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二

译（申伯）出镇地方，就面南而坐成为君主；入朝觐见天子，就面北而立成为臣子，又应当在职位上勤勉辛劳，不像后世那样重视内朝而轻视外任。况且申伯以卿士的身份晋升为州牧【郑玄笺注说：申伯是周朝的卿士；又“南国是式”一句，郑玄笺注说：扩大他的封邑，让他成为侯伯。孔颖达疏引《左传》认为“侯伯”就是州牧】刚刚接受重大的托付，自然应当谦恭退避。周宣王倚重他、思念他的心情深切，也应当再三敦促催促，反而说申伯想要离去而周宣王坚决挽留，情理上难道会是这样吗。

译周王在郿地设宴饯行。郿地在镐京的西面，并不是前往谢地的道路。所以《毛诗笺》说：“向北到岐周接受王命，因为郿地在岐山的东面。”严缉却认为丰地有文王的宗庙，所以到丰地接受王命去申伯，这是错误的。丰地和镐京相距只有二十五里，丰地也在郿地的东面，与镐京情况相同，怎么能经过郿地而进入谢地呢？

申伯威武雄壮，《毛传》说“番番，勇武的样子”。曹氏改为“老年的样子”，而严氏推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们认为这里的“番番”与《秦誓》中的“番番良士”相同，而《尚书》说“体力已经衰退”，那么“番番”就不能作为勇武的称呼了。他们却不知道“番番”是说他平素的样子，“既愆”是说目前的情况，在《秦誓》中词意原本就没有疑问。《尔雅·释训》说：“番番，矫矫，勇武。”与《毛传》的意思相同，这个解释是不可改变的。又“番”读作波，如果解释为“老年”，则应当读作婆，与“皤”字相同。班固《辟雍》诗中“皤皤国老”就是如此。严氏仍然读作波，读音与字义相违背了。严氏的本子又写作“畨”，注释说“畨，书中写作番，音义相同”，尤其荒谬。查考这首诗的各个版本没有写作“畨”的，不知道严氏所见的是什么版本？而且字书中也没有“畨”字，俗人错误地减少笔画，把“番”写成“畨”是有的，原本就不是一个成字。查考“畨”读作烦，兽的足迹，从米从田，是象形字假借为“波”音罢了。又查考“采”读作辨别，如果去掉上面的丿，就是“米”字了，怎么可以混淆呢？

雅诗中的四言诗，多用“啴啴”。毛公的解释，各不相同。《四牡》的《传》说：“喘息的样子”；《采芑》的《传》说：“众多”；《崧高》的《传》说：“喜乐”；《常武》的《传》说：“盛大”。大概《四牡》是慰劳使臣，所以说他行役的劳苦；《采芑》、《常武》是赞美出兵，所以说军容的壮盛；《崧高》是记载就封的事，所以说他内心喜乐而外表安舒，符合进入国境不驰马的礼节，以显示申伯的贤德。意义各自恰当。现在一概解释为“众多”、“盛大”，那么先儒解释经书的精微之处，就看不到了。

周邦全都欢喜，郑玄认为周是遍，说遍邦的人互相欢喜庆祝。苏氏认为是指周王派往申地的臣子，然而周王的臣子在申地，应当说周人，不能说周邦。况且周王的臣子向来与申伯共事，早就知道他的贤德，怎么到了申地才欢喜？又申地有贤明的君主，不必周人代他欢喜，这些都是情理上难以通顺的。严缉认为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地方，诸侯国都可以称为周邦，这是南方各国得到好的长官而欢喜。他的说法似乎有理，然而周邦既然作为通称，那么怎么看出是指南方各国呢？况且前面说南国、南邦、南土都是分别命名的，怎么这里忽然统称周邦呢？诗中周字不解释为国名的，难道只有这首诗吗？宋儒的解释不是太固执了吗？

烝民

《烝民》这首诗虽然是因为赠别出行而作，但意思并不专门在于赠别出行。全诗八章，说到出发祖道、前往齐地，最后两章才提到。首章说山甫的出生，次章说山甫的德行，三章说山甫的职务，四、五、六章详细说山甫的德行，可以侍奉君主、率领下属、保全自身、颁布政令，能够称职。而宣王知人善任以致中兴，不言而喻了。大概与《崧高》诗同样是赠别出行，但体例既不同，意义也分别。申伯的职务以屏藩辅佐为重，所以首章就提到，而全篇叙述就封的始末很详细。山甫的职务兼管内外，修筑齐城的事是暂时的，所以篇末才提到。又卷卷盼望他迅速归来，两首诗的旨趣各自有所侧重。《崧高》的序说“建国亲侯”，《烝民》的序说“任贤使能”，确实如此。

有物有则，《笺》和《疏》认为物是象，五性象五行；则是法，六情法六气。这是物即性，则即情。孟子解释这首诗说：“有物必有则”，犹如说“有性必有情”，正是说性善，情也善，意义相符。吕祖谦《吕记》采纳杨氏的说法，以物为形，则为性，朱熹《诗集传》同此，其意义较优，而实际上本于孟子。《注疏》赵岐注说：“有物则有所法，则是人法天。”孙奭说：“所谓物，就是从人的四肢五脏六腑九窍延伸到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所谓则，就是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礼之于夫妇兄弟信之于朋友。”仁义礼信，都是天命之性，这是赵注“人法天”的意思吗？但兄弟以恩义结合，应当与父子同说仁，孙疏专门归属于礼，不太恰当。杨氏的话【详见吕记】真是青出于蓝了。

《尚书·舜典》“出纳朕命”，《诗经·烝民》“出纳王命”，说出纳虽然相同，但职务却不同。龙是纳言之官，他的职务掌管如同后世持驳之任而已。山甫式百僚，保王身赋政，四方是百僚之长，辅助王颁布政令的人。所以《传》以喉舌为冢宰，《疏》也引用《周官》大宰的赞听治，及年终诏王废置，作为出纳的实事。

我仪图之，朱熹《诗集传》以仪为度，说图度之于本句，则理顺了。然而不是字义。查考《说文》：仪，度也。是法度的度，不是揆度的度。法度的度，读徒故反；揆度的度，读待各反。音义各别，怎么可以错误

译混为一谈？又将错误转移到其他事情上去了。又查考毛亨将“仪”训释为“宜”【《释文》：仪字作义，毛亨说按本字读音】，文义本来通顺，只是孔颖达的疏解说得太迂曲。源认为毛亨的义理应当是说：德行轻浅的人容易举荐，却没有人能够举荐。我也应当自己谋划举荐他，然而举荐他的只有仲山甫罢了。确实啊，仲山甫的德行深远，却没有人辅助。这样那么这几句话的文理都顺畅，而“仪爱”【“爱”字的义理见下一条】二字训释正不必再改动了。

译爱莫助之。毛亨说：“爱，隐也。”孔颖达疏说：“《释言》篇，文案。《释言》中‘爱’作‘薆’，大概‘爱’‘薆’古时通用。此诗字形虽作‘爱’，但意义却是‘薆’。”毛亨之学有师承传授，所以能得其真源。所谓寻绎传注之义，可以考证经文者，此类即是。

《韩奕》

首章以禹比拟宣王，说宣王能平定大乱，命令诸侯有显明之道。这显明之道乃是宣王的治国之道，所以用“倬然”来赞美它。近代的解释把“道”当作道路，说韩侯由此路而来朝见受命，真是戏谑之论。

鞗革金厄。毛亨说：“厄，音乌躅。”郑玄说：“以金为小环。”〇搤【于革切】。孔颖达疏申述两家之说，说金厄者，以金接辔之端，如厄虫之形；郑玄笺注因不言“如厄”，故改易传注。据疏所言，则毛亨、郑玄对金厄的解释原本是一物，只是取义不同罢了。然而古人制器崇尚象形，多以所似之物命名，如“毕”以星得名，“爵”以鸟得名，皆是如此。即此章〇衮衮乃龙首，赤舄之“舄”乃鹊字。金厄既以厄虫为名，亦可名厄，何必说“如”呢？

炰鼈鲜鱼。疏说：“炰，毛亨说是烧肉；缹，是蒸。”服虔《通俗文》说：“〇煮曰缹。”炰与缹有别，而此及《六月》“炰鼈”音皆作“缹”，则炰与缹都是蒸煮之意。查《韩奕》释文：“炰，薄交切；徐邈说：甫久反。”《六月》释文无音反，大概是传写之脱漏。毛亨烧肉之义不可施于鼈，两诗“炰”字俱作“缹”，音为当。又查：缹，《广韵》说：“焷谓之缹。”注音：“不。”《玉篇》说：“缹，火烧也。”《广韵》说：“缹，烝煮也。”字今作“焷【焷音皮，又音碑】

维笋及蒲。郑玄说：“蒲，深蒲也。”疏引《周礼·醢人》“深蒲”注，谓蒲蒻【音弱】入水深如生在水中者是。查《说文》作□，云□蒲蒻之类。从艸，湥声，则深蒲自然是蒲之名。

蒲可为席，亦可为菹。所以书中有“蒲筵”，《周礼》醢人加豆有“深蒲笋菹”。其见于诗者，《泽陂》《鱼藻》中的蒲，都是起兴。惟《韩奕》“笋蒲”则为防焉。查《本草》香蒲入《本经》上品，《吴普本草》谓之醮。后宋图经说：春初生嫩叶时，取其中心入地之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嚼之甘绝，又以醋浸食，如笋大美，《周礼》之蒲菹即是。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于丛中，花抱梗端，如武士奉杵状，俗名“蒲槌”，亦曰“蒲萼”。花中之蕊屑细若金粉，谓之“蒲黄”，亦《本经》上品药也。《韩奕》毛传说：“蒲蒻。”郑玄笺云：“深蒲”，盖指大如匕柄者。

韩侯顾之。毛传说：“曲顾道义也。”孔颖达疏说：“君子不妄顾视，而言顾之，则于理当顾，谓升车授绥之际，当曲顾及以道引其妻之礼义。于是之时，应当有曲顾。”传注之义既有本，而仲达发明之，尤为明确。古人步言视听，无敢越礼，正目而视犹云上则傲，下则忧，倾则奸，必须予以节制，何况可无故回首顾视乎？诗人寄兴托词虽不必悉拘于礼文，然国君于迎亲之际，瞻顾无常，乃失容之大者，岂反而咏之以为美乎？汉世近古，先王之礼教犹存，诸儒皆为七十子之徒，渊源有自，所以毛传虽简质，而推详“顾之”二字，不惮词费，定是师传如此。由此可见古人行礼，无一节敢忽，又可见古经立言，无一字或苟，真有补于世教人心。魏晋以来，放达成风，瞻顾小节，尤其不知自束于礼，幸先儒之说悬之功令，学者尚得阐明其义。至于宋儒尽弃古注，往往据所习见解释古经，直谓韩侯无故而回顾，古人瞻顾不苟之义，置之不讲，今世经师遂无由得闻。呜呼！礼教之败坏，不独庸俗人所致矣。杨慎论此诗，言“非礼而妄顾，则是觇籣装之厚薄，窥侍御之冶容”，虽似戏谈，实为正论。

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各以类分。句：罴者，熊之属也；猫者，虎之属也。熊罴皆摰兽。熊如猪，黑色；罴大于熊，色黄白；又有小而色红者，谓之魋。三种皆见《尔雅》。一类也。虎白为甝【音含】，黑为□【式竹切】，似虎浅毛谓之虦【音潺】。猫非捕鼠之猫，《周书·世俘解》：“武王狩猎获虎二十二，猫二”，即此猫虎。其似虦猫而食虎豹者，谓为狻【音酸】猊【即今之狮子】。三者皆见《尔雅》，亦一类也。《尔勇》又云：“熊、虎、魋”，大概其猛又相同。所以古者画熊虎于旗，教战则军都建之，出军则军吏载之。

译“姞燕誉”，意思是既使之安定，又有显赫的声誉，“燕”和“誉”二字各含一层意义。《射义》引用《貍首》的诗句：“则燕则誉”，与此诗的意义相同。苏氏说：“誉，就是乐。”这大概是想把“誉”解释为“豫”。查服虔注《左传》将“誉”训为“游”，又引用孟子“一游一豫”（见《昭公元年》孔颖达疏），“誉”与“豫”固然可以通用，然而杜预（元凯）已经不再采用这种说法了。“溥彼韩城，燕师所完”，郑玄笺注将“燕”训为“安”，说：“古代平安的时候，百姓所修筑完善的。”那么“燕师”二字就显得不通顺了。王肃、孙毓都将“燕”解释为燕国，这是正确的。至于《水经注》记载王肃的话，说现在的涿郡方城县有韩侯城；王符的《潜夫论》也说宣王时期有韩侯国，靠近燕地。近代的儒者据此立论，认为这首诗中的韩在今顺天府固安县，而不是西安府的韩城县，这大概未必正确。持这种说法的人，是因为燕地距离韩地遥远，不能动用远方的军队；貊是东夷，与现在的韩城相隔遥远，不应该把貊赐给韩。然而命令燕国为韩筑城，东莱先生引用《春秋》的事例来类比，确实恰当，而且不仅仅如此。周公营建洛邑，四方百姓大为和谐，五服之内的诸侯都来朝见，不分远近。山甫为齐国筑城，从镐京前往，与燕国到韩国的路程也大致相等。至于认为貊是东夷，这是郑玄注《周礼》依据汉代的情况而言的。《鲁颂》说：“淮夷、蛮貊，莫不率从，”原本是说淮夷的行为像蛮貊一样，并非说蛮貊也归服了，鲁国的传文意义没有错误。孟子说貊地五谷不生，这是北方气候寒冷的证据；《说文解字》也将貊视为北方的兽类。这首诗中“其追其貊”，又与“奄受北國”的文意相连，其为北边荒远之地无疑【貊俗字本作貉，此诗“追�貊”、《尚书》“华夏蛮貊”、石经都作“貊”，注疏作“貊”，而其他版本沿袭之】吕祖谦、朱熹以燕为燕国，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所谓的燕师，直接就是燕国的百姓，而受封于燕地的召公子孙，率领他们为韩筑城罢了。朱熹传文说韩初受封时，召公担任司空，周王命令他率领众人修筑这座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燕虽然是召公的封国，但召公未曾到过燕地。召公自己在京畿内食邑，如果由召公率领，那么所用的众人就是王师了。王师却称为燕师，天子而蒙受侯国的称号，可以吗？况且召公担任司空，在经典中并没有记载。朱子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崧高》的疏文记载了王肃的话，说召公担任司空，主管修缮治理，于是推测召氏世代担任这个职务。不知道宣王时修筑谢邑，是派遣召穆公；修筑齐城，是派遣樊仲山甫。穆公一人尚且未必常居司空之职，何况他的祖先呢？又查召康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代君王，封韩大约在成王时期。《周书·顾命》排列诸臣的位次，召公应当是冢宰，而司空则属于毛公【详见孔氏《书传》】《左传》又说：“〇季为司空”，那么成康时期担任司空的已经有两人，在经传中明确记载，而召公不在其中，怎么能说召氏世代担任这个职务呢？又周朝六卿并没有世袭职务的，成王时苏公担任司寇，康叔也担任过；穆王任命君牙担任司徒，而幽王时番担任过，郑桓公也担任过。说司空唯独世代属于召氏，难道是这样吗【〇季为司空见《定公四年》】

译豹有赤、白两种，都有黑色的斑纹。罴有黄、白两种。《韩奕》诗中所进献的，则各指其中一种。《玉海》说：“《山海经》记载□山多赤豹，中山东胡有黄罴。成王时，东胡进献了这种野兽。”

《江汉》

《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这四首诗都是尹吉甫所作。申伯、韩侯称爵位；仲山甫称字；召穆公称名字。这是诗歌寄托兴味罢了，并没有固定的体例。然而穆公唯独称名字，大概是为了区别于召公、召祖而言。关于“淮夷来铺”，传文说：“铺，病的意思。”疏文说：“铺病，是《释诂》中的文辞。”那里的“铺”作“痡”，音义相同。大概这首诗中文字用“铺”而意义是“痡”，也属于《烝民》中“爱薆”这一类。这是经文中的字依靠传文来校正的例子。诗中像这样的字很多。

“秬鬯一卣”，毛亨和郑玄有不同的说法。秬鬯必须调和郁金，不调和郁金就不叫鬯，这是毛亨的说法。调和郁金叫郁鬯，未调和郁金叫秬鬯，这是郑玄的说法。孔颖达支持郑玄，然而郑玄之所以这样说，只是因为《周礼》中鬯人、郁人分为两个职官，而郁人掌管郁鬯，明显鬯人所掌管的尚未调和郁金，所以将其分为两类罢了。殊不知《周礼》中两个职官对举，那么秬鬯、郁鬯确实有已调和与未调和的区别。但如果列举经传中所有的秬鬯，一概以未调和郁金来解释，那又不对了。鬯的含义，取的是芬芳条畅，原本是因为郁草而得名罢了。《说文解字》对“鬯”字的注释说：“用黑黍酿造郁草，芬芳条畅，用来降神。”这可以证明。如果只是黑黍的酒，那就和普通酒一样，为何独独取名于鬯？我私下认为，鬯的名称原本是因为郁草，而黑黍的酒实际上是调和鬯而酿造的，那么当它未调和郁金时，也一概称为秬鬯。后来于是另外称已调和的为郁鬯，所以《周礼》将其分为两类。总之，对举则有别，散文中则通用。郑氏依据《周礼》的文辞来解释《诗经》，本来已经可以了。又孔颖达申述毛亨，既引用礼纬“秬鬯之草”以及《中侯》“鬯草生郊”的文辞，证明郁金草也可以叫郁草了。又说古今书传中香草没有称“鬯”的，为何自相矛盾呢？查考“秬鬯”的称呼，见于《诗经》、《尚书》、《左传》的不胜枚举，都称“秬鬯”，并没有称“郁鬯”的，难道不是说“鬯”就包含了“郁”吗？又查考这郁金是郁金草，出产于郁林郡，即现在的广西、贵州、浔州、柳州、邕州、宾州等地，《一统纪》只记载柳州罗城县出产郁金香，就是这种。与药用的郁金同名异物，药用的郁金根没有香味，出产于蜀中。郁现在通作鬰。《说文解字》“郁”从林，“鬰”省声，指树木丛生，与“鬰”字不同。

《周礼·郁人》注说郁草像兰草，因为它们都是香草，所以取来相比拟罢了。至于郁金的种类，又各不相同。朱穆《郁金赋》说：岁在朱明之首月，漫步南园回望眺望，草木纷繁美丽，这花英妙，是在四月开花。傅嘏赋说：叶子萋萋翠绿，花苞蕴蕴金黄，是花色正黄。杨孚《南州异物记》说：郁金出产于罽宾，颜色正黄，与芙蓉花里的嫩莲相似，可以用来香酒。这与傅嘏的赋相合。至于《唐书》说太宗时，伽毗国进献郁金，叶子像麦门冬，九月开花，形状像芙蓉，颜色紫碧，香气能传到几十步远，开花而不结果【《本草纲目》引用此说】《本草》说：它的花十二片叶子是百草中的精华，二月三月开花，形状像红蓝【《埤雅》引用此说】两本书说花的颜色和时节各异，与朱穆、傅嘏两赋相比，又不同，其种类应当不止一种了。不知道古人使用的是哪一种？又查考：罽宾、伽毗都是遥远的夷人地区，郁林在古代也属于荒服之地，郁金是非常罕见的东西，而古人每次祭祀必定使用，不知从哪里获取？难道三代时中华本土就出产这种花卉，而后世没有了，是天时地气有变迁吗？

“告于文人”，是说告祭于召氏先祖中有文德的人。《集传》认为是文王，这不是正确的，上面珪瓒秬鬯正是赐给用来告祭文人的。如果是文王，为何不自己告祭，而赐给召虎呢？又下文说“于周受命”，是在文王庙受命，这时才称文王。诗人叙述事情自有次第。

“锡山土田”，传文说诸侯有大功德，赐给名山土田作为附庸。经文没有附庸，而传文这样说，应当是引用成语连带提及罢了。况且传文自述周制如此，不是说赐给召公。孔疏申述说：“土田即是附庸，恐怕不是指”

“于周受命”，郑玄认为周是岐周，大概岐下有周原，周的名字实际上始于这里，所以诗中说周是为了区别丰镐。严缉认为周是丰，毫无道理，他说文王建造丰，应当有别的庙宇罢了。殊不知岐是王业的基础，周的别庙大多在那里，难道唯独没有文王庙吗？况且召公的采邑也在岐阳，上文赐给山土田，正是岐地。在那里赐命，在情理上尤其恰当。

《常武》

《常武》序说：“召穆公赞美宣王，有常德以建立武事，因此作为警戒。”正确啊！这句话可以用来评论世事了。宣王惩戒前人的过失，励精图治，赫然中兴，确实称得上是贤明的君主。但是英明过于急切，而学问修养未纯，虽然开始时锐利，必定

译倦于终。穆公早已洞察先机了。宣王年少时成长于穆公身边，穆公向来了解他资质纯良与驳杂并存，所以在勤政之初，穆公就已经深切担忧他难以善终。因此以《常武》为名篇，借赞美来作为警戒，这确实是老臣进谏的深意。后来鲁戏被立，诸侯离心；千亩之战失败，戎狄祸患兴起，武事不能建立，实在是因为德行不能恒常。这首诗大概具有预见性，当时的国史深刻理解穆公作诗的本意，并将其记载于序言中，确实是言之有据的。又查：《小雅》中关于宣王的诗有十四篇，赞美与讽刺兼有；《大雅》中关于宣王的诗有六篇，只有赞美没有讽刺。然而《小雅》虽兼有美刺，却以赞美作结，这是为了彰显善行长久；《大雅》专于赞美，却以警戒作结，这是为了不掩盖事实真相。孔子编纂《二雅》，其防范之意深远啊。

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毛亨与郑玄的解释不同。孔颖达在《疏》中引用孙毓的话，认为郑玄的说法更为恰当，这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任命将领本应追溯其祖先，却援引陈胜起兵时自称项燕后事来作比，恐怕不是确凿的证据。陈胜自称项燕，是假借他的名义，并非因为项燕是祖先而追本溯源。孙毓既然错了，孔颖达也没有察觉，两人都失之偏颇。查考《封申伯》一诗则远举四岳，《锡召虎》一诗则追溯康公，任命皇父则先叙述南仲，都是以其祖先的德行为荣耀。而《韩奕》篇也说先祖受命，《烝民》篇也说继承祖考的事业，这几首诗立言的体例，大致相同。

“王奋厥武，如震，如怒。”《释文》说：“这两个‘如’字，另一个版本作‘而’。查考‘如’‘而’二字，古本通用。震怒，又不是比喻之语，经文应当以‘而’字为正确。”郑玄笺注说：“王奋扬他的威武，像雷震那样发声，像勃怒那样变色。”这明显是解释‘而’字的含义。孔颖达在《疏》中申说为‘如’，恐怕不符合原意。

“铺敦淮濆”，毛亨没有传述。毛亨认为‘铺’是陈设，‘敦’是厚重，意思是布陈敦厚的军队于淮水边。郑玄认为‘敦’是屯驻，意思是陈屯军队于淮水之上。郑玄破字解释固然不可采纳，阐述毛亨说法的人也费力不讨好。王氏认为‘敦’是厚集军队，而后世学者都尊崇他的说法。然而‘铺’字的含义尚未明晰。查考《释文》说：铺，韩诗作‘敷’，意思是广大。敦，韩诗说是迫近，即大军迫近淮水边。这与《濯征》中徐国的文义相类似，应当是正确的。又《后汉书·冯绲传》引用这首诗也作‘敷敦’，注解说：敦，是布列，布列军队迫近淮水之涯。《典略》注引用此诗作‘铺敦’，说敦犹迫近。铺与敷虽然不同，但敦与迫近则相同，胜过郑玄、王氏的说法。

“江汉淮夷来铺”，‘铺’字毛亨训为病，则与‘痡’字通常。‘武铺敦淮濆’中的‘铺’字，徐邈音孚，韩诗作‘敷’。训为大义，经文中的两个‘铺’字，古本或许存在异文。严缉想要将它们合为一解，恐怕不对。

“如飞如翰”，毛亨说疾，如飞摰，如翰。两个字各有一个含义，‘疾’言其神速，‘摰’言其精悍。所以《疏》说：摰是摰鸟，像鹰鹯之类，申述传文的意思很明确。朱熹沿袭训为疾，恐怕遗漏了‘如翰’的含义。

《常武》诗记载淮北用兵的事，先提及淮濆，继而征伐徐国。大概此时叛乱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疏》说淮浦的国家是淮夷，恐怕不对。《禹贡》徐州有淮夷，《费誓中的淮夷与鲁国接壤，都在淮北。况且《江汉》的《疏》说淮水南北都有夷人，为什么《常武》的《疏》又说淮浦所伐的不是夷人呢？想来此时淮北的国家，徐国最大。宣王讨伐叛乱，先惩治那些小的，支党既已离散，然后带兵逼近徐国，徐国孤立无援，所以不待逼迫就臣服了。这是用兵的次序。郑玄笺注认为既已臣服淮浦，又大举征伐徐国，这是正确的。

瞻卬

“懿厥哲妇。”《释文》说：懿，于其反。郑玄笺注说：懿，是有所伤痛的声音。孔颖达《疏》说：懿与噫字虽然读音不同但意义相同，表示痛伤。褒姒扰乱国政。古诗义原本如此。查考《尚书·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那里的《释文》说：噫，马本作懿。那么懿、噫通用，是古字的常例。宋代李樗引用《汉书·师古注》解释说：说幽王以褒姒为美，这是强行用古经来迎合今字。朱熹沿袭此说，并且训为懿，即美好的哲妇，那么就是诗人赞美她，并不是幽王赞美她了。她是枭是鸱，有什么美好的？况且《楚语》懿戒章，读懿为抑。《诗》‘懿厥哲妇’，郑玄读懿为噫，难道不能采纳吗？又‘抑’也读为‘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就是例子。幽王时皇父在外扰乱政事，褒姒在内扰乱政事，两首诗都是感叹伤痛祸乱的根源。然而皇父的七个儿子，都倚仗艳妻作为后盾，那么褒姒尤其属于罪魁祸首了。

“时维妇寺”，毛亨说：寺，是亲近的意思。说幽王亲近妇人。欧阳修训寺为寺人，意义虽然通顺，然而《诗》只说妇人乱国，没有一句话提到阉人，不应这里单独并称他们。又欧阳修仅仅说这是举类而言罢了。朱熹则说：幽王宠幸褒姒，任用阉人以致乱，直接说这首诗兼刺妇人和寺人。难道是因为《召旻》的笺注而这样说吗【下篇另有辨析】

“介狄”，毛亨没有传述，王肃以介为大道，狄为远虑。郑玄认为是披甲的夷狄，孔颖达《疏》认为郑玄说得对。查考《小雅》渐渐之石、苕之华、何方不黄三首诗的序，都说四夷交侵，下篇也说国土每日缩减百里，这是介狄的明证。幽王不以此为惧，反而仇视忠臣，令人感叹不已！《集传》本从郑说，又引或说以介狄为女戎，并以妇寺当之，实属穿凿。

召旻

阉寺之祸，开始见于齐国的貂、宋国的戾，到秦国的赵高而更加严重。三代以前未曾有过。幽王时乱政的小人，诗中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国语》中有虢石父，都不是寺人。即使是史伯所说的“防慝暗昧，顽童穹固，侏�戚施，妖试幸措”，也不是寺人。其中的寺人仅有遭逢祸患被刑，无可控诉，而作《巷伯诗以鸣其不平者，其他阉宦未必倚宠弄权，可见。大概周官法度精宻，此

译当时宦官尚未完全灭亡，况且功臣旧臣的家族世代执掌国家权柄，这些人只负责洒扫、供给和听候使唤，怎敢干预朝政呢？《召旻》篇中“昏椓靡共”一句，毛传对“昏”字没有解释，“椓”解释为“夭椓”，从未将其视为阍人。郑玄的笺注才开始将“昏”解释为阍宦（即《周礼》中的闇人，阍与昏相通），“椓”解释为毁除。孔颖达的疏证支持郑玄的说法，认为传文的意旨也与笺注相合。我认为这未必正确。郑玄生活在桓帝、灵帝时期，亲眼目睹了各位中常侍的恶行，因此愤激而做出这样的解释罢了。然而从考察时代背景的角度来看，这种解释是疏漏的。朱熹不采纳郑玄的说法，确实是有见识的。但朱熹在解释《瞻卬》篇时，又采用任用阉人的说法，这就错了。

译“靖”训为谋，本于《释诂》；“夷”训为灭，则是恒常的训释。所谓“实靖夷我邦”，是说这些昏庸邪僻之人，实在谋划消灭我王之国。语意本简明防范，后儒将“靖夷”解释为治平，认为王所派遣来治理平定我邦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这是迂腐的。《召旻》第五章，前四句言君子的忧患，后三句言小人的兴盛。毛传对此有所领悟。“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孔疏申述毛传说：明王富有贤人，今世则忧患深重，解释得很明白。“径彼疏斯粺”，毛传说：他们本该吃粗粮，如今反而吃精米，也简明恰当。又与“胡不自替”文义连贯，后儒的解释都不及此。又郑笺说：米的比率，防（音厉）十、粺九、凿八、侍御七，即粝米一石得米九斗为粺。《说文》说：粺是毇米（毇，音委），毇米一斛舂为八斗，与郑笺不同，郑笺是正确的（另有辨析见附录《生民》篇）。又“替”字《说文》作□，说：从□白（音自，与黑白字有别）声，废一偏下也。又作□，从臼（音越，与日月字异）。又作防，从兟（所臻切，从二先，先乃先后之先非首笄之先，二先为兟子林切）。徐锴说：今作替者非是。按“替”字见于《玉篇》，入夫部，从防，蒲旱切，意为并行。徐锴应是指此《玉篇》别有□□字，而说今作替，那么替虽是俗字，其由来已久。

“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毛传说：频即厓。按《说文》“频”作“濒”，说：水厓人所实附，频蹙不前而止从页从涉。那么“频”字本义原为水厓，后人借为频数之“频”，而另造“濵”字以当水厓之义。《经典释文》引张揖《字诂》认为“频”是古“濵”字，郑笺破“频”为“濵”，孔疏以毛传为古字通用，都不对。

周、召分陕而治，于是有了《二南》之诗。二公都是周朝的元勋大臣。召康公之后，又有穆公，辅佐拥戴宣王；周文公之后，则没有听说。所以幽王时代，《黍苗》篇思念穆公，《召旻》篇思念康公，分别见于《二雅》。康公辅佐创业，穆公佐助中兴，祖孙美德相继，都成为王室倚赖的对象，相望于二三百年之中。适宜乎思念召公甚于思念周公了。虽然，诗始于周、召，而《国风》以《豳》终，《大雅》以《召》终，以二公为风雅的始终。孔子编订诗经，大概有深意吧？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三

吴江陈启源撰

颂

周颂

周颂三十一篇，朱熹《诗集传》与《毛诗序》相合的有：《清庙》、《我将》、《时迈》、《思文》、《振鹭》、《丰年》、《有瞽》、《潜》、《有客》、《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酌》、《般》，共十五篇。其大相径庭的有：《天作》、《昊天有成命》、《执竞》、《臣工》、《噫嘻》、《雝》、《载芟》、《良耜》、《丝衣》，共九篇。《天作》，朱熹认为是祭祀太王，而不考虑经文兼颂文王；《昊天有成命》及《执竞》，认为是康王、昭王以后的诗，而不考虑周颂都是周公所定；《臣工》、《噫嘻》，认为是告诫农官，而不考虑颂篇都用于祭祀；《雝》诗，认为是武王祭文王而非禘祭太祖，而不考虑文王庙中不应夸耀昌后（辨析详见通义）；《载芟》、《良耜》，只讥讽《毛诗序》错误，不能确定其用途，而不考虑祭社稷，难道没有乐章？《丝衣》，认为是祭祀而饮酒，不能详述其何祭，而不考虑，丝衣即是绎祭的明证，序说本不必更改。这些都是明显失误。至于《维天之命》、《维清》、《烈文》、《载见》、《武》、《桓》、《赉》，共七篇，则朱传与序在离合之间，尤其有应当辨析的。《维天之命》及《维清》，都认为是祭文王，与序不违背，却唯独删去其告太平、奏象舞之说。上维天命，下及曾孙，明显是功成治定归美祖考的辞令，这是因太平而祭，非常祭也。至于象箾之舞，是文王之乐，见于《左传》，序语实有明证，为何一定要舍弃？《烈文》、《载见》，都是助祭之诗，也与序相合，却不采用其初即政及始见之意。诸侯助祭是常事，唯有涖祚之初见庙临诸侯，诗人乐见新王风采，所以述而为歌，序岂可废弃？其《武》、《桓》、《赉》三诗之说与序无异。根据《左传》楚子之言，以《武》为大武之首章，《赉》为大武之三章，《桓》为大武之六章，则甚是不对（通义辨析此甚详）。《左传》以“耆定尔功”为《武》之卒章，并不以《武》为大武之首章。周颂篇止一章，无叠章者，朱传指末句为卒章，意以一句为一章，“且耆定尔功”为卒章，那么此句之后不得更有武颂了。朱子反而目为首章，方欲借《左传》以证成其说，却显与之违背，何以取信于人？其三、其六，杜预注本以篇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为何不察？

清庙之什

清庙

郑玄依据《书传》，周公摄政五年，营建成周，合之《召诰》《洛诰》二篇，书序知洛邑之成也在五年，而六年朝诸侯，与《明堂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