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三十
妬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此「淑女」宜为君子之善匹，此善防传意者也。严缉既言后妃供荇菜，又以「求之」为求后妃，此误认传意者也。
译嫉妒猜忌，想着要得到一位淑女来匹配君子，因此这里的“淑女”应当是君子的良配，这是正确理解《传》的文意。严缉既然说后妃供奉荇菜，又把“求之”解释为寻求后妃，这是错误地理解了《传》的文意。
薄汚我私传云汚烦也笺云烦烦撋之释文云阮孝绪字畧云烦撋犹捼莏也撋而专反又而纯反捼奴未反莏素何反案烦字亦作▯玉篇云▯扶袁切▯捼也撋本作擩周礼有擩祭玉篇云撋摧物也捼说文云摧也从手委声一曰两手相切摩也今俗作挼非是玉篇作抄云亦作莏广韵云手挼莏也周礼郁齐献酌注献读为莎以醪酒摩莎泲之
汉广之游女，韩诗以为汉神其祖，屈宋湘巫之说乎？序曰：「说人也。」章句云：「言汉神时见，不可得而求之【见文选李善注】夫说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说益至，序意或尔尔。又从而实之以事，遂有交甫请佩之说矣。又《鸡鸣》《防有鹊巢》二诗，韩叙亦以为说人，未详其义。
惄如调饥。释文云：惄本又作□。韩诗作溺，音同。今案玉海载释文引韩诗「愵如调饥」，则溺乃愵之譌也。又案说文云：愵，忧貎，读与惄同。玉篇云：□，奴歴切，思也，愁也，或作愵。二字音义皆与惄同。字形与□、溺相似，溺当为愵，□当为□，皆传写之譌耳。吕记引释文云：惄本又作□，□乃惄之俗书，亦误。
汝坟末章，韩诗薛君章句曰：「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犹往而仕者，以父母甚廹饥寒之忧，为此禄仕。」韩义虽未必得诗指，然后汉周磐居贫养母，俭薄不充，诵此慨然而叹：「诗可以兴，信矣。」
召南
睢鸠，鹗也；鸤鸠，鹰所化也。皆鸷鸟也。后夫人取兴焉，有别与均一？非鸷不能，故以象妇徳与？或曰：鸤鸠生三子，一为鹗。然则二鸠同种，而睢为贵矣。
采苹笺》引《内则》「织纴组紃」疏云：「纴也，组也，紃也，皆织之。纴谓绘帛，紃縧也。组亦绦之类。」案组紃之别，详《内则》疏云：「组紃得为绦。」皇氏云：「组是绶也，但薄濶为组，如绳者为紃耳。」又案《说文》云：「组，绶属；紃，圜采也。」《礼疏》应本此为说。释文以组为线，恐未然。线缕也，《简兮》「执辔如组」，取其有文章，岂一缕之谓乎？
采苹释文引韩诗云：「沈者曰苹，浮者曰藻。」今目騐此二草，藻沈而苹浮，颇怪其相反。案「藻」字，《尔雅翼》及《玉海》引韩诗皆作「薸」。《雅翼》云：「苹根生水底，叶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无根而漂浮也。」故韩诗云：「沈者曰苹，浮者曰薸。」「薸」音瓢，即小萍也。苹亦不沈，但比萍则有根不浮游耳。罗语良是。「薸」与「藻」字形相类，因而致误耳。又案黄氏《韵防》引韩诗亦作「藻」，《玉海》两引此文，一「薸」而一「藻」，则此字之误其来乆矣。
左传说采苹诗云：「济泽之阿，行潦之苹藻，寘诸宗室，季兰尸之敬也【襄二十八年穆叔语】意召南大夫妻是兰姓女乎？季兰之称与季姜、季姬一例矣。兰姓不载经传，故后世无闻，古或有之也。桑中之孟庸，他典亦不载，以与姜、弋并举，故知是姓。弋之为姒，若非谷梁传，则亦莫可考矣。杜注以季兰为少女之佩兰者，殆是臆说。案后世亦有兰姓，如汉兰广，晋兰维，梁兰钦，皆是。师古注《急就篇》谓「出自郑穆公兰，古未有氏，其祖之名者」，况郑之七穆并无兰氏，顔氏之说未必然也。详左传之言，安知后世兰姓非季女父族之苗裔乎？
近世《说文长笺》引《易·豫卦》“殷荐语”证《诗》“殷其靁”，“殷”当如字读，谓“殷”本训作乐之盛，《易》以靁象作乐之声，《诗》以乐象靁之声，皆言其盛，此亦可通，但不若以“殷殷”象雷声尤有致耳。
摽有梅。《释文》：摽，婢小反，又符表反。《说文》：抛字注云：弃也，从手，从九，从力，或从手票声。《诗》摽有梅，落也，义亦同。匹交切。是摽乃抛之重文。然摽字别见去声，云击也。一曰挈▯牡也，符少切。音义皆与《诗》异。
何彼秾矣》诗，后人误以春秋事实之前，辨之详矣。近世有伪为申公《诗》说者，谓齐襄杀鲁桓、庄王，将平之，使荣叔锡桓公命，因使庄公主婚，以桓王妹嫁襄公，国人伤之，而作斯亦巧于傅防矣。不知桓公初被杀，鲁即请以彭生除
译《毛诗传》说“薄污我私”的“污”是烦扰的意思；《毛诗笺》说“烦”就是搓揉；《经典释文》说阮孝绪《字略》说“烦揉”就像“捼莏”；“揉”音专，又音纯；“捼”音奴未；“莏”音素何。按：“烦”字也写作“〇”，《玉篇》说“〇”音扶袁切，意思是搓揉；“揉”本作“擩”，《周礼》有“擩祭”；《玉篇》说“揉”是摧折物体；《说文解字》说“捼”是摧折，从手，委声，另一义是两手相切摩；现在俗体写作“挼”，这是不对的；《玉篇》抄本作“莏”，也说也写作“莏”；《广韵》说“手挼莏”；《周礼·郁齐献酌》注说“献”读为“莎”，用醪酒摩莎过滤它。
《汉广》中的游女，韩诗认为她是汉水之神，这大概是屈原、宋玉关于湘水女巫的说法吧？《毛诗序》说：“这是爱慕人的诗。”《韩诗章句》说：“说汉水之神时常出现，却不可求得而亲近她。”（见《文选》李善注）既然爱慕就必定会去追求，然而只是可见却不可求，那么爱慕之情就更加深切，《毛诗序》的意思或许就是这样。又进而用事实来充实它，于是就有了郑交甫请求佩玉的故事了。又如《鸡鸣》《防有鹊巢》两首诗，韩诗的序言也认为是爱慕人的诗，但不详其义。
“惄如调饥”。《经典释文》说：“惄”原本又写作“□”。韩诗作“溺”，读音相同。现在查考《玉海》所载《释文》引用韩诗为“愵如调饥”，那么“溺”乃是“愵”的讹误。又查考《说文解字》说：“愵”，忧愁的样子，读音与“惄”相同。《玉篇》说：“□”，音奴歴切，意思是思念，忧愁，或写作“愵”。这两个字的音义都与“惄”相同。字形与“□”、“溺”相似，“溺”应当是“愵”，“□”应当是“□”，都是传抄时的讹误罢了。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引用《释文》说：“惄”原本又作“□”，“□”乃是“惄”的俗字，这也是错误的。
《汝坟》末章，韩诗薛君《章句》说：“王室政教如同烈火一般，仍然前往做官的人，是因为父母深受饥寒之忧，为了这份俸禄去做官。”韩诗的解释虽然未必符合诗的本意，但后来东汉周磐家境贫寒供养母亲，生活俭薄不能充足，诵读此诗感慨而叹息：“诗可以兴起人的情志，确实如此。”
《召南》
“睢鸠”是鹗；“鸤鸠”是鹰所化生的。都是猛禽。后妃取象于它们，是有别与均一的意思吗？不是猛禽不能做到，所以用来象征妇德吗？有人说：鸤鸠生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变成鹗。那么两种鸠是同一种类，而睢鸠更为尊贵了。
《采苹》的《毛诗笺》引用《内则》“织纴组紃”的疏解说：“纴、组、紃，都是编织的。纴指绘帛，紃是绦带。组也是绦一类。”按：组与紃的区别，详见《内则》疏说：“组和紃都可以作为绦带。”皇氏说：“组是绶带，只是薄而宽的是组，像绳子一样的是紃罢了。”又查考《说文解字》说：“组，绶带一类；紃，圆形的彩饰。”《礼记疏》应当依据这个来解释。《经典释文》把组解释为线，恐怕不对。线是丝缕，《简兮》“执辔如组”，取的是它有花纹，难道是一根丝缕的意思吗？
《采苹》《经典释文》引用韩诗说：“沉在水底的是苹，浮在水面的是藻。”现在亲眼验证这两种植物，藻沉而苹浮，很奇怪它们相反。查考“藻”字，《尔雅翼》及《玉海》引用韩诗都作“薸”。《雅翼》说：“苹根长在水底，叶子铺在水面，不像小浮萍那样无根而漂浮。”所以韩诗说：“沉在水底的是苹，浮在水面是薸。”“薸”音瓢，就是小萍。苹也不沉，但比起萍来则有根不随波逐流罢了。罗愿的话很对。“薸”与“藻”字形相似，因而导致错误。又查考黄氏《韵防》引用韩诗也作“藻”，《玉海》两次引用此文，一作“薸”而一作“藻”，那么这个字的错误由来已久了。
《左传》解说《采苹》诗说：“济水沼泽的岸边，雨水积聚处的苹藻，放在宗庙里，季兰主祭以示恭敬。”（《襄公二十八年》穆叔的话）意思是《召南》的大夫妻是兰姓女子吗？季兰的称呼与季姜、季姬是一类的了。兰姓没有记载在经传中，所以后世没有听闻，古代或许有。《桑中》的孟庸，其他典籍也没有记载，因为与姜、弋并举，所以知道是姓。弋作为姒姓，如果不是《谷梁传》，也就无从考证了。杜预注以季兰为少女佩戴兰草的人，大概是臆测之说。查考后世也有兰姓，如汉代的兰广，晋代的兰维，梁代的兰钦，都是。颜师古注《急就篇》说“出自郑穆公兰，古代没有氏，用祖先的名字作为氏”，况且郑国的七穆并没有兰氏，颜氏的说法未必正确。详查《左传》的话，怎么知道后世的兰姓不是季女父族的苗裔呢？
近世《说文长笺》引用《易·豫卦》“殷荐语”来证明《诗》“殷其靁”，“殷”应当读本音，说“殷”本训作乐声盛大，《易》以雷象作乐之声，《诗》以乐象雷之声，都说其盛大，这也可以讲通，但不如以“殷殷”模拟雷声更有韵味。
《摽有梅》。《经典释文》：摽，音婢小，又音符表。《说文解字》：抛字注说：抛弃，从手，从九，从力，或从手作票声。《诗》“摽有梅”，落下，意义也相同。音匹交。所以摽乃是抛的重文。然而摽字另外见于去声，说击打。另一义是提挈〇牡，音符少。音义都与《诗》不同。
《何彼秾矣》诗，后人错误地将其置于春秋事实之前，辨析得很详细了。近世有人伪造申公《诗》说，说齐襄公杀了鲁桓公、庄王，将要平定，派荣叔赐给桓公命令，于是让庄公主婚，把桓王的妹妹嫁给襄公，国人哀伤这件事，于是作了这首诗，这也善于附会了。不知道桓公刚被杀，鲁国就请求用彭生除
邶
周书·作雒》篇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孔晃注云：「东谓卫，殷谓邶、鄘。」又云：「周公降辟二叔，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晁注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据此则康叔乃封于邶、鄘，而卫地以与中旄，非康叔国与诸经传异，未详其故。窃意分与二子当在初黜殷时，厥后中旄或迁废，则并以卫与康叔，容有之也。姑记以存疑。
康成《诗谱》云：「卫顷公当周夷王时，卫国政衰，变风始作。」孔疏云：「卫世家顷公厚赂周夷王，夷王命为卫侯，故知当夷王时。」案刘恕《通鉴外纪》辨《世家》语为非，云：「顷公元年，鲁献公之三十二年也，当厉王十六年。厚赂周，周命为卫侯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变风始作。」今合《周本纪》《卫世家》观之，厉王以三十七年奔彘，卫厘侯之十三年也。逆计厘侯之立，应在厉三十五年，厘乃顷之子，顷在位十二年，应以厉十三年立，不得与夷王同时，而《世家》乃言其赂夷王得立，表亦以顷当夷世，其书自相矛盾。至「赂周得侯」，索隠駮之，良有理，则其事亦不足信。《谱》《疏》皆以《世家》为据，殆未考其真也。至刘谓赂周在厉十六年，又不知何据，共和以前纪年脩短俱不可考耳。《终风》《韩诗》章句云：「时风又甚，▯使已思益隆。」二语颇似五言古诗，陆士衡《赠顾彦先》诗「隆思乱心曲」，正用薛君语。
雉鸣，雌曰鷕，雄曰雊。《诗》求牡称鷕，求雌称雊，是也。故潘岳《射雉赋》云：「雉鷕鷕以朝，雊而」。徐爰引顔延年语，以讥其误。
泾以渭浊，笺云：泾水以有渭，故见渭浊。释文云：故见渭浊，旧本如此。一本渭作谓，后人改耳。今玩文义，作谓为是。疏申笺云：先述泾水之意，言以有渭，故人见谓已浊，则孔氏亦以为作谓。
湜湜其沚。笺云：湜湜，持正貌。唐皇甫湜，字持正，本此。夫子谓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圣人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此目我释尊言也。简兮，诗「西方美人」所指，将无同？盖汉明以前，大法虽未被东土，然观周昭穆二王时，太史蘓由、扈多覩充风，而知祥西极化人，说者以为即神足弟子。中天台之建，寔佛刹之滥觞，可见此时大法必稍有流传。一二士大夫明悟渊识者，能黙记之，但未比戸诵习耳。故邶国诗人闻风思慕。晋语亦引「西方之书」，齐姜氏，大国女，所闻必有由来矣。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渇仰恋慕，情见于词。抑贤人其修净土观者与？姜氏所引书曰：「怀与安，寔疚。大事，怀则不能觧脱，安则不能精进。大事，所谓一大事因缘也。」姜引之虽断章，要皆微妙宗防，略见于周世者，合之夫子之言，足证东土之有大法，乆矣。及秦火之后，已遭煨烬。然刘向序列仙着，有佛名。傅毅承明帝问，便对以天竺之教，非素有流传，岂能知之乎？又夫子之答太宰，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非神孚防契，在语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谓惟圣知圣也。与邶贤齐女得之于流传者，又异矣。噫，此可为知者道也。
毖彼泉水。《释文》云：毖，《说文》作防直视也。案今《说文》防字注云：直视也，读如《诗》毖彼泉水。然则《说文》引《诗》乃作泌，非作防也。《玉篇》亦云《说文》作泌矣，不知何人改沁为防？又勦说文》直视之训也。观《吕记》引《释文》云：毖，《说文》作泌，是宋本注疏原无误，而元本注疏则误，与今同。可见误之来，已乆。
释文别作之字，譌舛最多，頼《诗》《记》所引得正其一二。惟《泉水》“饮饯于祢”，释文云：“祢，韩诗作坭。”吕记引此“坭”作“泥”。今考《玉篇》录韩诗异同，此字亦从土旁作“坭”。又《广韵》云：“坭，地名。”当指《诗》“饮饯之处”，则独此一字今本得之。王事敦我笺云：“敦，犹投掷也。”掷，释文作“擿”，云与“掷”同，或作
译《周书·作雒》篇说：“武王攻克殷商后，在东面封管叔，在殷地封蔡叔、霍叔，让他们监视殷商的臣民。”孔晃注解说：“东面指的是卫国，殷地指的是邶、鄘。”又说：“周公废黜了管、蔡二叔，让康叔在殷地建都，让中旄父在东面建都。”孔晃注解说：“康叔代替了霍叔，中旄父代替了管叔。”根据这些记载，那么康叔应该是被封在邶、鄘，而卫地给了中旄父，这与其它经传中康叔封卫的说法不同，不知其中的缘故。我私下推测，分封给这两人应当是在刚废黜殷商的时候，后来中旄父或许被迁徙废黜，于是将卫地一并给了康叔，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暂且记录下来以存疑。
郑玄《诗谱》说：“卫顷公在周夷王时期，卫国政治衰败，变风开始兴起。”孔颖达疏解说：“《卫世家》记载顷公厚赂周夷王，夷王任命他为卫侯，所以知道是在夷王时期。”查考刘恕《通鉴外纪》辩驳《世家》的话是错误的，说：“顷公元年，是鲁献公三十二年，相当于周厉王十六年。厚赂周王室，周王室任命他为卫侯时，仁人不得志，小人在侧，变风开始兴起。”现在结合《周本纪》《卫世家》来看，厉王在三十七年出奔彘地，那是卫厘侯十三年。逆推厘侯即位，应当在厉王三十五年，厘侯是顷公的儿子，顷公在位十二年，应当在厉王十三年即位，不可能与夷王同时代，而《世家》却说顷公贿赂夷王得以立国，年表也认为顷公对应夷王时代，书中自相矛盾。至于“贿赂周王室得以封侯”，司马贞《索隐》驳斥它，很有道理，那么这件事也不足信。《诗谱》《疏》都以《世家》为依据，大概没有考证其真伪。至于刘恕说贿赂周王室在厉王十六年，又不知依据什么，共和以前纪年的长短都不可考。《终风》《韩诗》章句说：“当时风气又很盛，思念之情更加深厚。”这两句话很像五言古诗，陆机《赠顾彦先》诗“隆思乱心曲”，正是用了薛君的话。
野鸡鸣叫，雌的叫鷕，雄的叫雊。《诗经》中求雄性称鷕，求雌性称雊，这是对的。所以潘岳《射雉赋》说：“野鸡清晨发出鷕声，傍晚发出雊声。”徐爰引用颜延年的话，来讥讽他的错误。
泾水因渭水而显得浑浊，郑玄笺注说：泾水因为有了渭水，所以人们看到渭水显得浑浊。《释文》说：故见渭浊，旧本是这样写的。有一个版本渭字作谓，是后人改的。现在玩味文义，作谓是对的。孔颖达疏申述郑笺说：先叙述泾水的意思，说因为有了渭水，所以人们看见说它浑浊，那么孔氏也认为作谓。
湜湜其沚。郑玄笺注说：湜湜，是持正的样子。唐代皇甫湜，字持正，本于此。孔子对商太宰说：“西方有圣人，不治理而不混乱，不说话而使人信服，不下命令而自行其事，荡荡乎，百姓无法形容他。”这是指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话。《简兮》诗中“西方美人”所指，难道不是同一个人吗？大概汉明帝以前，大法虽然没有传入东土，但是看周昭王、穆王时，太史苏由、扈多看见充风，知道西方有化人，解说者认为就是神足弟子。中天台的建立，实在是佛刹的滥觞，可见此时大法必定稍有流传。一两个士大夫中明悟深识的人，能够默记它，只是没有家家户户诵习罢了。所以邶国诗人闻风思慕。《晋语》也引用“西方之书”，齐姜氏，是大国女子，所闻必有由来。那美人啊，是西方的人啊，渴仰恋慕，情感见于词章。或者贤人是在修净土观吧？姜氏所引书说：“怀恋安逸，实在有害。大事，怀恋就不能解脱，安逸就不能精进。大事，所谓一大事因缘。”姜氏引用虽然断章取义，但都是微妙的宗防，略见于周世，结合孔子的话，足以证明东土有大法，已经很久了。等到秦火之后，已经遭受焚毁。但是刘向编列仙传，有佛的名字。傅毅回答明帝问，便说天竺之教，如果不是素有流传，怎么能知道呢？又孔子回答太宰，轻视三王五帝三皇，唯独推崇西方为圣，如果不是神意契合，在语言文字之外，不能推崇到这种地步，所谓只有圣人知道圣人。这与邶国贤人齐女从流传中得到的，又不同了。唉，这只能对明白人说。
毖彼泉水。《释文》说：毖，《说文》作泌，直视也。查考现在《说文》泌字注说：直视也，读如《诗》毖彼泉水，那么《说文》引《诗》是作泌，不是作泌。《玉篇》也说《说文》作泌，不知何人改泌为泌？又抄袭《说文》直视的训释。看《吕记》引《释文》说：毖，《说文》作泌。是宋本注疏原无误，而元本注疏就错了，与现在相同。可见错误由来已久。
《释文》别作之字，讹误最多，依靠《诗经》《礼记》所引得以纠正其中一二。只有《泉水》“饮饯于祢”，《释文》说：“祢，韩诗作坭。”《吕记》引此“坭”作“泥”。现在考据《玉篇》录韩诗异同，这个字也从土旁作“坭”。又《广韵》说：“坭，地名。”当指《诗经》“饮饯之处”，那么唯独这个字今本是对的。王事敦我，郑玄笺注说：“敦，犹投掷也。”掷，《释文》作“擿”，说与“掷”同，或作
“摘”，非。案《说文》“擿，直只反，搔也，投也”，无“掷”字。《玉篇》“擿，雉防反，投也，弃也”，“掷”同，是“掷”字后世所益也。其“摘”字，《说文》“他歴、竹厄二切”，《玉篇》“多革切”，注皆云“拓【拾也，之石切】果寔也”，与“擿”义别，故陆以为非。
译“摘”字，不对。查考《说文解字》：“擿，直只反，意为搔抓、投掷”，其中并没有“掷”字。《玉篇》：“擿，雉防反，意为投掷、抛弃”，“掷”字与之相同，这说明“掷”字是后世增加的字。至于“摘”字，《说文解字》注音为“他歴、竹厄二切”，《玉篇注音为“多革切”，两书的注释都说“摘”是“拓【拾取，之石切】取果实”的意思，与“擿”字的含义不同，所以陆德明认为“摘”字是不对的。
说怿女美。郑读怿为释。案《说文》怿字注云：经典通用释。是汉以前此诗元作“说释”，康成非破字也。然笺云：“说怿”当作“说释”，则明是改怿为释，非原作“说释”矣。意当时“说怿”“说释”经本各不同，郑特据“释”以改“怿”乎？姑记以竢考。
鄘
刺宣姜之诗，俱列《鄘风》：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凡三焉，而《定之方中》即继其后。说诗者以为着卫亡之由也。然宣姜所生子女五人，皆无失徳。戴文二公，宋许二夫人，并见诗。而文公尤贤，狄难以后，卫得复存者，文公也。自此迄君角，又血食四百余年。非中冓贻羞，康叔乆不祀矣。《史记》谓昭伯乃公子伋同母弟，国人以伋之死深恶朔，故莫肯与狄战，而卫以亡。然则文公之为众心所附，并克昌厥后，殆亦以伋故与？但昭伯之母夷姜也。宣公烝于夷姜，生伋、黔牟及顽。昭伯之生与其子文公无异也。两世因烝而得子，卒延四百余年之国祚。谁谓天道祸淫邪！吁！文公之后有卫者，宣姜之子孙也。睿宗之后有唐者，武后之子孙也。二事千载若一辙矣。诗多用“相”字，如“相防有体”，“相彼鸟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隂阳”之类，皆训为视。孙炎《示儿编》据陆玑疏“河东大鼠能人立”之说【魏硕防疏】又牵合韩愈“诗礼防拱立”之句，欲觧“相防”为“相州”之“防”，谓相州与河东相邻，当有此防。诗以防有礼体，喻人之不如斯，亦凿矣。诗本以防之贪恶，喻无礼之人，岂如孙所云哉？相州与河东【即魏相州，今河南彰徳府；魏汉河北县，今山西平阳府觧州平陆县】中隔晋地，不可谓邻。礼防之称，文人借经语为藻饰，岂足为据？况此诗作于文公时，卫已徙河南矣。相在河北，非复卫有。诗人目其地产以为兴端，何得及之哉？
论衡》云：“诗，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其传曰：“譬彼练丝，染之蓝则青，染之朱则赤。丹朱、商均已染于唐、虞之化矣，然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恶之质不受蓝朱变也。”此与《小序》“臣子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意略相符矣。毛氏无此文，必是三家诗说。然鲁诗无传，齐诗有石氏、孙氏传，韩诗有内外传，而外传今存，充所谓传其齐之石氏、孙氏及韩之内传乎？充又觧“维忧用老”为伯竒放流，“首髪早白”觧“子孙千亿”为宣王徳顺天地，天地祚之子孙众多，皆与今诗异。其言“鹤鸣九臯，声闻于天”及“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则与毛、郑之说同。
卫
水经注》淇水东诎而西转，迳顿丘城北，又诎迳顿丘城西，则顿丘在淇水东南也。妇渉淇而送氓至此，又渉淇而嫁之，是妇居淇西北矣。淇水东南流入河，复开隄，即古黄河北岸，氓居在焉，则河之北，淇之南也。两人本各天一涯，氓以异乡客子，与妇数语目成，挈之归家，虽蚩而寔黠矣。妇以轻信被绐，失身匪人，后之见弃，又谁咎乎？
王
暵其脩矣。传云：脩且干也。孔疏无觧。案：且者，将然之词。上章言暵干，下章言暵湿，而脩在其间，故毛以将干为训乎？又脩之本义，谓脯之加姜桂者。脯乃自湿而干之物，冝取且干为义矣。刘熈《释名》云：脩，缩也，干燥而缩也，亦堪助发毛义。呉棫《韵补》引传作「日干」，恐不如且义长。《释文》云：脩，如字，本或作蓨，音同。案：蓨字两见，《尔雅》云：蓧蓨者，彼释文音阳云「苖【从由他六徒厯二反】蓨者，彼释文他凋切，郭注皆未详，则蓨是草名，非此诗蓨字。又《说文》云：蓨，苖也。苖，蓨也。《玉篇》云：蓧，苖也；蓨，蓧也；苖，蓨也。皆祖《尔雅》《王风》传两言鵻而义不同，蓷鵻也是草，菼鵻也是色，毳衣如菼。传：菼鵻言其色也。笺：菼薍言草名也。疏谓传但言菼色，未详草名，故笺引《释草》文以定之，是已。今案传语即《尔雅·释言》文，但《释言》字作鵻，注云：菼色如鵻，在青白之间。《释畜》云：苍白杂色鵻是。尔雅之意，以鸟色比草也。毛传
译喜爱你的美。郑玄将“怿”读作“释”。查《说文解字》对“怿”字的注释说：经典中通用“释”。这说明汉代以前这首诗原本写作“说释”，郑玄并非擅自破字。然而郑玄的笺注说：“说怿”应当作“说释”，这就明确是将“怿”改为“释”，并非原本就是“说释”。推测当时“说怿”与“说释”的经文版本各不相同，郑玄特意依据“释”来改“怿”吗？暂且记下以待考证。
《鄘风》
讽刺宣姜的诗，都列在《鄘风》中：《墙有茨》、《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共三首，而《定之方中》紧接着它们之后。解说《诗经》的人认为这是揭示卫国灭亡的原因。然而宣姜所生的子女五人，都没有失德。戴公、文公两位国君，宋夫人、许夫人两位夫人，都见于诗中。而文公尤其贤明，狄人入侵的灾难之后，卫国得以再次保存，靠的是文公。从此直到君角，又延续了四百多年的祭祀。如果不是宫闱遗下羞辱，康叔的祭祀早就断绝了。《史记》说昭伯是公子伋的同母弟，国人因为伋的死深深厌恶朔，所以没有人肯与狄人作战，卫国因此灭亡。那么文公之所以被众心所依附，并且能够昌盛其后代，大概也是因为伋的缘故吧？但是昭伯的母亲是夷姜。宣公与夷姜乱伦，生了伋、黔牟和顽。昭伯的出生与他儿子文公没有不同。两代因为乱伦而得到儿子，最终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国运。谁说天道会惩罚淫乱呢！唉！文公之后拥有卫国的是宣姜的子孙，睿宗之后拥有唐朝的是武后的子孙。这两件事相隔千年却如出一辙。《诗经》多用“相”字，如“相鼠有体”、“相彼鸟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阴阳”之类，都解释为看。孙炎《示儿编》根据陆玑疏“河东大鼠能人立”的说法【魏硕防疏】又牵强附会韩愈“诗礼防拱立”的句子，想要解释“相防”为“相州”的“防”，说相州与河东相邻，应当有这种鼠。《诗经》用鼠有礼体，来比喻人不如它，这也太牵强了。《诗经》本来是用鼠的贪婪恶劣，来比喻无礼的人，难道像孙炎所说的那样吗？相州与河东【即魏相州，今河南彰化府；魏汉河北县，今山西平阳府解州平陆县】中间隔着晋地，不能说相邻。礼防的称呼，是文人借用经书语句来修饰，难道足以作为依据吗？况且这首诗作于文公时期，卫国已经迁到河南了。相州在河北，不再是卫国的土地。诗人看到那里的特产作为起兴的开端，怎么能涉及它呢？
《论衡》说：“《诗经》：‘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它的传文说：‘譬如练丝，染上蓝色就变青，染上朱砂就变红。丹朱、商均已受到唐、虞教化的影响，然而丹朱傲慢而商均暴虐，这是因为极恶的本质不接受蓝朱的改变。’”这与《小序》“臣子喜好善道，贤者乐于告知善道”的意思大致相符。毛氏没有这段文字，必定是三家诗的说法。然而鲁诗没有传文，齐诗有石氏、孙氏的传文，韩诗有内外传，而外传现在还存在，充所说的传文难道是齐诗的石氏、孙氏以及韩诗的内传吗？充又解释“维忧用老”为伯奇被放逐，“首发自白”解释“子孙千亿”为宣王的德行顺应天地，天地赐福给他子孙众多，都与现在的《诗经》不同。他所说的“鹤鸣九皋，声闻于天”以及“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却与毛、郑的说法相同。
《卫风》
《水经注》说：淇水向东弯曲然后向西转折，经过顿丘城北，又弯曲经过顿丘城西，那么顿丘在淇水东南。妇人渡过淇水送氓到这里，又渡过淇水嫁给他，这说明妇人住在淇水西北。淇水东南流入黄河，再开堤，就是古黄河北岸，氓住在那里，也就是黄河之北、淇水之南。两人本来各在天边，氓作为异乡客子，与妇人几句话目光交汇就定情，带她回家，虽然愚钝但实际上狡猾。妇人因为轻信被欺骗，失身于不该嫁的人，后来被抛弃，又能怪谁呢？
《王风》
干枯的样子。传文说：脩是而且干燥。孔颖达的疏没有解释。查：“且”是表示将要发生的词。上一章说暵干，下一章说暵湿，而脩在中间，所以毛亨用将干来解释吗？又脩的本义，是指加了姜桂的干肉。干肉是从湿变干的东西，适宜取将干的意义。刘熙《释名》说：脩，是收缩的意思，干燥而收缩，也可以帮助阐发毛亨的意思。吴棫《韵补》引用传文作“日干”，恐怕不如“且”的意义深远。《经典释文》说：脩，读如字，原本有的写作蓨，音同。查：蓨字出现两次，《尔雅》说：蓧蓨者，那《释文》音阳说“苖【从由他六徒厯二反】”，蓨者，那《释文》他凋切，郭璞的注释都不详细，那么蓨是草名，不是这首诗的蓨字。又《说文解字》说：蓨，是苖。苖，是蓨。《玉篇》说：蓧，是苖；蓨，是蓧；苖，是蓨。都源自《尔雅》。《王风》传两次提到鵻但意义不同，蓷鵻是草，菼鵻是颜色，毳衣如菼。传文：菼鵻说的是它的颜色。笺注：菼薍说的是草名。疏文说传文只说了菼的颜色，没有详细说明草名，所以笺注引用《释草》的文字来确定，这是对的。现在查传文就是《尔雅·释言》的文字，但《释言》字作鵻，注释说：菼的颜色像鵻，在青白之间。《释畜》说：苍白杂色的是鵻。《尔雅》的意思，是用鸟的颜色来比喻草。毛传
字作鵻，笺言青者如鵻。郑荅张逸，又谓鵻鸟青，非草名。菼亦青，盖毳冕服俱五色，菼言其青，璊言其赤，各举一色也。是传意以鸟色比草也，一从鸟旁，一从马旁，物异而义同。
译“字”写作“鵻”，《笺》说青色就像鵻鸟。郑玄回答张逸时，又说鵻鸟是青色的，并非草名。菼也是青色的，大概是因为毳冕和冕服都具备五种颜色，提到“菼”是取其青色，提到“璊”是取其红色，各自举出一种颜色。这说明传文的用意是用鸟的颜色来比喻草的颜色，一个字形从鸟旁，一个字形从马旁，事物不同但含义相同。
郑
周礼》贾公彦疏谓郑说妇人者九篇，卫则三，《乐记》孔疏亦言《郑风》二十一而说妇人者九篇，今案之，殆不然也。郑之刺淫者惟女，《曰鸡鸣》刺不说徳而好色，《丰》刺男行而女不随，《东门之墠》刺不待礼而相奔，《野有蔓草》男女思不期而防，《溱洧》刺淫风大行，凡五篇。其有《女同车》、《有女如云》二诗虽说妇人，皆一刺忽，一闵乱，不言淫也。即并数之，亦仅七篇，安得九乎？至卫刺淫则不止于三，若不数▯鄘，则贾疏所举《桑中》乃鄘风也。
左传》纪郑事所言城门，凡为名十有二：曰渠门【一见】曰皇门【一见】曰师之梁门【四见】曰北门【二见】曰东门【六见】曰闺门【一见】曰时门【一见】曰鄟【音専】门，曰仓门，曰旧北门【已上皆一见】又有逺郊门，曰桔【戸结切】柣【大结切】之门【三见】又有外郭门，曰纯门【二见】惟东门两见于《诗》，意此门当国要冲，为市廛鳞萃之墟，与故诸门载于《左传》，亦惟东门则数及之。隠四年，宋、卫、陈、蔡四国以师围焉。襄十一年，晋悼公以诸侯伐郑，则齐、宋之师门焉。是年又伐之，则观兵焉。二十四年，楚伐郑，亦门焉。子产对晋使所谓“井堙木刋”，指斯地也。昭十年，郑人子产辞公子公孙于北门之外焉。盖师旅之屯聚，賔客之往来，无不由是，其为郑之孔道可知。宜乎《诗》之一兴一赋，皆举以为端也。虽然，除地之墠，行上之栗，特假以寓兴耳。至五争之后，室家相弃，出此门者，但见乱离之象，《诗》所为闵与。
齐
东方之日兮，韩诗薛君章句以为说其顔色美盛，若东方之日。后世文人率祖其语，以入诗词，如《神女赋》「耀乎若白日初出，昭屋梁」，「日出东南隅，行淑貌耀朝日」，「秋胡诗」「明艶侔朝日」，正袭此意也。故李善注《文选》，皆引薛语证之。然以为词家佐笔之资，洵美矣。若释经，自当以毛郑为正。
不能辰夜孔疏言乾象以来诸厯及今太史所候昼夜以昬明为限故昼漏率多于夜五刻惟马融王肃注尧典因有日出日入语遂以见日为限故昼夜之刻相等盖日见之前日入之后距昏明各二刻半故论昏明则昼多五刻夜少五刻据日出入则昼夜均也郑作士昏礼目録举其全数谓日入三商为昏即此义案正义成于太宗时孔未见麟德厯所言太史所候其甲寅元厯乎近厯日法止据寒暑为脩短无复五刻之赢缩不知始于何厯也疏又言马王昼漏六十夜漏四十已减昼以禆夜郑注尧典又减昼五刻以増之诚为妄説案刘洪乾象厯郑为注释乃于尚书不用其日法又自违其日入三商之义斯不可解
载驱笺，以为汶水之上盖有都焉。襄公与文姜所防。孔疏谓汶北尚是鲁地，襄公当入鲁境。盖诗四章皆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也。案《水经注》云：汶水又南迳钜平县故城东，而西南流，城东有鲁道，诗所谓鲁道有荡也。汶水夹水有文姜台。汶水又西南流，诗云：汶水滔滔矣。然则文姜台者，即康成所谓都乎？
魏
后妃而采荇，夫人而采蘩，国君而采莫，采桑、采藚，虽曰躬亲，非必身执其役也，犹耤田之躬耕，公桑之亲缫云尔。但《二南》敬以供祀，《魏风》俭而非礼，故美刺分焉。
秦
小戎虎韔，镂膺，交韔二弓，二韔皆从韦。观释文云：「韔，勅亮反，下同。」则今本无误矣。韵防谓上字从革作防，下字从韦作韔，不知何据。
草木疏》释《秦风》苞栎，言河内人谓木蓼为栎，椒榝之属也。其子房生，案《本草》蓼本谓之木天蓼。宋《图经》云：今出信阳，木高一二丈，三月、四月开华，似柘华，五月采子，作毬形，似檾麻子，可藏作果实。近世李氏《纲目》云：其子可为烛，其芽可食。《释田》咏蜀诗有「地丁叶嫩和岚采，木蓼芽新入粉煎」之句，是也。又有藤天蓼、小天蓼，并三焉。唐本注谓作藤蔓，华白，子如▯者，藤天蓼也。食疗谓树如栀子，冬月不凋者，小天蓼也。三者虽异，功用相髣髴云。
豳
古人顺时布令，必援星象以示期，
译郑
《周礼》贾公彦疏说郑玄认为《郑风》中涉及妇人的篇章有九篇，《卫风》中有三篇；《乐记》孔颖达疏也说《郑风》共二十一篇，其中说妇人的有九篇。现在考察这种情况，恐怕不是这样。郑风讽刺淫乱的只有涉及女子的篇章，《鸡鸣》讽刺君主不崇尚德行而喜好美色，《丰》讽刺男子出行而女子不跟随，《东门之墠》讽刺不等待礼仪而互相私奔，《野有蔓草》讽刺男女思念却未约定而相遇，《溱洧》讽刺淫风盛行，总共五篇。其中《女同车》、《有女如云》两首诗虽然也说到妇人，但一篇是讽刺忽公，一篇是哀悯乱世，并不涉及淫乱。即使把这两篇也算进去，也只有七篇，哪里会有九篇呢？至于《卫风》讽刺淫乱的也不止三篇，如果不计算《鄘风》，那么贾公彦疏所列举的《桑中》就是《鄘风》了。
《左传》记载郑国事情时提到的城门，名字共有十二个：叫渠门【出现一次】，叫皇门【出现一次】，叫师之梁门【出现四次】，叫北门【出现两次】，叫东门【出现六次】，叫闺门【出现一次】，叫时门【出现一次】，叫鄟门，叫仓门，叫旧北门【以上都只出现一次】；还有远郊的门，叫桔柣之门【出现三次】；还有外城的门，叫纯门【出现两次】。只有东门在《诗经》中出现两次，看来这个门应当是国家的要冲，是市场店铺密集的地方，与旧时各门记载在《左传》中相比，也只有东门被多次提及。隐公四年，宋、卫、陈、蔡四国率领军队包围了东门。襄公十一年，晋悼公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齐、宋的军队驻扎在东门。这一年又讨伐郑国，就在东门陈兵示威。二十四年，楚国讨伐郑国，也驻扎在东门。子产回答晋国使者所说的“井填平了，树砍掉了”，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昭公十年，郑国人子产在北门之外辞谢公子和公孙。看来军队的屯聚，宾客的往来，没有不经过这里的，它是郑国的交通要道可以知道。难怪《诗经》中的一兴一赋，都把它作为开端。虽然如此，除去地面的墠，路上的栗树，只是借用来寄托兴味罢了。到了五次战争之后，家庭互相抛弃，走出这个门的，只看到战乱离散的景象，这就是《诗经》所哀悯的。
齐
《东方之日》这首诗，韩诗薛君章句认为这是说女子容颜美丽盛大，像东方的太阳。后世文人大多效法这句话，写入诗词，如《神女赋》中“闪耀得像初出的白日，照亮屋梁”，“日出东南隅，行为淑女的容貌照耀着朝阳”，《秋胡诗》中“明媚艳丽等同朝阳”，正是沿袭这个意思。所以李善注《文选》，都引用薛君的话来证明。如果作为词人辅助笔力的素材，确实很美。但如果解释经义，自然应当以毛亨、郑玄的说法为准。
不能辰夜，孔颖达疏说自乾象历以来，各种历法以及现在太史观测昼夜，都以黄昏和天明为界限，所以白天的漏刻通常比夜晚多五刻。只有马融、王肃注《尧典》，因为其中有日出日入的话，就以看见太阳为界限，所以昼夜的刻数相等。大概太阳出现之前、太阳落下之后，距离黄昏和天明各两刻半，所以论黄昏天明，则白天多五刻，夜晚少五刻；依据日出日落，则昼夜均等。郑玄作《士昏礼》目录，列举全部数目，说太阳落下三商为黄昏，就是这个意思。考察《正义》成书于太宗时期，孔颖达没有见到麟德历，所说的太史观测，难道是甲寅元历吗？近代的历法只依据寒暑来修正长短，不再有五刻的增减，不知道始于什么历法。疏文又说马融、王肃主张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已经减少白天来补助夜晚，郑玄注《尧典》又减少白天五刻来增加夜晚，这确实是荒谬的说法。考察刘洪的乾象历，郑玄为之作注，却在《尚书》中不使用他的日法，又自己违背了日入三商的意义，这是不可理解的。
《载驱》的笺注，认为汶水之上大概有都城。襄公与文姜相会的地方。孔颖达疏说汶水以北还是鲁地，襄公应当进入鲁境。大概《诗经》四章都是上两句说襄公，下两句说文姜。考察《水经注》说：汶水又向南经过钜平县故城东，然后向西南流，城东有鲁道，就是《诗经》所说的“鲁道有荡”。汶水两岸有文姜台。汶水又向西南流，《诗经》说：“汶水滔滔矣”。那么文姜台，就是郑玄所说的都城吗？
魏
后妃采摘荇菜，夫人采摘蘩草，国君采摘莫草，采摘桑叶、藚草，虽然说亲自参与，但不一定亲身执行劳役，就像籍田之礼中的亲自耕作，公桑之礼中的亲自缫丝一样。只是《二南》恭敬地供给祭祀，《魏风》节俭却不符合礼仪，所以赞美和讽刺就区分开了。
秦
《小戎》中的虎皮弓袋，镂刻的胸饰，交叉的弓袋，两把弓，两个弓袋都从“韦”。看《释文》说：“韔，勅亮反，下面相同。”那么现在的版本没有错误了。《韵防》说上面的字从“革”作“防”，下面的字从“韦”作“韔”，不知道依据是什么。
《草木疏》解释《秦风》中的苞栎，说河内人把木蓼称为栎，属于椒榝之类。它的果实生于房中，考察《本草》蓼原本称为木天蓼。宋代《图经》说：现在出产于信阳，树高一二丈，三月、四月开花，像柘树的花，五月采果实，呈球状，像檾麻子，可以储藏作为果实。近代李时珍《纲目》说：它的果实可以做蜡烛，它的嫩芽可以吃。《释田》咏蜀诗有“地丁叶嫩和岚采，木蓼芽新入口煎”的诗句，是对的。又有藤天蓼、小天蓼，一共三种。唐本注说作藤蔓状，花白色，果实像〇的，是藤天蓼。《食疗》说树像栀子，冬天不凋谢的，是小天蓼。这三种虽然不同，功用却大致相似。
豳
古人顺应时节颁布政令，必定援引星象来显示期限，
如定中水、正木见之类，皆是而言火尤多。季春火见则出火，季秋火伏则内火。土功则火见而致用，用冰则火出而毕赋。雩祭必竢龙见，苍龙三次，大火实当其中。武王伐殷，出师之日，月在辰马、辰马、房心也。以次言房心当大火，以星言心独为火也。又火出而道塞，知陈必亡。有星孛于大辰【即大火】知宋、卫、陈、郑将灾。用以占验，尤不爽焉。案鲁梓慎言火出于夏为三月，夫子言火伏而蛰者毕，是火之伏见乃一歳寒燠发敛之大界。又房四星，心三星，体皆明，大举目共见，易以晓民，宜古人多用以布令也。《豳风》“流火”着将寒之渐也。晋张趯云：“火中，寒暑乃退；火昏中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当为七月矣。”《豳风》咏夏商时事，趯语在周景王时，前此则星火以正仲夏见。《尧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见”，《夏小正》“小正传”云：“大火者，心星也。”后此则季夏“昏火中见”，石经《月令》皆以火为夏之中星，惟仲与季不同，斯乃歳差所致。孔疏据郑答孙皓语，谓《尧典》通举大火之初，《月令》独指心星，故异，殆非也。歳差法始于晋虞喜，康成未及知耳。观《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则《尧典》非统举可知。《夏》近尧世，所差尚微，秦则逺矣。要之自唐迄秦，几一千年，而火之昏中未有在夏后者，今歳差弥甚，日验星宿值至七月中气方得昏中及西流，则已仲月矣。考冬至日▯较秦时，又差二十四度，火中迟至初秋，何怪焉。余旧有即席诗，其颔聨云：“兰芷秋风人北渚，芙蓉夕露火西流。”“流火”与“芙蓉”同句，合于古而乖于今，特未谙星象耳。然农人暑夜田作，犹指房心尾为大人星，以记夜之浅深，非以其明大而易见耶？“大人”者，“大辰”之误也。《吴语》“人似绅”稍异于“辰”云。
译像确定中水、正木见这类说法一样，都是如此而言，但关于火的论述尤其多。季春时火星出现就出火，季秋时火星隐没就藏火。土木工程在火星出现时开始使用，用冰则在火星出现时完成赋税。求雨祭祀一定要等待龙星出现，苍龙三次出现，大火星正好位于其中。武王讨伐殷商，出兵那天，月亮在辰马、房心星位。按次序来说房心对应大火，按星宿来说只有心宿单独称为火。又如火星出现而道路阻塞，就知道陈国必定灭亡。有彗星出现在大辰（即大火），就知道宋、卫、陈、郑将遭灾祸。用来占卜验证，尤其没有差错。考察鲁国梓慎说火星在夏季出现是三月，孔子说火星隐没而冬眠的生物都结束，这是火星的隐没与出现乃是一年中冷热、发散与收敛的大界限。又房宿四星，心宿三星，形体都很明亮，大举目共见，容易让百姓知晓，适宜古人多用来颁布政令。《豳风》中“流火”表明将寒的渐变。晋代张趯说：“火星中天，寒暑才退；火星黄昏中天而暑气退，暑气既退而火星西流，应当是七月了。”《豳风》咏唱夏商时事，张趯的话在周景王时，在此之前则星火以正仲夏出现。《尧典》“五月初昏，大火中天”，《夏小正》“小正传”说：“大火者，心星也。”在此之后则季夏“黄昏火星中天”，石经《月令》都以火为夏的中星，只有仲夏与季夏不同，这是岁差所致。孔颖达疏据郑玄回答孙皓的话，认为《尧典》通举大火之初，《月令》专指心星，所以不同，大概不对。岁差法始于晋代虞喜，郑玄未曾知晓罢了。观察《小正》的大火是心宿，而以五月中天，则《尧典》并非统举可知。《夏小正》近尧世，所差尚微，秦代则远了。总之自唐至秦，近一千年，而火星黄昏中天没有在夏后者，如今岁差更甚，日验星宿值至七月中气方才黄昏中天及西流，已是仲月了。考察冬至日度较秦时，又差二十四度，火星中天迟至初秋，有什么奇怪的呢。我旧有即席诗，其颔联云：“兰芷秋风人北渚，芙蓉夕露火星西流。”“流火”与“芙蓉”同句合于古而违于今，只是不熟悉星象罢了。然而农人暑夜田作，仍指房心尾为大人星，以记夜之深浅，不因其明亮宏大而易见吗？“大人”者，“大辰”之误也。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小尔雅》云：“道成王，大美，声称逺也。”以公孙为成王，与毛同；以瑕为逺，与毛异。
小雅
鹿鸣之什
唐文宗述《毛诗·鹿鸣》疏，谓苹叶圜而华白，丛生野中，恐非藾萧。今《孔疏》无此语，先儒以为疑。源案：孔氏《诗序》言：“昔之为义疏者，有全缓、何▯、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诸家，而焯、▯为殊絶。”今据以为本，然则文宗所见，其孔氏所删者乎？孔所据独二刘耳。余家义疏虽不采入《正义》，然唐世必有存者。文宗或偶见之。
古人文字简贵，语无虚设。况皇华诗诹，谋度询字，各有义。内外传所载鲁穆叔之言，乃诗学之最古者，不误矣。欧阳以为变文协韵，殆不然。盖文体冗长，莫甚于宋，故其释诗亦徒取文义疏逹，其中精义奥防，俱顺口读过，不复寻究，反诋先儒之说为迂，尽扫而弃之。斯亦经学之一阨也。
郑笺以伐木为文王未居位，在农时与友生于山岩伐木，为勤苦之事。孔氏申其说，谓《史记》本纪《周太王》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则太王时文王年已长大，是诸侯世子之子耳。迁岐之初，民稀国小，地又隘险，而多树木，或当亲自伐木，所以勤率下民。案郑说似无稽，而孔氏申之则有理也。武丁，商王小乙子也。祖甲，武丁子也，皆遯居荒野，溷迹民间。父居天子位，尚且躬为小人，况侯国之孙乎？太王之世，与商二王不逺，风俗宜相类。文王伐木于山，不可谓必无其事矣。
采薇笺：「柔谓脆，晚之时。」疏云：「定本作脆腝。」案：《说文》「脆」从月从危省，作耎，易断也，此芮切，《玉篇》同。又云：「俗作脆脕。」《诗》释文：「音问，《玉篇》无阮、无怨二切，色肥泽也。」又音闻：「新生草也。」腝，《说文》云：「有骨醢也，从肉耎声，人移切。」
嵗亦阳止笺。十月为阳坤用事。释文云。坤本亦作巛。困魂切。天作笺引易坤以简能。释文坤作巛云。巛本亦作坤。易坤卦释文亦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大戴礼保傅篇坤字亦作巛。案巛字坤卦形偃之则▯立之则巛耳。此字不见说文。而两见张揖广雅。一云顺也。一云柔也。集韵云。坤古作巛。象坤画六断。
象弭笺云：弓末反别者，释文云：别，释文方血反，又边之入声。埤苍云：弓末反戾也。案今说文无别字，玉篇作防，卑结、卑计二切，弓戾也，亦作□。广韵亦作防□，方结切，义同。又案防、别、□▯一字四形，见改并五音集韵。南仲之名不见他典，惟汲▯纪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车诗咏事也。又据纪年，文王以武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书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吾，北备猃狁，则亦为初年事。二书语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防西伯出征，如春秋所书王人防伐之事。与玩诗云：「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则纪年语颇近之。但据此则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属矣。一年而平二宼，在即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与毛郑相左。纪年之书非先儒所取信，姑纪以备考。檀车幝幝，释文云：韩诗作▯。案说文幝：车敝貌，昌善切。▯：偏缓也，尺善切。二字同音，然则偏缓者正车敝之状。与广雅：「▯，▯缓也」，注：「▯字因浅治羡二切，义同而音异」。玉海载释文云：韩诗作檀车张张，音同，恐悮。
卜筮偕止，防言近止。笺云：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于繇为近。繇，音宙，兆卦之词也，即古籀字。顔师古曰：《左传》始作繇。案繇从卜从繇，今俗多脱卜字，溷作繇。《鱼丽传》“鳢鲖”疏云：徧捡诸本，或作“鳢防”，作“鳢鲩”，或作“鳢▯”，定本作“鲤鲖”。案《说文》：“鲖，鱼名，一曰▯也。”直龙切。▯，鳢也，胡瓦切。鳢、▯、防、鲖各同音，是一鱼而异名也，皆与《尔雅》郭注合。惟作“鳢鲩”者，乃孙叔然之说。
南有嘉鱼之
译公孙硕大且美，美好的声誉没有瑕疵。《小尔雅》说：“称道成王，具有大美，声名传播得很远。”将公孙解释为成王，与毛亨的说法相同；将瑕解释为远，与毛亨的说法不同。
小雅
鹿鸣之什
唐文宗在阐述《毛诗·鹿鸣》的疏义时，认为苹叶圆形而花色洁白，丛生在野外，恐怕不是藾萧。如今《孔疏》中没有这句话，先代儒者对此表示怀疑。我考证：孔颖达在《诗序》中说：“过去撰写义疏的，有全缓、何晏、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炫、刘焯等各家，其中刘焯、刘炫最为卓越。”现在依据他们的说法作为根本，那么文宗所见的，难道是孔氏删去的内容吗？孔氏所依据的只有刘焯、刘炫两家。我家传的义疏虽然没有被采纳进入《正义》，但在唐代必定有留存。文宗或许偶然见到了它。
古人的文字简练珍贵，言语没有虚设。何况《皇华》诗中诹、谋、度、询等字，各自有含义。《左传》内外传所载鲁穆叔的话，是诗学中最古老的，没有错误。欧阳修认为是为了变换文辞以协韵，大概不是这样。文体冗长，没有比宋代更严重的，所以宋代解释《诗经》也仅仅追求文义疏朗通达，其中的精义奥妙，都顺口读过，不再深入探究，反而指责先儒的说法迂腐，全部扫除抛弃。这也是经学的一个困境。
郑玄笺注认为《伐木》篇是文王未即位时，在农忙时节与朋友在山岩伐木，从事勤苦之事。孔颖达申述他的说法，说《史记·周太王本纪》记载：“我世代应当有兴起的人，大概是在昌吧？”那么在太王时文王年纪已经长大，是诸侯世子的儿子。迁都岐山之初，人口稀少国家弱小，土地又狭窄险要，而且树木众多，或许应当亲自伐木，以此来勤勉率领下民。我考证：郑玄的说法似乎没有根据，而孔颖达申述它则有道理。武丁是商王小乙的儿子，祖甲是武丁的儿子，都隐居荒野，混迹民间。父亲居天子之位，尚且亲自做小人的事，何况侯国的孙子呢？太王的时代，与商朝两位君王相距不远，风俗应当相似。文王在山中伐木，不能说一定没有这事。
《采薇》笺注：“柔指脆嫩，是晚秋时节。”疏义说：“定本作脆腝。”我考证：《说文解字》“脆”从月从危省，作耎，容易折断，此芮切，《玉篇》相同。又说：“俗作脆脕。”《诗经》释文：“音问，《玉篇》无阮、无怨二切，色泽肥美。”又音闻：“新生的草。”腝，《说文解字》说：“有骨头的肉酱，从肉耎声，人移切。”
《岁亦阳止》笺注。十月为阳，坤卦用事。释文说。坤本也作巛。困魂切。《天作》笺注引用《易经》坤卦“以简能”。释文坤作巛说。巛本也作坤。《易经》坤卦释文也说。坤本又作巛。巛是今字。《大戴礼记·保傅篇》坤字也作巛。我考证：巛字将坤卦的卦形放倒就是〇，立起来就是巛罢了。这个字不见于《说文解字》。而在张揖《广雅》中出现两次。一说是顺。一说是柔。《集韵》说。坤古作巛。象征坤卦六爻皆断。
《象弭》笺注说：弓末反折的部分，释文说：别，释文方血反，又读边之入声。《埤苍》说：弓末反折的样子。我考证：如今《说文解字》没有别字，《玉篇》作防，卑结、卑计二切，弓弯曲的意思，也作□。《广韵》也作防□，方结切，意义相同。又考证：防、别、□〇是一字四形，见于《改并五音集韵》。南仲的名字不见于其他典籍，只有《汲冢纪年》中有记载，说：帝乙三年，王命令南仲抵御昆夷，在朔方筑城。这正是《出车》诗所咏叹的事情。又根据《纪年》，文王在武丁十二年即位，到帝乙三年，在位五年了。而《逸周书·序》说：文王立国西拒昆吾，北备猃狁，也是初年的事。两本书的话正好相合，意思是南仲以王臣身份协助西伯出征，如同《春秋》所记载的王人参与征伐之事。与玩味《诗经》所说：“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又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说：“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那么《纪年》的话颇为接近。但据此则南仲是王臣，不是文王的属下了。一年而平定二寇，是在即位的第五年，不在受命的第四年，都与毛亨、郑玄的说法相左。《纪年》之书不是先儒所取信的，暂且记录下来以备考查。檀车幝幝，释文说：韩诗作〇。我考证：《说文解字》幝：车破败的样子，昌善切。〇：偏斜松弛，尺善切。两字同音，那么偏斜松弛正是车破败的样子。与《广雅》：“〇，〇缓也”，注：“〇字因浅治羡二切，意义相同而读音不同”。《玉海》记载释文说：韩诗作檀车张张，音同，恐怕是错误。
卜筮偕止，防言近止。郑玄笺注说：或者占卜，或者筮卦，都进行占问，合起来说在繇辞上为近。繇，音宙，是兆卦的言辞，即古籀字。颜师古说：《左传》开始写作繇。我考证：繇从卜从繇，如今俗体多脱落卜字，混淆写作繇。《鱼丽传》“鳢鲖疏”说：遍检各种版本，有的作“鳢防”，有的作“鳢鲩”，有的作“鳢〇”，定本作“鲤鲔”。我考证：《说文解字》：“鲖，鱼名，一曰〇。”直龙切。〇，鳢，胡瓦切。鳢、〇、防、�鲖各自同音，是一种鱼而名称不同，都与《尔雅》郭璞注相合。只有作“鳢鲩”的，是孙叔然的说法。
南有嘉鱼之
什
南有嘉鱼传「罩」罩篧也篧，说文作「籱」，云「罩鱼者也」，竹角切，重文为「▯」，释文「篧」字助角反，及「获防」二音，皆与说文异。且言沉重，说「籱」非「罩」，岂疑传误乎？案《尔雅》「篧」谓之「罩」，正与传合，不可易也。捕鱼之器，古今容或殊制矣。《埤雅》云：「嘉鱼，鲤质鳟鳞，肌肉甚美，防乳泉出于丙穴。」集传用其语曰：「鲤质鳟鲫肌出于沔南之丙穴。」改鳞为鲫，又割取下句「肌」字，不成文义，其传写之譌乎？元本朱克升疏义已辨其误，《诗经大全》勦袭疏义成书，竟不改正此二字，又不载克升语，可异也。
译《南有嘉鱼》的传文说：“罩”就是“篧”。“篧”字在《说文解字》中写作“籱”，解释说“是罩鱼的器具”，注音为竹角切，重文为“〇”；《经典释文》中“篧”字注音为助角反，以及“获”、“防”两个读音，都与《说文解字》不同。况且《说文解字》称“籱”沉重，又说“籱”不是“罩”，难道怀疑传文有误吗？查考《尔雅》说“篧”叫做“罩”，正好与传文相合，不可更改。捕鱼的器具，古今或许形制有所不同。《埤雅》说：“嘉鱼，具有鲤鱼的体质和鳟鱼的鳞片，肌肉非常鲜美，防乳泉从丙穴流出。”《集传》引用它的话说：“具有鲤鱼的体质、鳟鲫的肌肉，出自沔水南岸的丙穴。”将“鳞”改为“鲫”，又割取下句的“肌”字，导致文义不通，这大概是传抄中的错误吧？元刻本朱克升的《疏义》已经辨正了这个错误，《诗经大全》抄袭《疏义》成书，竟然没有改正这两个字，又不记载朱克升的话，真是奇怪。
传「汕汕樔也」。释文：「樔，侧交反，或作罺，同。」疏引《尔雅》：「樔谓之汕。」案：「樔、罺二字本为两义。樔见《说文》云：「泽中守草楼」，则非捕鱼器矣；而无「罺」字。「罺」见《玉篇》云：「罟也，在交切，又初教切。」其「樔」字注同《说文》意，古止有「樔」字，故传借为「罺」义。其「罺」字则后人所益。与韵防《止载」罺字注云：「通作樔。」合「罺、樔」为一字，则反以「罺」为正矣。正韵承其误，故「樔」字不収韵中。
蓼萧笺》引《虞书》「外薄四海」，《释文》：「薄，音博。」《虞书》《释文》：「薄，荷各切。」徐音「挨，各反」，与《诗》不同。又《易》「雷风相薄」，《释文》：「薄，音旁，各反」，与《书》《释文》同，则「雹、博」二音并可训「廹」矣。案《玉篇》《广韵》止有「蒲、各」二切。
鞗乃革辔首，谓之革，亦谓之靶。革末饰以金，谓之金厄，亦谓之鋚。凡三物矣。鞗，徒雕切。鋚，《说文》云：鐡也。一曰辔首。铜，以周切。鞗、鋚异物，亦异字。赵宧光谓《诗》本作鋚革，石经改为鞗，非是。
元戎十乘，传引《司马法》文，备举三代防军车名，夏钩车，殷寅车，周元戎。笺复释其名义，其于钩车则云：「钩鞶行曲直有正也。」鞶释文作「股」，云「般」，今作「鞶」。余谓释文作「钩股」良得之。疏引巾车金路钩樊缨以证钩鞶之义，然钩膺鞶带乃车制之尽饰者，不以施于革路，岂反为冲突之用乎？《韩诗》言元戎之制，车缦轮，马被甲，衡轭之上尽有剑防。被甲之马，安用金镂之钩，采罽之带乎？夏后忠质之世，岂防军之车反改于周乎？况与先正之意亦不相合也【他传云：钩车先正，寅车先疾，元戎先良】案《九章算术》有钩股之名【见《周礼·保氏》注】横阔为句，直长为股，其形磬折，即工人之矩也。车之行似之，则一直一曲皆方正而不乱，故云「曲直有正」。孔疏又云：「鞶定本作般。」或谓车行钩曲盘旋，曲直有正，不必为马饰。此说较优于钩鞶，然不如取象于钩股尤为明确也。《采芑》次章传云：「言周室之彊，车服之美也。」言其彊美，斯劣矣。疏引老子语【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子】申之以为名生于不足。宣王承乱劣弱矣，故诗人盛称其彊美。源谓此语虽胜，然未必毛意。先王除凶靖乱，惟以徳竞，不极兵威。周之盛莫如文武，文武闭门修徳而服混夷，因垒而克。崇武王以三百乘而禽纣，故《皇矣》诗言「伐宻伐崇」，《采薇》《出车》二诗言「伐猃狁及西戎」，《大明》末二章言「伐纣」，皆不侈称车甲之多，军容之盛，岂力不足哉？所恃不在此也。荆蛮小丑耳。宣王起十八军以临其国，虽克有成功，然威已殚矣。至于路车命服，▯熿于道，元臣专阃以壮国体，可耳。制胜之本当不在此。诗人述中兴事业，而区区以此见其彊美，矜诩之余，其有讽切之思乎？故毛传以彊美为劣，谓彊美在武力，斯劣者在文徳耳。
车攻传大芟草以为防，元本作大艾草，得之释文，鱼废切，正合艾音，而字作芟误矣。吕记及玉海引此，皆作艾。谷梁传【昭八年】说田猎之制，文颇与此传同，首句云艾兰以为防，则字当作艾无疑。
汉翼奉自言学齐诗，其说吉日庚午云：“南方之情，恶也，恶行亷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寛大，己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然则此其齐诗之说乎？后世风占有六情之说，盖本于此。六情者，好恶喜怒哀乐也。申子主北方，其情好行贪狼，亥卯主东方，其情怒行阴贼，戌丑主下方【南与西】其情哀行公正，辰未主上方【北与东】其情乐行奸邪，并南西二方，而六各以其日时与方占风之来，以观休咎。奉王二而诗指其一焉。
鸿雁之什
鸿雁郑笺云：「书曰：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为是务。孔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将有立圣徳者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将伐纣，民善其将有
译《传》说：“‘汕汕’就是‘樔’。”《释文》说：“‘樔’，音侧交，或者写作‘罺’，两者相同。”《疏》引用《尔雅》说：“‘樔’叫做‘汕’。”按：“樔”和“罺”这两个字本来意义不同。“樔”见于《说文解字》，解释说：“是沼泽中看守水草的楼阁”，这就不是捕鱼的工具了；而《说文》中没有“罺”字。“罺”见于《玉篇》，解释说：“是渔网，音在交，又音初教。”其中对“樔”字的注释与《说文解字》的意思相同。古代只有“樔”字，所以《传》借用它来表示“罺”的意思。那个“罺”字则是后人添加的。《韵防》在“止载”韵部对“罺”字的注释说：“通用作‘樔’。”把“罺”和“樔”合为一个字，反而把“罺”当作正字了。《正韵》承袭了这个错误，所以“樔”字没有被收录在韵书中。
《蓼萧》的《笺》引用《虞书》中的“外薄四海”，《释文》说：“‘薄’，音博。”《虞书》的《释文》说：“‘薄’，音荷各。”徐邈注音为“挨，音各”，与《诗经》的注音不同。又如《易经》中的“雷风相薄”，《释文》说：“‘薄’，音旁，音各”，与《尚书》的《释文》相同，那么“雹”和“博”这两个读音都可以解释为“迫”的意思了。按《玉篇》和《广韵》只有“蒲各”这两个反切。
“鞗”是皮革缰绳的首端，称为“革”，也称为“靶”。皮革末梢用金属装饰，称为“金厄”，也称为“鋚”。总共是三种物品。“鞗”，音徒雕。“鋚”，《说文解字》说：“是铁。”另一种说法是“缰绳的首端”。“铜”，音以周。“鞗”和“鋚”是不同的物品，也是不同的字。赵宧光认为《诗经》原本写作“鋚革”，石经改为“鞗”，这是不对的。
“元戎十乘”，《传》引用《司马法》的文字，详细列举了夏、商、周三代防军战车的名称：夏朝叫钩车，殷朝叫寅车，周朝叫元戎。《笺》又解释了它们的名称含义，对于钩车则说：“钩鞶使行进时曲直都有准则。”“鞶”在《释文》中写作“股”，说作“般”，现在写作“鞶”。我认为《释文》写作“钩股”是很恰当的。《疏》引用《巾车》中金路车的钩、樊、缨来证明“钩鞶”的含义，然而钩膺和鞶带是车制中最华丽的装饰，并不用于革路车，难道反而用于冲突作战吗？《韩诗》说元戎的制度，车轮有缦纹，马披甲，车衡和车轭上面都装有剑防。披着甲的马，哪里需要用金镂的钩和彩色的罽带呢？夏后氏忠厚质朴的时代，难道防军的战车反而比周朝更讲究装饰吗？况且这与先正的意思也不相符合【其他《传》说：钩车先正，寅车先疾，元戎选良】。按《九章算术》中有“钩股”的名称【见《周礼·保氏》注】，横向宽阔的为句，纵向长为股，其形状像磬折，就是工匠用的矩尺。车行进的样子类似它，那么一直一曲都方正而不混乱，所以说“曲直有正”。孔颖达的《疏》又说：“‘鞶’定本作‘般’。”有人说是车行进时钩曲盘旋，曲直有正，不一定是马的装饰。这个说法比“钩鞶”更好，但不如取象于“钩股”更为明确。《采芑》下一章的《传》说：“说周室的强大，车服的美好。”说它强大美好，这就显得低劣了。《疏》引用老子的话【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来阐发，认为名称产生于不足。宣王承继了混乱低劣衰弱的局面，所以诗人极力称赞它的强大美好。我认为这话虽然高明，但未必是毛亨的意思。先王消除凶险安定祸乱，只以德行竞争，不极尽武力威势。周朝兴盛没有超过文王武王的，文王武王闭门修德而征服混夷，依托营垒而攻克崇国。武王以三百辆战车擒获纣王，所以《皇矣》诗说“伐密伐崇”，《采薇》《出车》两首诗说“伐猃狁及西戎”，《大明》最后两章说“伐纣”，都不夸耀车甲众多，军容盛大，难道是力量不足吗？所依靠的不是这些。荆蛮只是小股敌人罢了。宣王出动十八军去临视其国，虽然成功攻克，但威势已经耗尽。至于大路车和命服，在路上炫耀，元臣专权以壮大国体，是可以的。制胜的根本应当不在这里。诗人叙述中兴事业，却仅仅以此显示其强大美好，在夸耀之余，难道没有讽刺切责的意思吗？所以毛《传》以强大美好为低劣，意思是强大美好在于武力，这是低劣的；在于文德，才是高明的。
《车攻》的《传》说“大芟草以为防”，元本作“大艾草”，是从《释文》得来的，“鱼废切”，正好符合“艾”的读音，而字写作“芟”是错误的。《吕氏家塾记》和《玉海》引用这段，都写作“艾”。《谷梁传》【昭公八年】解说田猎的制度，文字与此《传》颇为相同，首句说“艾兰以为防”，那么字应当写作“艾”无疑。
汉代的翼奉自称学习《齐诗》，他解说《吉日》中的“庚午”说：“南方的情志，是厌恶，厌恶行廉贞，寅午主管它；西方的情志，是喜悦，喜悦行宽大，己酉主管它。”因此王者以午、酉为吉日。那么这是《齐诗》的说法吗？后世风占中有六情的说法，大概源于此。六情是：好、恶、喜、怒、哀、乐。申子主管北方，其情志是喜好，行贪狼；亥卯主管东方，其情志是愤怒，行阴贼；戌丑主管下方【南与西】，其情志是悲哀，行公正；辰未主管上方【北与东】，其情志是快乐，行奸邪。合并南、西二方，六方各自以其日时与方位来占卜风的来向，以观察吉凶。翼奉说王者以午、酉为吉，而《诗》只指出其中一个。
鸿雁之什
《鸿雁》郑玄的《笺》说：“《书》说：上天将要确立父母，百姓要有政令有居所。”宣王致力于这些事务。孔颖达的《疏》说：“现在《泰誓》的文字说：上天将要确立有圣德的人为天下父母，百姓得以有善政有安居。那是武王将要伐纣，百姓认为他将有……”
安居，是安居为重也。」宣王之为是务，言所为安集万民，是以民之父母为务。意同武王所以为美。案孔言：「今《泰誓》即河内女子所献僞《泰誓》也，所引二语与古文『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意相仿髴，非无义趣矣。」又《大明》七章，孔疏引其文曰：「师乃鼓噪，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无息。」此纪武王入商事，深得六师欣戴之情，定非诳语。惟《思文》笺疏所引赤乌之事，则属纬书之説耳。
译安居，是以安居为重要。」宣王致力于此，所说的安顿聚集万民，是以作为百姓的父母为要务。这与武王所认为的美德意图相同。查考孔颖达所说：「现在的《泰誓》就是河内女子所献的伪《泰誓》，所引用的两句话与古文『确实聪明的人成为君主，君主成为百姓的父母』意思大致相似，并非没有义理趣味。」又《大明》第七章，孔颖达疏引其文说：「军队于是鼓噪呐喊，前歌后舞，声震上天下地，都说勤勉不息。」这是记载武王进入商都之事，深得六师拥戴的情意，肯定不是虚妄之语。只有《思文》笺疏所引用的赤乌之事，则属于纬书的说法罢了。
夜未央笺云，犹言夜未渠央也。释文云，渠其据反。示儿编辨渠字音义甚详，今录之云：渠其据反，则与遽同音。荀子修身篇「渠渠然」，唐杨倞【渠竟反】注，渠读为遽古字，渠遽通。又古乐府「调▯未遽央」，渊明杂诗「枯悴未遽央」。考之广韵，遽，卒也，急也，是谓未卒然而中也。至如渊明读山海经诗「寿考岂渠央」，渠读为去声，渠又转为讵，渠皆训岂，与遽音同而义异。
祈父笺引书若畴圻父，释文云：「▯此古畴字，本或作寿。」孔注《尚书》直留切，马郑音受说云：「彼注云顺受万民之圻父。」定本作「若畴」，与郑义不合，误也。案此本是笺引《尚书》，自应从郑作「寿」，疏语得之。今监本作「畴」，当改正。又案《说文》□【醻】□【夀】□【捣】□【魗】□【帱】□【璹】□【梼】字从▯省，而□【翿】复从□▯，直由切，讵也。从口□又声，□古文□也。今□作「畴」，□本从□，而「畴」反从「寿」，隶变之譌也。宜「畴」「寿」之互异矣。又□改作「寿」，而醻、魗、翿、捣、帱、璹、梼皆从之譌，亦同。《诗》「左执翿，无我魗惄焉」，如捣酌言醻之献醻，交错如相醻矣。一朝醻之，皆是璹、梼字不见《诗》，而《小星》「衾稠」，郑以为帱焉。
祈父传云：「宣王之末，司马职废，羌戎为冦。」笺引「千亩之战」寔之，亦言与羌戎战，寔指姜戎也。而字皆作羌。孔疏申▯笺，直云「姜戎为冦」，姜羌字形相似，岂传笺元作姜，后譌为羌与？
斯干传以瓦为纺甎，朱子以画中漆室女手执物当之，黄氏以湖州妇人覆防之瓦当之，皆疑而未决。是其制已不存矣。孔疏云：“妇人所用瓦惟纺甎而已”，殆其所习见，然则唐世犹有此物。
节南山之什
维周之氐郑破氐为桎梏之桎释文云桎之寔反又丁履反碍也疏引孝经钩命决曰孝道者万世之桎鎋又引说文曰桎车鎋也今说文云桎足械也之日切并无车鎋之训岂徐氏韵谱遗之乎又字书桎字止有之寔一切案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则丁履反当是古音又明载陆氏释文而字书不収亦属疎漏
式夷式已。释文云：「已，毛音以；郑音纪。」案：传文「已防已巳」四字形各不同，何至两可乎？甚哉隶变之误经学也！忧心如酲。传云：「病酒曰酲。」疏引《说文》云：「病酒也。」醉而觉，言既醉得觉而以酒为病，故云病酒。此说得之。徐▯《韵谱》因醉而觉语，疑醒即古酲，殆未必然。
桀纣之世，有汤文；而幽厉之末，罔有代徳。诗云：「瞻乌爰止，于谁之屋？」民之望汤文急矣。迄虣秦，而汤文不出，乌始不择屋而止焉。三代以后，所以多无禄之民也。谁谓天道古今不变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云：「悠悠，忧也；里，居也；痗，病也。」郑云：「里，居也。」释文云：「里本或作防，后人改也。」孔疏云：「毛以为，悠悠乎可忧也，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郑以为，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为异。」吕记云：「董氏曰：『里，顾野王作防。』《尔雅》以防为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为病，盖当毛作传时，字为防也。《尔雅》云：『防，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为证，而云『里防音义同』。总观诸説，方知传文有误也。」凡笺义与传同者，例不重训。毛果云「里居」，郑不应复出矣。孔述毛云：「为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痗也。」又言郑「里居」与毛异，合之吕记、邢疏，则毛、郑「里」字训病，不训居，明甚。源谓传文当云「里病也，中间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増耳。」《伯兮》「心痗」，▯已有释，故此诗止训「里」字。俗儒怪「病」字非「里」字常训，因増入「痗」字以当之。见「里」字无释，则勦笺文「居也」以实之耳。注疏诸本误皆同，虽元本亦误。又吕记谓毛作传时字当作防，此未必然。毛义由师授，不专据经文，且古字多通用，当借「里」耳。后儒据《尔雅》改为防，容有之。释文所云，良是也。
曾我▯御朱传引《国语》“居寝
译《夜未央》的笺注说，这话说的是夜还没有很快结束。《释文》说，“渠”字读“其据反”。《示儿编》对“渠”字的音义辨析得很详细，现在摘录如下：“渠”读“其据反”，那么与“遽”字同音。《荀子·修身篇》中的“渠渠然”，唐代杨倞注为“渠竟反”，说“渠”读作“遽”，是古字，渠、遽通用。又古代乐府诗中有“调〇未遽央”，陶渊明《杂诗》中有“枯悴未遽央”。查考《广韵》，“遽”意为卒（终）、急，这是说没有突然结束。至于陶渊明《读山海经》诗中的“寿考岂渠央”，“渠”读去声，“渠”又转为“讵”，“渠”都解释为“岂”，与“遽”音同而义不同。
《祈父》的笺注引用《尚书》“若畴圻父”，《释文》说：“〇这是古‘畴’字，原本有的版本写作‘寿’。”孔颖达注《尚书》读“直留切”，马融、郑玄音读“受”，解释说：“彼注说顺受万民的圻父。”定本作“若畴”，与郑玄的意思不合，是错误的。按：这里本是笺注引用《尚书》，自然应该从郑玄作“寿”，疏文说得对。现在监本作“畴”，应当改正。又按：《说文解字》中□【醻】□【夀】□【捣 】□【魗】□【帱】□【 璹】□【梼】等字从〇省，而□【翿 】又由□〇组成，读“直由切”，意为讵。从口□又声，□是古文□。现在□作“畴”，□本从□，而“畴”反而从“寿”，这是隶书演变中的讹误。所以“畴”“寿”互异也就理所当然了。又□改为“寿”，而醻、魗、翿、捣、帜、璹、梼都随之讹误，也是一样的。《诗经》中“左执翿，无我魗惄焉”，如捣酌言醻之献醻，交错如同相醻。一朝醻之，都是璹、梼字不见于《诗经》，而《小星》中“衾稠”，郑玄认为是帱。
《祈父》的传文说：“宣王末年，司马的职事废弛，羌戎成为寇患。”笺注引用“千亩之战”来证实，也说与羌戎作战，寔指姜戎。但字都写作羌。孔颖达疏申〇笺，直接说“姜戎为冦”，姜、羌字形相似，难道传文和笺注原本作姜，后来讹误为羌吗？
《斯干》的传文以瓦为纺甎，朱子以画中漆室里女子手执之物当之，黄氏以湖州妇人覆防的瓦当之，都怀疑而未决断。这说明它的形制已经不存在了。孔颖达疏说：“妇人所用瓦器只有纺甎而已”，大概是他所习见的，那么唐代还有这种东西。
节南山之什
《维周之氐》郑玄破“氐”为桎梏的“桎”，《释文》说“桎”读“之寔反”，又读“丁履反”，意为阻碍。疏引《孝经钩命决》说：“孝道者，万世之桎鎋。”又引《说文》说：“桎，车鎋也。”现在《说文》说：“桎，足械也。”读“之日切”，并没有车鎋的解释，难道是徐氏《韵谱》遗漏了吗？又字书中“桎”字只有“之寔”一音。按：康成（郑玄）破字多取音同，那么“丁履反”当是古音，又明确记载在陆氏《释文》中，而字书不收，也属于疏漏。
式夷式已。《释文》说：“已，毛音以；郑音纪。”按：传文中“已、防、已、巳”四字形状各不相同，怎么会有两可呢？隶书演变对经学的误导太严重了！忧心如酲。传文说：“病酒曰酲。”疏引《说文》说：“病酒也。”醉而觉，意思是既醉得觉而以酒为病，所以说病酒。这个说法是对的。徐〇《韵谱》因为“醉而觉”这句话，怀疑“醒”就是古“酲”字，大概不一定对。
桀纣的时代，有汤文；而幽厉的末年，没有替代的德行。《诗经》说：“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百姓盼望汤文急切啊。直到暴秦，而汤文不出，乌鸦开始不择屋而止了。三代以后，所以多无福之民。谁说天道古今不变呢？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说：“悠悠，忧也；里，居也；痗， 病也。”郑说：“里，居也。”《释文》说：“里本或作防，后人改的。”孔颖达疏说：“毛认为，悠悠乎可忧也，为此而病，也甚困病矣。郑认为，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也甚困病。不同。”吕记说：“董氏说：‘里，顾野王作防。’《尔雅》以防为病，集注同此。现在毛以里为病，大概当毛作传时，字为防。《尔雅》说：‘防，病也。’邢疏引‘悠悠我里’为证，而说‘里防音义同’。总观诸说，才知道传文有误。”凡是笺义与传同的，例不重训。毛果说“里居”，郑不应再出。孔述毛说：“为此而病，指里也，也甚困病，指孔痗也。”又说郑“里居”与毛异，合之吕记、邢疏，那么毛、郑“里”字训病，不训居，很明显。源谓传文当云“里病也，中间居也，痗三字乃昧 者妄增耳。”《伯兮》“心痗”，〇已有解释，故此诗只训“里”字。俗儒怪“病”字非“里”字常训，因增入“痗”字以当之。见“里”字无释，则抄袭笺文“居也”以充实之。注疏诸本误皆同，虽元本也误。又吕记谓毛作传时字当作为防，此未必然。毛义由师授， 不专据经文，且古字多通用，当借“里”耳。后儒据《尔雅》改为防， 容有之。《释文》所云，良是也。
曾我〇御朱传引《国语》“
有▯御之箴”，《国语》正此▯字耳。刘瑾辨之，以为楚语作“防”，意瑾所见《国语》必非善本，反执其误字以为正，可嗤已。案▯从“执”，日狎习相慢也；“防”从“执”，私服也。▯御正取狎习之义。
译“有〇御之箴”，《国语》正是这个〇字。刘瑾对此进行辨析，认为《楚语》中作“防”字，推测刘瑾所见的《国语》必定不是善本，反而拿着错误的字当作正确的，真是可笑。查考可知，〇字从“执”，意思是因亲近熟悉而互相轻慢；“防”字从“执”，意思是私下的防备。〇御正是取用狎昵轻慢的含义。
孔棘且殆，笺甚急，迮且危。释文云：「迮，本又作笮，侧格反。」案《説文》：迮，迮，迮，起也；▯，迫也。则笺文作▯为长。
巧言云：「奕奕寝庙，閟宫云新庙，奕奕。」周礼隶仆注引诗「寝庙，绎绎」，不知何篇？文又云：「五寝五庙之寝也。」天子之庙惟祧无寝，绎绎相连貌，前曰庙，后曰寝。
尔雅》桑扈，窃脂。郭注云：“俗谓之青雀觜曲，食肉不食粟。”朱传用其语曰：“俗呼青觜，肉食不食粟。”删去“雀”字、“曲”字，不成文义。此必传写之误，当云“俗呼青雀”，而删去“觜”“曲”二字耳。然诸本皆同，读者莫觉也。案《本草》桑扈喙，或白如脂，或黄如蜡，并无青觜者。
惄焉如捣，毛云：“捣心疾也。”孔申之言，如有物之捣心。又引《説文》：“捣，手椎也。一曰筑也。”语证之。案《释文》云：“捣或作防，韩诗作疛，除又反。”义同防疛，皆从疒【本作□，人有疾病，象倚着之形，女□切】毛韩直以为心疾之名，则“捣”似特借耳。疏语恐非毛指，但《説文》无“防”字，而“疛”训小腹痛，与心疾不合。疏姑据“捣”字本训释之，亦非无见。
巷伯》诗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笺云：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与寺人之官相近，谗人谮寺人，寺人又伤其将及巷伯，故以名篇。案序故作是诗也，下脱「巷伯奄官」四字。笺「巷伯」下「内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序谓经无「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序觧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为此官也，则知序末脱此四字矣。又申笺谓「巷伯」，内宫用奄上士四人，内小臣，而谓之巷伯者，以此官于宫中为近，是笺文「内小臣」觧「巷伯」，非觧「寺人」也。不应云「寺人内小臣」，下文云「奄官」，不应上文先出「奄官」，则知笺文直当云「巷伯内小臣」也，而中间「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此其误殆因传写者误将序内「巷伯奄官」移入笺，而笺内「巷伯」不应复出，遂改为「寺人」也。疏又谓定本序内无「巷伯奄官」四字，于理为是。释文亦言「官本」或将此注为序文，而吕记、严缉载序语皆无此四字，则近本之序不为误也。至笺之称「巷伯」者，移以觧「寺人」，其误最甚，非孔疏无由正其失矣。
巷伯》传「蒸尽缩屋而继之」，释文云「缩又作摍」，疏云「摍谓抽也」，论文义，摍字为正矣。案《説文》「缩，□也。一曰僦也。摍，引也。」皆所六切。
谷风之什
有冽氿泉，疏引《説文》云：「冽，寒貌。」今《説文》无「冽」字，止有「冽」字，训水清。
大车笺闿置官司释文云：「闿音开，字亦作开。」《齐风·载驱》笺：「闿」释文：「闿亦音开。」则闿、开二字音义同矣。案《説文》：「闿，苦亥切。」《玉篇》《广韵》同。又曰：「亦音开。」其义则同释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传云“耔雝本也”，疏引《汉书·食货志》以释“雝本”之义，而文多不同。按《汉书》言后稷畎田之法，苗生叶以上，稍耨垅草，因隤其土【师古曰：隤，下也】以附苗根，比盛暑，垅尽而根深能【音耐】风与旱。疏引此“苗生叶”脱“生”字，“隤”字作“壝”，“盛”字作“成”，又脱“暑”字，玩文义，定是《诗》疏之误。吕记、朱传皆引此文误，亦与疏同。惟王伯厚《玉海》引此与《汉书》合。甫田次章，方社田祖三祭。近世冯氏《名物疏》、何氏《古义》二书，欲以《月令》“仲夏大雩”当之，谓祭五精帝必配五人帝，神农以配赤熛怒也，此谬矣。《月令》云：“仲夏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以《诗》合之，絶不相符。大雩之祭以上帝为尊，《诗》不应反略之也。山川百源将雩而先祈也，非社非方也，且社方与雩各一祭，祭亦不同时，不得总社方于雩也。田祖是神农，固为炎帝矣。然大雩之祭偏于五精帝
译孔棘且殆，笺文说“甚急，迮且危”。《释文》说：“迮，原本又写作‘笮’，音侧格。”按《说文解字》：“迮，迮，迮，起也；迮，迫也。”那么笺文作“迮”为长。
《巧言》说：“奕奕寝庙，閟宫云新庙，奕。”《周礼·隶仆》注引《诗》“寝庙，绎绎”，不知是哪一篇？文又说：“五寝五庙之寝也。”天子的庙只有祧没有寝，绎绎是相连的样子，前面叫庙，后面叫寝。
《尔雅》说桑扈，就是窃脂。郭璞注说：“俗称为青雀，嘴曲，食肉不食粟。”朱熹《诗集传》沿用其语说：“俗呼青嘴，肉食不食粟。”删去了“雀”字、“曲”字，不成文义。这必定是传抄之误，应当说“俗呼青雀”，而删去“嘴”“曲”二字罢了。然而各本都相同，读者没有察觉。按《本草》说桑扈的喙，有的白如脂，有的黄如蜡，并没有青嘴的。
惄焉如捣，毛传云：“捣心疾也。”孔颖达申述其言，说好像有东西捣心。又引《说文解字》：“捣，手椎也。一曰筑也”来证明。按《释文》说：“捣或作防，韩诗作疛，音除又。”义同防疛，都从疒部【本作□，人有疾病，象倚着之形，音女□切】毛传、韩诗直以为心疾之名，那么“捣”似乎是特借字。疏语恐怕不是毛传的本意，但《说文》无“防”字，而“疛”解释为小腹痛，与心疾不合。疏姑且依据“捣”字的本义解释，也并非没有见解。
《巷伯》诗序说：巷伯，讽刺幽王。寺人受谗言所伤，所以作这首诗。笺云：巷伯，是奄官，寺人，是内小臣。奄官，上士四人，掌管王后的命令于宫中，因为接近，所以称为巷伯。与寺人的官职相近，谗人诬陷寺人，寺人又担心祸及巷伯，所以用“巷伯”命名篇章。按序说“故作是诗也”，下面脱漏了“巷伯奄官”四字。笺“巷伯”下，“内小臣”上衍生了“奄官寺人”四字。疏申述序意，说经文中没有“巷伯”二字，而篇名叫“巷伯”，所以序解释说：“巷伯，奄官”，意思是奄人担任这个官职，那么就知道序末脱漏了这四字。又申述笺意，说“巷伯”，内宫用奄人上士四人，内小臣，而称为巷伯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官职在宫中接近，这是笺文用“内小臣”解释“巷伯”，而不是解释“寺人”。不应该说“寺人内小臣”，下文说“奄官”，上文不应该先出现“奄官”，那么就知道笺文直接应当说“巷伯内小臣”，而中间“奄官寺人”四字都是衍文。这个错误大概是因为传抄者误将序内的“巷伯奄官”移入笺中，而笺内“巷伯”不应重复出现，于是改为“寺人”。疏又说定本序内没有“巷伯奄官”四字，于理为是。《释文》也说“官本”或许将此注作为序文，而吕祖谦《吕记》、严粲《严缉》所载序语都没有这四字，那么近本的序不为误。至于笺称“巷伯”，移来解释“寺人”，错误最严重，没有孔疏无法纠正其失误。
《巷伯》传“蒸尽缩屋而继之”，《释文》说“缩又作摍”，疏说“摍谓抽也”，论文义，摍字为正。按《说文解字》“缩，□也。一曰僦也。摍引也。”都音所六切。
谷风之什
有冽氿泉，疏引《说文解字》说：“冽，寒貌。”今《说文解字》无“冽”字，只有“冽”字，解释为水清。
大车笺闿置官司《释文》说：“闿音开，字亦作开。”《齐风·载驱》笺：“闿”《释文》：“闿亦音开。”那么闿、开二字音义相同。按《说文解字》：“闿，苦亥切。”《玉篇》《广韵》相同。又说：“亦音开。”其义则同《释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传云“耔雍本也”，疏引《汉书·食货志》来解释“雍本”之义，而文字多不同。按《汉书》说后稷畎田之法，苗生出叶子以上，逐渐锄去垄上的草，因而堆下土来附着苗根，等到盛暑，垄土尽而根深能耐受风与旱。疏引此“苗生叶”脱落了“生”字，“隤”字作“壖”，“盛”字作“成”，又脱落了“暑”字，玩味文义，定是《诗》疏之误。《吕记》、朱熹《诗集传》都引此文有误，也与疏相同。只有王应麟《玉海》引此与《汉书》符合。甫田次章，方社田祖三祭。近代冯氏《名物疏》、何氏《古义二书》，想用《月令》“仲夏大雩”来对应，说祭五精帝必配五人帝，神农配赤熛怒，这是错误的。《月令》说：“仲夏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大雩帝，用盛乐。”用《诗》来对照，绝不相符。大雩之祭以上帝为尊，《诗》不应反而省略。山川百源将雩而先祈，不是社也不是方，而且社方与雩各是一祭，祭祀也不同时，不能把社方总括于雩中。田祖是神农，固然是炎帝。然而大雩之祭偏重于五精帝
，则五人帝咸在，何独举其一也？大雩用盛乐，《月令》所言乐器十有九焉，《诗》止及其三，不得谓之盛也。彼徒见《诗》言祈雨与大雩相合，又“耘耔”正仲夏时，因为此说耳。不知古人龙见而雩，当以建已之月，不以仲夏。《月令》不韦之书，未必合古礼，康成注已规其失，何足用为据乎？《诗》本伤今思古，非若身遇而目覩者，专咏一时事也。上言耕耨之勤，此言祈报之至，义各有取，不必皆指仲夏。如执“耘耔”二字以概全诗，则末章“千仓纳庾，万箱载稼”亦与“耘耔”同时乎？冯又以祈谷非祈雨，讥古注疏，则尤妄，以御田祖，郑引《周礼·籥章》文证之矣，不言祈谷也。孔、申、郑郊后始耕之言，则引《月令》注“元辰吉陬始耕”之祭为证矣。始耕之祭在祈谷祭后，非一事也。且祈谷之祭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农也，此与经“田祖”之文显不相合。冯误指为祈谷而讥之，不已过乎？《诗》咏农事，往往言雨，如“信南山之霡霂”、“大田之兴雨”。皆是此诗述春祈之祭，因及甘雨，以起下黍稷之文耳，非专言祈雨也。岂可因此一语，遂合方社田祖为一祭，而以祈雨概之哉？近书多妄说，不足置辨。惟冯疏考据颇确，然亦有此无稽之语，恐误后学，故特辨之。诗云：「祁祁采蘩，七月出车，大田韩奕，▯鸟」是也。右旁皆从邑，今监本注疏「大田」误作「祈」，与五诗异。严缉云：「监本作祁，俗本作祈误。」今监本已误矣。惟朱传、严缉作「祁」，其「▯鸟」诗「祁祁」则吕记、朱传误作「祈」。
译那么五位帝王都在，为何只举出其中一位呢？大雩祭使用盛大的音乐，《月令》所说的乐器有十九种，《诗经》只提到其中三种，不能称之为盛大。他们只是看到《诗经》中祈雨与大雩相合，又认为“耘耔”正是仲夏时节，因此才这样说罢了。他们不知道古人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应当在建巳之月，而不是在仲夏。《月令》是吕不韦的书，未必符合古代礼制，郑玄的注已经指出其错误，哪里足以作为依据呢？《诗经》本是感伤今世、追思古昔，并非像亲身遭遇、亲眼目睹那样，专门咏叹一时之事。上文说耕种除草的勤勉，下文说祈求报答的虔诚，意义各有侧重，不必都指仲夏。如果执着于“耘耔”二字来概括全诗，那么末章“千仓纳庾，万箱载稼”，难道也与“耘耔”同时吗？冯氏又用祈谷不是祈雨来讥讽古注疏，那就更加荒谬了，因为祭祀田祖，郑玄引用《周礼·籥章》的文句来证明，并没有说祈谷。孔颖达、申培、郑玄关于郊祭之后才开始耕种的说法，则是引用《月令》注中“元辰吉陬始耕”的祭祀作为证据。始耕的祭祀在祈谷祭祀之后，不是同一件事。况且祈谷的祭祀是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农，这与经文中“田祖”的文字明显不相合。冯氏错误地指认为祈谷而讥讽它，不是太过分了吗？《诗经》咏叹农事，往往提到雨，如“信南山之霡霂”、“甫田之兴雨”。这都是此诗叙述春季祈求的祭祀，因而提及甘雨，以引出下文关于黍稷的内容罢了，并非专门说祈雨。怎么可以因为这一句话，就把方社、田祖合为一祭，而用祈雨来概括呢？近代的书籍多妄说，不值得辩驳。只有冯氏的疏证考据颇为确切，然而也有这种无稽之谈，恐怕误导后学，所以特别加以辩驳。《诗经》说：“祁祁采蘩，七月出车，甫田韩奕，〇鸟”就是这样。右边都从邑，现在监本注疏中“甫田”误作“祈”，与五首诗不同。严缉说：“监本作祁，俗本作祈是错的。”现在监本已经错了。只有朱熹传、严缉作“祁”，其“〇鸟”诗中“祁祁”则吕记、朱熹传误作“祈”。
琕琫有珌。传云：天子玉琫而珧【音遥】珌，诸侯璗【徒党切】琫而璆【音虬】珌，大夫镣【音辽】琫而镠【力幽切】珌，士珕【力计切】琫而珕珌。案定本、集本如此。释文同，而孔疏稍异。诸侯璆珌作镠珌，大夫镠珌作镣珌。云天子、诸侯琫珌异物，大夫、士则同，尊卑之差也。如今本则琫珌同物者惟士耳。又案《说文》亦载此文，惟不言大夫耳。其云“士珕琫而珧珌”，则士亦异物，余与今本毛传同。葢各据所闻也。又疏引《说文》云：珕，蜃属，而不及于蜃。故天子用蜃【珧蜃甲也】士用珕。今《说文》无“不及于蜃”句，岂韵谱遗之乎？又案传言琫珌之物为名凡七，然玉、璆皆玉也，璗【金之美者，与玉同色】镠【黄金之美者】与璙皆金也【镣，白金】珧、珕皆蜃也。三物而七名焉。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郑笺并不推明宾射名正之义，而孔疏申笺论之甚详。今本笺文必有脱落。在「君侯谓之大侯」以下，「大侯张而弓矢亦张之上」。
发彼有的以祈尔爵。蘓氏释此，谓求胜以爵，不胜者意。本郑笺笺云：发矢之时，各心竞云：「我以此求爵尔。」严华谷辨之，谓求胜以爵，不胜不如《射义》求中以辞爵之优，所见良是。然尝求之孔疏，知郑笺本不作是觧，「爵女」当作「女爵」，文倒者，传写之譌耳。孔申郑云：「以求不饮女养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谓求不饮也。」又引《射义》辞爵语证之，使仲逹为疏时，笺文已作「爵女」，则不应以「求不饮」释之。其引郷射文，又当较论其同异矣。不知二字之倒始于何时也？朱传全用笺语，亦作「爵女」。
鱼藻之什
赤芾在股，笺云：芾，大古蔽前之象，今本作蔽膝，殆俗儒妄改耳。蔽防【俗作膝】乃芾之别名，周世用之，何云大古？又何云象哉？孔疏申笺，以为大古衣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重其先蔽者，故存之示不忘古，则当为蔽前明矣。又《尔雅》：衣蔽前谓之襜，注云：今蔽防采緑。毛传亦云：郑蔽前之称，当本此。今诸本俱误作防，惟吕记引笺作蔽前，得据吕记以正之。
采緑之緑，即《卫风·淇奥》之緑。《尔雅》所谓王刍与竹，各一草。陆玑以緑竹为一草，孔疏已辨其误严缉复引陆疏以释采緑，则尤误又其所引疏语与今本《草木疏》及《卫风正义所引各不相同，故録之以备考。严引疏曰：「草也，其茎叶似竹，青緑色，髙数尺，今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涩砺可以洗搅笏及盘枕，利于刀错俗呼为木贼彼土人谓之緑竹。」自「如草」至「木贼二十三字，皆今本所无况既云「草也」，又云「如草」，义有碍严殆误也。案木贼草始见于宋嘉祐补注《本草》，云「苗长尺许无根，一干无华叶寸寸有节此所言物色与陆疏迥异
国语》记龙漦之妖，固已异矣。《白华》诗疏引《帝王世纪》合之，尤足为异。《世纪》谓幽王三年，嬖褒姒，时褒姒年十四。推其初生，当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厉王流彘之年，童妾感漦，妖时方七嵗。厯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三十六年而妖子生，则褒似之在母腹，凡五十年。其母生子时，亦五十六嵗矣。又童妾十五嵗而笄，为共和九年。既笄而孕，即自孕后计之，亦四十二年矣。妖物之生，固异于人乎？老耼在母腹，亦七十余年，与之相似。但老耼生而白首，故有老子之称。妖子夜啼，犹然婴童耳。斯又其不同者。虽然，使襃姒生而白首，岂能致骊山之祸哉？
卬烘于煁。传云：「煁烓灶也。」烓字释文音反不同，一音恚，又丘弭反，又吕沈同口颎反，又何康茔反，又顾野王口井乌携二反。惟口颎、口井同音。《尔雅》释文：「烓音顷，即此二反之直音也。」合之共五读矣。又《玉篇》「口廻乌圭二切」，《广雅》曹注「乌携乌缺圭惠口井四切」，徐▯「口回切」，《玉篇》二切，即释文二反也。曹、徐除「乌携、口井、口回」外，惟余二切为异。合前共七读矣。案《説文》「烓从火圭声，读如回」，此许音也为最古，则「乌携、乌圭」
译琫和珌是刀鞘上的饰物。传文说：天子的刀鞘用玉做琫，用蜃甲做珌；诸侯的刀鞘用美玉做琫，用美玉做珌；大夫的刀鞘用白金做琫，用黄金做珌；士的刀鞘用蜃甲做琫，用蜃甲做珌。查定本、集本都是这样。《释文》相同，而孔颖达的疏文稍有不同。诸侯的珌用黄金，大夫的珌用白金。说天子、诸侯的琫和珌材质不同，大夫、士则相同，这是尊卑的区别。按现在的本子，只有士的琫和珌材质相同。又查《说文解字》也记载了这段文字，只是没有提到大夫。其中说“士用蜃甲做琫而用蜃甲做珌”，那么士也是材质不同，其余与今本毛传相同。大概各自依据所听到的说法不同。又疏文引用《说文解字》说：珕，是蜃类，但不包括蜃。所以天子用蜃（蜃甲），士用珕。现在《说文解字》没有“不包括蜃”这句话，难道是韵谱遗漏了吗？又查传文中琫和珌的材质名称共有七个，然而玉、璆都是玉，璗（美玉，与玉同色）、镠（黄金中的美者）和璙都是金（镣，是白金），珧、珕都是蜃。三种材质却有七个名称。
大侯已经竖立，弓矢于是张开。郑玄的笺注并没有推究宾射名为“正”的道理，而孔颖达的疏文申述笺注论述得很详细。现在本子的笺注文字一定有脱落。在“君侯称为大侯”以下，“大侯张开而弓矢也随之张开”之上。
射中那靶心来祈求你的爵位。蘓氏解释这句，说是求胜以获爵，不胜者的意思。原本郑玄的笺注说：射箭的时候，各人心思竞争说：“我以此求取你的爵位。”严华谷辩驳说，求胜以获爵，不如《射义》中求中靶以辞谢爵位来得优越，他的见解确实正确。然而我曾探究孔颖达的疏文，知道郑玄的笺注原本不是这样解释的，“爵女”应当作“女爵”，文字颠倒，是传抄的错误。孔颖达申述郑玄说：“以求不饮你那养病的爵酒”，又说：“我以此求取你的爵位，是说求不饮酒。”又引用《射义》中辞谢爵位的话来证明，假如仲达作疏时，笺注文字已经作“爵女”，那么就不应该用“求不饮”来解释了。他引用乡射的文献，又应当比较论述其同异了。不知道这两个字颠倒始于何时？朱熹的传注完全采用笺注的话，也作“爵女”。
鱼藻之什
赤芾在股，笺注说：芾，是大古遮蔽前面的象征，现在本子作蔽膝，大概是俗儒妄改罢了。蔽防（俗作膝）是芾的别名，周代使用它，为什么说大古？又为什么说象征呢？孔颖达申述笺注，认为大古穿皮衣，先知道遮蔽前面，后知道遮蔽后面，重视其先遮蔽前面的，所以保留它以示不忘古，那么应当是蔽前很明显了。又《尔雅》：衣服遮蔽前面叫做襜，注说：现在叫蔽防，采绿色。毛传也说：郑国称遮蔽前面，应当本于此。现在各本都误作防，只有吕祖谦的《吕记》引用笺注作蔽前，得以依据吕记来纠正它。
采緑的緑，就是《卫风·淇奥》的緑。《尔雅》所说的王刍和竹，是两种不同的草。陆玑把緑竹当作一种草，孔颖达的疏文已经辨明其错误，严缉又引用陆玑的疏文来解释采緑，那就更加错误了。又他所引用的疏文与今本《草木疏》及《卫风正义》所引各不相同，所以记录下来以备考查。严缉引用的疏文说：“草也，其茎叶似竹，青绿色，高数尺，现在淇澳旁生，如草。其草涩砺，可以洗搅笏及盘枕，利于刀锉，俗呼为木贼，彼土人谓之緑竹。”从“如草”到“木贼”二十三字，都是今本所没有的。况且既然说“草也”，又说“如草”，义理上有妨碍，严缉大概错了。查木贼草始见于宋嘉祐补注《本草》说：“苗长尺许无根，一干无花叶，寸寸有节”，这里所说的物色与陆玑的疏文迥然不同。
《国语》记载龙漦的妖异，本来就已经奇异了。《白华》诗的疏文引用《帝王世纪》合并来说，更加足以作为奇异的证据。《世纪》说幽王三年，宠幸褒姒，当时褒姒十四岁。推算她出生，应当在宣王三十六年。厉王流彘那年，童妾感漦，妖异时刚七岁。历经共和十四年，宣王即位，三十六年妖子出生，那么褒姒在母腹中，共五十年。她母亲生子时，也五十六岁了。又童妾十五岁行笄礼，是共和九年。行笄礼后怀孕，即从怀孕后计算，也四十二年了。妖异之物出生，本来就和人不同吗？老聃在母腹中，也七十多年，与他相似。但老聃生下来就白头，所以有老子的称呼。妖子夜啼，还是婴儿的样子。这又是不同的地方。虽然如此，假如褒姒生下来就白头，难道能导致骊山之祸吗？
卬烘于煁。传文说：“煁是灶。”烓字《释文》音反不同，一音恚，又丘异反，又吕沈同口颎反，又康茔反，又顾野王口井、乌携二反。只有口颎、口井同音。《尔雅释文》：“烓音顷，即此二反的直音。”合起来共有五种读音了。又《玉篇》“口廻乌圭二切”，《广雅》曹宪注“乌携、乌缺、圭惠、口井四切”，徐锴“口回切”，《玉篇》二切，就是《释文》二反。曹宪、徐锴除“乌携、口井、口回”外，只有二切不同。合前面共有七种读音了。查《说文解字》“烓从火圭声，读如回”，这是许慎的读音，最为古老，那么“乌携、乌圭”
近之。又「耿」字以「烓」省为声，则「顷」音近之，当以「回、顷」两读为正。人槩读为「恚」，从释文首音也。
译接近了。又“耿”字以“烓”的省形作为声符，那么“顷”的读音就接近它，应当以“回、顷”两种读音为正确。人们一概读作“恚”，是依据《释文》的首音。
古之学者，且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族党之官，嵗时月吉，必属民读法，饮酒考其徳行道艺。故▯亩之人，皆通经术，习礼仪。瓠叶首章笺云：「此君子指庶人有贤行者，其农功毕，乃为酒浆，以合朋友，习礼乐，讲道艺。」岂汉世犹有此风乎？观此，可想见古人之田家乐矣。
渐渐之石，首章释文最多遗脱。只如劳字，郑训辽濶，与毛不同，则音亦当异。朝字，郑、王、孙皆释为朝见，则当读为潮。两字俱应有音反，今释文只云「劳如字而已」。不皇朝矣，笺云「皇正也」，疏云「皇正也」。释「言文」笺疏两「正」字，今皆误作「王」。笺又云「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下两章」，又云「不能正之」，则为「正」字无疑。又释「言」云「王匡正也」，并无「皇王」之文。若「皇」、「王」君也，则见《释诂》，况以训此「皇」字，文义乖矣。今诸本俱误。又案王肃述毛训「皇」为「暇」，而后儒宗之，文最明顺。今集传经文作「遑」，定是传冩之误。《韵防》云「輚通作栈」，《诗》有「栈」之车，注从车。然则经与注字各别也。今本注疏「栈」字皆从木，不从车，黄所见是宋本也。今本作「栈」，定是昧者据经字而改耳。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自次章以下，章法首尾相承，如贯珠。近世王元美谓曹子建赠白马王诗祖此源，谓大雅多有此章法。下武、既醉二诗亦然。下武惟三四章不接，而余章皆相连矣。他若棫朴之首二章，皇矣之七八章，生民之五六章，假乐之三四章，桑柔之二三章，云汉之七八章，烝民之首二章，江汉之五六章，瞻卬之三四章，皆此章法也。大明诗八章，毛、郑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吕记、朱传、严缉皆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句，五章六句，取其与首尾两章六八相间也。不知改自何时。
诗言「挚仲氏任」，是太任，乃挚国次女。汉儒谓礼惟嫁长女，余俱为媵。自殷以前皆然，与此诗不合。通义疑之，良是矣。源谓汉儒之言亦不谬，但所言者时礼之大概耳。在当时行之，必更有变通。生女者多寡不齐，不足者或取同姓国女为娣侄；有余者或嫡夫人所出得嫁为嫡，而娣侄取诸庶出；更有余或以备他国之媵，皆未可知也。不独挚任为仲女而已，见于《春秋》者，纪季姜为王后，鲁叔姬为齐夫人，季姬为鄫夫人，皆非长也。见于《卫硕人》诗者，齐女三姊妹嫁卫、邢、谭三国，皆为夫人，亦不以女弟随嫁也，则当时之有变通可知矣。源又因此窃叹古人风俗有不若今人之美者，男女之别最其大也。古人尊男而卑女，故姑姊娣侄一人为妻，余皆为妾，不以为辱。待之既卑，亦不甚防以节行，故列国夫人徃徃淫佚不制，而通室易内之事时见于世家右族，甚有夺人之妻以予人，彊人之子而烝其母，如鲁人之于施氏，孔圉之于太叔，齐人之于卫公子顽者，此今人市井无頼子所不忍为，而当日名邦卿大夫为之，恬不知怪。何今人之反胜古邪？岂非洙泗之文诵习既乆渐深入乎人心，各生其愧耻邪？又不仅此也。古者诸侯世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家，皆有土有民，怙侈纵欲，有自来矣。后世天下定于一綂无常贵常富之家，一有越礼之事，人即以王法议其后，宜其有所顾忌也。况愧耻内生所得于圣人之教泽者有素乎？
伣天之妹，毛训伣为譬。韩诗伣作磬。孔疏言俗语譬喻为磬。夫以譬为磬，岂可以今人文义求之乎？观孔疏，则唐世方言犹然矣。
堇荼之堇，是苦堇而非乌头，前已辨之矣。释文据《广雅》合之，三辅人土语谓堇是藋。案《广雅》云：堇，藋也。《说文》云：藋，堇草也，一曰拜啻【尔雅作商】藋其说相同，则《诗》之堇容，或指此也。又案《本草》有蒴藋，别録言此一名堇草，生田野，春夏采叶，秋冬采茎，亦以堇藋为一草。苏恭疑其无出处，误矣。陶蘓又谓与陆英一物，甄权之说亦然。宋图经云：春抽苗，茎有节，节间生枝叶，大似水芹。衍义云：草白子，初青如緑豆颗，十月方孰
译古代的学者，一边耕种一边修养，三年才能精通一门技艺。宗族乡党的官员，在每年的吉时吉日，必定召集百姓诵读法令，通过饮酒来考察他们的道德品行和才艺。所以百亩土地上的百姓，都通晓经术，熟悉礼仪。《瓠叶》首章的笺注说：“这是君子指称那些有贤德行为的平民，他们的农事完毕后，便酿造酒浆，用来结交朋友，练习礼乐，研讨道艺。”难道汉代还保留着这种风尚吗？由此，可以想见古人田园生活的乐趣了。
《渐渐之石》首章的《释文》遗脱最多。仅以“劳”字为例，郑玄训释为辽阔，与毛亨不同，那么读音也应当不同。“朝”字，郑玄、王肃、孙炎都解释为朝见，那么应当读作“潮”。这两个字都应当有反切注音，现在《释文》只说“劳如字而已”。《不皇朝矣》的笺注说“皇是正”，疏文也说“皇是正”。解释“言文”的笺注和疏文中的两个“正”字，现在都误作“王”。笺注又说“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下两章又说“不能正之”，那么是“正”字无疑。又解释“言”时说“王匡正”，并没有“皇王”的文字。如果“皇”、“王”都是君的意思，那么见于《释诂》，况且用来训释这个“皇”字，文义就违背了。现在各种版本都错了。又查王肃阐述毛亨的训释，将“皇”解释为“暇”，后来的儒者尊崇这个说法，文义最明白通顺。现在《集传》经文作“遑”，一定是传抄的错误。《韵防》说“輚通作栈”，《诗经》有“栈车”，注从车字旁。那么经文和注文的字各自不同。现在版本的注疏中“栈”字都从木字旁，不从车字旁，黄所见的宋本是正确的。现在版本作“栈”，一定是糊涂的人根据经文字形而改动的。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从第二章以下，章法首尾相承，像串起来的珠子。近世王元美说曹子建《赠白马王》诗源于此，说大雅多有这种章法。《下武》、《既醉》两首诗也是这样。《下武》只有第三、四章不衔接，而其他章节都相连了。其他的如《棫朴》的前两章，《皇矣》的第七、八章，《生民》的第五、六章，《假乐》的第三、四章，《桑柔》的第二、三章，《云汉》的第七、八章，《烝民》的前两章，《江汉》的第五、六章，《瞻卬》的第三、四章，都是这种章法。《大明》诗八章，毛亨、郑玄的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局，五章八句。吕氏《记》、朱熹《传》、严缉都作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局，五章六句，取其与首尾两章的六句、八句相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改的。
诗中说“挚仲氏任”，是太任，她是挚国的次女。汉代儒者说礼制只嫁长女，其余都作为陪嫁。殷代以前都是这样，这与这首诗不合。《通义》对此表示怀疑，确实是对的。源认为汉代儒者的话也不错误，但他们说的是当时礼制的大概情况。在当时实行时，必定还有变通。生女儿的多寡不齐，不足的或许取同姓国的女子为娣侄；有余的或许嫡夫人所生的嫁为嫡妻，而娣侄取自庶出；更有余的或许作为其他国家的陪嫁，这都是可能的。不只是挚国的任是次女，见于《春秋》的，纪季的妹妹姜为王后，鲁国的叔姬为齐国夫人，季姬为鄫国夫人，都不是长女。见于《卫风·硕人》诗的，齐国的三个姐妹嫁到卫、邢、谭三国，都作为夫人，也不以妹妹随嫁，那么当时有变通是可以知道的。源又因此私下感叹古人风俗有不如今人美好的地方，男女之别是最大的。古人尊崇男子而轻视女子，所以姑姐娣侄中一人做妻，其余都做妾，不认为这是侮辱。对待她们既卑下，也不很防范她们的节操品行，所以列国的夫人往往淫乱放纵，而通奸换妻之事时常见于世家大族，甚至有夺取别人的妻子给别人，强迫别人的儿子与其母通奸的，如鲁人对施氏，孔圉对太叔，齐人对卫公子顽，这是现在市井无赖都不忍心做的，而当时名邦的卿大夫却做了，安然不知奇怪。为什么现在的人反而胜过古人呢？难道不是洙泗之地的文章诵读久了，逐渐深入人心，各自产生羞耻感吗？不仅如此。古代诸侯世代拥有国家，卿大夫也世代拥有家族，都有土地和人民，依仗奢侈放纵欲望，由来已久。后世天下统一，没有永远富贵的人家，一旦有越礼之事，人们就用王法议论其后果，适宜有所顾忌。何况羞耻心内生，从圣人的教化恩泽中早有积累呢？
“伣天之妹”，毛亨训释“伣”为譬。韩诗“伣”作“磬”。孔颖达疏说俗语譬喻为磬。用譬作为磬，难道可以用现在的人文义去求索吗？看孔颖达的疏，那么唐代方言还是这样。
“堇荼”的“堇”，是苦堇而不是乌头，前面已经辨析过了。《释文》根据《广雅》合并它们，三辅人的土语说堇是藋。查《广雅》说：堇，就是藋。《说文》说：藋，堇草，一说拜啻【《尔雅》作商】藋，说法相同，那么《诗经》的堇，或许指这个。又查《本草》有蒴藋，别录说这个也叫堇草，生长在田野，春夏采叶，秋冬采茎，也将堇藋视为一草。苏恭怀疑它没有出处，错了。陶弘景、苏恭又说与陆英是一物，甄权的说法也是这样。宋代《图经》说：春天抽苗，茎有节，节间生枝叶，很像水芹。《衍义》说：草白子，初时青如绿豆粒，十月才成熟
其防则直，释文云：「绳本或作乗」。案经作防，传作乗。笺云：「传破之乗字，后人遂误改经文。」今案传引《释器》「绳谓之缩」，误绳为乗耳。此训「缩」版，不训「防」直也，与经文「绳」字何渉？又郑笺云：「乗声之误，当为绳。」是言后人传写之譌耳，不以传为破字也。《释文》所述笺语，经并无之，此不可解。廼《立臯门》章笺云：「内有路门，当作内有寝门。」一曰路门，中间脱去四字。观疏云：「《文王世子》曰：『至于寝门』，是内有寝门也。」疏又云：「寝门一曰路门，以路寝在路门之内，故系而名之。」则可见矣。
左右趣之。传云：趣，趍也。案《説文》云：趍，趋，赵走也。读如驰，从走多声。疏申笺云：趣向之趣，于义无取，故转为疾趋。然《説文》云：趣，疾也。《玉篇》文云：趣，趍也，遽也。则疾趋乃趣字本义，非转训也。又趋，走也。七逾切。趣，七喻切。趍，直离切。三字音形各异，而义则同。今俗人写趋字，多省笔作趍，莫辨其音之异。《佩觽集【宋郭忠恕】云：奔趍之趍，为进趋其顺，非有如此者，则两字之混久矣。
淠水，名。《説文》云：“出汝南，从水，畀声，匹制切。”《诗》三借其字，皆为貌状之称。《小弁》为萑苇之象，《采菽》为旂动之形，《棫朴》为舟行之貌，同此。淠字，今《淠彼泾舟》诸本俱作渒，则传写之误也。观《韵防》，淠字注引此三《诗》，正韵淠字亦引《棫朴》诗，则误尚未久。至淠本作▯，《説文》云：“水在丹阳，从水，箄声，匹卦切。”《玉篇》▯又作渒。
黄流在中，传云黄金所以流鬯也。释文云：一本作“黄金所以为饰流鬯”，也是后人所加。正义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黄金所以饰流鬯”，也有“饰”字于义易晓，则俗本无“饰”字者误。陆、孔二君意正相反，余谓无“饰”字简而当矣。且黄金以为勺，不仅饰也。
思齐篇大全録。陈止斋之言曰：「古人于夫妇之分甚严，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字，法近于忍。此真谬论。」《诗》之言刑多矣，其恒训不过法则之意耳。仪刑文王，百辟其刑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所刑者君也，祖也，亦将忍于君祖邪？
皇矣首章孔疏引《书·多方》曰：“天惟五年，须夏之子孙。”注云：“夏之言暇。”今世《尚书》诸本皆作“暇”，莫知原文之为“夏”者，未审何时所改？岂唐、明之世与？即此以推，可见后世五经文字窜易者多矣。赖有古注疏，得知其万一耳。家国兴亡之际，忠臣义士所痛心也。虽有圣人受命，不能禁人故主之思矣。殷之既亡也，叛周者有四国焉，吾读《破斧》诗而知之【见传】周之将兴也，不忘殷者亦有四国焉，吾读《皇矣》诗而知之【见笺】疏云：“宻须疑周将叛殷，故距之。宻须之君虽不达天命，亦是民之先觉者也。”吁！可与论世矣。文王之伐宻也，管叔谏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义【疏引皇甫谧言】是或一见也。所以后启商之叛与集传经文多譌脱，其六字为晦翁自改，既论之于《稽疑》中矣。至《皇矣》篇以“笃于周祜”脱去“于”字，虽未见其为朱子意，然观“假乐”之读为“嘉乐”，“鬷假”之读为“奏格”，“上帝甚蹈”之为“上天甚神”，“假以溢我”之为何以恤我，皆彊诗义以就他书；而“爰其适归”“爰之为奚”则直据《家语》以改经字，安知此诗“于”字非因《孟子》而删之乎？蔡仲黙注《禹谟》“降水警予”，改“降”为“洚”，并《禹贡》“北过降水”亦改为“洚”，正用斯例也。他如《孝经》《系词》《武成》《大学》徃徃窜易其文，而《孝经》尤多所删削。孔子之诗序，子夏之诗序，则摈弃之，是直以作者自居，而圣人文语特遂其进退黜陟耳。至尧夫诸卦图，本出道书之説，则取弁《周易》卷首，又指为羲、文二圣所为，后儒耳目可尽涂乎？先君子尝谓源云：“汝徒读宋儒之经耳，尚未读孔氏之经也。”向颇以为疑，今乃知其信然。鼍鼔逢逢，
译其堤防是直的，陆德明《经典释文》说：“‘绳’字原本有的版本写作‘乗’。”考察经文作“防”，传文作“乗”。郑玄笺注说：“传文将‘防’字破读为‘乗’，后人于是误改了经文。”如今考察传文引用《释器》篇“绳谓之缩”，是将“绳”误写为“乗”罢了。此处是解释“缩”字，并非解释“防”字为直，这与经文的“绳”字有什么关系呢？又郑玄笺注说：“‘乗’是‘绳’的音误，应当作‘绳’。”这是说后人传抄时的讹误，并不是认为传文在破读文字。《释文》所记载的笺注内容，经文本身并没有，这无法理解。于是《立臯门》章的笺注说：“内有路门，应当作内有寝门。”另一种说法是路门，中间脱去了四个字。观看孔颖达疏说：“《文王世子》篇说：‘至于寝门’，这就是内有寝门。”疏文又说：“寝门也叫路门，因为路寝在路门之内，所以连带命名。”由此可以明白了。
左右催促他。传文说：趣，就是趍。考察《说文解字》说：趍，即趋，赵地人叫跑。读音如“驰”，从走部，多声。孔颖达疏申述郑笺说：趣向的趣，在意义上没有可取的，所以转义为疾趋。然而《说文解字》说：趣，就是快。《玉篇》说：趣，就是趍，就是遽。那么疾趋乃是“趣”字的本义，并非转义解释。又趋，就是走。音七逾切。趣，音七喻切。趍，音直离切。三个字音形各异，但意义相同。如今俗人写“趋”字，大多省笔写成“趍”，不能辨别它们读音的不同。《佩觽集》说：奔趍的趍，是进趋其顺，并非有如此者，那么两字混淆已经很久了。
淠水，是水名。《说文解字》说：“发源于汝南，从水部，畀声，音匹制切。”《诗经》三次借用这个字，都是作为形容状态的称呼。《小弁》篇是萑苇的样子，《采菽》篇是旗帜飘动的形状，《棫朴》篇是舟行水上的姿态，与此相同。“淠”字，如今《淠彼泾舟》各版本都写作“渒”，这是传抄的错误。观看《韵防》，淠字注引这三处《诗经》，正韵淠字也引用《棫朴》诗，那么错误尚未久远。至于淠字本作〇，《说文解字》说：“水在丹阳，从水部，箄声，音匹卦切。”《玉篇》〇又写作渒。
黄流在中，传文说黄金是用来流注鬯酒的。《释文》说：一本作“黄金所以为饰流鬯”，这也是后人所添加的。孔颖达正义说：定本及集注都说“黄金所以饰流鬯”，也有“饰”字的在意义上更容易理解，那么俗本没有“饰”字的是错误的。陆德明、孔颖达两位先生的意思正好相反，我认为没有“饰”字简洁而恰当。况且黄金用来做勺，不仅仅是装饰。
《思齐》篇大全録。陈止斋的话说：“古人对夫妇的名分非常严格，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这个字，法度近乎残忍。这真是谬论。”《诗经》中说到“刑”的地方很多，它通常的解释不过是法则的意思罢了。仪刑文王，百辟其刑之，是仪式；刑文王之典，所效法的君主，祖先，难道也会对君主祖先残忍吗？
《皇矣》首章孔颖达疏引用《尚书·多方》说：“天惟五年，须夏之子孙。”注释说：“夏的意思是暇。”如今世间《尚书》各版本都作“暇”，不知道原文作“夏”的，未审何时所改？难道是唐、明之世吗？即由此推论，可见后世五经文字窜改更易的很多了。幸亏有古注疏，才能得知其万一。家国兴亡之际，是忠臣义士所痛心的。虽然有圣人受命，也不能禁止人们思念故主。殷朝灭亡之后，背叛周朝的有四国，我读《破斧》诗而知道【见传】周朝将要兴起时，不忘殷朝的也有四国，我读《皇矣》诗而知道【见笺】疏文说：“宻须怀疑周将背叛殷，所以抗拒它。宻须的君主虽然不通晓天命，也是民众中的先觉者。”唉！可以与他讨论世事了。文王讨伐宻须时，管叔劝谏说：“他是天下的明君，讨伐他不义【疏引皇甫谧言】这是一种看法。所以后来开启商朝的叛乱与集传经文多有讹脱，那六个字是晦翁自改，已经在《稽疑》中论述过了。至于《皇矣》篇将“笃于周祜”脱去“于”字虽未见是朱子的意思，但观看“假乐”读为“嘉乐”，“鬷假”读为“奏格”，“上帝甚蹈”变为“上天甚神”，“假以溢我”变为何以恤我，都是强行解释诗义以迎合其他书籍；而“爰其适归”“爰”解释为“奚”则直接依据《家语》来改动经文，怎么知道这首诗的“于”字不是因为《孟子》而删去的呢？蔡仲黙注《禹谟》“降水警予以”，改“降”为“洚”，并将《禹贡》“北过降水”也改为“洚”，正是使用这个例子。其他如《孝经》《系词》《武成》往往窜改其文，而《孝经》尤其多有删削。孔子的诗序，子夏的诗序，则摒弃不用，这是直接以作者自居，而圣贤文语特别顺从他的进退黜陟罢了。至于尧夫诸卦图，本出自道书的说法，却取来置于《周易》卷首，又指为羲、文两位圣人所作，后儒耳目可尽涂吗？先君子曾对源说：“你只读宋儒的经罢了，尚未读孔氏的经。”向来颇为疑惑，如今才知其确实如此。鼍鼓逢逢，
《乐书【宋陈旸】以为鼍鸣应更，故诗人托言以为灵德之应，非实鼓也，此谬矣。麀鹿白鸟，但言其得所，不言其似，何乐以为灵异也？况此二章言灵德见于乐，笺有明解，若托鼔为喻，则虡业鼓钟又喻何物乎？
译《乐书》（宋陈旸）认为鼍的鸣叫与更漏相应，所以诗人借以言说这是灵德的感应，并非真的指鼓，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麀鹿和白鸟，只是说它们各得其所，并没有说它们像什么，为何乐要认为它们是灵异呢？况且这两章说的是灵德体现在音乐中，郑玄的笺注有明确的解释，如果借鼓作为比喻，那么虡业和钟又比喻什么呢？
生民之什
生民第五章，二种字以文义论之，种之黄茂应去声，实种实褎应上声。释文止有「支勇」一反，推其故，定是「种」字上脱一「实」字。案释文云「种，支勇反」，注「种，雍种种生不杂并同」，观此章注内尚有「使种黍稷」「种」字，而释文不及此，可知矣。郑笺「使种黍稷」止解经文「种之黄茂」耳【谷之黄色者惟黍稷，故郑以黍稷释黄文】种」字去声者，是本音，故不反切。但章内有二「种」字，其「支勇」反宜加「实」字别之。今本无「实」字，则传写之漏也。然其误已久，严缉二「种」字俱云上声，此承其误而不觉也。吕记音反皆遵释文，独此二「种」字缺，则疑之也。惟朱传二「种」字前去声，后上声，却与古暗合。
生民或蹂笺云润湿之将复舂之趣于凿也。释文云：凿子，洛反。精米，字林作毇。云粝米一石舂为八斗也。子沃反【左传桓二年释文引字林亦同】孔疏引召旻笺云：米之率，粝十，粺九，凿八，侍御也。亦以八斗为凿，与释文同。案説文毇以防【其九切】从殳米，一斛舂八斗。也许委切。其凿字自作糳，云从毇丵【读如浞，士角切】声。粝米【説文粝作防，以万得声，洛带切】一斛舂为九斗，曰凿，则洛切。又粺字注云：毇也。与孔疏之説异源。谓説文毇凿二字，一防意，一谐声，不可易。字林毇字与凿同音，但省艸首耳。至粺九凿八，定当以孔陆为正。疏所云召旻笺本于九章粟米法，信而有徴。又左传【桓二年】齍【粢借】食不凿，若凿为九斗，则不凿者直是粝米，用粝米为齍盛，必无是理。楚语言：天子亲舂禘之盛，又言禘郊之事，皇后亲舂。谷梁传【桓十四年】亦言宗庙之事，夫人亲舂。而此诗舂簸正以供肇祀之用，皆不用粝之证也。説文毇凿两字注互易之为是，其粺字以随毇而更矣。
尔酒既湑，笺云：湑，酒之泲者也。释文云：泲，字又作防，同。案：玊篇「防」子礼切，手出其汁，亦作櫅。广韵云：手搦【尼革切，按也】酒也。然则「防」字正当「湑」义，笺及《周礼》《礼记》注皆作「泲」，借也。「泲」本水名，今借用「济」。
度其夕阳孔申郑以为总言豳人一国之所处考其地当在梁山之西苏氏谓度山西之地以广豳人之居不知又是何山之西吕记朱传皆从之严缉则用疏义取锻释文云锻丁乱反本又作碫説文碫厉石字林大唤反案碫今説文作碬厉石也从石段【古雅反借也】声春秋传曰郑公孙碫字子石徐▯音乎加切外并无锻字碫从段【徒玩切从殳耑省声】音锻碫从叚音遐音形俱异但段叚二字笔画相似遇此等字须视音切为辨陆徐不同如此当必有一误矣又案玉篇两字并载云碫都乱反砺石也碬下加反磍【恰辖轧三音】碬髙下也广雅释器云砻碫砺也曹宪注碫都玩反顾梁人曹随人砺石皆是碫非碬而碫字注则玉篇别义可见唐以前説文云作碫故二书音切与陆同释文当不误也唐韵碫碬俱训砺石徐音殆宋之韵防碫碬音训皆同唐韵而碫引诗及广雅碫字不用玉篇注则过信徐▯矣其春秋传郑公孙碫今本作段亦作叚印段亦作段迭见释文俱无音反蔑由致辨又宋禇师叚作攴部段字【説文韵谱段字属攴部】此三子皆字子石名亦宜同而今监本注疏二文错出近世书都无善本俗人溷写其多误固宜至宋禇师叚释文云徒乱反依徐反宜作殳部叚字而监本作段定是传写之譌但释文别徒乱为徐反则当时必有遐音可见段叚溷写在唐初已然
卷阿序孔疏引《説文》云：「贤坚也。以其人能坚正，然后可以为人臣，故字从臣。」今《説文》云：「贤多才也。从贝卧声与疏所引异
媚于庶人。吕记引笺云：「亲爱庶人，谓抚扰之。今监本作『无扰』，文义俱通。但疏云『无扰』，皆安乐之义，则吕记得之矣。『无扰』止一义，何云皆乎？又烦扰字从手，驯▯字从牛，右皆从忧，忧即猱字。今右误从忧，左又溷从手，谬甚。」《民劳笺》「汔」几也。释文：「几」音祈。《易·井卦》注释文：「几」音祈，又音机。案：训微者当读机音，训近者祈、机
译《生民》这一组诗
《生民》第五章中，两个“种”字根据文义来论， “种之黄茂”中的“种”应读去声，“实种实褎”中的“种”应读上声。《经典释文》只有“支勇”一个反切，推究其缘故，必定是“种”字上面脱漏了一个“实”字。查《经典释文》说“种，支勇反”，注释说“种，雍种种生不杂并同”，看这一章的注释里还有“使种黍稷”的“种”字，而《经典释文》没有提及这个，由此可知。郑玄笺注“使种黍稷”只是解释经文“种之黄茂”罢了【谷类中黄色的只有黍和稷，所以郑玄用黍稷来解释“黄”字】。“种”字读去声的，是本音，所以不加反切。但这一章里有两个“种”字，那个读“支勇”反的，应当加上“实”字来区别。现在的版本没有“实”字，那是传抄时的遗漏。然而这个错误已经很久了，严缉两个“种”字都注为上声，这是承袭了错误而没有察觉。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和朱熹《诗集传》的注音都遵循《经典释文》，唯独这两个“种”字缺了注音，于是产生怀疑。只有朱熹《诗集传》前一个“种”读去声，后一个读上声，却与古义暗合。
《生民》“或蹂”，郑玄笺注说：“润湿之后，将要再次舂捣，使之趋于精细。”《经典释文》说：“凿子，洛反。精米，《字林》作‘毇’。说粝米一石舂为八斗。子沃反【《左传》桓公二年《释文》引《字林》也相同】。”孔颖达疏引《召旻》笺注说：“米的比率，粝米十斗，粺米九斗，凿米八斗，供侍御使用。”也以八斗为凿米，与《经典释文》相同。查《说文解字》“毇”字【其九切】从殳从米，一斛舂八斗。也许委切。“凿”字本作“糳”，说从毇丵【读如浞，士角反】声。粝米【《说文解字》粝作“防”，以万得声，洛带切】一斛舂九斗，叫凿，则洛切。又“粺”字注说：“毇也。”与孔颖达疏的说法来源不同。认为《说文解字》“毇”“凿”二字，一个是会意，一个是谐声，不可互换。《字林》“毇”字与“凿”同音，只是省去了草字头罢了。至于粺米九斗、凿米八斗，定当以孔颖达、陆德明的说法为正确。疏中所说《召旻》笺注本于《九章算术》粟米法，确实有证据。又《左传》【桓公二年】“齍【粢借】食不凿”，如果凿米是九斗，那么不凿的就只是粝米，用粝米作为斋盛，必定没有这样的道理。《楚语》说：天子亲自舂捣禘祭的斋盛，又说禘郊祭祀之事，皇后亲自舂捣。《谷梁传》【桓公十四年】也说宗庙祭祀之事，夫人亲自舂捣。而这首诗舂捣簸扬正是为了供给开始祭祀之用，都是不用粝米的证据。《说文解字》“毇”“凿”两字的注释互换了才是对的，其“粺”字随着“毇”而更改了。
“尔酒既湑”，郑玄笺注说：“湑，是过滤酒。”《经典释文》说：“泲，字又作‘防’，同。”查：《玉篇》“防”子礼切，用手挤出汁液，也作“櫅”。《广韵》说：用手搦【尼革切，按压】酒。那么“防”字正当“湑”义，笺注及《周礼》《礼记》的注都作“泲”，是假借。“泲”本是水名，现在借用“济”。
“度其夕阳”，孔颖达申述郑玄之意，认为是总说豳人这一国所处的地方，考察其地应当在梁山的西边。苏氏说“度山西之地以广豳人之居”，不知又是哪座山的西边。吕记、朱传都跟随苏氏。严缉则采用孔疏之义，取“锻”字。《经典释文》说“锻丁乱反，本又作‘碫’。”《说文解字》“碫”是砺石，《字林》大唤反。查“碫”现在《说文解字》作“碬”，砺石也，从石段【古雅反，借也】声。《春秋传》说郑公孙碫，字子石。徐邈音乎加切。外并无“锻”字。“碫”从段【徒玩切，从殳耑省声】，音锻；“碫”从叚，音遐。音形都不同。但“段”“叚”二字笔画相似，遇到这类字必须看音切来辨别。陆德明、徐邈不同如此，必定有一个是错误的。又查《玉篇》两字都记载，说“碫都乱反，砺石也”；“碬下加反，磍【恰辖轧三音】，碬髙下也”。《广雅·释器》说“砻碫砺也”，曹宪注“碫都玩反”，顾梁人、曹随人，砺石都是“碫”不是“碬”。而“碫”字的注释则是《玉篇》的别义。可见唐以前《说文解字》作“碫”，所以两书音切与陆德明相同，《经典释文》应当没有错误。《唐韵》“碫”“碬”都训为砺石，徐音殆。宋代的韵书“碫”“碬”音训都与《唐韵》相同，而“碫”引《诗》及《广雅》，“碫”字不用《玉篇》注，则是过于相信徐邈了。其《春秋传》郑公孙碫，现在本作“段”，也作“叚”，印段也作“段”，迭见于《释文》，都没有音反，没有由头来辨别。又宋褚师叚，《释文》说徒乱反，依徐反宜作殳部“叚”字，而监本作“段”，定是传写的讹误。但《释文》别“徒乱”为徐反，则当时必定有遐音可见，“段”“叚”混写在唐初已然。
《卷阿》序，孔颖达疏引《说文解字》说：“贤，坚也。因为人能够坚正，然后可以为人臣，所以字从臣。”现在《说文解字》说：“贤，多才也。从贝卧声。”与疏所引不同。
“媚于庶人”。吕记引笺注说：“亲爱庶人，谓抚扰之。”现在监本作“无扰”，文义都通。但疏说“无扰”，都是安乐的意思，那么吕记得到的是“无扰”了。“无扰”只有一个意思，为什么说“皆”呢？又“烦扰”字从手，“驯〇”字从牛，右都从“忧”，“忧”即“猱”字。现在右误从“忧”，左又混从手，错误得很厉害。
《民劳》笺注“汔”，几也。《经典释文》：“几”音祈。《易·井卦》注《经典释文》：“几”音祈，又音机。查：训微的应当读机音，训近的读祈、机。
荡之什
訏谟定命，逺犹辰告。郑笺当有阙文，以疏合之。当云：「大谋定命，谓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也。」为天下逺图庶事，而以歳时告施之，即正歳悬之象魏也。今本笺文缺「即正歳悬之象魏也」八字。案疏申笺，谓既云谋定，而别云时告，则谋定时未告也。《周礼》太宰正月悬治象，小宰正歳观治象。正月，周之正月；正歳，夏之正月。是再悬之也。二时不同，与谋定时告相合，故以定命为正月始布政教，以辰告即正歳悬之象魏也。今缺「正歳」一证，则文义不全矣。
万民靡不承。《释文》云：「靡，一本作是。」案郑笺云：「天下之民，有不承顺之乎？谓承顺之也。」则康成读本，靡当作是。屋漏笺云：「设馔于西北隅而厞隠之处。」《释文》云：「防扶味反，隠也。」沈云：「许慎『凡』非反，今説文『厞』隠也，从厂，非声，扶沸切。」徐氏「此切」，非许意矣。又「厞」字从厂，不从广，「厂」呼旱切，「广」鱼俭切，音各异。今本注疏误从广作防。
淑慎尔止，传云：止，正也。为人君，止于仁【云云】止于信。此特借《大学》文释此诗，《正义》也。疏谓《大学》为此言，引此诗证之，古传依用焉，误矣。然《文王》篇“于缉熙敬止”疏文云：《大学》引此文，何前后相戾耶？
谁能执热近世？杨用修谓热不去体为执，执非手持之义。杜诗「执热露白头」，韩文「如热之濯清风」，古义本如此，此语甚辨，而实非也。手持热物，解出郑笺，郑不较古于杜、韩乎？案唐分进士、明经为两科，故文人多不谙经义。如文王时尚未有镐京，而宋之问诗「镐饮周文乐常棣」，非黄华字，亦不作「棠」，而李商隠诗「棠棣黄华」，发皆不自知其误也，岂可执以为据？
好是稼穑。郑解为居家吝啬之人。后儒讥之。然释文言所见郑本，此章稼穑皆作家啬，则元非改字也。郑笺诗时，齐鲁韩诗俱存。彼或别有据矣。
征以中垢，韩诗征作《往外传》，以为人君不用贤，无知妄行之意，与笺疏异。《外传》云：“以明扶明，则升于天；以明扶闇，则归其人。两瞽相扶，不伤墙木，不陷井穽，则其幸也。”诗云：“维彼不顺，往以中垢，闇行也。”斯义亦胜矣。
彻《申伯土田笺》云：“正其井牧。”《释文》：“牧，手又反。又如字。”案：井牧者，《周礼·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引《左传》“牧隰臯井衍沃【襄二十五年】释文》以为二牧而当一井是也。若手又反，则“牧”当作“收”，“井收”见《易·井卦》。然“牧”“收”异文，乃破字，不当用音反。且论笺文义，则“井牧”优矣。
烝民笺引《书》「天聪明自我民聪明」。疏云：「泰誓」文，岂今文《泰誓》邪？何与《臯陶谟》语相合也？《谟》亦今文，安知郑所引非《谟》邪？又引《书》注云：「天之所谓聪明有徳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恶与民同。当亦郑说。
显父饯之。吕记引郑笺云：「显父，周之卿士也。」今本郑笺「卿士」作「公卿」，孔疏则作「卿士」。云诸侯反国王臣饯送，惟卿士，故知显父，周之卿士，则今本之误信矣。又严缉引笺及总注皆作「公卿」，严后于吕，其所见本应误。
我居圉卒荒笺云，荒虚也。疏云，荒虚，释诂文。某氏曰，周礼野荒，民散则削之。惟某氏本有荒字耳，其诸家尔雅则无之。要周礼野荒，必是虚之义也。案康成笺诗，本据尔雅为説，则荒虚之文，古本定有之。不知何时逸荒字，而诸家俱不见収。幸有某氏觧，仅存于孔氏诗疏，后儒尚得知之耳。独怪邢昺作尔雅正义，竟不载孔疏某氏语，以补经文之缺。方信宋人经学不逮汉唐也。
苴字有十四音，义各不同【杨用修《丹铅録》载其说】训为水中浮草者，当读如槎。《召旻》诗“如彼栖苴”是也。今监本《释文》“苴”士如反，吕氏《诗记》“士”始反，“槎”音当士加反，意监本误加为如，吕记误加为始，皆因字形之相近也。严缉“苴”音茶，独得其正。至朱传“七
译【荡之什】
大谋定命，远虑按时宣告。郑玄的笺注应当有缺漏的文字，用孔颖达的疏文来补合它。应当说：“大谋定命，是指正月开始调和并颁布政令于邦国、都邑和边邑。”为天下长远谋划各种事务，并按时令宣告施行，这就是在正岁将法令悬挂于象魏。现在的版本中，郑笺缺少了“即正岁悬之象魏也”这八个字。考察孔疏申述郑笺之意，说既然说了“谋定”，又另外说“时告”，那么谋划定时尚未宣告。《周礼》中，太宰在正月悬挂治象，小宰在正岁观看治象。正月，是周历的正月；正岁，是夏历的正月。这是两次悬挂。两个时间不同，与“谋定时告”相符合，所以将“定命”解释为正月开始颁布政教，将“辰告”解释为在正岁悬挂于象魏。现在缺少了“正岁”这一证据，那么文义就不完整了。
万民靡不承。《经典释文》说：“靡，另一个版本作‘是’。”考察郑玄笺注说：“天下的百姓，有不顺从的吗？意思是顺从。”那么郑玄所读的版本，“靡”应当作“是”。《小雅·小宛》“屋漏”篇的笺注说：“在西北角摆设酒食，在隐蔽之处。”《经典释文》说：“厞，扶味反，意思是隐蔽。”沈重说：“许慎注音‘凡’非反，现在《说文解字》‘厞’意为隐蔽，从厂，非声，扶沸切。”徐锴的“此切”，不符合许慎的本意。又“厞”字从厂，不从广，“厂”读呼旱切，“广”读鱼俭切，读音各不相同。现在的版本注疏错误地从广作防。
淑慎尔止，《毛传》说：止，正也。作为君主，止于仁……止于信。这是特意借用《大学》的文字来解释这首诗，是《正义》的说法。孔疏认为《大学》说了这些话，引用这首诗来证明，古代的传注依据使用它，这是错误的。然而《文王》篇“于缉熙敬止”的疏文说：《大学》引用这段文字，为什么前后相违背呢？
谁能执热近世？杨慎认为热不离开身体就是执，执不是手持的意思。杜甫诗“执热露白头”，韩愈文“如热之濯清风”，古义本来就是这样，这话辨析得很清楚，但实际上是错误的。手持热物，解释出自郑玄笺注，郑玄难道不比杜甫、韩愈更考究古义吗？考察唐代将进士、明经分为两科，所以文人大多不熟悉经义。比如周文王时还没有镐京，而宋之问的诗“镐饮周文乐常棣”，不是黄华字，也不写作“棠”，而李商隐的诗“棠棣黄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错误，怎么能执此作为依据呢？
好是稼穑。郑玄解释为居家吝啬的人。后来的儒者讥讽他。然而《经典释文》说所见郑玄的本子，这一章的稼穑都写作家啬，那么原本就不是改字。郑玄笺注《诗经》时，齐、鲁、韩三家诗都还存在。他们或许有别的依据。
征以中垢，韩诗征作往，《外传》认为这是人君不任用贤人，无知妄行的意思，与郑笺孔疏不同。《外传》说：“以光明扶持光明，就升于天；以光明扶持黑暗，就归于其人。两个盲人互相扶持，不撞伤墙木，不陷入井坑，就是他们的幸运了。”《诗经》说：“维彼不顺，往以中垢”，这是黑暗行走的意思。这个意义也很好。
彻《申伯土田笺》说：“正其井牧。”《经典释文》：“牧，手又反。又读如字。”考察：井牧，《周礼·小司徒》“井牧其田野”注引《左传》“牧隰臯，井衍沃”【襄公二十五年】《释文》认为二牧相当于一井，这是对的。如果读手又反，那么“牧”应当作“收”，“井收”见于《易经·井卦》。然而“牧”“收”异文，是破字，不应当用音反。且论郑笺文义，那么“井牧”更好。
《烝民》笺引《尚书》“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孔疏说：这是《泰誓》的文句，难道是今文《泰誓》吗？为什么与《皋陶谟》的话相符合呢？《谟》也是今文，怎么知道郑玄所引的不是《谟》呢？又引《尚书》注说：“天所说的聪明有德者由民决定”，意思是天所善恶与民相同。这也应当是郑玄的说法。
显父饯之。吕祖谦《诗记》引郑笺说：“显父，是周的卿士。”现在版本的郑笺“卿士”作“公卿”，孔疏则作“卿士”。说诸侯返回，国王臣子饯行，只有卿士，所以知道显父是周的卿士，那么现在版本的错误就确实了。又严缉引笺及总注都作“公卿”，严缉晚于吕祖谦，他所见的本子应当有误。
我居圉卒荒，笺说，荒是虚。疏说，荒虚，是《释诂》的文句。某氏说，《周礼》野荒，民散则削之。只有某氏本有荒字，其他各家的《尔雅》则没有。总之《周礼》野荒，必定是虚的意思。考察郑玄笺注《诗经》，本依据《尔雅》为说，那么荒虚的文句，古本一定有。不知道什么时候遗漏了荒字，而各家都不再收录。幸好有某氏的解释，仅保存在孔颖达的《诗疏》中，后儒还能知道它。唯独奇怪邢昺作《尔雅正义》，竟然不记载孔疏中某氏的话，来补经文之缺。才相信宋人的经学不如汉唐。
苴字有十四音，意义各不相同【杨慎《丹铅录》记载其说】，训为水中浮草的，应当读如槎。《召旻》诗“如彼苴”是也。现在监本《释文》“苴”读士如反，吕氏《诗记》读士始反，“槎”音应当读士加反，意思监本误加为如，吕记误加为始都是因为字形相近。严缉“苴”音茶，独自得其正。至于朱熹传“七
”如反，则是麻之有子者，《豳风》“叔苴”当从其音，非此“苴”也。其“七”字，岂又《释文》“士”字之譌乎？案《韵防》六麻韵，“苴”字与茶、楂同，锄加切；其见六鱼韵“子余切”者，又云“士加切”，因引诗“栖苴”证之，盖用此《释文》切也。可见宋本《释文》不误，吕、朱误切，亦起于近本耳。
译如果反过来理解，那就是指麻类植物中结籽的，《豳风》中的“叔苴”应当读其本音，并非此处这个“苴”字。那个“七”字，难道又是《经典释文》中“士”字的讹误吗？查考《韵防》六麻韵，“苴”字同“茶”、“楂”，读音为锄加切；而在六鱼韵中注音为“子余切”的，又说是“士加切”，并引用《诗经》“栖苴”来证明，大概是采用了此处《经典释文》的反切。由此可见，宋代刻本《经典释文》没有错误，吕祖谦、朱熹的反切有误，也是源于近世的版本。
颂
周颂
文武吉甫，谓吉甫也。文武是宪，谓申伯也。文武维翰，谓文王也。不显成康，自彼成康，谓武王也。诗中徃徃有此，皆非举諡为言。昊天有成命及噫嘻两颂，皆言成王。正犹下武及酒诰之成王，何彼秾矣之平王也。以三颂所称为两王之諡，因谓康昭以后尚有颂者，此欧阳之臆说，而朱子和之者也。驳难之文，备于通义矣。
郑笺因今文《泰誓》以释《诗》，“贻我来牟，孔疏”因详録其语。今文《泰誓》唐世犹存，故仲逹得存之于疏。虽是赝作，然乃先汉遗文。惜其全篇不可见已，今记之如左：《泰誓》曰：“惟四月，大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曰：“大子发升舟中流，白鱼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后汉《文苑传》注引此下尚有“羣公咸曰休哉”句】注云：“白鱼入舟，天之瑞也。鱼无手足，象纣无助。白者，殷王也。天意若曰：以殷与武，当待无助。今有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鱼之瑞，即变称王，应天命定号也。”涘，涯也。王出于岸上，燔鱼以祭，变礼也。又曰：“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之为雕。其色赤，其声魄。五至以谷俱来。”注云：“五日燎后，日数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犹变也。雕当为鸦，鸦乌也。燎后五日而有火为乌，天报武王以此瑞。《书》说曰：乌有孝名，武王卒父业，故乌瑞臻。赤，周之正。谷，记后稷之徳。”又《礼》说曰：“武王赤乌谷芒，应周尚赤用兵。王命曰：‘为牟’，天意若曰：须假纣五年乃可诛之。”武王即位，此时已三年矣。谷盖牟麦也。《诗》曰：“贻我来牟”，是郑所据之文也。已上所云注，当即郑氏《书》注。孔疏又云：“《太誓》止言白鱼，不言鱼之大小。《中侯·令符》后云：‘鱼长三尺，赤文有字，题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纣之意，是其助。”然则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授右”之下犹有一百二十余字，乃云：“王维退冩成以二十字，鱼文消，盖其鳞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涘以燎”，不言回舟，盖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觧“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犹五来”，不知一日五来为当，异日也。言“五至以谷”，则第五至时乃有谷耳。《书》说云：“谷以记后稷之徳者”，《尚书·璇玑钤》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农稼，今乌衔谷，故云记之也。”案孔氏引纬书以补《太誓》注所未备，正可作。太誓》疏思文疏引《说文》云：「麰，周所受来牟也。一麦，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来也。」案今《说文》此乃「来」字，注云：「来，周所受瑞麦，来麰，一来二缝，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牟。」与疏所引文小异。其「麰」字注云：「来麰，麦也。或从草作□。」
诗言捕鱼之器凡十有二，既详之于潜颂矣。今观唐皮【日休】陆【龟象】渔具诗，为题十有五，惟网、罩、梁▯【即潜】四与诗同，余曰曷【女减切】曰筒、曰车、曰鸣榔、曰沪【今谓之簖】曰又鱼、曰药鱼、曰射鱼、曰种鱼、曰舴艋、曰笭箵，皆诗所未有。又宋陆游入蜀説言，吴江县治有右镌曾文清公【名几，字吉甫，南宋人】渔具诗，比松陆唱和集所载【即皮陆诗】又增十事。俗敝民譌，机巧日滋，肆为不仁之器，残害水族，是可慨也。吾邑多水民，恃捕鱼为恒业，渔者既长子孙于中，而邑人亦頼以充口腹，广杀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觉縁果之文，岂能救之哉？或谓网罟作于包牺，羲皇圣人未尝不教人以杀，吁！此阐提軰所借口以助其贪饕，而不知为此论者，正坐不读书之故也。网罟之制，始于包牺之世耳，岂真包牺作之邪？布网转丸，昆虫尚能之，而何况于人？即后世渔具日増，并无烦圣人之教也。意网罟本出自民间，圣人顺民之欲，不为禁制，遂以为羲皇作之耳。如谓羲皇作网罟以教杀，则弧矢能杀人，而杀人
译颂
周颂
“文武吉甫”，指的是吉甫。“文武是宪”，指的是申伯。“文武维翰”，指的是文王。“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指的是武王。诗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都不是举用谥号来说话。《昊天有成命》和《噫嘻》这两篇颂，都讲的是成王。正如下篇《下武》和《酒诰》中的成王，以及《何彼秾矣》中的平王一样。因为三颂中所称的是两位王的谥号，就认为康王、昭王以后还有颂诗，这是欧阳修的臆测，而朱熹附和了他。驳斥这些观点的文章，在《通义》中已经完备了。
郑玄的笺注依据今文《泰誓》来解释《诗经》，“贻我来牟”一句，孔颖达的疏证因此详细录用了那段话。今文《泰誓》在唐代还存在，所以仲达得以在疏证中保存下来。虽然那是伪作，但却是西汉遗留下来的文献。可惜全篇已经不可见了，现在把它记录如下：《泰誓》说：“四月，太子发向上在毕地祭祀，向下到达孟津之上。”注解说：“孟津，是地名。”又说：“太子发登上船到河流中央，白鱼跳进王的船里，王跪着把它取出来，在岸边烧掉【后汉《文苑传》注引用这里下面还有‘群公都说好极了’这句话】注解说：“白鱼跳进船里，是上天的祥瑞。鱼没有手脚，象征纣王没有援助。白色，代表殷王。天意好像是说：把殷商交给武王，应当等待纣王没有援助的时候。现在有仁人在位，还不可以讨伐。得到白鱼的祥瑞，就改称为王，顺应天命确定名号。”涘，是岸边的意思。王走到岸上，烧鱼来祭祀，是改变了礼仪。又说：“到了第五天，有火从天上反照到地下，到达王的屋舍，流动变成乌鸦。它的颜色是红的，声音很响。五次到来，带着谷物一起来。”注解说：“第五天烧鱼之后，日数到达王屋所在的地方，上面流动，也是改变的意思。雕应当是鸦，鸦就是乌鸦。烧鱼之后第五天有火变成乌鸦，上天用这个祥瑞回报武王。《书》解释说：乌鸦有孝的名声，武王完成了父亲的事业，所以乌鸦的祥瑞降临。红色，是周朝的正色。谷物，是记录后稷的德行。”又《礼》解释说：“武王赤乌衔着谷穗，应验了周朝崇尚红色并用兵。王命令说：‘这是牟麦’，天意好像是说：必须借纣王五年之后才可以诛杀他。”武王即位，这时已经三年了。谷物大概是牟麦。《诗经》说：“贻我来牟”，这是郑玄所依据的文字。以上所说的注，应该就是郑氏的《尚书》注。孔颖达的疏证又说：“《太誓》只说白鱼，不说鱼的大小。《中侯·令符》后面说：‘鱼长三尺，红色的纹路有字，写在眼睛下面授予右边。’”注解说：“右，是辅助的意思。上天告知讨伐纣王的意思，就是它的辅助。”那么眼睛下面就有这个“授右”的字，而“授右”下面还有一百二十多个字，才说：“王维退写成二十个字，鱼上的纹路消失，大概是它的鳞甲上有这些字，不是眼睛下面所能容纳的。”直接说“出涘以燎”，不说回船，大概是在这一岸烧的。《太誓》的注不解释“五至”，而合并《符后》的注说：“五至就是五来”，不知道是一天来五次恰当，还是不同日子来的。说“五至以谷”，那么第五次来的时候才有谷物。《书》解释说：“谷物用来记录后稷的德行”，《尚书·璇玑钤》和《合符后》都有这段文字。注解说：“后稷喜欢农耕，现在乌鸦衔着谷物，所以说记录他的德行。”考察孔氏引用纬书来补充《太誓》注中没有完备的地方，正可以这样做。《太誓》疏引《说文》说：“麰，是周朝所接受的来牟。一麦，二夆，像芒刺的形状，是上天送来的。”考察现在《说文》这是“来”字，注解说：“来，是周朝所接受的瑞麦，来麰，一来二缝，像芒束的形状，是上天送来的。”所以是“行来”的“来”。《诗经》说：“贻我来牟。”与疏证所引用的文字稍有不同。它的“麰”字注解说：“来麰，是麦。有的从草字旁写成□。”
《诗经》中说到捕鱼的工具共有十二种，已经在《潜》颂中详细说明了。现在看唐代皮【日休】陆【龟蒙】的渔具诗，题目有十五个，只有网、罩、梁〇【即潜】四种与《诗经》相同，其余叫曷【女减切】叫筒、叫车、叫鸣榔、叫沪【现在叫簖】叫又鱼、叫药鱼、叫射鱼、叫种鱼、叫舴艋、叫笭箵，都是《诗经》中没有的。又宋代陆游《入蜀记》说，吴江县衙门右边刻有曾文清公【名几，字吉甫，是南宋人】的渔具诗，比松陆唱和集所记载的【即皮陆诗】又增加了十件事。风俗败坏，民众讹传，机巧日益滋生，肆意制作不仁的工具，残害水族，真是令人感慨。我们县多水，百姓依靠捕鱼作为常业，渔夫在其中养育子孙，而县里人也依赖它来填饱肚子，大量杀害生物，安然不以为怪，如果不是大觉悟因果的文章，怎么能挽救呢？有人说网罟是包牺氏制作的，羲皇是圣人，不曾不教人杀戮，唉！这是阐提辈借用来助长他们贪婪的口实，而不知道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正是由于不读书的缘故。网罟的制度，始于包牺氏的时代罢了，难道真是包牺氏制作的吗？布网转丸，昆虫尚且能做，何况是人呢？即使后世渔具日益增加，也不需要烦劳圣人来教导。我想网罟本来出自民间，圣人顺应民众的欲望，不加禁止，于是人们就认为是羲皇制作的。如果说羲皇制作网罟来教人杀戮，那么弓箭能杀人，而杀人
亦圣人之教耶？系词之意，本赞广大八卦，既画则天下事物总不出其范围，非谓古圣人果列离、益诸卦于前，朝夕观玩，方造出网罟、耒耜诸器也。作是觧者，无智人也，与其书不能读者也。又包牺作网罟，独是易系词耳。礼运古未有火化，民食鸟兽之肉，是燧皇以前，民以击鲜而食，渔猎之具此时即应有之，并非始于羲皇时矣。盖洪荒以来，民物杂居，各以智力相角，人为物之灵，自能角物而胜之，因取以荐齿牙，事势应尔，岂必圣人教之邪？易词明易象之悉备，则以为在既画卦之后；礼运推礼制所由兴，则以为在未钻火之前。立言之指，各有攸归，故两书皆夫子之言，而先后不同。要之，洪荒时事无书史可稽，夫子止约畧言。之耳？何可偏执其一语，遂谓羲皇之教杀乎？大抵古人立法，惟是因民利导，去其太甚。知民之欲色，则为婚礼，以防其淫；知民之欲味，则教之以时而取，以礼而食，以禁其多杀。如是而已。若果能穷其淫杀之根而悉除之，岂不甚愿？然必待觉王降生，方能为此。要其出世有期，其化物有縁，非人间帝王所可代为也。夫觉皇之于钝根，犹有权教，况帝王乎？
译这也是圣人的教化吗？《系辞》的本意，原本是赞颂广大无边的八卦，既然卦象已经画成，那么天下的万事万物总不会超出它的范围，并不是说古代的圣人真的把离卦、益卦等排列在前面，早晚观看玩味，才造出了网罟、耒耜这些器具。做出这种解释的人，是没有智慧的人，或者是读不懂这本书的人。再说，伏羲制作网罟，只有《易·系辞》中记载。《礼运》篇说，古代还没有用火烹饪的时候，百姓吃鸟兽的肉，这说明在燧人氏之前，百姓就是捕杀鲜活猎物来吃，渔猎的工具那时就应当存在了，并不是从伏羲时代才开始有的。大概从洪荒时代以来，人类与万物杂居在一起，各自凭智力相互角力，人是万物中的灵长，自然能够战胜其他动物，于是捕捉它们来满足口腹之欲，这是事理发展的必然，难道一定要圣人教导才这样吗？《易》辞阐明卦象的完备，就认为这是在画卦之后；《礼运》推究礼制兴起的缘由，就认为这是在钻木取火之前。立论的旨趣，各有其归属，所以两本书虽然都是孔子的言论，但先后次序不同。总之，洪荒时代的事情没有史书可以考证，孔子只是大概地说了说罢了，怎么可以偏执其中一句话，就认为伏羲的教化是杀戮呢？大抵古人制定法度，只是顺应百姓的意愿加以引导，去除那些过分的行为。知道百姓好色，就制定婚礼，来防止淫乱；知道百姓贪味，就教导他们按时节获取，按礼仪进食，来禁止滥杀。仅此而已。如果真的能穷尽淫乱和杀戮的根源而全部消除，难道不是非常愿意的吗？然而必须等待觉悟之王降生，才能做到这一点。总之，觉悟之王出世有定数，他教化万物有缘份，这不是人间帝王所能代替的。觉悟之王对于根器迟钝的人，尚且还有权宜的教法，何况是帝王呢？
鲁颂
駉篇有驒有鱼毛传曰：「豪骭【音干】曰驒。」孔疏云：「説文曰：骭骰【音敲】也。」释畜云：「四駮皆白驓【音増】无豪骭白之名。」传言「豪骭白者」，谓豪毛在骭而白长也。如疏言则传豪骭」下当有一「白」字，否则曰」当作「白」，必有脱误然诸本注疏及吕记朱传严缉引传皆同，不应诸本俱譌。▯既无白」字，则孔疏「毫毛白长之觧从何附着？况豪骭白驒」亦不成文义此甚不可晓也。
其旂茷茷茷从草从伐，朱传独从竹从伐作筏，筏不成字，字书所无，然诸本皆同，不知误始何时，今读者俱莫觉，近世俗下书有字彚者，遂造一筏字，収入竹部，堪发一笑。
薄采其茆。释文云：茆，干寳云今之▯蹗草，堪为菹，江东有之。案▯蹗音鸭，鹿▯同□。《玉篇》□鸭同一字。《广雅》曹宪注云：□于甲反，亦有鸭字。如此，宋庠《国语补音》云：▯鸟甲反，即鸭字。又案凫鸭一类，茆亦名凫葵。其以此与东莱于《邶风》辨万舞兼干羽，其见韪矣。至《鲁颂》之閟宫，《商颂》之那，仍依用郑笺，以万为干舞。盖公刘次章以后，皆未经刋定之书也。又《国风》二《雅》，皆详载郑谱之文；三《颂》则阙焉。始己亥重修此书，为功不浅，惜未竟其绪耳。
商颂
那颂执事有恪笺云：「执事荐馔，则又敬也。」释文：「荐作▯，浅练反。本又作荐。」杂记：「荐马。」释文：「亦作▯。」云：「▯又作荐。」乡饮酒祭荐，释文云：「荐本亦作▯。」案《广韵》云：「▯畜食，作甸切。」荐之本训为兽所食草，是荐▯音义俱同也。其借为奉进之义，亦同。
▯鸟长发殷武三诗皆句句用韵，惟天命▯鸟，四海来假，维女荆楚数语不协耳。今号句句协韵者为柏梁体，然虞廷赓歌三句皆韵，五子第三歌，若依左传则六句皆韵【陶唐下多率彼天常一句，又厥道作其行】国风二雅如硕人，着猗嗟，九罭，皇皇者华，斯干，凫鹥等篇中，多有连句用韵者，及商颂三篇亦然，此体之来古矣。惟七言则始于柏梁耳。陨，左从阜，本陨坠字，以音近圆【本王问切】故读圆而训均，诸本皆然，独监本经文作▯，误也。考字书俱无▯字，惟元人韵府羣玉有之，注幅▯，礼部续补韵，又员字注云诗幅员既长，今诗作▯，注当作圆，据此则幅▯字有从巾旁者而不以为诗字，殆因幅▯二字往往连用而幅本从巾冩者谬，移幅旁之巾加之于陨，相沿既久，因増此俗字耳。今字书不収，盖已觉其误，而监本经文反用之，不可不急为改正也。又康成读陨为圆，本以音之近，今圆读为圜，遂并诗幅陨字亦读为圆，譌以生譌，学者莫觉。
小雅云「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又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鲁颂云「缵禹之绪」，商颂云「禹敷下土方」，又云「设都于禹之绩」，皆指所目覩，追念禹功也。诗人称述往圣，主于颂扬祖德。周所言惟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武二王，商所言惟▯王、相土、成汤、武丁、中宗。除此而外，虽二帝之圣，不一及焉，而独于禹则言之至▯至三者，何与？洪水之灾，民其鱼矣，禹复取而置之平土，俾得耕田食谷，万世之天下皆禹所再造也。后人举目辄见之，遂着之于诗耳。不仅诗也，仲虺言「缵禹旧服」，周公言「陟禹之迹」，刘子言「禹明德之逺」，皆在百千载之后，况当日之民躬被其泽者乎？宜其德禹之深，并爱其子孙，虽有僻王，犹奉为君，不忍叛。乃再传至太康，而黎民咸贰，致羿奡得乗衅簒窃防。少康中兴，禹几不祀矣。即桀之恶，亦非甚于纣也。纣之亡，有西山义士、洛邑顽民，桀既放，即帖然共戴商，岂夏之臣民尽不忠不义哉？尝思其故，而叹人心之囿于习俗，不可变也。尧、舜、禹三圣相继，民得圣人而为君者，已百五六十年，父子祖孙习见其如此，彼以为为吾君者非圣人不可矣，竟不知此乃万古一逄之泰运也。又尧、舜皆传贤，则易姓之事，彼亦习以为常也。独禹传子及孙，而太康
译《鲁颂》
《駉》篇中有“驒”有“鱼”，毛传说道：“豪骭（音干）叫做驒。”孔颖达疏说：“《说文解字》说：骭就是骰（音敲）。”《释畜》说：“四駮都是白色的，驓（音増）没有豪骭白色的名称。”传文中说“豪骭白者”，意思是豪毛长在骭部且白色修长。按照孔疏的说法，那么传文“豪骭”下面应当有一个“白”字，否则“曰”字应当改为“白”，必定有脱漏或错误。然而各种版本的注疏以及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严粲《诗缉》所引用的传文都相同，不应该各种版本都错误。既然没有“白”字，那么孔疏中“毫毛白色修长”的解释从何附着？况且“豪骭白驒”也不成文义，这非常令人费解。
“其旂茷茷”，茷字从草字头从伐，朱熹《诗集传》唯独从竹字头从伐写成“筏”，“筏”不成字，字书中没有，然而各种版本都相同，不知道错误始于何时，现在读者都没有察觉，近世俗下的书籍中有《字彚》一书，于是造了一个“筏”字，收入竹部，足以让人发笑。
“薄采其茆”。《释文》说：茆，干宝说就是现在的〇蹗草，可以做菹菜，江东有这种草。按〇蹗音鸭，鹿〇同□字。《玉篇》中□和鸭是同一个字。《广雅》曹宪注说：□音于甲反，也有鸭字。这样看来，宋庠《国语补音》说：〇音鸟甲反，就是鸭字。又按凫和鸭是一类，茆也叫凫葵。他由此与东莱吕祖谦在《邶风》中辨析万舞兼有干羽，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至于《鲁颂》的《閟宫》、《商颂》的《那》，仍然依照郑玄笺注，将“万”解释为干舞。大概《公刘》第二章以后，都是未经刊定的书籍。又《国风》和《二雅》，都详细记载了郑谱的文字；《三颂》则缺失了。起初己亥年重修此书，功夫不浅，可惜没有完成它的绪论。
《商颂》
《那》篇“执事有恪”，郑笺说：“执事的人进献饮食，又是恭敬的。”《释文》说：“荐作〇，音浅练反。原本又作荐。”《杂记》：“荐马。”《释文》说：“也作〇。”说：“〇又作荐。”《乡饮酒》篇祭荐，《释文》说：“荐原本也作〇。”按《广韵》说：“〇，畜食，音作甸切。”“荐”的本义是野兽吃的草，所以“荐”和“〇”音义都相同。它们借用来表示奉进的意思，也是相同的。
〇鸟长发、殷武三首诗都是句句押韵，只有《天命〇鸟》中“四海来假，维女荆楚”这几句不协调罢了。现在号称句句协韵的为柏梁体，然而虞廷赓歌三句都押韵，五子第三歌，如果依照《左传》则是六句都押韵【陶唐之下多“率彼天常”一句，又“厥道作其行”】，《国风》《二雅》如《硕人》、《猗嗟》、《九罭》、《皇皇者华》、《斯干》、《凫鹥》等篇中，多有连句押韵的，以及《商颂》三篇也是如此，这种体裁由来古久了。只有七言诗始于柏梁。陨，左边从阜，本是陨坠的字，因为音近圆【本王问切】所以读圆而训均，各种版本都这样，唯独监本经文作〇，是错误的。考察字书都没有〇字，只有元代《韵府群玉》有，注幅〇，《礼部续补韵》，又员字注说“诗幅员既长”，现在诗作〇，注应当作圆，据此则幅〇字有从巾旁的而不认为是诗字，大概因为幅〇二字往往连用而幅本从巾旁写的谬误，移幅旁的巾加于陨，相沿已久，因而增加了这个俗字。现在字书不收，大概已经察觉其错误，而监本经文反而使用它，不可不急着改正。又郑康成读陨为圆，本是因为音近，现在圆读为圜，于是连诗中的幅陨字也读为圆，错误滋生错误，学者没有察觉。
《小雅》说“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又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鲁颂》说“缵禹之绪”，《商颂》说“禹敷下土方”，又说“设都于禹之绩”，都是指着所目睹的，追念禹的功绩。诗人称述往圣，主要在于颂扬祖德。周人所言只有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商人所言只有〇王、相土、成汤、武丁、太戊。除此之外，虽然二帝之圣，也不提及，而唯独对于禹则说到至〇至三者，为什么呢？洪水的灾难，百姓像鱼一样，禹重新将他们安置在平地上，使他们得以耕田食谷，万世的天下都是禹重新创造的。后人举目就能看见，于是写进诗中。不仅是诗，仲虺说“缵禹旧服”，周公说“陟禹之迹”，刘子说“禹明德之逺”，都在百千载之后，何况当时亲身蒙受其恩泽的百姓呢？适宜他们深深感激禹的德行，并爱戴他的子孙，虽然有僻王，仍然奉为君主，不忍背叛。等到再传至太康，而黎民都怀有二心，致使羿、奡得以乘隙篡窃防位。少康中兴，禹几乎断绝祭祀了。即使桀的恶行，也不是比纣更甚。纣灭亡时，有西山义士、洛邑顽民，桀被放逐后，就安分地共同拥戴商朝，难道夏朝的臣民都不忠不义吗？曾经思考其原因，而感叹人心受限于习俗，不可改变。尧、舜、禹三位圣人相继，百姓得到圣人为君主，已经一百五六十年，父子祖孙习以为常，他们认为做我们的君主非圣人不可，竟然不知道这是万古难逢的太平运势。又尧、舜都传贤，那么改姓易代的事，他们也习以为常了。唯独禹传子及孙，而太康
又逸豫灭徳，民乃翻然思去之矣。又十余传而至桀虣，又加甚焉，遂舍而归汤，不复顾彼素所责望其君者刻且深固，不肯以子孙而恕之也。至商之末造，则传子已习为故事，而贤圣之君又不过累世而一见，民始不甚求备于君，但知革命之为大变也，而各▯念其故主矣。民之归周，不如戴商之速，时使之然也。夏与商仅两代间，而人心之不同乃尔。后之儒者欲以近今习俗断三代以前之治乱得失，岂知论世者哉？
译再加上安逸享乐会消磨德行，百姓于是转而想要离开他。又经过十几代传到夏桀，暴虐更加严重，百姓便舍弃夏朝而归附商汤，不再顾及他们过去对君主那些苛刻且根深蒂固的责望，不肯因为他是前代君主的子孙就宽恕他。到了商朝末年，传位给儿子已经习以为常，而贤圣的君主也不过几代才出现一次，百姓开始不再对君主要求完美，只知道改朝换代是巨大的变故，因而各自怀念他们的旧主。百姓归附周朝，不如拥戴商朝那样迅速，这是时势造成的。夏朝与商朝仅仅相隔两代，人心的差异竟然如此之大。后来的儒者想要用近代的习俗来评判三代以前的治乱得失，哪里懂得论世之道呢？
毛诗稽古编卷三十
毛诗稽古编后序
起甲寅，讫丁卯，阅十有四载，三易稾，始成此编。虽然，未敢自谓尽善也。忆初脱稾时，以质于朱子长孺，頼其指摘，得以改正者数十条。今复再易稾，所改正又数倍于前矣。欲求就正之人，不能起长孺于九原也。辍斤息▯之叹，乌能己巳？噫，余之有是编也，岂偶然哉？余家本世为易学，防专习之，而后以余力及他经。顾心独好诗，吟诵不去口。时童小无知识，徒以其葩词韵语便于喉吻，故好之耳。及稍长，粗通文义，则疑之甚，以为五经皆圣人所以训世，诗独连章累幅，俱淫媟之谈，此岂可为训？时时为同学者道之，莫余答也。后或告余曰，此解者自误耳，诗义本不如是。余因思春秋，卿大夫赋诗相赠答，如风雨、褰裳、萚兮、有女、同车、野有蔓草诸篇，皆与焉。若从今解，则牀笫之言不逾阈，必为嘉賔所讥。可见古诗义不如是。告余者决非妄言，但未知古人诗说载在何书也。逮少长将成人矣，适暑月，先君子命源曝书，见笥中有十三经注疏者，卷帙颇多，窃闚之，方知诗有子夏序、毛公传、郑氏笺，大喜曰，此其古人诗说乎？遂请此书于先君子，伏而诵之，则益喜，恍若披雾见天，始信诗教之真足训世，不媿为圣作矣。而向日之疑尽释，更旁覧余经，愈叹古经真面目汨没于后儒之训释者，不仅诗也。从此先儒之说始深入厥心，每持以折衷经义，不为众喙所惑。后又于他书更见前軰论经学，多有右汉而左宋者，至如马贵与、杨用修，极口为诗序讼寃，语俱明确，甚幸其先得我心焉。然以语人，辄笑而弗信，学者沈于所闻，又何怪乎？惟朱子长孺，慨然以穷经自任，而与余游处最密，持论又多与余同，故所着《周易广义》《尚书埤传》《毛诗通义》《读左日抄》等书，并以示余，共为论定。余颇效其一得，而诗则亦自成一书云。盖余自童年好诗，继乃歴疑而得信，以至白。首而其信益坚，又辅以前軰之同心，知已之共事，方有是编也，岂偶然哉？虽然，经义宏深，管闚蠡测，敢自谓尽善乎？因感就正之无人，故述其颠末，书于卷后。
译《毛诗稽古编》卷三十
《毛诗稽古编》后序
从甲寅年开始，到丁卯年结束，历经十四个年头，三次修改草稿，才编成这部书。虽然如此，我不敢自认为已经完美无缺。回想当初完成初稿时，曾拿去请教朱子长孺，多亏他的指点批评，得以改正的有几十条。如今再次修改草稿，改正的地方又比前一次多了数倍。想要寻求指正的人，却不能再让长孺从九泉之下起身了。那种“郢人斫垩，匠石运斤”的感叹，怎能停止呢？唉，我之所以有这部书，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家世代研习《易》学，我专心学习《易》之后，才用余力涉猎其他经典。但我内心唯独喜爱《诗经》，吟诵不止。当时年幼无知，只是觉得那些华美的辞藻和韵律顺口，所以喜欢罢了。等到稍大一些，粗略通晓文义，就产生了很多疑惑，认为五经都是圣人用来教化世人的，唯独《诗经》连篇累牍，都是淫秽轻浮的言论，这怎么能作为教化呢？我常常向同窗好友说起这些，没有人能回答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解经的人自己弄错了，《诗经》的本义并非如此。”我于是想到《春秋》时期，卿大夫赋诗相互赠答，像《风雨》《褰裳》《萚兮》《有女同车》《野有蔓草》等篇，都包含在内。如果按照现在的解释，那么床笫之间的私语不会越过门槛，必定会被尊贵的宾客讥笑。可见古代《诗经》的本义并非如此。告诉我的人决不是胡说，只是不知道古人的《诗经》解说记载在什么书中。
等到我渐渐长大，即将成年，恰逢暑月，父亲命我晾晒书籍，看见书箱中有十三经注疏，卷帙很多，我偷偷窥看，才知道《诗经》有子夏的序、毛公的传、郑玄的笺，大喜道：“这大概就是古人的《诗经》解说吧？”于是向父亲请求借阅此书，伏案诵读，更加欢喜，仿佛拨开迷雾见到青天，开始相信《诗经》的教化真正足以教化世人，不愧为圣人的作品。而往日所有的疑惑都消除了，再旁览其他经典，更加感叹古代经典的真面目被后世儒者的训释所淹没，不仅仅是《诗经》而已。从此，前代儒者的学说开始深入我心，我常以此作为衡量经义的准则，不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
后来在其他书中，又见到前辈论及经学，多有推崇汉代而贬抑宋代的，至于像马贵与、杨用修，极力为《诗序》鸣冤，言辞明确，我很庆幸他们先说出了我的心声。然而把这些话告诉别人，他们总是笑着不信，学者沉溺于自己听到的说法，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有朱子长孺，慨然以穷究经义为己任，与我交往最密切，所持论点又多与我相同，所以他所著的《周易广义》《尚书埤传》《毛诗广义》《读左日抄》等书，都拿给我看，共同讨论定稿。我颇受他一些见解的启发，而《诗经》方面则自成一部书。
大概我自幼年喜爱《诗经》，接着经历怀疑而获得确信，以至于明白。起初确信更加坚定，又辅以前辈的同心，知己的共事，才有这部书，难道是偶然的吗？虽然如此，经义宏大深远，我不过是管中窥豹、以蠡测海，怎敢自认为完美无缺呢？因为感慨没有可以请教指正的人，所以叙述其始末，写在卷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