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
马，黄青也」。所言物色互异。其骍则传云「赤黄」，《説文》云「赤色」。骐则传云「仓祺【亦作骐】説文》云「青，骊文如博棊」，及骊之纯黒、深黒，駵之赤身黒鬛，与赤马黒尾毛皆稍异而不甚相逺。惟黄与雒，《説文》无释。要之，毛先于许，当以传为正矣。又案，骊、駵二名亦见《尔雅》，但未解其毛色耳。而驔马则与《尔雅》之驓【释畜云「四骹皆白，驓骹口交切，胫也」，驓音増】物色相类，岂一马而两名与？又案，十六马中，其骊、皇、黄、骐、骆、骃、駵七者别见他诗，惟《小戎》之骐，《东山》之皇，《四牡》之骆，《皇华》之骃，有传。皇、骆、骃传与《駉》同，骐则彼传云「骐文」，此传云「仓骐」。彼疏谓「青黒色，名綦，马名骐，亦作綦」。文此疏谓「骐是黒色，仓骐青而微黒也」，则二传义亦同。又四「铁」传以「骊」训「铁」，「铁」、「骊」皆黒，义亦同。此传「骍」本作□，从马□【息营切】省声，马赤也。惟《駉》篇有「骍」，当此义。「骍骍角弓」当作「□骍」，「牡骍」「黒骍」「刚」皆当作「□」。又有「莘其尾」当作「防」。
译马，是黄青色。这里所说的毛色互不相同。关于骍马，传文说是“赤黄”，《说文解字》说是“赤色”。关于骐马，传文说是“苍祺（也作骐）”，《说文解字》说是“青色，黑底上有如博戏棋子般的斑纹”。至于骊马的纯黑、深黑，駵马的赤身黑鬃，以及赤马黑尾毛，都与上述颜色稍有差异但相去不远。只有黄马和洛马，《说文解字》没有解释。总之，毛亨的传注早于许慎，应当以传注为准。又查考，骊、駵这两个名称也见于《尔雅》，但《尔雅》没有解释它们的毛色。而驔马与《尔雅》中的驓马（《释畜》说“四蹄皆白，叫驓”，驓音增，指胫部）毛色相似，难道是一匹马有两个名称吗？又查考，十六匹马中，骊、皇、黄、骐、骆、骓、駵这七种在其他诗篇中也有出现，只有《小戎》中的骐，《东山》中的皇，《四牡》中的骆，《皇华》中的骓，有传注。皇、骆、骓的传注与《駉》篇相同，骐马则那篇传注说“骐文”，这篇传注说“苍骐”。那篇疏证说“青黑色，名叫綦，马名叫骐，也写作綦”，这篇疏证说“骐是黑色，苍骐是青而微黑”，那么两篇传注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又查考，四匹“铁”马的传注用“骊”来解释“铁”，“铁”、“骊”都是黑色，意思也相同。这篇传注中的“骍”字原本写作□，从马□（息营切）省声，意思是马赤色。只有《駉》篇有“骍”字，符合这个意义。“骍骍角弓”应当写作“□骍”，“牡骍”、“黑骍”、“刚”都应当写作“□”。又有“莘其尾”应当写作“防”。
駉四章，分配良、戎、田、驽四马。本毛传之説，而孔氏申之云：「良马以朝祀，故曰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马齐力尚强，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马齐足尚疾，故云绎绎，言善走也。驽马给杂役，贵其肥壮，故云袪袪，言彊健，义允矣。」后儒説诗，罕用其説。惟宋张文潜衍其意，言良马以朝祀，故云斯臧；戎马尚强，故曰斯才臧，言其徳才，言其用也；田马尚疾，故云斯作；驽马给杂役，故云斯徂。作者习其动止之节，徂则足以行而巳于义更畅。惟「斯作」与毛异耳，毛训作为始，谓同于古始。
有駜
鹭于下，鹭于飞，犹云载飞载下也。指鹭鸟言，以兴洁白之士也。《周颂》振鹭取义亦同。今以鹭为鹭羽舞者所执，而于飞于下为舞者之容，特见下文「鼓咽咽，醉言舞」，故作此解耳。然则次章「醉言归」，是执鹭羽以归家乎？「屡舞僊僊，屡舞傞傞」，《小雅》以为刺，「鼓咽咽，醉言舞」，《鲁颂》以为美。彼之舞以醉而越于礼，此之舞以醉而尽其欢也。尽欢而能不越礼，斯善矣。然诗人已防其过也，故次章即继之云「醉言归」。正賔之初筵，所谓「既醉而出，并受其福」者也。
泮水
泮水、閟宫两诗，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耳。伐淮夷，郑谱以十六年防淮当之。孔疏申其意，谓淮夷近鲁，霸者独令鲁伐之，应在十七年之末。经传无文者，因旧史脱漏之故。戎狄是膺，疏亦以为史文脱漏。或十年齐伐北戎，鲁使人助之，帅贱师少，故不书，其説或然。然源谓十三年防醎，十四年城缘陵，皆为淮夷病杞；十六年防淮，亦为淮夷病鄫，鲁实从役，此亦伐淮夷之一证也。而防醎之举，亦因王室有戎难，秋为戎难，故诸侯戍周。十六年又以戎难，故诸侯戍周，岂非膺戎之事乎？作颂者夸大其词，掠人之美，归功于君，臣子之常情耳。成二年鞌之战，襄十八年平隂之役，皆借晋力也。而季文子立武宫以示后世，季文子以所得于齐之兵作林钟，而铭鲁功焉，正祖史克之故也。朱子以为祝愿之词，殆不然。僖公时齐、晋相继而霸，攘除四裔，实有其事，防盟征伐，鲁悉与焉，岂徒祝愿已哉？
頖泮一字而异形。王制、明堂位、礼器皆作頖，鲁颂作泮，诗释文作頖。云本又作泮，頖泮信一字矣。頖宫之为学名，见王制、明堂位，而鲁颂献馘、献囚等语，又与礼“将出征，受成于学，反以讯馘告”之制合，则为学名无疑矣。戴埴据通典，鲁郡泗水县有泮水，谓僖公筑宫于泮水上，因名泮宫。泮宫非学名，近世杨用脩深信之，然实非也。泗水县今隶兖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县治西南，西流至兖州府城东入泗水，见一统志，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宫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于后世，殆好事者取经语以名水耳。水因诗而得名，反执水名以乱诗説，何其惑也。用修又引左传“晋侯济自泮”语以证此诗“泮水”，则益误。襄二十五年左传，“晋侯济自泮，防于夷仪”，夷仪卫地，今顺德府邢台县是也。夷仪故城又在县西百二十里，晋都今太原府，平公自西来，济泮始至夷仪，则泮水乂在夷仪西矣。北直之邢台与山东之曲阜相去甚逺，左传之泮水在晋卫间，与鲁无渉，而通典之泮水发源曲阜而入泗，终始不出鲁境，安得经流晋卫间？用修引此证彼，强合二水为一，疎矣。总之，辟廱、頖为天子诸侯学名，有圜水、半水之异，汉儒近古定有据而言，之后人好为异説，适见其陋也。宋胡仁仲欲解“灵台”、“文王有声”二诗，辟为君廱，为和夫于乐，君和镐京，君和成何文义哉？
旆茷疏云：古今字，则此诗之茷茷，即出车之旆旆矣。毛公《出车》传云：「旆旆，旒垂貌。」《泮水》传云：「茷茷，言有法度也。」语殊而义合。今用李氏説，两诗皆训飞扬貌，与毛正相反。夫旗帜飞扬，正可得市童怜耳，岂诗人所乐观乎？又「茷」字误作「筏」，辨见附録。
▯释文》云：“音戼，徐音柳。”《说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闾酉切
译《駉》诗共四章，分别对应良马、戎马、田马、驽马四类。本于毛传的解说，而孔颖达进一步阐述说：“良马用于朝会祭祀，所以说‘彭彭’，意指它既有力气又有仪容。戎马齐力崇尚强壮，所以说‘伾伾’，意指它有力气。田马齐足崇尚迅疾，所以说‘绎绎’，意指它善于奔跑。驽马供给杂役，看重其肥壮，所以说‘袪袪’，意指它强健，这解释是恰当的。”后世儒者解说《诗经》，很少采用这种说法。只有宋代的张耒（张文潜）推衍其意，说良马用于朝会祭祀，所以说“斯臧”；戎马崇尚强壮，所以说“斯才臧”，这是说它的品德才能，说它的用途；田马崇尚迅疾，所以说“斯作”；驽马供给杂役，所以说“斯徂”。“作”指习练其行动止息的节律，“徂”则指足以行走罢了，在义理上更加畅达。只是“斯作”与毛传不同，毛传将“作”解释为“始”，认为与古语中的“始”相同。
《有駜》
“鹭于下，鹭于飞”，就像说“载飞载下”一样。这是指鹭鸟，用来起兴洁白的士人。《周颂》中的《振鹭》取义也相同。现在将“鹭”解释为鹭羽舞者所执持的道具，而将“于飞于下”解释为舞者的仪容，这特别是因为下文有“鼓咽咽，醉言舞”，所以才作此解释。然而，那么下一章的“醉言归”，难道是执持着鹭羽回家吗？“屡舞僊僊，屡舞傞傞”，《小雅》认为是讽刺；“鼓咽咽，醉言舞”，《鲁颂》认为是赞美。那里的舞蹈因为醉酒而超越了礼制，这里的舞蹈因为醉酒而尽情欢乐。尽情欢乐而能不超越礼制，这才是好的。然而诗人已经防范其过度，所以下一章紧接着就说“醉言归”。正如《宾之初筵》所说的“既醉而出，并受其福”。
《泮水》
《泮水》、《閟宫》两首诗，叙述僖公的武功，都是借他人之力成事罢了。讨伐淮夷，郑玄的谱系以僖公十六年防淮之战当之。孔颖达疏申述其意，认为淮夷靠近鲁国，霸主单独命令鲁国讨伐它，应该在十七年末。经传中没有记载的，是因为旧史脱漏的缘故。关于“戎狄是膺”，孔疏也认为是史文脱漏。或者僖公十年齐国讨伐北戎，鲁国派人协助，因为主帅地位低、军队少，所以没有记载，这种说法或许可信。然而源氏认为，僖公十三年防醎之战，十四年筑缘陵城，都是为了淮夷侵扰杞国；十六年防淮之战，也是为了淮夷侵扰鄫国，鲁国实际参与了服役，这也是讨伐淮夷的一个证据。而防醎之举，也是因为王室有戎狄的灾难，秋天有戎狄的灾难，所以诸侯戍守周室。十六年又因为戎狄的灾难，所以诸侯戍守周室，这难道不是抵御戎狄的事情吗？作颂者夸大其词，掠取他人的功劳，归功于君主，这是臣子的常情。成公二年的鞌之战，襄公十八年的平阴之役，都是借用了晋国的力量。而季文子建立武宫以昭示后世，季文子用从齐国获得的兵器制作林钟，并铭刻鲁国的功劳，正是效法史克的缘故。朱熹认为这是祝愿之词，大概不对。僖公时齐、晋相继称霸，攘除四方蛮夷，确实有其事，会盟征伐，鲁国全都参与，难道仅仅是祝愿而已吗？
“頖”和“泮”是同一个字但字形不同。《王制》、《明堂位》、《礼器》都写作“頖”，《鲁颂》写作“泮”，《诗释文》写作“頖”。说原本也写作“泮”，“頖”和“泮”确实是同一个字。“頖宫”作为学宫的名称，见于《王制》、《明堂位》，而《鲁颂》中“献馘”、“献囚”等语，又与礼制中“将出征，在学宫接受成命，返回后用讯问俘虏和割下的左耳报告”的制度相合，那么它是学宫的名称无疑了。戴埴根据《通典》，鲁郡泗水县有泮水，说僖公在泮水上筑宫，因此命名为泮宫。泮宫不是学宫的名称，近世杨用脩深信不疑，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泗水县现在隶属于兖州府，泮水又名雩水，发源于曲阜县治西南，向西流至兖州府城东注入泗水，见《一统志》，确实如此。但是水因为泮宫而得名泮，因为舞雩而得名雩，都起源于后世，大概是好事者取《诗经》中的语词来命名水罢了。水因为《诗经》而得名，反而拿着水名来扰乱对《诗经》的解释，多么糊涂啊。杨用脩又引用《左传》“晋侯济自泮”的话来证明此诗的“泮水”，那就更加错误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晋侯济自泮，在夷仪会盟”，夷仪是卫国之地，即现在的顺德府邢台县。夷仪故城又在县西一百二十里，晋国都城在现在的太原府，晋平公从西边来，渡过泮水才到达夷仪，那么泮水又在夷仪西边了。北直隶的邢台与山东的曲阜相距很远，《左传》中的泮水在晋国和卫国之间，与鲁国无关，而《通典》中的泮水发源于曲阜而流入泗水，始终不出鲁境，怎么能流经晋国和卫国之间呢？杨用脩引用这个来证明那个，强行将两条水合为一条，太粗疏了。总之，辟雍、頖宫是天子诸侯学宫的名称，有圆形水池、半圆形水池的区别，汉代儒者接近古代，有依据而言，之后的人喜欢提出异说，正好显出他们的浅陋。宋代胡安国想要解释《灵台》、《文王有声》两首诗，将“辟”解释为君主的学宫，将“雍”解释为和乐，君主和乐镐京，君主和乐成何文义呢？
“旆茷”的疏文说：是古今字，那么此诗中的“茷茷”，就是《出车》中的“旆旆”了。毛公《出车》传文说：“旆旆，是旒旗下垂的样子。”《泮水》传文说：“茷茷，是说有法度。”语词不同但意义相合。现在采用李氏的说法，两首诗都解释为飞扬的样子，与毛传正好相反。旗帜飞扬，正可以博得市井儿童的喜爱罢了，难道是诗人所乐见的吗？又“茷”字误作“筏”，辨析见附录。
〇《释文》说：“音戼，徐音柳。”《说文解字》说：“力久切。”《玉篇》说：“闾酉切。”
。”皆同徐。集传叶“谟九反”，不知何本。朱子叶诗全用吴棫韵补此字，吴亦“力切”。朱子弗从，未审其故。又毛晃谓：“音戼者，从寅戼之戼，莼菜也；音柳者，从申酉【丣】之酉，蒲柳也。”此殆臆说。▯今之莼菜也。《周礼·醢人》供▯菹以为朝事，豆实。毛传云：“郑注《周礼》皆云凫葵也。”《释文》引郑注同，云：“江南人谓之莼菜。”是巳。陆疏亦以为莼。又云：“或谓之水葵。”案莼亦作莼。《顔氏家训》谓：“葵朗父名纯，讳莼为露葵。”即此菜矣。陶氏别録列于下品。叶如荇而圜，华实亦如荇，茎紫大如箸，柔滑可羮鱼，但不可与鳝鼈同食，食者成病【见《尔雅翼】春秋嫩茎未尝名稚莼，叶稍舒名丝莼，至秋老名葵莼，或作猪莼，又譌为瑰莼、为▯莼。《顔之推》以猪莼为荇，苏恭从之。宋马某修《开宝本草》始辨其非，当矣。又《后汉·马融传》注引《广雅》▯“凫葵”，而云：“叶圜似莼，俗名水葵。”以▯莼为二草，亦悮。
译（前文）都与徐铉的说法相同。《集传》叶音“谟九反”，不知依据什么版本。朱熹在《诗集传》中完全采用吴棫《韵补》中此字的读音，吴棫注音为“力切”。朱熹没有采纳，不知其中缘故。又毛晃说：“读作‘戼’音的，是从‘寅’字旁的‘戼’，指莼菜；读作‘柳’音的，是从‘申’‘酉’字旁的‘酉’，指蒲柳。”这大概是主观臆断。〇就是现在的莼菜。《周礼·醢人》记载，供给〇菹作为朝事祭祀的豆实。毛亨《传》说：“郑玄注《周礼》都说这是凫葵。”《释文》引用郑玄注相同，说：“江南人称它为莼菜。”就是这样。陆德明《疏》也认为是莼菜。又说：“有的称它为水葵。”按：莼也写作莼。《颜氏家训》说：“颜朗父亲名纯，避讳将莼称为露葵。”就是这种菜了。陶弘景《别录》将其列为下品。叶子像荇菜而圆，花和果实也像荇菜，茎紫色，粗大如筷子，柔滑可煮鱼羹，但不可与鳝鱼、甲鱼同食，食用者会生病【见《尔雅翼》】。春秋时嫩茎未展开时名叫稚莼，叶子稍舒展时名叫丝莼，到秋天老了名叫葵莼，有的写作猪莼，又讹传为瑰莼、为〇莼。颜之推把猪莼当作荇菜，苏恭跟随他的说法。宋代马志等人修撰《开宝本草》才辨明其错误，这是正确的。又《后汉书·马融传》注引用《广雅》〇“凫葵”，却说：“叶子圆像莼菜，俗名叫水葵。”把〇莼当作两种草，也是错误的。
顺彼长道，屈此羣丑。传云：「屈，收也。」案《释诂》：「屈、收」皆训聚，则义得相通。传意应同此，而疏不引之。笺云：「屈，治也。」笺本《释诂》「淈，治」，某氏注引此诗以证「淈」「屈」二字音义同。然毛义长矣。如毛説，则丑为众，指鲁国人民；如郑説，则丑为恶，指淮夷。此诗后四章方侈陈服淮夷之事，前四章未及，此意也。郭景纯注《尔雅》于「屈」「收」引此诗，于「淈」「治」则云：「淈，书序作汨，音同而不引此诗，是从毛不从郑。」又《释文》引《韩诗》云：「屈，收也。」收敛得之，众聚义亦同毛。
閟宫
閟宫序云：「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葢取经第七章语，蔽全诗之义也。七章「复周公之宇」，正与三章「大启尔宇」二「宇」字相应。三章「启宇」与「侯鲁文」连，七章「复宇」与「常许保鲁文」连，则「宇」为土宇而非屋宇，虽愚者亦知之矣。朱子乃谓序诗者误以「宇」为屋宇，而讥其谬，何陋视古人至此！窃意朱子之为此説者，殆因己以修庙为作诗本指，遂谓序意亦然，当指宫庙为「宇」耳。夫使序者之意果同集传，则当云「颂僖公能修閟宫」，与《泮水》序一例矣，何变文为「周公之宇」乎？源谓《泮水》《閟宫》两诗取义各别，《泮水》主颂修泮宫，故每章皆言泮；《閟宫》备言僖公能兴复祖业，故追本先德以及其身，又厯举其承祀、即戎、拓土、服逺之事，内而室家之睦，外而臣子之宜，天锡眉夀，民乐赴功，至卒章营建之事，则兴复祖业之一端也。且寝庙并举，不专言庙也，亦无由见新庙之即为閟宫也。朱子合新庙閟宫为一事，因断全诗专为修庙而作，固已疎矣。又移己之误于序，而大讥之，何以服古人之心乎？毛以閟宫为姜嫄庙，而在周新庙为闵公庙；郑以閟宫、新庙皆姜嫄庙，而在鲁。两家所见既殊，后儒复出新説，大约皆合閟宫、新庙为一，而庙则泛指羣庙也。夫以庙为羣公之庙，理犹可通；至谓新庙即閟宫，诗因修庙而作，则甚误。末章「寝庙」并言，所修不独庙矣，不应首章独言庙，误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庙中事，外如「公徒」「公车」「▯蒙」「凫绎」「常许」诸章所述，与修庙无渉，误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于庙矣，「皇皇后帝」何与于庙祭而亦及之，误三也。故凡以修庙为作诗本指，而《閟宫》《新庙》首尾相应者，断不然也。细推诗义，惟传得之。传以閟宫为姜嫄庙，诗意不在閟宫也，特借为咏姜嫄之发端耳；以新庙为闵公庙，诗意不专在新庙也，特举为颂僖公之一事耳。诗之意在广述僖公恢辟疆。土修举制度，以复周公伯禽之旧。故序用复周公之宇，一语蔽之，后儒舎此而求之，首尾失之逺矣。然康成之説，实肇其端。诗篇之长，未有如閟宫之百二十句者。诗章之长，亦未有如閟宫第三章之三十八句者。然细案其分章之法，甚有伦次。首章追泝后稷，次章序周之兴，皆未及鲁。三章始言鲁公受封，因及僖公祭祀之勤。四章僖公征伐之威，五六章言其土境之广。七章言其福禄之厚。末章言其兴作之功。盖以类分章，不计句之多寡也。朱子嫌其多寡相悬，彊欲取而均之，遂据首章、四章各十七句为率，分二三两章为三章，而所分第四章止十六句，则直指为经文脱落，欲于笾豆大房下増鼔钟喤喤语以足之，斯亦武断之甚矣。又经文克咸厥功以上，言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鲁之事，意本两截，宜分也，而反合之，乃命鲁公承上四句皆言封鲁，秋而载尝以下与上文皆言祭祀，语气相接，宜合而反分之，章法未能尽均，而章意先受割裂矣。
居岐之阳，一语而两见。诗《皇矣》言文王，则岐阳乃程邑也。《閟宫》言太王，则岐阳乃周原也。太王迁周，文王宅程，两都皆在岐之阳，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山名，亦水名。岐水亦名大栾水，出石桥山东南流，合漆水，又合杜水【水经注引《淮南子》及《汉书音义》皆同】迳岐山，而又诎迳周城，南
译顺应那长远的大道，收服这些群丑。《传》说：“屈，就是收服。”查考《释诂》：“屈、收”都解释为聚集，那么意义是相通的。《传》的意思应当与此相同，但《疏》没有引用它。《笺》说：“屈，就是治理。”《笺》依据《释诂》中“淈，治理”的说法，某氏注引用这首诗来证明“淈”、“屈”二字音义相同。然而毛亨的解释更为精当。如果按照毛亨的说法，那么“丑”意为众人，指的是鲁国的百姓；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那么“丑”意为邪恶，指的是淮夷。这首诗后四章才大肆铺陈平服淮夷的事情，前四章尚未提及，这就是毛亨解释的深意所在。郭璞注《尔雅》，在“屈”、“收”下引用这首诗，在“淈”、“治”下却说：“淈，在《尚书序》中写作汨，音同却不引用这首诗，这是遵从毛亨而不遵从郑玄。”又《经典释文》引用《韩诗》说：“屈，就是收服。”收敛而获得，众人聚集的意义也与毛亨相同。
《閟宫》
《閟宫》的序言说：“歌颂僖公能够恢复周公的疆土”，大概是取用第七章的语句，来概括全诗的主旨。第七章“恢复周公的疆土”，正与第三章“大大开拓你的疆土”中的两个“宇”字相呼应。第三章“开拓疆土”与“侯鲁文”相连，第七章“恢复疆土”与“常许保鲁文”相连，那么“宇”指的是疆土而不是房屋，即使是愚笨的人也知道这一点。朱熹却说作序的人误将“宇”当作房屋，并讥讽其错误，为何如此轻视古人！我私下认为朱熹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以修建宗庙作为作诗的本意，于是认为序言的意思也是如此，应当将宫庙称为“宇”。假如作序者的意思果真与《集传》相同，那么应当说“歌颂僖公能够修建閟宫”，与《泮水》的序言体例相同了，为何变换文辞说成“周公的疆土”呢？我认为《泮水》和《閟宫》两首诗取义各不相同，《泮水》主要歌颂修建泮宫，所以每章都提到泮宫；《閟宫》详尽叙述僖公能够振兴恢复祖业，所以追溯先人的德行以及他自身，又列举他继承祭祀、出兵作战、开拓疆土、征服远方之事，对内有家庭和睦，对外有臣子适宜，上天赐予长寿，百姓乐于效力，直到最后一章营建之事，也只是振兴恢复祖业的一个方面罢了。况且寝宫和宗庙并提，并非专指宗庙，也没有理由看出新庙就是閟宫。朱熹将新庙和閟宫合为一事，因此断定全诗专为修建宗庙而作，这本来就已经疏漏了。又将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序言，并大肆讥讽，怎能令古人信服呢？毛亨认为閟宫是姜嫄的庙，而在周的新庙是闵公的庙；郑玄认为閟宫、新庙都是姜嫄的庙，而在鲁国。两家的见解既然不同，后世儒者又提出新说，大抵都将閟宫、新庙合为一，而庙则泛指群庙。将庙视为群公之庙，道理尚且说得通；至于说新庙就是閟宫，诗因修建宗庙而作，那就大错特错了。末章“寝庙”并提，所修建的不只是宗庙，不应首章只提宗庙，这是错误之一。全篇只有祭祀是庙中之事，其他如“公徒”、“公车”、“〇蒙”、“凫绎”、“常许”等章所述，与修建宗庙无关，这是错误之二。后稷、周公、皇祖固然在庙中祭祀，“皇皇后帝”与庙祭有何关系却也提及，这是错误之三。所以凡是认为以修建宗庙为作诗本意，而《閟宫》《新庙》首尾相应的说法，断定是不对的。仔细推敲诗意，只有《传》说得对。《传》认为閟宫是姜嫄的庙，诗意不在閟宫，只是借它作为歌颂姜嫄的开端；认为新庙是闵公的庙，诗意不专在新庙，只是举它作为歌颂僖公的一件事。诗的主意在广泛叙述僖公开拓疆土、修举制度，以恢复周公、伯禽的旧业。所以序言用“恢复周公的疆土”一语来概括，后世儒者舍弃这个而另求他解，首尾相差太远了。然而郑玄的说法，确实开启了这种误解的端绪。诗篇之长，没有像《閟宫》这样有百二十句的。诗章之长，也没有像《閟宫》第三章有三十八句的。然而仔细考察其分章的方法，很有条理。首章追溯后稷，次章叙述周朝的兴起，都未提及鲁国。第三章才开始说鲁公受封，因而提及僖公祭祀的勤勉。第四章说僖公征伐的威势，第五、六章说其疆域的广阔。第七章说其福禄的深厚。末章说其兴作的功绩。大概是以类别分章，不计较句数的多少。朱熹嫌句数多少悬殊，强行想要取而均之，于是依据首章、第四章各十七句为比率，将第二、三章分为三章，而所分的第四章只有十六句，就直接指为经文脱落，想在“笾豆大房”下增加“鼔钟喤喤”语来补足，这也太武断了。又经文“克咸厥功”以上，说的是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说的是封鲁之事，意思本有两截，应当分开，反而合并了，于是“命鲁公”承上四句都说封鲁之事，“秋而载尝”以下与上文都说祭祀，语气相接，应当合并反而分开了，章法未能完全均衡，而章意先受到割裂了。
“居岐之阳”，一句话在两处出现。《诗·皇矣》说文王，那么岐阳就是程邑。《閟宫》说太王，那么岐阳就是周原。太王迁都周原，文王定都程邑，两都都在岐山之南，相距百里左右。查考“岐”字本作〇，是山名，也是水名。岐水也叫大栾水，从石桥山东南流，汇合漆水，又汇合杜水【《水经注》引用《淮南子》及《汉书音义》都相同】经过岐山，然后又曲折经过周城，向南
实始翦商，与甘棠「勿翦」。「翦」字皆当作「剪」。《説文》云：「翦，羽生也。剪，齐断也。」《甘棠》传以「翦」为去，《閟宫》传以「翦」为齐，笺以「翦」为断，俱当「剪」义，非「翦」义矣。《説文》又有「防」字，云：「搣【亡列反】也。」又云：「搣防【侧氏切】也。」防，捽【昨没切】也。捽，持头髪也。与二诗之「翦」俱无当韵。「防」「防」字注引《閟宫》诗，殆不然。又案：「翦」从羽，「剪」从刀，皆谐前声。□从止，在身，上今改□为前，而又加刀为剪，加羽为翦，皆隶变之譌。
致天之届，届字今释为至极，句法实不顺。笺云：届殛而疏，引释言证之，与今本《尔雅》虽不同，然必不误也。释为致天之诛，文义始明快矣。《尔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无由证其异同。郭之外，注者十余家，其存于唐初者，有李廵注三卷，樊光注六卷，孙炎注六卷，沈珤集注十卷，与郭注俱载《艺文志》。陆德明序録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廵孙炎五家注。《五经正义》所引，又有某氏、谢氏、顾氏之説，则仲达所见注本尚多。届殛之训，必有据矣。龙旂承祀，疏申笺意，引《明堂位》语证鲁君祀帝，建日月之章，此龙旂定是庙祭。旧説以此为郊祀者谬。宋曹氏曰：司常言日月为章，王建之交，龙为旂，诸侯建之，鲁虽僣郊礼，而以旂不以常，犹不敢全僣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则又过矣。严华谷信其説，然此经下文云「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则此承祀即春秋享祀，明是庙祭而非郊祭。鲁郊之不建常，仍无明文可据也。享以骍牺，牺字止有许宜一反。集传欲与下「宜多」两叶，故有虚宜、虚何二反。然古多字与祗字通用，音相同，故移趍【音驰】侈姼【尺氏切】等字皆以多得声。多之与牺韵本同，不转牺音以就多也。集传叶诗「率宗」，吴棫《韵补》案《韵补》收多于四支，不收牺于五歌。朱子果于自信，盖亦不全用其説矣。又下文「牺尊」释文「牺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剏立一音，斯自信之太过也。
夏而楅衡。康成《周礼·封人》注以为楅设于角，衡设于鼻。及笺《诗》则从毛传，以为楅衡其角。孔疏两存之，不辨其孰是。案《説文》“衡”字从角从大，行声，本取横大木于牛角耳，与鼻无渉也。况《封人》职注，郑司农、杜子春皆以为设于角。康成先注《礼》，虽破郑杜之义，后笺《诗》仍从毛传，盖自觉前説之短矣。
閟宫诗，公车千乘此大国之赋，见于经者也。马融注《论语》，引《司马法》，谓百井为成，每成出车一乗。包咸注《论语》，谓每十井出车一乗，説各不同。宋李雩以为百里之国，提封万井，适合千乗之数。若百井一乗，必十万井而出千乗，十万井之地，开方计之，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竒，与大国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説。然此乃拘方之见也。朱传用《司马法》之説，以释《閟宫》，与笺疏意同，亦知鲁地不仅百里矣。故其《论语》注言颛防在鲁地七百里中，《明堂位》之説，朱子不尽以为非也。后儒闇于论世，徒执孟子《王制》之语，而斥《周礼·职方》为诬，不知《孟子》止闻其畧，而《王制》一篇，乃汉文时博士诸生所作，岂可过信哉！必如包氏説，则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耳，使之出车一乘辎车一乗，四马十二牛，甲士歩卒等共百人，以及甲胄弓矢五兵旌旂之属，无一不具，民岂能堪！先王之世，不应有此重赋。朱子舎包而取司马，良有见矣。
诗言“二矛”者，二而康成解之不同。清人笺云：“二矛，酋矛、夷矛也。”《閟宫》笺云：“二矛，重弓，备折坏也。”疏申其意，以为酋矛长丈四尺，夷矛三寻，是酋短于夷也。清人御狄守国之兵，守国兵欲长，当兼用夷矛；《閟宫》膺戎狄，惩荆舒，攻国之兵，攻国兵欲短，当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一矛而有二，俱备折坏。二矛当是二酋矛，斯言甚详辨。然《卫风·伯兮》笺引《考工记》兵车六等
译实始翦商，与甘棠“勿翦”。“翦”字都应当作“剪”。《说文》说：“翦，羽毛生长。剪，整齐地切断。”《甘棠》的传以“翦”为去除，《閟宫》的传以“翦”为整齐，笺以“翦”为切断，都符合“剪”的意义，不符合“翦”的意义了。《说文》又有“防”字，说：“搣【亡列反】也。”又说：“搣防【侧氏切】也。”防，即捽【昨没切】。捽，是揪住头发。这与两首诗中的“翦”都不符合韵脚。“防”“防”字的注引《閟宫》诗，大概是不对的。又考察：“翦”从羽，“剪”从刀，都谐前声。□从止，在身，上面今改□为前，而又加刀为剪，加宇为翦，都是隶变造成的讹误。
致天之届，届字现在解释为至极，句法实在不顺。笺说：届殛而疏，引《释言》来证明，与今本《尔雅》虽然不同，但必定没有错误。解释为致天之诛，文义才开始明畅。《尔雅》注现在只保存了郭氏一家，所以没有途径来考证其异同。郭氏之外，注者有十余家，其中在唐初尚存的，有李廵注三卷，樊光注六巻，孙炎注六卷，沈珤集注十巻，与郭注都载于《艺文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中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逵、孙炎五家注。《五经正义》所引用的，又有某氏、谢氏、顾氏的说法，那么仲达所见的注本还很多。届殛的解释，必定有依据了。龙旂承祀，疏申述笺的意思，引《明堂位》的话证明鲁君祭祀上帝，树立日月之章，这龙旂定是庙祭。旧说认为这是郊祀，是谬误的。宋代曹氏说：司常说日月为章，王树立交龙，龙为旂，诸侯树立它，鲁虽然僭越郊礼，但用旂而不用常，还是不敢完全僭越。《明堂位》却说日月之章，那就又过分了。严华谷相信这个说法，然而此经下文说“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那么这承祀就是春秋享祀，明显是庙祭而不是郊祭。鲁郊不树立常，仍然没有明文可依据。
享以骍牺，牺字只有许宜一反。集传想要与下文的“宜多”两叶，所以有虚宜、虚何二反。然而古多字与祗字通用，音相同，所以移趍【音驰】、侈姼【尺氏切】等字都以多得声。多与牺韵本来相同，不转牺音以就多也。集传叶诗的“率宗”，吴棫《韵补》考察《韵补》收多于四支，不收牺于五支。朱子果于自信，大概也不完全采用他的说法了。又下文“牺尊”释文“牺素何反”，这也可能叶多。朱子不用，而创立一个音，这是自信太过了。
夏而楅衡。康成《周礼·封牛》注认为楅设在角上，衡设在鼻上。等到笺《诗》则遵从毛传，认为楅衡其角。孔疏两者都保存，不辨别哪个是对的。考察《说文》“衡”字从角从大，行声，本来取横大木于牛角耳，与鼻子无关。况且《封人》职注，郑司农、杜于春都认为设在角上。康成先注《礼》，虽然驳斥郑杜的意义，后笺《诗》仍遵从毛传，大概是自觉前说的短处了。
閟宫诗，公车千乘，这是大国的赋税，见于经文的。马融注《论语》，引《司马法》，说百井为成，每成出车一乘。包咸注《论语》，说每十井出车一乘，说法各不相同。宋代李雩认为百里之国，提封万井，适合千乘之数。如果百井一乘，必定十万井而出千乘，十万井之地，开方计算，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与大国方百里之制不合，所以取包说。然而这是拘泥于方形的见解。朱传用《司马法》的说法，来解释《閟宫》，与笺疏意思相同，也知道鲁地不仅百里了。所以他的《论语》注说颛防在鲁地七百里中，《明堂位>的说法，朱子不完全认为不对。后儒不明论世，只执孟子《王制》的话，而斥《周礼·职方》为虚妄，不知道《孟子》只听闻其略，而《王制》一篇，乃是汉文帝时博士诸生所作，岂可过分相信！一定如包氏说，那么十井之田，只有八十家罢了，让他们出车一乘辎车一乘，四马十二牛，甲士步兵等共百人，以及甲胄弓矢五兵旗旂之类，无一不具，百姓怎能承受！先王之世，不应该有如此重的赋税。朱子舍弃包而取司马，确实有见识。
诗言“二矛”者，二而康成解释不同。清人笺说：“二矛，酋矛、夷矛也。”《阈宫》笺说：“二矛，重弓，备折坏也。”疏申明其意，认为酋矛长丈四尺，夷矛三寻，这是酋短于夷。清人御狄守国之兵，守国兵想要长，应当兼用夷矛；《阈宫》膺戎狄，惩荆舒，攻国兵想要短，应当只用酋矛。所以一弓而重之，也是一矛而有二，都防备折坏。二矛应当是二酋矛，这话非常详细辨析。然而《卫风·伯兮》笺引《考T记》兵车六等
为説，与此笺意正合。六等者，一轸，二戈，三人，四殳，五防，六酋矛，不数夷矛。而彼疏论六等、六建之异同【六建数夷矛，不数轸】谓前驱车上当具五兵，五兵者，戈、殳、防、酋矛、夷矛也。又谓歩卒无夷矛，前驱非歩卒，当有夷矛。夫《伯兮》诗为伐郑而作，亦攻国之兵，而孔氏以为用夷矛，与此自相戾矣。要之，此诗“二矛”与“重弓”文连无异，弓当亦无异矛。郑总以“备折坏”释之，最为允当。公徒三万，郑以三军释之，其答临硕则又以为二军。孔疏取其二军之説，谓举大数必就其近者，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可云四万。颂主夸美，不应减退其数。又襄十一年《春秋》书“作三军”，明前此无三军也。昭七年复书“舎三军”，则其作、其舎皆书也。使僖公有三军，文以后无之，《春秋》何不书“舎”？故知僖公无三军矣，其説良是。严缉载李氏语，谓伯禽以来巳有三军，襄公时三卿专权，分三军为巳之赋耳，非此时方有三军也。噫，谬矣！三家作三军，正因前此止二军，不便于三分故也。设本有三军，竟三分之可耳，焉用作乎？若不作而书“作”，是《春秋》乃曲笔，非信史，何名为经？且孔疏言鲁二军，原不言周公、伯禽时即然也。东迁之后，诸侯彊者弱，弱者彊，非复西京之旧。卫、晋皆侯爵也，而臧宣叔言卫于晋不得为次国▯二王之后，宜公爵也，而《春秋》或书侯，或书伯。晋武公受王命，本以一军为晋侯也【见《左传·庄十六年】而献公作二军【见闵元年】文公作三军【见僖二十八年】又作五军【三十一年】襄公舎二军【文二年】景公作六军【成三年】厉公罢新上二军【见成十六年杜注】止存四军。悼公舎新军【襄十四年】岂有常哉？又当时诸侯多乐自居弱小，以避霸国重赋，故鲁作三军，叔孙虑政将及已。宋之防，季孙愿视邾滕【襄十四年】平丘之防，子产争承，以郑为伯男【昭十二年】则春秋时除齐晋楚霸国外，能具三军者鲜矣。鲁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旧，岂独军制哉？颂主夸美，故郑姑以三军释之耳，要非其实也。公徒三万，朱传曰：三军为车三百七十五乗，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为歩卒二万七千人。此以每乗百人计之也，并炊家子固守衣装厮养樵汲二十五人，悉数之为军矣。夫此二十五人皆老弱不任荷戈者耳，可备伍两卒旅师之列乎？案一乗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三军当用车五百乗，其为歩卒则三万六千人【并甲士一千五百人，并三万七千五百人。孔疏説三军之数谓此，故采芑疏亦以三千军为十八军】
译关于解说，这与郑玄笺注的意思完全吻合。所谓六等兵器，一是轸，二是戈，三是人（指持戈者），四是殳，五是防，六是酋矛，没有计算夷矛。而《毛诗正义》疏文中讨论六等与六建的区别【六建计算夷矛，不计算轸】，说前驱战车之上应当配备五种兵器，这五种兵器是戈、殳、防、酋矛、夷矛。又说步兵没有夷矛，前驱不是步兵，所以应当有夷矛。然而《伯兮》这首诗是为征伐郑国而作，也是攻打国家的军队，而孔颖达却认为使用夷矛，这与他前面的说法自相矛盾了。总之，这首诗中“二矛”与“重弓”在文意上相连且没有区别，弓应当也没有异于矛。郑玄总括用“防备折断损坏”来解释，最为恰当。
“公徒三万”，郑玄用三军来解释，但他回答临硕时又说那是二军。孔颖达疏文采纳了二军的说法，认为举大数必定就近取整，三军有三万七千五百人，可以说成四万。颂诗主旨在于夸耀赞美，不应该减少其数目。又《春秋》襄公十一年记载“作三军”，明确说明在此之前没有三军。昭公七年又记载“舍三军”，那么它的建立和废除都有记载。假如僖公时有三军，文公以后没有了，《春秋》为什么不记载“舍”？所以知道僖公没有三军，这种说法很正确。严缉记载李氏的话，说从伯禽以来就已经有三军，襄公时三卿专权，把三军分作自己的赋税罢了，并不是这时才刚有三军。唉，荒谬啊！三家作三军，正是因为以前只有二军，不便于三分割据的缘故。假如本来就有三军，直接三分就可以了，哪里还需要“作”呢？如果不建立而记载“作”，那就是《春秋》用了曲笔，不是信史，怎么能称为经书呢？况且孔颖达疏文说鲁国二军，原本并没有说周公、伯禽时就是这样。
东迁之后，诸侯强的变弱，弱的变强，不再是西周旧制。卫国、晋国都是侯爵，而臧宣叔说卫国对于晋国不能算作次国；二王之后，应该封公爵，而《春秋》有时记载为侯，有时记载为伯。晋武公接受王命，本来以一军作为晋侯【见《左传·庄公十六年》】，而献公建立二军【见《左传·闵公元年》】，文公建立三军【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又建立五军【《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襄公废除二军【《左传·文公二年》】，景公建立六军【《左传·成公三年》】，厉公罢免新上二军【见《左传·成公十六年》杜预注】，只保留四军。悼公废除新军【《左传·襄公十四年》】，难道有固定不变的吗？又当时诸侯大多乐于自居弱小，以躲避霸主国家的重赋，所以鲁国建立三军，叔孙担心政事将波及自己。宋国的盟会，季孙愿意视同邾、滕那样【《左传·襄公十四年》】；平丘的盟会，子产争辩，把郑国列为伯男【《左传·昭公十二年》】。那么春秋时期除了齐、晋、楚这三个霸主国家外，能具备三军的很少了。鲁国的衰弱已经很久，事事都不是伯禽时的旧制，难道只是军制吗？颂诗主旨在于夸耀赞美，所以郑玄暂且用三军来解释罢了，但这并不是实际情况。
“公徒三万”，朱熹《诗集传》说：三军是战车三百七十五乘，三万七千五百人，其中步兵二万七千人。这是按每乘车百人计算的，连同炊事、家仆、固守、衣装、厮养、樵汲二十五人，全部计入军队了。然而这二十五人都是老弱不能扛戈的人，怎么能列入伍、两、卒、旅、师的行列呢？查考一乘车有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三军应当用车五百乘，其中的步兵则是三万六千人【加上甲士一千五百人，共三万七千五百人。孔颖达疏文所说三军的数目就是这个，所以《采芑》疏文也以三千军为十八军】。
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郑以来同，为同盟，率从为从。中国盖僖公非王非霸，故不系诸鲁也。良为有见，而后儒莫用。
凫绎二山俱在今兖州府邹县东南，凫在县东南五十里，绎在县南二十五里，亦名邹山。《禹贡》“峄阳孤桐”即此山也。郭景纯谓此山纯石积构，连属如绎丝然，故以为山。《禹贡》作“峄”，奠其名也；《鲁颂》作“绎”，取其义也。又有葛峄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此诗及《禹贡》之释。《汉书·地里志》云：“东海下邳县西有葛峄山，古以为峄阳。”《説文》云：“葛峄山在东海下邳。”《夏书》云“峄阳孤桐”，皆误以《禹贡》之“峄阳”为葛峄。孔仲达、蔡仲黙俱引《汉书》以释《禹贡》，失于考矣。案邹县本邾国，凫绎二山不在鲁境内。《诗》曰“保有殆”，夸词葢鲁击析声闻于邾地，宻尔而世相雠杀。鲁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颂者其情见于词乎？上章泰山、▯防，下章常、许，本鲁地，其曰“詹”、“曰奄有”、“曰居道”，其实也；惟此章纯是溢美之谈。
居常与许传云：常，许鲁南鄙；西鄙，独言南西，毛必有本也。疏申之，以为常南鄙，许西鄙，传意或尔矣。郑以常为薛之旁邑，而引《春秋》庄三十一年“筑台于薛”，及田文封薛，号孟尝君，以证薛旁有尝邑。又以许为许田【左传》隐八年“郑易许田”，桓元年“郑假许田”孔疏俱引此诗，盖据笺为説】此未必然也。“筑台于薛”，鲁地也。孟尝君之薛，奚仲旧封也。《春秋》时薛尚存，鲁安得筑台于其国中？明是异地而名偶同耳。尝自在奚仲国旁，与鲁之薛邑何预哉？至许田为郑有，桓公本以易祊耳，岂僖公复以祊易之郑邪？经传无明文，亦臆説也。或谓常是齐所侵地，盖本于管子。今案管仲劝桓公亲诸侯，反其侵地，故归鲁常潜【国语》亦载其事，常作堂】此桓公始图霸时事也。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齐久已称霸矣。常地之归，当在庄公时，不在僖公时，不应举以颂僖。又齐在鲁北，常为齐侵，定是鲁北境，与传“南鄙”又不相符，此説尤不足信也。
令妻寿母，宜大夫庶士。谓善其妻，夀其母，宜其大夫庶士也。皆承鲁侯燕喜，言令寿宜，本一例。朱传云：令善之妻，寿考之母，则下句文义难通矣。可云大夫庶士，是令妻寿母宜之邪？
閟宫与殷武未章皆言营作之事故朱子谓文义畧同胡一桂从而附防之言閟宫篇全依仿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吁谬矣二诗除末章而外词指既殊体裁亦别何尝相似乎扬雄言奚斯晞考父止谓两人皆作颂非谓文体之同也要之商颂传之周大师而考父得之非考父作奚斯但作庙未尝作颂雄言亦谬也又閟宫末章先言路寝后言新庙是寝庙俱修辅广陈栎乃谓寝即庙中之寝尤为谬妄彼特欲证閟宫新庙为一不当兼言修庙耳独不思古人庙制前庙后寝庙比于路寝庙后之寝比于小寝故天子之寝亦有小寝五若此诗之寝果在庙中是乃小寝耳何云路寝哉
鲁颂颂僖公之贤，而春秋多书其失德之事，学者疑之。宋赵氏、黄氏、李氏诸儒皆论其故，大约以僖特中材庸主，而颂词多溢美，故任季友则贤，任仲遂则否。天下有霸主则能自固，无霸主则不能自立，其説似之而未尽然也。源谓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过恶诚有之，要不失为贤君也。古来人主，除二帝三王数大圣人外，其余令德之君，俱不能每事尽善。成康至贤，尚有误信流言、佩玉晏鸣之失。宣王中兴，英辟而美刺并载于诗，国语亦纪其失。至列国诸侯为诗所美者，卫武公、文公、郑武公、秦仲及襄公、齐桓公、鲁僖公，凡七君。卫、郑二武与秦之两君，事在春秋前，其见春秋者，卫文灭邢，书名以示贬。齐桓霸业虽隆，而内多惭德，要此二君者不害其为贤侯。僖公亦犹是耳，安得因春秋所讥，并疑颂语之失实乎？案鲁遭庆父之乱，祸难相防，齐睥睨其旁，欲乗衅袭取。防仲孙湫言禽父几不祀【事见左传闵元年】国势岌岌矣。及僖公立，鲁复晏然，意其抚和臣民，交好隣国，易乱为治，转危为安，绥
译淮夷前来归附，无不顺从。郑国前来归附，是结成同盟；顺从，就是跟从。中原地区大概因为僖公既非周王也非霸主，所以不把他系于鲁国之下。良氏的看法是有见识的，但后来的儒者没有采纳。
凫山和绎山都在今天兖州府邹县的东南，凫山在县城东南五十里，绎山在县城南二十五里，也叫邹山。《禹贡》中提到的“峄阳孤桐”就是指这座山。郭景纯认为这座山全是石头堆积而成，连绵不断如同抽丝一般，所以命名为绎山。《禹贡》写作“峄”，是确定它的名称；《鲁颂》写作“绎”，是取它的含义。另外还有一座葛峄山在今天淮安府邳州，并不是这首诗和《禹贡》所指的峄山。《汉书·地理志》说：“东海郡下邳县西边有葛峄山，古人认为这就是峄阳。”《说文解字》说：“葛峄山在东海郡下邳。”《夏书》说“峄阳孤桐”，都是错误地把《禹贡》中的“峄阳”当成了葛峄山。孔仲达、蔡仲默都引用《汉书》来解释《禹贡》，这是考证失误。查考邹县原本是邾国，凫、绎二山不在鲁国境内。《诗经》说“保有殆”，夸大的言辞大概是鲁国击析之声传到了邾地，邾地靠近鲁国而世代相互仇杀。鲁国的君臣想要吞并邾国已经很久了，作颂的人其情意在词语中显露出来吗？上一章提到泰山、蒙山，下一章提到常、许，原本都是鲁国的土地，其中说“詹”、“曰奄有”、“曰居”，是实际情况；只有这一章纯粹是溢美的言论。
《居常与许传》说：常、许是鲁国的南边边境；西边边境，只提到南和西，毛亨必定有依据。孔颖达在疏中申述，认为常是南边边境，许是西边边境，传文的意图或许如此。郑玄认为常是薛国的旁邑，并引用《春秋》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薛”，以及田文封于薛，号称孟尝君，来证明薛国旁边有尝邑。又把许当作许田【《左传》隐公元年“郑易许田”，桓公二年“郑假许田”，孔颖达疏都引用这首诗，大概是依据郑玄的笺注来说的】，这未必正确。“筑台于薛”，是鲁国的土地。孟尝君的薛地，是奚仲旧日的封地。《春秋》时期薛国还存在，鲁国怎么能在其国内筑台？明显是异地而名偶然相同罢了。尝自然在奚仲的封国旁边，与鲁国的薛邑有什么关系呢？至于许田归郑国所有，桓公原本是用来交换祊地的，难道僖公又用祊地交换给郑国吗？经传中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主观臆测。有人说常是齐国侵占的土地，大概本于《管子》。现在查考管仲劝桓公亲近诸侯，归还侵占的土地，所以归还了鲁国的常、潜【《国语》也记载此事，常写作堂】，这是桓公开始图谋霸业时的事情。僖公即位是在桓公二十七年，齐国早已称霸了。常地归还，应当在庄公时期，不在僖公时期，不应该举此来颂扬僖公。又齐国在鲁国北边，常被齐国侵占，定是鲁国北境，与传文“南鄙”又不相符，这种说法尤其不足信。
美好的妻子，长寿的母亲，适宜于大夫和众士。意思是赞美他的妻子，祝寿他的母亲，适宜于他的大夫和众士。都是承接鲁侯宴饮喜乐，说美好、长寿、适宜，本是一例。朱熹《诗集传》说：美好的妻子，长寿的母亲，那么下句的文义就难以通顺了。能说大夫和众士，是令妻寿母适宜的吗？
《閟宫》与《殷武》的末章都讲营建宫室的事情，所以朱子认为文义大致相同，胡一桂从而附和，说《閟宫》篇全依仿《殷武》而作，如出一手，唉，谬误啊！两首诗除末章之外，词旨既不同，体裁也相异，何曾相似呢？扬雄说奚斯效法考父，只是说两人都作颂，不是说文体相同。总之，《商颂》传于周代大师，考父得到它，并非考父所作；奚斯只是建造庙宇，未曾作颂，扬雄的话也是谬误的。又《閟宫》末章先说路寝，后说新庙，是寝庙都修葺，辅广、陈栎却说寝就是庙中的寝，尤为谬妄。他们只是想证明《閟宫》的新庙是一个，不应当兼言修庙罢了。难道不想想古人庙制，前庙后寝，庙中的寝相当于路寝，庙后的寝相当于小寝，所以天子的寝也有小寝五座。如果这首诗的寝果实在庙中，那就是小寝了，怎么能说是路寝呢？
《鲁颂》颂扬僖公的贤德，而《春秋》多记载他失德的事情，学者对此感到疑惑。宋代赵氏、黄氏、李氏等儒者都论述其中的缘故，大抵认为僖公只是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而颂词多有溢美之辞，所以任用季友就贤明，任用仲遂就不贤明。天下有霸主就能自保，没有霸主就不能自立，这种说法似乎有理但未完全正确。源氏认为僖公自是中等以上的人才，过错罪恶确实有，但终究不失为贤君。古来君主，除了二帝三王几位大圣人外，其余有美德的君主，都不能每件事都尽善尽美。成王、康王极为贤明，尚且有误信流言、佩玉晏鸣的过失。宣王中兴，英明的君主而美刺并载于《诗经》，《国语》也记载他的过失。至于列国诸侯被《诗经》所赞美的，卫武公、文公、郑武公、秦襄公及襄公、齐桓公、鲁僖公，共七位君主。卫、郑二武与秦国的两位君主，事迹在春秋之前，见于《春秋》的，卫文公灭邢，书名以示贬斥。齐桓公霸业虽然兴盛，而内多惭愧之德，但这二位君主不妨害他们成为贤侯。僖公也是如此，怎么能因为《春秋》所讥讽，就一并怀疑颂语的失实呢？查考鲁国遭遇庆父之乱，祸难相继，齐国在旁窥伺，想要乘隙袭取。鲁国势岌岌可危。仲孙湫说禽父几乎断绝祭祀【事见《左传》闵公元年】。等到僖公即位，鲁国又恢复安宁，大概他安抚臣民，交好邻国，变乱为治，转危为安，安抚
辑定应多术。诗序所言足用爱民、务农、重谷、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宫、复周公之宇，乃其实事也。不贤而能然乎？但所行者不过修举旧章、勤政节用、无赫赫可纪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书，无由取而笔之于经。其失德之彰彰者载在国史，又不可尽削。夫子既书之以垂戒后世，更録鲁颂颂美之词，以补春秋之未及，殆不无微指焉。又鲁本羸国，僖亦非雄才，欲保境自安，势须结援大国。无伯而从楚，此社稷之故，未可深罪也。至春秋书郊始于僖者，以其既成牲后卜日为怠慢，故讥之耳。常郊不书，因卜之非礼而书，非谓郊始于此也。黄氏谓僖始僭郊为不贤之大谬矣。若夫败邾于偃，败莒于郦，御侮之勇也。取须句，反其君，存亡之义也。纳玉于王，求释。卫侯亲亲之仁也。僖之美，亦稍见《春秋》经传。不仅颂有之矣。
译治理安定国家应当有多种方法。《诗序》所说的足以体现爱民、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君臣之间合乎道义，以及修建泮宫、恢复周公的宫室，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事迹。如果不贤明，能够做到这样吗？但是鲁僖公所施行的不过是在旧有制度上加以修举，勤于政事、节约用度，并没有显赫可记载的功绩，而《春秋》的笔法规定，平常的事情不予记载，因此没有理由将其记录在经文中。那些彰明昭著的失德行为记载在国史中，又不能完全删去。孔子既然已经记载下来以垂戒后世，又收录《鲁颂》中颂美的词句，来补充《春秋》所未能涵盖的内容，大概不无深意吧。况且鲁国本来是个弱小的国家，鲁僖公也不是雄才大略之人，想要保全疆土、自我安定，情势上必须结交大国作为外援。没有霸主而依附楚国，这是为了社稷的缘故，不可以深加责备。至于《春秋》记载郊祀从鲁僖公开始，是因为他在祭牲已经准备好之后才占卜日期，属于怠慢，所以加以讥讽。平常的郊祀不记载，因为占卜不合礼制才记载，并不是说郊祀是从这时开始的。黄氏认为鲁僖公开始僭越举行郊祀是不贤明的大错，这是极大的谬误。至于在偃地击败邾国，在郦地击败莒国，这是抵御外侮的勇气；攻取须句，送回其国君，这是保存亡国的道义；向周王进献玉帛，请求赦免，这是亲近亲属的仁爱。鲁僖公的美德，在《春秋》经传中也稍有体现，不仅仅是在《颂》诗中才有啊。
商颂那之什
那
置我鞉鼔，传云殷置鼓，改《明堂位》楹鼓为置鼓，以就经文，明是释置为楹也。郑通其意，读置为植，植鞉鼓者为楹贯而树之。葢植即古置字，见《金縢》“植璧”注，故疏引之以证此二字之同。然则此诗“置”字，毛、郑义本同，音亦宜同矣。释文云：“置，毛如字，郑作植，时职反，又音值。”恐非是。汤孙奏假，假字毛、贾训大，郑音格，训升，而皆以为奏乐大者，大乐也；升者，升堂之乐也。奏鼔为堂下之乐，奏假为堂上之乐。下文鼓、管与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郑解较明划矣。
绥我思成。笺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谓神明来格也。吕记、朱传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谓神明来格也。皆改心为以，而于成之下増一人字。朱传又谓笺有脱漏，今正之。盖指此二字矣。然笺语自通，不烦増改。疏申笺云：于祭之时，心所思者惟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谓神明来格也。并不疑笺有脱漏。朱、吕亦知笺不误，特欲裁剪其言以就己説耳。严缉引笺，仍用原文，已窥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语毛郑皆祖外传。先圣传防，犹不敢专立解。朱吕亦遵用，惟严独以有作为作乐，谓此乐乃古昔时前人所作也。意虽顺，而戾于古。
烈祖
大雅之称文武，必追美太王、王季；商颂之于二宗，亦然。嗟嗟烈祖，颂中宗也；古帝命武汤，皆颂高宗也。推本祖德，以为子孙光。诗人立言之体，后先一辙矣。
鬷字两见《诗》《陈风》鬷迈，《商颂》鬷假是也。陈笺、《商传》皆训总。鬷假者，谓总集大众，指助祭诸侯及羣臣而言。当此而无言无争，所以难也。朱子据《中庸》故改鬷为奏，恐不然。《左传》引此诗亦作鬷矣，何独以《中庸》为正乎？况经传引诗与本文互异者多有，安得皆舎此而从彼也？又“百禄是总”，“总”字亦作“鬷【见释文】可见鬷、总古通用。
烈祖篇三假字，郑皆音格，训升。毛则鬷假以假，皆训大来。假无传，王肃述之，训至。是来假，假字，毛郑皆音格也。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训来，训至，训登。见《易》“王假有家”，释文：“来与至义同”，登即升也。格音止，有此二义耳。宋儒又转为感通之义，殆因至义而附益之。与又案：假训至者，字本作▯，有作佫、徦，通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是也。《书》“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及“有苗格逺人”，格孔传俱训至矣。其假字见《説文》：“云至也，从彳，叚声，古雅切。”
▯鸟
东莱于生民祖笺巨迹为説，于▯鸟祖毛传春分郊禖为解，履迹呑卵事，同一辙，或用或否，商周互异。盖公刘次章以后，皆未经刋定之书也。方知吕记初本，元以毛义解生民矣。
正域彼四方，谓汤也。肇域彼四海，谓武丁也。美中兴之功，词同于开创。诗所以为善颂也。
武丁孙子疏云：「诗所以称王名者，王肃云殷质以名，葢以武丁为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号举，观汤名履而号天乙，则可推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孙子，王肃述毛，以为武丁之为人，孙子此大胜郑。虽因那诗，毛传汤为人子孙语，而为之説。然实青出于蓝矣。严缉从其説，且辨之云：武丁之后无显王，况孙子祀其先王，不应自夸其武德。葢解为武丁之孙子，本郑氏説，而吕记、朱传皆从之也。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郑以为武丁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曽子固讥之，当矣。然谓武王即成汤，则二语文义不属。又成汤功业，上文述之已详，此又复述，亦未必然也。王肃述毛云：武丁为人孙子，能行先祖武德，王道无不胜任，庶为得之。况如郑説，则前美成汤，后美孙子。如曽意，则前后俱美成汤，皆无一语称扬武丁功德。《诗》本祀髙宗，不应反畧之也。
龙旂十乗，郑以为二王后及八州之大国，盖独举尊者言之。助祭诸侯固不止十乗也。吕记载朱子之説，谓助祭者既以服数为节，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则祀典多矣，
译《商颂·那》这一组诗
《那》
“置我鞉鼓”，毛传说殷代设置鼓，将《明堂位》中的楹鼓改为置鼓，以符合经文，显然毛传是把“置”解释为“楹”。郑玄贯通其意，将“置”读作“植”，意思是树立鞉鼓的柱子贯穿并树立着它。大概“植”就是古时的“置”字，见于《金縢》“植璧”的注疏，所以疏文引用它来证明这两个字相同。那么这首诗里的“置”字，毛传和郑玄的本意相同，读音也应当相同。《释文》说：“置，毛传读如本字，郑玄读作植，音时职反，又音值。”恐怕不对。
“汤孙奏假”，“假”字毛传和贾逵都训释为“大”，郑玄读作“格”，训释为“升”，但都认为是指演奏盛大的音乐，即大乐；“升”是指升堂之乐。演奏鼓乐是堂下的音乐，演奏“假”乐是堂上的音乐。下文提到的鼓、管与磬，也有堂上、堂下的区别，郑玄的解释比较清晰明确。
“绥我思成”，郑玄笺注说：安定我心中所思求而成就的，是指神明降临。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引用它，都说：安定我凭借所思求而成就的人，是指神明降临。都改“心”为“以”，并在“成”字下面增加一个“人”字。朱熹又认为郑玄笺注有脱漏，现在加以纠正。大概指的就是这两个字。然而郑玄笺注本身通顺，不必增改。孔颖达疏申述郑玄笺注说：在祭祀的时候，心中所思求的只是思念神明罢了，所以知道安定我心中所思求而成就的，是指神明降临。并不怀疑郑玄笺注有脱漏。朱熹、吕祖谦也知道郑玄笺注没有错误，只是想要裁剪其言辞以迎合自己的说法罢了。严缉引用郑玄笺注，仍用原文，已经看破了这层意思。
“自古在昔”，这四句话毛传和郑玄都沿袭《外传》。先圣传授经义，尚且不敢擅自确立解释。朱熹、吕祖谦也遵循使用，只有严缉独自将“有作”解释为“作乐”，认为这乐是古昔时前人所创作的。意思虽然通顺，却违背古义。
《烈祖》
《大雅》称颂文王、武王，必定追美太王、王季；《商颂》对于中宗、高宗，也是如此。“嗟嗟烈祖”，是颂扬中宗；“古帝命武汤”，是颂扬高宗。推究根本祖德，作为子孙的光荣。诗人立言的体裁，前后是一致的。
“鬷”字两次出现在《诗经》中，《陈风》中的“鬷迈”，《商颂》中的“鬷假”就是。陈奂笺注和《商颂传》都训释为“总”。“鬷假”的意思是，总集大众，指助祭的诸侯及群臣而言。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言语争执，所以难得。朱熹根据《中庸》所以改“鬷”为“奏”，恐怕不对。《左传》引用这首诗也作“鬷”，为何唯独以《中庸》为准呢？况且经传引用诗句与本文互异的很多，怎能都舍弃这个而跟随那个呢？又“百禄是总”，“总”字也作“鬷”【见《释文》】，可见“鬷”、“总”古时通用。
《烈祖》篇中有三个“假”字，郑玄都读作“格”，训释为“升”。毛传则“鬷假”以“假”，都训释为“大来”。“假”字没有传注，王肃阐述它，训释为“至”。那么“来假”、“假”字，毛传和郑玄都读作“格”。“假”字有五种读音，其中读作“格”的，训释为“来”，训释为“至”，训释为“登”。见于《易经》“王假有家”，《释文》：“来与至意义相同”，登就是升。格音止，有这两种意义罢了。宋儒又转为感通的意义，大概是因为“至”的意义而附益的。又案：假训释为至的，字本作〇，有作佫、徦的，通用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就是。《尚书》“格于上下，格于皇天”，以及“有苗格远人”，格的孔传都训释为至了。其“假”字见于《说文》：“云至也，从彳，叚声。”
〇《玄鸟》
吕祖谦对于《生民》篇祖述郑玄笺注关于巨迹的说法，对于《玄鸟》篇祖述毛传关于春分郊禖的解释，履迹吞卵的事，同一套路，或用或不用，商周互异。大概公刘第二章以后，都是未经刊定的书了。才知道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初本，原本以毛传义解释《生民》了。
“正域彼四方”，是指成汤。“肇域彼四海”，是指武丁。赞美中兴的功业，词句同于开创。《诗经》之所以善于颂扬，就在于此。
“武丁孙子”，疏文说：“《诗经》之所以称王名的原因，王肃说殷代质朴以名，大概以武丁为殷王名了。”案殷天子都以号举，看汤名履而号天乙，就可以推知了。疏文的话不对。
“武丁孙子”，王肃阐述毛传，认为武丁作为人子孙，这大胜郑玄。虽然因为《那》诗，毛传有成汤作为人子孙的话，而为之解说。然而实在青出于蓝了。严缉跟随他的说法，并且辩解说：武丁之后没有显赫的君王，况且孙子祭祀其先王，不应自夸其武德。大概解释为武丁的孙子，本郑玄的说法，而吕祖谦、朱熹都跟随它。
“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郑玄认为武丁的孙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巩讥讽他，恰当。然而说武王就是成汤，则两句话文义不连贯。又成汤的功业，上文叙述已经详细，这里又重复叙述，也不一定如此。王肃阐述毛传说：武丁作为人子孙，能践行先祖武德，王道无不胜任，大概算是得之。况且如郑玄所说，则前面赞美成汤，后面赞美孙子。如曾巩的意思，则前后都赞美成汤，都没有一句话称扬武丁的功德。《诗经》本祭祀高宗，不应反而略去他。
“龙旗十乘”，郑玄认为是二王后及八州的大国，大概只举尊贵的来说。助祭的诸侯固然不止十乘。吕祖谦记载朱熹的说法，说助祭者既以服数为节，又使他们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之祭是什么祭？如指方社之方，则祀典多了，
何独言方祭？如就此诗而言，则祀高宗止于庙中，安得有四方之祭？殊不可晓。集传不着斯语，殆亦自悟其非与？
译为什么单单说正在祭祀呢？如果就这首诗来说，那么祭祀高宗仅限于宗庙之中，怎么会有四方之祭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诗集传》没有写下这样的话，大概也是自己意识到这种说法不对吧？
长发
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朱子引《天问》语，断于「方」字絶句。案孔疏申毛郑云：禹敷广下土，以正四方，京师外之大国，于是画其疆境，则为四方而属上句。先儒本读如此，不始于朱传也。严缉之「禹敷下土」为句，非是。
幅陨既长，陨字毛训均，郑读为圆。案陨于敏切，圆王问切，音本相近，故郑改读以就均训圆。本训圜，全也。后世读圆为王权切，而音始相逺矣。《説文长笺》以为始于宋儒，或有然。
感祥生帝之説，虽出于纬书，然谓古帝王之兴，各乗五行之王气，当有其理，岂可概斥为诬？▯王桓拨郑，以为承黒帝而生子，故称▯。韦昭注《国语》，亦以水德为説，义本通也。正叔改▯为深微，而引《老子》▯之又▯语证之，《易》纎纬以黄老相去无几耳。
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逹。郑以尧封契于商为小国，舜复益其土地为大国。此据纬书【中侯握河纪】考河命】为説，故宋儒不从。释为随其大小，无所不宜。然《诗》云：“王当举其实事”，未必漫为虚词也。纬书之言虽不可尽信，岂遂无一语足信乎？
▯王前受小国，后受大国。孔疏中据《握河纪》考《河命》二纬书之言，谓稷、契皆公爵，尧封之当百里，舜又益之，当不止百里。此仲达揣度之词也。案《史记·三代年表》禇少孙云：“尧知稷、契贤，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禇或别有据乎？然则尧封契止七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汤降不迟，郑训“降”为尊贤下士，非臆説也。宋公孙固引此诗以美晋公子，已作是解矣【见《晋语》诗疏，亦引之】宋为商后，彼自释其先代之诗，岂无所本乎？又《韩诗外传》七引此诗，皆证谦已下人之义。毛、韩异师而解同，尤见非一家之私説。今释为“降生”义，殊短。
昭格迟迟，王肃述毛，假字音格训至，孔氏专引郑説为毛义，取寛暇之意，而王义无闻焉。后儒皆以为感格上帝，则迟迟义难通，纵强为之説，终未惬矣。案孔子闲居引此诗注，以为汤之明道及于民，迟迟然安和是。郑本以假为至，及笺诗而改之也。源谓昭假者，光昭被格之义；迟迟者，▯逺悠裕之义。圣德及人，无所偏党，亦非取效旦夕，故书言光被，易言显比，此昭假之谓也。易言久道化成，此迟迟之谓也。
昭假之假，郑训寛暇。孔谓寛暇者，取假借之义，则假不必改音。故释文云：古雅反，其以为毛音格，郑音暇者，徐邈之説也。源谓假字训至者，贾、格二音俱可读。假字音贾者，至、暇二义俱可通。则此诗假字止读本音，可括郑、王两家义矣。
毛传解缀旒为表章骏厖为大厚，谓为下国之表凖章程，使下国之性行极其纯厚，文义本通也。郑氏贪用公羊传语，以缀旒取喻于旌旂；至骏厖二字无可引证，则以骏为俊，言汤为英俊厚德之君。后儒嫌其与缀旒义不相当，故争立异解。宋董逌以齐诗作骏駹，而集传取之。辅广因为之説，言缀旒喻为诸侯傅着，骏駹以马喻，能乘载诸侯，自以为工矣。但三国时齐诗已亡，董氏宋人，何由见之，恐不可据信。案宋叶梦得云：今韩诗章句不存，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谓之既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叶所疑，正董所据者耳。近世有伪造申公诗説及子贡古诗编次者【或云古诗编次乃鄞人丰坊伪作】宋世齐诗当即此类，董氏误信伪书，后人复信董氏之误，人情好异，往徃如此，奈经学之决裂何。
不竞不絿，传云：絿，急也。案絿字，《尔雅》无文，《説文》亦训急，义同。毛、朱传独训缓，反其义，徒取与“竞”对耳。然字训须有本，可意为之乎？
毛传训龙为和者，二酌颂“我龙受之”、“长发何天之龙”是也。孔疏不能详其义，然古人字训不尽与后世同。毛之诗传有自正，不必以后人文义彊推其故耳。郑云“龙”当作“宠”，今皆从之。不知《蓼萧》毛传训“龙”为“宠”，则“龙”字本有“宠”训，无烦改字也。但传既训“龙”为“宠”，而于二颂则易其解，定是诗学相传如此，必非苟为异也。
译禹治理下土，划定四方之外大国的疆界。朱熹引用《天问》的话，在“方”字处断句。查考孔颖达疏申述毛亨、郑玄之意说：禹广泛治理下土，以端正四方，京师之外的大国，于是划定其疆界，这就属于上句所说的四方。先代儒者原本就这样诵读，并非始于朱熹的《诗集传》。严缉将“禹敷下土”作为一句，是不对的。
幅员已经广大，“陨”字毛亨训为均，郑玄读为圆。查考“陨”音于敏切，“圆”音王问切，读音本来相近，所以郑玄改读以符合均训圆的解释。“均”的本义是圆，全也。后世读“圆”为王权切，读音才开始相距遥远了。《说文长笺》认为始于宋儒，或许确实如此。
感应祥瑞而生帝的说法，虽然出自纬书，但说古代帝王的兴起，各自乘五行之王气，应当有其道理，怎么可以一概斥为荒谬呢？〇王桓拨郑，认为是承黑帝而生子，所以称〇。韦昭注《国语》，也以水德为说，义理本来相通。正叔改〇为深微，并引用《老子》〇之又〇的话来证明，《易》纎纬以黄老相去无几。
接受小国是通达，接受大国是通达。郑玄认为尧封契于商是小国，舜又增加其土地为大国。这是根据纬书《中侯握河纪》考《河命》的说法，所以宋儒不采纳。解释为随其大小，无所不宜。然而《诗》说：“王应当举出实事”，未必是漫无边际的虚词。纬书的话虽然不能全信，难道就没有一句值得相信的吗？
〇王先接受小国，后接受大国。孔疏中根据《握河纪》考《河命》两本纬书的话，说稷、契都是公爵，尧封他们应当是百里，舜又增加，应当不止百里。这是仲达揣测之词。查考《史记·三代年表》褚少孙说：“尧知道稷、契贤能，封他们，契七十里，稷百里。”褚少孙或许有别的依据吗？那么尧封契只有七十里，舜增加后才到百里。
汤降临不迟缓，郑玄训“降”为尊贤下士，不是臆测之说。宋公孙固引用这首诗来赞美晋公子，已经作此解释了【见《晋语》诗疏，也引用了】宋是商的后代，他们自己解释先代的诗，难道没有根据吗？又《韩诗外传》卷七引用这首诗，都证明谦己下人的义理。毛亨、韩婴师承不同而解释相同，更见这不是一家之私说。现在解释为“降生”义，实在短浅。
昭格迟迟，王肃述毛亨，假借字音格训至，孔氏专门引用郑玄之说作为毛亨之义，取宽暇之意，而王肃之义无人知晓。后儒都认为是感格上帝，那么迟迟之义难以通顺，纵然强作解释，终究不惬意。查考孔子闲居引用这首诗的注，认为汤的明道及于民，迟迟然安和是这样。郑玄本以假为至，等到笺注《诗》时才改之。源说昭假者，是光昭被格之义；迟迟者，是〇远悠裕之义。圣德及人，无所偏私，也不是取效于旦夕，所以《书》说光被，《易》说显比，这就是昭假的意思。《易》说久道化成，这就是迟迟的意思。
昭假之假，郑玄训宽暇。孔氏说宽暇者，取假借之义，那么假不必改音。所以释文说：古雅反，其以为毛音格，郑音霞者，是徐邈之说。源说假字训至者，贾、格二音都可以读。假字音贾者，至、暇二义都可以通。那么这首诗假字只读本音，可以概括郑、王两家的义理了。
毛传解释缀旒为表彰，骏厖为大厚，说是下国的表准章程，使下国的性行极其纯厚，文义本来通顺。郑氏贪用《公羊传》语，以缀旒取喻于旌旗；至于骏厖二字无可引证，就以骏为俊，说汤是英俊厚德之君。后儒嫌其与缀旒之义不相当，所以争立异解。宋董逌以齐诗作骏马，而集传取之。辅广因此为之说，言缀旒喻为诸侯附着，骏马以马喻，能乘载诸侯，自以为精巧了。但三国时齐诗已亡，董氏是宋人，何由见之，恐怕不可据信。查宋叶梦得说：今韩诗章句不存，而齐诗还有可见的；然而唐人谓之既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叶所疑，正是董所据者。近世有伪造申公诗说及子贡古诗编次者【或云古诗编次乃是鄞人丰坊伪作】宋世齐诗应当即此类，董氏误信伪书，后人又信董氏之误，人情好异，往往如此，奈经学之决裂何。
不竞不絿，传云：絿，急。查考絿字，《尔雅》无文，《说文》也训急，义同。毛、朱传独训为缓，反其义，徒取与“竞”相对罢了。然而字训须有本，可以意为之吗？
毛传训龙为和者，二酌颂“我龙之受”、“长发何天之龙”是也。孔疏不能详解其义，然而古人字训不尽与后世同。毛之诗传自有其正，不必以后人文义强推其故。郑云“龙”当作“宠”，今皆从此。不知《蓼萧》毛传训“龙”為“宠”，则“龙”字本有“宠训，无烦改字也。但传既训龙为宠，而于二颂则易其解，定是诗学相傳如此，必非苟为异也。
允也天子，郑笺云：「信也，天命而子之。然则天子者，犹云昊天其子之尔。下与之以卿士，正谓天之下而予之，惟子之故予之。」文义聫贯，皆言天意如此。朱传云：「天子指汤，则以天子为称目之词。」下文「降于无所承」，更须补出「天」字，不如笺意之明顺矣。又「降予」，朱传误作「降于」，观释「降」为赐，而「予」字无训，则作传时已误，偶然邪？抑有意改之邪？
殷武
殷武第四章皆言汤字，颂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后儒必欲目武丁，则武丁为天子，不应称下国。王氏以下国为诸侯之国，而高宗命之，则与首句「命」字不应同章而异指。朱传云「命之以天下」，则易于为「以」，文义亦乖，俱难通也。源谓郑笺指汤言，非误也。《左传》引此诗而申之曰：「此汤所以获天福也【襄二十六年】后汉黄琼亦云：「诗咏成汤之不怠遑【见琼本传】则以此诗言成汤，其来甚古，非康成臆剏之解矣。诗首言「天之眷命」，所以降鉴于殷者，以其能严敬下民也。因言严敬之实在于慎赏罚，无所僭滥，勤政事，不敢怠遑，故天命汤于七十里之小国，使为天子，大建其福也。汤德如此，而武丁继之，安得不中兴乎？言汤正所以言武丁耳。
鄘风、商颂皆有景山之语，先儒直释为大山，不云山名也。朱传于鄘则曰「测景」，于商则曰「山名」。源谓景山之名载于舆记者甚多，皆后人因诗而傅防为之耳。案《寰宇记》：景山在废缑氏县西南八里，缑氏今属河南府偃师县，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景山在应天府楚丘县北三十八里，宋应天即今归德府，所谓谷孰南亳也。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即所谓北亳蒙也。《括地志》所谓蒙城有景亳，因景山而得名，是南北二亳之间亦有景山也。《寰宇记》又云景山在澶州渭南县，澶州今大名府开州。《水经注》亦言济水北迳元氏县，又北迳景山而引《卫诗》证之，则是二亳之外别有景山也。合而观之，卫南之景山因《鄘风》而得名，缑氏、应天之景山因《商颂》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傅防。作诗时未必先有此名耳。又《山海经》亦有两景山，其见《北山经》者，南望盐贩之泽，郭注引《外传》「景霍为城」之语，则此山在晋地。其见《中山经》者，为荆山之首，郭璞以为今南郡界中，则此山在荆域，皆非诗之景山。《山海经》为伯益所记，其山名在作诗之前，然二山去商、卫絶逺，俱非诗人所指。而二亳、卫南景山之名又起于后世，故先儒释诗直以为大山，良有见也。而朱传独以《殷武》之景山为山名者，徒据《左传》「景亳」之语，遂谓景山之名汤世已有之耳。然《左传》云「商汤有景亳之命【昭四年】景」与「亳」连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为山名，则当如下文「涂山」「岐阳」之称矣。又「景亳」，皇甫谧以为即北亳【括地志》祖其説】杜预注云「巩县西南有汤亭」，或言亳即偃师，则又以为西亳。谧、预皆晋人，而言「景亳」互异，可见地名变易已无可考，何所据而指为山名乎？
殷武》篇皆序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寝庙，复旧制，如《定之方中》、《斯干》、《緜》、《閟宫》诸诗，皆以宫室之修治，见兴盛之气象。诗人往往如此，故毛传以寝为路寝，郑笺亦以孔安为王居之而甚安，则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传不用古义，以寝为庙中之寝，恐不然。寝在庙后，其小者耳。诗何舎庙不言，反举小以该大乎？碍于义矣。又谓此特为百世不迁之庙，不在三昭三穆之数。既始祔而祭之之诗，则其言又自相违戻。夫后死者合食于先祖，斯谓之祔，故昭祔于昭，穆祔于穆也。既在昭穆之外，而号为特立之庙，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考之，则以寝为百世不迁之庙，尤无是理也。髙宗后迄殷亡，仅八君耳。除祖甲、庚丁二君外，则为六世。是纣乃高宗七世孙也。纣之时，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非亲尽应祧时也。百世不迁之庙，谁立之乎？刘瑾以为当立于帝乙时，是直言五世而迁矣，不亦谬
译“允也天子”，郑玄笺注说：“‘允’是诚信的意思，上天命他为天子。那么‘天子’这个词，就像是说‘昊天将其作为儿子’一样。下文说‘下与之以卿士’，正是说在天之下赐予他卿士，只因为他是天子的缘故才赐予他。”文义连贯，都是说天意如此。朱熹《诗集传》说：“‘天子’指商汤，那么‘天子’就是称呼的名词。”下文“降于无所承”，还需要补出“天”字，不如郑玄笺注的意思明白顺畅。又“降予”，朱熹《诗集传》误作“降于”，看他解释“降”为赐予，而“予”字没有解释，那么在作注时就已经错了，这是偶然呢？还是有意改动的呢？
《殷武》第四章都说商汤的事，歌颂武丁而追述他的祖德。后儒一定要说是指武丁，那么武丁作为天子，不应该称为“下国”。王氏把“下国”解释为诸侯之国，而高宗命令他们，那么与首句的“命”字在同一章中却指代不同。朱熹《诗集传》说“命令他拥有天下”，那么“以”字容易误解，文义也乖谬，都难以通顺。我认为郑玄笺注指商汤而言，并非错误。《左传》引用这首诗并解释说：“这就是商汤所以获得天福的原因。”东汉黄琼也说：“《诗经》咏叹成汤不怠惰不安逸。”那么认为这首诗是说成汤，由来已久，并非郑玄凭空臆造的解释。诗开头说“天之眷顾命令”，所以下降视察殷商的原因，是因为他能严肃恭敬地对待下民。接着说严肃恭敬的实质在于谨慎赏罚，没有僭越滥施，勤于政事，不敢怠惰安逸，所以上天命商汤在七十里的弱小国家，让他成为天子，大大建立他的福泽。商汤的德行如此，而武丁继承他，怎么能不中兴呢？说商汤正是为了说武丁罢了。
《鄘风》、《商颂》都有“景山”的话，先儒直接解释为大山，不说山名。朱熹《诗集传》在《鄘风》中说“观测日影”，在《商颂》中说“山名”。我认为景山之名记载于地理书籍的很多，都是后人根据《诗经》而附会造成的。查《寰宇记》：景山在已废的缑氏县西南八里，缑氏现在属于河南府偃师县，这是西亳有景山。又说景山在应天府楚丘县北三十八里，宋代应天即现在的归德府，所谓谷孰南亳。其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即所谓北亳的蒙。《括地志》所谓蒙城有景亳，因为景山而得名，这是南北二亳之间也有景山。《寰宇记》又说景山在澶州渭南县，澶州现在是大名府开州。《水经注》也说济水向北经过元氏县，又向北经过景山而引用《卫诗》证明，这是在二亳之外另有景山。综合来看，卫南的景山因为《鄘风》而得名，缑氏、应天的景山因为《商颂》而得名，都是好事者的附会。作诗时未必先有这个山名。又《山海经》也有两座景山，出现在《北山经》的，南望盐贩之泽，郭璞注引用《外传》“景霍为城”的话，那么这座山在晋地。出现在《中山经》的，是荆山之首，郭璞认为现在南郡界中，那么这座山在荆域，都不是《诗经》中的景山。《山海经》是伯益所记，其山名在作诗之前存在，然而这两座山距离商、卫极远，都不是诗人所指的。而二亳、卫南景山的名字又起于后世，所以先儒解释《诗经》直接认为是大山，确实有见识。而朱熹《诗集传》唯独把《殷武》的景山当作山名，只是依据《左传》“景亳”的话，就认为景山的名字在商汤时代已经有了。然而《左传》说“商汤有景亳之命”，“景”与“亳”连用，一定是地名，不是山名。如果“景”是山名，那么应当像下文“涂山”、“岐阳”的称呼一样。又“景亳”，皇甫谧认为就是北亳，《括地志》继承他的说法；杜预注说“巩县西南有汤亭”，有人说亳就是偃师，那么又认为是西亳。皇甫谧、杜预都是晋人，而说“景亳”互相不同，可见地名变迁已经无法考证，凭什么依据指为山名呢？
《殷武》篇都叙述武丁在世时的事，末章说他能够修缮寝庙，恢复旧制，像《定之方中》、《斯干》、《绵》、《閟宫》等诗，都以宫室的修治，显示兴盛的气象。诗人往往如此，所以毛传把“寝”解释为路寝，郑玄笺注也把“孔安”解释为王居住而非常安定，那么建成它的是高宗，自然是他自己建成的。朱熹《诗集传》不采用古义，把“寝”解释为庙中的寝宫，恐怕不对。寝在庙后，是较小的建筑。诗为什么不提庙，反而举小的来概括大的呢？这在义理上是行不通的。又说这特指百世不迁的庙，不在三昭三穆的数目之内。既然这是开始附祭而祭祀的诗，那么他的话又自相矛盾。后死者合食于先祖，这才叫附祭，所以昭附祭于昭，穆附祭于穆。既然在昭穆之外，而称为特立的庙，又怎么附祭呢？
现在用殷商的世次来考证，那么把“寝”当作百世不迁的庙，更没有这个道理。高宗之后直到殷亡，只有八位君主罢了。除去祖甲、庚丁两位君主外，就是六世。这是纣王是高宗的七世孙。纣王的时候，高宗还在三昭三穆之中，不是亲尽应该祧迁的时候。百世不迁的庙，是谁建立的呢？刘瑾认为应当立在帝乙时，这是直说五世而迁了，不也很荒谬吗
乎？瑾又推明朱子立庙之説，而以周制断之，谓三宗之庙，中宗当穆，祖甲当昭，后世祧主穆当入中宗庙，昭当入髙宗、祖甲庙，如周之文、武世室矣。祖甲乃祖庚弟，武丁子，父子同为昭，周制果尔乎？武丁之主未及祧，而鼎迁于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庙乎？周之文、穆、武、昭，著在经传，故后人得知之。商之孰为昭，孰为穆，经传无明文，瑾何所据而言之凿凿乎？又殷有三宗，中宗、髙宗皆见颂，其一为大宗，则汤孙大甲也，见《史记·殷本纪》及《汉书·王舜刘歆毁庙议》，甚明。瑾乃祖庚弟祖甲当之，而谓与二宗同立不迁之庙，其谬尤甚。彼之为此説者，因蔡沈解《无逸》以祖甲为帝甲而非大甲耳。夫《无逸》述祖甲事，在二宗之后，故郑注以为帝甲，而蔡传从之，不为无理。但言祖甲之贤，不言祖甲之称宗也。至汤孙大甲之为大宗，则史有明文可据也。瑾乃以意易之，可乎？
译吗？瑾又推演阐明朱熹关于立庙的说法，并用周代的制度来裁断，认为三宗的宗庙中，中宗应当属于穆位，祖甲应当属于昭位，后世迁入祧庙的祖先，属穆位的应入中宗庙，属昭位的应入高宗、祖甲庙，就像周代的文王、武王世室一样。祖甲是祖庚的弟弟，武丁的儿子，父子同属昭位，周代的制度果真如此吗？武丁的神主尚未到迁入祧庙的时候，商朝就已经灭亡，政权迁至周了，哪里还能有迁入祧庙的神主进入武丁的庙呢？周代的文王、穆王、武王、昭王，明确记载在经传之中，所以后人能够知道。商代谁属昭位，谁属穆位，经传中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瑾凭什么说得如此确凿呢？另外，殷商有三宗，中宗、高宗都见于颂歌，另一宗为大宗，那就是汤的孙子太甲，这在《史记·殷本纪》和《汉书·王舜刘歆毁庙议》中记载得很清楚。瑾却认为祖庚的弟弟祖甲应当充当大宗，并说他与另外两宗一样建立不迁的宗庙，这种错误尤其严重。瑾之所以提出这种说法，是因为蔡沈在注解《无逸》时，将祖甲解释为帝甲而不是太甲。《无逸》叙述祖甲的事迹，是在中宗、高宗之后，所以郑玄的注认为祖甲是帝甲，蔡传的注解跟随他，并非没有道理。但文中只说祖甲贤德，并没有说祖甲被称为宗。至于汤孙太甲作为大宗，史书中有明确的文字可以作为依据。瑾却凭主观臆断加以更改，可以吗？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
吴江陈启源撰
总诂
举要【小序，四始，六义，诗乐，诗人，集传诗证，逸诗】
小序
欧阳永叔言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推其所説诗义与今序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考诸孟子所论读诗之法，其要不外二端：一曰诵其诗，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一曰説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然则学诗者必先知诗人生何时，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诗，然后其诗可读也。诚欲如此，舎小序奚由入哉？何则？凡记载之文以词纪世，议论之文以辞达意，故观其辞而世与意显然可知。独诗则不然，除文王、清庙、生民数篇外，其世之见于辞者寥乎罕闻矣。又寓意深逺，多微辞渺指，或似美而实刺，或似刺而实美，其意不尽在辞中，尤难臆测而知。夫论世方可诵诗，而诗不自着其世；得意方可説诗，而诗又不自白其意。使后之学诗者何自而入乎？古国史之官早虑及此，故诗所不载者则载之于序。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皆代诗人着其世也；其曰“某之意，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诗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又得其意，因执以读其诗，譬犹秉烛而求物于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诗不可以无序也。舎序而言诗，此孟子所谓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论世者，也不如不读诗之愈也。
诗序本自为一编，毛公分寘篇首，本欲便于读耳，无他意也。辅广附和朱子之説，至诋毛公，上诬圣经，罪不可逭。吁！何至此哉？源谓序非注，此自宜寘经前，注顺文释义而已。未读其文，无庸防其义也。若序所指者，乃作诗之世，与其人及作之之故，苟未明乎此，虽诵之终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之者何意也。惟得序而始晓然矣，故寘之篇首，俾读者先观焉，则于经易入，斯亦甚有惠于后学，而反以为罪乎？况一篇之序，犹全书之序也。全书之序必寘卷端，一篇之序独不可寘篇首乎？朱子之诗传亦以序弁诸首矣，辅亦将罪之乎？
朱子辨説，力诋小序，而于国风尤甚，谓其附防书史，依托名諡，凿空妄説，以欺后人，源窃怪其言之过也。小序传自汉初，其后序或出后儒増益，至首序则采风时已有之，由来古矣。其指某诗为其君事某人作，皆师説相传如此，非臆説也。若必求其证騐的切，别见他书史而后信之，则诗序与他书史皆秦以前文字，而汉世诸儒传之者也，安见他书史可信而诗序独不可信乎？至依托名諡之语，尤属深文。邶栢舟之刺顷，唐蟋蟀之刺僖，犹与諡义相近也。若宣非信防之名，昭非好奢之号，而陈之防有鹊巢序以为刺宣公，曹之蜉蝣序以为刺昭公，何所依托乎？朱子又谓小序之説，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不切于性情之自然，又使读者疑当时之人絶无善则归君过则归己之意，非温柔敦厚之教，斯语尤不可解。夫诗之有美刺，总廹于好善嫉邪忠君爱国之心而然耳，此非性情必丑正党恶，视君亲如秦越而后为性情邪？况刺时之诗，大抵是变风变雅，伤乱而作也。处汚世事暗君，安得不怨？怨则安得无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则愈疏」，未尝以怨为非也。惟其怨，所以为温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讥之，是贡谀献媚，唯诺取容，斯谓之忠爱而厉王之监谤，始皇之设诽谤律，足称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史迁有言「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朱子所见何反出迁下也？既以刺时为不可，而悉为淫女之词，夫淫奔之女反贤于忠臣义士耶？
诗之有小序，犹春秋之有左传乎？春秋简而严，诗微而婉，厥指渺矣，俱未可臆求而悬定也。无左传，则春秋不可读；无小序，则诗不可读。
毛序之有齐鲁韩，犹左传之有公谷也。公谷存，故人皆尊左；齐鲁韩亡，故人或疑毛。俱存则短长易见，偏亡则髙下难明也。人情好异而厌常，往往然矣。
毛序后，齐鲁韩而立，而后之诗悉宗毛。左传后，公谷邹夹而立，而后之春秋必首左。其舎彼取此，非一
译《毛诗稽古编》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五
吴江陈启源撰
总诂
举要【小序，四始，六义，诗与乐，诗人，集传诗证，逸诗】
小序
欧阳修曾说，孟子距离《诗经》的时代较近，且最善于谈论《诗经》，推究他所阐述的《诗经》义理，与现在的小序意思大多相同，这话确实可信。我因此考察孟子所论述的读诗方法，其要点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诵读他的诗，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二是“解说诗的人不因为拘泥于文字而损害词句，不因为拘泥于词句而损害原意”。那么，学习《诗经》的人必须先知诗人生活在什么时代，侍奉过哪位君主，并且因感于何事而作诗，然后他的诗才可以读懂。如果真的想这样做，除了依靠小序，还有什么途径可以进入呢？为什么呢？凡是记载的文献，是用词语来记录时代，议论的文章是用言辞来传达意思，所以观察它的言辞，时代和意思就显然可知。唯独《诗经》不是这样，除了《文王》、《清庙》、《生民》等几篇之外，从言辞中可以看出时代的寥寥无几。又因为寓意深远，多有隐晦的言辞和隐约的指涉，有的看似赞美实则讽刺，有的看似讽刺实则赞美，它的意思不完全在言辞之中，尤其难以凭空猜测而知晓。考察时代才可以诵读诗，而诗本身并不标明它的时代；领会意思才可以解说诗，而诗又不自己表白它的意思。让后世学习《诗经》的人从哪里入手呢？古代国史的官员早就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诗中没有记载的就记载在序中。那些说“某王、某公、某人”的，都是代替诗人标明时代；那些说“某人的意思，某人的教化，赞美谁，讽刺谁”的，是代替诗人表白意思。既知道了时代，又得到了意思，凭借这些来读诗，好比拿着蜡烛在暗室中寻找物品，百无一失。所以有诗不可以没有序。抛开序来谈论诗，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损害原意。不了解人、不考察时代的人，还不如不读诗更好。
诗序原本自成一部书，毛公把它放在篇首，本意是为了便于阅读，没有别的意思。辅广附和朱熹的说法，甚至诋毁毛公，上欺圣典，罪不可赦。唉！怎么到了这种地步呢？我认为序不是注，这自然应该放在经文之前，注是顺着文义解释而已。还没读那篇文章，没必要预先防备它的义理。如果序所指出的，是作诗的时代，以及作诗的人和作诗的缘故，如果不明白这些，即使诵读全篇，也茫然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事情，说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只有得到序才豁然明白，所以把它放在篇首，让读者先观看，那么对于经文就容易进入，这也对后学很有裨益，反而把它当作罪过吗？况且一篇的序，就像全书的序一样。全书的序一定放在卷首，一篇的序难道不可以放在篇首吗？朱熹的《诗集传》也把序放在篇首，辅广难道也要怪罪他吗？
朱熹的《诗辨说》，极力诋毁小序，而对于《国风》尤其严重，说它依附附会史书，依托名号谥号，凭空妄说，来欺骗后人，我私下奇怪他话说得太过分了。小序传承自汉初，后来的序或许出自后世儒生的增补，至于首序，在采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由来已久。它指出某诗是为他的君主、某人所作，都是师说相传如此，不是凭空臆测。如果一定要寻求确切证据，在其他书史中看到才相信，那么诗序和其他书史都是秦以前的文字，由汉代诸儒传承下来的，怎么见得其他书史可信而唯独诗序不可信呢？至于依托名号谥号的言论，尤其属于深文周纳。《邶风·柏舟》讽刺顷公，《唐风·蟋蟀》讽刺僖公，还与谥义相近。如果“宣”不是诚信谨慎的名号，“昭”不是喜好奢侈的称号，而《陈风·防有鹊巢》的序认为是讽刺宣公，《曹风·蜉蝣》的序认为是讽刺昭公，有什么依托呢？朱熹又说小序的说法，必定使《诗经》没有一篇不是为赞美或讽刺当时的君主国政而作，不切合性情的自然，又使读者怀疑当时的人完全没有善则归君、过则归己的意思，不符合温柔敦厚的教化，这话尤其不可理解。诗有赞美和讽刺，总是迫于好善嫉恶、忠君爱国之心而这样，这难道不是性情吗？难道一定要丑化正直、结党为恶，把君主亲人看作秦越之人，才算是性情吗？况且讽刺时政的诗，大抵是变风变雅，因伤乱而作。身处污浊的世事，侍奉昏暗的君主，怎么能不怨恨？怨恨怎么能没有讽刺？孔子说“可以怨”，孟子说“不怨则愈疏”，未曾把怨恨当作不对。正因为有怨恨，所以才是温柔敦厚。而朱熹大肆讥讽，这是进献谄媚，唯唯诺诺以求取容，这才叫忠爱，而周厉王的监谤，秦始皇的设立诽谤律，足以称为盛世的良法了，有这样的道理吗？司马迁曾说“《诗经》三百篇，大抵是圣贤发愤之作”，朱熹所见怎么反而低于司马迁呢？既然认为讽刺时政不可，而全说是淫荡女子的言辞，难道淫奔的女子反而贤于忠臣义士吗？
《诗经》有小序，就像《春秋》有《左传》一样。《春秋》简略而严正，《诗经》隐微而婉转，它们的旨意渺茫，都不可凭空猜测而悬定。没有《左传》，《春秋》不可读；没有小序，《诗经》不可读。
毛序之后，有齐鲁韩三家，就像《左传》之后，有《公羊》《谷梁》一样。《公羊》《谷梁》存在，所以人们都尊崇《左传》；齐鲁韩三家亡佚，所以有人怀疑毛序。都存在则长短容易看见，偏亡则高下难以明了。人情喜好奇异而厌恶平常，往往如此。
毛序在齐鲁韩之后确立，而后世的诗学都尊崇毛序。《左传》在《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之后确立，而后世的春秋学必定首选《左传》。他们舍弃那些选取这个，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