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十五

译《毛传》对“解”字的解释，认为是自然之理。源氏认为首章《毛传》的义理是不可更改的，其余三章则郑玄的解释较为接近，其中“攘尝”两句话取其相近的义理是可以的。首章郑玄改易《毛传》的义理，而孔颖达的疏证赞同郑玄，然而郑玄只是解说“十千合一成公田”的数目似乎占优罢了【毛亨说“十千”是形容数量多，王肃、孙毓都跟随这种说法】。郑玄把“甫”解释为大夫，把“取陈”解释为赊借【世、射两个读音】，把“介”解释为庐舍，都是强行树立异说。“甫”、“父”虽然意义相同，但把大夫作为田地的名称则太过迂曲，不如《毛传》所说的“天下田”即“大田”的意义。齐诗《甫田》、《雅》诗“甫草”的传注都训释为“大”，“大”确实是“甫”的常规训释。补助固然有固定的典制，但在盛世家给人足，百姓或许不需要赊借，不如《毛传》所说的尊者吃新粮，卑者吃陈粮，区别老壮，以示孝养之道。《七月》诗中农夫也指少壮之人，因为老者不能承担耕作的劳苦，所以专门以壮者作为农夫。至于把“介”解释为庐舍，字义训释没有根据，尤其属于主观臆测，不如王肃阐述毛亨以“介”为大、止、定的说法。治理之道所重视的，功业所确定停止的，大概是太平年丰，治理的功业因此美好宏大而成就安定。《生民》的传注也说“介大止定”，王肃的义理本于此。

译《韩诗外传》说：《汉书·食货志》论述井田制度，都认为八户人家各自分得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这样八户共有八百八十亩，剩下的二十亩作为房舍。何休注解《公羊传》，范甯解释《谷梁传》，赵岐注解《孟子》，宋均解说《乐纬》，都认为是这样。而《甫田》的孔颖达疏引据《孟子》的话来纠正它的错误，说如果二十亩作为房舍，那么八户人家另外各有私田二亩半，怎么能说八户人家都有私田一百亩呢？每户从公田中取十亩，各自治理，怎么能说是共同耕种公田呢？又说郊外使用助法，是九分中取一分；国都内使用贡法，是十一分中取一分；内外平均下来是什一之税，所以称为“彻”。班固采纳《孟子》的说法，却失去了原本的意思；各位儒者都沿袭了他的错误。郑玄在《匠人》的注中并没有这种说法，世俗认为郑玄的意思沿袭了各位儒者，又失去了郑玄的本意。源按：孔氏这番话，不是确切的论断。公田一百亩，私田一百亩，《孟子》只是举出大概的数字罢了。野外的房舍，是为了方便农事，《七月》篇说急忙修缮屋顶，《信南山》说中田有房舍，以及这首诗郑玄笺注将“攸介”解释为房舍，都是依据这个。如果不是公田中的二十亩，将从哪里供给呢？共同耕种是针对公田一百亩整体而言的，分开治理和共同治理，都可以说是“同”，不一定八户人家聚集在一处。况且共同治理容易产生推诿，分开治理则勤勉懒惰可以考察。如果讨论立法的没有弊端，那么分开治理是好的。至于郊外和国都内平均下来是什一之税，在义理上尤其疏远。九分中取一分，十一分中取一分，多少相差悬殊，既不是王者没有偏私的政治。又国外百里为郊，郊以内所说的国都内而使用贡法的，其土地仅有方圆百里的四个罢了。王畿千里，为方圆百里的百个，而什一取税的才占百分之一，其余都是九分取税，平均下来，怎么能说是什一呢？《礼记》正义也是孔氏所定的，他解释《王制》“公田借而不税”，仍然约略依据《孟子》《乐纬》的书，认为公家共同耕种八百八十亩以外，二十亩作为井灶房舍，意思与《汉志》相同，大概也是不能坚守一种说法吧。

《甫田》四章，所说的外典是五社吗？是方祭吗？农夫的庆典，就是蜡祭和腊祭吗？迎送田祖，就是开始耕种的祭祀吗？社祭土地神，一定与稷神一起；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腊祭祖先，五祀开始耕种祭田祖，社祭和方祭在仲秋，蜡祭和腊祭在孟冬，都是报祭。开始耕种的祭祀在孟春吉腊举行，那么唯独是祈祭。这一章先说报祭，后说祈祭，合并了两年的事情，互相作为首尾。这难道不像《信南山》由雨雪而及霡霂，以及《生民》以兴起嗣岁的意义吗？

弹琴鼓瑟击鼓来迎送田祖。毛亨说：田祖是先啬。按：田祖是一个神，而名称不同。《周礼》大司徒称为田主，《籥章》称为田祖，《礼记》郊特牲称为先啬，都指神农。《籥章》又有田畯【不是这首诗的田畯】，即《郊特牲》的司啬，都指后稷。那么田祖、田畯就是两个神了。至于《七月》、《甫田》等诗的田畯，毛亨说：田大夫；郑玄说：现在的啬夫。《噫嘻》颂以及《尔雅》称为农夫，这是田官，不是神。王安石说：“生时为田畯，死后为田祖”，错了。自古以来担任田官的人很多，怎么能死后就祭祀他们呢？况且田祖是神农，在田神中最尊贵，怎么能说田大夫就是他的前身呢？

朱熹怀疑《楚茨》四篇为《豳雅》，因为《甫田》第二章“击鼓以迎送田祖”的话与《籥章》文字相合。然而这四首诗说祭祀很多，说先祖，说皇祖，说社，说方，何曾专门乐祭田祖呢？所说的乐器名有鼓、钟、琴、瑟之类，不说土鼓。况且与公卿奉祭的说法，又自相矛盾。以谷我士女，毛亨以谷为善，郑玄以谷为养。郑玄的意思正确，“谷士女”文承“稷黍”之下，养的意思较相属。又下章“烝我髦士”，善的意思已具备，不必再出现。《集传》兼有二义而主于养，得到了它。

曾孙来止，郑玄说出来观看农事。其为耕耘耨获时，不能确定。《集传》认为是来送饭给耘田的人，那么就确切地指耘田时了。难道依据下文“禾易长亩”的话吗？夫易而治理，长而竟亩，确实是耘田所致。然而“易长”之下，又说“善有成，善而大有乃秀实”，义理不又像收获时吗？

如茨如梁，毛亨说“梁是车梁”，孔氏申述它，引《孟子》的“舆梁”，说梁能容纳车渡，那么一定高广，所以用来比喻禾积。刘瑾解释《朱传》，认为是即《小戎》的“梁辀”，难道另有依据吗？然而“梁”是车上的句衡，它的高广能有多少？舍弃那能容车的，而取喻于车上的一个物体，不是诗人夸美的本意了。

大田

古人种植谷物，必须先考察土地的适宜，而选择种子。每年命令田官讲求它，以命令百姓。所以随着土地的高低肥瘠，都可以种植，而土地没有遗留的利益。《大田》诗首先说“既种”，正是这件事。笺引《月令》季冬“民出五谷”证明它。疏又

译引用《月令》中孟春时节“善于考察土地适宜种植的五谷”以及《周礼》中司稼“辨别不同作物与土地是否适宜”的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农业政策的详尽周密了。后世不再重视农业政策，耕种之事，任由百姓自行处理。那些老农虽然精通农事，但见闻不超过家乡邻里，怎能走遍天下，访求各种谷物并种植呢？《周官》中职方氏说荆州、扬州适宜种稻，这不过是大概地概括而已。其间土地本来有高有低，自然应当混合种植其他谷物。近来江南百姓，只依赖水稻作为食物，一旦遇到干旱，高地便立刻发生饥荒。这应当有变通的方法。我认为现在北方所谓的小米、黍子，就是古代的黍、稷、梁、秫。应当分别选取它们的种子，试验哪些适合南方土地。凡是山间源头、远离水源的地方，就种植这些谷物作为常规作物，低洼田地仍然种植水稻，那么贫瘠的土地就能转化为肥沃的良田，水灾旱灾都没有祸患了。这在于士大夫以及豪富有力的人带头倡导，为百姓做出表率罢了。

译曾孙是若传中说：“成王在此时停止劳役，以顺应民事，不耽误农时，这在道义上是恰当的。”苏氏将其改为“顺王所欲”，毫无意味，然而各家多采纳他的说法。

方、皁、坚、好都是指谷实的状况，不如《生民》诗那样详细叙述苗稼生成的次第，所以那首诗连用十个字，而这首诗仅用四个字，因为生长繁茂的情况已在前章《庭硕》中具备了。又坚好即《生民》中的坚好。至于《生民》中的方毛，郑玄认为是极亩，郑玄认为是齐等。这首诗中的方毛没有传注，郑玄认为是生房，指孚甲初生而尚未闭合的时候。那首诗在生长时统说其苗，这首诗在成熟时专说其实，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那么这首诗中的方皁，正与那首诗中的实发实秀相当。发管而秀出，则有孚甲而果实尚不坚硬，这就是所谓的皁【毛传说：果实未坚硬叫皁】，所以两首诗都以坚好紧随其后。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传说：“炎火，是盛阳。”孔氏加以申说，认为四者盛阳，气有余则产生消损，气不足则归于所生之本。大概明君施政，虫蝗不生，诗人将功劳归于田祖之神，意思是“若为我驱除它们”罢了。后人据此创立焚蝗之法，说它善于断章取义是可以的，若用作正解，则“秉畀”者是人为，不是田祖，与诗意违背了。《集传》认为这是古时的遗法如此，大概不是这样。

诗中“祁祁”共出现六次，采蘩训为“舒迟”，《七月》“出车”“〇鸟”都训为“众多”，《韩奕》训为“徐靓”，《大田》训为“徐”“诸”“训惟众多”“稍逺”，其余都不离开“舒徐”的意思，严缉辨析得很详细了。查“霡霂”说它小，“祁祁”说它徐，小雨必定徐徐，则入土深而能生谷，这是董江都所说的太平之世雨不破块的情况。然而北方所种植的多数是黍稷梁秫，雨宜小。如果荆〇只依赖稻米为食，夏月插秧，若非翻盆大雨则农夫束手无策，确实风俗各殊，难以一概而论。

此有不敛穧。疏说：定本集注“穧”作“积”。董氏说：崔灵恩集注“不敛筥”也音“穧”，则是同一集注。孔认为“穧”作“积”，董认为“穧”作“筥”。集注一书，唐代尚存，宋代已无。董所见不如孔之真实。

来方禋祀，指曾孙来禋祀四方之神，这是笺疏的意思，后儒没有改变它的。只有董氏自立说法，说随所来的方向而禋祀，错了。查《曲礼》说天子祭四方岁遍，即《月令》四时迎气的礼仪，这是一时各祭一方。《周礼》大司马秋狝致禽以祭祀祊，是仲秋而报成万物，注引《诗》社方证之，这是四方一时俱祭。如果随所到的方向而祭祀，则与这两种祭祀都不符合，恐怕没有这种道理。

田家馈馌，是常事，不是用来夸示观者的。《集传》说：“农夫相告说：‘曾孙来了’，于是与其妇子给那收割者送饭。”那么曾孙不来，农夫竟终日不吃饭吗？且收割者就是农夫，相告者为何独不收割而送饭呢？这都是未解的。它认为馌获，岂以下文方祀是仲秋事吗？比较甫田之馌耘，更有依据了。

《集传》以《山有枢》为答，《蟋蟀》为答，《破斧》为答，《东山》为答，《大田》为答，《甫田》为答，《裳裳者华》为答，《瞻彼洛矣》为答，《鸳鸯》为答，《桑扈》为答，《采菽》为答，《鱼藻》为答，《既醉》为答，《行苇》为答，《假乐》为答，鳬鹥何？这是周室君臣上下唱酬的盛况。至于《楚茨》等十篇，朱子认为如出一手，则《甫田》以下六诗乃一人所作，又分为一赠一答，这是自相矛盾了。

瞻彼洛矣

《周礼》职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说：“洛出懐德【详见吉日】这洛水即《禹贡》的漆沮，而“瞻彼洛矣”的洛。诗人托兴，多取目前为言。幽王变法，作于西京，当指雍州的浸以起兴了。所以毛说：“宗周浸溉水。”郑也以水之灌溉为明王德泽的比喻。王氏认为是东都的洛，不对。

韐本作□，左从屯【音弗，韦乃其或体】韦与韐都是祭服，而制度不同。大夫以上服韦，士无韦而有韐。制如榼，缺四角，色韦【见说文】谓之韦韐。其非祭则通服韦。那么韦者，是士及大夫以上所同，韦韐者，是士所独。以配爵弁，见于士冠礼，所以韦韐有奭。郑训为诸侯世子未受爵命的服。王氏据《周礼》兵事韦弁及《左传》韦韦跗注。

之文，而改训为戎服，恐怕不对。查《周礼·司服》凡兵

事韦弁，郑说以韦韦为弁，又以为衣裳，不说以韦韦为韦。《左传》跗注或作不注，读为幅注，训为属，谓幅有属于。杜氏训为戎服若袴而属于

译跗，都不是韠。怎么能因为衣和弁使用韎韦，就将韎和韐牵强附会成同一件事呢？另外，爵弁和韦弁，陈氏在《礼书》中怀疑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原本就没有确凿的证据。况且爵的颜色微黑，而韎的颜色浅红，用于军事的韦弁，必定不是与韎韐相配的爵弁。《礼书》中这种主观臆测的看法，是不值得相信的。既然如此，那么“韎韐”这个称呼，只有士才能专有，难道能一概作为军服的名称吗？

译鞞、琫、珌，毛传说鞞是容纳刀的鞘，琫是刀鞘上部的装饰，珌是下部的装饰。《公刘》篇说“鞞琫容刀”，毛传说下部叫鞞，上部叫琫。孔颖达疏申述毛传，认为鞞是刀鞘的名称，琫是鞘上部的装饰，下部不说装饰，是指鞞这个本体，上部则有装饰可以命名。【疏引用《公刘》传，说琫是上饰，鞞是下饰，与那里的文字不同，应当是偶然的错误】名物疏讥讽毛说自相矛盾，孔颖达不得已才为之辩解。又引用《释名》说下末的装饰叫琕，琕就是鞞字，鞞正是下部的装饰。现在考察这大概是不对的。《小尔雅》说刀的削器叫做室，室叫做鞞鞛【琫同】，珌是鞞的装饰。《说文》说鞞是刀鞘。《广雅》说鞞防【折制二音】是刀削，意义都相同。疏并没有把鞞当作下饰的说法，况且如果鞞是下饰，那么珌又是什么东西呢？《瞻彼洛矣》传把琫和珌对举，所以说上饰下饰。《公刘》则把鞞和琫对举，所以传只说上下而不说饰，并不是指装饰。而琫在它上面，那么鞞就是下面了。古文简质，词语不能充分表达意思，未曾自相矛盾。孔氏申述它，很好地传达了毛传的意思，也不是勉强为之的言辞。《释名》下末的说法，大概是误解了《公刘》传的意思罢了，反而依据它来规劝毛传，可以吗？又这首诗的释文说鞞字有时写作琕，冯氏想把鞞和琕合为一个字，大概是根据这个。然而《说文》没有鞞字，《玉篇》有，认为就是玭字，说蒲蠲、蒲实二切，书上写作蠙，是与玭相同，不与琕相同。又考察杜预注《左传》把鞞当作上饰，鞛当作下饰，而《玉篇》赞同他的说法，先儒已经讥讽他了。《小尔雅》宋咸注把珌当作上饰，琫当作下饰，《玊篇》、《广韵》也把珌当作上饰，互相有异同，都不足以相信，应当以这首诗的传疏为准。

裳裳者华

观看《巧言》、《何人斯》、《巷柏》、《角弓》等诗，周幽王时代，谗言谄媚充满朝廷了。功臣贤者的后代，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禄位，于是有了《裳裳者华》的讽刺。前三章都是援引古事来规劝今人。功臣贤者的家族，子孙相继而崇高显贵，上面本来有赞誉有喜庆，下面也有四马驾车，就像花朵的裳裳而光美。只有谗言谄媚不行，才如此。现在却不是这样，喜庆赞誉转为忧虑畏惧，乘坐四马车降为徒步行走了。所以末章极力称赞先人的德行，左边适宜右边也有，子孙应当当世享受他们的禄位，不应该被断绝。序所说的谗言谄媚者，大概是虢石父、暴辛公之类的人吧？

裳裳者华，裳就是常字，确实如此。然而董氏说这华就是常棣，那就大错了。诗说“芸其黄矣”，又说“或黄或白”，书传并没有说常棣花是黄色的。《集传》既然跟随毛传说裳裳为堂堂，又引用董氏的话，为什么不深入考察呢？严缉把裳裳解释为像衣裳那样浓厚，也是牵强附会而没有道理。并且引用《说文》解释“何彼秾矣”为衣服厚来证明自己，又非常不伦不类。衣服厚自然解释秾，不解释裳。况且衣裳各有厚薄，怎么能普遍都是厚呢？“裳裳者华”的首章，与《蓼萧》相似，语言相同而情感不同。那是亲身遭遇，这是追忆。解说诗的人之所以重视论世，不可以因为词语而损害意义。《集传》把《蓼萧》当作天子宴请诸侯，把“裳裳者华”当作天子赞美诸侯，大概只是根据它们的词语罢了。

传云：“似嗣也。”说先人有这样的才德，子孙应当继承他们的禄位，把似当作嗣，是诗的常训。《集传》说：“有之于内，是以形之于外者，无不似其所拥有的。”那因为他拥有，正承接上面的宜，与有罢了。左之右之，可以说在内吗？况且所谓形之于外的，又指什么？

桑扈

礼仪法度，是王者用来辨别名分确定职分，规范一世，不可一天没有的。所以君臣上下遵守这个不丢失，那么尊卑得以安守其位，亲疏得以实现其情，长幼得以明确其序，家、邦、乡、国、内、外的，大小都得以遵循其分而融洽其欢心，政令于是成就，风俗于是美好，中原因此安宁，四方蛮夷因此臣服，天命保佑它，万邦依赖它。这不是仅仅一个人的快乐，而是天下的快乐，快乐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说：“乐胥胥皆也【毛传说】”不对，莺然之桑扈，还有文章可观，人反而不如吗？三章的戢难，是君上有礼仪法度的。末章的思柔，匪敖，是臣下有礼仪法度的。周幽王的朝廷，动不动没有礼仪法度，那么放纵骄横乖僻，无所不为，将拿什么来显示规范，保持福禄呢？孙毓陈述毛传“乐胥”的话【见孔疏】足以称为宏大的议论，姑且为之阐发其说。郑玄把胥当作有才智的名词，迂腐了。近来把它当作语词，尤其没有意义趣味。

万福来求，就像说自求多福。古人本来多有倒语。严缉得到了它，《集传》说：“无事于求福，福反求之，太细微了。”

鸳鸯

鸳鸯诗四章，以实义作为兴，这是另一种兴体。交往万物有道，不仅仅在于鸳鸯的毕罗；自我奉养有节制，不仅仅在于乘马的摧秣。举一个来概括其余，所以传认为是兴，而笺又推广其义。总之，祭祀鱼兽而后田猎，渔斋三举而恒日减少，也只是大概说说罢了。明王惠爱节制的政治，本来不容易一一列举了。

鸳鸯在梁，戢其左翼。疏说：收敛其左翼，以

译右翼遮盖左翼。这里只是举出雄性鸟的情况来说罢了。查考《尔雅》记载：“鸟的翅膀，右翼遮盖左翼的是雄性，左翼遮盖右翼的是雌性。”疏文的解说原本就是依据这个。《集传》引用张子的话说：“禽鸟并排栖息时，一只正卧，一只倒卧，收拢左翼以在内部相互依靠，舒展右翼以在外部防备祸患。因为左翼不用而右翼方便，所以如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尔雅》的说法就被遗忘了。张子难道是凭借亲眼所见得出的结论吗？然而古今生物的习性多有变迁，亲眼所见的情况，正难以用来解释古代的经典。

译马匹养在马厩里，“乘”字毛亨没有传注。王肃、徐邈读为“证反”，说是四匹马。郑玄读如本字，说是君王所骑乘的马。孔颖达疏申述其意，认为君王所乘是天子的马，并不常喂粟米【无事时就喂粗草，有事时才喂精粟】，正可见其节约用度。两种说法比较起来，郑玄的解释更为优胜。

《頍弁》

朱熹在《辨说》中讥讽《頍弁》的《序》说：“《序》看到诗中‘死丧无日’一句，便认为国家孤危将亡，不知道古人劝人宴饮享乐，多说这样的话，比如‘逝者其耊，他人是保’之类。而且汉魏乐府也是这样，比如‘少壮几何？人生几何’就是如此。这话似乎有道理，然而拿着这话想要断定《頍弁》是宴乐之诗，不是讽刺时政，这并不是确凿的证据。”《车邻》、《山有枢》原本就不是宴乐之诗，以《蟋蟀》为岁末宴饮，而《山有枢》是回答它的，这是朱熹的说法。用己说证明己说，为何如此自信？这与乐府中《短歌行》“来日大难”等篇，乃是文人寄托兴味的笔法，并非真正用来劝酒的歌，也不是席间互相赠答的诗。如果是柏梁台联句之时，邺下公宴之作，应吉甫华林园的咏唱，颜延年曲水篇的诗篇，就没有这样的话了。按诗中宴乐的话，有就实际情况而言的，“饮酒之饫，饮此湑矣，不醉无回”就是如此；有希望如此而说的，“此诗之既见君子，庶几说怿，乐酒今夕，君子维宴”就是如此。赞美与讽刺不嫌用同样的词语，必须考察其时代，才能知道其用意；必须知道其用意，才可以解读其文辞。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没有《序》的原因。

毛亨认为皮弁戴在头上，兴起君王在上位之意，而郑玄不认为这是兴。大概天子宴饮同姓宗亲，就穿皮弁服，所以举此发端。说君王穿着这皮弁，为何适宜用来宴饮呢？如今却不这样做，郑玄的解释更好。皮弁是宴饮的服饰，美酒佳肴是宴饮的器具，兄弟是应当参与宴饮的人。兄弟与君王休戚相关，如同茑萝依附于松柏，都希望君王英明，不希望君王昏庸。所以没见到君王时，担心其危亡而忧虑；见到君王后，希望其开悟而快乐。他们想着与君王宴饮并劝谏匡正君王，用意就在这里。然而这个意思，上面六句应当每两句自成对偶，“岂伊异人”这一句，特别在下句，上面没有承接。《集传》解释这里，却说：“有頍者弁，实维伊何？”乎尔酒既防，尔肴既嘉，则岂异人乎？乃是兄弟而不是别人。玩味其文势，以“实维伊何”承接“頍弁”，“岂伊异人”承接“酒肴”，各增加一个“乎”字，使其句法相应，让“呼起兄弟非他”之意，这就违背文义了。穿皮弁的是君王，有酒有肴的，也是君王，怎么能归之于兄弟呢？又《集传》原本认为这三章是赋，而比辅广、刘瑾改为赋兼兴，又比。因为“伊何”与“岂伊”两相呼应，是兴的体例。这未必是朱熹的本意，然而《集传》两个“乎”字确实造成了错误。

茑与鸟都读为“都了反”，《说文》“玊”篇都相同。《正韵》读为“泥了反”，不知依据什么。现在吴地土语尚存古音，而学士反而失传了。茑，《广韵》作“防”。《尔雅》把女萝、〇丝视为一物，《頍弁》又把〇丝、松萝视为一物。〇丝的别名，又叫唐，又叫蒙，叫王女，大概是一草有六个名字。《草木疏》辨析松萝不是〇丝，后世《埤雅》、《尔雅翼》、《名物疏》等书大多宗奉它而说法，其言非常明快了。然而草木中异物而同名的很多，何况古今语言不同，方俗称呼各异，哪里能一一诘问呢？女萝的名字可以施用于〇丝，也可以施用于其他草，不必执此以概彼。陆德明以目验而怀疑，太过分了。李善注《古诗十九首》，于〇丝附注女萝，既见陆德明疏之言，又说古今方俗名草不同，这话是对的。“寔维何期”《笺》云：“何期”犹“伊何”也，“期”是语助词。所以《释文》“期”音基，朱熹传从郑玄解释，而“期”无音反，非常疏漏。

《车舝》

古时娶妇的人家，三天不奏乐。朱熹传以《车舝》为宴乐之诗，其新婚，大概未曾讲求这个礼仪吧？吕祖谦《记》遵循《序》的说法是对的。

《左传》叔孙昭子赋《车辖》【昭公二十五年】以舝为辖，意思有二。

字，它们通用吗？按舝、辖都见于《说文》。舝入舛部，说车。

轴端键也，两穿相背，从舛，“偰”省声，“偰”古文偰字。

辖入车部，说“车声也，从车，害声”。另一说，辖键也。那么舝只是键，辖既是车声，又兼舝义。字也作鎋，见《节南山笺》。

今人以间关千里为涉历长途之称，间关字本于此诗。按毛传，间关设舝也；朱熹传以为设舝声声之义，其取于辖吗？总之，车欲行必设舝，既行必有声了。宋董氏曰：车键而行则有声，所以古人以间关为声，又为驱驰，本于此，这话确实如此。

《车舝》首章与三章词意略相同，匪渴忘其饥渴也，式饮式饮，忘其酒肴之不美也。只有好友可以宴喜，而今之宴喜不必是好友。只有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今之歌舞不必是有德之人，都是假设有季女而喜极

译《示儿编》论《诗经》中“景行行止”一句说：郑玄的笺注将“景行”解释为“明行”，朱熹（晦庵）将“景行”解释为“大路”。广泛考证经传，“景”解释为“大”、“明”，并没有解释为“慕”的。自从唐玄宗《孝经》序中有“景行先哲”这句话，后人便据此产生了“景慕”的说法。殊不知应当将“景”解释为“明”，将“行”解释为“践”，意思是说明白地践行先圣之道。孙氏这话是对的。按：《孝经》序的疏注也将“景”解释为“明”，但说是效法准则，这里“明行”与“哲王”文义重复，又必须补出“法则”的含义，序言的话并不完善。疏注解释序言，必定想要与《诗经》的义理相合，不如孙氏顺着文意解释得较为明白通畅。又按：《说文解字》说：“景，光也。”《玉篇》说：“景，光景也”，都没有“慕”的意思。《广韵》说：“景，大也，明也，像也，光也炤也。”“像”的意思与仿效相近，或许可以转变为“慕”。现在的《广韵》就是《唐韵》。《孝经》注成书于天宝二年，孙愐的《唐韵》成书于天宝十年，两书问世时间相近，难道唐代“景”字有仿效的解释吗？大概不是这样。源认为古人引用经文多用歇后语，如“友于”、“诒厥之类都是如此。《孝经》序正是暗用了“行止”的意思。“行止”者，就是效法并践行【郑笺说】：意思是效法古代的圣明君王。又按：毛传也说：“景，大也。”孔颖达疏进一步申述为“远大的德行”，与郑笺略有不同但大体相同。

译来宽慰我的心。《韩诗》作“以愠我心”，愠，是怨恨的意思。孔颖达疏说：孙毓记载毛传作“慰怨也”，王肃阐述毛传也说如此。新昏指褒姒，大夫没有遇到贤德的女子，后来见到褒姒谗媚奸巧、嫉妒，所以心中怨恨。《经典释文》说：毛传也作“慰怨也”，又说“原本有的作慰安”，这是马融的解释。马昭、张融对此论述得很详细。按：现在的传文说“慰安也”，郑玄笺说“宽除我心中的忧愁”，孔疏说“忧愁除去则心安”，这与〇（此处指前文提到的某种观点或文本）没有不同。王肃说这不是〇的本意，结合孔颖达、陆德明的话来看，可见在马融以前阐述毛传的人，都主张“慰怨”的解释，郑玄是马融的弟子，才开始用“安”的意思来解释毛传。然而孙毓、王肃以及《释文》都作“慰怨”，说明在唐代以前“安”和“怨”两种解释是并行的。孔颖达奉诏作《诗疏》，原本以毛传、郑笺为主，不得不伸张郑玄而贬抑王肃，从此“安”的解释独大，而“慰怨”的解释后来的儒者没有听说，即使听说也不相信了。源氏认为“慰”字在《说文解字》中有两个训释，一是“安”，二是“恚怒”。恚怒与怨恨相近。《凯风》〇中“慰”解释为“怨”，这里传文解释“怨”字相同但意义不同，毛亨自然是从师承得来，难道会拘泥于一种规律吗？况且“怨”的意思与《韩诗》“愠”的意思相合，怎么知道毛亨传诗时经文不作“愠”呢？这首诗本是因褒姒而思念贤女，全篇极力说贤女值得思念，最后仍以厌恶褒姒作结，篇章法度适宜表达怨恨。孙毓、王肃的说法很好。

《青蝇》

这首诗三章都以苍蝇兴起谗人，本来没有两种体例。《诗集传》把首章分为比，下面两章分为兴。刘瑾解释它，说首章青蝇对应君子，下面章节对应谗人，所以比兴不同。按：这是晦庵（朱熹）创立的条例，诗人的比兴原本不是这样【辨明详见总诂】。诗说君子不要听信，那么谗人构陷作乱就可以知道；说谗人没有准则，那么君子不应该听信就可以知道。意思本来互相完备。兴，是兴起它的意旨呢？还是仅仅兴起它的词句呢？

《宾之初筵》

这首诗前三章，毛亨认为是燕射，郑玄认为是大射，后来解说《诗经》的儒者，有的遵从毛亨，有的遵从郑玄，有的首章遵从郑玄，次章遵从毛亨【这是崔集注的错误，古记遵从它】，都考证礼仪文献来说话。只有朱熹的传在毛、郑之间，杂引大射、燕射的礼仪，源氏不知道他依据什么来折衷。他解释首章有六处不可理解的地方。次章依照郑玄的解释来说，祭祀的话，这一章是将要祭祀而选择士人，应当是大射了，而《集传》所引多是燕射的礼仪，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一点。大射射皮侯，燕射射兽侯，《集传》引天子熊侯，诸侯麋侯，大夫、士布侯，那是兽侯，是燕射的侯。将要射箭系左纲，又是乡射礼而燕射像它那样的。迁乐的事情，也是燕射与乡射相同的地方，那么应当把这一章作为燕射了。然而首先引用大射宿县的文献，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二点。乐人宿县，是大射的文献。第二天将要射箭，把乐迁到下面，是乡射的事情。既然礼仪文献各不相同，应当分别用语说是乡射了，却仍然沿用大射的文献，不顾后人的指摘吗，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三点。刘瑾认为是参酌约取两种礼仪的文献，参酌约取的，必定是文献虽然不同，其意义原本不相妨碍才可以。大射不改变悬挂，孔疏论述得很明白，却强行把迁乐的文献加在大射下面可以吗，这是不可理解的第四点。孔疏引燕射、乡射礼，是用来申述毛亨的意思；引大射礼，是用来申述郑玄的意思。然而诸侯大射没有改变悬挂的事情，所以说天子宫县，阶间妨碍射位，必须改变悬挂来避开它，诸侯与臣行礼略不完备轩县，不足以妨碍射箭，不需要改变。大概序言引这首诗是讽刺幽王，那么所说的应当是天子的的大射了。朱传既不遵从序言，而认为是武公悔过的诗，那么这一章就是诸侯的大射了。诸侯燕射不改变悬挂，礼仪文献可以考证。《集传》明显与之违背，又不自己说明原因，可以吗，这是不可理解的第五点。诗既然是悔过而不是讽刺君王，那么所说的就是施行诸侯的礼仪了。《集传》解释大侯，既历陈天子、诸侯、大夫、士的不同，又单独举出天子的侯，写明其制度物色，而诸侯反而不及，这是不可理解的第六点。这六点，上不能使先儒信服，下无以堵住后学的议论，不敢因为说法出于朱子，就沉默不加以辨析。他用《韩诗》讥讽小序，《通议》辨析得允当，这里不再赘述。

“各奏尔能”以下，郑玄所指的祭末之礼有三：各奏尔能，是子孙献尸的礼仪；手仇入，又是宾长、兄弟及佐食加爵的礼仪；酌彼康爵，是弟子举觯的礼仪。朱传采用他献尸、加爵两个意思，而“康爵”两语也总括在加爵中。

“宾载手仇”，郑笺说“仇”读为“防”。按：“防”从斗，“□”声，意思是挹取。“□”也音拘，从目从大，目邪也。“防”九遇切，左右视也，从两目。现在俗本“防”字左右都作“□”，“□”本是召公名，又加一画，错了。“防”又作“□”。

“酌彼康爵，以奏尔时。”毛注“康”为“安”，郑玄训“康”为“康”，而毛的意思为“允”。朱传既然遵从毛亨了，又引或说读“康”为“抗”，引《礼记·明堂的位》“崇坫康圭”来证明，认为就是坫上的爵。不知道《礼》注说那是高坫亢所受的圭，

译奠放在上面，这“亢”字，不过是“举”的意思【《礼记》疏云：亢，就是举】，并不是圭的名称。因为上文有“崇坫”的说法，所以意思可以讲通。如果把它移用来解释这首诗，那就应当说“酌彼举爵”，这成什么话呢？又郑玄注《礼记》将“康”读作“亢”，这是破字通假。同样的破字，在郑玄笺注《诗经》时便遭到严厉批评，而在其他注疏中却反而迁就《诗经》的文辞来附会它，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