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四
》明星晣晣，毛云犹煌煌庭燎晣晣，毛云明也。《易》明辨晢，孔疏释为智。《书》明作哲，孔传训照了是也，俱取明智之义。故《书》明作哲，史记作明作智，汉书作明作惁，云惁知也。近世陈第《古音略》因《鄘风》晳字与揥帝字协，遂音晳为制，又引《易》明辨晢为旁证，误矣。此《诗》称宣姜美色，故言其眉上▯广面色白晳，与明智义何渉哉？《鄘风》之晳，大有之晢，截然两字焉可同也？然其误实始于集传。集传叶韵，率祖吴棫《韵补》，吴音晢为征例，反而引《易》明辨晢证之，并不引此诗也。朱子不辨晳晢是两字，而溷用征例，反为晢音陈，遂袭其误耳。吾友杨子令孜知此失，直欲改晳为晢以就韵，此亦不然。明智之称可施于性行，不可施于顔面也。源谓古无入声【今北土犹如此】未有四声之别，若转晳作去声，则当谓息例反，与揥帝自协，何必改字乎？
译明星明亮，毛亨说“煌煌”是明亮的意思。《周易》中的“明辨晢”，孔颖达疏解释为智慧。《尚书》中的“明作哲”，孔安国传训释为照察明了，都是取明智的含义。所以《尚书》作“明作哲”，《史记》作“明作智”，《汉书》作“明作惁”，并注解说“惁”就是知。近代陈第在《古音略》中，因为《鄘风》中的“晳”字与“揥”、“帝”字押韵，就将“晳”读作“制”音，又引用《周易》中的“明辨晢”作为旁证，这是错误的。这首诗是称赞宣姜的美貌，所以说她的眉上宽广、面色白皙，这与明智的含义有什么关系呢？《鄘风》中的“晳”和《大有》卦中的“晢”，明明是两个字，怎么可以混同呢？然而这种错误实际上始于《诗集传》。《诗集传》为了叶韵，大多沿袭吴棫《韵补》的说法，吴棫将“晢”读作“征例”反切，反而引用《周易》中的“明辨晢”来证明，并没有引用这首诗。朱熹不分辨“晳”和“晢”是两个字，而混用“征例”反切，反而将“晢”读作“陈”音，于是沿袭了这个错误。我的朋友杨令孜知道这个失误，直接想把“晳”改为“晢”以符合韵脚，这也不对。明智的称呼可以施加于品性德行，不能施加于容颜面色。我认为古时无入声【现在北方地区还这样】，没有四声的区别，如果把“晳”转为去声，就应当读作“息例”反切，与“揥”、“帝”自然押韵，何必改字呢？
是绁袢也。毛云：“当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为展衣而以絺为里者，所以绁去袢延暑热之气也。绁袢音薛烦。然则二字皆借用，以意推之，绁当是渫【除去也，私列切】之借，袢当是烦之借耳。王安石见《説文》“袢”字博慢反，与绊同音，遂妄为之説曰：“暑服而加绁袢，所以敛饬也。”彼以绁乃羁绁，袢乃绊系，必是纒络于暑服之外者。不知《説文》“袢”训无色，并不与绊同义。绁又作防，亦非羁绁义，安得彊为傅防乎？又案“袢”字，叔重读若普。《诗》释文附袁反，其博慢反乃徐▯音，非古也。朱子过信安石，故音半而叶烦。夫烦是本音，何叶哉？
桑中
朱子以《桑中》诗为淫者自作，与东莱争论不啻千余言，识者多是吕通义，已载其説矣。至小序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语偶与《乐记》同，非谓《桑中》即桑间也。朱子因此语，遂全引《乐记》文以证此诗之即桑间，殊不知《乐记》既言郑卫，又言桑间濮上，明属两事。若桑濮即桑中，则桑中乃衞诗之一篇，言郑卫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烦并言之耶？《乐记》又言“乱世之音怨以怒，而系之郑衞；言亡国之音哀以思，而系之桑间濮上”，是此二音之伦节与作此二音之世时逈不相同也。朱子引《乐记》以为证，而全不辨其文义，岂后儒耳目竟可涂哉？案《乐记》注谓桑间即濮上地名，其音乃纣所作，《周礼·大司乐》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漫声，注云：“淫声若郑衞，凶声亡国之声若桑间濮上。”疏亦解桑濮为纣乐，则桑濮之非衞诗，歴有明证矣。
通典》谓鄘国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国，即孟庸之所自出。以鄘国姓庸，不知何所据。古未有以姓名其国者，恐非也。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时荀、曹、滕国则皆姬姓，未尝以姓为国名也。当时必自有庸姓，偶与鄘国同名耳。若孟庸果鄘国女，不应见《鄘风》、《衞风》言庶姜，《郑风》言孟姜，不及姬姓女；《陈风》言淑姬、言齐姜、宋子，不及妫姓女。古人男女辨姓，虽托之诗歌，亦不苟也。《通典》又云：衞州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国。斯言或然。衞州今卫辉府，县在府西南五十里。
鹑之奔奔
埤雅》释“鹑之奔奔”诗云：“我以为兄，兄女兄也。曰兄者，娣刺宣姜之词。我以为君，君女君也。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词。”此解最优。序云“刺宣姜”，不云“刺顽”。毛以“兄”为“君”之兄，不如陆之合序矣。
尔雅》鹌鹑，郭璞以为防属。案防亦名鷃，亦名鹌，即鴽也。《尔雅》云：“鴽，牟母者。”是此二鸟虽相似，而非一类。鴽是田防所化，春化鴽，秋复化为田鼠【见《夏小正》及《月令】故夏有，冬无。鹑自卵生，或从蛙化生【见《列子》及《本草】或从海鱼化生【见《本草》引《交州説】故四时尝有之。郭以鹑为防属，非即防也。又晋童謡“鹑之贲贲”，与《诗》语虽同，然彼鹑乃南方七宿合成朱鸟之形，与《鄘》诗之鹑异。
定之方中
椅、梓、楸、榎【亦作槚】説文解为一木，盖大类而小别也。今案《尔雅》：楸小叶曰榎，大而皵【音鹊】楸【老而皮粗皵者为楸】小而皵榎【小而皮粗皵者为榎】此楸榎之别也。陆玑疏：楸之防理白色而生子者为梓，梓实桐皮曰椅。此椅梓之别也。故毛传以椅为梓，属实二木矣。然《尔雅》椅、梓，郭璞以为即楸合之。陆语则椅、梓其又楸属乎？《齐民要术【贾思勰着】以白色有角者为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黄色无子者为栁楸，又名荆黄楸。是又以子之有无为楸梓之别。
梓似桐而叶小，华紫，百木之王也。陶隠居言梓有三种，盖指椅及楸并梓而三焉。理赤者为楸，文羙者为椅，而槚即楸之小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草木疏》名为苦楸，枝叶木理皆如楸。《小雅·北山》有楰，毛云防梓是也。郭璞《尔雅》注云：楰，楸属。《玉篇》云：楰，防梓，似山楸而黒，与毛同。
漆，元作桼，象形，如水滴而下。其从水者，乃漆沮之水
译这是绁袢。毛亨说：“这是当暑天用来舒缓延解暑热的衣服。”孔颖达进一步申述，认为这是展衣而以细葛布做里子的，目的是用来绁去（排除）袢延（舒缓）暑热之气。绁袢读音为薛烦。然而这两个字都是假借字，根据文意推测，“绁”应当是“渫”（除去的意思，音私列）的假借，“袢”应当是“烦”的假借罢了。王安石看到《说文解字》中“袢”字读博慢反，与“绊”同音，于是胡乱解释说：“暑服而加绁袢，是为了收敛整饬。”他把“绁”理解为羁绁（拴系），把“袢”理解为绊系，认为一定是缠绕在暑服外面的东西。他不知道《说文解字》中“袢”解释为无色，并不与“绊”同义。“绁”又写作“防”，也不是羁绁的意思，怎么能强行附会呢？又查考“袢”字，许慎读若普。《诗经》释文附袁反，那博慢反是徐邈的读音，并非古音。朱熹过于相信王安石，所以读半音而叶韵于烦。既然烦是本音，哪里还需要叶韵呢？
《桑中》
朱熹认为《桑中》这首诗是淫者自己作的，与吕祖谦争论不下千余言，有见识的人大多赞同吕祖谦的观点，已经记载了他的说法了。至于小序所说的“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话语偶然与《乐记》相同，并不是说《桑中》就是桑间。朱熹因为这句话，就全文引用《乐记》来证明这首诗就是桑间，殊不知《乐记》既说了郑卫，又说了桑间濮上，明显是两件事。如果桑濮就是桑中，那么桑中只是卫国诗中的一篇，说郑卫而桑濮就在其中了，何必并列说呢？《乐记》又说“乱世之音怨以怒，而系之郑卫；言亡国之音哀以思，而系之桑間濮上”，这说明这两种音乐的格调与产生这两种音乐的时代截然不同。朱熹引用《乐记》作为证据，却完全不加辨析其文义，难道后儒的耳目竟然可以被蒙蔽吗？查考《乐记》注说桑间就是濮上的地名，其音乐是纣王所作的，《周礼·大司乐》禁止淫声、过声、凶声、漫声，注释说：“淫声如郑卫，凶声亡国之声如桑间濮上。”疏也解释桑濮为纣乐，那么桑濮不是卫国诗，历来有明确的证据。
《通典》说鄘国古时或者写作庸，本是庸姓的国家，就是孟庸所出自的地方。因为鄘国姓庸，不知依据什么。古代没有用姓氏来命名国家的，恐怕不对。荀、曹、滕都是古姓，而《春秋》时的荀、曹、滕国却都是姬姓，未曾以姓为国名。当时必定自有庸姓，偶然与鄘国同名罢了。如果孟庸果真是鄘国女子，不应在《鄘风》、《卫风》中说庶姜，《郑风》中说孟姜，而不提及姬姓女子；《陈风》中说淑姬、齐姜、宋子，而不提及妫姓女子。古人男女辨别姓氏，即使寄托在诗歌中，也不苟且。《通典》又说：卫州新乡县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就是鄘国。这话或许可信。卫州即今卫辉府，县在府西南五十里。
《鹑之奔奔》
《埤雅》解释“鹑之奔奔”这首诗说：“我以为兄，兄不是你的兄。称兄，是娣妹讽刺宣姜的话。我以为君，君不是你的君。称君，是妾侍讽刺宣姜的话。”这个解释最好。序说“刺宣姜”，没说“刺顽”。毛亨把“兄”解释为“君”的兄，不如陆德明符合序意。
《尔雅》说鹌鹑，郭璞认为是防属。查考防也叫鷃，也叫鹌，就是鴽。《尔雅》说：“鴽，牟母者。”这说明这两种鸟虽然相似，但不是同一类。鴽是田鼠所化，春天化为鴽，秋天又化为田鼠（见《夏小正》及《月令》），所以夏天有，冬天没有。鹑自卵生，或者从蛙化生（见《列子》及《本草》），或者从海鱼化生（见《本草》引《交州说》），所以四季常有。郭璞把鹑当作防属，不对，防就是鹑。又晋童谣“鹑之贲贲”，与《诗经》语言虽然相同，但那里的鹑是南方七宿合成朱鸟的形状，与《鄘风》中的鹑不同。
《定之方中》
椅、梓、楸、榎（也作槚）《说文解字》解释为一种树木，大概是大类相同而小类有别。现在查考《尔雅》：楸小叶的叫榎，大而皮粗糙的叫楸（老而皮粗皵者为楸），小而皮粗糙的叫榎（小而皮粗皵者为榎），这是楸和榎的区别。陆玑疏说：楸的纹理白色而生子的是梓，梓实桐皮的是椅。这是椅和梓的区别。所以毛传把椅当作梓，实际上这是两种树木。然而《尔雅》中的椅、梓，郭璞认为就是楸合在一起。陆玑的话则椅、梓又是楸属吗？《齐民要术》（贾思勰著）以白色有角的是梓，名叫角楸，又名子楸；黄色无子的是柳楸，又名荆黄楸。这是又以有无子实来区别楸和梓。
梓像桐而叶小，花紫色，是百木之王。陶隐居说梓有三种，大概是指椅及楸并梓共三种。纹理赤色的是楸，纹理美丽的是椅，而槚就是楸的小者。另外还有鼠梓，也叫虎梓，《草木疏》名叫苦楸，枝叶木理都像楸。《小雅·北山》中有楰，毛亨说防梓是也。郭璞《尔雅》注说：楰，楸属。《玉篇》说：楰，防梓，似山楸而黑，与毛亨相同。
漆，原本写作桼，象形，像水滴而下。其从水者，乃是漆沮之水
名也。今通作漆。
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云：景山大山，郑云：望楚丘而观其旁邑，及其丘山，皆以景为大义。朱传训景为测景，与望字相对，恐未然。上章作宫室，故测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迁之初，升髙望逺，观其形势，未及作宫室也。测景何为？况此句言山与京，是测之于山乎？抑测之于京乎？下句降字正与上升字应，则此两句皆升虚事也。八尺之臬，须即其地而树之，不应身在漕虚之上，而遥测楚丘之山与京也，文义尤难通矣。匪直也，人言文公爱民务农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美其徳而因及马耳。朱传曰：匪独人之操心诚实如渊深也，其畜马已至三千之众，则是君徳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带言之，而专侈言马，恐失轻重之权。
译名也。现在通用作“漆”。
望楚与堂，景山与京，毛亨说：“景山是大山”，郑玄说：“望楚丘而观其旁邑，以及其丘山，都是以‘景’为大义”。朱熹《诗集传》将“景”解释为测日影，与“望”字相对，恐怕未必正确。上一章讲建造宫室，所以测日影以校正方位，用日影来度量，这是对的。这一章追溯当初想要迁都时，登高望远，观察地势形势，还没有到建造宫室的时候。测日影做什么呢？况且这句说的是山与京，是在山上测日影呢？还是在京地测日影呢？下句的“降”字正与上句的“升”字呼应，那么这两句都是指登高的事。八尺的测影表，必须就地树立，不应该身在漕地高处，而遥测楚丘的山与京，文义尤其难以讲通。
“匪直也”，人们说文公爱民务农如此，不只是平庸之人。所以下文赞美他的德行，因而及于马匹。朱熹《诗集传》说：“不只是人心诚实如渊深，其畜马已达到三千之多”，这样就把君德之美，仅用“匪直”二字带过，而专门夸大说马，恐怕失去了轻重的权衡。
古者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见楚语】国马，君之家马牧之闲厩；公马，田赋所出，散在民间。国马，邦国六闲为马一千二百九十六；公马，大国千乗为马四千。衞诗「騋牝三千」，此国马也。左传【闵二年】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乗，季年乃三百乗」，此公马也。国马三千，已逾六闲之数，故毛传释诗，分騋与牝为二，明牡马亦在其中。若专指牝马，则牡马又在三千之外。比于天子之十有二闲【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或反过之。笺防申传意，信而有徴矣。焦▯曰：「马七尺而牝者已有三千之众」，岂误以騋牝为公马乎？然三百乗仅得马千二百，仍不合三千之数，胡弗之思也？又案文公国马已过侯国之常，而公马尚未半大国之赋，多寡之相悬若此之甚者，则有故矣。左传言「革车三百乗」，非为马言也，特借以识田畴之垦辟与户口之殷蕃耳。古者兵车出于田赋，司马法「百井为成，每成出车一乗」，三百乗则三万井，当得民二十四万户，田二千七百万亩【包氏之説异此，辨之鲁颂】衞之殷富可知。文公元年止三十乗，在位二十五年，遂十倍于其初，足徴其贤矣。况畜牧之事，责在校人耳。游牧腾驹有法，可以速致蕃庶，至于招流散，辟草莱，行之当有次第，非人君宵旰忧勤，躬亲劳来，且积有嵗年，岂易奏绩乎？宜乎难易之不同也。严缉谓三百乗计马一千二百，正合六闲之数，是合国马公马为一也，谬甚矣。严又谓革车不用牝马，今并牝马数之故为三千，亦不然。书「费誓」云：「马牛其风」。左传云：「城濮之役，晋中军风于泽【僖二十八年】风谓牝牡相诱也。鲁晋故当战时而言风，是军中有牝马也，不以驾革车，将焉用之？若辎车则驾牛矣。又列女传「赵津女」言：「汤伐夏，左骖牝骊，右骖牝龙，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骖牝骐，右骖牝黄，遂克商」，此又革车。驾牝之明证。
蝃蝀
蝃蝀在东，莫虹也。朝隮于西，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雨，屡验皆然。虽儿童妇女皆知之也。郑笺云：朝有升气于西方，终其朝则雨气应自然。盖汉世晴雨之候与今无异矣。朱传独曰：方雨虹见，则终朝而止。张敬夫亦曰：蝃蝀见则雨止，无东西之分。验之乆矣。夫自汉至今，防二千年，天气如故也。宋之末造，于今未五百年，乃独相反，诚为难信。
相防
防乃贪恶之物，故诗以喻无礼仪之人。言防，则仅有皮人而无仪；则亦如防，非以皮喻仪也。笺疏甚明，后儒多误解，惟严缉得之。
今人多以仪为仪容，不知古之言仪，其义广矣。观《左传》卫北宫文子语可见。《诗》亦屡言仪：“云人而无仪”，又云“其仪一兮”，“乐且有仪”，“抑抑威仪”，“敬慎威仪”，皆非仅指仪容也。毛传云：“无礼仪者，谓为闇昧之行。”反而观之，则所谓仪可知矣。
人而无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郑云止，容止也。毛训优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则，无之则淫僻之行无所不为，故可刺也。岂仅在容止间哉？
干旄
凡旗干首皆注旌建旄而鄘之干旄序言臣子好善则卿大夫所建也故毛以为旃郑以为旃与物皆目卿大夫言【周礼司常孤卿建旃大夫建物】毛谓平居则建旃出军则建旄【大司马百官载旟注百官卿大夫也此言出军所建司常州里建旟则平居所建】次章干旟与首章干旄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言在浚是专论一人事盖衞臣食邑于浚当国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异其文耳郑谓干旄兼指旃物旃则卿物则大夫也又以干旟为州里所建而云州长之属侯国之州长士也其属则兼乎士以下所指非一人岂以叙言臣子多好善故广言之与然于在浚之文则有碍矣夫专美一人亦可概其余毛説为允惟素丝良马则郑义长
总批于此，成文于彼，以况御马治民，此善喻也。但《简兮》篇以美硕人之徳，其説尤长；《干旄》篇以当贤者善道之言，则迂矣。郑指《干旄》言，较平正。
素丝祝之。郑云：「祝当作属。」此改「祝」为「属」，非以「属」训「祝」也。然刘熈
译古代国马足以供军队使用，公马足以承担赋税【见《国语·楚语》】。国马，是君主家养的、牧养在闲厩中的马；公马，是田赋所出的，散在民间。国马，邦国六闲共有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公马，大国千乘共有马四千匹。《诗经·卫风》中“騋牝三千”，这是国马。《左传》【闵公二年】记载“文公元年革车三十乘，末年才三百乘”，这是公马。国马三千，已经超过了六闲的数量，所以毛传解释《诗经》，将“騋”与“牝”分为两类，明确牡马也在其中。如果专指牝马，那么牡马又在三千之外。比起天子十二闲【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或许反而超过了。郑笺申述毛传的意思，确实有证据。焦竑说：“马七尺且为牝者已有三千之多”，难道误将“騋牝”当作公马了吗？然而三百乘仅得马一千二百匹，仍然不符合三千的数量，为什么不思考呢？又查考文公的国马已超过侯国的常规，而公马尚未达到大国赋税的一半，多寡相差如此悬殊，是有原因的。《左传》说“革车三百乘”，不是为马而言，只是借此来识别田畴的开垦与户口的繁盛罢了。古代兵车出自田赋，《司马法》说“百井为成，每成出车一乘”，三百乘则三万井，应当有民二十四万户，田二千七百万亩【包氏的说法与此不同，在《鲁颂》中辨析】，卫国的殷实富庶可知。文公元年只有三十乘，在位二十五年，于是十倍于起初，足以证明他的贤能了。况且畜牧之事，责任在校人。游牧腾驹有法，可以快速达到繁衍众多，至于招徕流散人口，开辟荒地，实行时应当有次第，如果不是君主日夜忧虑勤劳，亲身劳苦慰勉，并且积累多年，哪里容易取得成效呢？适宜难易不同。严缉说三百乘计马一千二百匹，正合六闲的数量，是将国马公马合为一了，错误得很。严缉又说革车不用牝马，现在连同牝马计算所以为三千，也不对。《尚书·费誓》说：“马牛其风”。《左传》说：“城濮之战，晋中军风于泽【僖公二十八年】”，风谓牝牡相诱。鲁晋当时在战时而言风，是军中有牝马，如果不用于驾革车，将用来做什么？如果是辎车则驾牛了。又《列女传·赵津女》说：“汤伐夏，左骖牝骊，右�牝龙，遂放桀；武王伐�，左骖牝骐，右�牝黄，遂克商”，这又是革车。这是驾牝马的明证。
蝃蝀
蝃蝀在东，是傍晚的虹。朝隮于西，是早晨的虹。傍晚的虹截断雨，早晨的虹伴随雨，屡次验证都是如此。即使是儿童妇女都知道。郑笺说：早晨有升气于西方，终其早晨则雨气应自然。大概汉代晴雨的征兆与现在无异。朱熹独说：方雨虹见，则终朝而止。张�夫也说：蝃蝀见则雨止，无东西之分，验证很久了。从汉至今，近二千年，天气如故。宋之末造，到现在不到五百年，却独相反，实在难以相信。
相鼠
鼠是贪恶之物，所以《诗经》用它来比喻无礼仪之人。说鼠，则仅有皮囊而无仪；则亦如鼠，不是以皮喻仪。笺疏很明白，后儒多误解，只有严缉懂得。
今人多以仪为仪容，不知道古之言仪，其义广矣。看《左传》卫北宫文子的话可见。《诗经》也屡言仪：“云人而无仪”，又说“其仪一兮”，“乐且有仪”，“�抑威仪”，“敬慎威仪”，都不是仅指仪容。毛传说：“无礼仪者，谓为�昧之行。”反过来看，则所谓仪可知了。
人而无止，毛说止，所止息也。郑说止，容止也。毛训优了，人所止息，自有定则，无之则�僻之行无所不为，故可刺也。岂仅在�止间哉？
干旄
凡旗干首皆注旌建�而�之干�序言臣子好善则卿大夫所建也所以�以为�郑以为�与物皆目卿大夫言【周礼司�孤卿建�大夫建物】毛谓平居则建�出军则建�【大司马百官载�注百官卿大夫也此言出军所建�州里建�则平居所建】次章干�与首章干�末章干�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言在�是专论一人事盖�臣食邑于�当国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其文耳郑谓干�兼指�物�则卿物则大夫也又以干�为州里所建而云州长之�侯国之州长士也其�则兼乎士以下所指非一人岂以�言臣子多好善故广言之与然于在�之文则有碍矣夫专美一人亦可�其余毛説为允惟素丝良�则郑义长
总批于此，成文于彼，以况�马治民，此善喻也。但《简�》篇以美硕人之徳，其説尤长；�旄》篇以当贤者善道之言，�迂矣。郑指《干�》言，较平正。
素丝祝之。郑云：“祝当作属。”此改“祝”为“属”，非以“属”训“祝”也。然刘�
载驰
衞诗三十九篇，惟许夫人之《载驰》乃其自作。今讽其词清婉而深至，诚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专责许人不能救衞，无以慰己之心。首尾则及归唁之意，立言可谓有体矣。盖父兄殁，不得妇，寜妇人之礼也。救患恤灾，亦邻国之谊也。宋与许皆卫昬姻之国，戴公之庐漕，宋公与有力焉。许曽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责夫人以妇道。虽知其力不及，然能无怆于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难，见欲归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视尔不臧”，正责其不救卫也。四章以采蝱疗疾为喻，言当救之义也。许不能救，则衞必求救于他国，故欲归唁而问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苦语真情，出之禁禁，千载下犹若亲见之。
载驰归唁夫人意中事也。义不得归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驰驱，曰驱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许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实夫人未尝出，大夫未尝追。如《泉水》诗之「饮饯出宿」，皆想当然耳，非真有是事也。序云：「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欲归唁其兄，又义不得。」诗意则如此。朱传取诗中所言，皆指为实事，谓归唁是已行而未至，而「陟丘」「行野」则归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将出时告之于许君乎？抑不告乎？许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之，则应阻之于未出之先，不应追之于既出之后。如不知，则小君之尊，适千里之逺，焉有仓皇就道，举朝莫觉之理？且此时许君安在？乃坐视夫人之出，黙无一言，直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踉跄往追之乎？孟子曰：「说诗者不可以词害意。」观此诗而益信。
蝱》尔雅、説文皆作莔。今药草贝母也。陆氏诗疏、郭氏尔雅注言其物色各不同。陆云：叶如栝楼而细。郭云：白华，叶似韮。苏颂图经论之，以为此有数种。今贝母叶随苗出，似荞麦。七月间华，碧緑色，与陆疏相类。郭注云云。今罕见之。案：唐本注言叶似大蒜，正与郭注似韮同，则此种唐世犹有之矣。
卫【变风】
淇奥
瞻彼淇奥。释文引《草木疏》云：奥，水名。孔疏亦谓陆玑云：淇、澳二水名，而以毛云隈隩为误。今陆疏并无此文意，今本脱落乎？案《博物志》以为澳水流入于淇，而《水经注》疑之。且辨此水即诗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即泉水，诗所谓亦流于淇者也。两水相入，必有隈曲之处。奥乃隈曲之称，诗人指泉水入淇之处为淇澳，后人因诗之言，遂名泉水为澳水。张【博物志】陆【草木疏】二家之说，殆有因也。但陆据此而反以毛传奥隈为误，则孔氏非之，允当。緑竹猗猗。緑为王刍，竹为萹【匹善切】竹【尔雅作萹蓄，韩诗及説文皆作篇竹】诗、雅注防皆同，乃二草也。惟陆疏以为一草，言其茎叶似竹，青緑色，髙数尺。孔疏駮其非，引《小雅》采緑证之，谓緑与竹定是别草，得之矣。自集传改为緑色之竹，后儒不敢有异义，而前説俱废。夫武帝斩淇园之竹，寇恂伐竹淇川，汉史诚有之。然唐以前诸儒，岂皆未见汉书者哉？又《水经注》亦引汉武、宼恂故事而辨之。目今通望淇川，并无此物，惟王刍、萹竹【注作编竹】不异毛于此，盖尝得于目验，当不误矣。
案萹蓄，呉普《本草》名萹辨，又名萹曼，节间有粉，多生道旁，方士呼为粉节草，道旁草，入《本经》下品。李氏《纲目》云：叶似落帚，而不纤弱，茎引蔓，促节，三月开细红花，结细子。
緑即本草之荩草，入本经下品。说文谓之防草，可以染黄。汉书诸侯盭绶，晋灼云：盭草似艾，可染黄，因以名绶，皆谓此。盭本作綟，与防同，即计反。小雅采緑与采蓝并称，以其皆染草也。陶氏别録云：荩草生青衣川谷，九月、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顔师古注急就篇亦云】唐本草注云：叶似竹而细薄，茎赤圜小，煮以染黄色，极鲜好，俗名菉蓐草。尔雅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石谓之磨。毛公之傅诗，亦然。是切磋琢磨四字，各为治器之名，非有浅深也。紫阳释之，以
译《载驰》
卫国的诗歌有三十九篇，只有许夫人的《载驰》是她自己创作的。如今诵读她的词句，清丽婉转而意蕴深远，确实是女子中善于言辞的人。中间三章专门责备许国人不能救援卫国，无法安慰自己的内心。首尾两章则涉及归唁的意图，立论可以说合乎法度。父亲兄长去世，女子不得归宁，这是妇人的礼制。救助患难、体恤灾祸，也是邻国的道义。宋国和许国都是卫国的姻亲之国，戴公在漕地建庐，宋公曾出力相助。许国竟然没有派出一支军队去援助，反而只是用妇道责难夫人。虽然知道许国力量不及，但能不令人心痛吗？所以首章说大夫告知危难，可见想要归唁的缘故。第二、三章再次说“视尔不臧”，正是责备他们不救援卫国。第四章以采集蝱草疗疾为比喻，说明应当救援的道义。许国不能救援，那么卫国必定向其他国家求救，所以想要归唁并询问此事。末章所说的“控于大邦”就是这样。苦痛的话语和真挚的情感，发自内心，千载之下仿佛还能亲眼见到。
《载驰》中归唁是夫人心中所想的事。道义上不能归唁，也是夫人心中所料到的事。所以说“驰驱”、说“驱马”，都是心中希望如此而说出的话。说“既不我嘉”、说“许人尤之”，也是心中预料必然如此而说出的话。实际上夫人未曾出行，大夫也未曾追赶。就像《泉水》诗中说的“饮饯出宿”，都是想象当然，并非真有此事。《诗序》说：“夫人哀怜卫国灭亡，伤感许国弱小，力量不能救援，想要归唁她的兄长，又因道义不能。”诗意就是如此。朱熹的《诗集传》将诗中所言都指认为实事，认为归唁是已经出发而未到达，而“陟丘”、“行野”则是归途，自述其情。我不知道夫人将要出行时是否告诉了许君？还是不告而别？许国的臣民知道这件事吗？还是不知道？如果知道，就应当在夫人未出行之前阻止，不应当在既已出行之后追赶。如果不知道，那么夫人身份尊贵，前往千里之外，哪有仓促上路，而满朝大臣都没有察觉的道理？况且此时许君在哪里？竟然坐视夫人出行，默无一言，直到她走到半途，才派遣大夫踉跄地去追赶吗？孟子说：“解说诗歌的人不可以拘泥于词句而损害诗意。”看了这首诗更加相信这一点。
《蝱》《尔雅》、《说文》都写作“莔”。现在的药草贝母。陆德明的《诗疏》、郭璞的《尔雅注》说它们的物色各不相同。陆德明说：叶子像栝楼但更细。郭璞说：白花，叶子像韭菜。苏颂的《图经》论述此事，认为这有好几种。现在的贝母叶子随苗长出，像荞麦。七月开花，碧绿色，与陆德明的疏证相似。郭注所说的情况，现在很少见到。按：唐代《新修本草》注解说叶子像大蒜，正与郭注说的像韭菜相同，那么这种贝母在唐代还有。
卫【变风】
《淇奥》
瞻彼淇奥。《释文》引用《草木疏》说：奥，水名。孔颖达的疏证也认为陆玑说：淇、澳是两个水名，而认为毛亨说的“隈隩”是错误的。现在陆玑的疏证中并没有这个意思，现在的版本脱落了吗？按：《博物志》认为澳水流入于淇，而《水经注》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辨析此水就是《诗》中泉源之水。我因此想到泉源就是泉水，就是《诗》中所说的也流入于淇的水。两水相汇，一定有弯曲的地方。奥是弯曲之处的称呼，诗人指泉水流入淇水之处为淇澳，后人因为诗中的说法，于是将泉水命名为澳水。张华《博物志》、陆玑《草木疏》两家的说法，大概是有原因的。但是陆玑据此反而认为毛传说的“奥隈”是错误的，那么孔颖达驳斥他，是恰当的。
緑竹猗猗。緑是王刍，竹是萹竹（匹善切）（《尔雅》作萹蓄，韩诗及《说文》都作篇竹），《诗》、《雅》的注疏都相同，是两种草。只有陆玑的疏证认为是一种草，说它的茎叶像竹，青绿色，高数尺。孔颖达驳斥他的错误，引用《小雅》采緑来证明，说緑与竹肯定是不同的草，说得对。自从朱熹《集传》改为绿色的竹子，后来的儒者不敢有不同意见，而前面的说法都废弃了。汉武帝砍伐淇园的竹子，寇恂在淇川伐竹，汉史确实有记载。然而唐以前的诸儒，难道都没有见过《汉书》吗？又《水经注》也引用汉武帝、寇恂的故事来辨析。如今放眼望去淇川，并没有这种东西，只有王刍、萹竹（注作编竹）与毛亨的说法不异，大概是经过目验的，应当没有错误。
按：萹蓄，吴普《本草》名叫萹辨，又名萹曼，节间有粉末，多生长在路边，方士称为粉节草、道旁草，列入《本经》下品。李时珍《纲目》说：叶子像落帚，但不纤弱，茎蔓延伸，节短促，三月开细红花，结细子。
緑就是本草中的荩草，列入《本经》下品。《说文》称之为防草，可以染黄色。《汉书》诸侯的绶带，晋灼说：盭草像艾，可以染黄色，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绶带，都是指这种草。盭本作綟，与防相同，即计反。《小雅》采緑与采蓝并称，因为它们都是染草。陶弘景《别录》说：荩草生长在青衣川谷，九月、十月采集，可以染成金色（颜师古注《急就篇》也说）。唐代《本草》注说：叶子像竹但细薄，茎赤圆小，煮来染黄色，非常鲜艳好看，俗名菉蓐草。《尔雅》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毛亨注释《诗》，也是这样。所以切磋琢磨四个字，各自是治理器物的名称，没有深浅之分。朱熹解释它，以
诗言“瑟”者三：一见《卫风》，两见《大雅》。集传于《旱麓》“二瑟”皆易传笺，自以“缜宻”“茂宻”释之，独《淇奥》“瑟兮”犹遵毛传“矜庄”之训。然《戴记》引诗复改训为“严宻”，于是三“瑟”字皆得“宻”义矣。字训湏有徴据，训“密”始于程正叔，殆臆说也。传云：“僴，寛大也。”韩诗云：“僴，美貌。”《説文》云：“僴，武貌。”三解各异。集传曰：“严毅”，章句曰：“武毅”，皆从说文。案《荀子》云：“陋者俄且僴也。”“僴”与“陋”反，正是寛大之义。毛为荀弟子，字训有本矣。唐杨倞【其亮切】注引《方言》：“晋魏间谓猛为僴。”证之非荀意也。又案今本《方言》“僴”作“▯”，二字殆相通。《左传【昭十八年】▯然授兵登陴”，注：“忿貌，武猛，忿三义相近。”但《诗》美武公之德，无取于武猛，当从寛大义为长。
防弁如星，郑云：「弁缝之中，餙之以玉，皪皪而处，状似星也。」不云「皪皪似星」，而云「皪皪而处」，则经言「如星」，特象其布置之疏落，非取象于星光也。朱传以为如星之明，则稍异。武公虽大国之君，安得饰弁者皆夜光之璧哉？又释文云：「皪本又作砾。」案：皪训白，砾训小石，皆非明义。緑竹如箦，毛云：「箦，积也。」韩诗：「緑防如蔶蔶，积也。」薛君云：「緑防盛如积也。」箦、蔶字异，训积则同。平子《东京赋》：「芳草如积」，正用斯语。伊川解为「密比如箦」，而朱传从之。晦翁甚爱韩诗义，此独弃而不用，岂恶其同毛与？
考槃
考槃笺云：「誓不忘君之恶，诚害于理。而小序以为刺庄公，则不误也。」朱子非之，云：「诗未有见弃于君之意，不知君不弃贤，贤者何为而隠？」孔子曰：「吾于考槃，见遯世之士而无闷于世【见《孔丛子】遯世无闷，岂有道时所为哉？是乃邦有道而贫且贱者，君子方以为耻，焉得録其诗？「考槃在涧」，释文云：「涧，韩诗作干。」云：「墝埆之处。」《文选》注引韩诗曰：「地下二黄曰干。」二注虽不同，然韩诗有内传、有考、有说、有章句，容有两释也。董氏谓「在阿」，韩诗作「在干」，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诗无此体。
硕人之轴，毛云“轴进也”，释文、玉篇皆读“轴”为“廸”，以合进义。然毛不破字，殆未必然也。毛之传《诗》，本于师授，岂容臆度哉？上章“迈”字，本“草也，而毛训“寛大”，于义尤逺。必欲为之说，当假“迈”为何字乎？源谓“轴”以持轮车，得之始可以进。毛之训“进”，或以此。苏氏释“轴”为“盘桓不行”，此与毛义正相反，真臆说也。况“进”是进德之义，以美硕人，较优。
硕人
蝤蛴非蛴螬也。蝤蛴一名蝎，《尔雅》：“蝤蛴，蝎是也。”一名蛣▯，一名桑蠧。《尔雅》：“蝎，蛣▯及蝎、桑蠧是也。”身长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锥。至春雨后，化为天牛。蛴螬一名蟦蛴，《尔雅》：“蟦蛴，螬是也。”生粪土中，以背行，身短足长，如足大指。从夏入秋，又化为蝉。郭氏注《尔雅》，已分为二物。陶贞白与苏恭以为一虫，误也。陈藏器《拾遗》辨之，当矣。盼，从目、分声，匹苋切。目黒白分也。眄，从目、丐声，莫甸切。目偏合也。一曰邪视也。盻，从目、兮声，胡计切。恨视貌。三字音形义俱各别，今人多乱之。硕人，诗美目“盼兮”，“盼”字从目从分。《说文》、《玉篇》引诗及石经皆同。今本俱误作“盻”，监本注疏亦误。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广韵》，“盻”字収入霁、谏两韵，一五计切，训恨视；一匹苋切，训美目。则误之来乆矣。正韵于霁韵既収“盻”字，训恨视；于谏韵又兼収“盼”、“眄”二字，而训“盼”为顾、为视。是误以“盼”为“眄”也。又以诗“美目”及《孟子》“盻盻”证“眄”字，是误合“盼”、“盻”于一“眄”也。三字之溷乱，于斯极矣。
施罛濊濊，说文作「施罟濊濊」。《尔雅》「鱼罟谓之
译《诗经》中提到“瑟”字的地方有三处：一处见于《卫风》，两处见于《大雅》。朱熹《诗集传》在解释《旱麓》中的“二瑟”时，都改用了《郑笺》的说法，分别用“缜密”和“茂密”来解释；唯独在《淇奥》的“瑟兮”一句中，仍遵循《毛传》“矜庄”（庄重严肃）的训释。然而，《礼记·戴记》引用《诗经》时，又将“瑟”改释为“严密”，这样一来，三个“瑟”字就都获得了“密”的含义了。字义的训释必须有证据，将“瑟”训为“密”始于程正叔（程颐），这大概是主观臆测的说法。《毛传》说：“僴，宽大也。”《韩诗》说：“僴，美貌。”《说文解字》说：“僴，武貌。”这三种解释各不相同。《诗集传》说：“严毅”，《毛诗章句》说：“武毅”，都是从《说文解字》而来。查考《荀子》说：“鄙陋的人一会儿就变得僴然了。”“僴”与“陋”相反，正是宽大的意思。毛亨是荀子的弟子，字义训释是有根据的。唐代杨倞（音其亮切）注引《方言》说：“晋魏之间称猛为僴。”这证明杨倞的理解不符合荀子的本意。又查考今本《方言》中“僴”字写作“〇”，这两个字大概相通。《左传·昭公十八年》有“〇然授兵登陴”一句，注解说：“忿怒的样子，武猛，忿怒，这三种意义相近。”但《诗经》是赞美武公的德行，不需要取用武猛之意，应当以宽大的解释为最佳。
“防弁如星”，郑玄说：“弁帽缝合之处，用玉装饰，玉光闪烁的样子，形状像星星。”郑玄不说“闪烁像星星”，而说“闪烁地排列”，那么经文说“如星”，只是比喻其布置的稀疏错落，并非取象于星光。朱熹《诗集传》认为像星星那样明亮，这就稍有不同。武公虽然是大国的君主，哪里能让装饰弁帽的人全都佩戴夜光璧呢？又《经典释文》说：“皪字原本又作砾。”查考：皪训释为白，砾训释为小石，都不是明亮的含义。“绿竹如箦”，毛亨说：“箦，堆积的意思。”《韩诗》说：“绿竹如蔶蔶，堆积的意思。”薛君说：“绿竹茂盛如堆积。”箦、蔶字形不同，但训释为堆积则相同。张衡《东京赋》说：“芳草如积”，正是使用这个语意。程颐解释为“密集如箦”，而朱熹《诗集传》采纳了他的说法。朱熹非常喜爱《韩诗》的义理，这里却弃而不用，难道是因为厌恶它与毛亨相同吗？
《考槃》
《考槃》的《郑笺》说：“发誓不忘君主的恶行，确实违背事理。而《小序》认为这是讽刺卫庄公，则没有错误。”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说：“《诗经》中没有被君主抛弃的意思，不知道君主不抛弃贤人，贤人为什么要隐居？”孔子说：“我从《考槃》中，看到避世之士而不因世事烦闷。”（见于《孔丛子》）避世而不烦闷，难道是政治清明时的作为吗？这是国家政治清明却贫穷卑贱的人，君子正以此为耻，怎么能收录他的诗呢？“考槃在涧”，《经典释文》说：“涧，韩诗作干。”解释说：“干是贫瘠的地方。”《文选》注引《韩诗》说：“地下二黄曰干。”两种注释虽然不同，但《韩诗》有内传、有考、有说、有章句，《韩诗》有内传、有考、有说、《韩诗》有内传、有考、《韩诗》有内传、有考，允许有两种解释。董氏认为“在阿”，韩诗作“在干”，这是第一次。第二章也都作“在干”。《诗经》没有这种体例。
“硕人之轴”，毛亨说“轴是前进的意思”，《经典释文》、《玉篇》都将“轴”读为“廸”，以符合前进的含义。然而毛亨不破字（不认为此处是通假字），大概不一定正确。毛亨传授《诗经》，本于师承，哪里能容许主观臆测呢？上一章的“迈”字，本是草名，而毛亨训释为“宽大”，在意义上尤其遥远。一定要为之辩解，应当把“迈”假借为什么字呢？源氏认为“轴”用来支撑车轮，得到它才能前进。毛亨训释为“进”，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苏氏解释“轴”为“盘桓不行”，这与毛亨的意义正好相反，真是主观臆测。况且“进”是进德的意思，用来赞美硕人，较为优越。
《硕人》
蝤蛴不是蛴螬。蝤蛴又名蝎，《尔雅》说：“蝤蛴，就是蝎。”又名蛣〇，又名桑蠧。《尔雅》说：“蝎，蛣〇及蝎、桑蠧都是。”身体长脚短，生长在腐木中，钻木如锥。到春雨后，化为天牛。蛴螬又名蟦蛴，《尔雅》说：“蟦蛴，就是螬。”生长在粪土中，用背部爬行，身体短脚长，像脚的大拇指。从夏天到秋天，又化为蝉。郭璞注《尔雅》，已经将它们分为两种生物。陶弘景和苏恭认为是一种虫，是错误的。陈藏器《本草拾遗》辨析它们，是正确的。盼，从目、分声，音匹苋切。指眼睛黑白分明。眄，从目、丐声，音莫甸切。指眼睛半闭。一说斜视。盻，从目、兮声，音胡计切。怨恨注视的样子。这三个字音、形、义都各不相同，现在的人多混淆它们。《硕人》中赞美眼睛“盼兮”，“盼”字从目从分。 《说文解字》、《玉篇》引用《诗经》及石经都相同。现在的版本都误作“盻”，监本注疏也错了。这不能不赶快纠正。查考《广韵》，“盻”字收入霁、谏两韵，一音五计切，训释为恨视；一音匹苋切，训释为美目。那么错误由来已久了。《正韵》在霁韵既收录“盻”字，训释为恨视；在谏韵又兼收“盼”、“眄”二字，而将“盼”训释为顾、为视。这是误将“盼”当作“眄”。又用《诗经》“美目”及《孟子》“盻盻》来证明“眄”字，这是误将“盼”、“盻”合并为一个“眄”字。三个字的混乱，在这里达到了极点。
施罛濊濊，《说文解字》作“施罟濊濊”。《尔雅》说：“鱼罟谓之
罛」，则罛罟本一义也。濊濊，毛云「施之水中」，韩诗云「流貌」。释文引说文云「凝流也」，与韩诗义相反。近世杨用修云「水平则流凝」，引唐诗「江平不肻流，水深难急流」二语证之，可谓辨矣。然今本说文云「碍流」，不云「凝流」也。案《诗》濊濊本连「施罛」为句，是言罛非言水。碍流得之。释文又引马云「濊，大鱼网，目大豁也」，则专指罛言。朱传云「罛入水声」，本传语而増入声义。
译“罛”字，则“罛”与“罟”本为同一义项。“濊濊”一词，毛亨解释说“施之于水中”，《韩诗》解释说“水流的样子”。《经典释文》引用《说文解字》说“凝滞的水流”，这与《韩诗》的释义相反。近世杨慎说“水面平静则水流凝滞”，引用唐诗“江水平静不肯流，水深难以急流”这两句来证明，可谓辨析精当。然而今本《说文解字》说“阻碍水流”，并未说“凝滞的水流”。考辨《诗经》中“濊濊”本与“施罛”连成一句，是讲“罛”而非讲水，所以“阻碍水流”的解释是恰当的。《经典释文》又引用马融说“濊，是大鱼网，网眼宽大”，这就专门指“罛”而言了。朱熹《诗集传》说“罛入水时的声音”，本是沿袭传注之语，却增添了声音的含义。
氓
里巷猥事，足为劝戒者，文人墨士，徃徃歌述，为诗以示后世。如《陌上桑》、《雉朝飞》、《秋胡妻》、《焦仲卿妻》、《木兰诗》之类，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为其人之言耳。《国风》美刺诸篇，大率如此。集传槩指为其人自作，决无是理也。《大全》载辅广之言：“《谓谷风》与《氓》二诗，其文词序次虽工文之士不能及，然其行一贤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噫！痴人前不可说梦，广之谓矣。
耽耳大垂也湛【本宅减反】决也皆非乐义。其训乐者，当作媅。《说文》云：乐也，又作防。《说文》云：乐酒也，又作妉。《尔雅》云：乐也。汉《五行志》借用“沈”，云“荒沈于酒”。此四字皆不见《诗》，《诗》独借“耽”“湛”两字为乐义。但乐同而美恶不同：《鹿鸣》之湛，君臣之乐也；《常棣》之湛，兄弟之乐也；《宾之初筵》之湛，祭而受福之乐也。虽乐无伤也。《氓》诗之耽，在男女；《抑》诗之湛，在饮酒。则皆为刺。然独《氓》诗之耽，郑释为非礼之乐者，盖女而耽，士尤失其正，异于诸湛矣。《常棣》韩诗云：“湛，乐之甚也。”兄弟之乐，何妨于甚乎？又“耽”字从耳冘【音淫】声古读如耽，今丁南反。俗或作躭，非是。
氓》诗言“总角之宴”，则妇遇氓时，尚防也。又言“老使我怨”，则氓弃妇时，妇已老矣。必非三年便弃也。其言“三嵗食贫”及“三嵗为妇”，正目初为夫妇时耳。意氓本窭人，頼此妇车迁之贿，与夙兴夜寐之勤劳，三嵗之后渐致丰裕，及老而弃之，故怨之深也。然风俗恶薄如此，岂独氓之罪欤？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然不觧“旦旦”之义，故郑以恳切欵诚述之。案“旦旦”，《说文》作“▯▯▯”，即“怛”之或体，注云“憯也”，此与郑义正同。《广韵》云“▯，伤也”，亦是憯意。“诗”“旦旦”义当以此为正。《玉篇》云“▯，忒也，爽也”，则因《尔雅》而为之说。然《尔雅》云“晏晏，旦旦，悔爽，忒也”，是推释诗人言此之意，非“旦旦”正训也。又朱传训“旦旦”为“明”，盖即有如皦日之义，本与毛郑不同。《韵防》反谓此是毛义，失之矣。
竹竿
泉水、竹竿，皆《卫女思归》诗也。而有异焉。泉水思归而已，竹竿之思归有所不见答也。故二诗取兴，皆以淇、泉二水，而意不同。妇人之适异国，犹小水之入大水也。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嫁者之常也。若在左、在右，两不相入，岂其常乎？故以为不见答之喻也。至钓者意在得鱼，犹嫁者意在得礼。舟楫得水而后行，犹男女得礼而相配。首尾二兴，又为不见答之反喻。此皆传义，非后儒之穿凿也。今槩指为赋体，徒以词而已矣。
佩玉之傩，毛云傩行有节度。《说文》云：傩，行有节也。因引此诗，严缉取钱氏柔缓之训，而解为腰身嫋傩，真属谬语。
芄兰
宋沈括云：「芄兰叶垂枝间，如解结锥，故为兴韘，亦当似叶，但不复见耳。」近世《本草纲目》祖其说，言「芄兰实纤【俗作尖】如椎，叶后曲如张弓指彄」，据此则韘是决，非沓矣。但诗人托与本喻，人君当柔顺温良，信任大臣，岂专为觿韘二物取象乎？况首章言支，不言荚也。毛、郑义优，沈说纤巧甚矣。案芄兰，陆疏名萝摩，《本草》名白环藤，斫合子，其实名雀瓢。三月生苖，蔓延，叶长而鋭，根及茎叶断之，皆有白乳。六七月有华，紫白色，实长二三寸，中有白绒，可作褥，轻暖。又陶隠居言其叶生防，煮食俱可，与枸杞同功。谚云：「去家千里，勿食萝摩枸杞，以其补精彊隂也。」童子佩韘，毛以韘为决，郑以韘为沓。《说文》训韘与毛意同。朱传两存毛、郑之说。陈氏《礼书》非毛许，而是郑。冯氏《名物疏》非郑，而是毛许。案《射礼》：「右巨指着决以钩▯，食指、中指、无名指着沓以放▯。」决用▯及骨及象为之，亦名玦，亦名抉。沓用朱韦为之，亦名极。大《射礼》云：「朱极三是也。」三者中，三指各一
译氓
里巷间琐碎的事情，足以作为劝诫的，文人墨客往往加以歌咏叙述，写成诗歌以昭示后世。像《陌上桑》、《雉朝飞》、秋胡妻、焦仲卿妻、《木兰诗》之类的作品，都不是当事人自己创作的，只是代替他们说话罢了。《国风》中赞美和讽刺的各篇，大体上都是这样。《诗集传》一概认为这些诗是当事人自己创作的，这绝对没有道理。《诗大全》记载辅广的话说：“《谷风》与《氓》这两首诗，其文辞次序虽然精巧到连擅长写文章的人都比不上，但他们的行为一个贤良一个不贤良，确实证明了有言论的人不一定有德行。”唉！在痴人面前不可说梦话，说的就是辅广这样的人。
“耽”是耳大下垂的意思，“湛”（本音宅减反）是决断的意思，都不是快乐的含义。那些解释为快乐的人，应当写作“媅”。《说文解字》说：“媅”是快乐的意思，又写作“防”。《说文解字》说：“防”是乐酒的意思，又写作“妉”。《尔雅》说：“妉”是快乐的意思。汉代《五行志》借用“沈”字，说“荒沈于酒”。这四个字都不见于《诗经》，《诗经》只借用“耽”、“湛”两个字表示快乐的含义。但是快乐相同而美恶不同：《鹿鸣》中的“湛”，是君臣之间的快乐；《常棣》中的“湛”，是兄弟之间的快乐；《宾之初筵》中的“湛”，是祭祀而受福的快乐。虽然快乐但没有伤害。《氓》诗中的“耽”，在于男女之情；《抑》诗中的“湛”，在于饮酒。所以都作为讽刺。然而唯独《氓》诗中的“耽”，郑玄解释为非礼的快乐，大概是因为女子沉溺，士人尤其失去了正道，不同于其他的“湛”了。《常棣》韩诗说：“湛，是快乐到了极点。”兄弟之间的快乐，有什么妨碍达到极点呢？又“耽”字从耳，冘（音淫）声，古读如耽，今读丁南反。俗体有时写作“躭”，这是不对的。
《氓》诗说“总角之宴”，那么妇人遇到氓的时候，氓还年轻。又说“老使我怨”，那么氓抛弃妇人时，妇人已老了。必定不是三年就抛弃的。诗中说的“三岁食贫”以及“三岁为妇”，正是指刚成为夫妇的时候。意思是氓本来是个贫穷的人，依靠这个妇人的陪嫁财物，以及早起晚睡的勤劳，三年之后逐渐变得丰裕，等到老了就抛弃她，所以怨恨很深。然而风俗败坏轻薄到如此地步，难道只是氓的罪过吗？
信誓旦旦，毛亨说“信誓旦旦”，然而不解释“旦旦”的含义，所以郑玄用恳切诚恳来阐述它。查考“旦旦”，《说文解字》写作“〇〇〇”，就是“怛”的异体字，注释说“憯也”，这与郑玄的意思正好相同。《广韵》说“〇，伤也”，也是憯的意思。“诗”中“旦旦”的含义应当以此为准。《玉篇》说“〇，忒也，爽也”，这是根据《尔雅》而做的解说。然而《尔雅》说“晏晏，旦旦，悔爽，忒也，”这是推演解释诗人说这些话的意思，并不是“旦旦”的正确训诂。又朱熹《诗集传》将“旦旦”解释为“明”，大概是有如皎洁太阳的意思，本来与毛亨、郑玄不同。《韵防》反而说这是毛亨的意思，这就错了。
竹竿
《泉水》、《竹竿》，都是《卫女思归》的诗。但它们有区别。《泉水》只是思念归去，而《竹竿》的思念归去却得不到回应。所以两首诗选取的兴象，都是淇水和泉水，但意思不同。妇人嫁到异国，就像小水流进大水一样。那泉水，也流入淇水，这是出嫁者的常情。如果在左、在右，两水不相流入，难道这是常情吗？所以用它作为得不到回应的比喻。至于钓鱼的人意在得到鱼，就像出嫁的人意在得到礼数。舟楫得到水才能行驶，就像男女得到礼数才能相配。开头和结尾的两个兴象，又作为得不到回应的反面比喻。这些都是传注的本义，不是后世儒者的穿凿附会。现在一概指为赋体，只是拘泥于辞藻罢了。
佩玉之傩，毛亨说傩是行走有节度。《说文解字》说：傩，行走有节度。并引用此诗，严缉采纳钱氏柔缓的解释，而解释为腰身嫋傩，这真是荒谬的话。
芄兰
宋代沈括说：“芄兰叶子垂在枝条间，像解开的锥子，所以作为韘的兴象，也应该像叶子，只是不再见到了。”近世《本草纲目》沿袭他的说法，说“芄兰果实纤细（俗作尖）像椎子，叶子后曲像张弓的手指”，根据这个说法，那么韘就是决，不是沓了。但是诗人寄托的本意，是君主应当柔顺温良，信任大臣，难道专门为了觿、韘这两样东西取象吗？况且首章说的是枝，不是荚。毛亨、郑玄的解释优越，沈括的说法太纤巧了。查考芄兰，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名叫萝摩，《本草》名叫白环藤，斫合子，它的果实名叫雀瓢。三月生苗，蔓延生长，叶子长而锐利，根和茎叶折断，都有白色的乳汁。六七月开花，紫白色，果实长二三寸，中间有白色的绒毛，可以做褥子，轻暖。又陶隐居说它的叶子生嫩时，煮食都可以，与枸杞功效相同。谚语说：“离家千里，不要吃萝摩和枸杞，因为它们补精强阴。”童子佩戴韘，毛亨将韘解释为决，郑玄将韘解释为沓。《说文解字》对韘的训释与毛亨意思相同。朱熹《诗集传》同时保留毛亨、郑玄的说法。陈氏《礼书》否定毛亨、许慎，肯定郑玄。冯氏《名物疏》否定郑玄，肯定毛亨、许慎。查考《射礼》：“右手大拇指戴着决来钩弦，食指、中指、无名指戴着沓来放弦。”决用角以及骨、象牙制作，也叫玦，也叫抉。沓用红色的皮革制作，也叫极。大射礼说：“朱极三是也。”这三者中，三个手指各戴一个
也。极取其中于指，沓取其沓于指也。韘之为决、为沓，礼皆无明文，而毛说较古，又有许说相辅，当得其真。许云：「韘，射决也，所以钩▯，以象骨为之，着于右巨指。」从韦枼，或从弓作弽。
译也。极取其中于指，沓取其沓（覆盖）于指也。韘作为决、作为沓，礼书中都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而毛亨的说法较为古老，又有许慎的说法相辅助，应当能探得其真实含义。许慎说：“韘，是射箭用的决，用来钩弦，用象牙制作，戴在右手的大拇指上。”字形从韦从枼，或者从弓写作弽。
序以芄兰为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谮杀二兄，违拒王命，其狼抗不逊可知。序云“骄而无礼”，正相合也。且即位时方十五六歳，宜有童子之称，又何疑乎？然则为此诗者，殆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之徒与？
河广
严华谷谓《河广》诗作于卫未迁时，是不然。卫未迁时，宋桓公尚在，序不应称襄公母矣。况襄公未立，尚可至卫，安知母子终不相见？诗犹可无作也。严特以渡河为疑耳。然孔疏谓“假有渡者之词”，非言渡河向宋，义尽通也。至朱传先云“卫在河北，宋在河南矣”，后又云“襄公即位，夫人思之”，岂未知襄公时卫已在河南邪？
伯兮
笺谓《伯兮》诗，指桓五年卫、陈、蔡三国从王伐郑事。诸子以为无明文可考，不知诗中“为王前驱，自伯之东”二语，即其确证。孔疏谓三国防兵京师，始从王前驱而东行伐郑，郑在京师之东，非在卫东也。其言甚明。
说文》：“殳，以杸殊人也。”礼，殳以积竹，八觚，长丈二尺，建于兵车，旅贲以先驱。徐▯谓积竹者，削去白，取其青，合之，取其有力，是殳用竹也。案殳之围，大处至二尺四寸，小处亦不减五寸，不能纯用竹青，意必以木为心，而傅积竹于外，故《考工记》“庐人为殳”，庐人实攻木之工矣。崔豹《古今注》云：“棨防乃殳之遗象，用木以赤油韬之。”此据后世之制而言，虽非古殳，必相仿髴也。又案殳本作杸，通作殳，或云杸、殳古今字。
毛传云「谖草令人忘忧」。孔疏申其意，以为谖非草名，引《尔雅·释训》及孙氏注证之。然据传文义，明是以谖为草。《释训》「萲谖忘也」，郭注云「义见《伯兮》《考槃》诗」，又明是《伯兮》字作萲，《考槃》字作谖矣。若非草名，则释「谖」足矣，何必兼释「萲」乎？又《说文》引诗作「藼草」，云「令人忘忧，草也。或作蕿，或作萱。」《韩诗》亦作「萱草」。薛君云「萱草忘忧也」，则以「谖」为草名，先儒之説皆然。孔安得独为异乎？至朱传以合欢当之，盖袭郑樵之误【本草合欢在木部，非草也。嵇叔夜《养生论》「合欢蠲忿，萱草忘忧】通义辨之甚当。
有狐
有狐绥绥，毛传以“绥绥”为匹行貌，朱传以为独行求匹貌，字训相反，取兴则同。案朱传此解，特见齐南山郑笺“求匹”之训，因移以释卫诗耳。然南山之“绥绥”，毛义实胜郑矣。又案“绥绥”元作“夂夂”，《说文》云：“行迟曵夂夂也。”《玉篇》云：“行迟貌。”《诗》“雄狐夊夊”，今作“绥”。
有狐首章，朱传云：「在梁则可以裳矣。」次章曰：「在厉则可以带矣。」卒章曰：「济乎水则可以服矣。」初不解其意，既而思之，始知因次章「厉带」二字生情也。《尔雅》云：「由带以上为厉。」故朱传训「厉」，不遵毛传，直训为深水可渉处。在「厉」既为方渉，则在侧，当是既渉，故云「济乎水」。而上章「在梁」为渉水时，不言可知矣。且「厉」为由带以上，方是渉时，可以束带，故未渉而可以裳，既渉而可以服。六义随文彊配之，殊不知《尔雅》「由带以上」特以记水浅深耳，非谓因渉而束带也。况经云「在侧」，何由见其既济乎？而《尔雅》又云：「以衣渉水曰厉」，则在「厉」独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厉深可厉之旁，毛盖举水以见岸也。厉本渉水之名，非岸名也。然厉必深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厉。王氏曰：‘岸近危曰厉’，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
木▯之圜而小、味酸濇者为木桃、其大而黄、蔕间无重蔕【埤雅谓之鼻、云是脱华处、俗呼为蒂、其着华处乃脐也】者为木李、木桃又名樝子、雷公炮炙论谓之和圜子、木李又名榠【莫零切】樝、陶隠居云、山隂多木▯、人以为良果、又有榠樝大而黄、又有樝子小而濇、礼记云、樝棃钻之、古亦以此为果、郑▯不识、以为棃之不臧者是已、木桃下于木▯、木李又下于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榅【乌温切】桲、生于北地、盖榠樝之
译《毛诗序》认为《芄兰》是讽刺卫惠公，而朱熹不以为然。卫惠公进谗言杀害两位兄长，违背抗拒周王命令，其凶狠傲慢、无礼不逊的品行可见一斑。《诗序》说“骄而无礼”，正与此相合。况且他即位时年仅十五六岁，应当有童子的称呼，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那么创作这首诗的人，大概是左公子泄、右公子职这一类人吧？
《河广》
严华谷认为《河广》这首诗作于卫国未迁都之时，这是不对的。卫国未迁都时，宋桓公还在世，《诗序》不应称宋襄公的母亲。况且宋襄公尚未即位，还可以前往卫国，怎么知道母子最终不能相见？诗或许可以不作。严华谷只是对渡河一事感到疑惑罢了。然而孔颖达的疏解说“这是假设有人渡河时的言辞”，并非说渡河去宋国，这样解释意义完全通顺。至于朱熹的《诗集传》先说“卫国在黄河以北，宋国在黄河以南”，后又说“宋襄公即位，夫人思念他”，难道不知道宋襄公时期卫国已经迁到黄河以南了吗？
《伯兮》
郑玄的笺注认为《伯兮》这首诗，指的是桓公五年卫国、陈国、蔡国三国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的事。诸家认为没有明确的文献可考，却不知道诗中“为王前驱，自伯之东”这两句话，就是确凿的证据。孔颖达的疏解说三国防备京城，开始跟随周王作为前驱向东行进讨伐郑国，郑国在京城以东，并非在卫国以东。他的话说得很明白。
《说文解字》：“殳，用杸来击杀人。”礼制规定，殳用积竹制成，有八个棱角，长一丈二尺，安装在兵车上，旅贲之士用它作为前驱。徐锴说积竹是指削去竹子的白色部分，取用青色部分，合在一起，取其有力，可见殳是用竹子做的。考察殳的粗细，粗的地方达到二尺四寸，细的地方也不少于五寸，不可能完全用竹青制作，推测必定是以木头为芯，而在外面附着积竹，所以《考工记》说“庐人制作殳”，庐人实际上是加工木料的工匠。崔豹《古今注》说：“棨戟是殳的遗留形象，用木头制成，外面裹上红漆。”这是根据后世的制度而言，虽然不是古代的殳，但必定相似。又考察殳本字作杸，通用作殳，有人说杸、殳是古今字。
毛亨的传注说“谖草使人忘忧”。孔颖达申述其意，认为谖不是草名，引用《尔雅·释训》及孙炎注来证明。然而根据传文的文义，明显是将谖当作草名。《释训》说“萲谖忘也”，郭璞注说“意义见于《伯兮》《考槃》诗”，又明显是《伯兮》中写作萲，《考槃》中写作谖。如果不是草名，那么解释“谖”字就够了，何必连“萲”也一起解释呢？又《说文解字》引《诗经》作“藼草”，说“使人忘忧，是一种草。或写作蕿，或写作萱。”《韩诗》也写作“萱草”。薛君说“萱草使人忘忧”，那么将“谖”作为草名，前代儒者的说法都是如此。孔颖达怎么能独自提出不同的看法呢？至于朱熹的《诗集传》用合欢来对应，大概是沿袭了郑樵的错误【《本草》中合欢在木部，不是草。嵇康《养生论》说“合欢消除愤怒，萱草使人忘忧”】，通义辨析得很恰当。
《有狐》
有狐绥绥，毛亨的传注将“绥绥”解释为成双成对行走的样子，朱熹的传注解释为独自行走寻求配偶的样子，字义训释相反，但取兴的意义相同。考察朱熹的这种解释，只是见到了《齐风·南山》郑玄笺注中“求匹”的训释，因而移用来解释《卫风》罢了。然而《南山》中的“绥绥”，毛亨的解释确实胜过郑玄。又考察“绥绥”原本写作“夂夂”，《说文解字》说：“行走迟缓拖沓的样子叫夂夂。”《玉篇》说：“行走迟缓的样子。”《诗经》“雄狐夊夊”，现在写作“绥”。
《有狐》第一章，朱熹传注说：“在梁上就可以穿下裳了。”第二章说：“在厉处就可以束带了。”第三章说：“渡过水就可以穿衣服了。”起初不明白他的意思，后来思考，才知道是因为第二章“厉带”二字产生的联想。《尔雅》说：“从腰带以上的水位叫厉。”所以朱熹传注解释“厉”，不遵循毛亨传注，直接解释为可以涉水渡过的深水处。在“厉”处既然是正在涉水，那么在“侧”处，应当是已经涉过，所以说“济乎水”。而上章“在梁”是涉水时，不言而喻。况且“厉”是从腰带以上，正是涉水时，可以束带，所以未涉水时可以穿下裳，已涉水后可以穿衣服。朱熹将六义随文强行配搭，殊不知《尔雅》“从腰带以上”只是用来记录水的深浅，并非说因为涉水而束带。况且经文说“在侧”，怎么看出已经渡水了呢？而《尔雅》又说：“穿着衣服涉水叫厉”，那么在“厉”处难道不可以穿衣服吗？
《有狐》第二章，毛亨说：“厉是深水，可涉水的旁边，毛亨大概是举出水来显示岸边。厉本是涉水的名称，不是岸的名称。然而厉必定是深水，其旁边的岸也叫厉。王氏说：‘岸边靠近危险的地方叫厉’，这很好地领会了毛亨的意思，深水旁边的岸，近乎危险了。”
《木瓜》
木瓜中圆而小、味道酸涩的是木桃，大而黄、蒂间没有重蒂【《埤雅》称之为鼻，说是脱落花萼的地方，俗称为蒂，附着花的地方才是脐】的是木李，木桃又名樝子，《雷公炮炙论》称它为和圜子，木李又名榠樝，陶隐居说，山阴多木瓜，人们认为是好水果，又有榠樝大而黄，又有樝子小而涩，《礼记》说，樝梨钻之，古人也以此作为水果，郑玄不认识，认为是梨中不好的品种，这是错误的。木桃次于木瓜，木李又次于木桃，这两种之外，又有榅桲，生长在北方，大概是榠樝的
类、与林檎相似而【桲蒲没切】异、物三者皆与木▯同类、但木▯得木之正气、故贵之、又有山樝者、味似樝子、故亦名樝、唐本草谓之赤▯子、宋图经外类谓之棠毬子、即尔雅之朹【音求】檕【音计】梅也、虽有樝名、而类自别。
译梨、与林檎相似而【桲蒲没切，即枇杷】不同，物三者皆与木梨同类，但木梨得木之正气，故珍贵之。又有山樝者，味似樝子，故亦名樝。《唐本草》谓之赤梨子，《宋图经外类》谓之棠毬子，即《尔雅》之朹【音求】檕【音计】、梅也。虽有樝名，而类自别。
毛诗稽古编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五
吴江陈启源撰
王【变风】
黍离
集传曰：「黍苗似芦，高丈余，穗黒色，实圜重。案此乃今之芦粟【辨详总诂】非黍也。」陶贞白已有「黍苗似芦，粒亦大」之语，晦庵殆祖其说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余，一茎数穗，穗散垂，实细而长，黄色，性黏，用以醸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之不黏者为稷。顔师古《急就篇》注言：「黍似粢而粘，粢即稷也。」黍稷茎叶穗粒皆同，而性有黏疏之异，俗通呼黍子。
稷粢穄【子例切】一谷而三名，音之转也。又日中星鸟可种稷【礼记疏引考灵曜】一嵗所最先，胡月令谓之首种。粟乃粱类，非稷也。《尔雅》粢稷注云：“今江东呼粟为粢。”疏云：“据此则粢稷粟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别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郭之误也。陶隐居曰：“凡粱米皆是粟类。”此得之。又案粢本作□，或作秶，下从禾，俗从米作粢，且用为齐盛之齐，大谬。粢乃餈之重文，音茨。《说文》云：“稻饼也。”《广韵》云：“饭饼也。”俗以九日食餈餻，即此。
行迈靡靡，靡字《释文》无音反，据文义当读上声。《玉篇》□迷彼反，□□犹迟迟也。今作靡。案此诗《毛传》“靡靡”训“迟迟”，义同，当亦音同。
君子于役
序以君子于役为寮友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为室家。念其君子大夫行役不归，室家固当系念，岂寮友之情，必应置之膜外邪？至于行役过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以无考为讥？周之盛也，有四牡、皇华之诗，以劳使臣。今王者不念，而寮友念之，其得失更可知矣。又谓君子阳阳，亦前篇妇人作，傅防至此，殆以经学为儿戏。羊牛下来，集传曰：「日夕则羊先归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说也。埤雅云：「羊畏露早归，故先于牛」，然集传次章经文作「牛羊」，与注疏异，当是传冩之譌。
君子阳阳
王风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兔爰三诗序皆云闵周。今观其词所云仳离啜泣，百罹百忧，其为可闵无疑。至相招禄仕，阳阳自得，似难与彼二诗同论，而概以为闵周，序诗者其知本乎？善人隐居下位，则当国者皆小人。内之徒足以病民，外之必至于招寇。政荒民散，纳侮兴戎，皆由此作。见几之士作诗以纪之，词虽乐，情实悲矣。序云闵周，防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乐，孔氏申之，以为天子路寝如明堂，有五室，无左右房，小寝则有之，然天子小寝皆系于路寝，此房中之乐当于路寝之下小寝之内作之。张氏易谓房非房中之房，是顾命之东房西房，盖作之于路寝也。又谓《仪礼》房中▯歌《周南》《召南》，不合乐，此诗云「执簧执翿」，则乐舞既备，不应作于房中，其意以孔说为非矣。今案郑答张逸以为顾命之东西房乃镐京宫室，尚仍诸侯之制，故有之，则张谓房在路寝而引顾命非确证也。至房中之乐，弦歌《周南》《召南》之诗，而不用钟磬之节，见《燕礼》记注，然但指后夫人侍御于君，子女史讽诵之耳，若燕飨时乐工奏之，则不然矣。乡饮酒礼云「乃合乐《周南》《召南》」，注云「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疏云「谓堂上有琴瑟，堂下有钟磬，合奏此诗」。《燕礼》云「遂歌乡乐《周南》《召南》」，疏云「乡饮云合乐，此歌乡乐亦与众声俱作」，疏又云「既名房中之乐，用钟鼓奏之者，诸侯卿大夫之燕飨亦得用之，故用钟鼓，妇人之乐乃不用钟鼓」。又《周礼》磬师教燕乐、缦乐之钟磬，注云「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隂声也」，二者皆教其钟磬，则张谓凢作二南俱不合乐亦误矣，安在「执簧执翿」非房中乐哉？
陶本作桃，再成丘也。禹贡陶丘是也。又空也。緜诗陶复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乐貌。当作遥驷介陶陶，驱驰貌。当音导。此两陶陶，集传皆无音反。俗儒遂误读如字。
▯之水
诗以▯之水名篇者三，毛、郑皆训激▯，宋儒易以悠▯之
译《毛诗稽古编》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五
吴江陈启源撰
王【变风】
黍离
《集传》说：“黍苗像芦苇，高一丈多，穗是黑色的，果实圆而重。查考这其实是现在的芦粟【辨析详见总诂】，并不是黍。”陶贞白已有“黍苗像芦苇，颗粒也很大”的话，朱熹大概是承袭他的说法吧？现在北方土地自有黍，它的苗像茅草，高约二尺多，一根茎上长着几个穗，穗散开下垂，果实细而长，呈黄色，性质黏稠，用来酿酒，俗人也叫它黍子。这才是黍。黍中不黏的叫做稷。颜师古在《急就篇》注中说：“黍像粢而黏，粢就是稷。”黍和稷的茎、叶、穗、粒都相同，只是性质有黏和不黏的区别，俗人通称为黍子。
稷、粢、穄【音子例】是一种谷物而有三个名称，是语音的转音。又说日中星鸟时可以种植稷【《礼记》疏引《考灵曜》】，是一年中最先种植的，所以《月令》称它为首种。粟是粱类，不是稷。《尔雅》对“粢稷”的注说：“现在江东把粟叫做粢。”疏解说：“根据这个说法，那么粢、稷、粟是一种东西，而《本草》把稷米列在下品，另有粟米列在中品，又像是两种东西。”先代儒者对此非常疑惑。查考这是郭璞的错误。陶隐居说：“凡是粱米都是粟类。”这才说得对。又查考“粢”字本作□，或作秶，下面从禾，俗体从米写成粢，并且用作“齐盛”的“齐”，大错特错。“粢”是“餈”的重文，音茨。《说文》说：“稻饼。”《广韵》说：“饭饼。”俗人在九日吃餈餻，就是这种食物。
行迈靡靡，“靡”字《释文》没有注音反切，根据文义应当读上声。《玉篇》□迷彼反，“□□”就是迟迟的样子。现在写作“靡”。查考这首诗《毛传》将“靡靡”解释为“迟迟”，意义相同，应当读音也相同。
君子于役
《诗序》认为《君子于役》是僚友相思之作，朱子反对这种说法，改为室家思念。想到君子大夫出行服役不归，室家固然应当挂念，难道僚友之情，就一定应该置之度外吗？至于行役过多，自然是君王的过失，何必因为没有考证就讥讽呢？周朝兴盛时，有《四牡》、《皇华》等诗，用来慰劳使臣。现在君王不思念，而僚友思念，其得失更可知了。又说《君子阳阳》也是前篇妇人所作，傅说牵强附会至此，简直是把经学当作儿戏。羊牛下来，《集传》说：“太阳西斜则羊先归而牛随后”，这是承袭《埤雅》的说法。《埤雅》说：“羊怕露水所以早归，因此在牛之前”，然而《集传》下一章经文作“牛羊”，与注疏不同，应当是传抄的错误。
君子阳阳
《王风·君子阳阳》、《中谷有蓷》、《兔爰》三首诗的《诗序》都说哀悯周室。现在看它们的词句所说的仳离啜泣，百罹百忧，其值得哀悯无疑。至于互相招引禄位仕途，阳阳自得，似乎难以与那两首诗同等看待，而一概说是哀悯周室，作《诗序》的人懂得根本吗？善人隐居在下位，那么当权者都是小人。在内足以危害百姓，在外必然招致寇敌。政治荒废百姓离散，招致侮辱兴起战争，都由此产生。见微知著的人士作诗来记录，词句虽然欢乐，情感实在悲伤。《诗序》说哀悯周室，多么精当啊！
右边招我由房，《毛传》说房中之乐，孔氏申述说，认为天子路寝像明堂，有五室，没有左右房，小寝则有，然而天子小寝都依附于路寝，这房中之乐应当在路寝之下的小寝之内演奏。张氏易认为房不是房中之房，是《顾命》中的东房西房，大概是在路寝演奏。又说《仪礼》房中歌《周南》《召南》，不合乐（不配合乐器），这首诗说“执簧执翿”，那么乐舞既已完备，不应当作于房中，他的意思认为孔说不对。现在查考郑玄回答张逸认为《顾命》的东西房是镐京宫室，尚且沿袭诸侯的制度，所以有，那么张氏认为房在路寝而引用《顾命》并非确证。至于房中之乐，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钟磬的节奏，见于《燕礼》记注，然而只是指后夫人侍奉君主，子女史讽诵罢了，如果是燕飨时乐工演奏，就不是这样了。《乡饮酒礼》说“乃合乐《周南》《召南》”，注说“合乐谓歌乐与众声俱作”，疏说“谓堂上有琴瑟，堂下有钟磬，合演奏此诗”。《燕礼》说“遂歌乡乐《周南》《召南》”，疏说“乡饮说合乐，这歌乡乐也与众声俱作”，疏又说“既然名叫房中之乐，用钟鼓演奏的，诸侯卿大夫的燕飨也可以使用，所以用钟鼓，妇人之乐才不用钟鼓”。又《周礼》磬师教燕乐、缦乐的钟磬，注说“燕乐，房中之乐，所谓阴声也”，二者都教其钟磬，那么张氏认为凡是演奏二南都不合乐也是错误的，哪里能说“执簧执翿”不是房中乐呢？
陶本作桃，再成丘也。《禹贡》陶丘就是。又空也。《绵》诗陶复陶穴就是。君子陶陶，和乐貌。当作遥，驷介陶陶，驱驰貌。应当音导。这两个陶陶，《集传》都没有注音反切。俗儒于是误读如字。
〇之水
诗以〇之水命名篇章的有三首，毛、郑都解释为激〇，宋儒改为悠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