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九

译改称其为：“这是宴饮通用的乐歌”，这是谈论音乐而非谈论诗歌了。况且升歌与合乐，必定是连续演奏三首诗。朱熹对于《四牡》《皇华》这两首诗，为什么不也一并解释为宴饮通用，而仍然依据《诗序》呢？近世邹忠谟辨析此事，认为这是燕礼而非飨礼【说法见于《通义》】，这是恰当的。但是，创作《鹿鸣》的人，专门将其作为燕礼之歌；《鹿鸣》这首诗，不仅仅是燕飨通用，这也不算错，然而这并不是解释诗歌本义的方法。《毛传》说：“苹，就是萍。”郑玄认为水草不是鹿所吃的，所以将苹解释为藾萧。宋代罗愿说鹿和猪也会到水边觅食，吃萍也是可能的，不必更改《毛传》的解释。近儒赵宧光也说：“曾经饲养麋鹿，它们生性喜好水草。”然而经文明确说是“野苹”，郑玄的笺注义理更为优胜。另外，孔颖达申述郑笺引用《草木疏》说：“苹叶青白色，茎像筷子一样轻细肥嫩。”朱熹的《诗集传》却说：“青色白茎如筷子”，只是将“白色”两字倒置，但事物的颜色已经不同，难道另有依据吗？

译嘉賔，毛亨、郑玄专门指称群臣，朱熹的《诗集传》兼指诸侯的使者，这大概是本于《乡饮酒礼》《燕礼》注中的说法。殊不知孔颖达的疏中已有辨析。又如《四牡》《皇华》等篇，都说是自己国家的群臣，《鹿鸣》不应独自不同，终究还是古注更为优越。后世儒者解释经典所立的新说，往往是先前儒者所唾弃的残余。就像《鹿鸣》篇中，将“周行”训释为至高的道德，将“德音”训释为美好的名声，孔安国、郑玄训释为嘉賔的明德。郑玄注《礼》时已作此解，后来笺注《诗经》时才改训“周行”为周代的列位，“德音”为先王的德教。当时舍弃前者而选取后者，必定有他的见解。

蒿的种类很多，只有青蒿能独占“蒿”的名称。《尔雅》说：“蒿菣”，《诗经》也说：“食野之蒿”，都直接称为蒿，不像莪、蒌、蔚之类，必须用其他名称来区别。《本草纲目》说：“各种蒿都是白色的，这种蒿唯独是青色的，大概因此不同吧？”又说：“二月生苗，茎叶都是深青色，七八月开很细的黄花，结的果实像粟米。”《本经》名叫“草蒿”，又名“方溃”，列为下品。

《四牡》

《序》说：有功而被了解，就会高兴了。朱子讥讽这话粗疏而意义鄙陋。被了解而高兴，人情自然应当如此，为什么说粗疏鄙陋呢？况且《序》说“被了解就高兴”，并没有说一定要等到被了解后才高兴。比起视如土芥、仇敌的言论，还算含蓄委婉了。

王事靡盬。吕氏引用董氏的话说：“《说文》说煮海水为盬，煮池水为盐。盐味苦且容易变质，所以传文用不坚固来训释。”【《大全》也记载了董氏的话，误以为是吕氏说的】。查考现在的《说文》，“盐”字注解说：“咸味。古代宿沙最初制作煮海盐。”“盬”字注解说：“河东盐池，长五十一里，宽七里，周长一百一十六里。”都没有董氏所说的那些话。况且池盐是风吹凝结而成的，不需要煮，“煮池”的话尤为妄说。又查考《毛传》解释“盬”字，《鸨羽》说：“不工致。”《四牡》说：“不坚固。”《鸨羽》郑玄认为“盬”“蛊”字异义同，引用昭元年《左传》的文字为证，“蛊”是虫子危害器物、败坏谷物，所以有不坚牢、不工致的意思。这个说法比较接近。

传文训释“騑騑”为行走不停的样子，“啴啴”为喘息的样子，“骎骎”为疾驰的样子，都取疲苦的意思。所以又说“马劳累就喘息”，大概是用马的劳累来表现使臣的劳累。朱子看到《采芑》中的“啴啴”，毛亨训释为“众多”；《常武》中的“啴啴”，毛亨训释为盛大的样子，于是合并那两处的传文来训释这首诗，说“啴啴，是众多盛大的样子”，这与使臣劳累的意思不相符合了。这里是使臣劳累，那里都是出军的意思，各有应当的训释，解释也完全不同。这才知道古人解释经典用意精密。又查考，“啴”字原本从口旁，《说文》说：“啴，喘息也”，那么喘息才是本义。

传文说鵻夫不也。《尔雅》说：隹其鳺鴀。郭璞注：现在的防鸠，大概是夫鳺防不鴀鸠。各个音韵相同，而字形不同。吕氏《记》引用郭璞注说：现在的鹁鸠。《集传》也说：现在的鹁鸠。严华谷论述鵻有十四种名称，而防鸠、鹁鸠两个名称并列。大抵防、鹁二字形相似，起初误将防写成鹁，接着防、鹁分为两个称呼。错误相传，是可以考证的。查考《尔雅》注疏、《广雅》、《方言》、陆氏《草木疏》等书，都没有鹁鸠的名称。鹁字不见于《说文》，而《玉篇》有，注音步忽切，说是鹁□鸟，没说它是鸠的名称。只有《埤雅》辨析鹁鸠不是鸤鸠，也没说它与祝鸠是同一种鸟。那么鹁鸠的名称，大概始于宋代。

《皇皇者华》

《诗经》的次序虽然偶尔有倒置的，但是《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所谓工歌《鹿鸣》之三，见于《仪礼》《左传》等书，又见于《六月》序，它们的先后顺序是不可改变的。李氏认为先派遣后慰劳，《皇华》应当在《四牡》之前，真是谬论。

每懐靡及。传文说：每虽懐和也。郑玄、王肃各自阐述毛亨的意思，而说法不同。王肃说：虽然内心怀着中和之道，还自认为无所不及。郑玄所依据的毛传没有“每虽”二字，又依据《春秋外传》中“懐私”作为“每懐”的话，因而破除毛传中“和”字为“私”。说：每个人怀着私心，互相稽留，那么对于事情将无所不及。孔颖达疏一并记载他们的说法，而不辨析谁对谁错。现在查考《鲁语》穆子说：“懐和为每懐。”韦昭注引用后郑司农说：“和应当作私。”那么《鲁语》原文本作“和”，那作“私”的，也就是郑玄的说法罢了。只有《晋语》姜氏引用这首诗告诫重耳“怀安纵欲”，又引用西方书及郑诗的话，“懐”都作“私”义，这大概是断章取义，未必是这首诗的本义。“懐私”恐怕不是毛亨所指。又末章传文说：“虽然有中和，应当自认为无所不及。”这正是首章“每虽懐和”的话，王肃即用来阐述毛亨，于义理恰当。孙毓《诗评》也说毛传上下自相申述承接，是对的。郑玄既然破除“和”为“私”，又强解“中和”为“忠信”，以牵强附会周义，都是曲说。

周爰咨诹？《释文》：诹，子须切。《说文》及《玉篇》都相同。《示儿编》说：“今礼

译《经典释文》卷十九中“侯诹”二字，注音为“将侯切”。由此可见，《释文》所记录的读音是古音。驹、濡、驱、诹四字，天然协韵。朱熹在《诗集传》中将这四个字都注为二反，似乎不够妥当。

译《春秋》内、外传中关于《皇华》、《四牡》有“五善”、“六德”的说法。咨诹、度谋、询，这五项称为“五善”。《内传》的原文意思本来就很清楚，注解也没有不同的解释。至于《外传》中的“六德”，韦昭的注解在“五善”之外，又选取“周”来凑足数目，这与毛公的《诗传》不相符合。孔颖达在《疏》中解释说，“周”是指贤者的品质，不应该算作使臣的德行。所以《传》中说“自谓无所及于事”，这才凑成“六德”。“无所及”是谦虚谨慎的意思，应当把它算作一项。我认为毛公的解释确实更优，但孔颖达的《疏》说得还不够透彻。《外传》中的“六德”，其原文意思本来也很清楚。说“怀和为每”，“怀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询义为度”，“咨询亲为询”，“忠信为周”。君主用大礼派遣使臣，并用这六德来加重其责任。根据这段文字的意思，所谓的“六德”就是上面这六句话了。“忠信为周”，是说向忠信的人咨询，也就是《内传》中所说的“访问于善为咨”。“周咨”是一个意思，韦昭却把它拆分为两项德行，这是他的错误。“怀和为每”，“怀”在“五善”之外，虽然具备中和之德，却自认为有所不及，传文把它作为凑足六德的一项，这与《外传》完全相符，其义理是不可更改的。况且穆叔把“怀和”作为一项德行，而郑玄（康成）却把“和”拆解为私下的怀想，私下的怀想怎么能称为德行呢？又说传文中的“中和”是解释“周”的意思，并把它指认为六德之一，这也是错误的。郑玄与韦昭等人，以及孔颖达的《疏》，虽然极力为之辩解，也不能掩盖他们的过失。

常棣与伐木

《常棣》对应的是兄弟，《伐木》对应的是朋友故旧，两者都是宴饮。然而《常棣》兼有饫礼，《伐木》兼有食礼。有人说：“这是文王的诗，处于殷代，不能用周朝的礼制规范来衡量，道理或许如此。”

《常棣》、《伐木》两首诗中提到的朋友、兄弟名称相互混淆，我曾对此加以辨析：《伐木》中的父舅、兄弟，就是《常棣》中的朋友；而《常棣》中的兄弟，并不是《伐木》中的兄弟。应当以九族内外作为界限，《常棣》中的兄弟，是九族以内的人；《伐木》中的诸父及同姓兄弟，是九族以外的人。九族在五服之中，只能称为兄弟，不能称为朋友；九族之外，没有服制，就是《礼记·大传》所说的“六世亲属竭者也”，这就可以称为朋友了。九族以内，歌唱《常棣》来宴饮他们；九族以外，与异姓一起歌唱《伐木》来宴饮他们。两首诗的用途，应当是这样。《常棣》共六章，传文说“九族防曰和”，笺注说“九族是从自己向上到高祖，向下到玄孙的亲族”，明确说明《常棣》中的兄弟是在九族以内。

兄弟相互继承，覆盖而荣耀显达；朋友相互切磋，端正而和平。这两句话实在是两种人伦关系的要道，而《常棣》、《伐木》两首诗只是把它们的旨意寄托在“兴”的手法中。这就是先儒谈论“兴”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深入探求的原因。朱熹的《诗集传》解释“兴”的体例，往往用几个助词来引申，使句法相似，不再论述其义理趣味【另有辨析见总诂】。在这两首诗中，朱熹将先儒“华鄂相承”、“嘤鸣切直”等语一概删削不用，后来的学者从哪里去窥探诗人的微言大义呢？他解释《常棣》说：“常棣的花，那么它的鄂就向外显现，难道不鲜明吗？当今的人，难道有像兄弟那样的吗？”认为两个“岂”字、两个“则”字、两个“乎”字相互呼应，这才是“兴”的体例。然而经文原本没有这六个字，是朱熹开始增入的。难道周公作诗时还不符合六义，一定要等到两千年后的《集传》才成为“兴”的体例吗？这是诬蔑！而且这六个字中两个“则”字尤其属于强行插入，不顾文义，现在读起来很不通顺，大概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至于《伐木》篇，则用“伐木”兴起“鸟鸣”，又用“鸟鸣”兴起“求友”，特别显得纠缠不清。

常棣

常棣的花，花萼鲜明。毛亨、郑玄都用它来兴起兄弟之情，但毛亨取“众多”之意，郑玄取“相互继承覆盖”之意，稍有不同。郑玄的解释更优，因为众多而不和睦，哪里用得着众多呢？孔颖达申述说：“花下有鄂，鄂下有柎。花与鄂相互继承覆盖而光明，就像兄弟和睦顺从而荣耀显达。”这样解释诗，才符合“兴”的原则。《豳风》中的“郁”，是车下李；“薁”，是薁李；《小雅》中的“常棣”、“常华”、“白棣”是树。这三者各是一种树木。孔颖达的《疏》认为“薁”是“郁”的一类但略有区别，又引用晋宫阁铭来证明，那么“郁”、“薁”各是一种树木了。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说“郁”的果实大如李子而颜色红，“棣”的果实像樱桃而纯白【有红白两种】。《史记·相如传》注【徐广】引用郭璞的话说“郁”就是“车下李”，“棣”的果实像樱桃，那么“郁”、“棣”各是一种树木了。陆德明又说“郁”李的果实大如李子，“常棣”的果实像李子但较小，那么“薁”、“棣”各是一种树木了。后世的解说者大多有误。掌禹锡编修《嘉祐本草》，在“郁李”条下引用陆氏关于“常棣”的疏文而妄加增补说：“一名薁李”，这是把“薁”、“棣”合为一种树木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既沿袭了这个错误，又把“郁”、“车下李”、“常棣”作为“郁李”的别名，这是把三种树木合为一种，错误更加严重。陆德明把“常棣”当作“郁李”，固然错得厉害；解释“郁”、“棣”两种树木，

译未曾有过错误。郁、薁、棣这三种树木相似，但结的果实不同。郁的果实大得像李子，棣的果实小得像樱桃。薁和李子是薁，并不是常棣。以前的儒者解释常棣，并没有说是薁李的。《本草纲目》既然把薁当作野葡萄，又说常棣是薁李，这就错了。那么，陶隐居所说的“果实红色可以吃”，韩保升所说的“果实像樱桃，味道甘酸且略带涩味”，寇宗奭所说的“果实像御李，果实红熟时可以吃”的，一定是常棣，只是不能称之为薁李罢了。又如《汉书·相如传》颜师古注说“棣就是现在的山樱桃”，《急就篇》注说“常棣果实成熟时正是红色可以吃，俗称为小樱桃，陇西人称之为棣子”，所说的名称和形状，正好与《本草》的各种注释相符合。

译《常棣》篇中“常”字原本就读如字音，世俗间却有人读作“棠”音，《示儿编》辨正了这一错误，是正确的。如今考察这一错误，大致在唐代就已经存在。李商隐的诗中说：“棠棣黄华”，说的是近世有一种草，俗称为棣棠，花色黄，春末开花。李诗一定是指这个意思，当时“常”字已经有了“棠”的读音，所以颠倒俗称为以符合雅称。后来甚至将“常”字下部改为从“木”。又汉代杜邺传引用《诗经》作“棠棣”，颜师古的注也相同。李善注谢灵运诗及曹植《亲亲表》，两处引用《诗经》都作“棠棣”，传抄之误，不知始于何年，大概都是因为音误而导致字误。

“鄂不韡韡”。郑玄读“不”为“柎”，解释为花萼的足部。如今都采用王肃读入声的说法。考察《说文解字》中“不”字注音为“甫久切”，然而郑笺说古音“不”与“柎”相同，那么“补久切”是后来的读音了。古诗“日出东南隅，行不与敷”，为了协韵也读作“柎”音。又“甫鸠切”，陶渊明《酬刘柴桑》诗“不与周秋畴游”，协韵也是如此。孙愐《唐韵》开始有“分勿切”的读音，与“弗”同音。佛经中“不也”读此音。近世都读“逋骨切”，大概始于司马光《指掌图》（以“杯”字发声），而孙炎《示儿编》、陈正敏《遁斋闲览》都沿袭其说。黄公绍《韵会》于是收入二沃韵。于是“不”字有了“甫鸠”、“甫久”、“分勿”、“逋骨”四种注音，而“柎”音虽然最古，反而让世俗惊异了。郑夹漈说：“‘不’本是‘鄂不’的‘不’，音‘趺’，因为音借用作‘可不’的‘不’；音‘否’，因为义借用作‘不可’的‘不’；音‘弗’。”这话很对。杨慎《丹铅总录》论述“鄂不”的意义，引用华不注山、余不溪来证明，尤为详细确切（说载《通义》）。杨慎又辨析“韡”字从“〇”不从“华”，这话也对。考察“〇”音“吁”。《说文解字》说：“草木的花，从〇，亏声。〇象草木花下萼形（俗借‘边垂’字误）。〇没有〇字，于是从华作‘韡’。”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郑笺从原隰相聚，比喻兄弟相求，意义既迂曲又迟缓。朱熹《诗集传》说尸体堆积在原野，只有兄弟相求，解释“裒”为积尸，也属武断。两种说法都不妥当。程颐说：这一章叙述兄弟相互依赖的事，当面临死生患难的可畏之时，就思念兄弟的救助；当困穷离散，众人聚集在郊野之时，就寻求兄弟相依恃。这种说法是对的。

“况也永叹”。毛传说“况”是“兹”，那么这句话正好与《诗经》中“兹之永叹”相同。朱熹《诗集传》把“况”当作发语词，又想破字为“怳”，错了。《出车》诗中的“况瘁”仍从毛传解释，这里的“况”从水旁三点。《说文解字》说：“寒冰也。”有从仌旁两点的，《玉篇》《广韵》认为是俗字，是对的。宋代郭忠恕《佩觿集》开始区分“况”（从冫）、“况”、“怳”为三个字，说：“况，发语之端；况，寒冰也；怳，形况义。”这是妄说。古代只有一个“况”字，解释为“寒冰”，其他意义都是假借。《正韵》沿袭《佩觿》的错误。

“外御其务”。《释文》说：“务，如字。”《尔雅》说：“侮也。”读者又音“侮”。这是依据《左传》及《国语》的文字，根据陆德明的话，那么“务”字不必改字，也不必改音了。朱熹《诗集传》则从《国语》内外传。

“饮酒之饫”。毛传说“饫”是私宴。《尔雅》意义相同。郑笺进一步申说，认为饫礼在路寝内，不在公朝，所以是私宴，很对。《说文解字》引用此句作“□”，说燕食也。饫是站着而不坐着。两种礼制本有小异，许慎把“饫”当作燕，大概是因为本是燕兄弟而说饫，所以通称。与如今解释为厌饫，则始于苏氏。考察厌饫字本作“□”，□是饱的意思，乙庶切，从勹声。俗人因为“饫”义与“燕”相连，而“燕”“厌”音相似，于是讹变“燕饫”为“厌饫”。《左传》饫赐，杜预解释“饫”为“餍”。《唐韵》也说“饫”是饱，是厌。后儒相承，竟然用“饫”代替“□”，而“饫”则失去了本义，“□”则连字都亡失了。

“和乐且孺”。毛传说“孺”是属【《尔雅》同】。王与亲戚燕饮，则崇尚毛传；郑玄说“属”是以昭穆相次序，两种意义不同，合起来才完全表达“属”的意思。后儒以孺子慕亲，牵强附会为亲慕，意义特别费力。

《伐木》

序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这是泛论道理罢了。如果就诗中所言，则都是天子的事。肥羜，是天子的燕礼【天子飨用太牢，所以知道燕礼用羊。如果诸侯燕牲用狗，不用羊豕】。八簋，是天子的食礼【燕只饮酒，无饭食。簋盛黍稷，所以知道是食。公食大夫礼六簋，所以知道天子八簋】。诸父、诸舅的称呼，是天子施于同姓、异姓之臣的。父、舅、兄弟而以为朋友，是因为天子之下交不过百辟卿士。周代布在列位者，不是王的懿亲，就是王的姻党。除了父、舅、兄弟之外，没有可以称为友的了。至于臣庶之取友，则不是这样。

《伐木》首章，一兴而取义，共有三。闻伐木而惊鸣，比喻朋友相切直，是一义。既鸣而迁，比喻友自勉厉，得升高位，是二义。在高位者鸣，求在深谷者，比喻君子居高位不忘故友，是三义。毛传取兴本优，郑

译《易传》并非为了兴起或终止（某种义理）而作，而是因为第二、第三章都承接“伐木”作为开端罢了。人们却不知道，举出“伐木”可以兼括“鸟鸣”，古人多有省略文字的情况。李氏用《四牡》诗中“将母”的例子来类比，确实很有见识。

译《许》《许》传云：“柹貌”，《说文》作“所”，所云“伐木声”。朱传解为“众人并力之声”，引《淮南子》“举大木者呼邪许”证之，似矣。然以汉语证周诗，恐怕不足据信。况且小毛公也是汉人，何必舍弃毛传而取《淮南子》呢？

兄弟无逺笺云：兄弟，包括父之党、母之党，疏引《尔雅·释亲之文，说妻党也可称为兄弟。笺疏的意思，都认为兄弟兼指同姓和异姓。朱传云：“先诸舅而后兄弟者，尊卑之等。”其意偏指异姓为兄弟了。上章言父舅，那么同姓异姓中的尊者都可以称为朋友；此章言兄弟，那么朋友中的同辈，怎么能唯独遗漏同姓呢？《伐木》篇毛传分为六章，每章六句。吕记朱传采用刘氏的说法分为三章，每章十二句。刘氏以三个“伐木”为章首，所以分为三章，他的说法确实合理。然而这并非从刘氏开始。考察传笺下的疏语，统释一章，惯例放在每章之末。此诗如果按照毛传六句一疏，应分为六条；现在却将十二句总为一疏，作了三次申述。又《小序》下的疏指“伐木许许，酾酒有藇”为二章的上二句；“伐木于阪，酾酒有衍”为卒章的上二句；又指“诸父诸舅”为二章，“兄弟无逺”为卒章。由此可知此诗为三章，每章十二句。孔疏已经如此，并非始于刘氏。但孔疏解释诗经专门遵循毛郑，为何此诗分章忽然有异同？又不明言其故。刘氏想要改动毛公的章句，应当援引孔疏为说，却竟然以己意断之。朱吕也只说从刘氏，都好像未见孔疏一样，这都不可理解。

天保

《说文》云：“上髙也，时掌切；下底也，户的切。”此上下皆指其位，应当读上声。其训为“上”、“之下”的，则读去声。《玉篇》、《广韵》“上”字训高的，音去声【韵防以为俗读】，训登升的，音上声，与《说文》不同。“下”字音义与《说文》相同。《天保》序：“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此一“上”三“下”，只有中间的“下”字当读去声。《释文》云：“下下俱户嫁反”，恐怕不对。

何福不除？传云：“除，开也。”笺云：“开出以予之。”所以《释文》：“治虑反，读去声。”其读平声的，训为“去旧”，即“除官”之“除”也。集传改“除”的训释，而不改其音，疏漏了。况且福禄之来，只想要其增添新福，为何取其去旧？新旧积累，不更是大福吗？“开出”义较长。戬糓，传云：“戬，福也。”本《尔雅·释诂》文。集传说取闻人滋之说，谓“戬”与“翦”同，而训为“尽”。吕记、严缉皆从此解。考察闻人氏之说，只因为《说文》“戬”字引“颂”，实始“翦商”为证，所以合“戬”“翦”为一罢了。然而《说文》“戬”字注云：“灭也。”转“灭”义为“尽”义，迂曲了。况且旧义本可通，何必求新？

于公先王毛训公为事，谓四时的祭祀往事先王也。考察周的追王，虽然止于太王、王季，然后稷以下，也统称先王。如《书·武成》称后�为先王，《周礼·大宗伯》六飨都称先王，外传不窋称先王，又说后稷至文为十五王，都是此诗言先王，足以兼诸□已上了。传义不必改。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质成也，平。民事尽平，则为君王者，惟有日用饮食相互宴乐而已。《易·需卦》九五“需于酒食”，与此义同。虞之无为，周之垂拱，之所以为至治也。程子训“质”为“实”，而集传因之，以为民皆质实无诈，日用饮食而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易》大传所讥的。《诗》反而以此归美于君上吗？

羣黎百姓笺云：黎，众。本《释诂》文，集传说改训黑，而以秦言黔首证之。然而训黑的，本作黧，黎训履粘，或者借为异义罢了。况且用秦言以解周诗，何如竟然遵循周公的《尔雅》呢？如月之恒，毛、郑训为月上○，这是古义。《释文》云：恒字亦作�，同古邓反，沈古桓反。那么此恒原本与训常之恒音义各别。严�谓恒无○义，只有常久之义，解为常盈而不亏。古无盈而不亏之月，却以此称愿其君吗？考察恒本作□常也，从心从舟，在�之间，胡登切。《天保》“�”训○，古桓切；《生民》“�”训徧，古邓切。它们都是借字吗？然而《说文》又云：古文�从月在�，因引《诗》“如月之�”，则“�”字原以月取义，上○未必不是本训。俗作“�”误。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

译其中先后次序自有其取义，并不以作诗的时代作为判断标准。比如《小雅》中《文王》等九篇诗，《天保》以上治理内政，《采薇》以下治理外务，意义各自恰当，并非随意安排。《常棣》诗虽然作于成王时期，既然列在治理内政的篇目中，就不得不排在前面。又《诗谱》推究其缘故，认为周公哀怜管叔、蔡叔被诛杀，如果放在成王的诗中，就会明显彰显他们的罪过，所以推前归入文王，依托于文王亲兄弟的情义。王肃也认为如此，在《鱼丽》序下的传文中特别著录了这一说法。这两位学者的见解确实不错误。朱熹因为《常棣》一篇是周公所作，就认为后面的各诗都不是文王的事，这是错误的。《采薇》诗序说文王之时，西边有昆夷的祸患，北边有猃狁的灾难，以天子的命令派遣将帅和戍守的役卒，所以歌唱《采薇》来送行。朱熹极力抨击这一说法，认为不是文王的诗，却不知道序文中的昆夷就是诗中的西戎、《绵》诗中的混夷、孟子所说的昆夷。《史记》说文王讨伐犬戎，《尚书大传》说西伯讨伐犬戎，颜师古注释《汉书》认为犬夷、畎戎、昆夷是同一族。《帝王世纪》也说文王时有混夷，这讨伐西戎是文王的事，历历有据。猃狁不见于其他典籍，唯独见于《逸周书》。其序言说：“文王建立政权，西边抵御昆夷，北边防备猃狁，谋划武事以昭示威德怀柔，作《武称斯》，这不是讨伐猃狁的一个证据吗？”《逸周书》七十一篇见于刘歆《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其《克殷》篇《史记》也采用过，而且文字古朴质实，不是伪托之书。那么《采薇》作为文王的诗，就无可怀疑了。

译岁亦阳止，毛亨、郑玄都针对夏历十月来解释“阳”字，但观点不同。毛亨认为历法中所有阳气存在的月份【从十一月阳气复生到九月阳气剥落】之后，才到达十月。郑玄引用《尔雅》中“十月为阳”的记载，因此郑玄认为“岁阳”专指十月，而毛亨则不这么认为。郑玄的说法更优。另外，“岁阳”即首章的“岁莫”，采用的是周历建子之正，这足以证明小传中“《诗经》不用周正”的说法是错误的。

“小人所腓”，郑玄笺注说：腓应当是芘，大概是破字（通假字）。朱熹《诗集传》说：腓就是芘的意思，这终究是字义训释错误了。考察：腓字在《诗经》中出现三次，此诗的“腓”字以及《生民》篇中“牛羊腓字之毛”的“腓”字，都训释为庇护；《四月》篇中“百卉具腓”的“腓”，毛亨训释为病。郑玄在那两首诗中都遵从毛亨，唯独在这首诗中认为是破字。孔颖达疏推究其意，认为君子所依凭的是戎车，“小人所腓”也应当是依凭戎车，不能有躲避祸患的意思，所以改换了字义。用“辟”来解释为躲避祸患，只是王肃阐述毛亨的观点罢了，其实毛亨的本意未必如此。毛亨应当是说这戎车，君子依凭而乘坐，小人躲避而不敢乘坐，这何尝不是躲避戎车呢？考察：腓也写作萉，音肥，又音房未切。班固《幽通赋》中“安慆慆而不萉”，《文选》注中曹大家将萉训释为避。《汉书》注中邓展也将萉训释为避义，正好与毛传相合。朱熹的传注遵从郑玄，不如遵从毛亨恰当。至于引用程子的“随动”之说，朱熹已经觉得错误，想要删去却来不及了【说法见于《大全》及《本义》】，然而吕祖谦《吕记》、严粲《诗缉》都采用这种解释，不知道腓是躁动的东西，不是随动的东西。《易经》咸、艮两卦的注疏都取躁动的意义，程颐传则在咸卦中训释为躁动，在艮卦中训释为随动，在同一部经中已经自相矛盾了。

《出车》

《尔雅》说：城邑之外称为郊，郊外称为牧，郊和牧是不同的地方，但统而言之，都可以称为郊。《出车》诗首章说牧，次章说郊，郑玄笺注说：“牧地在远郊”，意思是郊就是牧。孔颖达疏引用《司马法》说：“王畿百里为远郊”，又引用《白虎通》说：“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可见远郊就是牧地。《周礼·载师职》说：“以牧田任远郊之地”，这就是证据。那么近郊只能称为郊，远郊可以称为牧，也可以称为郊，郑玄笺注将两章的“郊牧”合为一处，并非没有根据。《诗集传》说：“郊在牧内”，又说：“前军已经到达牧地，后军还在郊地”，朱熹不相信《尔雅》，这却是拘泥得太过分了。

“彼旟旐斯”，《诗集传》引用《曲礼》及杨氏的话，认为旟就是朱鸟，旐就是熊虎，因此将下章的旂解释为青龙，这是错误的。《曲礼》说：“前朱鸟，而后熊虎，左青龙，而右白虎。”这是军队阵型的方法，不是旗帜的名称。与《周礼·司常》所说的各是一回事，其前后左右，又与《大司马》的文义不相通。《曲礼》说的是君主率领军队行进的方法，《大司马》治兵也寓含出军的制度。《大司马》职掌说：“诸侯载旂，军吏载旗，百官载�，郊野载旐。”现在用《曲礼》的前后左右来合并解释，那么交龙为旂，就是左青龙了，乘坐它的是国君。君主如果主兵，应当居中；如果跟随周王出征，那么跟随的未必只有一国，也应该分列左右，不应该专门作为左翼。熊虎为旗，就是右白虎了，军吏确实乘坐它。军吏是各军帅所率领的，乃是乡遂的正卒，他们的偏师作为右翼，在义理上有什么可取的？而且鸟隼之�作为前面的朱鸟，而百官乃是卿大夫率领其属员护卫周王，为什么应当作为前驱？熊蛇之旐作为后面的熊虎，而郊野乃是州长以下所率领的羡卒，为什么应当作为后劲？这些都是难以强词夺理的说法。郑玄注礼以阵型方法来说，确实有见识。至于认为旗帜名称本于崔灵恩的说法，已经被孔颖达《礼疏》驳正，杨氏难道没有见到吗？

南仲的名字出自《出车》《常武》两首诗。《出车》诗传说：“文王的属臣，不详其谱系。”罗泌《路史》说禹的后代有南氏，两位大臣均势争权而国家分裂，南仲就是其后代。罗泌的话依据《周书》《史记》，解释为禹的后代，则见于司马迁《夏本纪》赞，赞说：“禹后有男氏。”索隐说：“系本中男作南，是对的。”这话可信。罗泌的儿子罗苹说：“盘庚的儿子生下来手握着南字，号南赤龙孙，南仲是纣王的将领。”据此那么南仲乃是殷商的后代，不是夏朝的后代，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大概是妄说。

毛传说：“方朔方是靠近猃狁的国家”，又说：“朔方是北方”。孔颖达疏申述认为北方是大名，都说朔方，《尧典》“宅朔方”，《尔雅》“朔北方也”，都是它的广称。传与疏都不指明朔方是什么地方。朱熹传注开始用灵州、夏州等来对应。宋代的灵州、夏州即今宁夏卫，北方为朔方郡，似乎像。然而汉代是借用《诗经》的话来命名郡县罢了，怎么能援引汉代的郡名来解释周代的《诗经》呢？又灵州、夏州是陕西的极边，距离长安一千多里。商朝末年，邠、岐近地都沦陷于戎狄。南仲虽然是良将，难道能在一年中穷兵黩武直到北边，连平二寇吗？朔方就是灵州、夏州，我不敢相信。汉代设置朔方郡

译在汉武帝时期，贾、郑、孙、王这些儒者，难道不知道这件事而不拿来解释《诗经》吗？实在是因为他们有独到的见解。

译从前我们出征时，草虫喓喓鸣叫，这两章的《笺》义解释得最为委婉曲折且详尽。前章叙述从北方出发，平定两个寇敌，又返回北方，总括叙述了往返的始末。后章更叙述南仲在西方时，诸侯归附的情形。使得千年之后读这首诗的人，如同亲眼目睹当年用兵的方略，这就是先儒解释经典之所以能够论断时代的原因。如今把首章当作已经归来、在路上的话语，后章当作家中妻子思念盼望的情感。“难道不怀念归家吗？只是畏惧军书紧急”，这是想归而未能归的言辞。既然身在归途，那么回家就有期限，何必再说这样的话呢？至于“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言辞振奋激昂，不是家中妻子思念盼望的话语，那么东莱吕祖谦的辨析是正确的。

“卉”字，《释文》注音为“许贵切”，则是去声；《说文》注音为“许伟切”，则是上声。《玉篇》《广韵》都兼有这两种读音。

《杕杜》

首章“日月阳止”，就是《采薇》中的年份，“阳止”指派遣戍卒那年的岁末。次章“卉木萋止”，就是《出车》中的“卉木萋萋”，指派遣戍卒次年的春末。这三首诗，一首是派遣，两首是慰劳，语意相互呼应。出师之初，告知在岁末，即到了归期而盼望的情感。在这“阳止”之时，女子的心之所以悲伤。然而接连平定两个寇敌未能立即归来，逾期到了春末，草木就茂盛了。慰劳和归来的两首诗，都实指归来时的景色。所以首章说“征夫遑止”，只说可以归来了；次章说“征夫归止”，则是实在想要归来了。先前虽然盼望，明确知道如期归来；后来则知道将要归来而盼望更加急切。一伤一悲，情感相同而事情不同。次章《传》说“家中超过期限就思念”，正是说超过了约定归来的时间。孔颖达的疏进一步申说，认为“萋止”是时节未到黄落，在岁末之前，这在文义上不顺，恐怕不是毛亨的本意。古人出行服役，没有不思念父母的，《汝坟》《鸨羽》《陟岪》《北山》等诗都是如此，有的是自己思念，有的是家中妻子代为思念。只有《四牡》《杕杜》，则是上位者探知他们的情感而思念他们，所以属于正雅。孔疏认为是“妻子看丈夫”的称呼，迂腐了。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中属于文王的诗有九首【从《鹿鸣》到《杕杜》】，属于武王的诗有四首【《鱼丽》《南陔》《白华》《华黍》】，属于周公、成王的诗有九首【从《南有嘉鱼》到《菁菁者莪》】；正大雅十八篇，其中属于文王的诗有八首【从《文王》到《灵台》】，属于武王的诗有两首【《下武》《文王有声》】，属于周公、成王的诗有八首【从《生民》到《卷阿》】。武王是周家开创基业的主君，而诗篇却独独很少，实在是因为周的王业在文王时代已经全部奠定，只留下伐纣一事留给武王，加上武王年老受命，各种事务每日忙不过来，所以详述文王而略述武王吗？不只是诗歌如此。《尚书》叙述先代功德，必定文武并提；到了《康诰》《酒诰》《无逸》《蔡仲之命》等篇，则盛赞文德而不提及武德，可见周室开代的首位君王断然应当属于文王。后来的学者想要彰显他侍奉殷商的谨慎小心，反而忌讳他建立周朝的大业，这难道是善于论断时代的人吗！

《鱼丽》

王伯厚【名应麟，宋末人】《困学纪闻》引用叶氏的话，说汉代文章没有引用《诗序》的。魏黄初四年铭文说：“曹风讽刺远离君子，亲近小人。”大概《毛诗》序从此才开始流行。考察叶氏的话不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说：“王者没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的。”这是《鱼丽》的序言。班固《东京赋》说：“德广所被。”这是《汉广》的序言及《鼓钟》的毛传。一个在武帝时，一个在明帝时，都用了序言的话，能说不是汉代吗？

《鱼丽》诗前三章，先儒以“防多防”三字断句，下面“且多且防且有”各两字为一句【《释文》说：不同于这种读法就不对】，因为上面“防多防”三字说酒，下面“多防有”三字说食物，下面三章重复这三个字，不能再说是酒了。《集传》在“酒”字断句，句法较为浑成，但“防多、多防防、有”六字都承接“酒”来说，下面三章文义不顺。陈栎说“多防有”三字，上面说酒而下面说食物，是因为食物与酒相称【语见《大全》】，不知道这篇说万物盛多，酒成于人力，虽然多也有限，食物仅与它相称，哪里体现盛多呢？源说“有酒”断句，“多防有”三字，仍可解释为鱼，前三章各末句总结上面三句罢了。酒既防多，防鱼又多，防中都用“且”字关联两意，下面三意遂承接鱼来说，句法与文义都没有妨碍。

孟诜《食疗本草》有黄颡鱼，就是《鱼丽》诗中的鲿，也叫黄鲿鱼，又名黄颊鱼。无鳞且色黄，群游时发出轧轧声，所以又名□防【音尖鸭】，又名黄防。《毛传》说：“鲿，杨也。”孔疏解释它，认为鱼有两个名字，难道不是因为这鱼有力，解飞取义于轻〇吗【《埤雅》的说法】。陆元恪认为名叫黄〇，正是因为它色黄而性〇。《本草》李注认为陆说错误，失之了。

鲨鱼有两种，一种是吹沙小鱼，又名鮀【徒何切】，大的长四五寸，居住在沙沟中，吹沙而游，啑【音札】沙而食，味道鲜美，俗呼阿浪鱼。一种是鲛鱼，背皮粗错如直

译珍珠，斑纹有鹿沙、虎沙、锯沙等种类，产于东南沿海的郡县，也叫沙鱼。鱼丽中的鲨，就是吹沙鱼。《尔雅》说：“鲨，就是鮀。”说的就是这个。《毛传》也是这样说的。

译鳢鱼，《本草》称之为蠡鱼，也叫鲖鱼（音同，又音重）。它被列入《本经》上品，但陶隐居说它有小毒，对身体无益，不适宜食用。这大概是物的性质古今有所不同吧。《尔雅》对鳢的注释认为是鲖，又说鲤鱼大，鲖鱼小的叫鮵（音夺）；《埤雅》认为就是这种鱼。现在俗称为黑鱼，并不是珍贵的品种。《鱼丽》这首诗中，鳢与鲂并提，难道也把它视为美味吗？

《尔雅》中的鰋鮎，孙炎认为是一种鱼，毛公的《诗传》也把鰋当作鮎。《说文》中鮎读作训□，又说□是鮀，鮀是鮎，而鮎就是鰋的重文，都把鰋鮎看作一种鱼，只有郭璞将它们分为两种，说鰋是现在的鰋额白鱼，鮎的别名是鳀（《诗释文》引用郭注作鮧，音啼，又读在私反），《释文》引用了郭注，并且说经过目验，毛公的解释与世人看法不合，恐怕是古今名称不同，意思大概是赞同郭璞了。《埤雅》既然引用了郭注，却又把两种注释混为一谈，强行让郭璞附会孙炎，却不明确判断是非，那该听从谁呢？《诗诂》和《韵防》都抄袭陆德明的疏证，并且说鮎鱼腹部平坦贴地，适宜得名鰋，这也不是郭氏所说鰋额的本义。《本草纲目》分别将鮧鱼命名为鳀，鱼命名为鰋，鱼命名为鮎，注释说古代叫鰋，现在叫鮎，北方人叫鰋，南方人叫鮎，这样鰋鮎就只是一种鱼了。那么郭璞注释《尔雅》将鲤、鳣、鳢、鲩分为四种鱼的说法，都胜过先儒，唯独将鰋鮎分为两种则是错误的。又查《别录》中有鳠鱼（胡化切）、鮠鱼（音危）、人鱼，陶隐居认为它们都是鮎鱼的属类。

六笙诗

《六笙诗》的《集传》认为它们只有声音没有歌词，说法源自刘原父，吕祖谦的《记》和严缉都不赞同，可以称得上是卓越的见识。后世儒者辨证最多，而近代郝仲舆（郝敬）的论述尤为详细确切，都记载在长孺的《通义》中了。陈源又说，作诗的人大多选取诗中一两个字，或者总括其大义来确立篇名，如果只有声音没有歌词，那么《南陔》《由庚》等篇名从何而来呢？鲁国的鼓乐、薛国的鼓乐有曲谱而没有歌词，就只冠以国号，不再另立别名了。朱子拿这个作为证据，不属于同一类情况。况且声音属于乐，歌词属于诗，没有歌词就不是诗了。即使有曲谱，也应当归入《乐经》，或者附见于《礼记》，不应当与《雅》篇并列。于是毛公本来把六诗放在什之外，朱子反而把它们收录在什之中，又推崇《白华》为次什的首篇，怎么自相矛盾呢？什是篇的总称，没有歌词就没有字句，没有篇章，怎么能够数作什呢？

毛诗稽古编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

吴江陈启源撰

南有嘉鱼之什上【正小雅】

小雅次什的首篇，到宋代儒者时两次更改，不再计算那六篇亡诗，而以《南有嘉鱼》作为什首，这是毛公的旧说。苏颍滨嫌它不是孔子的旧制，仍然把六诗数在什中，而改以《南陔》为什首。朱子又根据《仪礼》奏乐的次序，把《南陔》升在《鹿鸣》什的末尾，把《鱼丽》抑在《华黍》诗之下，改以《白华》为什首。夫子遵循旧制更改什序，祖述《六月》序及郑康成的说法，对于诗的篇第，原本没有更改。至于朱子依据《仪礼》，则不能没有异议。乡饮酒礼，笙入演奏《南陔》《白华》《华黍》三首，接着间歌《鱼丽》，笙奏《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奏《崇丘》，歌《南山有台》，笙奏《由仪》。燕礼也是如此，这是《仪礼》中奏乐的次序。先演奏《南陔》等三首诗，所谓笙入三终；接着间歌《鱼丽》、笙奏《由庚》等六首诗，所谓间歌三终。《南陔》在笙入的行列，就不得不先奏；《鱼丽》在间歌的行列，就不得不后奏。各自按类别相从罢了，这奏乐的次序，难道是编诗的次序吗？如果一定要执此来确定诗的先后，那么间歌之后还有合乐三终所演奏的《关雎》之三、《鹊巢》之三，也应当把二《南》移置在《小雅》之后。又《鹊巢》之三越过《草虫》而选取《采苹》，现在这两首诗被视为倒置了。为什么不依据合乐的次序来纠正呢？朱子既然凭借《仪礼》的文字来确定诗篇的先后，又说《六月》诗序中《鱼丽》一句本在《华黍》之下，而郑氏把它移置在《南陔》之上。郑氏未移动的诗序，远在千余年前，朱子从哪里见到呢？严坦叔的《诗缉》完全依照毛传的旧说，仍然以《南有嘉鱼》为次什的首篇，确实是有见识的。

《鱼丽》《南有嘉鱼》《南山有台》三首诗，朱子的传注都解释为燕飨通用的乐歌，只是见到《仪礼》中乡饮酒及燕礼都间歌这三首诗，因此据此立论罢了。不知道古人用乐与作诗的本意不一定相谋（宋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论述得很详细）。小序所说的“万物盛多能备礼者”是作《鱼丽》的本意，“乐与贤者”是作《南有嘉鱼》的本意，“乐得贤者”是作《南山有台》的本意。既然有了这三首诗，后来才取作间歌的乐章，并非专为间歌而作这三首诗。小序自是解释诗，不解释乐，有什么错误呢？朱子专门用燕飨来解释这三首诗，所以在《鱼丽》中说极言其美且多，以显示主人礼意的勤谨；在《嘉鱼》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