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补义卷十三

译札深知周公的心志，所以说“周公之东”。然而《七月》这一篇，并非作于周公居住在东都之时，而是作于他将要前往东土之日。当时还没有东都，郑玄所说的“东都”是依据后来的情况而言的。后世诸葛亮奉命出兵，尚且呈上前后两篇出师表，反复以先帝的话来告诫，何况周公此时遭受猜疑诽谤，即将长久远离朝廷呢？那么为什么不提及丰邑和岐山？因为提到豳地就统摄了丰邑和岐山。为什么不提及邰地？因为不窋失去官职后自行逃窜到戎狄之地，邰地已经不存在了。

译七月，是陈说王业之始的篇章。周公遭遇变故，于是陈述后稷及先公教化之所由，以显明成就王业的艰难。

《孔丛子》说：“从《七月》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豳公之所以能够开创周朝基业的原因。”

金履祥说：“《七月》这首诗，是周公遭遇变故时所作的。当时成王正对周公产生怀疑，周公正避位居于东方，却反而如此谆谆教诲，几乎到了强聒不舍的地步。唉！这是周公忠爱之诚啊。难道他因为居于东方就忘记了他的君主吗？他那种超然无累的心境与拳拳不已的忠心，是并行不悖的。”

这首诗是周公避位时所作，却没有一句话提及当日的事情；是周公陈述王业，却没有一句话提及创业的艰难；是想让成王怀保小民，却只说百姓爱戴亲近他们的上级；想让成王重视民事，却只说百姓自力更生地从事劳作。无论是农桑狩猎、场圃居室，还是草木禽虫，都是各地所共有的，未曾一字提及豳地，也未曾泄露豳、岐的地名。只是以时令为经，衣食为纬，以民风和景物为渲染，使人在讽诵之下，开卷即知这是豳风，而稼穑的艰难、生民的疾苦、昔日缔造的勤苦、今日时势的动荡，一一在言外得以体会。这就叫做“风”。全篇不直接说教，而公私老少井然有序，礼乐因此兴起；全篇不直接说官职，却唯独举出田畯在此勤勉劝导；全篇不直接说丧祭，却通过开冰之礼于此显得秩序井然；全篇不直接说酒，却通过介眉称觥于此彰显节俭之德；全篇不直接说军事，却通过猎取貉子于此体现武备修明；全篇不直接说役法，却通过执掌宫室之功体现庶民如子般踊跃前来。凡是占天察地、明伦定制、备器筑室、染采褐衣裘裳，实为《周礼》的骨干，而总无一字提及刑罚，大概是因为纯以德化治理周家，所以刑罚搁置四十年而不用。直到最后才说出“万寿无疆”一语，则是希望君王念及祖先、修养德行，以承受这无疆的福佑。至极了！要知道，豳民所重视的是养育，而处处都有教化在；豳民所重视的是情感，而处处都有礼仪在。

第一章谋划衣食住处，计算其终局，从反面写出；谋划饮食住处，计算其开端，从正面写出。因为男耕女织，必须一时并进，不能谋划了这件事，却舍弃了那件事。又必须提前经营，不能到了这个时候才谋划这件事。所以这一章是全篇的提纲，正见衣食两件事，离不开，也措置不尽。没有衣服没有粗布，怎么度过这一年？问得极真切，是圣人设身处地、诚心求索之处。同我的妻子儿女，送饭到南边的田里，田畯到来很高兴；看见他们老少合作，士人依从妇女妩媚，官吏到来欢欣，官吏离去踊跃。下面七章都这样看。

第二章再说春日，有人以为伤悲应在蚕生之初，不当在求桑之下，所以更本春日而言，这是不对的。因为求桑的女子，并非就是采蘩的女子。春日是育蚕的时节，那些可以早食桑叶的，则女子外出求取柔桑；还不能食桑叶的，则采蘩来喂养。前后两批女子，各自趁着春光和煦之时，怎能不都以春日引起？如果没有“春日迟迟”一语，似乎蚕食桑之后又食蘩了，似乎女子既求桑又求蘩了。这正见前日既勤劳，后日更众多，全国没有一个女子不养蚕。郑氏以仲春为婚姻之期，看这一章更以传中“霜降逆女”的话为可信。如果听从郑氏，那么春日正是婚姻之候，已经到公子同归的时候了，哪有空闲在家养蚕？况且已经及时，又怎么说“迨及”呢？《集传》用“豫”字，也是认为此时不是婚姻之期。迨及公子同归，是指女公子。《春秋传》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嫁于公子则下卿送之；对于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由上卿送之。又公孙虿以其子替换公女而嫁给公子，又圉人〇从墙外与女公子嬉戏，都可以证明。此时采桑者看见女公子亲自采桑，不言而伤悲，知道她将与之同时出嫁，不能长久侍奉父母了。

第三章前，两次说“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首章是一直通说，从今年的事挨说到明年；次章是从治蚕时预想到下半年的“流火授衣”之时，所以急切。这“七月流火，八月萑苇”，大概是追述去年“流火”后取萑苇作为栖蚕的器具，至今岁治蚕之月，采桑供蚕食，而用所蓄的萑苇让蚕栖息。蚕事完备了，然后载绩之事兴起。

第四章，从第二章至此都言谋衣，却每章作两番写。这章言冬猎之事，上段是豳民自行去取野兽，下段是豳公行田狩之礼，而全国都实行。缵，是继承的意思。谓旧年实行，今年复举。搜、苗、狝三种狩猎在前实行，而冬狩又继承之。农事既毕，常恐不足以抵御一年的寒冷，所以大阅以前，任民往取；大阅之时，全国都实行。前文说取狐，后文说献豜，是互文。献豜者，或是为了祭祀、宾客及充君之庖。这章专言御寒，却忽然提及献豜，乃是余意，以见豳民忠爱无已。

第五章旧以上卒岁为豳公奉夏朔，此章改岁豳民自相纪

译以建子之月为岁首的说法是不对的。君主与百姓难道会有不同的历法吗？这里所说的“改岁”即指建寅之月。因为收割稻谷、储藏庄稼是在十月进行的，并非无所事事。参看下章“乘屋”之事在十月之后，那么这里“墐户”等事也应当在十月之后了。古人的住宅，二分半在邑中，二分半在田间。是说农夫前往治理邑中的房屋，然后率领妻子儿女进入居住。如果说进入此室居住，就可以迎接新年了。《集传》将“将”字解释为“将然未然”之词，非常妥当。自从孔颖达疏和吕氏以三正之说混杂其中，便与“何以卒岁”相抵触。只说物候及涂塞之事，便觉得寒气逼人，并未用一笔正面描写寒冷。若用一笔正面描写，则与“觱发”“栗烈”二语重复了。斯螽、莎鸡、蟋蟀，《集传》认为是一物。查考斯螽以股鸣，莎鸡以翼鸣，蟋蟀以注鸣。经史中从未有过一种昆虫而股、翼、注都能鸣叫的，所以是三种昆虫。顾氏兆麟说：先说在野、在宇、在户，后以蟋蟀总括承接之。

译第六章也分为两层来论述，上层讲养老，下层讲食农，零星地补缀叙述，而贵贱的等级、采摘的方法、生熟的时节、烹调的适宜，没有一样不指示得十分清楚，正像家长数说家中的珍宝，一蔬一果，逐件都关心一样，所以越是琐碎细微，越能显现王道的宏大。篇中每说一件事，必定以时令来引出，这是《七月》的通例。

第七章：住在邑中则堵塞（门窗），面向南墙涂抹泥灰，堵塞洞穴熏杀害虫，治理得更加没有遗余力，哪里还需要再执掌宫室的工作？严氏说：“宫，是公室。”邠地的人对一草一木，都不忘记君主，怎么唯独在宫室上忘记了？可以想见他们乐于从事劳作、劝勉功业、尊敬君主亲近上级的意思。邑居既然在前面已经治理好了，修缮屋顶自然是指定的，野外庐舍也说了要设置；如果不治理，就没有用来播种谷物时的居所，怎么能不急于去做呢？

第八章讲农事完毕而饮酒宴乐，这也是为了推广首章后半段的意思。《七月》讲民风，而凿冰、开冰、献羔羊、祭韭菜，略微涉及国家政事。大概衣食具备，人民和乐，那么宾客、祭祀、养老、济疾，没有不给予适当调剂的，可见邠公没有一件事不为之调节宣导，而邠民没有一件事不受到君主的恩泽。以此来引出下文举杯祝寿的意思。邠民既然登上公堂来给君主敬酒，那么他们互相饮酒以及君主宴请群臣就可以知道了。这就是季札所说的“乐而不淫”。

《七月》共八章，每章十一句。

《七月》这篇诗，记录物候，有的用日，有的用月。前代儒者的说法，大多不可依据。《传》《笺》说：一之日，是周历的正月；二之日，是殷历的正月；三之日，是夏历的正月；四之日，是周历的四月。那么既然三种正朔已经确立，对于二月，就不必说成四之日了。孔颖达的疏知道这难以讲通，而稍作变通，说日是阳而月是阴。建子之月，阳气初动，所以称日，那么就无法解释建巳之称。称月，又说：四月纯阳用事，微阴初萌，所以称月。建巳之月，其卦象是纯阳；建亥之月，其卦象是纯阴。纯阳而阴气初伏，就顺从它称月；纯阴而阳气初伏，却不顺从它称日吗？又前代儒者说豳国偏僻遥远，没有纯臣的道义，自有私自记录时月的人。我私下认为周家世代笃守忠贞，文王侍奉纣王的时候，其系《易》如《临》卦的八月有凶，《复》卦的七日来复，仍然使用商历的正月。难道后稷、公刘的时代，正值虞、夏之时，就擅自改用时王的朔日吗？夏朝仲康虽然微弱，羲和扰乱天纪，就有征讨羲和的军队，而对公刘有什么影响呢？三代虽然说法不同朔日，但它们上治理天道，下治理民事，都以夏历为标准。难道邠民生活在当时，反而使用子、丑之月的朔日吗？必定不是这样。那么一之日、二之日，是谁确定的呢？回答说：是周公确定的。验证于《七月流火》的文句。根据《尧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七月”，而大火向西流，成周之时，不是虞、夏的时代。可知篇中以日纪月，是从周公的角度说的，不是邠民当时自有的名称。遵循邠民的习俗，纯用夏历，而必定改称一之日、二之日，是因为一年之中必有岁首。《诗》是邠风，作诗的时候，是成王的时代。周公将以子月为岁首，而说“这是正月”，既与夏历相违背，而且下章四月、五月等也都无法讲通。如果以寅月为正月，那么在本朝正朔之外，又有一个朔日，这是让天下有两个朔日，不符合大一统的原则。周公作诗，既不敢明显违背豳地的习俗，又不敢冒犯本朝的体制，因此用十作为数的终结。十之后开始起数，连着十来说，就是十一了。除去十来说，就直接称为一就可以了。说“一之日”“二之日”，又说“何以卒岁”？“二之日而卒岁”，是夏历，只是避开两个正月的名称，而显示遵循夏历的实质，圣人的情意就显现了。必定连举四之日，为什么呢？子、丑，是夏历的终结，寅卯，是夏历的开始，即始终的各两个月都是从夏历，而仍然不失尊王之义。《周礼》籥章，歌唱豳诗来迎暑迎寒，又说祈求年成于田祖，就吹奏豳雅来使田官快乐；祭祀蜡，就吹奏豳颂来安息老物。考察于诗，没有见到篇章所在。把《七月》的诗分为三份来对应，说大概“及公子同归”以上两章为豳风，“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以上四章为豳雅，“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以上为豳颂，这是郑玄笺注的说法。说本来有这些诗而亡失了，这是王安石的说法。说《七月》全篇随着事变改变音节，这是王质的说法。以《甫田》为豳雅，《丰年}为豳颂，这是李景齐的说法。以《烝民》等篇为豳雅，《思文》《噫嘻》《丰年》《载芟}为豳颂，这是王志长的说法。以《甫田》《大田}为豳雅，《载芟》《良耜}为豳颂，这是何楷的说法。按周镐京，是邠公刘所迁的国家，地方既不同，周天子，邠诸侯，爵位也相差悬殊，怎么能把周的雅颂当作邠的雅颂呢？《周雅》《周颂》而说豳，这和把《周南》当作豳南有什么区别呢？豳本来没有风，所说的豳风，是周公居东前后的诗。只有《七月》一篇是周公所陈述，王业实在豳地，风

译风俗固然不能改变而归于鲁，也不能改变而归于周。《周礼》中提到的豳诗、豳雅、豳颂，自然应当在豳地寻求。抵御酷暑、迎接严寒，祈求丰收、祭祀蜡神，这些都是民间的事务，自然应当在民间风俗中寻求，那么除了《七月》这一篇，还能属于谁呢？《生民》《思文》的地域确实是邠，但后稷配享天帝，难道是民间所用的吗？《载芟》《良耜》确实是农事，但却是天子祈求和报答的，况且也没有听说它们作于邠地。郑玄将《七月》分为三部分，饶鲁认为是一首诗具备风、雅、颂三种体裁，这种说法并非没有根据，况且《周礼》说豳诗、豳雅、豳颂而不说豳风，明显是因为这三者都包含在豳风之中。后人想要与郑玄辩驳却没有依据，怎么能断定齐地的人对而楚地的人错呢？

译《鸱鸮》这首诗，是周公为了挽救动乱而作的。成王当时还不了解周公的心意，周公于是作诗送给成王，诗的名字叫《鸱鸮》。

《七月》这首诗作于周公将要前往东土的时候，它的言辞平和，意思含蓄，从容不迫，这是圣人在面对变故时的处世之道。《鸱鸮》这首诗作于周公居东的时候，也就是四方诸侯即将叛乱的日子，目的是想让成王悔悟并急忙谋划挽救和匡正，所以它的情势危急，言辞急切，呼号迫切，这是圣人挽救动乱的心意。

第一章贯穿全篇，“予”和“我”都指代周公，鸟都是周公自比，并非前面比喻先王，后面忽然又比喻自己。大概是用鸟爱惜它的孩子，来比喻自己爱惜自己的兄弟；用鸟爱惜它的巢穴，来比喻自己爱惜王室。“恩斯勤斯”，在鸟那里是指自己抚育这些孩子，在周公的意思里，是用来比喻我和兄弟都出自文王，同受恩勤，共同这一个根本，也共同这一个巢穴。为什么骨肉至亲却视如仇敌，听从鸱鸮的诱惑而不顾呢？“鸱鸮，鸱鸮！”就像是说“禄父，禄父”罢了。如果禄父已经被诛杀，却还希望他不毁坏我的家室，这是没有道理的。“既取我子”，是说把孩子夺走并带走，使他依附于邪恶。依附邪恶而背叛君父，必定会被诛杀。周公难道是想让他的哥哥死吗？如果二叔能束身待罪，捆绑叛党来进献，就可以挽救他们的死罪。全篇中抑郁沉痛，辗转呼号，不仅是为了让成王醒悟，就是用来告诉二叔也是可以的。

第二、三章《集传》的次序安排得井然有序。“绸缪牖户”，用来比喻自己深爱王室的心意，这是承接上一章“鬻子闵斯”而来。说我最亲近的人，没有比管叔、蔡叔更亲近的了，我让他们监视殷商遗民，这正是趁着天还没有阴雨，就预先为门窗做好绸缪的准备。三国鼎立，互相声援，用来制约小小的武庚，还有什么敢侮辱我的呢？哪想到变故发生得难以预测，绸缪的计划反而留下了动摇的隐患？难道二叔不知道我经营王室的辛劳吗？我过去拮据地积蓄租赋，捋取荼草，也是因为王室尚未建成，还没有家室罢了。他们本来亲眼见过这些情况。现在家室已经建成了，却仍然让我惊恐不安、疲惫不堪，让我的家室摇摇欲坠、危险至极，让风雨飘摇，内变外患都汇聚到这里，这本来不是寻常意料所能及的。我在这个时候，只是声音急切地向成王申诉罢了，表面上是责备武庚，所以开口呼喊鸱鸮，但实际心意是沉痛于二叔协助逆党，又有难以明言的苦衷，不知不觉间言辞痛切到了这种地步。

《鸱鸮》共四章，每章五句。

自从《金縢》篇中说：“我如果不避开，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孔安国的传注将“辟”读作“诛”，“辟以居东”解释为“东征”。马融、郑康成将“辟”读作“避”，“居东都”。《集传》主张孔安国的说法，但朱熹晚年与蔡九峰的信帖中说应该遵从郑氏的观点。我曾详细考察当时的时势，参酌经传，知道朱熹晚年的论断是正确的。有人遵从孔传，认为二叔散布流言和武庚叛乱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时间。成王虽然年轻，却是贤明的君主。二叔突然起兵，声称将对幼主不利，成王会相信吗？汉昭帝尚且能识破上官桀诬陷霍光的谎言，何况是成王呢？《尚书》说：“管叔和他的兄弟们在国内散布流言。”大概是在京城附近，奸人密布，互相传播以达到成王耳中，而不知道主谋是谁。如果流言刚起就起兵征讨，那就应该说是“宣言”、“声言”，而不是“流言”了。这是第一个谬误。而且周公怎么忍心预料流言一定出自管叔呢？即使知道了，就诛杀管叔以灭口，这只会加深成王的怀疑。周公居东两年，《鸱鸮》作于此时，而成王的怀疑尚未消除。然而这个时候成王肯把兵权交给周公吗？如果说“怀疑的人就让他怀疑，天下未安，周公应当用兵来安定天下”，那后世大臣上表请求出兵就立刻实行了。这是第二个谬误。周公离开后，将重任托付给两位公爵，这两位公爵也是像周公一样的人。甘棠治理内政，鹰扬治理外务，消灭这个小国，绰绰有余。何况齐鲁、虞、虢、陈、魏等贤明的诸侯都与镐京邻近，而后世儒者却担心武庚长驱直入镐京。这是第三个谬误。《尚书》说：“成王迎接周公回来，这一年庄稼大丰收。”那么周公回朝应该在九月。《东山》这首诗说：“仓庚飞翔，光彩照人。”周公东归应该在二月。如果认为回朝、东征是同一年发生的事，那就是奏凯而还，军队驻扎在郊外，近在咫尺却不见天子，从二月到九月，一定要天子到郊外迎接才能入城。这哪里是周公的做法呢？而且《东山》既然已经平定，还说“风雨漂摇”吗？这是第四个谬误。又有人说：“大臣离位，成王为什么不挽留？”而居东的究竟是谁？是“东”啊。如果说在东都，那么洛邑尚未营建；如果在东鲁，那么周公尚未到鲁国。唉，说这种话的人，难道是把周公居东看作后世大臣被削夺权力、闭门不出、销声匿迹的样子吗？成王怀疑周公，并没有讥讽周公。想来这时周公一定是向成王请命，为了镇抚东土而出发。周公难道是想显露成王的过错吗？《诗经》说：“衮衣绣裳”，又说：“赤舄几几”，这不是待罪的服饰，很明显。那么怎么知道是在东都呢？洛邑尚未营建，东土则在版图籍册之中。郑玄说：“避居东都”，这是后来的说法。居东两年，不仅罪人得以抓获，并且所谓涧水东、瀍水西，周公都一一视察，后来建造城邑，已经在此时预先谋划，却说成王不挽留周公、周公不居东土，这是第五个谬误。《狼跋》说：“公孙硕肤”，“孙”通“逊”，意为避开，就是我之弗辟的“辟”。如果二叔诽谤周公

译周公说：“我不杀管叔，就无法向先王交代。”他的言辞中还有成王吗？况且周公并不是不可触犯的人。在摄政时期，如果管叔写信责备周公，说权力太重，恐怕对年幼的君主不利，那么周公是会起兵诛杀他呢，还是反复开导劝谕他呢？即使管叔在东方居住了两年，周公已经了解了他的情况，心意必定会派人告知他，但他坚决不肯改变，这说明周公并非不想让他活命，而是管叔自己断绝了生路。风雨雷电变化，成王醒悟，周公回到朝廷，管叔更加不安，于是勾结武庚叛乱。所以《尚书》在《金縢》之后接着是《大诰》；《诗经》在《七月》之后接着是《鸱鸮》；《东山》、《破斧》又接着在后面。然而学者们唯独怀疑经文而相信孔安国的传注，这是第六个错误。又有人把“东土”解释为“东郊”，那么《尚书》中说“王出郊”，是派驿马召见周公，“王出郊以等候他”罢了，出郊后下雨刮风，不必等到周公到来，认为周公先在郊外，这是第七个错误。现在根据周公居东、东征前后的情况考察，《尚书》传注说周公摄政第一年平定祸乱，第二年攻克殷商，第三年讨伐奄国，这种说法是对的。第六年春天营建洛邑，当年冬天洛邑建成，第七年留守治理洛邑。那么流言应当发生在第一年，罪人伏法应当发生在第二年，《鸱鸮》的创作应当发生在第三年，当年秋天周公回到朝廷，管叔、蔡叔叛乱，就在当年冬天东征。制作礼乐应当发生在第七年，因为成王十三岁即位，到这一年已经二十四岁了。而解说者却怀疑周公摄政七年没有一天不在东边营建洛邑、迁徙顽民、制定礼乐，时间也不够用，这是第八个错误。其余各种议论还有很多，都主张孔安国的传注，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译《东山》这首诗，是赞美周公东征的。周公东征，三年后凯旋归来，慰劳归来的士大夫，赞美他们，所以作了这首诗。

第一章，说的是将士们得以保全性命。第二章，说的是征夫思念家乡。第三章，说的是家中妻子盼望丈夫归来。第四章，说的是男女能够及时婚配的喜悦。君子对待他人，梳理他们的情感并怜悯他们的辛劳，以此来开导他们。用开导来役使百姓，百姓就会忘记死亡的恐惧。大概只有《东山》这首诗能做到吧？

这首诗，是周公自己创作的。说“完”，是指归来的将士得以保全。说“思”，是指征夫思念家中的妻子。家中妻子盼望丈夫，就是指家中妻子盼望征夫。男女及时婚配，是各自实现了心愿。而“完”字，尤其是一篇的纲领。战争，是危险的事情。东山这一战役，假设有死伤，即使奏着凯歌向西凯旋，但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的人就多了。周公的心，如同天地父母的心。难道会舍弃对死者的哀悼、对伤者的怜悯、对寡妇孤儿的同情，而专门谈论室家的情爱吗？实在是因为这是仁义的军队，又善于谋划而成功，所以在敌方没有屠戮的灾祸，在我方没有载尸而归的凶险。全军出动，也全军归来。等到他们归来，慰劳将士时。只说室家悬望的痛苦，男女及时婚配的快乐，而其他灾祸就听不到了。那么此时，父亲庆贺儿子，兄长庆贺弟弟，邻里宗族互相欢乐，全都包含在其中了。大概只有我能战胜敌人，然后才可以不妄杀；也只有不忍杀人，然后才不会被别人杀。这是智谋的穷尽，仁爱的极致。唉！像东山这样取胜的，有的。但能像周公这样保全军队而还的，有几人呢！

〇郑玄说：诗中屡次提到室家男女的情爱，却不及父母。与《小雅》中慰劳使役归来者的诗不同，为什么呢？古代征役超过期限，返回长达三年之久，父母或许有生死存亡的感慨。上位者不忍心在歌咏中形容这些。自古没有离别父母的诗，大概是做儿女的不忍心说的。由此可以看出圣人曲尽人情，而止于义理的极致。郑玄说父母以及家室，这是《杕杜》成为雅诗的原因。只说家室，却包括了父母，这是《东山》成为风诗的原因。它们的义理是一致的。

前四句应当理解为周公自述，如果理解为叙述军士的话，那么在第三、四章就会有阻碍。说我来时遇到雨，那么军士的辛苦自然显现。第一章前四句说的是刚刚启程，所以下面说“我从东方归来”。第二章说的是在途中时间越长，归心越急，所以下面说“多么令人怀念”。第三章说的是家已近而将要到达，所以下面说“我征东的军队终于到了”。每章重复叙述一次，一步一步靠近，最后到达，末章的“东山零雨”是追忆的情景。

第一章说的是我从东方而来，征途遥远，细雨蒙蒙。那些征夫没有不说的：“我从东方归来，我的心向西悲伤。”然而捷报已经传到京城，此时我的家中妻子都制作衣裳等待我，知道我不再从事行军之事了。因为采桑而看见蠕动的蚕虫，在桑树田野间，都互相说：“那独自宿营的人，也在车下了。”在车下就是启程而来。这制作衣裳是家中妻子初闻捷报，欢喜而预先等待。第三章妻子叹息，是盼望久了没见到而叹息。洒扫则是衣裳已经做成而修整清洁居室。说话的次序是这样的。

第二章从征夫的意念中，凭空说出无限的凄凉景象，宛然在目，可惊可畏。然而归心非常急切，不觉可怕，反而觉得可怀念。大概旅人在途中，心已在家，极不堪的景象，都是可亲可爱的。这两亩半在田间的室庐，下一章的“穹窒洒扫”，则是两亩半在城邑中的居室。程子的说法自然明白。

第三章都是周公的话，最后两句是叙述征夫的话。认为鹳鸟在土堆上鸣叫了，那些征夫的妻子也在室内叹息了。妻子知道丈夫将要归来，没有不洒扫庭院、涂抹墙壁，等待征夫到来，而唯恐他不来的。我征东的军队，忽然已经到了，快乐何如呢？此时征夫看见苦菜蒸在栗薪之上，一定会说：“自从我没见到家乡，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苦菜栗薪，是西土常见的东西，人当羁旅初归，看见家乡一样东西，觉得心胸开阔、耳目清爽，何况家人骨肉的重聚呢？有人怀疑不符合室家盼望丈夫的主旨，不知道鹳鸟鸣叫三句是说他盼望而下，正是安慰他的盼望。

第四章，《尔雅》注及《埤雅》都把熠燿解释为萤火虫。朱熹因为碍于“熠燿其羽”，所以改为鲜明。大概此前一路东来，细雨不停，到这里则春光晴好，景物鲜妍。周公用熠燿二字，便可见日丽禽飞，恰与黄驳的马、九十的礼仪相映。昏礼依照毛公的说法，霜降迎娶女子，冰泮停止，从九月到二月都是婚期。东归之时，正当仲春，还未过时，一时嫁娶俱行，新旧对比，说无人不遂其愿。

东山四章，每章十六句。

《破斧》，是赞美周公的。周大夫以此厌恶四国。

后序说周大夫厌恶四国，这个说法确实不是朱熹所说的作于军士那样。大概这次东征的将官，有明晓礼义，深知周公之心，而假托为军士之辞的。首序尽述于此，《尚书·多士》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降服你们四国的民命。”《多方》说：“告诉你们四国。”《多方》则四国都指管、蔡、商、奄，这是传说的本源。

前两句

译诗句以“喝起”之势开篇，下面四句是解释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周成王诛杀管叔、蔡叔，杀戮几乎到了斧头破裂、矛柄折断的地步。不了解周公的人，认为他近乎刻薄寡恩。然而哪里知道周公东征，诛杀那少数几个不正之人，使天下人都归于正道，共同享有太平盛世的福泽。他哀怜天下的情怀非常宏大，斧破矛折，难道是不得已的吗？通过一个“哀”字，可以看出他征伐诛杀所及之处，其恻隐慈爱之意，遍布天下。这实际上是从上文“皇”字中看出来的。

译用兵是凶险的事情。所谓“嘉”、所谓“休”，就如同刑罚；所谓“祥”，杀戮也就成了义举。

《破斧》三章，每章六句。

《诗缉》说：斧和斨，是砍柴割草的工具，诗中不提及弓、矢、干、戈、矛、防等兵器，而专门提及斧、斨、锜、銶等工具，大概是因为东征的军队不崇尚杀戮。许谦主张这种说法。考察武王讨伐殷商时，百姓苦于纣王的暴虐已经很久了，王师到来，就像久旱的禾苗等待甘霖。如果是东山之战，纣王的恶行已经消除，所以禄父（武庚）有必死的志向，顽民有顺从道义的心。加上管叔、蔡叔、霍叔、奄国、徐国、淮夷各国，正以文王忠贞、周家臣节为借口。武王攻取殷商，归罪于周公、太公、成王，而周公亲自统领六军，凭片言只语就瓦解了他们的党羽，我知道这很难。看平定之后，还营建洛邑来安置顽民，那么当时的时势就可以知道了。所以说东征没有诛杀，是不对的。然而周公是仁人，如果完全依赖兵力，那么先轸就能轻易做到，何必是周公呢？周公此时，手持京师的军队，又联合各诸侯国友邦的尹氏和执政官，兵力既强，作战必胜，可以早晚灭掉他们，却一定要拖延三年。这就是《多士》所说的“我大大降低了你们四方国民的命数，我只是不杀你们”的心意。开始用文告晓谕，接着用招抚安抚，而礼义所不能劝谕的，然后用兵力征讨，但还是不忍心轻举妄动、多杀人。如其他书所载，有客人向周公进献微言，周公说“唯唯”，第二天就兴师诛杀管叔、蔡叔，大概是相机而动，极其神速。于是禄父被杀，殷民的希望断绝了；管叔被诛，乌合之众解散了。至于奄国、徐戎、淮夷，不过传檄而定，绝不费手。《易经》所说的“神武”，不就是这样吗？毛升说：这首诗是东征之后，四国之中有知道周公心意的人所作，以此来赞美他。四国，指管、蔡、商、奄。既破了我的斧，又缺了我的斨，是说周家的兵力强大，我虽然有斧斨，却无处使用，就像箭矢用尽、弓弦断绝，只是描写一时的败北罢了。然而周公的东征，是为了端正我四国的人心，而哀悯是为了改变我四国为恶的心，使他们变得嘉美，所以收敛巩固我四国涣散的心，使他们变得休美。哪里有意要杀他们呢？这是周公不忍杀人的心，四国中懂礼义的人，也深深信服他。保留这些说法，供通晓经义的人采择。

《伐柯》，赞美周公。周大夫讽刺朝廷不了解周公。

诸家遵从后序中讽刺朝廷的说法，《笺》认为诗作于风雷之后，仍然怀疑周公，所以讽刺他。不知道风雷之后即开启金縢，成王立即醒悟，周公立即归朝。程子认为作于周公得罪人之后，讽刺不知道归还周公的道理，说诗是周公将归时赠给二公的，这些说法都不妥当。《诗学》说周公居东，以礼教化百姓，婚姻是其中一节，难道周公未去东土时，娶妻没有媒人吗？这些都是不可采纳的说法，况且诗中也没有美刺并举的例子。

第一章，这是深深欢喜周公得以相见。没有斧头就无法砍削斧柄，没有媒人就无法娶妻。以此比喻，没有流言之变，就无法见到周公。有人怀疑这近于幸灾乐祸，不知道东人欢喜见到周公到来，却无以形容。好像流言之人，简直是为了让我见到周公而设的，无异于斧头对于斧柄，媒人对于娶妻。

第二章，应当是起兴，不必承接上一章。上一章欢喜他到来，这一章乐享他的教化。伐柯，伐柯，就是这旧有的斧柄，一看就效仿，而斧柄已成，可见法则并不遥远。我见到周公，而周公教导我，就是这旧有的礼制，一整顿而笾豆已有序，然而有践行了。难道一定要向远方的人求教吗？大概分陕之时，教化大行，周公来到东土，再次整饬，而礼教焕然一新，其实就是其旧有的规模，而详细展示罢了，并非有所增加。所以《中庸》引用它，作为“道不远离人”的比喻，专言笾豆，举一以概全。圣人过化存神，不待后来制礼作乐，而礼教已向东传播。日后迁顽民于此，莫非是想让他们熏染此邦的风俗吗？

《伐柯》二章，每章四句。

《九罭》，赞美周公。周大夫讽刺朝廷不了解周公。

成王已经醒悟，出郊亲自迎接，却还讽刺朝廷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反复研读《集传》，字字当以金铸。

第一章，九罭，不过是寻常的鱼网罢了，却得到了鳟、鲂这样的美鱼。我东土，不过是寻常的下里罢了，却看到了穿着衮衣绣裳的这位君子。大概是在将归之日，追叙初至之时，不胜惊异。衮衣绣裳，是上公的服饰，知道周公避居东方，是为了替天子镇抚东土，并非去官。

第二章，鸿雁是北鸟，有时向南飞，称为鸿雁来宾。南方多洲渚，沿着洲渚，鸿雁来宾，是应时的。以此比喻周公来到东土。

第三章，“北地高平”，南方“下湿”，沿着陆地北归。以鸿雁北归，兴起周公西归。上一章说“遵渚”，是比喻他到来，似乎以东土为居所。然而周公归去难道没有居所吗？只是在你处信宿罢了。这一章说“遵陆”，是比喻他离去，鸿雁离去应当再来。诗人深深感慨周公不再回来，所以说“周公归去将不再回来了”，只是在你处信宿罢了。

第四章是作诗的主旨。

《九罭》一章。

译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是赞美周公的诗。周公代理朝政，远处有四方诸侯的流言蜚语，近处有周成王的不理解。周朝的大夫赞美他并未因此失去圣人的风范。

译这首诗大概作于周公东归之后，是东方之人追述并赞美他的。

我私下认为，这一章说狼贪婪，所以前后都失去了适宜。圣人没有私欲，所以进退都安守法度。他先前避位居东，没有怨恨；后来成王醒悟而迎接他，没有欣喜。始终穿着红舄，小心翼翼罢了。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上为宗庙社稷，下为百姓生灵，这是所谓极大的美名。散布流言的人，就以此作为借口，所以周公不得已避开这大美名而不居。如果不是圣人，必定会有愤懑不平之意表现在举止行动上。等到听说成王悔悟，迎接他可以成就这大美名了，难免会喜极而改变常态。而圣人处之从容安舒，这是什么缘故呢？有贪欲就会因违逆而生怨望，因顺遂而欢喜，不能自我克制；没有私欲则浑然天理，正大光明。所以只有那哓哓之声，是忧劳王室之心；红舄小心翼翼，是乐天知命的本色；两者并行而不相悖。

严粲说：“狼，是猛健的野兽，即使是善于用兵的人驾驭它，也不能避免危险。平时不会跋胡，防备它年老的下颚下垂。如果在平地，也没有跋胡防尾的道理。所说的跋胡防尾，是指它落入陷阱之时，进退求脱，不得而已。”

就事而言称为硕肤，就名而言称为德音。美名，是功在社稷，福在民生，是非常美好的名声。现在说对成王不利，那么这名声似乎有了玷缺。于是周公以一次避位消释了众人的疑虑，而罪人也就得到了惩处。等到风雷之变，成王醒悟周公归来，美好的名声和威望，何曾有一毫缺憾呢？《集传》说：德音，就是令闻。指美名而言，是对的。大概德行的实质，君子能够体谅它。如果当时的名声，被君子所认可的，未必不被一二人怀疑。如成王不认为他忠诚，虽然无损于实质，但名声已经受到玷污了。周公起初被怀疑，最终成王悔悟，于是上下一致，天下后世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的实质，也没有一个人不仰慕他的名声。诗说：德音没有瑕疵，可以说是形容得淋漓尽致了。

狼跋两章，每章四句

许谦作《豳风次序图》，在《七月》之后接着排列《伐柯》《狼跋》《鸱鸮《九罭》，而以《东山》《破斧殿其末。我私下认为这不是孔子编诗的本意。《七月》《鸱鸮》《东山都是周公自己所作的，排在前面，而“流言居东”“复国”“东征”的始末就明白了。《破斧》以下四首诗，都是别人赞美周公的。以《破斧》继《东山》，是同类相从。《伐柯》《九罭》《狼跋，都是东人所作的，而以《狼跋》殿后，孔子不是没有用意的。大概摄政似乎过分，专用二叔似乎不智，居东似乎畏祸，《鸱鸮》似乎怨恨，东征似乎愤怒，并诛杀管叔似乎残忍，都是所谓的瑕疵。孔子特意提出“德音不瑕”一语，来收束《豳风》的全篇，以表明周公之所以如此，都是出于天理人情的极致，而没有丝毫私意夹杂其中。他在当时，已经如日月般昭明，万古之下，岂能成为奸邪之人的借口？所以《狼跋》诗人不必综括周公的全局，而孔子编诗的用意，已经尽述元圣的生平了。

豳风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诗序补义卷十三

<经部,诗类,诗序补义>

钦定四库全书

诗序补义卷十四

石泉县知县姜炳璋撰

小雅

侯国为风，王朝为雅，宗庙祭祀为頌。这是服防、郑康成、应劭、王肃、刘向本大序立言，不可更改的定论。只有侯国为风，所以《小戎》奉命出征，而意义止于侯国，不像《烝民》等诗赞美侯国，意在赞美宣王。只有王朝为雅，所以《黄鸟》“我行其野”，不与朝廷而大臣入告，就属于雅。只有宗庙祭祀为颂，所以《臣工》遣于庙，“噫嘻”以祈谷，可作为颂，不可作为雅。王朝、侯国，不是截然不可逾越的吗？有人说：周礼六诗，一曰风，天子大射歌唱《驺虞》，诸侯宾客入歌唱《肆夏》，两君相见歌唱《文王》，而《鹿鸣》以下上下通用，怎么见得王朝无风而侯国无雅？回答说：编诗与乐章不同，如果以乐章为据，《鹿鸣》歌于乡饮，难道就是乡大夫的诗？《采蘩》歌于士，难道就是士的诗吗？而雅分大小的是什么原因呢？以古序为主，而参以朱子的说法就明白了。序说：“政有大小，有大雅，有小雅。”正义申述说：“大雅宏远而疏朗，宏大体以明责；小雅则躁急局促，多忧伤而怨诽。”朱子也说：“大雅气象宏阔，小雅各指一事。”这是辞气由于政治的说法。然而朱子及程大昌、戴埴又以音节不同来说。我私下认为政的大者，辞气阔大，则音节宽宏；政的小者，辞气稍狭，则音节也如此。只要取《文王》以下与《鹿鸣》等诗看，气象就知道了。如果《江汉》征伐，何以大于《采芑？《卷阿》求贤，何以大于《鹿鳴？政的大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