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一
动轻率如此乎？」又案简阅近在京师，自当躬亲其事；征伐在千里之外，择人而任之，乗舆可以无出，此事势之常，无足怪也。孔欲证成王説，以为得毛指，乃云：「不得载常简阅，遣将独行，此吾所未解。」
译举动轻率到这种地步吗？」又查考简阅在近处的京师，自然应当亲自处理；征伐在千里之外，选择合适的人选来任用，天子车驾可以不外出，这是事理常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孔安国想要证实成王的说法，认为符合毛亨的旨意，于是说：“不能经常简阅，却派遣将领独自行动，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六月栖栖，刘执中彞以六月为建巳之月，吕説从之。朱传以为建未之月，此本不足置辨。但周世民间纪物候，或用夏正；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纪月。出师征伐，国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正者哉？《诗》小传谓《诗》无周正，非也。必如《豳风》之《七月》、《小雅》之《四月》，方可定其夏正耳。《小明》之二月，未尝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未尝建亥也【各有辨，见本篇】
于字有三训，于也，往也，曰也。诗具有之，今莫识曰义。然《六月》篇两“王于出征”，若不训“于”为“曰”，文义终不可通。郑笺得其解矣。孔疏谓诗中“于”字传止有“于”“往”两训，故不用“曰”义，述毛，殊不知传文简略，安知非偶遗之邪？案“于”“曰”二义皆见《尔雅·释诂》，其“曰”义，郭注引此诗释之。又《説文》“于”字注云：“于也，象气之舒，从丂一。”夫亏象气之舒，“曰”从口从一，亦象口气之出【见《説文】古人制此二字，意原相同矣。又案“亏”“于”同义，诗多用“亏”，而“于”字亦间出。“于”本古文“乌”字也，古文“乌”作□，又省作□，隶变作“于”，借为“于乎”字，转其义而不改其音也。又为“亏”义，则音义俱转矣。“于”字见诗者：《静女》《着》《权舆》《蜉蝣》《九罭》《白驹》《下武》《板》《清庙》《九》诗凡十七字，皆“于”义，央居切。至《伐木》《灵台》与《雝》《赉》二颂，则释文有两音，要音“乌”之义长也。其余皆叹词矣。又“于”为叹词，元象“乌”“鸟”之鸣，斯假借而不离本义者，故他处作“乌”亦作“呜”。
共武之服，释文云：「共，郑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述毛者也。孔疏用郑説，述毛亦读如字。恭字之义，无闻焉。朱传云：「共与供同，未知王、徐亦此义否也？」观《巧言》之「匪其止共」，《小明》之「靖共尔位」，《召旻》之「昏椓靡共」，皆训为供具之供，则意当同矣。严、缉既音共为恭，又引郑笺云：「共典也。」笺本谓严者与翼者共典兵事，「共典」犹「同典」耳，非以「典」释「共」也。裁割先儒之言而不顾其文义，将谁欺乎？又案笺分严、翼为两人，云：「羣帅之中，有威严者，有恭敬者，共典兵事。」言文武之人备此义，亦胜。严者能率厉士气，敬者能抚缉众心，或以武节着，或以文德优，人各有能，在用才者兼収之耳。吉甫文武俱长，所以为元帅也。孔以郑述毛不为无见。
六月诗所言地名凡五：焦获也，镐也，方也，泾阳也，太原也。毛郑槩无注释，惟焦获则疏引《尔雅》耳。郑训泾阳为泾水之北，泾水北非一地，初不以秦汉之泾阳县当之也。镐、方无所考，直以为北方地名而已。惟太原之名，见《禹贡》及《左传》，彰彰有据，而注疏并无一语及之。良以《六月》之太原，非《禹贡》《左传》之太原也。朱传始以今太原府阳曲县释之。案《出车》诗「南仲既平猃狁，即伐西戎」，则二防定相接壌猃狁自是西北之戎，其遁也，亦应向西北而去，吉甫安得反东行逐之，至今山西之阳曲哉？通义驳其误，允矣。或又谓太原即唐原州【今平凉府固原州及泾州地】后魏始置，其命名或取《诗》「太原源」，谓此近之矣，而亦无确据。后魏去周宣千余载，即使因诗取名，亦属臆见，况未必然也。毛郑去古不逺其地果属髙平【汉髙平即后魏原州】后魏犹有传闻，汉世岂反不知而不取以证诗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见于诗书者，《禹贡》曰「原隰厎绩」，《公刘》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复降在原」，又曰「瞻彼溥原」，《皇矣》曰「度其鲜原」，《绵》曰「周原膴膴」，《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太原，其诸原之类与，定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确指为何地，则穿凿之见耳。
毛传云：「焦获，周地接于猃狁者，斯言殆未然也。」焦获又名瓠口，在今泾阳县北。今泾阳县即汉池阳县也，
译六月时节忙碌不安，刘执中认为“六月”是建巳之月，吕説跟随他的说法。朱熹《诗集传》认为这是建未之月，这本不值得辩论。只是周代民间记录物候，有时使用夏历；但朝廷的重大政令，必定以周历纪月。出兵征伐是国家大事，哪有舍弃周历而使用夏历的道理呢？《诗经》小传说《诗经》中没有使用周历，这是不对的。只有像《豳风》中的《七月》、《小雅》中的《四月》，才可以确定它们使用的是夏历。《小明》中的“二月”，并非建卯之月；《十月之交》中的“十月”，也并非建亥之月【各自有辨析，见本篇】。
“于”字有三种解释：一是“于”，二是“往”，三是“曰”。《诗经》中都有体现，现在的人不认识“曰”这个义项。然而《六月》篇中两处“王于出征”，如果不把“于”解释为“曰”，文意终究无法贯通。郑玄的笺注得到了正确的解释。孔颖达的疏解说诗中“于”字的传注只有“于”“往”两个义项，所以不采用“曰”义，只是阐述毛传，却不知道传文简略，怎么知道不是偶然遗漏了呢？查考“于”“曰”两个义项都见于《尔雅·释诂》，其中“曰”义，郭璞的注引这首诗来解释。又《说文解字》对“于”字的注解说：“于，象气之舒展，从丂从一。”“亏”象气之舒展，“曰”从口从一，也象口气之吐出【见《说文解字》】。古人造这两个字，原本意思相同。又查考“亏”“于”同义，《诗经》多用“亏”，而“于”字也偶尔出现。“于”本是古文“乌”字，古文“乌”写作□，又省写作□，隶变作“于”，借用作“于乎”字，转变了意义而不改变读音。又用作“亏”义，则音义都转变了。“于”字在《诗经》中出现的：《静女》《着》《权舆》《蝜蝣》《九罭》《白驹》《九罭》《下武》《板》《清庙》九首诗共十七个字，都是“于”义，读音为央居切。至于《伐木》《灵台》与《雍》《赉》两篇颂诗，则《经典释文》有两个读音，大概读“乌”义更恰当。其余都是叹词了。又“于”作为叹词，原本象“乌”“鸟”的鸣叫声，这是假借而不离本义，所以其他地方作“乌”也作“呜”。
“共武之服”，《经典释文》说：“共，郑玄读如本字；王肃、徐邈音恭。”王肃、徐邈的读音，是阐述毛传的。孔颖达的疏采用郑玄的说法，阐述毛传也读如本字。“恭”字的意义，没有听说过。朱熹《诗集传》说：“共与供相同，不知道王肃、徐邈是否也是这个意思？”看《巧言》中的“匪其止共”，《小明》中的“靖共尔位”，《召旻》中的“昏椓靡共”，都解释为供具的“供”，那么意思应当相同了。严粲、严缉既把“共”音读为“恭”，又引用郑玄笺注说：“共，典也。”笺注原本是说严者与翼者共同掌管兵事，“共典”犹如“同典”罢了，并不是用“典”来解释“共”。割裂先儒的话而不顾其文义，这是欺骗谁呢？又查考笺注把严、翼分为两个人，说：“众帅之中，有威严的人，有恭敬的人，共同掌管兵事。”说文武之人具备这些意义，也很好。严者能激励士气，敬者能安抚众心，有的以武节著称，有的以文德优秀，人各有能，在于用才者兼收并蓄罢了。吉甫文武双全，所以担任元帅。孔颖达认为郑玄阐述毛传并非没有见解。
《六月》诗所说的地名共有五个：焦获、镐、方、泾阳、太原。毛传、郑笺大概都没有注释，只有焦获则疏引《尔雅》罢了。郑玄把泾阳解释为泾水之北，泾水之北不是一个地方，起初并不把它当作秦汉时的泾阳县。镐、方无处考证，直接认为是北方地名罢了。只有太原之名，见于《禹贡》和《左传》，明显有据，而注疏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它。实在是因为《六月》中的太原，不是《禹贡》《左传》中的太原。朱熹《诗集传》开始用现在的太原府阳曲县来解释它。查考《出车》诗“南仲既平猃狁，即伐西戎”，那么两个防线必定相接壤，猃狁自是西北的戎狄，他们逃跑，也应当向西北而去，吉甫怎么能反而向东追逐，直到今天山西的阳曲呢？通义驳斥他的错误，是恰当的。有人又说太原就是唐代的原州【今平凉府固原州及泾州地区】，后魏才开始设置，其命名或许取自《诗经》“太原源”，说这个接近了，但也无确凿证据。后魏距离周宣王一千多年，即使因诗取名，也属于主观臆断，何况未必如此呢。毛传、郑笺距离古代不远，如果那地方确实属于高平【汉代高平即后魏原州】，后魏还有传闻，汉代难道反而不知道而不取来证明《诗经》吗？查考雍州之地，多以原命名，见于《诗》《书》的，《禹贡》说“原隰底绩”，《公刘》说“度其隰原”，又说“于胥斯原”，又说“复降在原”，又说“瞻彼溥原”，《皇矣》说“度其鲜原”，《绵》说“周原膴膴”，《吉日》说“瞻彼中原”，都是雍地。《六月》中的太原，大概是原之类吧，一定在雍州北境，但一定要确切指出是哪一地，则是穿凿附会的见解了。
毛传说：“焦获，是周地接于猃狁的地方，这话大概不对。”焦获又名瓠口，在今泾阳县北。现在的泾阳县就是汉代的池阳县，
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阳县亦在府城西五十里，县城东二十五里为古镐京。焦获去之仅数十里耳，何得便与猃狁为隣西周畿内方八百里，而猃狁乃在都城数十里外，直是肘腋之际。周世戎狄虽多错处中国，亦不应密迩如此。况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猃狁巢穴反近在百里内，尤不可信。《尔雅·释地》：「周有焦防【与获同】郭注：「今扶风池阳县瓠中是也。」然则郭所谓瓠中乃释焦防，非偏释护也。《尔雅》以焦获为十薮之一，则焦获乃一地，非两地也。集传释焦获忽分而二之，云「焦未详所在」，「获，郭璞以为瓠中」，知引《尔雅》注矣，又不玩其文义，何邪？《出车》传谓「方即朔方」，观《六月》诗，则益知诗之朔方非汉朔方郡矣。诗云：「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言猃狁之来，由镐而方而泾阳也。是朔方之地在泾阳与镐之间矣。方之去周京，当比镐为近。刘向云：「千里之镐，犹以为逺，镐去京师千里，方复较近焉，则不及千里矣。」岂可以汉朔方郡当之邪？
译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阳县也在府城西五十里，县城东二十五里是古镐京。焦获距离那里不过几十里罢了，怎么能说就与猃狁相邻呢？西周王畿方圆八百里，而猃狁却在都城几十里外，简直是近在肘腋之间。周代戎狄虽然多交错居住在中国境内，也不应该如此靠近。况且吉甫驱逐他们还要行军千里，而猃狁的巢穴反而近在百里之内，尤其不可信。《尔雅·释地》说：“周有焦防【与‘获’同】”，郭璞注说：“就是现在扶风池阳县的瓠中。”那么郭璞所说的瓠中是解释焦防的，并非只解释“获”字。《尔雅》把焦获列为十大沼泽之一，那么焦获是一个地方，不是两个地方。《集传》解释焦获却突然把它分成两个，说“焦不知道所在”，“获，郭璞认为是瓠中”，知道引用《尔雅》的注了，又不仔细玩味它的文义，为什么呢？《出车》的传文说“方就是朔方”，看《六月》这首诗，就更知道诗中的朔方不是汉代的朔方郡了。诗说：“侵犯镐京和方地，到达泾阳。”是说猃狁的来路，从镐京到方地再到泾阳。这样朔方之地就在泾阳与镐京之间了。方地距离周京，应当比镐京更近。刘向说：“千里之外的镐京，还认为遥远，镐京距离京师千里，方地又比它近，那就不到千里了。”怎么可以用汉代的朔方郡来对应呢？
以诗之文势合之今之地理，泾阳其即焦获乎？焦获最近京邑，猃狁犯周，当至是而止。诗数猃狁之恶，故先言焦获，见其纵兵深入，迫处内地；继又追本其始，自逺而来，故言镐与方。纪其内侵所经也，言泾阳，纪其内侵所极也。以其初至，故曰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初至则泛言泾水之阳，久居则实指其地名，立词之常也。泾水经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焦获亦在其北耳。总之，焦获、泾阳皆举近而言，镐与方皆举逺而言【笺云：镐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肃以镐为镐京，王基驳之，语见孔疏】猃狁之来，由逺而近，诗人据目前所见，自应先举其近，后举其由逺而近之路也。孔疏云：镐方虽在焦获之下，不必先焦获乃侵镐方，当亦同此意。
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传云：“言逐出之而已。”疏申其意，以为宣王德盛兵强，不必与战。此语固然，然犹未尽也。大抵东西南三夷，皆有城郭室庐，知慕德义，易驯服，故可招致而臣属之。北狄逐水草，转徙无常居，性桀骜好杀，不可德绥威慑。扬子云所谓中国之坚敌也。善谋国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我犯，足矣。故采芑诗曰：“蛮荆来威。”江汉诗曰：“乃疆乃理，至于南海。”常武诗曰：“徐方既来，徐方既同。”或致其朝贡，或正其封域，如臂使指。其彼三诗，并不言诸国之来侵也。意所云背叛者，止是不修贡职，自称雄于一方，又甚则旁犯邻境耳。而先王辄举兵入其地，彼亦惶惧，引罪稽首阙廷。若《六月》诗则异是，述猃狁入冦情形，纵兵蹂躏，弥亘千余里，京畿重地，半为戎马之塲。彼三诗，寜有是乎？至吉甫出征，仅仅驱之逺遁，不若蛮荆、淮、徐诸国望风懐附也。彼三诗多称诩国威，此一诗反张皇敌势，岂勇于彼而怯于此邪？当年事势，寔应尔。尔后世东南荒服渐内属为郡县，惟北狄倔彊，沙漠长与中国抗衡。古今事略相同，读宣王征伐四诗，皆可得其槩矣。
饮御诸友疏云：进其宿在家诸同心之友，与之饮以尽其欢。然则诸友乃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吕氏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为友。东莱又申之曰：《酒诰》大史友、内史友，君固以臣为友也。持论虽美，然非诗意矣。集传以为吉甫私燕，尤失之。诗正以王燕吉甫，必进其好友与之共饮，使得尽欢。又于常牲之外【燕礼牲用狗】加以珍膳，见宠异功臣之特厚耳。若吉甫召防亲友燕饮于私家，乃其常事，且何闗于国政，而着之《雅》篇哉？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后用之【▯语】故诗人以采芑新田为喻，菜之肥美由于耕之方新，士之勇武由于教养之有素也。集传以为因赋起兴，是采菜民田，寔有其事矣，岂三代节制之师乎【通义有辨】集传又曰：芑苦菜，此袭用草木疏而误也。疏云：芑似苦菜，今脱去似字，岂欲溷荼芑为一物乎？又金路有钩，革路无之。经云钩膺，则此路车是金路非戎路。又铙与镯皆名钲，而镯【直角切】以节鼓，非静之义。传云：钲以静之，则此钲非镯是铙。正义辨之，皆歴有明据，而集传不从，未审其何故。
芑陆疏以为似苦菜。案宋嘉祐本草谓芑为白苣，王祯农书谓之石苣。食疗本草云云：「白苣似莴苣，叶有白毛。」李氏纲目云：「叶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种，三四月开华，黄色如苦□，结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种。」故谚曰：「生菜不离园。」葢白苣、苦苣、莴苣俱宜生食，不宜烹，可通曰「生菜」。而白苣稍美，得专其称也。然则荼是苦苣【辨见邶谷风】芑是白苣，同类而小别耳。元恪以为相似，信矣。朱传不察，混为一菜。
王国六军用车千乘，采芑其车三千，则十八军矣。非出师之常，故郑以为羡卒尽起。孔疏以为出六遂及公邑。后世或以为兼用侯国之兵。盖古者天子用兵，先取于六乡，乡不足，取六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诸侯邦国，皆用本有此制，非臆説也。朱子讥其以文害词，以词害意，故集传云：“此极其盛而言，未必实有此数。”夫诗人矜诩之
译将《诗经》的文势与当今的地理相印证，泾阳难道就是焦获吗？焦获离京城最近，猃狁侵犯周朝，应当到了这里就停止。诗中多次列举猃狁的罪恶，所以先说焦获，表明他们纵兵深入，逼近内地；接着又追溯其起始，从远方而来，所以说镐京和方国。这是记载他们内侵所经过的地方，说泾阳，是记载他们内侵所到达的极限。因为他们初到，所以说“至”；因为他们久居不去，所以说“整”。初到时泛泛地说泾水之北，久居时则实指那个地名，这是立词的常理。泾水流经一千六百里，水北并非只有一地，焦获也在水北罢了。总之，焦获、泾阳都是举近处而言，镐京与方国都是举远处而言【笺云：镐京、方国，都是北方的地名。王肃认为镐是镐京，王基驳斥他，话语见孔颖达疏】。猃狁来袭，由远及近，诗人根据眼前所见，自然应先举近处，后举由远及近的路径。孔颖达疏说：镐京、方国虽然在焦获之下，不必是先侵犯焦获才侵犯镐京、方国，应当也是这个意思。
“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毛传》说：“意思是驱逐他们出去罢了。”孔疏申述其意，认为宣王德行盛大、兵强马壮，不必与他们交战。这话固然不错，但还没有说尽。大抵东、西、南三方的夷狄，都有城郭房屋，仰慕德义，容易驯服，所以可以招致他们成为臣属。北狄追逐水草，迁徙无常居，性格桀骜好杀，不能用德政安抚或威势震慑。这是扬雄所说的中原的劲敌。善于谋国的人，只要巩固边防，让他们不侵犯我国，就足够了。所以《采芑》诗说：“蛮荆来归顺。”《江汉》诗说：“划定疆界，治理政事，直到南海。”《常武》诗说：“徐方已经来朝，徐方已经归同。”有的让他们朝贡，有的划定他们的封域，如同手臂指挥手指一样。那三首诗，都不说各国来侵犯。意思上所说的背叛，只是不修贡职，在一方自称雄强，再严重一点就是侵犯邻境罢了。而先王随即出兵进入他们的土地，他们也惶恐畏惧，引罪叩头于朝廷。至于《六月》诗则不同，叙述猃狁入侵的情形，纵兵践踏，绵延一千多里，京畿重地，一半成了战场。那三首诗，哪有这种情况呢？等到吉甫出征，仅仅驱使他们远遁，不像蛮荆、淮夷、徐国那样望风归附。那三首诗多称颂国威，这一首诗反而夸大敌势，难道是勇敢对待那边而怯懦对待这边吗？当年的形势，确实应该如此。后来东南的荒服逐渐内属成为郡县，只有北狄倔强，在沙漠中长久与中国抗衡。古今事情大致相同，读宣王征伐的四首诗，都可以得到大概了。
“饮御诸友”，孔疏说：“进献那些在家中的同心朋友，与他们饮酒以尽欢。那么诸友是吉甫的朋友，不是王的朋友。”吕氏引用范氏的话说：王以群臣为友。吕祖谦又申述说：《酒诰》中的大史友、内史友，君主本来就以臣下为友。持论虽然美好，但不符合诗意。《集传》认为是吉甫私宴，尤其错误。诗正是说王宴请吉甫，必定进献他的好友与他共饮，让他尽欢。又在常规祭牲之外【燕礼用狗】加上珍馐美味，显示对功臣宠爱的特别优厚。如果吉甫召集亲友在私家宴饮，那是他的常事，而且与国家政事有什么关系，而要写进《雅》篇呢？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后任用他们【〇语】，所以诗人以采芑、新田为喻，菜的肥美由于耕种的新近，士的勇武由于教养的有素。《集传》认为是因赋起兴，是采菜民的田地，确实有这件事，难道是三代的节制之师吗【通义有辨】。《集传》又说：芑是苦菜，这是袭用《草木疏》而错误。《疏》说：芑似苦菜，现在脱去了“似”字，难道想混淆荼、芑为一物吗？又金路有钩，革路没有。经文中说钩膺，那么这路车是金路而不是戎路。又铙与镯都叫钲，而镯【直角切】用来节制鼓声，不是安静的意思。《传》说：钲用来使军队安静，那么这钲不是镯而是铙。《正义》辨析这些，都有明确的证据，而《集传》不遵从，不知是何缘故。
《芑陆疏》认为芑似苦菜。查宋嘉祐《本草》说芑是白苣，王祯《农书》称为石苣。《食疗本草》说：“白苣似莴苣，叶上有白毛。”李时珍《纲目》说：“叶色白，折断有白汁。正二月下种，三四月开花，黄色如苦苣，结子也相同。八月、十月可再种。”所以谚语说：“生菜不离园。”大概白苣、苦苣、莴苣都适宜生食，不宜烹煮，可以通称为“生菜”。而白苣稍美，得以专称。那么荼是苦苣【辨析见邶风谷风】，芑是白苣，同类而略有区别罢了。陆德明认为相似，确实如此。朱熹不察，混为一菜。
王国六军用车千乘，《采芑》其车三千，那就是十八军了。不是出师的常规，所以郑玄认为是羡卒全部出动。孔疏认为是出六遂及公邑。后世有人认为兼用侯国之兵。大概古代天子用兵，先取于六乡，乡不够，取六遂，遂不够，取公卿采邑及诸侯邦国，都是本来有此制度，不是臆说。朱子讥讽他们以文害词，以词害意，所以《集传》说：“这是极言其盛，未必实有此数。”夫诗人矜夸
谈，容或过甚，然此诗“其车三千”一语而三及之，不惮重复，殆是纪实之词，非虚张之説也。况万乗之国出车三千，何足为异？晋霸国耳。昭十三年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乗【见左传】防启疆所言长毂九百【左传昭五年】尚不在其中。合而计之，几及五千乗矣。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车，讵足为多，而过疑之。
译谈论或许有些过分，然而这首诗中“其车三千”这一句话反复提及三次，不避重复，大概是记录事实的言辞，并非虚张声势的说法。况且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出动三千辆战车，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晋国只是称霸的国家罢了。昭公十三年在邾南检阅军队，战车就有四千辆【见《左传》】，防启疆所说的长毂九百辆【《左传》昭公五年】还不包括在内。合起来计算，几乎达到五千辆了。宣王在成周时期，天子拥有三千辆战车，难道算多吗？却对此过度怀疑。
説文以隼字为鵻之或体，云鵻，祝鸠也，从鸟，隹声，或从隹十。徐云思允切。《尔雅翼》据其説，以为诗之翩翩者鵻，皆隼也。案鵻乃谨慤孝顺之鸟，故诗言“将父将母”，以之为兴，而《嘉鱼》篇以喻贤人。《左传》谓之祝鸠，少皥氏以名司徒，主教民，亦取其孝也。隼为鹞属，鸷鸟也。《易·解卦》“公用射隼”，以象誖【俗作悖】逆之人【九家《易》言其性疾害】讵可合为一哉？况説文鵻谐佳声，明与隼异读，又训为祝鸠，则定非鸷鸟。其以隼为或体，当必有误。徐氏思允切，殆彊以隼音加之耳。又案鵻、隼皆见《尔雅》，曰“佳，其鳺鴀”，注：“今防鸠，此鵻也。”曰“鹰隼丑，其飞也翚”，注：“鼓翅翚翚然疾，此隼也。”陆玑之释《诗》也，“翩鵻”“鴥隼”，亦各为之疏，皆以为两禽矣。隼一鸟也，説文以为祝鸠，陆玑《诗疏》云“即春化布谷者”，则又以为鸤鸠。罗愿《尔雅翼》疑为鵧【符悲切，音皮】鷑【音及】云“今俗名鵶防”，则又是鷑鸠【尔雅》云“鷑鸠，鵧鷑】一鸟而兼三鸠，果安所折衷乎？吾即以《诗》《易》《尔雅》之言断之而已。《诗·秦风》“鴥彼晨风”，《小雅·采芑》“沔水两言鴥彼飞隼”，咏鹯、咏隼，皆言“鴥鴥”者，迅疾貌，正《尔雅》“其飞也翚”之谓，可见鹰鹯与隼同是鸷鸟，《易》以比小人，亦以其贪残善搏击也。其与鸠殊类，明矣。
尔雅·释诂》：“蠢，作也，动也。”《释训》：“蠢，不逊也。”《説文》：“蠢，虫动也。”《玉篇》云：“动也，作也。”《广韵》云：“出也，动也。”然则“动”其本义，而借为“不逊”与《书》“蠢兹有苗，越兹蠢”、“今蠢允蠢”、“诗”“蠢尔蛮荆”、“礼记”“春之为言蠢也”，先儒释之皆不离动义。字又溷“惷惷”，乱也。《左传》：“今王室寔惷惷焉【昭二十四年】今本“惷”作“蠢”是也。“惷”“蠢”音同，义亦相近，无妨通用耳。《采芑》集传云：“蠢，动而无知貌。”“无知”义，古未之有。语本伊川，而蔡氏亦祖此以释《书》，是误以“惷【书》“容丑江二切】愚义为“蠢”义矣。因“惷【本作“芚□】蠢【本作“芚□】▯文相近，致此误也。诒误至取“蠢”为无知之称，目反忘其动义矣。
元老壮犹易，所以称丈人吉也。后世赵营平、马伏波皆以老将立功，非其证与？朱传曰：「方叔虽老而谋则壮，一似壮犹非老将所能短于义矣。」况传引《曲礼》云：「五官之长【谓三公之为二伯者】出于诸侯，曰天子之老。」则元老之称，自以方叔官爵言，不以其齿也。
车攻
宗庙齐豪【尔雅作毫】戎事齐力，田猎齐足。尔雅此文释《吉日》诗也，毛公用之入《车攻》传，而以尚纯、尚彊、尚疾推明厥指。盖《吉日》云“既差我马，差择也”，《车攻》云“我马既同，同齐也”，择之使齐，二义相因矣。两诗皆纪田猎，宜専以齐足取义，而篇中言“四牡”“四黄”，乃齐力、齐豪之事，齐足反不及焉。微独此两诗也，凡诗曰“四牡”“乗牡”“曰乗驷”，皆齐力也；曰“四黄”“乗黄【黄骍也】曰四骊【纯黒色】曰驷鐡【黒色】曰驷騵【赤马白腹】曰四骐【青黒色】曰四骆【白马黒鬛】曰乗鸨【骊白杂毛】曰乗駽【青骊色】皆齐豪也。独齐足不言“驷”“乗”，又《周礼》校人职：“祭祀、朝觐、防同，毛马而颁之；凡军事，物马而颁之。”毛马即齐豪也，物马即齐力也，亦无齐足之事。岂齐足非周制与？案诗载马名最多，类皆以毛色为定，其以力举者止有“驹”“牡”两称，并无以疾足得名。《尔雅》释畜所列诸马，亦以毛色辨名，惟云“絶有力駥【如融切】则以彊力得名耳。若夫騉【音昆】蹄、騉駼、盗骊、宜乗、褭【奴了切】骖之属，皆彊力疾足之马名，然非常之骏，不在恒畜之列也。窃意古人之名马，止据毛色，而力与足不与焉。虽有“齐”者，亦无由别其名，而配以“驷”“乗”之文矣，宜其不着于诗也。
译《说文》把“隼”字作为“鵻”的异体字，说鵻是祝鸠，从鸟，隹声，有的写法从隹十。徐铉注音为思允切。《尔雅翼》依据这种说法，认为《诗经》中“翩翩者鵻”的鵻，都是隼。按：鵻是谨慎、诚实、孝顺的鸟，所以《诗经》说“将父将母”，用它来起兴，而《嘉鱼》篇用它来比喻贤人。《左传》称它为祝鸠，少皥氏用它来命名司徒，主管教化百姓，也是取它的孝顺之意。隼是鹞一类，是猛禽。《易经·解卦》说“公用射隼”，用来象征悖逆的人（九家《易》说它的性情疾恶害人），怎么可以把它和鵻合为一种呢？况且《说文》中鵻谐“佳”声，明显与隼读音不同，又训释为祝鸠，那么肯定不是猛禽。它把隼作为异体字，必定有错误。徐铉的思允切，大概是强行把隼的读音加上去罢了。又按：鵻、隼都见于《尔雅》，说“佳，其鳺鴀”，注释：“现在的防鸠，这就是鵻。”说“鹰隼丑，其飞也翚”，注释：“鼓动翅膀翚翚然快速，这就是隼。”陆玑解释《诗经》时，“翩鵻”“鴥隼”也分别作了疏证，都认为这是两种禽鸟。隼是一种鸟，《说文》认为它是祝鸠，陆玑《诗疏》说“就是春天化育布谷的鸟”，那么又认为它是鸤鸠。罗愿《尔雅翼》怀疑它是鵧鷑，说“现在俗名叫鵶防”，那么又是鷑鸠（《尔雅》说“鷑鸠，鵧鷑”）。一种鸟兼有三种鸠，究竟以哪个为准呢？我就用《诗经》《易经》《尔雅》的话来判定罢了。《诗经·秦风》“鴥彼晨风”，《诗经·小雅·采芑》“沔水”两篇都说“鴥彼飞隼”，咏叹鹯、咏叹隼，都说“鴥鴥”，是迅疾的样子，正是《尔雅》“其飞也翚”的意思，可见鹰鹯和隼同是猛禽，《易经》用它来比喻小人，也是因为它们贪婪残忍、善于搏击。它们与鸠完全不同类，这是明显的。
《尔雅·释诂》：“蠢，作，动。”《释训》：“蠢，不逊。”《说文》：“蠢，虫动。”《玉篇》说：“动，作。”《广韵》说：“出，动。”那么“动”是它的本义，而借用作“不逊”，以及《尚书》“蠢兹有苗”、“越兹蠢”、“今蠢允蠢”，《诗经》“蠢尔蛮荆”，《礼记》“春之为言蠢也”，先儒解释都不离开动的意义。字又混淆了“惷惷”，乱。《左传》：“今王室寔惷惭焉”（昭公二十四年），今本“惷”作“蠢”是对的。“惷”“蠢”音同，意义也相近，不妨通用罢了。《采芑》集传说：“蠢，动而无知的样子。”“无知”的意义，古代没有。语本于伊川，而蔡氏也祖述这个来解释《尚书》，是错误地把“惷”（《尚书》“容丑江二切”）愚昧的意义当作“蠢”的意义了。因为“惷”（本作“芚□”）、“蠢”（本作“芚□”）文字相近，导致这个错误。误导以至于取“蠢”作为无知的称呼，反而忘记了它的动的意义了。
元老壮犹易，所以称丈人吉。后世赵营平、马伏波都以老将立功，不是证据吗？朱熹传注说：“方叔虽然年老但谋略却壮，好像壮犹不是老将所能短的。”况且传注引用《曲礼》说：“五官之长（指三公中担任二伯的人）出自诸侯，称为天子之老。”那么元老这个称呼，自然是根据方叔的官爵来说的，不是根据他的年龄。
车攻
宗庙祭祀齐备豪马，军事行动齐备强力之马，田猎齐备疾足之马。《尔雅》这段文字是解释《吉日》这首诗的，毛公把它用在《车攻》的传注中，并用尚纯、尚强、尚疾来阐明其旨意。大概《吉日》说“既差我马”，差是选择的意思，《车攻》说“我马既同”，同是齐备的意思，选择使之齐备，两个意义相互关联。两首诗都记载田猎，应该专门取齐足的意义，而篇中说“四牡”“四黄”，却是齐力、齐豪的事情，齐足反而没有涉及。不仅仅是这两首诗，凡是诗中说“四牡”“乘牡”“曰乘驷”，都是齐力；说“四黄”“乘黄”（黄骍）、“曰四骊”（纯黑色）、“曰驷铁”（黑色）、“曰驷騵”（赤马白腹）、“曰四骐”（青黑色）、“曰四骆”（白马黑鬃）、“曰乘鸨”（骊白杂毛）、“曰乘駽”（青骊色），都是齐豪。只有齐足不说“驷”“乘”，而且《周礼》校人的职责说：“祭祀、朝觐、会同，按毛色分配马匹；凡是军事，按物性分配马匹。”毛马就是齐豪，物马就是齐力，也没有齐足的事情。难道齐足不是周代的制度吗？按：《诗经》记载马名最多，大多以毛色来确定，以力量举出的只有“驹”“牡”两个称呼，并没有以疾足得名的。《尔雅》释畜所列的各种马，也以毛色辨别名称，只有说“绝有力駥”（如融切）是以强力得名罢了。至于騉蹄、騉駼、盗骊、宜乘、褭骖之类，都是强力疾足的马名，然而是非常的骏马，不在普通牲畜之列。我私下认为古人命名马匹，只根据毛色，而力量和脚力不参与其中。虽然有“齐”的，也没有办法区别它们的名称，而配上“驷”“乘”的文字，所以没有显现在诗中。
其师田之马力与足既齐，而色复齐，则诗人特表异之，以见畜牧蕃息之盛。若《六月》之“四骊”、《采芑》之“四骐”、秦之“驷铁”、郑之“乗黄”“乗鸨”、《大明》之“驷騵”及此诗之“四黄”，皆是要非天子诸侯不能具也。若夫《渭阳》之“乗黄”以赠人，《裳裳者华》之“四骆”以保禄位，《駜》之“乗黄”“乗駽”以在公，则齐豪而已，不必兼力与足矣。
译那马匹的毛色与力量、脚力既相称，而毛色又统一，诗人便特意标举其特异之处，以此展现畜牧繁殖兴旺的景象。像《六月》中的“四骊”、《采芑》中的“四骐”、秦国的“驷铁”、郑国的“乗黄”“乗鸨”、《大明》中的“驷騵”以及此诗中的“四黄”，都是只有天子诸侯才能备齐的。至于《渭阳》中的“乗黄”用来赠人，《裳裳者华》中的“四骆”用来保全禄位，《駜》中的“乗黄”“乗駽”用来在公事上服役，那不过是齐地豪强罢了，不必同时具备力量与脚力的完美统一。
车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犹未田猎也。孔疏以为先致其意，吕记以为有司先为戒具，是也。宣王适东都，以防诸侯为主。防同之后，因而田猎以娱賔客耳。三章集传云：至东都而选徒以猎。五章又云：既防同而田猎。一似有两次猎者，语意殊未明划。
甫草传云：甫，大也。笺云：甫田之草。郑有圃田，故释文云：甫，郑音补。朱传从郑，吕记严缉则否。严谓下章猎于敖地，不应又言圃田也。然案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西北七里，敖山在今开封府郑州河隂县西北二十里，计二地相去仅百余里，各举一名以互见其所在，义亦可通也。又案甫草，韩诗作圃草，见后汉书马融传。融广成颂曰：诗咏圃草【章懐注引释诗东有圃草云云】康成先受韩诗，又马之弟子，故直据此文以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语：薮有圃草，注训圃为大，云茂大之草，则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经注作甫田，其水为甫水，尤足为证。
孔疏谓宣王时未有郑国圃田在东都畿内，故宣王得往田焉。此语殆不然。《王制》説封建之法，名山大泽不以朌【音班，赋也】周礼》九州薮泽皆掌于职方，正使有郑圃田，不得在其封内。且非直此也，诸侯境内，天子自应得田。《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河阳晋地也。时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衰周弱主，犹狩于其国中，况宣王正当全盛乎？又《左传》文十年，楚子与诸侯田于宋之孟诸，宋不以为嫌也。霸主尚尔，何况天子？孔氏之言不稽于典矣。然集传从之。
夏猎曰苗，车攻言夏猎也。行狩乃猎之总名，故毛传「行狩不言冬，而于苗言夏」，又云「茇草为防，或舍其中」。正仲夏教茇舍之法也。东莱诗记从之。集传以苗为狩猎之通名，殆不然，毛説。
赤芾金舄，传云金舄达屦也。案《小尔雅》云：“履尊者曰达屦，谓之金舄而金絇也。”宋咸注云：“礼，黒履青絇，赤舄黒絇，详注意，则金舄当是赤舄之特异者。注言黒履、赤舄皆与絇异色，正见金之为达履，以其色与絇同。絇者，舄头饰也，古人重之，以为成人之饰【玉藻：童子不屦絇】金舄之色直达于絇，所以殊其制而独得达名也。”传文“达屦”义亦应尔。孔疏申之，以为金舄即赤舄，舄有三等：白舄、黒舄，在赤舄之下，其尊未达。赤舄之尊莫过屦之最上达者，故曰“达屦”。此殆臆説耳。孔子鱼【名鲋，着《小尔雅】宣圣九代孙，其书最古，其説又甚优，而仲达不用，未知何意。
车攻第五章疏，以为诸侯从王田罢，赐射余获之事。盖田猎所获禽，王择取三十，其余颁赐臣下。然必习射泽宫，令中者取之，贱勇力，贵礼让也。事在田猎之后，而文在田猎之先者，所谓承上章诸侯来防而言，令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诸侯。又谓田无射礼，惟既猎乃有班余获射，其説如此。盖诗人叙事，尝有先后倒置者，如《驷铁》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二章，《出车》之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后儒释此诗，惟求事顺，遂解决拾以下三章皆为田猎之事，而班余之射阙如矣。七章所谓「大庖」，是王所择取之三十禽，与士大夫无与也。朱传于七章方及泽宫习射之典，不已赘乎？况射中之后方可获禽，「诗」「助我举柴」在「舍矢如破」之前，就令两章通指田猎事之前后，终未顺也。案第五章文义，定是専言射礼，诸侯防射，而集传直目为射夫，决拾弓矢，皆射耳，故言之特详。曰猎虽不废射，然所主不在此，竟以射夫目诸侯，非名矣。「助我举柴」亦因班余时聚诸禽以待射，故有积禽。若方猎时其所杀获尚布散原野中，未可言积也。王者之田，杀不尽物，岂如后世所谓风毛雨血，禽相镇压，兽相枕藉者哉？「举柴」当在泽宫，明矣。
尔雅·释训》云：“徒御不惊，辇者也。”举全句而释之，其専为《车攻》诗可知。传云：“徒辇也。”义亦同矣。辇载任器，见《周礼》；诗所咏，正指此。但文义未显，故子夏之徒特着之于《尔雅》，俾后之读诗者不至误解为徒行耳。无如
译《车攻》第二、第三章，说的是出行狩猎，提到“于苗”，此时还未正式进行田猎。孔颖达的疏解认为这是先表达其意，吕祖谦的《记》认为是有司事先做好警戒和器具准备，这是对的。宣王前往东都，主要是为了防范诸侯。防范诸侯的任务完成后，于是田猎以娱乐宾客罢了。朱熹《集传》在第三章说：到了东都就挑选人员去狩猎。第五章又说：既然防范诸侯的任务完成，就进行田猎。好像有两次狩猎，语意殊不明确。
《甫草》的传文说：甫，是大。郑玄的笺注说：是甫田里的草。郑国有圃田，所以《释文》说：甫，郑地读音为补。朱熹的传文跟随郑玄，吕祖谦的《记》和严缉则不赞同。严缉说下章提到在敖地狩猎，不应又提到圃田。然而考察圃田泽在今开封府中牟县西北七里处，敖山在今开封府郑州河阴县西北二十里处，计算两地相距仅一百多里，各自举出一个地名以互相表明其所在，义理上也是讲得通的。又考察“甫草”，《韩诗》作“圃草”，见《后汉书·马融传》。马融《广成颂》说：诗咏圃草【章怀注引《释诗》“东有圃草”云云】。郑玄先前学习《韩诗》，又是马融的弟子，所以直接依据此文来解释，并非拆字。又《国语·周语》：薮泽中有圃草，注解说圃是大，说是茂盛的草，那么圃、甫二字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经注》作甫田，其水为甫水，尤其足以作为证据。
孔颖达的疏解说宣王时还没有郑国，圃田在东都畿内，所以宣王得以前往田猎。这话大概不对。《王制》讲封建之法，名山大泽不分配【音班，赋也】，《周礼》九州薮泽都由职方掌管，即使有郑国的圃田，也不在其封地内。况且不仅如此，诸侯境内，天子自然应当可以田猎。《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在河阳狩猎，河阳是晋国的地。当时晋文公正称霸，而周襄王以衰微周朝弱主的身份，尚且在晋国境内狩猎，何况宣王正当全盛时期呢？又《左传》文公十年，楚子与诸侯在宋国的孟诸田猎，宋国不以为嫌。霸主尚且如此，何况天子？孔氏的话不符合典籍。然而朱熹《集传》跟随他。
夏季狩猎叫苗，《车攻》说的是夏季狩猎。行狩是狩猎的总称，所以毛传“行狩不言冬，而于苗言夏”，又说“茇草为防，或舍其中”。正是仲夏教习茇舍之法。吕祖谦《东莱诗记》跟随他。朱熹《集传》把苗当作狩猎的通称，大概不对，毛亨的说法是对的。
赤芾金舄，传文说金舄是达屦。考察《小尔雅》说：“履尊者曰达屦，谓之金舄且金絇也。”宋咸注说：“礼，黑履青絇，赤舄黑絇，详注意，则金舄应当是赤舄中特异的一种。注说黑履、赤舄都与絇异色，正见金作为达履，因其色与絇相同。絇者，舄头饰也，古人重视它，作为成人之饰【《玉藻》：童子不屦絇】金舄的颜色直达于絇，所以区别于其他制度而独得达名。”传文“达屦”义也应当如此。孔颖达疏申说，认为金舄即赤舄，舄有三等：白色舄、黑色舄，在赤舄之下，其尊贵未达。赤舄之尊没有超过屦之最上达者，所以说“达屦”。这大概是臆说罢了。孔子鱼【名鲋，著《小尔雅》】是宣圣九代孙，其书最古，其说又甚优，而孔颖达不用，不知何意。
《车攻》第五章疏，认为诸侯随从王田猎完毕，赐射余获之事。大概田猎所获禽兽，王择取三十，其余颁赐臣下。然而必须先在泽宫习射，让射中者取之，轻视勇力，贵尚礼让。事在田猎之后，而文在田猎之前者，所谓承接上章诸侯来防而言，令其事相次，所以射夫即指诸侯。又说田猎无射礼，只有既猎之后才有班余获射，其说如此。大概诗人叙事，常有先后倒置者，如《驷铁》的二三章，《定之方中》的首二章，《出车》的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后儒解释此诗，只求事顺，遂将决拾以下三章皆解为田猎之事，而班余之射缺如矣。第七章所谓“大庖”，是王所择取的三十禽，与士大夫无关。朱熹传在第七章才及泽宫习射之典，不也太赘余了吗？况且射中之后方可获禽，“诗”中“助我举柴”在“舍矢如破”之前，即使两章通指田猎事之前后，终究不顺。考察第五章文义，定是专言射礼，诸侯防射，而朱熹《集传》直目为射夫，决拾弓矢，都是射，故言之特详。曰猎虽不废射，然而所主不在此，竟以射夫目诸侯，不是名矣。“助我举柴”亦因班余时聚诸禽以待射，故有积累禽兽。若方猎时其所杀获尚布散原野之中，未可言积也。王者之田，杀不尽物،岂如后世所谓风毛雨血，禽相镇压،兽相枕藉者哉？“举柴”当在泽宫，明矣。
《尔雅·释训》云：“徒御不惊،辇者也。”举全句而释之،其专为《车攻》诗可知。传云：“徒辇も。”义亦同矣。辇载任器،见《周礼》；诗所咏،正指此。但文义未显،故子夏之徒特着之于《尔雅》،俾后之读诗者不至误解为徒行也。无如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从，宋李樗引《尚书》孔疏：漆沮在泾水之东，一名洛水，即《职方》雍州之浸，以解之。吕记、朱传皆祖其説，则此漆沮在冯翊，即《禹贡》之漆沮也。近世冯氏《名物疏》谓地近焦获，其山多兽，水多鱼，渔猎宜于此，地理或有然。冯又谓惟漆水又名洛，不得并以沮为洛。今録其略曰：洛水出陜西庆阳府环县，经延安府甘泉县、鄜州宜君县子午岭，至中部县入西安府界，经耀州及同官县，至富平县合沮，厯蒲城、同州至朝邑县东南入渭【此洛水即漆也】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县，至子午谷，子午谷水歴中部县东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县合漆水，此冯翊之漆沮也，去镐京三百余里。若出扶风漆县者，与冯翊之漆为泾渭所隔，岂能飞渡而合为一水邪？其扶风漆水出自鳯翔府麟游县西普润废县，故汉漆县也，流经岐山北大栾水自西北注之，与杜水合，即《诗》所谓“自土沮漆”者也。其沮之所出，孔仲达云未闻【韩诗沮水出巩昌府阶州角弩谷，东南入渭】此扶风之漆沮也。緜《诗》漆沮指此，冯谓漆沮有二，而此漆沮是冯翊之水，信矣。至谓漆沮不得俱名洛，则犹有未尽焉。《禹贡》“导水又东过漆沮”，孔传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冯翊北，疏引《水经》云：“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入洛水【今《水经》同】又云：“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濯水入焉，俗谓之漆水，又谓之漆沮，其水东流注于洛水【今此文见注而稍不同，又濯作浊，漆作防】汉书》引《禹贡》此文，顔师古注亦云：“漆沮即冯翊之洛水。”此皆统名漆沮为洛，而冯氏所讥也。以今考之，漆、沮、洛乃各一水名，漆沮得入洛，洛又入渭，三水源异而委同耳。案《汉地里志》北地郡归德县注：“洛水出北蛮夷中”，汉归德今庆阳府合水县，隋置洛源县于其东北【后并入合水】盖指洛水之初入塞为源以名县也。又《山海经》云：白于之山，洛水出其阳，东流以注于渭。乐史《寰宇记》以为白于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县北三十里，亦谓洛出合水县，与隋洛源意同，皆言洛之源也。又案《地里志》冯翊懐德县注：《禹贡》“北条荆山之南下有彊梁原”，洛水东南入渭。《周礼·职方氏》注亦言洛出懐德，此与《禹贡》传疏及师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与漆沮合，则已兼有二水在其中。冯谓沮不得并名洛，过矣。《雍録》言洛水入塞后，经鄜坊同三州乃入渭，漆在沮东，洛又在漆沮东。漆至华原而西合沮【华原今省入耀州，《寰宇记》言漆沮合于此，俱入富平之石川河】漆沮又东南至同州白水县，乃合于洛而南流入渭【在朝邑县西南三十二里有汉懐德故城】三水虽分，至白水县溷为一流，故孔安国、班固皆指懐德入渭之水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也”，斯语得之【瞻彼洛矣”指此洛，王氏以为东都水，非是】雍州有二漆沮，在冯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贡》之漆沮既从【疏以为扶风水误也】又东过漆沮是也。在扶风者入渭之上流，緜《诗》之“自土沮漆”，《潜》颂之“猗与漆沮”是也。《潜》传云：漆沮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漆沮，宋蘓子由、李迂仲俱指为洛，则冯翊之水也。近世冯嗣宗祖其説，谓冯翊之漆沮地近焦获，多产鱼兽，宜为渔猎之地，信矣。然扶风之漆沮正《潜》篇所云多鱼者也，其水经流岐下，而岐阳之地实周家较猎之塲。楚椒举言成王有岐阳之搜，语见昭四年《左传》。世传《石鼓文》十篇记宣王田猎之事，地亦在岐阳。其文次篇言渔于汧水【云汧也，沔沔王厚之云汧水名】末篇言兽于吴岳【云吴亟，人怜郑樵云吴即吴岳】汧水出扶风汧县，吴岳即汧水所自出，皆与扶风之漆沮相近。又文之体制颇与《车攻》《吉日》相似，所述物产有麋、豕、麀、鹿、雉、兔、□【鰋同】鲤鲢【郑樵云卑连切】▯【郑樵云音白】鲨之类，其多兽多鱼，不下于焦获矣。又其地即周礼之▯蒲，尔雅之杨陓【音纡】周礼职方氏雍州之泽薮曰▯蒲，注
译吉日
《吉日》篇中提到的漆水、沮水，宋代李樗引用《尚书》孔颖达的疏证说：漆水、沮水在泾水以东，又名洛水，就是《职方氏》中雍州的浸水，以此来解释。吕祖谦的《吕记》和朱熹的《诗集传》都承袭了他的说法，那么这里的漆水、沮水就在冯翊，也就是《禹贡》中的漆水、沮水。近代冯氏在《名物疏》中说，这里靠近焦获，山上野兽多，水中鱼类多，适合在此渔猎，地理上或许确实如此。冯氏又说，只有漆水又名洛水，不能把沮水也叫做洛水。现在摘录他的要点如下：洛水发源于陕西庆阳府环县，流经延安府甘泉县、鄜州宜君县的子午岭，到中部县进入西安府界，经过耀州及同官县，到富平县与沮水汇合，经过蒲城、同州，到朝邑县东南流入渭水【这洛水就是漆水】。沮水发源于延安府宜君县，到子午谷，子午谷的水流经中部县东南流入西安府界，到富平县与漆水汇合，这就是冯翊的漆水、沮水，距离镐京三百多里。如果说是发源于扶风漆县的，那么与冯翊的漆水被泾水、渭水隔开，怎么能飞渡而合为一水呢？那扶风的漆水发源于凤翔府麟游县西边的普润废县，即汉代漆县，流经岐山北边，大栾水从西北注入，与杜水汇合，就是《诗经》所说的“自土沮漆”。至于沮水的发源地，孔仲达说未曾听说【《韩诗》说沮水发源于巩昌府阶州角弩谷，向东南流入渭水】，这是扶风的漆水、沮水。《诗经·绵》篇中的漆水、沮水指的是这里，冯氏说漆水、沮水有两处，而这里的漆水、沮水是冯翊的水，这是对的。至于说漆水、沮水不能都叫洛水，则还有未尽之处。《禹贡》说“导水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孔传说漆水、沮水是两个水名，也叫洛水，发源于冯翊北边，疏证引用《水经》说：“沮水发源于北地直路县，向东流入洛水【现在的《水经》相同】。”又说：“郑渠在太上皇陵东南，浊水流入其中，俗称为漆水，又叫漆沮，这水向东流注入洛水【现在这篇文章见于注中而稍有不同，又浊写作浊，漆写作防】。”《汉书》引用《禹贡》这段文字，颜师古注也说：“漆水、沮水就是冯翊的洛水。”这些都是统称漆水、沮水为洛水，而冯氏所讥讽的。以现在考证，漆、沮、洛各自是一个水名，漆水、沮水能流入洛水，洛水又流入渭水，三条水源不同而归宿相同罢了。查《汉书·地理志》北地郡归德县注：“洛水发源于北蛮夷中”，汉代归德县即现在庆阳府合水县，隋代在其东北设置洛源县【后来并入合水县】，大概是指洛水初入塞内作为源头来命名县名。又《山海经》说：白于山，洛水从它的南面流出，向东流注入渭水。乐史《寰宇记》认为白于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县北边三十里，也说洛水发源于合水县，与隋代洛源的意思相同，都是说洛水的源头。又查《地理志》冯翊怀德县注：《禹贡》“北条荆山南边下有彊梁原”，洛水向东南流入渭水。《周礼·职方氏》注也说洛水发源于怀德，这与《禹贡》传疏及颜师古的意思相同，都是说洛水的归宿。洛水的归宿与漆水、沮水汇合，那么已经兼有两水在其中了。冯氏说沮水不能也叫洛水，错了。《雍录》说洛水入塞后，经过鄜、坊、同三州才流入渭水，漆水在沮水东边，洛水又在漆水、沮水东边。漆水到华原向西与沮水汇合【华原现在省入耀州，《寰宇记》说漆水、沮水在这里汇合，都流入富平的石川河】。漆水、沮水又向东南到同州白水县，才与洛水汇合而向南流入渭水【在朝邑县西南三十二里有汉代怀德故城】。三条水虽然分开，到白水县混为一流，所以孔安国、班固都指怀德流入渭水的水为洛水，而说“洛就是漆水、沮水”，这话是对的【“瞻彼洛矣”指的就是这洛水，王氏认为是东都的水，不对】。雍州有两处漆水、沮水，在冯翊的流入渭水下流，《禹贡》的漆水、沮水既从【疏证认为扶风水是错的】，又向东经过漆水、沮水，说的就是这个。在扶风的流入渭水上流，《诗经·绵》篇的“自土沮漆”，《诗经·潜》颂的“猗与漆沮”，说的就是这个。《潜》传说：漆水、沮水是岐山、周地的两条水。只有《吉日》中的漆水、沮水，宋代苏子由、李迂仲都指为洛水，那么就是冯翊的水。近代冯嗣宗承袭他的说法，说冯翊的漆水、沮水靠近焦获，多产鱼兽，适宜作为渔猎之地，确实如此。然而扶风的漆水、沮水正是《潜》篇所说的多鱼的地方，这水经流岐山脚下，而岐阳之地确实是周家狩猎的场所。楚国椒举说成王有岐阳的狩猎，这话见于《左传》昭公四年。世传的《石鼓文》十篇记载宣王田猎之事，地点也在岐阳。其中第二篇说在汧水捕鱼【云汧也，沔沔，王厚之说汧是水名】，最后一篇说在吴岳猎兽【云吴亟，人怜，郑樵说吴即吴岳】。汧水发源于扶风汧县，吴岳就是汧水发源地，都与扶风的漆水、沮水相近。又其文体风格颇与《车攻》《吉日》相似，所述的物产有麋、豕、麀、鹿雉、兔、鳋【鳋同鳋】、鲤、鲢【郑樵说卑连切】、〇【郑樵说音白】、鲨之类，其多兽多鱼，不比焦获差。又其地就是《周礼》的〇蒲，《尔雅》的杨陓【音纡】。《周礼·职方氏》说雍州的泽薮叫〇蒲，注
云：▯蒲在汧。疏云：吴山在汧西，有▯蒲之薮。尔雅秦有杨陓，注云：在扶风汧县西。杨陓与焦获各居十薮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风水乎？
译云：〇蒲在汧。疏说：吴山在汧水之西，有〇蒲之薮。《尔雅》说秦地有杨陓，注解说：在扶风汧县之西。杨陓与焦获各自是十薮之一。《吉日》篇中的漆水、沮水，怎么不是扶风的水呢？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毛传云：“从漆沮驱禽而致天子之所。”孔疏云：“以猎有期所，故驱禽从之也。”盖古者战不出顷，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此三语亦见《车攻》传】故诸侯田猎之礼，必使虞人驱禽而至，入于防中，然后射之，未尝登歴山险，搜求▯兔，不轻万乗之重，更见三驱之仁，其义良深矣。《驺虞》传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驷铁》诗云：“奉时辰牡。”《周礼·大司马职》云：“设驱逆之车。”皆是礼也。此礼废，而后世人主盘于游畋，始有歴邱坟，渉蓬蒿，口敝于叱咤，手倦于鞭防者矣。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即上章之意。传云：“驱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笺云：“顺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射禽必自其左，故云顺其宜也。集传云：“视兽之所在而从之，惟漆沮之旁为盛，宜为天子田猎之所。”是徒以利兽为乐，古制蔑如矣。又谓“悉率左右”，是从王者率同事之人。夫在王左右者，独非从王之人乎？谁率之而谁为所率者乎？文义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传云：“驱禽之左右。”笺申之曰：“率，循也。悉驱禽顺其左右之宜。”笺语释经文最顺，而申传义犹纡。传字下更须补岀循”义，方可通耳。玩传语竟，似训“率为驱”，而“传”之字应解为“往”，文义始明。然以释经不如笺之优，笺殆易传孔以为申传，殆未必然矣。又案《文选》注李善引此传云：“驱禽于王之左右。”句法较完成。然玩孔疏，则于“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毛诗稽古编卷十一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二
吴江陈启源撰
鸿雁之什【变小雅】
鸿雁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传谓鸿雁是流民作，训之子为流民自相谓，恐非是。之子，侯伯卿士为王廵行劳来者也【欧阳以为使臣，义亦同】爰及于人，恩泽及此可怜之人也。哀此鳏寡，哀此孤独者而收恤之也。皆之子劬劳之事，古义本如此。汉萧望之曰：「爰及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望之治齐诗，说亦同毛郑矣。集传曰：「劬劳者，皆鳏寡可怜之人。」则「爰及哀此」四字为虚设矣。况此流民，岂必偏丧者哉？
鸿与雁同类而异禽。《毛传》云：“大曰鸿，小曰雁。”是已。《博物志》又有“三同三异”之説。三异者，色有苍白，羣有多寡，飞有髙下也。则不止大小为异矣。或谓凡雁类其大小【陶隠居云】苍白【见《本草纲目】亦各不同。案《郑风》“雁与凫并言”，《尔雅》亦以凫为雁。《丑九罭》笺言：“鸿大鸟，不宜与凫鹥之属飞而遵渚。”《草木疏》亦云：“鸿鹄羽毛光泽纯白，似鹤而大。”则鸿之大，非雁比矣。陆疏又云：“有小鸿，其小如凫，白色。”今人直谓鸿，则鸿自有二种。雁之白者，亦鸿也。陶隠居云：“又有野鵞，大于雁，似人家苍鵞，谓之驾鵞。”案“鵞”音戈，《説文》作“鴚鵞”也。合而论之，小而苍者雁也，小而白者小鸿也，大而白者鸿也鹄也，大而苍者鴚鵞也。《尔雅》云：“鵱【音六】鷜【力于反】鵞。”注云：“今之野鵞。”则鵱、鷜又鴚鵞之别名。
雁、鴈二字俱见《説文》。雁字入隹部，云“鸟也”；鴈字入鸟部，云“鹅也”，又云“鴈读若雁，并非重文，则二字异禽，亦异字矣”。《玉篇》《广韵》皆以雁为鸿雁字，而别出鴈字为鴈之重文，其雁字则依《説文》训“鸟”，未尝合雁、鴈为一也。徐▯以雁为知时鸟，大夫以为挚，昏礼壻挚用之，故从人，而谓雁字从人从厂，义无所取，当从鴈省声，则雁、鴈不同字明矣。《韵防》云：“鴈或作雁”，始以一字，后人习而不察，二字久通用，非古也。又据徐説，鸿雁字当从隹作雁，与《玉篇》《广韵》异。今玩《説文》，则徐説为长。雁虽与鹅相类，不应径释为鹅。鸟乃统名，可以目雁矣。《诗》雁字皆当从佳，其从鸟者误也。又案《尔雅》及《礼记》俱号鹅为舒雁，《庄子·山木篇》记主人烹雁事，是雁乃畜禽，
译漆水、沮水一带，是天子田猎的地方。《毛传》说：“从漆水、沮水驱赶禽兽，送到天子所在之处。”孔颖达疏解说：“因为田猎有固定的地点，所以驱赶禽兽前往那里。”大概古代作战不离开近郊，田猎不越过田界，不追逐奔逃的野兽（这三句话也见于《车攻》的传注），所以诸侯田猎的礼仪，必定让虞人驱赶禽兽来到，进入田界之中，然后才射杀，不曾攀登险峻的山岭，搜求微小的兔子，不轻视万乘之尊的重任，更能体现三驱之仁的深意，其意义确实深远啊。《驺虞》的传注说：“虞人夹护着五只母猪等待射杀。”《驷铁》的诗说：“按时进献公兽。”《周礼·大司马职》说：“设置驱赶和迎击的车马。”这些都是符合礼制的。这种礼制废弃后，后世的君主沉迷于游乐田猎，才开始有翻越丘陵坟冢，涉足蓬蒿草丛，嘴巴因大声呵斥而疲惫，双手因挥动鞭子而劳累的情况了。下一章“率领左右的人来安待天子”，就是上一章的意思。传注说：“驱赶禽兽的左右，来安待天子。”郑玄笺注说：“顺应左右适宜的方位，来安待王射杀禽兽。”射杀禽兽必定从左边进行，所以说顺应适宜的方位。朱熹《集传》说：“看野兽在哪里就跟随到哪里，只有漆水、沮水旁边野兽众多，适宜作为天子田猎的地方。”这只是以利于猎获野兽为乐，完全蔑视了古代的制度。又说“率领左右”，是从王者率领一起做事的人。那么在王左右的人，难道不是跟随王的人吗？谁率领他们，谁又是被率领的人呢？文义完全讲不通。
“率领左右”传注说：“驱赶禽兽的左右。”郑玄笺注解释说：“率，遵循的意思。全部驱赶禽兽，顺应其左右适宜的方位。”笺注解释经文最为通顺，但申述传注的意思仍然曲折。传注的字下面更需要补出“遵循”的意思，才能讲通。玩味传注的话，似乎将“率”训释为“驱”，而“传”字应解释为“往”，文义才明确。但是用来解释经文不如笺注优秀，郑玄大概认为孔颖达是申述传注，恐怕未必如此。又查《文选》注李善引用此传注说：“在王的左右驱赶禽兽。”句法较为完整。但是玩味孔颖达的疏解，那么“王”这两个字是李善添加的。
毛诗稽古编卷十一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二
吴江陈启源撰
鸿雁之什【变小雅】
鸿雁
二雅都是士大夫所作。朱熹传注认为《鸿雁》是流民所作，将“之子”训释为流民互相称呼，恐怕不对。“之子”，是侯伯卿士为王巡视安抚百姓的人（欧阳修认为是使臣，意义相同）。“爰及于人”，恩泽惠及这些可怜的人。“哀此鳏寡”，哀怜这些孤独的人而收容抚恤他们。都是“之子”辛劳的事情，古义本来如此。汉代萧望之说：“‘爰及怜人，哀此鳏寡’，是上位者恩惠下位者。”萧望之研究齐诗，说法也与毛传、郑笺相同。朱熹《集传》说：“辛劳的人，都是鳏寡可怜的人。”那么“爰及哀此”四个字就变成虚设了。况且这些流民，难道一定是失去配偶的人吗？
鸿和雁同类但是不同的禽鸟。《毛传》说：“大的叫鸿，小的叫雁。”就是这样。《博物志》又有“三同三异”的说法。三异是指，颜色有苍白之分，群居有多寡之别，飞翔有高下之异。那么不止大小不同而已。有人说凡是雁类，其大小（陶隐居说）苍白（见《本草纲目》）也各不相同。查《郑风》“雁与凫并提”，《尔雅》也将凫作为雁。《九罭》的笺注说：“鸿是大鸟，不适宜与凫鹥之类飞翔而沿着水边行走。”《草木疏》也说：“鸿鹄羽毛光泽纯白，像鹤但是更大。”那么鸿的大，不是雁能比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又说：“有小鸿，其小如凫，白色。”现在的人直接称为鸿，那么鸿自有两种。雁中白色的，也是鸿。陶隐居说：“又有野鹅，比雁大，像人家养的苍鹅，叫做驾鹅。”查“鹅”音戈，《说文》写作“鴚鹅”。综合论述，小而苍的是雁，小而白的是小鸿，大而白的是鸿、是鹄，大而苍的是鴚鹅。《尔雅》说：“鵱【音六】鷜【力于翻】鹅。”注解说：“现在的野鹅。”那么鵱、鷜又是鴚鹅的别名。
雁、鴈两个字都见于《说文》。雁字归入隹部，说“鸟也”；鴈字归入鸟部，说“鹅也”，又说“鴈读若雁”，并非重文，那么两个字指代不同的禽鸟，也是不同的字了。《玉篇》《广韵》都将雁作为鸿雁的字，而另外列出鴈字作为雁的重文，其雁字则依据《说文》训释为“鸟”，从未将雁、鴈合为一个字。徐锴认为雁是知时的鸟，大夫把它作为见面礼，婚礼中女婿的见面礼使用它，所以从人，而说雁字从人从厂，意义无所取，应当从鴈省声，那么雁、鴈不同字就明白了。《韵防》说：“鴈或作雁”，开始用一个字，后人习惯而不察觉，两个字长久通用，不是古制。又根据徐锴的说法，鸿雁的字应当从隹作雁，与《玉篇》《广�》不同。现在玩味《说文》，那么徐锴的说法更为合理。雁虽然与鹅相似，不应直接解释为鹅。鸟是统称，可以用来指称雁了。《诗经》中的雁字都应当从隹，那些从鸟的是错误的。又查《尔雅》和《礼记》都称鹅为舒雁，《庄子·山木篇》记载主人烹煮雁的事情，这是雁作为畜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