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学者之辞也。是以首篇为大序，夫子所作；而众篇之首为小序，国史所定也。”张子曰：“《诗》序亦有后人添入者，则极浅近，自可辨。”盖指小序以下之续序，及大序中“忧其进贤，不淫其色”数语也。今従程子之説，以首篇为大序，每篇之首二语为古序，其下学者之辞为续序，亦曰后序。与古序离一字，庶防无鱼目之混。
译这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小序的开头部分就是古序，其下的文字则是后世学者的解说。因此，首篇的序文称为大序，是孔子所作；而各篇开头的序文称为小序，是由国史确定的。”张载说：“《诗》序中也有后人添加进去的内容，那些内容非常浅显，自然可以辨别。”这大概是指小序之后的续序，以及大序中“忧其进贤，不淫其色等几句话。现在遵循程子的说法，将首篇的序文定为大序，每篇开头的前两句定为古序，其下学者的解说定为续序，也称为后序。与古序之间空出一个字，大概可以防止鱼目混珠。
攻序者，以序为毛公、卫宏所作；尊序者，以序首二语为孔子所作，皆非也。盖序者，国史之题辞，有诗即有序，序在孔子之前。假乐序云：“嘉成王也。”中庸曰：“嘉乐君子。”《左传》亦曰：“嘉乐君子。”知左氏、子思之従序矣。
孟子论《小弁》曰：「亲亲，仁也。」盖以宜臼之傅述宜臼之言，为得亲亲之仁也。若平王忘亲戍仇，安得有是诗？又安得以为仁？故朱子注《孟子》，亦改《集传》，従序。《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非序，何以论其世？何以知其人？知《孟子》未尝不读序也。
古序为国史，定论诗学之津梁。集传集诸儒大成，取士之正鹄。集传未安，寜従古説。黄东发云：「晦庵古説，学者参之。」
有诗人之意，有编诗之意。如《雄雉》为妇人思君子，《凯风》为七子自责，是诗人之意也。《雄雉》为刺宣公，《凯风》为美孝子，是编诗之意也。朱子顺文立义，大抵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之防国史，眀乎得失之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之要。
郑渔仲説诗，往往自相矛盾。如云：武帝时毛诗始出，自以源流出扵子夏。当毛公之时，左氏传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毛氏之説先与之合，不谓源流子夏可乎？汉兴，三家盛行，毛最后出，世人未知毛氏之宻，其説多従齐鲁韩氏。迨至晋魏，有左氏、国语、孟子证之，然后学者舎三家而従毛氏。従韩氏之説，则二南、商颂皆非治世音；従毛氏之説，则礼记、左氏无往而不合。此所以毛诗独存扵世也。又云：序谓变风出扵情性，止扵礼义，此言见夫王泽虽衰，人犹能以礼义自防也。其推尊序传，至矣。至其作《辨妄》一书，力攻古序，殊不可晓。
序言简而该。旄丘曰：“责卫伯。”细味诗言，皆“责”字之意也。击鼓曰：“怨州吁。”细味诗言，皆“怨”字之意也。序以一字括全篇者，多类此。
序言隠而彰。緑衣、日月、终风三诗，皆言荘姜伤已也。续序者譔出思念，州吁认贼作子，伦理俱亡。细心绎之，乃知緑衣伤已，不得辅君子成内治也。日月州吁之乱，伤已无以致邻国之见正也。终风伤已，不能讨贼也。诗义自眀，序但引而不发。
序当扵无文字处防之灵防序云民始附也承上章伐崇之事盖既伐扵崇作邑扵丰遂作灵防扵崇地而见其民之归心也噫嘻序曰春夏祈谷扵上帝也丰年序曰秋冬报也郊以祈谷至秋冬而报之也祈必有报礼之自然也
善防序意者，莫如毛公，然传亦须扵无传处防之。如「父母孔迩」，「父母」二字无传，知其意之不指文王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日月」无传，知其意之非喻夫人与妾也。
续序杂防支离多与古序相戾。蘓子由、钱文子尽删去之。然续序扵芣苢云：“和平则人乐有子。”扵汝坟云：“妇人能闵其君子，勉之以正。”扵采蘩云：“夫人可以奉祭祀。”扵羔裘云：“在位皆节俭正直。”其所以发眀首序之意者，不能更仆。惩羮吹虀，毋乃过正？
卫敬仲后，毛公百数十年，续序中有为传所依据者，则讲师旧有之説，非敬仲倡之也。其传所未及，而续序有之，则敬仲之説也。渔仲不得槩云序为宏作矣。
王氏栢云书授扵伏生之口止二十八篇叅之孔壁所蔵又二十有五篇其亡失犹有四十余篇余不知诗之为经蔵扵何所乃如此之秘传扵何人乃如此之的吾斯之未能信扵是不特诋序并亦删诗不知诗为学士之讽咏工瞽之▯歌非他经可比夫以诘屈聱牙之今文伏生犹能诵之况诗之有声有韵者乎魏武时犹有东汉雅乐郎杜夔能奏驺虞伐檀鹿鸣文王四篇况在西汉之世乎鲁斋之果扵自用亦甚矣
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即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此马氏端临之説也。书序且无暇论，若雅之序废，则朝防燕飨、受厘陈戒之典不眀；颂之序废，则郊禘祈报、廵狩祭告之礼不着。似雅颂之序尤不可废。
齐鲁韩三家皆无诗序，而专门师授，各自为説。隋《经籍志》云：「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
译攻击《诗序》的人，认为《诗序》是毛公、卫宏所作；尊崇《诗序》的人，认为《诗序》开头的两句话是孔子所作，这两种观点都不对。大概《诗序》是国史的题辞，有诗就有《序》，《序》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存在。《假乐》的《序》说：“赞美成王。”《中庸》说：“赞美君子。”《左传》也说：“赞美君子。”由此可知左氏、子思是遵循《诗序》的。
孟子论述《小弁》说：“亲近亲人，就是仁。”大概是认为宜臼的陈述宜臼的话，符合亲近亲人的仁德。如果平王忘记亲情、仇视亲人，怎么会有这首诗？又怎么能认为这是仁呢？所以朱子注解《孟子》，也修改《诗集传》，遵循《诗序》。《孟子》说：“诵读他的诗，阅读他的书，不了解这个人，可以吗？因此要考察他所处的时代。”没有《诗序》，怎么考察时代？怎么了解其人？由此可知孟子并非不读《诗序》。
古《序》作为国史，是确定诗学的津梁。《集传》汇集诸儒的大成，是取士的标准。《集传》若有不妥之处，宁可遵循古说。黄东发说：“晦庵的古说，学者可以参考。”
有诗人创作时的本意，有编诗者编排时的用意。如《雄雉》是妇人思念君子，《凯风》是七个儿子自责，这是诗人之意。《雄雉》是讽刺宣公，《凯风》是赞美孝子，这是编诗之意。朱子顺从文意确立义理，大体上以诗人之意为是。诗作为国史，明白得失的踪迹，则以编诗之意为一篇的要旨。
郑渔仲论诗，往往自相矛盾。如他说：汉武帝时毛诗才出现，自认为源流出自子夏。在毛公的时候，《左氏传》尚未出现，《孟子》、《国语》、《仪礼》尚未盛行，而毛氏的说法先与之相合，不认为源流出自子夏可以吗？汉朝兴起，三家诗盛行，毛诗最后出现，世人不知道毛氏的精密，其说法多跟随齐、鲁、韩三家。等到晋魏时期，有《左氏》、《国语》、《孟子》作为证据，然后学者舍弃三家而跟随毛氏。跟随韩氏的说法，那么二南、商颂都不是治世的音乐；跟随毛氏的说法，那么《礼记》、《左氏》无处不相合。这就是毛诗独自存于世的原因。他又说：《序》说变风出于情性，止于礼义，这话表明王泽虽然衰微，人还能以礼义自我防范。他推崇《序》传，到了极点。至于他作《辨妄》一书，极力攻击古《序》，实在让人不可理解。
《序》言简意赅。《旄丘》说：“责备卫伯。”仔细品味诗言，都是“责”字的意思。《击鼓》说：“怨恨州吁。”仔细品味诗言，都是“怨”字的意思。《序》用一个字概括全篇的，大多像这样。
《序》言隐而彰。《绿衣》、《日月》、《终风》三首诗，都说庄姜哀伤自己。续《序》者撰出思念，州吁认贼作子，伦理尽失。细心推绎，才知道《绿衣》是哀伤自己，不能辅佐君子成就内治。《日月》是州吁之乱，哀伤自己不能使邻国来纠正。《终风》是哀伤自己，不能讨伐贼人。诗义自然明白，《序》只是引导而不直接说明。
《序》应当在无文字处加以阐发。《灵台》《序》说“民始附也”，承接上一章伐崇之事，大概是已经伐崇，在丰地建邑，于是在崇地建灵台，而看到民心归附。《噫嘻》《序》说“春夏祈谷于上帝也”，《丰年》《序》说“秋冬报也”，在郊外祈谷，到秋冬而报答，这是礼的自然。
善于阐发《序》意的，没有谁比得上毛公，然而传文也须在没有传文的地方加以阐发。如“父母孔迩”，“父母”二字没有传文，知道其意不指文王。“日居月诸，胡迭而微”，“日月”没有传文，知道其意不是比喻夫人与妾。
续《序》杂乱支离，多与古《序》相违背。苏子由、钱文子全部删去它。然而续《序》在《芣苢》说：“和平则人乐有子。”在《汝坟》说：“妇人能怜悯她的君子，勉励他以正道。”在《采蘩》说：“夫人可以奉祭祀。”在《羔裘》说：“在位者都节俭正直。”它用来阐明首《序》意旨的地方，不能一一列举。像惩羹吹虀那样，岂不是太过分了？
卫敬仲之后，毛公百数十年，续《序》中有被传文所依据的，那是讲师旧有的说法，不是卫敬仲倡导的。传文所未涉及，而续《序》中有的，那是卫敬仲的说法。郑渔仲不能一概说《序》是卫宏所作。
王氏柏说：《书》传授于伏生的口，只有二十八篇，参考孔壁所藏的，又有二十五篇，其亡失的还有四十余篇。我不知道《诗》作为经，藏在哪里，竟然如此秘密；传授给谁，竟然如此确凿。我对此不能确信。于是不仅诋毁《序》，并且删诗。不知道《诗》是学士的讽咏，工瞽的歌唱，与其他经不同。以诘屈聱牙的今文，伏生尚能诵读，何况《诗》是有声有韵的呢？魏武帝时还有东汉雅乐郎杜夔能演奏《驺虞》、《伐檀》、《鹿鸣》、《文王》四篇，何况在西汉之世呢？鲁斋过于自用，也太厉害了。
《书序》可以废除，而《诗序》不可废除。即使雅颂的《序》可以废除，而十五国风的《序》不可废除，这是马氏端临的说法。《书序》且无暇论，如果雅的《序》废除，那么朝会燕飨、受厘陈戒的典制就不明白；颂的《序》废除，那么郊禘祈报、巡狩祭告的礼仪就不显著。似乎雅颂的《序》尤其不可废除。
齐、鲁、韩三家都没有诗《序》，而专门师授，各自为说。隋《经籍志》说：“齐诗在魏代已亡，鲁诗亡
扵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然三家遗文賸句，犹散见诸书。乃《闗雎》并谓刺诗，《豳风》不登《七月》，则大槩可知也。
译至于西晋，虽然《韩诗》尚存，却没有传授的人。然而三家诗的遗文残句，仍然散见于各种书籍中。于是《关雎》都被认为是讽刺的诗，《豳风》中不收录《七月》，那么大概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范家相曰：诸儒以乐之非雅者为淫声，故子夏以宋、郑、卫、齐皆淫扵色，而宋本无声，是皆郑声也，非谓郑风即为郑声。古之作诗，未必无邪心，夫子必不留之以贻来学，何者？奸声乱色不留聪眀，淫乐慝礼不接心术。大学之教，禁扵未发之谓豫。郑声之淫，夫子既必放之，何删诗犹存其什？诗存而声亦存，是未甞放也。
同车遵路，蔓草狡童，如谓淫者之作，不特立意鄙亵，辞亦一覧无余。惟有序则羙人香草，各有指归，体骨既髙，风情自逺。屈宋可作衙官矣。圣人録此垂教，岂偶然哉
马贵与谓三百篇无淫诗，其説当矣。惟桑中，宛然淫者之言，盖述其言，暴其恶，而不可以辞害志也。如以辞，则四牡类乎怨上，采薇、出车类乎苦役，正雅犹然，况风乎？况变风乎？
卫风之淫，至刺宣姜而极；齐风之淫，至刺襄公而极。盖君臣父子之伦，澌灭尽矣。而郑风固未尝有此也。班志惟指出其《东门》《溱洧》二诗，以徴风俗之淫。夫子何独云“放郑声”？知夫子所放者，别有一种淫哇之曲，谓之郑声耳，非此二十一篇之诗，亦非此二十一诗之声也。説见《郑风》。
无邪，可以蔽三百。汉儒以为诗人之思无邪。朱子以为学者之思无邪。如朱子之説，当云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今但言诗三百，恐汉儒之论正不可废。
康成立意尊毛，故不曰注而曰笺，而每与毛相左，由其泥续序之言，遂失古序之防。然拾遗补阙，为毛氏之功臣，毛传之行，笺为之也。昔人云：“读诗未到康成处，不敢髙声论圣贤。”正谓此尔。
古人注书，但释字义，其意防所在，听人自防，传笺之所以简胜也。孔頴达承诏防作正义，述毛申郑，不惮辞费，其捃摭羣书，该博晓畅，使人读一经而得十三经之用，则孔氏之功也。
诗序补义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诗序补义卷一
石泉县知县姜炳璋撰
诗国风
旧本言《毛诗》国风，陆氏德明云：「诗有齐、鲁、韩三家，故题姓以别之。」或云大毛公加「毛诗」二字，或云河间献王所加。孔氏云：「诗国风旧题也，『毛』字汉世加之。」按《易》称「周易」，以文王、周公、孔子而名，传不得拟经，故书不称「伏诗」，不称「毛」，尊经也。
或曰：“孔子删诗乎？”曰：“然。”然则古诗三千，仲尼删之为三百乎？曰：“史迁言古诗三千，信有之，而云删为三百，则非也。古者自朝防、燕飨，以及陈善、纳诲，皆有诗，令太师歌之，为君德之助，而闺门里巷、劳人思妇，亦莫不以诗冩其性情，采诗之官复陈扵天子，以考见列国政治之得失，其所传何止三千哉！今所载正、雅、羙、文、武、成王，而无康王之诗；变雅刺幽、厉，而夷、懿以下无雅；殷室三宗，而太甲独无颂；卫有康叔，齐有太公、丁公，陈有胡公，唐有唐叔，皆始封贤圣之君，而诸风无一诗及之，岂得云古诗之旧哉？然则三千余篇，古之全诗也。东迁而后，西京文物荡扵兵火，且更歴数百年，守缺抱残，旋复遗佚，故正考甫得商颂十二篇，至孔子时仅存其五，则此三百篇非即古诗之旧，晓然也。诗既散亡，存者又残缺、失次，夫子自卫反鲁，乃取而删定之，为三百十一篇。有防简賸句不成片叚者，则去之，如史传所引用一二言是也；有羙不足法、刺不足戒者，存之恐为后世人心之累，亦去之，如“唐棣之华”是也。可知“衣锦尚防素以为绚”，未必郑之丰、卫之硕人也。谁能秉国成？诗本无“能”字，“殷鉴不逺，在于夏后之世”，诗本无“于”字，皆学者讽咏之讹，岂必篇删其句、句删其字也哉？不然，诗为乐章，而删其一字一句，不足以入音律矣，则欧阳氏之説非也。尧夫谓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有五，不知季札观乐时已歌十五国风矣，其説亦非也。然诸儒云孔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则又未敢信也。彼谓扵礼删采齐，则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扵射删貍首，则天子有节而诸侯无节；扵燕删新宫，则歌有诗而管无诗，其
译范家相说：众儒者把音乐中不符合雅正的称为淫声，所以子夏认为宋、郑、卫、齐的音乐都沉溺于色欲，而宋国本来没有音乐，这些都属于郑声，并不是说《郑风》就是郑声。古人作诗，未必没有邪僻之心，孔子必定不会保留它们来留给后学，为什么呢？因为奸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会留在聪明人的耳中，淫乱的乐调和邪恶的礼仪不会接触人的内心。《大学》的教育，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加以禁止，这叫做预防。郑声的淫乱，孔子既然必定要摒弃它，为什么删定《诗经》时还保留其中的篇章？诗保留了，声音也就保留了，这是未曾摒弃的表现。
《同车遵路》《蔓草狡童》等诗，如果说它们是淫者所作，不仅立意鄙陋亵渎，文辞也一览无余，毫无深意。只有有了序言，美人香草才各有指归，格调既高，风情自然深远。屈原、宋玉可以充当它们的属官了。圣人收录这些诗篇来垂示教化，难道是偶然的吗？
马贵与说《诗经》三百篇中没有淫诗，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只有《桑中》一诗，确实是淫者的言语，大概是叙述他们的言语，暴露他们的恶行，而不能因为文辞而损害对主旨的理解。如果只看文辞，那么《四牡》一类似乎是在怨恨上级，《采薇》《出车》一类似乎是在抱怨劳役，即使是《正雅》尚且如此，何况《国风》呢？何况《变风》呢？
《卫风》的淫乱，在讽刺宣姜时达到极点；《齐风》的淫乱，在讽刺襄公时达到极点。这是因为君臣父子的伦理，已经灭绝殆尽了。而《郑风》本来就没有这种情况。《汉书·艺文志》只指出《东门》《溱洧》两首诗，来证明风俗的淫乱。孔子为什么独独说“摒弃郑声”？可知孔子所摒弃的，是另一种淫靡嘈杂的乐曲，称为郑声罢了，并不是这二十一篇的诗，也不是这二十一篇诗的音乐。说法见《郑风》。
“无邪”可以概括《诗经》三百篇。汉儒认为是诗人思想无邪。朱熹认为是学者思想无邪。如果按照朱熹的说法，应当说诵读《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无邪。现在只说《诗经》三百篇，恐怕汉儒的论断正不可废弃。
郑玄立意尊崇毛亨，所以不叫注而叫笺，却常常与毛亨相左，因为他拘泥于《续序》的话，于是失去了《古序》的旨意。然而他拾遗补阙，是毛氏的功臣，毛传的流行，是靠郑笺促成的。前人云：“读《诗经》不到郑玄的境界，不敢高声议论圣贤。”正是这个意思。
古人注书，只解释字义，其中的意旨所在，听任读者自己领会，传和笺之所以简约优胜，就在于此。孔颖达奉诏作《正义》，阐述毛亨、申述郑玄，不吝惜辞费，他搜集群书，广博晓畅，使人读一经而得十三经的功用，这是孔氏的功劳。
《诗序补义》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诗序补义》卷一
石泉县知县姜炳璋撰
《诗经》国风
旧本说《毛诗》国风，陆德明说：“《诗经》有齐、鲁、韩三家，所以题上姓氏来区别。”有人说大毛公加了“毛诗”二字，有人说河间献王所加。孔颖达说：“《诗经》国风是旧题，‘毛’字是汉代加上去的。”按《周易》称“周易”，以文王、周公、孔子命名，传不能比拟经，所以书不称“伏诗”，不称“毛”，是尊重经书。
有人说：“孔子删定《诗经》吗？”回答说：“是的。”那么古诗三千，孔子删定为三百吗？回答说：“司马迁说古诗三千，确实有这回事，但说删定为三百，则不对。古时从朝会、宴饮，到陈说善道、进献规劝，都有诗，让太师歌唱，作为君主德行的辅助，而闺门里巷、劳苦之人、思念的妇女，也没有不用诗来抒发性情的，采诗的官员又陈献给天子，以考察列国政治的得失，所流传的何止三千篇呢！现在所载的《正雅》《羙雅》《文武》《成王》，而没有康王的诗；《变雅》讽刺幽王、厉王，而夷王、懿王以下没有《雅》；殷室三宗，而太甲唯独没有《颂》；卫国有康叔，齐国有太公、丁公，陈国有胡公，唐国有唐叔，都是始封的贤圣君主，而各《风》中没有一首诗提到他们，怎么能说是古诗的原貌呢？那么三千余篇，是古时的全诗。东迁以后，西汉的文物在兵火中荡然无存，又历经数百年，守缺抱残，随即又遗失，所以正考甫得到《商颂》十二篇，到孔子时仅存其五，那么这三百篇不是古诗的原貌，是很清楚的。诗既散亡，存留的又残缺、失序，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取来删定，成为三百十一篇。有简册散乱、剩句不成片段的，就删去，如史传所引用的一两句话就是如此；有赞美不足以效法、讽刺不足以警戒的，保留它恐怕成为后世人心的累赘，也删去，如“唐棣之华”就是如此。可知“衣锦尚絅，素以为绚”，未必是郑国的丰邑、卫国的硕人。谁能秉国成？诗本无“能”字，‘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本无‘于’字，都是学者讽咏时的讹误，难道必定是篇删其句、句删其字吗？不然，诗是乐章，而删去一字一句，不足以入音律了，那么欧阳氏的说法不对。邵雍说诸侯千有余国，风取十五，不知道季札观乐时已歌十五国风了，他的说法也不对。然而众儒者说孔子有正乐之功，无删诗之事，却又不敢相信。他们说在礼仪中删去《采齐》，那么堂上有仪而门外无仪；在射礼中删去《狸首》，那么天子有节而诸侯无节；在宴饮中删去《新宫》，那么歌有诗而管无诗，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