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七

译秦国兴盛的根本。

《尔雅·释畜》中有“二馵”和“一膝上皆白，惟馵一左足白”的说法。关于“馵”，孔颖达在《诗经正义》中引用郭璞的注解说：“马膝盖以上都是白色的叫‘惟馵’，只有后左足白色的直接称为‘馵’。”（现在郭璞的注中没有这两句话，大概是传抄时遗漏了。）《诗经·小戎》中说：“驾我骐馵。”毛亨解释说：“左足白色的马叫‘馵’。”这就是郭璞所说的直接称为“馵”的情况。

考察“馵”字，从马，二声，其足音戌切。《埤雅》说：“因为马性躁动，所以用两条绳子绊住它的脚。”《易经·震卦》中的“馵足”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防”指一岁的马，从马，一绊住它的脚，读音如“〇”。徐铉说：“户关切。”

还有“馽”，意思是绊马，从马，囗（音围，同“回”，象环绕之形）住它的脚，读音如“辄”。徐铉说：“陟立切。”《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韩厥抓住“馽”（现在《左传》作“絷”，杜预注：“马绊也，‘絷’就是‘馽’的重文”）。

前面这三个字的意义都是绊马，但稍微不同，音形差别很大。《说文解字》对此辨析得很清楚。

弓有“韔”，有“闭”，都见于《小戎》篇。“闭”是用竹子做的，“韔”是用皮革做的。“闭”形状像弓，套在弓里面，套好之后又把它放入“韔”中。“韔”字也写作“鬯”。《郑风》中“抑鬯弓忌”就是例子。

“韔”又名“櫜”，见于《彤弓》、《时迈》两首诗。又名“韣”，见于《月令》。又名“鞬”，又名“〇”。

右边属于“櫜鞬伏〇呕血”的，都见于《左传》（一处是僖公二十四年，一处是哀公二年）。“〇”也写作“韬”。

译毛亨说：“闭”是“绁”的意思，《考工记》中工人的注引《诗经》作“竹防绲縢”，《仪礼》中《士丧礼》的注引作“秘”，又说“防”的古文写作“枈”。那么“防”、“闭”、“秘”、“枈”这四个字虽然字形不同，但意义相同。

《縢》的释文说：“直登切”。考察“縢”字在《说文》、《玉篇》、《广韵》中都是“徒登切”，与“藤”同音。如果按照释文的反切，则应该读如“澄”。吕氏的记载沿用了这个说法。

“载寝载兴”，郑玄笺说：怜悯君子寝息和起身时的辛劳。朱熹《集传》说：思念之深导致起居不安宁。郑玄是指君子本人而言，朱熹是指思念君子的人而言，两种解释都讲得通。用以上两章的例子来类比，那么郑玄笺注的意思更胜一筹。

蒹葭

雍地，是戎狄的故墟。周朝和秦朝都从这里兴起。公刘以下的各位君主，改变了戎狄的风俗而成为周人；襄公以下的各位君主，又改变了周人的风俗而回归戎狄。这是因为一个遵循礼制，一个不遵循礼制的缘故。自从襄公不遵循周礼，从而形成了风俗，秦国最终就一直是秦国。直到汉、唐、宋，终究不能恢复文王、武王时期的旧貌。襄公实在是罪魁祸首。当时周朝的遗民，还能看到西京的文物，突然看到襄公抛弃礼制，所以感到诧异并加以讽刺。时间久了就都同化成了秦人，也就习以为常了。孔子收录《蒹葭》这首诗，是为了彰显千古以来世道升降的关键所在。但是周朝遵循礼制，在《豳风》、《二雅》、《周頌》等诗中详细记载；秦朝抛弃礼制，只有《蒹葭》一篇涉及。而且全篇寄托兴味，语意深远，必须有了序言才能明白。这就是读诗之所以重视论世，而论世之所以不可没有序言的原因。朱熹不相信序言的说法，所以终究没能理解这首诗的含义。

终南

“有条有梅”，《毛传》说条是槄【音叨】。《尔雅》中“槄山榎【音贾】”的注说就是现在的山楸，是同一种树而有不同的名字。楸和榎本是同一种树，只是楸的叶子大，榎的叶子小，略有不同罢了。所以生长在山上的，名字也可以互通。陆德明的疏说山楸也像下田的楸，他解释北山有楰，又说楰是山楸的不同种类。那么楸、条、楰三者也是同类而稍有区别吗？《毛传》又说梅是枬，枬字俗写作楠。这种树生长在南方，像豫章，树干笔直向上，树冠像伞盖一样，高十多丈，粗大的有几十围，气味非常芬芳，做梁柱器物都很好，是优良的木材。这不是那种果实酸涩的梅树，辨别的意见见《总诂》。

“黻衣绣裳”，朱熹《集传》引用孔氏《尚书传》解释说：“黻的形状是□，两个‘已’字相抵触。”考察“已”字是错的，我的朋友杨令叒旭说：“应该是‘弓’字，不成字，没有读音，不是两个‘已’字的写法。”这话是对的。又考察□，是古“弗”字，因此称为黻，见《汉书·韦贤传》颜师古注，又见顾野王《玉篇》中。那么这个字上下两横，中间断开写成□，现在版本直接写成“亚”，“夫”、“亚”字也是错的。

黄鸟

“临其穴，惴惴其栗”，是说秦人哀怜这三个良臣，为他们感到恐惧战栗。郑玄笺注的意思很明白。朱熹《诗集传》认为，看“临穴惴栗”的话，是康公活着的时候把他们埋入墓穴，罪责有所归属，恐怕未必是这样。《史记·秦本纪》正义引用应劭的话说：“穆公和群臣喝酒喝得酣畅，穆公说：‘活着共享快乐，死了共享悲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答应了他。等到穆公去世，都跟随他殉葬。”我私下认为这三个人，一定是信守诺言、侠义刚烈、轻视生命的人，怎么会到了墓穴前恐惧战栗，等待别人逼迫才进入墓穴呢？只是康公不仅没有禁止他们自杀，也不能说没有罪过。总之，康公和三良都迫于君父的乱命，不能根据道义来决定顺从或违抗，虽然有过错，应当从轻发落。如果穆公胁迫别人去死，那是昏君暴主的行为，应当是首恶。《左传【文六年】》和《诗序》专门归罪于穆公，确实是正确的言论。班固在序传中称赞田横的义气超过了《黄鸟》中的三良，刘德说《黄鸟》这首诗归罪于穆公胁迫人殉葬，也是正确的。

晨风

穆公虽然没有成为盟主，但是安置晋国、救援楚国，称霸西戎，也是嬴姓中的杰出人物，而且得到士人的力量很多，比如百里奚、蹇叔、公子絷、公孙枝等人，谋臣济济一堂，然而《左传》说贤人归附他，迅速像晨风进入北林一样，确实如此。康公继位，秦国的基业就衰落了，整个春秋时期被中原各国排斥，士人防范他的归附，绕朝对他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见《左传》文公十三年】”，可见康公抛弃贤人，有贤人却不任用，最终被晋国欺骗，被诸侯嘲笑，这不是自取的吗？《诗序》说“忘记穆公的基业，抛弃他的贤臣”，不是没有根据的话。朱熹认为这是妇人思念丈夫的诗，丈夫是君子之称，难道只有妻子可以称她的丈夫为君子吗？駮驳音同而字形不同，意义也不同。《秦风》中“隰有六駮”，《尔雅》说“駮像马，牙齿突出，吃虎豹”，字从交；《豳风》中“皇驳其马”，《尔雅》说“駵，白驳”，字从爻。两个字都见于《说文》。“駮”的注同《尔雅》，“驳”的注说：“马的颜色不纯，也与白色的马混杂，意义相同。”《易经》中“干为驳马”，王广说：“驳马能吃虎豹，取它至健的意思。”那么秦国的“驳”【这是《毛传》的意思】。宋衷说：“天有五行之色，所以是驳马。”那么秦、豳两个字都讲得通。

译《诗经·秦风》中“梓榆”的陆德明《经典释文》释义为“青白駮荦”；《诗经·豳风》中“驳马”指赤白相间，二者都是杂色的意思。《周易》的注疏只采纳了王弼的释义，那么这里的字应当写作“驳”。

译无衣

《无衣》的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国君喜好战争，朱熹则认为这是百姓自己陈述他们喜好战争，两种意见截然相反。喜爱生存、厌恶死亡，这是人的常情。作为国君，致力于扩张领土，不顾惜百姓的生命，那么喜好战争或许存在。但说百姓自己喜好战争，这难道符合实情吗？秦国的风俗虽然勇猛强悍，但终究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因为斩首和俘虏能获得利益，才开始形成喜好战争的风气。在春秋时期，未必是这样。当时秦国军队与晋国军队相遇，大概是九次交战只胜一次罢了。秦国百姓果真勇猛吗？还是怯懦？喜欢争斗吗？还是不喜欢争斗？这是可以考证的事实。朱熹又指责《小序》，认为它与诗歌的情意不相协调。如果不考察时代背景，怎么知道诗歌的情意呢？“与子同泽”，郑玄的笺注认为“泽”是“防”。《毛诗正义》和《经典释文》都引用《说文解字》说“泽”是“袴”。刘熙的《释名》认为“泽”是“裁足覆盖胸背，又名鄙襢，又名羞襢”，那就不是“袴”了。刘熙和许慎都是汉代人，不知道谁对谁错？又“袴”解释为护腿的衣物，就是现在的袜子。古代上衣下裳，不使用现在的裤子。

《无衣》篇的《集传》极力称赞雍州土地深厚、水深，那里的百姓厚重质朴正直，周朝利用他们容易成就仁义，秦国利用他们容易成就富强，后世建立国家的人适宜在那里定都。唉！这是赵宋一代的习见，不是万世的通论。宋太祖曾经想定都关中但没有实现，后来逐渐导致国力削弱，所以宋朝谋划国事的人长久地以此为憾事，都交口称赞关中，推崇为险要的神圣之地。却不知古代帝王的兴起，各自因利乘便，审度时宜来建立都城，哪里能固执一端呢？况且这仅仅是谈论地理形势，不是谈论当地风俗。如果百姓的贞正淫邪、风俗的厚薄，不完全由地气决定，尧舜的仁义不低于周文王周武王，元朝的强暴不亚于秦国，都不是因为兴起于雍州。风俗有淳朴也有浇薄，力量有强大也有弱小，只取决于君上的教化罢了。如果一定要依赖地气来成就，那么礼乐刑政反而可以放在后面了。

渭阳

《诗序》说：“康公思念母亲。”孔颖达的疏进一步阐述，认为秦穆公姬氏在世时，想让晋文公回国，康公看到舅舅得以返回，回忆起母亲生前的心愿，所以思念她。这种说法善于论断世事了。秦穆公的初心，本想把重耳安置在晋国，被公子絷的计谋所迷惑，所以先安置夷吾，以欺骗晋国【事情详见《左传》】然而两位公子谁仁谁不仁，秦国人共同知晓。穆姬深切关怀宗国，公子絷的计谋并非穆姬所愿。况且夷吾回国之后，首先背弃姐姐的话，又违背恩义、封锁粮食，招致邻国的祸患，等到自己被秦国抓获，穆姬再次极力争辩以释放他。穆姬看到夷吾的不仁，必定更加思念重耳的仁德。登台履薪的时候，康公也在场。母亲生前的心愿，他了解得很深。现在重耳回国，符合母亲的愿望，但母亲却来不及见到，回想往事，自然应该悲伤。所以这首诗本是送别舅舅的词，而《诗序》说“思念母亲”，多么恰当啊！孔颖达的阐述，深深契合当年的情事。

宋广汉张氏认为《渭阳》思念母亲是康公的良心，但他不能自我克制于令狐之战，怨恨想要加害舅舅。吕祖谦的《吕记》、朱熹的《诗集传》都收录了他的话，然而这是错误的。令狐之战，不是报仇，也不是贪利，是为了迎立雍。秦国迎立雍，晋国违背了。最初违背之后，如果晋国拒绝，那么晋国就没有信用，这不是秦国的罪过。张氏又说康公此举，正是他思念母亲的心，因为母亲想安置文公，是因为他的仁德。雍喜好善，而文公喜爱他，把他安置在秦国，确实立他必定能继承文公的功业。晋国又因为没有成年君主而违背他，怎么能不迎立呢？迎立雍，是穆公安置重耳的初心，不是公子絷安置夷吾的诡计。康公认为这样做，足以在地下安慰母亲了。所以在雍入境时，还考虑到吕郤之难，多给他随从，保卫他的考虑，周全了。哪里料到晋国改变计划呢？所以我认为令狐之战，更加显现康公思念母亲的心，而且此举如果成功，那么秦晋和好，应当恢复如初，不至于有河曲之战了。

权舆

郑玄的笺注说：“屋具，是器物完备。”渠渠，就是勤勤。《礼记》说“食大具”，其情意勤勤恳恳。孔颖达的疏说：“屋具”，《释言》解释为“文案”。现在版本的《尔雅》“屋”作“握”，邢昺说：“李本作‘幄’。”“屋”“握”“幄”三个字，必定有一个是正确的。而“屋具”与笺注相合，应当以它为正。开始是“大具”，现在是没有剩余，文义相应，这种解释是合理的。《集传》承袭王肃，以“屋”为屋宇，用修议之，确实正确。有人说：“夏屋就是食爼，就像《閟宫》诗说的‘大房’，也可以讲通。”但笺注的意思出自《尔雅》，比较有根据。

陈【变风】

《诗谱》说大姬喜好巫觋歌舞，民俗受其影响，里志也说大姬作为妇人尊贵，喜好祭祀用巫，所以风俗喜好巫鬼，他们的说法大致相同，都说陈地风俗的不美，从大姬开始。我奇怪文王后妃的德行，教化遍及南国，夫人、大夫妻以及汉水边的游女，大姬的亲孙女，唯独不听从教化，却从事淫乱的巫术，开启陈地数百年的坏习气。况且传记称胡公不淫【见《左传·昭公年间》】这也足以表率他的封地内，百姓反而不听从国君而听从夫人，这都是难以理解的道理。

朱熹喜欢驳斥汉儒，然而这个说法他却独自信用。

陈风十首诗，朱熹只取《株林》一诗的序，其余都辨认为不是其本意。有根据却怀疑为无根据的，是《宛丘》《衡门》《墓门》三首诗。首序出自采

译风之官所指出的时世，必定有确凿的证据，哪有拿谥号强行搭配来欺骗后代的道理？幽公的游荡，僖公的昏愿而不思自立，其他典籍缺失了，幸好还保存在《诗序》中，可供后世儒者见闻，怎么忍心舍弃它呢？陈佗的恶行见于《左传》【隐七年及桓公五年】，《墓门》的讽刺本来就是他应得的，尤其不是没有证据的。那些原本不是淫乱之诗却被判定为淫诗的，是《东门之池》、《防有鹊巢》这两首诗。昏乱之君，忠言听不进去，希望贤妃与他共处闺房，燕婉谈笑的话语，或许可以逐渐感化他的心，这是忠君爱国者不得已的想法。卫国的《静女》，齐国的《鸡鸣》，《小雅》中的《车舝》，都是这个意思。朱熹认为这些是男女聚会的作品，对《诗经》的理解太浅薄了。同样是忧愁，君主听信谗言而忧愁是正当的，男女有私情而忧愁或夹杂其中，就不正当了。朱熹舍弃正当的而选取变异的，与孔子“一言以蔽之”的宗旨，岂不是不相符合？那些原本是讽刺淫乱之诗却被指为淫人自述的，是《东门之枌》、《东门之杨》、《月出》、《泽陂》这四首诗。天下即使是最无耻的人，一旦涉及淫乱私事，也会羞愧得面红耳赤，决不会将自己淫污的行为编成诗歌来夸示于人。即使是后世的《玉台》、《香奁》之咏，以及近世的淫词艳曲，都是文人墨客寄托兴致而作的，没有淫者自己叙述的。朱熹为什么不思考呢？况且《东门之枌》说“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是说她们放弃女工而不从事，谴责之意非常强烈。《泽陂》说“寤寐无为，涕泗滂沱”，是说他们更无他事，只知道恋色而已，鄙夷之意非常强烈。讥刺的意思已经在言语中显而易见，难道是淫者自己的叙述吗？

译宛丘

毛亨传《诗》，李巡、孙炎注《尔雅》，都认为宛丘是四周高、中央低；唯独郭璞观点相反，说中央隆起叫宛丘。因为《尔雅》中“宛中”、“宛丘”的上文有“水潦所止，泥丘”，下文有“丘陵上有丘”，如果认为“宛丘”是中央低，那就与“泥丘”相似，而与“丘陵上有丘”不合了。又查《水经注》说：“宛丘在陈城南，道路东边。”王隐说：“渐渐变得平坦。”现在不知道它的所在了。根据这些，宛丘的形状难以亲眼验证而知，所以先儒各执一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又宛丘年代久远于是变成平地，它是较小的丘陵，所以《尔雅》说“天下有名的丘陵有五个”，其中三个在河南，郭璞认为“宛、营等丘陵”，平庸不足以当此名，更相信郦道元的话没有错误了。《玉海·诗地理考》记载《舆地广记》（欧阳忞著）说宛丘地形正符合“丘陵上有丘”的话，元魏时已经失掉丘陵的所在，欧阳忞从哪里看见的，大概属于附会（欧阳忞著《舆地广记》是在宋徽宗时期）。

东门之枌

“谷旦于差”，“差”音钗，训为择。《笺》说择善地而游，下文“南方原氏女家”就是如此。现在认为“差”是择善日，不如《笺》说得恰当。阴晴不可预期，哪里容人选择呢？

衡门

“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传》说：泌是泉水。洋洋，广大。乐饥，可以乐道忘饥。广大正是就泉水而言的。大概波流壮阔，至于寂寞。然而可以乐道忘饥，与上文“衡门虽陋而可游息”两个比喻本是一意。孔颖达申述毛亨，于是以泉水涓流逐渐广大，比喻人君进德也是积小成大，那么“乐饥”语意迂回，况且首章两句文义参差，大概不是《传》的错误。又“乐饥”郑玄本作“瘼饥”，意义更明确。

东门之池

“可与晤歌？”毛亨训“晤”为遇，郑玄训为对。孔颖达贯通二者，说《释言》“遇”即偶。那么“遇”也有对偶的意思，这是毛亨、郑玄意义本来相同。朱熹《传》解释为解悟的意思，也通。但“对”字虽然平实，而趣味较长久。况且从诗语来看，“可与”二字内已具有解悟意，不必再说出。

“可以沤菅。”《集传》说：“菅叶似茅而滑泽，茎有白粉。这是用陆玑《疏》的话。然而陆玑说“根下五寸中有白粉”，不说“茎有白粉”。查《说文》说：“茎，枝柱也。枝生于茎，所以叫枝柱。根，木株也。”徐锴说：“入土叫根，在土上叫株。”那么根与茎不同，何况茎下五寸呢？郭璞注《尔雅》以菅为茅属，陆玑《草木疏》以菅为似茅，那么菅、茅是各一种草。看《小雅·白华》诗“茅菅并提”，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他的说法很好。《陈风》“可以沤菅”，孔颖达疏既引郭璞、陆玑之说，又引《白华》笺“已泡叫菅”的话，接着说“未泡只叫茅”，这是错误地把茅菅合为一，又不明白这与郭璞、陆玑意思不同而疏漏了。那已泡叫菅，是相对未泡叫“野菅”而言的，难道是茅的意思吗？然而《白华》次章笺说：“白云下露，养育那可以成为菅的茅。”那么把茅菅合为一，实在从郑玄开始。

东门之杨

这首诗与郑风的《丰》都是亲迎而不至的情况。《集传》认为开始有私约，后来不从。那衣锦褧衣，是庶人嫁服。昏以为期，是亲迎的时候。诗有明证，为什么说私约呢？

墓门

陈佗的恶行，师傅难道像楚商臣有潘崇吗？潘崇教商臣弑君，最终享受富贵。陈佗因叛逆被诛，师傅必不独免。潘崇特别幸免，他的恶名在后世，则相同。

“歌以讯之。”《释文》说：“讯又作谇，音信，徐音息悴切。”查徐音与上文“萃”协韵，很好。陈第《古音考》引王逸《楚辞》注（引《诗》“谇予不顾”）及《雨无正》诗（“瘁讯”协韵）证明，更加可信而有证据了。

防有鹊巢

“谁侜予美？”侜与诪意义相同，所以《尔雅》说：“侜，张诳也。”本来解释《尚书》“诪张”为幻，而毛亨即用来解释这首诗。又《说文》说：“侜，有廱蔽也。”“诪训也。”那么侜是本字，诪是借字。濮一之说侜，从舟，有装载增加的意思（见《大全》），穿凿杜撰，最为可笑。舟、寿都是声旁，侜取舟的载，诪的寿，又取什么呢？

贝母名蝱，药草名游龙，梓木名駮，马绶草名防，鹧鸪名鹝，都见于《诗》。蕨名鼈，益母草名鵻，也见于《诗》传。这是植物而以禽虫得名。查：鹝，《尔雅》作虉，《说文》作□。

月出

《月出》诗，窈纠、懮、受、夭、绍，都是舒迟之态，指俊人而言，说他们行步舒迟，有此姿致。《集传》以状思者之情，大概不对，况且三语都是两字联绵，共为一义，把窈纠分作两训，尤其属于臆说。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

译“为乎”是疑问词，下面两句中的“匪”字是避讳词，每两句表达一个意思。前往株林，也就是跟随夏南，并不是用“株林”来指代他的母亲，用“夏南”来指代他的儿子。《疏》说：妇人丈夫死后跟随儿子，所以以夏南为主语来叙述，这是对的。朱熹《诗集传》说：“国君为什么去株林呢？回答说：只是去跟随夏南罢了。”那么，“并非去株林”，仅仅是因为去跟随夏南的缘故罢了。既然夏南本来就在株林，已经跟随夏南了，还认为不是去株林吗？文意实在有矛盾之处。

译泽陂

陈、郑两地的民歌，说蕳、毛都解释为兰草。郑玄笺注中，秉蕳跟随毛传，而蒲蕳则跟随韩诗，将蕳破读为莲。孔颖达疏申述其原因，认为荷是它的茎，莲是它的果实，菡萏是它的花。三章连续咏叹同一事物，不应在第二章另据其他事物。又说兰是陆地上的草，不生长在沼泽中，这似乎有道理。但是兰虽然是陆草，也生长在水边，有什么妨碍在泽陂中咏叹它呢？至于三章同咏一物，只是取文义完整罢了。古人的笔法，不必用这种法则来拘束。应当以传注的义理为正。

桧【变风】

羔裘

《毛诗序》说：“大夫因道义不合而离开他的君主，凡是离开君主的礼节，要等待被放逐到郊外，得到玦玉才离开。”这首诗应当作于等待放逐、君臣关系尚未断绝的时候，所以每章都说“岂不尔思”，可见离开国家的臣子不忍心忘记君主到了如此地步。春秋以后，这种风气就渺远了。《诗集传》遵循《毛诗序》，却遗漏了去国的义理。

狐裘用于上朝，郑玄认为是黄衣狐裘。古代狐裘有三种：一是锦衣狐白裘，天子用于上朝，君臣共同穿着。如果桧君穿着它上朝，就是僭越。过失不仅在于喜好洁净，一是狐青裘，是大夫和士的服饰，不是君主的服饰。而且人工粗糙恶劣，喜好洁净的人不穿它。三是黄衣狐裘，是息民之祭的祭服，就是这首诗中的狐裘。所以郑笺说：“用朝服宴饮，用祭服上朝祭祀，指的是息民之祭。”孔颖达申述郑玄的义理很妥当，苏氏改训为狐白，是错误的。

素冠

素冠，毛传认为是练冠，郑玄认为是祥冠。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跟随毛传，朱熹《诗集传》跟随郑玄。孔颖达申述郑玄改易传注的意思，凡是三种布，不应当称为素，这是第一点。讽刺不能守三年之丧，应当先思考其深远的原因，不应当思考其近处的原因，这是第二点。不能守三年之丧，应当说是三年将终，只差几天而已。如果完全看不见练冠，那就是期满就脱去丧服，违背礼制太严重了，《毛诗序》不应当只说讽刺不能守三年之丧，所以王肃、孙毓都认为郑笺更好，这是第三点。源氏认为夷王、厉王时代，距离文王、武王时代不远，礼教尚存，丧礼尤其被重视，当时人习惯于礼法，看见有在三年中稍微少几天的，就认为怪异而讽刺他，认为不能守三年之丧，孔颖达的话很对。此后二三百年，到了春秋时代，还有禫祭后不忘哀的，如孟献子；穿齐衰去问病的，如蟜固对季武子；而鲁人早上祥祭晚上唱歌，子路就嘲笑他；成人听说子羔做宰，就为他的哥哥穿丧服；即使是宰我缩短丧期的问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真正实行。哪里会有西周时就有将三年之丧改为期年之丧的呢？朱熹跟随郑玄是对的，但第二章“素衣”仍然袭用毛传“素冠”的解释，所以“素衣”的说法，名物疏辨得很恰当。

隰有苌楚

知解释为匹，只见于《苌楚》这首诗，匹指配偶。诗本意是讽刺君主淫乱恣肆，又首章的知与二、三章的家室，应当是一个意思。《尔雅·释诂》中“知”匹的说法，大概专门是为这首诗做注脚的，所以郑康成使用它。宋人因为惊俗，仍然解释为“知识”。

匪风

《匪风》首章，毛传与汉代王吉上给昌邑王的书信义理相同。王吉是研究韩诗的人，而义理与毛传相同，肯定不是一家私说。朱熹最爱韩诗，这里唯独因为与毛传相同而改易它。

周道，是周朝的治道。传笺义理相同。朱熹看见《毛诗序》说“思周道”，所以改作道路解释。

郑玄谱系认为夷王、厉王时，桧的变风开始产生，《匪风》篇大概作于厉王时代吧？周朝自文王、武王以来，专门以优柔宽简为治道，这就是周道。厉王变为严急，监视诽谤、专利敛财，百姓焦灼不安生。群小顺从他的意思，更改旧章制定新法，就被《板》《荡》等诗所讽刺。《六月》序说：“小雅尽废”，正是指这首诗。而《国语》也说：“厉王开始变革典章”，那么政令烦苛而民心离散，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匪风》的诗人希望得到一个在西周任职的人，告诉他周朝的旧政令，让他用烹鱼的方法来作为治民之道。毛传说：“烹鱼烦扰则碎，治民烦扰则散。”知道烹鱼就知道治民了。老子也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正相同。〇老子做柱下史，得以窥见周室藏书，叙述所闻以立言，这话正是周道吗？毛公师承最远，传语也有来历。又考察《尚书》说帝德宽简易，至德易简，自古治术都遵循这条道路，不只是周朝如此。诗将这种说法寄托在烹鱼上，言辞浅近而意思深远。然而只有毛公窥见这个旨意，而笺疏都没有阐明。到了宋儒谈诗，略于兴义，烹鱼的学说就无人过问了。

曹【变风】

蜉蝣

蜉蝣是起兴，三章各止。首句只说蜉蝣，现在认为这是比喻体，通篇都指蜉蝣而言，于是说忧虑蜉蝣不能长久存在，希望它在我归处。蜉蝣只是一种虫子，可以共处吗？况且与人有什么亲昵，而忧虑思念到这种地步呢？虽然是托言，恐怕也违背事理。

蜉蝣掘阅。郑玄说：掘地解释阅，是说它刚出生。孔颖达疏作鲜阅，说掘地而出，形容鲜阅。又说定本作解阅，谓开解而容阅。大概鲜解字形相似，必有一个错误，但两种义理都通，所以并存。《埤雅》说：掘土使开阅，也依据定本。《本草纲目》说：蜣螂、蜉蝣、复育、复育、天牛都是蛴螬蠧蝎所化。蛴螐生粪土中

译而蜉蝣掘地而出，这是由蛴螬变化而来的吗？又《埤雅》引用《管子》说：“掘阅得玉。”现在《管子》中并没有这句话，只有《山权数》篇说：“北郭有掘阅而得龟者。”房玄龄注解说：“掘，穿也，掘地至泉曰阅。”掘，音永勿切；阅，音永月切。难道“掘阅得玉”是见于其他书籍，而近世的版本遗漏了呢？三代时期棉花尚未传入中国，当时所谓的布都是麻布。吉事凶事都使用它，只是以精粗来区分，而吉服则染成黄赤之色，只有深衣不染色，又与大祥之礼同用十五升的布，只是经过捶打、漂洗、用灰处理，用彩色丝线镶边，那么就和丧服不同了。《诗经》中“麻衣如雪”，指的就是深衣。如雪，是捶打、漂洗、用灰处理的功效。诸侯、大夫、士、庶人都穿它。诸侯早晚都穿深衣，如《曹风》用来歌颂曹昭公，首章说他的衣裳整齐修饰，次章说他的衣裳众多【毛传：“采采”，众多的意思】，末章说他早晚更换衣服以显示他的奢侈。朱熹的《诗集传》解释这两句，就是指蜉蝣而言。蜉蝣却说成衣裳，这是把它的翅膀看作衣裳罢了。首句说羽，说翼；次章又说衣裳，不是重复了吗？泛泛地用衣裳借指，还可以，确切地指为麻衣，就更不能用蜉蝣来对应了。况且蜉蝣是黄黑色的，这是《尔雅》郭璞注而朱熹《集传》沿用的说法。黄黑色却说如雪，可以吗？

译候人

祋，《说文》说：“是殳，从殳，示声。”另一种说法：“城郭市里高处悬挂羊皮，有不该进入却想进入的人，暂时放下羊皮来惊吓牛马，叫做祋，所以从示。”《诗经》说：“何戈与祋。”《诗经》中“祋”与“戈”并列，“何”肯定是“殳”，而许慎引用它，文句连着“羊皮”，不知是证明“殳”呢，还是证明“羊皮”呢？又《说文》：“祋，军中士兵所持的殳，音殳。”毛晃在《增韵》中怀疑《诗经》的“祋”字是“杸”的误字。看《说文》引用《诗经》，那么东汉时已经写作“祋”了。又“杸芾”不押韵，毛晃的说法不对。

上升的云气叫做隮。《周礼》中眂祲掌管十种气色，其中一种叫隮，就是这样。《诗经》两次提到“朝隮”，“蝃蝀之朝隽”，指的是虹，是即将下雨的征兆；“候人之朝隮”，指的是云，是小雨的应验。木华的《海赋》中“荟蔚云雾”，正是用了《曹风》的诗句。张子厚解释“朝隮”为登山伐木，错了。至于“荟蔚”正是指“朝隮”，“婉娈”正是指“季女”，文义是相应的。朱熹把“荟蔚”分为草木，“朝隮”分为云气，也不恰当。“季女”的“弱”字各有一个意思【这是毛亨的解释】小人危害国家，残害百姓，强力的人尚且能勉强生存，柔弱的人必定陷入极大的困境。《诗经》说“斯饥”，所以只涉及到“季女”。帝尧爱护幼童，哀怜妇女【见南莘《天道篇》】正是这个意思。

鸤鸠

援引古事来讽刺今事，是《诗经》的常例，不只是《鸤鸠》如此。朱熹认为是赞美而非讽刺，只是拘泥于文辞罢了。况且末章说：“胡不万年？”大概是思念而不得见，好像在说：“上天为什么不借给他长寿，让他至今还在呢。”思念古人的意思，很明显。

下泉

庆赏让爵的典章不实行，那么诸侯就没有所畏惧顾忌的。共公侵扰剥削下层百姓，失去了正道，因此《下泉》这首诗所以思念圣明的王和贤能的伯。朱熹讥讽《诗序》，认为这是天下的大势，不是共公的罪过。假使曹国有贤明的君主，下层百姓得以安顿，何必远远地思念王伯的正道呢？

洌从水，意思是清。冽从仌，意思是寒。冽彼下泉，毛亨解释冽为寒，那么应当用两点记，严缉都用三点，不对。孔颖达的解释也说字从冰，冰就是仌字。《说文》说：仌，冻结，象水凝结的形状。冰，水坚硬。鱼陵切。臣〇说：现在作笔陵切，作为冰冻的冰。查鱼陵切的，现在作凝。《说文》认为是俗字。

浸彼苞稂，郑玄破稂为凉，说：凉草是萧、著之类。凉草不见于《尔雅》，不知道郑康成依据什么。孔颖达申述他的理由，认为稂是禾中的杂草，浸水则一起浸，不应舍弃禾而只说稂。这说得对但未尽。下泉浸物，本来比喻虐政困民。萧用来祭祀，蓍用来占卜，都是草中可贵的，所以担心它们受伤。稂是危害禾苗的草，锄掉它，惟恐不干净。怎么反而担心它受伤呢？郑玄的意思或许出于此。凉作为草名，没有其他典籍可证，郑康成当另有依据。

稂莠都能危害禾苗，但也有用处于人。莠可以入药，它的茎治疗眼疾，名叫光明草。韦昭《国语》【鲁语】注说：“莠像稷但没有果实。”又韦昭问答说：“莠现在叫狗尾草【《尔雅翼》引用此语】现在验证这种草，确实像稷但不结实。稂有米，可以疗饥，又名稂尾巴草。《尔雅》：孟【《玉篇》作防，云亡庚反】狼尾巴及稂、童梁都是这种草。”《本草》说：“生长在湿地，像茅草结穗。”又说：“茎叶穗粒都像粟，果实有毛，穗色紫黄有毛，荒年也可以采集食用。”《说文》把稂当作禾粟中不成熟的，《草木疏》也把禾秀而不成熟当作稂，都不对。罗愿《尔雅翼》辨析它，是对的。又荑稗也能扰乱禾苗，但都可以食用，一斗可得米三升。稗是黄白色，茎叶穗粒都像黍稷，有水陆两种。荑苗像稗，而穗像粟，紫黑色。陶隐居称之为乌禾，荒年可以代替粮食而杀虫。《尔雅》说：“稊防【音提迭】就是这样。

毛诗稽古编卷七

<经部,诗类,毛诗稽古编>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八

吴江陈启源撰

豳【变风】

七月

七月篇所记载的人事物候，比《月令》晚。毛传用豳地晚寒来解释，后儒推明其说，各有不同。孙毓认为豳地寒冷多，虽然晚还是寒。陆德明《释文》认为晚节而气寒，陆义较好。至于郑玄回答张逸认为晚温也是晚寒，孔疏采用他的说法来阐述毛传，因而举趾藏冰之类作为温晚的验证，陨萚入室之类作为寒晚的验证。宋严粲驳斥他，说温晚寒应当早，郑玄说寒晚不对，这最得当，但还未尽。源认为地气寒温的差异，分南北，不分东西。南方近日则温，北方远日则寒。如果南北相同，那么虽然东西悬殊，总为日道所必经，温寒没有差异。所以层冰飞雪多在极北之地。至于西域各国，如于阗、身毒、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