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二
定指鹅也。意谓鹅为雁，古人本有此称名，观《説文》雁字注，则益信矣。近世魏拔《六书精蕴》释雁字，谓“鹅似雁而德不然”，故以伪乱真之赝，取其义理，或有然。
译“定”指的是鹅。意思是说，鹅被称为雁，古人本来就有这样的称呼，查看《说文解字》中“雁”字的注释，就更加确信了。近代魏伯拔在《六书精蕴》中解释“雁”字，说“鹅像雁但德行不同”，因此将“鹅”视为以假乱真的“赝”，取其义理，或许是有道理的。
矜人，贫穷之人也；鳏寡，无告之人也。此流民之最苦者，而无告又甚于贫穷。矜人，则赈饩之爰及之谓也；鳏寡，则收恤之哀此之谓也。此劳来安集之加厚者，而收恤尤厚于赈饩。下章「百堵皆作」，则凡流民均及之，而矜人、鳏寡亦在其中。劳来安集，当有三者之差矣。侯伯卿士为王行抚绥之政，委曲周详如此，故三章皆以劬劳为言。
鸿雁诗三言，劬劳皆谓侯伯卿士也。郑独以次章劬劳属流民，言与首尾两劬劳异，误矣。案虽则劬劳，其防安宅，指使臣言，文义甚协。于垣作堵，皆使臣经理之，安得不劳及民？各得所则为上者，亦身享太平之乐，岂不一劳永逸乎？集传三劬劳皆指流民言，义虽画一，然以之子为侯伯卿士，毛义断不可易。
百堵皆作，传云一丈为板，五板为堵。郑笺引《公羊传》以破之，云五板为堵，五堵为雉。雉长三丈，则板六尺。案毛、郑所云，五板累五板也；郑所云，五堵接五堵也。累言其髙，接言其长。板髙二尺，累之则一堵之墙髙一丈。郑以为六尺而堵，雉之长亦从而异。《公羊》后于毛，未足深信。然雉长三丈，语郑又据《左传》都城百雉为説，于义较优【详见孔疏】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笺云：谓我役作众人，为骄奢役作，指上于垣百堵也。义似通，而实迂。作堵，本以安民，虽愚人，决不谓之骄耳。吕记载王氏之説云：谓我劬劳者，以我于征于垣为劬劳也；谓我宣骄者，以我矜怜抚恤为宣骄也。此解得之。盖此骄字，与骄子之骄义同。矜怜抚恤，有类于姑息，则疑为骄。《巷伯》诗「骄人」，谓王听信其言所骄纵之人也，故亦以骄与劳对言。《史记》田蚡曰：「此吾骄灌夫，罪用骄字」，亦同此二诗义。
庭燎
勤政，美德也。然精过用则不继，气太盛则易衰，故鋭始者或鲜终矣。庭燎序云：「美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过于勤也。笺释箴义，谓不立鸡人之官而自问早晚，为宣王之过，恐非序者之指。又美而因箴，特善中小失耳。齐诗未明，倒衣则直为刺者。彼诗末章「不夙则莫」，是早晚无常，昧寝兴之节，乃暗主所为，与勤政者异矣。庭燎「问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真有是问也。注疏以「未央」为夜，【年【疏云：未央是王问夜时，非对王之词】未艾」为鸡鸣之前，「乡晨」为辨色时，亦是设为渐次如此，非真有三度问也。假令未央时庭燎已设，诸侯已至，王直应起而视朝矣，何得未艾时又问，乡晨时又问邪？
夜未央，毛训“央”为旦，郑训为“未渠央”。原未见其确为夜半也。夜半之説，始于王肃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论之，夜半而诸侯至，终属太早。宋儒据《説文》训“央”为中，则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弥甚。《释文》引《説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王逸《楚词》注云：“央，尽也。尽与己义同。”《广雅》云：“央，尽也。”又云：“央，极已也。”诸解俱不相逺。源谓此诗“央”字，当从尽义。夜未尽而朝者来，于情理为近耳，与传笺意不相违，宜可用也。又案今《説文》云：“央，中央也，从大在冂【古荧切，古文作冋，或从土作坰】之内。”一曰久也，并无“已”也二字。岂韵谱逸之与严缉引《説文》，则与今同。
夜未艾，毛训“艾”为久，取“耆艾”意。郑云：“芟末曰艾”，音乂。孔右郑，然毛义胜矣。王安石训为尽，李迂仲引《左传【昭元年】国未艾”，注证之。案今杜注云：“艾，絶也”，并不云尽，不知李所据何注。况“久”义已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传云：「晣晣，明也；煇，光也。」然则「晣晣」有「煇」与？首章之「光」本同义耳。王氏以意析之曰：「光者，燎盛也；『晣晣』则其衰也，『辉』则其光散矣。」斯穿凿之见也。集传因其説，遂训「晣晣」为小明，「煇」为火气，天欲明而烟光相杂。又谓吴才老説「煇」字有功，此特见上文「夜乡晨」，下文言「观其旂」，故别为「煇」字
译矜人，是指贫穷的人；鳏寡，是指无处申诉的人。这些是流民中最痛苦的，而无处申诉比贫穷更为严重。对于矜人，所说的赈济供养就是针对他们；对于鳏寡，所说的收容抚恤就是针对他们。这是慰劳安抚、安定聚集的措施中加厚的部分，而收容抚恤比赈济供养更为厚重。下一章“百堵皆作”，则是所有流民都受到照顾，矜人和鳏寡也在其中。慰劳安抚、安定聚集，应当有这三者的区别了。侯伯卿士为君王施行安抚治理的政策，如此委曲周详，所以第三章都以辛劳为言。
《鸿雁》诗三处提到“劬劳”，都是指侯伯卿士。郑玄唯独将第二章的“劬劳”归属于流民，说它与首尾两处的“劬劳”不同，这是错误的。考察“虽则劬劳，其究安宅”，是指使臣而言，文义非常协调。筑墙作堵，都是使臣在经理，怎能不劳及百姓？百姓各得其所，作为上位者，也能亲身享受太平之乐，难道不是一劳永逸吗？《集传》认为三处“劬劳”都指流民，意义虽然统一，但用来指代侯伯卿士，毛亨的解释是决不可改变的。
“百堵皆作”，《传》说一丈为板，五板为堵。郑玄的《笺》引用《公羊传》来驳斥，说五板为堵，五堵为雉。雉长达三丈，那么板就是六尺。考察毛亨和郑玄所说的，五板是累叠五板；郑玄所说的，五堵是连接五堵。累叠说的是高度，连接说的是长度。板高二尺，累叠起来则一堵墙高一丈。郑玄认为六尺为一堵，雉的长度也就随之不同。《公羊传》晚于毛亨，不足以深信。然而雉长三丈，郑玄又依据《左传》中“都城百雉”的说法，在义理上较为优越【详见孔颖达疏】。
“维彼愚人，谓我宣骄。”《笺》说：认为我役使众人，是骄奢役使，指上文“于垣百堵”。意义似乎通顺，但实际上迂腐。筑墙，本是为了安民，即使是愚人，也绝不会称之为骄奢。吕氏记载王氏的说法说：认为我辛劳的人，是因为我在征召、筑墙方面辛劳；认为我宣骄的人，是因为我怜悯抚恤是宣骄。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大概这个“骄”字，与“骄子”的“骄”意义相同。怜悯抚恤，类似于姑息，就被怀疑为骄纵。《巷伯》诗中的“骄人”，是指君王听信其言所骄纵的人，所以也以“骄”与“劳”相对而言。《史记》中田蚡说：“这是我骄纵灌夫，罪在‘骄’字”，也与这两首诗的意义相同。
庭燎
勤政，是美德。然而精力过度使用就会无法持续，气势太盛就容易衰退，所以开始锐利的人往往很少能坚持到底。《庭燎》序说：“赞美宣王，借此规劝他。”赞美他的勤政，规劝他过于勤政。《笺》解释规劝的意义，说不设立鸡人的官职而亲自询问早晚，是宣王的过错，恐怕不是序言作者的本意。又赞美而借此规劝，只是善于纠正小的过失罢了。齐诗未明，倒衣则直接认为是讽刺。那首诗末章“不夙则莫”，是早晚无常，不明白起居的节律，这是昏庸君主所为，与勤政者不同。《庭燎》中“问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真的有询问。注疏以“未央”为夜，【年【疏云：未央是君王询问夜时的状态，不是对君王说的话】“未艾”为鸡鸣之前，“乡晨”为辨色时，也是假设逐渐如此，并非真正有三次询问。假如未央时庭燎已经设置，诸侯已经到达，君王应当直接起身视朝了，怎么能在未艾时又询问，乡晨时又询问呢？
“夜未央”，毛亨训“央”为旦，郑玄训为“未渠央”。原本没有确切说是夜半。夜半的说法，始于王肃阐述毛亨的观点，而孔颖达申明它罢了。然而以事理推论，夜半而诸侯到达，终究太早了。宋儒依据《说文》训“央”为中，那么夜尚未到中间，又在夜半之前，更加早了。《释文》引用《说文》说：“央，久也，已也。”又引用王逸《楚词》注说：“央，尽也。尽与已义同。”《广雅》说：“央，尽也。”又说：“央，极已也。”各种解释都不相远。源氏认为此诗“央”字，应当取尽义。夜未尽而朝者到来，于情理较为接近，与传笺的意思不相违背，应当可以采用。又考察现在《说文》说：“央，中央也，从大在冂【音荧，古文作冋，或从土作坰】内。”一曰久也，并没有“已”也二字。难道是韵谱遗漏了吗？严缉引用《说文》，则与现在相同。
“夜未艾”，毛亨训“艾”为久，取“耆艾”之意。郑玄说：“芟末曰艾”，音乂。孔颖达支持郑玄，然而毛亨的意义更好。王安石训为尽，李迂仲引用《左传【昭元年】“国未艾”》，注证之。考察现在杜预注说：“艾，绝也”，并不说尽，不知道李迂仲依据的是什么注。况且“久”义已经通顺，何必更新。
《庭燎》第二、三章，《传》说：“晣晣，明也；煇，光也。”那么“晣晣”有“煇”吗？首章的“光”本同义罢了。王氏凭意思分析说：“光者，燎盛也；‘晣晣’则其衰也，‘辉’则其光散矣。”这是穿凿的看法。《集传》沿袭他的说法，于是训“晣晣”为小明，“煇”为火气，天欲明而烟光相杂。又说吴才老说“煇”字有功，这只是看到上文“夜乡晨”，下文言“观其旂”，所以别为“煇”字。
立解，又并「晣」义而易之。然字训湏有本，岂可臆断乎？案《説文》「晣」训明，「煇」训光；《玉篇》亦同，《广韵》「晣」「煇」并训光，皆与毛传合矣。
译确立了解释，又合并“晣”字的义项而加以替换。然而字义训释必须有依据，怎么可以凭主观臆断呢？查考《说文解字》中，“晣”解释为明亮，“煇”解释为光辉；《玉篇》的解释也相同，《广韵》中“晣”和“煇”都解释为光辉，这些都与《毛传》的解释相符合。
未央未艾，义本不甚相逺也。而孔仲逹过析之，光煇晣晣，字训未尝有异也。而王介甫彊分之。彼谓作诗者立言当有渐耳，然亦不可太拘。
煇字从军得声，读如薫。旂字从斤得声，读如芹。皆古音也。音则俱音，叶则俱叶，可也。集传一音一叶，何也？庭燎诗，或引姜后脱簪事为证，而严坦叔非之，以为此诗乃鋭意求治之初，脱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时也。此误矣。孔疏谓宣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后，王德渐衰，美刺并作也。又谓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篇，皆王德盛时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至我行其野，是王德衰时作，当在三十九年前后。况庭燎序原谓美而因箴，则正王德将衰，美恶兼有之时也。脱簪之諌，容或当此际，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复励精图治，故有未央之问？诗虑其不能持乆，故寓箴于美乎？
沔水
周语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不睦，则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废长立少，仲山甫諌而不聴，终致鲁人弑立，鲁之乱，宣王为之也。何以服诸侯乎？宜有不朝者矣。沔水诗，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后乎？
载飞载▯，载起载行。笺疏皆指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吕记「严绢以起行」，指念乱之人，谓念之甚而起居不寕也。案「起行」与「飞▯」词气相应，笺疏为长。
晋公子赋河水，韦昭注《国语》，以为河当作沔【晋语】杜预注《左传》，以为是逸诗【僖二十三年】源谓杜注得之，河沔字形虽相似，不应《内》《外》传両书同误。
鹤鸣
鹤鸣诗，纯是托兴。一章之中，设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与秦之蒹葭、陈之衡门体制相似，非古注则其指茫无可测识矣。毛、郑以为诲宣王用贤，説必有本。朱子弃而不用，自立新解，分为四意，而文义各不相防。夫古人作诗，皆有为而发，语意定有所指，安得一诗而分四意乎？其云诚不可掩，理无定在，乃平居谈理之言，非因事纳诲之语也。至首章为错，既解为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引程子之言，证明其义，则前后复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谓君子受小人横逆之加，则可修省以成其德，如石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谓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贤，如古之举不弃雠者耳。两义迥别矣。又程语虽为笃论，然以断章则可，非此诗正解也。诗以他山之石，喻异国沈滞之贤，见王者取人当旁求逺揽，▯及侧微，取譬之意，在他山，不在石也。严绢既遵古注，又附程语于后，独不思诗以石喻贤者，程以石喻小人，义正相反，爱其词之美，而忘其义之乖疏矣。
鹤鸣诲宣王取贤毛义允矣，但笺防述之语多冗复，今约举其説曰：贤者身隠而名著，与鹤鸣之逺闻无异也，可不求而列诸朝乎？但贤人不贪名利，性好隠居，犹巨鱼之在渊，不似小鱼之在渚【此毛义郑笺异】故求之甚难也。诚置之髙位，而不使小人杂处其间，如彼园之上檀而下萚，则人皆乐立于其朝矣。然贤人不择地而产，其生长他邦，沈滞未举者，皆有治国之才，犹石之可以为错焉，俱当招致之，为我用也。求贤之道，不忽于侧微，不间于遐逺，则无遗贤矣。
诗以他山喻异国，非以玉石相对为一美一恶之喻也。如兴意在玉石，则凡石皆可用。他山之文不为虚设乎？又《説文》训错【説文作厝】为砺石，则错之为用博矣。治玉特其一端耳。首章▯谓错可琢玉，盖因下章独言攻玉，故不更及他义也。若诗取为错之意，当不仅在此。
草木疏》谓谷皮可为布，为纸，叶又堪茹。《本草》亦用以入药，其益于人多矣。传以为恶木，殆因上章之萚而连及之。与要之，诗人取兴，偶因一时寄托，物之美恶，元无定也。又案，谷亦名楮，亦名构，亦名谷桑。种有雌雄，其皮可编为冠。华成长穗，如桞，可食。雄者不结实，雌者皮白结实，如杨梅。
祈父
祈父诗，毛、郑皆以姜戎之战为证，然未定此诗之作在战败之前与后也。严绢断为未败时作，谓诗中“靡所止居”“有母尸饔
译未央未艾，义本不甚相逺也。未央、未艾，意义原本并不十分遥远。而孔仲逹过析之，孔颖达却过度分析它。光煇晣晣，光辉灿烂的样子。字训未尝有异也。字义训释从未有过不同。而王介甫彊分之。而王安石强行区分它们。彼谓作诗者立言当有渐耳。他说作诗的人立言应当有渐进的过程罢了。然亦不可太拘。然而也不可以太过拘泥。
煇字从军得声，读如薫。“煇”字从“军”得声，读音如同“薫”。旂字从斤得声，读如芹。“旂”字从“斤”得声，读音如同“芹”。皆古音也。这都是古音。音则俱音，叶则俱叶，可也。“音”就都读这个音，“叶”就都叶韵，是可以的。集传一音一叶，何也？《诗集传》却一个注音一个叶韵，为什么呢？庭燎诗，或引姜后脱簪事為证，《庭燎》这首诗，有人引用姜后脱簪的事作为证据。而严坦叔非之，而严粲却反驳他。以为此诗乃鋭意求治之初，认为这首诗是锐意求治的初期。脱簪乃末年怠政之事，脱簪却是末年怠政的事情。非同时也。并不是同时发生的。此误矣。这是错误的。孔疏谓宣王美诗多是三十年前事。孔颖达的疏说宣王赞美之诗大多是三十年前的事情。箴规之篇当在三十年后。规劝告诫的诗篇应当在三十年之后。王德渐衰，美刺并作也。王德逐渐衰微，赞美和讽刺的诗篇同时产生。又谓大雅六篇，又说《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鸿雁及斯干、无羊七皆王德盛时作。《小雅》从《六月》到《鸿雁》以及《斯干》、《无羊》七篇，都是王德兴盛时所作。其事多在初年。那些事情大多在初期。自庭燎至我行其野，从《庭燎》到《我行其野》。是王德衰时作，是王德衰微时所作。当在三十九年前后。应当在三十九年前后。况庭燎序原谓美而因�，况且《庭燎》的序原本说赞美因而规劝。则正王德将衰，那么正是王德将要衰微。美恶兼有之时也。赞美和厌恶兼有的时候。脱簪之諌，脱簪进谏。容或当此际，或许正当这个时候。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复励精图治。又怎么知道不是因为姜后一句话再次励精图治。故有未央之问？所以有“未央”的询问？诗虑其不能持乆。诗人担心他不能持久。故寓箴于美乎？所以把规劝寄托在赞美之中吗？
沔水
《周语》三十二年，宣王伐鲁，周宣王三十二年，宣王讨伐鲁国。立孝公，立孝公。诸侯从，诸侯跟随。是而不睦。顺从却不和睦。不睦，不和睦。则朝宗之典缺矣。那么朝见宗庙的典礼就缺失了。宣王废长立少，宣王废长立少。仲山甫諌而不聴，仲山甫进谏而不听从。终致鲁人弑立，最终导致鲁国人弑君自立。鲁之乱，鲁国的动乱。宣王为之也。是宣王造成的。何以服诸侯乎？凭什么使诸侯信服呢？宜有不朝者矣。应该有不来朝见的人了。沔水诗，《沔水》这首诗。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后乎？大概作于三十二年之后吧？
载飞载〇，载起载行。“载飞载下”，“载起载行”。笺疏皆指诸侯妄相侵伐。郑笺和孔疏都指向诸侯胡乱互相侵伐。一喻一正也。一个是比喻，一个是正说。吕记「严绢以起行」。吕祖谦的《吕记》说“严粲认为‘起行’”。指念乱之人。指思念动乱的人。谓念之甚而起居不寕也。说思念得很厉害而起居不安宁。案「起行」与「飞〇词气相应。考察“起行”与“飞下”语气相应。笺疏为长。郑笺和孔疏的说法更为优胜。
晋公子赋河水，晋公子赋《河水》。韦昭注《国语》。韦昭注释《国语》。以为河当作沔。认为“河”应当作“沔”。【晋语】《晋语》。杜预注《左传》。杜预注释《左传》。以为是逸诗。认为这是逸诗。【僖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三年》。源谓杜注得之。我（源）认为杜预的注释是正确的。河沔字形虽相似。河、沔字形虽然相似。不应《内》《外》传両书同误不应该《国语》（内传）和《左传》（外传）两本书同时错误。
鹤鸣
《鹤鸣》这首诗，完全是寄托兴味。一章之中，设喻者四焉。一章之中，设置比喻的有四处。而不及正意。而没有涉及正意。此与秦之蒹葭。这与秦国的《蒹葭》。陈之衡门体制相似。陈国的《衡门》体制相似。非古注则其指茫无可测识矣。如果没有古注，那么它的旨意就茫然无法推测认识了。毛、郑以为诲宣王用贤。毛亨、郑玄认为这是教诲宣王任用贤才。説必有本。说法一定有根据。朱子弃而不用。朱熹抛弃而不采用。自立新解。自己创立新的解释。分为四意。分为四种意思。而文义各不相防。而文义各自不相衔接。夫古人作诗。古人作诗。皆有为而发。都是有感而发。语意定有所指。语意一定有所指涉。安得一诗而分四意乎？怎么能有一首诗却分出四种意思呢？其云诚不可掩。他说真诚不可掩盖。理无定在。道理没有固定的所在。乃平居谈理之言。这是平时闲谈道理的话。非因事纳诲之语也。不是因事进谏教诲的话。至首章为错。至于首章的“为错”。既解为憎。既然解释为憎恶。而知其善；却知道他的善良；次章攻玉。次章的“攻玉”。又引程子之言。又引用程子的话。证明其义。来证明它的意义。则前后复自相背戾。那么前后又自相矛盾。程子之言。程子的话。谓君子受小人横逆之加。说君子遭受小人的横逆相加。则可修省以成其德。就可以修养反省以成就他的德行。如石之攻玉也。如同石头攻琢玉石一样。憎而知其善。憎恶却知道他的善良。谓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贤。说不因为私怨而遮蔽别人的贤能。如古之举不弃雠者耳。就像古代举荐不抛弃仇敌的人一样。两义迥别矣。两种意义截然不同。又程语虽为笃论。又程子的话虽然是确论。然以断章则可。然而用来断章取义是可以的。非此诗正解也。不是这首诗的正确解释。诗以他山之石。诗用他山的石头。喻异国沈滞之贤。比喻异国沉滞未用的贤才。见王者取人当旁求逺揽。表明王者取人应当广泛寻求、远揽人才。〇及侧微。以及地位卑微的人。取譬之意。取譬的意图。在他山。在他山。不在石也。不在石头。严绢既遵古注。严粲既然遵循古注。又附程语于后。又在后面附上程子的话。独不思诗以石喻贤者。难道不想想诗用石头比喻贤者。程以石喻小人。程子用石头比喻小人。义正相反。意义正好相反。爱其词之美。喜爱他词句的美。而忘其义之乖疏矣。却忘记了意义的乖谬疏漏。
鹤鸣诲宣王取贤毛义允矣。《鹤鸣》教诲宣王取贤，毛亨的意义是正确的。但笺防述之语多冗复。但是郑笺和孔疏阐述的话大多冗长重复。今约举其説曰：现在简要列举他们的说法说：贤者身隠而名著。贤者身隐居而名声显赫。与鹤鸣之逺闻无异也。与鹤鸣声传得远没有不同。可不求而列诸朝乎？可以不寻求而列于朝廷吗？但贤人不贪名利。但是贤人不贪图名利。性好隠居。性好隐居。犹巨鱼之在渊。如同大鱼在深渊。不似小鱼之在渚。不像小鱼在浅滩。【此毛义郑笺异】这是毛义和郑笺的不同之处。故求之甚难也。所以寻求他们很难。诚置之髙位。如果真的把他们放在高位。而不使小人杂处其间。而不让小人混杂其中。如彼园之上檀而下萚。就像那园子上面是檀木下面落叶。则人皆乐立于其朝矣。那么人们都乐于立于他的朝廷。然贤人不择地而产。然而贤人不选择地方而产生。其生长他邦。他们生长在他国。沈滞未举者。沉滞未被举用的人。皆有治国之才。都有治国的才能。犹石之可以为错焉。如同石头可以作为磨刀石。俱当招致之。都应当招致他们。为我用也。为我所用。求贤之道。求贤的方法。不忽于侧微。不忽视地位卑微的人。不间于遐逺。不间隔遥远的人。则无遗贤矣。就没有遗漏的贤才了。
诗以他山喻异国。诗用他山比喻异国。非以玉石相对为一美一恶之喻也。不是用玉和石相对作为一美一恶的比喻。如兴意在玉石。如果兴意在玉和石。则凡石皆可用。那么凡是石头都可以用。他山之文不为虚设乎？“他山”的文字不就成为虚设了吗？又《説文》训错。又《说文》解释“错”。【説文作厝】《说文》作“厝”。为砺石。为磨刀石。则错之为用博矣。那么“错”的用途就广博了。治玉特其一端耳。治玉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罢了。首章〇谓错可琢玉。首章说错可以琢玉。盖因下章独言攻玉。大概因为下章只说攻玉。故不更及他义也。所以不再涉及其他意义。若诗取为错之意。如果诗取“为错”的意义。当不仅在此。应当不仅仅在这里。
草木疏》谓谷皮可为布。《草木疏》说谷皮可以做布。为纸。做纸。叶又堪茹。叶子又可以食用。《本草》亦用以入药。《本草》也用它入药。其益于人多矣。它对人的益处很多了。传以为恶木。传认为它是恶木。殆因上章之萚而连及之。大概因为上章的“萚”而连带涉及它。与要之。总而言之。诗人取兴。诗人取兴。偶因一时寄托。偶然因为一时的寄托。物之美恶。物的
”皆非败后语，此信矣。至谓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卫以从军，作者呼祈父而责之，所以刺宣王也，则误甚。《国语》言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注云：败于姜戎时所作】乃料民于太原，是料民乃在千亩败绩之后，因丧师而料民，非料民以出师也。山甫諌曰：“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若为行军而料民，岂得言无故哉？《祈父》诗“王之爪牙”，凡为王之宿卫者皆可称。吕记引董氏语，取《夏官》属司右、虎贲、旅贲所掌当之，良是。郑笺释“▯牙”，专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説，又见司右勇力之士，《周礼》不言守卫，而守卫者乃是虎贲氏所掌虎士，遂曲为之解，谓司右与虎贲氏连官，俱率属卫王，故司士正朝仪路门之右言“虎士”，不言其官；路门之左言“大右【即司右】不言其属，互文以相明也。以此论《周礼》设官之义，则甚善；以释诗“爪牙”之义，则稍拘矣。疏又谓此勇力之士选右，当于其中，若车右出征，是其常职，今见使从军，则不为车右使之为歩卒，故恨也。此语殆不然，所谓选右者，特选为王戎路及属车之右耳。若六军之车右，则甸赋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岂必取足于卫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备车右之选，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趋走为恨哉？縂之此軰职在卫王，不在从军，卫王则为右与趋走皆其本分；从军则乗车与徒歩俱非所甘心。疏语恐非诗指。又卫士专主卫王，故称“王之爪牙”；集传泛指六军之士，大全録朱善语以申之，皆非是。善谓六军以卫王室，不出征讨，此袭《▯之水》集传之説也，有辨见《王风》。
译这些都不是战败后的言论，这是可信的。至于说周宣王在太原清点民数，因为人力不足，于是命令祈父派出禁卫军去随军出征，作诗的人呼喊祈父来责备他，以此来讽刺周宣王，这就大错特错了。《国语》记载周宣王在丧失南国军队之后（韦昭注说：这是在败于姜戎时所作），于是在太原清点民数，可见清点民数是在千亩战败之后，是因为丧失军队才清点民数，而不是为了出兵才清点民数。山甫劝谏说：“没有缘故而清点民数，是上天所厌恶的。”如果是为了行军而清点民数，怎么能说是没有缘故呢？《祈父》诗中提到的“王之爪牙”，凡是担任王室宿卫的人都可以这样称呼。吕氏《诗记》引用董氏的话，认为应当对应《夏官》中司右、虎贲、旅贲所掌管的人员，这很正确。郑玄笺注解释“爪牙”，专门选取司右所掌管的勇力之士。孔颖达疏附会这种说法，又看到司右掌管的勇力之士，《周礼》中没有说他们负责守卫，而负责守卫的却是虎贲氏所掌管的虎士，于是曲折地加以解释，说司右与虎贲氏官职相连，都率领下属护卫君王，所以在路门右侧的司士正朝仪中称“虎士”，不说其官职；在路门左侧称“大右”（即司右），不说其下属，这是互文见义来互相说明。用这种观点来论述《周礼》设官的意义，是很好的；但用来解释诗中“爪牙”的含义，则稍显拘泥。疏注又说这些勇力之士被选为车右，应当在他们中间选取，如果车右出征，是他的常职，现在被派去从军，就不做车右而让他做步兵，所以怨恨。这话大概不对，所谓选右，只是选为君王戎路及属车的车右罢了。如果六军的战车车右，是由甸赋所出的甲士三人组成，车右已经包含在其中，难道一定要从卫士中补足吗？况且这些勇力之士是作为车右的备选，并非人人都做车右，怎么能因为奔走服役而怨恨呢？总之，这类人的职责在于护卫君王，不在于随军出征，护卫君王则做车右与奔走服役都是他们的本分；随军出征则乘车与步行都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疏注的话恐怕不符合诗的本意。又因为卫士专门负责护卫君王，所以称“王之爪牙”；《诗集传》泛指六军的士兵，朱善在《大全》中引用他的话来申述，都不对。朱善说六军用来护卫王室，不出征讨伐，这是沿袭《〇之水》《诗集传》的说法，辨析见《王风》。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自道其苦。所谓转予于恤也。有母不得奉养，使之自主饔飱，尤是忧恤之甚者。三章末句语意本无异。严缉解“尸饔”句云：“我母在，当为主饔以养之，汝乃不知，是不聪也。”与上句文义未顺。
酒食是议妇人之事，故尸饔不言父而言母也。严缉曰：“言有母则无父矣，不已凿乎？”况诗之作，不专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宣王爪牙之士皆无父也？朱善泥严説，遂谓孤子从征，见祈父之不仁，此尤可笑。防而无父曰孤，谓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见曲礼郑注】诗词中未有以见其防也。且古有亲老无昆弟，不从征役之令，不闻以无父而免之也。
白驹
鹤鸣，诲王求贤；白驹，刺王不留贤。始不能求，继不能畱王德之衰，有渐矣。拒直諌聴谗言，君子见几，当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虢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迹于朝。虽幽王之闇，亦由宣王之弃贤，有以致之。《伊训》曰：“敷求哲人，俾辅于尔嗣。”古圣人树人，岂仅为一世计哉？
白驹诗是贤既去愿望其来之词，非来而欲留之也。絷之维之，以永今朝。设言其来，则当如此也。所谓伊人，于焉逍遥。又言今此贤人，于何游息乎【笺云】杳不知其所适，思之甚也。焉训何，于防反。后儒读为如字，语直而气短矣。释文云：焉，于防反。又如字。笺疏俱不用后说。
第三章四句一韵，天然相协。但「思」字▯见，然诗恒有之，无碍也。朱子隔句协韵，已属多事。又读来为云俱反，与「驹」字协，尤不可解。首句韵自有三五句协之，何必次句先协次句韵？应协四六句，何反舍之而协首句？是隔句协韵之法，先自乱之矣。
贤人君子，人间之景星庆云，身所游厯，自光逺而有耀，如玉之晖，山珠之润，岸矣。白驹贤人，徒为丘园之贲，诗人惜之，故望其来思也。集传载或説音贲为奔，训为来之疾。云本之于王氏，案释文云贲，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毛郑全用易为释，岂欲以徐音破之乎？然曹宪【隋人】注广雅谓贲饰义，亦当音奔，则徐邈此音未必不同毛郑解也。疾来义虽可通，不如贲饰优矣。
尔公尔侯，逸豫无期。传疏谓责其不来，言惟公侯乃得逸豫耳。尔岂公邪？尔岂侯邪？何为逸豫无反期也？此解自平正。诗绢云：「尔若为公侯，则将勤劳国事，无有逸豫之期。」盖羡其退居之乐也，亦得之。杨用修言：宋人经义好辟古人旧说，盖有所本矣。集传曰：「若肯来，则以尔为公，以尔为侯，而逸豫无期。」恐碍于义，作诗者何人，乃能以公侯爵人乎？果能之，何不留贤者使勿去也？诗记以此二句为责在位之人，则一章四「尔」字不能画一，亦未当。末章言白驹一入空谷，不复返矣。然我犹设生刍以待之，诚爱其人之德美如玉也。今其人固不可见，寜独无音问之可传乎？万勿吝惜于此，而有逺我之心也，望之至也。笺疏解「生刍」二语颇迂拙，集传近之矣，但语焉而未详，故更为述之。
黄鸟
黄鸟，我行其野，皆弃妇之词也。室家相弃，由上失教而然，所以为刺也。朱传祖、范氏【黄鸟】王氏【我行其野】之説，俱以民适异国释之。因篇中“此邦之人复我邦家”，是身在他邦语耳。然古者士庶人得越国而娶，此二诗之妇人，当是自异邦来嫁者，古注自通，不必易也。宣王季年虽多秕政，决不至如幽厉之甚。鸿雁矜人，甫有安宅，何不旋踵而流离失所乃尔？魏之民犹有乐郊可适，西京之世反不若乎？
孙炎示儿编以此诗，黄鸟为今之黄雀，此妄説也。彼谓七八月间不应有仓庚耳，不知此鸟至冬始蛰，秋日莺声，山中尝闻之，何得云无？况季夏初秋，梁桼自可成熟，今北土皆然。月令尝黍在仲夏，尝谷在孟秋矣【谷，郑氏以为黍稷其仲夏所尝；蔡氏以为燀鸣黍以仲夏熟】黄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晋语》雀入于海为蛤，月令爵入大水为蛤，指斯禽也，并无以黄鸟名之者。孙又以《秦风》黄鸟亦是黄雀，尤误。《左传》言三良殉葬
译无处安居，无处停息，都在诉说自己的苦楚。这就是所谓辗转于忧患之中。有母亲却不能奉养，让她自己做饭吃饭，这更是忧患中特别严重的情况。第三章末句的意思本来没有不同。严缉解释“尸饔”一句说：“我的母亲在，应当由我来做饭供养她，你却不明白，这是不聪慧。”这与上句的文义并不顺畅。
酒食之事是妇人的职责，所以“尸饔”不提父亲而提母亲。严缉说：“说‘有母’就意味着‘无父’，这不是太牵强附会了吗？”况且《诗经》的创作，并非专为某一个人而言，怎么能说宣王的得力干将都没有父亲呢？朱善拘泥于严缉的说法，于是说孤儿从军出征，看到祈父的不仁，这尤其可笑。未成年而无父称为孤，指的是三十岁以下的人，三十岁成家就不称孤了【见《曲礼》郑玄注】，诗词中并没有见到这样的用法。况且古代有父母年老而无兄弟的人，不征发服役的命令，没听说过因为无父而免除役事的。
白驹
《鹤鸣》是劝谏君王求取贤才；《白驹》是讽刺君王不能留住贤才。起初不能求取，接着不能留住，君王的德行衰退，是有逐渐的过程的。拒绝直谏，听信谗言，君子见微知著，应当有拂袖而去的人。周幽王时期，尹氏、虢石父以及皇父等七个小人，接连在朝廷任职。虽然幽王昏庸，也是由于宣王抛弃贤才，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伊训》说：“广泛寻求贤哲之人，让他们辅佐你的继承人。”古代圣人培养人才，难道仅仅为一代人的打算吗？
《白驹》这首诗是贤人已经离去，希望他再来的言辞，不是贤人来了想要留住他。拴住它，系住它，以度过今天。假设贤人来了，就应当这样对待他。所谓的那个人，在哪里逍遥自在呢。又说如今这位贤人，在哪里游息呢【郑玄笺注说】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思念之深切啊。“焉”解释为“何”，读音为“于防反”。后来的儒者读作本字，语意直白而气势短促。《经典释文》说：焉，读作“于防反”。又如本字。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都没有采用后一种说法。
第三章四句一个韵脚，天然协调。只是“思”字出现，但诗中常有这种情况，没有妨碍。朱子隔句押韵，已经多事。又将“来”读作“云俱反”，与“驹”字押韵，尤其不可理解。首句的韵自有第三、五句与之协调，何必第二句先与第二句的韵协调？应该协调第四、六句，为何反而舍弃它们而去协调首句？这是隔句押韵的方法，先把自己搞乱了。
贤人君子，是人间的景星庆云，所到之处，自然光辉远播而有照耀，如玉的光辉，山珠的润泽，高尚啊。白驹般的贤人，只是成为丘园的美饰，诗人惋惜他，所以希望他再来。《诗集传》记载有人说“贲”音“奔”，解释为来的迅速。说本于王氏，查《经典释文》说“贲”，徐邈音“奔”，这又是王氏所本。元朗说毛亨、郑玄全用《易经》来解释，难道想用徐邈的读音来驳斥他们吗？然而曹宪【隋代人】注《广雅》说“贲”是装饰的意思，也应当音“奔”，那么徐邈的这个读音未必不同于毛亨、郑玄的解释。迅速来的意思虽然讲得通，不如装饰的意思更好。
你是公，你是侯，安逸享乐没有期限。《毛传》和《郑笺》说这是责备他不来，说只有公侯才能安逸享乐罢了。你是公吗？你是侯吗？为什么安逸享乐没有回来的期限呢？这种解释自然平正。《诗绢》说：“你如果是公侯，就将勤劳国事，没有安逸享乐的期限。”大概是羡慕他退居的安乐，也说得通。杨慎说：宋人的经义喜欢驳斥古人的旧说，大概有所本。《诗集传》说：“如果肯来，就让你做公，让你做侯，而安逸享乐没有期限。”恐怕违背了义理，作诗的人是谁，竟然能封人为公侯呢？果真能这样，为何不留住贤人使他不要离去呢？《诗记》将这两句解释为责备在位的人，那么一章中四个“尔”字就不能统一，也不恰当。末章说白驹一旦进入空谷，就不再返回了。然而我仍然准备生刍来等待他，确实是爱慕他的品德美如玉。如今那个人固然不可见，难道连音信都不能传递吗？千万不要吝惜于此，而有疏远我的心意，希望之至啊。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释“生刍”两句颇为迂腐笨拙，《诗集传》接近正确，但说得不够详细，所以再加以阐述。
黄鸟
《黄鸟》、《我行其野》，都是被抛弃的妇女的言辞。夫妻相弃，是由于上面失于教化而造成的，所以这是讽刺。朱熹传、范氏【《黄鸟》】、王氏【《我行其野》】的说法，都以百姓嫁到异国来解释。因为篇中有“此邦之人复我邦家”，这是身在他邦的话语。然而古代士庶人可以跨国娶妻，这两首诗中的妇女，应当是从异国来嫁的，古注自然通顺，不必更改。宣王晚年虽然多有弊政，决不至于像幽王、厉王那样严重。《鸿雁》怜悯人，刚刚有了安定的住所，为何转眼就流离失所到这种地步？魏国的百姓还有乐郊可以前往，西京的时代反而不如吗？
孙炎《示儿编》认为这首诗中的黄鸟是现在的黄雀，这是妄说。他认为七八月间不应该有仓庚，不知道这种鸟到冬天才开始蛰伏，秋日莺声，山中曾经听到过，怎么能说没有呢？况且季夏初秋，梁桼自然可以成熟，现在北方都是这样。《月令》尝黍在仲夏，尝谷在孟秋【谷，郑氏认为是黍稷在仲夏所尝；蔡氏认为是燀鸣黍在仲夏熟】黄雀古通名，雀字也作爵。《晋语》雀入于海为蛤，《月令》爵入大水为蛤，指的就是这种禽鸟，并没有用黄鸟来命名它的。孙炎又认为《秦风》中的黄鸟也是黄雀，尤其错误。《左传》说三良殉葬
黄鸟无集于谷，谷字从木，木名也。莫我肯谷，谷字从禾，百谷之种也。又善也，皆以谷得声。谷，若角切。然则善之谷，本借百谷之谷，不借谷木之谷也。谷谷，各一字。《埤雅》乃谓恶木名谷，犹甘草名大苦，误矣。
我行其野
樗蓫葍▯以为托兴，笺以为记时，传义是也。集传指为贱体，而衍其义也。我行其野，中依恶木以自蔽，于是思昏姻之故而就尔居。夫野中岂无嘉树？何为必依恶木？本为昏姻而徃托，何云依恶木而始思之？文义如此，诚令人难晓。吕记云：「恶木尚可庇，而尔不我畜，则樗之不如何等眀顺。」严缉亦同此意。
言采其蓫。笺云：蓫，牛蘈【释文：徒雷反】疏云：释草无文。案《尔雅》有蓫薚【音汤】马尾；又有藬【吐回反】牛蘈【即益母草之紫华者，详见《王风】一同经字，一合笺文。然两处郭注所説至茎叶名，俱与陆防之牛蘈不符。则《诗》《雅》所言，定各一草。宜孔氏以为释草无文也。邢昺引此诗及笺语，证《尔雅》之牛蘈，谬甚矣。又《诗》释文：蓫，敕六反；《尔雅》释文：蓫，他六反。字音亦不同。蓫释文云：本又作蓄。陆疏云：今人谓之羊蹄。案羊蹄，《本草》入本经下品，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洪迈《续笔》以为即《尔雅》之符鬼目，然郭注所言茎叶及子与《本草》羊蹄异，非一草】一名蓄，一名秃菜。子名金乔麦，独无牛蘈之称。惟郑笺及陆疏谓之牛蘈。陶隠居云：今人呼秃菜即蓄，音之譌，理或然与。又李氏《纲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菜形名，秃菜以治秃疮名也。郑樵指为《尔雅》之菲及藬者，误矣。李又説其名状云：近水湿地极多，叶长尺余，似牛舌之形。入夏起台，开花结子，华叶一色。夏至即枯，秋深复生。茎叶陵冬不死，根长近尺，赤黄色。
蓫虽恶菜，然陆元恪言其可为茹，滑而美。曹子建着之于《七启》，亦以为佳味。《七启》云：“芳菰精稗，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诗》“采蓫”，而云蓫与蓄同。张铣注云：“蓄菜与葵宜于霜露之时。”意蓄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与《本草》言其“陵冬不死”，正霜蓄之义矣。又案：蓄当作荲，荲蓫字异而音义同，见《尔雅》，亦见《唐韵》。
尔雅》有二：葍，叶细而茎赤者，葍藑【渠营切】茅也；叶大而华白复香者，葍防【音富】也。此《诗》采葍笺以为防，陆疏亦同。然陆又云：其草有两种，叶细而茎赤，有臭气，是蓄葍之叶，复有细大之分矣。传以葍为恶菜，殆指细叶者。
成不以富，亦只以异。《论语》引此，朱子用毛、郑义解之。及释《诗》，则更立新説，言实不以彼之富而厌己之贫，亦只以新之异于故耳，责人而不失忠厚之意也。意虽美，然太巧矣。又《诗》本作“成”，《论语》引之作“诚”耳。集传释《诗》“成”字，仍用《论语》“诚”义，亦属踈忽。
斯干
斯干之为宣王诗，见刘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说也。而朱子终以为疑。新宫之名，见《仪礼【燕礼】左传【昭二十五年】郑、杜两注及《诗》之笺疏【见《由仪》序下】皆以为逸篇。而朱子引李氏説，以为即《斯干》诗，于先儒所信则疑之，于先儒所阙则实之，意在立异而已。
斯干考室，孙王述毛止。言宫室，郑氏兼寝庙。言后儒执杂记之文，谓庙成则衅，寝成则考，专言考室，不得兼庙，皆以郑为非。然孔疏已有辨矣。言考之取义甚广，国富民安，居室安乐，皆是考义。犹无羊云考牧，非独据一燕食而已。故无羊疏云：「牛羊复先王之数，牧事有成，是谓考牧。」然则考室、考牧与杂记考义自别，并非燕饮落成之说也。经典考字多训成，宫庙既成谓之考室，牧事有成谓之考牧云尔。曲礼曰：「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诗人美宣王，岂反略其重者？后儒执杂记之义，却违曲礼之文矣。又刘向昌陵疏，亦寝庙并言，与郑説相符也。严缉泥考义为落成，因谓无羊考牧是作牧养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
译黄鸟不栖息在谷树上，这里的“谷”字从木，是树木的名称。没有人愿意善待我，这里的“谷”字从禾，指百谷的种子。又通“善”，都凭借“谷”字得声。“谷”音若角切。那么，“善”义的“谷”，原本借用的是百谷的“谷”，而不是谷木的“谷”。这两个“谷”，各是一个字。《埤雅》说恶木名叫谷，就像甘草名叫大苦一样，这是错误的。
我走在野外，
以樗、蓫、葍等植物作为寄托兴味，郑玄的笺注认为是记录时令，毛传的义理是正确的。朱熹的《集传》将其指为卑贱之物，并引申其义。我走在野外，中间依靠恶木来遮蔽自己，于是思念婚姻的缘故而来到你的居所。野外难道没有嘉美的树木吗？为什么一定要依靠恶木？本来是为了婚姻而去依托，怎么能说是依靠了恶木才开始思念呢？文义如此，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吕祖谦的《吕记》说：“恶木尚且可以遮蔽，而你却不收留我，那么樗树之无用就何等明显了。”严缉也是同样的意思。
采摘那蓫菜。郑笺说：蓫，就是牛蘈。【释文：徒雷反】孔疏说：《释草》中没有记载。查《尔雅》有蓫薚，音汤，即马尾；又有藬，音吐回，即牛蘈（也就是益母草中开紫花的，详见《王风》篇）。一个与经文用字相同，一个与郑笺文字相合。然而这两处郭璞的注解说到的茎叶名称，都与陆德明的牛蘈不符。那么《诗经》和《尔雅》所说的，必定是两种不同的草。所以孔氏认为《释草》中没有记载是正确的。邢昺引用这首诗及郑笺的话，来证明《尔雅》中的牛蘈，错误得很厉害。又《诗经》释文：蓫，音敕六；《尔雅》释文：蓫，音他六。字音也不同。蓫的释文说：原本又写作蓄。陆德明的疏说：现在的人叫它羊蹄。查羊蹄，《本草》列入本经下品，一名东方宿，一名连虫陆（洪迈《续笔》认为就是《尔雅》的符鬼目，然而郭注所说的茎叶及种子与《本草》羊蹄不同，不是同一种草），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一名蓄，一名秃菜。种子名叫金乔麦，唯独没有牛蘈这个称呼。只有郑笺和陆疏称之为牛蘈。陶隐居说：现在的人叫秃菜就是蓄，是音的讹误，道理或许如此。又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羊蹄以根命名，牛舌以菜的形状命名，秃菜以治疗秃疮命名。郑樵将其指为《尔雅》中的菲及藬，是错误的。李时珍又说它的名称和形态：近水湿地极多，叶子长尺余，像牛舌的形状。入夏长出花台，开花结子，花叶同色。夏至就枯萎，秋深又生长。茎叶经冬不死，根长近尺，赤黄色。
蓫虽然是恶菜，然而陆元恪说它可以作为蔬菜食用，滑嫩而美味。曹子建在《七启》中写到它，也认为是佳味。《七启》说：“芳菰精稗，霜蓄露葵。”李白注引《诗经》“采蓫”，而说蓫与蓄相同。张铣注说：“蓄菜与葵菜适宜在霜露之时食用。”意思是蓄菜味道本不佳，得了霜气才开始变美。与《本草》说它“经冬不死”，正是“霜蓄”的含义了。又查：蓄应当写作荲，荲与蓫字不同而音义相同，见于《尔雅》，也见于《唐韵》。
《尔雅》中有两种：叶子细而茎红的，是葍藑，音渠营，即茅；叶子大而花白又香的，是葍防，音富。这首诗中的采葍，郑笺认为是防，陆疏也相同。然而陆又说：这种草有两种，叶子细而茎红，有臭气，是蓄葍的叶子，又有细大之分了。毛传以葍为恶菜，大概是指细叶的那种。
成功不在于富有，也只是因为新旧不同罢了。《论语》引用这句话，朱子用毛亨、郑玄的义理解释它。等到解释《诗经》时，却另立新说，说实在不是因为对方富有而厌弃自己的贫穷，也只是因为新异于旧罢了，责备人而不失忠厚之意。意思虽然美好，然而太巧饰了。又《诗经》本作“成”，《论语》引用时作“诚”罢了。朱熹《集传》解释《诗经》的“成”字，仍然使用《论语》“诚”字的义理，也属于疏忽。
《斯干》
《斯干》是宣王的诗，见于刘向的《昌陵疏》，不是小序一家的说法。然而朱子终究认为可疑。新宫的名称，见于《仪礼·燕礼》、《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郑玄、杜预两注以及《诗经》的笺疏（见《由仪》序下），都认为这是逸篇。而朱子引用李氏的说法，认为就是《斯干》诗，对先儒所信的表示怀疑，对先儒所缺的却予以证实，意在标新立异罢了。
《斯干》考室，孙王述毛亨止。说宫室，郑氏兼说寝庙。说后儒执着于《杂记》的文字，认为庙建成则衅祭，寝建成则考室，专说考室，不能兼说庙，都认为郑氏是错误的。然而孔疏已经有辨析了。说“考”字的取义很广，国富民安，居室安乐，都是“考”的义理。就像《无羊》篇说考牧，不仅仅依据一次燕食而已。所以《无羊》疏说：“牛羊恢复到先王的数目，牧事有成，这就叫做考牧。”那么考室、考牧与《杂记》的考义自然不同，都不是燕饮落成的说法。经典中“考”字多训为成，宫庙建成叫做考室，牧事有成叫做考牧罢了。《曲礼》说：“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为先。”诗人赞美宣王，难道反而忽略重要的吗？后儒执着于《杂记》的义理，却违背了《曲礼》的文字。又刘向《昌陵疏》，也是寝庙并说，与郑氏的说法相符。严缉拘泥于“考”义为落成，因此说《无羊》考牧是制作牧养的牢笼而落成。夫落成者
，成室而饮酒于其中也。严将谓宣王君臣羣聚圈牢中而饮酒邪？又引陈氏语，训考牧牧字为牧养之牢，谬妄尤甚。牧字从攴【普牧切，小击也】从牛，防意养牛人也，通用为守养义。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名牢，则经传无其文也。又解首章「尔羊来思，尔牛来思」为来归于牢，谓「尔」言来，所以见牢之成，是以于经外彊生枝节矣。作诗之意，在牧人称职，牛羊蕃息，以归美于宣王耳，岂区区颂一牢乎？况「来思」果为归牢，则下章两言「尔牧来思」矣，牧人亦牢居邪？下文即继以「何蓑何笠，以薪以蒸」矣，亦牢中事邪？
译建成房屋，在其中饮酒作乐。严氏难道认为宣王君臣聚集在圈牢之中饮酒吗？他又引用陈氏的话，将《考牧》篇中的“牧”字解释为牧养的圈牢，这种谬误尤其严重。“牧”字从攴（普牧切，意为轻微击打），从牛，本义是防止牛走失、饲养牛的人，通用义为守护饲养。而放牧的地方也可以称为“牧”，如果借用来指代圈牢，那么经传中并没有这样的用法。他又将首章“尔羊来思，尔牛来思”解释为牛羊回到圈牢，认为“尔”字表示“来”，以此显示圈牢的建成，这是在经文之外强行生造枝节了。这首诗的本意，在于赞美牧人称职，牛羊繁衍兴旺，从而归美于宣王，哪里仅仅是歌颂一个圈牢呢？况且如果“来思”真的是指回到圈牢，那么下一章两次提到“尔牧来思”，难道牧人也住在圈牢里吗？下文紧接着说“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带着干柴和湿柴”，这难道是圈牢中的事情吗？
斯干首章，传笺言以为兴体。涧水【毛云：干涧也】喻王德流行；南山，喻国用富足；竹苞松茂，喻人民众多而佼好。兄弟相好，亦指民间骨肉相亲爱言，如此故能立宗庙、修宫寝也。今则释为赋体，径指宫室言，源谓以词则今説为是，以义则古注为优。宣王承乱，何得遽兴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国富民安，然后及营缮之事。故诗人发此兴为全篇引端耳。况栋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极言之，首即以竹苞松茂为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苐。
无相犹矣。郑改犹为瘉，义胜于毛。毛训犹为道，言无相责以道也。瘉乃诟病，义与好反，一规一戒，相对取义较明，划矣。犹瘉古音本同，观《正月》诗，瘉与后口字协，可见。又瘉与鍮、愉、防、偷皆以俞得声，而诸字则皆托矦切。渝、羭、揄、榆亦以俞得声，而皆夷由反，益信瘉犹同音。郑改字非无因也。《集传》训犹为谋，谓相图谋，义稍迂。与毛等或説改作尤，亦取义与好反，音与犹同耳。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犹。《载驰》诗“无我有尤”，尤与思之协；《四月》诗“莫知其尤”，尤与梅协，梅音迷也。《易·贲》《剥》《大畜》《蹇》《鼎》《旅》六小象皆有尤字，与疑、喜之载等字协，载音菑也。犹尤并不同音，破字均而郑为当矣。《斯干》寝庙并营，康成之説长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经文分配两意，恐非诗指。笺谓“似续妣祖”是立庙筑室，百堵以下，是成寝。攸芋章则总言之，而攸跻复言庙，攸寜复言寝也。然细玩诗语，何尝有此乎？营建宫室乃继述之事，则似续亦可指寝也。《鳬鹥》诗云“来燕来处”，《楚茨》诗云“笑语卒获”，则居处笑语亦可指庙也。拾级登阶讵非跻乎？不必为祭祀也。荐馨受福独非寜乎？不定是燕息也。安得一一分配哉？至破似为巳、午之已，释“西南其户”为天子燕寝之户，比于大夫一房之室户，则较偏于西；比于宗庙路寝之四户，则独有其南，尤为穿凿之见，不如传义之平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两臂也。毛云：“如人之跂竦翼耳。”孔疏云：“如人企足竦臂翼然。”严缉云：“翼如《论语》‘翼如’之翼，取喻本极明径。”欧阳训“翼”为敬礼，有以企足为敬者乎？迂矣。
如矢斯棘，如鸟斯革。毛、韩两家字异而义同。毛云棘棱亷也，韩诗棘作朸，旅即切，云隅也【是释文】韩之隅即毛之棱亷。孔申毛意云，指矢镞之角为棘，盖古有此名，是已。毛又云革翼也，韩诗革作勒【説文云古翮切】云翅也【见释文説文注同】韩之翅即毛之翼，两家之训相同，可见其义有本也。郑训棘为防，谓人之挟弓矢防其肘；训革为毛，当夏暑希革时，必张其羽翼，固已迂矣。欧阳又以臆为觧曰：棘，急也；革，变也。夫以急为如矢行急而直，犹可通也；以变为鸟惊变而竦顾，其迂不更甚乎？
翚雉五色成章，飞则尤为绚烂。斯干以比宫室，固象其势，亦取其文也。笺云：此章四句，皆谓亷隅之正，形貌之显。又云：翚鸟之竒异者，显与竒异，定指翚之五色而言。疏申之云：翼言其体，飞象其势。恐郑意不尽于此。集传以为华美而轩翔，庶得之。
哙哙其正，哕哕其防。毛以正为长，冥为防。郑以正为昼，冥为夜。《诗》备述室之寛明，无暇及人之长幼。疏申《郑易传》之意，允矣。传语简质，而王、崔二家述毛各异，正当择善而从，不必弃毛取郑。释之云：长，王、丁文反；崔，直良反。防，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按：正长本《释诂》文，冥防本《释言》文。《释言》“冥防”或作“冥窈”。孙炎“冥窈”皆训为深闇之义。孔疏与深闇之义虽安，而与“正长”不协，故据王述毛源，谓“正长”“冥防”俱用崔音为正，毛义亦可通也。孔必欲读“长”为上声者，特泥于《尔雅》之文耳。《尔雅》“正长”与“孟伯”“耆父”并列，断不得读为平声。然毛传字训自有师传，不皆本《尔雅》。《雅》自为“长防”之长，《传》自为“长短”之长，字形偶同，不
译《斯干》首章，毛传和郑笺认为这是兴体。涧水【毛传说：干涧也】比喻王德流行；南山，比喻国用富足；竹苞松茂，比喻人民众多而美好。兄弟相好，也是指民间骨肉相亲爱而言，因此能够建立宗庙、修缮宫寝。现在却解释为赋体，直接指宫室而言，我认为从文辞角度看现在的说法是对的，从义理角度看古代的注解更优。宣王承继乱世，怎么能够立刻大兴土木？必须先布施德行、修明政治，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定，然后才涉及营建修缮之事。所以诗人以此起兴作为全篇的引端。况且栋梁屋宇堂室的盛大，到第四、五章才开始极力描述，开头就用竹苞松茂来形容其美，不符合立言的次序。
无相犹矣。郑玄将“犹”改为“瘉”，意义胜过毛亨。毛亨训“犹”为道，说不要互相以道责难。瘉是诟病，意义与“好”相反，一规劝一警戒，相对取义比较明确，界限清晰。犹、瘉古音本来相同，看《正月》诗，瘉与后面的字协韵，可见。又瘉与鍮、愉、偷都以“俞”得声，而这些字都读托矦切。渝、羭、揄、也以“俞”得声，都读夷由反，更加证明瘉、犹同音。郑玄改字并非没有原因。《集传》训“犹”为谋，说互相图谋，意义稍显迂曲。与毛亨等人或说改作“尤”，也是取义与“好”相反，音与“犹”相同罢了。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犹。《载驰》诗中“无我有尤”，尤与“思”协韵；《四月》诗中“莫知其尤”，尤与“梅”协韵，梅音迷。《易·贲》《剥》《大蓄》《蹇》《鼎》《旅》六个小象都有尤字，与疑、喜之载等字协韵，载音菑。犹、尤并不同音，破字均而郑玄的说法恰当。《斯干》寝庙并营，郑玄的说法高明。但将第二、三、四、五章经文分配给两种意思，恐怕不符合诗旨。郑笺说“似续妣祖”是立庙筑室，“百堵”以下是成寝。攸芋章则总说，而攸跻又说庙，攸寜又说寝。然而仔细玩味诗句，何曾有此分别呢？营建宫室是继述之事，那么似续也可以指寝。《鳬鹥》诗说“来燕来处”，《楚茨》诗说“笑语卒获”，那么居处笑语也可以指庙。拾级登阶难道不是跻吗？不必是祭祀。荐馨受福难道不是寜吗？不一定是燕息。怎么能一一分配呢？至于将“似”破为巳、午之已，解释“西南其户”为天子燕寝的户，比大夫一房的室户，则偏于西；比宗庙路寝的四户，则独有其南，尤为穿凿之见，不及传义平正。
如跂斯翼，翼，指人的两臂。毛传说：“如人跂竦翼耳。”孔颖达疏说：“如人企足竦臂翼然。”严辑说：“翼如《论语》‘翼如’的翼，取喻本来极明白直接。”欧阳修训“翼”为敬礼，有以企足表示恭敬的吗？迂曲了。
如矢斯棘，如鸟斯革。毛亨、韩婴两家字异而义同。毛亨说棘是棱亷，韩诗棘作朸，旅即切，说隅也【这是释文】韩的隅就是毛的棱亷。孔颖达申述毛意说，指矢镞之角为棘，古代有此名称，是对的。毛亨又说革是翼，韩诗革作勒【说文云古翮切】说翅也【见释文说文注同】韩的翅就是毛的翼，两家的训释相同，可见其义有本源。郑玄训棘为防，说人挟弓矢防其肘；训革为毛，说当夏暑稀革时，必张其羽翼，已经迂曲了。欧阳修又以臆为解曰：棘，急也；革，变也。以急为如矢行急而直，尚且可通；以变为鸟惊变而竦顾，其迂曲不是更严重吗？
翚雉五色成章，飞时尤为绚烂。《斯干》以此比喻宫室，固然象其势，也取其文。郑笺说：此章四句，都说棱隅之正，形貌之显。又说：翚鸟之奇异者，显与奇异，定指翚之五色而言。孔疏申述说：翼言其体，飞象其势。恐怕郑玄的意思不在此。《集传》认为华美而轩翔，大致得其意。
哙哙其正，哕哕其冥。毛亨以正为长，冥为冥。郑玄以正为昼，冥为夜。《诗经》备述室之宽明，无暇顾及人之长幼。孔疏申述《郑易传》之意，恰当。传语简质，而王肃、崔灵恩二家述毛各异，正当择善而从，不必舍毛取郑。释之云：长，王肃、丁文反；崔灵恩，直良反。冥，王肃如字，本或作窈；崔灵恩音杳。按：正长本《释诰》文，冥冥本《释言》文。《释言》“冥冥”或作“冥窈”。孙炎“冥窅”皆训为深闇之义。孔疏与深黯之义虽安，而与“正长”不协调，故据王肃述毛源，谓“正长”“冥冥”俱用崔音为正，毛义也可通。孔必欲读“长”为上声者，只是拘泥于《尔雅》之文罢了。《尔雅》“正长”与“孟伯 ”“耆父”并列，断不得读为平声然毛传字训自有师传，不都本于《尔雅》。《雅》自为“长冥”之长，《传》自为“长短”之长，
尔雅》有二莞一▯【方寐切】防莞。郭汪云：“亦莞属，纎细似龙湏，可以为席。”一莞，苻离。其上蒚【音翮】某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离，楚谓之莞蒲。”郭氏曰：“西方人呼蒲为莞蒲，今江东谓之苻蓠，西方亦名蒲。中茎为蒚，用之为席。”是二莞别草矣。《斯干》上莞，郑云：“小蒲之席。”孔引《尔雅》“苻蓠”及郭注“莞蒲”语证之，言莞与蒲一草而有大小。释文谓莞草丛生水中，茎圆，江南以为席，形似小蒲而实非，意与郑异。据笺疏，此莞乃苻离；据释文，此莞乃防莞。笺疏之説长矣。防莞乃莞类，不得专名。莞苻离有莞蒲、白蒲之名，元与蒲一草，故郑以为小蒲，而集传亦训莞为蒲席，善防郑意。或云“莞蒲谓之苻蓠”，即灯心草，谬甚。彼特见释文“丛生形圆”语耳，不知释文所言乃防莞，非苻离也。灯心草，宋开寳始载入《本草》，亦言其可织席及蓑，然非防莞也。郑樵谓防莞是龙刍，但龙刍《神农经》本名龙须，郭注不应言似龙须矣。李时珍《纲目》以为别録有龙常草，似龙须，即防莞。又《山海中“经贾超之山多龙修”，注云“龙湏也，似莞而细”，皆与《尔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反字，亦作□。《广韵》曰：“似蔺而圜。”
载衣之裳，毛以为下之饰，取习为卑下之义。郑以为昼日衣，取当主外事。王肃申毛云：天下无生而贵者，欲为君父，当先知为臣子，斯义胜矣。集传曰：裳，服之盛也。以裳为盛，岂目絺绣言与？然古人衣必与裳俱，虽燕私亦然，不独冕服也。之子无裳，则以为忧矣。惟童子不裳，以便趋事耳。有裳，何遽为服之盛乎？
裼传云褓也，韩诗作▯，见释文。説文亦作▯，裼皆他计反。音替，古音考以为音啻误也。説文从衣，啻声，谐声取其韵同，非读若啻也。啻，施智切，与翅同音。又案褅，《广雅》作防，注：天帝切。
无羊
无羊》传云：「蓑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盖蓑专为雨设，笠主于御暑，而遇雨亦用之。故《良耜》传云：「笠所以御雨暑」，则兼言之矣。又《都人士》传云：「台所以御雨，笠所以御暑。」是「台」指蓑言，与笠二物也。康成谓以台皮为笠，陆疏谓台皮坚细精致，可为簦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台笠是一物，皆与毛异，恐不然。罗愿《尔雅翼》辨之当矣。其略云：「台但可为衣，不可为笠，不应合台笠为一物也。」《齐语》：「首戴茅蒲，身衣袯襫。」韦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竹萌之皮所以为笠，则笠不用台可知。」又云：「袯襫，蓑薜【音避】衣也。」则袯襫以莎草为之，今人作笠亦多编笋皮及箬叶。其「台」为衣，编之若甲毶毶下垂，则莎但为衣不为笠。案罗説良是，「台」是草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草，则古人为笠用竹萌不用台明矣。自郑氏合台笠为一物，后人因别作「台」字而训为笠，误以生误也。惟传义精确不可易。又案「蓑」，《説文》作「衰」，从衣，象形，又作「□」，古文也。后借为等衰字用，而「衰笠」复加草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玉篇》有「素和」「素回」二切，《广韵》云：「蓑，草名，可为雨衣。」素回切，音与「衰」近。草可为衣，则莎也。岂「蓑」字元读如「衰」，因以莎草为之，故转读如「莎」乎？「蓑」从草，俗有从竹者，误。
三十维物，传云异毛色者三十也。疏申之云：谓青、赤、黄、白、黒毛色别异者，各三十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则百五十物矣。上文黄牛黒唇之犉，特黄色三十中之一物耳，而其数已及九十，牧事之盛可知矣。
众维鱼矣，众谓众多，言鱼之多也。郑觧：“众为人众，云人众相与捕鱼，迂矣。”传曰：“隂阳和则鱼众多，并不以为人众也。”疏：“由鱼多故捕者众，彊通两家之説耳。”《鱼丽》诗美万物盛多，独举鱼为言，此亦言多鱼为丰年之梦，义正相符。集传曰：“众谓人也，人不如鱼之多。梦人乃是鱼，则为丰年。”此尤不
译《尔雅》中有两种莞：一是防莞。郭璞说：“也是莞类，纤细像龙须，可以编席。”二是苻离。其茎上部叫蒚。某氏说：“《本草》说：白蒲，一名苻离，楚地叫它莞蒲。”郭璞说：“西方人叫蒲为莞蒲，现在江东叫它苻蓠，西方也叫蒲。中间的茎叫蒚，用来编席。”这是两种不同的草。《斯干》中的“上莞”，郑玄说：“是小蒲编的席。”孔颖达引用《尔雅》“苻蓠”和郭注“莞蒲”的话来证明，说莞和蒲是同一种草，只是有大小之分。《释文》说莞草在水中丛生，茎是圆的，江南用它编席，形状像小蒲但实际不是，意思与郑玄不同。根据《笺》和《疏》，这里的莞是苻离；根据《释文》，这里的莞是防莞。《笺》《疏》的说法更合理。防莞属于莞类，不能单独命名。莞苻离有莞蒲、白蒲的名称，原本与蒲是同一种草，所以郑玄认为是小蒲，而《集传》也将莞解释为蒲席，很好地阐发了郑玄的意思。有人说“莞蒲叫苻蓠”，就是灯心草，大错特错。他们只是看到《释文》中“丛生形圆”的话罢了，不知道《释文》所说的是防莞，不是苻离。灯心草，宋代《开宝本草》才开始收录，也说它可以织席和蓑衣，但它不是防莞。郑樵说防莞是龙刍，但龙刍在《神农经》中本名龙须，郭注就不应该说像龙须了。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别录》中有龙常草，像龙须，就是防莞。又《山海经》中“贾超之山多龙修”，注解说“龙须，像莞但更细”，都与《尔雅》注相合。又查考，莞有胡官、古完两个反切字，也写作□。《广韵》说：“像蔺但茎是圆的。”
“载衣之裳”，毛亨认为是下身的装饰，取习惯于卑下的意思。郑玄认为是白天穿的衣服，取应当主持外事的意思。王肃申述毛亨说：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想做君父，就应当先懂得做臣子，这个意思更好。《集传》说：裳，是服饰中最盛大的。把裳当作盛大，难道是指细葛布和刺绣吗？然而古人穿衣必定和裳一起穿，即使是闲居私处也是这样，不只是礼服才这样。这个人没有裳，就令人担忧了。只有童子不穿裳，以便做事方便。有了裳，怎么就说是服饰中最盛大的呢？
“裼”，《传》说是褓，韩诗作〇，见《释文》。《说文》也作〇，裼都读他计反。音替，《古音考》认为读啻是错的。《说文》从衣，啻声，谐声取韵母相同，不是读若啻。啻，施智切，与翅同音。又如褅，《广雅》作防，注音：天帝切。
《无羊》
《无羊》《传》说：“蓑衣用来挡雨，斗笠用来挡暑。”大概蓑衣专门为了挡雨，斗笠主要用来挡暑，但遇到雨也用它。所以《良耜》《传》说：“斗笠用来挡雨和暑”，这是兼而言之。又《都人士》《传》说：“台用来挡雨，斗笠用来挡暑。”这是“台”指蓑衣，与斗笠是两样东西。郑玄说用台皮做斗笠，陆德明《疏》说台皮坚硬细致精致，可以做簦笠。南山多有孔颖达《疏》，也说台笠是一样东西，都与毛亨不同，恐怕不对。罗愿《尔雅翼》辨析得当。他大略说：“台只能做衣服，不能做斗笠，不应该把台笠合为一物。”《齐语》：“头上戴茅蒲，身上穿袯襫。”韦昭注说：“茅蒲，是簦笠。茅或作萌，竹萌的皮用来做斗笠，那么斗笠不用台就可知了。”又说：“袯襫，是蓑薜衣。”那么袯襫是用莎草做的，现在人做斗笠也多编笋皮和箬叶。那“台”做衣服，编得像铠甲一样毶毶下垂，那么莎草只做衣服不做斗笠。查考罗愿的说法很对，“台”是草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草，那么古人做斗笠用竹萌不用台就很明白了。自从郑玄把台笠合为一物，后人就另外造了“台”字并解释为斗笠，因错误而产生错误。只有《传》的意思精确不可改变。又查考“蓑”，《说文》作“衰”，从衣，象形，又作“□”，是古文。后来借用作等衰的字，而“衰笠”又加草字头作“蓑”，不是古法。又查考“蓑”字，《玉篇》有“素和”“素回”两个反切，《广韵》说：“蓑，草名，可做雨衣。”素回切，音与“衰”近。草可做衣服，就是莎草。难道“蓑”字原本读如“衰”，因为用莎草做，所以转读如“莎”吗？“蓑”从草，俗体有从竹的，是错的。
“三十维物”，《传》说毛色不同的有三十种。《疏》申述说：指青、赤、黄、白、黑毛色不同的，各三十种。五色各三十，加起来就是一百五十种了。上文黄牛黑唇的犉，只是黄色三十种中的一种，而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九十，牧养事业的兴盛可以知道了。
“众维鱼矣”，众指众多，说鱼很多。郑玄解释：“众指人众，说人众一起捕鱼，太迂腐了。”《传》说：“阴阳和顺则鱼众多，并不认为是人众。”《疏》说：“因为鱼多所以捕鱼的人多，勉强调和两家的说法罢了。”《鱼丽》诗赞美万物丰盛，只举鱼来说，这里也说多鱼是丰年的梦兆，意思正好相符。《集传》说：“众指人，人不如鱼多。梦见人却是鱼，就是丰年。”这尤其不
可觧。人如鱼，特人满耳，于年何与乎？又“人乃是鱼”一语，犹《刘子》言：“防禹，吾其鱼乎。”云尔【刘子语见《左传·昭元年】此当为洪水之祥，何反为丰年之兆？
译可以解释。人就像鱼，只是人充满了耳朵（意指人声嘈杂或人多），这与年成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人乃是鱼”这句话，如同《刘子》中所说：“防备大禹那样的洪水，我们恐怕要变成鱼了吧。”这样的话【《刘子》中的话见于《左传·昭公元年》】，这应当是洪水的征兆，为什么反而成了丰收之年的吉兆呢？
旐旟各是一物。笺云：梦旐与旟。传云：旐旟所以聚众，是也。上专言鱼，下并言旐旟，语意异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祷一事也，而两言既无羊之旐旟二物也，而止壹言。维各从文便耳。众维鱼，犹云众哉鱼。旐维旟，犹云旐与旟。两维字不必过泥也。朱子必欲齐以一律，故人少鱼多，旐少旟多之説出焉。
无羊朱传云：「旐，郊野所建；旟，州里所建。」此错举《周官司常》、《大司马》二职之文，而各取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礼》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马所颁旗物各异，盖司常所颁仲冬大阅之礼，大司马所颁仲秋治兵之礼。彼注云：「秋辨旗物，冬简军实，以出军之旗，则如秋以尊卑之常，则如冬大阅备军礼而旌旗不如出军之时空辟实也。」贾疏申其义，以为大阅是教战，非实出军之法，故谓之空治兵；是出军法，故寄出军之旗于彼。是冬之空，当避秋寔出军之法也。二职旗物之互异，其故如此。今以旐、旟二者言之，司常云：「州里建旟，县鄙建旐。」注：「州里、县鄙，乡遂之官，互约言之。」疏谓乡之下次州，又次防，又次族，皆建旟；又次闾，又次比，皆建旐。遂之下次县，又次鄙，又次酂，皆建旐；又次里，又次邻，皆建旟也【此贾公彦《周礼注》之説也。《诗·干旄》孔疏则云：「族建旐，酂建旗为异，余同。」贾、孔皆申互约之説】大司马云：「郊野载旐，百官载旟。」注：「郊，谓乡遂之州长、县正以下也；野，谓公邑大夫载旐者，以其将羡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载旟者，以其属衞主也。」疏谓乡遂之正卒属军吏，其羡卒使州长以下不为军吏者将之，公邑亦然。其天地四时之卿大夫属各六十有选，当行者合此观之，是司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县鄙，而野与百官又在其外。二职文义不甚相伦，岂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朱子之引《周礼》误矣。集传又谓：「旐统人少，旟统人多。」其説本于张子厚，然统人多少之故，非源所知也。以司常所颁而言，则五职建旐，五职建旟，所统乡遂之民数略相等也。以大司马所颁而言，则六官之属，岂能多于六乡、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羡卒乎？若就朱子所错举之文而较论之，则建旟之州里正当建旐之郊之半，而野犹未与焉，是旐统人甚多而旟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于典！乎？
毛诗稽古编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三
吴江陈启源撰
节南山之什【变小雅】
节南山
求车之家父，非作诵之家父，正义辨之，明且核矣。朱子犹疑其人之同异，只欲证此诗之作非幽王时，意主于驳小序耳。独不思东迁后，雅已降为风哉。刘瑾附和其説，谓隠三年尹氏卒，即此诗之师尹，求车之家父与之同时，此尤可笑。隠三年，左传本作君氏卒，君氏，隠公母声子也。其言尹氏者，公谷二传之文耳。左氏亲见国史所书，又鲁事必无误。二传之言，得于传闻，舛谬最多。其释春秋此文，谓平王崩，隠公奔丧，尹氏为主，故书其卒。夫隠公如周，不见春秋经，经但书武氏子来求赙耳。赙礼尚缺，致其来求焉，肯奔丧？二传之不足信，明矣。岂可执以为据哉？况如瑾意，必谓西周时不得有尹氏，而凡言尹氏必是一人，然后可也。则常武诗云「王谓尹氏」，常武亦东迁后作邪？春秋昭二十三年书尹氏立王子朝，距隠三年二百二载矣，亦可合为一人邪？何弗之思也？瑾又谓「丧乱卒斩鞠凶大戾」等语，皆乱亡以后之词。殊不知古注本以「丧乱」为疾疫，「卒斩」为诸侯自相残灭，讻讼乖戾，为民俗之未善，未尝谓王室乱亡也。后儒自误觧耳，反执此以疑经乎？况古人稍见亡徴，即极口言之，徃徃如此。祖伊曰「天既讫我殷命」，微子云「殷遂丧」，箕子曰「天毒降灾荒殷邦」，此时尚未亡也。又况幽王时，不仅政乱而已，饥馑寇盗，疠疫流亡，戎狄侵陵，诸侯背叛，盖亦多有。观周语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骚，与大雅瞻卬、召旻二诗所云，及小雅渐渐之石以下
译旐和旟是两种不同的器物。《笺》说：梦见旐与旟。《传》说：旐和旟是用来聚集民众的，这是对的。上文专门讲鱼，下文同时讲旐和旟，语意不同而句法相同，古人不妨有这样的写法。《吉日》中的“伯”和“祷”是一件事，却说了两次；“无羊”中的旐和旟是两样东西，却只说了一次。这都是为了行文方便罢了。“众维鱼”，相当于说“众哉鱼”；“旐维旟”，相当于说“旐与旟”。两个“维”字不必过分拘泥。朱子一定要用统一的规律来解释，所以提出了“旐少人少，旟多人多”的说法。
《无羊》的朱传说：“旐，是郊野所建的；旟，是州里所建的。”这是错引《周礼》中司常、大司马两个职官的文字，各取其一，不知是何用意。查《周礼》中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马所颁布的旗帜器物各不相同，大概司常所颁布的是仲冬大阅之礼，大司马所颁布的是仲秋治兵之礼。那里的注解说：“秋天辨别旗帜器物，冬天简阅军事实备，以出军时的旗帜为例，则像秋天那样按尊卑常制；以冬天大阅备军礼为例，则旗帜不像出军时那样空泛不实。”贾公彦的疏阐发其义，认为大阅是教战，并非真正出军的方法，所以称为空治兵；治兵是出军的方法，所以把出军的旗帜寄放在那里。因此，冬天的“空”，应当避讳秋天真正出军的方法。两个职官旗帜器物相互不同，原因就是这样。现在以旐、旟两者来说，司常说：“州里建旟，县鄙建旐。”注解说：“州里、县鄙，是乡遂的官员，互相约略而言。”疏说乡的下级是州，再下级是党，再下级是族，都建旟；再下级是闾，再下级是比，都建旐。遂的下级是县，再下级是鄙，再下级是酂，都建旐；再下级是里，再下级是邻，都建旟【这是贾公彦《周礼注》的说法。《诗·干旄》孔颖达疏则说：“族建旐，酂建旗有所不同，其余相同。”贾、孔都阐发了互相约略的说法】。大司马说：“郊野载旐，百官载旟。”注解说：“郊，指乡遂的州长、县正以下；野，指公邑大夫载旐的，因为他们率领羡卒；百官，指卿大夫，载旟的，因为他们属于卫主。”疏说乡遂的正卒属于军吏，他们的羡卒让州长以下不作为军吏的人率领，公邑也是这样。天地四时的卿大夫各自有六十选，应当出行的，综合来看，是大司马的郊已经兼有司常的州里、县鄙，而野与百官又在它们之外。两个职官的文义不太相称，怎么能各取其一来互相配合呢？朱子引用《周礼》是错误的。《集传》又说：“旐统领的人少，旟统领的人多。”这种说法本于张子厚，然而统领人数多少的缘故，不是郑玄所能知道的。以司常所颁布的来说，五个职官建旐，五个职官建旟，所统领的乡遂民数大致相等。以大司马所颁布的来说，六官的属员，难道能多于六乡、六遂及四等公邑的羡卒吗？如果就朱子错引的文字来比较讨论，那么建旟的州里正当建旐的郊的一半，而野还没有算在内，这样旐统领的人很多而旟很少。现在却反过来说，怎么不符合典籍呢？
毛诗稽古编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十三
吴江陈启源撰
节南山之什【变小雅】
节南山
《求车》中的家父，不是《作诵》中的家父，《正义》已经辨析清楚，明白且确凿了。朱子还怀疑他们是同一个人还是不同的人，只想证明这首诗不是幽王时所作，意在驳斥小序。难道不想想东迁之后，雅已经降为风了吗。刘瑾附和他的说法，说隐公三年尹氏去世，就是这首诗中的师尹，求车的家父与他同时代，这尤其可笑。隐公三年，《左传》原文是君氏去世，君氏是隐公的母亲声子。说尹氏的，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文字罢了。《左传》亲眼见到国史所记载的，又是鲁国的事，必定没有错误。两传的话，得自传闻，错谬最多。它们解释《春秋》这段文字，说平王去世，隐公奔丧，尹氏为主持者，所以记载其去世。隐公去周，不见于《春秋》经文，经文只记载武氏子来求赙礼罢了。赙礼尚且缺失，致使他来请求，肯去奔丧吗？两传不可信，很明显了。怎么能执此作为依据呢？况且按刘瑾的意思，必定认为西周时不能有尹氏，而凡是说尹氏的必定是一个人，然后才行。那么《常武》诗说“王谓尹氏”，《常武》也是东迁后作的吗？《春秋》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尹氏立王子朝，距离隐公三年二百二十年了，也可以合为一个人吗？为什么不想想呢？刘瑾又说“丧乱卒斩鞠凶大戾”等语，都是乱亡以后的词句。殊不知古注本来以“丧乱”为疾疫，“卒斩”为诸侯自相残灭，讻讼乖戾为民俗之未善，从未说过是王室乱亡。后儒自己误解，反而执此来怀疑经文吗？况且古人稍见灭亡的征兆，就极力直言，往往如此。祖伊说“天既讫我殷命”，微子说“殷遂丧”，箕子说“天毒降灾荒殷邦”，此时尚未灭亡。又何况幽王时，不仅政治混乱而已，饥荒寇盗，瘟疫流亡，戎狄侵陵，诸侯背叛，大概也有很多。看《周语》说，幽王九年王室才开始骚动，与大雅《瞻卬》、《召旻》二诗所说，以及小雅《渐渐之石》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