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一

译因为距离古代已经稍远了。从宋元到现在，距离古代更加久远，又有很多凭空臆造的言论和伪托的书，不值得采信。然而它们引用的证据详细明确，议论典雅确切，我的浅见凭借它们得以启发，其中也有百分之一二可取之处。前人的错误，已经被其他书籍指摘过的，一概不再赘述。等到他们的指摘有未尽之处，就加以曲折详尽地阐发，必定先说“某人的说法是这样”，不敢窃取别人的美名。如果他们的指摘不恰当，就加以批驳辩难。

译长孺的《通义》驳斥并纠正众说，最为恰当公允，也颇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撰写这部书，是为了弥补《通义》的不足之处。然而读书论古，不必刻意标新立异，也不可盲目苟同。所以本书所持的观点，偶尔与《通义》不同，都是各自遵循自己所信奉的道理。观点相同的不再赘述，如果见解相同，但论述有更深入之处，也不吝惜笔墨，正是想让这两本书相辅相成。

凡是涉及辩驳疑难之处，必定先陈述原说，以引出话题。常见的说法，略述即可；罕见的说法，则详加叙述。所引用的依据，也是如此。至于引述各位儒者，有时称名，有时称字，有时称氏，有时称书名，只是偶尔因行文方便，并非固定的体例。

本书的体例是，有错误就辩正，没有就搁置。有的话反复提及，有的章节却有所缺失。这不同于训诂学家逐字逐句的校勘，所以只标注篇名，不抄录经文。

辩证的各条，各自跟随原诗的顺序排列，分为二十四卷。其中有关涉全经大义、文辞连及多篇的，另外编为五卷，置于书后，名为《总诂》。再分类编排，分为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共六门。

《总诂》之后，又接续附录一卷。凡是经文注释中的讹误脱漏，已列入《稽疑》，但辨析尚不详尽的；传笺解释文字义理，需要加以考证的；辩证诗义，因而旁及其他典籍的；论断已经明白，但尚有余意未尽的；后世儒者的学说不太知名，但其错误需要辩正的；立论稍超常闻，恐怕人们难以置信的；三家诗说可以作为博闻助益的，都汇编于此。其前后顺序，仍然以经文为次序。

字体在今日讹误粗陋到了极点，有俗体之讹【如鳌、澄、挼、拯、饮、呓、覔、匝等】；有借用之讹【如叩、俟、専、移、沾、笃等】；有妄减之讹【如韩、雪、雷、卫、薛、防等】；有妄增之讹【如菽、烬、寂、熟、西、烹等】；有将一字分为二字而讹的【如澜与涟、鼒与镒、胪与肤等】；有将数字合为一字而讹的【如省、渻皆作省，佮、詥、匌皆作合，□□□皆作□□□，昒皆作忽，豑、秩、截皆作阙等】；有因形近而讹的【如忧、忧、段、〇、孝、□等】；有因音近而讹的【如铤、锭、饫、匓、但、〇等，这与借用看似相同实则不同】。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拿那些俗书对照古义，大半都是讹误。抄写本书，本欲全部厘定，一律遵循古体，又恐怕太惊俗目，使读者茫然，必定导致弃书叹息。现在只在笔画间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务必让时人一看便能识别，稍晦涩的注在本字之下【每卷只注第一个字，再次出现的不重复注】。至于经文字体，则在《总诂》正字门中另有详述。

国风

十五国的次序，前代儒者多有论说，只有孔颖达、程正叔的说法稍长。但这与删诗的本意，未必相符。用现在的国风与吴季札所听到的相比，只有豳、秦二风是圣人重新确定的，其余都是国史的旧貌。源认为国史的次序，原本没有取义，夫子述而不作，各自沿袭旧文，唯独更动豳、秦的位置以示意罢了。将豳放在最后以接近雅，前儒的说法是恰当的。至于将秦置于魏、唐之后，其意义尚缺。但我私下思考，唐就是晋。春秋各国，齐、晋、秦、楚为大国。楚是南方的蛮夷，秦起于西戎，只有齐、晋更替称霸，对王室有功。齐的霸业仅在桓公一人，晋自文公以后世代为盟主。晋失去霸权，天下就不再尊崇周室。春秋没有迅速变为战国，是晋的力量。夫子将唐排在秦之前，大概是为了保存周室吧？又查考十五国，除去周、召、王、豳（天子畿内）、邶、鄘、魏、桧（先灭亡的）外，其余作为国家的只有七个。其中卫、郑、齐、陈、曹五国都臣服于晋，虽然排在晋之前也无妨。唯独秦倔强于西陲，与晋世代为仇敌，如果再把秦排在前面，就疑似两个霸主了。所以压制秦，是为了尊崇晋；尊崇晋，是为了尊崇王。

周南【正风】

关雎

《集传》解释《关雎》，舍弃毛、郑而采纳匡衡的《通义》，辩驳得当。查考伊川【著有《新解》一卷】解释《关雎》序说：“关雎的意义，是乐于得到淑女作为后妃来匹配君子，匹配只有后妃才配称，何必另外寻求淑女来匹配？”程子认为淑女就是后妃，与匡衡的意思相同，诸子跟随匡衡，也就是跟随程子。然而论及古人的文义，正不如伊川所说。《兔置》篇说：“公侯好仇”，这是武夫可以匹配公侯；《假乐》篇说：“率由羣匹”，这是群臣可以匹配君王；《尚书·召诰》说：“雠民百君子”，这是君子可以匹配百姓【孔传的意思如此，现在的解释不对】。难道嫔妃辈就绝对不能称匹配吗？又如果把淑女当作后妃，仅适用于首章罢了。次章“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如果指文王则妨害义理，如果不指文王，又无可指，这就难以通晓了。严缉【宋严粲著《诗缉》】以“好逑”为后妃，但解释“荇菜”仍是赋体，解释“求之乐”仍指嫔妃，那么“左右流之”是求荇菜，“寤寐求之，求之不得不”是求淑女，为何语意不相应呢？又《大全》记载朱子的说法，说此诗是妾媵所作，所以能形容“寤寐反侧”之事，这是直接说文王思

译淑女到来，（君子）躺卧不安于席，这大概与《月出》《泽陂》所表达的情感相差无几，还能算是性情纯正吗？况且文王尚未设防，不应该先有妾媵，因此又有人解释说：“这是太王、王季时期的旧宫人（此说亦见于《大全》）。”然而文王“寤寐”之间的事，旧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这在事理上尤其难以通顺。

译王雎这种鸟，解释各不相同。《诗经》和《尔雅》的疏证中都记载了郭璞、陆玑、扬雄、许慎两家的说法。郭璞说：属于雕一类，现在江东地区称之为鹗。陆玑说：像鸱，眼睛深陷，眼眶上方的骨头外露，幽州人称之为鹫。许慎说：白鷢，像鹰，尾巴上部是白色的。严缉独自采纳郭璞的解释，认为鹗鸟不再成双配对，站立时彼此分开，这是有分别的意思。徐锴、陆佃都说：鹗的习性喜欢伫立，每次站立都不移动位置，所谓“鹗立”的意思就是取自于此。根据这些，那么鹗这种鸟，具有谨慎稳固、幽深【传语】的象征，最符合《诗经》起兴的意义，应当是正确的。至于鹭，也叫雕，与鹗同类但不同种。《释鸟》说：“白鷢，尾巴白色，是鹗的别种。”这三种说法相差不远，郭璞独自得到了正确的解释。郑樵在《通志》中认为它是野鸭一类，尾巴上有一点白色，这是因为白鷢尾巴白色而附会出来的。朱熹推崇他的说法，又询问江淮地区的人，于是解释说：“形状像野鸭和鸊鷉，现在江淮之间有这种鸟。”然而白鷢像鹰，不像野鸭，江淮地区的鸟，不可以用来证明《周南》。近代名物疏【冯复京著】驳斥了这种说法，确实是对的。

“雎”在《尔雅》和《说文解字》中都写作“鴡”，从鸟，且声，七余切，读音接近趋、陟、砠、叔、苴、�的、沮，读音也相同，都是清母。现在很多人读作菹醢的“菹”，大概是沿袭了《正韵》子余切的错误。另外，“雎”与“睢”不同，“睢”从目，佳声，许规切意思是仰目。又息追切，是水名。

毛传“雎鸠情意专一而有分别”，郑笺申述其意认为“挚的意思是至”，疏证又进一步申述说“雌雄情意深厚而能有分别，用来兴起后妃喜爱君子情深却仍能不沉溺于美色”。传解释为“挚”字，实际上是取“至”的意思，笺和疏都很好地阐述了传义。大概“至”与“别”意义正相反，合在一起才能显现后妃的德行。如果解释为“挚”，文义就偏颇枯涩了。《集传》说“情意深至”，也是笺疏的意思。欧阳修《本义》说“不取挚的意思，只取别的意思”，钱氏《诗诂》也讥讽笺义不对，都没有理解传的本意。查考“雎”属于雕类，一定是猛禽，古时候“鸷”和“挚”字也通用，但诗人取义在“至”，不在“鸷”。

窈窕，毛传说：“幽闲。”又说：“是幽闲贞专的好女子。”明显是指德行而言，不是说所居住的宫殿。郑笺和疏证解释为深宫，并认为毛传的意思也是这样，错了。况且毛传中“淑女”都是就尚未得到时而言，怎么会在深宫之中呢？韩诗薛君【名汉，东汉人】的章句说：“窈窕，贞专的样子【见《文选》李善注】”正与毛传意思相同。

逑本来的训释是收敛聚集，《关雎》中“好逑”的释文说：“逑本也作仇。”又《礼记》以及《汉书》注、《文选》注引用这首诗都作“仇”，那么“仇”字才是正确的。查考《周礼》两处提到“好仇”，《大雅》提到“仇方”，毛传都解释为配偶；郑玄都解释为怨耦。《小雅》中的“手仇”，毛传也解释为配偶，毛传的解释更优长。《尔雅》说：“仇，合也。”又说：“仇，匹也。”这两个解释都是为《诗经》设立的。怨耦的解释见于《左传》。《说文解字》也引用《虞书》说：“怨匹曰逑。”大概是古义，但不是用来解释《诗经》的。郑玄拘泥于怨耦的解释，认为《诗经》中“好逑”是和好众妾的怨恨者，不是太迂腐了吗？

《关雎》第二、三章，毛传都以尚未得到时而言，所以“求”是未得到而求，“友乐”则是预计刚得到时的情况。郑玄都以已得到时而言，所以“求”是追溯其初而“友之”、“乐之”，正是说助祭时的事。按照毛传的意思，琴瑟钟鼓是为淑女而设；按照郑玄的意思，是为神而设。毛传的解释更胜一筹。琴瑟比喻其和平，钟鼓象征其美大。正好形容“友乐”的情感，如果是为神而设，与“友乐”有什么关系呢？孙毓主张毛传，确实有见识。

荇和莼相似，实际上是两种草。莼叶圆，荇叶稍尖而长。字本作莕，荇是重文。《尔雅》：“莕，叫接余。它的叶子像苻。”《说文解字》作“莕菨”。夏天有花，有的黄有的白，果实大如棠梨，中间有细小的种子。《草木疏》【吴陆玑著】说这种菜可以下酒，而苏颂《图经》【宋仁宗时本草】说现在人不吃，医方很少用，大概是古今物性不同吧？又《唐本草》【苏恭等修】及《埤雅》【宋陆佃著】都认为荇就是凫葵，恐怕错了。查考《周礼·醢人》注、《鲁颂毛传》都说“茆，是凫葵”。《说文解字》及《广雅》【魏张揖著】的说法也相同。茆是莼，难道是荇吗？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意思是帮助。嫔妃帮助后妃求取它。《集传》解释为无方，那么对于芼的意思就难以贯通了。朱熹认为芼是煮熟后进献，煮熟后进献在道理上固然恰当，有固定的地方怎么可以说无方呢？查考《檀弓》“左右就养无方”，又说“左右就养有方”，有方无方都可以说左右。又查考佐佑是俗字，帮助的意思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丩。现在用左右为丩，又手字而另外作佐佑字来承担帮助的意思，不是古法。《诗经》中没有佑

译“字”这个字，以及“佐”字出现在《六月》、《下武》、《韩奕》这三首诗中，其余情况则是“手”义、“助”义混用这“左”、“右”二字。大概是因为卫包改动经文时，有改动未尽的地方，所以雅正与通俗的用法互相出现。后来的儒生只是固守通俗的训释，所以多有误解。

译流、训、求三字，在《尔雅》和《毛传》中解释为相同的古字义，原本就是如此。朱熹《诗集传》将“流”解释为顺着水流去取物，那么经文的意思就不通顺了。况且“流”既然解释为取，就侵占了“采”的含义。所以《毛传》将“采”解释为选取，既然“采”已经解释为选取，那么又侵占了“芼”的含义。所以又将“芼”解释为煮熟后献祭。这三个字的训释，大概是相互因袭而容易混淆。

古代注释字义必定有根据，不敢用主观臆断的说法，而辗转反侧，《毛传》说：“躺着睡不安稳叫辗。”《孔颖达疏》引用《尚书传》“帝犹反侧”，早晨起来看到“反侧”，早晨起来既是一种“辗转”，也是一种“俱为卧而不周”。又《诗经·陈风·泽陂》中“辗转伏枕”，“伏枕”是身体趴着而睡不安稳，“辗”与“转”连用，意义确定相同。又《诗经·小雅·何人斯》的《毛传》用“辗转”解释“反侧”，更加知道这四个字意义相同。大概这四个字在《诗经·周南·关雎》中出现两次，是兼说的；《泽陂》《何人斯》是分别说的。《孔颖达疏》用《诗经》证明《诗经》，将四字分析为两种意义，看出它们大同小异，没有严格区分。张楫《广雅》说：“展转就是反侧。”大概是取《何人斯》的《毛传》而倒转文句，更加知道四字意义本来相同。朱熹《诗集传》开始分析说：“辗是转的一半，转是辗的完整，反是辗的过度，侧是转的停留。”话语很新奇可喜，但不知道根据什么。又《经典释文》说：“辗原本也作展。”吕忱从“车”旁加“展”，那么“辗”字大概始于《字林》。《说文解字》有“展”字，没有“辗”字；《玉篇》“展”“转”二字都解释为“转”，没有两种意义。《泽陂》的“辗”字《经典释文》也说：“原本又作展。”由此知道“车”旁都是后人加上去的。近代赵凡夫【名宧光，著有《说文长笺》】说“辗”字是“〇”字的改字，不是“〇轹”。 “尼展切”与“辗”字音义都不同。

《毛传》将“芼”解释为择，与《尔雅》意义不同。《尔雅》说：“芼，搴也。”孙炎注释说：“都是择菜。”某氏说：“搴就是拔。”郭璞说：“拔取菜。”郭璞专门解释《尔雅》文句，孙炎则旁顾《诗经》传注。然而用“择”解释“搴”，在意义上就偏离了。孔颖达《疏》引用其文，又申述说：“拔菜而择之，大概想将两种意义合为一。”但拔和择原本各是一件事，合起来终究属于武断，不是确切的解释。我认为《诗经》《尔雅》两个“芼”字，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毛传》就《诗经》解释《诗经》，不必援引《尔雅》作为依据。查考《诗经》“芼”字应当是“覒”。“说文解字”说：“覒，择也。”《玉篇》也解释为“择”，因而引用《诗经》“左右覒之”，“诗”中多借用“芼”，乃是“覒”的借字。《毛传》说“择”，本是训释“覒”，不训释“芼”；孙炎根据《毛传》来解释《尔雅》，郭璞援引《尔雅》来迎合《毛传》，都是错误的。又查考“覒”，《说文解字》读如苗，徐铉莫袍切，都是平声；《玉篇》莫到切，则是去声。《诗经》《经典释文》同《玉篇》。

礼仪中只有羹汤用芼，所谓铏羹之芼。后夫人助祭，进献菹菜不设羹汤，所以《毛传》说：后妃供献荇菜之菹，而《毛传》也训释“芼”为择。宋代董氏【名逌，著有《广川诗故》】说：煮熟后献祭叫芼，那就是羹汤了。菹是生腌的，不用煮熟。《诗集传》以荇菜为兴，所以采纳董氏的说法，也无害。但王后采荇，夫人采蘩，大夫之妻采苹藻，都是实事。《召南》是赋，而《周南》独为兴，恐怕不符合诗意。

〇覃

〇《覃》的序言叙述后妃在父母家的事迹，朱子辨析讥讽它，因而又说未嫁时自然应当殷勤女工，不值得称述，这恐怕不是确切的议论。豪家女子生长在富贵之中，不知道丝枲是什么事，往往有这种情况，何况太姒是大邦的女儿呢？我的辨析见《通义》。

服之无斁。《毛传》说：服，整也。谓整治絺绤，这是布尚未做成时的情况。现在解释为穿在身上，这是衣服已经做成时的情况。根据《毛传》的说法，可见后妃的勤劳；根据现在的说法，可见后妃的节俭。两种意义都通，但后妃的节俭在下章澣濯中体现，那么这一章专门说勤劳，更优。

害澣害否？《毛传》认为是问词，郑玄认为没有偏颇，都应当洗涤。我私下认为《毛传》的说法更好。上文以污和澣对举，这里以澣和否对举，意思各有恰当之处。如果按照郑玄的说法就太重复了。孔颖达《疏》：右边郑玄认为有问词而没有总括的解释，大概不符合文势，所以不遵从《毛传》。殊不知洗涤是小事，不敢擅自决定，必定询问师氏，正显示她尊敬师傅。诗人设为商度之词，来形容后妃的心意罢了，何必有答词才算是问呢？《毛传》说：私服适宜洗涤，公服适宜不洗，自然论述洗涤与否的常理，不是代替诗人回答。《疏》的话不当。

卷耳

现在将《卷耳》诗解释为后妃思念君子，恐怕不对。妇人思念丈夫的诗，如《伯兮》《〇生》《采绿》等作品，见于《变风》《变雅》，用来哀悯王道衰微，征役不息，室家怨旷，讽刺时弊。意义不系于思念。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那么《卷耳》应当是商纣的刺诗，不能成为《周南》的正风了。况且民家妇女思念其夫，形诸怨叹，不值得奇怪。后妃身为小君，母

译周文王治理一国，且年纪已五六十岁（《无逸》篇说文王受命时正值中年，孔颖达传注称他即位时年四十七岁，考其征伐服役之事当在即位之后，后妃的年龄应当与他相仿），却做出儿女情长的姿态，自述其伤离惜别之情，编成诗歌，流传于臣民之口，不是太过轻慢亵渎了吗？至于登高极目远眺，纵酒娱乐胸怀，虽然是寄托于空泛之词，终究有损于雅正之道。《汝坟》《殷其雷》两首诗，哀怜其君子，尚且能以正道勉励他，以义理劝诫他，所以被列入正风之中。难道后妃反而还不如这些诗中的女子吗？

译卷耳就是现在药草中的苍耳子，别名最多，叫苓耳（见于《尔雅》和《毛传》），叫葹（见于《离骚》），叫葈耳（见于《广雅》），叫胡葈（见于《神农本草经》和陆玑《草木疏》），叫耳珰草，叫白胡荽（音“息遗”），叫爵耳（都见于《草木疏》），叫芊负菜（见于《博物志》），叫常葈（见于《尔雅》郭璞注）。陶隐居说：“粗俗的人都吃它，叫它常思菜。常思，大概是常葈的讹误吧？”《列子》释文（唐代殷敬顺所著）引用《仓颉篇》说：“萆（音‘思’，上声）耳，一名苍耳。”《埤雅》引用《荆楚记》也相同。卷耳就是苍耳，确实无疑。它的花、叶、性、味在陆玑《草木疏》和郭璞注中多有记载，只有陆玑说它是蔓生，郭璞说它是丛生，有所不同。宋代《图经》说：“如果陆玑、郭璞所说的，都与现在的苍耳相似，其中郭璞说丛生，尤其得当。”现在《诗集传》跟随郭璞的说法。

张载、吕大临都说采集卷耳是为了准备酿酒之用（见于《读诗记》）。这是因为下文有“金罍兕觥”的话，所以这样说。查考《本草》，苍耳并没有酿酒的作用，只有崔寔《月令》有“伏天过后制作酒曲”的说法，张、吕难道是依据这个吗？现在制作神曲也用苍耳汁，然而神曲只入药，不用来酿酒。《月令》中的酒曲，大概属于这类。况且这首诗取“忧”作为起兴，意义在于不满（不盈），不在于卷耳，所以《毛传》说：“这是忧愁者的起兴。”关于酒醴的说法，未必是诗的本意。

诗中有“周行”二字，郑玄都解释为周朝的列位。《卷耳》中的“周行”，《左传》、《荀子》、《毛传》的意思都相同，这种说法古已有之，不是妄说。宋代吕大钧改解释为周朝的道路，吕祖谦《读诗记》采纳了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下面三章都咏叹使臣，所以认为这两句也是说贤人君子不应当让他们远行服役罢了。然而《小序》说求贤审官，是指这两句；说知道臣下的勤劳，是指下面二三章。四章分为两层意思，既讽谏君子应当为官职选择人才，又劝勉对于贤劳者给予恩惠礼遇，文义相承，自然应当如此。

“砠”、“□”、“岨”三个字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今本《诗经》和《尔雅》都写作“砠”。《说文解字》引用《诗经》写作“岨”。《释文》写作“砠”。《尔雅》说：石头上覆盖着土叫崔嵬，土上覆盖着石头叫砠。而《毛传》正好相反。孔颖达《疏》认为是传抄错误。现在查考《说文解字》、《释名》、《玉篇》、《广韵》对“岨”的解释都与《毛传》相同，而对崔嵬没有解释。只有《玉篇》同时收录“砠”、“岨”二字，“岨”的解释同《毛传》，“砠”的解释同《尔雅》，于是两种说法并存。刘熙、许慎都是汉代人，当时《毛诗》之学尚未兴盛，而这两本书对“岨”的解释都符合《毛传》，那么传抄错误应当是在《尔雅》。至于“屺”、“岵”，则确定是《毛传》有误。

《樛木》

《释文》说：樛，马融《韩诗》版本都写作“朻”。《尔雅》说：树木向下弯曲叫朻。查考《说文解字》说：向下弯曲叫樛，从木，翏（音“力救”）声。朻，高大的树木，从木，丩（音“居由”）声。那么两个字意义不同。《诗经》起兴在于恩及下属，应当以“樛”为正字了。又樛木下垂，乔木高耸，正好相反，而《周南》的诗人都借以起兴。一个赞美恩及下属的仁德，一个比喻立身的廉洁，意义各自恰当。

乐只君子。郑玄解释“只”为“是”，说“乐于这位君子”。孔颖达申述说，是“乐于这位君子”，意思是把礼义施加于君子，使得他享受快乐。吕祖谦《读诗记》、严粲《诗缉》都说“乐哉君子”，语气虽然不同，但大义相同。查考《说文解字》，“只”是语已词，从口，象气向下牵引，那么用“哉”字代替，也可以通顺。又“只”读如“止”，俗读如“质”的是错误的。《玉篇》中“移”，音“之余二切”；《韵防》说“只有这两个读音”。

《螽斯》

《螽斯》序说：“说像螽斯一样，不妒忌。”《笺》和《疏》读成一句，所以朱子讥讽他把“不妒忌”归于《螽斯》，这是序者的错误。《通义》认为这个序应当在“言若螽斯”处断句，连上文读，而把“不妒忌”归入下文，文义最稳妥得当。然而群居和睦聚集，就是《螽斯》不妒忌的验证。即使按照旧读，意义也自然通顺。

《螽斯》篇《毛传》不言起兴而郑玄以起兴解释它。他回答张逸说：“这确实是起兴，文义可以解释，所以不说。”这很好地阐发了《毛传》的意思。现在认为是比喻，恐怕不对（比兴辨析见总诂）。又这首诗每上两句说螽斯，下两句说后妃，那后妃啊，振振绳绳，蛰蛰正是说子孙的贤良。《毛诗》解释这三层意义很好。《韩诗外传》引用这首诗也说：“贤母使儿子贤良。”意思与《毛传》相同。现在认为是螽斯多子，很少意义趣味。

《桃夭》〇《罝》〇《芣苢》

《周南》前八篇序都说后妃，而文王的德行自然显现。到《江汉》、《汝坟》两首诗，教化施行于南国，就说文王的教化。意义各自恰当。朱熹议论说，认为一概以后妃为主，不再知道有文王。至于教化施行于国中，三分天下，都认为是后妃所致，那就是礼乐征伐都出自妇人之手，文王徒然拥有虚位，成为寄生的君主了（以上都是辨析议论的话）。唉！序的话，哪有这样呢？前五篇序只说后妃一人，不涉及宫墙外求贤、审官的事，是为了劝勉君子罢了，不是后妃自己做的。

译也。《桃夭》《〇罝》（应为《兔罝》）《芣苢》这三首诗的序言，就已经涉及国中百姓了。然而，“宜室家”“乐有子”都是妇人的事。贤才众多，与《关雎》中担忧进用贤才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况且这三首诗的序言，一个说“所致”，一个说“化”，一个说“美”。孔颖达在疏中解释说：“这三者的意义是相通的，总归是美化所导致的。”可见序言只说“化”，并没有说“政”。“化”是指德行修养于自身，而听闻的人受到感发兴起。后世的普通妇女、平民女子，因孝义感人，尚且能够敦厚人伦、美化风俗，何况以国母那样的尊贵身份，难道可以说必定没有这种道理吗？如果像朱熹所说的“礼乐征伐”，那属于“政”的范畴。序言从未提及这些。至于后妃的贤德，乃是文王以身作则所导致的。赞美后妃正是为了赞美文王，举出这一方面来显示那一方面，就足够了。如果一定要每篇都并列提及，古人的文字怎么会如此杂乱冗长呢？

译桃夭

《说文解字》中“夭”与“□”二字同时出现在《桃夭》一诗中，说明“桃夭”的“夭”字也写作“枖”，又写作“□”。现在考察其含义，应当以“枖”为正字。“枖”，《说文解字》解释为“树木少壮茂盛的样子”，《毛诗》将“夭夭”解释为桃树的少壮，意义本来相合，所以《经典释文》单独引用为“夭”，音切为“兆”，意为“屈曲”。现在的《诗经》只是借用了这个字。“□”解释为女子笑的样子，应当见于三家《诗》的传注。《桃夭》三章三次提到“宜”，原本应该是一个意思。《毛传》在末章说“一家之人尽以为宜”，那么上面两章的“宜”字意义也应当如此。首章的《传》却说“宜以有室家无逾时者”，这不如末章的解释优长。郑玄反而依据前面的解释来更改后面的传注，实在失去了取舍的恰当标准。

〇罝

〇罝是赋体，毛亨、郑玄都不认为它是兴体。欧阳修的本义专门以兴体来论述，又讥讽《诗序》说：“如果按照《诗序》的说法，那么周南举国都是贤人，没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是以词句损害了诗意，解说《诗经》的人拘泥于《诗序》的话，于是说〇罝中的野人都有才德可用，这又近乎诬蔑和过错了。文王举荐贤才不遗漏微贱之人，在〇罝中得士，自有这样的道理。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后世大略的君主尚且能做到，为什么说近乎诬蔑呢？《诗序》说“莫不好德，贤人众多”，只是极力形容王化昌盛罢了，说的是众多，并没有说都是贤人。何谓损害诗意？况且好德是人的常性，欧阳修反而认为有君子无小人是妄说，这是什么话呢？查考元代儒者金履祥引用《墨子》的话：“文王从渔网中举荐闳夭、太颠并授予政事，西土归服。”因此说〇罝中的人体貌肃敬，这就是闳夭、太颠之所以为贤而被文王举荐的原因。臼季选取冀缺，林宗选取茅容，都是这样，何况文王呢？这是说敬德的可贵，所以取士的人常常以此作为标准，很好地防范了《诗经》的义理。有人怀疑《墨子》所说的不见于经典，不可据信。古人的轶事，经史没有记载，而幸存于诸子百家的言论中流传后世的很多，可以全部指为诬蔑吗？即使事情属于附会，但必定当时解说这首诗的人原本就有从〇罝中得贤的解释，所以用闳夭、太颠来充实它。又汉代贾山说：“文王的时候，割草砍柴的人都能尽其力。”割草砍柴，不就是〇罝之类的人吗？贾山的话也是本于《诗经》的。可见毛亨、郑玄以前解释〇罝诗的人都是这样解释的，并非一家的私说。《诗集传》因为诗上下相应，所以判定为兴体，但仍然说是兴中的赋，并且说〇罝中的人才有可用的，那么也不认为欧阳修的话是对的。

芣苢

《尔雅》分别芣苢的名称，马舄、车前，连同芣苢一共三种。《本草》又名当道，根、叶和种子都入药，而叶子又可以食用【见陆玑疏及王旻《山居录》】，其实主要让人有子嗣【见陶氏《别录》】，《周南》中的妇人曾经采撷它的果实。《韩诗》既然说直的叫车前，分叉的叫芣苢【生子两旁谓之瞿】，又说芣苢，就是泽泻。车前，泽泻，难道是一种草吗？又认为是恶臭的草，现在这两种草没有见到它们恶臭。

汉广

《诗序》说：德行广博所及之处。前三首诗教化及于国中，这首诗才及于南国，所以说广。与“汉广”二字偶然相同罢了，不是说汉广就是德广。《辨说》讥讽它，未免太过苛刻了吧？

南有乔木

毛亨说乔是向上耸立，《诗集传》采用《郑风》苏辙的注【《诗解集传》】解释为向上耸立没有枝条叫乔。查考《尔雅·释木》凡五次提到乔，一说弯曲如羽叫乔，一说向上弯曲叫乔，弯曲是说树枝的卷曲，并非没有枝条；一说如木楸叫乔，注解说楸树性质向上耸立；一说槐棘之类叫乔，注解说枝叶都翘起耸立，楸、槐、棘三者都不是没有枝条的树木；一说小枝向上缭绕为乔，这又明确说有枝条了。《尔雅》五次提到乔，并没有没有枝条的说法。苏氏的话不知依据什么。有人说《尔雅》“小枝上缭为乔”下面说“无枝为檄”，两文相连，于是误将彼解释为此。唉，粗疏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

休息作休思

《经典释文》非议它，而《正义》认为是对的。依据传注先解释“思”字，后说汉上作为证据，其说法很好。但是陆德明说古本都作休息，有的版本作思，是凭意思改的。孔颖达说没有见到有本作思的，所以不敢改。唯独《诗集传》认为韩诗作思，难道是根据外传的文字吗？唐初韩诗内外传及章句都在，陆德明、孔颖达所见的版本较多，为什么反而没有作思的？现在外传中的作思，应当也是后人凭意思改的。

孔疏解释游女的意义说：“《内则》说女子居内深宫，牢固的门由阍寺看守，这是贵家的女儿。庶人的女儿拿着筐子送饭，不得在室内，所以有出游的事情。”这个解释很正确。《诗集传》却说：“江汉的风俗，那里的女子喜欢出游，汉魏以后还是这样，如《大堤曲》可见。”唉，错了！女子无故出游，不过是打扮妖艳诱人淫乱罢了，不是美好的风俗。被文王教化的人，还有这种风俗吗？《大堤曲》作于刘宋时，六朝绮丽靡弱的习气，难道是成周盛世所应有的？风俗随时而变，从周朝到宋朝一千五六百年，怎么能相同？况且《大堤》所咏，乃是狭邪倡女，引彼证此，尤其不类。

江之永矣

永，《说文解字》作漾。查考《尔雅》：漾，长也。郭璞注说：“意义所未闻，不引此诗。

译《文选·登楼赋》中有“川既漾而济深”一句。李善引用《韩诗》说：“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解释说：“漾，意为长。”那么《韩诗》原本就写作“漾”字了。《说文解字》在解释“羕”字和“永”字时都引用了这首诗。东汉时期三家诗都还存在，推测“羕”字或许出自《齐诗》或《鲁诗》吧？

译《说文解字》说：“方，并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按《尔雅》：“大夫方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方字的训释虽然很多，但这才是它的本义。后世又造出“航”字，用来充当并船之“方”，这不符合古义。《汉广》篇中的“不可方思”，《谷风》篇中的“方之舟之”，毛亨、郑玄将“方”解释为泭。《经典释文》说：“小筏叫泭。”《尔雅》说：“舫、泭。”又说：“庶人乘坐泭。”说的也是这种情况。这虽然不是并船，但不脱离舟的含义，这是有原因的假借。《韵防》解释“方”字，列举了各种解释，唯独没有提到“泭”的意思，这是疏漏。

“之子于归，言秣其马。”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此句，原本是说：当这位女子出嫁时，我愿喂饱我的马，乘坐它去致送礼饩，表示希望她嫁给我。文字似乎迂腐，但意思却是正当的。欧阳修解释说：这位女子出游归来，我愿喂饱我的马，就像古人说的即使执鞭驾车，也欣然仰慕那样。朱熹《诗集传》尊重其深意，也与欧阳修的文意相同，较为顺通但意思稍显轻慢。唐代香奁诗说：“自怜输厩吏，余暖在香鞯。”这就是欧阳修和朱熹的意思。谁说《周南》是正风，却是艳情的滥觞呢？严粲解释此句说：这位女子出嫁，人们将喂马以礼亲迎，怎么可以用非礼侵犯的意思？本于郑笺，但青出于蓝了。

《汝坟》

《尔雅》说汝是濆，郭璞注引用《诗·汝坟》来证明。宋代董逌据此认为《诗》中的“坟”字应当是“濆”，晋代《诗》本还是“濆”。这不对，看毛亨传训“坟”为大防，那么汉代已经写作“坟”从土旁了，与今本正同，不应该晋代偏偏从水。

“燬”字，《尔雅》、《毛传》、《说文解字》都解释为火。《韩诗》薛君章句解释为“烈火”。《说文解字》“燬”又作“〇”，音义也相同。唯独朱熹《诗集传》解释为“焚”，不清楚字义出自哪里。父母孔迩者，是劝勉君子应当勤劳王事，不要给父母带来忧虑。《诗序》所说的“勉之以正”就是这个意思。郑笺孔疏以及《列女传》都作此解。朱熹《集传》采纳张氏的说法，以父母指文王，也可以讲通，但不如古注主张劝勉君子之义更优长，且符合《诗序》。

《麟趾》

麟趾取兴，不过是说公子之信厚如麟罢了。《集传》以麟兴文王后妃，而以趾兴公子，不是太分析了吗？至于将信厚改为仁厚，于义无疑。然而毛传的信而应礼，较有根据了。

传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说之，认为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内。（这）与《杕杜》传以同姓为同父，异彼对同祖，此对同族也。又引襄公十二年《左传》：“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祖于祢庙。”同姓是诸姬，同宗是邢、凡、蔣、茅、胙、祭，皆在五服之外，分亲疏；同族是五服之内的，以证明毛义明白且确切了。《集传》采纳王安石的说法说：“公姓，公孙也。称子为姓，古代有之【见《左传》昭公四年】称孙为姓，未曾听说过。”王安石又自己申说之曰：“孙传姓者也。”这话也不可解。难道春秋时公子之孙辄氏其祖之字吗？然而此公子之孙非公孙也。又传氏非传性也。

《毛诗稽古编》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

吴江陈启源撰

《召南》【正风】

《鹊巢》

鹊巢之鸠，是鸤鸠。毛亨说：“秸鞠。”《尔雅》同，注云：“今之布谷。”郑玄言其有均壹之德，所以诗以喻夫人。《埤雅》申说之，言均是母道，壹是妻道，意义尤为允当。欧阳修独为异说，谓别有拙鸟处鹊空巢今谓之鸠。至于所谓布谷与鸠绝异。按此说非是。鹊生子辄飞去其巢，任由他鸟居之，岂布谷独不可居乎？载在经传，历有明据。若拙鸟者，不咏于《诗》，不着于《尔雅》，又不在《左传》五鸤之列，其冒鸠名，特俚俗妄称耳。《召南》诗人，安知宋代有拙鸟亦名鸠乎？且未闻言妇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代人说《诗》，多从欧阳修《集传》，又衍为“专静纯一”四字，亦以拙为美德，于义难通也。夫“专静纯一”止当郑笺之“壹”耳，尚漏均义，尤远于拙，难于牵合也。不知天下性拙者，尽有躁动反覆者，岂必皆“专静专一”哉？

《采蘩》

采蘩之蘩，皤蒿也。《汉广》之蒌，蒌蒿也。《鹿鸣》之苹藾【音赖】蒿也。凡三蒿矣。郭璞《尔雅》注，陆玑《草木疏》所言皆然。《本草》白蒿即皤蒿入本经上品，又名蓬蒿。孟诜《食療》白蒿之外，别着蒌蒿。陆佃埤雅亦并释此二蒿，未尝合为一也。宋代苏颂《图经》谓古以白蒿为菹，今但食蒌蒿，则已疑蒑之即蘩，然未敢决言之。近代李时珍《本草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