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八
秦，皆和煦饶物产。豳乃汉栒邑【详公刘篇】在中国而不在北也，不应寒温顿殊。况月令作于秦相不韦，当据秦风土著书，秦豳皆雍地也。耤田较阅二事，亦见于周礼及周语，周亦雍地也。咸阳、豳、镐，总在二三百里内耳，寒温尤不应相异。今案传笺所指晚寒有三条：于耜举趾在正二月，与月令季冬修耒耜、孟春耕帝耤异期，一也；七月鸣鵙与月令五月鵙始鸣不同，二也；缵武即大阅之礼，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疏所指晚寒有六条：月令仲春仓庚鸣，此在蚕月【夏三丨】一也；月令季秋草木黄落，此云十月陨萚，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嵗【仲冬】三也；月令季秋尝稻，此云十月获稻，四也；月令仲秋尝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纳于凌隂，六也。九者非人事即物候耳。论人事则一在夏商之间，一在周秦之际，相去千四五百年，制度之变更，土俗之沿革，难以一律论矣。论物候则鸟之鸣、木之落，非一鸣而遽止，一落而輙尽者也。纪其始则早，咏其继则迟，何必悉同？至五谷之种类，各有早晚，天子尝新荐庙，当在初出时，岂得与民间収获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耒耜，言出。令之始耳，逾月而民毕从。令理或然也。孟春始耕，仲春则无不耕，举趾言其耕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凿冰藏之，或迟一月不足异也。大阅缵武，子丑两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总之，《豳风》《月令》二书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知必举其初而言；《豳风》所主在纪风俗，多举其盛而言，自不能无先后之异，非必地气然也。毛公晚寒之说，不必过泥。
译秦国，气候和煦，物产丰饶。豳地即汉代的栒邑【详见《公刘》篇】，位于中原而非北方，不应寒暖气候骤然迥异。况且《月令》由秦相吕不韦编撰，应当依据秦地的风土人情来著书，秦与豳都属于雍州之地。耤田和较阅这两件事，也见于《周礼》和《国语》，周地也属于雍州。咸阳、豳、镐京，总共在二三百里范围内，寒暖气候更不应有差异。现在考察传笺所指出的晚寒有三条：一是《七月》中“于耜举趾”在正二月，与《月令》季冬修治耒耜、孟春耕种帝耤的时间不同；二是《七月》中七月鸣鵙，与《月令》五月鵙开始鸣叫不同；三是缵武即大阅之礼，不在仲冬而在二之日。孔颖达疏所指出的晚寒有六条：一是《月令》仲春仓庚鸣叫，而《七月》在蚕月【夏三月】，这是第一条；二是《月令》季秋草木黄落，而《七月》说十月陨萚，这是第二条；三是《月令》季秋命令百姓入室，而《七月》以改岁【仲冬】，这是第三条；四是《月令》季秋尝稻，而《七月》说十月获稻，这是第四条；五是《月令》仲秋尝麻，而《七月》说九月叔苴，这是第五条；六是《月令》季冬取冰，而《七月》说三之日纳于凌阴，这是第六条。这九条不是人事就是物候罢了。论及人事，一在夏商之间，一在周秦之际，相隔千四五百年的岁月，制度的变更，风俗的沿革，难以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论及物候，鸟的鸣叫、树的落叶，并非一叫就立刻停止，一落就全部落尽。记录其开始则显得早，咏叹其延续则显得迟，何必完全相同？至于五谷的种类，各有早晚，天子尝新荐庙，应当在谷物初出之时，怎能与民间收获同期？季秋入室，季冬修治耒耜，说的是政令的开始，过了一个月百姓才全部遵从，道理上或许如此。孟春开始耕种，仲春则无不耕种，举趾说的是耕种这件事，并非一定要追溯其起始。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凿冰储藏，或许相差一个月也不足为奇。大阅缵武，子丑两个月都可以进行。周朝既然拥有天下，或许稍微更改了先公的制度，也未可知。总之，《豳风》和《月令》两书主旨各不相同，《月令》的主旨在于颁布政令，知道必定举其初始而言；《豳风》的主旨在于记载风俗，多举其兴盛而言，自然不能没有先后的差异，并非一定是地气如此。毛公晚寒的说法，不必过于拘泥。
周礼·籥章》：仲春，击土鼓，吹豳诗，以迎暑；仲秋迎寒气，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吹豳颂，以息老物。郑氏笺《诗》，三分《七月》篇，以当之【与《籥章》注小殊】女心伤悲，乃民风，故指为《豳风》；作养老人，君子美政，故指《获稻》《春酒》为《豳雅》；置酒称庆，功成之事，故指《朋酒斯飨》《万夀无疆》为《豳颂》。虽属臆度之见，然于义无碍也。朱子非之，以为风中不得有雅颂，是壊六义之体。不知《节南山》云：“家父作诵”，“诵”“颂”字本通用；《崧髙》亦云：“吉甫作诵”，又云：“其风肆好”，皆雅也，而得“防风”“颂”之名，则《豳风》何害为雅颂哉？至朱子别取三说，以为皆通，愚难之，未见其可也。一说谓《楚茨》诸篇为《豳雅》，《噫嘻》诸篇为《豳颂》。夫《楚茨》诸篇，乃幽王刺诗；《噫嘻》诸篇，乃祈年报社稷等乐章，此古序之说，张、程、苏、吕诸儒皆遵用之，并无异解。至朱废序，始易以他说耳，不得据已臆见以为故实，遂取雅颂诸篇，彊别之以《豳》也。一说取王安石谓《豳》自有雅颂，今皆亡逸。夫《豳》侯国耳，方自奋戎狄间，安得有雅颂？假令有之，则《诗》有三雅四颂矣。季札观乐时，诗未火也，亦未经删也，鲁人何不并歌之？一说谓《七月》全篇随事而变其音节，可为风，可为雅，可为颂。夫风、雅、颂，诗篇之名，非乐调之名也，岂因音节而变哉？如因音节而变，则孰风、孰雅、孰颂，不待奏乐而后分？国史编诗，不应预额以四诗之目矣。况风也而吹之，可雅可颂，独不为坏六义乎？然则兹三说者，殆无一通也。又黄东发述王雪山之说，谓《豳风》者，《籥章》以鼓、钟、琴、瑟四器之声合籥也；《豳雅》者，《笙师》吹竽、笙、埙、籥、箫、箎、篴、管、舂、牍、应，雅十二器，以雅器之声合籥也；《豳颂》者，眂了播鼗，击颂磬、笙磬，凡四器，以颂器之声合籥也。皆全用《七月》，始特以器和声不同耳。案此说尤乖谬，考之《周礼》，全不相合。《豳风》《豳雅》《豳颂》，皆《籥章》。所掌不应与笙师眂了分吹之也。籥章之文，止云撃土鼓，吹豳籥耳，并无鼓钟琴瑟四器。王岂因甫田诗「琴瑟撃鼓」而傅防之邪？甫田以御田祖，乃始耕之祭；吹豳诗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亦不言钟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歌风，不可歌雅颂也？况乐器安得有风雅颂之别哉？彼徒见笙师有雅，眂了有颂，磬故妄生此说耳。殊不知笙师之雅，即《乐记》所谓「讯疾以雅」，而注中状如漆筩中有椎者也，与风雅之雅名偶相同，义不相渉。又笙师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笙竽等八者则吹之，牍应雅三者则舂之。舂者筑之于地以为声，乃奏乐之名，岂乐器之名乎？又此三者以奏祴夏，经有明文，与豳雅无预也。至颂，乃磬名，音容字亦作镛，非三颂之颂。又鞉及颂笙两磬，止三器，非四器也。眂了之职，亦不云奏豳颂也。且笙师十一器，眂了三器，各止一器，防雅颂之名，安得槩彼诸器悉为雅颂哉？乖谬如此，不知黄氏何以取之。
觱本作□，说文：羌人所吹角，屠□以惊马也。□古文誖字，或曰籀文□，今省作觱。说文引此诗作「一之日滭沷沷」，分勿切。其引《采菽》诗作「滭沷槛泉」。
下泉、大东两诗，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冽”以证“冽”字当从冰，不当从水。则此诗古本原作“栗冽”，唐初犹然矣。今本“烈”字，岂卫包所改？“字烈”从火，与传“寒”义反，“冽”字得之。
同我妇子馌彼南畆。同本谓妇子同来也。集传曰：老者率妇子而饷之，迂矣。经文并不言老者，何得强安蛇足乎？况孟子云：颁白不负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王之礼也。馌饷之劳，不应及老者。观甫田、大田、载芟诸诗，亦止言妇子，言妇士，可见矣。又《汉书·食货志》引此诗，师古注云：其妇子同以食来馈之，与古注正同。朱子甚
译《周礼·籥章》记载：仲春时节，敲击土鼓，吹奏《豳诗》，用来迎接暑气；仲秋时节迎接寒气，也是如此。凡是国家向田祖祈求丰年，就吹奏《豳雅》，敲击土鼓，用来使农官快乐；国家举行蜡祭，就吹奏《豳颂》，用来使万物休养生息。郑玄为《诗经》作笺，将《七月》一篇分为三部分，以对应《籥章》中的记载【这与《籥章》的注疏略有不同】：“女心伤悲”是民间的风俗，所以将其指为《豳风》；“作养老人”是君子赞美政教，所以将《获稻》《春酒》指为《豳雅》；“置酒称庆”是功业完成的事，所以将《朋酒斯飨》《万夀无僵》指为《豳颂》。虽然这属于主观推测的看法，但在义理上并无妨碍。朱熹对此加以非难，认为《风》中不能有《雅》《颂》，这是破坏了六义的体制。他不知道《节南山》中说：“家父作诵”，“诵”和“颂”字本来通用；《崧高》也说：“吉甫作诵”，又说：“其风肆好”，这些都是《雅》诗，却得到了“风”“颂”的名称，那么《豳风》中兼有《雅》《颂》有什么妨害呢？至于朱熹另外选取三种说法，认为都讲得通，我认为难以成立，没有看到它们合理的地方。一种说法认为《楚茨》等篇是《豳雅》，《噫嘻》等篇是《豳颂》。然而《楚茨》等篇，是周幽王时的讽刺诗；《噫嘻》等篇，是祈求丰年、报谢社稷等的乐章，这是《诗序》的说法，张载、程颐、苏轼、吕祖谦等儒者都遵循采用，并无不同的解释。直到朱熹废弃《诗序》，才开始用其他说法来替代，不能依据自己的主观臆见当作确凿的事实，于是强行将《雅》《颂》中的各篇分别归入《豳》。一种说法采纳王安石的看法，认为《豳》自有《雅》《颂》，现在都已经亡佚。然而《豳》只是一个诸侯国，当时正在戎狄之间奋发图强，怎么会有《雅》《颂》呢？假使有的话，那么《诗经》中就有三《雅》四《颂》了。季札观乐时，《诗经》尚未被焚毁，也未经过删减，鲁国人为什么不一起演唱呢？一种说法认为《七月》全篇随着事情的变化而改变其音节，可以作为《风》，可以作为《雅》，可以作为《颂》。然而《风》《雅》《颂》是诗篇的名称，不是乐调的名称，难道会因为音节而改变吗？如果因为音节而改变，那么什么是《风》、什么是《雅》、什么是《颂》，难道要等到演奏音乐之后才能区分吗？国史编纂诗歌，不应该预先设定“四诗”的类目。况且作为《风》却吹奏它，可以当作《雅》和《颂》，难道不是破坏六义吗？那么这三种说法，大概没有一种是讲得通的。又黄东发叙述王雪山的说法，认为《豳风》是《籥章》用鼓、钟、琴、瑟四种乐器的声音配合籥声；《豳雅》是《笙师》吹奏竽、笙、埙、籥、箫、篴、管、舂、牍、应、雅十二种乐器，用雅器的声音配合籥声；《豳颂》是眂了摇动鼗鼓，敲击颂磬、笙磬，共四种乐器，用颂器的声音配合籥声。都完全使用《七月》这首诗，只是特别用不同的乐器和声罢了。考察这种说法尤其荒谬，对照《周礼》，完全不相符合。《豳风》《豳雅》《豸颂》，都是《籥章》所掌管，不应该与笙师、眂了分开吹奏。《籥章》的原文，只说敲击土鼓，吹奏豳籥，并没有鼓、钟、琴、瑟四种乐器。王雪山难道是因为《甫田》诗中“琴瑟击鼓”而附会吗？《甫田》是用来祭祀田祖的，是开始耕种时的祭祀；吹奏《豳诗》是用来迎接寒暑的，不是开始耕种。况且《甫田》也没有提到钟。又这四种乐器，为什么只能歌唱《风》，不能歌唱《雅》《颂》呢？况且乐器怎么会有《风》《雅》《颂》的区别呢？他们只是看到笙师有“雅”，眂了有“颂”，就妄生此说罢了。殊不知笙师的“雅”，就是《乐记》所说的“讯疾以雅”，而注疏中描述它像漆筒中有椎，与《风》《雅》的“雅”名称偶然相同，意义并不相关。又笙师所掌管的十一种乐器，不是十二种。笙、竽等八种是吹奏的，牍、应、雅三种是舂击的。舂是筑击地面以发出声音，是演奏乐器的动作名称，难道乐器的名称吗？又这三种乐器用来演奏《祴夏》，经文中明文记载，与《豳雅》无关。至于“颂”，是磬的名称，音容字也写作“镛”，不是三《颂》的“颂”。又鞉鼓及颂磬、笙磬两磬，只有三种乐器，不是四种。眂了的职责，也不说演奏《豳颂》。况且笙师十一种乐器，眂了三种乐器，各自只有一种乐器，勉强冠以《雅》《颂》的名称，怎么能一概把那些乐器都称为《雅》《颂》呢？荒谬如此，不知道黄氏为什么采纳它。
“觱”字原本写作“□”，《说文解字》说：羌人所吹的角，屠□用来惊马。□是古文的“誖”字，有人说籀文作“□”，现在省略写作“觱”。《说文解字》引用这首诗作“一之日滭沷沷”，分勿切。它引用《采菽》诗作“滭沷槛泉”。
《下泉》《大东》两首诗，孔颖达的疏证都引用《七月》中的“二之日栗冽”来证明“冽”字应当从冰部，不应当从水部。那么这首诗的古本原作“栗冽”，唐初还是这样。现在版本中的“烈”字，难道是卫包所改的吗？“烈”字从火，与传文“寒”的意思相反，“冽”字才是正确的。
“同我妇子馌彼南畆”，“同”本来是说妇子一同前来。《集传》说：老人率领妇子去送饭，这就迂腐了。经文中并没有提到老人，怎么能强行添加蛇足呢？况且孟子说：头发花白的人不背负头顶重物；《王制》说：头发花白的人不手提肩扛。这是先王的礼制。送饭的劳苦，不应该让老人承担。看《甫田》《大田》《载芟》等诗，也只说妇子，说妇士，就可以看出来了。又《汉书·食货志》引用这首诗，颜师古注说：他的妇子一同带着食物来送饭，与古注完全相同。朱子非常
诗之田畯，田官也。周礼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郑氏籥章注，以馌南畆为豳雅，岂合田畯至喜与乐田畯为一事邪？康成注礼，在未笺诗之前，此时殆未明诗义。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集传以为公子娶于国中，其许嫁之女预以将及公子同归，而逺其父母为悲。然以归为于归，则归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归乎？文义不协矣。况古国君不臣其妻之父母，多娶于隣邦。宋三世内娶，春秋传【僖二十五年公羊】以为讥，可证也。即以周事言之，太姜有逄【音厐】氏女也【见周语】太任挚国女也，太姒莘国女也，其先世可例推，安得豳国大家连姻公室乎？传云：春女怨，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时出，同时归也。此解为正矣。
鵙虽恶声之鸟，然能应候而鸣，故少皥氏以名官。夏小正月令，周书用此以纪时，而《诗》《尔雅》亦载其名。但《本草》不着形状，后人无以别，议说者纷纷，不能定为今之何鸟。近世李氏《纲目》据《尔雅》郭注，鵙似鶷【胡逹切】▯【午辖切，鶷▯，服防以为白脰鸟，李时珍以为反舌】而大之，语合之《尔雅》“鹊鵙丑，其飞也翪【音宗，郭云竦翅上下，说文作防，注云敛足也】之文，以为今世有苦鸟者，当是李云苦鸟，大如鸠，黒色，以四月鸣，其鸣曰“苦苦”，又名姑恶，人多恶之，俗称妇被姑虐死所化，此与尹伯竒化鵙之说相类，故以为一鸟，不知信否也。又案鵙字亦作鵙，其异名曰伯劳，曰伯赵，曰百鹩，曰博劳，以夏至鸣，冬至止，好单栖，血昏金，鸣则蛇结，其声鵙鵙，飞则竦翅上下，合此数者，是乃鵙矣。然物产之古有而今无者不少，正难求之于目验也。
四月莠葽。郑疑葽为王萯【房九切】孔疏己不以为然。宋曹粹中诗说据《尔雅》葽绕棘蒬语，又参以刘向苦葽之说，以为即今药中小草。名物疏非之，谓不荣而实曰秀，小草有华不得云秀。如秀是吐华，则葽绕华是三月开，不以四月。其说如此。源谓曹说得之。秀字原象禾实下▯吐华，非本训也。况此章以成物之始纪将寒之渐，其言秀者专取成实之义。小草以三月华，正当以四月成实，又何疑乎？不荣而实曰秀，荣而实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华亦言实秀，荼有华如野菊，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尔雅》“华、荣、秀、英”四字分别异名，所谓对文则别，散文则通耳，可过执哉？案《说文》：“葽，草也。”《诗》曰：“四月秀葽。”刘向说此味苦，苦葽也。刘、许皆汉人，已训此诗葽为苦葽，其来古矣。今药中小草味极苦濇，医家以甘草煑之方可用，又有葽绕之称。曹说信为有本。
貉本作貈，左豸右舟。今经传皆作貉，惟《尔雅》作貈。貉本莫白切，北方豸种也。今用以代貉，不可复正。貈又作貉狢□。
貉狐貍是三种兽名，见《尔雅》《说文》诸书。一之日于貉，取彼□貍为公子裘，谓取此三兽皮为裘耳。集传乃云“貉狐貍也”，“于貉”犹言“于耜”，谓往取狐貍也，竟以貉为狐貍之总名，至合二句并指为一事，失之矣。推其故，殆因读毛传而失其句读【音逗】也。毛传云“于貉谓取狐貍皮也”，传语简贵，读者多误传。“于貉”二字当读【音逗】谓取”二字当句，“于”往也。经言往不言取，故传补言取。“传狐貍”二字当读【音逗】皮也”二字当句。经言狐貍不言皮，故传补言皮，皆以补为释也。且狐貍言皮，则貉之为皮可知，义又互相备也。康成善防毛义，故不更解，但分别用裘之不同。笺云“于貉往抟貉以自为裘，狐貍以共尊者”是也。仲逹误读，谓取狐貍皮为一句，故其申毛词意牵合，幸不失经意耳。朱子因误读传，并误释经矣。不独集传也。吕记狐貉为狐貍之居，因彊合北狄貉字为一义。陆氏《埤雅》以“于貉”为《周礼》祭表貉之事，皆误读毛传者也。夫传释经者也，犹误读之，况经乎？
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毛云：豕一岁曰豵，三嵗曰豜。郑云：豕生三曰豵【尔雅文】豜字无训，疏申笺意
译《诗经》中的田畯，是管理农田的官员。《周礼》中的田畯，是农田之神，也就是后稷。郑玄在《籥章》的注中，把“馌南畆”当作《豳雅》，难道田畯到来感到喜悦与乐于田畯是同一件事吗？郑玄注解《礼记》，是在注解《诗经》之前，此时大概还没有明白《诗经》的含义。“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诗集传》认为公子在国中娶妻，那些许配给公子待嫁的女子，预先因为将要和公子一起回夫家，而远离父母感到悲伤。然而如果把“归”理解为“于归”，那么“归”的只是女子，怎么能说和公子一起归呢？文义不相协调了。况且古代国君不把妻子的父母当作臣下，多从邻邦娶妻。宋国三代在内部娶妻，《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五年）认为这是可讥讽的，可以证明这一点。即使以周朝的事情来说，太姜是有邶氏的女子（见《国语·周语》），太任是挚国的女子，太姒是莘国的女子，他们的先世可以类推，怎么会有豳国的大族与公室联姻呢？传文说：春天的女子哀怨，秋天的士人悲伤，是因为感于万物的变化。豳国的公子亲自率领他的百姓，同时出发，同时归来。这个解释才是正确的。
伯劳虽然是声音难听的鸟，但能顺应节气而鸣叫，所以少皞氏用它来命名官职。《夏小正》正月令，周书用它来纪时，而《诗经》《尔雅》也记载了它的名字。只是《本草》没有描述它的形状，后人无法辨别，议论纷纷，不能确定它是现在的什么鸟。近世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依据《尔雅》郭璞的注，说伯劳像鶷（胡达切）〇（午辖切，鶷〇，服虔认为是白颈鸟，李时珍认为是反舌鸟）但更大，这话符合《尔雅》“鹊、伯劳同类，它们飞翔时翪（音宗，郭璞说耸起翅膀上下飞，《说文》作防，注解说收敛脚爪）”的文字，认为现在世上有一种叫苦鸟的，应当是李时珍说的苦鸟，大如鸠，黑色，在四月鸣叫，它的叫声是“苦苦”，又名姑恶，人们大多厌恶它，俗传是妇女被婆婆虐待致死所化，这与尹伯奇化为伯劳的说法类似，所以认为是一种鸟，不知道可信与否。又查考“鵙”字也写作“鵙”，它的异名叫做伯劳、伯赵、百鹩、博劳，在夏至时鸣叫，冬至时停止，喜欢单独栖息，血昏金，鸣叫时蛇会盘结，它的声音是鵙鵙，飞翔时耸起翅膀上下飞，符合这几点特征的，就是伯劳了。然而古代有而现在没有的物产不少，正难以通过亲眼验证来求得确证。
四月莠葽。郑玄怀疑葽是王萯（房九切），孔颖达的疏已经不以为然。宋代曹粹中的《诗说》依据《尔雅》“葽绕棘蒬”的话，又参考刘向关于苦葽的说法，认为就是现在的药草中小草。《名物疏》反驳说，不开花而结果叫秀，小草有花就不能说秀。如果秀是吐花，那么葽绕开花是在三月，不是在四月。他的说法如此。源氏认为曹粹中的说法是对的。“秀”字原本象禾谷果实下垂吐花，不是本义。况且这一章用万物成熟的开始来记录渐寒的征兆，其中所说的“秀”专门取成熟结果的含义。小草在三月开花，正当在四月成熟结果，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不开花而结果叫秀，开花而结果的也可以通称为秀。比如黍稷既说方华也说实秀，荼有花像野菊，而《月令》说苦菜秀，都是这样。《尔雅》中“华、荣、秀、英”四个字分别不同的名称，所谓对举时则区别，散用时则通用，可以过分拘泥吗？查考《说文解字》：“葽，草也。”《诗经》说：“四月秀葽。”刘向解说这种草味道苦，是苦葽。刘向、许慎都是汉代人，已经训释这首诗中的葽为苦葽，由来已久。现在药草中的小草味道极苦涩，医家用甘草煮过才可以使用，又有葽绕的称呼。曹粹中的说法确实有根据。
貉本作貈，左边是豸，右边是舟。现在经传都写作貉，只有《尔雅》写作貈。貉本音莫白切，是北方的豸类动物。现在用来代替貉，不能再纠正。貈又写作貉狢□。
貉、狐、狸是三种兽名，见于《尔雅》《说文解字》等书。“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意思是取这三种兽的皮做皮衣罢了。《诗集传》却说“貉就是狐狸”，“于貉”如同“于耜”，意思是去取狐狸，竟然把貉当作狐狸的总称，甚至把两句话合并指为一件事，错了。推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读毛传而弄错了句读（音逗）吧。毛传说“于貉谓取狐狸皮也”，传文简练珍贵，读者多误解传文。“于貉”二字应当停顿（音逗），“谓取”二字应当成句，“于”是往的意思。经文说往不说取，所以传文补充说取。“传狐狸”二字应当停顿（音逗），“皮也”二字应当成句。经文说狐狸不说皮，所以传文补充说皮，都是以补充来解释。而且狐狸说皮，那么貉作为皮也就可知，意义又互相完备。郑玄善于阐发毛义，所以不再解释，只是分别说明用皮衣的不同。笺云“于貉是去捕捉貉来自做皮衣，狐狸皮用来供给尊者”是对的。仲达误读，把“取狐狸皮”当作一句，所以他的申述毛传词意牵强附会，幸好没有失去经意。朱熹因为误读传文，并且误释经文了。不只是《诗集传》。吕祖谦把狐貉当作狐狸的居所，因而强行把北狄的貉字合为一个意义。陆佃的《埤雅》把“于貉”当作《周礼》祭表貉的事情，都是误读毛传的。传是解释经的，尚且误读，何况经呢？
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毛传说：猪一岁叫豵，三岁叫豜。郑玄说：猪生下来三只叫豵（《尔雅》文），豜字没有训释，孔疏申述笺注的意思。
，谓豵既易传，则豜亦非三嵗之称。《尔雅》鹿与▯絶有力□【说文作麉，古贤切】郑当以麉为鹿▯之有力者。案经别言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见豳民爱君之谊，且与《周礼》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语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于诗，即仿此义以定仲冬大阅之法耳。故毛传引彼文为证，而先郑之注《大司马职》亦引此诗义，不可易也。先郑惟四嵗曰肩，小异于毛，然非大义所关也。康成注《礼》笺《诗》俱易其解，左矣。又《小尔雅》云：豕之大者谓之豜，小者谓之豵。《说文》云：豵，生六月豚；一曰一嵗豚尚丛聚也。豜，三嵗豕肩相及者，皆与毛义同。
译认为“豵”既然容易解释，那么“豜”也就不是三岁的称呼。《尔雅》中鹿与麉截然不同，有力者□【《说文》作麉，古贤切】，郑玄应当把麉当作鹿麉中有力的那种。查考经文中分别提到公猪和母猪，正是用一种动物来区分大小，以显示豳地百姓爱戴君主的道义，而且与《周礼》中“大兽归公、小禽归私”的说法相符合。想来周公既然在诗中咏叹这件事，就依照这个含义来制定仲冬大阅兵的法规罢了。所以毛亨传引那篇文献作为证据，而郑众注释《大司马职》也引用这首诗的含义，这是不可改变的。郑众只有把四岁的猪称为“肩”，与毛亨略有不同，但这并不涉及大义。郑玄注释《礼》、笺注《诗》都改变了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又《小尔雅》说：猪中大的称为豜，小的称为豵。《说文》说：豵，是出生六个月的猪；另一种说法是一岁的猪还群聚在一起。豜，是三岁的猪，肩膀相互挨近，这些都与毛亨的解释相同。
莎鸡非樗鸡也。莎鸡生草间，樗鸡生樗树上。《尔雅》：“螒，天鸡。”此莎鸡也。郭注以为又曰樗鸡，误矣。崔豹《古今注》又以莎鸡与斯螽、蟋蟀为一物而三名，亦误。集传从崔说。传云：“鬰棣属薁，蘡薁也。”蘡薁亦名燕薁。《本草》云：俗名野葡萄。《唐本注》谓之山葡萄。云蔓生，与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茎大如椀者。冬月惟凋叶，藤汁甘，子味甘酸。《宋图经》云：“蘡薁子生江东，实似葡萄，细而味酸。”案孔疏引刘桢《毛诗义》同，言“鬰林髙五六尺，实大如李，薁是鬰类而小别”。又言“晋华林园有车下李三百十四株，薁李二株”。车下李即鬰，薁李即薁。《草木疏》释郁与薁李，皆以为实大如李。张揖亦谓薁为山李。夫似李而以株计，则薁乃木生，而《本草》以为蔓生。子又有大小之异，《本草》恐误【常棣诗别有辨】又案郭璞言：“葡萄似燕薁，可作酒【见《文选·上林赋》李善注】陶隠居言：“葡萄即是此间蘡薁。”《宋唐本草》殆本此为说，而蘓颂《图经》以为树髙五六尺，则小异，惟言子小则同。
陆疏以唐棣为薁李，诚误然以薁李为实大如李，不误也。其释《豳风》之鬰薁，则释鬰而不释薁，良以薁即唐棣，不必再释也。其释葛藟以为藟似燕薁，延蔓生意。陆所谓燕薁，非即薁李也。不然，唐棣木生，燕薁蔓生，不相类矣。《玉篇》以燕薁为草，而名木莱如梨者为栯。《广韵》以蘡薁为藤，而名栯李为栯，亦分燕薁、薁李为二，与陆同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草》以薁为葡萄，皆因陆疏藟似燕薁而误，不知燕薁、薁李，陆分为二植也。案栯即薁字，通作薁郁，又有作防者，《广韵》以为俗字。
古有五菜，韭、薤、葵、葱、藿是也。而葵为之主。其见于诗者，陈风之荍，荆葵也【今名锦葵】小雅之芹，楚葵也；鲁颂之茆，凫葵也。然此特借名葵耳。惟《七月》诗“烹葵及菽”，专名为葵，乃正为葵菜。但传笺正义俱无训释。陆氏《埤雅》以紫茎、白茎葵当之，严缉宗其说。吕记则以为《尔雅》之蔠葵、蘩露所指各不同。今考之，《埤雅》之说允矣。案紫茎、白茎葵，《本草》亦专名葵，入本经上品，古人种为常食，有紫茎、白茎二种，以白茎为胜。大叶小华，华紫黄色，其最小者名鸭脚葵，子轻虚如榆防仁。四时皆可种，经年収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桢《农书》曰：“葵，阳草也。其菜易生，备四时之馔，本豊而耐旱，味甘而无毒，蔬茹之要品也。”今人不复食之，亦无种者【已上见《本草纲目】观此可见古人食葵，以斯种为正，豳民所烹，定指此菜。后世如宋玉赋、曹植《七启》、王维诗所谓“露葵”，皆是物也。《齐民要术》言种葵法云：“掐【苦洽切，爪刺也】必待露解，収必待霜降。”葵以露名，岂以此乎？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蔠葵、蘩露，亦名落葵，亦名承露，亦名天葵，亦名胭脂菜。隠居云：“子黒色，女人以渍粉傅面，谓之胡胭脂。”《蜀本草》云：“叶圆厚如杏叶，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黒。”《纲目》云：“叶肥厚輭滑，作蔬和肉皆宜。八九月间，细紫华累累结实，熟则汁如胭脂。女人饰靣点唇、染布物皆用之。”观此诸说，今俗所称紫草，乃斯种矣。特葵之一类，恐未得专葵菜之名。若夫荍之为荆葵，《尔雅》之菺，戎葵【今名蜀葵】本草》之黄蜀葵【今名秋葵】皆庭除之玩，也不为菜。又如《尔雅》之莃，兔葵，《本草》之房葵，《素问》之龙葵【王砅注引《月令】广雅》以地肤为地葵，与凫葵、楚葵之类，或为葵之一种，或假葵以为名耳。其戎葵又名吴葵【见《别録】凫葵又名水葵【见《楚词注》及《后汉书注】兔葵又名天葵【见图经】名称杂乱，不可悉辨矣。
菽者，众豆之总名也。《广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然实通为菽矣。其角曰荚，叶曰藿，茎曰萁。《诗》所言菽，皆大豆也。大豆有黒、白、黄、褐、青、斑数种。今用作叔【或作豉】酱
译莎鸡不是樗鸡。莎鸡生长在草丛中，樗鸡生长在樗树上。《尔雅》说：“螒，就是天鸡。”这是指莎鸡。郭璞的注认为天鸡又称樗鸡，这是错误的。崔豹在《古今注》中又把莎鸡与斯螽、蟋蟀当作同一种东西而有三个名字，这也是错误的。《诗经》的集传沿用了崔豹的说法。《诗经》传文说：“鬰棣属于薁，就是蘡薁。”蘡薁也叫燕薁。《本草》说：俗名叫野葡萄。《唐本草注》称之为山葡萄。说它蔓延生长，与葡萄相似但较小，也有茎粗如碗的。冬天只有叶子凋落，藤汁甘甜，果实味道甘酸。《宋图经》说：“蘡薁的果实生长在江东，形状像葡萄，细小而味道酸。”考察孔颖达的疏引刘桢《毛诗义》相同，说“鬰林高五六尺，果实大如李子，薁是鬰类但稍小”。又说“晋代华林园有车下李三百十四株，薁李两株”。车下李就是鬰，薁李就是薁。《草木疏》解释郁和薁李，都认为果实大如李子。张揖也说薁是山李。既然像李子且以株计数，那么薁就是木本植物，而《本草》认为它是蔓生植物。果实又有大小之别，《本草》恐怕有误【《常棣》诗另有辨析】。又考察郭璞说：“葡萄像燕薁，可以酿酒【见《文选·上林赋》李善注”。陶隐居说：“葡萄就是这里的蘡薁。”《宋唐本草》大概依据这种说法，而苏颂《图经》认为树高五六尺，这就稍有不同，只说果实小则相同。
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把唐棣当作薁李，确实错了；但认为薁李果实大如李子，则不错。他解释《豳风》中的鬰薁，只解释了鬰而没有解释薁，大概是因为薁就是唐棣，不必再解释了。他解释葛藟说藟像燕薁，蔓延生长。陆玑所说的燕薁，并不是薁李。不然的话，唐棣是木本，燕薁是蔓生，就不相类似了。《玉篇》把燕薁当作草，而把名叫木莱如梨的称为栯。《广韵》把蘡薁当作藤，而把栯李称为栯，也把燕薁、薁李分为两种，与陆玑相同。郭璞、陶隐居两家以及唐、宋《本草》把薁当作葡萄，都是因为陆玑疏中说藟像燕薁而搞错了，不知道燕薁、薁李，陆玑是分为两种植物的。考察栯就是薁字，通作薁郁，又有写作防的，《广韵》认为是俗字。
古代有五种蔬菜，韭、薤、葵、葱、藿就是，而葵是其中的主菜。在《诗经》中出现的，陈风的荍，是荆葵【今名锦葵】；小雅的芹，是楚葵；鲁颂的茆，是凫葵。但这只是借用葵的名字而已。只有《七月》诗中“烹葵及菽”，专门称为葵，才是正宗的葵菜。但传、笺、正义都没有训释。陆佃《埤雅》以紫茎葵、白茎葵当之，严缉宗承袭他的说法。吕祖谦《记》则认为《尔雅》中的蔠葵、蘩露所指各不相同。现在考证，《埤雅》的说法是恰当的。考察紫茎葵、白茎葵，《本草》也专门称为葵，列入本经上品，古人种植作为常食，有紫茎、白茎两种，以白茎为佳。大叶小花，花紫黄色，其中最小的名叫鸭脚葵，种子轻虚如榆防仁。四季都可以种植，经年收获，有冬葵、春葵、秋葵的名称。王桢《农书》说：“葵，是阳草。它的菜容易生长，具备四季的菜肴，根茎丰盛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是蔬菜中的要品。”现在的人不再食用，也没有种植的【以上见于《本草纲目》】。看这些可知古人吃葵，以这种为正，豳地百姓所烹煮的，一定是指这种菜。后世如宋玉赋、曹植《七启>、王维诗中所说的“露葵”，都是这种东西。《齐民要术》讲种葵的方法说：“掐【苦洽切，爪刺也】一定要等露水消散，收获一定要等霜降。”葵以露命名，难道是因为这个吗？又因为它性质滑润，所以名叫滑菜。至于蔠葵、蘩露，也叫落葵，也叫承露，也叫天葵，也叫胭脂菜。陶隐居说：“种子黑色，女人用来浸渍粉敷面，称为胡胭脂。”《蜀本草》说：“叶子圆厚如杏叶，种子像五味子，生时青色熟时黑色。”《纲目》说：“叶子肥厚软滑，做蔬菜和肉都适宜。八九月间，细小的紫花累累结实，熟后汁液如胭脂。女人修饰面部点唇、染布物都用它。”看这些说法，现在俗称为紫草的，就是这种了。只是葵的一类，恐怕不能独占葵菜之名。至于荍作为荆葵，《尔雅》的菺，戎葵【今名蜀葵】，《本草》的黄蜀葵【今名秋葵】，都是庭院中的观赏植物，不作为蔬菜。又如《尔雅》的莃，兔葵，《本草》的房葵，《素问》的龙葵【王砅注引《月令》】，《广雅》以地肤为地葵，与凫葵，楚葵之类，或者是葵的一种，或者假借葵为名罢了。那戎葵又名吴葵【见《别录》】，凫葵又名水葵【见《楚辞注》及《后汉书注》】，兔葵又名天葵【见图经】，名称杂乱，不能一一辨别了。
菽，是众豆的总名。《广雅》说：“大豆，叫菽；小豆，叫荅。”但实际上都通称为菽。它的角叫荚，叶叫藿，茎叫萁。《诗经》中所说的菽，都是大豆。大豆有黑、白、黄、褐、青、斑几种。现在用来制作豉【或作豉】酱
【俗作醤】腐油者是，而黒者更可入药。《神农经》列于上品，皆夏种秋収。其小豆则有赤豆、白豆、緑豆、防【力刀切，亦作□】豆、稆【力与切】豆诸种。防豆亦名鹿豆。《尔雅》：“蔨【巨员切】鹿藿；其实莥【女九切】是也。俗呼野緑豆。其胡豆则有豌【于丸切，《玉篇》云：豌豆，夏収】豆、蚕豆。而《广雅》亦以防【胡江切】防【音双】为胡豆。《别録》中品有藊豆【今沿篱豆，又名娥眉豆，《广韵》作□豆，云□布▯切，篱上豆也，又北典切】酉阳杂俎》有挟劒豆【俗名刀豆】本草拾遗》有黎豆【又名貍豆、虎豆】而黎豆者，实《尔雅》之欇【音渉】虎櫐。云《玉篇》云：“欇豆，名虎櫐。”是也。
译【俗作醤】腐油的是，而黑色的更可入药。《神农经》将其列为上品，都是夏季播种秋季收获。其中小豆则有赤豆、白豆、绿豆、防【力刀切，也作□】豆、稆【力与切】等各种豆类。防豆也叫鹿豆。《尔雅》说：“蔨【巨员切】鹿藿，它的果实叫莥【女九切】。”这就是俗称为野绿豆的。其中胡豆则有豌【于丸切，《玉篇》说：豌豆，夏季收获】豆、蚕豆。而《广雅》也将防【胡江切】防【音双】称为胡豆。《别録》中品有藊【今沿篱豆，又名娥眉豆，《广韵】作□豆，云□布〇切，是篱笆上的豆，又北典切】豆，《酉阳杂俎》有挟劒【俗名刀豆】豆，《本草拾遗》有黎【又名貍豆、虎豆】豆，而黎豆，实际上就是《尔雅》中的欇【音渉】虎櫐。《玉篇》说：“欇豆，名叫虎櫐。”正是如此。
米之疏者曰秔，黏者曰▯【奴乱切，俗作穤，又作糯，又误读奴□切】稻则其总名，今人皆以为然，然非古也。《说文》云：“稻，稌也。”沛国谓稻曰稬，又曰秔稻属。然则稌、稻、稬俱目黏者，而疏者直名秔也。观《七月》诗“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则益信矣。非仅此也，《丰年》诗“为酒为醴，独言黍稌”，《月令》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与稌稻俱为酿用，尤足为明证。杜少陵诗“烟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风”，秔稻与烟霜对，定是二物，可见谓▯为稻，唐世犹然也。宋张舜民言：“《本草》专名稬为稻，累朝释略无言其可为酒者，而以为疑。”不知稻之为稬，不仅见《本草》也，至用为酒，《诗》《礼》已言之，《本草》偶弗及耳。凡谷之黏者，皆可以酿，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犹然。释《本草》者各据其方俗，故不及稻。后之释者往往蓝本旧注，未遑増入，非谓稻不可为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传》云：“叔，拾也。”《说文》：“叔，从又，尗声。”南人谓収芋为叔，今借为伯叔字，忘其本训矣。《说文》又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丨，有两岐，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象根也。”今作菽，后人所加。
采荼薪樗。樗字本应作防。樗，恶木。敕书切。防，乎化切。亦木名。以皮里松脂可为烛。非恶木也。今诸书皆误防为樗。因别作桦字以代防。桦亦作檴。华，《庄子》“华冠纵履”是也。沿习已乆。不可复正。
九月筑塲圃。圃字，《释文》有补、布二音。《集传》从博故切，以与稼协。案稼字谐家声，家字古读如姑，稼则转为去矣。然四声之学，始于元魏，古未之有。补、布二音，皆可协稼。塞向墐戸，治都邑之屋也。亟其乗屋，治野庐之屋也。治都邑之屋，在入此室处之前；治野庐之屋，在入执宫功之后，皆豫为之备也。
朋酒斯飨，毛传以为防正饮酒之礼，郑笺以为国君大饮烝之礼，说虽不同，然总是国家大典，嵗嵗举行，宜与凿氷献羔之礼同咏于诗也。横渠解为民飨君，而诸儒从之，误矣。古人饮食燕飨皆有常制，未闻庶人而用飨也。礼，大夫无故不杀羊，则庶人虽有故亦不得杀羊也。公刘酌其羣臣，执豕而已，豳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罚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况斯飨也，民之以意为之乎？抑国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为之，是草野之人无故携壶挈榼就君而劝之饮，豳俗虽古朴，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则是豳公嵗嵗索民之酒食也，亦非体矣。
鸱鸮
周公居东，即是东征。辟即致辟，孔氏书传本无误也。毛公诗传虽无明文，然训“既”取“我子”二语，则云“宁亡二子，不可毁我周室”，葢亦以防鸮诗为作于诛管蔡之后也。郑氏误以金縢“居东”为避居，故解防鸮诗种种害义。朱传从毛，尽扫郑谬，当矣。乃后之述朱者，因其晚年与蔡仲黙书，遂舍集传而别为之说，何其悖也！“居东”辨，详见《尚书·金縢》。
防鸮鸋【音宁】鴂，毛传不言何鸟。观二章传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鸟之难。”则不以防鸮为恶鸟矣。韩诗谓防鸮之爱养其子，适以病之，不托于大树茂林，而托于苇防。此与荀子所言防鸠事相合。防鸠亦名巧妇，即《小毖》篇桃虫也。故赵歧注《孟子》以防鸮为小鸟。陆疏释防鸮，亦以为巧妇，说皆同。惟王叔师《楚辞》注云：“防鸮鸋鵊，贪鸟也。”则与巧妇别鸟矣。《尔雅》防鸮鸋鴂，郭注云：“防类”，殆祖王说，而陆氏《埤雅》力证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撠【释文云：京，剧反本作防】挶【音菊】也”。予口卒瘏，毛云“手病，口病，卒瘏兼手口则拮据亦然”。经二语互相备也。韩诗云“口足为事曰拮据”，意亦与毛同。《说文》云“据撠挶也，拮手口共有所作也”。因引此诗，殆兼取毛、韩之义。
东山
传云烛桑虫也。说文以蠋为葵中虫。罗愿云：蠋，葵中虫，亦食
译米粒疏松的称为秔，黏性的称为〇【奴乱切，俗写作穤，又写作糯，又误读作奴□切】，“稻”则是它们的总称，现在的人都这样认为，但这不符合古义。《说文解字》说：“稻，就是稌。”沛国称稻为稬，又称秔属于稻类。那么稌、稻、稬都指黏性的米，而疏松的米直接称为秔。看《七月》诗中“十月收割稻米，用来酿造春酒”，就更可以相信了。不仅如此，《丰年》诗中“酿造酒和甜酒，只提到黍和稌”，《月令》中命令大酋酿酒也提到“秫稻黍”，稷的黏性者称为秫，粱的黏性者称为秫，它们都与稌稻一起用于酿酒，这尤其足以作为明确的证据。杜甫诗中说“烟霜凄冷野外的太阳，秔稻在天风中成熟”，秔稻与烟霜相对，必定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可见把〇称为稻，在唐代仍然如此。宋代张舜民说：“《本草》专门把稬命名为稻，历代注释者没有说它可以酿酒，因而对此产生怀疑。”他不知道稻就是稬，不仅见于《本草》，至于用它酿酒，《诗经》《礼记》已经说过，《本草》只是偶然没有提及罢了。凡是黏性的谷物，都可以用来酿酒，北方多用黍和秫，现在还是这样。注释《本草》的人各自依据当地的风俗，所以没有提到稻。后来的注释者往往以旧注为蓝本，来不及增补，并不是说稻不能酿酒，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九月《叔苴传》说：“叔，就是拾取。”《说文解字》：“叔，从又，尗声。”南方人称收芋为叔，现在借用作伯叔的叔，忘记了它本来的含义了。《说文解字》又说：“尗，就是豆，像尗豆生长的形状。”徐锴说：“豆的特性是藤蔓延伸，所以从丨，有两个分叉，不是上下结构的上，所以说像豆生长的形状，小像根。”现在写作菽，是后人添加的。
采摘苦菜，砍伐樗树。樗字原本应该写作防。樗，是恶木。敕书切。防，乎化切，也是木名。用皮里的松脂可以做烛。不是恶木。现在各种书都误把防写成樗。因此另外造了桦字来代替防。桦也写作檴。华，《庄子》中“华冠纵履”就是。沿袭习惯已久。无法再纠正。
九月修筑场圃。圃字，《释文》有补、布两个读音。《集传》采用博故切，以便与稼押韵。考察稼字谐家声，家字古音读如姑，稼则转为去声。然而四声之学，始于北魏，古代没有。补、布两个读音，都可以与稼押韵。堵塞朝北的墙洞，用泥涂抹门户，是修理都邑的房屋。赶快登上屋顶，是修理野外庐舍的房屋。修理都邑的房屋，在进入此室居住之前；修理野外庐舍的房屋，在入宫服役之后，都是预先做准备。
两樽酒用来宴请，毛传认为是防止正饮酒的礼仪，郑笺认为是国君大饮烝的礼仪，说法虽然不同，但总是国家大典，年年举行，应该与凿冰献羔的礼仪一同在诗中咏唱。张载解释为民宴请君主，而众儒跟随他，错了。古人饮食燕飨都有常规制度，没听说过庶人使用飨礼的。礼制规定，大夫没有缘故不杀羊，那么庶人即使有缘故也不能杀羊。公刘斟酒给群臣，只杀猪而已，豳地的百姓反而用羊吗？不合情理。兕觥罚爵，尤其不是百姓用来敬奉君主的。况且这飨礼，是百姓随意做的呢？还是国家本来有这个制度呢？如果是百姓自己做的，那就是乡野之人无缘无故提着酒壶带着酒器去劝君主喝酒，豳地风俗虽然古朴，未必亲昵到这种程度。如果本来有这个制度，那就是豳公年年向百姓索取酒食，也不合体制。
鸱鸮
周公居东，就是东征。辟就是致辟，孔氏《尚书》传本来没有错误。毛公《诗传》虽然没有明文，但解释“既”取“我子”两句话，就说“宁可失去两个儿子，不可毁坏我周室”，大概也是认为《鸱鸮》诗作于诛杀管蔡之后。郑氏错误地把金縢中的“居东”理解为避居，所以解释《鸱鸮》诗种种违背义理。朱熹《诗集传》跟随毛传，完全扫除郑氏的错误，是正确的。然而后来阐述朱熹学说的人，因为朱熹晚年与蔡仲黙的书信，就舍弃《集传》而另作解释，多么悖谬啊！“居东”的辨析，详见《尚书·金縢》。
鸱鸮鸋【音宁】鴂，毛传说没有说明是什么鸟。看第二章传文说：“手病，口病，所以能免于大鸟的灾难。”那么不把鸱鸮当作恶鸟了。韩诗认为鸱鸮爱护养育它的孩子，反而害了它，不依托于大树茂林，而依托于芦苇。这与荀子所说的鸲鸠之事相合。鸲鸠也叫巧妇，就是《小毖》篇中的桃虫。所以赵歧注释《孟子》把鸱鸮当作小鸟。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解释鸱鸮，也认为是巧妇，说法都相同。只有王叔师《楚辞》注说：“鸱鸮鸋鵊，是贪鸟。”那就与巧妇是不同的鸟了。《尔雅》鸱鸮鸋鴂，郭璞注说：“鸱类”，大概祖述王说，而陆佃《埤雅》极力证明其正确，现在采用它。
我的手拮据，毛说“拮据就是撠【《释文》说：京，剧反，本作防】挶【音菊】”。我的口卒瘏，毛说“手病，口病，卒瘏兼指手口，那么拮据也如此”。经文这两句话互相补充。韩诗说“口足做事叫拮据”，意思也与毛相同。《说文解字》说“据就是撠挶，拮是手口共同有所作为”。引用这首诗，大概兼取毛、韩的意思。
东山
传文说烛是桑虫。《说文解字》把蠋当作葵中的虫。罗愿说：蠋，葵中的虫，也吃
于藿，似蚕而不食桑。诗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尔雅》蚅乌蠋，注疏皆不言桑虫。又此诗疏申毛云：在桑野，故知桑虫是毛，苐顺经解之，非确见此虫之食桑也。其为葵虫，信矣。又蠋，《说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今皆作蠋，殆以别于郡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焉，俗也。
译于藿，这种虫子像蚕却不吃桑叶。《诗经》说：“在桑野”，指的是葵藿生长的地方，也就是桑野之地。查考《尔雅》中提到的“蚅乌蠋”，注疏都没有说它是桑虫。又此诗的疏证申述毛传之意说：因为处在桑野，所以知道桑虫是毛虫，这只是顺着经文来解释，并非确切看到这种虫子吃桑叶。它其实是葵藿上的虫子，这是可信的。另外，“蠋”字，《说文解字》写作“蜀”，说它由“虫”和“上目”组成，上部的“目”象征蜀虫头部的形状，中部的“虫”象征其身体蜷曲的样子。现在都写作“蠋”，大概是为了与郡名“蜀”相区别吧？毛晃说：“蜀”字本来从“虫”，后来又加上“虫”旁，这是俗体写法。
东山诗两言烝在严缉，辨之以为烝有进、众、久三义。众非所以喻，独宿进可言，蠋不可言。▯久义为长，此得之矣。程子训烝为升，即进义也。朱传以为发语声，不知何本。又案黄氏韵防备，引诗书以释烝字，独不及久义。诗“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也无戎，烝然罩罩”，笺疏皆训为久，何可通也？其“烝之浮浮”为火气上升，乃烝之本义。“皇王烝哉”，烝训君；“天生烝民”，烝训众；“烝烝皇皇”，烝训厚。韵防皆及之。其升进之烝与冬祭之烝虽及之，然不引诗“烝衎列祖，禴祠烝尝”为证。
东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合序意，又两章各一意，曲尽人情，不嫌重复。程、吕诸儒皆遵用斯义。今竝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当遂至也。▯苦在薪，喻君子畱滞于外也。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言乆不见君子也。感隂雨以兴叹，因洒扫以待其来。又指▯苦为喻，而自言不见之乆，冩室家望归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为行者之语，遂谓三年不见，瓜苦思致纎巧，不似古人文义。
蟏蛸，释文云：「蟏，说文作蟰，音夙。」今说文「蟰，稣【音蘓】雕切」，蟰本从虫肃声。陆氏所云，乃叔重之旧音矣。案《玉篇》作「蟏，先么切」，则此字音形之改，其来已乆。
木草纲目》论萤有三种，一种能飞有光，乃茅根所化，吕氏《月令》“腐草为萤”是也；一种长如蚕，尾后有光无翼，乃竹根所化，亦名蠲，《明堂月令》“腐草为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种水萤，居水中。李氏此言殆未必然。萤之化也，先有光而后生翼，其如蚕者，是初化时耳。陶隠居言初时如蛹【音勇】腹下有光，数日变而能飞，此说得之。又萤从草化，亦得湿热之气而生，或草或水，随近栖托，故是一种，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传而傅防。案“宵行”非虫名，杨用脩辨之甚确，详见《通义》。
毛韩两家师授各异，然毛传之意有得韩而始明者，如《东山》诗“鹳鸣于垤”是也。毛云：“垤，蚁冡将隂雨则穴处先知之。鹳好水，长鸣而喜。”此但言蚁之知雨，及鹳之好水，至鸣之必于垤，初不言其故，笺疏亦无明解。朱传求其说而不得，遂谓蚁知雨而出垤，鹳就食之，遂鸣于其上。此说谬矣。《草木疏》言鹳食鱼，《埤雅》言鹳甘带【蛇也】竝不云好食蚁。朱子此言，殆格物犹未至与？案《韩诗》薛君章句曰：“鹳，水鸟，巢居知风，穴居知雨。天将雨而蚁出壅土，鹳鸟见之，长鸣而喜【见《文选》张华《杂诗》注】葢鹳鸟本不知将雨，见垤而知之，故喜而鸣耳。传意始晓然矣。
说文》无鹳字，而雚【工唤切】字注引《诗》“鹳鸣于垤”，故后儒皆以鹳雚为一字。毛氏《韵増》、黄氏《韵防》直谓雚已从佳，而又加鸟，乃俗人之误。然《说文》云：“雚，小爵也。”陆氏《草木疏》云：“鹳似鸿而大。”合此二说，雚、鹳大小异形，定非一鸟。以鹳旁之“鸟”为俗所加，非笃论也。字兼“鸟”“隹”二旁，如鹰、鶽、鵻、鹤等皆是【见总诂】何独疑于鹳乎？《东山》释文云：“鹳本又作雚”，不云“字又作雚”，葢亦不以为一字矣。
破斧
豳风七篇，《七月》《鸱鸮》《狼防》三诗，朱子无讥焉。《东山》诗序以为周大夫所作，朱子以为周公自作，此稍异矣。然于义俱通，无关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诗，序以为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东，王当早迎公归。朱子则以东人喜得见公而欲留之，二说乃相反。较而论之，序义似胜也。公在朝，则泽及四海；公在外，则惠不能及一方。东人留公于东，何为乎？况公之居东，因王疑未释也。王疑一日未释，则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为公喜？王疑释而公西归，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东人之幸也。不以为喜，而顾欲留之，斯乃儿女子之见，非有识者之言矣。夫子岂録其诗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恶四国，序说原无不通。传以四国为管蔡商奄，有《尚书
译《东山》诗中两次提到“烝在”，严缉对此进行辨析，认为“烝”有进、众、久三种含义。其中“众”义不适合用来比喻，只有“进”义可以说得通，而“久”义则说不通。〇“久”义解释为长久，这是正确的。程子将“烝”解释为上升，即“进”的含义。朱熹的《诗集传》认为“烝”是发语词，不知依据何在。又查黄氏《韵防》，引用《诗》《书》来解释“烝”字，唯独没有提及“久”的含义。《诗》中“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也无戎”、“烝然罩罩”，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都解释为“久”，怎么能讲得通呢？至于“烝之浮浮”形容火气上升，这才是“烝”的本义。“皇王烝哉”，“烝”解释为君；“天生烝民”，“烝”解释为众；“烝烝皇皇”，“烝”解释为厚。《韵防》都涉及了这些含义。它虽然也提到了表示升进的“烝”和表示冬祭的“烝”，但没有引用《诗》中“烝衎列祖，禴祠烝嘗”作为证据。
《东山》第二章是出征者的思念，第三章是留守者的盼望。古代注疏就是这样解释的，既符合《诗序》的意思，又使两章各有不同的意蕴，曲尽人情，不嫌重复。程子、吕氏等儒者都遵循这个义例。现在都把它当作出征者思念家乡的话，趣味就浅薄了。“我征聿至”，是说我们出征的人应当随即到达。〇“苦在薪”，比喻君子滞留在外。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说长久没有见到君子。感慨阴雨而兴叹，于是洒扫庭院以等待他的归来。又指出〇“苦”作为比喻，而自己陈述不见君子的时间之久，描写室家盼望归人的情感，委婉而达到极致。现在既然把它当作出征者的话语，于是说三年不见，瓜苦相思，显得纤巧，不像古人的文义。
蟏蛸，《经典释文》说：“蟏，《说文》作蟰，音夙。”现在《说文解字》中“蟰，稣【音蘓】雕切”，蟰字原本从虫肃声。陆德明所说的，乃是许慎的旧音了。查《玉篇》作“蟏，先么切”，那么这个字的音形改变，由来已久了。
《本草纲目》论述萤火虫有三种，一种能飞有光，是茅根所化，吕氏《月令》中“腐草为萤”说的就是这种；一种长如蚕，尾部后面有光但没有翅膀，是竹根所化，也叫蠲，《明堂月令》中“腐草为蠲”说的就是这种，也叫宵行；一种是水萤，居住在水中。李时珍的这种说法大概不一定正确。萤火虫的化生，先有光而后生出翅膀，那像蚕一样的，是刚化生时的样子。陶隐居说刚化生时像蛹，腹部下面有光，几天后变化就能飞，这个说法是对的。又萤火虫从草中化生，也是得到湿热之气而生，无论草中或水中，就近栖托，所以是一种，怎么能分成三种呢？至于“宵行”这个名字，是因为朱熹的《诗集传》而附会出来的。查“宵行”不是虫名，杨用修辨析得很确切，详见《通义》。
毛亨、韩婴两家师承传授不同，但是毛传的意思有凭借韩诗才得以明白的，比如《东山》诗中“鹳鸣于垤”就是如此。毛传说：“垤，蚂蚁的土堆，将要下雨时蚂蚁先在穴中知道。鹳喜欢水，长鸣而喜悦。”这只说了蚂蚁知道下雨，以及鹳喜欢水，至于鹳为什么一定在蚁垤上鸣叫，起初没有说明原因，郑笺孔疏也没有明确的解释。朱熹寻求其说法而不得，于是说蚂蚁知道下雨而出现在蚁垤上，鹳去捕食蚂蚁，于是在上面鸣叫。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草木疏》说鹳吃鱼，《埤雅》说鹳喜欢吃带【蛇】，都没有说它喜欢吃蚂蚁。朱子这话，大概是格物还没有达到极致吧？查《韩诗》薛君章句说：“鹳，水鸟，巢居知道风向，穴居知道雨水。天将要下雨时蚂蚁出来堆积土，鹳鸟看到这种情况，长鸣而喜悦【见《文选》张华《杂诗》注]。大概鹳鸟本来不知道将要下雨，看到蚁垤才知道，所以喜悦而鸣叫。毛传的意思这才清楚了。
《说文解字》没有鹳字，而在雚【工唤切】字的注文中引用《诗》“鹳鸣于垤”，所以后来的儒者都把鹳和雚当作同一个字。毛氏《韵增》、黄氏《韵防》直接说雚字已经从佳，而又加上鸟旁，是俗人的错误。但是《说文解字》说：“雚，小爵也。”陆氏《草木疏说：“鹳像鸿雁但更大。”综合这两种说法，雚、鹳大小形状不同，肯定不是同一种鸟。认为鹳字旁边的“鸟”是俗人加上去的，不是确切的论断。字兼有“鸟”“隹”两个偏旁的，如鹰、鶽、鵻、鹳等字都是【见总诂】，为什么唯独怀疑鹳字呢？《东山》《经典释文》说：“鹳本又作雚”，没有说“字又作雚”，大概也不认为它们是同一个字了。
破斧
《豳风》七篇诗中，《七月》《鸱鸮》《狼跋》三首诗，朱子没有讥评。《东山》诗的《诗序》认为是周大夫所作，朱子认为是周公自作，这稍有不同。但是两种说法在义理上都讲得通，无关紧要。《伐柯》《九罭》两首诗，《诗序》认为是讽刺朝廷不知道周公的话，周公不适宜居住在东方，周王应当早点迎接周公回来。朱子则认为东方人高兴能见到周公而想要留住他，两种说法相反。比较而言，《诗序》的意思似乎更好。周公在朝廷，恩泽遍及四海；周公在外，恩惠不能遍及一方。东方人把周公留在东方，是为了什么呢？况且周公居住在东方，是因为周王的疑虑还没有消除。周王的疑虑一天没有消除，周公的身体就一天不安，这有什么值得周公高兴的呢？周王的疑虑消除而周公西归，是王室的幸运，天下的幸运，也是东方人的幸运。不以此为喜，反而想要留住他，这是妇孺之见，不是有见识的人说的话。孔子怎么会收录这样的诗呢？至于《破斧》篇，赞美周公而厌恶四国，《诗序》的说法原本没有不通之处。《毛传》把四国解释为管、蔡、商、奄，有《尚书》
·多士》篇可证。朱子不从而改为军士所作，以答前篇，不知何所考据？又训四国为四方之国，而讥序为无理。夫四国作乱，而诗人恶之，何谓无理哉？
译《多士》篇可以证明这一点。朱熹不采纳这一观点，而将其改为是军士所作，以回应前一篇，不知他有什么考据依据？他又将“四国”解释为四方之国，并讥讽《诗序》没有道理。然而，四国发生动乱，诗人对此表示憎恶，这怎么能说没有道理呢？
毛云隋【沱妥二音】銎【曲容切】曰斧，方銎曰斨，然则二者皆斧耳。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毛又云：凿属曰锜，木属曰銶。孔氏未能审厥状，而释文以銶为独头斧，则二者亦斧类而制稍别，非兵器也。集传谓为征伐所用，殆未必然。此诗每章首二句，毛郑本以为兴。毛以斧斨切于民用，喻国家之有礼义，四国破之，缺之是其罪也。郑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义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诗为军士答周公矣，又从而为之说曰：“当日披坚执锐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夫创为此说者，特已之臆见耳，乃遂据为故实，而发兹叹美之言。一《周公》倡于上，众军士和于下，殆若目见之，其自信亦笃矣哉！
伐柯九罭
二诗皆刺王不知周公【此毛说，郑谓刺羣臣，非也。王肃、孙毓皆是毛】而因告王以迎公之道，词指略相同。伐柯首章言迎之当得其人，次章言迎公当厚其礼。九罭篇首尾皆言衮衣，欲王以上公之位处公，即上篇以礼迎公之意也。中二篇则以鸿不宜于渚陆，喻东土下国非所以居公，亦见王之迎公当早也。毛、郑、孙、王诸家説虽小殊，而大指不外此。不独见周公之徳为人所説服，亦见作诗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恐王之待公未尽其道，忧国之情，好贤之意，纒绵恳恻，具见于诗，故足为训也。朱传悉扫斯义，于伐柯不过曰“首章比见公之难，次章此见公之易而已”，于九罭不过曰“喜得见公，惟恐其归而已”。夫东人以见公为喜而欲畱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闗朝廷理乱之故哉！不但令读书者絶无观感，且使古人作诗之若心无由自白于后世矣。
狼跋
诗以狼为兴，但取其跋胡疐尾，为进退两难之喻，初不计其物之善恶也。伊川以豺狼恶兽，非所以喻圣人，故变其说，以为狼以贪欲而防于机阱，公以无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狼喻圣，固为拟非其伦，反狼之恶以见圣之美，是又以圣与狼较善恶也，亦非所以尊圣。公孙硕肤《集传》以为诗人之意，谓公之被毁，非四国之所为，乃公自让其大美耳，不使谗邪得加乎忠圣也。或讥其伤巧，又自解曰：「作诗之体，当如此。」如昭公为季氏所逐，《春秋》却书「公孙于齐」，如其自出。噫，过矣！《春秋》书诸侯失国，皆以自出为文，并无书「某人出其君某者」。先儒释其指，谓讥其君之自取，以示警也【见《春秋》襄十四年杜注】为鲁讳，惟书「孙」，不书「幸」耳。周公之遭谤，岂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敬公，乃讥公也。又案「公孙」谓致政，非谓遭谤也。公摄政七年，致太平，一旦复辟告老，故云「孙」，此大美。赤舄几几，则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几几传云絇貌【絇字亦作▯，见《玉篇】絇是舄头饰，几几即其状貌。初未及安重意，诗但举公之服饰，以见公之留相成王，而德称其服，居位无惭意，自可想见。举足安重，特其一端耳。执此以为公之美意，反陋矣。王氏谓几乃人所凭以安，故几几当训安。安石最多▯防，此尤鄙浅可笑。
毛诗稽古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九
吴江陈启源撰
小雅
鹿鸣之什
朱子以鹿鸣三篇为上下通用之乐，刘瑾申之，以为考仪礼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见大雅独为天子之乐，斯言谬矣。郑谱云：「用于乐国，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飨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谓上取者，如左传谓文王为两君相见之乐，礼记言「賔入大门而奏肆夏」，又言「两君相见升歌清庙，下管象」。传记既有明文，又经孔疏引证，瑾独未见乎？仪礼阙逸甚多，所存诸侯之礼止乡饮、燕礼、乡射、大射诸篇，稍及奏乐之制，何可执以相槩也？
鹿鸣
鹿鸣序云：「燕羣臣嘉賔也」，此言作诗之本意也。与《四牡》之劳使臣、《皇华》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乐之类，则就诗之用于乐而言，非作诗之本意也。朱子见《仪礼》《学记》之文，而
译毛亨说：“隋”和“沱”（读作妥），“銎”（读作曲容切）指的是斧头，方形的銎叫做斨，那么这两者都是斧头。豳地的人用它来砍伐桑树，并不是兵器。毛亨又说：属于凿一类的叫做锜，属于木一类的叫做銶。孔颖达没能审察它们的形状，而《释文》把銶解释为独头斧，那么这两者也是斧头一类而形制稍有不同，并不是兵器。《集传》说这是征伐时所用的，大概不一定如此。这首诗每章的前两句，毛亨和郑玄原本认为是起兴。毛亨认为斧斨切合民用，用来比喻国家有礼义，四国破坏它、缺损它，这就是他们的罪过。郑玄用来比喻成王、周公，不如毛亨的解释正大。
朱熹既然把《破斧》这首诗看作是军士回答周公的话，又进而解释说：“当时披坚执锐的人，都能以周公的心为心，而不为自己一家一身的利益打算，大概也都是圣人的门徒了。”创立这种说法的人，只是自己的主观臆见罢了，却把它当作确凿的事实，并发出这样的赞叹之语。一位《周公》在上倡导，众多军士在下附和，好像亲眼看见一样，他的自信也太笃定了吧！
《伐柯》和《九罭》
这两首诗都是讽刺周王不了解周公（这是毛亨的说法，郑玄说是讽刺群臣，这是不对的。王肃、孙毓都赞同毛亨），因而告诉周王迎接周公的方法，词句旨意大致相同。《伐柯》第一章说迎接应当得到合适的人，第二章说迎接周公应当丰厚其礼节。《九罭》篇开头和结尾都提到衮衣，想让周王以三公的地位安置周公，也就是上一篇以礼节迎接周公的意思。中间两章则用大雁不适合在洲渚陆地停留，来比喻东方的小国不是安置周公的地方，也表明周王迎接周公应当尽早。毛亨、郑玄、孙毓、王肃等家的说法虽然小有差异，但大旨不出于此。这不仅显示出周公的德行使人信服，也显示出作诗的人只怕周王不任用周公，又只怕周王对待周公未尽其道，忧国之情，爱贤之意，缠绵恳切，都体现在诗中，所以足以作为训诫。朱熹的《诗集传》完全扫除了这些意义，对于《伐柯》不过说“第一章比喻见周公之难，第二章此见见周公之易罢了”，对于《九罭》不过说“高兴见到周公，只怕他回去罢了”。东方人因为见到周公而高兴想要留住他，这只是个人的私情，与朝廷治乱有什么关系呢！这不仅让读书的人毫无观感，而且使得古人作诗的本意无法在后世自我辩白。
《狼跋》
这首诗以狼起兴，只是取它跋胡疐尾，作为进退两难的比喻，起初并不计较这个动物的善恶。程颐因为豺狼是恶兽，不适合用来比喻圣人，所以改变说法，认为狼因为贪欲而陷入陷阱，周公因为无欲而舒泰自如，意思很美。然而用狼来比喻圣人，固然是不伦不类，反过来用狼的恶来显示圣人的美，这是又把圣人与狼比较善恶了，也不是尊崇圣人的做法。公孙硕肤《集传》认为诗人的意思，是说周公遭受毁谤，不是四国所为，而是周公自己谦让他的大美，不让谗邪加害于忠圣。有人讥讽他过于巧饰，他又自己解释说：“作诗的体例，应当如此。”比如鲁昭公被季氏驱逐，《春秋》却记载“公孙于齐”，好像是他自己出走。唉，错了！《春秋》记载诸侯失国，都以自己出走为文辞，并没有记载“某人驱逐其君某”的。先儒解释其旨意，说是讥讽其君自取灭亡，以示警戒（见《春秋》襄公十四年杜预注）。为鲁国避讳，只写“孙”，不写“幸”罢了。周公遭受诽谤，难道也是自取的吗？如果像朱熹所说，不是尊敬周公，而是讥讽周公了。又查“公孙”是指致仕，不是指遭受诽谤。周公摄政七年，成就太平，一旦还政告老，所以说“孙”，这是大美。赤舄几几，则是又说他在留任辅佐成王的事情。
几几，《传》说这是絇的样子（絇字也作〇，见《玉篇》）。絇是舄头上的装饰，几几就是它的形状。起初并没有安重的意思，诗只是列举周公的服饰，来显示周公留任辅佐成王，而德行配得上服饰，居位无愧，意思自然可以想见。举足安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拿着这个作为周公的美意，反而显得鄙陋了。王安石说几是人所凭靠以安定的，所以几几应当训为安。王安石最多穿凿附会，这尤其鄙浅可笑。
《毛诗稽古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九
吴江陈启源撰
小雅
鹿鸣之什
朱熹认为《鹿鸣》三篇是上下通用的音乐，刘瑾申述此说，认为考察《仪礼》上下通用的只有《小雅》和《二南》，不唱《大雅》，可见《大雅》唯独是天子的音乐，这话错了。郑玄《诗谱》说：“用于乐国，君用《小雅》，天子用《大雅》。”然而飨宴有时向上取用，燕饮有时向下就便，所谓向上取用的，如《左传》说文王是两君相见的音乐，《礼记》说“宾客进入大门而奏肆夏”，又说“两君相见升歌清庙，下管象”。传记既有明文，又经过孔颖达疏引证，刘瑾难道没看见吗？《仪礼》缺失逸散很多，所存的诸侯之礼只有乡饮、燕礼、乡射、大射等篇，稍微涉及奏乐的制度，怎么可以执此一概而论呢？
《鹿鸣》
《鹿鸣》序说：“宴请群臣嘉宾”，这是说作诗的本意。与《四牡》慰劳使臣、《皇华》派遣使臣是一类的。至于升歌合乐之类，则是就诗用于音乐而言，不是作诗的本意。朱熹看见《仪礼》《学记》的文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