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
始言白蒿有水陆二种，而以苹为陆生，蒌为水生，似属有据，今録其说云：白蒿有水陆二种，《尔雅》通谓之蘩。曰蘩皤蒿者，即今陆生艾蒿【非水台之艾】也，辛薫不美。曰蘩由胡者，即今水生蒌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丑，秋为蒿者，通指水陆二种。曰藾，曰萧，曰荻，皆老蒿之通名。《本草》所用，盖取水生者。《诗》“鹿鸣”之苹，即陆生皤蒿，鹿食九种解毒之草，此其一也。《诗》“于以采蘩”，《左传》“苹蘩蕰藻之菜”，并指水生白蒿言。蒌蒿生陂泽中，二月发苗，叶似嫩艾而细，正面青，背白，其茎或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茎，生熟葅暴皆可食，葢嘉蔬也。景差《大招》云：“呉酸蒿蒌，不霑薄。”谓呉人善调酸醎，瀹蒌以为虀，其味不浓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诠释蒌蒿性状，可补《汉广》诗疏之未及。又《采蘩》诗疏以蘩是陆草，解“沼沚”为水旁，“涧中”为曲内，颇费回防。况王后荐荇，大夫妻荐苹藻，皆水草，不应夫人独异。《左传》“苹蘩蕰藻”皆指为涧谿沼沚之毛，不应杂以陆草于中。陶隠居云：“白蒿生于川泽，二月采。”生于川泽，正与《诗》“沼沚涧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内解矣，其说良是。但谓与蒌一草，未知果否耳。至以陆生者为苹，案《草木疏》蘩色白而苹色青，白蘩至秋始可食，而苹始生即可食，性色不同，定别草也。《豳风》“采蘩祁祁”，其陆生之蘩，与“蘩以生蚕”，蚕性恶湿，未必用水草耳。
译起初说白蒿有水生和陆生两种，认为“苹”是陆生的，“蒌”是水生的，似乎有依据，现在记录这种说法如下：白蒿有水生和陆生两种，《尔雅》统称为“蘩”。称为“蘩皤蒿”的，就是现在陆生的艾蒿【不是水边生长的艾】，气味辛烈浓重，味道不好。称为“蘩由胡”的，就是现在水生的蒌蒿，气味辛香而美味。称为“蘩之丑，秋为蒿”的，是统指水生和陆生两种。称为“藾”、“萧”、“荻”的，都是老蒿的通称。《本草》所用的，大概是取水生的。《诗经》“鹿鸣”中的“苹”，就是陆生的皤蒿，鹿吃九种解毒的草，这是其中一种。《诗经》“于以采蘩”，《左传》中“苹蘩蕰藻之菜”，都是指水生的白蒿。蒌蒿生长在池塘沼泽中，二月发芽，叶子像嫩艾但更细，正面青色，背面白色，它的茎有的发红有的发白，它的根白而脆，采摘它的根茎，生吃、熟吃、腌制或晒干都可以食用，确实是美味的蔬菜。景差在《大招》中说：“吴酸蒿蒌，不霑薄。”意思是吴国人善于调配酸咸口味，煮蒌蒿做成腌菜，味道不浓不淡而甘甜美味。考察李贤对蒌蒿性状的注释，可以补充《汉广》诗注中未涉及的内容。又《采蘩》诗注认为“蘩”是陆生草，将“沼沚”解释为水边，将“涧中”解释为弯曲处，颇为勉强。况且王后进献荇菜，大夫妻进献苹藻，都是水草，不应该只有夫人不同。《左传》中“苹蘩蕰藻”都指山涧溪流池塘沼泽中的植物，不应该夹杂陆生草在其中。陶隐居说：“白蒿生长在河流沼泽，二月采摘。”生长在河流沼泽，正与《诗经》中“沼沚涧中”相符合，不必解释为水边和弯曲处，他的说法很对。但说它与蒌是同一种草，不知是否确实。至于将陆生的称为“苹”，考察《草木疏》说“蘩”色白而“苹”色青，白蘩到秋天才能食用，而“苹”刚生长就可以食用，性质颜色不同，肯定是不同的草。《豳风》中“采蘩祁祁”，那是陆生的“蘩”，与“蘩以生蚕”相关，蚕性厌恶潮湿，未必用水草吧。
古以祀与戎为大事，春秋书有事，书有大事，皆言祭也。《诗》公侯之事，传以为祭祀，而以下章之宫为庙，意亦同。《左传》云：“苹蘩蕰藻可荐鬼神”，正指《采蘩》《采苹》二诗言，则毛公“执蘩助祭”之说不可易矣。或见《七月》诗“采蘩祁祁”语，遂谓夫人亲蚕，故采之，真儿童之见也。集传载其说，既属蛇足，近世伪为申公《诗》说者，又从而傅防之，可嗤己。
夙夜在公，笺疏以为夜祭前之夕，视濯溉。夙谓祭日之晨，视饎爨。还归则祭毕，归燕寝，皆非正祭时，故服被不服副。此定说也。宋曹氏【名粹中，着《诗说】说，谓《诗》作于商时，与《周礼》异，故服次以祭斯特悬想之谈耳。然吕记、朱传皆从之。
草虫
笺以见止，为同牢之时；以觏止，为初昬之夕。因引《易》觏精语证之。后儒多笑其凿，然古诗简贵，不应一事而重复言之。郑分为两义，亦非无见。
集传以召南采薇不用古注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间人谓之迷蕨。」胡氏曰：「疑即庄子所谓迷阳。」今案胡寅之言曰：「荆楚间有草丛生，脩条，四时发頴，春夏之交，华亦蕃丽，条之腴者，大如巨擘，食之甘美，野人呼为迷蕨。疑庄子所谓迷阳，即此蕨也。」噫！彼特以「迷阳」二字声音相近，又此诗「蕨▯」连章，《四月》诗亦「蕨薇」同句，误谓二草是一类，而「迷蕨」之名偶相符，遂傅防为此说耳。夫古今方俗语不相通，野人语音尤多不正，岂可为据？况蕨与薇各一草，不得用薇为蕨名，胡语谬甚。又胡氏所记华叶条榦，与今山中蕨草殊不相类，以为似蕨，尤不确也。《庄子》曰：「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解者多矣，未有以「迷阳」为草名者。惟罗勉道循本有「迷蕨」之解，更是后儒凿空妄说，不可信也。「迷阳」既为薇草，郤曲又何草邪？
说文》：“薇，菜也，似藿。”陆疏云：“茎叶似小豆，蔓生，味亦似小豆藿。”严缉引项氏云：“薇即今之野豌【于桓切】豆叶，蜀人谓之巢菜。”东坡改为元修菜【案：元修，东坡故人嗜此菜，故以名之】项说正与许、陆同矣。案《尔雅》：“薇，垂水。”邢昺谓《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栁叶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诗》“采薇”，似山菜，非垂水。今考《本草》，白薇入《本经》中品，名春草，《别録》名薇草，又名白幕。云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隂干。苏颂云：“茎叶俱青，颇类栁叶，六七月开华，经八九月结实，其根黄白色，类牛膝而短小。”邢昺以《诗》“采薇”为此草矣。至巢菜之薇，陈藏器【唐人】载在《本草拾遗》，云生水旁似萍，则正《尔雅》之“垂水”也。孔氏正义全引陆疏，是直以《诗》之薇为垂水，与邢意异源。谓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谿防潢潦，皆山间水，薇生其旁，不害为山菜。况疏重释“薇似藿”，乃其本义，元恪、陆玑疏《诗》亦同。二子去古未逺，说必有据，孔氏从之，当矣。邢语殆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种，小巢名薇，即垂水；大巢名翘摇，《尔雅》“柱夫”、“摇车”是也，说见《本草拾遗》。
采苹
采苹》诗，毛、郑皆训为教成之祭，其合于经文者有三焉：苹、藻二菜，与《礼记·昬义》同一也；宗室牖下，与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称妇而称季女，三也。王肃以此诗是大夫妻助祭于夫氏之事故，谓“苹藻”为蕰，“牖下”为奥。孔疏驳之，而朱传从之。
苹、萍二草，朱传误合为一草。俗论其有大小之分，当矣，但讥《尔雅》郭注误以小苹为大苹，则非郭之误，而孔疏引郭之误也。案《尔雅》先云“萍，防”，注：“水中浮萍，江东谓之薸。”继云“其大者，苹”，注：“《诗》曰‘于以采苹’。”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语，乃释“萍，防”，非释“苹”也。于“苹”字直引《诗》证之耳。孔氏引《尔雅》合两文为一，而繋郭注于下，又删其引《诗》之语，竟似以萍释苹矣。严
译古人把祭祀和战争看作国家大事，《春秋》记载“有事”、“有大事”，都是指祭祀而言。《诗经》中提到的公侯之事，传注认为是祭祀，并将下章的“宫”解释为宗庙，意思也是相同的。《左传》说：“苹、蘩、蕰、藻可以进献给鬼神”，正是针对《采蘩》、《采苹》这两首诗而言的，那么毛公所说的“手持蘩草辅助祭祀”的观点是不可更改的。有人看到《七月》诗中“采蘩祁祁”的诗句，就认为夫人亲自养蚕，所以采集蘩草，这真是幼稚的看法。《诗集传》收录这种说法，本来就是画蛇添足，近代伪造申公《诗说》的人，又顺着这个错误加以附会，真是可笑。
“夙夜在公”，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认为，“夜”是指祭祀前晚上的夕祭，负责视察洗涤祭器；“夙”是指祭祀当天的早晨，负责视察炊事。祭祀结束后返回，回到内室休息，这些都不是正式祭祀的时候，所以穿着礼服但不佩戴副笄。这是确定的说法。宋代曹粹中在《诗说》中认为，《诗经》作于商代，与《周礼》不同，所以关于服饰等级的说法只是凭空臆想罢了。然而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的《诗集传》都采纳了曹粹中的说法。
《草虫》
郑玄笺注认为，“见止”是指同牢之礼的时候；“觏止”是指新婚之夜。并引用《易经》中“觏精”的话来证明。后来的儒者大多嘲笑这种解释过于穿凿，然而古诗简练珍贵，不应该对同一件事重复叙述。郑玄将其分为两种含义，也并非没有道理。
《诗集传》在解释《召南·采薇》时不采用古注，说：“薇像蕨但稍大，有芒刺且味道苦涩，山间人称之为迷蕨。”胡氏说：“怀疑就是《庄子》所说的迷阳。”现在考察胡寅的话说：“荆楚地区有一种丛生的草，枝条修长，四季开花结穗，春夏之交，花朵也很繁盛美丽，枝条肥嫩的部分，大如拇指，吃起来甘甜美味，野人称之为迷蕨。怀疑《庄子》所说的迷阳，就是这种蕨。”唉！他仅仅因为“迷阳”二字声音相近，又因为这首诗中“蕨”字连章出现，《四月》诗中“蕨薇”也在同一句中，错误地认为这两种草是一类，而“迷蕨”的名字恰好相符，于是附会出这种说法。古今方言俗语不通，野人的语音尤其多不准确，怎么能作为依据呢？况且蕨和薇各是一种草，不能用薇作为蕨的名字，胡氏的话谬误很大。又胡氏所记载的花叶枝条，与现在山中的蕨草完全不同，说它像蕨，尤其不准确。《庄子》说：“迷阳迷阳，不要伤害我的行走；我的行走曲折，不要伤害我的脚。”解释的人很多，没有把“迷阳”当作草名的。只有罗勉道遵循旧本有“迷蕨”的解释，更是后世儒者凭空妄说，不可相信。“迷阳”如果是薇草，那么“郤曲”又是什么草呢？
《说文解字》：“薇，菜名，像藿。”陆玑疏说：“茎叶像小豆，蔓生，味道也像小豆藿。”严缉引用项氏的话说：“薇就是现在的野豌豆叶，蜀人称之为巢菜。”苏东坡改为元修菜（案：元修，是苏东坡的朋友，嗜好这种菜，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项氏的说法正好与许慎、陆玑相同。考察《尔雅》：“薇，垂水。”邢昺认为《本草》有两种薇：生长在平原川谷，像柳叶的，是白薇；生长在水边像浮萍的，是薇。《诗经》中的“采薇”，像是山菜，不是垂水。现在考察《本草》，白薇列入《本经》中品，名叫春草，《别录》名叫薇草，又名白幕。说它生长在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集根部，阴干。苏颂说：“茎叶都是青色，颇像柳叶，六七月开花，经八九月结实，它的根黄白色，像牛膝但短小。”邢昺认为《诗经》中的“采薇”是这种草。至于巢菜的薇，陈藏器（唐人）记载在《本草拾遗》中，说它生长在水边像浮萍，这正是《尔雅》中的“垂水”。孔颖达的正义完全引用陆玑的疏解，是直接以《诗经》中的薇为垂水，与邢昺的意思不同源。说垂水生长在水边，不生长在水中，溪涧池塘积水，都是山间的水，薇生长在其旁，不妨碍它是山菜。况且疏解着重解释“薇似藿”，才是它的本义，元恪、陆玑疏解《诗经》也相同。这两人距离古代不远，说法必有依据，孔颖达跟随他们，是恰当的。邢昺的话大概是不对的。又考察巢菜有大小两种，小巢名叫薇，即垂水；大巢名叫翘摇，《尔雅》中的“柱夫”、“摇车”就是，说法见于《本草拾遗》。
《采苹》
《采苹》这首诗，毛亨、郑玄都解释为教导女子成人的祭祀，其符合经文的地方有三点：苹、藻两种菜，与《礼记·昏义》相同，这是第一点；宗室牖下，与教导女子的“宗室”文字相同，这是第二点；不称妇而称季女，这是第三点。王肃认为这首诗是大夫妻帮助丈夫家族祭祀的事情，所以认为“苹藻”是蕴蓄，“牖下”是奥室。孔颖达疏驳斥他，而朱熹的《诗集传》跟随王肃。
苹、萍两种草，朱熹的《诗集传》错误地合并为一种草。俗论说它们有大小之分，是对的，但讥讽《尔雅》郭璞注误将小苹当作大苹，那就不是郭璞的错误，而是孔颖达疏引用郭璞注的错误。考察《尔雅》先说“萍，防”，注：“水中浮萍，江东称之为薸。”接着说“其大者，苹”，注：“《诗经》说‘于以采苹’。”这是郭璞注“水中浮萍”两句话，是解释“萍，防”，不是解释“苹”。对于“苹”字，直接引用《诗经》来证明罢了。孔颖达引用《尔雅》将两文合为一，而把郭璞注连在下面，又删去他引用《诗经》的话，竟然好像是用萍来解释苹了。严
不讥孔而讥郭，岂未覩《尔雅》原文耶？疎谬殊甚。严又据《唐本草》谓水苹有三大：曰苹，中曰荇，小曰萍，亦非通论。苹、萍之为同类而分大小，因有《尔雅》之文耳。荇之列于萍，乃苏恭之说，前此未之闻也。但莼亦似荇，何不并列之为萍乎？荇、莼、苹三草相似，李氏《纲目》辨之甚详：叶径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圆如马蹄者，莼也；叶似莼而稍锐长者，荇也；华并有黄白二色，四叶合成一叶如田字形者，苹也。夏秋间开小华，白色，又称白苹。
译不批评孔颖达却批评郭璞，难道是没有看到《尔雅》的原文吗？这种疏漏荒谬到了极点。严氏又依据《唐本草》的说法，认为水苹分为三种：大的叫苹，中间大小的叫荇，小的叫萍，这也不是通行的定论。苹和萍之所以被归为同类而区分大小，是因为有《尔雅》的文字记载罢了。将荇列入萍类，是苏恭的说法，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况且莼菜也类似荇菜，为什么不把莼菜也并列归入萍类呢？荇、莼、苹这三种草形态相似，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辨析得非常详细：叶片直径一二寸，有一个缺口且形状圆如马蹄的，是莼菜；叶片像莼菜但稍显尖锐细长的，是荇菜；花朵兼有黄白两色，四片叶子合成一片呈“田”字形状的，是苹。夏秋之间开小花，花色白色，又称为白苹。
毛以藻为聚，藻正陆玑所谓叶如蓬蒿，茎大如钗股者也。又名蕰蕰，藻之菜见《左传》。李氏《本草》注云：叶细如丝及鱼鳃状，节节相生，即水蕰是也。又一种名马藻，即《尔雅》之莙【其陨切】牛藻。郭云：似藻叶大，江东呼为马藻。陆疏所谓叶如鸡苏，茎大如箸者，即此，非《采苹》诗之藻。宗室牖下，毛以为室中，郑以为户外，义虽不同，皆不以为奥也。故孔疏驳王肃云：经典未有以奥为牖下者。案奥乃深隠之名，牖下是通明之处，肃合为一，名实相违矣。
甘棠
先儒释甘棠，谓召公述职，不欲重烦百姓，听断于甘棠下。韩诗及《史记》《说苑》所言，皆与郑笺同。宋刘元城【安世】讥之，谓此乃墨子之道，当是召伯在时偶焉憩息于此耳。源谓廵行时，适值农桑，无暇，故就树下而决讼理，容有之。原不以此为常也。若偶然憩息，则廵行多矣，所憩非一处，思徳者何偏爱一棠哉？
毛传云「蔽芾小貌」，吕氏引宋范氏云「盛也」，两义相反。案《说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草也」，《易·丰卦》释文引子夏传云「芾，小也」，《尔雅·释言》亦云「芾，小也」。然则「蔽芾」皆为小义，诗合此二字，其当训小无疑。毛义不易矣。又「芾」字本作「□」，《玉篇》云「蔽芾，小貌」，此又祖毛说。又案「甘棠」即杜也【见《尔雅】谓之「杜棃【郭注】亦名「棠棃【陆疏】唐风》「两杕杜」皆咏其特生，一言「杕」叶稀疎，一言隂凉寡薄，俱与小义相近。晋孙楚《杕杜赋》云「华叶疎悴，靡休荫之茂荣」，今「棠棃」实非大树，合此赋语矣。范以为盛，岂其然乎？
尔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舎人注曰：白者名棠，赤者为杜。棠为甘棠。《召南》甘棠，《唐风》小雅《杕杜》，皆赤棠也。毛传亦云：甘棠，杜也。然则甘棠乃赤棠，又名杜，无可疑矣。《草木疏》云：甘棠，今棠棃，赤棠也，与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恶，白棠子白而滑，美；甘棠也，赤棠子濇而酸。俗语曰：濇如杜是也。既以甘棠为赤棠，又以为白棠，前后自相反，必有误也。《尔雅》邢疏及陆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置辨，惟孔氏《诗疏》专引舎人注得之矣。
召之甘棠，秦之树檖，皆野棃也。甘棠即杜树，似棃而小，子霜后可食【韵防曰：牡曰棠，牝曰杜】齐民要术云：棃核毎颗十余粒，种之惟一二子生棃，余皆生杜。然接棃者必用之。檖名赤罗，又名山棃，又名杨檖，名鹿棃，又名鼠棃，实大如杏，可食。案杜棃三者同类而小异耳。甘棠名棠棃，又名杜棃，实兼三种木名矣。后世海棠乃别种，郑樵以为即甘棠，误甚。海棠来自海外，古世无有，风人安得见之哉？茇，说文训草根，而□字训舎。引诗「召伯所□」，今诗皆借用茇。毛云：草舎也。孔疏引周礼「茇舎」注：「草止」释之。□云「舎」义稍别而同归矣。又左传「反首防舎【僖十五年】杜注云：「防，草舎止。」殆因茇防之异，故不直云草止乎？三书各一字，义实相通。此诗则当以□字为正。
集传释《甘棠》篇以为勿败，则非特勿伐，勿拜，则非特勿败，此用唐人施士丏【弥免切】之说也。施解“勿拜”，谓小低诎其枝，如人之拜，特臆说耳。尝以字义考之，则异是。案首章之“伐毛”，训击，《说文》亦同。次章之“败毛”，无传，而《说文》训毁。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防也【见《广韵】郑笺“拜”亦训防，可见今诗“拜”字乃“扒”字之借，非跪拜义也。施取借用之字，而妄为傅防，陋矣。夫毁之则甚于击，防之则又甚于毁，三章文义殆由轻而重。集传正与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喻犯礼，本兴体，集传判为赋。是言畏露之霑湿，故不敢淫奔也。女子不愿淫奔，谁能彊之？岂须以露为词耶？又曰：自述己意，作此诗以絶其人。一似始与之私，继则悔而絶之者，此可谓之贞女乎？下章雀鼠之讼，殆彊委禽焉而未遂耳。若怨其不奔而遽与之讼
译毛亨以“藻”为聚藻，即陆玑所说的叶子像蓬蒿、茎粗像钗股的藻。藻又名蕰蕰，作为菜肴的藻见于《左传》。李氏《本草》注释说：叶子细如丝及鱼鳃状，一节一节地生长，就是水蕰。又有一种叫马藻，即《尔雅》中的莙牛藻。郭璞说：像藻但叶子大，江东人称为马藻。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所说叶子像鸡苏、茎粗像筷子的那种，就是马藻，不是《采苹》诗中的藻。关于“宗室牖下”，毛亨认为是室内，郑玄认为是户外，意义虽然不同，但都不认为是室隅（奥）。所以孔颖达疏驳斥王肃说：经典中没有把奥当作牖下的。按：奥是深隐之处的名称，牖下是明亮通透的地方，王肃将二者合为一处，名实相违背了。
甘棠
先儒解释甘棠，说召公巡行述职，不想加重百姓的劳烦，在甘棠树下听讼断案。《韩诗》及《史记》《说苑》所说的，都与郑玄笺注相同。宋代刘元城（安世）讥讽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墨家的做法，应当是召伯在时偶然在此休息罢了。我（源）认为，巡行时，恰逢农桑忙碌，无暇他顾，所以在树下决断诉讼，是有可能的。原本并不以此作为常例。如果只是偶然休息，那么巡行的地方很多，休息的地方不止一处，思念恩德的人为何偏偏偏爱这一棵棠树呢？
毛传云“蔽芾是小貌”，吕氏引用宋代范氏说“蔽芾是茂盛的样子”，两种意义相反。按：《说文解字》对“蔽”字的注释说“蔽，蔽小草也”，《周易·丰卦》释文引子夏传说“芾，小也”，《尔雅·释言》也说“芾，小也”。那么“蔽芾”都是小的意思，诗中合用这两个字，应当训释为小无疑。毛亨的解释不可改变。又“芾”字本作“□”，《玉篇》说“蔽芾，小貌”，这也是祖述毛亨的说法。又按：“甘棠”就是杜树（见《尔雅》），称为“杜梨”（郭璞注），也叫“棠梨”（陆玑疏）。《唐风》中“两杕杜”都咏叹其单独生长，一说“杕”指叶子稀疏，一说指阴凉寡薄，都与小的意义相近。晋代孙楚《杕杜赋》说“花叶稀疏憔悴，没有休息的茂密树荫”，现在的“棠梨”确实不是大树，符合这篇赋的描述。范氏认为是茂盛，难道是这样吗？
《尔雅》说：杜，甘棠。又说：杜，赤棠。白色的，叫棠。舍人注说：白色的名叫棠，红色的叫杜。棠就是甘棠。《召南》的甘棠，《唐风》《小雅》的《杕杜》，都是赤棠。毛传也说：甘棠，就是杜树。那么甘棠就是赤棠，又名杜，无可怀疑了。《草木疏》说：甘棠，就是现在的棠梨，即赤棠，与白棠相同罢了。只是果实有赤白美恶之分，白棠的果实白而滑，味道美；甘棠即赤棠，果实涩而酸。俗语说：涩如杜，就是这个意思。既然把甘棠当作赤棠，又当作白棠，前后自相矛盾，必定有错误。《尔雅》邢昺疏及陆佃《埤雅》都全引此说而不加辨析，只有孔颖达《诗疏》专门引用舍人注，才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召地的甘棠，秦地的树檖，都是野梨。甘棠即杜树，像梨但较小，果实霜降后可食（《韵防》说：雄的叫棠，雌的叫杜）。《齐民要术》说：梨核每颗有十余粒，种下后只有一两颗生出梨树，其余都生出杜树。然而嫁接梨树必须用杜树。檖名叫赤罗，又名山梨，又名杨檖，又名鹿梨，又名鼠梨，果实大如杏，可食。按：杜、梨、檖三者同类而略有差异。甘棠名叫棠梨，又名杜梨，实际上兼有三种树木的名称了。后世的海棠是另一种，郑樵认为就是甘棠，错误很大。海棠来自海外，古代没有，诗人怎么能见到它呢？“茇”，《说文》训为草根，而“□”字训为舍。引用《诗经》“召伯所□”，现在的《诗经》都借用“茇”。毛亨说：草舍。孔颖达疏引用《周礼》“茇舍”注：“草止”来解释。□说“舍”，意义稍有区别但归结相同。又《左传》“反首舍舍”（僖公十五年），杜预注说：“舍，草舍止。”大概因为茇、舍的差异，所以不直接说草止吧？三本书各用一个字，意义实际上相通。这首诗则应当以□字为正。
《集传》解释《甘棠》篇认为“勿败”就是不要毁坏，那么不仅仅是不要砍伐；“勿拜”就是不要拜倒，那么不仅仅是不要毁坏，这是采用唐代人施士丏的说法。施氏解释“勿拜”，说稍微低屈其枝条，像人拜倒一样，这只是臆测罢了。曾经用字义考证，则与此不同。按：首章的“伐”，训为击，《说文》也相同。次章的“败”，没有传注，而《说文》训为毁。末章的“拜”，本作“扒”，“扒”音拜，意思是防（见《广韵》）。郑玄笺注“拜”也训为防，可见现在《诗经》中的“拜”字是“扒”字的假借，不是跪拜的意思。施氏取假借的字，而妄加附会，浅陋啊。毁坏比击打更严重，防比毁坏又更严重，三章文义大概是由轻到重。《集传》正好相反。
行露
《行露》以露水比喻犯礼，本是兴体，《集传》判定为赋体。是说畏惧露水的沾湿，所以不敢淫奔。女子不愿淫奔，谁能强迫她呢？难道需要用露水作为借口吗？又说：自述己意，作此诗来断绝那人。好像开始与他私通，后来后悔而断绝，这能称为贞女吗？下章雀鼠之讼，大概是强行委禽（下聘礼）而未遂罢了。如果怨恨他不淫奔而立刻与他诉讼
，恐无此理。
室家不足，非币不足也。笺所谓媒妁之言不和，而彊委六礼者也。疏申其意，至明当矣。韩诗外传以为既许嫁，因礼不备而不行，是争聘财也。聘财不足，始诺而终悔之，被文王之化者尚如是乎？集传云：「室家谓媒聘不足，谓求为室家之礼未备。」夫不行媒聘，突然兴讼，何必召公之贤方能断斯狱哉？
译恐怕没有这种道理。
室家不足，并非聘礼不够。郑玄笺注所说的媒妁之言不和，而强行委曲六礼的说法。孔颖达疏进一步阐明其意，非常明白恰当。《韩诗外传》认为已经许配，却因礼数不备而不进行，这是在争夺聘财。聘财不足，开始答应最终却反悔，受文王教化的人竟然也这样吗？《诗集传》说：“室家不足，是说媒聘不足，是说求为室家的礼数未备。”如果不通过媒聘，突然兴讼，何必等到召公那样的贤人才能断清这桩案件呢？
羔羊
麟趾序云：「信厚如麟趾之时。」羔羊序云：「节俭正直，徳如羔羊。」驺虞序云：「仁如驺虞。」三序皆言「如」语，同而义异。麟趾言「如」，如致麟之时也；驺虞言「如」，如驺虞之兽也；羔羊言「如」，如服羔裘之人也。郑笺云：「卿大夫竞相劝化，皆如此羔羊之人。」正斯义矣。疏申笺以为人徳如羔羊，又引《宗伯职》注、《士相见礼》注、《公羊何休注》以证羔羊之徳，殆不然。此诗之羔羊以为裘耳，岂若麟与驺虞取义于两物乎？况所云「羣不失类，跪而受乳，死义生礼」，经文无此意也。与「节俭正直」语非甚合也。疏失序意，并失笺意矣。案羔羊，大夫居朝之服【孔疏有辨】所谓服羔裘之人也。徳不可为大夫，虽服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徳称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
后汉《循吏传》注引《韩诗·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喻洁白；丝，喻诎柔。紽数名也。诗人美贤人为大夫者，其徳能称，有洁白之性，诎柔之行，进退有度数也。”此最有义味，可补毛、郑之未及。
毛以委蛇为行，可从迹。韩诗云：“公正貌。”两意正相成矣。惟其公正无私，故举动光明，终始如一，可从迹仿效，即序所谓正直也。郑训为委曲，自得不及传之优。至以“退食”为减膳，“自公”为顺事，于文义尤迂。
殷其靁
传文简贵，亦有详人所畧者。如《殷其靁》传云：「靁出地，奋震惊百里；山出云雨，以润天下。一兴耳，词烦不杀者，靁为号令之象，逺行从政，似此故须详之耳。」然则诗人托兴，岂漫然哉？乃以为全不取义，吾未敢信。
雨靁殷殷然，震靁虺虺然，旱靁隆隆然。靁声不同，有此三者，而皆见诗。惟殷殷之靁，有和豫之义，震动之象。王者政教号令，动物而使之和，类此矣。故诗以兴，从政而传，引豫震两卦义释之。
何斯违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违去郑云何乎此君子适居此复去此疏申之云传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经中之斯故复训斯为此笺何乎此君子亦非经中之斯适居此乃何斯之此复去此乃违斯之此孔特以毛之斯此在何此君子下郑又多适居此一语故作是解也愚则谓毛郑何此君子皆经中之斯毛之斯此总释两斯字郑之适居复去合释违义而两此字止当经违斯一斯字如此则经文明顺且合传笺矣集传得之
摽有梅
摽梅，诗女之求男，汲汲矣。笺疏皆谓诗人代述其情，良是也。后世闺情艶体，出文人墨士笔，正与此相类。朱子以为女子自言，闺中处女，何顔厚乃尔耶？案《大全》或问，此诗谓女子自作，恐不得为正风。朱子曰：「自作亦无害，里巷之诗如此，已不失正矣。」又言：「晋魏间怨父母诗，唐人怨兄嫂诗，虽鄙俚可恶，自是人情。」吁，此言岂可为训？又夭桃、摽梅二诗，体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时，一以梅之落喻过时，皆兴也。今一以为兴，一以为赋，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诗，以小星喻妾媵，三五喻夫人，此毛郑说也。补传非之，谓三心五栁非一时所见。栁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三五为喻。严氏信其说，遂谓三五参▯即是小星，总为众妾之喻，此谬矣。三五经不言何星谓之小星，犹可参三星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谓之小星可乎？且诗是托兴，非据一时所见为言。参见于三月，柳见于正月，何妨并取为喻？牛女与天毕相去百余度，大东诗同咏之，不必一时并见也。又星体离合，天官家各有师授，彼此多不相同。栁虽八星，然疏引元命苞以为五星矣，不仅柳也。即如下章之参，古以为三星，考工记数伐而为六星；丹元子不数伐而数左右肩股为七星。昴今为七星，元命苞以为六星，亦不能相同。又如营室二星，考工记并东壁于室而为四星；河鼓、左右旗，班书以为各九星，则共十八星；孙炎仅总为十二星。又如牵牛、河鼔，尔雅合为一星；天官书别为两星，皆是也。又天上经星，古今时有増损。以隋丹元子歩天歌较之今日天象，如阁道本六星，今则八；文昌本六星，今
译羔羊
《麟趾》的序言说：“诚信宽厚，如同麒麟脚趾出现的时候。”《羔羊》的序言说：“节俭正直，德行如同羔羊。”《驺虞》的序言说：“仁爱如同驺虞。”这三个序言都用了“如”字，字面相同但含义不同。《麟趾》说“如”，是像麒麟出现的时候；《驺虞》说“如”，是像驺虞这种野兽；《羔羊》说“如”，是像穿着羔羊皮衣的人。郑玄的笺注说：“卿大夫们互相劝勉教化，都成为像穿羔羊皮衣这样的人。”这正是这个意思。孔颖达的疏文申述笺注，认为人的德行像羔羊，又引用《宗伯职》注、《士相见礼注》、《公羊何休注》来证明羔羊的德行，这恐怕是不对的。这首诗里的羔羊是用来做皮衣的，哪里像麒麟和驺虞那样取义于两种事物呢？况且所说的“群体不失去同类，跪着接受乳汁，死守义理，生守礼仪”，经文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与“节俭正直”的说法也不很契合。疏文既误解了序言的意思，也误解了笺注的意思。按：羔羊，是大夫在朝廷上穿的礼服【孔颖达的疏文已有辨析】，也就是所谓穿羔羊皮衣的人。德行不能成为大夫，即使穿着羔羊皮衣也不是合适的人选。《召南》中大夫的德行配得上他的服饰，所以说像穿羔羊皮衣的人。
后汉《循吏传》注引用《韩诗·羔羊》篇薛君的章句说：“素，比喻洁白；丝，比喻柔顺。紽是丝线的名称。诗人赞美贤人担任大夫，他们的德行能够配得上身份，有洁白的本性，柔顺的行为，进退都有法度。”这最有意味，可以补充毛亨、郑玄没有涉及的地方。
毛亨把“委蛇”解释为行走的样子，可以追随踪迹。韩诗说：“公正的样子。”两种意思正好相辅相成。正因为公正无私，所以举动光明，始终如一，可以追随踪迹仿效，这就是序言所说的正直。郑玄解释为委曲，自然比不上传文的优越。至于把“退食”解释为减少膳食，把“自公”解释为顺从公事，在文义上尤其迂腐。
殷其靁
传文的文字简练珍贵，也有详细解释别人省略的地方。比如《殷其靁》的传文说：“雷从地下发出，奋起震惊百里；山生出云雨，来滋润天下。只兴起一个意象，言辞烦琐而不删减，是因为雷是号令的象征，远行从政，类似这种情况，所以需要详细解释。”既然如此，诗人寄托兴意，难道是随意而为吗？却认为完全不取义，我不敢相信。
雨雷殷殷作响，震雷虺虺作响，旱雷隆隆作响。雷声不同，有这三种，都出现在诗中。只有殷殷的雷声，有和乐喜悦的意义，震动的形象。君王的政教号令，感动万物而使之和乐，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诗用兴的手法，从政而传，引用豫卦和震卦的意义来解释它。
何斯违斯
毛亨说：何，此；君子，也；斯，此；违，去。郑玄说：何乎，此君子，适居此，复去此。孔颖达的疏文申述说：传文“何此君子”解释“何”字，不是经文中的“斯”，所以又训“斯”为“此”。笺注“何乎此君子”也不是经文中的“斯”，“适居此”是“何斯”的“此”，“复去此”是“违斯”的“此”。孔颖达特别因为毛亨的“斯此”在“何此君子”下面，郑玄又多出“适居此”这一语，所以作这样的解释。我却认为毛亨、郑玄的“何此君子”都是经文中的“斯”。毛亨的“斯此”总释两个“斯”字，郑玄的“适居复去”合释“违”义，而两个“此”字只对应经文中“违斯”的一个“斯”字。这样经文就明白通顺，且符合传笺了。朱熹的《集传》得到了这个意思。
摽有梅
摽梅，是诗中的女子追求男子，急切啊。笺注和疏文都认为诗人代述她的心情，确实是对的。后世的闺情艳体诗，出自文人墨士笔下，正与此类似。朱熹认为是女子自己说话，闺中的处女，怎么脸皮这么厚呢？按：《大全》或问，这首诗说是女子自作，恐怕不能算作正风。朱熹说：“自作也没有害处，里巷的诗如此，已经不失正了。”又说：“晋魏间怨恨父母的诗，唐人怨恨兄嫂的诗，虽然鄙陋可恶，自是人情。”唉，这些话难道可以作为准则吗？又夭桃、摽梅两首诗，体裁完全相同，一个用桃花盛开比喻及时，一个用梅花凋落比喻过时，都是兴的手法。现在一个认为是兴，一个认为是赋，我不理解。
小星
小星诗，用小星比喻妾媵，用三五比喻夫人，这是毛亨、郑玄的说法。《补传》反对它，说三心五柳不是一时所见。柳星有八颗星，不能说五；夫人只有一个，不能用三五来比喻。严氏相信这个说法，于是说三五参〇就是小星，总作为众妾的比喻，这是错误的。三五，经文不说是什么星，称为小星，还可以；参三星都大，昴七星其中一颗最大，称为小星可以吗？况且诗是寄托兴意，不是根据一时所见来说。参星出现在三月，柳星出现在正月，不妨并取来比喻？牛女与天毕相距百余度，《大东》诗同咏它们，不必一时并见。又星体的离合，天官家各有师承传授，彼此多不相同。柳星虽然八颗星，但疏文引用《元命苞》认为是五颗星了，不仅柳星如此。就像下章的参星，古时认为是三星，《考工记》数伐而为六星；丹元子不数伐，而数左右肩股为七星。昴星现在是七星，《元命苞》认为是六星，也不能相同。又如营室二星，《考工记》并东壁于室而为四星；河鼓、左右旗，《汉书》认为各九星，则共十八星；孙炎仅总共为十二星。又如牵牛、河鼓，《尔雅》合为一星；《天官书》别为两星，都是这样。又天上的经星，古今时有增减。用隋代丹元子的《步天歌》比较今日的天象，如阁道本六星，现在则是八；文昌本六星，现在
则七，皆増于其旧。臼本四星，杵本三星，今则臼三而杵一，皆损于其旧。此等未易悉数，甚有古有而今无者，如折威、农大人之类，岂可执一而论哉？况诗托兴于星，但以小大为喻耳，寡多非所计也。必欲以三喻三，以五喻五，固甚矣。至集传取两在字、两与字相呼应为兴，此全不取义之说也。有辨见总诂。
译至于“七”星，都比原来的数目增加了。臼星原本有四颗，杵星原本有三颗，现在臼星只有三颗而杵星只有一颗，都比原来的数目减少了。这类情况难以一一列举，甚至有古代存在而今已消失的星宿，如折威、农大人之类，怎么可以拘泥于一种说法来论断呢？况且《诗经》借星象起兴，只是以小大作为比喻罢了，并不计较数量的多少。如果一定要用三来比喻三，用五来比喻五，那就太过拘泥了。至于《诗集传》认为两个“在”字、两个“与”字相互呼应作为起兴，这完全是脱离文义的说法。相关的辨析见《总诂》。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观书是能容之。戴记引书是作「寔」。春秋桓六年「寔来」，公羊传云「是来」，可见毛义允当。朱传以为与「实」同，恐非诗指。案说文「寔」，正也；「实」，富也。今「寔」音「殖」，入三十「职」韵；「实」读如「石」，入四「质」韵。二字音义各别。自杜注「寔来」训「寔」为「实」，后儒相沿溷为一字。朱传殆仍其误。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为水决复入，渚为小洲，皆泛称也，非水名也。惟末章之沱，是水名，见《禹贡》及《尔雅》，江之别也。故小序独云「江沱之闲」，谓二水间之国耳。朱传改为「汜水之旁」，汜岂水名乎？文义乖矣。水亦有名汜者，然在成臯，不近江也。
江有泛。董氏逌引《石经》及《说文》，“泛”皆作“洍”，以为古作“洍”，后譌为“泛”。案《说文》，“泛”“洍”二字皆引此诗，音义亦同。徐▯等谓“洍”乃“汜”之或体。然则“泛”字古有之，非后之论也。董语非是。
江有泛序，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为大夫士之妻。朱传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言媵待年于国，则前后语不相顾。大夫不越境逆女，其媵常待年于家，不应以国别也。春秋时，齐髙固昬于鲁【见宣五年】此衰周之失礼，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误，通义驳之尤当。
野有死麕
吉士诱之，毛、郑皆以诱为道。《仪礼》有诱射之文，谓以礼道之，古字义本如此也。欧阳误解为挑诱，东莱驳之云：「诗方恶弃礼，岂有为此汚行而名吉士者？」斯言当矣。严缉反从欧，何其悖哉！
吉士诱之，言吉士之宜，以礼来也。有女如玉，比女徳之贞洁【郑云：如玉者，取其坚而洁白】不可犯也。词逊而意严矣。朱传「诱」字无训，以下所述或说推之，当同欧解。又谓「如玉」是美其色，则此二章诗直是称述艳情，夸美冶容之语，安在其恶弃礼？又乌得为正风哉？至所引或说，出于潘叔恭，其以麕鹿为诱者，谓以不备之礼为侵陵之具。夫不论理之当否，而论物之厚薄，是特争聘财而已。
林有朴樕，毛传云：“朴樕，小木。”孔疏引《尔雅》“朴樕”，心及孙炎某氏注以为即此木。钱氏《诗话》讥之，谓“小木通呼朴樕，非木名”。又《尔雅》是“樕朴”与“朴樕”不同，某氏注以为可作柱，则必非小木。《韵防》载其说，此似是而实非也。疏引《尔雅》作“朴樕”，必定是古本原如此，后误倒其文，不得疑为两木也。又郭氏、某氏注皆言“朴樕即槲樕”。案槲樕与栎相类，华叶似栗，亦有实如橡子而短小，有二种：小者丛生，大者高丈余，名大叶栎。然则毛传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则指其大者，与钱以为小木之通称，谬矣。李时珍曰：“槲叶摇动有觳觫之态，故名槲樕也。”“朴樕者，婆娑之貌，其树偃蹇，其枝芄。”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为朴樕，以此理或然。
纯有六音，缁屯囤准淳振是也。白茅纯束之纯，兼屯囤二音，训皆为包束义。本，徒本反，读如屯，则郑意也。故沈重音徒尊反。
说文》云：“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音衫】声。”今惟监本注疏无“使尨也吠”与《说文》合。《吕记》《朱传》皆作“厖”，非是。“厖”训大石，见《说文》，与“尨”异字。
何彼秾矣
秾左从衣，石经、监本、注疏及《说文》皆同。今《集传》俗本多误从禾。
雝从隹，邕声。雝，渠鸟也。即脊令、肃雝、西雝、尘雝，皆非雝本义，乃借也。西雝谓辟雝，当作廱；尘雝是雝塞义，当作邕。邕者，水邕成池，与塞义近矣。今作壅，乃俗字也。惟肃雝为雝和义，无本字可归，当终于借。又雝隶作雍，破巛为亠，破邑为乡。邑之作乡，犹乡之左旁也。隹则如故。雝、雍本一字，今乃分为两字。鸟名独用雝，而雍则训和，亦俗也。其鸣雁、和鸾、鳯凰之声，皆有取于和，亦当借和。以文王为平王，犹商称▯王、称武王，周称宁王、称汾王，不必
译确实命运不同，毛亨说“寔”就是“是”。观察《尚书》有“是能容之”的用法。《大戴礼记》引用《尚书》时，“是”字写作“寔”。《春秋》桓公六年记载“寔来”，《公羊传》解释为“是来”，由此可见毛亨的解释是恰当的。朱熹《诗集传》认为“寔”与“实”相同，恐怕不符合《诗经》的本意。查考《说文解字》，“寔”意为正；“实”意为富。如今“寔”音读“殖”，归入第三十部“职”韵；“实”读如“石”，归入第四部“质”韵。这两个字音义各不相同。自从杜预在注释“寔来”时将“寔”解释为“实”，后来的儒者沿袭错误，将两字混为一谈。朱熹的《诗集传》大概是沿袭了这个错误。
《江有汜》
《江有汜》共三章。“汜”指水流决出后又汇入主流，“渚”指小洲，都是泛称，并非水名。只有末章提到的“沱”，是水名，见于《禹贡》和《尔雅》，是长江的支流。所以《小序》只说“江沱之间”，指的是这两条水之间的国家罢了。朱熹《诗集传》改为“汜水之旁”，“汜”难道是水名吗？文意就违背了。水也有名叫“汜”的，但它在成皋，不靠近长江。
《江有汜》。董逌引用《石经》和《说文解字》，其中“泛”都写作“洍”，他认为古本作“洍”，后来讹误为“泛”。查考《说文解字》，“泛”和“洍”二字都引用了这首诗，音义也相同。徐锴等人说“洍”是“汜”的异体字。那么“泛”字古已有之，并非后人的说法。董逌的话不对。
《江有汜》的《序》中，不说夫人而说嫡妻，所以孔颖达的疏加以申说，认为是大夫士的妻子。朱熹《诗集传》说：“嫡妻受到后妃夫人的教化”，也是这个意思。受到夫人的教化，必定不是夫人本人。但如果说媵妾在娘家等待成年，则前后语意不相照应。大夫不会越境迎娶女子，他的媵妾通常在家等待成年，不应以国家来区分。春秋时期，齐国高固娶鲁国女子【见《春秋》宣公五年】，这是衰微周代的失礼行为，文王之世怎么会有这种事？至于“待年”说的错误，通义驳斥得尤其恰当。
《野有死麕》
吉士引诱她，毛亨、郑玄都将“诱”解释为“道”（引导）。《仪礼》中有“诱射”的记载，意思是用礼仪来引导，古字的本义本来就是这样。欧阳修误解为挑逗引诱，东莱吕祖谦驳斥他说：“《诗经》正在厌恶抛弃礼法，怎么会有因为这种污秽行为而被称为吉士的人？”这话是对的。严缉反而跟随欧阳修，多么悖谬啊！
吉士引诱她，是说吉士应当以礼仪来追求。有女如玉，比喻女子品德贞洁【郑玄说：如玉，取其坚硬而洁白】，不可侵犯。言辞谦逊而意思严厉。朱熹《诗集传》对“诱”字没有解释，根据以下所述的或说推测，应当与欧阳修的解释相同。又说“如玉”是赞美她的容貌，那么这两章诗简直就是称述艳情、夸耀美色的话语，哪里还体现厌恶抛弃礼法？又怎么能算是正风呢？至于所引用的或说，出自潘叔恭，他认为用麕鹿作为引诱，是说用不完备的礼仪作为侵凌的工具。且不论道理是否恰当，单论物品的厚薄，这只是在争聘礼而已。
林中有朴樕，毛亨传云：“朴樕，是小木。”孔颖达疏引用《尔雅》“朴樕”，以及孙炎、某氏的注，认为就是这种树。钱氏《诗话》讥讽说：“小木通称为朴樕，并非木名。”又《尔雅》作“樕朴”，与“朴樕”不同，某氏注说它可以做柱子，那必定不是小木。《韵防》记载了这个说法，这看似正确实则错误。孔疏引用《尔雅》作“朴樕”，必定古本原本如此，后来误倒了文字，不能怀疑是两种树。又郭璞、某氏的注都说“朴樕即槲樕”。查考槲樕与栎树相似，花叶像栗子，也有果实像橡子但短小，有两种：小的丛生，大的高丈余，名叫大叶栎。那么毛亨传说的是小的那种，而某氏注指的是大的那种，与钱氏认为小木是通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李时珍说：“槲叶摇动有觳觫（颤抖）之态，所以名叫槲樕。”“朴樕，是婆娑的样子，树木偃蹇，枝条弯曲。”所以俗话称衣服不整齐为朴樕，这个理由或许是对的。
“纯”有六个读音，分别是缁、屯、囤、准、淳、振。白茅纯束的“纯”，兼有屯、囤两个读音，解释都是包束的意思。本，徒本反，读如屯，这是郑玄的意思。所以沈重注音为徒尊反。
《说文解字》说：“尨，是多毛的狗。从犬，彡【音衫】声。”如今只有监本注疏没有“使尨也吠”，与《说文解字》相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都作“厖”，不对。“厖”解释为大石，见于《说文解字》，与“尨”是不同的字。
《何彼秾矣》
“秾”左边从衣，石经、监本、注疏以及《说文解字》都相同。如今《诗集传》俗本大多错误地从禾。
“雝”从隹，邕声。雝，是渠鸟。即脊令、肃雝、西雝、塵雝，都不是“雝”的本义，而是假借。西雝指辟雍，应当写作“廱”；塵雝是壅塞的意思，应当写作“邕”。邕，是水聚集成池，与塞的意思相近。如今写作“壅”，是俗字。只有肃雝是和谐的意思，没有本字可归，应当始终作为假借。又“雝”隶书写作“雍”，把“巛”破为“亠”，把“邑”破为“乡”。邑写作乡，就像乡的左旁一样。隹则保持不变。雝、雍本是一字，如今却分为两字。鸟名单独用“雝”，而“雍”则解释为和，也是俗例。鸣雁、和鸾、凤凰的声音，都取和谐之意，也应当假借“和”字。以文王为平王，就像商朝称成王、称武王，周朝称宁王、称汾王，不必
以諡举也。昧者不察，故以《春秋》王姬归齐事实，何彼秾矣之诗，陋矣。朱传本依古注，又附或说于后，可谓蛇足。夫经云“齐侯之子”，此父在之称也。《春秋》书“王姬归齐”，一在庄元年，则齐襄之五年也；一在庄十一年，则齐桓之三年也。王姬下嫁时，二公久已为君，岂有身为齐侯而顾目为齐侯子者耶？为此说者，太闇于文义矣。集传又云“齐侯即襄公诸儿”，其误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子，就如或说“齐侯”亦当指僖公，何得云襄公乎？元刘瑾申之曰：“集传疑齐侯为襄公，则齐侯之子指桓公小白，也是竟以桓公为襄公子矣，不顾后人齿冷耶？”
译这是依据谥号来举事的。愚昧的人不加审察，所以用《春秋》中“王姬归齐”的事实，以及《何彼秾矣》这首诗来解释，真是鄙陋。朱熹的《诗集传》本意是依据古注，却又在后面附带上另一种说法，可以说是画蛇添足。经文说“齐侯之子”，这是父亲在世时的称呼。《春秋》记载“王姬归齐”，一次在庄公元年，那是齐襄公五年；一次在庄公十一年，那是齐桓公三年。王姬下嫁时，这两位国君早已即位，哪有身为齐侯却反而被称为齐侯之子的呢？持这种说法的人，对文义太昏暗不明瞭了。《集传》又说“齐侯就是襄公诸儿”，错误更加严重。襄公、桓公都是僖公的儿子，即使按照另一种说法，“齐侯”也应当指僖公，怎么能说是襄公呢？元代刘瑾申辩说：“《集传》怀疑齐侯是襄公，那么齐侯之子就是指桓公小白，这竟然把桓公当作襄公的儿子了，难道不怕后人耻笑吗？”
又案平王之崩在隠公三年，为辛酉歳。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为桓王。王姬果为平王之孙，必泄父之女，林之妹也【郑樵以王姬为桓王女，不知桓王以孙继祖，亦可笑】其归齐襄者，于庄之元年，为戊子歳，去平王之崩已二十八年矣。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则计王姬之年当三十左右。其归齐桓者，于庄之十一年，为戊戌歳，王姬当四十左右。周虽衰，尚为共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尔？况三四十歳老女，比之桃李之华，安得此过情之誉耶？宋章俊卿【名如愚，着山堂考索】泥其说，遂以此篇为刺诗，言王姬有容色之盛，而无肃雝之徳，且讥序黒白倒置，斯尤谬说。曷不与《何彼》相应？皆正词，非反词也。文义显然，且正风安得有刺诗乎？钓必以丝缗，犹嫁娶必以礼，此毛郑之说也。朱传以丝合而为缗，喻男女合而为防，则其钓维何？语成赘矣。《说文》从糸昏声【韵防云本作緍，今文作缗】今诗皆作缗，惟吕氏作緍。《大雅》言緍之丝同。
驺虞
壹发五豝，传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发。孔疏申之，以为五豝而止一发，不忍尽杀，仁心之至。朱传易其说，用汉赋中必叠防」语释之，是夸善射也，劝多杀也。通义驳其说，允矣。况「中必叠防」语出班孟坚《西都赋》，作赋者之意，非以为美谈也，意在颂美东都，故先抑西都以为下篇地耳。曽是东汉人所讥者，而反为《召南》所美乎？《诗》「彼茁者蓬，又首如飞蓬」，蓬乃陆草，非水草也。《尔雅》「齧雕蓬，荐黍蓬」，郭云别蓬种类。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并兴」及《诗》语证之，则断非水草矣。《本草纲目》引《尔雅》孙炎【此非晋孙叔然】正义云：「雕蓬即茭米，古人以为五饭之一者。」郑樵《通志》云：「雕蓬即米茭，可作饭食，故谓之齧；其黍蓬即茭之不结实者，惟堪作荐，故谓之荐。」杨慎《巵言》云：「蓬有水陆二种，雕蓬乃水蓬，雕▯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结实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郑因「齧」字、「荐」字而傅防，杨又因「雕」字、「黍」字而傅防，皆祖乎孙者也。此孙炎，正邢昺所谓俗间孙炎，浅近俗儒耳。二子乃惑于其说，亦未之思矣。案蓬之名见古书甚多，「云转蓬、飞蓬、孤蓬」，并无言其水产者。陆氏《埤雅》谓「葭是泽草，蓬是陆草」，《诗》兼举之，以见庶类之蕃殖，斯语得之。
毛诗稽古编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三
吴江陈启源撰
邶鄘卫
谓康叔初封即兼有邶鄘衞，此汉书地里志之说，而服防从之者也【汉书云：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邶鄘衞是也，谓之三监。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谓康叔止有衞，子孙并彼二国，此郑氏诗谱之说，而孔氏正义述之者也。孔谓殷畿千里，卫尽有之，是反过于周公，大非制，故以郑谱为长，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后，国势寖弱，大抵如东周之世，畿封之广，必非武丁宅殷之旧，又重以帝辛之虣，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即如黎为畿内国，周得戡之，至纣灭时，岂犹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逺，商未亡时所谓邦畿千里者，定应并数之，如东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监，固未尝以与之也。西亳偃师，在孟津之南，武王观兵于孟津，又大防诸侯于此，然后北行伐纣，则偃师已非商有。南亳谷孰，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车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监域内。况殷之畿内诸侯，非大无道者，不应概从诛灭，改建他侯，则三监所统不过近郊、逺郊及邦畿以内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国，原计戸口为定。成王作洛之后，殷顽民尽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赐之，留处故都者殆无几。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于衞。地里志又云：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衞三国相与同风，合序志之言观之，可见封康叔时，民得留者多在衞，其邶鄘两国已成旷土，纵欲
译又考平王去世在隐公三年，是辛酉年。太子泄父早逝，立他的儿子林，这就是桓王。王姬如果是平王的孙女，必定是泄父的女儿、林的妹妹【郑樵认为王姬是桓王的女儿，不知道桓王是以孙子继承祖父，这也太可笑了】她嫁给齐襄公，是在庄公元年，是戊子年，距离平王去世已经二十八年了。太子的死又在此之前，那么推算王姬的年龄应当在三十岁左右。她嫁给齐桓公，是在庄公十一年，是戊戌年，王姬应当在四十岁左右。周朝虽然衰微，尚且是天下共主，怎么会落到女儿嫁不出去，延误婚期到这种地步呢？况且三四十岁的老女，比起桃李的芳华，哪里能得到这种过分的赞誉呢？宋代的章俊卿【名如愚，著有《山堂考索》】拘泥于这种说法，于是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说王姬有容貌之美，却没有庄敬和顺的德行，并且讥讽《诗序》黑白颠倒，这更是错误的说法。为什么不与《何彼》相应呢？都是正面的言辞，不是反语。文义显然，而且正风中怎么会有讽刺诗呢？钓鱼必定要用丝线，就像嫁娶必定要依礼，这是毛亨、郑玄的说法。朱熹的《诗集传》认为把丝合起来做成钓绳，比喻男女结合而成夫妇，那么“用什么来钓鱼呢”这句话就成了赘余了。《说文解字》说“缗”字从糸，昏声【《韵防》说本作“緍”，今文作“缗”】现在《诗经》中都作“缗”，只有吕氏作“緍”。《大雅》中说“緍之丝”意思相同。
驺虞
“一发五豝”，《毛传》说虞人护卫着五只母猪等待公侯射杀。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认为五只母猪只射杀一只，不忍心全部杀尽，是仁心到了极点。朱熹的《诗集传》改变了这种说法，用汉赋中“必叠防”的话来解释，这是夸耀善于射箭，鼓励多杀。《通义》驳斥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况且“中必叠防”这句话出自班固的《西都赋》，作赋者的意思，并不是把它当作美谈，意在颂扬东都，所以先贬抑西都以为下文铺垫罢了。这本来是东汉人所讥讽的，反而被《召南》所赞美吗？《诗经》中“彼茁者蓬”，又说“首如飞蓬”，蓬是陆生的草，不是水草。《尔雅》说“齧雕蓬，荐黍蓬”，郭璞说这是区分蓬的种类。邢昺疏用《月令》中“藜莠蓬蒿并兴”以及《诗经》的话来证明，那么断定它不是水草。《本草纲目》引用《尔雅》孙炎【这不是晋代的孙叔然】的正义说：“雕蓬就是茭米，古人把它作为五饭之一。”郑樵《通志》说：“雕蓬就是米茭，可以做饭吃，所以叫它‘齧’；它的黍蓬就是茭中不结实的，只适合做垫席，所以叫它‘荐’。”杨慎《巵言》说：“蓬有水陆两种，雕蓬是水蓬，就是茭白；黍蓬是旱蓬，就是青科，青科结实像黍，羌人吃它，现在松州有。”郑樵因为“齧”字、“荐”字而附会，杨慎又因为“雕”字、“黍”字而附会，都祖述孙炎。这个孙炎，正是邢昺所说的民间俗儒孙炎，浅近的俗儒罢了。这两个人竟然被他的说法迷惑，也是没有思考啊。查考蓬的名称在古书中很多，“云转蓬、飞蓬、孤蓬”，并没有说它是水生的。陆佃《埤雅》说“葭是泽草，蓬是陆草”，《诗经》同时列举它们，以显示各类生物的繁盛，这话是对的。
毛诗稽古编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三
吴江陈启源撰
邶鄘卫
说康叔初封就兼有邶、鄘、卫，这是《汉书·地理志》的说法，而服虔跟随他【《汉书》说：周朝灭掉殷商后，把它的京畿地区分为三国，邶、鄘、卫就是，称为三监。三监叛乱，周公诛杀他们，把他们的土地全部封给康叔，号称孟侯】说康叔只有卫，子孙兼并了那两国，这是郑氏《诗谱》的说法，而孔颖达《正义》叙述它。孔颖达认为殷商的京畿千里，卫全部拥有，这反而超过了周公，大大不符合制度，所以认为郑氏的谱系更好，似乎有理。然而殷商自帝甲以后，国势逐渐衰弱，大体像东周的时代，京畿封地的广大，必定不是武丁定都殷商的旧制，再加上帝辛的暴虐，土地荒芜百姓流散，疆域更加削减。就像黎是京畿内的国家，周朝能够攻取它，到纣王灭亡时，难道还是邦畿千里吗？又三亳都是商朝的旧都，但距离朝歌稍远，商朝未灭亡时所谓的邦畿千里，肯定应该把它们计算在内，像东西周通畿的制度。武王设立三监，本来就没有把三亳给他们。西亳偃师，在孟津以南，武王在孟津观兵，又大会诸侯在这里，然后北行伐纣，那么偃师已经不是商朝所有。南亳谷孰，以及北亳蒙，就是宋地的地方。武王攻克殷商，刚下车就把微子封在那里，也不在三监的区域内。况且殷商京畿内的诸侯，如果不是大无道的，不应该一概诛灭，改立其他诸侯，那么三监所统领的不过是近郊、远郊以及邦畿以内的土地罢了。康叔兼有它们，怎么能方圆千里呢？而且不只是这样，古人建立国家，原本是根据户口来确定的。成王建造洛邑之后，殷商的顽民全部迁徙到下都，封伯禽，又把殷民六族赐给他，留在旧都的几乎没有几个。《书序》说：成王讨伐管叔后，把殷商的余民封给康叔于卫。《地理志》又说：把邶、鄘的百姓迁徙到洛邑。所以邶、鄘、卫三国风俗相同，结合《序》和《志》的话来看，可见封康叔时，百姓能留下的多在卫，那邶、鄘两国已经成为荒地，即使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