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
公作，桑柔为芮良夫作，别见《春秋》内外传。崧髙、烝民则吉甫自著名氏，余皆赖序以明其説，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序，故除武公、芮伯、吉甫四诗外，皆为疑词。《卷阿》诗则又参以纪年之説。《书》武成，孔传云“公爵刘名”，彼疏云“公刘之后有公非、公祖绀之类，先公多矣，独三君称公，当时之意耳”。《诗》公刘疏则取王肃之説，以公为号而非爵，且言三君独称公，盖余君不为公也。所见良是，然不言之于书疏者，殆束于传义耳。
译《公刘》是周宣王所作，《桑柔》是芮良夫所作，另外见于《春秋》内外传。《崧高》、《烝民》则尹吉甫自己署名，其余都依赖小序来阐明其说法，必定有所依据。朱熹不信任小序，所以除了武公、芮伯、吉甫的四首诗外，都持怀疑态度。《卷阿》一诗又参杂了《竹书纪年》的说法。《尚书·武成》孔颖达传注说“公是爵位，刘是名字”，那里的疏解说“公刘之后有公非、公祖绀等人，称公的君主很多，唯独这三位君主称公，是当时的习惯罢了”。《诗经·公刘》的疏解则采纳王肃的说法，认为公是称号而不是爵位，并且说三位君主唯独称公，大概是因为其他君主不称公。这种见解确实正确，然而没有在《尚书》疏解中提及，大概是被传注的义理所束缚罢了。
不窋窜翟，公刘迁豳。其故迹多载图经。《史记正义》云：《括地记》不窋故城在庆州▯化县南三里。案唐庆州即汉北郡地，今为庆阳府。不窋冢在府城东三里，城内有不窋庙，是不窋窜居在今庆阳府也。郑氏《豳谱》云：今属右扶风栒邑。《史记正义》云：公刘徙漆县。《括地志》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也。案栒邑在今西安府邠州三水县西二十五里，邠州西有新平废县，本汉漆县，而公刘墓及庙皆在邠州城东六十里，是公刘迁都在今邠州也。庆阳与邠州相去五六百里，两地本甚悬隔。然庆阳旧号北豳，韦昭注《国语》以不窋窜戎为北豳，殆以此与。又庆阳之寜州治西亦有公刘邑，宁州亦号豳宁。意豳都独在漆县，而豳境所统则兼及于北地乎？但公刘侯国其封域广轮，不应及五六百里之逺。盖夏时西裔已弃为戎翟之居，土广民稀，不得以常制限也。
公刘迁豳。毛传以为本居于邰，遭夏乱廹逐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疏云：谓与之交好得自安居，非战而平之也】而迁其民邑于豳焉。吕记不然，其説以为参之《国语》《史记》，不窋已窜西戎，至公刘而复兴，拓大境土，迁都于豳。是公刘之迁，毛以为自邰而避乱，吕以为在戎翟而复兴，事情正相反。后儒率宗吕矣。但毛氏逺有师授，传闻最真，未可漫以为非。吕所据者，《国语》《史记》之言也。《国语》但言不窋窜居，未尝言传至公刘复兴于戎翟间也。至《史记·周本纪》纪不窋、公刘事，全模脱《周语》及《公刘》篇之文耳。其曰“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弃稷不务，不窋失官，奔戎翟之间”，皆《周语文》也。其曰“公刘虽在戎翟能脩后稷之业”，者特因《周语》及诗两文而想其当然也。《周语》言不窋事而不及公刘，《诗》言公刘事而不及不窋，迁又以公刘为不窋孙，中间止隔鞠陶一世，不容他徙，遂意其当在戎翟间也。《周语》又言“窜狄之后，不敢怠业，以至于奕世载德，不忝前人”，则公刘当与焉。而《诗》亦言公刘厚民之事，遂意其能修后稷之业也。其曰“务耕种，行地宜”，即《诗》所云“陟则在巘，复降在原，逝彼百泉，廼陟南冈，相其隂阳，观其流泉，及既顺乃宣彻田为粮”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诗》所谓“渉渭为乱，取厉取鍜”也。其曰“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即《诗》所谓“廼积廼仓，廼裹糇粮，于橐于囊”也。其曰“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往而保归焉”，即《诗》所谓“既庶既繁，而无永叹，爰众爰有”也。其不言公刘迁豳，而曰“子庆节立国于豳”者，史迁未见毛传，不知“爰方启行”即迁豳之事故。诗中虽有“于豳斯馆，豳居允荒”之语，犹未以为定都于此。当载籍散轶，公刘事无他典可稽，止据诗词敷演而为之説。毛传尚未行，故不及取而着之于书。后儒反援本纪之文以非毛传，不亦惑乎！惟《周语》言不窋奔翟公刘不应更在邰与毛传相矛盾，故绵篇孔疏以为不窋已窜豳，犹尚往来邰国，未即定居于豳，至公刘而尽以邰民往居焉，是定居于豳自公刘始，此足通两书之异而未尽也。孔氏斯言犹拘于《周本纪》所着世次，及康成《豳谱》谓公刘与太康同时之説耳。《本纪》以周十五世当夏殷二代千三百年之久，先儒已规其谬【孔疏云：计每世在位八十许年，子犹将老始生，以理推之，实难据信。《史记索隠》《正义》辨之意亦同】豳谱》之言又与《周语》不合【辨见下条】俱未可信，则公刘之与不窋相去不知几世，决非祖孙也。源谓不窋失官奔翟，因夏之衰，韦昭以太康之乱当之，应不误。迨少康中兴，纂禹之绩，爱民重农，不窋子孙自当还于旧都，修先人之职，则有邰疆土应如故。《竹书纪年》云：少康三年复田稷【沈约注云：后稷之后不窋失官，至是而复】复其官必并复其国矣。至公刘再遭夏乱【是桀时説见下条】始去有邰定都于豳耳。故不窋之窜，公刘之迁，皆避夏乱，皆自邰出，事畧相同而时世不必相接。后儒不信《毛传》，皆因
译不窋逃窜到翟地，公刘迁都到豳地。他们的旧迹大多记载在图经中。《史记正义》说：《括地记》记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华化县南三里。按唐代庆州即汉代北地郡地，今天为庆阳府。不窋的坟墓在府城东三里，城内有不窋庙，这说明不窋逃窜居住在今天庆阳府。郑玄《豳谱》说：现在属于右扶风栒邑。《史记正义》说：公刘迁居到漆县。《括地志》说豳州新平县就是汉代的漆县。按栒邑在今天西安府邠州三水县西二十五里，邠州的西边有新平废县，本是汉代漆县，而公刘的坟墓和庙宇都在邠州城东六十里，这说明公刘迁都到今天邠州。庆阳与邠州相距五六百里，两地本来相隔甚远。然而庆阳旧称北豳，韦昭注解《国语》认为不窋逃窜到戎地就是北豳，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另外庆阳的宁州治所西边也有公刘邑，宁州也称豳宁。意思是豳都独自设在漆县，而豳境所统辖的范围则兼及北地吗？但是公刘的侯国其封域面积，不应该远到五六百里。大概夏朝时西部边裔已经抛弃成为戎翟的居住地，土地广阔人口稀少，不能用常规的限制来衡量。
公刘迁都到豳地。毛亨传认为本来居住在邰，遭遇夏朝动乱被驱逐，躲避中原的灾难，于是平定西戎【疏说：是指与他们交好得以安居，不是通过战争平定他们】而将他的百姓迁居到豳地。吕氏的说法不这样，他的说法认为参看《国语》《史记》，不窋已经逃窜到西戎，到公刘时复兴，开拓扩大疆土，迁都到豳地。这是公刘的迁徙，毛亨认为是从邰地避乱，吕氏认为是在戎翟之地复兴，事情正好相反。后来的儒者大都尊崇吕氏。但是毛亨远有师承传授，传闻最真实，不能随意认为他错误。吕氏所依据的，是《国语》《史记》的话。《国语》只说不窋逃窜居住，不曾说传到公刘在戎翟之间复兴。至于《史记·周本纪》记载不窋、公刘的事，完全是模仿抄袭《周语》及《公刘》篇的文字罢了。它说“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废弃稷官不务正业，不窋失去官职，奔逃到戎翟之间”，都是《周语》的文字。它说“公刘虽然在戎翟之地能修习后稷的事业”，只是根据《周语》及《诗经》两处的文字而推测其必然如此。《周语》说不窋的事而不及公刘，《诗经》说公刘的事而不及不窋，司马迁又认为公刘是不窋的孙子，中间只隔鞠陶一世，不容许他迁徙，于是推测他应当在戎翟之间。《周语》又说“逃窜到狄地之后，不敢懈怠事业，以至于世代积累德行，不辱没前人”，那么公刘应当在其中。而《诗经》也说公刘厚待百姓的事，于是推测他能修习后稷的事业。它说“致力于耕种，顺应地理适宜”，就是《诗经》所说的“登上高山，又下到平原，前往那百泉，于是登上南冈，观察其阴阳，观看其流泉，等到既顺遂就疏通田地作为粮食”。它说“从漆水沮水渡过渭水获取材用”，就是《诗经》所说的“渡过渭水为乱，取厉石取鍜石”。它说“出行的人有资财，居住的人有积蓄”，就是《诗经》所说的“于是积累于是仓廪，于是包裹干粮，装入橐装入囊”。它说“百姓依赖他的福庆，百姓怀念他，多前往而保全归来”，就是《诗经》所说的“既众多既繁盛，而没有长叹，于是众多于是富有”。它不说公刘迁都到豳，而说“子庆节在豳地立国”，是因为司马迁没有见到毛传，不知道“爰方启行”就是迁都到豳的缘故。诗中虽然有“于豳斯馆，豳居允荒”的话，还不足以认为定都于此。当典籍散失，公刘的事没有其他典籍可查考，只根据诗词敷演而为之说。毛传尚未流行，所以来不及取而著之于书。后来的儒者反而援引本纪的文字来非难毛传，不也是迷惑吗！只有《周语》说不窋奔逃到翟地公刘不应更在邰与毛传相矛盾，所以《绵》篇孔颖达疏认为不窋已经逃窜到豳，还尚往来邰国，没有立即定居于豳，到公刘时完全将邰地的百姓迁往居住，这是定居于豳从公刘开始，这足以疏通两书的差异但未尽善。孔氏这话还拘泥于《周本纪》所记载的世次，以及郑玄《豳谱》说公刘与太康同时的说法。《本纪》以周十五世对应夏殷二代一千三百年的长久，先儒已经规劝其错误【孔疏说：计算每世在位八十许年，儿子将要老才生，以理推之，实在难以据信。《史记索隐》《正义》辨析的意思也相同】《豳谱》的话又与《周语》不合【辨析见下条】都不可信，那么公刘与不窋相距不知几世，决非祖孙。源认为不窋失去官职奔逃到翟地，因为夏朝的衰败，韦昭以太康之乱对应，应当不错。等到少康中兴，继承禹的功绩，爱民重农，不窋子孙自然应当回到旧都，修习先人的职守，那么有邰的疆土应当如故。《竹书纪年》说：少康三年恢复田稷【沈约注说：后稷之后不窋失去官职，到这里而恢复】恢复其官职必然一并恢复其国家。到公刘再次遭遇夏朝动乱【是桀时说法见下条】才离开有邰定都于豳。所以不窋的逃窜，公刘的迁徙，都是躲避夏朝动乱，都是从邰地出发，事情大致相同而时代不必相接。后来的儒者不信《毛传》，都是因为
公刘迁豳，毛传止云“遭夏人之乱未定，何王之世也”？郑谱指为太康时，孔疏疑之，谓据韦昭《国语》注，“不窋与太康同时”，公刘乃不窋孙，不应共世，当矣。但谓不窋失官在太康始衰之时，公刘见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迁就其説，曲为郑谱回护耳。夫太康之后，又歴仲康、帝相两主，始灭于寒浞，则少康未兴以前，岂得越两主而名为太康时耶？谱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长作《周本纪》，拘于太子晋十五王及卫彪傒十五世之説【皆用《周语》晋言“后稷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兴，当是贤君有十五耳，非世数尽于此也】所记世次最为踈漏。公刘之为后稷曽孙，未可信也。娄敬説髙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积德累善，十余世，公刘避桀居豳”，汉初去古不逺，敬所闻当有据矣。夫十余世，则非曽孙；避桀，则非与太康同时，此足证《本纪》及《豳谱》之失。敬语今见《史记》，子长録之于史而不改《本纪》之误，何弗思乎？公刘之言“笃”，犹“生民”之言“诞”也。传云“笃”厚也，序云“所谓厚于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燕劳羣臣，五六章言筑室授田、利民富国之事，而六以“笃”字冠之，则皆厚于民之道也。公刘之厚非一端，而避夏迁豳尤为厚之至。公刘食足兵彊，虽遭廹逐，犹可固守，乃决意去之，无所悋惜，宁劳其身，不忍鬪其民。篇首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疆埸，有仓积，而弗有，以脱民于锋刃，厚莫若于此矣。大王之避狄迁岐，殆其家法乎？然二君虽当奔窜之余，而相度从容，经理周宻，絶非流离播迁、仓皇失措者比，盖其弃国之初，胷中先有成画，去小利就大谋，度可为而后动，非徒姑息为仁、退避为义者也。厚德之中有大畧存焉，见于《绵》、《公刘》两诗矣。
于橐于囊，诸家释橐囊各异，约之有四説焉。毛传曰：小曰橐，大曰囊。玉篇解亦同。孔疏申毛，引左传赵盾食灵辄，寘食与肉于橐；及公羊传陈乞盛公子阳生于囊。以橐仅容物，证其小；囊可容人，证其大。此一説也。文选干宝晋纪论引此诗，吕向注云：大曰橐，小曰囊，与毛传反。此又一説也。释文引説文云：无底曰囊，有底曰橐。孙奕示儿编亦引之【今本説文云：囊橐也，橐囊也，与二书所引不同】此又一説也。唐韵云：橐无底，囊徐锴云：无底曰橐。汉书师古注云：无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记及赵充国二句皆同】宋董氏及朱传因之，此与説文反，又一説也。四説各异，而毛传最古矣。又孔疏引赵盾、陈乞二事，似为确证。然史记平原君传云：若锥之处囊中。汉书扬雄传云：士或自盛以橐，又云：范睢扶服入橐。则囊未始不以盛物，橐未尝不可以容人也。意二物本大同小别，可以互称，人各以意名之，故説各不同乎。
干戈戚扬笺云：戈句孑防也。疏无发明。案《考工记》冶氏：“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孑防也，或谓之鸡鸣防，或谓之拥颈。”内谓胡以内接柄者也，长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郑司农云：“援直刃也。”胡其孑，戈句兵也，主于胡也。疏云：“戈与防别，而郑云戈今句孑防，戈防共为一者，据汉法而言。”鸡鸣以胡似鸡鸣也，拥颈以胡曲故也，以其有胡孑故为句兵。又《礼记·文王世子》注云：“戈句孑防也。”疏云：“如防有孑刃，因引冶氏文而继之云：以其句曲有孑刃。”又《曲礼》疏云：“戈句孑刃也，如防而横安刃，但头不向上而钩也。”直刃长八寸，横刃长四寸，接柄处长四寸，并广三寸，用以句害人。据此诸説，是戈防皆句兵，但小枝向上为防，平之为戈，微有不同，故戈亦蒙防名，而以句孑别之。句孑者，以其横安刃不向上而钩也。且其字篆体作□，本象戈形。《説文》谓之平头防。云：“戈从弋一横之象形。”是已。又庄四年《左传》：“楚武王授师孑焉。”杜引《方言》云：“孑者防也。”疏云
译公刘迁居豳地，毛亨的传注只说“遭遇夏人的祸乱尚未平定，不知是哪位君王在位”？郑玄的谱系将其定为太康时期，孔颖达的疏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根据韦昭对《国语》的注解，“不窋与太康同时”，而公刘是不窋的孙子，不应与太康同世，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是，孔疏认为不窋失去官职是在太康开始衰微之时，公刘被驱逐是在少康尚未即位之前，这不过是迁就郑玄的说法，曲意回护郑谱罢了。太康之后，又历经仲康、帝相两位君主，才灭亡于寒浞之手，那么在少康兴起以前，怎能跨越两位君主而称为太康时期呢？郑谱的说法仍然不合情理。查司马迁作《周本纪》，拘泥于太子晋“十五王”及卫彪傒“十五世”的说法【都采用《国语》中晋人所说的“后稷安抚百姓十五代而文王开始平定天下”，以及彪傒所说的“后稷勤勉治周十五代而兴盛，应当是贤君有十五位罢了，并非世数只到此为止”】，所记载的世系最为疏漏。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并不可信。娄敬劝说高祖时说，“周从后稷封于邰，积累德行善举，经过十余代，公刘躲避夏桀居住豳地”，汉初距离古代不远，娄敬所听闻的应当有依据。十余代，就不是曾孙；躲避夏桀，就不是与太康同时，这足以证明《周本纪》及《豳谱》的错误。娄敬的话现在见于《史记》，司马迁将其记录在史书中却不改正《本纪》的错误，为何不深思呢？《公刘》篇中说的“笃”，就像《生民》篇中说的“诞”一样。传注说“笃”是厚道的意思，序言说“所谓厚待百姓”就是这个意思。首章讲离开邰地的事，次章讲勘测土地的勤勉，三章讲建立都邑，四章讲宴劳群臣，第五、六章讲建造房屋、分配田地、利民富国的事，而第六章以“笃”字冠之，那么这些都是厚待百姓的道理。公刘的厚道不止一方面，而躲避夏人迁居豳地尤为厚道的极致。公刘粮食充足、兵力强大，虽然遭受逼迫驱逐，仍可固守，却决意离开，毫无吝惜，宁愿劳累自身，不忍让百姓争斗。篇首说他可以居住却不居住，可以安定却不安定，有疆界，有粮仓积蓄，却不占有，以让百姓脱离刀兵之祸，厚道没有比这更甚的了。古公亶父躲避狄人迁居岐山，大概也是他的家法吧？然而这两位君主虽然处于奔逃流窜之余，但勘测规划从容不迫，经营治理周密详尽，绝非流离失所、仓皇失措者可比，大概他们在弃国之初，胸中已有成算，舍弃小利追求大谋，估量可行而后行动，并非只是姑息为仁、退避为义。厚德之中存有大略，这在《绵》、《公刘》两首诗中得以体现。
“于橐于囊”，各家对橐、囊的解释各不相同，归纳起来有四种说法。毛传曰：小的叫橐，大的叫囊。《玉篇》的解释也相同。孔疏申述毛传，引用《左传》赵盾给灵辄食物，把食物和肉放在橐里；以及《公羊传》陈乞把公子阳生装在囊里。用橐只能容纳物品，证明它小；囊可以容纳人，证明它大。这是第一种说法。《文选》干宝《晋纪论》引用这首诗，吕向注说：大的叫橐，小的叫囊，与毛传相反。这是第二种说法。《经典释文》引用《说文解字》说：没有底叫囊，有底叫橐。孙奕《示儿编》也引用此说【今本《说文解字》说：囊就是橐，橐就是囊，与这两本书所引不同】这是第三种说法。《唐韵》说：橐没有底，徐锴说：没有底叫橐。《汉书》颜师古注说：没有底叫橐，有底叫囊【《刑法志》及赵充国传两句皆同】宋代董氏及朱熹的传注沿袭此说，这与《说文解字》相反，这是第四种说法。四种说法各异，而毛传最为古老。又孔疏引用赵盾、陈乞两件事，似乎是很确凿的证据。然而《史记·平原君传》说：就像锥子放在囊中。《汉书·扬雄传》说：士人有时把自己装在橐里，又说：范睢爬进橐里。那么囊未曾不用来装物，橐也未曾不可以容人。大概这两种物品本来大同小异，可以互称，人们各自凭意思命名，所以说法各不相同吧。
“干戈戚扬”，郑玄笺注说：戈是句孑防。孔疏没有进一步阐明。查《考工记·冶氏》：“戈宽二寸，内宽加倍，胡宽三倍，援宽四倍。”注说：“戈就是现在的句孑防，有的叫鸡鸣防，有的叫拥颈。”内是指胡以内连接柄的部分，长四寸，胡长六寸，援长八寸。郑司农说：“援是直刃。”胡是弯曲部分，戈是句兵，主要在于胡。疏说：“戈与防不同，而郑玄说戈就是句孑防，戈防合为一，是根据汉代制度而言。”鸡鸣是因为胡像鸡鸣，拥颈是因为胡弯曲，因为它有胡和孑，所以是句兵。又《礼记·文王世子》注说：“戈是句孑防。”疏说：“像防有孑刃，因此引用冶氏的文字并接着说：因为它弯曲有孑刃。”又《曲礼》疏说：“戈是句孑刃，像防但横安刃，只是头不向上而是钩。”直刃长八寸，横刃长四寸，连接柄处长四寸，并宽三寸，用来钩杀敌人。根据这些说法，戈和防都是句兵，但小枝向上为防，平的为戈，稍有不同，所以戈也蒙受防的名称，而以句孑区别。句孑，是因为横安刃不向上而是钩。而且它的篆体字作□，本来像戈的形状。《说文解字》称之为平头防。说：“戈从弋，是一横的象形。”就是这样。又庄公四年《左传》：“楚武王授予军队孑。”杜预引用《方言》说：“孑就是防。”疏说
：“《方言》防，楚谓之孑。”郭注云：“取名于句孑也。”防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孑为名。是戈防之用俱在句孑，大类而小别也。《方言》又云：“凡防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孑，吴扬之间谓之戈，东齐秦晋之间谓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谓之句孑。”曼胡，郭注云：“句孑曼胡即今之鸡鸣句孑防也。”夫防而无刃，殆即所谓横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则孑者本以名戈，而楚独以名防，杜特据楚语释孑耳。故《冶氏》疏引《左传》注云：“孑句孑【非杜句，当是服贾诸家语】不言是防，与杜异也。
译《方言》说：“防，楚地称之为孑。”郭璞注解说：“这是取‘句孑’之名。”防这种兵器有向上刺的刃，又有向下弯曲的刃，所以以“句孑”命名。由此可见，戈和防的用途都在于“句孑”，二者大体相同而细节有别。《方言》又说：“凡是防而没有刃的，秦晋之间称之为孑，吴扬之间称之为戈，东齐和秦晋之间称其大的为曼胡，称其弯曲的为句孑。”关于曼胡，郭璞注解说：“句孑、曼胡就是现在的鸡鸣句孑防。”那防而没有刃的，大概就是所谓横安刃口、刃口不向上的那种，正是指戈而言。那么，“孑”原本是用来称呼戈的，只有楚国单独用它来称呼防，杜预只是依据楚地的说法来解释“孑”罢了。所以《周礼·考工记·冶氏》的疏文引用《左传》注说：“‘孑’、‘句孑’【并非杜预的说法，应当是服虔等家的说法】并不说是防，这与杜预的说法不同。”
爰方启行，毛、郑皆释为“方开道路而行”。盖时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难，故整其师旅，设其兵器，以方开之也。《齐语》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法相同。集传曰：“方，犹始也。”文义亦通，但与上二语少情。毛传谓公刘迁豳，从者十有八国，本指诸侯也。曹氏以为民之从迁，而引为“既庶既繁”之证，误矣。诸侯之从，不过同避夏乱耳，非同适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国乎？而“无永叹”传云：“民无永叹”，犹文王之无悔也。此特释长叹之为悔耳。民不以迁为悔，犹文王之作事无所可悔也。仲达谓民不恨公刘，犹文王之德不为人恨，遂用此义以述《皇矣》诗传，殆未必得毛指。
鞞琫容刀，朱传既从正义，释容刀为容饰之刀，又引或説，谓容刀如容臭，言鞞琫之中容此刀，此误解诗，并误解《内则》也。案《内则》疏引庾氏《蔚语》云：「以臭物可以脩饰形容，故谓之容臭也」，与《诗》疏容刀同义。
诗多言原隰，皆泛指广平下湿之地耳。独《公刘》篇“度其隰原”，郑氏着之于《豳谱》，云“在《禹贡》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贡》雍州‘荆岐既旅，原隰底绩’，是岐山原隰属雍州也。公刘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书疏又云：“原隰，豳地，从此致功，西至猪野。”郑▯以《诗》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据此，当为地名。况《禹贡》“原隰底绩”上有“荆岐终南惇物鸟防”皆山名，下有“猪野”是泽名，而原隰与之并列，定非地形高下之通称。郑氏既引书以作《豳谱》，孔氏复合《诗》《书》二文以证其为一，则《公刘》篇“度其隰原”自应训为地名。然郑氏笺此诗云“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则仍是广平下湿之通称耳。孔氏亦随文释之，末虽引《豳谱》而不为置辨，恐属疎忽。
取厉取锻，锻者，冶铁之名，非石名，亦非鐡名也。毛传云“锻石”，郑嫌以锻为石名，故申之云“锻石，所以为锻质”。孔疏云“质，椹也。锻金之时，须山石为椹质”，是锻虽非石名，然取石以供锻用，则毛之训为石，仍是道其实也。朱传训为铁，铁未有名，锻者，岂以为锻成之铁乎？锻成之铁已为人有，不比山间顽石可取之无禁也。又释文云“锻本又作碬”，説文云“碬，厉石也”，岂厉与碬乃一石乎？又今説文锻作□，徐音乎加切，与释文异，别有辨，详附録。芮鞫之即，传云“芮，水涯也”，笺云“芮之言内也”，然则芮乃水内涯名，非水名也。字当作汭。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川泾汭”，郑氏注引诗“芮鞫”证之，及笺诗则不用前説。孔疏以为注礼时未详诗意，良是也。苏氏反取其礼注通义駮之，当矣。又案职方贾疏亦辨其故，谓诗上言“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故以芮鞫为外内。周公制礼时以汭为水名，汭即皇涧名为汭耳。贾以汭为皇涧之别名，殆是臆説，不如孔疏之当。又鞫训水外，字当作防，鞫字乃借也。职方郑注引诗作防，汉书地理志引诗作▯，师古曰“韩诗作▯”。案防、泦、▯三字不见説文，而见玉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防，▯，古岸也，泦，水文也”。广韵泦训同玉篇，防、▯二字皆兼曲岸、水外之义，则芮鞫，鞫字当以防为正，而▯次之，余皆借也。
泂酌
公刘、卷阿、泂酌三诗，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刘戒以厚民事也，泂酌戒以脩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贤用士也。郑氏释泂酌，用《左传》昭忠信之説，正合序意。潦水可荐神明，所谓皇天亲飨也。岂弟为民父母，所谓有德有道也。成王他日命君陈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盖深有得于此诗之义矣。苏子由以为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餴饎，见物皆可用，喻君子之于人才彊教悦安，未尝有所弃，犹父母之无弃子与序意全不相蒙。况「民之父母，民之攸归，民之攸塈」，「民」字槩指士庶言，何得专目贤才？又求用吉士，是下篇立言
译于是开始启程，毛亨、郑玄都将“方”解释为“刚刚开辟道路而行”。大概是因为当时遭受逼迫驱逐，道路上必然有阻碍困难，所以整顿军队，设置兵器，以刚刚开辟道路的方式前行。《齐语》中管仲说：“君主得到这些士人，三万人就可以刚刚行走于天下。”这两个“方”字的用法相同。《诗集传》说：“方，就是‘始’的意思。”文义也通顺，但与上文两句稍欠情致。毛传说公刘迁往豳地，跟随的有十八个国家，原本是指诸侯。曹氏认为是百姓跟随迁徙，并引用来作为“人口众多且繁衍”的证据，这是错误的。诸侯跟随，不过是共同躲避夏朝的动乱罢了，并非一同前往豳地。豳地能容纳十八个国家吗？而“无永叹”的传文说：“百姓没有长叹”，就像文王没有悔恨一样。这不过是解释长叹就是悔恨罢了。百姓不因为迁徙而悔恨，就像文王做事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一样。仲达认为百姓不怨恨公刘，就像文王的德行不为人怨恨，于是用这个意义来阐述《皇矣》诗的传文，大概未必符合毛亨的本意。
鞞琫容刀，朱熹的传文既然遵从《正义》，将容刀解释为装饰用的刀，又引用另一种说法，说容刀就像容臭，意思是鞞琫之中容纳着这把刀，这是对《诗经》的误解，也是对《内则》的误解。查《内则》疏引庾氏《蔚语》说：“因为臭物可以用来修饰仪容，所以称为容臭”，这与《诗经》疏中关于容刀的解释意义相同。
《诗经》中多次提到原隰，都是泛指广阔平坦和低洼潮湿的地方。唯独《公刘》篇中的“度其隰原”，郑玄将其著录于《豳谱》，说“在《禹贡》雍州岐山以北的原隰荒野”。孔颖达的疏文申述说：“《禹贡》雍州‘荆山、岐山已经治理，原隰得以成就功业’，这说明岐山的原隰属于雍州。公刘居住在豳地，测量那里的原隰以治理农田，这说明豳地处于原隰荒野。”孔氏的《书疏》又说：“原隰，是豳地，从这里开始致力治理，向西直到猪野。”郑玄认为《诗经》说的“度其隰原”，就是这里所说的原隰。据此，应当是地名。况且《禹贡》中“原隰底绩”上面有“荆山、岐山、终南山、惇物山、鸟山、防山”都是山名，下面有“猪野”是泽名，而原隰与它们并列，肯定不是地形高低的通称。郑玄既然引用《尚书》来作《豳谱》，孔颖达又综合《诗经》《尚书》两处的文字来证明它们是一回事，那么《公刘》篇中的“度其隰原”自然应该解释为地名。然而郑玄笺注这首诗时说“测量那低湿之地和原田的多少”，这仍然是将原隰作为广阔平坦和低洼潮湿的通称。孔颖达也随文解释，最后虽然引用《豳谱》却没有加以辨析，恐怕属于疏忽。
取厉取锻，锻是冶炼铁的名称，不是石头的名称，也不是铁的名称。毛传说“锻石”，郑玄嫌恶将锻作为石头的名称，所以申述说“锻石，是用来做锻打铁质的砧石”。孔颖达的疏文说“质，就是砧板。锻打金属的时候，需要山石作为砧质”，这说明锻虽然不是石头的名称，但取石头以供锻打之用，那么毛亨将锻解释为石头，仍然是道出了实际情况。朱熹的传文将锻解释为铁，铁当时还没有名称，锻，难道是指锻造成型的铁吗？锻造成型的铁已经被人占有，不像山间的顽石可以随意取用而不受限制。又《释文》说“锻本也作碬”，《说文解字》说“碬，是磨刀石”，难道厉和碬是同一种石头吗？又现在《说文解字》中锻作□，徐铉注音乎加切，与《释文》不同，另有辨析，详见附录。芮鞫之即，传文说“芮，是水边”，笺文说“芮的意思是内”，那么芮就是水内岸的名称，不是水的名称。字应当写作汭。《周礼》职方氏“雍州其川泾汭”，郑玄注引《诗经》“芮鞫”来证明，等到笺注《诗经》时却不采用前面的说法。孔颖达的疏文认为郑玄注《周礼》时还未详细考究诗意，确实如此。苏氏反而取《周礼》注中的通义来驳斥，是恰当的。又查《职方》贾公彦的疏文也辨析了其中的缘故，说《诗经》上文说“夹着那皇涧，溯着那过涧”，所以将芮鞫解释为内外。周公制礼时以汭作为水名，汭就是皇涧名为汭。贾公彦将汭作为皇涧的别名，大概是臆测之说，不如孔颖达的疏文恰当。又鞫解释为水外，字应当写作防，鞫字是假借字。《职方》郑玄注引《诗经》作防，《汉书·地理志》引《诗经》作〇，颜师古说“韩诗作〇”。查防、泦、〇三字不见于《说文解字》，而见于《玉篇》，都注音居六切，注解说“水外叫防，〇，是古岸，泦，是水文”。《广韵》对泦的解释同《玉篇》，防、〇二字都兼有曲岸、水外的意义，那么芮鞫，鞫字应当以防为正字，〇次之，其余都是假借字。
《泂酌》
《公刘》、《卷阿》、《泂酌》三首诗，都是召康公告诫成王，但用意各有侧重。《公刘》是告诫要重视民事，《泂酌》是告诫要修养德行、施行道义，《卷阿》是告诫要寻求贤才、任用士人。郑玄解释《泂酌》，采用《左传》昭示忠信的说法，正好符合《诗序》的意思。路边的积水可以献给神明，这就是所谓皇天亲自享用。和乐平易成为百姓的父母，这就是所谓有德有道。成王后来任命君陈时说：“至善的治理馨香，感动神明，黍稷并不馨香，只有明德才馨香。”大概对这首诗的意义深有体会。苏辙认为路边的积水非常微薄，舀起来注入，可以用来做饭，见物皆可用，比喻君子对于人才，努力教导、使其喜悦安定，不曾有所抛弃，就像父母没有抛弃的孩子一样，这与《诗序》的意思完全不相符。况且“民之父母，民之攸归，民之攸爱”，“民”字概括指士人和庶民，怎么能专门指贤才呢？又求用吉士，是下篇的主旨。
可以餴饎，言行潦可供餴饎之用耳。朱传释餴义，谓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一似用行潦专为再烝也？岂一烝时不须水乎？又毛云餴，镏也。正义引《尔雅》孙炎注云：烝之曰餴，匀之曰镏。郭璞注云：▯【音修】饭曰饙，饙熟曰镏。而申之云：烝米谓之饙，饙必镏而熟之，故言饙镏。然则一烝之后，匀之使熟，何用更沃水乎？又餴字义，《説文》云：一烝米。《玉篇》云：半烝饭。《广韵》亦云：一烝，并无再烝之説。又案餴本作□，或作饙。
洞酌诗集传引》表记：“彊教悦安，大学民好民恶之语，不过证岂弟父母之义，非有两层意也。”《大全》载辅广之言：“以彊教悦安为成民之才，民好民恶为体民之心。”又云：“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体其心，则是岂弟有父母成义矣。”世有彊教悦安，尚与民心好恶相违者乎？
卷阿
卷阿诗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则言岂弟。笺疏皆目大臣，即序所谓贤也。序所谓吉士，则经文之“蔼蔼吉人”、“蔼蔼吉士”也。能信任大臣，处之尊位，则众贤满朝矣。严坦叔推演其説，以为成周虽多吉士，不可无大贤以为之统盟。时周公有明农之请，召公恐周公归政之后，成王任用非人，故劝王虚心诎体，以求岂弟之贤而任之。斯语良是也。朱子辨説，谓贤与吉士不得分为两等，同一岂弟君子。泂酌目成王不应，此篇遽为贤人也。但首章云“来游来歌”，七章云“维君子使媚于天子”，来是自外而至之词，非所以称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碍于文义。又召公意在劝王用贤，何得二、三、四章徒为颂祷之谀词，不一及本指乎？朱传以为极寿考福禄之盛，以广王心而歆动之。五章之后乃告以致此之由，兹特彊为之词耳。诗意未必然。
人主用贤，始则虚心诎体以致其来，终则宠赉锡予以报其功。而贤者既用，上则能成就君德，下则能表正民俗，中则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义皆具于《卷阿》诗矣。首章取兴《卷阿》，末章称述车马，正用贤始终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尔”，谓君德成也。五、六章两言“四方”，谓民俗正也。七、八章两言“蔼蔼”，谓庶僚竭力也。九章言“鳯鸣”之和，“桐生”之盛，谓致太平也。此用贤之效也。首尾二章论人君用贤之道，而中八章皆盛称其效，以为劝。篇法、章法最为完整。
卷阿》集传云：「召康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诗，以为戒。」其説本《竹书纪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于卷阿，召康公从。」是也。然「阿」是大陵之通称，「卷」是卷曲义，非地名也。《诗》以为兴，不言王游于此也。且《纪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见《纪年》注，则在十八年，非歌于游卷阿时也【歌见后】纪年》因诗而附防，《集传》又因《纪年》而増益之耳。《纪年》之书，先儒不用以释经，故朱子虽祖其説，而不着其所自出。
首章「飘风自南」。释文：「飘作票」，云：「本亦作飘」。其「匪风飘兮」，「飘风发发」。二释文皆云：「飘本又作票」。案：「票方昭切」，本作「□」。「説文」云：「火飞也，从火□」，与「□」同意【□七然切，与「之」或体，从「□」，「囟」声，升髙也。火飞必上升，故云同意】今「□」字惟见《周礼》，他典皆作「票」，▯省也。《周礼·草人》「轻□用火」，注：「□，轻脆者。」疏云：「□，脆，声相近，故知□即脆也。」又《汉书·霍去病传》「票姚校尉」「票骑将军」，师古注以为劲疾之貌。《五行志》谷永言成帝「崇聚轻票无谊之人」。合诸説观之，「票」乃轻速之称，盖从火飞取义也。毛训「飘风」为回风，疏引《尔雅》「回风曰飘」，李廵注云：「回风，旋风也。凡风之回旋者，必轻▯而迅速。」《诗》「飘」「票」文虽异，义则相通矣。
伴奂毛训为广大有文章，音判涣；郑训为自纵弛之意，音畔换。孔疏辨之矣。茀禄茀字，毛训小，音弗；郑训福音废。释文引
译可以用来蒸饭，意思是说路上的积水可供蒸饭使用罢了。朱熹《诗集传》解释“餴”的含义，说是蒸米一熟后用水浇它，然后再蒸。这似乎是用路上的积水专门为了再蒸？难道第一次蒸的时候不需要水吗？又毛亨说“餴”就是“镏”。《毛诗正义》引用《尔雅》孙炎的注说：蒸米叫“餴”，使之均匀叫“镏”。郭璞注说：“饭叫‘饙’，‘饙’熟了叫‘镏’。”并进一步解释说：蒸米叫做“饙”，“饙”必须经过“镏”才能熟，所以说“饙镏”。那么第一次蒸之后，使之均匀以煮熟，哪里还需要再浇水呢？又“餴”字的含义，《说文解字》说：蒸一次米。《玉篇》说：半蒸的饭。《广韵》也说：蒸一次，都没有再蒸的说法。又查考“餴”字本作“□”，或者写作“饙”。
《泂酌》诗《集传》引用《表记》中“彊教悦安”和《大学》中“民好民恶”的话，不过是证明“岂弟父母”的意义，并没有两层意思。《四书大全》记载辅广的话：“把‘彊教悦安’看作是成就百姓的才能，‘民好民恶’看作是体察百姓的心意。”又说：“既然有成就百姓才能的做法，又有体察百姓心意的做法，那么‘岂弟’就有‘父母’成就百姓的意义了。”世上有强行教化使百姓喜悦安定的做法，还会与百姓的好恶相违背吗？
《卷阿》
《卷阿》诗共十章，总共十次提到君子，其中六次提到“岂弟”。《毛诗笺》和《毛诗正义》都将其指认为大臣，也就是《诗序》所说的贤人。《诗序》所说的“吉士”，就是经文中的“蔼蔼吉人”、“蔼蔼吉士”。能够信任大臣，让他们处于尊贵的地位，那么众多贤人就充满朝廷了。严坦叔推演这个说法，认为成周时期虽然有很多吉士，但不能没有大贤人来作为统领。当时周公有请求亲自耕种的请求，召公担心周公归政之后，成王任用的人不当，所以劝成王虚心屈身，来寻求“岂弟”的贤人并任用他们。这话确实是对的。朱熹在《辨说》中认为，贤人与吉士不能分为两等，都是同一类“岂弟君子”。《泂酌》篇指认为成王不应，这篇诗突然就指认为贤人。但是首章说“来游来歌”，第七章说“维君子使媚于天子”，“来”是从外面到来的意思，不是用来称呼王去取媚于天子，不能说王使君子取媚，都违背文义。又召公意在劝王任用贤人，怎么第二、三、四章只是颂祷的阿谀之词，一点也不涉及本意呢？朱熹《诗集传》认为这是极尽长寿福禄的盛况，来开阔王的心胸并感动他。第五章之后才告知达到这种状况的原因，这只是勉强为之的说法罢了。诗意未必如此。
君主任用贤人，开始时虚心屈身以招致他们到来，结束时赏赐恩惠以报答他们的功劳。而贤人既被任用，对上能成就君主的德行，对下能表率端正民俗，对中能使得众臣竭力以实现太平。这些意义都包含在《卷阿》诗中。首章取“卷阿”为兴，末章称述车马，正是任用贤人始终的道理。第二、三、四章三次说“俾尔”，是说君主德行成就。第五、六章两次说“四方”，是说民俗端正。第七、八章两次说“蔼蔼”，是说众臣竭力。第九章说“凤鸣”的和谐，“桐生”的茂盛，是说实现太平。这是任用贤人的效果。首尾两章论述君主任用贤人的道理，而中间八章都极力称赞其效果，以此作为劝勉。篇章结构、章节结构最为完整。
《卷阿》《集传》说：“召康公跟随成王出游，在卷阿之上唱歌，因为王的歌而作此诗，作为警戒。”这种说法本于《竹书纪年》说：“成王三十三年，王在卷阿出游，召康公跟随。”这是对的。然而“阿”是大陵的通称，“卷”是卷曲的意思，不是地名。《诗经》把它作为兴，不说王在此出游。而且《纪年》说王出游，不说王唱歌。说王唱歌，见于《纪年》注，那是在十八年，不是在出游卷阿时唱的【歌见后】《纪年》因为诗而附会，《集传》又因为《纪年》而增添罢了。《纪年》这本书，先儒不用来解释经典，所以朱熹虽然推崇这种说法，但不注明其出处。
首章“飘风自南”。《经典释文》：“飘作票”，说：“原本也作飘”。其中“匪风飘兮”，“飘风发发”。两处《释文》都说：“飘原本又作票”。查考：“票”音方昭切，本作“□”。“说文”说：“火飞也，从火□”，与“□”意思相同【□音七然切，与“之”是异体字，从“□”，“囟”声，升高也。火飞必然上升，所以说意思相同】现在“□”字只见于《周礼》，其他典籍都作“票”，〇是省略。《周礼·草人》“轻□用火”，注：“□，轻脆者。”疏说：“□，脆，声音相近，所以知道□就是脆。”又《汉书·霍去病传》“票姚校尉”“票骑将军”，颜师古注认为是劲疾的样子。《五行志》谷永说成帝“崇聚轻票无谊之人”。综合各种说法来看，“票”是轻快的称呼，大概是从火飞取义。毛亨训“飘风”为回风，疏引用《尔雅》“回风曰飘”，李巡注说：“回风，旋风也。凡是回旋的风，必然轻〇而迅速。”《诗经》中“飘”“票”文字虽然不同，意义则相通。
“伴奂”毛亨训为宽大而有文采，音判涣；郑玄训为自我放纵松弛的意思，音畔换。孔颖达疏已经辨析过了。“茀禄”的“茀”字，毛亨训为小，音弗；郑玄训为福，音废。《释文》引
徐、姚二家语，亦甚明。吕记、朱传皆从郑训，用毛音，不已疏乎？又伴奂如郑解，则与优游意复不如毛，以伴为广大，奂为文章之当，本于孔子之言【孔晁引之云：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见正义】尤为有据。但王肃述毛云：周游广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乐易而来，优游而休息。独以伴奂指王，而分游与优游，尔休指君子，割截经语，不成文义。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应此独异。又此三章言“尔”者凡十三，皆指王，不应此二“尔”字独异，断非毛指也。尝参诸郑笺，而为之解曰：广大而有文章哉尔，王可得游娱矣；从容而自得哉尔，王可得休息矣。广大有文章，言其规模制度▯逺而明备，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谓“尔游”也。“优游尔休”，又承“尔游”而申成之，文义蝉聨语平而义贯矣。
译徐邈、姚方兴两家的说法，也非常明确。吕氏《诗记》、朱熹《诗集传》都遵从郑玄的训释，采用毛亨的读音，不是过于疏漏了吗？又如果“伴奂”按照郑玄的解释，那么与“优游”的意思重复，不如毛亨的解释好；将“伴”解释为广大，“奂”解释为文章得当，本源于孔子的话【孔晁引用说：“奂乎其有文章，伴乎其无涯际”，见《正义》】，尤其有依据。但是王肃阐述毛亨说：周游广大而有文章，所以君子得以安乐平易而来，优游从容而休息。唯独将“伴奂”指代君王，而将“游”与“优游”分开，将“尔休”指代君子，割裂经文语句，不能构成文义。又下面两章开头两句都指代君王，不应唯独这一章不同。又这三章中说“尔”的地方共十三处，都指代君王，不应唯独这两个“尔”字不同，断定不是毛亨所指的意思。我曾参考郑玄的笺注，为此解释如下：广大而有文章啊你，君王可以游娱了；从容而自得啊你，君王可以休息了。广大有文章，是说其规模制度深远而明备，所以天下安定而君王得以安享太平，这就是所谓的“尔游”。“优游尔休”，又承接“尔游”而进一步阐明，文义连贯，语句平顺而意义贯通了。
冯翼孝德分为四义，皆指贤人之德言。冯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称。孔疏之解甚当。吕记谓冯翼自成王言，王当有所冯依，有所辅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后可。则四有字文义参差，殆非诗指。
鳯凰于飞笺云时鳯凰至因以为喻孔疏引书君奭鸣鸟不闻证之当矣案周语内史过曰周之兴也鸑鷟【音岳浞】鸣于岐山韦昭注云鸑鷟鳯凰之别名也诗云鳯凰鸣矣于彼髙冈其山之旧乎此又一证也又周书王防解云西申以鳯鸟方▯以皇鸟解所言正指成王时王城既成大防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为证而孔不之引岂偶未及耶至竹书纪年云成王十八年鳯凰见遂有事于河沈约注云鳯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鳯操【此集传所谓游歌也】纪年非正典宜不为所据信矣案神鳯操曰鳯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以感灵赖先王兮德泽臻于胥乐兮民以宁词调卑弱非三代人手笔其为伪作无疑
吕记云：「亦集爰止，言聚萃也；亦傅于天，言布散也。」此二义取兴最优：「萃聚」喻入佐朝廷，与「媚于天子」相应；「布散」喻出莅民社，与「媚于庻人」相应。
蔼蔼毛云，济济郑云，奉职尽力，意皆出尔雅疏。合二义言之，云美容，又尽力。夫美容尽力，所以为吉士也。苏氏改训为众多，则下王多复出矣。又释文云：蔼，説文作譪。案説文，譪从言葛声。臣尽力之美，亦与释训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读，正韵解泰二韵皆收之，非古也。释文：蔼，于害反。説文、玉篇皆同，止有此一音，无读上声者。又皆入言部。示儿编云：蔼字释文与礼部韵并音去声，意宋世已有上声之误，故孙特置辨与。
维君子使集传，以君子目王，自知与下句文义难通也，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诗于本训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吉甫语也，故王与天子文连无碍于义，非此诗之比。
尔雅·释训》篇解《诗》专不释字义，直举作诗大指以为言。如“蔼蔼萋萋，臣尽力也”；“雝雝喈喈，民协服也”。惟“蔼蔼”是正释耳。《诗》“萋萋”自説梧桐之盛，“雝雝喈喈”自説鳯凰之鸣，而《释训》以臣民当之，是推明全句意，非解其字也。毛、郑俱祖是説，惟“兴”与“不兴”有异。以鳯凰、梧桐为太平之实验，而致此瑞，则由王之用贤，此毛义也。以鳯凰喻贤士，梧桐喻明王，此郑义也。较论之，郑义差长。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言贤者车马之盛，见王宠赉之隆也。若君子目王，不过王有此车马耳，与优贤意何闗？
矢诗即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即首章之来歌也。来歌矢音，承上「岂弟君子」言；矢诗遂歌，承上两「君子」言，皆谓贤者矢之而为歌也。但首章来歌以矢其音，是贤者自歌之；末章矢诗而遂为歌，是乐工歌之，为异耳。末章传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献诗，遂为工师之歌。传泛言公卿，是即诗之君子，而序所谓贤也。笺以矢诗为召公自言，孔疏因谓《公刘》《泂酌》《卷阿》即所矢之诗，而此二语为三篇总结，似矣。然矢诗遂歌，兴来歌矢音，首尾文义相应甚明，笺疏之述传，殆未合诗意。
生民之什下【变大雅】
民劳
民劳序下笺云：厉王，成王七世孙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纪》，明其世次，以为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误矣。案《本纪》：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记》所据，亦应与《本纪》同。疏又引《左传》、服防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孙，康公与成王同时，穆公与厉王并生，世数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寿命有短长也。此语固然而犹未尽。案召康公最称多寿，《论衡》言其百八十歳，必有据也。计其生存时，当及见七八世孙，成又冲主，特与其云仍同辈耳。世数差殊，又何足怪。
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郑云：汔，几也。疏申毛云：汔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即安，故以汔为危。又申郑云：汔之为危，无正训。又劳民须安，不当更云危，故以汔为几。源谓孔氏失毛郑意矣。毛云危
译冯翼、孝德分为四种含义，都是指贤人的德行而言。冯翼是施用的名称，孝德是成就行为的称谓。孔颖达疏的解说很恰当。吕祖谦《吕记》说冯翼是从成王方面而言，君王应当有所依托，有所辅佐，必定要有孝有德的人然后才可以。那么“四有”字的文义参差不齐，大概不是《诗经》的本意。
《凤凰于飞》的笺注说当时凤凰到来，因此用来作为比喻，孔疏引用《尚书·君奭》中“鸣鸟不闻”来证明它，这是恰当的。查考《国语》中内史过说：“周朝兴起的时候，鸑鷟在岐山鸣叫。”韦昭注说：“鸑鷟是凤凰的别名。”《诗经》说：“凤凰鸣叫啊，在那高高的山冈上，那是它的旧居吗？”这又是一个证据。又《周书·王会解》说：“西申以凤鸟方来，以皇鸟解释。”所说的正是指成王的时候，王城建成之后，大防诸侯以及四方夷狄的事情，这尤其足以作为证据，而孔颖达没有引用它，难道是偶然没有顾及吗？至于《竹书纪年》说：“成王十八年，凤凰出现，于是有事于黄河，沈约注说：‘凤凰在庭院飞翔，君王援琴而歌，作《神凤操》。’”（这就是《集传》所说的游歌。）《纪年》不是正典，不应当被采信，这是对的。查考《神凤操》说：“凤凰飞翔啊，在紫色的庭院，我有什么德行啊，以感应神灵，依靠先王的德泽，达到和睦快乐啊，百姓因此安宁。”词句格调卑弱，不是三代人的手笔，其为伪作无疑。
吕祖谦《吕记》说：“‘亦集爰止’，是说聚集；‘亦傅于天’，是说散布。”这两个含义取兴最为优秀：“聚集”比喻入朝辅佐朝廷，与“媚于天子”相应；“散布”比喻出外治理民众，与“媚于庶人”相应。
“蔼蔼”毛传说是济济，郑玄说是济济，奉职尽力，意思都出自《尔雅》疏。合并这两个含义来说，是说容貌美好，又尽力。容貌美好且尽力，所以称为吉士。苏氏改训为众多，那么下文“王多”就重复了。又《释文》说：“蔼，《说文》作譪。”查考《说文》，譪从言葛声。臣子尽力之美，也与《释训》相同。又这个字近世有去声和上声两种读音，《正韵》解泰二韵都收录了它，这不是古音。《释文》：“蔼，于害反。”《说文》、《玉篇》都相同，只有这一个音，没有读上声的。又都归入言部。《示儿编》说：“蔼字，《释文》与《礼部韵》都音去声，意思是宋代已经有上声的错误，所以孙氏特意加以辨析。”
“维君子使”《集传》以君子指称君王，自己知道与下句文义难以贯通，于是引用《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作为类比，不知道那首诗的本训是“出征以佐天子”，正是君王命令吉甫的话，所以“王”与“天子”文义相连没有妨碍，不是这首诗可比拟的。
《尔雅·释训》篇解释《诗经》专门不解释字义，直接举出作诗的大旨来说。如“蔼蔼萋萋，是臣子尽力”；“雝雝喈喈，是百姓协和服从”。只有“蔼蔼”是正解。《诗经》中的“萋萋”自然是说梧桐茂盛，“雝雝喈喈”自然是说凤凰鸣叫，而《释训》以臣民来对应，是推明全句的意思，不是解释其字义。毛亨、郑玄都祖述这种说法，只有“兴”与“不兴”有差异。以凤凰、梧桐作为太平的实证，而招致这种祥瑞，是因为君王任用贤人，这是毛亨的意思。以凤凰比喻贤士，梧桐比喻明王，这是郑玄的意思。比较而言，郑玄的意思稍胜一筹。
“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即闲且驰。”是说贤者车马的丰盛，显示君王宠赐的隆重。如果以君子指称君王，不过是君王有这些车马罢了，与优待贤人的意思有什么关系？
“矢诗”就是首章的“矢音”，“遂歌”就是首章的“来歌”。“来歌矢音”，承接上文“岂弟君子”而言；“矢诗遂歌”，承接上文两个“君子”而言，都是说贤者发出声音而成为歌曲。只是首章“来歌”以“矢其音”，是贤者自己歌唱；末章“矢诗”而“遂为歌”，是乐工歌唱，这是不同的。末章传注说“不多多也”，说明君王使公卿献诗，于是成为工师的歌曲。传注泛言公卿，就是诗中的君子，也就是序所说的贤人。笺注以“矢诗”为召公自述，孔疏因此认为《公刘》《泂酌》《卷阿》就是所献的诗，而这两句话是三篇的总结，似乎有理。然而“矢诗遂歌”与“来歌矢音”，首尾文义相应非常明显，笺疏阐述传注，大概不符合诗意。
生民之什下【变大雅】
民劳
《民劳》序下笺注说：厉王是成王的七世孙。疏引《世本》及《周本纪》来明确其世系，认为共王生了懿王和孝王，孝王生了夷王，这是错误的。查考《本纪》：孝王是共王的弟弟，夷王是懿王的儿子。《世本》就是《史记》所依据的，也应该与《本纪》相同。疏又引《左传》、服虔注，说召穆公是康公的十六世孙，康公与成王同时，穆公与厲王并生，世数不同是因为生子有早晚，寿命有短长。这话固然如此但还不够。查考召康公最称长寿，《论衡》说他一百八十岁，必有依据。计算他生存的时候，应当能看见七八世孙，成王又是年幼君主，特别与其后代同辈而已。世数差异，又有什么奇怪。
“汔可小康。”毛传说：汔，危险。郑玄说：汔，几乎。疏申述毛传说：汔的下面说小康，说明是由危险转为安定，所以以汔为危险。又申述郑玄说：汔作为危险，没有正训。又劳苦的人民需要安定，不应当再说危险，所以以汔为几乎。源说孔氏误解了毛郑的意思了。毛传
，即近义。《易》曰：其殆庶几。殆与危义皆可通于近，但毛语未明，故郑云几，正申毛危意，非《易》传也。又《尔雅·释诂》：噊【音聿】几，几，殆，危也。▯【音祈】汔也。几，▯，危，汔转互相通。毛危，郑几，同归近义耳，岂有异乎？又案：汔，《尔雅》、《説文》皆作汽，从水，气声。气即古气字，省作气，借为乞与请，乞义别。《尔雅·释文》：汔音盖。《诗》释文及《説文》皆许讫反，音各不同。《説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与《诗》《雅》义又不同。《广雅》：汔，许讫反，尽也。音同许陆，而训释又异，当以毛郑为正。
译“几”与“近”意义相近。《周易》说：“大概差不多吧。”“殆”与“危”的意义都可以通于“近”，但毛亨的解释不够明确，所以郑玄说“几”，正是申述毛亨“危”的意思，并非出自《易传》。又《尔雅·释诂》说：“噊（音聿）几，几，殆，危也。”“〇”（音祈）是“汔”的意思。“几”、“〇”、“危”、“汔”辗转互相通用。毛亨用“危”，郑玄用“几”，都归结于相近的意义，哪里有不同呢？又考证：“汔”，《尔雅》、《说文》都写作“汽”，从水，气声。“气”就是古“气”字，省去笔画写作“气”，假借为“乞”与“请”，“乞”的意义不同。《尔雅·释文》说：“汔”音盖。《诗经》释文及《说文》都读许讫反，读音各不相同。《说文》说：“水干涸。”有人说指流泪，与《诗经》《尔雅》的意义又不同。《广雅》说：“汔”，读许讫反，意思是“尽”。读音同许讫，而解释又不同，应当以毛亨、郑玄的解释为正确。
无纵诡随，毛训为诡人之善，随人之恶。朱传训为不顾是非而妄随人，虽小异而实同归也。《后汉书·陈忠传》引此诗，章怀注云：“诡诳委随之人。”朱説当本此。
憯不畏明，《説文》引之。憯作防，云曽也。从曰兟【子林反，从二先，先侧林反，首笄】声。臣▯等以今昝字即防字之伪。又《説文》别有防字，云痛也。则憯、防是两字。诗中憯字多训曽，当以不着心傍为正。惟「雨无正憯憯日瘁」，当从心耳。后人传写，合两义于一字，久矣。柔逺能迩，见《书》，亦见《诗》。郑注《书》则曰：「能，恣也。」笺《诗》则曰：「能，犹侞也。」侞字唐初已不载字书，音义莫考。《释文》借用《广雅》如字训【广雅》云：如，若也，均也】释之。正义用《书》注「恣」意释之。然郑笺自有解矣。笺云：「安逺方之国，顺侞其近者。」则侞义当与顺相同。又《释文》云：「能，毛如字，郑奴代反，据徐反。」能与耐同，侞当训忍、任，训徐邈。晋人去郑未逺，宜得侞字之解矣。但毛传「能」字无训，孔述毛全用郑顺意，不知徐云「毛如字」当作何义也。案《尚书》孔传云：「言当安逺，乃能安近【孔训「来」为「安】疏引王肃云：「能安逺者，乃能安近。」二説相反而释「能」字则同，随意或如之。
板
板荡首章，上帝皆谓王者。板诗二、四、五六章，荡诗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毛郑之説有自来矣。三家义虽无考，然韩诗外传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为君反道而民愁，则上帝亦指君。尔雅释诂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谓此诸诗耳。后儒易其説，最是拘墟之见。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难径属上天。李氏解为顺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传曰：「天之开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圣管管毛以管管为无所依繋，必有本也。训为小见者，盖因管字而傅防之，曹氏之陋説也。严缉引之误矣。案管本作悹，《广韵》云：古满切。《诗传》：悹悹无所依。又音贯。然则此诗管字乃悹字之借也，与管见音何预？
尔雅·释训》云：“宪宪泄泄，制法则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创立新法以助其虐。厉王时纷更旧典，必多。《周语·太子晋》曰：“厉始革典，斯其证也。”首章“靡圣管管”，六章“无自立辟”，正此意。孟子解“泄泄”云：“言则非先王之道，以先王为非，故敢于自立法也。”与《释训》意脗合。朱传以“泄泄”为怠缓悦从，恐非孟子“沓沓”之义。“沓沓”者，杂沓竞进之貌【解见《小雅·十月之交】故以弃礼义非先王，实其説。夫弃礼义非先王，岂止于怠缓悦从哉？案《説文》“泄泄”作“呭呭”，云多言貌；“沓沓”云语多，“沓沓”义正相符矣。又多言与制法则似异而实同。人主纷更旧典，羣小必争先献媚，各进其説，《説文解字》义故止云多言。《尔雅》释《诗》义，则推其多言之故。《诗》三言“泄泄”、“泄泄其羽”，传曰：“雉飞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传云：“多人貌。”“无然泄泄”，传曰：“犹沓沓也。”三“泄泄”所指异，而实则同。鸟之鼔翼为求雌也，人之众多急蚕桑也，臣之杂沓争献媚也，总为竞进趋先之态。朱传皆反其义。
天之方蹶，蹶俱卫反，动也。朱传既解为动矣，又云颠覆之意，训颠覆则蹶当居月反。今兼两义，不知读何音？辞之辑矣，辞之怿矣。郑以辞为王者之政教，葢上文戒羣臣毋助王为虐，因言国之安危系于出令，如此不得轻变先王法也。其説本当而严缉非之谓，戒以僚友之言论宜相协和，误矣。夫言论贵其是，岂必其同乎？以下数章观之，当时灌灌者止一老夫耳，其嚣嚣者、谑谑者、夸毗者，皆随声附和，唯诺恐后者也，尚虑其不相合哉？严又讥郑，以为上下文皆责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词意不伦，则不独失诗意，并失郑意。郑原云此戒语时之大臣矣，政教虽出于王者，而辑之怿之臣亦与有责焉，故告戒
译不要纵容诡诈随顺之人，毛亨解释为：诡诈是附和别人的善行，随顺是追随别人的恶行。朱熹解释为：不顾是非而胡乱追随他人，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实质归旨相同。《后汉书·陈忠传》引用这首诗，章怀太子注说：“诡诈欺骗、委曲顺从的人。”朱熹的说法应当本于此。
“憯不畏明”，《说文解字》引用了这句。憯字写作防，意思是曾。从曰，兟声【子林反，由两个先组成，先读侧林反，首笄】。臣等认为现在的昝字就是防字的讹误。又《说文解字》另有防字，意思是痛。那么憯、防是两个不同的字。诗中憯字多解释为曾，应当以不带有心字旁为正体。只有“雨无正憯憯日瘁”中的憯，应当从心字旁。后人传抄，将两个意义合在一个字里，已经很久了。
“柔远能迩”，见于《尚书》，也见于《诗经》。郑玄注《尚书》说：“能，恣也。”笺注《诗经》说：“能，犹侞也。”侞字在唐初已不见于字书，音义无从考证。《经典释文》借用《广雅》中“如”字的训释【《广雅》说：如，若也，均也】来解释。孔颖达《正义》用《尚书》注中“恣”的意思来解释。然而郑玄的笺注自有其解释。笺云：“安远方之国，顺侞其近者。”那么侞的意思应当与顺相同。又《经典释文》说：“能，毛亨读如字，郑玄读奴代反，徐邈读据徐反。”能与耐同义，侞应当解释为忍、任，即徐邈的解释。晋人距离郑玄时代不远，应当能得到侞字的正确解释。但是毛传对“能”字没有训释，孔颖达阐述毛传时完全采用郑玄“顺”的意思，不知道徐邈说“毛亨读如字”应当作何解释。查《尚书》孔传说：“言当安远，乃能安近【孔传训‘来’为‘安’】。疏引王肃说：‘能安远者，乃能安近。’两种说法相反，但解释‘能’字则相同，随意或如之。”
《板》
《板》《荡》首章，上帝都指王者。《板》诗二、四、五、六章，《荡》诗次章，以及《桑柔》首章，天字也指斥王者。毛亨、郑玄的说法由来已久。三家诗义虽然无从考证，然而《韩诗外传》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瘅”为君主违背正道而百姓愁苦，那么上帝也指君主。《尔雅·释诂》说：“天，帝，皇，王，君也。”正是指这些诗。后世儒者改变这种说法，最是拘泥狭隘之见。又“天之牖民”，下文都讲王者之事，尤其难以径直归属于上天。李氏解释为顺应天理以开导百姓，迂腐了。朱熹说：“上天开导百姓，其容易如此，以说明上位者教化下位者，其容易也如此。”也迂腐。
“靡圣管管”，毛亨以管管为无所依系，必有根据。解释为小见识的，大概是因管字而附会，是曹氏的浅陋说法。严缉引用它错了。查管本作悹，《广韵》说：古满切。《诗传》：悭悭无所依。又音贯。那么此诗管字乃是悹字的假借，与管见音有什么关系？
《尔雅·释训》说：“宪宪泄泄，制法则也。”小人迎合君主，往往创立新法以助长其暴虐。厉王时频繁更改旧典，必定很多。《国语·周语·太子晋》说：“厉王开始变革典章，这就是证据。”首章“靡圣管管”，六章“无自立辟”，正是这个意思。孟子解释“泄泄”说：“说不是先王之道，以先王为非，所以敢于自己立法。”与《释训》意思完全吻合。朱熹以“泄泄”为怠慢迟缓、喜悦顺从，恐怕不是孟子“沓沓”的意思。“沓沓”者，杂乱拥挤、争相进谗的样子【解释见《小雅·十月之交》】，所以以抛弃礼义、非议先王，充实其说法。抛弃礼义、非议先王，岂止于怠慢迟缓、喜悦顺从呢？查《说文解字》“泄泄”作“呭呭”，说多言貌；“沓沓”说语多，“沓沓”意思正相符。又多言与制法则似乎不同而实则相同。君主频繁更改旧典，群小必定争先献媚，各自进献其说，《说文解字》义故只说多言。《尔雅》解释《诗经》义，则推究其多言的缘故。《诗经》三处言“泄泄”，“泄泄其羽”，传曰：“野鸡飞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传说：“多人貌。”“无然泄泄”，传说：“犹沓沓也。”三处“泄泄”所指不同，而实则相同。鸟之鼓翼为求雌也，人之众多急迫采桑也，臣之杂乱争相献媚也，总为竞进趋先之态。《朱传》都反其义。
“天之方蹶”，蹶俱卫反，动也。《朱传》既解释为动了，又说颠覆之意，训颠覆则蹶当居月反。现在兼有两义，不知读何音？
“辞之辑矣，辞之怿矣。”郑玄以辞为王者之政教，大概上文告诫群臣不要助王为虐，因此说国家的安危系于发布命令，如此不得轻易改变先王之法。其说法本应当，而严缉非难他说，谓告诫僚友言论宜相协和，错了。言论贵在正确，岂必相同呢？以下数章看来，当时侃侃而谈的只有一老夫，那些嚣嚣者、谑谑者、夸毗者（夸毗：曲意逢迎），都随声附和，唯诺恐后者，还担心他们不相合吗？严又讥讽郑玄，以为上下文都责备僚友中，忽然说王者出令，词意不伦，则不仅失诗意，并失郑意。郑玄原说此戒语时之大臣矣，政教虽出于王者,而辑之怿之臣亦与有责焉,故告戒
听我，嚣嚣毛云。嚣嚣，犹謷謷也。疏引《尔雅》：謷謷，傲也。申之谓傲慢，其言而不听也。嚣字音五刀反，训为自得，不肯受言之貌。以自得训嚣嚣，虽本《孟子》赵注，然转为不肯受言，迂矣。
毛传云「夸毗体柔人也」，义同《尔雅》。先儒皆遵用之。朱传独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于人，不以大言夸之，即以谀言毗之」。夫夸毗与籧篨、戚施一类，乃见成称目，非可分析取义也。此解不巳凿乎？况毗本作□，从□比声，人脐也。转训益训厚训辅，并无作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广韵》皆作「防□」，□字《集韵》亦作「□」。□与毗字本训不相蒙。《尔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体柔也」，此三者曲尽小人狐媚之态，而皆见《诗》。今合之他典，则《周书》「巧言令色，便辟」，语异而义同。巧言即口柔，令色即面柔，便辟即体柔。《论语》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云「足恭，便辟貌」。书传亦云「便辟，足恭」。孔仲达释「夸毗」云「便辟其足前却为恭【今经生解「足恭」异此，误也】则「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一实也。孟子述曽子、子路之言，所谓「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谄笑者，其面柔乎？胁肩者，其体柔乎？」取人与立身，皆当戒此三者。圣贤之垂训，古今同符如此。又案「籧篨」，《广韵》作「蕖蒢」；「戚施」，《説文》作「▯▯」，《广韵》及《玉篇》作「□防」。晋语以二者为疾名，《説文》以「籧篨」为粗竹席，「▯▯」为詹诸，取象于废疾与器物，其贱恶之称与「夸毗」亦必有所象，今不得其説矣。
丧乱蔑资，毛以蔑为无资，为财，义本通也。集传曰：“资与咨同，嗟叹声，不独改字，文义亦乖。”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废祖宗之法。所谓国将亡，必多制也。成王之贤也，由旧章；厉王之虣也，自立辟。可识兴亡之故矣。李氏谓民多邪辟，王不宜又为邪辟。朱、吕皆从之，此非诗指。左传宣四年，孔子引此诗讥泄冶处邪僻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与古注同，不然泄冶谏君，可言邪僻乎？
又此两辟字，毛、郑上训邪僻，下训法，故释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师，毛、郑以为三公，故释文音泰。吕记立辟，从李氏训邪僻，大师从王氏训大众，而音反，仍袭释文之旧，殊少检防。
以大宗为同姓世适宗之为王之适子者，郑康成之説也。以大宗为巨室，宗子为同姓者，王安石之説也。晋士蔿对献公【僖五年，左传】引此诗而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宗子，暗指申生，正适子之谓，郑説有本矣。李樗从王説，反引左传证之，何弗思与？
及尔出王毛训王为往王之训往独见此耳。説诗者颇以为疑。近世説文长笺言□▯□□等字皆从□。诗出王本作□。石经因凡字从□者俱借□为王。并出□字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説文□从□【隶作之】□土上防本象艸出而借训□□以防取义。训艸木妄生则亦可借训□。传义有徴矣。又赵谓此字是石经所改。则孟蜀以前经文尚作□也。故□【乎光切】王【雨芳切】异音。而释文无音反。是唐本之为□字可知也。后儒不察。妄为□音以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两读。安得有上声乎？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一
吴江陈启源撰
荡之什上【变大雅】
荡
荡序云：厉王时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此诗。尔雅云：板板荡荡，僻也。笺云：荡荡，法度废坏之貌。盖上帝本指厉王，讥其无法度，而在民上为人君也。此诗荡荡与尧舜之荡荡无名，洪范之王道荡荡，取义各别矣。欧阳氏训为“广大”，殊失诗指。苏氏因此谓小序“荡荡”与诗之“荡荡”不合。夫序诗者，岂能逆料后之误解乎？案説文：平坦义当作愓，狂放义当作□，亦作愓，涤除义当作荡，广大义当作潒。荡本水名，与此
译听我说，关于“嚣嚣”二字，毛传解释为“嚣嚣”，意思如同“謷謷”。疏证引用《尔雅》说：“謷謷，就是傲慢。”引申来说，就是傲慢无礼，对于别人的劝谏不予听从。“嚣”字读音为五刀反，解释为自鸣得意、不肯接受别人意见的样子。用“自得”来解释“嚣嚣”，虽然本于《孟子》赵岐的注，但转而解释为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这就显得迂曲了。
毛传说“夸毗体柔人也”，意思与《尔雅》相同。以前的儒者都遵循采用这个解释。朱熹的《诗集传》却独说：“夸是夸大，毗是依附。小人对别人，不用大话来夸耀，就用谄媚的话来依附。”其实，“夸毗”与“籧篨”、“戚施”是一类，都是现成的称呼，不可以拆开分析取义。这种解释不是太穿凿了吗？况且“毗”字本作“□”，从“□”“比”声，意思是人的肚脐。转而解释为厚、为辅助，并没有解释为依附的。查考“夸毗”，《玉篇》《广韵》都写作“防□”，“□”字《集韵》也写作“□”。“□”与“毗”字本义不相通。《尔雅》说“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曲毗体柔也”，这三者详尽地描述了小人狐媚的姿态，而且都出自《诗经》。现在结合其他典籍来看，《周书》说“巧言令色，便辟”，语言不同但意思相同。巧言就是口柔，令色就是面柔，便辟就是体柔。《论语》也说“巧言令色，足恭”，注解说“足恭，就是便辟的样子”。《书传》也说“便辟，就是足恭”。孔仲达解释“夸毗”说：“便辟，脚向前后退缩以示恭敬，这就是‘足恭’，也就是‘便辟’，也就是‘夸毗’，三个名称而实质一样。”孟子叙述曾子、子路的话，所谓“没有共同志向却开口说话的人，大概是口柔吧？谄媚地笑的人，大概是面柔吧？耸起肩膀的人，大概是体柔吧？”在待人接物和立身处世上，都应当警惕这三种行为。圣贤留下的训诫，古今如此相符。又查考“籧篨”，《广韵》写作“蕖蒢”；“戚施”，《说文》写作“〇〇”，《广韵》及《玉篇》写作“□防”。《晋语》把这两者当作疾病名称，《说文》把“籧篨”当作粗竹席，“〇〇”当作詹诸，取象于废疾和器物，其作为低贱恶劣的称呼与“夸毗”也必定有所取象，现在无法得知其说法了。
“丧乱蔑资”，毛传说“蔑”是无，“资”是财，意思本来相通。《集传》说：“资与咨同，是嗟叹的声音，不仅改动了字，文义也违背了。”
“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立辟，就是立法。自己立法，必定会废掉祖宗的法度。这就是所谓国家将要灭亡，必定会有很多新制度。成王贤明，遵循旧有的章程；厉王暴虐，自己立法。可以从中知晓兴亡的缘故了。李氏认为百姓多邪僻，君王不应当又成为邪僻。朱熹、吕祖谦都跟随他，这不是《诗经》的本意。《左传》宣公四年，孔子引用这首诗讥讽泄冶身处邪僻的时代，不可以自己立法。意思正与古注相同，不然泄冶劝谏君王，可以说邪僻吗？
又这两个“辟”字，毛传、郑玄上解释为邪僻，下解释为法，所以《释文》上读匹亦反，下读婢亦反。下一章的“大师”，毛传、郑玄认为是三公，所以《释文》音泰。吕祖谦的《吕记》解释“立辟”，跟随李氏解释为邪僻，“大师”跟随王氏解释为大众，而读音相反，仍然沿袭《释文》的旧说，实在缺少检点防备。
以大宗为同姓世袭宗子中作为君王的嫡长子，这是郑康成的说法。以大宗为巨室，宗子为同姓的人，这是王安石的说法。晋国士蔿回答献公【僖公五年，《左传》】引用这首诗说：“君王您应当修养德行而稳固宗子，什么城墙比得上这个呢？”宗子，暗指申生，正是嫡长子的意思，郑说的依据就在这里了。李樗跟随王安石的说法，反而引用《左传》来证明，为什么不思考呢？
“及尔出王”，毛传解释“王”为往，“王”解释为往，唯独这里见到。解说《诗经》的人颇以此为疑。近世《说文长笺》说“□〇□□”等字都从“□”。《诗经》“出王”本作“□”。石经因为凡字从“□”的都借“□”为“王”。并且“出□”字也省写作“王”。这话很对。查考《说文》“□”从“□”【隶书作之】，“□”土上防，本象草木长出而借训“□□”以取义。解释草木妄生，那么也可以借训“□”。传义有证据了。又赵氏说这个字是石经所改。那么孟蜀以前经文还作“□”。所以“□”【乎光切】“王”【雨芳切】读音不同。而《释文》没有音反。由此可知唐本作为“□”字。后儒不考察。妄加“□”音来凑合。浅陋啊。夫“王”字只有平声和去声两读。怎么会有上声呢？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一
吴江陈启源撰
荡之什上【变大雅】
荡
《荡》的序说：厉王时天下荡荡，没有纲纪文章，所以作这首诗。《尔雅》说：板板荡荡，是邪僻的意思。郑玄笺说：荡荡，是法度废坏的样子。大概上帝本指厉王，讥讽他没有法度，而在百姓之上作为人君。这首诗的“荡荡”与尧舜的“荡荡无名”，《洪范》的“王道荡荡”，取义各不相同。欧阳氏解释为“广大”，完全失去了诗的本意。苏氏因此说小序的“荡荡”与诗中的“荡荡”不合。作序的人，难道能预料后人的误解吗？查考《说文》：平坦义应当写作“愓”，狂放义应当写作“□”，也写作“愓”，涤除义应当写作“荡”，广大义应当写作“潒”。“荡”本是水名，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