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三
所言为一事，东莱非之，而据《洛诰》“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语，以为成洛邑在七年，不在五年，又为《洛诰》“王在新邑，烝祭歳，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与《清庙》祀文王为一事，源案孔氏《书传》、毛氏《诗传》皆以作洛为七年事，则《清庙》祀文王在七年，理固有之也，但《洛诰》所谓“受命七年”，乃总计周公居摄之年，所为烝祭乃为封鲁而祭，非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专祭文王，东莱引以为据，恐与序未必合。
译所说的是一件事，东莱先生对此表示反对，并依据《洛诰》中“周公大力辅佐文王、武王，接受天命共七年”的话，认为建成洛邑是在第七年，而不是第五年。他又将《洛诰》中“周王在新邑，举行年终大祭，用一头红牛祭文王，用一头红牛祭武王”与《清庙》中祭祀文王视为同一件事。源按：孔氏的《书传》和毛氏的《诗传》都认为营建洛邑是第七年的事，那么《清庙》祭祀文王在第七年，道理上本来也是可能的。但是，《洛诰》所说的“受命七年”，是总计周公摄政的年数；所进行的年终大祭，是为了分封鲁国而举行的祭祀，并非为了建成洛邑而祭；并且是同时祭祀文王和武王，并非专门祭祀文王。东莱先生引用这些作为依据，恐怕与《诗序》未必相符。
骏奔走，在庙传以骏为长，笺以骏为大，笺义与《周书·武成》传合，可从也。显承无射传指文王，笺指祭者，传义为优。
维天之命
序云：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传引孟仲子，美周之礼。郑亦以为周公将欲制作，先祭告文王，后儒莫从其説。然合之经文，斯言良是。经云：「我其收之」，又云：「曽孙笃之」。收之者，所以承先；笃之者，所以传后也。非礼乐孰当之哉？周家为治，全恃礼乐。周公制礼作乐，是辅相成王，一大事业。故降至春秋，日寻兵革，犹聘问燕好，以礼相维。而天王亦赖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百年，其重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文王为受命开基之祖，居位最久，意五十年中，规模制度犁然备矣。今纪载阙略，无由考其详。然稍着于经传者，如禴祀烝尝，灵台辟廱，皆见于文王正雅。书康诰言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为法。至晋韩起见《周礼》于鲁，则文之易象在焉。吴季札观周乐于鲁，则文之南籥舞焉。又诗言文王之典，书言文王之谟。孔子亦言文王之文，信乎文王之时，制作已备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既致太平，更取而斟酌厘定之，为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谓「六年颁度量」也。此诗正作于斯时，所云「收聚文王之徳，惠顺文王之意」，指制礼作乐于义为允。
假以溢我与假乐，假字皆训嘉。音暇，毛、郑所同。其溢字，毛训慎，郑训盈。溢盈溢之训，今世通用。其训慎，则见《释诂》一云“溢慎”，一云“静慎”，则必静义，亦相通也。舎人云“行之慎”，郭氏以为义，见《诗》正指此颂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孙。”义本诸此。王、崔、申毛作“顺”字解【见释文，又“慎”本或作“顺】盖读本不同，然合之《尔雅》，则“慎”字为正也。又“假”《説文》作“誐”，誐音娥，云“嘉善也”，与毛、郑字异，而义同。
维清
勺与象皆舞曲也。勺舞见《礼记》之内则及《仪礼》之燕礼；象舞见《礼记》之《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内则》《仲尼燕居》诸篇。郑氏注《内则》，以勺为文舞，象为武舞。疏引熊氏语证之，葢勺即《颂》之酌，象即《颂》之武也。其《维清》序云：“奏象舞”，独见于《左传·襄二十九年》，不在六乐之列，与大舞之象异。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维清》之象，象文王之伐。此虽经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传如此，当有本也。吕记于《维清》序下，引刘氏语，以象为文舞，即《左传》之象箾，歌《维清》以奏之；勺为武舞，即《大武》歌《大武》以奏之。夫以象为象箾，虽与郑异，然犹与《周礼·乐师》贾疏合也。至《酌》《武》明有二颂，乃合之为一舞，可乎？
维清篇。惟郑氏释之最明，而后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之説出于纬书耳【中侯·我应云：枝伐弱势。注云：伐纣之枝党，以弱其势，若崇侯之属。我应云：伐崇谢告。注云：谢百姓且告天主为崇也】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势必以肇禋属之成王。然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一语，文义不续。故朱子疑经有阙文，则何如仍以肇禋属文王？文顺而义贯也。源谓祭天枝伐虽纬书之説，然文王之伐崇类祭，见《皇矣》诗。此可证也。类祭之为祭上帝，见《书·舜典》《泰誓》及《礼记·王制》诸书，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观之，则以肇禋为文王始祭天，非无稽之谈也。又周世武功惟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为大，故《文王有声》篇言武功独举伐崇为言，《皇矣》篇之是类，又正指伐崇之事。则肇禋虽言祭，实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经证经，枝伐之言非谬也。
烈文
朱子辨説，讥《烈文》序以为诗中未见即政意。然《清庙》序言成洛邑，朝诸侯，诗中亦无此意，而集传取之。同一序也，是彼而非此，何也？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毛以为文王锡诸侯，郑以为天锡文王，欧阳以为文武锡我君臣。于义皆通。集传谓诸侯助祭，使我获福，是诸侯锡
译骏马奔走，在《庙》的传文中以“骏”为长，郑玄的笺注以“骏”为大，笺注的含义与《周书·武成》的传文相合，可以采纳。关于“显承无射”，传文指代文王，笺注指代祭祀者，传文的含义更为优长。
维天之命
《序》说：《维天之命》，是太平之时告祭文王。传文引用孟仲子的话，赞美周朝的礼制。郑玄也认为是周公将要制礼作乐，先祭告文王，后来的儒者没有遵循他的说法。然而结合经文来看，这种说法确实正确。经文说：“我其收之”，又说：“曾孙笃之”。收聚它，是用来继承先人；笃实它，是用来传给后人。如果不是礼乐，谁能担当得起呢？周朝治理天下，完全依赖礼乐。周公制礼作乐，是辅助成就成王的一大事业。所以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天天寻找战争，但仍然通过聘问宴饮来维系邦交，用礼制相互维系。而周天子也依靠礼乐保全其守土尊位的尊严，长达二三百年，礼乐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是周公制礼作乐，必定有所沿袭。文王是受命开基的祖先，在位时间最长，推测在五十年的统治中，规模制度已经清晰地完备了。现在记载缺失简略，无法考证其详情。然而稍微在经传中有所记载的，如禴祀烝尝，灵台辟雍，都见于文王时期的正雅。《尚书·康诰》讲用刑，《尚书·立政》讲用人，必定以文王为法则。到了晋国韩起在鲁国看到《周礼》，其中就有文王的易象；吴国季札在鲁国观看周乐，其中就有文王的南籥舞。又《诗经》讲文王的典章，《尚书》讲文王的谋略。孔子也说文王的文治，确实文王之时，制礼作乐已经完备，只是没有颁布于天下罢了。周公既已达成太平，便取文王之制加以斟酌厘定，作为一代的大法。《明堂位》所说的“六年颁度量”就是此时。这首诗正是作于此时，所谓“收聚文王的德行，惠顺文王的意旨”，指制礼作乐在义理上是恰当的。
“假以溢我”与“假乐”中的“假”字，都训释为嘉美。读音为暇，毛亨、郑玄相同。其中的“溢”字，毛亨训释为慎，郑玄训释为盈。溢、盈的训释，当今世通用。若训释为慎，则见于《释诂》，一说“溢慎”，一说“静慎”，则必定是静的含义，也相通。舍人说“行之慎”，郭璞认为是义，见于《诗》正指此颂。孔颖达疏说：“文王有嘉美之道，用来警戒谨慎我的子孙。”义理本于此。王肃、崔灵恩、申培将毛亨的“慎”字解为“顺”【见《经典释文》，又“慎”本或作“顺”】，大概是读本不同，然而结合《尔雅》，则“慎”字是正确的。又“假”字《说文解字》作“誐”，誐音娥，说“嘉善也”，与毛亨、郑玄的字不同，而含义相同。
维清
《勺》与《象》都是舞曲。《勺》舞见于《礼记》的《内则》及《仪礼》的《燕礼》；《象》舞见于《礼记》的《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统一》《内则》《仲尼燕居》各篇。郑玄注《内则》，以《勺》为文舞，《象》为武舞。疏文引用熊氏的话证明，大概《勺》就是《颂》中的《酌》，《象》就是《颂》中的《武》。其《维清》的《序》说：“奏《象》舞”，唯独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不在六乐之列，与大舞的《象》不同。大武的《象》，象征武王的征伐；《维清》的《象》，象征文王的征伐。这虽然经典中没有明文，但先儒相传如此，应当有根据。吕祖谦在《维清》《序》下，引用刘氏的话，以《象》为文舞，即《左传》的《象箾》，歌《维清》来演奏它；《勺》为武舞，即《大武》，歌《大武》来演奏它。以《象》为《象箾》，虽然与郑玄不同，然而仍与《周礼·乐师》贾公彦疏相合。至于《酌》《武》明明有两篇颂，却合为一舞，可以吗？
《维清》篇。只有郑玄解释得最明白，而后儒不用，是因为祭天枝伐的说法出于纬书【《中侯·我应》云：枝伐弱势。注云：伐纣的枝党，以削弱其势力，如崇侯之类。《我应》云：伐崇谢告。注云：谢百姓并且告祭天主为崇也】既然认为祭天不是文王的事，势必将“肇禋”归属于成王。然而“迄用有成，维周之祯”，正指文王的典章，而中间隔着“肇禋”一语，文义不连贯。所以朱熹怀疑经文有阙文，那么不如仍将“肇禋”归属于文王呢？文顺而义贯。源说祭天枝伐虽然是纬书的说法，然而文王的伐崇类祭，见于《皇矣》诗。这可以证明。类祭作为祭上帝，见于《尚书·舜典》《泰誓》及《礼记·制》各书，这又可信。结合二者来看，则将“肇禋”作为文王始祭天，并非无稽之谈。又周朝武功只有文王最多，文王武功以伐崇为最大，所以《文王有声》篇言武功只举伐崇来说，《皇矣》篇的“是类”，又正指伐崇之事。那么“肇禋”虽然言祭，实则是赞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经证经，“枝伐”之言并非谬误。
烈文
朱熹辨说，讥讽《烈文》《序》认为诗中未见即政之意。然而《清庙》《序》言建成洛邑，朝见诸侯，诗中也没有此意，而《集传》却采纳了。同一个《序》，肯定那个而否定这个，为什么呢？
“烈文辟公，锡兹祉福”。毛亨认为是文王赐福诸侯，郑玄认为是天赐福文王，欧阳修认为是文武赐福我君臣。在义理上都通。《集传》认为诸侯助祭，使我获福，是诸侯赐福
我。夫祭而受福，不归功于祖考，而以为臣下之力耶？杨用修驳之，当矣。严缉又谓辟公夹辅，以克兴周祚，是锡我以福，斯尤为妄説。嗣王涖政之始，谕诰诸侯，自当称▯天命，原本祖德，以为立言之端，乃徒归美臣下，感其翊戴之私恩，津津道之不置，何其陋也。
译我。祭祀而接受福佑，不归功于祖先，却认为是臣下的功劳吗？杨用修驳斥他，是正确的。严缉又说诸侯辅佐，从而振兴周朝国运，这是赐给我福佑，这更是荒谬的说法。继位的君王开始执政时，告诫诸侯，自然应当称颂天命，追溯祖先的德行，作为立论的开端，却只把美名归于臣下，感激他们拥戴的私恩，津津乐道地谈论个不停，多么浅陋啊。
烈文》篇皆告诸侯语，首四语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语告以武王之德也。笺谓“辟”为卿士，“公”为诸侯，殆不然，卿士日在王朝，岂与外诸侯并敕之乎？毛义胜矣。毛又以“封靡”为大累，“崇”为立言。武王克纣时，诸侯无大累于汝邦者，仍立之为君，尝论其世，知斯语诚然也。殷未亡三州之侯党恶于纣，纣诛应概从翦灭，但其中或出胁从，不皆助纣为虐，大累于民，武王仍封立之，俾得自新，洵旷荡之恩也。此时亦在助祭之列矣。其党恶之甚者，则吊伐加焉。孟子云“灭国五十”，《周书·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谓此也。《周书》又云“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则所谓无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证此诗传义矣。笺以“崇”为増其爵土，恐非是，进爵益地所以赏有功也，仅无大累而已，遽膺此赏，可乎？王氏以“封靡”为专利伤财，字义虽通，但诗指恐不尔。
天作
天作诗，彼作矣。彼徂矣。二「彼」字皆指万民也。彼作，言民之先在岐者作室以居；彼徂，言民之后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蘓氏以「彼作」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误矣。岐有夷之行，「岐」谓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苏又谓岐周之人世戴其夷易之道，尤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据韩诗改徂为岨，又于岐字絶句，持之甚坚。然徂之为岨，是以沈括之误引岐字絶句，又出师心之创説，皆与韩诗无渉也。韩惟“矣”字作者不同于毛耳，其训徂为往，行为道，岐字属下句读，并无异于毛。案后汉《南蛮传》引诗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归往矣。”易道谓仁义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险而人不难。朱子徒执其“岐道阻险”一语，改徂为阻，竟不思徂之为往，薛君自有正训，其云“阻险”者，反明“夷行”之义，非释徂义也。且括之误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从之，信后儒之谬説，疑古经之正文，诚不识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为祭大王诗，故首尾俱以岐山立説，因以岐山之道路平易，释有夷之行，斯舛矣。夫有夷之行，谓平易之道也。康成引《易》“干易坤简”当之，韩《诗》章句亦以为仁义之道，故曰“子孙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为道路平易，岂欲子孙保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郑氏论祭天地有郊丘之异，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诗，小序所言不诬也。朱子据欧阳时世论，判此篇为祀成王之诗，通义辨之允当。案以成王为王诵之諡，汉以来元有此疑【贾谊新书引叔向言以成王为武王子】故韦昭《国语》注已辨之，不意先儒吐弃之説复见采于欧朱二公也。至宥宻二字，毛传训宥为寛，宻为宁。郑笺申其意云：寛仁所以止苛刻，安静所以息虣乱，甚为正当。朱传改训宥为宏，深近世杨用修非之，良有见也。案宥字説文本训寛，其见于经典者，《易》曰“宥罪”，《书》曰“流宥”“宥过”，《周礼》及《王制》皆云“三宥”，尽取寛义，而《南华》亦有《在宥》篇【彼释文云寛也】盖宥字义止一寛，尽之更无他训。朱子因寛而转为宏，又因宏而转为深，全是迁就经文以入已説耳。况寛仁安静乃是帝王御世大徳，与《书》“临下以简，御众以寛”同义，一二字足垂法千古，所以为经也。宏深静宻取义不巳迂乎？辅广演为四义，尤属呓语。
毛传释「昊天有成命」纯用外传叔向语，郑笺亦因其解为「熙广肆固」，则破「广」为「光」，「固」为「故」，葢因外传训字皆同《尔雅》，「广」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误，故改之也。然外传又云「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终于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广固」，不应数处同误，况以「固和」之、「终于固和」，若「固」为「故」，则二语不词矣。郑之破字殆非也。案韦昭注《国语》「熙光」，用郑説「固和」则否，岂非以「固」字本无误，「字源」又为「熙」之训「广」，《诗》《书》多
译《烈文》篇都是告诫诸侯的话，开头四句是告诫他们文王的德行，接着两句是告诫他们武王的德行。郑玄笺注认为“辟”指卿士，“公”指诸侯，这大概是不对的，卿士天天在朝廷，怎么会与外诸侯一并告诫呢？毛亨的解释更胜一筹。毛亨又认为“封靡”是大罪过，“崇”是确立。武王灭纣时，诸侯中没有大罪过于你邦国的人，仍然立他们为君，考察他们的世系，知道这话确实如此。殷朝未灭亡时，三州的诸侯与纣王同流合污，纣王诛杀应概等人，将其剿灭，但其中有的人是被胁迫跟随的，并非都助纣为虐，给百姓带来大祸患，武王仍然封立他们，使他们得以改过自新，这确实是宽宏的恩德。这些人此时也在助祭的行列中。那些同流合污特别严重的，则加以讨伐。孟子说“灭国五十”，《周书·世俘篇》解释说“武王征伐四方，凡凶恶的国家有九十九个”，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周书》又说“凡归服的国家有六百五十二个”，这就是所谓没有大罪过而得以封立的人，足以证明这首诗的传注之义了。郑玄笺注认为“崇”是增加爵位和土地，恐怕不对，进爵益地是用来奖赏有功之臣的，仅仅没有大罪过而已，就承受这种赏赐，可以吗？王氏认为“封靡”是专利伤财，字义虽然通顺，但诗所指恐怕不是这样。
《天作》
《天作》这首诗，“彼作矣”，“彼徂矣”。两个“彼”字都指万民。“彼作”，是说先前在岐地的百姓建造房屋居住；“彼徂”，是说后来到达岐地的百姓望着岐地前往。苏氏认为“彼作”指大王（太王），“彼徂”指文王，这是错误的。岐地有平坦的道路，“岐”是说岐周的君主正大光明，只是指大王、文王而言罢了。苏氏又说岐周的人世代拥戴他们平易之道，更是荒谬。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根据韩诗将“徂”改为“岨”，又在“岐”字处断句，坚持得很坚决。然而将“徂”改为“岨”，是依据沈括的错误引用，在“岐”字处断句，又是出于主观臆断的创说，都与韩诗无关。韩诗只有“矣”字写作“作”不同于毛诗，其解释“徂”为往，“行”为道，“岐”字属下句读，并没有不同于毛诗的地方。查考后汉《南蛮传》引用《诗经》说：“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注释引用薛君章句说：“徂，往也；夷，易也；归，道也。那些百姓归附文王的，都说岐地有平易之道可以归往。”易道是指仁义之道，容易实行，所以岐道虽然险阻而人们不觉得困难。朱子只抓住“岐道阻险”这一句话，将“徂”改为“阻”，竟然不考虑“徂”是往的意思，薛君自有正确的解释，他说“阻险”，反而阐明了“夷行”的意义，而不是解释“徂”的意义。况且沈括的错误引用，朱子明明知道，却一定要遵从，相信后世儒者的谬说，怀疑古代经典的正文，实在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朱子认为《天作》是祭祀大王的诗，所以首尾都以岐山立论，因而用岐山的道路平易来解释“有夷之行”，这是错误的。所谓“有夷之行”，是指平易之道。郑玄引用《易经》“干易坤简”来对应，韩《诗》章句也认为是仁义之道，所以说“子孙保之”，是说世世代代守护这道罢了。现在认为是道路平易，难道是要子孙保守这条道路吗？
《昊天有成命》
郑氏论述祭祀天地有郊祀和丘祭的区别，《昊天有成命》是郊祀天地的诗，小序所说的没有虚假。朱子根据欧阳修的观点，判定这篇是祭祀成王的诗，通义辨析得恰当。查考以成王作为王诵的谥号，汉代以来就有这个疑问【贾谊《新书》引用叔向的话，以成王为武王子】，所以韦昭《国语》注已经辨析过，没想到先儒摒弃的说法又被欧阳修、朱子采纳了。至于“宥宻”二字，毛传解释“宥”为宽，“宻”为宁。郑笺申述其意说：宽仁所以制止苛刻，安静所以平息暴乱，非常正当。朱传改解释“宥”为宏，深，近世杨慎非议他，确实有见识。查考“宥”字《说文》本训宽，其见于经典的，《易》说“宥罪”，《书》说“流宥”“宥过”，《周礼及《王制》都说“三宥”，都取宽的意思，而《南华》也有《在宥》篇【其释文说宽也】，大概“宥”字义只有一宽，穷尽它再无其他解释。朱子因为宽而转为宏，又因为宏而转为深，完全是迁就经文以纳入自己的学说罢了。况且宽仁安静乃是帝王治理天下的大德，与《书》“临下以简，御众为宽”同义，一两个字足以垂范千古，所以成为经典。宏深静宻取义不是太迂腐了吗？辅广演绎为四种意义，尤其属于胡言乱语。
毛传解释“昊天有成命”完全采用外传叔向的话，郑笺也根据其解释为“熙广肆固”，于是将“广”破读为“光”，“固”破读为“故”，大概因为外传训字都与《尔雅》相同，“广”光、“固”故必定是因为音近而错误，所以改它。然而外传又说“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又说“终于固和”，而毛氏引用它也作“广固”，不应该多处都错误，况且以“固和”之、“终于固和”，如果“固”是“故”，那么这两句话就不通顺了。郑氏的破字大概是不对的。查考韦昭注《国语》“熙光”，用郑说“固和”则否，难道不是因为“固”字本无错误，“字源”又为“熙”之训“广”，《诗》《书》多
我将
我将两右皆训助，诸家所同也。朱传释为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过也。于“维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与牛羊序尊卑乎，真属戱论。于“既右飨之”，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义难通矣。案“右”字本训助，其作“佑”者，徐▯以为后人妄加也。此《诗》释文云：“右”本又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右字则为助义。《诗》「左右流之」，「保右命尔」，「保右命之」，「维天其右之」，「既右飨之」，「实右序有周」，「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诸「右」皆助也。古经「右」助字俱如此，他典多添旁作佑，当是卫包所改「右」字，偶未改耳。《朱传》于《周颂》「右」字皆训右手之右，又转为尊义，殊费迂回，胡其不讲于小学也？
祭天用特牲，而我将明堂享帝之诗，反兼言牛羊。孔疏以为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衅积，供羊牲积，是积柴。然在衅下，则是槱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见此诗维羊乃为配享而设，非享帝所用也。辨之亦详确矣。华谷用诗，故其説亦引羊人文证祭天有羊牲，不如孔义之当。
时迈
莫不震叠，传「文叠」，惧也。疏云：「释诂文破叠作慴，音义同。」案《説文》：「慴，惧也。」读若叠，是「叠」「慴」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叠，徒协切；慴，之渉切」，分为两音。《诗》《雅》释文亦然，古今异音如此。孔所据乃古音。又《尔雅》郭注云：「慴即摄也。」然《説文》「慴」「摄」各一字，而音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韩诗外传引之者凡四，皆以为任贤称职之证，与毛郑义相符矣。集传以在位为诸侯，以式序为庆让之典，较切廵狩时事。
执竞
执竞无竞，二竞义本同也。无竞，犹不显反词也。集传云：「武王持其自彊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竞。则不竞字乃争竞之竞，非自彊之竞矣。又天下之竞，非武王之竞矣。岂不毫厘千里？」
吕叔玉《周礼注》以《时迈》《执竞》《思文》为三夏，先郑引之，而康成不从。韦昭、杜预注《内外传》与吕説小异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当此三诗，不如康成所见卓矣。朱子取吕、韦二注语载之《集传》，意在与郑笺立异也。然既遵吕説，则《执竞》乃《昭夏》，周公制《周礼》时也，尝为乐章，令钟师奏之矣。乃又谓成康为二王之諡，而《执竞》是昭王以后诗，夫周公所定乐章，安得预歌昭王诗哉？前后语句相戾矣。刘瑾谓《时迈》《思文》信为时夏、纳夏，而《执竞》之为昭夏则否，盖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难于彊饰，故作此骑墙语。
思文
贻我来牟，郑引“伪大誓赤乌以谷”来语证之。后儒以为妄説，而不用。谓“贻”是稷以贻民，非天以贻武，似矣。然説文云：“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也，天所来也。”汉书刘向引此诗作“厘麰”，云“厘麰，麦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赐之，不言稷播种之也。向又言：“武王君臣以和致和，而获天助”，意与郑同。又此诗及《臣工》篇，皆特举来牟，不旁及余谷，与他诗泛称嘉种，语意自殊。则赤乌衔谷之祥，当时容或有之，不得以渉于符瑞而槩斥其诬也。又此诗上四句言后稷粒食斯民，复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稷养民之功，赐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两意相承也。若如后儒之説，谓后稷贻民以来牟之种，徧养下民，则仍是“立我烝民”之意；谓陈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国中，则仍是“莫匪尔极”之意，词防不冗复哉！况后稷播种，其为嘉谷多矣，何独取来牟一物，郑重言之也？又案：来牟，大麦也，是一谷之名。《吕览》、説文及刘向《封事》其説皆同。韩诗“贻我谷▯”，薛君云：“▯，大麦也【见《文选》注】班固《典引》曰：“▯秬黄▯”，亦以为一物矣。惟《广雅》分为大小二麦【来，小麦；牟，大麦】朱传、严缉从之，非是。
时迈思文，皆言时夏。笺云：乐歌之大者称夏。又云：夏之属有九。
译我将
“我将”两字，右边的字都解释为“助”，这是各家相同的看法。朱熹《诗集传》把“右”解释为右手的右，说右表示尊贵，这是喜好新奇说法的过错。在解释“维天其右之”时，说天降临而在牛羊的右边，难道天与牛羊要排列尊卑吗？这真是荒谬的议论。在解释“既右飨之”时，说文王降临而在“此”的右边，不知道这个“此”字指代什么，文义难以通顺。考察“右”字本义是助，那些写成“佑”的，徐锴认为是后人妄自添加的偏旁。此篇《诗经》的《释文》说：“右”字原本也写作“佑”。
“右”手这个字原本写作“又”，是象形字。而“右”字则表示助的意思。《诗经》中“左右流之”、“保右命尔”、“保右命之”、“维天其右之”、“既右飨之”、“实右序有周”、“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这些“右”字都是助的意思。古代经书中表示助义的“右”字都这样写，其他典籍大多添加偏旁写成“佑”，应当是卫包改“右”字时，偶尔没有改过来罢了。《朱传》在解释《周颂》中的“右”字时，都解释为右手的右，又转而解释为尊贵的意思，非常迂回曲折，为什么不讲究文字学呢？
祭祀上天使用单一的牺牲，而《我将》是明堂祭祀上帝的诗，反而兼说牛羊。孔颖达《疏》认为配享者使用太牢，所以有羊。又说《周礼》夏官羊人衅积，供应羊牲用于积柴。然而在“衅”之下，那就是槱燎，不是祭天，所以有羊牲，由此看出这首诗中的羊是为配享而设，不是享帝所用的。辨析得也很详细确切。华谷用《诗经》，所以他的说法也引用羊人的文证来证明祭天有羊牲，不如孔颖达的说法恰当。
时迈
“莫不震叠”，《传》说“文叠”，恐惧的意思。《疏》说：“《释诂》的文字把‘叠’破读为‘慴’，音义相同。”考察《说文解字》：“慴，恐惧。”读音像“叠”，是“叠”、“慴”二字同音，可以通用。徐锴说“叠，徒协切；慴，之涉切”，分为两个读音。《诗经》《尔雅》的《释文》也是这样，古今读音不同如此。孔颖达所依据的是古音。又《尔雅》郭璞注说：“慴就是摄。”然而《说文解字》中“慴”、“摄”各是一个字，而读音相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韩诗外传》引用这句话共四次，都作为任用贤能、称职的证据，与毛亨、郑玄的解释相符。《集传》把“在位”解释为诸侯，把“式序”解释为庆贺让贤的典礼，比较切合巡狩时的事。
执竞
“执竞无竞”，两个“竞”字意义本来相同。“无竞”，就像“不显”一样，是反语。《集传》说：“武王持守他自强不息的心，所以他的功业盛大，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争竞。那么‘不竞’的‘竞’字就是争竞的竞，不是自强不息的竞了。又天下的争竞，不是武王的争竞了。难道不是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吗？”
吕叔玉《周礼注》把《时迈》《执竞》《思文》作为三夏，郑众引用他的说法，而郑玄不赞同。韦昭、杜预注解《左传》《国语》与吕叔玉的说法小异而大同，都把《肆夏》《昭夏》对应这三首诗，不如郑玄的看法卓越。朱熹选取吕叔玉、韦昭两家的注语载入《集传》，意图是与郑笺立异。然而既然遵从吕叔玉的说法，那么《执竞》就是《昭夏》，周公制定《周礼》时，曾经作为乐章，命令钟师演奏了。却又说成王、康王是两位王的谥号，而《执竞》是昭王以后的诗，周公所确定的乐章，怎么能预先歌唱昭王的诗呢？前后语句相互矛盾了。刘瑾说《时迈》《思文》确实为时夏、纳夏，而《执竞》作为昭夏则不是，大概是不敢直言其非，而又难以强行掩饰，所以作这种骑墙语。
思文
“贻我来牟”，郑玄引用“伪大誓赤乌以谷”的话来证明。后儒认为是妄说，而不采用。说“贻”是稷把麦子赠给百姓，不是天赠给武王，似乎有理。然而《说文解字》说：“来，周朝接受的瑞麦，来麰也，是天所赐来的。”《汉书》刘向引用这首诗作“厘麰”，说“厘麰，麦子，开始从天降下”，都说天赐的，不说稷播种的。刘向又说：“武王君臣以和致和，从而获得天助”，意思与郑玄相同。又这首诗及《臣工》篇，都特别举出来牟，不涉及其他谷物，与其他诗泛称嘉种，语意自然不同。那么赤乌衔谷的祥瑞，当时或许真有，不能因为涉及符瑞就一概斥为诬妄。又这首诗前四句说后稷使百姓有粮食吃，恢复其常性；后四句说天以后稷养民的功劳，赐给武王嘉祥，使他拥有天下，两意相承。如果像后儒所说，说后稷赠给百姓来牟的种子，普遍养育下民，那么仍然是“立我烝民”的意思；说在国中陈设君臣父子的常道，那么仍然是“莫匪尔极”的意思，词句不冗杂重复吗！况且后稷播种，其嘉谷多了，为何唯独取来牟一物，郑重地说呢？又考察：来牟，是大麦，是一种谷物的名字。《吕览》、《说文》及刘向《封事》的说法都相同。《韩诗》“贻我谷〇”，薛君说：“〇，是大麦【见《文选》注】班固《典引曰》：“〇秬黄〇”，也认为是一物。只有《广雅》分为大小二麦【来，小麦；穆，大麦】朱传、严缉跟随它，不对。
《时迈》《思文》，都说时夏。《笺》说：乐歌中大的称为夏。又说：夏这一类有九种。
韦昭《国语》注亦云：乐章大者曰夏。是称乐为夏，古有此名也。集传释夏为中国，且谓肆夏、纳夏因时夏语得名。然则《执竞》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译韦昭在《国语》注中也说：乐章中规模宏大的称为“夏”。可见将乐称为“夏”，古代就有这样的名称。《集传》解释“夏”为中国，并且认为《肆夏》、《纳夏》是因为“时夏”这个词而得名。那么，《执竞》中没有提到“夏”，为什么却命名为《昭夏》呢？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序云：诸侯助祭，遣于庙也。朱子非之，而改为戒农官之诗。夫戒农官，何与于祭祀，而编之于颂乎？况合之经文，未见其然也。经先戒臣工，后戒保介，劝农之词，独详于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农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称；保介者，郑笺《诗》及注《月令》皆以为车右；髙诱《吕览》注以为副，俱不云农官也。朱子欲证成戒农官之説，特取高诱注而益之曰：「农官之副。凡官有长，必有贰。何由知此副定属农官乎？且农官之正安在？乃独戒其副乎？」
维莫之春，疏谓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农书，证耕事当在建寅之月，不当迟至夏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证诸侯朝祭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遣应以孟春，援据甚详确，后儒多易之，左矣。至朱子初説，言商周改正朔，但为歳首，其朝祭犹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则所改之正将施于何用乎？赤乌所衔，惟来牟一谷，周以为受命之瑞，故独着之于《思文》，而《臣工》诗又特称之。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见其为天赐也。若谓后稷播植之，则当如《生民》《閟宫》二诗，广举诸谷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众人朱传曰：「众人甸徒也。」案周世甸徒有二，《礼记·祭义》「五十不为甸徙」，是指四丘之甸所出，长毂一乗之甲士歩卒从君搜狩者也。《周礼·天官》甸师徒三百人，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借《国语》所云「庶人终亩」者是已。《臣工》诗不言猎，亦不言耕，朱传所谓甸徒不知何指，述朱者何，并无中释也。
管子曰：农有一耜一铫【音姚】一镰【音亷】一搙，一推，一铚，然后成农。而铫、搙、铚三器皆见《臣工》诗。铫即《诗》之钱也，用以耕；搙或作鎒，俗作耨，即《诗》之镈也，用以耘；铚，《诗》亦名铚，用以获。今备覈之：《尔雅》▯谓之疀，郭云：皆古锹锸字。▯説文从斗作▯，引《尔雅》亦作▯，土雕切。疀，《説文》云：▯也，楚洽切。徐曰：锹、鍫、铫、▯、鐰皆同一字。案：锹，七遥反。邢疏音秋。《诗》释文云：铫，七遥反；何，士遥反；沈音遥。《方言》又有▯【郭，杨料切，云鍫声转也】铧【音华，《説文》作防，云两刃□也】□【楚洽切，俗作臿】□喿【音燥】梩【郭音防，案《説文》梩乃耜之或体，云□也】诸名。《世本》云：垂作铫，以上为名甚多，实与钱一器矣。《尔雅》斪【音衢】斸【丁録切】谓之定【多佞切】李廵云：锄别名。郭璞云：鉏属。《诗》疏引《释名》云：镈，鉏类也，镈，廹地去草也。《广雅》云：定谓之耨。《吕氏春秋》云：耨六寸，所以间稼。高诱以为耘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为垂作之。《考工记》段氏为镈器，然则镈也，斪、斸也，定也，耨也，鉏也，一器也。《尔雅》又云：斫谓之防【张畧切】郭云：镢也。又《説文》以镢为大鉏，此又镈之同类而稍别者与铚。《释文》正义皆引《释名》、《説文》解之。刘云：获禾，铁也。许云：获禾短镰，又小。《尔雅》截颖谓之铚，亦言获也。独此器无异名。传云：钱、铫、镈、鎒、铚、获也。铫与鎒广其名，获言其用矣。又案：钱，本田器名，即浅切，后世借为货泉字，读如全。他书史皆然，惟此《诗》“钱”字犹存本音本训。
噫嘻
噫嘻篇：「昭假郑」，引《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释之言：「能成王业，其德着且至也。」朱传引「书」：「格汝众庶」，则脱去「昭」义矣。
既昭假尔，尔字毛、郑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光明，至于天下。”德既光明显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尔”字，句法较稳。严缉引钱氏云：“尔，语辞。”正祖孔意。朱子初説以“尔”指上帝，集传以“尔”指田官，俱未安。
骏发尔私。朱传云：沟洫同贡法，无公田，故皆谓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在民者以私别之耳。乡遂之田，既无君民之分，岂得偏名之以私哉？毛
译臣工这一篇：郑玄说：“这是诸侯助祭，在宗庙中遣送宾客的诗。”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而改为告诫农官的诗。然而，告诫农官与祭祀有什么关系，却编入《颂》中呢？况且结合经文来看，也没有这样的迹象。经文先告诫臣工，后告诫保介，劝勉农事的言辞，唯独对保介详细。那告诫臣工的部分，完全没有涉及农事。又，“臣工”是有官位者的通称；“保介”，郑玄笺注《诗经》及注解《月令》都认为是车右；高诱注解《吕览》认为是副手，都不说是农官。朱熹想要证实告诫农官的说法，特意选取高诱的注解并补充说：“农官的副手。凡是官员有长官，就一定有副职。怎么知道这副手一定属于农官呢？况且农官的正职在哪里？难道只告诫他的副手吗？”
维莫之春，疏解认为是周历的季春，即夏历的孟春。一方面引用《月令》及农书，证明耕种之事应当在建寅之月，不应当推迟到夏历的季春；另一方面引用《王制》及《明堂位》，证明诸侯朝见和祭祀都在夏历的孟月，助祭而遣送宾客应当在孟春，援引依据非常详细确凿，后儒大多改变这一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朱熹最初的说法，说商周改变正朔，只是为了岁首，其朝见和祭祀仍然使用夏历的正朔。那么，朝见和祭祀是大事，如果不使用本朝的正朔，那么所改定的正朔将用于何处呢？赤乌所衔的，只有来牟这一种谷物，周朝将其视为受命的祥瑞，所以唯独在《思文》中特别记载，而《臣工》诗又特别称颂它。下文又说帝命，说上帝，正见这是天赐的。如果说这是后稷播种种植的，那么就应当像《生民》《閟宫》两首诗那样，广泛列举各种谷物来赞美他的伟大功绩了。
命我众人，朱熹传注说：“众人就是甸徒。”考查周代甸徒有两种，《礼记·祭义》说“五十岁不做甸徒”，是指四丘之甸所出，乘坐长毂战车的一乘甲士和步兵跟随君主搜狩的人。《周礼·天官》甸徒三百人，也叫甸徒，用来耕种除草。王借《国语》所说的“庶人终亩”就是这类人。《臣工》诗不说狩猎，也不说耕种，朱熹传注所说的甸徒不知指什么，阐述朱熹观点的人，并没有恰当的解释。
管子说：农夫有一耜、一铫、一镰、一搙、一推、一铚，然后才能成为农夫。而铫、搙、铚这三种器具都出现在《臣工》诗中。铫就是《诗经》中的钱，用来耕种；搙或作鎒，俗作耨，就是《诗经》中的镈，用来除草；铚，《诗经》也叫铚，用来收割。现在详细核查：《尔雅》说〇叫做疀，郭璞说：都是古锹锸的字。〇，《说文》从斗作〇，引用《尔雅》也作〇，土雕切。疀，《说文》说：〇也，楚洽切。徐锴说：锹、鍫、铫、〇、鍫都是同一个字。考查：锹，七遥反。邢昺疏音秋。《诗经》释文说：铫，七遥反；何，士遥反，沈音遥。《方言》又有〇【郭璞，杨料切，说鍫声转也】铧【音华，《说文》作防，说两刃□也】□【楚洽切，俗作�】□喿【音燥】梩【郭璞音防，考查《说文》梩是耜的或体，说□也】等名称。《世本》说：垂制作铫，以上名称很多，实际上与钱是同一种器具。《尔雅》斪【音衢】斸/*丁録切】叫做定【多佞切】，李巡说：锄的别名。郭璞说：属于鉏类。《诗经》疏引《释名》说：镈，是鉏类，镈，迫近土地去除杂草。《广雅》说：定叫做耨。《吕氏春秋》说：耨六寸，用来间隔庄稼。高诱认为是耘苗的器具，这是对的。《世本》也认为是垂制作的。《考工记》段氏制作镈器，那么镈、斪、斸、定、耨、鉏，是同一种器具。《尔雅》又说：斫叫做防【张畧切】，郭璞说：镢也。又《说文》以镢为大鉏，这又是镈的同类而稍有不同的与铚。《释文》正义都引用《释名》、《说文》解释它。刘熙说：获禾，铁也。许慎说：获禾短镰，又小。《尔雅截颖叫做铚，也说收获。唯独这器具没有异名。传注说：钱、铫、镈、鎒、�、获也。铫与鎒扩大其名称，获言其用途了。又考查：钱，本是田器名，即浅切，后世借为货币字，读如全。其他书史都是这样，只有此《诗》“钱”字还保留本音本训。
噫嘻篇：“昭假郑”，引用《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释言》说：“能够成就王业，他的德行显著且到达。”朱熹传注引用《尚书》：“格汝众庶”，就脱去了“昭”的含义了。
既昭假尔，尔字毛亨、郑玄都没有所指。孔颖达阐述毛亨说：“王的政教光明，到达天下。”德行既光明显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替“尔”字，句法较稳。严缉引用钱氏说：“尔，语辞。”正继承孔颖达的意思。朱熹初说以“尔”指上帝，集传以“尔指田官，都不妥当。
骏发尔私。朱熹传注说：沟洫同贡法，没有公田，所以都称为私。这话大概不对。井田有公田，所以在民者以私区别罢了。乡遂之田，既然没有君民之分，怎么能偏名之为私呢？毛
传云：上欲富其民而让于下，欲民大发其私田。孔疏申之，以为「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骏发尔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让下也。此见盛世君民相爱之情，传疏义优矣。又朱子以沟洫法论此诗者，説本郑笺耳。郑因诗「三十里十千耦」，适合一川万夫之数，当是每三十里分为一部，设一主田吏，即此诗农夫也。故引《地官·遂人》文证成其説，但専指乡遂贡法矣。然疏谓万夫乃四县之田，六遂三十县为七部，犹余二县，盖与公邑采地共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达于畿。」郑云：「至畿则中有都鄙，遂人尽主其地。」是都鄙与遂同制此法，故知其共为部也。据此，则郑所谓「一川万夫」，应兼乡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众，亦在其内矣。朱子专用沟洫为説，祖郑而未防厥指。
译经传说：君王想要使百姓富裕，便将利益让给臣下，希望百姓大力开发他们的私田。孔颖达的疏进一步阐释，认为“大田降雨滋润我的公田，随即也惠及我的私田”，这体现了百姓先公后私的心意。这里说“迅速开发你的私田”，言语中未提及公田，这体现了君王让利于臣下的心意。这展现了盛世君民相亲相爱的情谊，传和疏的义理确实精妙。
另外，朱熹用沟洫法来解释这首诗，其说法本源于郑玄的笺注。郑玄因为诗中“三十里十千耦”的说法，恰好符合一条河流一万人的数量，推测当时每三十里划分为一部，设置一位主管田地的官吏，也就是这首诗中的农夫。所以他引用《周礼·地官·遂人》的条文来证实自己的说法，但这只是专门针对乡遂的贡赋制度而言。
然而，孔疏认为万人是四个县的田地，六遂三十县分为七部，还剩余两个县，大概是与公邑、采地共同组成一部。为什么呢？《遂人》说：“河流上有道路，通往国都。”郑玄说：“到达国都，中间就有都鄙之地，遂人全部掌管这些土地。”这说明都鄙与遂都实行同样的制度，所以知道它们共同组成一部。据此，郑玄所说的“一条河流万人”，应该兼指乡、遂、都、鄙而言，井田制中八户人家的人口，也包含在内了。朱熹专门用沟洫法来解释，承袭了郑玄的说法，却没有防备其本意有所偏颇。
康成之説，巧合诗语。然论此诗本指，不如传义之平正也。传云：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则天下徧。疏亦谓人目所望极于三十，每各极望则偏及天下。万为盈数，故举十千，非谓三十里内有十千人也。不拘拘以大田之数相配，最得之。
振鹭
振鹭在彼无恶，在此无斁。朱传以郑笺解之，义本胜。又载陈氏説，以为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恶我，我不以彼坠其命而厌彼，误矣。此诗「我客」兼指二王后，周革商命，未尝革夏命也。坠命者桀纣耳，非东楼与微子也。况彼坠其命，是为可伤，有何可厌？厌之非人情，在恶薄小人，或有然尔，乃以「无之」自多乎？又「无恶斁」而「有誉」，同指「客」句法本相应。若「恶」属客，「斁」属我，则与「有誉」文义不贯矣。
丰年
序云秋冬报也，不言报，何神？笺谓烝尝，据序秋冬而泥其文耳。后儒各自立説，王氏以为祭上帝，苏氏以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集传以为田祖先农、方社之属，曹氏又谓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无所不报。诸説纷纷，皆无确证。案宗庙之祭，以展孝思，非报田功。郑云烝尝未可信也。报祭上帝，谓大享明堂耳。歳止一祭，不容分用秋冬两时。况明堂乐章已有「我将」、「又歌丰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报祭。至秋报社稷，宜歌「良耜」，不应又以此诗为乐章。此皆失之显然者，王、曹与集传之説俱未必然也。苏氏以为方蜡，或近之。其飨农致天地百物，则总于八蜡中矣。
丰年序，朱子辨説，讥其误，及为集传，仍用其説。盖细思之，知其不可易也。朱克升疏义，谓集传初本作“谷始登而荐于宗庙【濮一之、胡一桂、辅广俱宗此説】改本作“报赛田事【赵氏以此説为是】而以初本为正。殊不知“谷登而荐者”，即月令尝新荐庙之事也。稷、菽、麻、麦皆有荐，何无诗乎？且此诗稌黍并言，将以荐黍乎？荐稲【即稌】乎？二谷又不应同荐矣。晦翁已悟其非，而改克升，尚据为是，非善述朱者也。刘瑾疑朱子既谓序误，犹用其説，是后来所改有未尽，岂未见初説耶？
亦服尔耕，亦有高廪。二“亦”字，郑皆训为大义。本《释诂》，但彼“亦”作“奕”，孔疏以为音义同，古字容有然矣。源又谓“亦”者，旁及之辞。噫嘻之服耕，与上“骏发”意同；丰年之高廪，即上“黍稌”所藏，皆非旁及之事。惟训“大”为允当也。郑意应尔，而疏无发明，故辨之。
有瞽
序云「始作乐而合乎祖也」，武序云「奏大武也」，酌序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颂疏以为一时之事，今以《酌》笺观之，殆不然。笺云：「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据此，则告成当在居摄之六年，《酌》是也。合乐奏武当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疏失笺意矣。又《武》颂奏大武而已，《有瞽》笺曰：「合者，大合诸乐而奏之。」是所奏不止于大武也。《维清》疏云：「大合诸乐，乃为此舞。」则《文王》之《南籥》当亦奏于此时。又《春官·大司乐》「以六舞大合乐」，注谓「徧于六代之乐」，而此笺亦言「大合诸乐」，则序所云「始作乐」，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而与诸乐合奏之云尔。疏谓笺止説周之乐器，当独奏大武；合乐者，合诸乐器，非合异代之乐。此未必郑意。诸器毕备，特作乐之常，何云「大合诸乐」也？况经所言惟县鼓是周制耳，余器则《虞书》、《商颂》已有之，岂专为周乐设哉？
有瞽，释文云：“无目眹曰瞽。”眹，直谨切。案《説文》：“眹，目精也。从目，关声。”胜、賸皆从眹声。疑古从灷为□？《诗》所谓“瞽”，其古文乎？眹亦作防。后汉《卢植传》注云：“无目防曰瞽。”是也。又案《灵台传》以有眸子为蒙，而有瞽笺释瞽为蒙，则瞽非无眹者矣。《説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眹”，俱与此释文
译郑玄的解说，恰好与《诗经》的文辞相吻合。然而探讨这首诗的本意，不如《毛传》的解释平正恰当。《毛传》说：“终三十里”，是说各自极目远眺。王申之说：“三十里处天地相接，所到之处三十里，则天下都遍览了。”孔颖达的疏也认为人眼极目远眺的极限是三十里，各自极目远眺就能遍及天下。“万”是满数，所以举“十千”为例，并不是说三十里内有十千人。不固执地用大田的数量去配伍，最为得法。
振鹭
振鹭在那边没有厌恶，在这里没有厌倦。朱熹的《诗集传》用郑玄的笺注来解释，义理本来更优。又记载陈氏的说法，认为“那边不因为我革除他们的天命而厌恶我，我不因为他们失去天命而厌倦他们”，这是错误的。这首诗中的“我客”兼指夏、商两代的后裔，周朝革除商朝的天命，并没有革除夏朝的天命。失去天命的是夏桀和商纣，而不是东楼公和微子。况且他们失去天命，是值得同情的，有什么可厌倦的？厌倦他们不符合人情，只有刻薄的小人或许会这样，难道用“没有厌倦”来夸耀自己吗？又“无恶斁”与“有誉”，句法本应相应，都指向“客”。如果“恶”属于客，“斁”属于我，那么与“有誉”的文义就不连贯了。
丰年
《诗序》说这是秋冬报祭，如果不说报祭，是报答什么神灵呢？郑玄笺注认为是烝尝之祭，是拘泥于《诗序》中秋冬的说法而死抠字句。后来的儒者各自立说，王氏认为是祭上帝，苏氏认为是秋祭四方，冬祭八蜡，《集传》认为是祭田祖、先农、方社之类，曹氏又说是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无不报答。各种说法纷纷纭纭，都没有确凿的证据。查考宗庙的祭祀，是为了展孝思，不是为了报答田功。郑玄说是烝尝之祭并不可信。报祭上帝，是指大享明堂。一年只祭祀一次，不能分开在秋冬两季使用。况且明堂的乐章已有《我将》、《又歌丰年》，田祖的祭祀在孟春的吉亥日，不在秋冬，而且是祈祭，不是报祭。至于秋报社稷，应当唱《良耜》，不应该又用这首诗作为乐章。这些都是明显错误的，王、曹与《集传》的说法都不一定正确。苏氏认为是方蜡之祭，或许接近事实。其飨农致天地百物，都包含在八蜡之中了。
《丰年》的《诗序》，朱熹在《辨说》中讥讽其错误，等到作《集传》时，仍然采用其说法。大概仔细思考后，知道它不可更改。朱克升在《疏义》中说，《集传》初本作“谷始登而荐于宗庙”【濮一之、胡一桂、辅广都赞同此说】，改本作“报赛田事”【赵氏认为此说是正确的】，而以初本为正。殊不知“谷登而荐”，就是《月令》中尝新荐庙的事情。稷、菽、麻、麦都有荐新，为什么没有诗呢？况且这首诗稌黍并提，是要荐黍呢？还是荐稻【即稌】呢？两种谷物又不应该同时荐新。朱熹已经醒悟其非，而改动的朱克升，还依据为是，不是善于阐述朱熹学说的人。刘瑾怀疑朱熹既然说《诗序》有误，还采用其说法，是后来所改有未尽之处，难道没看到初说吗？
亦服尔耕，亦有高廪。两个“亦”字，郑玄都训为大义。本于《释诂》，但那里“亦”作“奕”，孔颖达疏认为音义相同，古字或许有这种情况。源又认为“亦”是旁及之辞。《噫嘻》的服耕，与上文“骏发”意思相同；《丰年》的高廪，就是上文“黍稌”所藏的，都不是旁及之事。只有训“大”才恰当。郑玄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而疏没有阐明，所以辨析它。
有瞽
《诗序》说“始作乐而合乎祖也”，《武》的《诗序》说“奏大武也”，《酌》的《诗序》说“告成大武也”。这三篇颂的疏认为是一时之事，现在看《酌》的笺注，大概不是这样。笺注说：“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给成王，然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据此，那么告成应当在居摄的六年，《酌》就是。合乐奏武应当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就是。疏误解了笺注的意思。又《武》颂只奏大武而已，《有瞽》的笺注说：“合者，大合诸乐而奏之。”这是所奏的不止于大武。《维清》的疏说：“大合诸乐，乃为此舞。”那么《文王》的《南籥》应当也在此时演奏。又《春官·大司乐》“以六舞大合乐”，注说“徧于六代之乐”，而此笺注也说“大合诸乐”，那么《诗序》所说的“始作乐”，是始作大武；所说的“合乎祖”，是以大武而与诸乐合奏的意思。疏说笺注只说周的乐器，应当独奏大武；合乐者，是合诸乐器，不是合异代之乐。这未必是郑玄的意思。各种乐器齐备，只是作乐的常事，为什么说“大合诸乐”呢？况且经文所说的只有县鼓是周制，其余乐器《虞书》、《商颂》中已有，难道专为周乐设置吗？
《有瞽》，《释文》说：“无目眹曰瞽。”眹，音直谨。查考《说文》：“眹，目精也。从目，关
异。《灵台疏》又以瞽为蒙瞍之总名，此皆以意分别，不可执也。《广雅》云：“瞽、蒙、瞍皆无目也。”殆通称耳。
译不同。《灵台疏》又把“瞽”作为“蒙”和“瞍”的总称，这些都是凭主观意见加以区分，不可拘泥执着。《广雅》说：“瞽、蒙、瞍都是没有眼睛。”这大概是通用的称呼罢了。
潜
尔雅·释器》云：“槮【音参，又霜甚反。《説文》作罧，所今切。《字林》山心切】谓之涔【潜，同，又音岑】毛》之传诗本之《小尔雅》《广雅》云：“潜槮也，积柴水中而鱼舎焉。”李廵、孙炎、郭璞注《尔雅》皆本之，是“潜”之为取鱼器也，古矣。王介甫为积柴取鱼，疑于尽物，不可为训，故改释“潜”为“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鱼，殆几于竭泽，独不为尽物乎？案古人捕鱼之具见于诗者，曰缗，曰梁，曰笱，曰罛，曰竹竿，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纶，曰网，曰罶，并此诗之“潜”，凡为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为絶流；罭之细目，亦同于数罟，不仅积柴为尽物矣。又案“潜”之为鱼具，见唐陆▯蒙诗，字作▯，音渗，云：“错薪水中，则正积柴之谓也。”其诗云：“斩木置水中，枝条互相蔽，寒鱼遂家此，自以为生计。春氷忽融冶，尽取无遗裔，所托成祸机。”临川一凝睇，陆此诗讽人以知几也。然取者不太忍乎？余读之恻然，兴断罟之思矣【别详附録】
潜篇朱传引《月令》“季冬，天子尝鱼，先荐寝庙”及“季春荐鲔”之文，辅广辨之曰：“今《月令》第有季冬荐寝庙之文，季春荐鲔乃序説也，吁异矣！季春荐鲔之文载在《月令》，三尺竖子皆见之，广独不见邪？修《大全》者又笔其语于书，可嗤也。”
鲦鲿鰋鲤。笺云：鲦，白鲦也。孔疏无申述。案《尔雅》鮂【音囚】黒鰦【音兹】注云：即白鲦，江东呼为鮂鱼是也。《韵防》云：亦作鯈【直由切】防【音由】庄子》儵鱼出逰食之，防防。《荀子》鯈浮阳之鱼。《淮南子》鯈鱼望之可见，即之不可得，皆此鱼也。《埤雅》云：鲦狭而长，似鲿而白，江淮之间谓之□【亦作□，音餐】罗愿言：此鱼好游，故濠梁有鱼乐之喻，理或有然。《本草》谓之防【□同】鱼，注云：长数寸，状如桞叶。今俗防鲦与尝皆凡鱼也，而防味尤不臧。《诗》徒取多鱼，故不辨其美恶与。
雝
雝序禘大祖吕记述之良，是惟以皇考为武王，烈考为文王。则易古注，吕谓此诗推得禘之由，而颂皇考为独详。武王初有天下，宜当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为文王耳。源谓造周之功，文为最盛，故雅颂推本王业，但详文而畧武。又烈考、文母子母并称，无嫌，古注本通也。朱传不用序义【辨説：谓诗不及喾、稷，则非禘文祖；若言偙于文王，则与序又不协】其以为祭文王，则同于笺；惟谓武王祭之则异。然朱子初説，实不如此。严缉云：古注以皇考为文王，烈考为武王，朱氏从之。既以烈考为武，决非武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素不主郑学，初説祭文王，未审以为何祭也。
宋李樗谓：「穆王名满，而有王孙满；襄王名郑，而有卫侯郑；鲁武公名敖，而有公孙敖。」证《雝》诗祀文王不讳昌之义，此非确证也。周人以讳事神，生时无讳也；庙既毁，亦无讳也。卫侯郑与襄王同时，不得有讳，此正与卫襄公名恶，而大夫有齐恶事同。谷梁传所谓「君子不夺人名，不夺人亲之所名」是也【昭七年】王孙满当定王时，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孙敖当僖公时，武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亲尽庙毁，不得有讳。《礼记》所谓「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狥于宫曰：『舎故而讳新』」是也【檀弓】若周公定礼乐在居摄之六年，与此二义俱无当，何得取以为证乎？然而《雝》诗不讳昌也，曰：「疏言之矣。」诗是四海歌颂之声，本非庙中之事，故其辞不为庙讳。及采得之后，即为经典，诗书不讳，故无嫌耳。孔语或近之，然则奏为乐章，必更有厘定矣。益信古人诗乐分为二致也。
载见
鞗革有鸧。郑云：「鸧，金饰貌。」疏以为即《韩奕》之金厄是也。朱传取《烈祖》笺「声和语」释之，恐未当。彼言八鸾，故以鸧鸧为声耳。辔首之金有几，而亦和鸣哉？况车上设铃，本取其声。革末嵌金，止以为饰。诗人称美，义各有归，宜乎训解之不同也。何得移彼释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寿。疏谓
译《尔雅·释器》说：“槮（音参，又音霜甚反。《说文》作罧，所今切。《字林》音山心切）叫做涔（潜，同涔，又音岑）。”毛亨传《诗》的本源来自《小尔雅》。《广雅》说：“潜就是槮，把柴堆积在水中，鱼就栖息在那里。”李巡、孙炎、郭璞注释《尔雅》都依据这个说法，可见“潜”作为取鱼的器具，由来已久了。王安石认为积柴取鱼，恐怕有尽取物类的嫌疑，不足以作为训诂，所以改释“潜”为“从深处取”。然而从深处取鱼而多得鱼，几乎等同于竭泽而渔，难道不是尽取物类吗？查考古人捕鱼的器具在《诗经》中出现的，有缗、梁、笱、罛、竹竿、九罭、罩、汕、纶、网、罶，加上这首诗的“潜”，总共十二种名称。其中像梁是堰水，这是断绝水流；罭的网眼细密，也等同于密网，不仅仅是积柴才算是尽取物类。又查考“潜”作为鱼具，见于唐代陆龟蒙的诗，字写作“罧”，音渗，说：“把柴错杂堆积在水中，正是积柴的意思。”他的诗说：“砍伐树木放置在水中，枝条互相遮蔽，寒鱼于是安家在此，自以为有了生计。春冰忽然融化，全部捕获没有遗留，所依托的反而成了祸患的契机。”王安石（临川）一看，陆龟蒙这首诗是讽喻人要知道事理先机。然而取鱼的人不太残忍吗？我读后感到悲伤，产生了断绝渔网的念头【另详附录】。
《潜》篇朱熹的传注引用《月令》“季冬，天子品尝鱼，先荐于寝庙”以及“季春荐鲔”的文字，辅广辩驳说：“现在《月令》只有季冬荐于寝庙的文字，季春荐鲔乃是序说，唉，奇怪了！季春荐鲔的文字记载在《月令》中，三岁孩童都看得见，辅广难道没看见吗？编修《大全》的人又把他的话写进书里，可笑啊。”
鲦、鲿、鰋、鲤。郑玄笺注说：鲦，是白鲦。孔颖达疏没有进一步阐述。查考《尔雅》“鮂（音囚）黑鰦（音兹）”注解说：就是白鲦，江东称为鮂鱼就是这样。《韵防》说：也写作鯈（直由切）防（音由）。《庄子》“儵鱼出游食之，防防”。《荀子》“鯈浮阳之鱼”。《淮南子》“鯈鱼望之可见，即之不可得”，都是这种鱼。《埤雅》说：鲦狭长，像鲿但是白色，江淮之间称为□（也作□，音餐）。罗愿说：这种鱼喜欢游动，所以濠梁有鱼乐的比喻，道理或许如此。《本草》称之为防（□同）鱼，注解说：长几寸，形状像柳叶。现在俗防鲦与尝都是普通的鱼，而防的味道尤其不好。《诗经》只是取多鱼之意，所以不辨别它们的美恶罢了。
《雝》的序言说禘祭大祖，吕氏记载得很好，只是以皇考为武王，烈考为文王。那么改变古注，吕氏认为这首诗推究得到禘祭的原因，而颂扬皇考特别详细。武王刚拥有天下，应当这样。又烈考与文母并提，应当是文王。源氏认为建立周朝的功业，文王最为盛大，所以雅颂推崇周王业的根本，只详述文王而略述武王。又烈考、文王，子母并称，没有嫌疑，古注本来就是这样通用的。朱熹的传注不采用序言的意思【辩说：认为诗中没有提到喾、稷，就不是禘祭文祖；如果说偕同文王，又与序言不协调】。他认为祭祀文王，则与郑玄笺注相同；只有认为武王祭祀则不同。然而朱熹最初的解说，其实不是这样。严缉说：古注以皇考为文王，烈考为武帝，朱氏跟随他们。既然以烈考为武王，决不是武王主祭了。但朱熹谈论禘祭，向来不主张郑学，最初解说祭祀文王，不知道认为是什么祭祀。
宋代李樗说：“穆王名满，而有王孙满；襄王名鄭，而有卫侯郑；鲁武公名敖，而有公孙。”以此证明《雝》诗祭祀文王不避讳“昌”字的意义，这不是确凿的证据。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活着的时候没有避讳；庙宇已经毁坏，也没有避讳。卫侯郑与襄王同时，不能有所避讳，这正与卫襄公名恶，而大夫有齐恶的事情相同。《谷梁传》所说的“君子不剥夺人的名字，不剥夺人所起的名字”就是这样【昭公七年】。王孙满在定王时，穆王已经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孙敖在僖公时，武公已经在二昭二穆之外。亲尽庙毁，不能有所避讳。《礼记》所说的“既卒哭，宰夫拿着木铎在宫中巡行说：‘舍弃旧的而避讳新的’”就是这样【檀弓】。如果周公制定礼乐在居摄的第六年，与这两层意思都不相符合，怎么能取来作为证据呢？然而《雝》诗不避讳“昌”字，说：“已经疏解过了。”诗是四海歌颂的声音，本来不是庙中的事情，所以它的言辞不为庙讳。等到采录之后，就成为经典，诗书不避讳，所以没有嫌疑。孔子的话或许接近这个意思，那么演奏成为乐章，必定更有厘定了。更加相信古人诗乐分为两种情况了。
《载见》
鞗革有鸧。郑玄说：“鸧，金饰的样子。”孔颖达疏认为就是《韩奕》中的金厄。朱熹传注取《烈祖》笺注“声和语”来解释，恐怕不恰当。那里说的是八鸾，所以以鸧鸧为声音罢了。辔首的金饰有几个，而也和鸣吗？况且车上设置铃铛，本来取它的声音。皮革末端镶嵌金子，只是作为装饰。诗人称美，意义各有归属，适宜训解不同。怎么能移彼释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寿。孔颖达疏说
三言，“以”者皆以诸侯为此，良是也。又谓孝享、介寿通为一事，则未尽。案三者虽皆指祭言，而义亦微别。孝者，内尽其心也，所谓合万国之欢心也。享者，外备其物也，所谓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夀者，祭毕而受嘏也，所谓小大稽首，使君夀考也。此三者皆赖诸侯之助。
译“三言‘以’者皆以诸侯为此”，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又说“孝享”与“介寿”是同一件事，这就没有说透彻了。考察这三者虽然都指祭祀而言，但含义也有细微差别。“孝”，是指在内竭尽诚心，也就是所说的汇聚万国的欢心；“享”，是指在外备齐祭品，也就是所说的三牲、鱼干腊肉，以及四海九州的美味；“介眉寿”，是指祭祀结束后接受福佑，也就是所说的无论大小官员都叩头，祈愿君主长寿。这三者都依赖诸侯的协助。
绥以多福，安诸侯以多福也。俾缉熙于纯嘏，使继续广大其纯嘏也。李氏之解，本于郑笺、孔疏，而缉熙义较优，总欲诸侯亦享其福也。朱子初説，以为均福于诸侯，意本相同。后复变其説，与《烈文》篇“锡兹祉福”同解，未见其胜。
有客
亦白其马传，以为亦周，笺以为亦武庚，传得之矣。先代之后，亦得如王朝自乗所尚，所以尊大之也。若驳武庚以美微子，恐非客所乐闻。诗人忠厚之指，当不其然。且字有四音，子余切者，其本音也。説文训荐，又七也切，此二音人所习闻。又音徂，郑风“匪我思且”，释文云存也。士曰“既且”，释文云徃也。又七叙切，音取。《韩奕》“笾豆有且”，郑云多貌；《颂》有“萋有且”，毛云敬慎貌。而《韩奕》有“且”，则兼葅取两音。正韵“且”字音慈庾切，而引《颂》“萋且”当之，误矣。慈庾切应读如聚与取各一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笺谓以治玉比择人，盖雕琢皆治玉之名，本于尔雅，非郑氏臆説也。严缉据棫朴毛传谓雕琢分别金玉，雕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郑意非毛意，误矣。棫朴诗追琢与金玉连文，毛姑即经文而分释之耳，非雕字定训也。此诗追琢，自当以尔雅为正，案雕追敦字异义同。
薄言追之，左右绥之。追送也，已发上道。王使追逐而饯送之，左右之臣又与燕饮，安乐之观。《韩奕》诗：“韩侯出宿，而显甫往饯。”可见古礼如此。朱传曰：“追之者，已去而复还之。”夫不留之于未行，而追之于巳去，往返仆仆，重勤嘉賔。恐古人无此待客之礼。又训“左右”为无方，説本苏氏。賔礼掌于行人，郊劳赠贿，皆有常仪；飨燕刍牢，皆有定制，非可意为厚薄也。安而留之，岂得无方乎？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传云淫大威则郑申大则之义谓用殷正朔行其礼乐如天子也朱传虽不训威为则而意与毛郑同至吕记严缉俱载什方张氏语以淫威为诛武庚事此最为谬説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汤以圣德受命勉其践修词气和平如骨肉相告语并无猜防之意岂于其来朝无故举乱亡之祸以伤其心哉后世智畧之士称▯朝廷盛德以摄逺夷叛贼则有之矣不闻忠厚之朝施此于象贤之▯也
武
嗣武受之，毛训“武”为迹，为嗣文王之迹而受之。郑以为嗣子武王，文义俱通。但《雅》《颂》称先王，皆以“王”配諡而言，其单举諡，惟《江汉》“文武”受命，《閟宫》至于“文武”而已。彼二王并举，容或省文，此专目“武王”，不同彼例。且“嗣子”之称，虽对文王言，亦非所施于既没之后，当以传义为正。耆定尔功，疏为宣十二年，《左传》引此诗云“耆昧”也，误矣。“耆昧”者，承“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而释之耳，乃随武子之言也。楚子引“耆定尔功”，亦在宣十二年，然并不训“耆昧”，岂误合二文为一乎？
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即摄政七年，归政之后，成王庙见而作《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四诗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肃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丧，将即政而朝庙，作《闵予小子》《访落》《敬之》三诗，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摄。其《小毖》一诗，则作于归政之后者，此郑氏之説也。今观之，郑氏之误有三焉：成王免丧，年仅十三，自难躬亲万几，周公大圣人，又其亲叔父也，岂不知君德浅深，必待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摄乎？误一也。颂虽非成王自作，然必意向果如此，诗人乃述而歌之。观三诗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学好问之事，十三歳童子意向如此，可谓天▯过人矣，何至惑于流言，疑忌周公，积年不悟？误二也。又曰：《诗》小序首曰“朝于庙”，次曰“谋于庙”，又次曰“进”，又次曰“求助”，盖因庙而谋，因谋而进戒，因闻戒而求助，四序语意相聨贯，而皆称嗣王，定是一时之事。郑分前三诗在居摄前后，一诗在归政后，相去七年。误三也。则王义允矣。宋儒好贬郑学，而《闵予小子》三诗独从其免丧朝庙
译用多福来安抚，是用多福来安定诸侯。使继续广大其纯嘏，是让他们继续光大那纯粹的福泽。李氏的解释，本于郑玄的笺注和孔颖达的疏解，而“缉熙”的含义较为优长，总归是希望诸侯也能享受这福泽。朱熹最初的解说，认为是将福泽均分给诸侯，本意相同。后来他又改变了说法，与《烈文》篇中“锡兹祉福”的解释相同，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
《有客》
“亦白其马”的传注，认为“亦”指周朝，郑笺认为“亦”指武庚，传注的说法是正确的。前代君王的后裔，也可以像王朝自己一样乘坐所崇尚的车马，这是为了尊崇他们。如果驳斥武庚来赞美微子，恐怕不是客人乐于听到的。诗人忠厚的旨意，应当不是这样。况且“且”字有四种读音，子余切的是它的本音。《说文解字》解释为“荐”，又读七也切，这两种读音是人们熟悉的。又读徂，郑风“匪我思且”，《释文》说意思是“存”。士曰“既且”，《释文》说意思是“往”。又读七叙切，音取。《韩奕》中“笾豆有且”，郑玄说意思是“多貌”；《颂》中有“萋有且”，毛亨说意思是“敬慎貌”。而《韩奕》中的“且”，则兼有“多”和“取”两种读音。《正韵》中“且”字音慈庾切，并引用《颂》中的“萋且”来对应，这是错误的。慈庾切应该读如“聚”与“取”各一音，不知依据什么版本。
“敦琢其旅”，郑笺说用治理玉石来比喻选拔人才，大概雕琢都是治理玉石的名称，本于《尔雅》，并非郑玄的臆说。严缉依据《棫朴》的毛传，说雕琢是分别金玉，雕本是治理金属的名称，他说治理玉石，是郑玄的意思而非毛亨的意思，这是错误的。《棫朴》诗中“追琢”与“金玉”连用，毛亨只是就经文分别解释罢了，并非“雕”字的固定训释。这首诗中的“追琢”，自然应当以《尔雅》为准，查考“雕”、“追”、“敦”字不同而意义相同。
“薄言追之，左右绥之。”追，送也，已经出发上路。君王派人追逐并饯送他，左右的臣子又与他宴饮，安乐地观看。《韩奕》诗中：“韩侯出宿，而显甫往饯。”可以看出古代礼仪如此。朱熹传注说：“追之者，已去而复还之。”如果不留在未出发时，却在离开后追赶，往返奔波，加重劳累嘉宾。恐怕古人没有这种待客的礼仪。又解释“左右”为无方，说法本于苏氏。宾客的礼仪由行人掌管，郊劳赠贿，都有固定的仪节；飨燕刍牢，都有确定的制度，不可以随意厚薄。安乐地挽留他，难道会没有方寸吗？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传注说“淫”是大，“威”是则，郑申说“大则”的意思是，使用殷朝的历法，施行其礼乐，如同天子一样。朱熹传注虽然不解释“威”为“则”，但意思与毛亨、郑玄相同。至于吕祖谦《记》、严缉都记载什方张氏的话，以“淫威”为诛杀武庚的事，这最为荒谬。周朝忠厚待人，他命令微子时，只是陈述成汤以圣德受命，勉励他践行修德，语气平和，如同骨肉相告语，并无猜忌防备之意，怎么会在微子来朝时，无故提起乱亡之祸来伤害他的心呢？后世智略之士，称颂朝廷盛德以震慑远夷叛贼，是有的，没听说忠厚的朝廷对继承祖先美德的人施加这种手段。
《武》
“嗣武受之”，毛亨解释“武”为迹，是继承文王的足迹而接受它。郑玄认为是嗣子武王，文义都通。但《雅》《颂》中称先王，都以“王”配谥号而言，单独举谥号的，只有《江汉》中“文武”受命，《閟宫》中至于“文武”而已。那两位君王并举，或许可以省略文字，这里专门指“武王”，不同于那种情况。况且“嗣子”的称呼，虽然是对文王而言，也不是用于死后之人的，应当以传注的意思为正确。“耆定尔功”，疏解为宣十二年，《左传》引用这首诗说是“耆昧”也，这是错误的。“耆昧”者，是承接“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来解释的，乃是随武子的话。楚子引用“耆定尔功”，也在宣十二年，然而并不解释“耆昧”，难道是把两篇文章误合为一吗？
《闵予小子之什》
《闵予小子》
认为武王去世，周公即摄政七年，归政之后，成王朝见宗庙而作《闵予小子》《访落》《敬之比》《小毖》四首诗，这是毛公的意思，而王肃叙述了它。认为成王十三岁，脱去武王的丧服，将要执政而朝见宗庙，作《闵予小子》《访落》《敬意》三首诗，自说不堪任事，周公才开始居摄。那《小毖》一首诗，则作于归政之后，这是郑玄的说法。现在看来，郑玄的错误有三：成王脱去丧服，年仅十三，自然难以亲自处理万机，周公是大圣人，又是他的亲叔父，难道不知道君主德行的深浅，一定要等他自说不行，才开始居摄吗？这是第一个错误。颂虽然不是成王自作，但必定意向果真如此，诗人才会叙述并歌唱它。看三首诗所说的，都是敬天法祖、勤学好问的事情，十三岁童子的意向如此，可谓天性过人，怎么会惑于流言，疑忌周公，多年不悟呢？这是第二个错误。又说：《诗》小序首先说“朝于庙”，其次说“谋于庙”，再次说“进”，再次说“求助”，大概是因为在宗庙谋划，因为谋划而进谏，因为听到谏言而求助，四个小序语意相连贯，而且都称嗣王，定是一时之事。郑玄把前三首诗分在居摄前后，一首诗在归政后，相隔七年。这是第三个错误。那么王肃的意思就正确了。宋儒喜欢贬低郑学，而《闵予小子》三首诗唯独听从他脱去丧服朝见宗庙的说法。
之説者，盖谓周公居摄止行冡宰事，嗣王见庙临羣臣，当在新立时，不应迟至七年后耳。不知周公之摄政，纵未必践祚负扆南向朝诸侯，然谓仅行冡宰事，未必然也。当是时，出则征伐四方，入则制礼作乐，以至建亲藩、营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岂防常臣职乎？其训于王，则曰“冲人”“曰孺子”“曰小子”，岂臣子对君之称乎？非常之举，非圣人不能行。故尧舜禅让，汤武征诛，尹之放，公之摄，皆旷古一见之事。奸人托之以为利，儒者讳之以为诬，其不知圣人一而已。源谓成王初免丧时，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摄政，非巳出，不必有咨问之言。及归政之后，亲理庶务，自当从容延访，以尽下情，博采羣言，以禆治道。四诗正作于此时耳。
译这种说法，大概是认为周公摄政时只行使冢宰的职权，嗣王在宗庙接见群臣，应当是在新即位的时候，不应该推迟到七年后。他们不知道周公的摄政，纵然未必是正式登基、背倚屏风面向南方朝见诸侯，但说仅仅行使冢宰的职权，也不一定正确。当时，对外征伐四方，对内制礼作乐，以至于分封亲藩、营建洛邑，事事都由周公亲手办理，这难道是寻常臣子的职权吗？他训诫成王时，称“冲人”“孺子”“小子”，这难道是臣子对君主的称呼吗？不寻常的举动，非圣人不能实行。所以尧舜禅让，商汤周武征伐诛讨，伊尹流放太甲，周公摄政，都是千古罕见的事情。奸人借它来谋取私利，儒者避讳它而认为是诬蔑，他们都不了解圣人罢了。程颐认为成王刚脱去丧服时，并非不祭祀祖先、接待下属，只是周公正居摄政之位，并非已经还政，不必有咨询询问的话。等到还政之后，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自然应当从容地广泛访求，以了解下面的情况，广泛采纳众人的意见，以辅佐治国之道。这四首诗正是作于此时。
闵予小子四诗，朱子既谓免丧时作矣。及释荓、蜂、桃虫，又以为指管蔡事。辅广述朱，亦以《访落》篇多难为指管蔡。则是成王之疑周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丧时矣。尝考之《书·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二年以前，武王崩，管叔方在殷也。闻之而流言，言达于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几阅月矣。二年之后，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诗诒王。王见诗而犹不悟，始有风雷之警，又不知几阅月也。居丧二十七月【此王肃之説】除居东二年前后，仅三月耳，岂能厯此多故哉？况成王衰绖之中，不应服弁服也。宅忧谅隂，不应出郊也。公亦在衰绖中，不应迎以衮衣绣裳也。皆理之难通者。然则四诗之作，在七年归政后无疑也。若成王初免丧，疑公方甚，安得有惩前毖后之言乎？
孔疏引《曲礼》云：“天子在丧曰予小子”，以证《闵予小子》三诗是初免丧时作，非也。案“予小子”告天下之恒称也，《召诰》、《洛诰》及《周官》载成王之言皆有此称。作《洛》在摄政之七年【孔氏《书传》、毛氏《诗传》説同】除丧巳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后，则即政又久矣。又《康王命毕公》、《穆公命君牙》亦自称“予小子”，《毕命》作于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详何年，未必初立时也。《江汉》诗亦云“无曰予小子”，纪年谓伐淮夷在宣王六年，虽未必果尔，要非初即位事矣。此皆见于《诗》、《书》，厯厯可据者，《曲礼》之言殆未可泥。
访落
庭实也，此诗书训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绍庭上下，言继文王之直道，施于上下也。两诗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传以庭为庭户之庭，陟降庭止，既以见羮见墙释之矣。至访落之绍庭二语，则云绍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夫鬼神陟降于庭，本属虚想，非实有其事也，将何以绍之？况绍庭二字，亦不词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汉书注説，因説顔监精史学而不梏于专经之陋，故独得诗之本指。源谓斯言不然，经义▯深，专精于是者，尚诋其陋，反谓渉猎者得之乎？经学之卤莽，必自斯言始矣。
艾，厯也，厯数也，释诂文也。郑训朕未有艾」，转厯而为数不如王氏训厯之为经也。集传谓如夜未艾」之艾，则艾为尽矣。又云「予不能及」，「及」与尽异义当何适从乎？又此篇集传本顺文释经须语语相缀，方得文义蝉连中间脱去「维予小子」一语殊属疎忽。
敬之
疏谓《周颂》诸篇皆当时实有其事，诗人见之而述为歌，则作者主名不可考矣。闵予小子四篇，当是一人手笔。敬之篇述成王君臣相告语之言，皆旁人代为之词耳。未传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为答之之词，是真以此四诗为成王作矣。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气之运行，万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朱传曰：「陟降于吾之所为，则与日监在兹意复矣。」
小毖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亦作甹。荓蜂，训为▯曵，毛、郑之解，与《尔雅》同，其来古矣。训为使蜂者，王氏之谬説也。彼之新经字説，皆此类耳。不意朱、吕大儒，乃为所惑。且安石之为此説者，徒见下句言螫耳。然辛螫并言，岂辛者蜂之味邪？又辛螫，《韩诗》作辛赦，云赦，事也【见释文】可见经字元多借用，非有师授，不能得其真，徒据今本而妄为穿凿，失之逺矣。
桃虫飞鸟之喻，泛言事理，如此当谨于微。诗名《小毖》，以此非有所指也。疏用王肃述毛，言将来患难，当慎其小，非悔不诛管蔡，诗意良然。郑谓成王悔不早诛管蔡，以致畔乱，此误矣。管蔡乃成王叔父，流言乃口语小罪，岂得辄加刑戮？况此时已挟殷畔矣。以为畔于居东后者，亦郑之臆説。向读《金縢》书，已辨之。
鹪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妇、女匠袜匠之名。而荀子説蒙鸠有苕折、卵破之喻，即桃虫也。小如黄雀，取茅秀为巢，大如鸡子，所须不过一枝。《尔雅》曰：“
译《闵予小子》等四首诗，朱子已经说是成王除去丧服时所作。等到解释“荓蜂”、“桃虫”时，又认为是指管叔、蔡叔的事。辅广阐述朱子的观点，也认为《访落》篇中“多难”是指管叔、蔡叔。那么，成王怀疑周公，直到醒悟而迎接周公，都发生在成王尚未除去丧服的时候。我曾经考证《尚书·金縢》，大概不是这样。周公去东方居住两年，罪人才被抓获。在这两年以前，武王去世，管叔正待在殷地。听到消息后散布流言，流言传到周地，于是成王产生怀疑。成王怀疑周公，周公出走，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月。两年之后，抓获罪人，而成王还没有醒悟，因此作诗赠给成王。成王看到诗仍然没有醒悟，才开始有风雨雷电的警示，又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月。居丧二十七月【这是王肃的说法】，除去周公去东方居住的前后时间，仅仅三个月罢了，怎么能经历这么多变故呢？况且成王在穿丧服期间，不应该穿戴弁服。在居丧守孝期间，不应该出城到郊外。周公也在穿丧服期间，不应该用衮衣绣裳来迎接他。这些都是道理上难以讲通的。那么，这四首诗的创作，无疑是在成王七年还政之后。如果成王刚除去丧服，对周公的怀疑正深，怎么会有“惩前毖后”这样的话呢？
孔颖达的疏引《曲礼》说：“天子在丧期自称‘予小子’”，以此证明《闵予小子》等三首诗是刚除去丧服时所作，这是不对的。按，“予小子”是向天下人宣告时的常用称呼，《召诰》、《洛诰》以及《周官》记载成王的话都有这个称呼。作《洛诰》是在摄政的第七年【孔氏《书传》、毛氏《诗传说法相同】，除去丧服已经很久了，到作《周官》是在四次征伐不服之后，那么正式执政又很久了。又如《康王命毕公》、《穆王命君牙》也自称“予小子”，《毕命》作于康王十二年，康王在位已经很久了。《君牙》的创作不详何年，未必是刚即位的时候。《江汉》诗也说“无曰予小子”，《竹书纪年》说讨伐淮夷在宣王六年，虽然未必确实如此，但肯定不是刚即位的事。这些都是见于《诗》、《书》，清清楚楚可以依据的，《曲礼》的话大概不可以拘泥。
访落
庭实，这是《诗经》的训诂。陟降庭止，是说文王上事天下，治理百姓都遵循正直之道。绍庭上下，是说继承文王的正直之道，施行于上下。两首诗都提到“庭”，意思相符合。朱传把“庭”解释为庭院的庭，对“陟降庭止”，已经用“见羹见墙”来解释了。至于“访落”中的“绍庭”两句，则说“在庭院中继承其上下，在家中升降”。鬼神在庭院中升降，本属于虚想，并非实有其事，将如何继承呢？况且“绍庭”二字，也不通顺。又朱子解释“陟降庭止”，本是用《汉书》注的说法，因此说颜师古精通史学而不被专攻一经的陋习所束缚，所以独自得到了《诗经》的本意。我认为这话不对，经义深远，专精于此的人，尚且被指责为陋习，反而说涉猎广泛的人能懂得吗？经学的粗疏，一定从这话开始了。
艾，是历，历数，这是《释诂》的文义。郑玄训“朕未有艾”，把“历”转为“数”，不如王氏训“历”为“经”。《集传》说像“夜未艾”的“艾”，那么“艾”就是尽了。又说“予不能及”，“及”与“尽”意义不同，应当遵从哪一种呢？又此篇《集传》本应顺着文义解释经文，必须句句相连，才能使得文义连贯，中间脱去了“维予小子”一语，实在疏忽。
敬之
疏说《周颂》各篇都是当时实有其事，诗人看到后叙述为歌，那么作者的主名不可考。《闵予小子》四篇，应当是一人的手笔。《敬之》篇叙述成王君臣相互告诫的话，都是旁人代写的词。《未传》说：成王接受群臣的告诫而叙述他们的话，又说于是自己作为回答的词，是真把这四首诗当作成王所作。陟降厥士，士是事，天的事。二气的运行，万物的化育，都是天的升降其事。朱传说：“陟降于吾之所为，则与‘日监在兹’的意思重复了。”
小毖
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荓”也作“甹”。“荓蜂”，训为“曳”，毛亨、郑玄的解释，与《尔雅》相同，由来已久。训为使蜂的，是王氏的错误说法。他的新经字说，都是这类。没想到朱熹、吕祖谦等大儒，竟然被所迷惑。而且王安石之所以有此说，只是看到下句说“螫”罢了。然而“辛螫”并说，难道“辛”是蜂的味道吗？又“辛螫”，《韩诗》作“辛赦”，说“赦”是事【见《释文》】，可见经文字元多借用，没有师承传授，不能得到其真义，只根据今本而妄加穿凿，失之远矣。
桃虫飞鸟的比喻，泛言事理，如此应当谨慎于细微。诗名《小毖》，因此没有特指。疏用王肃阐述毛亨，说将来的患难，应当慎其小，不是后悔不诛杀管叔、蔡叔，诗意确实如此。郑玄说成王后悔不早诛杀管叔、蔡叔，以致叛乱，这是错误的。管叔、蔡叔是成王的叔父，流言是口语小罪，怎么能随意施加刑戮？况且此时已经挟持殷地叛乱了。认为叛乱发生在周公去东方居住之后的，也是郑玄的臆说。以前读《金縢》篇，已经辨明。
鹪雀灵巧而危险，所以得到巧雀、巧匠、巧女、巧妇、袜匠的名字。而荀子说蒙鸠有苕折、卵破的比喻，就是桃虫。小如黄雀，取茅秀为巢，大小如鸡蛋，所需不过一枝。《尔雅》说：
桃虫，鹪；其雌，鴱【音艾】是也。先儒以为鸱鸮、鸋鴂，亦此鸟矣。《小毖》笺合鹪与题肩及鸮三者为一鸟，其以为鸮者，即鸋鴂之説。至曰“鹪之所为鸟，题肩”，则证拚飞义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陆玑谓桃虫之雏化而为雕，焦贡《易林》亦言桃虫生雕，雕与题肩皆鸷鸟，意与郑同，其説当有本。
译桃虫，就是鹪鹩；它的雌鸟，就是鴱（音艾）。以前的儒者认为鸱鸮、鸋鴂也是这种鸟。《小毖》的笺注将鹪、题肩和鸮三者合为一种鸟，其中说它是鸮的观点，就是鸋鴂的说法。至于说“鹪这种鸟，就是题肩”，则是用来证明“拚飞”的含义。然而疏文中说不知道这种说法的出处。查考陆玑认为桃虫的雏鸟会变化成为雕，焦贡的《易林》也说桃虫生出雕，雕和题肩都是猛禽，这与郑玄的意思相同，这种说法应当是有根据的。
载芟
朱子辨説谓载芟、良耜二诗未见有所祈报之异。夫春祈秋报，总为农事故，厯言耕作之勤，收获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则愿其将来，一则述其已往，祈报之意自在不言中矣。岂能句栉字比，务与题意相配，如后世诗人较工拙于毫芒者哉？载芟序云「春耤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释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礼记祭法疏引载芟序，则以此诗所祈是王社。两疏皆出孔氏，而説互异。较论之，诗疏义疏云「祭法王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此为百姓祈祭，当主于泰社，其稷与社共祭，亦当为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库门之内，右王社所在，书传无文。崔氏云王社在耤田，王所自祭，以备齐盛，今从其説。诗颂「春耤田而祈社稷」是也。」源谓诗主为民祈祭，诚如疏言。况诗言「主伯、亚旅、妇媚、士依」，自説民间父子家室耤田终亩，惟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于官者，不应有此称也。则耤田与社稷当各为一事【月令孟春躬耕帝耤，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时】而社为泰社无疑矣。至郊特牲疏谓社为五土总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坛在社坛西，或云在其北。据此则王社在耤田，亦应有稷。诗疏以社稷共祭定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説亦自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説，通义引谷梁传语【云天子亲耕故自立社】证其非无本，信矣。至苏氏引以释此诗序，则未必然耳。又案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诗人谓之田祖。疏云「句龙为后土，配社；弃为田正，配稷。此田主当在耤田中，依树木为之。田主为神农，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坛共位也。」贾氏以田主在耤田中，盖亦本崔氏之説。载芟篇俶载以下，方及播谷以上，则方辟其土也。华谷谓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当是新垦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耘。既耕而耘也，是去草木根株，緜緜其麃。既苗而耘也，是去苗间草。不独笺疏之解甚明，即经文前言其耘，承芟柞之文；后言其麃，承杰苗之文。二耘之不同，一览而较如也。朱子初説「千耦其耘」，本以笺义，集传改释为去苗间草，未审何意。刘瑾宗其指，亦误。
十千维耦，谓万人相与为耦，当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谓为耦者千，当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嗿其馌。传云：嗿，众貌。《释文》：敕感切。《説文》：嗿，声也。他感切。音义俱不同。李氏曰：嗿者，众人饮食之声。殆合毛、许二义而为之説。然经文嗿字本指馌言，则是方馈时耳。何遽有饮食声乎？不若毛氏《韵増》释为众声，不言饮食，足通毛、许之异，而经义亦合。
载芟之妇士，即七月之妇子也，皆谓行馌之人。妇女防弱，不任耕耘，则使之行馌。故彼诗“妇子”继以“馌畆”之文，此诗“妇士”上承“嗿馌”之语。传云“士子弟也”，义允矣。李氏以“妇士”为夫妇，恐非诗指。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醴”，言玩文义，亦当然。集传云：“飶，芬香也。”未详何物，是不欲以酒醴当之也。案《説文》云：“飶，食之香也。”与诗注异。朱子其因此而致疑与？振古如兹。毛云：“振，自也。”郑云：“振，亦古也。”郑义虽本《尔雅》，然不如毛之当矣。集传训“振”为“极”，不知何本？况“极”古语亦未顺。
良耜
其饟伊黍，笺谓丰年之时，贱者犹食黍，而彭氏以为无珍味，意相反。夫农夫岂食珍者邪？彭殆食肉糜之见也。大全偏録其语。
荼蓼并见《尔雅》。荼者，荼委叶也【毛、郭皆引此诗】蓼者，啬虞蓼也【孔疏云】王肃皆以为秽【本作薉燕也，田中杂草也】草而荼为陆秽，蓼为水秽，当矣。但未详荼之性状。《尔雅》荼委叶，郭注引诗而外，亦不着其形。今案《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谓紫叶者为香荼，青者为青荼。亦谓紫色者为紫蓼，青色者为青蓼。其长大不若者为髙蓼【或作马蓼
译《载芟》
朱熹在《辨说》中认为，《载芟》和《良耜》这两首诗，看不出在祈求与报答方面有什么不同。其实，春天祈求、秋天报答，都是关于农事的事情。诗中详细叙述了耕作的勤勉和收获的丰盛，以此禀告神明，其中一首是祈愿未来，一首是陈述过去，祈求与报答的意思自然蕴含其中了。难道能逐字逐句地比对，务必让词句与题意完全对应，像后世诗人那样在毫厘之间比较工拙吗？《载芟》的序言说：“春天在籍田耕作以祈求社稷神。”《毛诗正义》引用《礼记·祭法》来解释，认为这里的社是泰社。而《礼记·祭法》的疏文引用《载芟》序言，则认为这首诗所祈求的是王社。这两篇疏文都出自孔颖达，但说法互相矛盾。比较讨论一下，《诗疏》说：“《祭法》中说，王为百姓立社叫泰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这是为百姓祈求祭祀，应当以泰社为主，稷神与社神共同祭祀，也应当是泰社的社稷。”《祭法》疏文说：“泰社在库门之内，右边是王社所在，《尚书》和《传》中没有记载。崔氏说王社在籍田，是王自己祭祀，用来准备斋戒的丰盛祭品，现在采纳他的说法。《诗》颂‘春天在籍田耕作以祈求社稷’说的就是这个。”我认为，诗的主旨是为百姓祈求祭祀，确实如《诗疏》所言。况且诗中说到‘主伯、亚旅、妇媚、士依’，这是描述民间父子家室在籍田耕作直到田亩尽头，只有三百个甸徒才是庶民中为官府服役的人，不应该有这些称呼。那么籍田与社稷应当是两件事【《月令》说孟春天子亲自耕种帝籍，仲春命令百姓祭祀社神，都在春季】，而社神是泰社无疑了。至于《郊特牲》疏文说社是五土的总神，稷是原隰的神，有社必有稷，稷坛在社坛西边，有人说在北边。据此，王社在籍田，也应当有稷神。《诗疏》因为社稷共同祭祀就断定是泰社，又似乎暗示王社不必有稷神，这种说法也自相矛盾。至于崔氏的说法，《通义》引用《谷梁传》的话【说天子亲自耕种所以自立社】证明它并非没有根据，确实可信。至于苏氏引用它来解释这首诗的序言，则不一定正确。又查《周礼》大司徒设立社稷的围墙，并树立田主，注解说：“田主，是田神后土，田正所依凭的。”诗人称之为田祖。疏文说：“句龙是后土，配享社神；弃是田正，配享稷神。这田主应当在籍田中，依靠树木制作。田主是神农，祭祀尊神可以及于卑神，所以让后土、田正依凭它，同坛共位。”贾公彦认为田主在籍田中，大概也是本于崔氏的说法。《载芟》篇从“俶载”以下，到“方及播谷”以上，正是开辟土地的时候。华谷认为开头说芟除荆棘，还有草木，应当是新开垦的田地，情理上容或有之，所以“千耦其耘”。这是耕种之后除草，是去除草木的根株，“绵绵其麃”。这是禾苗长出之后除草，是去除禾苗间的杂草。不仅笺注和疏文的解释很明白，而且经文前面说“耘”，承接“芟柞”的文意；后面说“麃”，承接“杰苗”的文意。两种除草的不同，一看就很清楚了。朱熹最初解释“千耦其耘”，本意是依据笺注，后来在《诗集传》中改为解释为去除禾苗间的杂草，不知是何用意。刘瑾追随他的旨意，也是错误的。
“十千维耦”，是说一万人互相结为耦耕，应当得到五千对耦耕者。“千耦其耘”，是说结为耦耕者有一千对，应当得到两千人。这两处文字有区别，孔颖达疏文说：
“有嗿其馌。”传文说：嗿，众人聚集的样子。《释文》：敕感切。《说文》：嗿，声音。他感切。音义都不同。李氏说：嗿，是众人饮食的声音。大概是合并毛亨、许慎两家的意思来解释。然而经文中“嗿”字本是指送饭而言，那就是正在送饭的时候罢了。怎么会有饮食的声音呢？不如毛氏《韵增》解释为众声，不说是饮食声，足以贯通毛亨、许慎的不同，而且经义也吻合。
《载芟》中的“妇士”，就是《七月》中的“妇子”，都是指送饭的人。妇女柔弱，不能胜任耕耘，就让她们送饭。所以那首诗“妇子”后面接着“馌亩”的文句，这首诗“妇士”上面承接“嗿馌”的话语。传文说“士是子弟”，意义恰当。李氏把“妇士”解释为夫妇，恐怕不符合诗意。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古人注释为“酒醴”，玩味文义，也应当如此。《诗集传》说：“飶，芬香。”不知是什么东西，是不想用酒醴来对应。查《说文》说：“飶，食物的香气。”与《诗》注不同。朱熹大概因此产生疑问吧？“振古如兹。”毛亨说：“振，自。”郑玄说：“振，也是古。”郑玄的意思虽然本于《尔雅》，但不如毛亨恰当。《诗集传》把“振”解释为“极”，不知依据什么？况且“极”在古语中也不通顺。
《良耜》
“其饟伊黍”，郑玄笺注认为丰年之时，地位低贱的人还能吃黍米，而彭氏认为没有珍味，意思相反。农夫难道吃珍味吗？彭氏大概是那种吃肉糜的人的看法吧。《大全》偏偏收录了他的话。
荼和蓼都见于《尔雅》。荼，是荼委叶【毛亨、郭璞都引用这首诗】；蓼，是啬虞蓼【孔颖达疏文说】。王肃都认为它们是杂草【本作薉燕也，田中的杂草】，而荼是陆地的杂草，蓼是水中的杂草，这是对的。只是不详荼的形状。《尔雅》说荼委叶，郭璞注引用《诗》之外，也没有描述它的形状。现在查《古今注》说：荼就是蓼，紫色的叫荼，青色的叫蓼。味道辛辣且苦，吃它明目。有人说紫叶的叫香荼，青色的叫青荼。也有人说紫色的叫紫蓼，青色的叫青蓼。长得高大不如它们的叫高蓼【或作马蓼】
蓼虽秽草，然古人饮酒资其性味。内则烹鸡豚鱼鼈，皆实蓼腹中。又切之以和羮脍，与防芥等耳。汉史游《急就篇》蓼与葵、韮、苏、姜并列于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説文》以为辛菜，而尹都尉书有“种芥、葵、蓼、韮、葱”诸篇【见刘向《别録》。又《北史》萧大圜云：“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徴尹君之録。”又《汉书·艺文志》“农家者流”有《尹都尉》十四篇】长沙定王故宫有蓼园，其调和食味大有用也。《良耜》篇特以其妨稼故薅之耳。案顔师古言蓼有数种，长鋭而薄生于水中者曰水蓼，叶圜而厚生于泽中者曰泽蓼，一名虞蓼。《唐本草》谓虞蓼为水蓼。苏恭注云：“生下湿水傍，叶似马蓼，大于家蓼。”韩保升《本草》言蓼有七种，曰青蓼、香蓼、马蓼、水蓼、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叶小狭而厚，青、香二蓼叶相似而薄，马、水二蓼叶濶大有黒防。木蓼亦名天蓼，蔓生，叶似柘叶。六蓼花皆赤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花黄，子白，皮青滑。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合此诸説，观于唐、蜀二本草之水蓼，其即顔之泽蓼乎？《良耜》所薅，当指此草。孔疏引《尔雅》“虞蓼”之文以释诗，而“虞蓼”、“泽蓼”，顔以为一草矣。又案蓼字亦作□。
丝衣
丝衣载弁【笺云：载犹戴也】士助祭之服也。正祭视濯，视牲则使小宗伯，今使士则非正祭矣，故为绎賔尸。此叙与诗相符合，有明证者也。朱传改为「祭而饮酒」之诗，夫祭而饮酒，正《楚茨》所谓燕私，《湛露》所谓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饮乐章，不应列之于颂。
丝衣序灵星孔疏引《汉书·张晏注》释之《汉郊祀志》云：「髙祖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歳时祠以牛。」晏注云：「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又《后汉书·祭祀志》云：「汉兴八年，髙帝令天下立灵星祠，以后稷配食，谓天田星也，与班书晏注同。」案农祥即房星，以霜降晨见东方，则祠灵星当在夏九月矣。《论衡》谓灵星即龙星，又谓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今灵星乃秋之雩，此语非是。雩正祭在已月，祈祭则秋之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灵星，不得合为一祭。且八月龙星未见，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灵星于国之东南，殆袭充之误也。《玉海》云：「《周书·作雒》农星皆与食。」今《周书》云：「日月星辰皆与食，不云农星。」《玉海》据宋本当不误矣。
祊有二种，一是正祭时，既设祭于庙，又求神于庙门之内，《礼记·郊特牲》“索祭祝于祊”及《小雅·楚茨》“祝祭于祊”是也。一是明日绎【字亦作襗】祭时，设馔于庙门之西室，《郊特牲》“祊之于东方失之矣”及《颂·丝衣》是也。绎与祊同时，而绎其大名也。庙门外之西有堂有室，绎于堂以接尸，祊于室以祭神。是日祭礼简，接尸礼大，故《丝衣》序“绎賔尸”，《春秋》宣八年壬午犹绎，皆言绎而不言祊。《特牲》疏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兕觥其觩，旨酒斯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简，接尸大。
不呉不敖。呉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义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快切者陆音也，俱见释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见説文韵谱。陆、徐两家説吴字，俱据説文，而音形各异，正未知谁合古义耳。释文云：呉旧如字，説文作防，防，大言也。何承天云：吴字误当作防，从口下大，故鱼之大口者名防，胡化反【音桦】此音恐惊俗也，音话【下快反】今説文云：吴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阻力切，倾头也】口，五乎切【音吾】徐锴曰：大言故□口以出声。诗曰：不吴不▯。今写诗者改吴作防，又音胡化切，其谬甚矣。陆引説文作防，而今本从□口，然则今説文吴字，岂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説，本何承天，其来已久。徐氏谓今人写诗之谬，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须仄口，不如口下大取义明，防何説较优也？但史记武
译蓼虽然是秽草，但古人饮酒时借助它的性味。在内部烹饪鸡、猪、鱼、鳖时，都将蓼填入腹中。又将其切碎来调和羹汤和肉脍，与防葵、芥菜等相同。汉代史游的《急就篇》将蓼与葵、韭、苏、姜并列于蔬菜品类。《淮南子》也说“蓼菜成列”。《说文解字》认为蓼是辛菜，而尹都尉的书中有“种芥、葵、蓼、韭、葱”等篇章【见刘向《别录》。又《北史》萧大圜说：“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又《汉书·艺文志》“农家类”有《尹都尉》十四篇】。长沙定王旧宫中有蓼园，它在调和食物味道方面很有用处。《良耜》篇特意因为蓼妨碍庄稼生长所以拔除它。查考颜师古说蓼有几种，长而尖薄生长在水中的叫水蓼，叶圆而厚生长在沼泽中的叫泽蓼，又名虞蓼。《唐本草》说虞蓼就是水蓼。苏恭注说：“生长在潮湿水边，叶子像马蓼，比家蓼大。”韩保升《本草》说蓼有七种，叫青蓼、香蓼、马蓼、水�0、紫蓼、赤蓼、木蓼。紫色和赤色两种蓼叶小窄而厚，青色和香色两种蓼叶相似而薄，马蓼和水蓼叶宽大且有黑斑。木蓼也叫天蓼，蔓生，叶子像柘树叶。六种蓼的花都是红白相间，种子大如胡麻。只有木蓼花黄，种子白，皮青滑。各种蓼都在冬天枯死，只有香蓼宿根重生。综合这些说法，观察唐、蜀两本本草中的水蓼，那不就是颜师古所说的泽蓼吗？《良耜》所拔除的，应当指这种草。孔颖达疏引《尔雅》“虞蓼”的文字来解释《诗经》，而“虞蓼”、“泽蓼”，颜师古认为是一种草。又查考蓼字也写作□。
丝衣
丝衣载弁【笺云：载就是戴的意思】是士助祭时的服饰。正式祭祀时视察洗涤、视察牺牲则派遣小宗伯，现在派遣士就不是正式祭祀了，所以是为绎祭迎尸。这与《诗经》的叙述相符合，是有明确证据的。朱熹传改为“祭祀时饮酒”的诗，祭祀时饮酒，正是《楚茨》所说的燕私，《湛露》所说的在宗庙，那是宴饮，不是祭祀。宴饮的乐章，不应列在《颂》中。
丝衣序灵星孔疏引《汉书·张晏注释》解释它，《汉郊祀志》说：“高祖令天下立灵星祠，常在岁时用牛祭祀。”张晏注说：“龙星左角叫天田，就是农祥，清晨出现就祭祀它。”又《后汉书·祭祀志》说：“汉朝兴起八年，高帝令天下立灵星祠，以后稷配享，称为天田星，与班固书张晏注相同。”查考农祥就是房星，因为霜降时清晨出现在东方，那么祭祀灵星应当在夏历九月了。《论衡》说灵星就是龙星，又说周代制度春祈雨，秋八月也祈雨，现在灵星是秋祈雨，这话不对。祈雨正祭在巳月，祈祭则在秋三月，都可以进行，春秋不是祈雨的正期。又祈雨祭祀五精帝，不是祭祀灵星，不能合为一次祭祀。况且八月龙星还未出现，怎能祭祀它？《通典》也说周代制度仲秋之月祭祀灵星于国都东南，大概是沿袭充的错误。《玉海》说：“《周书·作雒》农星都参与配享。”现在《周书》说：“日月星辰都参与配享，没说农星。”《玉海》依据宋本应当不错。
祊有两种，一是正式祭祀时，既在庙中设祭，又在庙门内求神，《礼记·郊特牲》“索祭祝于�0”及《小雅·楚茨》“祝�0于�0”就是这样。一是第二天绎【字也作襗】祭时，在庙门西室设宴，《郊特牲》“�0之于东方失之矣”及《颂·丝衣》就是这样。绎与�0同时，而绎是大名。庙门外西边有堂有室，在堂绎祭以接尸，在室�0祭以祭神。这天祭礼简略，接尸礼隆重，所以《丝衣》序说“绎宾尸”，《春秋》宣公八年壬午犹绎，都说绎而没说�0。《特牲》疏说：“从堂到基，从羊到牛，是祭神；兕觥其觩，旨酒斯柔是接尸。”所以知道事神简略，接尸隆重。
不吴不敖。吴字有胡化、下快、五乎三切，而与胡化切义同的是什么音？下快切是陆德明的音，都见于《释文》。五乎切是徐邈的音，见于《说文韵谱》。陆、徐两家说吴字，都依据《说文》，而音形各异，正不知道谁符合古义。《释文》说：吴旧读如字，《说文》作�0，�0，大言也。何承天说：吴字误当作�0，从口下大，所以鱼之大口者名�0，胡化反【音桦】这音恐怕惊俗，音话【下快反】现在《说文》说：吴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从�0【阻力切，倾头也】口，五乎切�0【音吾】徐�0说：大言所以�0口以出声。诗曰：不吴不�0。现在写诗的人改吴作�0，又音胡化切，错误很严重。陆德明引《说文》作�0，而现今版本从�0口，那么现在《说文》吴字，难道是徐�0所定的吗？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的说法，本于何承天，由来已久。徐�0说现在人写诗的错误，实在不可理解。又大言何须仄口，不如口下大�0义明，�0何说较优呢？但史记武
本纪引周颂作不虞不骜，赵世家索隠亦言古虞吴音相近，故舜后封虞亦姓吴。虞本以吴得声，古字通用，多取音形彷髴，又似从□口五乎切为得也。黄氏韵防，虞、卦两韵収吴字，祃韵收防字，而于虞韵取徐説，于卦韵、祃韵取何、陆二家所説，不辨其孰是，得阙疑之道。近世杨慎古音畧，以何音桦作防，亦从陆音话；陈第古音，从徐音吾作呉，殆一偏之见也。又案孔疏述毛丝衣呉字作娱，云：人娱乐必讙哗，故以娱为哗。定本作吴泮水呉字，依王肃作误，云：误与伤为类，故以扬为伤，谓不过误不损伤也。毛传不破字，而两诗吴字，一以为娱，一以为误，皆离于本训。然娱、虞同为乐义，与史记合。娱皆从吴声，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义异。毛公得于师授説，必有本，得其义可勿泥其文。从大从□，非经指所闗，两存之可也。
译《本纪》引用《周颂》作“不虞不骜”，《赵世家》的索隐也说古时“虞”与“吴”读音相近，所以舜的后代被封于虞，也姓吴。“虞”本来是用“吴”来表声，古字通用，大多选取音形相近的字，又似乎从“口”部、五乎切音来表声也是合理的。黄氏《韵防》中，“虞”韵和“卦”韵收录了“吴”字，“祃”韵收录了“防”字，而在“虞”韵中采纳徐铉的说法，在“卦”韵和“祃”韵中采纳何、陆两家的说法，不辨别哪一家是对的，这符合存疑阙如的原则。近世杨慎的《古音略》，用“桦”音解释“防”，也跟随陆德明的“话”音；陈第的《古音》，跟随徐铉的“吾”音将“吴”写作“呉”，这大概都是一偏之见。又查考孔颖达的疏，叙述《毛诗·丝衣》中的“吴”字作“娱”，说：人娱乐必定喧哗，所以用“娱”表示“哗”。定本作“吴”，《泮水》中的“吴”字，依从王肃作“误”，说：“误”与“伤”同类，所以用“扬”表示“伤”，意思是不过误不损伤。《毛传》不破字，而两首诗中的“吴”字，一个解释为“娱”，一个解释为“误”，都偏离了本义。然而“娱”和“虞”都有快乐的意思，与《史记》相符。“娱”都从“吴”得声，古字多假借，字形相同不妨碍意义不同。毛公得自师承传授的说法，必定有依据，得其义理即可不必拘泥于文字。从“大”从“口”，并非经文所指的关键，两者并存是可以的。
酌
遵养时晦，毛以“遵”为“率”，“养”为“取”，谓率此师以取闇昧之纣，指武王言也。郑以为追美文王，言养纣而老其恶。案《左传·宣十二年》晋随防引此诗证攻昧之义，而解之曰“耆诛也【注云：致讨于纣】则“养”之训“取”，春秋时已尔，毛义有本也。永叔曰：“退自循养，与时俱晦”，后儒多从之。语虽美，恐非诗指，况以此语指武王，愈不得言养晦。五年须暇，姑缓纣诛耳，何尝自晦哉？
释《酌》《颂》者，多异説，而传为正矣。传意云：“于美武王之师也。”率此师以取闇昧之纣，于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无不助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龙训和辨见《商颂】不以彊力也。蹻蹻有威武者，武王之所为，则用此武而有嗣文之功，实维尔之事，信得用师之道矣。大介有嗣，参用欧苏之説，余皆疏义。
桓
书《牧誓》云：“桓桓”，而诗亦有《桓颂》；《书》《武成》云：“大赉”，而诗亦有《赉颂》。名虽同，义实别矣。《牧誓》勉将士，《武成》言赈赐，而《赉颂》谓封建也。
赉
序云：大封于庙也。封于文王之庙，故述文王之勤劳，以劝敕诸侯也。朱传本遵序，独首句云：「此颂文武之功」，与经文殊不相合。刘瑾谓朱传「颂文武之功」，亦如《大武》兼颂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经文文武并言，此篇经文言文不言武，岂可相例邪？朱传「文武」当作文王，定是传写之误。
赉般二颂皆云时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则由于勤劳天下，一则由于怀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耳。集传于赉颂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复商之旧」，于义短矣。周之代商，当世共知，何烦作惊喜之词以自夸诩耶？殆浅夫俗儒之情，非温柔敦厚之指。
般
裒字三见《诗》常棣、《殷武》及《般》颂也。三“裒”字，毛皆训聚，郑则《般》颂独训众。案《尔雅》云：“裒，聚也。”又云：“裒，众多也。”聚则必多，二义相成，郑不易传矣。《韵防》谓“裒”通作“掊”，引《易》“裒多益寡”，古《易》作“掊多”为证。案古《易》“掊多”见《易》释文及《玉篇》，诚有之。然“掊”乃“把”取义，与《诗》“掊克”义同，非此三《诗》之“掊”。又字或作“襃”，“襃”乃“襃扬”字，博毛切，当是借用。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三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
吴江陈启源撰
鲁颂駉之什
鲁颂四篇，笺疏以为作于文公时。宋世説诗者，以泮水、閟宫二诗多祝愿之词，疑为僖公时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难老、眉夀之称。至「万有千歳」语，特颂美过其实耳，非必生前之祝愿也。序言「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颂」。孔疏谓僖公在时不应请命于王，自颂已德，故知作于文公时。斯言良是。且非直此也，季孙行父，文六年始见《春秋》经。至襄公五年而卒，卒之年去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歳。当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龄，安能任请命之役乎？又《礼记·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曽孙【云：友生齐仲，生无逸，无逸生行父】据《春秋》杜预注、范甯注，则行父是友之孙，友为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孙及曽孙未必事于僖公世也。
駉
牧马坰野，无妨田作，不必言务农，而务农在其中矣。饮酒乐胥，情理优厚，不必言有道，而有道在其中矣。使人得之于言外，此所以为善颂也。朱子讥序为凿，徒以其词而已。夫古人作诗，多微词渺指，言有尽而意无穷，岂能如后人记事之文、讲学之语哉？
駉駉牡马。疏云：牧马，定本作牡马。诗考云：河北本作牧马，可见古诗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余本同。惟吕记首章作牧马。
駉篇所説马名凡十有六，其七《尔雅》无文，而赖传以明：骊、黄、骍、骝、雒、驔、骐也。然传云「豪骭曰驔」，疏以为骭【古案切，脚胫也】毛白长。《説文》云「驔，骊
译酌
“遵养时晦”，毛亨将“遵”解释为“率”，将“养”解释为“取”，意思是率领这支军队去攻取昏昧无道的商纣王，这是针对周武王而言的。郑玄则认为这是追美周文王，说的是文王涵养纣王，使其罪恶日益深重。查考《左传·宣公十二年》，晋国随会引用这首诗来证明攻击昏昧者的道理，并解释说“耆诛也”【注解说：对纣王进行讨伐】，那么将“养”训释为“取”，在春秋时期已经如此，毛亨的解释是有根据的。欧阳修说：“退守自我修养，随着时势一起隐晦”，后来的儒者多遵从他的说法。这话虽然优美，恐怕不符合诗的本意，况且用这话来指称武王，更说不通“养晦”的道理。武王只是等待时机，暂且延缓诛杀纣王罢了，何曾自己隐晦呢？
解释《酌》《颂》的人，大多说法不同，而毛传的解释是正确的。毛传的意思是：“这是赞美周武王的军队。”率领这支军队去攻取昏昧的商纣王，于是周朝的大道变得非常光明。这是天下无不协助周朝的原因，因为周朝承受殷商的政权，凭借的是天与人的和谐【关于“和”字的训释辨析见《商颂》】，而不是依靠强力。威武显赫的样子，是武王所做的事，那么运用这种武力而继承文王的功业，确实是你的事，确实掌握了用兵的道理了。“大介有嗣”这一句，参用了欧阳修和苏轼的说法，其余都是疏义。
桓
《尚书·牧誓》说：“桓桓”，而《诗经》也有《桓颂》；《尚书·武成》说：“大赉”，而《诗经》也有《赉颂》。名称虽然相同，意义实际上却不同。《牧誓》是勉励将士，《武成》是说赈济赏赐，而《赉颂》说的是分封诸侯。
赉
《序》说：在太庙里大规模分封诸侯。在文王的太庙里分封，所以叙述文王的勤劳，以此劝诫诸侯。朱熹的《诗集传》遵从《序》说，唯独首句说：“这是歌颂文武二王的功绩”，这与经文完全不相符合。刘瑾说朱熹的《诗集传》说“歌颂文武之功”，也像《大武》那样兼颂文武二王的德行。不知道《大武》一篇经文中文武二王并提，而这一篇经文中只提文王不提武王，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朱熹《诗集传》中的“文武”应当是“文王”，肯定是传抄时的错误。
《赉》《般》两篇颂诗都说“时周之命”，是说周朝之所以承受天命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勤劳天下，一个是因为安抚百神，各自承接上文而阐明其成就王业的缘由。《诗集传》在解释《赉颂》时说：“凡此都是周朝的天命，而不再是商朝的旧制”，在义理上显得短浅。周朝取代商朝，当时的人共同知晓，何必用惊喜夸张的言辞来自我夸耀呢？这大概是浅薄俗儒的情态，不符合温柔敦厚的宗旨。
般
“裒”字在《诗经》中出现三次，分别在《常棣》、《殷武》及《般》颂中。这三个“裒”字，毛亨都训释为“聚”，郑玄则唯独在《般》颂中训释为“众”。查考《尔雅》说：“裒，聚也。”又说：“裒，众多也。”聚集必然众多，两个意义相互成就，郑玄没有改变毛传的解释。《韵防》说“裒”通作“掊”，引用《易经》“裒多益寡”，古本《易经》作“掊多”作为证据。查考古本《易经》“掊多”见于《易经》释文及《玉篇》，确实存在。然而“掊”是“把取”的意思，与《诗经》中“掊克”的意义相同，不是这三篇《诗经》中的“掊”。又有的字写作“襃”，“襃”是“褒扬”的字，读博毛切，应当是借用。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三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
吴江陈启源撰
鲁颂駉之什
《鲁颂》四篇，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认为作于鲁文公时期。宋代研究《诗经》的人，因为《泮水》、《閟宫》两首诗多祝愿之词，怀疑是鲁僖公时期所作。不知道僖公在位时间最长，所以有难老、长寿的称呼。至于“万有千岁”的话，只是颂美超过实际罢了，不一定是生前祝愿的话。《序》说“季孙行父向周王室请求赐命，而史克作颂”。孔颖达疏说僖公在世时不应向周王请求赐命，自我颂扬自己的德行，所以知道作于文公时期。这话很对。而且不仅如此，季孙行父，在鲁文公六年才见于《春秋》经文。到鲁襄公五年去世，去世那年距离僖公去世共五十九年。在僖公时代，行父还是孩童，怎么能承担请求赐命的差事呢？又《礼记·檀弓》疏引用《世本》，行父是公子友的曾孙【说：友生齐仲，齐仲生无逸，无逸生行父】。根据《春秋》杜预注、范甯注，那么行父是公子友的孙子，公子友是僖公的叔父，且侍奉过僖公，他的孙子和曾孙未必侍奉过僖公时代。
駉
在郊野放牧马匹，不妨碍农田耕作，不必明说务农，而务农的意思在其中了。饮酒快乐，情理优厚，不必明说有道，而有道的意思在其中了。让人从言外领会，这就是它成为好颂诗的原因。朱熹讥讽《序》说穿凿，只是因为它言辞的缘故。古人作诗，多用微言大义，言有尽而意无穷，怎么能像后人的记事文章、讲学话语那样呢？
駉駉牡马。疏说：牧马，定本作牡马。《诗考》说：河北本作牧马，可见古诗中牧、牡二字交替使用。今本注疏作牡，其余版本相同。只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首章作牧马。
《駉》篇所说的马名共有十六个，其中七个《尔雅》没有记载，而依靠毛传来阐明：骊、黄、骍、骝、駵、驔、骐。然而毛传说“豪骭曰驔”，疏认为骭【古案切，脚胫】毛白且长。《说文解字》说“驔，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