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

译主人乐于款待宾客的本意，面对客人却自我夸耀酒食，多么浅陋啊！面对客人却自称君子，这是什么礼节呢？至于《南山有台》这一篇，玩味其词句意旨，与宴饮一类截然不同。凡是为宴饮而作的诗，必定言及酒食、乐舞之事，以及劝酒助兴之辞。如宴请群臣，就说“鼓瑟吹笙”、“我有旨酒”；宴请兄弟，就说“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宴请朋友，就说“酾酒有藇”、“有肥牡”、“有肥羜”、“陈馈八簋”；宴请诸侯，就说“厌厌夜饮”。如今《有台》篇所称道的南山、北山所产之物，既非宴请宾客所需，而颂美君子又绝无劝酒助兴之意，像《鹿鸣》那样以宴饮来游敖，《常棣》那样和乐且亲，与《伐木》《湛露》那样饮酒至醉、不醉无归的情形，哪里能算是宴飨之诗呢？

译南方有美好的鱼。

《序》说：“太平盛世的君子，以极致的诚心乐于与贤者共享。”“至诚”应当断句。只有具备极致的诚心，才能招致贤者的到来，又能长久地任用贤者。《诗》中直接说与贤者共享，《序》则进一步推究君子与贤者共享的内心，并非一定在诗词中有专门的指代。郑玄将“烝然”解释为长久，如果用来契合《序》中“至诚”的意思，固然可以。况且君子以极致的诚心对待贤者，其心意始终如一，难道仅仅是因为贤者未来而迟迟等待吗？【“迟”读作“直冀反”。《笺》说：“长久就像迟迟等待一样。”所谓迟迟等待，是指极致的诚心。】《集传》将“烝然”解释为发语声，尤其属于主观臆测。王肃阐述毛亨的观点说：“烝，众多。”这是正确的。吕祖谦的《吕记》采纳了王肃的解释。

“南有嘉鱼”，“嘉”不是鱼的名称。就像下章“樛木”的“樛”、“甘瓠”的“甘”一样。黄震的《东发日抄》说：嘉鱼并非特指丙穴的鱼。丙穴鱼饮用乳泉因而美味，未必原本就名叫嘉鱼。自从《诗传》引用此句来解释《诗》，世人便称这种鱼为嘉鱼。黄震说嘉鱼不特指丙穴鱼，这是对的；说嘉鱼因《集传》而得名，这是错的。用丙穴鱼来解释《诗》，是《埤雅》的说法，而《集传》沿袭了它。嘉鱼出于丙穴，见于左思的《蜀都赋》，这个名称由来已久，难道是因为《集传》才得到的吗？大概丙穴的嘉鱼，只是后世好事者采用《诗》中的词语来命名的罢了。毛亨说：是江汉之间鱼类所产的地方。《笺》和《疏》也只说南方水中有善鱼，都不把“嘉”当作鱼的名称。孔颖达是唐代人，当时丙穴已有嘉鱼之名，却不引用作为证据，难道不是因为后世的事情不可以用来证明古诗吗？足以看出先儒解释经典时的谨慎了。

“累之绥之”，两个“之”字，“来思又思”，两个“思”字都是助词，所以“累”与“绥”押韵，“来”与“又”押韵，都不采用句尾作为韵式。“燕又思”，《笺》和《疏》认为“燕而又燕”，这是正确的。朱熹的《传》既遵从古注，又记载其他说法，将“思”解释为思念，只是多余罢了。

少皥氏用祝鸠来命名司徒，祝鸠是孝顺谨慎的鸟，所以掌管教化的官职取义于此。“翩翩者鵻”，在《小雅》中出现两次。用四匹公马来比喻使臣，用南方有美好的鱼来比喻贤者。那里慰劳使臣，意义取于谨慎；这里赞美贤者，意旨在于专一。都与设立教化的宗旨相同。以此树立教化，下面以此成就德行，没有不同的旨趣。《集传》认为《嘉鱼》末章的起兴完全不取义，朱熹的《通义》驳斥它，确实是对的。

《诗》中以“又”字押韵，共出现四次：《小雅·南有嘉鱼》和《小宛》各有一次，《宾之初筵》有两次。《嘉鱼》中的“式燕又思”，《天命不又》中的《集传》都注音为“亦”；“室人入又则怡”，读作“由”音；“矧敢多又则亦异”，读作“二”音。近代陈第的《古音考》认为这些都没有确切的依据。并且说“又”就是“右”，右手。《诗》中“右”字有读作“意”音的，这四个“又”字都应当读作“意”音。“燕又”与“来”押韵，“来”读作“利”音；“不又”与“富”押韵，“富”读作“系”音；“入又”与“时”押韵，“时”读作“是”音；“多又”与“识”押韵，“识”读作“职吏切”。他的说法似乎有理。然而古人韵脚舒缓，凡是与“右”、“又”同韵的，所押的字多在支、纸、寘韵内，如“仇”与“逵”押韵，“母”与“杞”押韵，“否”与“止”押韵，“裘”与“试”押韵之类，数不胜数。又古代不分四声，支、纸、寘、质可以通读，而职、勿、缉也与质通用。“多识”的古注原本读作本字，不必读作“职吏切”。“燕又”的“来”、“入又”的“时”，也不必读作去声。“来”字古音是“陵”的反切，“时”用今音，本来自然押韵。至于“富”字古音是“方二”的反切，《我行其野》中与“异”押韵，《瞻卬》中与“刺”押韵，《召旻》中与“时”押韵，《閟宫》中与“炽”押韵，加上《小宛》，共五次出现，所押的字都相同。

南山有台

《传》将“台”解释为夫须，《尔雅》也是这样。郭璞注说：“可以做挡雨的斗笠。”《草木疏》说：“莎草可以做蓑衣和斗笠【郭璞和陆玑都错了，另有辨析，见《无羊》】，所以《都人士》中称台笠。“台”字有时从草字头写成“薹”，大概是后人添加的。《都人士》的《释文》说：“台，《尔雅》作薹。”然而现在版本的《尔雅》仍然作“台”，与《诗》相同。《玉篇》和《广韵》【即《唐韵》】又有“薹”字，毛氏《増韵》、黄氏《韵防》都记载它，说“是斗笠【都承袭了郭璞和陆玑的错误】，而用当时的台笠字，于是“台”、“薹”、“薹”一个字就分成了三个了。又查《尔雅》“薃侯莎，其实媞”，《夏小正》“缇缟”传云：“缟也者，莎随也，缇者其果实也，即此草”，大概与夫须是同一种草。《尔雅翼》认为它的根就是药中的香附子，又名雀头香。《江表传说》：“魏文帝派遣使者到吴国求取雀头香，就是这种草。”《本草纲目》说：“莎叶像老韭菜，五六月抽茎，三棱中空，茎顶端又长出几片叶子，开青花成穗像黍，中有细小的种子，其根有须，须下结出一两枚种子，辗转相生。”这是近世重要的药物。而陶弘景不认识，各种注释也略去，可见古今药物的兴衰不同如此。

《莱传》说草也，陆

译疏认为“藜”是一种草名，它的叶子可以食用，而孔氏采纳这一说法，是恰当的。查考“莱”也叫“藜”，《本草纲目》说它就是灰藋（音掉）中红心的那种（灰藋叶心含有像灰一样的白粉，所以叫藜；叶心则是红粉）。查考灰藋现在俗称灰苋，茎叶稍大，黄河以北的人叫它落藜，南方的人叫它胭脂菜，也叫鹤顶草，嫩的时候可以吃，老了茎就可以做拐杖。原宪拿着藜杖应门，就是这种东西。《韵府》认为它是落帚，是错误的。

译“乐只”这个“只”字，古训和今训究竟哪个正确呢？《樛木》篇中两种解释都讲得通，前面已经辨析过了。至于《南山有台》中的“乐只”，正是《小序》所说的“乐得贤才”的意思。如果理解为“乐哉君子”，那么君子就是指君王自己，“乐”就是国家的基础，后面接着说“万寿无期”等等，这就不是“乐得贤才”的“乐”了。如果理解为“乐是君子”，那么君子正是指贤人，“乐”是君王“乐”的后续内容，极力称赞其成效，这正是太平盛世的基础，与《小序》的意思最相符合，那么将“只”字训释为“是”更为妥当。

《易经》姤卦中有“以杞包瓜”，这里的“杞”只有一种，但解释者意见不同：马融说是大木，张揖说是枸杞，郑玄说是杞柳，共有三种说法【见《易》释文】。这三种树木都记载于《诗经》，而《小雅》中的《南山》篇有“杞”，即“在彼杞棘”。严坦叔认为它是山木，王伯厚认为它是杞梓【见《困学纪闻》】，也就是大木。《左传》中楚国的声子用杞梓比喻卿大夫的才能【僖公二十三年】；《孔丛子》记载子思的话，用杞梓比喻守城的将领，又说它们树干粗大，这一定是高大且成材的树木。《草木疏》说：它的树像樗树，纹理白而滑，可以做函匣。樗不是成材的树木，却说杞像它，大概只是取其形状相似。似乎《南山》篇中的“枸”，传文说：枸是枳，孔颖达疏引宋玉赋“枳枸来巢”来证明毛亨的说法。严缉讥讽他，认为《风赋》中“枳枸来巢”的字是“句”。李善注解说：“橘越过淮河变成枳，句曲也，读音为沟”，这不是毛亨的意思。考察严缉的说法不对，陆玑《草木疏》已经引用这句话来证明“枸”了。他说：“古语说：枳枸来巢，是说它的果实味甘，所以飞鸟羡慕而在上面筑巢。”孔颖达认为枸树枝条多而弯曲，所以引来鸟巢，稍微有些不同罢了。总之，枳枸这种树，枝条弯曲，果实甘甜，这两者都能招引鸟类。陆玑、孔颖达两家疏证各取一个意思，都可以讲通。“句”和“枸”在古代本是通用的字。李善注《文选》不知道引用毛传和陆疏作为证据，将“枳枸”训释为木名，却妄自将“枳”解释为橘变成的“枳”，将“句”解释为弯曲的“句”，这是李善的错误。况且孔颖达、李善都是唐代人，而孔颖达早于李善，怎么能依据李善来否定孔颖达呢？枳枸虽然是南方产的，但在周代的诗中也有咏叹。在礼仪中【“枸”，《礼记》写作“椇”】，妇女把它作为见面礼【见《曲礼》】；君王宴饮时把它作为庶羞【见《内则》】，可见北方也珍视它的味道。难道是因为它甘甜如饴【见陆疏】，所以从远方运来吗？这个字又写作□□。《本草》列出的名字有蜜□，□叫蜜屈，律叫木蜜，叫木〇瑚，叫木饧，叫鸡距子，叫鸡爪子。它的木名又叫白石木，叫金钩木，叫枅栱，叫交加木，有的说它的味道，有的像它的形状。雷公《炮炙论》说：弊箄【卑、俾、闭三个音】淡卤如酒。霑文注解云：交加枝就是蜜□□。大概这种树木能使酒变淡。又《山海经》中有甘华【《海外北经》平邱，《东经》发邱，《南经》葢犹，《西经》沃国，都有这种树木】，郭璞注解说：红色的枝干，黄色的花。杨慎补注认为就是枳枸。

梓、椅、楸、槚，四种树木同类而略有区别。所以《秦风》中的“条”，可以兼指楸、槚的名字；《小雅》中的“楰”，可以兼指楸、梓的名字。楰名叫防梓【《尔雅》、《毛传》相同】，又叫虎梓【见郭璞注】，又叫苦楸【见陆玑疏】，就是这样。郭璞认为它是楸属，陆玑又认为它是山楸的异类。那么“条”是山楸，“楰”又是“条”的异类吗？又考察这首诗五章，而“台、莱、桑、杨、枸杞、李、栲、杻、枸、楰”这十种树木，都用来起兴，都是贤者的比喻。《埤雅》详细分析，每样东西各确立一个意义，所持的说法很优秀。然而郑玄笺注说：“山上有草木，以成就其高大，比喻君主有贤臣以自尊显。”意思也很平正。

蓼萧

古人说四海，多专指荒远的边远国家。所以《蓼萧》序言“泽及四海”，郑玄笺注认为国家在九州之外，并引用《尔雅》所说的“四海”以及《虞书》“外薄四海”来解释。然而郑玄笺注的话，又与《礼记·明堂位》、《

译《布宪》篇则选取下文，大概也是没有确定的见解。《周礼》贾公彦的疏说《诗序》与《尔雅》及《礼记》不同，是传抄过程中的错误，难道是没有看到上文吗？

译戎狄的数量有时说是五，有时说是六，郑玄（康成）将两种说法都保留下来。《礼记》和《尔雅》的文献中，没有辨别哪一种是对的。孔颖达的疏文记载了郑玄回答赵商的话，认为没有明确的国数可以说明，所以不敢确定。然而，八蛮、六戎、五狄的国名，李巡在注释《尔雅》时已经全部列出了。李巡的注现在见于《礼记·王制》的疏文中，疏文说：“九夷：一莬，二乐浪，三高骊，四蒲饰，五凫臾，六素家，七东室，八倭人，九天倭。八蛮：一天竺，二咳首，三焦侥，四跂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轵，八舂旁。六戎：一侥夷，二戎夷，三国白，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山。五狄：一月支，二秽貊，三国奴，四单于，五白屋。”只有九夷是依据《东夷传》的文字，其余都本于李巡的注。我（源）认为：像郑玄这样渊博，又与李巡同时代，李巡所知道的，郑玄怎么会不了解，却说没有国数不敢确定呢？难道是因为李巡所指出的那些国名不见于经传正文，不足以作为依据吗？存疑的态度，应当是这样的。又查《周书·王防解》记载成周的边防，四方蛮夷来进献的共六十个国家，这既与《明堂职方》不同，又记载伊尹制定四方令，东夷十国，南蛮六国，西戎九国，北狄十二国，也与《尔雅》上文不同。书籍史籍残缺，流传的文字说法各异，戎狄五六的数量，确实难以凭空断定。又查卢辨注释《大戴礼》说：“《职方》所说的，是周朝所臣服的海内各族的数量；《明堂位》所说的，是朝见明堂而来的国家数量；《尔雅》所说的，是夏朝所臣服以及殷朝的夷国，似乎是这样。”但是以戎为例，朝见明堂的是六国，而《职方》记载的是五国，这是朝见的数量多于臣服的数量。凡是声教所覆盖的地方，都可以说臣服；朝见则是称臣进贡，自比于诸侯的行列了，难道还不能称为臣服吗？这种说法难以讲通。卢辨又讥讽郑玄引用《尔雅》，数量不同，最终让学者怀疑所听到的，这是没有理解郑玄存疑的用意。

周朝的王业虽然由文王、武王完成，然而兴办礼乐达到太平盛世，实在是在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曾经阅读《礼记·明堂位》、《周书·王制解》两篇，可以想象当时华夏与蛮夷统一昌盛的景象。《蓼萧》的恩泽遍及四海，孔颖达的疏文引用越裳氏来朝见的事，认为这首诗的创作，应当在周公摄政的第六年，确实如此。结合《明堂位》、《王制解》两篇文章来读这首诗，觉得成周的边防，俨然未曾散乱。

《蓼萧》首章“燕笑语兮”，第三章“孔燕岂弟”，一首诗两个“燕”字，意义应当统一。郑玄在首章说“与之燕饮而笑语”，孔颖达引申为“燕饮”，第三章则解释“燕”为“安”，前后解释不同。我认为如果把“孔燕”解释为“甚燕饮”，则不通顺；如果把“燕笑”解释为“安乐”，而“笑语”文义没有阻碍，那么两个“燕”都解释为“安”是恰当的。严缉解释“孔燕”为“盛燕”，然而“孔”本意是“甚”，把“甚”转为“盛”，恐怕费力。

《雅》中的《蓼萧》《采芑》《韩奕》，《颂》中的《载见》都提到鞗革。《蓼萧》的传文说：“鞗，是缰绳。革，是缰绳的头。冲冲，是垂饰的样子。”查：鞗，是皮制的缰绳；用丝的叫辔，用皮制的叫鞗。鞗多余而垂下的部分叫革。《尔雅》说：“缰绳的头叫做革。”郭璞说：“缰绳的靶勒就是革【《说文》：靶，必驾切，皮制的缰绳】革的末端用金属装饰，形状像鸟蠋，名叫金厄。《韩奕》所说的就是它。这首诗的‘冲冲’，《载见》的‘有鸧’，就是金属装饰的样子。

和鸾发出雍雍的声音，《诗集传》说：“在马镳上叫鸾。”刘瑾怀疑这与《驷铁》的传文不同，认为“镳”字误当作“衡”，这是不对的。《驷铁》的笺注说：“把鸾放在马镳上，不同于乘车。”这首诗的传文说：“在马镳上叫鸾”，那里取的是笺注的文字，这里仍然是传文的话罢了。况且和鸾所在的位置，先儒本来就没有确定的解释。《驷铁》的疏文说：“郑玄注释《夏官·大驭》及《经解·玉�》都说‘鸾在衡，和在轼’，大概是依据《韩诗内传》及《大戴礼·保�篇》的文字。”然而《蓼萧》传文“在轼叫和，在马镳叫鸾”，笺注没有改变它。《烈祖》的笺注又说：“鸾在马镳。”大概和鸾所在的位置，经文没有明文规定，而且殷周或许不同，所以郑玄有两种解释。根据这个那么在衡、在马镳都讲得通。又《左传》“锡鸾和铃”【桓公二年】杜预注：“鸾在马镳，和在衡。”孔颖达疏说：“《考工记》‘轮高车宽，衡长参如一’，那么衡所能容纳的只有两匹服马。诗每说八鸾，应当是说马有两鸾，鸾如果在衡，衡只有两马，怎么能放置八鸾？由此知道鸾必定在马镳。”鸾在马镳那么和必定在衡。根据这个那么在马镳的说法更占优势。宋代罗愿说：“诗说‘四牡八鸾’，镳是马衔，马口两旁各放一个鸾，四匹马应当是八鸾了。”大概祖述这个疏文。至于杜预说“和在衡”与毛亨、郑玄不同，孔颖达也不辨别，意思是因为经文没有明文，不能凭空决定吗？然而罗愿又说：“‘四牡八鸾’见于《采芑》《烝民》《韩奕《烈祖》等诗，是王臣及侯国的车，如果天子的车名叫鸾路，难道反而把鸾放在马上？定当在

译“衡”这个说法也有道理。《蓼萧》篇中的鞗革、和鸾，郑玄认为是在解说天子的车饰，这正是指鸾路而言。鸾应当位于车衡上，况且文中说的是车饰而非马饰，那么它就不在镳上。孔颖达疏中说“不改变传文”的，是因为驷铁的情况已经明确，由此可以推知，郑玄的意思或许就是这样。

译湛露

夜饮安闲，传文说：“厌厌，安的意思。”疏文说：“安闲的夜晚。”《尔雅》写作“懕懕”，说：“安的意思。”郭璞注说：“安详的样子。”《说文解字》引用这首诗作“懕懕”，也说：“安的意思。”那么诗中的字应当以“懕懕”为正体，其意义是一致的，用“安”字足以概括。朱熹传文说：“安的意思，足的意思，久的意思。”“久”的训释出自苏氏，大概是因循“安”义而附会增添的。至于“厌足”的“厌”，应当写作“猒”。《说文解字》说：“猒，饱的意思。”从甘从肰。诗中“厌”字本是“懕”的假借，不能又兼有“猒”的意义。查考“厌”字在“辄”切，《说文解字》训为“笮【逼迫的意思，阻厄切】”，俗体写作“压”。“厌”已经从“厂【呼旱切】”，俗体又加上土，是错误的。小学不讲究，讹误错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又查考韩诗，诗中假借“厌”字，转而用“猒”的意义来解释“懕”，这是因循俗误而又加重了错误。韩诗，诗中假借“厌”字而转而用“猒”的意义来解释“貌”，与“安”的意义不同但也相近。

《湛露》篇，郑玄将下三章分开，用丰草比喻同姓诸侯，用杞棘比喻庶姓诸侯，用桐椅比喻二王之后，似乎属于穿凿附会。然而说同姓则夜饮，异姓则不夜饮，以此显示古人一次宴饮，也寓含亲疏厚薄的等级，这种说法不可废弃。在《宗载考》传文中说：“夜饮必定在宗室”，“宗室”二字笺注和疏文都没有申述。查考《采苹》传文说：“宗室，是大宗的庙宇。”这就是毛公的自注了。又《礼记·昏义》说在宗室教化，注解说：“宗子之家。”大概也是指庙宇而言。然而这些都是大夫士的礼仪，所以有宗子。如果《湛露》中的在宗，是天子的燕礼，那么“宗室”，直接说是宗庙的寝室罢了。《尔雅》说：“室有东西厢的叫庙，无东西厢有室的叫寝。”所以庙和寝都可以称为室。燕礼则是在寝，不是在庙。《凫鹥》诗说：“既燕于宗”，与此“在宗”意义正同，只是那是宾尸，在庙门外西室；这是燕同姓，在庙后寝室。总之同在庙中，就可以同样称为“宗”了。毛传又解释“夜饮”为“私燕”，“私燕”就是《楚茨》中的“燕私”【孔颖达疏文如此说】。完备地说“燕私”，只与诸父兄弟共同进行，异姓不得参与，所以笺疏认为《在宗载考》是燕同姓诸侯夜饮的礼仪，同姓则成，异姓则止。《楚茨》又说：“乐具入奏”，是说由庙进入寝。庙在前，寝在后，所以说入寝，就是“在宗”的意思。朱熹传文把“宗”当作路寝之类，那就是王的燕朝小寝，不是庙中的寝室了，恐怕不能称为“宗”。

杞、棘都是坚硬的树木，所以用来兴起显允君子，显允是明信的意思。桐、椅是柔韧的树木，所以用来兴起岂弟君子，岂弟是乐易的意思。诗意很明显，郑玄只取同类异类来说【笺注：用杞与棘异类，比喻异姓诸侯；桐与椅同类而异名，比喻一王之后，只有同姓则一类，所以广泛列举丰草】，于是无暇顾及此义。

彤弓

《彤弓》，诗经文明言飨，而《集传》反而说燕。虽然飨礼之后，或许有燕，但毕竟飨是主要的。而且解释经文的人不应故意与经文违背。又此诗专主赐弓，飨礼也是因为赐弓而设的。所以序文说“锡有功”，不说飨。先说燕而后及赐，已经失去经意了。况且经文不说燕吗？受言藏之，是说诸侯接受天子的赏赐而藏在家中。《左传》襄公八年，晋范宣子来聘，鲁公享他，季武子赋《彤弓》。范宣子说：“城濮之战，我先君文公在衡雍献功，接受桓王的彤弓，作为子孙收藏。匄也，是先君守官的继承人，敢不承命。”范宣子说“受言藏”，如同为此诗作注脚了。毛传、郑笺及王肃阐述毛意，都指诸侯而言，没有异议。王安石认为王接受工献而收藏以待赐，凿矣，迂矣。吕祖谦沿袭此说以立论，说藏在王府，不妄与人。后世视府藏为私产，甚至把武库兵器赐给弄臣，与此不同了。持论虽佳，恐怕不是诗旨。朱熹传文从之，严缉仍用古注。

右之醻之，毛郑解释不同。毛以右为劝，有功醻为报功。虽然承接上章飨字而言，但不指酒。郑以右为宾客接受献爵，奠于荐右，醻为献酢之後，主人再醻宾客，意义也可通，但不如毛说浑然一体。

菁菁者莪

朱熹解释《子衿》《菁菁者莪》两首诗，都不从小序而自立新说。等到作《白鹿洞赋》中有说：“广青衿之疑问”，又说：“乐菁莪之长育。”门人请问缘故，回答说：“旧说也不可废弃。”可见朱熹传诗的意思，只是因为向来遵从小序的人株守太过，不能广开心眼，玩索经文，领会其微旨，所以悉扫旧诂，别开生面，给学诗的人示一变通之法，以救后学的滞碍，使与古注相辅而行。原本不是说《集传》一出，便可尽废诸家之义。

译其中或许矫枉过正，不免稍有偏颇，朱子本来自己也知道，应当不会怪罪后世儒者的指摘吧。现在的人把《诗集传》当作衡量是非的标准，拘泥于注疏而不加以观览，这是末流学者的浅陋，并不是朱子的本意。

译《菁菁者莪》首章，郑玄笺注说：“‘既见君子’，是因为被授予官爵才得以见到。”我认为这话并不完全正确，授予官爵是在人才成就之后才有的事。这首诗主旨在于君子培育人才，天下人因此感到喜乐，至于人才成就后授予官爵，只是其中的附带之意，从《诗序》的话中就可以看出来。陈启源说前三章都是用莪草的生长来比喻人才的培育，那么这三个“既见”是因为受到教诲才得以见到。所见的君子如果在乡里，就是乡老、乡大夫等职官；如果在国都，就是大司成、太师、乐正等职官；如果遇到视察学校、养老敬老的场合，甚至还能见到天子。末章用船载物来比喻君主用人，那么这一个“既见”是因为被授予官爵才得以见到，所见的君子直接应当指称君王，而司马有辨别议论的权力，或许也应当一并提及。

“既见君子，乐且有仪。”郑玄笺注说：“心里既感到喜乐，又用礼仪来接待。”这是说“乐”主要指见到君子的人，而“有仪”主要是针对君子说的。欧阳修的《诗本义》，全指君子而言，严粲的《诗缉》对此加以非议。他说如果把“乐且有仪”都指给君子，那么“既见”二字就无处着落了。诗中“既见君子”，在九篇诗中出现了二十二次【《汝坟》、《风雨》、《唐风》、《杨之水》、《车粼》、《出车》、《蓼萧》、《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续的句子都是叙述喜悦之情，说的是见到君子的人欢喜，而不是被见到的人欢喜。这话是对的。陈启源说“乐”字就是下章的“喜”字、“休”字，欧阳修把它归属于君子，实在没有道理。郑玄把“有仪”指给君子，原本是见到君子的人自我庆幸的话，不妨碍文义，但一句诗分属两个人，终究不够浑然一体。而且把“仪”解释为接待的礼仪，趣味也显得浅短。严粲说：“见到善教使得人才成就，这是‘有仪’针对贤才而言，说得对。”可惜话说得不够畅达明白。《诗记载》引用吕氏的话说：“培育人才的方法，固然很多，但没有比礼仪更优先的。礼，内外兼养，内心不过分、行为没有偏差，这样才能进入正道，这就是人才得以成就的原因。所以说‘菁菁者莪’，废弃了就没有礼仪来防范了吗？”这话严粲的说法应当本于此案。古人说的“仪”并非仅仅指容貌，“仪”、“义”、“宜”三个字本来相通。比如《鸤鸠》笺注训“仪”为“义”，《烝民》释文“仪”作“义”，传注训为“宜”，《文王》诗“宜鉴于殷”，《戴记》引作“仪鉴”，都是如此。《说文解字》说：“仪，度也。”度指法度，符合法度就叫做宜。诗中说的“礼仪”，犹如说“礼义”一样。所以培育人才的人必定要用它。这首诗首章的“有仪”与《六月》序中的“礼仪”语意本来相应，可见诗中说培育人才以礼仪为关键方法。吕氏得其旨意了。《诗谱録》把吕氏的说法列在序文之下，而在首章正解后却用了欧阳修的话，不知哪种说法才是对的。

“泛泛杨舟，载沈载浮。”郑玄笺注说：“沉物也载，浮物也载，比喻君主用人，文官也用，武官也用。”孔颖达疏说“载”字与“载飞”、“载止”、“载震”、“载夙”同类，应当训为“则”。郑玄用“载”来解释意义，不是经文中的“载”。我认为疏语太拘泥，诗中“载”字取“承载”之义的多了【如“谓之载矣”、“受言载之”、“载是常服”之类】，何必专门训为“则”呢？至于朱熹《集传》认为船的“或沉或浮”，比喻人未见君子而心无所定于义，尤其疏漏。未见而思见，系念最深厚，怎么能说心无定准？况且经文中根本没有“未见君子”的话。而且船浮在水面是常态，沉下去就不再浮起来了。如果认为心无定准，那就是浮了又沉，沉了又浮。船在水中，哪有这种情况呢？

毛诗稽古编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一

吴江陈启源撰

南有嘉鱼之什下【变小雅】

六月

《六月》一诗，郑玄笺注认为北伐是派遣吉甫，这是可信的。至于毛亨传注认为是亲自出征，并没有明确的文字依据。王肃、孔晁阐述毛亨的旨意，才开始有亲自出征的说法，只是依据首两章的传文作为辞据罢了。首章传文说：“日月为常。”次章传文说：“出征以佐其天子。”太常是君王所建，出行征伐，成就已经是天子的大功。这是王、孔两家所依据作为亲征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毛传原本不说“佐已”，其说“佐其为天子”，是指吉甫而言，义理也明显顺当。至于君王建立太常，虽然《周官》有明确的文字【见《司常》及《大司马》】，但玩味传文，未曾说建立这个是为了出行。传文说：“栖栖简阅，貌饬正也。”日月为常，是穿戎服。那简阅，是将出师前先选练其士兵车马，如《周礼》大司马四季搜田，教民坐作进退的方法就是如此。平时简阅，君王尚且亲自临视，何况任命将领出征呢？太常的建立，只应在这个时候。二章传文又说：“必先教战，然后用师。”可见首两章毛传都指简阅而言。章末两个“出征”，则明确简阅的缘故，何曾认为是亲自出征呢？所以末章传文说：“使文武之臣征伐，与孝友之臣处在内。”传义显然了。王肃见这话与自己矛盾，又为之解释说：“君王出镐京而回，让吉甫迫逐，乃至太原则尤其可笑。亲自率领六师，业已上路，却未见敌人而先归。中兴贤主，何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