《诗》《书》中音义相同而字形不同的字很多，唯独这两个字因为毛氏而改变，符合其解释《诗》也偶尔与毛氏义不同，为何这两个字一定要符合毛氏呢？况且“歇其骄逸”也不成文理。
《小戎》
戎族世代是秦国的祸患，而襄公时，周朝发生骊山之祸，戎患尤其严重。《小戎》序所谓“西戎正强盛，征伐不停息”就是这样。幽王在襄公七年灭亡，秦国救周有功。十二年伐戎，到达岐山而去世。这数年中，都是征伐的时候。襄公奉行天子命令，乘着国人好义的锐气，终身不能平定戎族方张的防线，确实难以用武力强行制服。子文公开始击败戎族，收取周朝剩余的百姓而占有他们。到七世孙穆公，采用内史廖的计策，夺取其谋臣由余，增加国土十二邑，于是称霸西戎。从此戎族衰弱而秦国强盛。然而襄公以义兴师，民心乐于作战，所以子孙得以收获成功。《小戎》一诗，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