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七
云：“美也，顺也。”然则“娓”与“亹”义本悬隔，其音“尾”犹有所本，其训“勉”，董之妄耳。
译（前人）说：“‘娓’是美好，是顺从。”然而“娓”与“亹”的含义原本相距甚远，“娓”的读音为“尾”尚有所依据，将其解释为“勤勉”，则是董氏的妄说罢了。
陈锡哉，周朱传解为上帝敷锡于周，非也。陈锡谓文王能敷施恩惠，岂指上帝乎？《左传》两引此诗，皆释之曰能施；《国语》一引此诗，即承之曰布利，皆与毛郑合矣。哉字，毛训载，郑训始，其训为语词者，李氏之谬也。集传用其説，而复代以于字，哉与于本不相伦，可通用乎？至载始，两训毛郑虽殊，然载亦可训始。其曰载行周道，王肃述毛意耳，安知毛训载不即为始，而郑训始非以申毛也？《左传》《国语》引此皆作载。《左传》羊舌职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过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义；《国语》芮良夫云：“载周以至于今”，“载周”与“至今”首尾之词也，与“造周”同义。韦昭注云：“载成周道”，“载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预《左传》注曰：“载行周道”，预事晋武帝，肃实帝之外王父，宜乎袭用其语矣。“本支百世，不显亦世”，言君世为君，臣亦世为臣也。所世皆显德之士，不在讥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时，周、召、毛、凡、苏、祭诸族，皆周初名公卿。后宣十年，《左传》疏云：“郑駮异义”引《尚书》“世选尔劳”，又引《诗》“刺幽王絶功臣之世”。然则兴灭继絶，王者之常，讥世卿之文，于义何居？此笃论也。可见世卿自是先王旧典，不始于东周也。讥世卿乃公羊子之説，非《春秋》本指。
思皇多士，皇训美者，吕记引顔氏之説也【毛云，皇大也】于缉熙敬止，缉训续，熙训广者，欧阳氏之説也【毛云，缉熙光明也】假哉天命，假训大者，苏氏之説也【毛云，假固也】此説之异于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孙子，臣有商之孙子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语，意本协此笺义也。今云「即有商之孙子」，观之既不接上义下语，又复出矣。
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疏谓即前商之孙子，当矣。士者，男子之通称，五等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文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济济多士，即其明证。集传曰：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则殷士者，商子孙之臣属，其説本《汉书》师古注。朱子自言最爱顔説，兹其一与？然释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后来助祭，有《振鹭》之诗；微子来见祖庙，有《有客》之诗。二《颂》所美，何尝指其臣属耶？且前章云：商之孙子，侯于周服，此服黼冔而祼将，正侯服之事。奈何以臣属当之？
王之荩臣》传云：「荩，进也。」笺云：「王之进用臣，当念汝祖为之法。」夫多士，周桢文王进臣之事也。《诗》之文义，前后相应，古注允矣。今解为忠荩之臣，恐太迂。荩本染草之名，诗人以其音同，故借为进义。毛公得于师授，当不误也。由进而复转为忠，不已逺乎？今「忠荩」二字，习为常语，忘其本训。
永言配命》集传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耳。言修复，言配，不既复乎？源谓此篇凡八言，命当通为一义。正《诗序》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维新，帝命不时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归于周也。一言靡常，两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归周也。文王与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玉之德，则亦能配之。配命者，谓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实，不外聿修；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语自相聨贯。毛传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为命。正以此诗屡言「命」，其义本同，不须复解也。
聿遹皆训述毛义也，亦雅义也【见释言】德即尔祖之德，故云述而修之。句义自相接成矣。今以为发语词，未知何本。
骏命不易。《释文》云：「易，毛以防反。」言甚难也。郑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诗毛不为传，孔疏申毛，则仍用述説甚难之觧。其出于王肃、孙毓与？案《大学》引此诗郑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诚不易也。」彼《释文》云：「易，以防反。」注同。则康成初説，原以为难易之易，笺诗时改之耳。
宣昭义问毛训义为善，郑训为礼义之义。释文云：「义，毛音仪；郑如字。」盖音随训异也。朱传则训从毛音，从郑天无声臭，难可仿效。欲
译陈锡哉，周朱传解为上帝敷施恩惠给周，这是错误的。陈锡是说文王能够广泛施予恩惠，哪里是指上帝呢？《左传》两次引用这首诗，都解释说“能施”；《国语》一次引用这首诗，接着说“布利”，都与毛亨、郑玄的解释相合。哉字，毛亨训为载，郑玄训为始，那些将其训为语助词的说法，是李氏的错误。《诗集传》采用李氏的说法，又用“于”字来替代，“哉”与“于”本来不相类，怎么可以通用呢？至于“载”和“始”，毛亨和郑玄的训释虽然不同，但“载”也可以训为“始”。王肃说“载行周道”，只是阐述毛亨的意思罢了，怎么知道毛亨训“载”就不是“始”，而郑玄训“始”不是用来申述毛亨的意思呢？《左传》《国语》引用这首诗都作“载”。《左传》羊舌职说：“文王所以建立周朝，没有超过这个的。”【宣公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的意思；《国语》芮良夫说：“载周以至于今”，“载周”与“至今”，是首尾对应的词语，与“造周”同义。韦昭注释说：“载成周道”，“载成”，就是开始成就的意思。只有杜预在《左传》注中说：“载行周道”，杜预侍奉晋武帝，王肃实际上是武帝的外祖父，杜预袭用王肃的话是理所当然的。“本支百世，不显亦世”，是说君主世代为君，臣子也世代为臣。所世袭的都是显德之士，不在讥讽世卿的例子里。又春秋时，周、召、毛、凡、吕、祭等族，都是周初的名公卿。后来宣公十年，《左传》疏说：“郑玄驳斥异义”引用《尚书》“世选尔劳”，又引用《诗经》“刺幽王断绝功臣的世袭”。那么，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是君王的常道，讥讽世卿的文字，在义理上有什么依据呢？这是确切的议论。可见世卿制度本来就是先王的旧典，不是从东周开始的。讥讽世卿是公羊家的说法，不是《春秋》的本意。
思皇多士，皇训为美，是吕氏《诗记》引用颜氏的说法【毛亨说，皇是大】；于缉熙敬止，缉训为续，熙训为广，是欧阳氏的说法【毛亨说，缉熙是光明】；假哉天命，假训为大，是苏氏的说法【毛亨说，假是固】，这些说法不同于先儒而有道理。
有商孙子，是臣属于商的孙子。说天命如此这两句话，意思本来契合这个笺注的义理。现在说“即有商的孙子”，看来既不承接上文义理，下文语意，又重复出现了。
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毛亨说：殷士，是殷侯。疏说就是前面商的孙子，恰当。士，是男子的通称，五等诸侯以及公卿大夫都可以得到这个名称。上文凡是周的士，思皇多士，济济多士，就是明显的证据。《诗集传》说：诸侯的大夫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某士。那么殷士，是商子孙的臣属，这个说法本于《汉书》颜师古的注。朱子自己说最爱颜氏的说法，这是其中之一吗？然而解释士字，何其拘泥。二王之后来助祭，有《振鹭》这首诗；微子来见祖庙，有《有客》这首诗。二《颂》所赞美，何曾指他们的臣属呢？而且前章说：商的孙子，在周服受封侯，这穿着黼冔而祼将，正是侯服的事。怎么可以用臣属来对应呢？
王之荩臣》传云：“荩，进也。”笺云：“王的进用臣子，应当念你祖先为之法则。”夫多士，是周桢文王进用臣子的事。《诗》的文义，前后相应，古注确实正确。现在解释为忠荩之臣，恐怕太迂腐。荩本是染草的名字，诗人因为音同，所以借为进义。毛亨得于师授，应当没有错误。由进而再转为忠，不是太遥远了吗？现在“忠荩”二字，习以为常语，忘记了本来的训释。
永言配命》《诗集传》说：“命，是天理。天理就是德。说修复，说配合，不已经重复了吗？源认为这篇凡八言，命应当通为一个义理。正是《诗序》受命，作周之命。其命维新，帝命不时假哉？上帝既命，说命归于周。一言靡常，两言不易，说命之所以去商而归周。文王与天合德，所以能受之。成王能述修文王、武王之德，那么也能配之。配命者，是说配合上帝眷命的意思。配命的实质，不外乎聿修；配命的效果，自然招致多福。”四句话自相联贯。毛传只说“配天命而行”，不说何者为命。正因为这首诗屡次言“命”，其义本来相同，不需要再解释。
聿遹皆训述毛义也，也是雅义【见释言】德即尔祖之德，所以说述而修之。句义自相接成。现在以为发语词，不知何本。
骏命不易。《释文》说：“易，毛以防反。”说很难。郑音也说不可改易。然而这首诗毛不为传，孔疏申毛，那么仍用述说很难的解释。其出于王肃、孙毓吗？案《大学》引这首诗郑注说：“天之大命，持之诚不易也。”彼《释文》说：“易，以防反。”注同。那么康成初说，原以为难易之易，笺诗时改变罢了。
宣昭义问毛训义为善，郑训为礼仪之义。释文说：“义，毛音仪；郑如字。”大概音随训异。朱传则训从毛音，从郑。天无声臭，难可仿效。
顺之者，当法文王。此正见文王德合于天也，与首章义相应矣。朱传解「于昭陟降」皆以为其神在天，则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传又言文王与天同德，终首章之义，何前后之不相顾也？
译顺从它的人，应当效法文王。这正是表明文王的德行与上天相合，与首章的含义相呼应。朱熹的《诗集传》将“于昭陟降”都解释为神灵在天，这就已经不符合德性相合的意思了。到了末章的传注，又说文王与上天德行相同，以终结首章的含义，为什么前后如此不相照应呢？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传皆以为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连及之耳。夫文王诗之为周公作，仅见于《吕览》。《吕览》之言，出于战国「防士」，非传信之书，録其説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确指为周公作，况此二篇乎？诗序传自子夏之徒师授，歴歴朱子犹不之信，反信不韦门客无稽之谈乎？
大明序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序于文言德，于武言命，互文尔。前篇专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则追本于王季、太任，欲言武则追本于太姒，词虽泛及，意有专归，犹「思齐」亦言任、姒，而总以颂美文王，立言当有賔主也。序独言文、武，得诗之指矣。朱子辨説曰：「此诗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説，不已过乎？诗、书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况任，妇人，亦受天命乎？」周南诗序仅美后妃之德化，朱子犹大讥之，以为礼乐刑政悉出妇人之手，及自为辨説，则谓周家妃后以妇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乎？然次章集传云：「将言文王之圣，而追本其从来。」四章又云：「将言武王伐纣之事，又推其本而言，皆归重文、武，仍袭序意。」至总注则如辨説所云，虽强欲駮序，要不能全废其説矣。
明明在下章，毛专目文王，郑兼指文武为一篇之总括，郑説胜矣。近皆以为泛论其理，则不然。序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论“明明”，不得解为“明德”，当兼美恶为义，与序不合。况诗中凡言“明明”皆为美称，兹何得独异？又序言“文王有明德”与“天命武王”意互相备，是显以诗之“明明”为文武之“明德”矣。以为泛然论理，尤不合也。案诗主美周，而首章为全诗发端，先言周之得天，见周所以兴；继言天之弃殷，愈见周所以兴。此总言之下，七章方详述之耳。若首章徒泛论其理，末章又言殷而不言周，与全诗絶不相蒙，恐无此篇法。
天位殷适，传云纣居天位，而殷之正适也。疏引郑氏《书序》注，微子为纣同母庶兄，事释之。夫同母而分适庶，最非通论。且事出《吕览》，不见正经，何足深信？郑据之以释《书序》，孔又据之以释《诗》，过矣。微子庶而长，故为元子；纣少而适，故为正适。名称自合，何必同母乎？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笺云：挚国中女曰太任，从殷之畿内来嫁于周。疏申之云：殷商为有天下之大号，而云自彼，以商对周，故知自其畿内。此语得之。集传以为商之诸侯皆谓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内，此未必然也。就商时言，则周亦商之诸侯，不得独名挚为商而与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时追述而言，则挚亦周耳，非商也。文义难通，不如畿内之説当。案《周语》云：挚畴之国由太任。注云：二国奚仲、仲虺之后。夫仲虺虽国于薛，既相汤致王，为开代勲臣，其子孙当别有食采于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则挚为畿内国信矣。又《唐书·世系表》云：祖已七世孙徙国于挚。祖已者，仲虺之后。此语非是。季歴娶妇时，尚未为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计古公在位去武丁未久，祖已事武丁，其子当与古公同时，此时太任已生于挚，安得其七代孙方国于挚乎？宋洪迈言：《唐书·世系表》皆撮用各家谱牒，故多谬误，良然矣。曰嫔于京，朱子以为叠言，以释上句之意。又引《书》“厘降二女于沩汭，嫔于虞”证之。此本郑笺，然非诗指也。上句“来嫁于周”词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释之哉？况《尧典》孔传本谓舜能以义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妇道于虞，正与《书》传同意，优于郑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为太姒，有文德而祥为善。郑以文为纳币之礼，祥为卜吉，意各别矣。孔疏申毛，既言太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礼定其卜吉之善祥，则文字作两解，殊少画一。而以卜吉为善祥，亦非毛训祥为善之意也。窃谓昬乃嘉礼，毛云善者，犹云嘉礼耳。太姒贤，故文王闻而求之，是当时嘉礼因太姒文德而
译《大明》绵延两篇，《集传》都认为是周公所作，用来告诫成王，不知依据什么？揣测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因为《文王》篇而连带涉及罢了。至于《文王》诗是周公所作，仅仅见于《吕览》。《吕览》的话，出自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不是可信的典籍，记录他们的说法以存疑是可以的。《文王》篇尚未确切指出是周公所作，何况这两篇呢？《诗序》传承自子夏的门徒，师承渊源清晰，朱熹尚且不信，反而相信吕不韦门客毫无根据的言论吗？
《大明》的序言说：“文王有光明的德行，所以上天再次将天命授予武王。”文王、武王都有光明的德行，都承受了天命，序言在文王方面说德行，在武王方面说天命，这是互文见义。前一篇专门讲文王，这一篇由文王进而讲到武王，想要讲文王就追本溯源到王季、太任，想要讲武王就追本溯源到太姒，言辞虽然广泛涉及，但意图有专门的归属，就像《思齐》也提到太任、太姒，但总体是为了歌颂赞美文王，立论应当有主宾之分。序言只提到文王、武王，把握了诗歌的主旨。朱熹在《辨说》中说：“这首诗说王季、太任、文王、太姒、
定，毛意当如此。岐周即今鳯翔府岐山县，在府城东五十里。莘国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阳县南二十里，有古莘城。二国皆渭水之北，所谓亲迎于渭者，当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造舟为梁，不知过何水，传笺无明文。严缉以为渡渭非是。造舟为梁，造字慥草皁三音俱可读，本作艁。説文云：造古文从舟。方言云：艁舟谓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广雅云：以舟为桥曰艁。此其证矣。案传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尔雅》文也。彼注李廵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孙炎曰：造舟比舟也。然则比舟乃造字本义，余训皆借。尔观古文从舟可见。《左传》造舟于河【昭元年】孔疏曰：造为至义，言舟相至而并比也。造本为比舟，何必由至义以通之，迂矣。集传云：造作也，作舟于河，比之而加版。夫训造为作，是诗仅言作舟耳，作舟止成舟，如何便成梁耶？微集传补出比义，诗竟为不全语也耶？缵女维莘，缵太任之女事者，维在于莘也。长子维行，莘之长女维行太任之德也。太任之配王季，维德之行；太姒之配文王，亦维德之行。故曰缵也。两行字义本同，今以为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译“定”字，毛亨的意思应当如此。岐周就是现在的凤翔府岐山县，在府城东面五十里处。莘国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阳县以南二十里，有古莘城。这两个国家都在渭水以北，所谓“亲迎于渭”，应当是沿着渭水而行，并非渡过渭水。“造舟为梁”，不知道渡过的是哪条水，传、笺中没有明确记载。严缉认为渡过渭水的说法是不对的。“造舟为梁”，“造”字有慥、草、皁三个读音都可以读，本字是“艁”。《说文解字》说：“造”的古文从舟。《方言》说：艁舟叫做浮梁。《玉篇》说：天子的船叫艁。《广雅》说：用船做桥叫艁。这就是证据了。按《毛传》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独舟，本出自《尔雅》的文字。那里李巡注说：把船并排靠在一起渡河叫造舟。孙炎说：造舟就是并船。那么并船才是“造”字的本义，其余的解释都是假借。你看古文从舟就可以知道了。《左传》“造舟于河”（昭公元年）孔颖达疏说：造是到的意思，说船相到而并排。造本意是并船，何必通过到的意思来贯通，这就迂腐了。《集传》说：造是制作的意思，在河上制作船，并排加上木板。把造解释为制作，那么《诗经》仅仅说制作船罢了，制作船只是造成船，怎么就成了桥呢？如果不是《集传》补出并排的意思，《诗经》岂不是成了不完整的话了吗？“缵女维莘”，继承太任的女德，在于莘国。“长子维行”，莘国的长女继承太任的德行。太任配王季，在于德行的践行；太姒配文王，也在于德行的践行。所以说“缵”。两个“行”字意义本来相同，现在解释为女子有德行的“行”，是不对的。
保右命尔笺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体康彊，国家无虞，安之也。多生贤辅，年寿九龄，助之也。文王之受丹书，已云降德灭殷，发诛纣，及渡孟津，白鱼入舟，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传于此二字不甚分别其义意。丹书白鱼之事，非所欲言乎？然经文字义，须一一有归也。源窃为之説曰：文王为西伯，已三分有二，及武王伐纣，诸侯八百国不期而防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心即天命，故以当之，庶不入谶纬之説耳。
武王告庙之词，已称周王发矣。至牧野临敌，反曰「维予侯兴」，此本其初而言也。言此以侯而兴，知彼以王而亡。兴亡之际，故抑扬其词，且使后人知鉴矣。又周虽称王，而于商仍为侯。如东周王室，未尝与吴、楚通使聘问之词，仍当正其君臣之称耳。彼自称王于国中，天子弗与，深较殷、周两代事，当相类。古俗浑朴，难尽以后世律也。陈氏据「侯兴」语证文之不称王，迂矣。严缉载朱子之言曰「予侯，犹言我后，商人称之也」，义亦通。
防朝清明，毛传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郑易传解“清明”为“昧爽”。孔疏是之。然毛义正大矣，至严缉以“清明”为“雨止”，则傅防殊甚。彼引《尚书》孔传“雨止毕陈”，又《六韬·武王》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率众先渉，此两文为证。且言师以雨败者多矣，故以“清明”为得天助，太公先渉，故以尚父鹰扬发之，皆谬説也。《六韬》之书，后人赝作，其可为据乎？孔安国之言，本于《周语》伶州鸠，州鸠言陈未毕而雨，为天地神人协和之应，故孔传引之，证“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为天助，而严以雨止为天助也。用其説而反其义，可乎？
緜
緜诗自土沮漆，是扶风之漆沮，名物疏语已详于吉日篇矣。冯又云：不窋徙居戎翟之间，在今庆阳府；公刘迁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县西百二十里三水县【汉县也，元废，明复置】界，当泾水之西。及太王自豳迁岐，逾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处。梁山在今西安府干州城西北五里，当豳之西南。孔颖达緜诗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东流，亦过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则公刘于豳斯馆，已有宫室，太王何为陶复陶穴哉？正以太王初至扶风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源尝三复诗词，合之毛传，知冯语良是也。今以緜诗首章为太王居豳事者，始于康成耳。毛传本无是説也。传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豳迁岐之事，而继之曰：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则明以复穴系之岐下，为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寝庙，亦未敢有室家。盖因五章俾立室家、作庙翼翼，并言此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庙，故补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与五章俾立遥相首尾，彼在岐，此不应独在豳矣。又三章传曰：周原漆沮之间，合周原与漆沮为一，是明以首章之居【传训土为居】漆沮即居此周原矣。夫迁岐之始，草莱甫辟，复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刘居豳至大王，已经十世，安得尚无家室？不独于豳斯馆见公刘篇而已，再考七月篇所称塞向墐户，入此室处，入执宫功，亟其乗屋，跻彼公堂诸语，皆有室家之证也。至于蚕绩裘裳，称觥献兕，凌隂春酒诸端，礼仪文物灿然毕具，岂穴居人所能办耶？则首章所言，其为初到岐周未遑筑室时事无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凉，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经营之次第，立言之序当如此也。康成误认传意，故于首章之述迁豳则解之曰：为二章发，不知二章传安得预发之？首章决非毛指。孔又过执笺説，曲为解释，谓在豳实有宫室，因欲美太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为立文之势。夫词气抑扬，诗人容或有之，但不应太过耳。况同一岐土，始榛芜而后轮奂，方见太王创造之美，何得以豳相较乃成文势乎？然笺疏之致误其故有二：一则见次章方説迁岐，首章定是未迁时；一则见传训古公为豳公，遂谓因在豳而称之也。独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风土，次章追数迁居情事，文义未尝不顺，且相度既定，即继以筑室耕田，事相
译保右：笺云：安而助之，又接着任命他。疏申云：身体康健强壮，国家没有忧患，这是安；多生出贤能的辅佐，年寿达到九旬，这是助。文王接受丹书，已经说降下德行消灭殷商，武王诛杀纣王，等到渡过孟津，白鱼进入船中，这是又接着任命他。剖析得很明白，集传对这两个字没有很分别它们的义意。丹书白鱼的事，难道不是想要说的吗？然而经文文字义理，必须一一有所归属。源私下为此解释说：文王作为西伯，已经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等到武王讨伐纣王，诸侯八百国不约而同地会合在孟津，这是又接着任命他。民心就是天命，所以用这个来对应，希望不落入谶纬的说法罢了。
武王告庙的辞令，已经称周王发了。到了牧野面对敌人，反而说“维予侯兴”，这是根据他起初的情况而言。说这个以侯而兴起，知道那个以王而灭亡。兴亡之际，所以抑扬其辞，并且让后人知道借鉴。又周虽然称王，而对于商仍然是侯。如同东周王室，未曾与吴、楚通使聘问的辞令，仍然应当正其君臣的称呼。他们自称王于国中，天子不承认，深较殷、周两代的事，应当相类似。古俗浑朴，难以完全用后世的标准来衡量。陈氏根据“侯兴”的话证明文王不称王，迂腐了。严缉记载朱子的话说“予侯，犹言我后，是商人称呼他的”，义也通。
防朝清明，毛传云：“不崇朝而天下就清明了。”郑易传解释“清明”为“昧爽”。孔疏赞同他。然而毛义正大，至于严缉以“清明”为“雨止”，那就谬误殊甚。他引用《尚书》孔传“雨止毕陈”，又引《六韬·武王》至河，“雨大雷疾”，太公率领众人先涉水，这两个文作为证据。并且说军队因雨而失败的多了，所以以“清明”为得天助，太公先涉水，所以以尚父鹰扬发之，都是谬说。《六韬》的书，是后人赝作，可以作为依据吗？孔安国的话，本于《周语》伶州鸠，州鸠说陈未毕而雨，是天地神人协和的应验，所以孔传引用它，证明“休命”的意思。这是孔以得雨为天助，而严以雨止为天也。用其说而反其义，可以吗？
緜
緜诗自土沮漆，是扶风的漆沮，名物疏语已经在吉日篇详细说明了。冯又云：不窋迁徙居住在戎翟之间，在今庆阳府；公刘迁徙到豳，在今西安府邠州淳化县西一百二十里三水县【汉县也，元废，明又设置】界，当泾水的西面。等到太王从豳迁徙到岐，越过梁山，才到达岐山北漆沮合流的地方。梁山在今西安府干州城西北五里，正当豳的西南。孔颖达緜诗疏云：漆沮豳地，二水东流，也经过周地，不对。如果漆沮在豳，那么公刘在豳斯馆，已经有宫室，太王为什么还要陶复陶穴呢？正以太王初到扶风之地，所以没有家室罢了。源曾经反复诵读诗词，结合毛传，知道冯语很对。现在以緜诗首章为太王居豳事的，始于康成罢了。毛传本来没有这个说法。传首章即述太王避狄去豳迁徙到岐的事，而接着说：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那么明显以复穴系之岐下，作为古公初到的居所。又说：未有寝庙，也未敢有室家。大概因为五章俾立室家、作庙翼翼，一并说此章只说室家而没说庙，所以补其未及，这是明显以此章未有与五章俾立遥相首尾。彼在岐，此不应独在豳了。又三章传曰：周原漆沮之间。合周原与漆沮为一，这是明显以首章之居【传训土为居】。漆沮即居此周原了。夫迁岐之始，草莱甫辟，而复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刘居豳到大王，已经十世，怎么还会没有家室？不仅于豳斯馆见公刘篇而已，再考察七月篇所称塞向墐户，入此室处。入执宫功，亟其乘屋，跻彼公堂诸语，都有室家的证据。至于蚕绩裘裳，称觥献兖，凌隂春酒诸端，礼仪文物灿烂具备，岂是穴居人所能办的呢？那么首章所言，其为初到岐周未遑建室时事无疑。首章先言岐土之荒凉，下章节方说太王相度经营之次第，立言之序应当如此。康成误认传意，所以于首章之述迁豳则解释之曰：为二章发。不知二章传安得预发之？首章绝非毛指。孔又过执笺说，曲为解释，谓在豳实有宫室。因欲美太王在岐新立，故说在豳，未有以为立文之势。夫辞气抑扬，诗人容或有之，但不应该太过耳。况同一岐土，始榛芜而后轮焕，方见太王创造之美，何得以豳相比乃成文势乎？然笺疏之致其故有二：一则见次章方说迁岐，首章定是未迁时；一则传训古公为豳公，遂谓因豳而称之也。独不思首章先说岐下风土，次章追数迁居情，文义未尝不顺，且相度既定。即继以筑室耕田，事相
接续，次章之义自应与下诸章聫贯成文也。又古公本自豳而来，则虽在岐，亦可蒙豳公之号，不必过泥。若泥豳公为未去豳之称，则「民之初生」传释「民」为周人，独不可证其为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误始于郑，而成于孔，后儒相习，莫觉其非，得冯义方见毛传之真面目，故备论之以俟后之博识者。
译接着，下一章的意义自然应当与下面的各章连贯成文。又因为古公亶父原本是从豳地迁来的，那么即使他身在岐地，也可以承袭豳公的称号，不必过于拘泥。如果拘泥于“豳公”是古公未离开豳地时的称呼，那么《毛传》将“民之初生”中的“民”解释为周人，难道就不能证明这是周原的百姓吗？这一章的谬误始于郑玄，定型于孔颖达，后来的儒者沿袭成习，没有人察觉其错误，直到冯义方揭示了《毛传》的真实面貌，所以我详细论述此事，以等待后世学识渊博的人来评判。
瓞为▯绍而小于先歳之▯。稷为喾之胄而后世益微，不能如喾之为天子。故诗以为喻，笺云：「緜緜然若将无长大之时是也。」緜緜亦微细之意。喾是▯稷，至绀是瓞。太王肇基王迹，则非瓞矣。诗欲美太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瓞以为式微之喻也。后世文人用▯瓞为故实者，专以况子孙蕃衍，宗祀延长，与卜世卜年同意，殆误认诗指。
复穴皆土室，复则累土为之，穴则凿地为之，其形皆似窑灶。笺云：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传云：陶，窑灶也；复，重窑也。是直居于窑内矣，恐无此理。况陶复既合为一物，为古公所居下，又赘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复”字本作“覆”，《説文》云：地室也。引此诗，朱子“重窑”之训，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窟居，随地而造，平地则累土为复，言于地上重复为之也；高地则凿土为穴，复穴皆开其上以取明。
堇荼如饴。堇字训为堇荁者，音谨；训为乌头者，音靳。朱传以孔疏以堇为乌头，而仍用释文之谨音，疎矣。堇荼如饴。孔疏云：“内则堇荁枌榆，则堇是美菜，非苦荼之类。”《释草》云：“芨【音急】堇草”，郭曰：“即乌头也。”则堇者其乌头乎？若堇荁之堇，虽非周原，亦自甘矣。严缉非之，谓乌头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草无美恶皆猥大，岂能变毒为美？此堇定为堇荁之堇。案严説良是。毛传云：“堇，菜也。”郑笺云：“菜虽苦者，甘如饴。”若是乌头，则当云“草”，不当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氏失毛郑意矣。又荼虽名苦菜，《草木疏》言其得霜则甜脆而美，故《礼》羊之芼，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恶菜也。又《尔雅》“齧苦堇”，注：“今堇葵也，叶似栁，子似米，汋食之滑。”《本草》“堇汁味甘”，公食大夫礼“钘芼皆有滑”，注：“滑，堇荁之属。”《士虞礼》“钘羹同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以苦为荼，荁为堇属。”合此诸説观之，二物正是同类，苦荼、苦堇同以苦得名，然堇味甘美，荼亦甜脆，堇则礼用以为滑，荼则礼用以为芼，安得谓非类乎？孔误矣。大抵二菜元非苦物，但未必如饴耳。周地独如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虽膏壤，岂能变为甘哉？又案《士虞礼》注即训苦为荼，荁为堇属，即引诗“堇荼如饴”证之，是康成注《礼》，明以此诗之堇为苦堇矣。孔虽申郑，而不得其意。
孔以堇为乌头，朱传又从之。盖堇荁之堇，无复诠释。今案堇荁一类也。《内则》注云：「荁堇属，冬用堇，夏用荁。」释文云：「荁似堇而叶大，是已。」又案苦堇两见《本草》，草部及菜部皆收之。《唐本草》「水堇」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经》「石龙芮」言其子也，入草部中品。陶隠居云：「生石上，其叶芮芮然短小，故名。」《説文》言其根如荠，叶如柳，蒸食之甘。后汉《马融传》注言其华紫，叶可食。《唐本草》注亦云：「此菜野生，非人种，叶似蕺【蕺，侧入切，即鱼腥草，菜似杏，其状三角，一边红，一边青】华紫色。」李氏《纲目》云：「此旱芹也。」又有一种黄华者，有毒杀人，谓之毛芹。
慰止左右定民居也。疆理宣亩授民田也。各分四义。孔疏云：「乃安穏其居，乃定止其处，乃处之于左，乃处之于右，乃为之疆埸，乃分其地理，乃教之时耕【笺云：时耕曰宣】乃治其田亩。分疏明且确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亩亦同。」但作者以「乃」间之而成句耳。夫时耕与治田诚一事也。疆是分其经界，理是辨其土宜，截然两义，何可合而一乎？此泥笺语太过矣。又「止」字、「疆」字，监本注疏不从「土」。释文作「强」，亦作「疆」，同「居良反」。今俗本此诗皆増「土」作「疆」矣。案「疆」本作「畺」，《説文》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疆」乃或体，又作「疆壃疅」。又案「畕」比田也，从二田，音与「畺」同。
鼛皋通用《周礼·地官》鼔人掌鼛鼔，《考工记》防人
译瓞是瓜的延续，但比前一年的瓜小。稷是帝喾的后代，但后世日益衰微，不能像帝喾那样成为天子。所以《诗经》以此作为比喻，郑玄笺注说：“绵绵不断的样子，好像将要没有长大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绵绵也有细微的意思。帝喾是大的瓜，到绀是小的瓜。太王开创了王业的基业，那就不是小瓜了。《诗经》想要赞美太王的兴盛，却先说他的祖先衰微，所以用大瓜小瓜作为衰微的比喻。后世文人用大瓜小瓜作为典故的，专门用来比喻子孙繁衍，宗庙祭祀长久延续，与卜问世数、年数意思相同，这大概是错误地理解了《诗经》的指向。
复和穴都是土室，复是堆积泥土建造的，穴是挖掘地面建造的，它们的形状都像窑灶。郑玄笺注说：复，是在土上重复建造；挖掘地面叫做穴，都像陶制的样子，这是对的。朱熹传注说：陶，是窑灶；复，是重窑。这是直接住在窑里面了，恐怕没有这种道理。况且陶复既然合为一物，作为古公居住的地方，又多余地加上“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查考“复”字本作“覆”，《说文解字》说：地室也。引用这首诗，朱熹“重窑”的解释，不知依据什么。又查考：古代人穴居，随地建造，平地就堆积泥土建造复，说的是在地上重复建造；高地就挖掘泥土建造穴，复和穴都在上面开口以获取光明。
堇和荼像饴糖一样甜。堇字解释为堇荁的，读音为谨；解释为乌头的，读音为靳。朱熹传注和孔颖达疏注把堇当作乌头，却仍然使用《经典释文》的谨音，粗疏了。堇和荼像饴糖一样甜。孔颖达疏注说：“《内则》提到堇荁、枌、榆，那么堇是美味的菜，不是苦荼之类。”《释草》说：“芨堇草”，郭璞说：“就是乌头。”那么堇难道是乌头吗？如果是堇荁的堇，虽然不是周原，也自然是甘甜的。严缉反驳说，乌头是毒物，肥沃美丽的土地，能让草木无论美丑都长得茂盛，难道能把毒物变成美味吗？这个堇一定是堇荁的堇。查考严缉的说法很对。毛亨传注说：“堇，菜也。”郑玄笺注说：“菜虽然是苦的，却像饴糖一样甜。”如果是乌头，那就应当说“草”，不应当说“菜”，而且它的味道辛辣，也不苦。孔颖达没有理解毛亨和郑玄的意思。又荼虽然名叫苦菜，《草木疏》说它经霜后变得甜脆而美味，所以《礼记》中羊肉的配菜、猪肉的包裹，都用它，本来不是坏菜。又《尔雅》“齧苦堇”，注释说：“现在的堇葵，叶子像柳树，种子像米粒，煮食它滑嫩。”《本草》说“堇汁味甘”，《公食大夫礼》“钘芼皆有滑”，注释说：“滑，是堇荁之类。”《士虞礼》“钘羹同苦若微”，都有滑；“夏葵冬荁”，注释说：“以苦为荼，荁为堇类。”综合这些说法来看，这两种东西正是同类，苦荼、苦堇都以苦得名，但是堇味道甘美，荼也甜脆，堇在礼仪中用来做滑羹，荼在礼仪中用来做配菜，怎么能说不是同类呢？孔颖达错了。大概这两种菜本来不是苦物，只是未必像饴糖那么甜罢了。周地唯独像饴糖，所以值得赞美。如果是极苦的东西，即使是肥沃的土地，难道能变成甘甜吗？又查考《士虞礼》注释就解释苦为荼，荁为堇类，就引用《诗经》“堇荼如饴”来证明，这是郑玄注释《礼记》，明确把这首诗的堇当作苦堇了。孔颖达虽然申述郑玄，却没有理解他的意思。
孔颖达把堇当作乌头，朱熹传注又跟随他。大概堇荁的堇，没有再解释。现在查考堇荁是一类。《内则》注释说：“荁是堇类，冬天用堇，夏天用荁。”《经典释文》说：“荁像堇但叶子大，就是这样。”又查考苦堇在《本草》中出现两次，草部和菜部都收录了。《唐本草》“水堇”说的是它的苗，归入菜部；《本经》“石龙芮”说的是它的种子，归入草部中品。陶隐居说：“生长在石头上，它的叶子短小，所以叫这个名字。”《说文解字》说它的根像荠菜，叶子像柳树，蒸食它甘甜。后汉《马融传》注释说它花紫色，叶子可食。《唐本草》注释也说：“这种菜野生，不是人种的，叶子像蕺，花紫色。”李时珍《纲目》说：“这是旱芹。”又有一种黄花有毒杀人的，叫做毛芹。
慰止是安定左右，确定民居。疆理宣亩是授予百姓田地。各自分为四种含义。孔颖达疏注说：“于是安稳他们的居住，于是确定他们的处所，于是安置他们在左边，于是安置他们在右边，于是为他们划定边界，于是分辨他们的地理，于是教他们适时耕作，于是治理他们的田亩。”分疏明确且确切了。然而又说：“疆理是一回事，宣亩也相同。”只是作者用“乃”字间隔而成句罢了。适时耕作和治理田地确实是一回事。疆是划分它们的经界，理是辨别它们的土宜，截然两种含义，怎么可以合为一呢？这是拘泥于郑玄的话太过分了。又“止”字、“疆”字，监本注疏不从“土”。《经典释文》作“强”，也作“疆”，同“居良反”。现在俗本这首诗都增加“土”作“疆”了。查考“疆”本作“畺”，《说文解字》说：“界也，从畕三，其界画也。”“疆”是或体，又作“疆壃疅”。又查考“畕”是比田，从二田，读音与“畺”相同。
鼛皋通用《周礼·地官》鼓人掌管鼛鼓，《考工记》匠人
为皋鼔，总一鼔也。章氏《考索》谓皋者缓也，故以节役事，良然。毛传以臯门、应门为天子之制，郑笺谓诸侯亦有臯应，毛説当矣，诸侯无臯应，朱子辨之是也。孔疏欲证郑説，引襄十七年《左传》宋人称臯门之晳，谓诸侯有臯门亦有应门，误矣。宋筑者讴言泽门，不言臯门也。据杜注，泽门是宋东城南门，非外朝门也【毛云：王之郭门曰臯门；孔云：郭门者宫之外郭之门】案彼释文言泽门本或作臯门者误，孔所据当此本矣。然则以为朝门者，岂服、贾诸家之説邪？
译制作皋鼔，总共只有一面鼓。章氏在《考索》中说“皋”意为舒缓，因此用它来节制役事，确实如此。《毛传》认为臯门、应门是天子的制度，郑玄的笺注说诸侯也有臯门和应门，《毛传》的说法是正确的，诸侯没有臯门和应门，朱熹的辨析是对的。孔颖达的疏注想要证明郑玄的说法，引用《左传》襄公十七年宋国人称臯门之晳，说诸侯有臯门也有应门，这是错误的。宋国筑墙的人歌唱说的是泽门，并没有说臯门。根据杜预的注，泽门是宋国东城南面的门，不是外朝的门【毛亨说：天子的外郭门叫臯门；孔颖达说：郭门是宫城外郭的门】。查考那篇释文说泽门原本有的版本写作臯门是错误的，孔颖达所依据的应当就是这个版本。那么认为它是朝门的，难道是服虔、贾逵等家的说法吗？
传云「冢上大社也」。案《祭法》「王为羣姓立社曰大社」。疏云「在库门之内右正此大社矣」。朱子谓「太王初立岐周之社，武王通立周社于天下」，且以汉初令民立汉社稷证之【语见大全】误矣。大社之尊，正以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尽立乎？诸侯有国社、侯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臯、应二门为天子之制，则诸侯不得立，何「大社」反通于天下乎？况汉事亦未可证周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传云：「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緜》诗为文王而作，而推本于太王，应以文王为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太王立社，有用众之意，故今文王亦絶恚怒敌人之心也。朱传「肆」字从毛解，又以「不殄」为太王事，则「今」义赘矣。又「故」为因上之辞，即非新故之「故」矣。《尔雅》「肆故今」与毛传同，则亦释《诗》也。郭注乃云：「肆」既为「故」，又为「今」，义相反而兼通，殊非《诗》《雅》之指。
柞棫拔矣，尔雅云棫白桵【音绥】郭注以为小木丛生，有刺实如耳珰，紫赤可食。陆疏据三苍説，以为棫即柞，其材理全白无赤心者为白桵。孔疏并存两説，不能辨其孰是。朱传本从郭注，而大全引东阳许氏语申之，则纯袭陆疏之言，与朱意正相反而，引吕为证舛矣。案白桵本草用其核为药名防【儒佳切】核入本经上品。陶隠居云，大如乌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韩保升云，叶似枸杞而狭长，叶白子附茎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细刺。宋苏颂云，木高五六尺，茎间有刺。此三家注所纪物色形相，皆与郭氏同。朱子独取其説，良有见矣。至陆疏之棫，亦载本草，言栎有二种，一种不结实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诗之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从手旁，蒲贝反。疏云：拔然生柯叶也。拔本蒲八反，训擢柯叶生长。拔擢之状，音虽殊，义实相因耳。韵防拔字四见，独于泰韵作柭，从木旁。注云：礼韵续降，岂非后人传写妄易偏旁而礼韵并收之邪？于泰韵注云：又见队韵。于队韵注云：又见曷黠韵。则四韵共一字。彼三韵皆为拔，何此韵独为柭乎？
混夷駾矣，维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为困，未详。案《晋语》：靡笄之役，郤献子伤曰：「余病喙。」韦昭注云：喙，短气貌。郤以喙为病，病岂非困乎？短气亦困之状，此足证毛义矣。孔氏何未忆及邪？又《方言》云：▯，□倦也。郭注云：今江东呼极为▯，因引外传郤语。又曰：▯，极也。注亦云：江东呼极为▯。然则喙、▯、▯三字通用矣。又《广雅》：▯，困同，训极。《广韵》：▯字亦引此诗：「云困极也。」亦作喙，亦作▯。
孔疏未详困义，而后儒多训喙为息，其説又不无得失焉。吕氏大临云：「喙，张喙而息也，奔趋者其状如此。」吕记、严缉皆引之，是以喙为口喙，又从口喙转出息义，迂矣。案《方言》云：「防【音息】喙、呬【虚器切】息也。自闗而西，秦晋之间，或曰喙，或曰防。」周正闗西之地，宜其谓息为喙矣。《广雅》亦云：「喙，息也。」朱传直训喙为息，盖本诸此。又《説文》引此诗云：「混夷駾矣，犬夷呬矣。」呬与喙同训息，益信此喙字直是息义，不必从口喙作转也。然总不如毛义之当。《虞芮质厥成》传云：「质，成也，成，平也。」疏云：「质成平，释诂文，三字义同。」言二国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邻国结好之称，《左传》「求成」「请成」「行成」「董成」皆此义。「质厥成」犹云「成其成」尔，正指相让而退。言始争而今让，是乃成矣。从此归周者四十余国，文之王业乃大，故继之曰：「蹶厥生，厥生。」与「初生」相首尾。周家王业之生，太王始之而渐兴，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见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与序义合。后儒解「成」字、「生」字，异説纷纷，俱非诗指。
棫朴
棫朴、薪槱，是俊乂盈朝之喻；烝徒、舟楫，是防力毕効之喻。序所谓能官人也。朱子论兴体最轻，于此二兴
译传文说：“冢上是大的社坛。”查考《祭法》记载：“天子为百姓设立社坛称为大社。”疏文说：“大社位于库门之内右侧。”朱熹认为：“太王最初在岐周建立社坛，武王则普天之下都建立了周社”，并且用汉初命令百姓建立汉社稷的事例来证明【语见《大全》】，这是错误的。大社之所以尊贵，正因为只有天子才能建立，怎么能让天下人都建立呢？诸侯有国社、侯社，大夫以下还有置社，怎么又能建立大社呢？皋、应二门是天子的制度，诸侯不得设立，为什么“大社”反而通行于天下呢？况且汉朝的事也不能用来证明周朝的情况。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传文说：“肆，就是今。”这里的“今”指文王，《緜》诗是为文王而作，但追溯本源到太王，所以应以文王为“今”。因此承接上一章“立社”说太王立社，有用众之意，所以如今文王也断绝了恚怒敌人的心。朱熹的传文对“肆”字依从毛亨的解释，又把“不殄”当作太王的事，那么“今”的意义就多余了。又“故”是承接上文之辞，并不是新旧之“故”。《尔雅》“肆故今”与毛传相同，那么也是解释《诗经》的。郭璞注却说：“肆”既解释为“故”，又解释为“今”，意义相反却兼通，这完全不符合《诗经》《尔雅》的本旨。
“柞棫拔矣”，《尔雅》说棫是白桵【音绥】，郭璞注认为是丛生小木，有刺，果实像耳珰，紫红色可食用。陆德明疏依据《三苍》的说法，认为棫就是柞，其材质全白没有赤心的称为白桵。孔颖达疏并存两种说法，不能辨别哪个正确。朱熹传文原本依从郭璞注，而《大全》引用东阳许氏的话来申述，则完全袭用陆德明疏的话，与朱熹的意思正好相反，引用吕氏作为证据是错误的。查考白桵在《本草》中用其核作为药名防【儒佳切】，核入《本经》上品。陶隐居说，大如乌豆，有纹理像胡桃核。蜀地韩保升说，叶子像枸杞但狭长，叶白子附茎生，紫红色，大如五味子，多细刺。宋代苏颂说，树高五六尺，茎间有刺。这三家注所记载的物色形相，都与郭氏相同。朱熹独取他的说法，确实有见识。至于陆德明疏中的棫，也记载于《本草》，说栎有两种，一种不结实的叫棫，但这不是本诗中的棫。
“柞棫拔矣。柞棫斯拔。”拔字从手旁，蒲贝反。疏文说：拔然生长出柯叶。拔本音蒲八反，解释为擢升柯叶生长。拔擢的样子，读音虽然不同，意义实际上相互关联。《韵防》中拔字出现四次，唯独在泰韵中作柭，从木旁。注说：礼韵续降，难道不是后人传写妄改偏旁而礼韵一并收录了吗？在泰韵注中说：又见于队韵。在队韵注中说：又见于曷黠韵。那么四个韵部共用一个字。那三个韵部都作拔，为什么这个韵部独作柭呢？
“混夷駾矣，维其喙矣。”毛亨说：喙，困顿。孔颖达疏说：喙解释为困顿，不详其故。查考《晋语》：靡笄之战，郤献子受伤说：“我病喙。”韦昭注说：喙，短气的样子。郤以喙为病，病难道不是困顿吗？短气也是困顿的样子，这足以证明毛亨的意思了。孔氏为什么没有想起呢？又《方言》说：〇，□倦也。郭璞注说：现在江东称极为〇，因而引用外传郤语。又说：〇，极也。注也说：江东称极为〇。那么喙、〇、〇三字通用了。又《广雅》：〇，与困同，解释为极。《广韵》：〇字也引用此诗：“云困极也。”也作喙，也作〇。
孔颖达疏不详困的意义，而后世儒者多解释喙为息，他们的说法也不无得失。吕氏大临说：“喙，张开嘴喘息，奔跑的人其状如此。”吕记、严缉都引用它，是把喙当作口喙，又从口喙转出息的义项，迂腐了。查考《方言》说：“防【音息】喙、呬【虚器反】息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有的叫喙，有的叫防。”周朝正处在关西之地，适宜称息为喙了。《广雅》也说：“喙，息也。”朱熹传直接解释喙为息，大概本于此。又《说文》引用此诗说：“混夷駾矣，犬夷呬矣。”呬与喙同训息，更加确信这个喙字直接是息义，不必从口喙转义。然而总不如毛亨的解释恰当。《虞芮质厥成》传文说：“质，成也，成，平也。”疏文说：“质成平，是《释诂》文，三字意义相同。”是说两国到文王那里而达成和平。查考“成”是邻国结好的称呼，《左传》中“求成”“请成”“行成”“董成”都是这个意思。“质厥成”犹如说“成其成”，正指相让而退。说开始争斗而现在相让，这才是成了。从此归附周朝的四十多个国家，文王的王业于是壮大，所以接着说：“蹶厥生，厥生。”与“初生”首尾相应。周家王业的兴起，太王开始而逐渐兴盛，文王勤勉而更加壮大，正显示文王的兴起，根本源于太王，与序义相合。后世儒者解释“成”字、“生”字，异说纷纷，都不符合诗旨。
棫朴
棫朴、薪槱，是俊才盈朝的比喻；烝徒、舟楫，是力量全部效用的比喻。这就是序所说的能任用官员。朱熹论兴体最轻，在这两个兴
，止以数助字毕之，不究其义，宜其以序为误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师，正举戎、祀两大事，见贤才之用，乃漫解为天下归之。夫天下之归，岂仅助祭之髦士、从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汚俗一新【笺谓作人者变化纣之恶俗】纲纪之施，能使四方成理，则又言其政教之美，见官人之效耳。朱传总归于文王之德。夫文德虽盛，恐助理之人亦不可少，况能官人，不益见其德盛乎？
译只是用几个助词来结束句子，不探究其中的含义，难怪他把“序”字当作误字了。至于第二章的“奉璋”，第三章的“六师”，正是举出军事、祭祀这两件大事，以显示贤才的任用，却随意解释为天下归顺。天下归顺，难道仅仅是那些协助祭祀的俊士、跟随征战的武夫吗？教化人才的功效，能使污浊的习俗焕然一新【郑笺说“作人”是指改变商纣王的恶劣风俗】；纲纪法度的施行，能使四方治理得井井有条，这又是说政治教化的美好，以显示任用官员的成效罢了。朱熹的《诗集传》将这一切都归结于文王的德行。文王的德行虽然盛大，恐怕辅助治理的人才也不可缺少，况且能够任用贤能之人，不更能显示他的德行盛大吗？
棫朴次章，王肃述毛，以为不言祭孔。疏亦以传解璋而不言瓒，则不以为祭。殊不知传云：“半珪曰璋”，璋瓒之璋，独非半珪乎？传文质畧，偶不及瓒耳，安见其必非祭也？王肃谓璋瓒不名璋，疏引王基语駮之矣，而仍用肃説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圣德，正所谓勉勉也。纲纪四方，又言其政教之美，及于天下耳。集传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质，勉勉我王所以纲纪乎四方。或问所美之人为谁？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兴我王之勉勉也。据此则其相其章当兴纲纪四方矣。上二语各四字分为两截，恐破碎不成文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语皆比也。集传以此章为兴，失之矣。章，周王之章也；相，周王之质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饰也；金玉者，其质比其精纯也。一喻一正，相为形况。《有客》篇“追琢具旅”，《白驹》篇“金玉尔音”，同一句法耳。纲为网之纲，纪为丝之纪，以喻我王之为政于四方，亦比也。假象于器物，而去其如似之称，诗中比体类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维藩，大师维垣”诸诗皆是。集传皆以赋目之矣。但朱子释诗，多于兴中分立比体，独此诗本比也，而又以为兴，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传纯用《周语》为説，谓隂阳和，山薮殖，故君子得以干禄。乐易本不以上二句为兴也。郑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润泽也，喻周民豊乐，由其君之德教始，以为兴体矣。」疏申其意，谓诗美君德，当以养民为主，不应惟论草木。《周语》遗其兴意，毛传亦于作意未尽，故笺申而备之。源谓此诗之指，《周语》及毛传尽之矣。隂阳和，山薮殖，乃纪实事，非取喻也。山薮，民所取材也。物产蕃庶，财用富足，正所以养民，安得谓惟论草木乎？《鱼丽》诗即鱼酒二物，以明万物之盛多；此诗即榛楛二木，以明资用之饶裕。举一以见百，其义同矣。古人引诗虽多断章，然如单穆公所云，乃正解也。吕记以榛楛喻君子，以榛楛得麓而滋茂，喻君子烝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为兴，而兴义则殊。盖笺疏以君子目太王、王季，而吕记用丘氏説以美文王，故取兴亦别也。
诗三言：“瑟瑟兮僴兮。”传云：“矜庄貌。”“瑟彼柞棫。”传云：“众貌。”“瑟彼玉瓒。”毛无传，而笺云：“洁鲜貌。”案此“瑟”，释文云：“又作璱。”説文引诗亦作“璱”，云：“从玉，瑟声。”“玉英华相带如瑟▯也。”则与彼二“瑟”本异字矣。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郑氏《中庸》注云：“圣人之德，至于天则鸢飞戾天，至于地则鱼跃于渊，是其明着于天地也。”此解本与传义不逺。及笺《诗》则以鸢飞喻恶人逺去，鱼跃喻民喜得所，义短矣。疏申郑意，以为变恶为善，乃作人之义，殊不知道被飞潜，万物得所，作人气象如此，尤为广大也。
民所燎矣。《释文》云：「燎，説文作尞，云柴祭天也。」案尞，▯变也，字本作□。説文云：「从火从昚，昚，古文慎字，祭天所以慎也。」又□与□别，説文□放火也，从火□声。此诗「燎」字，郑笺训「熂燎」，则是放火之燎，非柴祭之□。陆氏引説文，非笺义。
毛诗稽古编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八
吴江陈启源撰
文王之什下【正大雅】
思齐
思齐文王所以圣也【序语】首章正言所以圣，故专美太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为子妇之所续耳。集传以圣母贤妃并言，失轻重之权矣。《周南》序言后妃而不言文王，朱子犹大讥之。及释此诗，乃直谓文王圣德本于内助，何邪？及孙炎《示儿编》欲读“思齐”之“齐”为“见贤思齐”之“齐”，言太姒思齐于太任，又思媚于周姜，是此章专美太姒，而谓文王圣德全由妇力也，谬益甚矣。
思齐次章，郑义往往胜毛。以宗公为大臣，与《晋语》胥臣引诗合，胜毛宗神之训；以“寡妻”为“寡有”，与《康诰》“寡兄”义合胜毛适妻之
译《棫朴》第二章，王肃阐述毛亨的观点，认为诗中并未提及祭祀孔父。孔颖达的疏证也依据传文解释“璋”而未提及“瓒”，因此认为这不是祭祀。殊不知传文说：“半圭叫做璋”，那么“璋瓒”中的“璋”，难道就不是半圭吗？传文质朴简略，偶然没有提到“瓒”罢了，怎么能断定它一定不是祭祀呢？王肃说“璋瓒”不称为“璋”，孔疏引用王基的话驳斥了他，但仍然采用王肃的说法来阐述毛亨的观点，不知是何用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都是说周文王的圣德，这正是所谓的勤勉不懈。纲纪四方，又说他的政教之美，遍及天下。《诗集传》说：追琢是为了美化其文采，金玉是为了美化其本质，勤勉不懈的我王以此来统领四方。有人问所赞美的人是谁？朱熹说：追琢金玉是用来兴起对我王勤勉的联想。根据这个说法，那么“其相”和“其章”应当是用来兴起“纲纪四方”了。上面两句话各四个字，分成两截，恐怕破碎而不能构成文义。“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这两句都是比喻。《诗集传》认为这一章是起兴，这就错了。“章”，是周王的文采；“相”，是周王的本质。追琢，是用其文采来比喻其修饰；金玉，是用其本质来比喻其精纯。一句比喻，一句正面陈述，相互映衬。《有客》篇中的“追琢具旅”，《白驹》篇中的“金玉尔音”，句法相同。纲是网的总绳，纪是丝的总绳，用来比喻我王在四方施行政教，这也是比喻。借用器物的形象，而去掉“如”“似”等词，诗中这类比喻很多，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维藩，大师维垣”等诗都是如此。《诗集传》都把它们归为赋体。只是朱熹解释《诗经》，常在起兴中区分出比喻体，唯独这首诗本是比喻，却又认为是起兴，实在令人不解。
《旱麓》
首章毛亨的传注完全采用《国语·周语》的说法，认为阴阳调和，山林沼泽草木繁茂，所以君子得以求取福禄。《乐易》原本不把前两句当作起兴。郑玄改易说：“林木茂盛是因为得到山泽的润泽，比喻周民丰衣足食，始于君主的德教，认为是起兴体。”孔疏申述其意，说诗歌赞美君主的德行，应当以养育百姓为主，不应该只谈论草木。《周语》遗漏了起兴的意思，毛亨的传注对于作诗的本意也没有完全阐明，所以郑笺申述并完备了它。我（陈启源）认为这首诗的主旨，《周语》和毛传已经说尽了。阴阳调和，山林沼泽草木繁茂，是记载实事，不是取喻。山林沼泽，是百姓取材的地方。物产丰富，财用富足，正是用来养育百姓的，怎么能说只是谈论草木呢？《鱼丽》诗通过鱼和酒两种物品，来表明万物的丰盛；这首诗通过榛和楛两种树木，来表明资用的充裕。举一例以见百例，其义理相同。古人引用《诗经》虽然多有断章取义，但像单穆公所说的那样，才是正确的解释。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以榛楛比喻君子，以榛楛得到山麓而滋长茂盛，比喻君子蒸祭先祖而受福，也将这一章当作起兴，但起兴的意义却不同。因为郑笺和孔疏以“君子”指代太王、王季，而吕记采用丘氏的说法来赞美文王，所以所取的兴义也不同。
诗中三次提到：“瑟瑟兮僴兮。”传文说：“矜庄貌。”“瑟彼柞棣。”传文说：“众貌。”“瑟彼玉瓒。”毛亨没有传注，而郑笺说：“洁鲜貌。”查考此处的“瑟”，《经典释文》说：“又作璱。”《说文解字》引用《诗经》也作“璱”，说：“从玉，瑟声。”“玉英华相杂如瑟〇也。”那么与那两处“瑟”本就不是同一个字了。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郑玄在《中庸》注中说：“圣人的德行，至于天则像鸢飞戾天，至于地则像鱼跃于渊，是其光明显著于天地。”这个解释本来与传文的义理不远。等到郑玄笺注《诗经》时，却以鸢飞比喻恶人远去，以鱼跃比喻百姓欢喜得其所，义理狭隘了。孔疏申述郑玄的意思，认为变恶为善，才是教化人的意义，殊不知恩泽遍及飞潜之物，万物各得其所，教化人的气象如此，才尤为广大。
民所燎矣。《经典释文》说：“燎，《说文解字》作尞，说柴祭天也。”查考“尞”，〇变也，字本作□。《说文解字》说：“从火从昚，昚是古文的慎字，祭天所以谨慎。”又□与□不同，《说文解字》□放火也，从火□声。这首诗的“燎”字，郑笺训为“熂燎”，那么就是放火的“燎”，不是柴祭的“尞”。陆德明引用《说文解字》，不符合郑笺的义理。
《毛诗稽古编》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八
吴江陈启源撰
文王之什下【正大雅】
《思齐》
思齐文王所以圣也【序语】首章正面陈述文王之所以圣明，所以专门赞美太任的德行，能够上慕先姑之所行，下为子妇之所继。《诗集传》将圣母和贤妃并列提及，失去了轻重的权衡。《周南》序言只提后妃而不提文王，朱熹尚且大加讥讽。等到解释这首诗时，却直接说文王的圣德本于内助，这是什么道理？等到孙炎在《示儿编》中想把“思齐”的“齐”读作“见贤思齐”的“齐”，说太姒思齐于太任，又思媚于太姜，这是这一章专门赞美太姒，而说文王的圣德全由妇力所致，谬误更加严重了。
《思齐》第二章，郑玄的义理往往胜过毛亨。以“宗公”为大臣，与《晋语》中胥臣引用《诗经》相合，胜过毛亨将“宗”训为宗神的解释；以“寡妻”为“寡有”，与《尚书·康诰》中“寡兄”的义理相合，胜过毛亨将“寡妻”训为适妻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