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九
」，大其防而岐嶷也。五章「诞后稷之穑」，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诞降」，大其得嘉种以祭也。七章「诞我祀」，大其将祭之事也。文义皆明顺，朱子疑其不甚通过矣。古人文字简贵，岂如后世之平直而衍畅哉？至以为发语词，尤不敢信，发语焉用此多词乎？「公刘」篇每章冠以「笃」字，与此诗之「诞」同耳，岂亦发语词乎？先生如达，「达」字乃借也，本当作「羍」，从羊，大声，或省作「□」，他末切。
译扩大其堤防而显得高峻。第五章“诞后稷之穑”，是赞美他教导农耕的功绩。第六章“诞降”，是赞美他获得嘉种以用于祭祀。第七章“诞我祀”，是赞美他准备祭祀之事。文义都明白通顺，朱熹怀疑其不够通顺，这是不对的。古人的文字简约珍贵，哪里像后世那样平铺直叙而冗长呢？至于认为“诞”是发语词，尤其不敢苟同，发语哪里会用这么多词呢？《公刘》篇每章开头都有“笃”字，与这首诗的“诞”字相同，难道也是发语词吗？先生所说的“达”，“达”字是通假字，本应写作“羍”，从羊，大声，或者省略写作“□”，音他末切。
稷之见弃，毛、郑以为欲显其竒异，史记以为疑其不祥。后儒皆从史记，然孔氏已有辨矣【説见正义】源亦谓一弃不已，而至再至三，定是欲验其灵异。不然业已弃之，勿问其存亡可矣。又不然，当牛羊腓字即育之，如防子之于子文可矣【事见左传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冰屡迁，独不惮烦乎？苏明允不信即乳之説，谓稷之见弃由不坼副无菑害之故，而引郑伯寤生释之，其谬尤甚。夫不坼副无菑害，与大任之少溲【骚搜二音，小便也】而生文王不加病者【见晋语】正相同。不以为庆，而反以为怪乎？庄公之寐寤而生致惊其母，儗之非其伦矣。夫不坼副无菑害谓之不祥，则必坼副菑害方谓之祥也，恐无此人情。采薇诗「小人所腓」，郑破「腓」为「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诗「牛羊腓字」之郑，亦从毛训，避不用己説，而朱传反袭其破字之训，不可解也。胡一桂申其意曰：「牛羊见稷以足腓遮芘之，如有爱之之意」，此尤为谬説。经止一「腓」字耳，既为足肚，又为芘一字，安得两训邪？况牛羊之足肚，岂能芘防婴儿邪？
传文质畧，然实简而尽。如鸟覆翼之传云：“大鸟来，一翼覆之，一翼借之。”上补出“翼”字，下补出“借”字，经意晓然矣。覆翼两字，诗本互文相备，故传即以补为释也。苏氏曰：“覆盖也”，则漏“翼”义；又曰：“翼借也”，则“借”非“翼”字本训。古人造语之妙，信非后人可及。
厥声载路，路大也【毛郑同】此时声音已大，不复如▯▯时也。陈氏解为满路，陋矣【载无满训，辨见皇矣】以路为大字训之，常何用求新乎？覃訏言长大也。后稷稍已长大，去初生被弃时逺矣，岂犹平林隘巷中而声音得逹于路邪？种之黄茂，传云黄嘉谷也。茂，美也。言谷种之嘉【疏以黍稷色黄当此谷】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义。苏氏曰：茂，嘉谷也。并二义而一之，袭传语而失其指。
释诂苞、芜、丰、茂」四字司义而其三皆见生民》之五章，故笺用其意。但「丰」言草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实苞为本，而郑以为茂。毛以实种为雍种，而郑以为生不杂，郑优矣。朱传谓方苞指渍种时，而种为布种，殆不然。朱又云种甲坼而可为种也，岂未甲坼时不可为种乎？
方苞种褎发秀坚好颖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为春生时，种褎为夏长时，发秀以下为秋成时，当矣。然不如严缉以方苞种褎为禾之始生，而苗发秀为禾之中，而秀坚好颖栗为禾之成而实，尤为明确也。又此十字，方种坚好皆与《大田》诗同，而郑氏释“方种”字两诗异义，严推其故，谓《大田》“方皁”与“坚好”文连，是成熟时，故以“方”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种褎”前，是苗初生时，故以“方”为齐等。《大田》“种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种”为择其种；此诗前言“种之黄茂”，则“种”已择矣，继言“种褎”在“方苞”之后，故以“种”为生不杂，此最详尽，可补孔疏之不及。源案两诗“方”字之异，信如严説。至《大田》“既种”笺云：“相地之宜而择其种”，是择其与土性相宜，不仅欲其不杂也；此诗“实种”笺以为苗生之不杂，是止言不杂于稂莠，不兼地宜之意，则二“种”字所指各殊，匪直时有先后而已。有邰家室，毛以邰为姜嫄之国，孔疏申之，谓邰是稷之母家，当自有君而以封稷者，或灭或迁，皆未可知。然传又言之矣，云“尧见天因邰而生稷，故封于邰”，则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尧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应夺其土地，则徙封之説长也。宋罗泌《国名记》以为太王复取有骀氏，曰太姜，是骀犹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骀在武功，姜姓之骀在琅玡。案太姜之为有骀氏女，见《列女传》，而《史记·正义》亦引之以证太姜之贤【见《周本纪】然孔疏不用其説者，岂非以其与毛相左邪？不仅是也，《周语》伶州鸠言：“武王伐殷，歳在天鼋【即▯枵齐分野】我皇妣太姜之侄伯陵之后逢【音厐】公之所冯【音凭】神。”
译稷被抛弃，毛亨、郑玄认为这是为了彰显他的奇异，司马迁则认为这是怀疑他不祥。后来的儒者都跟随司马迁的说法，然而孔颖达已经对此进行了辨析【解说见《正义》】。我也认为，如果只是一次抛弃也就罢了，竟然抛弃了又再抛弃，甚至第三次，这一定是为了验证他的灵异。不然的话，既然已经抛弃了他，不去过问他的死活就可以了。再不然，应当在牛羊用腿庇护并哺育他时就养育他，就像防氏对待子文那样【事迹见《左传》宣公四年】，何必让他从狭窄的小巷到平坦的树林，再到寒冰之上多次迁移，难道不嫌麻烦吗？苏洵不相信“立即哺乳”的说法，认为稷被抛弃是因为没有裂开母体且没有遭受灾害，并引用郑庄公寤生的事例来解释，他的错误尤其严重。没有裂开母体且没有遭受灾害，与大任小便时生下文王而没有生病【见《国语·晋语》】的情况正相同。不把它当作喜庆，反而把它当作怪异吗？庄公因为睡醒时出生导致母亲受惊，将他与稷相比拟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不裂开母体且没有灾害是不祥，那么必须裂开母体且遭受灾害才算是吉祥，恐怕没有这种人情。《采薇》诗中“小人所腓”，郑玄将“腓”破读为“芘”，前面已经辨析过了。《生民》诗中“牛羊腓字”的郑玄，也跟随毛亨的解释，避免使用自己的说法，而朱熹的《诗集传》反而沿袭他破字的解释，令人不解。胡一桂申述他的意思说：“牛羊看见稷，用腿肚遮蔽庇护他，好像有爱惜他的意思”，这更是谬论。经文只有一个“腓”字，既然解释为腿肚，又解释为庇护，怎么能有两个解释呢？况且牛羊的腿肚，怎么能庇护婴儿呢？
传文质朴简略，但实际上简约而详尽。比如“鸟覆翼之”的传文说：“大鸟飞来，一只翅膀覆盖他，一只翅膀借给他。”上面补出了“翼”字，下面补出了“借”字，经文的含义就清楚了。“覆翼”两个字，诗中本是互文见义，所以传文就用补充的方式来解释。苏氏说：“覆盖”，这就遗漏了“翼”的含义；又说：“翼借”，那么“借”就不是“翼”字的本义。古人造语的巧妙，确实不是后人所能企及的。
“厥声载路”，路，大【毛亨、郑玄解释相同】。此时声音已经很大，不再像刚出生时那样微弱了。陈氏解释为“充满道路”，浅陋了【“载”没有“满”的解释，辨析见《皇矣》篇】。用“大”字来解释“路”，平常何必追求新奇呢？“覃訏”，言长大也。后稷已经稍长大，距离刚出生被抛弃的时候很远了，难道还在平坦的树林和狭窄的小巷中，而声音能传到路上吗？“种之黄茂”，传文说黄是嘉谷。茂，美也。说谷种是嘉谷【疏文认为黍稷颜色黄，对应此谷】，又说它美盛，两个字各有一个含义。苏氏说：茂，是嘉谷。将两个含义合并为一个，沿袭传文的话却失去了它的旨意。
《释诂》中“苞、芜、丰、茂”四个字意义相同，其中三个都出现在《生民》第五章，所以郑笺用了这个意思。但“丰”说草茂盛，“苞”说禾苗，所指各不相同。
毛亨以“实苞”为根本，而郑玄认为是茂盛。毛亨以“实种”为雍种，而郑玄认为是生长不混杂，郑玄的解释更好。朱熹《诗集传》认为“方苞”指浸种的时候，而“种”指播种，大概不是这样。朱熹又说“种”指甲壳裂开可以作为种子，难道没有甲壳裂开时不可以作为种子吗？
“方苞、种、褎、发、秀、坚、好、颖、栗”十个字，是禾苗生长的次序。孔颖达疏以“方苞”为春天生长时，“种褎”为夏天生长时，“发秀”以下为秋天成熟时，这是恰当的。然而不如严缉以“方苞种褎”为禾苗初生，“苗发秀”为禾苗中期，“秀坚好颖栗”为禾苗成熟结实，更为明确。另外这十个字中，“方、种、坚、好”都与《大田》诗相同，而郑氏解释“方、种”二字在两首诗中意义不同，严缉推究其原因，认为《大田》中“方皁”与“坚好”文字相连，是成熟的时候，所以以“方”为孚甲初生；此诗“方苞”在“种褎”之前，是禾苗初生的时候，所以以“方”为齐等。《大田》中“种戒”是在未耕之前，所以以“种”为选择种子；此诗前面说“种之黄茂”，那么“种”已经选择好了，接着说“种褎”在“方苞”之后，所以以“种”为生不混杂，这最详尽，可以弥补孔疏的不足。我按：两首诗中“方”字的差异，确实如严氏所说。至于《大田》中“既种”，郑笺说：“观察土地的适宜性而选择种子”，这是选择与土性相宜的，不仅仅是想要它不混杂；此诗“实种”，郑笺认为是禾苗生长不混杂，这是只说不混杂于稂莠，不包含土地适宜的意思，那么两个“种”字所指各不相同，不仅仅是时间有先后而已。
“有邰家室”，毛亨以邰为姜嫄的国家，孔颖达疏申述它，说邰是稷的母亲家，应当自有君主而用来封给稷的，或者被灭或者迁徙，都不可知。然而传文又说了，说“尧看见天因为邰而生稷，所以封在邰”，那么把邰封给稷，自然是尧特意做出的决定，但邰的君主未必有罪，不应该剥夺他的土地，那么迁徙封地的说法更合理。宋代罗泌《国名记》认为太王重新取得有骀氏，称为太姜，这是骀还在，不把它封给稷；稷封的骀在武功，姜姓的骀在琅琊。按：太姜是有骀氏的女儿，见于《列女传》，而《史记·正义》也引用它来证明太姜的贤德【见《周本纪》】然而孔颖达疏不用这个说法，难道不是因为它与毛亨相左吗？不仅如此，《周语》伶州鸠说：“武王伐殷，岁星在天鼋【即虚、危，齐的分野】，我皇妣太姜的侄儿伯陵的后代逢【音庞】公所凭【音凭】的神。”
是太姜乃有逢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传》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逢伯陵居爽鸠氏之墟，以及太公居之。”是太姜之国虽在珢玡，而非有邰也。意有逢即邰之徙封，或举其旧号而曰有邰，如宋之称商。晋之称唐，楚之称荆，与然无可考也。孔氏不用《列女传》，良以此。秬秠黍类也，糜芑粱类也。孔疏引《尔雅》郭璞注释糜为赤粱粟，芑为白粱粟，郭説必有本也。宋沈括《笔谈》及苏颂《图经》皆以为赤黍白黍，此误也。彼徒见《诗》糜字与《説文》▯字字画相近，又见陶隠居《别録》有丹黍米，彊以《尔雅》赤苗之虋当之，故有是説也。不知《説文》▯字下从黍，靡为切；《诗》糜字，《尔雅》《説文》皆作虋，莫奔切，音形俱别，截然两字。▯字从黍，训为穄稷也。《玉篇》云：穄▯似黍不黏，与从米之糜何渉哉？至于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元是二谷，何可合为一也？糜芑之训，当以郭为正矣。又案有赤黍名□胡兼反，见《玉篇》。陶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秠即秬类，是黒黍之二米者。罗愿以为即来牟，亦属臆説。是任是负，郑云任犹抱也。疏云：以任负异文，负在背，故任为抱。源案：古妊字通作任，郑岂以抱之于怀，犹妇人之怀妊，故训为抱？与然，我任我辇，笺云：有负任者，则又合任负为一，所谓对文则异，散文则通也。王氏训为肩任，未知何本。
译这太姜乃是逢氏的女儿，并非邰氏的女儿。《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说：“逢伯陵居住在爽鸠氏的故地，直到太公也居住在那里。”这说明太姜的国家虽然位于珢玡，但并不是邰国。推测逢氏就是邰国迁徙后改封的，或者沿用其旧称而称为邰，就像宋国称商、晋国称唐、楚国称荆那样，然而这没有确凿的考证。孔氏不采用《列女传》的说法，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秬和秠属于黍类，糜和芑属于粱类。孔颖达的疏引《尔雅》郭璞的注释，说糜是赤粱粟，芑是白粱粟，郭璞的说法必定有根据。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以及苏颂的《本草图经》都认为糜和芑是赤黍和白黍，这是错误的。他们只是看到《诗经》中的“糜”字与《说文解字》中的“穄”字字形相近，又看到陶弘景的《本草别录》中有丹黍米，便强行用《尔雅》中“赤苗”的“虋”来对应，所以有了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说文解字》中“穄”字下部从黍，读音为靡为切；而《诗经》中的“糜”字，《尔雅》和《说文解字》都写作“虋”，读音为莫奔切，音形都不同，完全是两个字。“穄”字从黍，解释为穄稷。《玉篇》说：穄穄像黍但不黏，这与从米的“糜”有什么关系呢？至于丹黍和赤粱，颜色偶然相同，原本就是两种谷物，怎么可以合为一种呢？关于糜和芑的解释，应当以郭璞的说法为准。又查考有一种赤黍名叫“穄”（胡兼反），见于《玉篇》。陶氏所说的丹黍米，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吧？又秠就是秬的一类，是黑黍中双粒的。罗愿认为就是来牟，这也属于主观臆测。关于“是任是负”，郑玄说“任”就是抱的意思。孔疏说：因为“任”和“负”文字不同，“负”是在背上，所以“任”解释为抱。源按：古时“妊”字通用作“任”，郑玄难道是因为抱在怀中，如同妇人怀孕，所以解释为抱吗？如果是这样，《诗经》中“我任我辇”，郑笺说：有背负和怀抱的人，这就又把“任”和“负”合为一了，这就是所谓的对举时意义不同，连用时意义相通。王氏将“任”解释为肩扛，不知依据是什么。
后稷郊祀，毛以为尧所特命，郑以为二王之后，宋儒皆非之。然论诗之文义，六章以归肇祀，末章后稷肇祀，两肇祀相应，而中间皆言祭祀，则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为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为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讥毛特命之説，而以鲁郊为比，谓成王伯禽皆非礼，岂尧与稷亦然？殊不知所谓礼者，创自天子耳，况圣德如尧，可以议礼制度？稷之播谷，又功及万世，锡以异数，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礼律之？董氏讥郑二王之説，以为后稷于舜不得为二王后，夫舜继尧，尧继喾，喾之子孙在尧舜时，正犹周之杞宋耳，讵非二王后邪？况肇祀者，始祀也，若以为祀其先，则稷居九官之列，为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庙，必待就国而始祭乎？理又难通矣。故传以肇祀为始归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郑二説较之，则毛尤为胜，郑破肇为兆，不如依字训始，一也。稷既改封就国于母家，则高辛氏之后，必更有为嗣者，修其先代礼物，邰不得亦为二王后，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尧特赐，正是报功之典【传云：尧国后稷于邰，命使事天以显顺神天命】若因二王后而得郊，则非归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专指祈谷，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谷，故特赐此祭，若二王后则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则郑氏二王后之説，止可用之于首章之禋祀，不可用之于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训引耳，抒臼【抒，取出也，谓抒之以出臼】之义，字当作抭，又作□，又作舀，又音以沼反。《周礼》舂人注，《仪礼》有司彻注，皆作抭。《説文》作舀，从爪臼，而抭□乃其或体。
传以蹂为蹂黍，笺《易》传以为润湿之取舂揄簸蹂及释烝之次第也。孙毓是郑，但论字义，则毛为当。吕记、朱传皆从毛。又释《左》从米渍米也，与解释字异。释《左》从采，采辨别也。
传释载谋载惟引周礼肆师涖卜三语【尝之日涖卜来歳之芟狝之日涖卜来歳之戒社之日涖卜来歳之稼】即继之曰所以兴来而继往也盖已预透以兴嗣歳之意又继之曰谷熟而谋陈祭而卜矣此足涖卜之意非载谋载惟正解然惟谋意即在其中言当谷熟时已谋度祭祀之礼感秋成而思报也又陈祭时又预卜来歳之善否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于播谷后稷之祭莫大于祈谷故此章虽言祀事而终之以兴嗣之文可见谋惟祀事正为兴嗣而然传预透末句义于此所以释谋惟本意不专分析二字字训也若分析谋惟字训则笺语明确矣【云诹谋其日思念其礼】郊之位在国门外须祭軷而行萧羝燔烈皆为軷祭也自此而往郊祈谷于上帝以兴嗣歳正言往郊之意也此指将祭时下章豆豋香升斯为正祭时矣二章文义相承后儒指后稷诸侯不得郊祀故以取萧为祭先取羝为祭軷燔烈总上两祭于三句文义则通矣但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为行逺与祈年之典絶不相防章末兴嗣语不已赘乎况軷之所祭即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诗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礼不应举其小祭且与祀先大典并称尤为不类
严缉辨豆豋，豋字曰登，升之登无丿【匹茂，匹密二切】豆豋之豋有案，豆豋字作豋，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隶作□，从手持。
肉在豆上，又者手也。□者，肉也。登，升字，从癶从豆。登，本作□【音拨，从止从少，少音挞，从之止，蹈也】足刺癶也，刺癶难也。豆为登车之物，象形。豆谓之乗石，非俎豆之豆，无音可读。二字之辨如此严，仅以有丿无丿别之，疎矣。
生民》诗八章架构至为精宻，首章推原后稷生于姜嫄，是一篇之纲领，末二句「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则已为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不副，无菑无害」，此载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见弃，继而见收，以及稍长有知识，好种殖，此载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为稷官而教稼，封有邰而肇祀，烝民乃粒，上帝居歆，为周室开基之大祖，谓「时维后稷」也。又此七章文义皆首尾相衔，连环而下，章法尤妙。次章既美其生之易矣，复言「不宁不康」以起下章
译后稷举行郊祀，毛亨认为这是尧帝特别任命，郑玄认为是二王之后，宋代儒者都反对这两种说法。然而从《诗经》的文义来看，第六章归结于“肇祀”，末章说“后稷肇祀”，两个“肇祀”相互呼应，而中间各章都谈论祭祀，那么一定是特指一次祭祀，不能把七章所说的内容分别解释为后稷主祭。末章开头两句所说的，是人们祭祀后稷。另外，李氏讥讽毛亨“特命”的说法，拿鲁国郊祀来做比喻，说成王和伯禽都不合礼制，难道尧和后稷也是这样吗？他不知道所谓的礼，是由天子创立的，何况像尧那样圣德的人，可以制定礼法制度？后稷播种谷物，功绩惠及万世，赐给他特殊的待遇，不是私人的恩惠，怎么能用常规的礼制来衡量他？董氏讥讽郑玄“二王之后”的说法，认为后稷对于舜来说不能算是二王之后，舜继承尧，尧继承喾，喾的子孙在尧舜时代，正如同周朝时的杞国和宋国，难道不是二王之后吗？况且“肇祀”就是开始祭祀，如果认为是祭祀祖先，那么后稷位列九官，是天子的公卿，尚且不能祭祀宗庙，一定要等到封国之后才开始祭祀吗？这在道理上也难以讲通。所以《毛传》将“肇祀”解释为开始回归郊祀，是不可更改的。只是比较毛亨和郑玄两种说法，毛亨的说法更为优胜，郑玄将“肇”破读为“兆”，不如依据字义解释为“始”，这是第一点。后稷既然改封到母家所在的邰国，那么高辛氏的后人，一定还有继承王位的，修习他们先代的礼制，邰国也不能也成为二王之后，这是第二点。前五章说后稷的功绩美德，帝尧特别赐予，正是报答功绩的典礼【《毛传》说：尧在邰国封后稷，命令他侍奉上天以彰显顺从神明的天命】如果因为二王之后的身份而获得郊祀，那就不是归功于后稷的意思，这是第三点。这里的郊祀专指祈求谷物丰收，不涉及冬至日的郊祀，或许因为后稷的功绩在于播种谷物，所以特别赐予这种祭祀，如果是二王之后则兼行冬至日的郊祀了，这是第四点。那么郑玄二王之后的说法，只能用于首章的“禋祀”，不能用于第六、七、八章的“肇祀”了。
“或舂或揄”，“揄”音由，不是本音。“揄”，本音俞，解释为引，抒臼【抒，取出，意思是舀出臼中的米】的意思，字应当写作“抭”，又写作“□”，又写作“舀”，又音以沼反。《周礼》舂人的注，《仪礼》有司彻的注，都写作“抭”。《说文》写作“舀”，从爪从臼，而“抭”“□”是它的异体字。
《毛传》将“蹂”解释为踩黍，郑玄笺注《易传》认为是润湿后取来舂、揄、簸、蹂以及释烝的顺序。孙毓赞同郑玄，但只论字义，那么毛亨的说法恰当。吕氏《诗记》、朱熹《诗集传》都跟随毛亨。又《释左》说“从米渍米也”，与解释字的意义不同。《释左》从采，采是辨别的意思。
《毛传》解释“载谋载惟”引用《周礼》肆师涖卜的三句话【尝祭之日涖卜来年的芟狝，狝祭之日涖卜来年的戒社，社祭之日涖卜来年的稼穑】接着说“所以兴起来年而继承往年”，大概已经预先透露了兴起来年的意思，又接着说“谷物成熟而谋划陈设祭祀而占卜”，这足以说明涖卜的意思，不是“载谋载惟”的正解，然而谋惟的意思即在其中，说应当在谷物成熟时已经谋划度定祭祀的礼制，感念秋收而思报答，又陈设祭祀时又预先占卜来年的吉凶，因祭祀而祈求丰年。后稷的功绩没有比播种谷物更大的，后稷的祭祀没有比祈求谷物更大的，所以这一章虽然谈论祭祀事务，但最终归结于兴起来年的文字，可见谋划祭祀正是为了兴起来年，传文在此预先透露末句的意思，所以解释谋惟的本意，不专门分析这两个字的字义。如果分析谋惟的字义，那么郑玄的笺注明确【说：诹谋祭祀的日子，思念祭祀的礼制】。郊祀的位置在国门外，必须祭軷才能前行，萧、羝、燔、烈都是軷祭。从此前往郊外祈求谷物于上帝以兴起来年，正是说前往郊外的意思。这里指将要祭祀时，下一章“豆豋香升”才是正祭时。两章文义相承，后世儒者指出后稷作为诸侯不得郊祀，所以认为取萧是祭先，取羝是祭軷，燔烈总括上面两种祭祀，在三句话中文义就通了。但祭先本出于孝思，祭軷自是为了出行远途，与祈求丰年的典礼完全不相关，章末兴起来年的话不是多余吗？况且軷所祭祀的即是七祀中的行神，是祭祀中的小者，《诗经》主要赞美后稷肇祀的大礼，不应列举小祭，而且与祭祀祖先的大典并称，尤其不恰当。
严缉辨析“豆豋”，“豋”字即“登”，升的登没有丿【匹茂，匹密二切】，“豆豋”的“豋”有案，“豆豋”字作“豋”，从二，手持肉在豆上。隶书作“□”，从手持。肉在豆上，“又”是手，“□”是肉。“登”，升字，从癶从豆。“登”，本作“□”【音拨，从止从少，少音挞】，从之止，蹈也，足刺癶也，刺癶难也。“豆”为登车之物，象形。“豆”谓之“乗石”，不是俎豆的“豆”，没有音可读。二字之辨如此，严缉仅以有丿无丿来区别，太粗疏了。
《生民》诗八章架构极为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于姜嫄，是全篇的纲领，末两句“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则为下七章立案。次章说后稷出生“不坼不副，无菑无害”，这是“载生”的事。第三、四章说稷起初被抛弃，后来被收养，以及稍长有知识，喜好种植，这是“载育”的事。第五、六、七、八章说后稷担任稷官而教人稼穑，封于邰而开始祭祀，百姓得以食粮，上帝享用祭品，成为周室开基的大祖，这就是“时维后稷”。又这七章文义都首尾相衔，连环而下，章法尤为精妙。次章既然赞美他出生容易，又说“不宁不康”以引出下一章。
「诞寘」之意。三章既歴言「诞寘显稷」之神异矣，而章末「▯泣」一语，又与下章「覃訏载路」相接【今以此二句属上章，乃朱传所改，非古义】四章言其防而岐嶷有异常人，因及树艺众谷无不美盛，已见若有神助，故下章即以「有相」之道承之。五章美其教稼之功，末句复言「功成受封」为下三章之总冒。六七八章皆受封主祭之事，而六章先言天与嘉谷使供祭祀，因以「肇祀」结之。七章即承「肇祀」而问其如何，方详祀事，然尚就将祭时言，末章始言正祭时，而七章末语以兴「嗣歳」，见此祭为祈谷上帝，正起下章「豆豋居歆」意也。其章法之贯穿如蛛丝马迹，蝉聨不断，可谓极其工矣。匪直此也，起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结句言「迄于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起一结，遥相呼应，无一笔疎漏，此最有格律之作，学为长篇诗者熟玩之。
译“诞寘”的含义。第三章既然已经历数了“诞寘显稷”的神异之处，而章末“〇泣”一词，又与下一章的“覃訏载路”相衔接【如今将这两句归入上一章，是朱熹《诗集传》的改动，不符合古义】。第四章说他在襁褓中就显得聪慧异常，进而说到他种植各种谷物无不茂盛美好，已显现出若有神助，所以下一章就用“有相”的道理来承接。第五章赞美他教导农耕的功绩，末句又说“功成受封”，作为下三章的总领。第六、七、八章都是讲受封后主持祭祀的事情，而第六章先说上天赐予嘉谷以供祭祀，因而以“肇祀”来总结。第七章就承接“肇祀”来询问如何祭祀，才详细叙述祭祀之事，但此时尚且是从即将祭祀时的角度而言，直到末章才说到正式祭祀之时，而第七章末句用来兴起“嗣歳”之意，表明这次祭祀是为了向上帝祈求谷物，正好引出下一章“豆豋居歆”的意思。其篇章结构贯穿如蛛丝马迹，连绵不断，可以说极其精巧了。不仅如此，起句说“厥初”，是由现在追溯当初；结句说“迄于今”，是由当初推演到现在。一起一结，遥相呼应，没有一笔疏漏，这是最有格律的作品，学习写长篇诗歌的人应当仔细玩味。
行苇
行苇虽成王诗，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曽孙始目成王耳。首章笺以为先王之爱物，五章笺以为先王将养老行射礼，七章笺以为成王承先王之法。盖序云「周家忠厚」，是言累世积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笺谓指文武，其爱物行射之事，当别指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吴越春秋》言公刘慈仁，行不履生草，运车以避葭苇；又班彪《北征赋》云「慕公刘之盛德，及行苇之不伤」；又《后汉·寇荣传》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刘敦行苇，世称其仁」，皆以行苇勿践为公刘事。汉世古书史犹多，当必有据，岂漫为是説乎？康成虽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苇后序。东莱疑为讲师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讥其随文生义，无复伦理，恐不然。仁及草木，爱物也；内睦九族，亲亲也；尊事黄耉，敬老也。总为王者忠厚之道，何谓无伦理哉？又谓説此诗者不知比兴之体，音韵之节。此特以毛、郑二家指行苇「勿践」为忠厚之实事，不以为兴，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毛公分章谓之故言】自为一章，不以「几」字上叶「尔」字、「御」字下叶「斚」字耳。殊不知诗即行苇一物，见王者爱物之仁，于义自通，何必判为兴体？又此篇毛分首章为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后四章章四句，文义允惬【説见吕记】必欲易之以就韵，则「或肆之筵」四句分属两章，在本章既遭割裂，在前后章复成赘疣矣。三百篇中，同韵而异章，同章而异韵者，不仅此诗能悉更定之乎？况汉世古音尚存，所着乐府辞赋用韵多合《诗》《易》，后儒往往据之考证古音，如吴棫《韵补》亦然。朱子方祖其説以叶《诗》，反谓汉人不知音韵，是何言乎？又因「曽孙」二字，疑此诗为祭毕而燕，恐未必然。「曽孙」虽是主祭之称，然非祭时亦可称也。「貍首【见《礼记·射义】诗言射不言祭，亦云「曽孙」侯氏矣。蒯瞆自称「曽孙」以告三祖【见《左传·哀二年】乃是战时，非祭时。
诗之兴体无定。有以少兴多者【此体最多】有以多兴少者【凯风首章，小雅谷风末章之类】有全用兴者【蒹葭，衡门，鹤鸣之类】古人作诗，岂若后世有常格乎？即以朱传之例言之，以少兴多者不胜屈指。至于《四牡》之四五章，以三句兴二句；《小宛》之三章，以四句兴二句，皆以多兴少也。《独行苇》首章，讥毛传以四句兴二句，不成文理；讥笺有兴而无所兴，为误，恐难以服先儒之心也。况《行苇》首四句，毛郑未尝以为兴乎？苇是丛生之物【周礼谓之丛物】故毛郑释“敦”为聚貌。朱传以“敦聚”为勾萌之时，已非本义。又其取兴，则以“勿践履”兴“莫逺具尔”，以“苞体泥泥”兴“肆筵授几”，尤为不伦。敦聚如朱解，则“勿践履”时苇未成形【方体】生叶【泥泥】也。至“肆筵授几”，即“莫逺具尔”之实事耳。两义岂能相配乎？
苞草名也，可为粗履。又本也，茂也。其见诗者，如苞栩、苞栎、苞杞之类，皆训为丛生，则通作枹。《生民》之“实苞”，《行苇》之“方苞”，郑皆训茂。此《尔雅·释诂》文也。朱传训为甲而未坼，未知何本。
方苞方体，方者方来而不已，方将苞茂，方将成体，其叶又泥泥然美好，故不忍伤之。此正方长不折之意，所以为仁也。郑笺以为终为人用，故爱之，是直利之耳，所见小矣。
莫逺具尔，郑以尔为揖而进之。盖燕礼有“尔卿大夫”之文也。尔字毛无传，故疏以笺义述之。谓无论逺近，皆揖之使进。
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馔，以脾函为加助，则经文是加肴矣。又云笺以脾函为加，故谓之嘉，是嘉鱼之嘉。又云定本集注经皆作嘉，是当时经文或加或嘉，本各不同也，未知谁得其正。惜毛不为传，无由定之。宋董氏言旧本皆加肴，定本作嘉，唐改从定本，此特因疏语而揣度其然。玩笺文，则汉世经本已有作嘉者矣。孔氏申笺云正馔之外所加善肴，则脾与臄合，两义而兼存之，亦未尽善。
敦弓两章，郑以为大射，王肃述毛以为燕射。孔疏是郑，吕
译《行苇》这首诗虽然是周成王所作，但诗中所述都是先王的事迹，只有“曾孙”一词才指称成王。首章的郑玄笺注认为是先王爱护万物，第五章的笺注认为是先王将要施行养老的射礼，第七章的笺注认为是成王继承先王的法度。大概《诗序》说“周家忠厚”，这是说历代积累德行，并非只赞美一位君王。先王的法度，郑玄笺注认为是指周文王、周武王，而爱护万物、施行射礼这些事，应当是指先世其他有道的君主。查考《吴越春秋》说公刘慈爱仁厚，行走时不践踏活草，转动车轮以避开芦苇；又班彪《北征赋》说“羡慕公刘的盛德，以及《行苇》中不伤害草木”；又《后汉书·寇荣传》说“从前文王埋葬枯骨，公刘厚待《行苇》，世人称颂他们的仁德”，都将不践踏芦苇视为公刘的事迹。汉代古书史籍尚多，应当必有依据，难道会凭空这样说吗？郑玄虽然没说具体是哪位君王，意思或许与此相合。
《行苇》的后序。吕祖谦怀疑是讲师附加的内容，或许确实如此。朱熹讥讽它随文生义，没有伦理条理，恐怕不对。仁爱及于草木，是爱护万物；内部和睦九族，是亲近亲人；尊敬侍奉老人，是敬养老人。总括起来都是君王忠厚的道理，为什么说没有伦理呢？又说解说这首诗的人不懂比兴的手法，音韵的节律。这特别因为毛亨、郑玄两家将《行苇》中“勿践”解释为忠厚的实事，不把它当作起兴，而有时“肆之筵”等四句，所以朱熹说【毛亨分章称之为故言】自成一章，不把“几”字与上面的“尔”字押韵、“御”字与下面的“斚”字押韵罢了。殊不知诗就是借《行苇》这一事物，展现君王爱护万物的仁德，在义理上自然贯通，何必判定为起兴的手法呢？又本篇毛亨将首章分为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后面四章每章四句，文义恰当【说法见于吕祖谦《吕记》】，如果一定要改变它来凑韵，那么“或肆之筵”四句分属两章，在本章既遭到割裂，在前后章又成了多余之物。三百篇中，同韵而不同章，同章而不同韵的，难道只有这首诗能全部更改吗？况且汉代古音尚存，所写的乐府辞赋用韵多符合《诗经》《易经》，后世儒者往往据此考证古音，如吴棫《韵补》也是如此。朱熹正祖述这种说法来叶韵《诗经》，反而说汉代人不懂音韵，这是什么话呢？又因为“曾孙”二字，怀疑这首诗是祭祀完毕后的宴饮，恐怕未必如此。“曾孙”虽然是主祭者的称呼，但并非祭祀时也可称此。“《狸首》”【见《礼记·射义》】诗言射不言祭，也称“曾孙”侯氏了。蒯瞆自称“曾孙”以告三祖【见《左传·哀公二年》】乃是战时，非祭时。
诗歌的起兴手法没有定规。有用少的起兴多的【这种体式最多】，有用多的起兴少的【如《凯风》首章，《小雅·谷风》末章之类】，有全篇用起兴的【如《蒹葭》《衡门》《鹤鸣》之类】，古人作诗，难道像后世有固定格式吗？就以朱熹传注的例子来说，以少兴多的不胜枚举。至于《四牡》的第四、五章，以三句起兴二句；《小宛》的第三章，以四句起兴二句，都是以多兴少。《独行苇》首章，朱熹讥讽毛传以四句起兴二句，不成文理；讥讽郑笺有起兴而无被兴之物，是错误，恐怕难以说服先儒之心。况且《行苇》首四句，毛亨、郑玄未曾认为是起兴吗？芦苇是丛生之物【《周礼》称之为丛物】，所以毛亨、郑玄解释“敦”为聚集的样子。朱熹传注将“敦聚”解释为萌芽之时，已非本义。又其取兴，以“勿践履”起兴“莫逺具尔”，以“苞体泥”起兴“肆筵授几”，尤其不伦不类。敦聚如朱熹所解，那么“勿践履”时芦苇未成形【方体】，生叶【泥泥】也。至于“肆筵授几”，即是“莫逺具尔”的实事罢了。两义岂能相配呢？
苞，草名，可做粗鞋。又意为根本，茂盛。其在诗中的出现，如苞栩、苞栎、苞杞之类，都训释为丛生，则通作“枹”。《生民》中的“实苞”，《行苇》中的“方苞”，郑玄都训释为茂盛。这是《尔雅·释诂》的文义。朱熹传注训释为甲壳而未开裂，不知何据。
方苞方体，方者意为方来而不已，方将茂盛，方将成形，其叶又泥泥然美好，所以不忍伤害它。这正是方长不折的意思，所以为仁。郑玄笺注认为最终为人所用，所以爱护它，这是直接为了利益罢了，所见太小了。
莫逺具尔，郑玄以“尔”为揖而进之。大概燕礼有“尔卿大夫”的文字。尔字毛亨无传，所以孔颖达疏以郑笺义叙述之。说无论远近，都揖之使进。
嘉肴脾臄，孔疏说燔炙是正馔，以脾臄为加助，那么经文是加肴了。又说郑笺以脾臄为加，所以称之为嘉，是嘉鱼的嘉。又说定本集注经皆作嘉，是当时经文有加有嘉，本各不同，未知谁得其正。可惜毛亨不作传，无由定之。宋代董氏言旧本皆加肴，定本作嘉，唐代改从定本，这特因疏语而揣度其然。玩味郑笺文，则汉代经本已有作嘉者了。孔颖达申述郑笺云正馔之外所加善肴，那么脾与臄合，两义而兼存之，也未尽善。
敦弓两章，郑玄认为是大射，王肃述毛亨认为是燕射。孔颖达疏是郑玄，吕
记是王。案此两章前后皆言饮酒之事，前言饮酒，是燕族人序所谓内睦九族也；后言饮酒，是养老序所谓外尊事黄耉也。燕族则旅酬之后射以为乐，养老则先期行射礼，择士以为賔。此燕射、大射之别，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两章言射在燕族之后、养老之前，则二説俱可通也。但此射为燕射，则当承燕族取义，与下章养老各一体。王既以为燕射，而又以为养老之燕射，则失经文先后之次，孔氏讥之宜矣。东莱不从，后序谓此诗前后所言饮酒为一事，无睦族尊老之别，故以王説为然。然此诗首序本言忠厚，而忠厚原非一端，后序列言三义以当之，亦非误也。必如吕意，则全诗皆燕同姓语耳，首序之义，恐未尽于此。
译郑玄说这是王。查考这两章前后都讲饮酒的事，前面讲饮酒，是《燕族人》序所说的内部和睦九族；后面讲饮酒，是《养老》序所说的外部尊敬侍奉老人。燕族人则在旅酬之后射箭作为娱乐，养老则事先举行射礼，挑选士人作为宾客。这就是燕射与大射的区别，一个在宴饮末尾，一个在事先。而这两章讲射箭在燕族人之后、养老之前，那么两种说法都可以讲通。但如果这射箭是燕射，就应当承接燕族人取义，与下一章养老各自独立。郑玄既认为是燕射，又认为是养老的燕射，就弄错了经文前后的次序，孔颖达讥讽他是应该的。吕祖谦不遵从，在《后序》中说这首诗前后所讲的饮酒是一件事，没有和睦宗族与尊敬老人的区别，所以认为郑玄的说法是对的。然而这首诗的《首序》本来讲忠厚，而忠厚原本不只一个方面，《后序》分列三种含义来对应，也不算错误。如果一定要像吕祖谦的意思，那么整首诗都是宴饮同姓的话罢了，《首序》的含义恐怕不能仅限于此。
敦弓既坚。释文云：敦音雕，徐又都雷反。此两读俱非敦字本音。传训敦弓为画弓。説文弴字亦训画弓。是敦本弴字，诗借用敦，依字仍当作弴耳。説文云：弴都昆切。则此诗敦字亦应如本音矣。都昆切虽出徐▯，然弴本作□，以▯得声。▯字从亯【享俗】从▯，读如纯。此叔重旧注也。纯、▯、敦、弴声韵皆同，则敦弓之敦断宜以如字为古音矣。陆音、徐反俱舎此而他读者。案玉篇弴字有丁么、丁昆二切。释文雕音殆，本诸此。又案有客篇「敦琢其旅」，敦为雕刻，与此雕饰意畧同。棫朴篇「追琢其章」，与有客之敦琢，追、敦二字又形异而义同。而棫朴「追」字都雷反，有客「敦」字即尔雅「玉谓之雕」，雕字然则此诗释文之雕音，其取于有客之敦，而徐之都雷反又转取于棫朴之追乎？以音从义，展转相通，非无因也。但本音自合正，不必舎而他求耳。
序賔以贤，毛云：「賔客次第皆贤」，复引孔子矍相之射证之，是论其素行之贤也。郑谓多中为贤，较切于射，然毛説实为正大，况素行贤则射亦必多中矣。
四鍭如树，意在美其中耳。《集传》曰：「言其贯革而坚正也。」贯革，岂礼射所重乎？
序賔以不侮，东莱独取晦庵，不以中病不中之説，源终嫌其巧。笺云：「不侮，敬也。其人敬于礼，则中多此，即射义内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传先训「不侮」为敬，后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説，则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释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维北有斗，释文亦两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据徐沈音，是斗与主醹元同韵，不必用叶也。集传叶之赘矣。近世陈第《古音考》音主为祖，音斗为堵，亦谬。主、祖、堵今亦同韵，不独古也，何必改音？况主、斗同音，不仅韵同，何反分为两音乎？案《説文》：十升曰斗，当口切。枓，勺也，之廋切。此诗大斗为酌酒之器，则依字当作枓。又案《易·丰卦》：日中见斗，与蔀字、主字协。彼释文云：见斗，孟作主。葢以同音故通用也。《説文》枓字亦谐斗声，则斗、枓二字古音为主无疑。正韵四语韵中収此两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黄耉，王氏解为乞言，良是。下章引翼介福，则善言之益也。序云：“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正指此耳。毛训“祈”为报，郑训“祈”为告，俱未若王义长严缉，从之。
尔雅》云：“台背，耉，考，夀也。”则“黄耉”“台背”特老人之通称耳。《大全》载辅广之言，谓“台背则老更甚于黄耉”，不知出何典。《毛传》云：“台背，大老也。”不言“黄耉”，次之也。《方言》云：“秦晋之郊，陈楚之防，曰耉，鲐。”二者省文而合为一称，其非两义可知。《释名》云：“九十曰鲐背，或曰黄耉。”亦以二者为同实而异称，并不如广所云也。
台背笺云：「台之言台也，大老则背有鲐文。」疏引《尔雅》舎人注：「从为背，似鲐鱼。」案：「鲐音台，又音台。」《史记·货殖传》：「鲐鮆【徂礼切】千斤【汉书同】文选·呉都赋》：「王鲔鯸【音侯】鲐指此鱼也。」宋罗愿《尔雅翼》以为即今之河豚鱼。又案《文选》刘逵注云：「鯸鲐状如科斗，大者长尺余，腹下白，背上青黒，有黄文，性有毒，虽小獭及大鱼不敢啗之。」烝煮食之，肥美。据此，则罗语良是。
行苇末二章是养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郑以为成王之事。黄耉吕严以为黄耉之辅成王。义皆可通矣。朱传指此为颂祷之词。则黄耉者特称愿之虚言尔。无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谁。又谁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庙，以卿为尸。卿出封，则为侯伯；侯伯入祀王朝，则为卿，皆有君道，故称公尸。以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时七庙，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岂大王以下无嘏词乎？虽曰举尊以槩卑，然文义偏枯矣。况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蒙王号，享王祭。《武成》大告称后稷为先王，《周礼》大宗伯六享所称先王，则徧指后稷以下也
译敦弓既坚。《释文》说：敦音雕，徐邈又读都雷反。这两个读音都不是“敦”字的本音。《传》将“敦弓”解释为画弓。《说文解字》中“弴”字也解释为画弓。可见“敦”原本是“弴”字，《诗经》借用了“敦”字，按照字形本应写作“弴”。《说文解字》说：弴，都昆切。那么这首诗中的“敦”字也应该读本音。都昆切虽然出自徐邈，但“弴”字本作“□”，以“〇”得声。“〇”字从“亯”（“享”的俗字）从“〇”，读如“纯”。这是许慎的旧注。纯、〇、敦、弴声韵都相同，那么“敦弓”的“敦”断然应当以如字（本音）为古音。陆德明音、徐邈反切都舍弃这个本音而另读他音。考察《玉篇》“弴”字有丁么、丁昆两个反切。《释文》雕音殆，本于此。又考察《有客》篇“敦琢其旅”，“敦”意为雕刻，与此处雕饰的意思大致相同。《棫朴》篇“追琢其章”，与《有客》的“敦琢”，“追”、“敦”二字字形不同而意义相同。而《棫朴》“追”字读都雷反，《有客》“敦”字即《尔雅》“玉谓之雕”的“雕”字。那么这首诗《释文》的雕音，大概是取自《有客》的“敦”，而徐邈的都雷反又转而取自《棫朴》的“追”吗？以音从义，辗转相通，并非没有原因。但本音自然正确，不必舍弃本音而另求他解。
序说宾客以贤能排列，毛亨说：“宾客的次序都是贤人”，又引用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的事来证明，这是论及他们平素行为的贤能。郑玄认为射中多就是贤能，比较切合射箭的情境，但毛亨的说法确实更为正大，况且平素行为贤能，射箭也必然多中。
四支箭像树一样竖立，意在赞美他们射中靶心罢了。《集传》说：“说箭穿透皮革而坚正。”穿透皮革，难道是礼射所看重的吗？
序说宾客以不轻侮排列，吕祖谦独取朱熹的说法，不取“射中者不病未中者”的说法，根源终究嫌其巧辩。《笺》说：“不轻侮，就是敬重。那人敬重礼仪，那么射中就多，这就是《射义》内正外直的意思，应当可以采用。”现在《集传》先解释“不轻侮”为敬重，后及“不以多中凌人”的说法，那么朱熹的折衷是有道理的。
酌以大斗。《释文》说：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邈音主。《小雅·大东》“维北有斗”，《释文》也有两个读音。而音主的，是沈重。根据徐邈、沈重的读音，斗与主、醹原本同韵，不必用叶音。《集传》用叶音是多余的。近世陈第《古音考》将主音为祖，斗音为堵，也是错误的。主、祖、堵现在也同韵，不仅古代如此，何必改音？况且主、斗同音，不仅韵同，为什么反而分为两个读音呢？考察《说文解字》：十升曰斗，当口切。枔，勺也，之廋切。这首诗的大斗是酌酒的器具，那么按照字形应当写作枓。又考察《易·丰卦》：日中见斗，与“蔀”字、“主”字协韵。那里《释文》说：见斗，孟喜本作主。大概因为同音所以通用。《说文解字》“枓”字也谐“斗”声，那么斗、枓二字古音为主无疑。《正韵》四语韵中收录这两个字，都音主，是正确的。
以祈黄耉，王氏解释为乞言，很对。下章引用“翼介福”，就是善言带来的益处。序说：“养老乞言，以成就他的福禄”，正是指这个。毛亨解释“祈”为报，郑玄解释“祈”为告，都不如王肃的意义长远严谨，遵从王肃。
《尔雅》说：“台背，耉，考，寿也。”那么“黄耉”、“台背”只是老人的通称罢了。《大全》记载辅广的话，说“台背则老更甚于黄耉”，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毛传》说：“台背，大老也。”并没有说“黄耉”次之。《方言》说：“秦晋的郊外，陈楚的边境，称耉，鲐。”这是省略文字而合为一个称呼，可知它们不是两个意义。《释名》说：“九十曰鲐背，或曰黄耉。”也是将二者视为同实而异称，并不像辅广所说的那样。
《笺》说：“台之言台也，大老则背有鲐纹。”《疏》引用《尔雅》舍人注：“从为背，似鲐鱼。”考察：“鲐音台，又音台。”《史记·货殖列传》：“鲐鮆千斤”（《汉书》同）。《文选·吴都赋》：“王鲔鯸鲐”指的也是这种鱼。宋代罗愿《尔雅翼》认为就是现在的河豚鱼。又考察《文选》刘逵注说：“鯸鲐形状像蝌蚪，大的长尺余，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黄纹，性有毒，虽然小獭和大鱼也不敢吃它。”蒸煮食用，肥美。据此，那么罗愿的话很对。
《行苇》最后两章是养老的事，所以用“引”和“翼”。毛亨、郑玄认为是成王的事。黄耉，吕严认为是黄耉辅佐成王。意义都可以讲通。朱熹传认为这是颂祷之词。那么黄耉只是称愿的虚言罢了。没有具体所指。引翼的是谁？又是谁被引翼呢？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祀宗庙，以卿为尸。卿出外封地，则为侯伯；侯伯入朝祭祀，则为卿，都有君道，所以称公尸。认为是周朝先公的尸，是不对的。成王时七庙，为先公的有三座，其余四座都是王。难道大王以下没有嘏词吗？虽然说举尊以概卑，但文义偏枯了。况且周朝先公未追王者，自然得蒙王号，享王祭。《武成》篇大告称后稷为先王，《周礼·大宗伯》六享所称先王，则遍指后稷以下。
。何独于尸而以公名之？朱传又引秦称皇帝，而男女称公子公主相例，则愈儗非其伦。秦不师古，全无礼文法度，岂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称，非目天子为公也。且至今犹然，不独秦也。此证尤属疎漏。
译为什么唯独对尸位者而用“公”来称呼他呢？朱熹的《诗集传》又引用秦朝称皇帝，而男女称公子、公主作为类比，这就更加是不伦不类的比拟了。秦朝不效法古制，完全没有礼制文法和法度，怎么能与成周时期相比呢？至于天子之女下嫁，因有三位公主的缘故，所以有“公主”这个称呼，并不是把天子看作“公”。况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并不只是秦朝这样。这个证据尤其显得疏漏。
其告维何？笺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盖此“维何”与下三“维何”语气稍异，故郑特加训释。是问其告之故，非问其告之词也。祭馔既美，助祭者又有威仪，克当神明之意，正答以告之故也。集传以为尸告之如此，又谓自此至终篇皆尸告之词，恐非是。诗仅八章，而五章皆嘏词，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词当有成文，着于礼经，非临时臆撰也。观《少牢礼》载大夫嘏辞，则天子亦应有之矣。或谓诗人全勦礼经成语，目为已诗，尤无是礼也。况此五章文体与《少牢》嘏辞不类。
君子有孝子与威仪孔时连文，故毛郑以君子为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目成王，不应此独异也。朱吕以孝子为主人之嗣子，则与下三章祚▯孙子词意重复。惟严缉云：威仪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无有匮竭，能化天下皆为孝，斯得之。但威仪上承朋及严语尚未分明，当云羣臣之威仪甚得其宜，由君子孝行有以先之，则上承朋友既明划而下起不匮，又有情矣。孝子不匮，永锡尔类。毛云：匮竭，类善也。疏申之谓以孝道转相教化，无有匮竭，则天长赐王以善道也。周语释类义云：不忝前哲之谓。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与？毛义相成矣。世德相承，实天意使然，故云永锡也。郑训类为族类，谓孝行无匮竭，长以与女之族类。又据左传引此诗证考叔纯孝施及庄公为説，不知左氏引诗以证施及，当取不匮义，非取锡类也。况此章与下章同言永锡，皆谓天与之耳。郑以尔类为人与祚▯为天与义，不画一矣。
室家之壶，谓善道施于家而广及天下。毛训壶为广，与《周语》合，必是古义相传如此也。郑以壶为棞，谓室家先棞致相亲，以化天下使相亲，则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训广，合之《周语》“广裕民人”之解为顺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间言者，更为明防，又与毛传《周语》不相违，可采也。至朱传“深逺严肃”之説，恐碍于理，深居九重，王者之常事，何劳臣子致祝邪？况闻声称“朕”，赵髙所以愚二世也，而诗人亦以此称愿于王，是成周贤公卿与乱秦宦防所见，乃畧同，吾未敢信。
凫鹥
序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则成者毁矣。持之使勿溢云尔，无有后艰。」传云：「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与？
朱传以《凫鹥》为賔尸之乐，殆非也。绎者，祭名也。祭祀乐章宜歌颂，岂歌雅哉？绎祭之乐歌，自有《丝衣》矣，焉用《凫鹥》乎？朱子之为此説者，徒据“公尸来燕语”耳。然诗词与乐章不相应者，多有此诗虽咏绎，非必奏之于绎祭时也。《鹊巢》诗，岂国君娶妇之乐？《采蘩》诗，岂夫人助祭之乐乎？又以《假乐》为公尸荅赋，一似尸賔时王与公尸即席唱酬者，尤令人难信。
凫鹥五章，公尸，毛传皆指宗庙言。郑笺分之为五：以首章在泾，为祭宗庙之尸；次章在沙，为祭四方万物之尸；三章在渚，为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为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为祭七祀之尸。曲为分配，永叔讥其臆説，信矣。然或谓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汉儒之説，不足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礼》大司乐：“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祀大祭祀，隋【诈规切】衅逆牲逆尸。”“小祀大祭祀，送迎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祗人鬼而言也。而《国语》亦言：“晋祀夏郊，董伯为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周礼》士师“祀五帝则沃尸”，若祭胜国之社稷，则为之尸。是祭五祀与祭社稷皆有尸矣。《礼记》曽子问：“天子既殡，五祀之祭，尸三饭，不有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礼》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设祭于奥。”是祭五祀有尸矣。《丝衣》篇序高子曰：“灵星之尸。”也是祭星辰有尸矣。此皆见于经传，安得谓汉儒之説乎？况汉世近古，其传闻必有据。《石渠论》《白虎通》所言【石渠论曰：“周公祭天，太公为尸。”《白虎通》云：“周公祭泰山，召公为尸。”
译那祝辞的内容是什么呢？郑玄笺注说：公尸之所以用善言来告知，这是什么缘故呢？大概这“维何”与下面三个“维何”语气稍有不同，所以郑玄特意加以训释。这是询问告知的缘故，并非询问告知的言辞。祭祀的膳食既已美好，助祭的人又有威仪，能够符合神明的意旨，这正是回答告知的缘故。《诗集传》认为这是公尸告知的话，又说从这一句到篇末都是公尸告知的言辞，恐怕不对。《诗经》只有八章，其中五章都是祝辞，反而占了大半吗？况且古代的祝辞应当有固定的成文，记载在礼经之中，不是临时凭空编造的。看《少牢馈食礼》记载大夫的祝辞，那么天子也应当有祝辞了。有人说诗人完全抄袭礼经的成句，当作自己的诗，更没有这种道理。况且这五章的文体与《少牢馈食礼》中的祝辞不相似。
君子有孝子与威仪孔时连在一起，所以毛亨、郑玄把君子解释为群臣。然而前两章的君子都指成王，不应该这里独独不同。朱熹、吕祖谦把孝子解释为主人的嗣子，那就与下面三章关于福泽孙子的词意重复了。只有严缉说：威仪非常得当，是因为成王有孝子的行为，孝子的行为没有穷尽，能感化天下人都成为孝子，这才得当。但是威仪上面承接朋友和严语还不够明确，应当说群臣的威仪非常得当，是因为君子的孝行有所先导，那么上承朋友既明确清晰，下起不匮，又有情理了。孝子的行为没有穷尽，永远赐给你同类。毛亨说：匮是穷尽，类是善。孔颖达疏申述说：用孝道转相教化，没有穷尽，那么上天长久地赐给君王以善道。《国语》解释类的意义说：不辱没前代贤哲叫做类。能够像前人那样，还有什么善比得上呢？毛亨的解释与之相成。世代的德行相承，实在是天意使然，所以说永远赐予。郑玄把类解释为族类，说孝行没有穷尽，长久地赐给你的族类。又根据《左传》引用这首诗证明考叔纯孝施及庄公的说法，不知道《左传》引用这首诗来证明施及，应当取不匮的意义，而不是取锡类的意义。况且这一章与下一章都说到永锡，都是说上天赐予。郑玄把尔类解释为人赐，把祚解释为天赐，意义不统一了。
室家之壶，是说善道施行于家庭而广及天下。毛亨把壶解释为广，与《国语》相合，必定是古义相传如此。郑玄把壶解释为棞，说家庭先棞致相亲，来感化天下使相亲，那么意思太迂曲，不如毛亨训广，与《国语》“广裕民人”的解释相顺。近来有人把室家解释为民间，更为明确恰当，又与毛传、《国语》不相违背，可以采纳。至于朱熹传中“深远严肃”的说法，恐怕违背情理，深居九重，是君王的常事，何必劳臣子致祝呢？况且闻声自称“朕”，赵高所以愚弄二世皇帝，而诗人也以此称愿于王，这是成周贤公卿与乱秦宦官所见略同，我不敢相信。
《凫鹥》
序言说：“守成，又说持盈守成。持盈，正是为了守成。盈容易溢出，溢出那么成就的就毁了。持之使不溢出罢了，没有后来的艰难。”传文说：“不敢多祈求。”这就是持盈的方法吗？
朱熹传把《凫鹥》当作宾尸之乐，大概不对。绎祭，是祭名。祭祀的乐章适宜歌颂，难道歌雅吗？绎祭的乐歌，自有《丝衣》了，哪里用得着《凫鹥》呢？朱子之所以这样说，只是依据“公尸来燕语”罢了。然而诗词与乐章不相应的，多有这种情况，这首诗虽然咏绎祭，不一定在绎祭时演奏。《鹊巢》诗，难道是国家君主娶妇的乐歌？《采蘩》诗，难道是夫人助祭的乐歌？又把《假乐》当作公尸答赋，好像宾尸时君王与公尸即席唱和，尤其令人难以相信。
《凫鹥》五章，公尸，毛传都指宗庙而言。郑笺分为五种：以首章在泾，为祭宗庙的尸；次章在沙，为祭四方万物的尸；三章在渚，为祭天地的尸；四章在潨，为祭山川社稧的尸；末章在亹，为祭七祀的尸。曲意分配，欧阳修讥讽其臆说，确实如此。然而有人说天地山川社稷有尸，是汉儒的说法，不足信，这大错特错了。查《周礼》大司乐：“大祭祀尸出入，演奏肆夏。”“大祀大祭祀，随衅逆牲逆尸。”“小祀大祭祀，送迎接尸，沃尸盥。”凡是说“大祭祀”的，兼指天神地祗人鬼而言。而《国语》也说：“晋祀夏郊，董伯为尸。”这是郊祀天地有尸了。《周礼》士师“祀五帝则沃夕”，如果祭胜国之社稷，就为之尸。这是祭五祀与祭社稷都有尸了。《礼记》曾子问：“天子既殡，五祀之祭，尸三次饭，不有酳，不酢。”又《礼记·月令》注引《逸礼》中霤礼仪说：“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人有尸，都设祭于奥。”这是祭五祀有尸了。《丝衣》篇序高子说：“灵星之尸。”这是祭星辰有尸了。这些都见于经传，怎么能说是汉儒的说法呢？况且汉代接近古代，其传闻必有依据。《石渠论》《白虎通》所说【《石渠论》说：“周公祭天，太公为尸。”《白虎
凫鹥五章，陆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祗、祖考，而末章总之，较胜于笺矣。来，成言祖也；来，为言考也。传云：「厚为孝子，则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来」；下地祗在下，故言「来」崇。此与序甚合。
福禄来为，毛云“厚为孝子也”，郑云“为，犹助也”，助之正以为之，郑申毛意耳。“为”训“助”，故释文云“于伪切”，又云“协句，如字”。朱传“助”为无音叶，岂欲读如字耶？
假乐
假乐假字，音暇训嘉。诗礼记尔雅三释文皆同。朱传据中庸、左传改为嘉，不知假本训嘉，不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贾、嫁、暇、格，五音其音暇者，凡五见诗及注。此诗假乐与周颂假以溢我、假哉皇考三假字，传皆训嘉。商颂昭假迟迟，笺训暇。又皇矣笺引书五年须假，亦为暇义。此五假字释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实兼嘉、暇两义也。又案朱传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传直云音嘉，误矣。以杨用修之博雅，亦据其音为正，列假字于转注古音【杨所著书名】六麻韵中，甚矣俗本之悮人也。
大明篇，保右命尔；假乐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义亦同也。郑笺于《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于《假乐》则以为成王官人，必羣臣保右而举之，乃后命用。何意忽异其説也？右本训助，转为荐举之义，不已迂乎？举而后用，官人之常，何足称美乎？此诗毛无明解。案《中庸》引此，郑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为天子。”又申重复之，当以此解为正。集传亦主礼疏。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古注本指成王。苏氏以为子孙遵成王之法，恐不然。朱传则并下二章皆言子孙矣。诗本嘉成王，何反详于子孙而畧于成王也？又穆皇以下既祝子孙，则与首章所指各别，文义亦不相防。大全载刘瑾语，乃谓下三章皆申首章，而一一分配之，述朱而失其指矣。
无怨无恶，郑云：“天下皆仰乐之，无有怨恶。”欧阳云：“其临下无有怨恶于人，意大同而小异，皆谓不为人所怨恶也。”此説得之。其以为无私怨恶于人者，误矣。不独横増一私字也，有私恶必有私好。止言无私怨恶，文义反成遗漏矣。集传兼载两説，而反寘郑义于后。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礼有族食、族燕，燕乃其常。羣臣有功则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笺説】朱传训燕为安，而曰「人君能纲纪四方，臣下赖之以安」，文义亦通，但与下「不解于位，不相顾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劳，民始得安，何得臣独逸乎？东莱云：「上逸则下劳矣，上劳则下逸矣。」「不解于位」，民所由休息也。朱传既云「臣赖君以安」，而又引吕语，不自相抵牾耶？
邶风「伊余来塈」，大雅「两民之攸塈」，凡三「塈」。传笺皆训息假乐。疏据《尔雅》「呬，息」，某氏注引诗「民之攸塈」，以为「塈」与「呬」古今字，良是也。案「呬」，《説文》作□，云「卧息也」，从□，隶声【音弟】然则诗作「塈」，乃借也。「説文」「塈」作□，云「仰涂也」，从土，既声，其冀切。书「涂塈茨【梓材】当此义矣。诗借为息，故释文云「虚器切」，音亦不同。至□者，乃古爱字，《玉篇》以当此「塈」，恐不然。又《正韵》释「塈」字，引诗「来塈」「攸塈」，从「仰涂」取义，训为依附，説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摽梅」「塈」字，毛训取与三诗同音而异义。
毛诗稽古编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
吴江陈启源撰
生民之什中【正大雅】
公刘
大雅自公刘至召旻，正变雅十有六篇，序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卫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诗皆正雅也，其变雅则召穆公三诗，二刺厉王，一美宣王也。卫武公、芮伯各一诗，皆刺厉王也。仍叔一诗，尹吉甫四诗，皆美宣王也。两凡伯共三诗，一刺厉王，二刺幽王也。抑为武
译《凫鹥》共五章，陆佃将前四章分别对应神祗、祖考，而最后一章作为总结，这比《毛诗笺》的解释更为高明。“来”是“成”的意思，指祖先；“来”是“为”的意思，指父辈。《毛传》说：“厚待孝子，那么父辈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天神在上，所以说“来”；地祗在下，所以说“来”崇。这与《诗序》的意思非常契合。
“福禄来为”，毛亨说“厚待孝子”，郑玄说“为，就是助的意思”，帮助正是为了成就，郑玄只是申述毛亨的意思罢了。“为”解释为“助”，所以《释文》注音为“于伪切”，又说“为了协韵，读如本字”。朱熹《诗集传》将“助”解释为没有音韵相协，难道是想读如本字吗？
《假乐》
“假乐”的“假”字，音暇，解释为嘉美。《诗经》《礼记》《尔雅》的《释文》都相同。朱熹《诗集传》依据《中庸》《左传》将其改为嘉，不知道“假”本来就有嘉美的意思，不必破字改读。查考“假”字有遐、贾、嫁、暇、格五种读音，其中音暇的，在《诗经》及注疏中共出现五次。这首诗的“假乐”与《周颂》中的“假以溢我”、“假哉皇考”这三个“假”字，《毛传》都解释为嘉美。《商颂》中的“昭假迟迟”，《郑笺》解释为暇。又《皇矣》的《郑笺》引用《尚书》中的“五年须假”，也是暇的意思。这五个“假”字在《释文》中都音暇，而“假”这一个读音实际上兼有嘉、暇两义。又查考朱熹《诗集传》将“假”作“嘉”，并不是音嘉。近代世俗版本《诗集传》直接说音嘉，这是错误的。以杨慎的博学，也依据这个读音作为正音，将“假”字列在转注古音【杨慎所著书名】六麻韵中，世俗版本误导人太严重了。
《大明》篇说“保右命尔”，《假乐》篇说“保右命之”。一个指武王，一个指成王，文字相同，意思也相同。郑玄在《大明》的《笺》中说：“安顿并帮助他，又于是任命他。”而在《假乐》中则认为成王任用官员，必须群臣保护并推荐，然后才任命使用。为什么忽然改变了说法呢？“右”本来解释为助，转变为荐举的意思，不是太迂腐了吗？推荐然后任用，是任用官员的常理，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这首诗毛亨没有明确的解释。查考《中庸》引用此句，郑氏注说：“保是安的意思，右是助的意思。”孔颖达阐述说：“上天于是安顿并帮助，任命他为天子。”又重复申述，应当以这个解释为正确。《诗集传》也主张《礼记正义》的说法。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古注本来是指成王。苏氏认为是子孙遵循成王的法度，恐怕不对。朱熹《诗集传》则把下面两章也都说成是讲子孙了。这首诗本来是赞美成王，为什么反而详细讲子孙而简略讲成王呢？又穆皇以下既然祝祷子孙，那么与首章所指各不相同，文义也不相衔接。《大全》记载刘瑾的话，说下面三章都是申述首章，并且一一分配对应，这是阐述朱熹却失去了他的本意。
“无怨无恶”，郑玄说：“天下都仰慕喜爱他，没有怨恨厌恶。”欧阳修说：“他对待下属没有怨恨厌恶别人，意思大体相同而小有差异，都是说没有被别人怨恨厌恶。”这个说法是对的。那些认为没有私下的怨恨厌恶别人的，就错了。不仅凭空增加了一个“私”字，有私下的厌恶就一定有私下的喜好。只说没有私下的怨恨厌恶，文义反而成了遗漏。《诗集传》兼载两种说法，却反而把郑玄的意思放在后面。
“燕及朋友”，是把族人的恩惠施及他们。礼制中有族食、族燕，燕饮是常事。群臣有功才燕饮，不是常事。所以说“燕及”，用来赞美王恩意的隆重【这是《郑笺》的说法】。朱熹《诗集传》将“燕”解释为安，说“人君能够纲纪四方，臣下依赖他而安定”，文义也通，但与下面“不解于位，不相顾矣”不协调，因为“不解”兼指君臣而言。君臣都辛劳，百姓才能安定，怎么能只有臣下安逸呢？吕祖谦说：“上面安逸下面就辛劳，上面辛劳下面就安逸。”“不解于位”，是百姓得以休息的原因。朱熹《诗集传》既然说“臣下依赖君主而安定”，又引用吕祖谦的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邶风》中的“伊余来塈”，《大雅》中的“两民之攸塈”，共有三个“塈”。《毛传》《郑笺》都解释为休息。《疏》依据《尔雅》“呬，息”，某氏注引用《诗经》“民之攸塈”，认为“塈”与“呬”是古今字，确实正确。查考“呬”，《说文》作□，说“卧息也”，从□，隶声【音弟】。那么《诗经》作“塈”，是假借字。《说文》“塈”作□，说“仰涂也”，从土，既声，其冀切。《尚书》“涂塈茨”【《梓材》】就是这个意思。《诗经》假借为息，所以《释文》注音为“虚器切”，读音也不同。至于□，是古爱字，《玉篇》用它对应这个“塈”，恐怕不对。又《正韵》解释“塈”字，引用《诗经》“来塈”“攸塈”，从“仰涂”取义，解释为依附，说法也可以通，但不知道依据什么。其“摽梅”中的“塈”字，毛亨解释为取，与前三首诗同音但意义不同。
《毛诗稽古编》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
吴江陈启源撰
生民之什中【正大雅】
公刘
《大雅》从《公刘》到《召旻》，正变雅共十六篇，《诗序》都得到了作者的名字。召康公、穆公、凡伯、卫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的三首诗都是正雅，其变雅则是召穆公的三首诗，两首讽刺厉王，一首赞美宣王。卫武公、芮伯各有一首诗，都讽刺厉王。仍叔有一首诗，尹吉甫有四首诗，都赞美宣王。两个凡伯共有三首诗，一首讽刺厉王，两首讽刺幽王。《抑》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