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徽州社会第一节　自然环境

译《禹贡》所说的扬州区域。春秋时属吴，后来属越，战国时属楚。秦朝属鄣郡，是黟、歙两县之地，都尉治所在歙县。后汉仍属丹阳郡。建安十三年，孙权划归新都郡，当时郡治在始新县；浙江严州府的淳安县，晋代属新安郡。宋、齐沿袭这一建置。梁末分置新宁郡，见《元和郡县图志》。考《南史》，太平二年封陈十郡，其中扬州有新宁郡；据府志，承圣二年设置，治所在海宁县。陈朝撤销新宁郡，仍属新安郡。考《陈书·文帝纪》，天嘉三年以新宁郡隶属东扬州，大概是后来撤销了新宁郡。隋开皇九年平定陈朝，撤销新安郡，开始改置歙州，州治在休宁县。大业三年改歙州为新安郡。考察晋至陈，新安郡一直沿用旧治所；到这时才把新安之名移到今天的府治，并把原来的新安县改为遂安县，今县属严州府。义宁元年，才把治所迁到歙县。唐武德四年设置歙州总管府。贞观元年恢复称歙州，隶属江南西道。五代初属杨吴，后来属南唐。宋代属江南东路。宣和三年改为徽州。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徽州路，隶属江浙行省。明太祖初年改为兴安府，吴元年改为徽州府，直隶南京。本朝初年隶属江南左布政使司，康熙六年划属安徽省。辖六县：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十二《徽州府一》陆亻……（唐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出任歙州刺史。朝野贤士都惋惜他的离去，韩愈为他作送行序说：“歙州是大州，刺史是尊贵的官职；由郎官出任刺史的，前后相接。当今天下的赋税，江南占十九分，宣歙是观察使所监察的地区，歙州是富裕州郡；宰相所荐举、皇帝所选用的人才，也都从这里出，歙州地位之重要，显而易见了。” 淳熙《新安志》卷九 元和三年秋，任命右庶子卢坦为宣歙观察使。卢坦到任时，正遇旱灾和饥荒，粮价一天比一天上涨，有人请求压低粮价。卢坦说：“宣歙土地狭窄，粮食少，所依靠的是四方运来的粮食。如果价格低廉，商船就不再来，百姓会更加困苦。”不久米价涨到每斗二百钱，商旅纷纷聚集，百姓依靠这些粮食得以生存。淳熙《新安志》卷九 本府处在万山之中，水路和车路都不便利，田地少而户口多，土产少，贡赋轻。从眼前日常生活来看，似乎是富裕郡；但一遇小灾或大规模劳役，就非常窘迫。因此自唐朝以前，贡赋大多较轻。到了唐末，吴杨氏和南唐偏据一隅，征敛没有节制，甚至连砚也有专门征取的事务。宋朝兴起后，也没能完全革除这些弊端。南渡以后，依靠江南各郡供给，甚至酒醋专卖也设置了专门官员和专门仓库。元代赋税虽然没有增加，但额外又有金、铁等课税，百姓无法生活。弘治《徽州府志》卷二《食货一》新都是原来土地贫瘠的地方，岩石山谷是耕地的数倍，没有陂塘、池泽、湖薮等水利资源；只有水庸为牺牺， [原文有疑误]。即使辛勤耕田一整年，又能有多少收获呢？《太函集》卷七《新都太守济南高公奏最序》徽州郡被山谷包围，田地依着山原和山麓分布，土壤瘠薄坚硬，物产极少，只适合种豆、麦、红稻、籼稻，不适合种稻梁。即使壮劳力和健牛耕作，每天也不过数亩；施肥、整治田地比其他郡要多费一倍力气，而收获还不到人家的 половина。各块田都要靠高处引水灌溉，所以丰年很少。大致计算一年收成，不能供给全年所需的十分之一。小民大多从事手工业，或者挑担贩运到其他郡谋生，常常十人中有九人如此。把其他郡的粮食转运来供养老幼，从桐江、饶河、宣池运来的船只首尾相接，船舷相摩。田地少而地价高，加上人口日益增加，房屋、坟墓等不能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多。山势陡峭，水流湍急，河岸受到冲刷侵蚀的地方，就废为沙滩，不能再成为田地。因此中等人家以下，都没有田地可以作为产业，徽州人多经商，大概是形势所迫。《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二十》客人说：“出生在歙州而值得称赞的士人很多，产于歙州而称得上优良的物产不也很多吗？请说说这里出产什么。”回答说：“世人所称道的不过几种东西。过去，砚因精美而使人受官，廷邦墨因精妙而获赐姓，纸有‘麦光’之称而以洁白著名，茶在春天采摘，最先占得优胜。如今砚和纸已经不可得到，墨和茶也很少有精良的，这怎么还能受到世人重视呢？其他如兽类有野猪、山羊、栗鼠、竹狗；鸟类有朱鹤、▯鸡、黄雀、画麋；水族中以石鸭、金丝鳗、马蹄鳖为最好；仙畜四翼足奇；果类有木瓜、杨梅、梨、枣、柿肾；蔬菜有蓣、药、贮、转、▯、貊、笋、苔；竹子有斑竹、紫竹等，树木有松木、炎占；药材有紫术、黄连、昌草、麦冬、黄精、茯苓、白石英、何首乌。这些物产还不能全部列举，即使列举的这些，也并非都经常有。虽然如此，物因人而开始显贵，人因贤者而更加彰显。假如我的歙州没有大儒朱子，用来继承孔孟的道统，名声流传万世，与天地同存，那么即使黄山白水显出奇异之处，又怎么能在这个世上闻名呢？” 《歙问》《止庵集》中《厘弊疏商稿序》大略说：（明朝末年）我郡处在万山之中，本地出产的粮食不够一个月食用，十分之九需要外地供应；远的从江广数千里之外运来，近的从苏、松、常、镇数百里之外运来。缴纳钞钱、支付牙行费用，船运和肩挑的费用很重，与商人所携带的资本相抵。因此江南米价，以徽州独高。然而从几个地区运来的粮食，实际上以杭州、严州两府为咽喉要道。前人想到道路艰险，制定疏通和约束的办法，成效延续至今，使米价不再上涨，百姓都赖此得以生活。近来旧有的规章逐渐松弛，杭州有坝脚牙侩，又设置关卡罗网；严州有衙门蠹役和地方恶棍，擅自征收私税，欺压米商，公然横行而无所忌惮。甚至拦截河道纵情抢掠，夜间发动武斗，商人遭受惨重剥夺，势必导致米贵而危害百姓，发生不可预测的变故，这实在也是全郡的一件大事。恰逢郡中商人列举各奸徒的罪迹，跪伏急切控告，从本府直到浙江、直隶两道的都察院，以及杭州、严州的守令大夫，都同心协力，奸恶的苗头全部铲除，于是汇集前后的诉状，刊刻流传。……（原按：过去没有厘金，但坝脚牙侩私自征税造成的祸害已经如此严重，考察世道变化的人，不可不知道。） 《歙事闲谭》第六册《明季县中运米情形》

译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一带的货物，日夜不停地由商人贩运向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一带的货物，日夜不停地由商人贩运向北。《李长卿集》卷十九 赵吉士说：“本郡处在万山之中，各种货物都要依靠外地供应。陆路运输就由挑夫肩挑头顶，即使隆冬严寒、天色昏暗，他们也沿着悬崖陡岭行走，汗水像雨一样流；水路运输则逆流推船拉纤，从急流险滩中负舟而上。垄断货物的人凭借货物谋取利息，货价本来就已经比其他郡高出一倍。一旦饶河禁止粮食买卖，徽州百姓就只能仰面长叹；越地的船不来，六县就没有衣物；偶遇荒年旱灾，死亡立即到来。藤下之政，是我们百姓所盼望的恩泽，难道不是非常急迫吗？” 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赈》徽州处在万山之中，土地狭窄而人口稠密，耕种和收获的粮食三份还不足供一份食用。即使丰年，也要依靠江、楚地区供粮，十成中有六七成来自那里，更不用说遇到荒年了。天下百姓把生存寄托在农业上，徽州百姓却把生存寄托在商业上。商人向徽州运输粮食有两条道路：一条从饶州的鄱阳、浮梁而来，一条从浙江的杭州、严州而来；两地都与徽州接壤，溪流相连，小船像叶子一样，鱼贯相接，昼夜不停。一日米船不到，百姓就面有饥色；三日不到，就会出现饿死者；五日不到，就会发生白天抢劫。康熙《休宁县志》卷七《汪伟奏疏》如今境内高大的树木和世代显贵的家族彼此相望，并不少见。然而家族庞大、支派繁多，繁衍绵延，聚居成村，村落连成城邑，没有哪里像新安这样兴盛。大概因为这里山川阻隔，风俗气质醇厚凝重；太平时，靠读书和什一之业足以自营；动乱时，洞穴、沟壑、溪流、山岭的险要也足以自保。水灾、旱灾和战争都不能伤害他们，所以这里自然适宜有强宗大姓雄踞其中。《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九《城东许氏重修族谱序》我们徽州居于万山环绕之中，河流山谷崎岖，峰峦相互掩映，山多地少。遇到山川平坦开阔的地方，百姓便聚族而居。由于人口繁衍，徽州所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养居住在徽州的人口，于是经商事业兴起，商人驾车赶牛，远行经商。如今徽商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商人离开世代守护的房屋和祖坟，离开亲爱的家人，奔走四方、没有固定居所，是因为生计所迫。然而故乡美好的山水，本来无日不萦绕在梦魂之中。因此徽商有三年一归的旧规，游子身在天涯，也依靠这一点。只是我们徽州道路阻塞，交通不便，……我们徽州从陆路出行，向东有大鄣山的险固，向西有浙岭的关塞，向北有黄山的险隘；从水路出行，向东渡过浙江，有三百六十处险滩，向西通往彭蠡湖，有八十四处险滩。经历险阻，跋涉山川，耗费钱财，牺牲时间，往来旅行实在不是容易的事。前面所说三年一归的商人，还有历经数个三年才回来一次的，也有为避开这些困难而把家迁到外地的。” …… 中华民国八年九月，歙县吴日法自我记录。《徽商便览·缘起》《史记·货殖列传》所说土地狭小、人口众多的地方，有长安、三河、中山、邹鲁、沂泗；而如今所说的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之地，没有比江东各县更严重的，尤其没有比我们歙县更严重的。万历《歙志·货殖》土地狭窄险峻，土质坚硬而不能化开。高山水流湍急，蓄水很少而且容易干涸，十天不下雨，就只能仰天呼喊；一场暴雨过后，山洪突然暴发，连同肥土一起把禾苗冲得荡然无存。大山冲积下来的地方，大多开垦成田，层层向上，数到十几级，面积还不到一亩。顺治《歙县志》卷一《舆地·风俗》农民耕作最为勤苦，因为地势高峻险绝，土质坚硬而不能化开。水流湍急，蓄水少而容易干涸，十天不下雨，就只能仰天呼喊；一场骤雨使山洪暴涨，肥土和禾苗又全部被冲走。大山冲积下来的地方，人们竭力开垦为田，层层向上，十几级还不到一亩。只能刀耕火种，把丰收希望寄托在极小的可能上。深山里的贫民，依靠杂粮供给生活。清早出门，都到山上耕作；两人并耕，兼在林中砍柴，以防备狼虎；晚上便一起扛锄头、背柴薪回来。精美食物和华丽衣服，一生也遇不到一次。妇女尤其以节俭著称，住在乡间数月，连鱼肉都不占有，每天不停地捻针做缝纫，因此当地风俗能够积蓄财物，极少有耗散，这大概也有赖于妇女的内在德行。《歙事闲谭》第十八册《歙风俗礼教考》歙县东乡很少有园林、山泽方面的利益，务农的约占十分之三，经商的约占十分之七。南区有水陆两条道路；南部陆路地区山多田少，食物依靠豆类和粟米，枣、栗、柿、橡实等作为补充；南部水路地区以经商为主，善于经营囤积获利，士人和农民交错居住。北部以茶和菱角出名，靠近山地的百姓多以种茶为业，采茶时即使妇女也没有一点闲暇。东北部则兼有经商行业。只有正西土地肥沃，家家称得上富饶，风俗比各乡稍显奢侈，如今也逐渐有所减弱。《歙事闲谭》第十八册《歙风俗礼教考》歙县南部山多田少，居民多开垦山地种植；但都是土山，适宜种豆麦，与砍柴所得相比，收益不止多五倍。并且土性坚实凝固，没有土石倾泻的危害。至于北乡的山，石多土薄，只适合砍柴。近来外郡流民租地开垦，凿山刨石，开始种植包芦；本地人起初被利益迷惑，后来竞相仿效，渐渐导致山皮剥落，石块、泥沙倾泻。霉雨季节连绵降雨，乱石随水冲下，淤塞溪流，撞坏道路，田地房屋被水淹没，其危害同凿矿炼灰一样。而且山上树木被砍得光秃，柴薪也因此涨价，得不偿失。何况穷山僻壤最容易藏匿奸徒，难免留下后患。只有贤能的主管官员耐心劝告、严格禁止，才能杜绝祸患萌芽，或许可以避免养患成灾。《歙事闲谭》第十八册《歙风俗礼教考》（岩镇）面向西面排列着商贸区域，各种货物都集中在这里，车辆、马匹和肩挑背负的货物往来如织。岩镇在嘉靖年间，显贵家族接连不断，人才纷纷涌现，文风和社会风气达到了极盛。《岩镇志草》长江以南的京畿地区分为九郡，而以文献之盛著称的，徽州最为突出。徽州辖有六县，以富庶著称的，歙县最为突出。歙县著名的乡不下几十个，其中敢溪最为突出。敢溪在县城北面四十里，平坦田野和肥沃土地不下数千亩，四周群山环抱如城；宅第排列密集，都是名门许氏的居所。他们的人物、衣冠，在各族中最为显赫。《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五《寿昌许公八秩序》

译（休宁）如果不读书而务农，那么山谷田地十处中也只有五处可耕。土质坚硬而不能化开，高处来水湍急，蓄水少且容易干涸。十天不下雨，土地干燥开裂，像龟背上的纹理；骤雨使山洪暴涨，肥土全被淹没。山弯溪缝之间，人们竭力开垦，超过十级台地还不到一亩，牛犁也无从施展。越深入山中，地势越陡峭险绝，劳作也越艰难。所以中等人家不怕老幼男女，全家尽力劳作，手脚磨破，三个农忙时节都疲惫不堪，收获仅仅是平野地区的一半。然而善良守法的百姓还不至于受冻挨饿，砍柴、采集和种植树木的人，依靠积蓄使家庭逐渐富足。假如把淹没他人田产当作获利之计，以诱骗买卖为欺诈手段，不是陷入罪网，就是归于游荡懒惰；近来这种情况并非完全没有。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本县休宁山多田少，粮食极为紧要，每天都要依靠东西两条江运粮。一旦遇到官府禁止或私下拦阻，十天之内船只还没有到，百姓就会惶恐不安、空着肚子等待。米商趁机垄断，坐收高价；即使粮价昂贵，也有什么办法呢？休宁县名义上说是肥沃之地，实际上土地贫瘠；人口日益增多，生计日益窘迫。普通百姓勤勉从事职业，付出的劳力最多，享受到的收获却最少，只希望主管地方的官员多加体察。康熙《休宁县志》卷一《风俗》（祁门）人的性情质朴鲁钝，务农的约占十分之三。田地地势高亢，依山开垦，几级台地也不到一亩；快牛和锋利的犁具都无法使用，收入很少。年成歉收时，靠粉蕨根、葛根作为食物补充；即使丰年，粮食也不能满足一半需要。大体说来，东部人擅长挑担运输，南部人善于驾船，西部人勤于砍柴采集，北部人从事山地种植。其余人则到四方经商，靠放债取息作为固定产业。有的春天出门冬天回来，有的几年才回来一次；但他们见识浅、容易满足，大多不能积累到千万财富。同治《祁门县志》卷五《风俗》祁门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每年的收入没有多少，大多依靠水碓和瓷土。旧志说：“水碓使河道变窄，瓷土损伤山脉根基。”这些都关系到利害得失。想要为万世制定长久规划的人，如今却只图谋眼前，终于习惯于眼前利益。（原注：康熙县志。） 同治《祁门县志》卷五《风俗》祁门县田少山多，遇到荒年歉收，都依靠江西饶河地区供给。邻近地区有时禁止粮食外运，祁门百姓就只能坐等死亡。《祁门倪氏族谱》续卷 读书人的子弟一向成为读书人，不能转而务农。农民终年辛劳，每亩田却收获不到一个人的口粮。土地贫瘠坚硬，犁头只有一咫长；婺源与休宁接壤，却有土地肥沃和瘦薄的差别。一走出婺源地界进入饶州，就可以看见田里的禾苗，甚至连牛都被高高的禾苗遮没；像这样还想让农民安心读书做士人，怎么可能呢？儿子和媳妇在场地上辛苦劳作，仅仅把瓶子洗干净就已经说家中空了；冬月常挖蕨根充饥。到了夏天麦子成熟，就把米屑和米糠混合起来，名叫干粮；戴着星星出门，背着柴薪到市场换米，妇女和孩子忍饥等待。不幸被欠租的人家夺走粮食，就会使几口人的肚子都空空如也。务农的苦楚，哪里有像婺源这样严重的呢？士农之家占五成，商人之家占三成，工匠之家占一成。没有特别高超的技艺，也不钻研过分巧诈的工艺；雕金镂玉并不是人们所爱好，即使做工匠也没有什么可用之处。只有制砚这一行业，大概从叶某开始，如今叶氏世代以此为业。光绪《婺源县志》卷三《风俗》我们婺源山多田少，南部稍微平旷开阔，东北部多依傍大山山麓开垦为田。总的说来，田地每年的收入不足以供全县人口的十分之四。幸好三面与饶州接壤，可以借助那里有余的粮食来补充本地不足。不过山林方面的利益，是我们婺源独占的，可惜农民劳作不勤，有一半土地成为荒地。光绪《婺源乡土志·风俗》铁课：婺源州每年缴纳铁五千二百斑，脚税为中统钞四十贯。（原注：铁炉五座，位于婺源州四十六都、四十七都，分别叫朱村、蟠坑、双桥、鱼坑、大塘。起初鄱阳百姓到这里开炉，向饶州都大司缴纳课税。元朝初年仍向饶州路缴纳。至元十七年，徽州设置宣课提举司，查勘炉数，征收上述铁课。十九年撤销提举司，归属本路。五座炉每年的课税为一万四千四百斑，另加缴纳起运脚税中统钞二锭。朱村、蟠坑、双桥三座炉因年代久远，矿脉耗尽，无法煽炼，各家逃回原籍；至元二十四年以后，责令平民购买缴纳，有关官员多次上报，宪司核实后奏报。延祐二年，省府明确下令准许免除；鱼坑、大塘二炉也不久废弃。考元代胡编校《星源志》，铁矿产于浇岭，该山与浮梁县交界相连。凡开采矿石，先要辨认矿脉，租赁他人的山地，穿山入穴，深达数丈，远的有时达到一里；矿石采尽后，又挖掘别的矿穴。凡进入矿穴，必须向神灵祈祷；不幸被塌方压死的也有人在。采得矿石后，必须先煮炼，然后放入炉中。煽火的、看炉的、搬运矿石的、冶炼的、取钩砂的、炼生铁的，各有自己的职责，昼夜轮班，大约需要四五十人。至于采矿的人、烧炭的人，又不止这些。因此开起一座炉，费用也很重。有时炉子已经建起，却因风道不通而不能熔炼；有时风道虽然畅通，却不能成功熔炼，只好重新开炉；也有经过一两次才成功的。这些情况都使所得补偿不了费用。弘治《徽州府志》卷三《食货二》黟县是山地县，田地比山地少，土地贫瘠坚硬。高地种豆麦，低地种鞯稻，芝麻、芦嗵等各自适合相应土壤。然而粮食一类每年收成仅够几个月的口粮。加上当地人耕种不得其法，锄头和犁只是在健壮妇女手中空使，施肥播种也没有遵循草人之法，以致收获更加少。即使遇到丰年，仍担心歉收，向邻近地区买粮，已成为惯例。何况土质带沙，不适合种桑养棉，又没有养蚕织布，许多原本成熟的土地逐渐荒废。清朝末年才有外来百姓来开垦荒地，近来日益增多；他们种植甘蔗、苎麻、薯蓣、落花生等，产量最大，颇能充分利用土地，生活所需不必向外求取。然而四周的高山，都适宜培育森林；如果能够到处种竹养树，除用作木材外，再用来仿造外国纸张，那么对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无穷利益。《黟县乡土地理·物产》绩溪县在徽州各县中面积最小，却正处在进入徽州的交通要冲。绩溪县与歙县接壤，却独自承受山多的负担；而且南北道路迂回，只有绩溪县很少有携带资本前来游历经商的人；山压水冲，全县遍布难以耕作的坚硬土地。乾隆《绩溪县志》卷一《风俗》

译我们宗族偏处山角，田地狭小，只有从事农业、努力耕作，才能自立。道光、咸丰年间，子孙已经繁多，附近村庄方圆一二十里没有不被开垦的地方，种黍、植茶，几乎没有空闲土地。自从经历兵火，山野荒芜；近来虽然逐渐开拓，但与从前相比只有十分之一二。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下《拾遗》徽州处在万山之中，完全没有农桑方面的利益，除了菱角和茶叶之外，只有墨。旧志称徽州出产砚，今天虽然还有，但佳品已经极少。……新安四宝：澄心堂纸、汪伯玄笔、李廷邦墨、旧坑石砚。《寄园寄所寄》卷十一引《云谷卧余》黟、歙之间有很多优良纸张，有“凝霜”“澄心”等称号，还有一种纸很长，约五十尺才做成一幅。大概歙地百姓要先花几天时间处理楮树皮，然后浸泡在长船中，由几十个人一起举起抄纸器抄纸，旁边另有一人按照鼓点掌握节奏；接着把纸连续铺在大熏笼上，周而复始地焙干，而不是贴在墙上晾晒。这样从纸头到纸尾都均匀而薄。淳熙《新安志》卷十 山中居住的人有时把纸做成衣服穿，……也曾听说过制作纸衣的方法：每一百幅纸用胡桃、乳香各一两煮制，否则就蒸制；还要经常洒乳香等水，使其受热成熟后阴干，再用箭肟横向卷压、纵向收缩。不过这种纸衣麻烦在于需要频繁零碎地修补。如今黟、歙之间有人制作纸衣布段，大小可以像一扇大门那么大。近来士大夫出行，也有人穿这种衣服，大概是利用它在阴冷昏暗时抵御风寒。陶隐居也说：“武陵人制作铡皮衣，非常坚固美好。” 淳熙《新安志》卷十 新安四宝中，澄心纸是其中之一。潭地人常常讥笑它，认为不合事实；近来读梅圣俞《宛陵集》卷三十五，其中有《谢潘歙州寄纸三百番、石砚一枚》诗，可以说是确凿的证据。诗说：“欧阳永叔的新诗嘲笑原父，却不把澄心纸寄给我。澄心纸产自新安郡，腊月敲冰，纸面光滑有余。潘侯不只能够得到这种纸，还能得到罗纹细砚，雕刻着龙尾。墨花磨出青碧色，含有鼠须纹；玉制的方物在盘中舞动，像蛇和虺。那纸如此，那砚也如此，穷困的儒生拥有它们，鬼都要羡慕。”考察这首诗，明确说澄心纸出自新安郡，足以使各种疑惑全部消除；可惜造纸方法如今已经失传了。《歙事闲谭》第三十册《澄心纸》江南黟、歙一带，有李廷邦墨，尤其优良。李廷邦本是易水人，他的父亲李超在唐末流离渡江，看到歙州适合居住和制墨，因此在那里成名。如今人们得到并收藏的李廷邦墨，也有五六十年以上；胶已经败坏，墨色变调，但坚硬如玉，纹理如犀角，写几十幅字，也不会损耗一二分。淳熙《新安志》卷十 38　宋徽宗曾把苏合油和烟煤调和制成墨。后来金章宗购买这种墨，用一斤黄金才换得一两，真可以说是爱好奇物到了极点。近代只有新安罗龙文所制的墨，价格超过拱璧。即使拿一两墨换一斤马蹄金，也未必能得到真正的好墨，因为制墨的技艺已经发挥到极致了。新安人一向擅长制墨，方于鲁的名声最为显著。汪太函司马同他结为姻亲，对他过分称许，使他的名声震动天下。他所刻的《墨谱》把工巧写到了极致，而同乡程君房的技艺几乎还超过了他。两人结下了深仇，程墨曾经托宦官进献给当今皇帝，这使方于鲁更加嫉妒怨恨。程君房因非正常原因死去，是方于鲁的势力所致。程君房也刻了《墨苑》，争奇斗异，似乎又胜过方于鲁，真可谓墨中妖异、墨中战将了。孙司礼隆在江南所制的清谨堂墨也相当精良，只因出自宦官之手，不受银泓堂所珍视；但拿来使用，自然仍是好的。如今徽州人家家相传、户户学习制墨，凡是程君房、方于鲁等名家作品，竟然都用来制造墨锭馈赠，作为朱提紫磨一类的珍品。权贵们轻视这些墨，把它们【缺字】置于高阁，偶尔拿来供应属官、掾吏和车夫、樵夫等人的急需。文房中的高雅之道，已经荡然无存了。《野获编》卷26 39　徽墨，是安徽徽州府所产的墨。古人制墨，大多使用松烟：汉代取自扶风，晋代取自庐山，唐代则以易州、上党所产为佳。听说李超迁居歙县，张谷迁居黟县，都世代继承制墨业，于是才开始有了徽墨，并一直流传到今天。《清稗类钞》第45册《物品类》40　歙县工匠首推制墨，铜器、锡器、竹器以及螺起等各种物品，也都称得上精良。至于罗盘、日晷，更是以奇巧著称。制墨工匠只有歙县最有名，这是因为技艺有传承。南唐李超和他的儿子廷邦开始制墨，宋代潘谷继承了他们的技艺。嘉靖以后，罗小华、程君房、方于鲁、吴去尘等人都名重一时。半螺、寸趴之类的墨，珍贵得如同拱璧。至于本朝进贡给皇帝、得到皇帝鉴赏的，则有曹素功所制的墨。此外，在墨业中享有盛名的，还有不下百几十家，都能流传于世、传之后代。文房清玩有四种，而婺源的砚、歙县的墨，徽州占了其中两种，这难道不是很光荣吗？《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41　婺源砚在唐开元年间出现。当时猎人叶氏追逐野兽来到长城里，看见层层叠石像城墙堡垒一样，晶莹洁净，十分可爱，于是带回家，粗略加工成砚，温润程度远胜端溪砚。过了几代，叶氏的子孙拿着砚送给县令，县令很喜欢，访得工匠，把石头琢制成砚，从此婺源砚才开始传遍天下。南唐元宗特别留意书法文章，歙州太守进献砚，并推荐制砚工匠李少微。国主嘉奖他，提拔为砚官，又命石工周全拜他为师，此后制砚工匠越来越多。如今周全年纪最大，能够讲述当年的事情；又召来李少微的孙子，明白查访所谓伪造的诰命，却没有找到。如今山下叶氏繁衍生息，约有几百户，都是当年猎人的后代。（原注：唐积《婺源研图谱》） 淳熙《新安志》卷10 42　唐代侍读所著《研谱》说：二十年前，还常见有人使用龙尾石砚。我向江南的老年人询问，他们说：从前李后主留心书法文章，使用澄心堂纸、李廷邦墨和龙尾砚，这三样东西都是天下第一，当时人们十分珍重。自从李氏灭亡后，龙尾石便不再出产，但也有一些流传到今天。景祐年间，校理钱仙之等人任歙州长官，才找到李氏当年取石的地方。那里原本是一条大溪，常常因为水深，工匠无法下去采石。钱仙之改变水流，使溪水从另一条道路流过，这才可以取得砚石。后来当地人苦于钱仙之的索取，又把溪流恢复原状，砚石于是中断出产。县中官员后来再次改动溪流，沿用钱公原来的水道，此后得到的全是上等砚石，于是便同端石并行于世。按《图经》记载，龙尾山在婺源县长城里，虽然有许多旧坑，却没有石头出产。婺源县四周都是山，砚石虽然出自其他山岭，实际上都是龙尾山的支脉，因此都可以称为龙尾石。淳熙《新安志》卷10《歙研说》

译43　婺源砚在唐开元年间出现。猎人叶氏追逐野兽来到长城里，看见叠石像城墙堡垒一样，晶莹洁净，十分可爱，于是带回家，粗略加工成砚，温润程度远胜端溪砚。过了几代，叶氏子孙拿着砚送给县令，县令很喜欢，访得工匠，把它砍琢成砚，从此山下才开始流传。到了南唐元宗特别留心书法文章时，歙州太守又进献砚，并推荐制砚工匠李少微。国主嘉奖他，提拔为砚官，命石工周全拜他为师。此后工匠增加了很多。如今周全年纪最大，能够讲述过去的事情；又召来李少微的孙子，明白查访所谓伪造的诰命，却没有找到。传说大多如此。如今山下叶氏繁衍生息，约有几百户，都是当年猎人的后代。《歙州砚谱》44　唐代侍读所著《砚谱》说：二十年前，还常见有人使用龙尾石砚。我向江南的老年人询问，他们说：从前李后主留心书法文章，使用澄心堂纸、李庭疥墨和龙尾砚，这三样东西都是天下第一，当时人们十分珍重。自从李氏灭亡后，砚石便不再出产，但也有一些流传至今。景祐年间，校理钱仙芝任歙州长官，才找到李氏当年取石的地方。那里原本是一条大溪，常常因为水深，工匠无法下去采石。钱仙芝改变水流，使溪水从另一条道路流过，这才取得砚石。后来县中人苦于他的索取，又把溪流恢复原状，砚石便中断出产。后来县中官员再次改动溪流，沿用钱公原来的水道，此后取得的全是上等砚石，于是便同端石并行于世。按《图经》记载，龙尾山在婺源县长城里。唐开元年间，叶氏得到这个地方，曾经取石制砚，但当时没有在世上得到称誉，所以没有名声。苏易简《砚谱》说：龙尾山石仅次于端溪。如今虽然有许多旧坑，却没有石头出产。婺源县四周都是山，砚石虽然出自其他山岭，实际上都是龙尾山的支脉，因此都可以称为龙尾石。《歙砚说》45　苏易简《文房四谱》说：“如今歙州山中有一种石头，俗称龙尾石，也仅次于端溪石。如果得到质地坚实的石料和手艺精巧的工匠，顺着石材雕琢，盛水处圆转如涡旋，十分可爱。” 光绪《婺源县志》卷64《通考·佚事》46　砚石出自婺源县的龙尾山，却称作歙砚，是因为婺源本来就是古代歙州的辖地。至于说它产在歙县监狱的井中，那就是荒诞无稽了。大概当地人把质地肥美的石头称为“肉石”，把砚坑称为“石井”，后来误传成了“狱井”。《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47　《一统志》说，砚石有五类：第一类叫眉子石，有七种；第二类叫外山罗纹，有十三种；第三类叫里山罗纹，有一种；第四类叫金星，有三种；第五类叫驴坑，有一种。这些总称为龙尾石。大体说来，歙石中珍贵的，以青绿色晕纹多、又含金星的为上品。郡志又称有刷丝石、枣心石、小斑纹、粗罗纹、细罗纹、瓜子纹等。但只有出自深溪的砚石才是上品。自从南唐设置歙砚务后，砚石几乎被搜取殆尽，如今已经很难得到佳品。光绪《婺源县志》卷64《通考·佚事》48　唐积任婺源县知县时，撰写《婺源研图谱》说：婺源砚在唐开元年间出现。猎人叶氏追逐野兽来到长城里，看见垒石像城墙堡垒一样，晶莹洁净，十分可爱，于是带回家，粗略加工成砚，温润程度远胜端溪砚。过了几代，叶氏子孙拿着砚送给县令，县令很喜欢，访得工匠，把它琢制成砚，从此才传遍天下。南唐元宗特别留心书法文章，歙州太守进献砚，并推荐工匠李少微。国主嘉奖他，提拔为砚官，命石工周全拜他为师。此后工匠越来越多。如今周全年纪最大，能够讲述当年的事情；又召来李少微的孙子，明白查访所谓伪造的诰命，却没有找到。如今山下叶氏繁衍生息，约有几百户，都是当年猎人的后代。如今砚山下住着鲍氏。光绪《婺源县志》卷64《通考·佚事》49　歙砚产于婺源东乡的龙尾山，也叫砚山。那里流出的溪水叫歙溪，所以用“歙”来命名。这就像端砚产自端州，所以称为端砚一样。民间传说它产在歙县监狱的井中，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又据考，徽州古代称歙州，到宋代才改称徽州。唐代李后主在芙蓉溪（就是歙溪）采得璞石，发现一块石头奇异，便取来琢成砚。砚呈天青色，里面含有金星和眉纹，歙砚的名声于是传遍天下。宋代苏东坡《龙尾砚歌》中说：“君看龙尾岂石村，玉德金声寓于石。”又说：“锦茵玉匣俱尘垢，捣练支床亦何有。”他一再表彰，歙砚的名声更加显著。芙蓉溪有上坑、中坑、下坑、里坑、金星坑，都是李后主发现的。其中金星眉纹最为珍贵，罗纹次之，庙前青尤其难得。眉纹像人的眉毛，骤然看去仿佛有锋芒，用手抚摸却温润如玉。即使是平常出产的砚石，敲击时也常铿然作金属声，最容易辨认；它质地细腻，色泽发黑，因此品级比端砚还高。《杂记·歙砚》索引：50　53　122　133　143　278　487 第二节　风俗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