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补义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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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左辟让也。以右为上，故让而避左也。揥，所以摘髪，象骨为之，妇人之饰也。恭录
译第二章，向左避让以示谦让。因为以右侧为尊位，所以谦让而避开左侧。揥，是用来梳理头发的器具，用象牙制成，是妇女的装饰品。恭敬地记录
折中》云：魏之风俗，大约男事耕耘，垢衣敝履，而见客则必致敬；女操井臼，裙布钗荆，而行礼则必致饰。故葛屦之人，皆能宛然左辟；缝裳之女，有时佩其象揥，乃实事也。此则俭而有礼，更无可刺。所可刺者，以其心褊也。盖俗过于俭，则有计较锱铢、吝啬廹狭之意。惟此以为刺，而余无讥焉。嘉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葛屦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传以好人指缝裳之女，而左辟，又引妇至门。夫揖而入，不敢当尊之礼。象揥所以为饰，此説自通。然以褊心刺娶妇之人，未免费解。不如集传「好人」训大人，而刺褊之意更醒也。
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天下岂有人君而躬自采莫者哉？采桑，妇人之事。即公行公族，俨然大夫。魏俗虽俭，亦不至此，况君乎？如英如玉，正所谓如圭如璧者。以是为公路、公族，绰有余地，尚何俭不中礼之刺？或云即不称其服，意未闻如英如玉而服犹不称也。惟何氏楷云：「彼其之子，指君子在下位者。盖所美在『之子』，而所刺在公路也。」魏俗俭啬，有君子其人者，文质彬彬，为俗仪表。诗人目击其时，卿大夫惟是褊心，故賛其人以为絶不类今之为公路者。伐檀深賛君子以刺贪，意亦犹是。所谓美乙而刺在甲者也。
一章，集传：兴也。沮洳虽下，犹有美菜可采。喻之子虽贱，犹有美徳可称。盖彼其之子，才猷外着，与公路相反。但觉彼则风采，此殊朴遬，可刺也。
二章，以汾之一方逺于国，兴之子在下逺于朝也。如英，宜从集传，言其风华文物掩映于水湄也。尤与俭啬相反。
三章：无度，以才猷言，如英；以威仪言，如玉。则统内外言之，君子比徳于玉。如之，则备乎徳矣。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或曰：汾为晋水，公路公行，公族为晋官，此晋诗而采之魏地者。窃以为不然。地理志：汾水出于太原，西南入河。王氏谓入河之处，即魏旧国，所谓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是也。如言汾者即为晋，何异言江汉者即为秦地哉？吴有太宰，陈、郑；宋、鲁亦有太宰。郑有少正，鲁亦有少正。晋有公行，齐亦有公行。安见晋有是官而魏独无之？魏之官明见于诗。况左传晋但有公族、公行、余子，而无公路也。季札于《魏风》曰：「泱泱乎，大而婉，俭而易行。」以此二诗观之，诚有合矣。武公篡唐日，即于侈已，渺不相涉。曲沃以前，魏尚无恙。晋太史安得即采诗于魏地乎？皆不辨而知者也。
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廹，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徳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
刺时者，刺时政也。辨説国小而廹日以侵削者，得之余非是。
王风黍离作于既亡之后，故其辞怨而归之于天，曰：“此何人哉？不忍斥其人，讳之也。”园有桃作于将亡之日，故其思忧而责之于人，曰：“彼人是哉？不欲寛其罪，警之也。”朱子谓国小无政，无政无善政也。后序但云俭啬，笺又云民无以战，岂诗意乎？盖国势日削，强大见陵，其君茍简为心，其大臣偷惰成习，诗人忧之而作歌。彼昏不知，转谓之骄，责其露才▯已，正坐不思耳。若能思之，便知朝露之危，不可终日。▯愤自雄，自不容己。是篇一气六折，自已心事，全在一忧字；唤醒羣迷，全在一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俱在笔墨之外，托兴之中。
范家相云：「棘之实，枣也。桃与枣，皆落实于秋。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见其陨落，将为人所取食，故目击而生忧。」士季本谓「未仕之称」非也。此诗哀愁婉转，是大夫忧国之辞，当从笺训。事谓「不知我者，以我所言之事为骄也」。
人君之职，在论相。两言：彼人是哉？彼人曰是，孰敢以为非？茍延旦夕，终日泄泄，而以其君国拱手输之晋也。
园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廹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
补正：自古无子别父母之诗，葢仁人孝子不忍一日离亲，而宿于外。至以征役逺行，
译《折中》说：魏国的风俗，大抵是男子从事耕种，穿着脏衣破鞋，但见客时必定恭敬致礼；女子操持汲水舂米，穿着布裙、戴着荆钗，但行礼时必定修饰整齐。所以穿葛鞋的人，都能恭敬地侧身避让；缝制衣裳的女子，有时也佩戴象牙发簪，这是实际情况。这可以说是节俭而有礼，更无可指责。可指责的，是因为他们心胸狭隘。大概风俗过于节俭，就会产生计较锱铢、吝啬狭隘的意思。只以此作为指责，其余没有讥讽。肯定他们已做到的，勉励他们未达到的。
《葛屦》两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传》以“好人”指缝裳的女子，而“左辟”，又引“妇至门”。丈夫作揖而入，是不敢承受尊礼的意思。象揥是用来装饰的，这种说法自然通顺。然而以褊狭之心指责娶妇的人，未免牵强附会。不如《集传》将“好人”解释为大人，而指责褊狭的意思更加鲜明。
《汾沮洳》，讽刺节俭。国君节俭而能勤劳，讽刺其不合礼制。
天下哪有国君亲自采莫草的呢？采桑，是妇女的事。即使公行、公族，也是俨然的大夫。魏国的风俗虽然节俭，也不至于此，何况国君呢？如英如玉，正是所谓如圭如璧的人。以此作为公路、公族，绰绰有余，还有什么节俭不合礼制的指责呢？有人说即是不符合其服饰，没听说过如英如玉而服饰尚不符合的。只有何楷说：“彼其之子，指在下位的君子。大概所赞美的是‘之子’，而所指责的是公路。”魏国风俗节俭吝啬，有君子其人，文质彬彬，是风俗的表率。诗人目睹当时，卿大夫只有褊狭之心，所以赞美那人以为绝不类同现在的公路。《伐檀》深深赞美君子以讽刺贪婪，意思也是这样。所谓赞美乙而讽刺在甲。
第一章，《集传》：起兴。沮洳虽然低下，仍有美菜可采。比喻之子虽然低贱，仍有美德可称。大概彼其之子，才略外显，与公路相反。只觉得那边风采，这边特别粗陋，可指责。
第二章，以汾的一方远离国都，起兴之子在下远离朝廷。如英，宜从《集传》，说其风华文物掩映于水边。尤其与节俭吝啬相反。
第三章：无度，从才略说，如英；从威仪说，如玉。则统内外说，君子比德于玉。如之，则具备美德了。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有人说：汾是晋水，公路、公行、公族是晋官，这是晋诗而采自魏地的。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地理志》：汾水出于太原，西南流入黄河。王氏说流入黄河之处，即魏旧国，所谓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就是。如果说汾就是晋，何异于说江汉就是秦地呢？吴有太宰，陈、郑、宋、鲁也有太宰。郑有少正，鲁也有少正。晋有公行，齐也有公行。哪里见得晋有这些官而魏独没有？魏的官职明确见于诗中。况且《左传》晋只有公族、公行、余子，而没有公路。季札听《魏风》说：“泱泱乎，大而婉，俭而易行。”以此两首诗看，确实相合。武公篡唐时，即已奢侈，渺不相涉。曲沃以前，魏尚安好。晋太史怎能就在魏地采诗呢？都是不用分辨就知道的。
《园有桃》，讽刺时局。大夫担忧其君，国家小而受迫，且节俭吝啬，不能任用其民，而无道德教化，日益侵削，所以作这首诗。
刺时，即刺时政。辨析说国家小而受迫日益侵削的，得之于余非是正确的。
《王风·黍离》作于灭亡之后，所以其辞怨恨而归咎于天，说：“这是何人呢？”不忍斥责其人，是避讳。《园有桃》作于将亡之日，所以其思忧而责备于人，说：“那人是对的吗？”不欲宽恕其罪，是警示。朱子说国小无政，无政即无善政。后序只说节俭吝啬，笺又说民无以为战，岂是诗意呢？大概国势日削，强大者欺凌，其君苟且简略为心，其大臣偷惰成习，诗人担忧而作歌。那昏君不知，反而说这是骄傲，责备其显露才华自以为是，正坐不思啊。若能思之，便知朝露之危，不能终日。愤自雄，自不容己。这一篇一气六折，自己心事，全在一个“忧”字；唤醒群迷，全在一个“思”字。至其所忧之事，所思之故，则都在笔墨之外，寄托于兴象之中。
范家相说：“棘之实，是枣。桃与枣，都落在秋天。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见其陨落，将被人所取食，所以目击而生忧。”士季本谓“未仕之称”是不对的。此诗哀愁婉转，是大夫忧国的言辞，当从笺训。事谓“不知我的人，以我所言之事为骄傲”。
人君的职分，在于论相。两言：那人是对的吗？那人说是，谁敢以为非？苟延旦夕，终日泄泄，而以其国拱手输给晋国。
《园有桃》两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国家受迫而多次侵削，役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这首诗。
补正：自古没有儿子别父母之诗，大概仁人孝子不忍一日离亲，而宿于外面。至以征役远行，
则暌隔之伤，意外之虑，有不忍出诸口者。故必待辞家就途之后，始自言其瞻望之情也。不言已虑父母之疾痛衰羸，但言父母悯已之劳悴，惧已之弃捐，隠深悱恻之辞也。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则诗为孝子自作。登山望亲，正孝子之情也。
译那么，因离别而产生的伤痛，以及意料之外的担忧，是有不忍心说出口的。所以一定要等到辞别家人、踏上旅途之后，才独自表达自己瞻望故乡的情怀。诗中不直接说自己担忧父母的疾病痛苦和衰老瘦弱，只说父母怜悯自己的劳累憔悴，害怕自己被抛弃，这是含蓄深沉、哀婉动人的言辞。《诗序》说：孝子在外服役思念父母，所以这首诗是孝子自己创作的。登山遥望亲人，正是孝子内心的真情实感。
尔雅·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屺。传言：“无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正与《释山》相反。集传未正其误。
王氏闻句，嗟乃一字句也。夙夜无已，笺作勉励之辞，与上嗟字不相呌应。而上慎一顿，亦无力。集传为优。
游子行役，所惧死亡。父母与兄之心，一也。故曰「止」，曰「弃」，曰「死」，皆一意也。止者，止其地；弃者，弃我不归。皆含死宇。末章方明防出耳。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畆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
刺时者，刺时事之不可为也。桑者，桑妇也。《穆天子传》居范宫以观桑者，是也。采桑岂男子之事？此诗葢朝士之妇劝其君子归隠，而诗人述之以刺时也。魏国削弱，上下困敝，君子仕于其朝，不得行其志，其室家劝之也。曰：「十畆之间，此采桑之妇，闲闲自得，吾将与子还兮。」不能郁郁居此也。又曰：「吾将与子逝兮，长徃而不返也。」夫贤者不得其所，而室家有归隠之辞，其为时可知，故曰刺时也。春秋之世，田制未壊，魏国虽小，岂至一夫受田十畆？笺谬也。十畆之间，东莱吕氏谓甚言之，未可为定数也。一云五畆之宅，合两家所授，言之。
十畆之间二章章三句
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
朱子从序说而少变之。盖本《孔丛子》“于伐檀”见贤者之先事后得也。然美在君子，则刺在贪夫。故注《孟子》“不素餐”章，仍用序説。笺云：“上三句为君子之人不得仕进也；不稼不穑四句为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也。”足尽此篇大意。
大烹以养圣贤，而今日有不然者。君子才可任国，犹檀木之可以为车也。乃坎坎伐檀，而反有河干之寘。但见河水清涟，伊人冷落，而佌佌有谷者何多也？于是呼而问之曰：「尔不稼不穑，何以取我之禾三百廛乎？尔不狩不猎，何以瞻尔之庭有悬貆乎？」食于人而无以治人，是素餐也。彼河干之君子，不素餐而不与之餐，尔何以居其位，食其禄而不自返乎？义本《诗缉》传云：「坎坎伐檀，声木之坚，故伐之劳重。檀之难得，不重伐之劳也。河水清且涟猗，犹云泌水乐饥，正与取三百廛、庭有悬貆相反。」盖伐檀二句已反照起小人无才而任用，河水句已反照起小人得志而受禄，故呼而问之。素餐本直刺小人，此又于君子身上反照刺意更婉。
伐檀三句，兴也。若作君子实事，则舆人一流，似非君子之业。
补正此与《硕鼠》相表里。"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囷"，乃下所以奉上。且于禾曰"取"，则为取于下，明矣。古者民风淳厚，田猎获禽，必献于上。《豳诗》所谓"言私其豵，献豜于公"，是也。
辐也者，欲其直指也。故下云：「河水清且直，轮取其转沦。小风水成文，转如轮也。」诗人用字之精，如此「伐檀」三章，章九句。
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辨説，此亦托于硕鼠，以刺其有司之辞，未必直以硕鼠比君也。
是时，卿大夫各有采地，横征于私邑，故诗人述其民刺有司之言，诵之于朝，以刺其君也。唐仲友诗解，以硕鼠为爱君之至，其以此乎？通篇为民将去之辞，着眼在“谁之永号”一语。君门万里，拊膺长号，其君不闻也；涕泗入告，而壅不之达也。惟舍之以去，庻不哀呼斯土耳。诗人述其辞，而归结于此，以见嗸嗸满野，呼吁莫知，人心一失，君将何恃？使魏君闻之，先去掊克之吏，而后国可安也。
一章，连呼“鼠”而女之，怨毒之深也。集传：“顾念也，不念我仰事俯育，但取脂膏而朘之耳。”硕鼠且贪且畏，是贪有司伎俩，逝徃也。言徃矣，将去女矣，适彼乐土。正找足去女。
二章：「莫我肯徳，我以为脂膏，彼以为锱铢耳。我以为额外之求，彼以为奉上之义耳。直者不敢望其分外施恩，只是无硕鼠之贪残，便是直道宜民。」
三章，聂夷中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即食我苗之谓也。不言谷而言黍、麦者，额外之征也；不言
译《尔雅·释山》说：山上多草木叫岵，没有草木叫屺。《毛传》却说：“没有草木叫岵，有草木叫屺。”正好与《释山》相反。《诗集传》没有纠正这个错误。
王氏认为“闻”是句读，感叹“乃”字是一字句。夙夜无已，《郑笺》解释为勉励之辞，与上面的“嗟”字不相呼应。而上面“慎”字一顿，也显得无力。《诗集传》的解释更为优长。
游子在外服役，所害怕的是死亡。父母和兄长的心情，是一样的。所以说“止”，说“弃”，说“死”，都是同一个意思。止，是止于那个地方；弃，是抛弃我不回来。都含有死的意思。最后一章才明确表达出来罢了。
《陟岵》三章，每章六句。
《十亩之间》，是讽刺时事的。说国家被削弱变小，百姓没有地方居住。
讽刺时事，是讽刺当时政事不可为。桑者，是采桑的妇女。《穆天子传》中记载居住在范宫以观看采桑妇女，就是这个意思。采桑难道是男子做的事吗？这首诗大概是朝中士人的妻子劝她的丈夫归隐，而诗人叙述这件事来讽刺时事。魏国削弱，上下困顿疲敝，君子在朝廷做官，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他的家人劝说他。说：“十亩之间，这采桑的妇女，悠闲自得，我将和你一起回去。”不能郁郁寡欢地住在这里。又说：“我将和你一起离去，长久地前往而不返回。”贤者不得其所，而家人有归隐的话，由此可知当时的情况，所以说这是讽刺时事。春秋时期，田制尚未崩坏，魏国虽然小，难道会到一人只分得十亩田的地步吗？《郑笺》的说法是错误的。十亩之间，东莱吕氏认为是夸张的说法，不能作为确定的数目。另一种说法是五亩的住宅，合两家所授田而言。
《十亩之间》二章，每章三句。
《伐檀》是讽刺贪婪的。在位者贪婪鄙陋，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君子不能进身做官罢了。
朱熹遵循《诗序》的说法而稍作改变。大概是本于《孔丛子》中“于伐檀”见到贤者先做事后得利的意思。然而赞美在君子，那么讽刺就在贪夫。所以注释《孟子》“不素餐”一章时，仍然采用《诗序》的说法。《郑笺》说：“前三句是说君子之人不能进身做官；‘不稼不穑’四句是说在位者贪婪鄙陋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足以概括本篇的大意。
用盛大的烹饪来供养圣贤，而今天却有不是这样的。君子才能足以治理国家，就像檀木可以做车一样。却砍伐檀木，反而放在河边。只见河水清澈泛起涟漪，那人冷落，而那些卑劣的人却有很多粮食。于是呼叫着问他们说：“你们不种庄稼不收割，凭什么取走我的三百廛禾谷？你们不打猎不狩猎，凭什么你们的庭院里悬挂着貆皮？”吃别人的饭却没有什么治理别人的本事，这就是白吃饭。那河边的君子，不白吃饭却不给他饭吃，你们凭什么占据那个位置，享受那份俸禄而不自省呢？义理本于《诗缉》。传文说：“坎坎伐檀，声音显示木材坚硬，所以砍伐的劳累沉重。檀木难得，不看重砍伐的劳累。河水清澈且有涟漪，就像说泌水可以解饥，正好与取三百廛、庭院有悬貆相反。”大概“伐檀”两句已经反衬出小人无才却被任用，“河水”句已经反衬出小人得志而受禄，所以呼叫着问他们。素餐本是直接讽刺小人，这里又从君子身上反衬，讽刺的意思更加委婉。
《伐檀》前三句，是起兴。如果当作君子的实事，那么造车人这一类，似乎不是君子的职业。
补正：这与《硕鼠》互为表里。“三百廛，三百亿，三百囷”，是下民用来供奉上级的。而且在禾谷上说“取”，就是向下民索取，很明显。古代民风淳朴，田猎获得的禽兽，一定要献给上级。《豳风》所说的“私藏小野猪，献给大公猪”，就是这个意思。
辐条，是想要它笔直指向。所以下面说：“河水清澈且笔直，轮子取其旋转。小风形成水纹，旋转像轮子一样。”诗人用字的精妙，如此。“伐檀”三章，每章九句。
《硕鼠》，是讽刺沉重赋税的。国人讽刺他们的君主，像蚕食百姓，不修明政治，贪婪而害怕人，像大老鼠一样。
辨析：这也是借硕鼠来讽刺官吏的话，未必是直接拿硕鼠比喻君主。
当时，卿大夫各自有封地，在私人领地横征暴敛，所以诗人叙述百姓讽刺官吏的话，在朝廷上诵读，来讽刺君主。唐仲友的《诗解》，认为《硕鼠》是爱君到了极点，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全篇是百姓将要离开的言辞，着眼点在“谁之永号”一语。君主之门万里之遥，捶胸长号，君主听不到；流泪诉说，却被阻塞无法传达。只有舍弃这里离开，或许就不会再哀呼了。诗人叙述这些话，归结于此，以显示哀声遍野，呼吁无人知晓，人心一旦失去，君主将依靠什么？假使魏君听到这些，先去掉搜刮民财的官吏，然后国家就可以安定了。
第一章，连呼“鼠”而用“女”（你），怨恨之深啊。《诗集传》：“顾念，不念我上事父母下养子女，只是榨取我的脂膏罢了。”硕鼠既贪婪又害怕，这是贪婪官吏的手段，逝往，是说离开了，将离开你，去往那乐土。正好补足离开你的意思。
第二章：“不肯施恩德给我，我认为那是脂膏，他们却认为只是锱铢。我认为那是额外的索取，他们却认为是供奉上级的义务。正直的人不敢期望他们分外施恩，只是没有硕鼠那样的贪婪残暴，就是正直之道适宜百姓。”
第三章，聂夷中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就是吃我苗的意思。不说谷而说黍、麦，是额外的征收；不说
实而言苗者，称贷之益也。」谁之永号？言「乐郊无硕鼠」，则谁使之永号也？
译实在说来，那些谈论禾苗长势的人，是在称赞借贷带来的好处。”是谁在长久地哀号呢？既然说“快乐的郊野没有大老鼠”，那么又是谁让他们长久地哀号呢？
硕鼠三章章八句
读《伐檀》《硕鼠》二篇，魏固亡于贪残，而不亡于俭啬也。然以俭啬始，必以贪残终。圣人之道，中而已。俭而失中，安于庸鄙，苟延旦夕，其于经国大猷，一似夏虫之不可以语氷。《説苑》云：「邯郸子阳，园人忘桃，则知之。其亡也，不知务小者亦忘大也。」俭啬之极，必至贪残，犹之老庄之后，必为申韩，其势然乎？《魏风》七篇，次第井然，葢简编颇约，秦火之后，未经厐杂，故血脉贯通如此。
此七篇中，先王良法宛然具在。其舆服则衣裳佩饰，一衷于古，无琼弁玉缨之侈也。檀车轮辐，一本考工，无小戎二广之竒也。其官制则公路、公行、公族，非如晋之以异姓卿之子为之也。其役法则兄留弟行，户无两役，非如唐风之“父母何食”也。其田制，十畆曰“▯圃”，其外曰“外圃”，一夫百畆曰“廛”，井田之制，灿若列眉，即孟子所谓“乡田同井”也。其男务稼穑，其女事蚕桑，歌謡止以抒忧，狩猎所以讲武，而刺滛之作无闻，是以有忠臣，有孝子，有如玉之君子，有退隠之髙人士媿素餐而不贪，民避硕鼠而不叛，非先王之遗泽犹有存焉者乎？季札曰：“以徳辅之，则明主也。”盖深慕乎其风之近古也。诗所云“魏”者，周同姓之国，东迁后乃为晋灭，则其诗多西周诗也。蘓氏疑皆为晋而作，此犹以其列于唐风之前也。桧之序于郑逺矣，亦以为桧诗皆为郑作，是蘓氏之意，谓西周不应有风也。成康而后，幽厉以前，太史之所采者安在？况卫武、郑桓、防仲之属，明在西周乎？朱传“国风”之首“二南”，以用之闺门、乡党、邦国而化天下，“十三国”则亦领在乐官，以时存肄，此西京旧典如此。
魏国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诗序补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诗序补义卷十
石泉县知县姜炳璋撰
唐
严氏粲曰：尧都有四，地理志大原晋阳，注云：诗唐国，晋水所出，一也。河东平阳，注云：尧都也，在平河之阳，二也。中山唐县，张晏注：尧为唐侯国于此，三也。河东彘县，顺帝改曰永安。臣瓒于晋阳下注云：所谓唐，今河东永安是也，去晋四百里，四也。诗之唐国，其说有三：诗谱以尧居晋阳，后乃居平阳，于诗唐国为晋阳。皇甫谧曰：尧始封于中山唐县，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唐国为平阳。臣瓒又以唐国为永安。今考尧都虽有四，而诗之唐国当从诗谱为晋阳。盖周以封叔虞，叔虞封于尧都之故墟，故曰唐叔。其子燮以晋水所出，改为晋侯。晋阳实晋水所出，则唐叔虞之始封在晋阳矣。唐以尧得名，晋以水得名。
按晋风称唐，或云曲沃武公并翼，夫子伤之，不称翼，亦不称晋，复周之旧而称唐，窃以为非也。十三国皆始封之号，叔虞受封之日，止有唐耳，无所为晋。后王狥晋之请，改唐为晋，而太史所掌之国风旧号具在，安得而更之？或曰：唐之于晋，犹邶鄘之于卫也？则又不然，唐固未尝灭也。为鄂、为翼、为曲沃，皆叔虞之子孙，岂与邶鄘类乎？《史记》唐自燮父改为晋，孔氏以为请于时王改之。爕父，叔虞之子，时王康王也。或谓晋之名自武公始，则亦未敢谓然。按《郑语》史伯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韦昭注：应、蔡、随、唐皆姬姓也。西有虞、虢、晋、隗、霍、▯、魏、芮；注：八国姬姓也。是西周已有晋名，而幽王之衰，以为兴必在晋，则燮父请命于朝，改唐为晋，非史迁之谬也。但康王何以改？燮父何以请？则不知其故耳。又周有二唐国，其在西者，成王以封叔虞，后为晋者也；其在南者，定四年灭于楚者也。盖唐国有二，或燮父以国名相同，因请于王，否则以殷诸侯故国易名新之，故王亦从之欤？《左传》止言唐叔，叔以后絶不言唐。隠五年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翼侯、鄂侯、随所居之地言之，其国号为晋，则前后无异，岂待曲沃武公而后为晋哉？如谓诛武公之篡，故谓之唐，唐国非其所有，晋
译《硕鼠》共三章，每章八句。
阅读《伐檀》《硕鼠》这两篇诗，可知魏国固然因贪婪残暴而灭亡，却并非因节俭吝啬而灭亡。然而，以节俭吝啬开始，必定以贪婪残暴告终。圣人的道理，在于适中罢了。节俭而失于适中，安于平庸鄙陋，苟且延命度日，对于治理国家的大计，就像夏天的虫子无法谈论冰雪一样无知。《说苑》说：“邯郸的子阳，园吏忘了桃树，他就能察觉。他灭亡时，不知道那些忽视小事的人也会遗忘大事。”节俭吝啬到了极点，必定导致贪婪残暴，就像老子、庄子之后，必定出现申不害、韩非一样，这是势所必然吗？《魏风》七篇，次序井然有序，大概是简册篇幅较为简约，秦朝焚书之后，没有经过庞杂的篡改，所以血脉贯通如此。
这七篇诗中，先王的良好法度依然清晰可见。其车舆服饰，衣裳佩饰，全都遵循古制，没有琼弁玉缨那样的奢侈。檀木车轮的辐条，完全依据《考工记》，没有《小戎》中“二广”那样的奇特。其官制，公路、公行、公族，不像晋国那样由异姓卿大夫的儿子担任。其徭役法则，哥哥留守弟弟出征，一户不出两个壮丁，不像《唐风》中那样“父母吃什么”。其田制，十亩称为“〇圃”，其外称为“外圃”，一夫百亩称为“廛”，井田制度，清晰如眉毛排列，就是孟子所说的“乡田同井”。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蚕桑，歌谣只用来抒发忧愁，狩猎用来演练武事，而讽刺淫乱的作品没有听说，因此有忠臣，有孝子，有如玉般的君子，有退隐的高士，士人羞愧于白吃饭而不贪婪，百姓躲避硕鼠而不叛乱，这难道不是先王的遗泽还留存着吗？季札说：“用德行来辅助，那就是明君了。”大概是深深羡慕那里的风俗接近古制。诗中所谓的“魏”，是周的同姓诸侯国，东迁之后才被晋国所灭，那么它的诗歌大多是西周时期的诗。苏氏怀疑都是为晋国而作，这是因为它们列在《唐风》之前。桧诗排在郑诗之后很远，也认为桧诗都是为郑国而作，这是苏氏的意思，认为西周不应该有“风”。成王、康王之后，幽王、厉王之前，太史所采集的诗歌在哪里？况且卫武公、郑桓公、防仲之类，明明在西周时期。朱熹《诗集传》中“国风”之首的“二南”，用于闺门、乡党、邦国从而教化天下，“十三国”风则也统领在乐官之下，按时保存练习，这是西汉旧典如此。
魏国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诗序补义》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诗序补义》卷十
石泉县知县姜炳璋撰
唐
严粲说：尧都有四个，《地理志》说大原晋阳，注说：诗中的唐国，是晋水发源地，这是第一个。河东平阳，注说：尧都，在平河的北岸，这是第二个。中山唐县，张晏注：尧作为唐侯国在这里，这是第三个。河东彘县，顺帝改名为永安。臣瓒在晋阳下注说：所谓的唐，就是现在河东的永安，距离晋阳四百里，这是第四个。关于诗中的唐国，说法有三种：《诗谱》认为尧居住在晋阳，后来才居住在平阳，诗中的唐国是晋阳。皇甫谧说：尧起初封在中山唐县，后来迁徙到晋阳，等到成为天子都住在平阳，诗中的唐国是平阳。臣瓒又认为唐国是永安。现在考证尧都虽然有四个，但诗中的唐国应当跟随《诗谱》认为是晋阳。因为周朝封叔虞，叔虞封在尧都的旧墟，所以叫唐叔。他的儿子燮因为晋水发源地，改为晋侯。晋阳确实是晋水发源地，那么唐叔虞起初封在晋阳。唐以尧得名，晋以水得名。
按《晋风》称为唐，有人说曲沃武公兼并翼城，孔子哀伤这件事，不称翼，也不称晋，恢复周朝的旧称而称唐，我私下认为不对。十三国都是起初封赐的称号，叔虞受封那天，只有唐，没有所谓的晋。后来王顺应晋的请求，改唐为晋，而太史所掌管的国家风旧号都在，怎么能更改呢？有人说：唐对于晋，就像邶、鄘对于卫一样？这又不对，唐本来就没有灭亡。成为鄂、成为翼、成为曲沃，都是叔虞的子孙，哪里与邶、鄘类似呢？《史记》说唐从燮父改为晋，孔氏认为向当时的王请求更改。燮父，是叔虞的儿子，当时的王是康王。有人说晋的名字从武公开始，那也不敢认为是这样。按《郑语》史伯说：在成周周围的，南面有荆蛮、申、吕、应、邓、蔡、随、唐；韦昭注：应、邓、蔡、随、唐都是姬姓。西面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注：八个国家都是姬姓。这是西周已经有晋的名字，而幽王衰败时，认为兴起必定在晋，那么燮父向朝廷请求，改唐为晋，不是司马迁的错误。只是康王为什么更改？燮父为什么请求？就不知道原因了。又周朝有两个唐国，在西面的，成王封给叔虞，后来成为晋国的；在南面的，定公四年被楚国灭亡的。大概唐国有两个，或者燮父因为国名相同，因此向王请求，否则因为殷商诸侯旧国改名为新的，所以王也顺从了他吗？《左传》只说唐叔，叔以后绝口不提唐。隐公五年传说：周朝东迁，晋、郑依靠。从翼侯、鄂侯、随所居住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国号是晋，那么前后没有不同，哪里要等到曲沃武公之后才成为晋呢？如果说诛杀武公的篡位，所以称为唐，唐国不是他的所有，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