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一
四义俱无渉。今愓、□、潒三字不同，以一“荡”字总其义，而间亦作荡，此俗之譌也。古今文必有别矣。即如诗“鲁道有荡”，此“愓”字也；书“以荡陵德”，论语“其蔽也荡”，今之“狂也荡”，及诗“荡荡上帝”，此“□”字也，法度废坏，正放义矣；书“洪水荡荡”，孔传训“涤除”，此“荡”字也；论语“君子坦荡荡”及尧之“荡荡”，当作“潒潒”，训水“潒”流近广逺义矣；书“王道荡荡”，孔训开辟，则亦广逺义，当作“潒”也。汉世去古未逺，所见经本较真，又师授有自，古训释得其当。后儒徒据俗本，妄肆纷更，及讥先儒为误，岂非经学之一阨哉？
译这四种意义都不相涉。如今“愓”、“□”、“潒”三个字不同，用一个“荡”字来总括它们的意义，而且中间也写作“荡”，这是俗体的讹误。古文和今文必定是有区别的。就像《诗经》中的“鲁道有荡”，这里的“荡”是“愓”字；《尚书》中的“以荡陵德”，《论语》中的“其蔽也荡”，现在的“狂也荡”，以及《诗经》中的“荡荡上帝”，这里的“荡”是“□”字，意思是法度废坏、放纵；《尚书》中的“洪水荡荡”，孔安国的传注解释为“涤除”，这里的“荡”是“荡”字；《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以及尧的“荡荡”，应当写作“潒潒”，解释为水流宽广深远的意义；《尚书》中的“王道荡荡”，孔安国解释为开辟，也是宽广深远的意义，应当写作“潒”。汉代距离古代不远，所见的经书版本较为真实，而且师承有源流，古训的解释得当。后来的儒生仅仅依据俗本，妄自随意更改，进而讥讽先儒有误，这难道不是经学的一个困境吗？
又案经典中语同而美恶异者甚多。如同一“钦钦”，《曹风》以为忧，《鼔钟》以为乐；同一“翩翩”，《四牡》以兴使臣，《南有嘉鱼》以兴贤者；《巷伯》以刺谗人。同一“藐藐”，《抑》篇以为不相入，《崧高》以为美貌；《瞻卬》以为大貌。岂弟君子，至美之称也。而齐人讥文姜，亦用之。“缱绻从公【昭二十五年《左传》语】忠爱之谊也。而召公恶“诡随”，则谨之。此类难胜屈指。盖自有经以来，字体屡更，经文亦屡易。卫包所改之经，已非汉隶之旧，况古文大篆乎？较之删定之原文，不啻内典之遭繙译矣。又加以传写之踳误，俗学之沿譌，垂二千年，古经面目几不加复问。然字形虽易，而字义犹可考，此汉唐注疏所以为功不小也。后儒所据者俗本，所识字俗字，骤见先儒训释，大有迳庭，遂骇之疑之，因而掊撃之，悉易以臆解，郢书燕説，其谬可胜言哉？
曽是掊克毛训？掊为自伐，克为好胜。盖定本掊作倍，倍是兼倍于人，故为自伐。毛殆据倍字释之耳。笺不易传意，汉世经本皆作倍也。释文云：掊，聚敛也。案説文训掊为把，乃入水取盐之名。《史记·武本纪》“掊视得鼎”注，以掊为手把土，皆是剥取之义。陆云聚敛当是也，然此止释掊义耳。王氏曰：掊，敛好胜之人。掊训从陆，克训从毛，此得之。朱传解经为聚敛之臣，恐遗克义。《汉书·序传》师古注引此诗而释之曰：掊克，好聚敛，克害人也。岂谓以聚敛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顔监，殆祖其説。但克害之事多端，宁仅聚敛？顔注云云，或分为二义，亦未可知。荡诗两义，字皆训宜，而秉义类言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笺训类为善】不义从式，言流湎之行不宜从而法式之也。案古义仪、宜三字通用，宜监于殷。《礼记》引之，宜作仪。如食宜饇，释文宜本作仪。其仪一兮，笺训仪为义。我仪图之，释文仪作义。传训宜，此诗两义之为宜，毛郑不误矣。后人亦知义训宜，不知此两义及《烝民》之仪，直当宜字用也。义、仪、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不甚别异。
流言以对，毛传云：“对，遂也。”夫彊御众怨之人，宜黜逐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絶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听言之不审也。用人不审，则寇攘进矣。听言不审，则诅祝兴矣。孔、申传云：“为流言以遂其恶事。”毛意未必然。郑以“对”为“荅”，义短于毛。
诅者，盟之细也。诅用牲，而祝无之。祝又诅之细也。古重盟诅之礼，盖其风始于苗民，而后王因着为令。《周礼》春官之属有诅祝【惟此祝如字读】秋官之属有司盟诅。民之不信者，其狱讼则使之诅。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诗：“君子屡盟”，是王与臣下盟也。苏公欲诅何人？是大臣互相诅也。此皆君臣相疑，乖戻不和所致。厉王之世，羣小接迹，流言交构，君臣之间不能相信，至要神质鬼以释其疑，宜其多诅祝矣。东迁而降，斯风尤甚。如郑诅射颍考叔者，晋诅无畜羣公子，子鱼作三军则诅之，阳虎乱鲁则诅其君及国人，秦伐楚则亦诅之于神。事不胜屈指。后世民情愈浇，鬼神不足约束之，于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传以诅祝为怨谤，即周公所谓“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谓“夫妇皆诅者也”。与笺疏异文，义亦通。但厉王行监谤之令，国人以目而已，敢肆口诅祝乎？
传云：「炰烋犹彭亨也。」韩愈《石鼎聫句诗》：「豕腹胀彭亨」，盖用其语。然郑之述《毛》云：「炰烋，气矜自健之貌。」与韩愈鼎腹意异。韩虽用《毛》语，而失其指矣。案《易·释文【大有卦】引干宝注云：「彭亨，骄满貌。」《玉篇》《广韵》：「彭亨，憉悙。」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郑
如蜩如螗，传云：蜩，蝉也；螗，蝘也。陆疏云：宋卫谓之蜩，海岱之间谓之蝉，蝉通语也。螗，蝉之大而黒色者，一名蝘。虭然则蜩为总名，螗乃诸蜩中之一种。郭之注《尔雅》同此义，又与毛传合，当是也。孔疏据《尔雅》舎人注，谓方
译又考察经典中语词相同而美恶含义不同的情况非常多。如同一个“钦钦”，《曹风》认为是忧愁，《鼓钟》认为是快乐；同一个“翩翩”，《四牡》用来兴起使臣，《南有嘉鱼》用来兴起贤者，《巷伯》用来讽刺谗人。同一个“藐藐”，《抑》篇认为是不相入，《崧高》认为是美貌，《瞻卬》认为是大貌。“岂弟君子”，是至美的称呼。而齐国人讥讽文姜，也用了这个词。“缱绻从公”（这是昭公二十五年《左传》中的话），是忠爱的情谊。而召公厌恶“诡随”，则对此加以谨慎。这类例子多得难以屈指计算。大概自从有了经书以来，字体屡次更改，经文也屡次更易。卫包所改定的经文，已经不是汉隶的旧貌，何况是古文大篆呢？与删定后的原文相比，简直就像佛经遭受翻译一样。再加上传抄中的错乱谬误，俗学中的沿袭讹误，历经近两千年，古经的面目几乎无法再追问。然而字形虽然改变，但字义还可以考证，这就是汉唐注疏功劳不小的原因。后世儒者所依据的是俗本，所认识的是俗字，突然见到先儒的训释，大有差异，于是感到惊骇怀疑，进而抨击它，全部用主观臆断的解释来替换，像郢书燕说那样，其错误岂能说得完？
曾有人抨击毛传的训释吗？“掊”是自夸，“克”是好胜。大概定本中“掊”作“倍”，“倍”是加倍于人，所以是自夸。毛亨大概是依据“倍”字来解释的。郑玄的笺注不改变传注的意思，汉代的经本都作“倍”。《经典释文》说：“掊，聚敛也。”考察《说文解字》训“掊”为“把”，是入水取盐的名称。《史记·武帝本纪》“掊视得鼎”的注，以“掊”为手把土，都是剥取的意思。陆德明说聚敛应当是对的，但这只是解释“掊”的意思罢了。王引之说：“掊，敛好胜之人。”“掊”的训释从陆德明，“克”的训释从毛亨，这是正确的。朱熹《诗集传》解释经义为聚敛之臣，恐怕遗漏了“克”的意思。《汉书·叙传》颜师古注引用这首诗并解释说：“掊克，好聚敛，克害人也。”难道是说用聚敛来施行克害吗？朱熹最喜欢颜师古，大概祖述了他的说法。但是克害的事情多种多样，难道仅仅是聚敛吗？颜师古的注，或许分为两种含义，也未可知。《荡》诗中两种含义，字都训为“宜”，而“秉义类”说“汝所秉用之人宜善也”（郑玄笺注训“类”为善），“不义从式”，说流湎的行为不宜从而效法它。考察古义中“仪”、“宜”三字通用，“宜监于殷”，《礼记》引用它，“宜”作“仪”。如“食宜饇”，《释文》“宜”本作“仪”。“其仪一兮”，郑玄笺注训“仪”为“义”。“我仪图之”，《释文》“仪”作“义”。传注训“宜”，这首诗两种含义作为“宜”，毛亨、郑玄没有错。后人也知道“义”训为“宜”，不知道这两种含义以及《烝民》中的“仪”，直接当作“宜”字使用。义、仪、宜古音都读俄，音同所以使用它们不太区别。
流言以对，毛传说：“对，遂也。”那些强横御众、招致怨恨的人，应当贬斥驱逐。没有根据的流言，应当遏止断绝。而让他们得以遂行，这是君王用人、听言不审慎。用人不审慎，那么寇盗就会进用。听言不审慎，那么诅咒就会兴起。孔颖达、申培传说：“用流言来遂行他们的恶事。”毛亨的意思未必如此。郑玄以“对”为“答”，意义比毛亨短浅。
诅咒，是盟誓中细微的。诅咒用牺牲，而祝祷没有。祝祷又是诅咒中更细微的。古人重视盟誓诅咒的礼仪，大概其风气始于苗民，后来的君王因而制定为法令。《周礼》春官的属官中有诅祝（只有这个“祝”读如字），秋官的属官中有司盟诅。百姓中不诚信的人，他们的狱讼就让他们诅咒。盟誓都由官员掌管，而朝廷之上也自行举行。《巧言》诗：“君子屡盟”，这是君王与臣下盟誓。苏公想要诅咒谁？这是大臣互相诅咒。这都是君臣互相猜疑，乖戾不和所导致的。周厉王时期，群小接踵而至，流言交织构陷，君臣之间不能信任，以至于要神明鬼神来解除疑虑，适宜于多诅咒祝祷了。东迁以后，这种风气更加严重。如郑国诅咒射杀颍考叔的人，晋国诅咒无畜群公子，子鱼作三军就诅咒他，阳虎扰乱鲁国就诅咒他的国君及国人，秦国攻打楚国也就在神前诅咒。事情多得难以屈指计算。后世民情更加浇薄，鬼神不足以约束他们，于是上面不设立这种法令，下面也不重视这件事了。《诗集传》以诅祝为怨谤，就是周公所说的“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说的“夫妇皆诅者也”。与郑玄笺注、孔颖达疏不同，意义也通。但是厉王实行监谤的法令，国人只用眼睛看罢了，敢放肆口诅咒祝祷吗？
传注说：“炰烋犹彭亨也。”韩愈《石鼎联句诗》：“豕腹胀彭亨”，大概用了这句话。但是郑玄叙述毛传时说：“炰烋，气矜自健之貌。”与韩愈鼎腹的意思不同。韩愈虽然用了毛传的话，但失去了它的旨意。考察《易·释文》（大有卦）引干宝注说：“彭亨，骄满貌。”《玉篇》《广韵》：“彭亨，憉悙。”注说：“自强也。”意思都相同。郑玄
如蜩如螗，传注说：蜩，蝉也；螗，蝘（蝉的一种）也。陆德明疏说：宋卫称为蜩，海岱之间称为蝉，蝉是通语。螗，蝉中大而黑色的，一名蝘。虭，那么蜩是总名，螗是各种蜩中的一种。郭璞注《尔雅》与此义相同，又与毛传相合，应当是正确的。孔颖达疏依据《尔雅》舍人注，说方
语不同：三辅以西为蜩，梁宋以东调蜩为蝘。是蜩螗一物而异名，与郭义殊，殆不然。《尔雅》所列蜩之种凡七，而总名之曰蜩，螗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闗方语乎？又《尔雅》云：蜩，蜋蜩，螗蜩，首一蜩，总诸蜩也。蜋蜩与螗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蜋蜩螗，截去一蜩字，意舎人句读然乎？不如郭之当矣。孔舎郭而取舎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载舎人语于《雅疏》，而不知其与郭异，其踈忽尤甚也。
译方言不同：三辅以西称蝉为“蜩”，梁宋以东称蝉为“蝘”。这是蝉和螗是同一种东西而名称不同，与郭璞的观点不同，大概是不对的。《尔雅》所列蝉的种类共有七种，而总称为“蜩”，“螗”的名称只是七种中的一种罢了，这与方言有什么关系呢？又《尔雅》说：“蜩，蜋蜩，螗蜩”，第一个“蜩”字是总括各种蝉的。“蜋蜩”与“螗蜩”，是七种蝉中的两种。孔颖达的疏引这段话时说：“蜩、蜋蜩、螗”，删去了一个“蜩”字，意思是舍人（郑玄）的句读是这样吗？不如郭璞的解释恰当。孔颖达舍弃郭璞而采用舍人的说法，已经错了。邢昺是阐述郭璞观点的，却在《雅疏》中记载舍人的话，却不知道它与郭璞的观点不同，他的疏忽更加严重了。
内奰于中国，传云“不醉而怒曰奰”。《説文》引传语“奰”作□，云“壮大也，从三【大【音闼，本作开，与大小字别】三目二目为□【居倦切，目围也】三目为奰，平益太也，秘切。然则今作“奰”省文也。又《魏都赋》“奸回内赑”，刘渊林引此诗证之，“奰”作“赑”。孔疏引《西京赋》“巨灵奰屭【音戯】语以证此诗，彼“奰”亦作“赑”也。“奰”“赑”其一字乎？《説文》有“奰”字，无“赑”字。“赑”殆□之破体，后遂分为两字乎？
鬼方之名见《易》既未济卦及《诗》荡之篇。《易》释文云：「鬼逺也。」《诗》传云：「鬼方逺方也。」孔疏云：「未知何方。」然则国之所在不可考矣。后儒见《易》言「髙宗伐鬼方」，《商颂》亦言「髙宗伐荆楚」，疑为一事，遂谓鬼方即荆楚【宋黄震之説】或又谓今贵州本罗施鬼国地即古鬼方，皆臆説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岂必一国乎？《世本》谓黄帝娶于鬼方氏，《大戴礼》帝繋篇谓陆终娶鬼方氏，要不知其何地。匡衡言「汤化异俗而怀鬼方」，则殷时鬼方本服从于中国，武丁时复畔，故伐之耳。孔疏以为鬼方殷之诸侯，故施于纣世，良然。案干宝《易》注云：「鬼方北方国【见李鼎祚集解】文选》注引《世本》注云：「鬼方于汉则先零国【见玉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则以为荆楚者非是。
荡以纣比厉王，则厉之恶如纣矣。然而不亡者，以时无文武耳。商之季，天为民生文武，民之幸，非商之幸也。不然，安知武庚不为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逺，罔有代德，时为王之患。”其为国人【语见《周书·芮良夫解】噫！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穆公假陈其言，殆深为厉王危乎？虽然，讫周之世，无文王而周以亡。上天立君之局，至此乃变。后世之兴亡，惟力是视而已。
抑
抑之篇，其出于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迄平王十四年，为歳八十有五，而卫武公薨。楚语言：武公九十五，犹箴儆于国。计其歳，当百歳左右也。厉王未流彘时，武公尚在童年。共和时，则方少壮。抑诗应作于此际矣。孔仲达谓武公时为诸侯庶子，为国君，无职事于王朝，不应作诗刺王。必是后来追刺。苏氏主其説，而源以为未然。诗发于性情，主文谲谏，无出位之嫌。匹庶尚可为之，况侯国公子？武公好学，老而弥笃，少壮时必德性过人。彼目撃厉王之虐，而发忧危之语，固其宜也。其后用以自警，至髦不忘，入相于周，必日讽诵焉。太师之官，因取而列于大雅矣。序云：刺厉王，亦以自警。汉侯苞治韩诗者也【苞着韩诗翼要十巻】亦云：卫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犹使人日诵是诗而不离于侧。毛诗义同也。造篇诵古，俱是作诗。国语言：武公髦年作懿戒，犹左传言召穆公作棠棣一诵已少年，诗一诵古人诗，皆可言作也。吕记严缉以为庶子时作，当矣。但吕记并疑楚语为非，则误耳。又此诗本作以刺王，兼以自警，非为自警而作也。朱子辨説，以序之刺王为失，而自警为得。其引侯苞语，亦削其刺王室之説。夫武公自警，特侯国诗，何得编于雅哉？或疑诗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诲尔谆谆，听用我谋，告尔旧止，皆身在王朝进谏不纳，方有是语。武公侯国公子，未备王官，不应作此语。然此法正难以论诗也。诗人言义，不必自我也。其言尔，不指尔为谁也？有美而似刺者，有刺而似美者，有美刺是人，慰劳是人，而代为是人之言者，故言之无罪，闻之足戒也。所云提示诲告，岂必真有是乎？意中所欲，辄形为词，诗人之常耳。况召穆公、芮良夫尝諌王，提示诲告，未始无人。宁必躬为之，方可着于诗乎？
靡哲不愚，谓王政虣虐，贤者佯愚以免祸，不为容貌，毛郑之説当有本也。观《韩诗外传》引箕子佯狂事，而证以此诗，异家而同説，可见矣。朱传以此诗非刺时，故别立新解，谓哲人而无威仪，则无哲而不愚。夫既无威仪，何名哲人乎？甫哲之忽愚
译内奰于中国，传云“不醉而怒叫奰”。《说文》引传语“奰”作□，说“壮大也，从三【大【音闼本作开，与大小字别】三目二目作□【居倦切，目围也】三目作奰，平益太也，秘切。那么现在作“奰”是省文。又《魏都赋》“奸回内赑”刘渊林引此诗证明，“奰”作“赑”。孔颖达疏引《西京赋》“巨灵赑屭【音戏】语以证明此诗，那里“奰”也作“赑”。“奰”“赑”是同一个字吗？《说文》有“奰”字，没有“赑”字。“赑”大概是□的破体，后来就分为两个字吗？
鬼方的名字见于《易》既济卦及《诗》荡篇。《易》释文说：“鬼远也。”《诗》传说：“鬼方远方也。”孔颖达疏说：“不知道是哪一方。”那么国家所在不可考。后儒见《易》说“高宗伐鬼方”，《商颂》也说“高宗伐荆楚”，怀疑是一件事，于是说鬼方就是荆楚【宋黄震的说法】或又说现在贵州本是罗施鬼国地就是古鬼方，都是臆说。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难道一定是一国吗？《世本》说黄帝娶于鬼方氏，《大戴礼》帝系篇说陆终娶鬼方氏，要不知道是哪地。匡衡说“汤化异俗而怀鬼方”，那么殷时鬼方本服从于中国，武丁时又背叛，所以伐它。孔颖达疏以为鬼方是殷的诸侯，所以施于纣世，确实如此。查干宝《易》注说：“鬼方北方国【见李鼎祚集解《文选》注引《世本》注说：“鬼方于汉则先零国【见《玉海》先零是西羌，都不说是南裔，那么以为荆楚的不是。
荡以纣比厉王，那么厉王的恶如纣了。然而不亡的，因为时无文武。商的季世，天为民生文武，民的幸，不是商的幸。不然，怎么知道武庚不为宣王呢？芮良夫说：“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远，罔有代德，时为王之患。”他是国人【语见《周书·芮良夫解》唉！代德的，必如文王才可。穆公假陈其言，大概深为厉王危呢？虽然，直到周世，无文王而周以亡。上天立君的局，至此才变。后世的兴亡，惟力是视而已。
抑
抑篇，是出于共和之世吗？自共和元年，到平王十四年，为岁八十五，而卫武公薨。楚语说：武公九十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岁，当百岁左右。厉王未流彘时，武公还在童年。共和时，则方少壮。抑诗应该作于此际了。孔仲达说武公时为诸侯庶子，为国君，无职事在王朝，不应作诗刺王。必是后来追刺，苏氏主其说，而源以为未然。诗发于性情，主文讦谏，无出位之嫌。匹夫尚可为之，况侯国公子？武公好学老而弥笃，少壮时必德性过人，他目睹厉王之虐，而发忧危之语，固然适宜。其后用以自警，至髦不忘，入相在周，必日讽诵焉。太师的官，因取而列于大雅了。序说：刺厉王，亦以自警。汉侯包治韩诗者也【包著韩诗翼要十卷】也说：卫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五，犹使人日诵是诗而不离于侧，毛诗意同。造篇诵古，俱是作诗，国语说：武公髦年作懿戒，犹左传言召穆公作棠棣一诵已少年诗一诵古人诗，都可言作。吕记严缉以为庶子时作，恰当。但吕记并疑楚语为非，就错了。又此诗本作以刺王，兼以自警。不是为自警而作。朱子辨说，以序之刺王为失，而自警为得当。他引侯包语，也削其刺王室之说。武公自警，特侯国诗，怎么编于雅呢？或疑诗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诲尔谆谆，听用我谋，告尔旧之，皆身在王朝进谏不纳，才有是语。武公侯国公子，未备王宫，不应作此语。然而此法正难以论诗。诗人言义，不必自我。其言尔，不指尔为谁？有美而似刺者，有刺而似美，有美刺是人，慰劳是人，而代是人之言者，故言之无罪，闻之足诫。所谓提示诲告，难道真有是乎？意中所欲，辄形为辞，诗人之常耳。况召穆公、芮良府尝谏王，提示诲告，未始无人，难道必躬为之，方可著于诗乎？
靡哲不愚，说王政虣虐，贤者佯愚以避祸，不为容貌，毛郑之说当有本。观《韩诗外传》引箕子佯事，而证以此诗，异家而同说，可见。朱传以此诗非刺时，故别立新说，说哲人而无威仪，则无哲而不愚，夫既无威仪，何名哲人？甫哲之忽愚
之，言语自相矫乱，岂成文义乎？或谓此哲人乃自以为哲，犹后言“哲妇倾城”，不知妇人无非无仪，故无贵于哲；若哲夫则成城矣，岂可证此诗？况详玩经文，并无自以为哲之意。
译这样，言语自相矛盾混乱，怎能成就文章的义理呢？有人称这位哲人乃是自认为有智慧，就像后文所说“哲妇倾城”，不知道妇人因为没有是非、没有法度，所以并不以有智慧为贵；如果是有智慧的男子则能成就邦国，怎么能用这个来证明这首诗呢？况且仔细玩味经文，并没有自认为有智慧的意思。
无竞维人，言莫彊于得贤人也。训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贤之效，正见其所以彊也。古注本明白正当，后儒皆遵用之。集传尽人道之解，颇为迂濶。案《左传》哀二十六年，子贡言卫辄内无献之亲，外无成之卿，而引此诗，因继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为主，而国于何有？”此诗説之最古者，笺疏之解不谬矣。
无言不雠，毛以雠为用，则应平声；郑以雠为售，则应去声。故释文有「市由市又二反」。案古雠、售二字通用。《汉书》曰：「酒雠数倍」，又曰：「収不雠」。如淳及师古注，皆读为售，是也。又案《表记》引此诗，郑注以雠为荅；《韩诗》雠作酬。《艺文类聚》引此诗作「詶」，亦是荅义。荅与报二语，正相敌较，为优矣。吕记、朱传、严缉皆从之。
子孙绳绳，尔雅作“憴憴”，云戒也。郑笺本此以释《抑》诗“螽斯”。毛传云：“绳绳，戒慎也。”意亦同。盖字训古矣。况谨饬自持，是保世之道。故两诗以言子孙，取义亦长。苏氏以为不絶意，殊短于味。
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郑指祭末阳厌之礼【尸谡之后，改设馔西北隅】殆不谬也。古人以祀为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纣昏弃肆祀，皆以祭典不防为亡国之大罪。厉王无道，助祭者无严敬之心，武公刺诗应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时语。中庸引之，以证齐明承祭之説，其引屋漏亦与《烈祖》篇连文，可见《诗》本言祭也。朱传纯以「慎独」立觧，夫戒慎恐惧，圣贤主敬之学，自合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也。何必援神明以自绳束耶？
彼童而角，郑以喻皇后预政，殆狃于厉倡嬖郯配姬之纬书也，诚谬矣。然后儒以为譬理之必无，与投桃报李相反，亦非诗意。源谓厉王用事之臣，必有无知而自用者，将坏乱王室，故经文曰：「彼是实有」，指目之称。传云：「童羊之无角者也，而角自角也。」夫无角而自谓有角，犹无能而自谓有能，诗人设喻之意，应尔。
实虹，小子传云：虹溃也。本释言文，彼释文云：虹讧，同此古字通用，与虹霓之虹无渉也。曹氏解为蝃蝀，而严缉从之，殊可笑。
诗人称目其君，尊之则曰天，曰上帝；亲之则曰尔，汝，曰小子，难以常礼拘也。又《民劳》以下诸篇，虽刺厉王，实兼戒用事之臣。则《抑》篇「实虹小子」，于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书·芮良夫》解云：「尔执政小子」，是当时有此称谓矣。严缉以为武公自称，非是。
告之话言，説文引之，目为传语，岂指左传襄二年文乎？然传本引诗，何不径以为诗语也？若文六年传则曰：「着之话言」，文稍异，非许所引矣。案传云：「话，古之善言也。」説文作「防」，云：「合防，善言也。」古言多善，须合防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防籀文作「譮」，玉篇作「▯」，云古文防。集韵亦云作「▯」。今经典俱作「话」。又「话」本户快反，读如坏。正韵收入祃韵，读如华岳之华，盖就俗音。
□梦」二字义别，诗惟正月视天梦，梦抑篇视尔梦，梦当作「梦【莫红切】余字俱当作「□【莫鳯切】案《説文》云「□」寐而有觉。
也从宀从【□】从薥，引《周礼》六□之文。又云：“梦，不明也，从夕，瞢省声。”是□者，□寐之义；梦者，昏暗之义。今经典相承，通作“梦”，其误久矣。又案《广雅》□想，今人以“梦”为□，失之矣。《佩觽集【宋郭忠恕着】云：“卫‘梦’之字，是为隶省，其逸驾有如此者。”皆言“梦”之为“梦”，非古也。
桑柔
周书》芮良夫解其言与《桑柔》诗往往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厉王及执政小子，戒之不从，又作诗以刺之乎？诗所谓“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诵言如醉”，正目作解言也。解云：“尔执政小子不图善道，偷生苟安，爵以贿成。”夫偷生苟安，则不知忧恤矣；爵以贿成，则不能序爵矣。亦既告之，诲之，无奈其如醉何？故复着之于诗，冀其闻而改悟。忠臣忧国，卷卷不已，类如此。又厉王朝，召穆公、芮伯、凡
译没有比得人更强大的了，这是说没有什么比得到贤人更强大的了。教化四方而改变那里的风俗，这是得到贤人的功效，正显示出它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古注本明白正当，后世的儒者都遵循使用它。《集传》对“尽人道”的解释，颇为迂阔。考察《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子贡说卫辄内无献公那样的亲人，外无成公那样的卿大夫，并引用这首诗，接着说：“如果得到贤人，四方都把他当作君主，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这是关于这首诗最古老的解说，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没有错误。
没有言语不回应，毛亨把“雠”解释为“用”，那么应该读平声；郑玄把“雠”解释为“售”，那么应该读去声。所以《经典释文》有“市由市又二反”的注音。考察古代“雠”、“售”二字通用。《汉书》说：“酒卖出的价格是原来的数倍”，又说：“征收的赋税卖不出去”。如淳和颜师古的注解，都读作“售”，这是正确的。又考察《礼记·表记》引用这首诗，郑玄注把“雠”解释为“答”；《韩诗》中“雠”写作“酬”。《艺文类聚》引用这首诗写作“詶”，也是“答”的意思。“答”与“报”两个词，正好相互对应比较，更为优越。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朱熹《诗集传》、严粲《诗缉》都遵循这个说法。
子孙谨慎戒慎，《尔雅》写作“憴憴”，意思是警戒。郑玄笺注依据这个来解释《诗经·大雅·抑》中的“螽斯”。毛亨传注说：“绳绳，是戒慎的意思。”意思也相同。大概字的训诂自古就是这样。况且谨慎整饬自我约束，是保全世家的道理。所以两首诗用来谈论子孙，取义也很深远。苏辙认为是不绝的意思，实在缺乏品味。
你在室内，尚且不辜负屋漏（隐秘之处）。郑玄指向祭祀结束时在东北角设厌祭的礼仪【尸神起身之后，改设酒食在西北角】，大概没有错误吧。古人把祭祀当作大事，伊尹说夏桀轻慢神灵，武王说商纣昏庸废弃祭祀，都把不防备祭祀典礼作为亡国的大罪。周厉王无道，助祭的人没有严肃恭敬的心，召穆公刺诗的指责应当涉及这一点。又下文说“神之格思”，明显是祭祀时的话语。《中庸》引用它，来证明斋戒清明承接祭祀的说法，它引用的“屋漏”也与《烈祖》篇连用，可见《诗经》本来是说祭祀的。朱熹《诗集传》纯粹以“慎独”来解释，戒慎恐惧，是圣贤主敬的学问，自然应当如此，不是因为畏惧鬼神才这样的。何必援引神明来束缚自己呢？
那些没有角却长着角的，郑玄用来比喻皇后干预朝政，大概是拘泥于关于周厉王宠幸嬖人、郯配姬的纬书，实在错误了。然而后儒认为这是比喻理之所必无，与投桃报李相反，也不是诗意。我认为周厉王当权的臣子，必定有无知而自用的，将要败坏扰乱王室，所以经文说：“彼是实有”，是指着他们称呼。传注说：“童羊是没有角的，却自己长出了角。”没有角却自认为有角，就像没有能力却自认为有能力，诗人设喻的意思，应当是这样。
实在混乱，小子。传注说：虹，溃乱的意思。本于《释言》的文字，那个《释文》说：虹、讧，同此古字通用，与彩虹的虹没有关系。曹氏解释为蝃蝀（彩虹），而严粲《诗缉》跟随他，实在可笑。
诗人称呼他们的君主，尊称则叫天，叫上帝；亲称则叫尔，汝，叫小子，难以用常礼拘束。又《民劳》以下的各篇，虽然讽刺周厉王，实际上也兼着告诫当权的臣子。那么《抑》篇中的“实虹小子”，“于乎小子”，或许是指臣子说的，也可以。《周书·芮良夫解》说：“尔执政小子”，是当时有这样的称谓了。严粲认为这是召穆公自称，不对。
告诉你们善言，《说文解字》引用它，看作是传语，难道是指《左传》襄公二年的文字吗？然而传注本来引用诗，为什么不直接当作诗语呢？如果《左传》文公六年的传注则说：“着之话言”，文字稍异，不是许慎所引用的了。考察传注说：“话，是古代善言。”《说文解字》写作“防”，说：“合防，是善言。”古代言语多善，须要合防之，两种意思互相补充。又考察“防”的籀文写作“譮”，《玉篇》写作“〇”，说古文防。《集韵》也说写作“〇”。现在经典都写作“话”。又“话”本户快反，读如坏。《正韵》收入祃韵，读如华岳的华，大概是就俗音。
“□梦”二字意义不同，诗只有正月视天梦，梦抑篇视尔梦，当作“梦【莫红切】其余字都应当作“□【莫鳯切】考察《说文解字》说“□”是睡觉而有知觉。也从宀从【□】从薥，引用《周礼》六□的文字。又说：“梦，是不明，从夕，瞢省声。”所以□者，是□寐的意思；梦者，是昏暗的意思。现在经典相承，通作“梦”，错误很久了。又考察《广雅》□想，现在人用“梦”作为□，失之矣。《佩觽集》【宋郭忠恕著】说：“卫‘梦’之字，是为隶省，其超越常规有如此者。”都说“梦”作为“梦”，不是古法。
桑柔
《周书·芮良夫解》其言语与《桑柔》诗往往相合。意思是芮伯先作解来告诫周厉王及执政小子，告诫他们不从，又作诗来讽刺他们吗？诗所谓“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正是指着作解说的。解云：“尔执政小子不图善道，苟且偷生，爵位因贿赂而成。”苟且偷生，就不知道忧恤了；爵位因贿赂而成，就不能序爵了。已经告诉了他，教诲了他，无奈他如醉何？所以又着之于诗，希望他听到而改悟。忠臣忧国，勤勉不已，类如此。又厉王朝，召穆公
伯二三贤臣外，余皆贪佞小人，专利监谤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仅荣公、卫巫辈也。故解责其导王不若专利作威，惟以贪谀为事，不勤德以备难。又责其饰言事王，面相诬蒙贤智，箝口小人鼓舌。而诗亦刺言：“信用小人”，如所云：“维彼愚人，覆狂以喜；维彼忍心，是顾是复。”不一词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贪佞二意。如“朋友以谮，贪人败类；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为寇”诸语，皆与《周书》所戒相符合。诗与解观之，流彘之由，居可知矣。
译除了伯、二、三几位贤臣之外，其余都是贪婪奸佞的小人，专行垄断利益、监视诽谤之事，揣测心意、逢迎讨好的人，正不仅仅只有荣公、卫巫这类人。因此《解诂》指责他们引导君王不如垄断专利、作威作福，只以贪婪谄媚为事，不勤勉修德以预防祸难。又指责他们粉饰言辞侍奉君王，当面欺瞒蒙蔽贤智之人，使小人闭口、奸邪鼓舌。而《诗经》也讽刺说：“信用小人”，如所说的：“那些愚昧的人，颠倒黑白却欣喜；那些残忍的人，反复顾念。”不用多词就足以说明。其讽刺群臣，也不外乎贪婪、奸佞这两个意思。如“朋友进谗言，贪婪的人败坏同类；征讨是因为内心污垢，以及善良的人反而被辱骂，用力却成为寇贼”等语，都与《周书》所警戒的内容相符合。将《诗经》与《解诂》对照来看，周襄王流亡彘地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笺云：芮伯字良夫。疏据《左传》引芮良夫诗及《周书》有芮良夫篇证之。然据《周书》，则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书》芮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称当以名，不以字矣。
经传多言「刘」如无尽，「刘」遏，「刘」咸，「刘」防，「刘」大抵皆训杀。惟《桑柔》篇捋采其「刘」，毛云「爆烁【音剥落】而希」。而《尔雅·释训》「毗刘暴乐【音同上】之文，亦正释此诗。盖古义如此，故《雅》传同也。又诗言「捋采」，止取其叶耳，于树之根榦无损，何得云杀乎？王氏训此「刘」为杀，舛矣。况「捋采其杀」不成语，亦自觉不通也。又转为「尽」义，何其迂也？《集传》训为「残」，「残」即稀疏意，葢隂用「爆烁」之解，而又不肯显袭其词。
民靡有黎，传云“黎，齐也”。孔申之谓：“民既被兵，或存或亡，无齐一平安者。”此解未通。郑《易》传训为不齐，过矣。王安石训为“黒”，言“黎民”犹言“黔首”，説本杜撰，而施于此诗，尤谬。不仅“民靡有黒”不成语也【华谷讥之如此】诗本言民遭祸乱，少得生存耳，岂谓民皆白首乎？严缉训“黎”为众庶，亦得之。但诗本极言民生凋敝，不应止言不众，则传义尤允。“天歩”、“国歩”，“歩”皆训行。“天歩艰难”，谓天行此艰难于申后也。“国歩斯频”，谓国家行此困急于民之道也【传云“频，急也】国歩蔑资”，谓国家行政轻蔑民之资用。毛、郑义本如此。程子以“天歩”为时运，陈氏以“国歩”为国运，今遂习为常语。但训“歩”为运，实属牵合。
传云「濯所以救热也，礼所以救乱也」。笺云「手持热物之用，濯犹治国之道，当用贤者」。疏谓「惟贤人能行礼」。笺正申足传意，此仲达通两家之异，其实义别也。今因用贤之解，与上序爵语相接成，故皆从郑。然传义实优，匪直与卫、北宫语合也【见《左传疏》亦引之】周家一代专恃礼为治，春秋贤卿大夫往往以礼之有无决国之存亡与人之休咎，则以濯喻礼，传得诗指矣。又毛公为荀卿弟子，荀卿之书谓隆礼为儒术之先务，故毛之释诗亦多言礼【如郑《东门之墠》、《唐》、《蟋蟀》、《豳》、《破斧》、《伐柯》诸传皆是】此诗以礼救乱，亦其师説然也。好是稼穑，四诗《毛传》既异解，而后儒释之，复人各一説。吕记兼用李、欧二氏之説，谓「好是稼穑，民力不可轻也，惟有功于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穑当以为宝，必以禄养贤才」，意实本于王肃之申毛，而严缉衍之尤为明确。严以「好稼」言重农，「代食」言任贤，「维宝」言诏禄下可轻，「维好」言择人不可滥，此青出于蓝矣。朱传用苏氏之説，谓「君欲进而不能进，则维退而务农以代禄食，虽劳而无患」，恐非诗指。
具赘卒荒传训赘为属盖赘肬赘壻皆系属义然与荒虚义不相协故郑氏申之以为见繋属于兵也朱传由属义转为危义恐太迂逺夫有所繋属何言危乎以旅力为膂力于北山篇已辨其误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念穹苍亦作膂力觧文义尤不可通诗本责在朝诸臣莫肯同心协力忧念天变耳念之当纳诲于王修举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须大小羣僚合力为之训旅为众正合诗意何反释为膂耶且靡有者是当念而不肯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谓危困之极无力以念天祸尤不可解念天祸焉用拳勇乎况正因危困故须忧念反云危困而不能忧念乎
宁为荼毒？孔疏以荼为苦菜，毒为螫虫，殆未然也。荼为礼食所用，岂螫虫之比哉？荼毒之荼，乃秽草薅之，欲其速朽。诗或指之。
征以中垢传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谓垢者，土处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防。是合两字方成闇防之意。集传分训「中」为隠闇，「垢」为汚秽，则由苏氏语而衍之也。至严缉云：「中垢，内汚也。」以闺门之事汚蔑君子，如王鳯之诬王商，尤为妄説。中垢与式谷相对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岂如严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无事不可对人言；小人反之，蝇营狗苟，无所不至，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
译郑玄笺注说：芮伯的字是良夫。孔颖达疏证依据《左传》所引芮良夫的诗以及《周书》中有芮良夫篇来证明这一点。然而根据《周书》记载，良夫是芮伯的名，而不是字。《周书》中芮伯说：“我小臣良夫。”自称应当用名，而不用字。
经传中多处提到“刘”，如“刘”无尽、“刘”遏、“刘”咸、“刘”等，大概都解释为杀。只有《桑柔》篇中“捋采其刘”的“刘”，毛亨传解释为“剥落而稀疏”。而《尔雅·释训》中“毗刘暴乐”的条文，也正是解释这首诗。大概古义就是这样，所以《雅》诗的传注相同。再说诗中讲“捋采”，只是摘取它的叶子，对树的根干没有损害，怎么能说是杀呢？王氏将此“刘”解释为杀，是错误的。况且“捋采其杀”不成话，自己也觉得不通。又转而解释为“尽”的意思，何其迂腐呢？《诗集传》解释为“残”，“残”就是稀疏的意思，大概是暗中采用“剥落”的解释，又不肯明显袭用那个词。
“民靡有黎”，传注说：“黎，齐也。”孔颖达申述说：“百姓既遭受战乱，有的存活有的死亡，没有整齐平安的。”这个解释不通。郑玄《易传》解释为不齐，更是错误。王安石解释为“黑”，说“黎民”就像“黔首”一样，说法本是杜撰，而用在这首诗上，尤其荒谬。不仅“民靡有黑”不成话【华谷先生讥讽的就是这样】，诗本意是说百姓遭逢祸乱，很少得以生存，难道是说百姓都白了头吗？严缉解释“黎”为众庶，也说得通。但诗本意是极力说明民生凋敝，不应只说不众多，那么传注的意思尤其恰当。“天步”、“国步”，“步”都解释为行。“天步艰难”，是说天将这种艰难施加于申后身上。“国步斯频”，是说国家实行这种困急于民的政策【传注说“频，急也”】。“国步蔑资”，是说国家行政轻蔑百姓的资用。毛亨、郑玄的本意原本如此。程子把“天步”解释为时运，陈氏把“国步”解释为国运，现在遂成为习用的常语。但把“步”解释为运，实属牵强附会。
传注说：“濯是用来救热的，礼是用来救乱的。”郑玄笺注说：“手持热物的用处，濯就像治国的道理，应当任用贤者。”孔颖达疏证说：“只有贤人才能行礼。”郑玄的笺注正是申述并补足传注的意思，这是仲达（郑玄）调和两家不同观点，其实意义有别。现在因为任用贤者的解释，与上文序爵的话相衔接，所以都遵从郑玄。然而传注的意思确实更优，不仅与卫、北宫的话相合【见《左传疏》也引用了它】。周朝一代专门依靠礼来治理，春秋时期贤明的卿大夫往往以礼的有无来决定国家的存亡和人的吉凶，那么用濯来比喻礼，传注就得到了诗的宗旨。又毛公是荀子的弟子，荀子的书说尊崇礼是儒术的首要任务，所以毛公解释《诗经》也多讲礼【如郑玄《东门之墠》、《唐》、《蟋蟀、《豳》、《破斧》、《伐斧》等传注都是这样】。这首诗以礼救乱，也是他的师说如此。
“好是稼穑”，四首诗的《毛传》已经解释不同，而后儒解释它，又人各一说。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兼用李、欧两家的说法，说“好是稼穑，民力不可轻视，只有对百姓有功的人让他代耕而食，稼穑应当视为宝物，必定要用禄位供养贤才”，意思其实本于王肃申述毛亨，而严缉引申得尤为明确。严缉以“好稼”说重视农业，“代食”说任用贤人，“维宝”说诏令禄位不可轻视，“维好”说选择人不可滥竽充数，这真是青出于蓝了。朱熹《诗集传》采用苏氏的说法，说“君主想进用贤人而不能进用，那么就退而务农以代替禄食，虽然劳苦但没有祸患”，恐怕不是诗的本意。
“具赘卒荒”，传注解释“赘”为属。大概赘疣、赘婿都是系属的意思，然而与“荒”的虚义不相协调，所以郑玄申述说这是见系属于兵。朱熹《诗集传》由属义转为危义，恐怕太迂远。有所系属，何言危呢？以“旅力”为“膂力”，在《北山》篇已辨明其误了。至于《桑柔》篇“靡有旅力，以念穹苍”，也作“膂力”解释，文义尤其不通。诗本意是责备在朝的诸臣不肯同心协力，忧念天变。念之应当纳谏于王，修举政事，以挽回天意，必定需要大小群僚合力为之。解释“旅”为众，正合诗意，何反解释为膂呢？况且“靡有”是说应当念而不肯，不是想念而不能。现在说危困到极点，无力以念天祸，尤其不可理解。念天祸哪里用得着拳勇呢？况且正因为危困，所以须要忧念，反说危困而不能忧念吗？
“宁为荼毒？”孔颖达疏证以荼为苦菜，毒为螫虫，大概不对。荼是礼食所用的，岂能与螫虫相比？荼毒的荼，乃是秽草，要铲除它，使其速朽。诗或许指的就是这个。
“征以中垢”，传注说：“中垢，言闇冥也。”孔颖达申述说：垢者，土处中而有垢土，所以用中垢来说闇冥。这是合两字才成闇冥的意思。《诗集传》分训“中”为隠闇，“垢”为汚秽，是由苏氏的话而引申出来的。至于严缉说：“中垢，内汚也。”以闺门之事汚蔑君子，如王凤诬陷王商，尤为妄说。中垢与式谷相对言，君子小人品性的不同如此罢了，岂像严缉所说的那样？君子光明正直，无事不可对人言；小人相反，蝇营狗苟，无所不至，他们的所作所为甚至不可告诉妻子。
子。此传所谓闇防也。知小人之闇防，则良人之式谷必然光明正直；知光明之为善道，则闇防之不善可知。诗之语意，又互相备。
译子。这就是《传》中所说的暗中防备。知道小人的暗中防备，那么良人的遵循正道必然光明正直；知道光明是善道，那么暗中防备的不善就可以知道了。《诗》中的语意，又互相完备。
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听言道听之言，诵言诵诗书之言也。闻浅近之言则应答，闻正言则眠卧如醉【左传杜注亦云：昏乱之君不好典诵之言】无识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笺疏一家之説也。《韩诗外传》述郭公出亡，御者责其不听谏，则怒御者；称其大贤，则以为然。而引此诗证之，正与笺疏同意。近解迂回大甚。
桑柔》诗末二章，三言民俗之败，皆归咎于执政之人。上欺违则，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则民行邪僻矣。上为寇盗之行，则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诗刺王，而兼及辅臣，故篇末缕陈之也。王肃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当以笺为正。
云汉
宣王遭旱之年，笺疏不能定其早晚。以《云汉》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厉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逺也。又云：「内有拨乱之志」，是拨乱方有其志，未见诸政事也。又云：「天下喜于王化复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时可知矣。皇甫谧以为宣王元年不耤千畆，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无据，然合之于《序》，非谬也。又经言「饥馑荐臻」，与六年乃雨説亦相符。刘道原《通鉴外纪》全祖士安之説，谅有见矣。《竹书纪年》以为二十五年大旱，祷之而雨，此不可信。又《序》「厉王之烈」笺云：「烈，余也。」《尔雅》本有此训，故郑用之。后儒以烈为虣虐，不如训余之自然。
左传》谓天灾有币无牲【僖二十五年】而《云汉》诗云“靡爱斯牲”，《祭法》郑注亦云祭水旱用少牢，与《左传》异。《周礼·大司徒》贾疏及《礼记·祭法》《诗·云汉》篇孔（皆推明其故，而説各不同。贾疏谓祷祈无牲，灾灭之后有牲；孔氏之説则不然。其《礼疏》以为初遇水旱，先须修德，不当用牲；若水旱歴时，祷而不止，则当用牲。其《诗疏》则引《祭法》注（见上），又引《春官·太祝》“六祈”注：“造类禬禜皆用牲”，政説用币而已。知天灾祈祷皆用牲，较论三説，《诗疏》长矣。
蕴隆虫虫传云：蕴蕴而暑，隆隆而雷，虫虫而热【疏云：蕴平常之热，而隆隆又甚热，故暑热异文】蕴隆经本单举，而传为重文，古义当尔矣。王氏蕴积隆盛之解，真臆説。释文云：蕴本又作煴【纡文切，説文：鬰烟也】正义云：温字定本作蕴，则古本经文蕴、煴、温三字杂见也。煴与温亦训为蕴积耶？
斁旁从攴，音亦，解也。又厌也。其音妬者，本作殬，旁从歺【音蘖】败也，通作斁。《诗》惟《云汉》篇“耗斁下土”，训败音妬，余俱音亦。但斁殬俱谐睾声，睾，羊益切。音与妬逺，殬之得声意，古人韵缓，或可相通乎？
子由释《云汉》诗有可取者三：「释『宁丁我躬』云：『与下耗斁下土，宁使我身当之无使人被其患』。释『宁俾我遯』云：『苟我不当天心，宁使我遯去，以避贤者无以我苦此庶民』。释『黾勉畏去』云：『弃位以避忧患，非人主之义，故黾勉不敢去，以求济难也』。」皆胜古注。
靡有孑遗，毛云：“孑然，遗失也。”疏云：“孑然，孤独之貌。无有孑然得遗漏者。”孟子赵注云：“无有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皆以为孑然，小尔雅云：“孑，余也。”训“靡有余遗”，原明直。朱子因説文无右臂之解，遂释之曰：“无复有半身之遗者。”正使留得半身，尚可以为民哉。
先祖于摧传云：「摧至也」，与释诂义同。疏用孙説，申毛以「于摧」为「于何所至」，言民皆饿死，先祖之神将无所归也。转至为归，义太迂。源谓「至者」犹云来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将使我民无有遗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畏此旱灾而来格乎？毛意或如此。康成改「摧」为「嗺」，固非是。苏氏「摧落」之解，亦属臆説。
郑破摧为嗺云「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辞如笺义则经文于字当读为吁释文无音反非陆之疎即传写之脱漏。
涤涤山川，传以“涤涤”为旱气，盖貌状语，无闗“涤”之本训也。朱传用王説，谓山川如涤除，此依文穿凿耳。説文引此
译听到浅近的话就应答，听到诵读诗书的话却像醉了一样昏睡。听到浅近的话就应答，听到正言却眠卧如醉。《左传》杜预注也说：昏乱之君不喜欢典诵之言。没有见识的人往往如此，这并非郑玄笺注和孔颖达疏解一家的说法。《韩诗外传》叙述郭公出逃，驾车的人责备他不听劝谏，他就发怒驾车的人；称赞他是大贤，他就认为是对的。并引用这首诗来证明，正与笺疏的观点一致。近代的解释迂回曲折太过分了。
《桑柔》诗最后两章，三次提到民俗败坏，都归咎于执政的人。君主违背法度，民心就不能中正。君主崇尚武力而不崇尚德行，百姓的行为就会邪僻。君主做出寇盗的行为，民心就不能安定。这首诗讽刺周王，同时也涉及辅佐的大臣，所以在篇末详细陈述。王肃阐述毛传，都主张是百姓的话，大概不符合毛公的本意，应当以郑笺为正确。
《云汉》
宣王遭遇旱灾的年份，笺疏不能确定是早是晚。根据《云汉》的序推断，大概是初年的事吧？《序》说：“宣王承受厉王的余烈”，这是距离前代君王不远。又说：“内有拨乱之志”，这是拨乱刚有这种志向，还没有体现在政事上。又说：“天下喜悦于王化重新施行”，这是此前王化尚未施行。由此可知是在初即位的时候。皇甫谧认为宣王元年不亲耕千亩，天下大旱；二年不下雨，到第六年才下雨。孔颖达疏怀疑他没有根据，然而与《序》相合，并非错误。又经文中说“饥荒接连发生”，与六年才下雨的说法也相符。刘恕《通鉴外纪》完全采纳了士安的说法，确实有见地。《竹书纪年》认为是二十五年大旱，祈祷后下雨，这不可信。又《序》中“厉王之烈”，郑笺说：“烈，余也。”《尔雅》本来有这个训释，所以郑玄采用它。后世儒者把烈解释为暴虐，不如解释为余自然。
《左传》说天灾祭祀用币不用牲【僖公二十五年】，而《云汉》诗说“靡爱斯牲”，《祭法》郑玄注也说祭祀水旱用少牢，与《左传》不同。《周礼·大司徒》贾公彦疏及《礼记·祭法》、《诗·云汉》篇孔颖达疏（都推究说明其原因，但说法各不相同。贾疏认为祈祷时不用牲，灾害消除后用牲；孔氏的说法则不然。他的《礼记疏》认为初遇水旱，先须修德，不应当用牲；如果水旱历时久长，祈祷不止，则应当用牲。他的《诗经疏》则引用《祭法》注（见上），又引用《春官·太祝》“六祈”注：‘造、类、禬、禜都用牲’，政说只用币。知道天灾祈祷都用牲，比较这三种说法，《诗疏》更好。
蕴隆虫虫传云：蕴蕴而暑，隆隆雷声，虫虫而热【疏云：蕴是平常的热，而隆隆又更热，所以暑热用不同的文字】蕴隆经文原本只举单字，而传为重文，古义应当如此。王氏蕴积隆盛的解释，真是臆测。《释文》说：蕴本又作煴【纡文切，《说文》：郁烟也】正义说：温字定本作蕴，那么古本经文中蕴、煴、温三字混杂出现。煴与温也解释为蕴积吗？
斁旁从攴，音亦，解释为解。又解释为厌。其音妬的，本作殬，旁从歺【音孽】败也，通作斁。《诗经》只有《云汉》篇“耗斁下土”，解释为败音妬，其余都音亦。但斁殬都谐睾声，睾，羊益切。音与妒远，殬之得声意，古人韵缓，或许可以相通吧？
子由解释《云汉》诗有三处可取：「解释『宁丁我躬』说：『与下耗斁下土，宁可让我身承担，不要使人遭受其患』。解释『宁俾我遯』说：『如果我不当天心，宁可让我逃去，以避贤者，不要让我苦害这些百姓』。解释『黾勉畏去』说：『弃位以避忧患，不是人主的义理，所以努力不敢离去，以求济难也』。」都胜过古注。
靡有孑遗，毛云：“孑然，遗漏也。”疏云：“孑然，孤独的样子。没有孑然得遗漏者。”孟子赵岐注云：“没有孑然遗脱不遭旱灾者。”都认为孑然，《小尔雅》云：“孑，余也。”解释“靡有余遗”，原本明白直接。朱子因为《说文》没有右臂的解释，于是解释说：“没有再留下半身之遗者。”即使留下半身，尚可以为民吗。
先祖于摧传云：「摧至也」，与《释诂》义同。疏用孙说，申毛以「于摧」为「于何所归」，言民皆饿死，先祖之神将无所归宿。转至为归，义太迂曲。源谓「至者」犹云来格耳，说酷旱如此，天将使我民无有遗留，先祖的神何不助我，畏惧这旱灾而来格呢？毛意或许如此。康成改「摧」为「嗺」, 固非是。苏氏「摧落」的解释，也属臆说。
郑破摧为嗺云「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辞。如笺义，则经文于字当读为吁。释文无音，反非陆之疏，即传写之脱漏。
涤涤山川，传以“涤涤”为旱气, 盖貌状语，无关“涤”之本训也。朱传用王说，谓山川如涤除，此依文穿凿也。《说文》引此
作“▯▯【徙履切】与“涤除”何预哉？又《乐记》“狄成涤滥”疏引《诗》“踧踧周道”证“狄涤”，“涤山川”证“涤”，云皆物之形状，但彼注以“狄涤”为往来疾貌，义稍殊。
译“〇〇”（徙履切）与“涤除”有什么关系呢？又《乐记》中“狄成涤滥”的疏文引用《诗经》中的“踧踧周道”来证明“狄涤”，引用“涤山川”来证明“涤”，说这些都是事物的形状，但那里的注疏把“狄涤”解释为往来迅疾的样子，意义稍有不同。
我心惮暑，惮字毛训劳，则丁佐反；郑训畏，则徒旦反。疏及释文辨之甚明。朱传兼取劳畏二义，不知当何读？又丁住反者，字本作瘅。説文云：劳病也，从疒【女戹切】单声。然则《大东》“惮人”、《小明》“惮我”，此诗“惮暑”皆借也。劳畏二义，异音并异字，安得兼之于一字乎？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二里字一训病，一训忧。两意皆通。《尔雅》“防，病也；悝，忧也。”里乃防、悝之借耳。郑解云：“汉之里”为忧，而严缉讥其破字误矣。朱传从郑训“里”为忧，得之；但引《季布传》“无俚”为无聊赖，以为义同，则未当。有聊赖则不忧，忧则无聊赖。俚正是聊赖之义，与“里”训忧相反，安得同？
昭假无赢。昭假二字，王申毛以为昭其至诚于天下，朱传以为精诚昭格于天，义皆可通，而王较优矣。诗言昭假者五：烝民昭假于下，噫嘻既昭假尔，泮水昭假烈祖，长发昭假迟迟，及此诗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经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指自明，不容异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义，近解率用感天为説。其噫嘻诗，朱子初説虽训为格上帝，而集传则易之，惟云汉、长发皆以为昭假于天。案昭假迟迟，疏用笺义，述毛以假为寛暇説，近迂。独其注语【孔子闲居】谓汤之明道下至于民，与迟迟义较顺【详见总诂】似胜于集传也。至昭格无赢，则王义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言羣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终始不倦，故劝以昭布至诚，施惠于下，无或少有留赢，以民命濒危当赈救之，无弃其成功也。此于前后文义最为通贯矣。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二
吴江陈启源撰
荡之什下【变大雅】
崧髙
崧髙传并举甫申齐许四国以为姜氏四伯之后，郑笺因之，以甫申为甫侯申伯，当矣。至以甫即训夏赎刑之甫侯，则吕记讥之，谓二人宜皆宣王时贤诸侯，而郑氏逺取穆王时人为非是。然以古况今，文义之常，以同姓名贤配申伯而为言，正见称美之至，笺义不谬也。至康成注记时未悉诗义，故以甫为山甫，及笺诗则改之，仲逹辨之甚明，而严缉反取其旧説，斯舛矣。王伯厚困学纪闻驳之，允当。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肃曰：「召公为司空，主缮治。」孔疏引之，以为独使召伯营谢之故。肃所谓召公，专指穆公也。时穆公适为司空耳。集传引或説曰：「大封之礼，召公之世职，是谓康公以来，世世为司空也。」殆非肃意，别有辨见《韩奕》篇。
王命傅御迁其私人。传云：御，治事之臣也。郑以为冢宰，虽未必然，然既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传以为家臣之长，不知何据。又引汉明帝赐东平国傅手诏，以为古制如此，恐周制未必同汉也。申伯当是有土之名，入相王室，如卫武公、虢文公之类。周家王后皆侯国女，申伯是王舅，若非旧为国君，安得与王室聨姻？其城谢也，犹下篇之城齐，乃迁国，非始封也【孔疏以为申伯旧国已絶今改而大之，恐未然】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迁其私人者，申而迁于谢耳。申伯眷恋阙庭，未遽反国，而室家在涂，宜有将导统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习申伯威德，其室家先到，岂能賔至如归？亦须王臣衔命而徃以镇服之，岂家臣可胜其任哉？迨后申伯遄行，则家室已获宁居，故径从郿入谢，不复过其故都矣。六章「谢于诚归」是也。案一统记，今南阳府南阳县附郭为古申国，今汝宁府信阳州在南阳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内有古谢城，是申与谢两地相去亦不甚逺申伯私人当自今南阳府至信阳州耳。
崧髙第六章云：「申伯信迈，乂云谢于诚归，又云式遄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郑笺以为申伯不欲离王室，王氏以为王之数留，两意正相反，较而论之，则郑説长也。此篇屡言「王命」，又言「王缵之事」，又言「王锡」「王遣」「王饯」，不一而足。玩其辞气，殆是王促之使行，非留之也。古诸侯在其国
译我心里畏惧暑热。“惮”字，毛亨训为劳苦，读音为丁佐反；郑玄训为畏惧，读音为徒旦反。孔颖达的疏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此辨析得非常清楚。朱熹的《诗集传》兼取劳苦和畏惧两种含义，不知道应当读哪个音？另外，读丁住反的，字原本作“瘅”。《说文解字》说：“瘅，劳病也，从疒，单声。”那么《大东》中的“惮人”、《小明》中的“惮我”，以及本诗的“惮暑”，都是假借字。劳苦和畏惧两种含义，读音不同，字形也不同，怎么能兼于一字呢？
“云如何里？悠悠我里。”两个“里”字，一个训为病，一个训为忧。两种意思都讲得通。《尔雅》说：“防，病也；悝，忧也。”“里”是“防”和“悝”的假借字罢了。郑玄解释说：“汉之里”意为忧，而严缉讥讽他破字误释，这是不对的。朱熹的《诗集传》采纳郑玄训“里”为忧，是正确的；但他引用《季布传》中的“无俚”意为无聊赖，认为意义相同，则不恰当。有聊赖就不忧，忧就无聊赖。“俚”正是聊赖的意思，与“里”训为忧相反，怎么能相同呢？
“昭假无赢。”“昭假”二字，王申毛认为昭示其至诚于天下，朱熹的《诗集传》认为精诚昭示感格于天，两种意义都可以讲通，而王申毛的解释较为优长。《诗经》中说到“昭假”的有五处：《烝民》的“昭假于下”，《噫嘻》的“既昭假尔”，《泮水》的“昭假烈祖”，《长发》的“昭假迟迟”，以及本诗。只有《烝民》、《泮水》两处“昭假”，经文一个说“于下”，一个说“烈祖”，所指自然明确，不容有其他解释。其余三处“昭假”，古注多取惠及百姓之意，近人的解释大多用感动上天来说明。其中《噫嘻》一诗，朱熹最初的解释虽训为感格上帝，但在《诗集传》中改掉了，只说《云汉》、《长发》都认为是昭假于天。查考“昭假迟迟”，孔颖达的疏采用郑玄笺注的意义，叙述毛亨以“假”为宽暇的说法，近来显得迂腐。唯独他在注释《孔子闲居》时，说商汤的明道下及于民，与“迟迟”的意义较为顺当【详见总诂】，似乎胜过《诗集传》。至于“昭格无赢”，则王申毛的意义尤其符合上一章。上一章说“靡人不周”，讲的是群臣体恤百姓的事，这里又希望他们始终不懈，所以劝勉他们昭布至诚，施惠于下，不要稍有保留盈余，因为百姓生命濒危应当赈救，不要丢弃成功的功业。这在前后文义上最为通贯了。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毛诗稽古编卷二十二
吴江陈启源撰
荡之什下【变大雅】
崧髙
《崧高》的传文并举甫、申、齐、许四国，认为是姜氏四伯的后代，郑玄的笺注沿袭此说，以甫、申为甫侯、申伯，这是对的。至于认为甫就是夏代赎刑的甫侯，吕氏《吕记》讥讽他，说两人应该都是宣王时的贤诸侯，而郑氏远取穆王时的人是不对的。然而以古况今，是文义的常法，以同姓名的贤人配申伯而言，正见称美之至，郑玄笺注的意义没有错误。至于郑康成注《周礼》时未完全明白诗义，所以以甫为山甫，等到笺注《诗经》时则改了过来，仲逹辨析得非常明白，而严缉反而采纳他的旧说，这是错谬的。王伯厚《困学纪闻》驳斥他，很恰当。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肃说：“召公担任司空，主管修缮治理。”孔颖达疏引用它，认为是独使召伯营建谢邑的缘故。王肃所说的召公，专指穆公。当时穆公恰好担任司空罢了。《诗集传》引用或说曰：“大封的礼仪，是召公的世职，是说康公以来，世世代代担任司空。”这大概不是王肃的意思，另有辨析见《韩奕》篇。
“王命傅御迁其私人。”传文说：“御，是治事的臣子。”郑玄认为是冢宰，虽然不一定正确，但既然王命派遣，确定是王臣，不是申伯的家臣。朱熹的《诗集传》认为是家臣之长，不知何据。又引用汉明帝赐东平国傅的手诏，认为古制如此，恐怕周制未必同于汉制。申伯应当是有土之名，入朝辅佐王室，像卫武公、虢文公之类。周朝王后都是侯国女子，申伯是王舅，如果不是旧为国君，怎么能与王室联姻？他城谢邑，如同下篇城齐邑，乃是迁国，不是始封【孔颖达疏认为申伯旧国已绝，现在改而大之，恐怕未必如此】。申伯身在王朝，他的家室仍在申地，迁其私人，是从申迁到谢邑。申伯眷恋朝廷，没有立即回国，而家室在途中，应该有将导统率的人。又新邑人民不熟悉申伯的威德，他的家室先到，岂能宾至如归？也需要王臣衔命前往以镇服他们，岂是家臣能胜任的呢？等到后来申伯迅速出行，则家室已获安宁居住，所以直接从郿进入谢邑，不再经过他的故都了。第六章“谢于诚归”就是此意。查考《一统志》，今南阳府南阳县附郭为古申国，今河南府信阳州在南阳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内有古谢城，是申与谢两地相距也不甚远，申伯私人当自今南阳府至信阳州罢了。
《崧高》第六章说：“申伯信迈”，又说“谢于诚归”，又说“式遄其行”，好像开始怀疑他不果行，现在才相信他行者。郑玄笺注认为申伯不欲离王室，王氏认为王之数留，两意正相反，比较而论，则郑说长也。此篇屡言“王命”，又言“王缵之事”，又言“王锡”、“王遣”、“王饯”，不一而足。玩其辞气，殆是王促其使行，非留之也。古诸侯在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