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五
解，一急一缓，义相背驰。案《小尔雅》▯，翥举也；《说文》▯，飞举也，皆与激▯义近。《禹贡》▯州之得名，亦因水性激▯。今江淮二水，激▯乎？悠▯乎？此明騐也。又悠▯二字，不见古书史，惟后代词曲中颇用之，岂可据以释经哉？至「彼其之子」，本指乡里之处者【郑笺云】集传谓戍人自目其室家，殆未必然也。欲挈妻子以从军，又以不得而怨，恐非人情。
译“解”字，一个急迫一个舒缓，意义相互背离。查考《小尔雅》说“〇”是向上飞举；《说文解字》说“〇”是飞起，都与“激〇”的意义相近。《禹贡》中〇州名称的由来，也是因为水性激荡飞涌。如今江淮两条河流，是激荡飞涌呢？还是悠然舒缓呢？这是明显的验证。再说“悠〇”这两个字，不见于古代经史书籍，只有在后代的词曲中颇为常用，难道可以依据它们来解释经典吗？至于“彼其之子”，原本是指那些留在乡里的人【郑玄笺注说】，《集传》认为是戍守的人自称其妻室家人，大概未必如此。想要带着妻子儿女跟随军队出征，又因为不能如愿而抱怨，恐怕不符合人之常情。
▯之水集传讥平王之忘亲逆理当矣。至谓周制凡有讨伐皆用诸侯之师，王师止卫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考之周礼，大合军以救无罪，伐有罪及战廵陈眡【视】事，而赏罚有功则献恺，不功则奉主车，此大司马之职也。宜于社造于祖，立军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大史之事也。执同律以听军声，大师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輂辇，乡师之事也。合卒伍，简兵器，族师县师之事也。皆言出征时也。又偏两卒伍之名，搜苗狝狩之法，其为制度甚详。若徒使安居饱食，安用此纷纷者？为周世纪载濶略，其用兵之事诚难悉知。至成王践祚，奄伐东夷；穆王征犬戎；共王灭宻；宣王伐鲁，皆王师亲征之明证，见于书序与外传可信也。周公之东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则又见于诗者也。谁谓天子之六师不用以征伐乎？果如集传所云，王室有难则徴兵自卫，诸侯有故则仅责其自相救援，畿内不出一旅以勤之，非徒无以服诸侯之心，抑或自弱其兵矣。扬水之怨，其上因出师不以义耳。假令为复讐讨贼之举，民将荷戈赴敌，恐后，谁敢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大雅之江汉、常武，率师者皆王臣也，执兵皆王旅也。彼不怨而此怨，何为也？
中谷有蓷
毛传云「蓷，鵻也」。《尔雅》云「萑，蓷。萑、鵻皆音追。」萑与雚异，萑从草隹【音追】声益母草也。雚从草□【音贯】省声，音丸薍【五患切】也。俗省作萑，与益母之萑溷，不可不辨。益母草又名茺【音充】蔚。陆疏、郭注皆言其方茎白华。然益母华有紫、白二种。李时珍谓白华者即《尔雅》之萑蓷，紫华者即《尔雅》之藬【吐回切】牛頽也。藬蓷音同，是一草，但华色异耳。又陈藏器《拾遗》有錾【音暂】菜，茎叶性味与益母同，而白华亦即《尔雅》之蓷矣。
暵其干矣。毛传云：「暵，菸貌【央居切】陆草生谷中，伤于水。郑笺云：「鵻之伤于水，始则湿，中则脩，乆则干。」孔疏云：「水之浸草，先湿后干。今诗人立文，先干后湿，喻君子于己有厚薄，从其甚而本之也。」吕记、朱传祖伊川之说，皆训暵为燥，以为草待隂润而生，暵则干矣。乆则脩长者亦暵之，又乆则生于湿者亦暵之。与注疏正相反。案注疏解似迂，然暵文说文元作□，注云：「水濡而干也。」诗曰：「□其干矣。」其暵字注云：「干也。」引易「莫暵乎离」，并不引此诗，可见暵《诗经》文本作□字。毛、郑义与説文合，皆训□，非训暵也。徐邈音汉，则晋世已作暵字。孔仲达作正义时，经文则暵，而注义则□，须剖析其异同，乃竟无一语置辨，徒将「暵菸」二字依回牵合。后儒不究其故，因别为之解耳。又案：汉俗从隹作滩，他安反，用为水滩之义，假借也。菸音于，郁也，▯也，▯于为切，病也。
▯爰
集传谓作《▯爰诗》者，犹及见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尚无事」。朱子不信序，其为此言，宜也。案序以此为桓王诗，其曰「王师伤败」，指繻葛之战也。繻葛之战，在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虽西周，不得云盛时。如朱子之言，则作诗者必生于宣王时，又能追忆其意，已非童防无知，计其作诗时应八九十嵗，尚从征役，无是理也。东莱遵用序说，而《诗记》録其语，殆未之思与。
讹俗字也。本作吪，从口，化声，动也。《诗》“尚寐无讹，或寝或讹”，是也。又化也，《诗》“四国是讹，式讹尔心”，《书》“平秩南讹”，是也。譌，从言，为声，譌，言也。《诗》“民之譌言”，是也。是吪、讹义同，而分雅俗，譌则别为一字。今《诗》槩作讹，乃传冩之譌。《正韵》并吪、讹、譌为一字，谬甚矣。
葛藟
葛藟诗笺疏本谓葛藟得河润而生长，兴已不受王恩，葛藟之不如宋。胡氏旦反其说，以为葛藟宜生丘陵，不宜生水畔，以喻己之失所。又引他诗咏葛藟为葛性喜燥恶湿之证，然所引诸诗惟旄丘，诚属高阜
译《水集传》讥讽周平王忘却亲情、违背情理，这是恰当的。至于说周朝制度凡是讨伐都使用诸侯的军队，王师只用于保卫王室而不用于出征，这不知出自什么典籍？考察《周礼》，大司马的职掌是大规模集结军队以救援无罪者、讨伐有罪者，以及战前巡视阵势、战后赏罚有功者，有功则献捷，无功则奉主车，这都是大司马的职责。在社坛建造军社，这是大祝的职责。把握天时与大师同车，这是大史的职责。执持同律以听辨军声，这是大师的职责。整治徒役和车马，这是乡师的职责。合并卒伍、检阅兵器，这是族师和县师的职责。这些都说的是出征时的情形。又有关于偏、两、卒、伍的名目，搜、苗、狝、狩的方法，其制度非常详细。如果只是让军队安居饱食，哪里用得着这些繁杂的制度呢？因为周史的记载简略，其用兵之事确实难以完全知晓。直到成王即位，讨伐奄国和东夷；穆王征讨犬戎；共王灭密；宣王伐鲁，这些都是王师亲自出征的明证，见于《书序》与《左传》，是可信的。周公的东征，宣王的南征北伐，又见于《诗经》。谁说天子的六师不用于征伐呢？果真如《集传》所说，王室有难就征兵自卫，诸侯有变故就只责备他们互相救援，京畿之内不出一兵一卒去慰劳，这不仅不足以使诸侯信服，或许还会削弱自己的兵力。《扬之水》的怨恨，其根本原因在于出兵不合道义。假使是为了报仇讨贼的行动，百姓将会扛着戈矛奔赴敌阵，唯恐落后，谁敢怨恨呢？《小雅》中的《六月》《采芑》，《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率领军队者都是王的臣子，执兵器者都是王的军队。那些人不怨恨而这里的人怨恨，是为什么呢？
《中谷有蓷》
毛传说：“蓷，就是鵻。”《尔雅》说：“萑，就是蓷。萑、鵻都读作‘追’。”萑与雚不同，萑从草字头、隹声，是益母草。雚从草字头、贯省声，读作‘丸’，是薍草。俗体省略作萑，与益母草的萑混淆，不可不加以辨别。益母草又名茺蔚。陆玑《诗疏》、郭璞注都说是方茎白花。然而益母草的花有紫色和白色两种。李时珍说白花的就是《尔雅》中的萑蓷，紫花的就是《尔雅》中的藬牛頽。藬蓷读音相同，是同一种草，只是花色不同罢了。又陈藏器《本草拾遗》中有錾菜，茎叶性味与益母草相同，而白花也就是《尔雅》中的蓷了。
“暵其干矣。”毛传说：“暵，是菸的样子。”陆玑说草生在谷中，被水伤害。郑玄笺说：“鵻被水伤害，开始是湿的，中间是长的，久了就干了。”孔颖达疏说：“水浸泡草，先湿后干。现在诗人写文章，先说干后说湿，比喻君子对自己有厚薄之分，从极端的情况推究其本源。”吕祖谦《吕记》、朱熹《诗集传》遵循程颐的说法，都解释暵为干燥，认为草等待阴湿滋润而生，干燥就枯干了。久了长的也干燥了，再久了生在湿处的也干燥了。这与注疏正好相反。按注疏的解释似乎迂腐，然而“暵”字在《说文解字》中原作“𤸃”，注云：“水濡而干也。”《诗经》说：“𤸃其干矣。”其“暵”字注云：“干也。”引用《易经》“莫暵乎离”，并没有引用此诗，可见《诗经》文本原作“𤸃”字。毛亨、郑玄的义理与《说文》相合，都解释“𤸃”，并非解释“暵”。徐邈注音为“汉”，那么晋代已经写作“暵”字。孔颖达作正义时，经文作“暵”，而注义作“𤸃”，须剖析其异同，竟然没有一句话加以辨析，只是将“暵菸”二字勉强牵合。后儒不探究其缘故，因而另外为之解释罢了。又按：汉代俗体从隹作“滩”，音“他安反”，用作水滩之义，是假借。菸音“于”，郁也，〇也，〇于为切，是病的意思。
《𬇒爰》
《集传》认为作《𬇒爰》诗的人，还赶上了西周的盛世，所以说“我出生之初，天下尚无事”。朱熹不信《诗序》，他说这话，是适宜的。按《诗序》认为这是周桓王的诗，其中说“王师受伤战败”，指的是繻葛之战。繻葛之战在桓王十三年，距离西周灭亡六十四年【平王在位五十一年】，距离宣王去世七十五年【幽王在位十一年】。幽王虽然是西周，但不能说是盛世。如果按朱熹的话说，那么作诗的人必定生于宣王时期，又能追忆其意，已经不是孩童无知了，计算他作诗时应该八九十岁，还从征服役，没有这样的道理。吕祖谦遵循《诗序》的说法，而《诗记》记录了他的话，大概是没有深思吧。
讹是俗字。本作吪，从口，化声，意思是动。《诗经》“尚寐无讹，或寝或讹”，就是如此。又意思是化，《诗经》“四国是讹，式讹尔心”，《尚书》“平秩南讹”，就是如此。譌，从言，为声，譌是言。《诗经》“民之譌言”，就是如此。吪、讹意义相同，而分雅俗，譌则另为一字。现在《诗经》一概写作讹，是传抄的错误。《正韵》将吪、讹、譌合并为一字，错误得很厉害。
《葛藟》
《葛藟》诗的笺疏原本认为葛藟得到河水的滋润而生长，兴起自己不受王恩，不如葛藟。胡旦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葛藟适宜生长在丘陵，不适宜生长在水边，以比喻自己失所。又引用其他诗歌咏葛藟作为葛性喜燥恶湿的证据，然而所引诸诗只有《旄丘》，确实属于高阜
耳。若樛木、条枚、防楚，止言其附木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覃》篇言中谷，谷者，《尔雅》以为水注谿之名，其近水更甚于河浒。诗言“萋萋莫莫”，反足为葛性喜水之一证。又此诗亦言“绵绵绵绵不絶”，安见其生不得地哉？
译罢了。像樛木、条枚、防楚这些，只是说葛藤依附树木生长，并没有说它所依附的树木一定是在山上而不靠近水的地方。到了《葛覃》篇中提到“中谷”，所谓“谷”，《尔雅》认为是水流注入溪涧的地方，那里靠近水的程度比河边还要厉害。诗中描述葛藤“萋萋莫莫”茂盛的样子，反而足以作为葛藤生性喜水的证据。况且这首诗也说葛藤“绵绵不绝”，怎么能看出它是生长在不得当的地方呢？
谓他人父，谓王无父恩也；谓他人母，言王无母恩也。元后作民父母，况九族之亲乎？名虽父母，情则他人，亲亲之道防矣。所以为刺也。集传谓流民失所，彊求亲附于人，谓之父母，于文似顺，于义实踈。
采葛
诗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则以地取义也，沫乡、新田之类是也。或言采之时，则以时取义也，蘩之春日，薇之刚止、柔止之类是也。或言采之事，则以事取义也，不盈顷筐，不盈一匊之类是也。采葛之诗，言采之外无他词焉，则义在葛、萧、艾三草矣。故传云：「葛为絺绤，萧供祭祀，艾以疗疾。」又云：「采葛事小，传文至简，兹独详焉。」良以兴义攸存，不容略耳。笺申其意，以首章为小事使出，次章为大事使出，末章为急事使出，亦穿凿之见也。东莱非之太过。
大车
毳衣如菼。诗以草色比衣也。传云菼鵻也。又以鸟色比草。毳衣如璊。诗以玉色比衣也。说文云禾之赤苗谓之虋。玉色如之。盖虋璊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转相况譬以明之。此古人体物之妙也。案郑谓鵻色青。正义引尔雅郭注云在青白之间则浅青矣。毛云璊赪也。沈括笔谈云璊色在黄朱之间则浅朱矣。又案尔雅再入谓之赪。注以为浅赤。又诸侯赤芾而斯干传谓诸侯黄朱。是黄朱乃赤也。据此二文则赤浅于朱。赪又浅于赤。然细分则异。槩举则通。说文云赪赤色也。亦以赪赤为一矣。大车诗毳衣毛郑皆释为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此毛説疏云出使封畿之外即加命为五】或子男入为大夫【此郑説】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子男以朝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听讼。又说文引诗菼作▯【音同菼】云帛鵻色。璊作▯【音同璊】云以毳为罽【居例反亦作▯】故埤雅据此为説。谓毳衣别是一服。非毳冕。李彭山冯嗣宗亦谓毳冕之服以丝为之。毳衣以毛布为之。名同实异。此似是而实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传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为贱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据説文璊字之训。则璊即毛布矣。既谓毳衣为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义乎。则毳衣之为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谓服毳冕以决讼。当本于师説或古制尔耳。康成好以礼释诗而不易此传。必有见也。且大夫爵命之数言其车服而可知。作诗者应借以指目其人。纵非服以听讼。于义自通矣。
丘中有麻
説文》无刘字，有镏字。徐锴以为镏即刘，当是也。通作防。周大夫采地，因氏焉。子国，子嗟，以父子而世贤，皆著名于东周。不知谁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罗泌【宋人】以为尧长子考监明之后，是不然。留乃东周畿内邑，缑氏县有刘聚者，是尧之后。在夏世已有刘累，其来旧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后八十余年，而刘邑复为王季子采地，是为刘康公。岂子嗟之遭放逐，并失其爵邑乎？
留子贤而放逐，周人思之。指丘中麻麦以见惠政，犹存。因望其来而复立于朝，故序云：“国人思之”，明是举国之公心，诗人代述之耳。郑以丘中为刘子隠居之地，来为独来见已，则是朋友相思之作。其美之或出于私好，未足以见刘子之贤。毛义较正大矣。
采葛，惧谗也；丘中有麻，思贤也。集传因《大车》一篇，厠其间，遂槩指为淫诗，果何据乎？惧谗者，不知主名，则亦已矣；独惜子国子，嗟贤而被放，已为生不逢辰，幸而遗泽在人风，诗显其姓氏，不意二千载后，复横被淫僻之名，反不如《采葛》诗人姓氏湮没之愈也。二留有知，应攒眉于九原矣。
郑【变风】
郑诗谱引《国语》史伯之言曰：「鄢蔽补丹，依畴歴华，皆君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济，前华后河。」疏引韦昭注云：「华，华国。今《国语》畴作防【音柔和，田也】两「华」字及韦注「华国」皆作「华」「畴防」，音义俱近，或属通用【史记》注引亦作防】至「华」「华音义各别，因字形相似，遂致互异。两书必有一误矣。案《史记·郑世家》注，虞翻、司马祯引《国语》皆作「歴华」，与《诗谱》同。《水经注
译说别人的父亲，是说君王没有父亲的恩德；说别人的母亲，是说君王没有母亲的恩德。皇后作为百姓的父母，何况是九族之内的亲人呢？名义上虽然是父母，情感上却像外人，亲近亲人的道理就被阻断了。这就是用来讽刺的原因。《集传》认为流民失去了依靠，强行寻求依附于人，称他们为父母，在文辞上似乎通顺，但在义理上其实疏漏。
采葛
诗中说到采集的很多。有的说采集的地方，那就是以地方取义，沫乡、新田之类就是如此。有的说采集的时间，那就是以时间取义，《蘩》中的春日，《薇》中的刚停止、柔停止之类就是如此。有的说采集的事情，那就是以事情取义，不满一顷的筐，不满一把之类就是如此。《采葛》这首诗，除了说采集之外没有其他词句，那么意义就在葛、萧、艾这三种草上了。所以《传》说：“葛用来制作细葛布和粗葛布，萧用于祭祀，艾用来治病。”又说：“采葛的事情很小，传文非常简略，这里却详细解说。”实在是因为兴起义理存在其中，不容省略罢了。《笺》申述它的意义，认为首章是因为小事被派出去，次章是因为大事被派出去，末章是因为急事被派出去，这也是穿凿附会的见解。朱熹（东莱）对此的批评太过分了。
大车
毳衣像菼草一样。诗用草的颜色来比喻衣服。《传》说菼是鵻鸟。又用鸟的颜色来比喻草。毳衣像璊玉一样。诗用玉的颜色来比喻衣服。《说文》说禾苗的红色叫做虋。玉的颜色像它。大概虋和璊同音。又用禾苗的颜色来比喻玉。都是辗转比喻以阐明它。这是古人观察事物的精妙之处。查考郑玄认为鵻的颜色是青色。《正义》引用《尔雅》郭璞的注说在青白之间就是浅青色了。毛亨说璊是红色。沈括《梦溪笔谈》说璊的颜色在黄朱之间就是浅朱色了。又查考《尔雅》说再入叫做赪。注认为浅红色。又诸侯穿红色的蔽膝而《斯干》传说诸侯是黄朱色。这是黄朱色就是红色。根据这两条文献那么红色比朱色浅。赪色又比红色浅。然而细分则有差异。概略来说则相通。《说文》说赪是红色。也把赪和赤视为一样了。《大车》诗中的毳衣，毛亨和郑玄都解释为毳冕的服饰。大夫出使封疆之外五命【这是毛亨的说法，疏说出使封畿之外就加命为五命】或者子男入朝为大夫【这是郑玄的说法】都可以穿毳冕。但是毳冕的服饰子男用来朝聘天子以及助祭。不是穿着它来听讼断案。又说《说文》引用《诗》菼作〇【音同菼】说帛是鵻色。璊作〇【音同�1】说用毳做罽【居例反，也作〇】所以《埤雅》据此来说。说毳衣是另一种服饰。不是毳冕。李彭山、冯嗣宗也说毳冕的服饰用丝制成。毳衣用毛布制成。名字相同实际不同。这看似正确但实际上不对。毛布就是褐。《左传》说褐的父亲。《孟子》说褐夫。《老子》说披着褐。都认为它是贱服。大夫怎么能穿它呢。又根据《说文》璊字的解释。那么璊就是毛布了。既然说毳衣是毛布做的衣服。而又说像毛布。有这样的文义吗。那么毳衣是毳冕的服饰是不可改变的。毛亨说穿毳冕来断案。应当本于师说或者古制罢了。郑玄喜欢用礼来解释诗而不改变这个传。一定有他的见解。而且大夫爵位命数的多少，通过他的车服就可以知道。作诗的人应该借此来指代那个人。纵然不是穿着它来听讼。在义理上自然也是通顺的。
丘中有麻
《说文》没有刘字，有镏字。徐锴认为镏就是刘，应当是对的。通用作防。周朝大夫的采地，因采地而得姓氏。子国，子嗟，因为父子都世代贤能，都在东周著名。不知道是谁的后裔，而且受邑是在哪一位王的时代呢？罗泌【宋人】认为他是尧长子考监明的后代，这是不对的。留是东周王畿内的邑，缑氏县有刘聚，是尧的后代。在夏朝时就有刘累，他的来历很久了，不因为周朝的邑而得姓氏。后来八十多年，刘邑又成为王季子的采地，这就是刘康公。难道子嗟遭遇放逐，并且失去了爵位和邑吗？
留子贤能却被放逐，周人思念他。指着丘中的麻麦来显示他的惠政，依然存在。因而盼望他回来重新立于朝廷，所以《序》说：“国人思念他”，明显是举国的公心，诗人代为叙述罢了。郑玄认为丘中是刘子隐居的地方，来是独自来见我，这就是朋友相思的作品。赞美他或许出于私人的喜好，不足以显示刘子的贤能。毛亨的义理比较正大。
《采葛》，是畏惧谗言；《丘中有麻》，是思念贤人。《集传》因为《大车》一篇，夹杂在中间，就一概指为淫诗，究竟有什么依据呢？畏惧谗言的人，不知道主名，也就罢了；只是可惜子国、子嗟贤能却被放逐，已经是因为生不逢时，幸好遗泽留在人间，风诗显扬他们的姓氏，没想到两千年后，又横遭淫僻之名，反而不如《采葛》诗人姓氏湮没得更好了。两个留子如果有知，应当在九泉之下皱眉叹息了。
郑【变风】
《郑诗谱》引用《国语》史伯的话说：“鄢蔽补丹，依畴歴华，都是君王的土地。”又说：“右边是洛水左边是济水，前面是华山后面是黄河。”《疏》引用韦昭的注说：“华，华国。现在《国语》畴作防【音柔和，田的意思】两个‘华’字以及韦注‘华国’都作‘华’‘畴防’，音义都相近，或许属于通用【《史记》注引也作防】至于‘华’‘华’音义各不相同，因为字形相似，于是导致互相差异。两本书必定有一个错误了。查考《史记·郑世家》注，虞翻、司马贞引用《国语》都作‘歴华’，与《诗谱》相同。《水经注》
》引「华君之土也」，以证「华城」，谓《史记》秦拔魏华阳即此【又云司马彪注谓华阳亭名，嵇叔夜传《广陵散》于此】虞、三国人，郦元魏人，司马唐人所见《国语》皆作「华」，则《诗谱》不误矣。又案宋庠《国语补音》「歴华」无音反，独标前「华」字音所巾反。《玉海》引《诗谱》及《水经注》皆作「华」，引《国语》「前华后河」作「华」，意《国语》两「华」字，宋世尚一「华」一「华」后，则俱变为「华」，其误固有渐乎？要之「前华」「前华」犹属两可，「厯华」之是「华」非「华」，断无可疑也。又案「厯华」在八邑内，又云「皆君之土」，则郑邑也。「前华」与济、洛并列，则郑境所距，非郑地也。两「华」定是两地。韦注所云「华国」本指前「华」之「华」，《水经注》引「歴华」而系以韦注，是误合两「华」为一疏矣。又案《玉海》引《郡县记》：「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古莘国，以证《国语》之前华后河。」《一统记》开封府郑州有「华城」云，即十邑【并虢郐为十邑】中之「华」，此皆后人之傅防。
译引用“华君之土也”来证明“华城”，认为《史记》中秦军攻取魏国华阳之地就是这里【又有人说司马彪注称华阳是亭名，嵇康《嵇叔夜传》中《广陵散》即作于此】。虞翻、三国时期的人，郦道元是魏人，司马贞是唐人，他们所见到的《国语》都写作“华”，那么《诗谱》就没有错误了。又查宋庠《国语补音》中，“歴华”没有注音，唯独标注前面的“华”字音为“所巾反”。《玉海》引用《诗谱》及《水经注》都写作“华”，引用《国语》“前华后河”也写作“华”，意思是《国语》中的两个“华”字，在宋代还是一个写作“华”、一个写作“华”，后来才都变成了“华”，这种错误大概是有逐渐演变的过程吧？总之，“前华”与“前华”尚且存在两可的情况，但“歴华”是“华”而不是“华”，这是毫无疑问的。又查“歴华”在八邑之内，又说“都是君王的土地”，那么它是郑国的邑。“前华”与济水、洛水并列，说明它在郑国疆域之外，并非郑国之地。两个“华”必定是两个不同的地方。韦昭注中所说的“华国”原本是指前面的“华”之“华”，《水经注》引用“歴华”却附上了韦昭的注，这是错误地将两个“华”合并为一个，是疏漏之处。又查《玉海》引用《郡县记》说：“故莘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五里的地方，是古莘国，用来证明《国语》中的‘前华后河’。”《一统志》记载开封府郑州有“华城”，说这就是十邑【连同虢、郐共为十邑】中的“华”，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
朱子辨说，谓孔子「郑声淫」一语可断尽《郑风》二十一篇，此误矣。夫孔子言「郑声淫」耳，曷尝言「郑诗淫」乎？声者，乐音也，非诗辞也。淫者，过也，非専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于星言淫，于雨言淫，于水言淫，于刑言淫，于游观田猎言淫，皆言过其常度耳。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髙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増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郑声」为《郑风》，以「淫过之淫」为男女淫欲之「淫」，遂举《郑风》二十一篇尽目为淫奔者所作，幸免者惟《缁衣》《大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鸡鸣》五篇而已。其余虽思君子如《风雨》，刺学校废如《子衿》，亦排众论而指为淫女之词。夫孔子删诗以垂世立训，何反广収淫词艳语，传示来学乎？陶靖节《闲情赋》，昭明叹为白璧防瑕，故不入《文选》，岂孔子之见反在昭明下哉？朱子于《郑诗》既悉判为淫辞矣，然以为未甚也，必断为淫者所自言；又以为未甚也，必断为女悦男之言。辅广、刘瑾之徒和之，如出一口。后学沈于其説，以为春秋时真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乐之情，毫无羞愧，竟不知作诗者本来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苏》《遵大路》《褰裳》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媟，虽近世市井顽童所唱《挂枝词》《打▯歌》不是过焉。吾不知何物女子具如此顔甲，如此口角，肆为淫纵之词，而圣人反有取焉，着之于经，俾后儒诵习也？然则《诗》其诲淫之书哉？
缁衣
吕记、朱传皆以《缁衣》篇为周人作，非也。周人作之，当入《王风》矣。好贤，自属周人；郑人述而为此诗耳。改衣授粲，盛称王朝礼遇之隆，宠任之至，以见德足以堪此，与《淇奥》诗充耳重较意，正相同。又案：郑、卫二武，皆贤诸侯，一相幽，无救于亡；一相平，无补于弱。不知当年相业何在？记载濶略，蔑由稽考。论世者，不无恨焉。
将仲子
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其传《春秋》持论最为平恕。如隠元年郑伯克段，传云“讥失教也”，词简而义确矣。将仲子诗序亦言庄公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乱，意与左氏合。欲定庄公罪者，当以传序之言为正。《公谷二传谓《春秋》甚郑伯，大郑伯之恶，宋人喜为苛论，取二传之説，文致锻链，以为庄公有意养成弟恶，陷之于死。夫《公谷二子未尝见国史，▯实出奔误以为杀段，特据传闻以为悬断耳，岂能定当日之情事哉！今观《两叔于田》诗，段所长止在饮酒、田猎、驰马、暴虎，直一獃竖子耳。庄公机险百倍于段，心固未尝忘之，只以母所钟爱，逺嫌避讥，不加抑制。诗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致▯弗克令终，庄公不得无罪。若以为有意杀弟，未必然也。严氏《诗缉》言《将仲子》首序必经圣人之笔，故意与左氏合，良不谬矣。集传从郑樵之説，以此诗为淫词，又谓《两叔于田》无刺庄公意，殆浅之乎言《诗》也。至引或説言国君贵弟不得出居闾巷，疑《叔于田》亦男女相悦之词。朱子因一“巷”字而误读其全篇，得无以文害辞与？
叔于田
两叔于田，玩其辞，皆美太叔，而序云刺庄公。噫，此诗不可无序也。▯之美，饮酒耳，搏兽耳，射御是力耳。美之，乃以讥之也。然段之以此为能，庄公之过也。左氏所谓讥失教也。防序，则诗之意将以词害矣。
叔段善饮，工服马，而得仁武美好之名，犹称宣姜为邦媛，皇父为孔圣云尔。是君子防文之刺，非小人虚誉之词。严华谷谓京城私党谀説之称为美仁，犹河朔之人谓安史为圣过矣。郑师一出，京人皆叛，段何尝有私党哉！
太叔于田
火烈具举，毛、郑训烈为列，谓列人持火葢宵田，用以照也。《尔雅释文》宵田为燎，是也。集传祖陈氏之説，训烈为炽盛，谓以火田也。释文又云火田为狩，《周礼》亦云搜田用火▯，是也。二説俱可通，但经云“具举”“具扬”，则列人持火近之。末章云“火烈
译朱熹在《辨说》中认为，孔子“郑声淫”这句话足以断定《郑风》二十一篇的性质，这是错误的。孔子只说“郑声淫”，何曾说过“郑诗淫”呢？声，指的是乐音，而不是诗歌的辞藻。淫，意思是过度，并非专指男女之欲。古书中说“淫”的地方很多，说星象淫、雨水淫、洪水淫、刑罚淫、游观田猎淫，都是说超过了正常的限度罢了。音乐的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低，都有节制。郑国的乐声靡靡曼妙、虚幻缥缈，缺乏中正平和的气韵，使听到的人诱发欲望、增加悲愁，沉溺其中而忘记返回，所以称为“淫”。朱熹把“郑声”等同于《郑风》，把“过度”的“淫”理解为男女淫欲的“淫”，于是将《郑风》二十一篇全部视为淫奔之人所作，侥幸免于此名的只有《缁衣》《大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鸡鸣》这五篇。其余的，即使是思念君子如《风雨》，讽刺学校废弛如《子衿》，也排斥众议而指斥为淫女之词。孔子删定《诗经》以垂范后世、确立训诫，怎么反而广泛收录淫词艳语，传授给后来的学者呢？陶渊明（陶靖节）的《闲情赋》，昭明太子叹为白璧微瑕，所以不收入《文选》，难道孔子的见识反而在昭明太子之下吗？朱熹既然已经把《郑诗》全部判定为淫辞，还觉得不够，必定断定为淫者自己的表白；又觉得不够，必定断定为女子取悦男子的言语。辅广、刘瑾等人附和，如出一口。后学沉溺于这种说法，认为春秋时真有这种女子自述淫乐之情，毫无羞愧，竟然不知道作诗者的本来面目了。现在拿《山有扶苏》《遵大路》《褰棠》等篇，用朱熹的解释去解读，其淫秽粗鄙下流，即使近世市井顽童所唱的《挂枝词》《打油歌》也不过如此。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女子具有如此厚颜无耻、如此轻佻的口吻，肆意发表淫纵之词，而圣人反而采纳，编入经典，让后世儒生诵读学习呢？那么，《诗经》难道是诲淫之书吗？
《缁衣》
吕氏《吕记》、朱熹《诗集传》都认为《缁衣》篇是周人所作，这是不对的。如果是周人作的，应当归入《王风》了。喜好贤才，自然是周人的事；郑人叙述此事而作了这首诗罢了。改换衣服授予洁净的布帛，极力称颂王朝礼遇的隆重、宠信的极致，以显示德行足以胜任，这与《淇奥》诗中“充耳重较”的意思，正相同。又查考：郑、卫两国的武公，都是贤明的诸侯，一个辅佐幽王，不能挽救灭亡；一个辅佐平王，不能补益衰弱。不知道当年的辅政业绩在哪里？记载简略，无从查考。评论历史的人，不免感到遗憾。
《将仲子》
左丘明的喜好厌恶与圣人相同，他在《春秋传》中的议论最为平允宽恕。如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传文说“讥讽失教”，言辞简练而义理确切。《将仲子》的诗序也说庄公不能克制母亲，因而害了弟弟，小不忍导致大乱，意思与左氏相合。想要定罪庄公的，应当以传文和诗序的话为准。《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春秋》严厉谴责郑伯，夸大郑伯的罪恶，宋人喜欢苛求的议论，采纳两传的说法，牵强附会，认为庄公有意养成弟弟的恶行，陷害他至死。两传的作者未曾见过国史，段实为出奔，误以为是杀害，只是根据传闻做出悬断罢了，怎么能断定当时的情事呢！现在看《两叔于田》这首诗，段所擅长的只是在饮酒、田猎、驰马、搏虎，简直是个愚蠢的年轻人罢了。庄公机谋险恶百倍于段，心里固然未曾忘记，只是因为母亲钟爱，远避嫌疑、回避讥讽，不加抑制。诗中所说“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就是这个意思。导致段不能善终，庄公不能没有罪责。如果认为他有意杀弟，未必如此。严粲《诗缉》说《将仲子》首序必定经过圣人之笔，所以意思与左氏相合，确实不错。《诗集传》采纳郑樵的说法，认为这首诗是淫词，又说《两叔于田》没有讽刺庄公的意思，大概是对《诗经》理解太浅了。至于引用或说，认为国君贵重的弟弟不能住在闾巷，怀疑《叔于田》也是男女相悦之词。朱熹因为一个“巷”字而误读了全篇，难道不是以文害辞吗？
《叔于田》
《两叔于田》，玩味其辞藻，都是赞美太叔，而诗序说讽刺庄公。唉，这首诗不能没有序文。太叔的美，只是在饮酒、搏兽、射御有力罢了。赞美他，其实是讥讽他。然而段以此为能，是庄公的过错。左氏所谓讥讽失教。如果没有序文，诗的意思就要被辞藻所损害了。
叔段善于饮酒，擅长驾驭马匹，而得到仁、武、美好的名声，就像称宣姜为邦媛，称皇父为孔圣一样。这是君子委婉文辞的讽刺，不是小人虚妄赞誉之词。严华谷说京城私党阿谀奉承称为美仁，就像河朔之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圣人一样，太过分了。郑军一出，京城人都叛变，段何曾有私党呢！
《太叔于田》
“火烈具举”，毛亨、郑玄训“烈”为“列”，说列人持火，大概是夜间田猎，用来照明。《尔雅释文》说夜间田猎叫“燎”，是对的。《诗集传》祖述陈氏的说法，训“烈”为炽盛，说用火田猎。《释文》又说用火田猎叫“狩”，《周礼》也说搜田用火，是对的。两种说法都可以讲通，但经文说“具举”“具扬”，那么列人持火更接近。末章说“火烈
清人
清人诗重英重乔，解者不一。説英云丝纒，乔云悬羽，孔疏之説也。英以朱羽为矛饰，矛上句曰乔，以县英者，朱传之説也。案重英，毛传云矛有英饰，笺申之云各有画饰，是毛郑意直谓施采画于矛矜【巨中反，又作豫楘】耳，非谓以他物为饰也。故孔氏丝纒之説见《閟宫》篇，而此诗不及彼，疏亦不质言之，而但为疑辞，是丝纒本无的据也。至重乔之为悬羽，姑通笺意而已。孔不以为然也。传云重乔，累荷也。孔申之云乔髙也【释诂文】五兵建于车上，二矛最髙，而复有等级【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八尺曰寻，倍寻曰常】谓之重髙。传解重髙为累荷者，荷掲也，谓二矛刃有髙下重累而相负掲，此解当矣。朱羽之説始于王氏之误用郑笺，而朱传因之。然郑笺云乔，矛矜【矛柄】近上及室【矛之銎孔】题【识也】所以悬毛羽，此训乔也，非训英也。又孔疏辨之云，经传不言矛有毛羽，郑以时事言之，犹今之鵞毛矟，然则悬羽乃汉制，未必周制也。集传以朱羽解英，以悬英解乔，是合英乔为一事，而以汉制为周制矣。至矛上句曰乔，古无此字训也。近世冯嗣京云，盖縁《尔雅》“木上句曰乔”之语类推而知之。噫，释木之文可借以释器乎？源谓重英重乔，均当以毛传为正。笺云画饰，疏云重髙，俱善述毛意者也。兵车六建，二矛最出其上，人举目即见之，故指以为言。首章言其采画之色，次章言其负掲之形耳。驷介陶陶，毛云陶陶驰驱貌，董氏释为乐而自适，集传从之。夫驷马被介，久不得归，何自适之有哉？果乐而自适，不当溃散矣。又陶字如毛训，当徒报反，如董释当音遥，皆不与本音同。集传无音而有叶，不知欲从何读。
羔裘
陈古刺今，诗之常也。辨説之讥，羔裘序过矣。且云序以变风不宜有美，故言刺。夫淇奥、缁衣、车邻、驷鐡诸篇，皆变风，序何尝不言美乎？至释为美其大夫之词，而欲以子皮、子产当之，不知诗止于陈灵、郑二子之去，诗世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年，鲁为季札歌郑羔裘，诗久编入周乐。是年子皮始当国，子产之为政又在其后，鲁何由先有其诗也？昭十六年，郑六卿饯韩宣子，子产赋郑之羔裘，不应取人誉己之诗歌以夸客也。朱子説诗，毋乃未论其世乎？近世伪为申公诗説者，以此诗为子皮既卒，子产思之而追赋，传诵至此，知有集传而已矣。郑羔裘三章，每章次句，毛、郑皆指大夫，不言裘，故以三英为三德。程子改训为英饰，与上二章不类矣。集传槩以裘释之，于首章云「直顺也，侯美也」，毛顺而美，既言如濡，又言顺美不已，复乎于次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则又舎裘而美豹矣，亦自觉其迂也。继之曰「服其所饰之裘者如之」，是仍指其人耳，何必多此诘曲乎？严缉从古注得之。
遵大路
郑之遵大路者，犹卫之考槃也。二武皆有贤名，二庄不能继其美。哲人知几，引身而去。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厥后州吁簒弑，五公子争立，二国之乱，若出一辙矣。秦康公弃其贤臣，穆公之业坠焉。观《晨风》《权舆》二诗，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无我魗兮？魗字，毛训弃，音雠；郑训恶，音丑。《説文》作▯，云弃也，从文，寿声，市流切。音义皆同。毛《集传》“市由切”，又云与丑同，殊少画一。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刺不説德也。首二章，士弋凫雁，女则宜之，以燕賔之用，皆陈古説德事也。欧阳氏以勤生解之。夫勤生者，小民之细行耳，以此为贤，将白圭、猗顿辈皆可升堂入室乎？况夫妇相燕乐而不及嘉賔，则何闗説德？夙寐晨兴，止自谋口腹之需，斯乃饮食之人与好色者相去无几，并不得谓之勤生，恶得谓之贤？始信古注之义长也。惟二三章「五子」字，笺疏皆指賔客，与首章差殊为未当。今案「子」字应是女目士之言，「与子宜之」，女为士宜之也。「与子偕老」承饮酒言，则所燕之賔与士相亲爱，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则集传当矣。
杂佩以赠之。传云：珩、璜、
译清人
《清人》这首诗中“重英”、“重乔”的含义，解释者各不相同。说“英”是丝线缠绕，“乔”是悬挂羽毛，这是孔颖达疏中的说法。说“英”是用朱红色羽毛作为矛的装饰，矛柄上弯曲的部分叫“乔”，用来悬挂“英”，这是朱熹传注中的说法。按：“重英”，毛传说是矛上有“英”的装饰，郑玄笺注进一步解释说各有彩绘装饰，这是毛亨、郑玄的意思，只是说在矛柄上施加彩绘罢了，并不是说用其他物体作为装饰。所以孔颖达关于丝线缠绕的说法见于《閟宫》篇，而这首诗没有提到那一点，疏注也没有明确肯定，只是作为疑问之辞，可见丝线缠绕本来就没有确切的依据。至于“重乔”解释为悬挂羽毛，不过是姑且通顺郑笺的意思罢了。孔颖达并不认为这样正确。传注说“重乔”，是累叠高耸的意思。孔颖达申述说“乔”是高耸的意思（这是《释诂》中的文义），五种兵器树立在车上，两根矛最高，而且又有等级差别（酋矛通常长四尺，夷矛长三寻，八尺叫一寻，两倍于寻叫一常），这叫作“重高”。传注解释“重高”为累叠高耸，意思是两根矛的刃部有高下重叠而相互依托高举，这个解释是恰当的。用朱红色羽毛解释“英”的说法，始于王氏误用郑笺，而朱熹的传注沿袭了它。然而郑笺说“乔”，是指矛柄靠近上部以及矛銎孔处的标记，用来悬挂毛羽，这是解释“乔”的，不是解释“英”的。又孔颖达疏辩解说，经文和传注都没有说矛上有毛羽，郑玄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说的，就像现在的鹅毛矛，那么悬挂羽毛乃是汉代的制度，未必是周代的制度。《集传》用朱红色羽毛解释“英”，用悬挂“英”解释“乔”，这是把“英”和“乔”合为一件事，而用汉代的制度来解释周代的制度了。至于说矛柄上弯曲的部分叫“乔”，古代没有这种字义训释。近代冯嗣京说，大概是依据《尔雅》中“树木上部弯曲叫乔”的话类推而知晓的。唉，解释树木的文字可以借用来解释器物吗？我认为“重英”、“重乔”，都应当以毛传为正。郑笺说彩绘装饰，孔疏说重高，都是很好地阐述了毛传的意思。兵车上有六种树立的兵器，两根矛最突出在上面，人们抬头就能看见，所以特意指出来说。第一章说的是彩绘的颜色，第二章说的是依托高举的形状罢了。“驷介陶陶”，毛传说“陶陶”是奔驰的样子，董氏解释为快乐而自得其乐，《集传》沿袭了它。那四匹马披着铠甲，长久不能回家，哪里有什么自得其乐呢？如果真的快乐而自得其乐，就不应当溃散了。又“陶”字如果按毛传解释，应当读徒报反，如果按董氏解释应当读遥音，都不与本音相同。《集传》没有注音而有叶音，不知道想从哪个读音来读。
羔裘
称颂古代以讽刺当今，是诗歌的常例。辩说的讥讽，《羔裘》的序言说错了。而且序言说因为变风不应当有赞美，所以说讽刺。那《淇奥》、《缁衣》、《车邻》、《驷铁》等篇，都是变风，序言何尝不说赞美呢？至于解释为赞美大夫的言辞，而想让子皮、子产来对应，不知道这首诗只到陈灵公、郑国两位公子离开的时代，距离郑国的世系已经五六十年了。鲁襄公二十九年，鲁国为季札歌唱郑国的《羔裘》，这首诗早就编入周乐了。这一年子皮才刚开始执政，子产执政又在他之后，鲁国怎么会有这首诗呢？鲁昭公十六年，郑国六卿饯别韩宣子，子产吟诵郑国的《羔裘》，不应当拿别人赞美自己的诗歌来夸耀客人吧。朱熹解说诗歌，莫非没有考察当时的世情吗？近代伪造的申公《诗说》，认为这首诗是子皮死后，子产思念他而追赋的，流传到现在，知道有《集传》罢了。郑国的《羔裘》三章，每章的第二句，毛亨、郑玄都指大夫，不说裘，所以把“三英”解释为“三德”。程子改解释为“英”的装饰，与上面两章不类似了。《集传》一概用裘来解释，在第一章说“直顺也，侯美也”，毛顺而美，既然说了“如濡”，又说顺美不已，又在第二章说“豹甚武而有力”，那就又舍弃裘而赞美豹了，也自己觉得迂腐了。接着说“穿着他所装饰的裘的人像这样”，这仍然是指那个人罢了，何必多此一举地曲折解释呢？严缉从古注中得到这个意思。
遵大路
郑国的《遵大路》，就像卫国的《考槃》一样。两位武公都有贤名，两位庄公不能继承他们的美德。有智慧的人洞察先机，抽身离去。没有君子，国家还能存在吗？后来州吁篡位弑君，五位公子争位，两国的动乱，如同出一辙。秦康公抛弃他的贤臣，穆公的功业就衰落了。看《晨风》、《权舆》两首诗，就知道秦国不再向东征伐了。
“无我魗兮？”“魗”字，毛传解释为抛弃，音雠；郑玄解释为厌恶，音丑。《说文》作“𧴪”，说抛弃，从文，寿声，市流切。读音和意义都相同。毛《集传》“市由切”，又说与丑相同，特别缺乏统一。
女曰鸡鸣
《女曰鸡鸣》讽刺不说美德。前两章，士人射取野鸭大雁，女子认为适宜，用来宴请宾客，都是陈述古代美德的事。欧阳氏用勤劳生计来解释。那勤劳生计，是平民百姓的细微行为罢了，把这当作贤德，那么白圭、猗顿之类的人都可以登堂入室了吗？况且夫妇相安享乐而不涉及嘉美的宾客，那与美德有什么关系呢？早起晚睡，只是自己谋求口腹的需要，这就是饮食之人与好色之人相去无几，并且不能称为勤劳生计，怎么能称为贤德呢？这才相信古注的意义深远。只有第二、三章的“五子”字，郑笺和孔疏都指宾客，与第一章有差异是不恰当的。现在按：“子”字应该是女子称呼士人的话，“与子宜之”，女子为士人认为适宜。“与子偕老”承接饮酒来说，那么所宴请的宾客与士人相亲爱，到老也不衰败。至于末章，那么《集传》是正确的。
杂佩以赠之。传注说：珩、璜、
琚、瑀、冲牙之类。佩玉琼琚，传云：佩有琚瑀，所以纳闲孔。疏引《説文》、《列女传》、《玉藻》注、《玉府》注，合诸説以推佩制。大约珩上横两璜，下垂冲牙，在两璜中央冲突前后。琚瑀则纳于众玉与珩之间。《玉藻》疏所言亦畧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贾公彦《玉府》疏言之详也。《玉府》注云：「诗传曰：佩玉有葱衡【衡即珩也，大戴礼《保傅》篇作双衡，汉书顔师古注、鱼豢《魏畧》及《三礼图》韵防皆从之】下有双璜，衡牙【衡牙即冲牙】蠙【玭同玭，步因反】珠以纳其间。疏云：「诗传谓韩诗衡横也，谓葱玉为横梁，下以组悬于衡之两头，两组末皆有半璧曰璜【半璧曰璜，乃逸《礼记》文，《周礼》大宗伯注】故曰双璜。又以一组悬于衡之中央，于末着衡牙，使前后触璜，故曰衡牙。案《毛诗》传别有琚瑀，其琚瑀所置，当于悬衡牙组之中央，又以二组穿琚瑀之内角衺系衡之两头，组末系于璜蠙蚌也，珠出于蚌，故曰蠙珠。纳其间者，组防有五，皆穿珠于其间，故曰以纳其间。贾疏之言佩制较明于孔矣。朱子集传、钱氏诗诂皆祖其説，而朱传之言琚瑀稍异。朱谓珩上横下垂三组贯穿蠙蛛旁，两组下系璜，而琚在中间，中一组下系衡牙，而瑀在中间，又以珠贯上系珩两端，下系于两璜中，则交贯于瑀。钱谓双璜上系于珩，又有组以左右交牵之，两组相交之处以物居其间，交纳而拘捍之，故谓之琚【贾谊《新书》云：佩玉捍珠以纳其间，钱语本此】或以大珠，或杂用瑀石。盖珠与琚瑀皆为佩名，琚在旁组之中，瑀在中组之中。钱以琚为佩名，瑀乃石之可为琚者，非佩名也。又惟中组之中有琚瑀，旁组之中不别系玉，二説各异。黄氏《韵防》两存之，不言其孰是。源谓中组有琚瑀，专为拘捍两衺组之用，不应旁组亦置之。故贾疏元言琚瑀所置在衡牙中央不。言两璜之组中有系玉，又毛传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説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説文》云：“琼琚，诗曰‘报之以琼琚’与疏所引不同】瑀，石次玉也【玉篇》《广韵》“瑀”注皆与《説文》同】然则瑀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与琚各为佩中之一物。诗诂之説艮是。又案《大戴礼·保传》篇云：“玭珠以纳其间，琚瑀以杂之。”卢辨注云：“总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三礼图【宋聂崇义】云：“苍珠为瑀，朱传云：玉长博而方曰琚，大珠曰瑀。”説琚瑀各不同。案毛、许近古，当以《诗传》及《説文》为正。
译琚、瑀、冲牙等类。《诗经》传文说：“佩玉中有琼琚。”传文解释说：佩玉中有琚和瑀，是用来填入空隙的。孔颖达的疏文引用了《说文解字》、《列女传》、《玉藻》的注以及《玉府》的注，综合各种说法来推求佩玉的形制。大抵是珩上面横着两个璜，下面垂着冲牙，在两璜的中央前后冲撞。琚和瑀则安置在众多玉饰与珩之间。《玉藻》的疏文所说的也大致相同，但没有提到琚和瑀。都不如贾公彦在《玉府》疏中说得详细。《玉府》注说：“《诗经》传文说：佩玉有葱衡【衡就是珩，大戴礼《保傅》篇写作双衡，汉书颜师古注、鱼豢《魏略》以及《三礼图》、《韵防》都依从此说】，下面有双璜，衡牙【衡牙就是冲牙】和玭珠用来填入它们中间。”疏文说：“《诗经》传文指的是韩诗，衡是横的意思，说是用葱玉做横梁，下面用丝带悬挂在衡的两头，两组丝带的末端都有半璧形的玉叫做璜【半璧叫做璜，这是逸《礼记》的文字，《周礼》大宗伯注中也有】，所以叫双璜。又用一组丝带悬挂在衡的中央，末端系着衡牙，使前后触击璜，所以叫衡牙。考察《毛诗》传文中另外有琚和瑀，那琚和瑀安置的位置，应当在悬挂衡牙的丝带中央，又用两组丝带穿过琚瑀的内角，斜着系在衡的两头，丝带末端系在璜和玭蚌上，珠子出自蚌，所以叫玭珠。填入它们中间的，丝带共有五组，都穿过珠子在它们中间，所以说用来填入其间。贾公彦疏文中关于佩玉形制的说法比孔颖达的更明白。朱熹《诗集传》、钱大昕《诗诂》都祖述他的说法，而朱熹传文中关于琚瑀的说法稍有不同。朱熹说珩上面横着，下面垂着三组丝带贯穿玭珠旁边，两组丝带下面系着璜，而琚在中间，中间一组丝带下面系着衡牙，而瑀在中间，又用珠子贯穿上面系在珩的两端，下面系在两璜中间，那么交叉贯穿在瑀上。钱大昕说双璜上面系在珩上，又有丝带从左右交叉牵引，两组丝带相交的地方用东西居间，交纳而约束支撑它，所以叫做琚【贾谊《新书》说：佩玉用捍珠来填入其间，钱大昕的话本于此】，或者用大珠，或者杂用瑀石。大概珠子和琚瑀都是佩玉的名称，琚在旁侧丝带的中间，瑀在中间丝带的中间。钱大昕认为琚是佩玉的名称，瑀则是可以做琚的石头，不是佩玉的名称。又只有中间丝带中有琚瑀，旁侧丝带中不另外系玉，两种说法各不相同。黄侃《韵防》两存其说，不说哪个是对的。源说中间丝带中有琚瑀，专门是为了约束支撑两边斜丝带的用途，不应该旁侧丝带中也放置。所以贾公彦疏文原本说琚瑀安置在衡牙中央，并没有说两璜的丝带中有系玉，又毛传云：“琚，是佩玉的名称。”孔颖达疏引用《说文解字》说：“琚，是佩玉的名称【今本《说文解字》说：“琼琚，《诗经》说‘报之以琼琚’，与疏文所引不同】；瑀，是次于玉的石头【《玉篇》《广韵》对“瑀”的注都与《说文解字》相同】。那么瑀是美石的名称，不是佩玉的名称，不能和琚各自作为佩玉中的一种物品。《诗诂》的说法很对。又考察《大戴礼·保传》篇说：“玭珠用来填入其间，琚瑀用来杂在其中。”卢辨注说：“总称为玭珠，而红色的叫琚，白色的叫瑀。”有人说：“瑀，是美玉；琚，是次于玉的石头。”《三礼图》【宋聂崇义】说：“苍色的珠子叫瑀，朱熹传文说：玉长而方叫琚，大珠叫瑀。”关于琚瑀的说法各不相同。考察毛亨、许慎接近古义，应当以《诗传》及《说文解字》为准。
佩《説文》云：大带佩也。从人、从几、从巾。佩必有巾，谓之饰。徐云：防意也。俗别作佩字，遂以从人者为服用之称，从玉者名其器，非是。然佩字已见《玉篇》，云本作佩，或从玉，则误之来久矣。
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扬之水。
郑诗二十一篇，其六篇皆为忽而作。计忽两为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九月奔卫。其继以桓十五年六月归，至十七年冬遇弑。前后在位不及三载，事至防矣，而国人闵之，剌之。卷卷无己者，岂非以其世子当立而不克令终，故独加怜惜与？案忽六诗，孔氏以有女、同车、褰裳二篇为作于前立时，以山有扶苏、萚兮、狡童、扬之水四篇为作于后立时。今合之郑事，殆不谬也。忽之立而即出奔也，因宋人之执祭仲也，衅起于外也。使结齐昬，有大援，或时有贤方伯起而正之，则郑突不能恃宋以窃国矣。故有女之刺，辞昬、褰裳之思见正，皆汲汲于外援也。忽之归而复见弑也，因恶髙渠弥而不能去也，祸生于内也。使忽能去奸用贤，断制威福，权臣不得擅命，与忠臣良士共图国政，则臣下之逆节无自萌矣。故山有扶苏诸篇，刺其逺君子、近小人，主弱臣专，孤立无附之事，所忧在内也。然则前立二诗，其作于忽之既奔；后立四诗，其作于忽之未弑乎？既奔故多婉惜之情，未弑故有忧危之语。诗人忠爱之思，千载犹如见矣。
有女同车
舜凡卉也，而屡见于经诗。顔如舜华，喻其色也。月令仲夏木菫荣，纪其时也。尔雅别二名曰椴【音段】曰榇。其华有赤白、单叶、千叶之殊。或云白曰椴，赤曰榇也。种之异者，名扶桑，言华有光艶照日，如东海扶桑树也。又名佛桑，音转也。亦有赤、白、黄三种，赤者尤贵，名朱槿。嵇含《草木状》云：朱槿，一名赤槿，其华深红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苏
扶苏、桥松，皆木也，宜于山；荷华、游龙，皆草也，宜于隰。反喻昭公用人贤不肖易位，髙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传义本平正明简，康成不用其説，分首章之兴为用臣之失，所凿矣。后儒争出新説以胜之，搃不如传义之当也。原《郑易》传之意，正为扶苏小木不应喻君子，荷华嘉植不应喻小人耳。殊不知诗人托兴，正不如此拘也。王雎鸷鸟而兴后妃，狼贪兽而兴周公，雉耿介之鸟而兴卫君及夫人，▯丝、良药、麦、嘉谷而兴淫乱之事，儗人于伦，未可以律古诗。
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童，指小人。郑説是也。毛以「狂狡」目昭公，失之矣。《诗》以「用舎失当」对言「正序」，所谓「所美非美也」，何得并刺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狂且」，郑以美好丑恶为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训忠良、狡童训有貌无实，则正言之。两章一喻一正，文义差殊，亦未尽善。今案前篇「洵美且都」，「都」与「美」别，训为闲习于礼【传云：「都，雅闲也。」笺云：「闲习妇礼】此篇「都」字义亦当同。然则「子都」乃闲习礼法之君子，「狂且」愚妄无知之小人，亦是正言而非喻语，与次章一例也。又「充」为充实，是真实之义；「狡」为狡狯，是变诈之义。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别也。然郑以「狡」为狡好，故训为「貌无实」，与「子充」诚伪相对，义亦通矣。孔疏申笺云：「此狡，狡好之狡。」《狡童》篇疏亦训「狡」为狡好。《齐还》篇笺云：「昌，狡好貌。」释文云：「佼，本又作狡。」《陈月出》篇「佼人」释文亦云：「盖佼、姣、狡三字古通，为美好义，亦作妖。」《白华》笺：「妖，大之人。」释文云：「妖，本又作姣。」
山有桥松，郑读为槁松，释为枯槁之义，明是破字，然不云当作槁，岂郑所见本元作槁与？
游龙传》云红草也。陆元恪以为即马蓼。据陶隠居《别録》则红与马蓼两草也。云马蓼止生湿地，茎斑叶大，有墨点【方土呼墨记草】亦有两三种。其最大者名龙薣，即水荭也。又云荭生水旁，如马蓼而甚长大。五月采实，诗称犹龙。郭璞云即茏古也。苏
译佩，《说文》说：“大带佩也。从人、从几、从巾。”佩饰必定有巾，称之为饰。徐锴说：这是为了防止邪念。俗体另造“佩”字，于是把从“人”的作为服用的称呼，把从“玉”的作为器物的名称，这是不对的。然而“佩”字已经见于《玉篇》，说本作“佩”，或者从“玉”，那么这种错误由来已久了。
《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扬之水》。
郑国的诗歌共二十一篇，其中六篇都是为郑昭公忽而作的。计算郑昭公忽两次即位，他起初在鲁桓公十一年五月即位，同年九月逃奔卫国。他后来在鲁桓公十五年六月回国，到鲁桓公十七年冬天被杀。前后在位不到三年，事情非常紧迫，而郑国百姓怜悯他、讽刺他。那卷卷不已的忧思，难道不是因为他是世子应当即位却不能善终，所以特别加以怜惜吗？考察郑昭公忽的六首诗，孔氏认为《有女同车》《褰裳》两篇作于他第一次即位时，认为《山有扶苏》《萚兮》《狡公》《扬之水》四篇作于他第二次即位时。现在结合郑国的史事来看，大概没有错误。郑昭公忽即位后随即出奔，是因为宋国人拘捕了祭仲，祸端起于外部。如果郑国与齐国联姻，得到强大的外援，或者当时有贤明的方伯起来匡正，那么郑厉公突就不能倚仗宋国而窃取国家了。所以《有女同车》讽刺辞婚，《褰裳》思念得到匡正，都急切地寻求外援。郑昭公忽回国后再次被杀，是因为厌恶高渠弥却不能除掉他，祸患生于内部。如果郑昭公忽能除掉奸佞任用贤才，果断行使威福，权臣不得擅权，与忠臣良士共同谋划国政，那么臣下的逆节就没有滋生的根源了。所以《山有扶苏》等篇，讽刺他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君主软弱臣下专权，孤立无依，所忧虑的在于内部。那么前两次即位时的两首诗，大概作于郑昭公忽出奔之后；后两次即位时的四首诗，大概作于郑昭公忽被杀之前？因为已经出奔，所以多有惋惜之情；因为尚未被杀，所以有忧虑危难的言语。诗人忠爱的心思，千载之后依然可见。
有女同车
舜是普通的花草，却屡次出现在经典和诗歌中。“颜如舜华”，是比喻它的颜色。《月令》说仲夏时木槿开花，是记载它的花期。《尔雅》另有两个名字，叫椴【音段】叫榇。它的花有红白、单瓣、千瓣的区别。有人说白色的叫椴，红色的叫榇。品种不同的，名叫扶桑，说它的花有光泽照耀太阳，像东海的扶桑树一样。又名佛桑，是音转。也有红、白、黄三种，红色的尤其珍贵，名叫朱槿。嵇含《草木状》说：朱槿，一名赤槿，它的花深红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苏
扶苏、桥松，都是树木，适宜生长在山中；荷花、游龙，都是草，适宜生长在低湿之地。反喻郑昭公用人贤不肖颠倒，高低失当，不如山与低湿之地的自然规律。《毛传》《郑笺》的意思本来平正简明，郑玄不采用它的说法，把首章的起兴分为用臣的失误，这是穿凿附会。后世儒者争着提出新说来胜过它，总不如《毛传》《郑笺》的意思恰当。原来《郑易》传的意思，正是扶苏是小木不应比喻君子，荷花是嘉植不应比喻小人罢了。殊不知诗人寄托兴味，正不这样拘泥。《关雎》中的雎鸠是猛禽却兴起后妃，《狼跋》中的狼是贪婪的野兽却兴起周公，《鹑之奔奔》中的雉是耿介的鸟却兴起卫君及夫人，〇丝、良药、麦子、嘉谷却兴起淫乱之事，比拟人物与伦理，不能用固定的规律来衡量古诗。
子都、子充，指君子；狂且、狡公，指小人。郑玄的说法是对的。毛亨用“狂狡”来指郑昭公，失之偏颇。《诗经》以“用舍失当”对应“正序”，所谓“所美非美”，怎么能一并讽刺郑昭公呢？只是首章“子都狂且”，郑玄以美好丑恶作为君子小人的比喻；次章“子充”训为忠良，“狡童”训为有貌无实，则是正面陈述。两章一喻一正，文义有差异，也不尽善。现在考察前篇“洵美且都”，“都”与“美”有别，训为闲习于礼【《传》说：“都，雅闲也。”《笺》说：“闲习妇礼”】，此篇“都”字义也应当相同。那么“子都”乃是闲习礼法的君子，“狂且”是愚妄无知的小人，也是正面陈述而非比喻，与次章同类。又“充”为充实，是真实的意思；“狡”为狡狯，是变诈的意思。二者正相反，是君子小人的区别。然而郑玄以“狡”为狡好，所以训为“貌无实”，与“子充”的诚伪相对，意思也通。孔颖达疏申《笺》说：“此狡，是狡好之狡。”《狡童》篇疏也训“狡”为狡好。《齐风·还》篇《笺》说：“昌，狡好貌。”《释文》说：“佼，本又作狡。”《陈风·月出》篇“佼人”《释文》也说：“大概佼、姣、狡三字古通，为美好的意思，也作妖。”《白华》《笺》：“妖，大之人。”《释文》说：“妖，本又作姣。”
山有桥松，郑玄读为槁松，解释为枯槁的意思，明显是破字，然而不说应当作槁，难道郑玄所见版本原本就作槁吗？
游龙，《传》说红草也。陆元恪认为就是马蓼。根据陶隐居《别录》则红与马蓼是两种草。说马蓼只生长在湿地，茎有斑点叶子大，有墨点【地方人叫墨记草】也有两三种。其中最大的名叫龙薣，就是水荭。又说荭生长在水边，像马蓼但非常高大。五月采果实，诗称犹龙。郭璞说就是茏古。苏
颂《图经》以陶为是。案水荭华浅红成穗，子如酸枣仁而小。炊□【初▯切▯也，俗作煼，亦作炒】可食，亦蓼属。蜀本草言蓼有七种，水红又在七种之外乎？
译颂《图经》认为陶弘景的说法是正确的。查考水荭花浅红色，结成穗状，种子像酸枣仁但较小。炒【初〇切〇也，俗作煼（chǎo），亦作炒】后可以食用，也属于蓼属。《蜀本草》说蓼有七种，水红又在这七种之外吗？
萚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传以为君责臣之词，言倡者当是予，和者当是女也。笺以为羣臣相谓之词，言女倡矣，则我将和之也。如笺意，则倡字当略断，予和女三字连读。然传义胜矣。郑之君臣不相倡和，应举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徒以叔伯及兄弟之称，当是羣臣自相谓耳。案《左传》鲁隠公谓公子彄为叔父【见五年】郑厉公谓原繁为伯父【庄十四年】晋景公谓荀林父为伯氏【宣十五年】安在叔伯之称君不可施于臣乎？
狡童
晦翁意主排序，故曲护郑忽【语见辨説】不知诗之刺忽，非恶而刺之，乃愍而刺之也。忧之至，不能餐，不能息，忠爱卷卷甚矣。何尝疾之如宼雠【亦辨説语】乎？至狡童之称，箕子曾以目纣，亦不自《郑风》始。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传释之曰：「子虽见絶，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以虽代维，又横增入「未至」字，正与诗意相反。
朱子为《郑风》传，满纸皆淫媟之谈耳。"狡童褰裳"二篇，摹画荡妇口角，尤鄙秽无度。此正士所不忍出诸口，不知大儒何以形诸笔也？每展卷至此，辄欲掩目。
褰裳
郑主芣騩【宋庠《国语补音》曰：芣騩音浮隗，山名，在宻县。騩又音愧】而食溱洧。溱洧，郑之名川也。三月上已，士女祓除于此，又胜地也。毛《▯止云水名，笺疏亦未详其源委。今案溱，《说文》作潧，云潧水出郑国。诗曰：溱与洧【其溱水出桂阳，非郑水】又云：洧水出颍川阳城山东北入颍。《汉地里志》湏洧水亦同。《水经》云：潧水出郑县西北平地，注云：郐水出郐城北西鸡络坞下，东南流经贾复城西，又左合▯水，又南左防承云山水，又东南厯下田川，经郐城西，谓之栁泉水。《史记》所云防溱洧即此。又南县流奔壑崩注丈余，其下积水成潭，广四十余歩，渊深难测。又南注于洧。诗“溱与洧”是也，谓之郐水。《水经》又云：洧水出河南宻县西南马岭山，又东过其县南，又东过郑县南，又东南过长社北，又东过新汲县东北，又东南过茅城邑东北，又东过习阳城西，折入于颍。《水经》言洧水发源与《说文》、《汉志》异。郦注谓阳城山乃马岭之统名，殆其然与？斯二水者，洧大而潧小，洧又经郑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传》襄元年，晋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昭十九年，郑大水，龙鬭于时门之外，洧渊皆郑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晋以诸侯伐郑，自戏童至于曲洧，则新汲县之洧也【杜注云：今新汲县治曲洧城，临洧水】至潧洧合流，桑经以为在郑县，郦注非之，以为在宻县南。辨证良不谬。然《溱洧》之篇言士女祓除，不应逺离都防而并举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溱水。一统志云：潧水至新郑县与洧水合，此桑经同。
朱子辨说于丰▯之水，出其东门三篇，皆云序误，而不言其误之故。于褰裳则以为序之失本于子太叔、韩宣子之语，而不着其何以失。于野有蔓草则引东莱语当之。然东莱止讥后序，不讥首序也。盖此数篇者，心欲非之，而不得其词矣。至辨风雨，以为诗词轻佻狎昵；辨子衿，以为词意儇薄。夫诗之音节似此二篇者多矣，可尽目为淫奔乎？至▯之水，欲指为淫词，而诗之文义难通也。则训兄弟为昬姻，此尤可笑。岂作诗者乃不昬不嫁，专事野合者哉？至辨溱洧，以为郑俗淫乱，是风声气习流传已乆，不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而然。兹特据汉地里志郑山居谷汲，男女亟聚防之文耳。夫序不可信，班固之书何以必可信乎？序以淫风大行归于乱离之故，使为民上者知教养不可一日缺，斯诚有禆治道之言。纵令其事未确，犹当信之，况师传有自乎？华谷云：郑卫多淫诗，卫由上之化，郑由时之乱也。汉书以为风土之习使然，则教化为虚言，而二南之义诬矣。噫，此笃论也。
丰
传云丰丰满也。篆作□，説文草成□□也。从□上下逹，丰满正盛意耳。逢蚌等字皆从此，其契耕等字则从丰。丰读如▯，与□异。
东门之墠
墠平易，践阪
译萚兮
叔父啊伯父啊，我领唱你应和。《传》认为这是君主责备臣下的言辞，说领唱的人应当是我，应和的人应当是你。《笺》认为这是群臣互相称呼的言辞，说你已经领唱了，那么我将应和你。如果按照《笺》的意思，那么“倡”字应当稍作停顿，“予和女”三个字连读。然而《传》的解释更为优胜。郑国的君臣之间不相唱和，应当举出唱和的常理来纠正它。郑玄的意思，只是认为叔父、伯父以及兄弟的称呼，应当是群臣自相称呼罢了。查考《左传》，鲁隐公称公子彄为叔父【见隐公五年】，郑厉公称原繁为伯父【庄公十四年】，晋景公称荀林父为伯氏【宣公十五年】，哪里存在叔父、伯父的称呼君主不能用于臣下的情况呢？
狡童
朱熹的意思主要在于排序，所以曲折地庇护郑忽【话语见于《辨说》】。不知道《诗》讽刺郑忽，并非厌恶而讽刺他，而是怜悯而讽刺他。忧虑到了极点，不能吃饭，不能休息，忠诚仁爱之情深切极了。何曾像对待仇敌那样憎恨他【也是《辨说》中的话语】呢？至于“狡童”这个称呼，箕子曾用来指称商纣王，也并非从《郑风》开始。
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熹的《传》解释说：“你虽然被拒绝，还没有到使我不能吃饭的地步。”用“虽”代替“维”，又凭空增加了“未至”二字，正好与诗意相反。
朱熹为《郑风》作传，满纸都是淫荡下流的言论。“狡童”、“褰裳”这两篇，摹写荡妇的口吻，尤其卑鄙污秽没有限度。这是正派士人所不忍出口的，不知道大儒为何要把它写进笔下？每次翻开书卷到这里，就想闭上眼睛。
褰裳
郑国以芣騩山为主【宋庠《国语补音》说：芣騩音浮隗，是山名，在密县。騩又音愧】，而在溱水、洧水边饮食。溱水、洧水，是郑国的著名河流。三月上巳节，士女在这里祓除不祥，又是名胜之地。毛《传》只说是水名，郑《笺》、孔《疏》也没有详细考证其源流。现在查考溱水，《说文》写作潧，说潧水出自郑国。《诗》说：溱水与洧水【那溱水出自桂阳，不是郑国的水】又说：洧水出自颍川阳城山，向东北流入颍水。《汉书·地理志》须洧水也相同。《水经》说：潧水出自郑县西北的平地，注解说：郐水出自郐城北西鸡络坞下，向东南流经贾复城西，又在左边汇合了〇水，又向南在左边承接云山水，又向东南经过下田川，经过郐城西，称为柳泉水。《史记》所说的防溱洧就是这里。又向南流入南县，水流奔涌，山崩水注高达丈余，下面积水成潭，宽四十多步，深渊难以测度。又向南注入洧水。《诗》中“溱与洧”说的就是这里，称为郐水。《水经》又说：洧水出自河南密县西南的马岭山，又向东经过该县南面，又向东经过郑县南面，又向东南经过长社北边，又向东经过新汲县东北，又向东南经过茅城邑东北，又向东经过习阳城西，折入颍水。《水经》所说洧水的发源地与《说文》、《汉书·地理志》不同。郦道元的注解说阳城山是马岭山的统称，大概是这样吧？这两条水，洧水大而潧水小，洧水又经过郑城之中，从西北流入而从城南流出。《左传》襄公元年，晋国攻打郑国，进入其外城，在洧水边打败了其徒兵。昭公十九年，郑国发大水，龙在时门外争斗，洧渊都是郑国南边的洧水。那成公十七年，晋国率领诸侯攻打郑国，从戏童直到曲洧，则是新汲县的洧水【杜预注说：现在新汲县治所在曲洧城，临近洧水】。至于潧水与洧水合流之处，桑经认为在郑县，郦道元的注解说它不对，认为在密县南面。辨析考证确实不错。然而《溱洧》这篇诗说士女祓除，不应远离都城而并举两条水，意思是洧水中已经包含了溱水。《一统志》说：潧水到新郑县与洧水汇合，这与桑经相同。
朱熹在《辨说》中对于《丰》、〇之水、《出其东门》三篇，都说《序》错了，却不说明错在哪里。对于《褰裳》则认为《序》的错误本于子太叔、韩宣子的话语，却不指出何以出错。对于《野有蔓草》则引用吕祖谦的话来对应。然而吕祖谦只讥讽后《序》，不讥讽首《序》。大概这几篇，心里想否定它，却找不到言辞。至于辨析《风雨》，认为诗词轻佻狎昵；辨析《子衿》，认为词意轻浮浅薄。诗的音韵节奏像这两篇的多了，可以全部视为淫奔吗？至于〇之水，想指为淫词，而诗的文义难以讲通。于是把兄弟解释为婚姻，这尤其可笑。难道作诗的人不婚不嫁，专门从事野合吗？至于辨析《溱洧》，认为郑国风俗淫乱，是风气习俗流传已久，不仅因为战争不息，男女互相抛弃才这样。这只是根据《汉书·地理志》郑国山居谷汲，男女频繁聚会的话罢了。《序》不可信，班固的书为什么就一定可信呢？《序》把淫风大行归因于战乱离散，让统治者知道教化养育不可一日缺失，这确实是有益于治理的言论。纵然事情未必确切，还应当相信，何况师承有来源呢？华谷说：郑、卫多淫诗，卫国是由于上层的教化，郑国是由于时局的动乱。《汉书》认为是风土习俗使然，那么教化就成了空话，而《二南》的意义就被诬蔑了。唉，这是确切的议论。
丰
《传》说丰是丰满的意思。篆书写作□，《说文》说草长成□□的样子。从□上下通达，丰满正是兴盛的意思。逢、蚌等字都从它，而契、耕等字则从丰。丰读如〇，和□不同。
东门之墠
墠是平坦的，践踏斜坡
峻难登，行上之栗易，攀室中之藏难觊。以兴昬姻之际，得礼则易，不得礼则难。毛义本无不通也。郑以为女欲奔男之词，遂为朱传之滥觞矣。
译高峻的山难以攀登，向上行走时脚底容易打滑，想要窥探室内的珍藏更是困难。以办理昏姻之事为例，符合礼制就容易，不符合礼制就困难。毛义原本并没有不通达之处。郑玄认为这是女子想要私奔到男子那里的言辞，这便成了朱熹传注中谬误的开端。
风雨
传以潇潇为暴疾，则甚于凄凄矣。云胶胶犹喈喈，则无所加焉。世之乱也，日甚一日。君子行已之道，只得其常而已。以世乱而稍贬，非君子也。以世乱而加峻，是有心于矫俗，亦非君子也。故序云：“不改其度焉。”魏卢钦之称徐邈曰：“徃者毛学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无常，而徐公有常也。噫，兹所谓“不改其度”者与？
子衿
青青子衿，毛传云：“青衿，青领也。”衿字石经作“防”，释文云：“衿本又作襟。”严缉谓衿、襟二字音义俱同，非也。案《尔雅》：“衣皆谓之襟。”注云：“交领也。”又“衿谓之袸【音贱】注云：“小带也。”《説文》止有“防”字，注云：“交袵也。”然则“衿”、“防”、“襟”三字各一义，诗当以“襟”字为正，“衿”、“防”特通用耳。《顔氏家训》云：“古者衣领下连于衿，故谓之衿。”不知诗字多通用，不必彊为之说也。《说文》又有“衿”字，云：“衣系也。”籀文作“防”，则“衿”字亦可作“紟”、“防”。
嗣音当以毛义为正，云嗣习也。古者教以诗乐，诵之，歌之，▯之，舞之。孔疏引《王制》“四术四教”，《文王世子》“春诵夏▯”，证之当矣。此诗本刺学校废，当责其学业之不习。若徒以音问为言，则朋友相思之常语耳，非序意也。
扬之水
狡童，扬之水，其一，人一时之作乎？忽有兄弟而不可据，同心者仅二人耳，而谗间又入之，此所以终于孤危也。维予与女，无信人言，虑之深，言之苦矣！不与我言，不与我食，则廷女者已售其欺，虽有忠臣良士，奈忽何？
出其东门
荼传》云：“英荼”；《笺》云：“茅荼”；语异而物同，其取义又异。传取其白，笺取其轻也。朱子以茅华轻白可爱，喻女色之美。《说文》异于毛、郑，而实本《汉书》注。《汉·郊祀志》歌云：“顔如荼。”注：应劭云：“荼，野菅，白华也。”言竒丽白如荼也。师古云：“言美女顔貌如茅荼之柔也。”《集传》本此。然古人托喻，义各有归，正不必援彼释此。其毛、郑二说，则孔氏右郑得之。“匪我思存”，毛以“存”为救，则“思”应如字读；郑以为“思所存”，则“思”应读为去声。毛义在“存”，郑义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释文云：“且音徂。”《尔雅》云：“存也。”旧子徐反，合之上章，则音“徂”者，毛义；子徐切者，郑义也。陆不分毛、郑，而别后反为旧，未知旧指谁家。
野有蔓草
序云：「思遇时，殆谓处乱而思治云尔。」零露溥兮，望泽之喻也。有美一人，目君之称也。玩传文，亦无男女慕说之意。东莱疑后序是讲师所益，其信然乎？《左传》郑子太叔之于赵孟【襄二十七年】子齹【才何切】之于韩宣子【昭十六年】皆赋此诗，未必尽断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蕳集传以为上已祓除祖韩诗注也毛传无明文然云涣涣春水盛也【今本无春水二字】则亦以为春时矣郑云仲春冰释水涣涣然又云男女感春气并出托采芬香之草而为淫佚之行言仲春则非上已言托采香草则非祓除矣窃谓郑俗虽淫不应无故士女骈集韩诗之说为长
蕳，香草名，后人借以名他卉，相沿既乆，遂执今卉以实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最重兰，左传言其有国香，孔子以为王者之香，离骚咏之尤多，而两见于诗国风，郑溱洧，陈泽陂之蕳，毛公皆以为兰，是也。神农本草列于上品，谓之水香，陶氏别録名兰泽草，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湏女子种之，又名女兰，女子小儿喜佩之，又名孩儿菊。本草纲目以为即今省头草云。唐珤经验方曰：「夏月置髪中，令髪不防【之力切，黏也】考其说，良是。然今之省头草，气不甚佳，人亦莫珍，而古人顾重之，如彼此物性有变更耳，非古今人好尚之殊，亦非别草
译风雨
《毛传》把“潇潇”解释为风雨暴疾，那就比“凄凄”更严重了。“云胶胶”如同“喈喈”，也就没有更进一层的含义了。世道的混乱，一天比一天厉害。君子践行自己的道，只能保持常态罢了。因为世道混乱而稍微降低标准，不是君子；因为世道混乱而更加严厉苛刻，是有心矫饰世俗，也不是君子。所以《序》说：“不改变他的法度。”魏国卢钦称赞徐邈说：“过去毛学先、崔季珪等人掌权，推崇清素之士。当时大家都改变车马服饰来求取名声，而徐公不改变他的常态，所以人们认为他通达。近来天下奢靡，互相效仿，而徐公高雅的崇尚依然如故，不与世俗同流。所以前日的通达，就是今日的耿介。”这是世人没有常道，而徐公有常道。唉，这就是所谓的“不改其度”吧？
子衿
“青青子衿”，《毛传》说：“青衿，是青色的衣领。”“衿”字在石经中写作“防”，《释文》说：“衿原本也写作襟。”严缉认为衿、襟二字音义都相同，这是不对的。查考《尔雅》：“衣领都叫做襟。”注解说：“交领。”又说：“衿叫做袸。”注解说：“小带。”《说文》只有“防”字，注解说：“交领。”那么“衿”、“防”、“襟”三个字各有一个含义，《诗经》应当以“襟”字为正，“衿”、“防”只是通用罢了。《颜氏家训》说：“古时候衣领下面连着衿，所以叫做衿。”不知道《诗经》中的字很多是通用的，不必强行解释。《说文》又有“衿”字，说：“衣带。”籀文写作“防”，那么“衿”字也可以写作“紟”、“防”。
“嗣音”应当以《毛传》的解释为正，说嗣是习的意思。古时候用诗乐来教育，诵读它，歌唱它，弦歌它，舞蹈它。孔颖达疏引《王制》“四术四教”、《文王世子》“春诵夏弦”，来证明这一点是恰当的。这首诗本来是讽刺学校废弛，应当责备学业不熟练。如果仅仅把嗣音理解为音信，那就是朋友相思的常语罢了，不符合《序》的意思。
扬之水
狡童，《扬之水》第一章，是同一时间所作的吗？忽然有了兄弟却不可依靠，同心的人只有两个，而谗言离间又介入其中，这就是最终孤立危险的原因。“维予与女，无信人言”，考虑得深远，言语痛苦啊！不和我说话，不和我吃饭，那么奉承你的人已经售其欺骗，虽然有忠臣良士，又能奈他何？
出其东门
《传》说：“英荼”；《笺》说：“茅荼”；说法不同但事物相同，所取的义理又不同。《传》取它的白色，《笺》取它的轻盈。朱熹用茅花轻白可爱，来比喻女子容貌之美。《说文》不同于毛亨、郑玄，而实际上本于《汉书》注。《汉书·郊祀志》歌辞说：“颜如荼。”注：应劭说：“荼，野菅，白花。”说奇异美丽白得像荼一样。颜师古说：“说美女容貌像茅荼一样柔美。”《集传》本于此。然而古人寄托比喻，义理各有归宿，正不必援引彼来解释此。毛亨、郑玄两种说法，则孔颖达支持郑玄是对的。“匪我思存”，毛亨把“存”解释为救，那么“思”应当按本字读；郑玄认为是“思所存”，那么“思”应当读去声。毛亨的义理在“存”，郑玄的义理在“思”。下章“匪我思且”，《释文》说：“且音徂。”《尔雅》说：“存也。”旧音子徐反，结合上章，那么音“徂”的是毛亨的义理；子徐切的是郑玄的义理。陆德明不分毛亨、郑玄，而另外标注后音为旧音，不知道旧音指的是哪一家。
野有蔓草
《序》说：“思遇时，大概是指身处乱世而思慕治世罢了。”“零露溥兮”，是盼望恩泽的比喻。“有美一人”，是称颂君主的说法。玩味《传》文，也没有男女慕悦的意思。吕祖谦怀疑后序是讲师所增补，大概是真的吧？《左传》郑国子太叔对赵孟【襄公二十七年】、子齹对韩宣子【昭公十六年】都赋了这首诗，未必都是断章取义了。
溱洧
溱洧的士女手持蕳草，《集传》认为是上巳节祓除，本于《韩诗》注。《毛传》没有明文，然而说“涣涣，春水盛也”【今本无“春水”二字】，那么也认为是春天了。郑玄说仲春冰释，水涣涣然，又说男女感于春气，一起出来，托辞采撷芬芳的草而进行淫佚的行为。说仲春就不是上巳，说托辞采撷香草就不是祓除。我私下认为郑国风俗虽然淫乱，不应无故士女聚集，《韩诗》的说法更为合理。
蕳，香草名，后人借用来命名其他花卉，沿袭已久，就执持现在的花卉来充实古名，这不可不辨明。古人最重视兰，《左传》说它有国香，孔子认为是王者之香，《离骚》咏叹它尤其多，而在《诗经》国风中出现两次，郑国的《溱洧》、陈国的《泽陂》中的蕳，毛公都认为是兰，这是对的。《神农本草》列于上品，叫做水香，陶氏《别录》名叫兰泽草，出产于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须女子种植，又名女兰，女子小儿喜欢佩戴，又名孩儿菊。《本草纲目》认为就是现在的省头草。唐珣《经验方》说：“夏天放在头发中，让头发不粘。”考察他的说法，确实是对的。然而现在的省头草，气味不甚好，人们也不珍视，而古人却重视它，如同彼此物性有变更罢了，不是古今人好尚的不同，也不是别的草。
也。宋宼宗奭衍义，元朱震亨补遗，皆以今之兰华，其叶如麦门冬者，当古之兰草，失之矣。吕氏读诗记曰：「兰即今之兰，误亦同兰草与泽兰同类而小别，俱生水旁，紫茎素枝，赤节緑叶，其茎圜节长，叶无芒者为兰草，茎微方节短，叶有芒者为泽兰。」炮炙论【刘宋雷斆着】云：「大泽兰即兰草也，小泽兰即泽兰也，暖时并可佩，八九月有华，赤白色成穗，又有生山中者，名山兰，与二兰而三焉。」其曰蕙者，今之荅蘦【或讹作零陵】香是也。后人以叶长似茅，华黄緑色，或一茎一华，或一茎数华者，彊名为兰蕙，盖误始于黄山谷。然朱晦庵离骚辨证，陈正敏遯斋闲览，熊大古冀越集，陈止斋益兰説，方虚谷订兰说，皆已辨之矣。
译也。宋代寇宗奭的《衍义》，元代朱震亨的《补遗》，都认为现今的兰华，其叶子像麦门冬的，应当是古代的兰草，这是错误的。吕氏《读诗记》说：“兰就是现在的兰，错误也同兰草与泽兰同类而略有区别，都生长在水边，紫茎素枝，红节绿叶，茎圆节长、叶无芒的是兰草，茎微方节短、叶有芒的是泽兰。”《炮炙论》【刘宋雷斫著】说：“大泽兰就是兰草，小泽兰就是泽兰，温暖时节都可以佩戴，八九月开花，赤白色成穗状，又有生长在山中的，名叫山兰，与这两种兰合为三种。”其中所说的蕙，就是现在的荅蘦【或讹作零陵】香。后人把叶子长似茅草，花呈黄绿色，或一茎一花，或一茎数花的，强行命名为兰蕙，这错误大概始于黄山谷。然而朱晦庵的《离骚辨证》，陈正敏的《遯斋闲览》，熊大古的《冀越集》，陈止斋的《益兰说》，方虚谷的《订兰说》，都已经辨正过了。
传曰：勺药，香草。疏引陆玑云：「今药草芍药，无香气，非是也。」未审今何草？东莱谓香不必在柯叶，故以药草之芍药当之。朱传、严缉皆从其说。然古人以芳草为佩，亦以赠遗徃来，取其柯叶之香，华不与焉。盖佩欲其乆，柯叶之香虽▯不歇，华则否矣。况上已祓除时，安得有芍药华乎？集传以为三月开华，殆据闽中风土，非所以解郑诗也。又王砅【音厉】素问》注引《月令》：「雷始发声，下有芍药荣。」是仲春第五▯，恐亦非今芍药，岂与郑勺药一草乎？宋董氏因《韩诗》「离草」之解，遂疑勺药为江离，虽属臆见，然江蓠香草见《离骚》，亦兰之类也。《别録》云：「蘼【尔雅》《说文》并作蘪】芜，一名江蓠，芎防苖也。」陶云：「叶似蛇牀而香，骚人取以为譬，则士女相赠，容或有之。」案《本草》注言：「未结根者为蘼芜，既结根者为芎防，大叶似芹者为江蓠，细叶似蛇床者为蘼芜。」是三草同类而稍别也。又案：芍药之名两见《山海经》：《北山经》云：「绣山草多芍药、芎防。」《中经》云：「洞庭之草多葌蘪芜、芍药、芎防。」夫芎防、蘼芜本江蓠之类，而与芍药并产于两山，意芍药之即为江蓠，果不谬乎？
毛诗稽古编卷五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六
呉江陈启源撰
齐【变风】
齐诗谱言：懿王烹哀公，变风始作。孔疏申之，谓《公羊传》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广以为夷王。然哀公烹后，立弟胡公。胡公于夷王时被弑，其立必非夷王时。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无失徳，受谮烹人，定是暗主。《本纪》称懿王之立，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谮矣。且言懿王时诗人作刺，或指《鸡鸣》而言。胡公歴懿、孝而夷，一君当三王。諡法保民耆艾曰胡，知胡公歴年乆矣，益明烹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当矣。案《汲冡纪年》：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徐广应本此为说。然《纪年》之书，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书·顾命》：齐侯吕伋逆子钊。《左传》楚子言吕伋事康王【昭十二年】则齐丁公伋与周康王同时也。康王后歴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后歴乙公、癸公及哀，仅四君。较其世次，以哀值懿，犹为防也，不应更后矣。又《史记·三代年表》亦以哀公当共王世，胡公当懿王世，此皆证据之显然者，不仅如孔所云也。郑说应不误。又案《礼记》“防”亦出孔手，《而檀弓》“比及五世”防，言夷王当哀公与《诗》防异意，彼有旧文，因而未改耶。
鸡鸣
鸡鸣，次章《集传》曰：「此再告，末章曰：『此三告』，可谓不参活句矣。一告不起，待再告；再告不起，待三告。夫人诚贤矣，君之怠惰不已甚乎？夫诗人陈古刺今，设为此警戒之词耳。首章举君夫人可以起之时【传云：『鸡鸣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次章举君夫人可以朝之时【传云：『东方明则夫人纚笄而朝，朝已昌盛则君视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以为立言之次第，非真有两度语。末章又自言警戒之故，与上二章亦一时之言，非两度促之不起。至虫飞时，又促之也。古人飞走之物，皆可名虫。《大戴礼》《易·本命》篇称羽虫、毛虫、介虫、鳞虫、倮虫是也。虫亦可名乌。《夏小正》「丹鸟」「白鸟」指萤与蚊蚋是也。《鸡鸣》之「虫飞」「桑柔」之「飞虫」，孔防皆以为羽虫，信有理矣。羽虫晨飞，其鳬雁之属乎？羣臣早朝者，或且翺翔而弋之，君与夫人岂能贪同梦也？合《郑》《齐》两《鸡鸣》观之，可定古人夙兴之节。
还
还篇之肩，七月之豣，二字形异而音义同。啖齐传云：兽三嵗曰肩；豳传曰：豕三嵗曰豣。则似微有别矣。夏官注，先郑引豳诗亦作献肩于公，而云四嵗曰肩，与诗传戾，故后郑不从。其云一嵗曰豵，三嵗曰特，则合于驺虞、伐檀、七月、毛、义焉。
着
着序云「刺时东方之日」，序云「刺衰东方未明」，序云「刺无节」，
译传文说：“芍药，是香草。”《疏》引用陆玑的话说：“现在的药草芍药，没有香气，不是这种草。”不知道现在是什么草？吕祖谦认为香气不一定在枝干和叶子上，所以用作为药草的芍药来对应。朱熹的《诗集传》、严粲的《诗缉》都跟随他的说法。然而古人把芳草佩戴在身上，也用来赠送往来的人，是取其枝干和叶子的香气，花朵是不包括在内的。大概是因为佩戴希望持久，枝干和叶子的香气虽然微弱但不间断，花朵则不然。况且在上巳节祓除的时候，怎么会有芍药花呢？《集传》认为芍药在三月开花，大概是依据福建一带的风土，这不是解释《郑风》的正确方法。又王砅在《素问》注中引用《月令》：“雷开始发声，下面有芍药开花。”这是仲春的第五个节气，恐怕也不是现在的芍药，难道与《郑风》中的芍药是同一种草吗？宋代董氏因为《韩诗》中“离草”的解释，于是怀疑芍药就是江离，虽然属于主观臆断，然而江离这种香草见于《离骚》，也是兰草一类的。《别录》说：“蘼芜，《尔雅》《说文》都写作‘蘪’，一名江离，是芎�的苗。”陶弘景说：“叶子像蛇床而有香气，写《离骚》的人取它作为比喻，那么士人女子互相赠送，或许是有这种情况的。”查考《本草》注说：“未结根的叫蘼芜，已经结根的叫芎�，大叶子像芹菜的叫江离，细叶子像蛇床的叫蘼芜。”这是三种草同类而稍有区别。又查考：芍药这个名字在《山海经》中出现两次：《北山经》说：“绣山的草有很多芍药、芎�。”《中经》说：“洞庭山的草有很多葌、蘪芜、芍药、芎�。”芎�、蘪芜本来就是江离一类的，而与芍药一起生长在两座山上，意谓芍药就是江离，果然不错吗？
《毛诗稽古编》卷五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六
吴江县陈启源撰写
齐【变风】
《齐诗谱》说：周懿王烹杀齐哀公，变风于是开始产生。孔颖达的《疏》阐发这个说法，说《公羊传》和《史记·齐太公世家》只说周王烹杀齐哀公，不说是什么王。只有徐广认为是周夷王。然而齐哀公被烹杀后，立他的弟弟胡公。胡公在周夷王时被弑杀，他即位一定不是在周夷王时。周夷王之前有周孝王，周孝王没有失德，听信谗言烹杀人，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史记·周本纪》称周懿王即位后，王室于是衰微，明确是周懿王听信谗言了。而且说周懿王时诗人作诗讽刺，或许是指《鸡鸣》而言。胡公历经周懿王、周孝王到周夷王，一位君主对应三位周王。谥法说保护百姓、年老长寿叫“胡”，知道胡公在位时间很长了，更加明确烹杀齐哀公的不是周夷王。孔颖达这个说法是对的。查考《汲冢纪年》：周夷王三年，周王召集诸侯，在鼎中烹杀齐哀公。徐广应该根据这个说法。然而《纪年》这本书，不是先儒所信任的。又查考《尚书·顾命》：齐侯吕伋迎接太子钊。《左传》楚子说吕伋侍奉周康王【昭公十二年】，那么齐丁公吕伋与周康王是同时代的人。周康王之后历经周昭王、周穆王、周共王到周懿王，共五位周王。齐丁公之后历经齐乙公、齐癸公到齐哀公，仅四位齐君。比较他们的世次，让齐哀公对应周懿王，还算是勉强，不应该再往后了。又《史记·三代年表》也把齐哀公对应周共王时代，齐胡公对应周懿王时代，这些都是明显的证据，不仅仅像孔颖达所说的那样。郑玄的说法应该没有错误。又查考《礼记》中的“防”也出自孔颖达之手，《檀弓》中“比及五世”的“防”，说周夷王对应齐哀公与《诗经》的“防”意思不同，那里有旧文，因而没有修改吧。
《鸡鸣》
《鸡鸣》第二章，《集传》说：“这是第二次告诫，末章说：‘这是第三次告诫’，可以说是不参透活句了。第一次告诫不起床，等待第二次告诫；第二次告诫不起床，等待第三次告诫。夫人确实贤德了，君主的怠惰不也太厉害了吗？诗人陈述古事讽刺今事，假设有这种警戒的话罢了。首章举出君主和夫人可以起床的时候【传文说：‘鸡叫时夫人起身，朝堂充满时君主起身’】，次章举出君主和夫人可以上朝的时候【传文说：‘东方明亮时夫人束发插笄上朝，朝堂已经昌盛时君主视朝，《玉藻》说君主日出时视朝’】，作为立论的次第，并不是真的有两次说话。末章又自己说明警戒的原因，与上面两章也是一时的话，并不是两次催促不起床。到了虫子飞的时候，又催促他。古人飞行的走兽，都可以叫虫子。《大戴礼记》《易·本命》篇称羽虫、毛虫介虫、鳞虫、倮虫就是这样。虫子也可以叫鸟。《夏小正》‘丹鸟’‘白鸟’指萤火虫和蚊蚋就是这样。《鸡鸣》中的‘虫飞’、《桑柔》中的‘飞虫’，孔颖达的《疏》都认为是指羽虫，确实有道理。羽虫早晨飞翔，大概是野鸭大雁之类吧？群臣早朝的，或许正在飞翔射猎它们，君主和夫人怎么能贪恋同梦呢？结合《郑风》《齐风》两篇《鸡鸣》来看，可以确定古人早起的规定。
《还》
《还》篇中的“肩”，《七月》中的“豣”，两个字字形不同但音义相同。啖助的《齐诗传》说：野兽三岁叫肩；《豳风传》说：猪三岁叫豣。那么似乎稍有区别了。《周礼·夏官》注，郑众引用《豳风》诗也作“献肩于公”，而说四岁叫肩，与《诗传》违背，所以郑玄不采纳。他说一岁叫豵，三岁叫特，则与《驺虞》《伐檀》《七月》、毛亨、郑玄的意思相合。
《着》
《着》的序说“讽刺当时东方之日”，序说“讽刺衰败东方未明”，序说“讽刺无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