瘥后诸证证治第二十二

译有人问：前面太阳病篇中说，伤寒发汗、催吐、泻下之后，出现虚烦而不能入睡，如果病情严重，必定会反复翻来覆去，心中懊恼烦闷，用栀子豉汤使其呕吐。如果气短，加甘草；呕吐的加生姜；泻下后心中烦闷、腹部胀满，坐卧都不得安宁的，加厚朴、枳实，去掉豉。这些都是根据证候加减、用吐法排除虚邪的方法。本条所说的是病后因劳累而复发，同样使用加了枳实的栀子豉汤，并不是为了使其呕吐，反而是使其微微出汗，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栀子本来就不是专门用来催吐的药，它的药性苦寒。《神农本草经》中，说它能够治疗五脏六腑中的邪气，以及胃中的热气。这是因为它能清除上焦的热，泻去三焦的火，并清除胃中的热邪。豉的药性也不是必定使人呕吐的药，大概能够治疗时行疾病并使人发汗，消除烦热，使胸膈通利。所以李时珍说它既能发散，也能疏散病邪。与葱同用就能发汗，与盐同用就能催吐。前面太阳病篇所说的吐法，有时服药后还要用手探触咽喉，这样才能使其呕吐。劳复时胸中已经没有外来的邪气，只是由于热邪郁结而不能发散，而且病后身体已经虚弱，不适合再用催吐法，只需使其微微出汗，热气就会消散，病也就解除了。枳实味苦，能够破除结滞，气味芳香，能够破除气滞，消除宿食，缓解胸中的痞塞。虽然说是劳复发热，然而病刚痊愈之后，怎么可能不再进食谷物呢？所以加用枳实，以使胸膈通利，并化解痰饮和食积。浆水本来是用粟米饭，趁热投入冷水中，浸泡五六天制成的，味酸而色白，药性凉，善于走窜，能够解除烦热口渴，化解积滞。《本草》中说：煎煮到味道发酸，可以止呕。浆水本来味酸，从七升煮至四升，再煮至二升，味道就更加酸了。大概是因为栀子豉汤，本来是用于催吐的方剂，把药煎得发酸，就可以使人不呕吐。而且体内没有外邪，也就不必忌讳酸味的收敛作用。这正是制方的精妙之处。想让人呕吐，就可以使其呕吐；若想使其不呕吐，就又用浆水来制约它。这就是对药效收放自如的方法。如果是食后复热的证候，诊察脉象则脉实而大，观察舌头则舌苔黄黑，按压腹部则胀满疼痛，这就是食复。对于有宿食的，就在枳实栀子豉汤中，加大黄五六枚，每枚取如围棋棋子般大小。因为病后身体刚刚虚弱，不适合使用峻猛的泻下法，所以只用五六枚。不把它切得很碎，而是切成围棋棋子般大小。只取其药味不完全散尽。只求使停留的食物排出去。不要因此进一步损伤胃气。然而，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中的大黄，也是切成棋子大小的块。因为这还是第一次发病，所以可以用二两。这里却是病后再次出现的证候，所以只用五六枚。其中虚实和病情轻重的权衡，也是不可不了解的。学医的人阅读方剂时，常常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假如临证施治，开方用药时，难道可以稍有疏忽吗？第十卷　厥阴篇 病愈后各种证候的证治第二十二 患者的脉象已经恢复正常，但傍晚时仍有轻微烦闷，这是因为疾病刚刚痊愈，人们勉强给他进食，脾胃之气还很虚弱，不能消化食物，所以使他感到轻微烦闷。减少饮食就会痊愈。患者的脉象已经恢复正常，说明邪气已经衰退消除。但傍晚仍觉得稍有烦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邪气刚刚解除，疾病才新近痊愈，脾胃之气还很虚弱，胃还不能消化食物，脾也不能运化，人们却勉强给他进食，食物不能被消化，所以到了申时、酉时阳明经气旺盛的时候，胃中的食物之气郁积蒸腾，就产生烦闷。如果临近傍晚时发热，那就是胃中停留的食物没有消化，已经形成日晡时的潮热，这是阳明胃腑实证。就应当用泻下法来解除。这里不过是病后新近出现的虚弱，胃不能承受食物，只是食物之气稍显过重罢了。所以烦闷也很轻微。不需要用药，只要节制并减少饮食，自然就会痊愈。第十卷　厥阴篇 病愈后各种证候的证治第二十二 伤寒痊愈以后，又再次发热的，用小柴胡汤主治。脉象浮的，用发汗法解除。脉象沉而有力的，用泻下法解除。伤寒痊愈以后又再次发热的，如果是病后余邪造成的虚热，本来应当用柴胡、黄芩清解残余的热邪，用人参补益病后的虚弱，再用生姜、大枣调和。如果又感受外邪而发热，也属于病后新近出现的虚弱，按理应当采用和解法。但要观察他的脉象和证候是否类似于半表半里的少阳证，如果是，就用小柴胡汤主治。如果脉象浮，说明邪气盛在表，必然有可以发汗的表证，仍应当用发汗法解除。但病后新近虚弱，不宜使用麻黄过度发汗，以免损伤卫气、耗散阳气。如果脉象沉而有力，沉脉说明病在里，有力说明胃腑有实邪，仍应当用泻下法解除。但卫气已经虚弱，不宜使用承气汤峻猛攻下，应当根据虚实斟酌处理，或者用小承气汤，或者用调胃承气汤，或者采用把药切成棋子般小块的做法，随着病情轻重决定用药或停止用药即可。第十卷　厥阴篇 病愈后各种证候的证治第二十二 大病痊愈以后，腰部以下出现水气的，用牡蛎泽泻散主治。大病之后，如果气虚，就会头面部都浮肿；脾虚，就会胸腹胀满。这都是因为大病之后，下焦的气化功能失常，湿热壅滞，膀胱不能排泄水液。水的性质是向下流，所以只在腰部以下蓄积壅滞水气，膝部、小腿和足背都肿胀沉重。由于尚未累及中焦、上焦，中气还没有虚弱，属于有余的邪气，脉象必定沉、数而有力。所以只采用排除水邪的治法，用牡蛎泽泻散主治。牡蛎泽泻散方 牡蛎、泽泻、栝蒌根、蜀漆（洗去腥味）、苦葶苈、商陆根、海藻（洗去咸味），以上各味等分。以上七味，分别捣碎后合在一起。筛成散剂，再放入臼中研治。用白饮调和，服用一方寸匕。小便通利后，就停止再服。每天服三次。牡蛎味咸，能走入肾，得到柴胡的配合，才能除去胁下的坚硬。与渗利药同用，就能使水湿向下从水道排出。泽泻能利水，并将药力引入肾。能泻去膀胱之火。是渗除湿邪的重要药物。栝蒌根。能解除烦躁口渴，并运行津液。能疏导肿胀之气。蜀漆就是常山的幼苗。这两味药的功效相同。水邪在上焦，就能使水从口中吐出。水邪在胁下，就能攻破其中的［缺字］。是驱逐痰饮、排除水邪所必用的药物。苦葶苈能泄肺气、消除肿胀。《十剂》说：泄法可以祛除闭塞。葶苈、大黄之类药物就是这样。所以能够祛除十种水气。能排下膀胱中的水。能消除全身的肿胀。能治疗肺气壅塞所致的喘息咳嗽。只是有甜、苦两种。苦葶苈能疏导肿胀、排泄水液。甜葶苈只能清泻肺邪而已。朱丹溪说，苦葶苈杀伤人体的作用非常猛烈。李时珍说：肺中水气［原文疑有缺字］，胀满而喘息急促的人，不用此药就不能消除。肺气恢复平和、水邪消除后，喘息就会停止。怎么会因为长期服用它就杀人呢？这是千百年来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辨析。商陆味苦，性寒。药性沉降。它的药性专门向下运行。主要用于行水。治疗肿胀胀满、小便不利。赤色商陆与麝香一起捣烂，敷贴在肚脐上。白色商陆用于入药，没有毒。海藻味咸，能润下。性寒，能泄热并引导水液下行。所以能消除瘿瘤、结核。能消除浮肿和香港脚。

译也能消除停留在体内的水饮、湿热。使邪气从小便排出。这一组方的用意，大概是因为肾是主管水液的脏腑，肺是水液生成和输布的源头。所以《内经·水热穴论》说：病水的根本在肾，末端在肺。这些都是水液积聚所致。又说：肾，是胃的关口。这个关口运行不利，所以水液聚集，并随着同类之气运行。水液上下泛溢到皮肤，所以形成肿胀。这就是水液聚集而导致疾病。辨误：成无己注引用《金匮》说，腰部以下肿胀，应当用利小便的方法。可用牡蛎泽泻散。却不知道《金匮》原文说的是：凡是有水病的人，腰部以下肿胀，应当利小便；腰部以上肿胀，应当发汗，才能痊愈。这就是仲景根据病情灵活施治的方法。《金匮》治疗水气、采用利小便方法的方剂，如五苓散，猪苓汤，栝蒌瞿麦丸，蒲灰散，滑石白鱼散，肾气丸，各种方剂各不相同。大概是因为寒热性质各不相同。《尚论》于是把这个方剂当成固定不变的治法。竟说大病以后脾土已经困弱，不能约束水液，以致水气泛滥溢出，却使用牡蛎泽泻散进行猛烈攻逐。为什么反而完全不顾患者的虚弱呢？由此可见，救治活人的事情，那些迂腐疏浅的人一定不能掌握病机而恰当施治。庸医遇到大病之后的患者，一概都采用温补，还自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哪里知道这种做法其实是鲁莽而破坏全局呢？我私下认为，水气在腰部以下，是因为水性向下流，还不能算作水气泛溢。腹部也没有胀满，脾胃也还没有受到损伤。仲景只用牡蛎泽泻散来决除水邪，大概是因为湿热向下流注，属于邪气有余的证候。并不是脾胃虚弱衰败，以致脾土崩坏、水邪泛滥。原文中虽然记载了证候，却没有记载脉象，似乎无法据此考察病证属于寒还是热。然而根据方剂来推论证候，自然可以明白这是下焦有湿热。假如一定把所有情况都归结为应当温补，并把其他治法斥为庸医鲁莽之治，那么如果遇到大病之后虚寒，脾土不能制约水液，下焦没有火，气化功能不能运行，因而出现水湿肿胀，那么仲景的五苓散，以及肾气丸等方，难道也都是鲁莽而破坏全局的治法吗？当然不是。不然，下面所说的大病痊愈以后喜欢吐唾沫，是胃中有寒的人，用理中丸来温暖治疗，那又该怎么解释呢？恐怕一句话概括一切，会给后人造成错误。所以不能不加以辨析。第十卷　厥阴篇 病愈后各种证候的证治第二十二 重病痊愈后喜欢吐唾沫。这种情况长久不止。这是胃脘部有寒。应当用丸药温暖它。适宜服用理中丸。重病已经痊愈。本来担心热邪日久会耗损灼伤人体。使津液枯竭干燥。现在反而喜欢吐唾沫。这是脾虚，不能收摄津液。所以这种情况长久不能停止。原因在于胃脘部有寒。所谓胃脘部。就是胃的上口贲门。贲门属于胃的上脘。胃脘中有寒。津液就不会被耗损。但脾虚，不能替胃输布津液。所以涎沫就会涌出。脾胃虚寒。应当用丸药温补。所以适宜服用理中丸。然而不用理中汤而用理中丸。并不是因为要取其药力缓和。因为这是病愈后遗留的证候。不必用大剂量药力来挽救。只是希望能够长期服用罢了。这是因为中焦脾胃是人体赖以生养的根本。而饮食起居所用的东西。最容易损伤脾胃。所以重病痊愈以后。常常发生因饮食不慎而复发的情况。这是因为脾胃已经受伤。胃脘部又已经有寒。怎么能不通过长期服用温补药物。来求得脾胃牢固呢？辨析错误：《尚论》的注释说。人体中的津液。因胃寒凝结而形成浑浊的唾液。长久不能变清。这个人必定消瘦，面色憔悴失去光泽。所以不用汤药涤荡。而用丸药缓缓谋求治疗。然而仲景是在病愈后才使用这个方剂。在太阳病邪气炽盛的时候。不得已才合用桂枝来治疗。于是改名为桂枝人参汤。又说，医生给他服用理中方。下利得到很大改善。所谓理中。是调理中焦。而这里的下利发生在下焦。并不是它所适治的病。由此可以看出用药时权衡变通的方法。我私下认为，胃寒应当吐出清水。恐怕未必会凝结成浑浊的唾液。何况津液已经凝结而变得浑浊。那么唾液本应一天比一天少。哪里还能长久吐唾沫呢？把理中方制成汤剂。药力很能温补脾胃。并不是用来涤荡邪气的。丸药本来就是为了长期服用。也不是缓慢治疗。况且太阳病证中的人参桂枝汤。也是由于误用下法而导致虚弱。于是形成夹杂热邪的下利。下利不止。虽然说是太阳病误用下法。但下利已经属于太阴病。所以使用理中方，并加入人参。因此在太阴病本篇中。就说这是脏寒，而使用四逆类方剂。又因为太阳病的外在证候还没有消除。所以仍用桂枝来解散表邪。至于“医生给他服用理中方”。下利得到很大改善。所谓理中。是调理中焦。而这里的下利发生在下焦。这些话。又是另一层意思。与这里没有关系。很难把它引用到这里。这些都是注释者的错误。第十卷　厥阴篇 病愈后各种证候的证治第二十二 伤寒病解除了以后。身体虚弱消瘦，气力不足。气机上逆，想要呕吐。以竹叶石膏汤为主治方。伤寒的邪气已经解除。按理应当热退身凉。进食后就会痊愈。只是邪气聚集的地方。其正气必然虚弱。这是通常的情况。但如果虚弱消瘦。气少而乏力。呼吸短促浅弱。又有气机上逆、想要呕吐的表现。这是胃气虚弱而尚未调和。仲景虽然没有说明脉象。如果诊察到脉虚而数，并且口渴。应当以竹叶石膏汤为主治方。如果属于虚寒证，则应另行斟酌处理。竹叶石膏汤方 竹叶（一把）、石膏（三两）、半夏（五钱）、人参（五钱）、甘草（五钱）、粳米（半合）、麦冬（一两）。以上七味药。用水一斗。煎煮至剩六升。去掉药渣。放入粳米。煮到米熟，药汤就制成了。去掉米。温服一升。每天服三次。竹叶药性寒凉，能够止除烦热。石膏归入阳明经，能够清除胃中热邪。半夏能够消除水饮，止住呕吐。人参用来补益病后身体的虚弱。与麦冬同用，能大大增加胃中的津液。又担心寒凉药物损伤胃气。所以用甘草调和药性。又用粳米来帮助恢复胃气。附录 三百九十七种治法、一百一十三首方剂的辨析 （附带评论陶氏的错误说法） 考察长沙所作的自序。其中只说《伤寒卒病论》共十六卷。自从成无己作注以后。王叔和的原本已经无法再见到。因此不知道它原来的篇卷究竟是什么样子。

译后来严器之为成无己的书作序说。聊摄人氏成公。为《伤寒论》作注，共十卷。其中有三百九十七种治法。一百一十三首方剂。到了宋代，林亿等奉诏校订整理《伤寒论》。他们也说，在各种疾病中。没有比伤寒更紧急的了。如今校订确定的《伤寒论》共十卷。总共二十二篇。除去证候条文，共有三百九十七种治法。除去重复的内容。确定为一百一十二首方剂。由此推断。治法和方剂的数量。虽然出自后人。但也一定有所依据。只是可惜原来的本子已经失传。年代久远，已经无法考证罢了。考察前人的说法，有的把某一条列为一种治法。有的把某一条列为两种治法。又说这一篇共有多少种治法。那一篇又有多少种治法。这些说法都很勉强。至于真正重要的治法。反而遗漏了，没有记录下来。所以王安道在《溯洄集》中。辨析三百九十七种治法时说。如果只把有论述、有方剂的条文计算在内。那么数量就达不到三百九十七。如果把有论述、有方剂和有论述、没有方剂的条文一并计算。那么数量又超过三百九十七。以至于为此事废寝忘食。仔细推究他的说法。才明白他所计算的数量。在道理上并不通。如果从治法的意义来说。那么仲景这部书。没有一处不是治法。难道只有列出方剂的内容才算治法吗？况且像论述证候、论述治法。以及反复告诫教导。可以据此作为准则的内容。难道不也应当称为治法吗？难道不算治法吗？读到王氏这篇论述。先前的疑惑已经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消除了。然而，所谓三百九十七种治法。原本并不是仲景提出的。不能强行把各项内容凑在一起求得吻合。大体说来，在六经证候和治疗的内容中。没有一处不是治法。没有一句、一个字不是治法。其中有方剂的内容，从来不曾没有治法。而治法之中也从来不曾没有方剂。所以从方剂来推求。方剂中自然包含着治法。从治法来讨论。治法之中自然包含着方剂。不必拘泥于三百九十七这个数字。如果一定要把内容割裂开来，牵强附会。以凑足这个数字。那就太穿凿了。所以我不敢凭自己的臆测来揣度。把古人灵活运用治法的原则拘泥僵化。至于一百一十二首方剂。如今《伤寒论》中所载的。当然可以作为可信的依据。即使是后人加减不恰当的方剂。也可以详细加以辨别。其中有讹误、伪造而失真的内容。也不得不加以辨析讨论。如今有人提出一百一十三首方剂的说法。大概是因为朱奉议的《活人书》误把桂枝附子汤改写成桂附汤。这样就在第十二卷中把第十七方重复列出了一次。如果删去这首重复的方剂。仍然是一百一十二首方剂。后人又因为一百一十三首方剂的说法。想要强行凑足这个数字。于是把蜜导、胆导这两种方法。分开算作两种。用来符合他们的说法。并因此在世上广泛流行。《活人书》又在一百一十三首方剂之外。另外增加了杂方一百二十六首。例如升麻汤。阴旦汤、阳旦汤。黑奴丸。霹雳散。葳蕤汤。五积散。阳毒升麻汤。葶苈苦酒汤之类。其中确实有适合临床使用的。但不合医理的也相当多。至于陶节庵《伤寒六书》所说的杀车槌三十七种治法。既把仲景的方剂改换名称并任意增减。又把各家方剂改头换面。实在十分可笑。例如把麻黄汤改名为升麻发表汤。并加入升麻、羌活、川芎、白芷。却不知道升麻、白芷已经进入阳明经。已经不是太阳经的药物了。又加入一撮江西豆豉，作为所谓的槌法。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哪里知道仲景把麻黄、杏仁都作为肺经的专用药。这是因为肺主管皮毛。它们是《内经》所说打开腠理、发汗祛邪的重要药物。借助它们来开通腠理。所以能够治疗头痛、发热。身体疼痛、呕吐、气逆。以及怕风、无汗的伤寒。陶氏并不了解医经典籍的主旨。哪里能够窥见仲景创立方剂的用意呢？他把桂枝汤改成了疏邪实表汤。增入防风、川芎、羌活，尚且还说得过去。但又加上白术。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又加胶饴二匙作为槌法。这样既不是原来的桂枝汤。也不是小建中汤。这是违背经旨、扰乱法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把小柴胡汤改成了柴胡双解饮。既然说是调和、解除表里之邪。却又妄加具有酸味收敛作用的芍药。还以生艾叶汁三匙作为槌法。真叫人难以理解。又把葛根汤改成了柴葛解肌汤。他不知道仲景的葛根汤。其中有麻黄的方剂。是针对太阳经无汗的伤寒。用于病邪刚传入阳明经时。至于桂枝葛根汤。是针对太阳经有汗的中风。用于病邪刚进入阳明经时。舍弃麻黄和桂枝。就无法辨别风邪和寒邪。又加入柴胡、芍药。就混淆了经络的区别。又加石膏末一钱作为槌法。邪气还在表。哪里可以立即使用石膏呢？何况又只用一钱。实在简直像儿戏一样。又把白虎汤改成了如神白虎汤。“如神”这两个字。已经属于鄙俗的说法。何况不分虚证和实证。一概加入人参、五味子、麦冬等收敛、补益的药物。这完全失去了仲景使用白虎汤和白虎加人参汤的本意。又加入淡竹叶作为槌法。药物的气味轻浮薄弱。这种东西难道能称作“杀车槌”吗？又把桃仁承气汤改成了桃仁承气对子。增入柴胡、白芍、枳实。而且白芍是收敛阴血、止血的药。这样一来，蓄血证还怎么治疗呢？又以苏木汁三匙作为槌法。

译难道凭三匙苏木汁。就能够单独发挥破血作用吗？又把四逆汤改成了回阳救急汤。既然说是回阳救急。却又加入具有补益、壅滞、收敛作用的人参、白术、五味子、半夏、茯苓。临服时又加入麝香三厘。却不知道无阳证。最不适宜使用发散、泄越的方法。使用这种芳香走窜、通达孔窍的药物。实在不是正确的治法。难道完全没有料到它会耗损、发散真气吗？又治疗发汗后极度虚弱、头晕。身体颤动，仿佛要跌倒在地。肌肉［原文疑有缺字］、筋脉惕动的卫气虚、亡阳证。不用仲景论中所说的真武汤。反而用生地、熟地、人参、白术、黄［原文疑有缺字］、芍药、当归、茯苓、甘草、陈皮、肉桂等甘缓、滋腻、阻滞胸膈的药物来治疗。又加糯米一撮作为槌法。药性混浊、杂乱而且黏滞。这岂不是成了兼补气血的十全大补汤吗？简直就是不懂医术的人胡乱制作罢了。这种方子难道可以作为天下行医的法则吗？又把大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以及大柴胡汤改成了六一顺气汤。就是用大柴胡汤去掉半夏，再加入芒硝制成的。这样便不再区分表里以及病情的轻重。大大违背了仲景创立治法的制度。加入铁锈水三匙作为槌法。却说这是价值千金、从不外传的秘密。如果不是我的子孙。哪里肯把它泄露出来呢？像这样的家传秘密。却又刊印流传于世。他这样编造说辞。不是很鄙陋吗？至于阴阳易所用的烧［原文疑有缺字］散。仲景原文只取妇女和男子［原文疑有缺字］近隐处剪下的部分，烧成灰。用水调服方寸匕。并没有使用其他药物。王海藏说。病脉见于厥阴经。应当用当归四逆汤送服烧［原文疑有缺字］散。病在少阴经，应当用通脉四逆汤送服。病在太阴经，应当与理中汤一同服下。所使用的药物。分别随着所属经脉而选择。这样疗效自然会迅速显现。否则。就会出现阴部肿胀，或者阴器收缩。小腹绞痛。手足蜷曲。脉搏闭绝而死亡。至于后世的青竹茹汤和鼠粪汤。恐怕未必符合仲景原文所说的各种阴证。而节庵治疗阴阳易。则使用人参、知母、竹青。如果出现阴器收缩、小腹疼痛。就加倍使用黄连、甘草、滑石、生地、韭根、柴胡、犀角。然后反而加入烧［原文疑有缺字］裆末作为他自己的槌法。药物全是一派寒凉之品。哪里能够治疗身体沉重、气短。小腹拘急。阴部拘挛。热气向上冲到胸部。头部沉重、眼睛昏花。膝部和小腿拘急等各种阴寒表现呢？又把东垣的补中益气汤改成了调荣养卫汤。加入川芎、生地、细辛、羌活、防风。完全不懂东垣所说清阳上升的道理。却把补血药和发散风寒的药物混杂在一起。又把一茎葱白作为“槌法”。难道不知道这是仿照仲景白通汤的用意吗？还是想用它的辛散作用来发汗呢？至于黄龙汤这一方。又不是《活人书》中的黄龙汤了。《活人书》的黄龙汤使用柴胡、黄芩、人参、甘草。这里是在承气汤中加入人参。虽然适合虚弱而胃中有实邪的人使用。然而其中的当归这一味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承气汤是攻下胃中实邪之气的药方。却忽然加入了一味补血药。或许是认为油当归能够使肠胃滑利，所以才取用它。但这种见识也实在浅陋不堪。后来他悔悟了，改作《全生集》。读到其中的条目。似乎还有可取之处。但究竟只是以仲景的话作为开头。最后仍以背离经旨、荒诞无据的主观臆见结束论说。抹杀仲景的观点，暗中据为己有。这还可以姑且不论。至于他背叛经典、扰乱法则。贻误后世之人。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把他的书全部拿出来逐条辨析。那么要辨析的地方多得无法胜数。姑且选取其中错误最严重的部分。简略地谈一两点。例如第一卷第三条。把头痛、发热、恶寒、脉浮缓、自汗。也就是仲景所说的“中风”。改称为鼻塞、声音重浊的伤风。因为仲景所说的“中风”。并不是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謇涩。痰涎壅盛的那种中风。而是六气中的风邪侵袭卫气。与寒邪侵袭营分的证候相互对峙、并列而行。并不是鼻塞、声音重浊。伤风咳嗽这种小病。伤风只损伤肺气。所以出现鼻塞、声音重浊和咳嗽。不会发生邪气入里、传经的变化。所以病势较轻。所谓“中风”。风是阳邪。其性质舒缓，侵入较浅。所以必须先受到风邪侵袭，然后才会损伤卫气。如果只说是“伤”。那就显得更加浅表了。它不像寒邪那样锋利峻急。寒邪一经侵袭便会进入营分，成为伤寒。如果把寒邪称为“中”。那就一定是深入而侵犯三阴经了。阳明本来就是两阳相合而光明盛大的阳经。寒邪侵入其中。就会不能进食。所以“中”和“伤”这两个字所表示的深浅程度。不能不加以辨别。怎么可以混淆呢？第一卷第五条中。有脉沉、足冷。面色发红、微微发热。把它称为夹阴伤寒。不知道这就是仲景《少阴篇》中所说的手足厥逆。脉微弱，似乎将要断绝。身体反而不恶寒。患者面色发红。有的腹痛。有的干呕，这些都是通脉四逆汤的适应证。以及《厥阴篇》中所说的脉沉迟。患者面色略微发红。身体有微热，这是戴阳而下焦虚弱的证候。又把脉沉、足冷。面色青、小腹绞痛而没有发热。称为夹阴中寒。不知道这就是仲景《厥阴篇》中所说的手足厥冷。小腹胀满疼痛。寒邪凝结在膀胱、关元部位的证候。陶氏不说是少阴、厥阴，而称为夹阴。这样一来，连经络的区别也没有了。他没有想到所谓“夹”。是夹杂的意思。如果在三阳证候之中。偶然出现一个阴证。才可以称为夹阴。如果手足厥冷，甚至出现戴阳。脉沉、足冷，甚至面色发青、小腹绞痛。那就是纯粹的阴寒极盛证候。怎么还能称为夹阴呢？前面的第四条就有无热而恶寒。面色发青、小腹疼痛。足冷、脉沉。蜷曲着躺卧，不感到口渴。呕吐、泄泻。舌头卷缩，阴囊收缩。神志昏沉。手足和指甲全都发青。寒冷超过肘部和膝部。心下胀满。汤药也不能服下。陶氏只是称为肾经夹阴中寒。从医理上来分析。其所表现出的证候既然如此。恐怕不只是少阴肾脏一经的问题。在仲景的论述中。虽然很少提到阴囊收缩这一证候。但《素问·热病论》中。就有“第六日厥阴经受病”的说法。厥阴经脉沿着阴器循行，并联络肝脏。所以会出现烦闷胀满和阴囊收缩。由此可知，病邪已经进入厥阴经了。陶氏对此完全不了解。为什么呢？还有把头痛、身体发热。恶寒、身体拘急。恶心。中脘部痞塞胀满。有时呕吐，有时干呕。有时疼痛，有时腹泻。把这种情况称为夹食伤寒。却不知道头痛、身体发热，恶寒、身体拘急，以及恶心，正是仲景所说的头痛、发热，身体疼痛、腰痛，怕风而无汗，应当用麻黄汤治疗，这属于太阳伤寒。中脘部痞塞胀满，有时呕吐，有时干呕，有时疼痛，有时腹泻，这是寒邪侵犯胃所致的太阴病。难道陶氏还没有辨别清楚吗？竟把它们混在一起，不分所属经络，还改称为夹食伤寒吗？他又把头痛、身体发热，恶寒、微微出汗，稍有口渴、蜷曲着躺卧，懒于说话、胁部疼痛，骨骼和腿部酸痛，说成是劳力伤寒。这就更加错杂混乱了。头痛、身体发热，恶寒、微微出汗，正是仲景所论的“中【原文疑有缺字】”证。蜷曲着躺卧，是仲景所论的少阴、厥阴证。胁部疼痛，是少阳证。骨骼和腿部酸痛，是太阳经风寒表证。

译经络混淆，各种症状杂糅在一起，却强行把它称作劳力伤寒。仲景论述六经证候和治法，根本没有这个名称。难道不是凭空杜撰的吗？至于下文所说的夹痰、夹气两段，在《伤寒论》中，也都没有这样的脉证名称。至于心、胸、胁部疼痛，以及小腹有固定不移的疼痛部位，同时出现头痛、身体发热，恶寒、烦热，却称为血郁内伤外感。所谓外感，是风寒侵袭人体，就是仲景所说的中风、伤寒。所谓内伤，是饮食所致的内伤，就是李东垣《脾胃论》中的一种情况。至于“血郁”这两个字，恐怕也从来没有这种说法。它既不是伤寒蓄血，也不是妇女月经闭止，又没有说明阴分、血分究竟怎样受病，实在令人无法理解。想来如今街坊里巷之间，民间把跌打损伤俗称为“内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才称作血郁内伤。又因为同时有头痛、身体发热，所以又称为外感罢了。如果不是庸俗之辈，怎么会这样立名呢？下文既然说名称正确，言语才会顺当，却又说有伤寒、伤风、伤暑、伤湿，以及温病、热病、时气、寒疫，冬温、温毒、风湿、湿温、中【原文疑有缺字】等证，并把它们都称作伤寒，还说伤寒是各种疾病的总名称。哪里知道仲景的论述中有“中风”，却没有“伤风”；有“中【原文疑有缺字】”，却没有“伤暑”；有“伤寒”，却没有“寒疫”；热病就是伤寒，并没有分别论述。这是说寒邪侵入人体后，郁闭在体内而化为热罢了。所以黄帝尚未明白其中的缘故，在《热病论》中问道：如今所谓热病，都是伤寒一类的疾病吗？岐伯回答说：人受到寒邪侵袭，就会发为热病。这是因为寒邪郁闭而化热，所以伤寒也就称为热病。自从王叔和《伤寒例》中，出现了“春夏多温热病”这句话以后，后人便奉为依据，朱奉议、成无己、王海藏等人也都被它迷惑，于是把温病、热病、暑病合在一起论述，遂有了夏季暑热病的错误说法。他们却不知道，《内经》把夏至以前发病的称为温病，夏至以后发病的称为暑病，并没有把夏季称为热病的先例。后人把暑病当作热病，难道不是荒谬至极吗？又如伤寒、中风出现柴胡证时，只要见到其中一个证候就可以判断，不必所有证候都具备。这是仲景只论述少阳一经的证候，不能把这个原则通用于六经。可是陶氏却说：高明的医生通过询问证候来了解外在情况，通过审察脉象来了解内在情况。关键全在于灵活运用治法。只见到一两个证候便作出判断，不必所有证候都具备。这难道不是把它当作六经都通用的原则了吗？他又说：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反而采用攻法，就是错误的治疗。一次错误治疗，病程尚且会拖延时日；再次错误治疗，就会使死亡期限提前。这两句话，是仲景论述风温证时说不可误治，怎么可以移来评论其他证候呢？他又说，譬如少阴证。使用白虎汤、四逆散。这是寒凉药。姑且不论四逆散本来并不是寒凉药。只是它并不属于温热之剂罢了。而在仲景《伤寒论》的少阴篇中，从来没有使用白虎汤的记载。这是扰乱经典、破坏治法，给后人留下错误。像这样的做法，正是所谓不等到教诲就应当诛责的人。难道可以让这种说法家家户户传诵，作为天下人的准则吗？这就导致如今的医生，舍弃天地人与人的道理而不去研究，放弃阴阳变化而不加以考察。他们畏惧《内经》难以理解，厌烦经脉穴位理论的纠缠复杂，只去读陶氏的书。认为不必辨察阴阳，又何必分门别类地讲解六经呢？凡是有表证的，大都随意使用冲和汤、芎苏散、神术汤、柴葛解肌汤、正气散等方。口渴就加天花粉、知母。胸部胀满就加枳壳、桔梗。恶心、干呕就加姜汁、半夏。泄泻就加苍术、白术。发热严重就加黄连、黄芩。兼有暑邪就加香薷。腹痛就加木香。天气寒冷而没有汗，就加麻黄、苏叶。头痛就加川芎。眩晕就加天麻。咳嗽就加金沸草、五味子。脚痛就加牛膝、木瓜之类的药。这样让人一看就明白，一点困难也没有。人人都觉得容易，便学习这种方法。以为行医之道，全部不过如此罢了。于是把这些当作根本和依靠，便觉得胸中已经十分满足，高谈阔论，旁若无人，轻慢他人、自负夸耀，没有什么过分的行为做不出来。自以为即使岐伯死而复生，仲景再次活在世上，也不如自己了。用这种方式欺骗自己，用这种方式耽误自己。又有谁会怜惜他呢？却不知道欺骗自己的人，必然最终也会欺骗别人；耽误自己的人，必然最终也会耽误别人。考察其中的原因，难道不是提出这种学说的人造成的吗？附录 关于动气的臆说 所谓动气这一证候，都出现在肚脐的上、下、左、右。所以称为脐间动气。但是仲景在六经证治的论述中，完全没有透露半个字。却只在王叔和所辑“可与不可”的条文中可以见到。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仲景本来没有“动气”这个名称，只是从王叔和开始创立了这种说法罢了。所谓动气，就是仲景所说的心下悸，以及脐下悸、脐旁悸。心下、脐下，就是肚脐上方、肚脐下方。脐旁，就是肚脐的左右两侧。所谓悸，就是像筑物一样明显地跳动。我想王叔和因此改换名称、创立解释，那么“动气”这两个字，与“悸”字相比，似乎更明显、更容易理解。然而令人不满的是，他只说有不可发汗、不可攻下的情况，以及误发汗、误攻下所发生的变化，却没有明白说出其中的原因，也没有制定治疗方法，使后人面对证候时束手无策。这不但不能阐明仲景的本意，反而把仲景的治法深深埋藏在幽暗之中，使后来的学习者，一点可以寻找的线索也没有。这就是所谓不但没有益处，反而造成危害。难道能说这是制定治法、为后世善后吗？我私下对此加以论述。在仲景的论述中，比如小建中汤，就是用来治疗心中悸动而烦躁的。炙甘草汤，就是用来治疗脉搏结代、心悸的。桂枝甘草汤，是针对发汗过多，以双手交叉按在心前、心悸这一情况的治疗。真武汤，是针对头晕目眩、身体〔原文“身 动”疑脱“瞤”字〕颤动，不断战栗，仿佛要跌倒在地，并且发热、心下悸动的治疗。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是针对发汗以后，将要发生奔豚，以及脐下悸动的治疗。以上这些悸动，都是太阳病误治后由虚邪所导致的。还有，患太阳病而小便通利的，是因为里部没有热邪。胃中没有热邪，却饮水过多，就会导致水液停留在心下而出现悸动。至于少阳这一经，有患伤寒、脉象弦细、头痛发热的，已经属于少阳病，不能再发汗了。如果仍然发汗，邪气就会进入胃中而出现谵语。这是由于胃气不和，所以烦躁而心悸。这就是误发汗所导致的悸动。少阳中风，双耳听不见声音，眼睛发红、胸部胀满而烦躁，在少阳病阶段已经禁止催吐和攻下，如果却对其使用催吐、攻下，就会出现心悸惊恐。这是误用催吐、泻下所导致的心悸。至于三阴经。都属于阴盛阳虚所致的心悸。只有阳明一经。都是实热证。所以唯独没有心悸病。由此可知，动气这一证候。都属于虚邪。难以使用发汗或泻下的方法。何况在初发病、应当发汗的时候。本来完全没有动气。等到病情发展到出现动气。已经过了很多天。邪气已经到了里部。难道还可以再发汗吗？只有舌苔黄黑、干燥而厚。从胃脘直到腹部。按压仍然疼痛的。虽然正处在动气之时。仍然有可以泻下的证候。然而，如果动气很严重。邪气结聚而牢固不解。

译形体消瘦衰败。元气虚弱耗竭的。也属于不能救治的情况。如果证候没有发展到严重程度而可以救治。即使到了病愈以后。饮食逐渐增加。形体逐渐恢复。仍然有动气没有消除的。由此可见，脐是人的生命根蒂。脐中的一个穴位。名叫神阙。脐的上方有水分、建里和三脘等穴。这里是后天脾胃所在的部位。也是饮食消化变化的关键通道。脐的下方有阴交、石门、关元、气海等穴。这里是先天真阳藏蓄的地方。也是升降和呼吸之气的根源。左右两侧则是天枢两穴。《至真要大论》说。身体的一半以上。它所禀受的气有三类。这是属于天的分部。由天气主宰。身体的一半以下。它所禀受的气也有三类。这是属于地的分部。由地气主宰。根据名称来命名气。根据气来命名部位。身体中部所说的，就是天枢。上部的邪气占优势而下部发病。就用“地”来命名。下部的邪气占优势而上部发病。就用“天”来命名。这些都是用来辨别天地阴阳之气盛衰消长的。以及辨别六气屈曲、恢复和相互报复之气的。观察这一点。就知道脐所起的作用并不小。怎么可以让邪气侵犯它。使脏腑之气受到损伤。以至于升降运行之气。因窒息阻塞而出现筑筑跳动的现象呢？不过，虽然这不是轻微的病证。却也不是不能救治的病证。只是要根据证候的轻重来决定治疗的轻重罢了。例如叔和所说的各种可以治疗和不可以治疗的情况中。在不可发汗的条文下面。有动气在右侧。不可发汗。发汗就会鼻出血并口渴。心中烦闷难受，饮水就吐出水来。我认为病情发展到出现动气。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已经属于虚邪在里的情况。哪里还有发汗的道理呢？之所以发汗后会出现虚阳上逆。所以既鼻出血又口渴。心中也感到烦闷难受。却不知道发汗后阳气亡失。就会使胃中阳气虚损。中焦之气已经寒冷。所以一饮水就吐水。应当按照饮水即吐这一病证的治法来拟定治疗方案即可。又说。动气在左侧。不可发汗。发汗就会头晕目眩，汗出不止。筋肉惕动，肌肉瞤动。我认为这也是邪气在里。并不需要攻治表邪。所以发汗只会损伤卫气。使真阳败损亡失。因而头部出现虚性眩晕。卫气不能固护肌表。于是汗出不止。而且没有阳气温养柔润筋脉。于是阴寒遍布全身。便会出现筋肉惕动、肌肉瞤动。应当按照身体战栗、仿佛要扑倒在地的治法。以及误服大青龙汤后的治法，酌情治疗即可。又说。动气在上方。不可发汗。发汗就会使气向上冲逆。正冲到心的部位。这是因为脐以上虽然属于天气和阳分。但既然已经出现动气。就说明邪气已经进入腑。哪里适合误用发汗呢？发汗就会使阳气大为亏损。下焦的阴气逆行向上，冲击心部。恐怕不能按照上文所说气上冲的治法。应当按照将要形成奔豚的治法。并酌情加用温通经脉的药物为宜。又说，动气在下方。不可发汗。发汗就会反而没有汗。心中极其烦闷。骨节疼痛难忍。眼花眩晕，怕冷。一吃东西就反胃呕吐。食物不能向下运行。我认为，既然脐下有动气，邪气就不只是停留在里部，而且已经进入阴分了。绝没有发汗的道理。凡是汗液发出的情况，都必须借助阳气的鼓动，然后阴液才能从体内向外泄出。邪气既然在阴分，就没有阳气来蒸腾推动津液，所以发汗也不会有汗。心中烦闷而眼前眩晕，是虚浮的阳气向上奔越所致。骨节疼痛而怕冷，是阳气虚弱、阴寒旺盛所致。一吃东西就反胃呕吐、不能进食，是胃中虚寒所致。这些都是误用发汗法损伤阳气后出现的变化。在论述不可攻下的条文中，又有动气在右侧的情况，不可使用攻下法。攻下后，津液就会在体内枯竭，咽喉干燥，鼻腔干涩，出现头晕、心悸。既没有黄黑色的舌苔，又没有胃脘部及脐周围坚硬胀痛，自然没有可以攻下的道理。如果确属虚邪，却妄用攻下法，胃中的津液自然会在体内枯竭，虚火向上炽盛，于是出现咽干、鼻干、头晕和心悸。又说：动气在左侧，不可使用攻下法。攻下后，腹内拘挛紧急，食物不能下咽，动气反而更加剧烈。虽然身体发热，但躺下时却想蜷缩身体。如果动气在左侧，都属于少阳、厥阴，本来并没有实邪。攻下后，胃中的阳气受到损伤而衰败，寒邪停留在中焦，所以腹内拘挛紧急，食物不能下咽，动气也就更加剧烈。这时虽然有虚浮的阳气向外散越而身体发热，但躺下时却像少阴病的症状一样想蜷缩着睡。动气在上部，不可使用攻下法。攻下后，手掌和手指握持处发热烦闷，身上反而浮现冷感，热汗自行泄出，想要得到水来灌饮。如果动气在上部，那么它就接近胃部。例如舌苔黄而厚，胃脘部及脐周围坚硬疼痛，这时才可以攻下。假如胃中空虚却使用攻下法，四肢是全身各部阳气的根本，但实际上都从胃得到气的充养。所以说脾主四肢。误用攻下法就会损伤胃阳，因此虚浮的阳气会突然衰竭，手掌和手指握持处就会发热烦闷。四肢虽然出现发热的厥逆，但身体表面反而会有浮冷感。孤立无援的阳气将要断绝，于是热汗自行泄出，想要得到冷水来灌饮、冲洗身体。这就是所谓真寒假热，以及阳气虚弱而突然脱失所发生的变化。人们只知道误用发汗法可以导致亡阳，却不知道误用攻下法导致的亡阳更加严重。又说：动气在下部，不可使用攻下法。攻下后，腹部胀满，突然出现头晕目眩，进食后就泻下未消化的食物，并出现心下痞塞。既然动气在脐下，就已经属于三阴经所主的部位，又误用攻下法，胃阳就会大受损伤，脾脏也会虚寒，所以腹部胀满。元气虚弱得很厉害，所以会突然出现头晕、眼花。凡是三阴病出现泄泻、排出未消化食物的，都以四逆汤作为主方治疗。这是因为误用攻下法，大大损伤阳气所造成的。然而在论述虚痞的条文中，仲景原文说：这不是结热，只是因为胃中虚弱，外来的邪气向上逆行，所以使胃脘痞硬。这八条，是动气在误用发汗、攻下后出现的变证。不知道这些内容究竟是否出自前代医家，还是叔和个人的臆测。现在姑且依从这种说法，勉强加以解释，但不知道是否确实如此。至于脉象濡而弱，弱脉反而出现在关部，濡脉反而出现在脉的顶端，微脉反而出现在上部，涩脉反而出现在下部等说法，归根结底都是阳气不足，出现厥逆而且怕冷，这是阴经误用发汗法后的变化。为什么不直接说是濡、弱、微、涩这些阴脉，却要多用这四个“反”字，还反复说在关部、在脉顶，以及在上部、在下部等隐晦怪异的话呢？况且“巅”字的含义。尤其难以解释。不知道是把头顶的最高处称为“巅”、视为上方吗？还是把脉象上部的候位称为“巅”呢？或者是把寸口称为“巅”、视为上方呢？这种隐秘的说法。难道可以作为训诫后人的话吗？后来又有一些形状相似而根本、来源不同的说法。吃东西就反胃呕吐。粮食不能向前通过。以及嘴巴虽然想说话。舌头却不能向前伸出。又有“舌头萎缩，声音不能向前发出”的说法。以及“迟了想从后面补救，哪里还能够追回来”等说法。词义粗俗浅陋。文章的义理和文辞都很错乱。绝不是长沙旧说的口吻。所以全都删弃而不予记录。读者请明察这一点。附录 关于铢、两、升、合古今制度不同的辨析 陶隐居在《名医别录》中说。古代的秤只有“铢”和“两”，没有“分”这个名称。现在则以十粒黍米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合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然有以黍米颗粒制定标准的制度。但按照这种标准统一计量，已经很久了。应当依据这个标准使用。《汉书·律历志》说。《虞书》说。统一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的标准。这样可以使远近各地的标准一致。从而树立百姓的信任。

译第一是备数。第二是和声。第三是审度。第四是嘉量。第五是权衡。这五种数制。就是一、十、百、千、万。这五种音阶。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五种长度单位。就是分、寸、尺、丈、引。这五种容量单位。就是龠、合、升、斗、斛。这五种重量单位。就是铢、两、斤、钧、石。所谓权衡。就是用来称量物品，使施用的标准公平。从而知道物品的轻重。它的标准起源于黄钟的重量。一龠可以容纳一千二百粒黍米。重量为十二铢。两龠合起来就是一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铢”这个单位。事物由细微逐渐形成显著。因此可以区别为不同的等级。“两”这个单位。是两个黄钟的重量。二十四铢构成一两。象征二十四节气。“斤”这个单位。有明察、显明的意思。三百八十四铢。象征《易经》上下两篇的爻。象征阴阳变化运行的情形。十六两合为一斤。象征四时乘以四方。“钧”这个单位。有均匀、平均的意思。阳气施布它的气。阴气化育万物。万物都因此均衡地生成完成。三十斤合为一钧。象征一个月。“石”这个单位。有大的意思。是权衡单位中最大的。四钧合为一石。象征四时。重量为一百二十斤。象征十二个月。这是班固的说法。他把一千二百粒黍米定为十二铢。因此就是一百粒黍米为一铢。而陶隐居把十粒黍米定为一铢。只是前者的十分之一罢了。从西汉到梁代。虽然经历了许多年。两种标准在数量上竟有如此不同。难道真会是这样吗？恐怕不能没有错误。李巡说。黑黍中一壳含两粒米的，称为【原文缺字】。古代制定音律标准的人。采用上党【原文缺字】黍中的颗粒。将它们累积起来，用来制定音律、长度、容量和重量的标准。后人用这种黍米来制定标准。始终不能与音律相合。有人说，【原文缺字】就是黍米中间的一种。一壳含两粒米。这种黍米是得天地中和之气而生长的。大概并不常有。一旦出现，一穗黍米便全都一壳含两粒米。颗粒大小均匀，没有大小不一的情况。所以可以用来制定标准。其他黍米就不是这样了。这是辨别这种黍米与普通黍米颗粒大小不同之处。至于数量方面的差异。自然应当以《汉书·律历志》的记载为准。陶隐居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斤、两标准的不同。那是因为古今制度不同。所以古今药物分量的轻重有很大差别。后人没有进一步考证订正。因此才有了古方不能治疗今病的说法。考据唐代苏恭说。古代的秤都是复秤。现在南方所用的秤就是这种秤。后汉以来。把一斤分作二斤。把一两分作二两。古方中只有张仲景的方剂是这样。如果使用古代的秤。那么药物的分量就会显得特别少。元代李东垣说。六铢为一分。也就是现在的二钱半。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书所说的三两。就是现在的一两。二两。就是现在的六钱半。李时珍说。蚕刚开始吐丝时称为“忽”。十忽称为“丝”。十丝称为“〔字缺〕”。四〔前一单位字缺〕称为“HT”。十〔前一单位字缺〕称为“分”。六HT称为“字”。即二分半。十HT称为“铢”。即四分。四“字”称为“钱”。即十分。六铢称为“分”。即二钱半。四分称为“两”。即二十四铢。八两称为“锱”。二锱称为“斤”。二十四两称为“镒”。即一斤半。相当于官秤的十二两。三十斤称为“钧”。四钧称为“石”。即一百二十斤。现在和古代的制度不同。古代的一两。现在使用一钱就可以了。我认为二十四两。相当于官秤的十二两。这就是后汉把一斤分作二斤。把一两分作二两的说法。东垣说古书所说的三两。就是现在的一两。这又不是把一斤分作二斤。把一两分作二两的换算方法。而是把一两分作三两。那么二十四两。怎么能相当于官秤的十二两呢？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辨析钧、石换算方法说。“石”是。是五种权衡单位的名称。重量为一百二十斤。后人把一斛当作一石。从汉代起就已经如此。所谓饮酒一石而不醉乱，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拉开强弓、弩。古人用钧、石作为衡量标准。现在的人却把一石粳米的重量当作一石。凡是所谓“石”。都以九十二斤半作为标准。这就是汉秤的三百四十一斤。拿这个来比较。那么汉代的一两。约等于宋代的二钱七分。如果按古代的三两计算。就是宋代的八钱。又不及东垣李氏所说的古代三两。即现在的一两。《笔谈》又说。我考察古代乐律。以及奉诏改铸浑仪的事情。考求秦汉以前的度量衡和斗制。每斗折合六斗。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斗七升九合。古秤的三斤。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两。古秤的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四两又三分之二两。古秤的一两。相当于现在的六铢半。也就是二钱六分。折合为一升。相当于古代中等尺度的一尺二寸五分又十分之三。也就是按现在的尺制计算，为一寸八分又超过四十五百分分。再把这个结果同钧、石的换算方法比较。那么秦汉以前的制度。与汉秤相比又显得稍轻一些。但实际上相差并不远。总的来说。李东垣所说的一两。相当于古秤的三两。仍然没有经过详细的考证比较。仍然显得粗略疏漏。这是失之过重。不如沈存中以儒臣身份兼管天文、乐律。奉诏改铸浑仪。制作熙宁年间的晷漏。对天象、数术和历法。没有不通晓的。所以他的学理深厚、学识广博。思考推算精细严密。有些方面不是东垣李氏所能赶得上的。又如李时珍所说的古今制度不同。古代的一两。现在用一钱就可以了。这句话并不是通过考证订正得出的。而是凭主观臆见强行下的结论。假如根据这个说法来使用。难道不会宁可失之过少吗？如果果真是这样说的话。比如张仲景的五泻心汤。以及小陷胸汤中的黄连。旋复代赭汤中的代赭石。桂枝大黄汤中的大黄。桃花汤中的干姜。这些药都用古代秤的一两，分三次服用。如果把一两折合为一钱。再分作三次服用。那么每次服用只有三分三【原文此处疑有缺字】。这样怎么能治疗最严重、最危险的危重病证呢？恐怕不如按宋代的秤来折算。这样仍有二钱六七分。还可以分三次服用。又担心现在的秤比宋、元时期的秤更重。那甚至连二钱七分也不到了。只是眼下一时没有办法考证比较罢了。像李东垣那样，只根据隋唐之间恢复古制的权衡容量。也就是所谓古制三份相当于现制一份。却不知道宋代的权衡容量已经比唐代大了。元代的权衡容量又比宋代大。李东垣是元代人。竟然不知道宋代的制度。如今到了明代三百年以来。度量衡制度的更改。以及人事的变迁。又与过去不同了。难道可以拿现在和古代相比。就说古方不能治疗今天的疾病吗？何况汉代的一两。相当于宋代的二钱七分。到了元代，大约相当于二钱半。自明代以来。恐怕又不到二钱半了。至于水的一升。就是通常升斗所说的“升”。应当按二合半来折算。大约就是今天的一饭碗。药物所说的升、合。就是刀圭、方寸匕中所说的升、合。应当按照陶隐居的升法来折算。详见小柴胡汤的加减法。附录。度量衡考证（见《日知录》）。

译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度量衡的制度。自隋文帝时发生了一次变化。杜佑《通典》说，六朝时的量，三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秤上的三两。相当于现在的一两。尺长一尺二寸。相当于现在的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说。魏、齐时期的斗和秤。按古制计算，二份才相当于一份。周、隋时期的斗和秤。按古制计算，三份才相当于一份。《隋书·律历志》说，梁、陈依据古代的斗。齐代则以古升五升作为一斗。周代以玉制的升为标准，一升。相当于现在官斗的一升三合四勺。开皇年间，以古斗三升作为现在的一升。大业初年。依据的是恢复古制的斗。梁、陈依据古代的秤。齐代以古秤一斤八两作为现在的一斤。大业初年依据恢复古制的秤。现在考察史传记载。例如《孟子》说，能举起百钧的人才算有力气。三十斤为一钧。百钧就是三千斤。《晋书·成帝纪》。当时各郡推举大力士。能够举起一千五百斤以上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十二个铜人。每个重一千石。放置在宫廷之中。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一千石就是十二万斤。《汉旧仪》说，祭天所用的牛要养五年。体重达到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体重八百斤。这不应当有这么重。《考工记》说，爵容量一升。觚容量三升。献酒用爵，回敬酒用觚。献一次酒，回敬三次。这样就是一豆的容量了。《礼记》说宗庙祭祀时。尊贵的人献酒用爵。卑贱的人献酒用散。尊长举觯。卑者举角。举行五献礼时所用的尊。门外放缶。门内放壶。国君所用的尊是瓦【原文缺字】。注：凡是酒器，容量一升的叫爵。容量二升的叫觚。容量三升的叫觯。容量四升的叫角。壶大的容量为一石。瓦【原文缺字】容量为五斗。《诗经》说。我姑且斟满那金【原文缺字】。毛氏传说。国君用黄金装饰酒尊。大的容量为一硕【原文疑误】。每餐用四簋。《正义》说。簋是瓦器。容量为一斗二升。不应当有这么大。《周礼·舍人》关于丧事的记载。供给饭米。注：饭是用来充实口腹的。国君使用粱米。大夫使用黍米。士使用稻米。都是四升。《管子》记载，每人食盐的数量是：一个月，男子五升少半。妇女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顿饭要吃一斗米。《汉书·食货志》。每人每月吃一石半。《赵充国传》。一匹马自己驮载三十天的粮食。米为二斛四斗。麦为八斛。《匈奴传》。按一人三百天的口粮计算，使用〔HT，原文如此〕十八斛。不应当有这么多。《史记·河渠书》。可以使每亩收获十石。嵇康《养生论》。至于耕田播种，一亩地收获十斛，就称作良田。《晋书·傅玄传》。旱田的收成达到十多斛，水田则达到几十斛。如今即使斩获最多，也达不到这个数目。《灵枢经》。人一天吃五升。《既夕》。早晨一溢米，晚上也一溢米。注释说，二十两称为一溢。折合米为一升又二十四分之一升。《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每天能吃多少，回答说：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家的财用已经枯竭。从司徒以下，每天的廪食只有七升。这些记载本来都说数量少，实际上得到的却多。由此可知古代的度量衡，与今天相比，大致都是古代三份相当于今天一份。《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住在鲁国时，俸禄是六万斛粟。《索隐》说：应当是六万斗。《正义》说：是六万小斗，相当于今天的二千石。这正是唐人所说古代三份相当于今天一份的验证。大概自夏、商、周三代以后，向百姓征取财物没有限度，度量衡一类的制度，每个朝代的升都逐渐增大。到了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下诏改用长尺和大斗，依照《周礼》的制度，并颁行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日，改定度量衡，也依照古制。虽然有这样的制度，最终还是不能恢复古制。到了唐代，仍然有大斗、小斗的名称，后代便不再这样称说了。《山堂考索》。斛的形制是：方一尺，深一尺。《汉书·律历志》却说：其中能容纳十斗。大概是因为古代所用的斗较小。欧阳修《集古录》。其中有一件谷口铜甬，铸于始元四年，由左冯翊制造。它的铭文说：谷口铜甬，容量十斗，重量四十斤。用今天的度量衡来校验，容量是三斗，重量是十五斤。斗数是三倍还多一点，斤数则是三倍还不足。《吕氏考古图》。汉代〔好时，原文如此〕的官厨鼎，上面刻着：重九斤一两。按今天的衡量，重三斤六两。今天的六两相当于汉代的一斤。又说：轵家的釜容量不足三斗，轵家的甑容量三斗一升，相当于汉代的一石。大致也是古代三份相当于今天一份。古代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十枚五铢钱，总重量是二两二铢。今天称量十枚，相当于今天不足一两。《汉书·王莽传》又说，天凤元年，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长官八分有余，宽八分。中间圆孔的直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隔宽二分。上面的文字右边是“货”字，左边是“布”字。重量二十五铢。不久前，富平百姓挖地时，得到了一罂货布。所谓长二十五分，就是说的这种长度。按现在的标准，相当于一寸六分多。所谓宽一寸，按现在的尺度相当于六分半。所谓八分，按现在的尺度就是五分。至于二十五铢，按现在称量，相当于百分之两的四十二，也就是四钱二分。（俗称四钱二分），这就是现代计量比古代大的地方。以容量为最大。重量次之。长度又次之。附录 大斗和大两 《汉书·货殖传》。十黍为大斗。颜师古说：所谓大斗，是不同于量米粟所用的斗。可见汉代已经有大斗。只是用它来量粗笨货物罢了。《唐六典》。凡是制定长度，都以北方黍粒的中等大小为标准。一粒黍的宽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一尺二寸为一大尺。十尺为一丈。凡是制定容量，都以黍粒的中等大小为标准。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的容量为一龠。二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三斗为一大斗。十斗为一斛。凡是制定重量，都以黍粒的中等大小为标准。一百粒黍的重量为一铢。应劭说：十粒黍为一HT（原文作“HT”，字形有误，含义不确定）。十个HT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三两为一大两。十六两为一斤。凡是把黍粒累积起来制定长度、容量和重量标准，用来调定钟律，测量日影，配制汤药，以及制定冠冕制度时，都采用这种标准。内外各级官府，全都使用大制。考察唐代的度量衡，可知古制和今制是同时使用的。太史、太常、太医使用古制。（因为太史掌管度数，用于分定日影、漏刻和时刻；太常掌管乐律的分寸；太医掌管刀圭、分两、升合等计量；所以这些部门都沿用古制。） 其他各有关部门都使用今制。时间一久，今制就会通行，而古制便会废弃。杜佑《通典》记载了各郡的土贡。上党郡进贡人参三百小两。高平郡进贡白石英五十小两。济阳郡进贡阿胶二百小斤。进贡鹿角胶三十小斤。临封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南陵郡进贡石斛十小斤。同陵郡进贡石斛二十小斤。可见贡品中也有使用小斤、小两计量的。不过这些都是用于汤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说：我奉诏考订钟律，并铸造浑仪。我考求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六斗，相当于现在的一斗七升九合。三斤，

译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两。由此看来，宋代的度量衡，又比唐代大。《元史》说，至元二十年，颁行宋代文思院的小口斛。又说，世祖攻取江南后，命令输送米粮的人，只使用宋代的斗和斛，因为宋代的一石，相当于现在的七斗。这样看来，元代的斗和斛，又比宋代大。附录 长沙没有朱雀汤的说法 有人问：汉代张仲景创立《伤寒论》，其中有三百九十七条治法，一百一十三个方剂，用来治疗风、寒、暑、湿等邪气。东方有青龙汤，西方有白虎汤，又有北方的真武汤。中央虽然没有以勾陈命名的方剂，却有建中、理中一类的治疗方法。唯独没有南方的朱雀汤，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南方属火，太过炎热，所以不能使用吗？还是制定方剂时遗漏了，因而原本就没有这种方剂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张仲景是汉代建安年间的人。他被举荐为孝廉，官做到长沙太守。他最初向同郡的张伯祖学习医术。大概是一个既通儒学又精通医学的人。晋代玄晏先生皇甫谧在《甲乙经序》中说：伊尹（原文作“伊芳尹”，疑为OCR误字）凭借大圣人的才智，撰述并采用《神农本草》，制成汤液。汉代张仲景扩充汤液的理论，写成《伤寒论》。他的学问贯通天人之理，对精微深奥的道理探究到了极致。凡是阴阳的消长，以及事物的变化、屈伸，没有什么是他不通晓的。他所著的论述，只是把其中的道理默默地寓于六经的证候和治法之中。而没有明白说出其中的缘故。因为阴阳的道理和规律，深奥微妙，难以理解。恐怕天下后世的人才智有高有低，不能全都通晓其中的道理罢了。这正是显露仁心而把作用藏于其中的妙处，并不是故意保密而不公开说明。后世读到这些内容的人，又有谁能够真正领会它的表层和深层呢？现在根据你的提问，请允许我试着论述一下。青龙，是东方的神。它属于木，主管疏通和宣泄。这就像天地间的阳气郁积潜伏，到了春天木气当令，阳气便向上升腾而形成风。阳气振动鼓荡，雷声和雨水充盈天地，郁结的气于是得以舒展。白虎，是西方的神。它属于金，主管清肃。天地间暑热蒸腾郁积，到了秋天金气当令，天气便下降，凉风接连吹来，令人感到清爽，洁白的露水大量降落，郁积的热邪于是得到解除。真武，是北方的神。它兼属水和火。所以在玄武的形象中，还附有蛇。这就是坎卦一阳处在二阴之中的象征。坎卦本来以坤为体，在坤体的中间，居有乾卦的阳气。因此专门主管把阳气闭藏在寒冷的水中，形成龙蛇蛰伏的状态。所以说“潜龙勿用”。如果出现遗精、出汗，阳气向外泄露，真火虚弱衰败，失去根基，不能固守，虚阳亢盛而向上炎动，下焦虚寒，出现厥逆、〔原文“惕”前疑脱一字，词义不确定〕，所以用真武汤来救治。引导阳气回归本源，使龙火潜藏于深渊，这样风浪就会平静下来。这就是在北方治水的过程中，已经同时具备了南方治火的方法，不必另用朱雀汤。至于朱雀，是南方的神。指丙丁和离卦之火。这是后天之火。不是前面坎卦中的火。然而朱雀的作用，既能泻去后天之火，又能补益先天之火。既可以用寒法，也可以用热法，所以既能泻也能补。随着它所处的部位和情况而定，因此不能有一个固定的名称。例如医论中的大黄黄连泻心汤、竹叶石膏汤、越婢一汤、葛根黄连黄芩汤、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以及大小调胃承气汤等，都是泻除后天实火的方剂。但没有称作朱雀，其中自有深刻的用意。因此，风、寒、暑、湿、燥、火，是上天的六种气。水、火、木、金、土，是大地的五行。六气没有固定形体，而五行具有具体形质。所以《易经》说：“在天上形成象，在地上形成形。” 因此，日、月、星、辰是天的四象，并由此区分阴阳。水、火、土、石是地的四象，并由此区分刚柔。阴阳没有形体，而日、月、星则是无形之中具有形象的东西。至于“辰”，最终还是无形的〔原文“至辰”疑有讹误，语义不确定〕。刚柔具有形体，而水、土、石则是已经成形的事物中具有实体的东西。至于火，则是有形而没有实体。因此邵子在《皇极经世》中说：天上的辰星看不见，地下的火气经常潜藏。那苍苍的〔原文作“辰”，疑为“天”〕天空，起初并没有划分出十二辰的界限。不过是星历推算者指示、划定了它的经界罢了，这与九州分野的划分没有不同。即使大地原本没有疆界，也不过是聚积而成〔原文“亦无过积”句意不完整〕，由计算土地的人把它划分为田亩、田间小路和道路罢了。这与把天上的星辰划分为十二辰没有不同。至于火这一象，使用它时它就存在，不用它时它就不存在。使用时虽然能看见它的形状，但实际上并没有实体。把它熄灭后，形状和实体便全都没有了。既然没有固定的形状，又没有实在的形质，所以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朱雀汤。因此，地理学家所说的五行都有山峦形势和星体，但火星始终不能结成穴场，这是至理。火这种东西，无处不存在。有时寄寓在金石之中，有时通过钻木取火获得，有时藏在冰和土中。在明亮的太阳中，可以用阳燧取得它。在幽暗阴冷的地方，野火燃烧起来，像焚烧一样。至于油积聚起来，也会生出火焰。像灯火借酒燃烧一样。都能凭借外物，使原本没有的东西产生出来。火虽然不能独自形成具体形态。却一定要借助其他物质才能形成形态。然而无论到哪里，都能发挥奇妙的作用。假如天地间没有火。万物就不能生长。人体没有火。就不能长久维持生命。水没有火的温暖。就会凝结而不能流通。树木没有火的温暖。就会郁闭受阻，不能舒展畅达。金属没有火来熔化。就不能制成器物供人使用。土地没有火的温煦培育。就不能使万物生长发育。天地间的万物。没有火就不能形成。无论在哪里，火都能发挥作用。所以应当重视火的作用，而略说它的形体。因此，仲景制定方剂。在太阳经误治的情况下。就有桂枝加桂汤。以及桂枝加附子汤。还有使用真武汤、四逆汤等方的情况。在阳明这一经。病情都属于胃中实热。却还有吴茱萸汤。并且在阳明中寒的条文中。有阳明经脉象迟缓。进食难以吃饱。又有阳明中寒。将要形成痼结癥瘕。以及脉象浮而迟缓。表有热而里有寒。下利并排出未消化的谷物等条文。也有用四逆汤治疗的情况。这些都是补助先天之火虚弱的方剂。在阳经病中使用这些方剂。可以说既遵循常规，又能通权达变。能够随证变化而灵活运用。更何况三阴篇中那些阴寒证的治疗呢？所以，仲景虽然没有创立朱雀汤。但朱雀之火已经无处不在地被运用了。他屡次运用这种治法，却不另立汤剂名称。大概也是重视它的作用，而略去它的形体名称。他深刻理解伏羲所阐述的四象。难道是预先领会了康节所说“地火常潜”的含义吗？唉！如果不是彻底洞察阴阳。深刻了解其中的道理和数理。又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