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徽商的政治态度第一节　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

译1201　吴处士是歙县溪南人，字克仁。……父亲吴继善，靠经商起家。母亲方氏，生了五个男孩，处士是长子；娶蜀源鲍氏为妻，即孺人。处士在山东、淮海之间经商，改变旧习，甘于节俭，平日不与宾客往来，但凡经他介绍的，都是有名望的公卿。乔尚书宇把处士当作平民朋友，交情非常深厚。处士客居尚书府时，尚书亲手写了一篇赞辞送给他。正德年间，处士因资财获赐一级爵位；接到公文后，仍戴着田间农夫的帽子回乡。孺人在处士身边协助经营生计，大体上都是从节俭吝惜起步；侍奉公婆孝顺，始终没有不合处士心意的地方。……嘉靖改元壬年八月二十六日，孺人去世；第二年甲申六月十五日，处士去世。处士生于天顺戊寅年九月一日，去世时六十七岁。《太函集》卷47《明故处士吴克仁配鲍氏合葬墓志铭》1202　休宁汪松峰公，是明代正德至隆庆年间人。……幼年读书很用功，立志要出仕有所作为。二十岁左右便改读其他行业，带着大量资财游历吴、楚之间，并且大多在豫章囤积货物。我每次接触豫章、饶阳的士绅名士，他们无不啧啧称赞汪公，说他明白义与利，通晓时务，才干见识不同于庸人，必定不会默默无闻地过一生。……汪公捐出数百两银子帮助军饷，以抵御倭寇之难，授给他挥使之职似乎并不过分；何况汪公才干超群，如果掌握军权，必定能乘时建立奇伟功绩，即使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也未必能超过他，汪公还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况且我听说汪公居家时，生活俭朴自守，绝不追求奢华，只是周济贫困者，即使施予很多也不吝惜；他平日施舍，并不是希望贫困者感恩自己，而是在紧急时刻乐于输财，想以此帮助国家，借以求得一项官职。计算他出资并取得回报，像做贸易一样，因此他不愿接受这种官职。后来，郡县长官中如栗公这样的县令请他参加宾乡饮礼，胡公、张侯等人，一个用“文武传芳”来奖誉他，一个用“公侯干城”来奖誉他，无非是看重他的贤能，借此劝勉众人，难道能说是过分赞美吗？《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挥佥新公荣归序》1203　徽州的著名大姓，首推休宁汪氏。……汪公名起前，改名麟英，字道叔，别号瞻阳。……汪公刚满十岁时，适逢家道中落，安人命令他的二叔设馆授徒，让汪公和幼弟带着书箱到湖海之间游学。先到楚地，后到闽地，资财渐渐积累起来。但又遭火灾，后来在中山又遭寇乱，家业仍像以前一样衰落。汪公更加含辛茹苦、勤勉经营，实行十分廉俭、三分节用，终于凭资财成为乡里的富户。二叔也考中贤书，能够实现太安人程氏的期望。汪公客居外地时，每当想到太安人，便忧郁不乐；所以回到家中，必定和二叔、三叔一起和乐地在母亲膝前进食。……二叔做官十多年，一切家政事务，实际上都由汪公协助处理，使二叔没有家庭方面的忧虑，能够专心获得清正的声誉。祭祀祠堂中的名贤，为父母留下美名，汪公也有功劳。汪公想到父亲赠公早逝，自己作为男子又没有凭儒学取得功名，只能奔走于钱财末业，不能施恩于百姓，于是通过捐资取得官籍，担任幕职。在莱州，有豪强凭势力为非作歹，汪公依法惩治。……汪公一向淡泊少欲，等到调任襄阳幕职，便恢复平民服装。长子可铭等待候补百里之职，汪公命他变卖旧有资财；叔父可镇到广东经商，汪公独自留下设馆教授二叔的儿子可钦。……长子和叔父在广东从事典当和贸易，家业日渐丰厚，将要在财产上与汪公过去相抗衡。汪公命他们推行自己的意旨，帮助仲子的儿子，使他不必忧虑家庭事务，就像帮助仲父一样。汪公尤其具有真挚的天性，重信守诺，急于救济孤儿和贫困者……凡有人因紧急困难前来求助，他必定倾尽储藏予以应付；有时还烧毁债券，不再要求偿还。……汪公生于癸酉年，活过五个甲子。《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参军麟英公行状》1204　我们乡里重视儒学而轻视经商，喜欢厚利而鄙薄名望高尚。那些精细吝啬的人，带着一缗钱起家，积累到巨万；换衣服出门，数着米下锅，算计得毫无遗漏。至于他们的子弟，不知道农事的艰难，无不斗鸡跑狗，沉迷赌博玩乐，抛弃佩饰给外家，甚至把脂膏捆好投入井中；快乐固然快乐，忧患也随之而来，即使家财如江河，也会因漏洞和灾难而无法供给。幸而凭资财取得官籍，得以请求一项官职，奉公文赴任，突然拥有一方民社，把文书事务看得如同已经签订的契约，把馈赠的财物当作子钱来收取。《太函集》卷18《蒲江黄公七十寿序》

译1205　江公名演，字次义，号拙庵，是徽州府歙县人。……寄身于淮海之间，迁徙漂泊之后，家道也中途衰落，但江公的志气一点没有衰退。……再次游历邗上，竭尽力量经营建造，没有一处安定的居所，也没有片刻安息。……只是把救济他人、使万物得利作为心愿，起初没有自私自利、图谋自身便利的念头。因此当代的名公巨卿都倾心诚意地接待他，并与他修缔缟纻之交的雅谊。然而江公自视谦卑，凡是同他交游的人，无不感叹他的才干见识远远超过常人。他居家生活极其节俭，一件布袍反复洗涤也不更换，一床茧被用了几十年也不重新制作；不是宴请宾客时，平常只吃蔬菜，从不享用肥美鲜味，有齐国晏子的遗风。至于替人排解困难、调解纠纷，扶助危难、挽救倾覆，创办可以流传不朽的事业，他总是捐出千万缗而毫不吝惜。广陵曾遭遇火灾，火势蔓延，常常烧毁几十上百家，他捐资赈济，而且不让受惠者知道出资的是谁。族中的家庙倒塌，他一力修缮，装饰得雄伟华丽，比过去更加壮观。又建置支祠，使祖先神灵得到安妥，并整顿祭祀事务。他的宗族一向人口稠密，富裕者本来不少，但贫困者也到处都有，周济抚恤有固定的年度惯例。凡族人举行冠礼、婚礼、丧事、葬礼而力量不足的，他都厚加赠助。他又设立家塾，教导族中子弟，其中有文才品行优长的，便挑选出来请师傅教育。教师有固定俸禄，学生有固定粮食供给。至于不擅长章句学问而精通经世济时事务的人，则按照才能加以任用。歙县处在万山之中，道路最为险峻。东面与绩溪县交界，山势陡峭险绝，山岭高低错杂、盘曲交错。有一处叫新岭，险要狭窄，难以形容；这就是国茂公，即江演的父亲，携家避难时曾长叹并触动心事的地方，江公每次经过都悲伤不已。新岭北面有一条旧道，依山傍溪，从镇头通往孔灵，大约三十多里。明朝末年盗贼蜂起，郡人商议舍弃平坦的陆路而改走险僻曲折之路，从此新岭之名开始著称。但下方道路阻塞，给行旅造成苦难，百年来这种情况已经过去大半。甲戌年，江公向督抚请求，捐资开凿道路；驿站、汛地、寺观、茶庵等设施的设置，四五年间约耗费数万两银子。由此往来行人络绎不绝，道路平坦宽广，通行自由，远非昔日可比，这件事记载在省通志中。郡城北面的万年桥毁坏废弃，他捐资倡议修复。金陵燕子矶的关帝庙年久倾颓，他为之重修。扬州下河水患频繁，他尽力筹划救治。己未年发生大旱，伍佑到东河一百二十里之间，河流原野早已干涸，转运粮食困难，江公捐出公帑疏浚河道。至于施舍木材、救济饥寒，凡是能够使这些百姓得到温暖安宁的事情，他无不周备至极。有时亲友中有人通晓方术、能致远谋，他便尽力培养扶植；有时有人遇到缓急困难来求助，他必定答应请求，预先知道借券无法偿还的，便有时退还借券，有时烧掉借券，以安定对方的心。他慈祥厚重，重义轻财，即使与平原君、孟尝君相比，也可以无愧。他又具有肝胆相照的义气，刚正耿直的性情已经成为本性；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尤其有汲黯的风范。曾遇皇帝南巡，江公跪在门前迎接，受到皇帝温和的话语慰劳。江公急切地奏陈时务，皇帝面容大为喜悦，赐给他御笔书写的“克食”，也是特殊的恩赐。江公生于崇祯丁丑年，卒于康熙庚寅年，享年七十四岁。由太学生考授州同知，敕封为征仕郎、内阁中书。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诰赠光禄大夫演公原传》1206　府君姓吴，名钅丙，字岘山，号嵩堂，是歙县丰南人。……恰逢大伯父早逝，而祖父在汉皋经营盐业。……于是便与三叔父分担这项事务。…… 府君以附贡生身份，按例捐资候选道员，加四级，诰授资政大夫。皇帝南巡时，他承办文房差务，蒙恩加顶戴一级，又得到荷包、银锭、貂皮、文绮、藏香、克食等赏赐。丁丑年，皇帝再次驾临，又蒙恩加一级。壬午年，又蒙赐宴于天宁寺，这确实是特殊的恩遇。癸巳年，因输送军饷而议叙，蒙恩加六级。府君每次承受皇恩，总是率领不肖子吴绍唔等面向宫阙谢恩，并勉励他们读书报国。等到不肖子吴绍唔考中进士，蒙恩授任武英殿总校官，府君写信告诫他说：“你担任这个职务，别人认为是喜事，我却认为是忧事。古人说校书如同扫落叶，你应当竭尽心力做好它。不要先求邀功，只求先免于过错。”不肖子吴绍唔至今仍把这些话铭记在衣带之间，不敢忘记。后来不肖子吴绍浣考中进士，蒙恩授任馆职，自己考虑到年少而缺乏阅历，特意请假南归，亲自聆听府君的教诲。正希望能够趋庭受教，每天听到教导，从而免于罪过，却不料上天降下惩罚，府君没有自行消亡，反而突然去世。今后，不肖子吴绍唔、吴绍浣等人即使有幸窃居天禄，又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府君生于康熙四十七年……卒于乾隆四十三年…… 《丰南志》第5册《皇清附贡生诰授资政大夫候选道加四级恩加顶带一级又恩加一级议叙加六级显考嵩堂府君行述》1207　江春，字颖长，号鹤亭，是歙县人。性情机警敏捷，年轻时攻读制举业，是王已山太史的弟子。辛酉年参加乡试，因兼通经史而被推荐，但名额已满，未能中试，于是放弃帖括，改学经世策论。江春练达多能，熟悉盐法，主管盐政的人都推重他，让他总管商务；他勤勉谨慎，一心为公。皇上六次巡行江南，两次巡幸山东，所有接待供应事务，都由他筹划。他曾在金山奏对，合乎皇帝旨意；皇帝解下御佩荷囊，亲自赐给他佩带，并晋升他的官秩为内卿，在净香处又赐给他金玉器玩及御书“怡性堂”匾额；在康山又两次蒙受皇帝特别临幸。乙巳年庆贺元旦，他恭敬地参加千叟会，与族兄江进一同赴宴，所赐仪仗、帑银、舒运等恩数异常，人们都以此为荣，大概是因为江春确实尽心报效。遇到大典礼以及工务、赈济、输送等重大事务，他竭尽心力筹划，无不一经指示便能办成，因此唯独得到皇帝的契合和信任。当提引案发，人心危惧，江春毅然前往接受讯问；到了朝廷审判时，只承担自己的罪责，绝不牵连他人。皇帝看出他的忠诚，置商人身份于不问，保全了很多人。内监张凤盗卖销毁金册，畏罪向南逃走，江春追踪终于将他查获。皇帝说他尽心国事，特意传下温旨，加授布政使衔，推荐他升至一品；这只是他事迹中的大端。其他如修建宗祠、整顿书院、赡养老人、周济贫困者，以及有一技一艺的人闻风而来，他都努力使他们各自实现愿望。他敦厚重本、崇尚义理，也是族人、亲戚、宾朋共同敬佩他的地方。六十九岁时，无病去世。《橙阳散志》卷3《人物·义行》

译1208　君名鉴元，字允明，号谏江，又号余圃。祖先起初凭盐业从歙县迁到仪征，又迁到江宁，再迁到扬州，均在当地登记户籍。……先生总管盐务十多年，诰授通议大夫，候选道员。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贺皇帝万寿，加一级；又被召参加千叟宴，赐御制诗及粮食、绸帛；又因输送军饷超过一万两，议叙加五级，蒙恩诰封为中宪大夫、刑部山东司员外郎。《歙事闲谭》第25册 1209　江登云，是歙县人。十六岁时跟随堂兄客居鄱阳。我族中有许多人经营盐业，当时勉亭公在饶埠主管盐务，非常器重江登云的才干见识，把事务全部交给他办理。江登云心里很不满足，曾对人说：“大丈夫应当以建立功名、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为志向；即使不能如此，也应当贡献微小力量，难道能长期郁郁不得志，只在同辈中相互追逐而终老吗！”…… 江登云进入武学，丁卯年考中乡荐，连续考中进士，接受殿廷选拔，侍奉禁卫值班，恭敬谨慎，称职尽责。…… 辛未年发生饥荒，流亡者夹道而行。江登云写信给客居邗上的族人，筹划救荒，募集到若干钱，买粮赈济乡里。…… 江登云从甲午年到丙申年，三次接受朝廷任命，代理南赣都督。……生于康熙丁酉年正月三十日申时，卒于乾隆戊戌年七月初九日。歙县《济阳江氏族谱》第9卷《清代因蒙受皇恩而屡次晋升为武功大夫、曾临时署理南赣总兵官的登云公袁氏原传》1210　许蘧园，是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的歙县人。起初研究陶朱公的经商方略，拥有很多财产，常常把获利和救济他人一并办理，三个支族的亲族都依靠他得到恩惠。但许先生把经商筹算、追求盈利看作偶然借以谋生的途径，并不是他的爱好。壮年时通过捐资取得官籍，在部曹任职，处理事务周密详尽，出人意料，像太阿宝剑出匣，光彩无法遮掩。任期届满后出任楚地守令，随即镇抚四郡；再次代理大观察之职，办案如秦镜高悬，公堂上没有积压案件，楚地人惊叹他如神明。《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10《蘧园许君六十寿序》1211　汪尚广，字大中，是岩镇人。他勇于践行义举。当时歙县河道淤塞，汪尚广向官府请求，首先倡议疏浚，直到今天人们仍受其益处。在此以前，汪尚广的祖父诚义因为赋役繁重，请求免除征收，有司未能实行。乡里尤其苦于丝税，汪尚广向大司农控告，朝廷下令全部平定此事。郡守董石在他的住宅上表彰题字“世德重光”。汪尚广客居武林时，开设商籍，疏浚运河，建立义仓，修整道路。执政官把他的事迹上报朝廷，朝廷赐给他一级爵位，事情详见《陶望龄集》。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12　鲍光猷，字立勋，是歙县蜀源人。性情孝顺友爱，多才多能，曾在扬州协助兄弟经营盐业，上司知道他的贤能，凡事都同他谋划。他广泛施舍，博爱众人，情谊周遍深厚；乡里各种有益的事情，全都协助兄长去办理。后来家产增至原来的数倍，他把所得全部归给兄长，不把它私留给自己的儿子。乾隆甲辰年，皇帝南巡，赐御书“福”字。庚戌年，恭敬祝贺皇帝万寿，由候选布政司理问加顶带一级。鲍光猷感激皇恩，图谋报答，常常披星戴月出入办事，积劳成疾而死。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13　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奉皇帝上谕：朕这次南巡，所有两淮盐商承办的差务，都应给予特别恩典，以表示奖励：已经加授奉宸苑卿衔的黄履暹、洪征治、江春、吴禧祖，各加一级。已经加授按察使衔的徐士业、汪立德、王勖，都著加授奉宸苑卿。李志勋、汪秉德、毕本怒、汪焘，都著各加按察使衔。程征升著赏给六品职衔。程扬宗、程峨、吴由玉、汪长馨，都著各加一级。钦此。光绪《两淮盐法志·王制门·德音上》卷6 1214　吴永亨，字咸吉，是清代休宁和村人。性情孝顺友爱，父亲经营浙江盐业。……起初捐资授州同，封赠父母；又加捐资授通判；因为儿子吴树卓，授布政司理问，加二级。又因塘工议叙，随带加二级，赠朝议大夫。嘉庆《休宁县志》卷15《人物·乡善》1215　何永昌，字思敏，是歙县畜券人。在广济县武穴镇经商，见到合乎义的事一定去做。他曾开凿江西彭泽县梧桐岭的石路，在山上建太平庵，修建茶亭为行人遮荫，施给田地以供养僧人；修缮黄州牛关矶庙，设置救生船，掩埋广济县午山湖灰劫场中暴露的尸体。广济县令陈某失去上官的欢心，将因亏空公帑受到弹劾，何永昌拿出六千两银子帮助他，事情才得以解决。他在武穴镇生活了几十年，施粟设浆，因此有“何善人”的称号。《广济邑志》在《流寓》中详细记载了他的善行。后来援引成例铨授贵州思州府知府，刚到任，忽然患心病，于是因宽纵怠慢而被降级，并遣送戍边。其子秉杼，字星坦，随父一同前往，冒着霜雪，越过险阻，到达戍所。一年多后父亲去世，他独自留在边远地区，泣血办理丧事，扶柩回乡安葬。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

译1216　在封建时代，按人口授予田地，四民各有不同的处所，贫富之间没有太大的悬殊。周朝末年土地兼并，经营财货的术数因此兴起；魏晋以后崇尚门第，九品中正制下士族与庶民有分别，事情虽然不同于古代，但杂流仍不能与清贵官班并列。做官的人俸禄官秩已经很优厚，有功之人又有封邑的租税留给子孙，所以可以不必与小民争利。唐代开始按封邑户数发给绢帛，而不再拥有实际土地。宋太宗于是把天下的财利权全部收归官府，从此士大夫必须兼营农桑和其他产业，才能养活家庭，这一切都与古代不同了。做官的人既然与小民争利，未做官的人又必须先有农桑产业，才能维持日常生活，以便专心求取功名。于是经营财货的事情更加迫切，商人的势力更加重要；如果父兄不先在前面经营事业，子弟就没有条件读书，也就无法取得显贵地位。因此，古代四民分业，后世四民不再分业。古代士人的子弟一向还是士人，后世商人的子弟才有可能成为士人，这是宋、元、明以来社会变化的大概情形。天下的士人多出自商人家庭，吝啬的风气日益严重；然而亲睦婚姻、担当责任、救济困苦的风气，往往在士大夫中难以见到，反而在商人中可以见到，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下的形势偏重于商业，凡是豪杰和有智略的人，大多从商人中产生。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经商，他们本身却是豪杰；成为豪杰，就能洞察天下万物和人情，所以能做别人不肯做的事，能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困难。因此，做士人的反而更加吝啬，做商人的反而更加敦厚，保有古代的情义。这也是世道风俗变化的大概情形。《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1217　老先生姓江，名才，字大用，是歙县溪南里人。……江翁三岁时父亲去世，依靠兄长侍奉母亲吴氏共同生活；当时家道中落，孤苦无依，几乎无法维持生计。江翁十二三岁便跟随兄长在乡里屠宰卖酒。稍长后，跟随兄长到钱塘。在钱塘时，坐在鹧鸪桥出售米、盐等杂物，兄弟勤劳服役，只吃粗食；想让母亲吃到美味，常常又苦于无力办到。江翁于是叹息说：“大丈夫应当观察时势变化，察知物价涨落，很快取得富厚，怎么能长久做这种琐碎事情呢！”于是辞别兄长，向北游历青、齐、梁、宋之间，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过了很久又回到钱塘，这时已经带着大量资财，成为大商人。不久财产更加丰厚，他时常回到歙县，逐渐营造住宅、田园，为终老作打算。正逢宦官出任两浙镇守，毕真是宁王朱宸濠一党的成员，包藏不轨，先用威势胁迫部下，任意驱使残害百姓，每天肆意施行荼毒。当时江翁四十多岁，已有四个儿子，便收拾余下资财，让长子江衿、次子江珍到北方经商、到维扬经营，而自己回到歙县。教导江衿、江珍读书作文，准备参加科举，从此不再外出。他常常自言自语说：“我家祖先世代显贵，穿着华美衣冠，如今长期改行做商人，实在不行。” 不久，江衿和江珍都入学成为诸生。嘉靖庚子年，江珍参加应天府乡试，考中。过了四年，甲辰年考中进士，乙巳年授任江西瑞州府高安县知县。江珍路过歙县时拜见江翁，江翁说：“我家祖宗长期积累的厚德，过去一直没有显露出来。你如今才开始奉命担任治理百姓的官员，你可要努力啊！我听说高安是财赋富足的地区，但也是疲敝贫瘠的地方。你不要追求名声，不要迎合上司的旨意，只要廉洁、勤勉，以安静镇定来治理，以宽厚来安抚百姓。努力去做吧。”江珍恭谨地接受教诲。任职三年后，戊申年征召的文书到达高安，江珍北上再次经过歙县时，江翁已经病重。江珍哭泣，不愿离去；江翁强撑着起身进食，责备江珍说：“我日夜教导你，盼望你取得功名。如今你有幸遇到圣明时代，承受选拔任命，难道不想乘此时机奋发建功，使父母显贵，反而要作儿女般的姿态吗？”江珍到京师后，晋升授任礼部主客司主事，江翁又写信告诫他，信中全是严肃的法度之言。江翁虽然不读书，但天性明达，有才器见识，志意气度十分宏伟。他迁业到维扬，事先便采取行动；不久，留在浙西的人往往遭受祸害，只有江翁父子没有受到牵连。……江翁起初贫困，后来富裕，始终务实守约，一生没有改变。……江翁生于成化乙未年十二月二十日，卒于今年嘉靖乙酉年六月二日，享年七十五岁。歙县《溪南江氏族谱·处士终慕江翁行状》1218　许公名海，字伯容。……许公带着资本往来于吴越、燕赵之间。他善于交际，初次相逢便如旧友；即使只是偶然遇见，许公离去后，人们往往还会思念他。与他一同经商的人都推心置腹地信任他；遇到急难，他又暗中给予厚助。相处日久，许多人都不忍离开他，于是资本大为增长。……许公虽然经商游历，却内心喜爱儒术，尊重老师，督促儿子学习，希望他们能以功名显达于当世。乙卯年，他辅佐乡试中举，有人说：“您有儿子，而且将来还会[楼封：原文疑误]，您何必还要经商呢？”许公惊醒般地说：“儿子出仕后应当为国效力，我经商是为了持家并庇护他；难道要让他顾念家中而分散心志吗？”己未年，在湖阴确定了事业。……生于弘治壬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岁。” 歙县《许氏世谱·明故乡士良源许公行状》1219　徽州歙县以富庶称雄于江左，而豪商大贾往往携带丰厚资本，奔驰千里，操纵百姓，投机牟利，这样才得以致富。许晴川翁是明嘉靖年间人，他不出门户，也不施展机巧，只是安闲地经营积累，资本累积到数万万，冠绝一乡。与那些冒险远行、劳苦经营的人相比，劳逸相差何等悬殊；他的财富确实很值得称道。考察许翁的才华，如果让他执笔作文、求取功名，必定如取物于囊中。然而他却高卧不仕，……许翁因此获累封并进阶为征仕郎官。……有五个儿子，长子以言，次子以立，三子以和，都经商游历，能够继承父业并使之发展，家业殷盛可观。四子以受，由赞政戎府授任南京府军右卫经历，声名显著，受到元老推重。五子以化，年幼时与我同门，后来以郡员资格成为国子生，学问深厚宏博，前程远大。歙县《许氏世谱》卷6《寿敕封征仕郎叔祖晴川翁八十叙》1220　汪文璧的父亲以儒业为生却未能求取功名，便改穿商人服装经商。他有三个儿子：长子早夭，次子也经商，幼子就是汪文璧。汪文璧年少时便有远大志向，见闻广博，记忆力很强。祖父说：“这个孩子一定能振兴我的宗族。”于是延请名士做老师。到了二十岁，耿恭简公录取他为诸生。（后来任代州知州。） 《大泌山房集》卷65《汪代洲家传》

译1221　先父名一莲，字伯清，号南冈。唐咸通年间，先祖光公开始从休邑迁到歙县溪南；传了二十代，到了高祖继善公。继善公生自宽公，自宽公生良铎公，先父是良铎公的幼子。先父从小就完全没有幼儿的娇态，祖父母越是怜爱他，他便越发淳厚谨慎。……我家世代经商，祖父去世后家产被分割，资本和费用已经很少；这时先母刚刚嫁来，先父于是放弃儒业，在淮海之间经商。但他性情一向宽厚，不存商人的机心，放贷的钱常被人拖欠。有个善于相面的人仔细端详先父，说：“您的骨相应当能横佩金印。”客人笑道：“如果是商人，怎么能得到这种富贵？”当时我已经入塾读书，先父对亲近的人说：“怎么知道我的儿子将来不会有成就呢？”于是写信告诉先母，称赞她善于督促儿子学习。……辛卯年我乡试中举，第二年考中进士。先父……把“宁静”“淡泊”两句话授给我。我初次出仕到宁化，他告诫说：“宁化偏僻地处山中，近二百年没有人登贤书，你应当把父母当作老师和保护者。”不久调任归安，他告诫说：“归安是险要之县，而且大户很多，赋役纷繁，小民承受不了。” 后来调任晋曹，暂代司会之职，他告诫说：“不要把自己当作无关紧要的小吏。百姓要耗尽脂膏来承担转运，军士空着肚子等待供给，你应当把这些放在心上。”在西关主持榷税时，他说：“商人的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后来升任郎官，他说：“这里有很多损耗国家资财的事情。”出任吉安知府，他说：“这里本来就是文章节义之地，你要奖掖贤能、表彰异行，不要辱没表率一方的职责。”后来督理蜀地学政，他把教规传授给我。再次补任山西时，又把在蜀地任职时的教诲重申给我。其间我居家奉养父母，他还说仕途得意时也要学习，曾叫我来谈话：“你知道学习吗？学习不只是章句之学，也不是空寂之学；取法文王、武王，这才是儒学真正的实际功用。”又说：“学习在于不急不缓。我看见你整夜不睡，只想让几个孙子很快取得功名，这是拔苗助长，会成为祸患。”我这个不孝之子接受了教诲，却没能做到，如今先父已经去世，再也不能到庭前听闻从前的教诲了。我入仕二十年，先父在官署任职的时间只有其中三分之一，曾勉励我说：“你只管尽力办好公事，家里的困难和事务由我来承担。”…… 修道路、整修桥梁、修缮寺刹、赈济饥民等轻财好义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宗族中有人冬天竟盖着松毛，先父说：“贫困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便给他丰厚的救济；他去世后，又赠送丧葬财物。先父起初住在吉安官署时，看见我夜里阅读狱辞，告诫说：“你要不知疲倦地审阅，人的生死全在你手中。”不久回乡，他把属吏馈赠的路费全部谢绝，说：“我既然告诫我的儿子，按情理就不敢接受各位的馈赠；如果接受，我更加没有名声了。”在江上行船遇到贫穷的人家子弟，他总是拿出钱财帮助。从我开始做县令，后来任郎官、知府，三次接受国家的荣命，他始终没有一点显贵傲慢的神色，恭敬谦下地对待众人。遇到义理上应当说的话，他又神色严肃地直言相告。他独自住在别业时，常常探究濂洛一派的书籍，也不缺少游山玩水的兴趣。遇到风和日丽的天气，便乘小舟、拄手杖，与同年相交的人一同游览，足迹从不进入官府。他曾笑着对人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做清廉的官吏，难道我自己偏偏不能做清廉官吏的父亲吗？”……先父生于嘉靖庚子年四月初九日，享年七十三岁。《丰南志》第5册《先大夫请状》1222　汪良举十七岁时就凭尚书的资格补为县学博士弟子，不久又以资财进入南太学。他文采华美，向来受到太师茅公等人的器重。……汪良举在南雍完成学业回乡后，父亲东川公汪一麟去世，他悲哀痛悼不已。……一天，他面对母亲跪下请求说：“父母生给我八尺之躯，最上等的成就是乘时考取甲第，以便在朝廷建立功勋；次一等也没能取得三秉之粟来供养母亲欢心，我怎么称得上是儿子呢？”于是拜别母亲，置办行装北上。一年多后，授任山西按察司经历。……后来因母丧奔回家乡，服丧期满后起补东粤，才九个月，铨部便因他过去的劳绩破格提升他为闽藩都司断事。……任职五年，因为政绩考核优异，升任滇南白盐井提举。滇南土地肥沃，盐税事务是重要职位，大家都认为提举一定会像大原、闽粤的盐商那样从中取利。于是提举笑着说：“靠近肥肉的人就会沾上油腻，难道就没有像蒉草那样不受污染的吗？”到任后便下令杜绝成规性的馈赠，宽舒灶户负担，平定买卖价格，时人称道他革除的弊政有十多项[“掣十余事”：原文疑误]。提举家世代在淮扬经营盐业，因此像这样熟悉盐课的利弊。几个月后，商人和灶户都很高兴，治理成效大为显著。适逢他因执法触犯了巡抚、布政使等官，刘某上奏申诉，他请求辞官归乡。他多次上疏[“剡数上”：原文疑误]，终于获准请求，第二天就动身。临行时检查袋中的行装，只有俸钱一百多缗而已。……提举家里原本富裕，但提举本人不经营产业，不计算钱财，也不查看称量器具；家业渐渐衰落，到这时更加减少。……有七个儿子，只有两个帮助管理家业，其余都让他们读书，学习应试之业；延请老师督促教育，不遗余力。他在家住了一年多，因病去世。提举名良举，字司直，号少川，姓汪。世代居住在休宁西门……曾祖名麟祥，祖父名福坚，父亲就是东川公，名一麟。……提举生于嘉靖甲午年五月二十日，享年五十九岁，于万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去世。《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提举良举公墓志铭》按：据《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记载，汪良举的家族“世代在淮扬一带经营产业”，是富有的商人。奉天承运皇帝敕令说：“……你汪应亨，是南京应天府通判汪起英的父亲。身处市井而能大隐，作为善于经商的人却以仁义为本，素来具有儒者风范。你年轻时曾努力学习儒业，完全没有逐利的习气；你本来就少取微利，急人之急，并且能够周济他人，使财物归还时如流水一般顺畅。……现在特赠你为承德郎、南京应天府通判。”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天启四年三月《京兆应亨公暨金安人敕命》

译1224　汪心如，名父子，秉承父亲的教诲读书，是个笃实诚挚、讲求道义的人。他的父亲参军公与伯父比部公同盖一床被、同睡一室，兄弟之间甘苦与共，关系亲密。心如善于接受父亲的庭训，能够效法父亲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方式。二十岁时随父亲到闽地经商，已经懂得获取利润的方法。壮年后更加勤奋读书，向东到东粤，向北奔走燕京；凡是征收歉收地区的货物再转运出去，总能使它增值；征收价格低廉的货物再转运，也总能使它变贵，所到之处经营奇货，声名显著。参军公初次出仕，任莱州首领，正当赴任时，因押运货物到京，牵连到商人案件而受误解。恰逢魏阉窃弄法权，因一批毛织品的小事，主管官员责罚追究，参军公几乎不能免罪。心如当时在粤地，得知情况后迅速赶行八千里，冒着风涛、沙碛的艰险，到了以后大量拿出所带财物，不问劳苦费用，只以尽快解救父亲为要务，不久便使父亲获释离去。后来参军公升任襄阳卫参军，不愿赴任，便辞职退居。……仲尧俞有才名，被补为博士弟子员，参军公把他托付给心如。心如说：“仲弟读书，希望光大并承继父亲的志向；我愿意拿经营所得的余钱资助他的夜间灯火。”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候选郡幕心如六秩寿序》1225　汪汝蕃，字生伯，是清代休宁西门人。年少时丧父，生活贫困，但性情豪迈，胸有奇略[“倜傥贫（有）奇略”：原文有脱误]。他带着家人到维扬居住。镇师高杰争相驻扎扬州时，纵容部众肆意屠掠，汝蕃慷慨进入军营陈述利害，高杰因而怒气消解，扬州百姓得以依赖他而获救。他筹划运输，屡屡取得奇效，盐商们共同推举他为“祭酒”。……他的儿子汪楫承受特别恩典，以词臣身份加一级官阶，持册出使册封琉球。当时汝蕃年满八十，琉球国君臣作诗文为他祝寿，远近都以此为荣。他性情峭直，遇到不合礼法的事绝不宽容；许多姻亲住在维扬，他都供给他们生活所需。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孝友》1226　刘正实，是歙县向杲人。县里的田赋沿用旧例，由排年、总催负责，弊端丛生。从康熙丁酉年到雍正己酉年，积欠超过二万两。正实的弟弟丰年当时在粤西任州牧，便去拜见县令，请县令赴任；县令让他详细说明百姓困苦的情况。丰年慨然主动承担代为捐纳，回去告诉正实。正实自忖，即使合兄弟二人的资财也还不够，于是姑且到淮南向本县经营盐业的人筹谋，希望容易办成；否则就要变卖家产来完成此事。后来淮南众人被正实的真挚感动，并且带头输纳，倡导众人捐助。县令汪文坦又把无业而有粮的户丁、匠丁的班额税，平均摊入田亩，县里的困难大为缓解，从此永远没有拖欠累积。正实曾经过江宁，镇上有个百姓因卖掉妻子偿还债务而悲痛哭泣，他立即捐钱把妇人赎回；又捐资在京口设置救生船。其余修桥、修亭等善举也很多，因此按营田例授为知州。丰年也以廉明著称。民国《歙县志》卷6《人物·义行》1227　程士秀，号实夫，是婺源渔潭人。……他的二弟元瑞在江右做官，程士秀每次到粤地经商都一定去拜访他，反复劝告他要洁身自守、奉公办事，并以此相互勉励。看到有善政，便高兴地说：“这足以告慰先人在地下了。” 《婺源县采辑·孝友》按：程士秀是清代道光年间人。1228　江偕寿公，号仁庵，……多才多能，善于会计，财富冠绝郡县，乐于行善施舍。……洪武初年，朝廷征取天下富户，以苏州沈万山为首，江偕寿公等几人随同入京。江偕寿公奉诏修建水西门以及西门大街的廊房，工程费用达数十万。工程完工后，朝廷表彰他为博士。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恩奖博士偕寿公传》1229　君名一麟，又名文征，字从周，姓汪，号东川，是休宁人。……据行状记载，汪氏是休宁西城的巨族。……一麟的高祖思美、曾祖希仁，都曾输送粮食供给边军，按例获得赐予冠服，朝廷在其门上表彰“尚义”。祖父麟祥，敦厚行善、乐于施舍，郡守题名“旌善亭”。父亲福坚，号西潭。……一麟年轻时学习应试之业，想到家族世代在淮扬一带经营产业，兄弟又少，可以托付家业，于是放弃儒业而投身其中。……他与伯父的儿子分割产业，不计较肥瘠厚薄。见到人贫困，必定借钱给他；不能偿还，就烧掉借据，不再追讨，乡里称他为善人。县令每次到他的住宅，都恭敬行礼，并题写堂名为“世义”。君仰慕古人、喜爱学习，尤其沉迷于书画。游历洪都时，各藩王听到他的名声，多次召见，他总是以平民身份辞谢。益王府于是授给他良医的冠服。……年近四十便退隐，每天只督促几个儿子的学业，安闲自得。（嘉靖）庚申年六月忽然染上毒病，……于是月二十七日去世，距他生于正德甲戌年正月某日，享年四十七岁。《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6《处士一麟公墓志铭》1230　许禾，字本中，是明嘉靖年间歙县东关人。他天性诚实笃厚，轻视钱财而崇尚义气，家族和乡里人多依靠他。因为善于经商，家业逐渐富裕。他思考如何行义，认为没有什么比先尊奉祖先、再施及下人更重要。于是捐出二千多金，大规模修建宗祠，扩建厅堂屋宇，开辟道路。又在高阳里修建石牌坊，高高耸立。还捐款置办义田、义舍、义塾、义冢；另储备钱财资助无力婚娶的人，储备钱财资助无力安葬的人。凡是义举，没有一项遗漏，因此行义的声誉大为振扬。他去世时七十多岁。他有个弟弟名谷，性情豪迈，胸怀远大谋略。曾经上呈十三条建议，全都涉及边疆军务。他先拜见守令，认为最紧迫的有三件事：修筑歙县城防、设置监司、训练材官。守令虽然认为他的建议壮伟，却不能上达朝廷。不久倭寇兴起，数十名贼寇突然越过边界，许谷奉太守陶公之命守卫东门。史令要带母亲入城，许谷没有立即开门，坚持要与守城者共同守城，等史令立下坚守的誓言后才允许进入。贼寇从小路逃走。后来城防修建之议兴起，开始于许谷的策略，最终也靠许谷完成。《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9《许禾传·附弟谷》

译1231　凌仲礼，号梅川，是明代歙县丰南人。年轻时跟随父亲经商，到龙游途中捡到装有数十金的钱袋；虽然自己行李困乏，仍寻找失主数日，最终把钱归还。后来游历金陵，在龙江关河西岸买房居住。龙江是陪都的重要渡口，吴越、闽、楚各地的船只都汇集于此。榷政司从水部监到直指等官员，往来商旅凡应当纳税的，常常苦于滞留停泊。仲礼替他们向直指分条上奏便利办法，得到嘉许并施行，因此商人和官府都获益，两地的税收也更加充裕。当权者都把他当作心腹任用；他则一贯借此结交四方宾客，名声在江湖间大为传播。他一生不从事诗书，却喜欢尊崇儒术，以宾客之礼对待老师和朋友。比如族侄孙民部公曾经寄居在外，靠他的资助供给灯火，其余事情也可由此推知。晚年在城北卢龙山南买了半亩山地，建造精舍，匾额题为“尺猊”，种植名花修竹，闭门自得其乐。享年八十八岁。朝廷按恩例晋升他的服色，以示荣耀。《沙溪集略》卷4《文行》1232　黄世权，字仲谋，是婺源潢川人。尚在襁褓时便成了孤儿。长大后，辅佐叔父和兄长三凤携带资本到各地经商。他性情慷慨，气度宽宏。顺治戊子年，他把大量资本交给故交，让对方到福建贩木；那人没有戒备，钱财被全部洗劫，他仍拿出剩余资本前往接济。正好进入福建时，那里兵乱饥荒，沿途逃难者相接，黄世权于是散金施义后返回。康熙癸卯年，他客居江右，遇到冒充逃人的恶徒肆意作害，乡民深受其害。黄世权终于把他们捉住，向上级官府申报，依法治罪，众凶徒因此收敛。甲寅年，额附石大将军在京口修建千间营房，主管者仓皇无措。大将军知道黄世权的名声，召见他，把全部事务交给他办理，不到一个月工程就完工。将军赞赏他的才能和义行，赐给他袍帽，以礼相待，润州士民都感激他。至于他的孝友本性，更是天生如此：他早年哭别亡父，恭敬侍奉守寡的母亲，友爱各位兄长，没有人说过一句非议的话。县令刘光宿、王晟都以礼邀请他赴宴。光绪《婺源县志》卷31《人物·义行》1233　黄金印，字函五，是休宁居安人，籍贯属浙江。他曾游历濡须，顺治己亥年遇到海寇告警，便不惜倾尽家财资助军需，使城池得以保全，当地长者至今还称颂他的义举。嘉庆《休宁县志》卷35《人物·尚义》1234　汪燧，字遂有，是歙县瞻淇人。家境贫寒，却竭尽力量奉养双亲，凡是父母想要的东西，没有不能满足的。中年在浙江经商，家业稍有振兴，想到两个哥哥仍像过去一样贫困，所得收入总是分给他们。乡里许多孤儿和贫困者靠他才能生火做饭。康熙六十一年，年成歉收，他拿出积存的粮食五百石赈济族人，并设置义渡一处、创建祠宇三所。儿子汪绂，字方来，是太学生。他因父亲年老而代为经营盐业，盐运使了解他的才能，举荐他为浙江甲商。他更加体察父亲的志向，努力行善；凡是把钱财给别人，必定另置盈余，使之周济宗族亲友。郡县有重大徭役，他唯恐不能及时报效。县中拖欠的赋税累积到二万八千余两，乡绅们倡议行义，分年缴纳，汪绂也参与其中。其姓名载于县令汪文坦《绅士公输旧粮碑记》中。他曾居住在吴地，族中有人被显贵官员记恨并陷害，便以盐法之事请求汪绂援助。汪绂慨然说：“这是我的罪过。”立即到官府自称有罪。显贵官员发怒，把他戴上刑具拘押，多次几乎死去。恰好有人替他申明冤情，官府责令他修缮苏州城，案件才得以解脱。当时人称赞他有义气、富侠风。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35　徽州有许多资本雄厚的商人，但他们勇于私下争斗，不取胜便不罢休，又善于向权势者献媚。《大泌山房集》卷66《何中丞家传》1236　方原生，字功杰，另名庆师。他正直宽谅，刚强果断，处理事情坚决果敢。经商游历汴梁时，王公巨卿都器重他；他又能以恭敬自持，以严正态度待人，声誉传播郡县，恩惠遍及乡间。生于明洪武乙亥年，卒于成化丁亥年，享年七十三岁。《方氏会宗统谱》卷14 1237　方念宁，字自静，是歙县人。他资质端正，才干出众，尤其善于言谈。跟随父亲经商游历荆楚，被名门大族共同推重敬仰。死后葬在谷城县倒流堰。生于明永乐乙未年，卒于正统己巳年。《方氏会宗统谱》卷10 1238　嘉靖年间，郑月川遇到有人贫困缺乏，必定周济供给，多次也不厌烦。他与人交往，务求倾尽真情；只要有人托付事情，必定尽心尽力去做，人们都感激他的厚道。即使是地位低贱的奴仆，他也处处给予恩惠和信任。他所到过的吴越、江淮、齐鲁、江右等地，虽然以经商为业，但遇到文人名士，往往主动结交，并多作诗文赠送给他们。歙县《郑氏族谱》1239　有一个徽州商人……只在扬州开设当铺，经营盐业。……这个商人收江爱娘为义女，等待寻找一门好婚姻给她，借此建立往来关系。……恰好韩侍郎带着家眷赴任，船经过扬州，夫人生病，想娶一个偏房。……原来徽州人有一种偏好，就是乌纱帽和红绣鞋；一生中只有这两件事不计较银钱，其他事情则很吝啬。听说韩侍郎要娶妾，徽商先就软了半边身子，……恨不得马上促成此事。韩府也派人来看过，对她十分中意。徽商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不计较财物，反而陪送嫁妆。他只贪图借此与官宦往来，便已经心满意足。韩府是仕宦人家，办事排场很大，又见徽商行事体面，不谈身价，反而觉得轻易不能薄待，于是连同钗环首饰、绸缎、银两等，也送了三四百金的礼物。徽商收下后，又添置嫁妆，自己穿上大礼服，大吹大擂，把爱娘送到官船上。侍郎和夫人看见她容貌端正，礼仪更加周全，心中喜欢，便另眼相待。……到了京城，没想到夫人病重不起，家中一切事务都交给爱娘掌管。爱娘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比夫人在世时还好。内外上下没有不喜欢她的。韩相公得意，选了一个吉日，把她立为继室。恰逢弘治改元大赦恩典，便把江氏登记上报，请下了夫人的封诰，从此内外都称她为夫人了。……那徽州商人被认作干爷，仍然不断往来。《二刻拍案惊奇》卷15《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椽居郎属》

译1240　海阳是新都的上等县，所以贤人豪杰很多，悬挂簿籍、撞击钟鼎之家相互望见。它的东南方稍微接近我的歙县，程氏是当地世家。程次公家境本来富裕，靠经商致富，因此唯独对国士屈身礼敬。他的婚姻对象都是郡中有名的公卿之家。……程次公经商像陶朱公一样高明；假使他从事士业，那么即使是鬻熊、姜牙，也不会胜过他，廷尉之职更不必说。可以说程次公财富积累深厚，而且对当时社会有所补益。《太函集》卷16《海阳程次公七十寿序》1241　叔父一向跟随祖父经营盐业。祖父在时，他连迈出一步也不敢放纵；祖父放下产业归来后，叔父便成为举止翩翩、出手豪爽的人。起初他凭声伎歌舞、踢球等活动，作为侠少交游，很快压倒了所有侠少；后来以不计数量地饮酒，成为酒徒中的人物，又压倒了所有酒徒；时间久了，许多贵官都乐于跟随叔父交游，他便凭借贵游声势压倒了东省。后来盐业官员立他为商人中的正直典范，他便收敛锋芒、持守正论，结交达官大人而获得高名。《太函集》卷44《先叔考罗山府君状》1242　两宫刚开始兴建时，前来钻营请托的人像蚂蚁聚集、蜜蜂成群。贺凤山当时任工部侍郎，一概严厉拒绝。……只有徽州木商王天俊等人派人来求，带着大量金钱，依靠权势，请求领取札付。他们购买木材十六万根，更不用说夹带的私木，不知有几千万根；仅这十六万根木材中，逃避的税额就有三万二千余根所值，国家亏损税课五六万两。贺凤山深知以往的弊端，极力杜绝。王天俊等人竭力钻营，内有东厂依靠，外有政府依靠，先捏造洛金源的妄奏，奉旨交工部办理。幸亏工科给事中徐观澜抄录参劾，贺凤山得以呈堂立案，事情没有施行。前一批商人又让吴云卿出名再次上奏，而购买木材的特别诏旨已经下达。于是奸商人人得意扬眉，认为这是必然能够得到的东西，可以借此要挟官府而取利。……贺凤山于是叫来数十名徽商到庭上，对他们说：“你们自以为能使我为难吗？如果我不能制约你们，你们就会讥笑我。如今购买木材既然奉有特别诏旨，我怎么敢违抗？但是有五件事必须明确写在札付中，现在先明白告诉你们，不要说我暗中做手脚。第一，不许自称所购的是皇木，希望借此免除各关税。因为官府购买木材是按平价给钱，既然是交易，就应当由各位主事照常抽分，木材运到后也照常抽分。” 第一，不许自称皇木而撞坏官府和民间的船只；如果违反，照常赔偿。第一，不许自称皇木而抢先越过闸门。第一，木材运到张家湾后，部官会同科道官员逐根丈量清楚，具题后再给价，现在不能预先支取。”于是各商人都变了脸色，一致说：“如果一定这样，那么这张札付只是一张空纸，领取它有什么用？”……各商人知道贺凤山不可动摇，又害怕这件事一旦实行，日后商路断绝，于是都不愿领取札付，转而向东厂倒赃[词义疑误]。东厂大怒，派缉役到他的原籍办理此事，而那些不满他的人也从旁煽动祸乱，非要把贺凤山置于危险境地不可。…… 《冬官记事》1243　我们徽州人不以经商为讳，因此豪杰长者大多在吴越、荆襄之间往来。最能乐于施舍、与人分享快乐，并且慷慨亲自实行仁义的人，人人都称诵李古溪。古溪公家族是当地大姓，祖先先从严田迁到万椿，于是世代居住在那里，子孙繁衍。李公天性淳厚谨慎，幼年时就笃行孝悌。壮年客游江湖，善于筹算，决断谋划多有奇策；后来进入贤士大夫之列，常常因声名显扬，文质彬彬，确实有文采。在乡里居住时，他和蔼如春风，怡人如甘雨。与人相处从不争竞，即使钱袋并不宽裕，也喜好行仁义之事。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万椿古溪李公六旬叙》按：李古溪是万历年间人。1244　严分宜败亡后，他的儿子严世蕃从粤东雷州的戍所私自逃回，和他的密友罗小华、龙文在家园中游乐，广泛招募壮士来守卫金库，舆情十分惊骇。他家中舍人的儿子，也多有违法行为，百姓无法忍受，向有关官府控告，却没有人敢逮捕惩治。袁州推官郑谏臣稍稍替百姓申理，便遭到严世蕃的辱骂，并且还受到要上奏诬告他的威胁。郑谏臣于是与巡按江南御史林润谋划，直接把此事报告朝廷，说严世蕃招集精锐勇士图谋不轨，并且与龙文日夜诅咒皇帝。当时世宗正在斋宫祈求长寿，看见奏疏后大怒，直接批示让林润立即把严世蕃捉拿来京；奏疏下达时，林润已经自行交接差事回到官署。我的祖父当时任仪郎，同乡孙简肃孙植在南台掌管监察，二人一向相识。我偶然拜访孙植，他秘密告诉我：“昨天三更时分，林御史鸣警入门，拿出弹劾严世蕃的奏疏给我看，随即统率军队星夜奔驰进入江右。”当时南方还没有人知道此事，而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锦衣卫，已经先得到报告，于是和龙文一起南返戍所。刚到雷州，林润的追兵便跟踪而至，将严世蕃捆绑；龙文到了梧州才被捕获。押到京城后，按叛臣之法处死，和龙文一起死于西市。林润因告发谋逆有功，升任光禄少卿，不久又以都御史身份巡抚江南。……罗小华原本是徽州人，有才智，于是成为严世蕃的幕客，进入制敕房任中书，凡是输送贿赂的事情都经由他办理，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也因严世蕃案被抄没家产。他的儿子名叫六一，林润弹劾他与倭寇勾通。诏令下达后捕捉他，他因而逃走；后来遇到赦免返回，却仍不敢称自己是龙文之子，改名为王延年，跟随楚中王明卿先生学习诗歌，游历吴越之间，以贩卖古玩维持生活，也有他父亲的风范。《万历野获编》卷八 按：罗小华是徽州商人，精通制墨，胡宗宪曾派他招降倭寇首领徐海。事见《歙事闲谭》第13册。1245　浙江省城南班巷有一位徽商居住在那里。这个商人只有一个女儿，女儿到了及笄之年，选择婚配，却没有遇到合乎心意的人。万历乙酉年仲秋望日以后，他梦见龙在水中戏弄爪子。第二天，姚江人徐应登以儒士身份应试结束，和朋友经过商人家门。朋友指着那家对徐应登说：“这家财产有巨万，家中有女儿求婚，希望得到佳士，并不计较贫富。兄长即使还未中第，但已经参加考试并入学，难道不是佳士吗？我一向认识他，请允许我替你做媒。兄长稍等。”于是进去向商人说明。商人虽然口头答应，心里却还没有同意。朋友说：“这位兄长就在外面，姑且看一看他。”说着把徐应登送到门边。徐应登正好在水瓮中洗手。商人认为这正与梦境相应，欣然答应了这门婚事，于是请朋友促成。朋友告诉徐应登，徐应登想等回乡后准备礼物来聘娶。商人便拿出金钱作为聘礼。后来放榜，徐应登果然考中第十一名。辛丑年考中进士。《坚瓠九集》卷2《濯手倚松》

译1246　吴尔襄，字赞公，是清代歙县丰南人。他为了奉养父母而在豫章经商，往来于临川、乐安之间。当时正值滇、闽发生变乱，贼寇侵犯乐安，吴尔襄倡议设防，县中百姓因此免遭杀戮。教谕许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自己殉难而死；吴尔襄替他厚葬，并资助他的妻儿，让他们把灵柩送回故乡。临川告急，吴尔襄前往，与县令在学校向诸生立誓，招募壮丁坚守，贼寇不敢侵犯，两个县因此有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47　凌和贵，字礼容，婴儿时便失去母亲。……二十岁时游历三衢，崇尚气节情义，喜好施舍，宁可牺牲自己来救助别人；经商积累了数千金，便常常再次散尽。上至达官绅士，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不以礼相交的。他与地方长官来往亲切融洽，却始终没有用私事去求托他们。长沙陈鹏年侍郎初任西安县事时，严正而不滥交一人，唯独仰慕凌和贵的名声，愿意与他交往。陈鹏年向他询问一方政务的利弊，凌和贵从容地评论议论，使陈鹏年十分倾倒。《沙溪集略》卷4《文行》1248　方熬，字山企，是歙县灵山人。他年少丧父，天性聪敏颖悟。曾在楚汉之间经商，对寄居在外的同乡，一概加以周济。观察使某人因牵连获罪，准备进京，家贫不能置办行装，方熬厚赠路费。后来观察使恢复原任，方熬好义的名声便在两湖传播开来。箬岭被蛟水冲坏，山涧深、道路险，行人都认为危险。方熬砍伐石材修成桥梁，又招募僧人修缮桥上的寺宇，煎茶供行人饮用，至今仍称为方家桥。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49　兆炜公，字赤文，是佐桢公的长子。……成年后辅佐叔父在姑苏创办并置立店业，才华卓异、见识高远，一时受到众人钦佩。他持身方正，性情端庄。在燕居闲处时，必定整肃衣冠，整天没有嬉笑放纵的神态[“无嗓容”：原文疑误]，尤其喜欢与名流往来。…… 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候选司马兆炜公传》1250　江君兆炯，字秀成，号晓村，……十四岁时奉父亲之命，跟随叔父和兄长到吴门，协助料理家族世业。他沉稳厚重、宽宏博大，信守承诺，从不欺骗人，众人都很喜欢他；由于没有停止任事，家业日益兴隆。吴郡繁华甲于天下，风气浮靡、习俗淫靡，客居者往往流连忘返，江兆炯对此深为痛恨，坚决拒绝。……吴中的贤士大夫和四方知名人士争相以能与江兆炯交往为幸。有人贫苦困乏、无法自我振作，都来投奔他；他没有不替他们想尽办法的。至于豪强奸猾与显贵相互构陷，只要得到江兆炯一句话，立即就能解脱。……他生活俭朴，却勇于守信，因此以致困窘。凡是欠他钱财达数百上千的人，他都把那点钱看得如同毫毛。因而听到他的名声，众人都把他视为古代义侠一类的人物。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候选州司马兆炯公原传》1251　梅公字仲和，号雪堂，是若山公的次子。……放弃儒业改行经商，在吴门贸易，所有经营事务都竭力承担。……重视交游，乐于与贤能士大夫亲切交往。姑苏是官宦往来之地，仰慕梅公名声的人常常到住宅拜访。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清候选州司马梅公传》1252　程壁是徽州人，侨居江阴。清顺治乙酉年，南都失守，清军逼近江阴城下，程壁散尽家财充作军饷，并亲自到吴淞总兵官吴志蔡处请求援兵。吴志蔡返回后，程壁却没有回来。《徽志补遗》1253　天启公，字云章，号觉宇，又号少溪。……家族世代在淮扬经营盐业，当时被称为巨商。正值世道混乱，他便收集资财，救济贫困、周济急难；即使一次拿出数千金，也毫无难色。有个长安官宦人家的女儿因为得罪权贵，沦落为妓，发誓不肯受孕[“辰”疑为“娠”]。天启公怜悯她的志向，竭力替她脱离乐籍，一时传颂他的高义。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叙州府知事天启公传》1254　郑为虹，字天玉，是歙县长龄桥人，居住在江都，是郑超宗的弟弟。他在复社中颇有名声，后来在仙霞关殉义，详细情况见县志。我从黄宾虹那里得到一幅画，题款写着“郑弃疾作”，印章写着“师山后学”。宾虹说，这幅画是从扬州程兆熊的后代那里得到的，据说就是天玉所作；“弃疾”是他的化名。他还说，天玉在甲申以后所作的画，都不署真实姓名。因为程、郑两家世代姻亲，他们家中一直这样传说。……国变以后，他因愤怒而不书写真实姓名，这种说法或许可信。《歙事闲谭》第6册 按：郑天玉是扬州盐商的后裔。1255　汪文德，字是修，祖先原是祁门人，家居江都。汪文德从祖父这一代起，四代共同居住。崇祯庚辰年发生饥荒，他捐出资财倡导赈济，救活了许多人。乙酉年扬州城被攻破，汪文德与弟弟文健到军前拜见豫王，献出三十万金犒劳军队，说：“希望王爷下令不要杀人。”豫王认为他有义，答应了他的请求。豫王想授给他官职，他以没有才能为由辞谢，请求回乡。豫王给他一块木符，命他返回。雍正《扬州府志》卷32《人物·笃行》1256　汪文德，字是修，居住在祁门大坦。年轻时随祖父客居维扬，靠筹划经营致富。后来进入成均，受到司成郭正域的器重。乙酉年，清军南下，汪文德带着弟弟文健到豫亲王军前，以三十万金犒劳军队，请求豫亲王不要杀害无辜。豫亲王认为他的话有义，想授给他官职，他没有接受。同治《祁门县志》卷30《人物·义行》1257　戴公选，字尔善，是（婺源）桂岩人。他在湘汉一带贩运食盐。正值改朝换代之初，三王统率军队驻扎在楚地，人心惶恐疑惧。戴公选挺身前往军门拜见，把全部实情陈述清楚。三王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加以安抚晓谕，商人和百姓因此安定下来。丁亥年发生大饥荒，戴公选拿出资财运米赈济，楚地百姓靠此得以活命的很多。他把装满匣子的欠债凭券全部烧掉，对贫穷无力偿还的人一概免除债务，义行声名传遍三楚。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1258　芜湖县在嘉靖六年，卸任知县王德溢提出意见：把当地居民以及寄居本地的徽州商人、盐商，摊派夫役三千三百五十六名，轮流到官府服役；又让那些临时租房、来往不定的商人出银，补助各项差役的不足，年终有余款时，留作支解长夫等项费用。这大概是抑制商人、优待百姓的办法，实行已久，百姓都称便。光绪《太平府志》卷12

译1259　介夫原来是儒生，姓朱，名节，是休宁屯溪人。他对明代盐法的利弊，能够随手指出并详细谈论。即使部使者询问有利于时政的办法，他的回答也像回声一样迅速。因此，转运使把商人们推举的介夫立为首领。嘉靖年间，中执法官出来巡视盐政，专门急切地增加课税，使商人们大为不便。众商接连登门，请求介夫幸而开口相救。介夫入内陈述利弊，滔滔不绝，不下千言；中执法官倚着坐席听他说完，最终采用了介夫的意见。起初，山东一带有许多大商人，急于同士大夫结交。介夫曾经在东越经商，因此得以结交东越的士大夫。《太函副墨》卷4《朱介夫传》1260　王君名金，字守一。晚年凭借资财获得承事郎的散阶。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太原，唐代观察使王仲舒迁居休宁宣仁里。承事郎继承了旧业，在燕、赵、齐、楚之间经商。后来他进入浙江经营盐业而兴起，部使者便推立承事郎为商人领袖。各商人之间有了矛盾，都希望承事郎从中调解，于是事情得以平息。县中有个大奸猾张实山，凭借低价买来的奴仆在商人中横行，以言辞构陷他人获罪；即使世家豪商也争相屈节向他低头，唯独承事郎拒绝张实山，不与他来往，张实山始终无法陷害他，不久便败亡而死。各豪商借助权贵的资财，往往倾压下层商人；承事郎以退让为主，耻于借权贵之势，于是缙绅大夫都愿意请求同承事郎结交。《太函集》卷45《明承事郎王君墓志铭》1261　……不久前李侍御上疏，请求停止郡中原来协助供应苏州、松江军饷的办法，事情的始末都写在奏疏中。“徽州百姓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这件事上，我想明公自有处置。我们私下想：李侍御是同乡，譬如自身遭遇火灾水淹，仰天呼号，哪里还有时间顾虑别的？然而他力量不足，能够把他扶起、使他脱离危难的，只有明公。东南各郡都是明公的赤子，徽州百姓也是苏州、松江的百姓，难道唯独会落在我们后面吗？苏州、松江的协济本来就不只来自徽州，其他郡大概也有这种负担。只是今天的徽州，正如从前的苏州、松江。正要仰赖别人救济，难道还能够救济别人吗？徽州百姓以经商游走为生，没有土地产业，名义上富裕，实际上内里贫困。从前东南各郡修缮兵器、修筑城池，登记的客户，十分之九都是徽州人。外出的资财已经耗尽，内部的祸患又正紧迫，战鼓多次响起，群盗遍满山野。如今还没有停止给苏州的军饷，又要供应金华、衢州的军队；郡中还自行招募一千人，每月耗费千金。即使没有金华、衢州以及苏州、松江的战事，境内本来安然无事，而额外的年度赋税已经达到一万二千金，百姓哪里承受得起！徽州郡的富庶，哪里只是比不上苏州、松江，甚至也和池州、宁国等郡不同。池州、宁国的土地足以养活当地百姓，唯独徽州不能这样。何况如今徽州正多事，而各郡稍稍安定，苏州、松江富庶，正在逐渐恢复原状。即使军队不能全部撤除，也可以酌情变通筹划，从当地土地上取得供给，自然会有余裕。如今即使停止徽州的协济，用来供应金华、衢州以及本地自行招募的军队，仍担心不够。一个家庭有十个儿子，其中九个富裕、一个贫穷，那么让九个救济一个还可以；如今贫穷的逐渐富裕，而富裕的中间反倒有一个贫穷，父母的心难道还会责令他像那九个儿子一样出钱救济吗？还是要让过去受救济的人反过来救济他呢？所以今天的徽州，即使不向苏州、松江及其他郡借贷，也已经足够困难了。……明公居于上位，体察百姓疾苦，愿意亲自承担责任。然而我们徽州士民仍然因循不动，没有人敢于采取行动；这样拖得越久，后来就越无法挽回。因此冒昧说这些话，只希望明公明察。” 《重修古歙东门许氏宗谱》卷10；又见《许文穆公集》卷9 《与林宪副》1262　万历癸卯年七月，有个大商人程思山带着货物到洛阳，被汝宁王吞没。《新安张氏续修宗谱》卷29《张国维传》

译1263　旧有的税收祸害流毒天下，天下已经没有一小块清净之地，而淮安、徐州一带以陈增为祸最甚。陈增名下有个参随程守训，是徽州人，首先提出矿税的主张。他从京师跟随陈增出来，陈增任意提拔他，把他当作侄女婿，又不屑同其他参随为伍，亲自纳银帮助大工程，因此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此后他更加骄横放纵，把自己的官衔署作“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以表示不再受内监管辖。不久，他在徽州建造豪宅，修建牌坊，在黄色旗杆上悬挂黄旗，写着“帝心简在”，又把厅堂题作“咸有一德”。当时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上疏弹劾陈增贪婪蛮横，请求将他撤回。程守训于是反过来揭发吴宗尧，说他有数万巨额赃款，暗中寄存在徽商吴朝奉家中。皇帝依照奏报严令追查，吴宗尧是徽州人，和吴朝奉同宗。从此徽商都被指为吴宗尧寄藏赃物的人家，必须重金行贿才得释放。又有徽州大商人吴养晦，家产本来十分丰厚却已荡然无存，谎称自己有百万财产存放在兄叔那里，愿意捐助大工程，皇帝认为此事可行。于是下令巡抚、按察使查核；程守训同吴养晦有姻亲关系，便假称要查究江淮地区违法的大户以及私藏珍宝的人家，出巡太平、安庆等府，允许人们随时告密、受理案件。凡是衣食稍微宽裕的人，无不遭到严刑拷打和敲诈，祸害甚至牵连妇女儿童。程守训又把一群恶棍任命为同治，充作中军官，早晚吹奏鼓乐、鸣炮炫耀。当时巡察南畿的是御史刘曰梧，在路上遇见他，看见他的仪仗旗帜、弓箭、戈戟，比督抚的仪仗还盛，便命人喝止。程守训以双方都是奉命出使来回答，刘曰梧竟无法责难他。程守训只是稍微畏惧淮抚李三才，不敢到李三才那里去。他住在泰州时，李三才也暗中作了防备，假装用好话对陈增说：“公是宫中尊贵的大臣，清廉干练，在各位敕使中最为突出。如今徽州有人非议，只不过一个程守训在胡作非为罢了；将来坏了您的事情，祸患也会牵连到您。老虎虽然已经出笼，为什么不亲自把它捆起来献上去呢？”陈增起初听了还严厉拒绝，后来李三才又诱导他说：“程守训横征暴敛，收入是您的十倍百倍。您把一半献给朝廷，一半归入私库，财富就可以超过京师所有人了。”陈增见程守训日益跋扈，渐渐显露出来，也不再服从自己的约束，心中恼怒已久，于是稍稍流露出同意的意思。李三才察觉后，暗中命令一个家奴——他曾受过程守训酷刑——出来向陈增告发，说：“程守训有四十余万金，其他珍宝奇异之物更是无法计算；还估计他蓄有绣着龙凤、僭越制度的衣服，准备图谋不轨。”李三才又恐吓陈增：“赶快把这件事上报，您不仅可以洗清长期积累的毁谤；皇上如果高兴您勤劳办事，司礼监的印信也可以得到。” 陈增以为这是真话，果然上疏报告。皇帝立即命令李三才把程守训逮捕押送京师治罪，并追查他所告发的许多赃物。陈增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形势已经危险可疑，他的部下也产生了戒备之心，能够搜刮到的钱财不能像往年那样达到数额。皇帝怀疑陈增历年剥夺百姓的财物多得无法计算，又加以责备。李三才又派人威胁陈增，说阁臣已经秘密上奏，皇帝也已经同意。又说：“某日缇骑就要出都门了。”陈增羞惭悔恨不堪，一个晚上便吊颈而死。他名下的狐朋鼠辈害怕获罪，立即像鸟兽一样四散逃走。他署衙中积存的财物，被李三才登记没收后献给皇帝，江淮百姓无论老幼都歌舞相庆。议论此事的人说：“淮抚藏匿了陈增数万金钱，他献上的不过十分之一二罢了。”这话本来未必可信；即使确有其事，诛除这条大鲸，功劳也不小，用这些财物酬劳他，又有什么不可呢？《万历野获编》卷6 1264　汪内史士明，是歙县潜川人。……他的父亲汪良仕，原是儒生，后来离开儒业到广陵经商，每天作诗饮酒，以此为乐。但汪士明更加勤奋好学，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尤其精通《左氏春秋》。他熟悉世故，所作的推测多次应验，从不侵犯诺言。同伴有困难时，他常常亲自遮护，十分谨慎，众人推举他为首领。即使有多年积怨和深重愤怒，他只用几句话便能立即化解。他能够克制嗜好欲望，和僮仆同甘共苦，像白圭一样；又能选择人才、把握时机，像范蠡一样。于是他的商业大为兴盛，财富达到父亲的十倍百倍。宦官中有权势的人奉命出来征收榷税，使苛毒的税收遍及天下，而对新安人的搜刮尤其残酷。汪士明叹息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守着钱财的吝啬鬼，不能替国家分担急难，所以官吏才把我们当作鱼肉来宰割。与其用这些钱填满官吏的无底洞，哪里比得上替太仓增加一粒米呢？”他响应诏令输送粮食充实边防，超过规定数额，因此授任中书舍人，直武英殿；但家中的困难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大泌山房集》卷69《汪内史家传》1265　（朱承甫，明代休宁人。他的父亲）凭借盐业在淮楚之间经商，朱承甫虽穿着儒生服装，却能够协助谋划。……宦官奉命办理榷税，把大商人视作奇货，任意宰割他们。朱承甫倡导义理，据理力争，揭露宦官的监奴、门客进行奸诈牟利的情状，言辞辩论如水倾注，气势奋发不可动摇，宦官无言以对，只得停止。众人惊叹说：“这是什么文弱书生，竟敢摸老虎头、捋老虎胡须，差点儿不能逃出虎口啊！” 《大泌山房集》卷72《朱承甫家传》1266　金文耀，是（明代休宁）瓯山人。他幼年便亲自贩卖货物，竭尽全力侍奉父母。娶妻后，发誓终身不与各位弟弟分灶另过。后来在楚地经商，正值矿▯之祸，百姓激变，攻打▯，以致兴起大狱；最初带头的人逃亡，金文耀挺身到官府为他们申辩，使他们得到释放。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1267　陈大道，字惟一，居住在（祁门）城西，是太学生。他客居游历江湖之间，看见湖口的税▯成为商人的祸害，便竭力向上陈述其中弊端，于是撤除了它。……天启年间，他被授任南京鸿胪寺序班。看见魏▯祸害缙绅，愤怒至极，便告假归乡。同治《祁门县志》卷30《人物·义行》

译1268　话说那位徽州姓汪的富商，在苏州、杭州买了价值几千金的绫罗绸缎，准备运到川中去销售。他来到荆州，照例纳税。那群民壮见货物很多，要汪商交十两发单银。……汪商听说要交十两发单银，明摆着是要他的命，怎么肯拿出来？他说：“别说我做客经商多年，就是近来经过北新、浒墅各税司，也从来没有这个规矩。”……这话一出，激怒了士兵，士兵迎面便打，骂道：“贼蛮子，发单钱又不拿出来，放什么冷屁！”汪商是个资本雄厚的富翁，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羞辱，一时怒火上来，也骂道：“该砍头的奴才，我正项税银已经缴清了，为什么又拦住照单，敲诈银钱，反而还打人？天下哪有这样无理的事！罢了罢了，我拼上这几两本钱，跟你干一场。”他转身就走，想跑回船上。那士兵把他揪回来，又打了两拳，骂道：“蛮囚，你骂谁？先跟我们老爷去见面。”汪商大声呼喊当地人救命，众人见是士兵行凶，谁也不敢上前，只得任由这群人把他拖进衙门。我爱陶（当时任荆湖路条例司监税提举）刚从堂上出来放行关卡，众人跪下禀报说：“汪商船里的货物很多，申报时还有隐匿，而且还指责老爷新定的规例苛刻，百般辱骂。”我爱陶听了，拍案大怒道：“竟有这种事！快把他的货物搬出来查验。”汪商再三禀明被勒索、殴打和辱骂的缘由，却没有人听他。片刻之间，货物全都抬到堂上，逐一查看验货，没想到果然少报了两箱。我爱陶喝令：“把他拿下，打五十毛板；连原来替他报货的铺家也打二十毛板。”我爱陶又说：“漏税按规定应有一半入官，叫左右拿剪子来分取。”向来入官的货物，每十件官府取五件，这叫“一半入官”。我爱陶的新规不论绫罗绸缎、布匹还是粗布，每匹都从中剪开，一半入官，一半归商。可惜价值几千金的货物全被剪破了，即使是织成锦缎的回文图案，也只好当作半片残霞。汪商扶着伤痛走了出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匹〕 《石点头》卷8《贪婪汉六院卖风流》1269　汪道贯，字仲淹，是歙县松明山人，汪道昆的弟弟。……宦官刘朝用听到他的名声，想要见他，他拒绝了。矿务兴起后，刘朝用来到新安，一群坏人依附于他，商议要挖掘坟墓、夷平住宅，还要逮捕侮辱余太仆。地方长官想不出办法，汪道贯正好请求前往劝说，刘朝用于是遣散了党羽，急忙返回金陵，事情因此搁置。康熙《徽州府志》卷15《风雅》1270　汪道会，字仲嘉，是汪道昆的堂弟，著有《小山楼稿》。他和汪仲淹道贯并称“汪氏二仲”。天启年间，宦官刘朝用因矿务来到新安，一群无赖依附于他，商议挖坟毁屋，郡中人心惶恐。汪道会冒险前去劝说，刘朝用受到触动，离开了新安，全郡因此安定。《歙事闲谭》第8册《汪仲嘉程葛人轶事》按：《太函集》记载，汪道昆的祖先靠盐业起家，由此可知汪道会是徽商子弟。1271　我的兄长光禄，名叫（吴）时佐，是守礼公的第四个儿子。他年轻时，家里已经没有财产了。当时父亲正在淮地经商，靠经营借贷来抵御外部欺侮；那些气势汹汹、想要侵凌而后来退避的人，只有畏惧父亲，因此父亲能够在淮海之间尽力经营，不必担心家中。度田之役中，他裁减了多少浮收的羡余？丁亥年大饥荒时，他又救活了多少人？这难道只是靠施舍一点恩德、博取些许恩惠吗？父亲去世后，产业被分割瓜分，光禄才开始经营商业。他善于把握时机，各路沿海煮盐的人接受他的筹划后出发，把货物转运到齐、楚、燕、赵等地，所获利润大大超过常数，而经他帮助的人也无不因此得到好处。近年国家兴办工程，征集工匠、材料，费用不足，光禄率领兄弟们捐钱十万，皇帝表彰了他；一天之内，五道授予中书官的诏命同时下达，这大概就是财富增加之后又获得贵位吧？这一年仲冬，正逢光禄六十岁生日。他的长子养春就是中书君，是个风度翩翩的豪士；他仰慕平原君，愿意倾尽家财招待天下名士。次子太学生养泽，也被称为贤能难得的弟弟，穿着盛大的衣冠，准备丰盛的水陆珍馐，前来为父亲祝寿，宾客摩肩接踵、脚步交错。然而光禄却神情忧郁，不能自得，我私下已经看透了他的心意。如今天下对财物的需求，比公孙弘、卜式那个时代更加迫切。范蠡由治理国家转而经营家庭，光禄大概是要把家庭财富转给国家，或许可以把“不谋利”变成真正的利益吧！” 《丰南志》第4册《光禄兄六十序》1272　倪元珙，号三兰，浙江上虞人，是天启壬戌科进士。起初任祁门县令，后调任事务繁重的歙县。逆▯魏忠贤专权时，黄山一案被牵连出九十余万赃银，特意派工部郎吕下问限期严酷追缴，偏偏给徽州百姓带来灾祸，众人愤怒激烈，纷纷揭竿而起。倪元珙徒步流泪前往安抚劝谕，吕下问得以逃走，百姓很快恢复安居。后来撤回工部人员，改派其他人办理，祸害反而更加猛烈；倪元珙始终凭一人之力，苦心经营、舍身为民，尽力拯救百姓。当时三辅地区争相为逆▯建立污秽祠堂，唯独歙县没有，众人无不仰慕他的气节。戊辰年考核为卓异，升任御史，首先上疏痛切陈述黄山一案的始末，请求将全部悬欠的赃银查明，徽州的祸患才得以解除。顺治《歙志》卷4

译1273　明代天启丙寅年的黄山大狱，详见《岩镇志草》。其中大略说：本里祭祀的三位大夫，一位是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春茂，一位是宁国府推官邓启隆，一位是歙县知县倪元珙。天启年间，权▯掌握国政，县西溪南的吴养春，资财雄厚，称富于一乡。逆仆吴荣作奸犯罪，依法应当处死，却逃走投附▯门，于是揭发万历年间欺瞒隐匿黄山旧案。权▯借助为国家工程筹款的名义，命工部营缮司主事吕下问于天启六年十二月奉专敕驻扎歙县，追查黄山山场银三十余万两，另有赃银六十余万两。巡抚、巡按下令府县追缴解送，于是逮捕吴养春父子及方中凡等人，一个村落中就有八名钦犯立即被捆绑。后来获释归家的有吴用誉、吴逢元、吴邦宰三人，其余都死在狱中。养春的妻子汪氏上吊而死。吕下问刑罚苛酷、罗网严密，凡吴氏的亲属、邻里、族人、同党，无不受到株连。他又以勒索土商吴献吉黄山山银一万两为罪名，吴献吉逃匿；他的家属供出至亲监生潘谟住在岩寺，吕下问命快差黄文拘捕催逼。当时潘谟已经外出，黄文所带的白役知道潘谟的邻居潘家彦家境富厚，便想逐渐侵吞他的财产。恰好潘家彦也远行未归，家中全是妇女。两个白役破门而入，妇女惊叫起来。众人愤愤不平，聚集起来救护她们，把两个捕役打死并毁坏尸体。这是天启七年二月的最后一天。乡里和城中的人无不痛恨工部差役，乘机起事，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到处大书“杀部安民”四字。三月初一日，蜂拥到察院的人不下万人，毁坏大门，放火烧毁察院。吕下问仓皇打破后墙，连夜逃走；他的妻女及二十多个家人，由短坦猗藏匿在同知衙门的监狱中，得以免难。幸亏倪县令安抚乡民，杨巡按以这是白役借故生事、愚民喧闹为由，随即使人解散，并上奏报告，请求治吕下问的罪，同时迅速诛杀逆仆吴荣。皇帝下旨后，吕下问被解职，事情才平息。倪元珙也因此被罢官。魏忠贤失败后，倪元珙再次起用为广西道御史，又上疏论述黄山案，事情才得到大规模昭雪；已解送的山价银发还三十二万两，赃银五万七千余两，因此当地人私下祭祀他。邓推官在这件案子中也有功劳。倪元珙的奏疏又说：吴养春的祖父吴守礼靠盐业起家，到养春的父亲时分成五房。养春有黄山土地二千四百亩，神宗年间兄弟之间发生诉讼，过去的台官骆▯曾提出一半没收入官的建议，但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达，所谓欺瞒隐匿黄山旧案，就是指这件事。养春父子三人都死在狱中，事态紧急时，灾祸还差点牵连到淮扬、天津、祥符、德兴、仁和、钱塘各县。据说养春的父亲曾捐输金三十万资助国家，皇帝特赐中书官五人，养春是其中之一。此事也见于《黄山志》。《丰南志》第10册 1274　（江）南能公，字元表，号彦宣，是玉吾公的长子。他天性孝顺友爱，明白大义。家里原本贫穷，南能公仅以粗茶淡饭奉养父母，也能使父母欢喜，感情十分深厚。后来在淮南经营盐业，积累资财达数万。兄弟同住，不忍分家。明末关津弊端丛生，九江关的奸吏李光宇等人把持事务，盐船缴纳料银时多方勒索，停泊羁留，屡屡遭遇倾覆沉溺，却无人敢过问。南能公毅然叩击关门，陈述长期积累的弊端，奸吏被依法处死，盐船通行的人从此不再有滞留的忧患。直到今天，南能公的名声仍在江、淮、楚、豫之间广为流传。事情记载在《盐法志》中。南能公因这件案子耗费了无法计算的钱财，家业也逐渐衰落，于是退守田园，以琴书自娱，悠闲度日直到终老。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南能公传》1275　休宁百姓没有土地可以依靠来经营产业，只能靠经商所得维持生活。轮流充任里役，即使是有百金家产的人，家产被逐年蚕食一年多，也会耗尽钱袋，生计断绝。休宁《赋役官解全书》1276　新安郡四面都是万山，土地不出产金、银、铜、锡，也没有养蚕缫丝、织布纺线的技艺；又远离鱼盐山海，舟车运输不便，道路险阻。城镇百姓有的挑担贩运四方，有的在本地经商，但经商所得也很微薄。有时带着一船货物，资本或一金、或十金、或百金，等到计算子弟所得，往往只得到刀锥般微小的利润。人们排列店铺居住，靠贸易谋生，奉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所得都仅够满足需要。经商之道实在艰难，居上位的人又从中加以困苦，百姓怎么能够承受这样的命运呢！新安各县想要附属于府城，长期以来官府采购只在城中店铺进行，不肯按实际价格支付，所以差役负担一直没有停止。近来县里有贪财的官吏，频繁进行搜刮勒索，城中商人才开始援引乡村店铺的办法来缓解自己的急难，结果岩镇的商人更加困苦了。于是他们集体向台史叶公申诉，叶公对推府徐官说：“把这件事办成。”徐公说：“唉！两个地方商人的争讼，是由于官府造成的。端正根本，清理源头，难道还会有争讼吗？”于是设置循环文簿，由官府彼此盖印；凡是官府有所采购，就让商人自行记录，以便供巡察民情的使者查考。又发布命令说：“乡村商人的差役并不是旧有制度，离开自己的家，就会丢掉产业；远离妻子儿女，就会断绝他们的供给，何况他们又不熟悉官府中胥吏勾结牟利的弊端呢！调停的办法，应当是乡村商人每年为官府服役不超过一月。” 命令发布后，城中、乡间两地的商人都对叶公心悦诚服。叶公上报说可以实行。过了半年，官府采购很少，文簿上没有什么记载。叶公说：“这样的文簿还有什么用？名义存在而实际已经废弃，后来如果还留下些余烬，你们商人又怎么办？我替你们商人把它全部裁撤废除。”他又向大中丞陈公上报此事，陈公说：“贤良牧守的话是对的，应当把它写入法令。”命令下达那天，岩镇商人欢呼起来，仿佛卸下了沉重负担，又仿佛从倒悬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们商议怎样长久报答叶公的恩惠，于是赶到江都，请求把这件事刻在石碑上。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1277　吴宗圣，是（徽州）路口人，以仗义侠勇闻名。他客居芜湖时，榷关邓主事苛刻责难各商人，额外征收许多税，却没有人能把他怎么样。吴宗圣毅然进入京城登闻院申诉。皇帝下旨：派官员按照实情查办逮问。但吴宗圣因劳累憔悴死在京师，商人和百姓在芜湖县赭山为他建立劳功祠，只要祠堂存在，祭祀就不停止。道光《徽州府志》卷12（5）《人物·义行》

译按：《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第548—549页引康熙二十年十月三十日掌浙江道事广东道监察御史李见龙的题本称：监督芜湖钞关的户部郎中邓秉恒“横征税课，除正额之外，还侵收超额银两，并且加重火耗，摊派宅费。……除应征的额定税款之外，又设立‘皇税’名目。凡民船所载的日用柴米等物，一律抽税，致使芜湖全县商民激变，于康熙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起罢市三日。”但这次“进京申诉冤屈”的人却是行商叶时茂，题本中并没有说吴宗圣“入控登闻”的事情。两处记载互相不同，姑且存疑。1278　鲍叶氏，是歙县原监生鲍琏的妻子，侨居芜湖。芜湖县自明代以来有江夫、河篷银，每年二千四百两有余。起初本来是因为差役沉重，摊派到民居间架贴费，后来便归入公项，作为赋税征收；贫户拖欠追缴，负担越来越重。雍正元年，叶氏的儿子廪贡生鲍人龙、孙子例贡生鲍献和士民上呈，请求救济困苦，但申请没有获准。后来鲍人龙和鲍献相继突然去世，叶氏想完成子孙的遗志，于雍正十一年同儿媳叶氏、孙媳余氏愿意捐出家财二万两，生息用来抵缴办理此项税银，呈请逐级上报。雍正十三年，巡抚赵国麟体恤下情，以奏折上奏；这一年十一月，奉皇帝特别旨意豁免此项负担，并定为成例。嘉庆《芜湖县志》卷21《艺文志·鲍叶氏传》1279　徽州人以经商为业，宏村有名望的家族中，尤其多有人到浙江的杭州、绍兴一带经商。他们穿着丝鞋、拖着绢衣，戴冠束带，衣袖宽博，于是便在那里置业成家。至于在当地做官的人，举手投足之间无不把那里看作获取利益的地方，所谓做官而又经商。百姓的凋敝困苦，一概不在他们心上。道光《黟县续志》卷15《艺文·汪文学传》1280　毕懋政，字唯德，是歙县人。曾经游历福建，看见道路上死者很多，便捐钱收葬，无法计算。又曾看见某个商人折损资本，准备出海；当时对出海的处罚非常严厉，毕懋政给他路费，把他带回家。某户人家等待领取解送京师的货款，按规定，押解者把货物分给各商人，到京师收取货价。仇家便把这户人家告到户部，锁系起来，准备上奏，株连数十家，灾祸将不可预料。毕懋政拿出数千金代为缴清。民国《歙县志》卷9《人物·义行》1281　汪大受，字叔可，是婺源城西人。嘉靖己丑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改任工部主事。他在杭州关主持榷税时，开通贴沙河以便利商人，商人为他建立祠堂祭祀。康熙《徽州府志》卷12《人物·经济》1282　许公主持浙江盐政三年，任期届满，按考核成绩本应升迁，却因丁外艰离开浙江。各商人含着悲痛，走出百里以外为他送行，不忍同他分离。到了五月，众人都说许公和前任盐政衡阳朱公对我们十分厚待，朱公已经被百姓立祠祭祀，而许公独自没有祠堂，这不是所谓彰明遗留的恩惠、使人长久追思吗？于是买地在西湖建立祠堂祭祀许公。……私盐既因严禁而停止，巡逻的士卒彼此勾结，有时看见商船便指称为私盐；许公将他们收捕入狱依法论处，商人出入才称便利。其他兴利除弊的政令也大都如此。许公又不只是考虑一时的办法，凡是同商人有关、适宜推行的事项，都重新刻成书，命名为《行盐事宜》，颁布给各属，以便长久遵行，商人也将永远受益，今天人们正因此思念许公。我说：许公这样惠及商人，大概是出自清廉自持、恭敬节俭之外的仁心。……许公对待商人，就像乡里的父亲对待亲生孩子一样，保护爱惜周到全面，没有留下余力。各种兴利除弊的措施可以惠及百年，近可以解决民食，远可以供应戍边军饷，都将长久受益。其他如体恤灶户的政策，包括免除拖欠、均平沙荡、赈济灾荒等，深厚的仁德恩泽，广泛流传在众人口中的，又是商人们无法完全知晓的。……许公名天赠，是乙丑年进士，新都黟县人。嘉庆《黟县志》卷15《两浙运司新安许公生祠碑记》索引：186　234　247　256　258　266　303　307　350　354 379　380　399　401　404　418　428　467　477　516 530　578　588　751　752　807　862　911　932　934 1021　1176　1178　1358　1365　1366　1394　1403　1470　1475 1478　1480 第二节　徽商与农民起义 1283　（江渐江）已经再次升任浙江右参政。在此以前，流民聚族采矿，占据西安铜山，多次侵扰新都，官府无法追究。江参政提出四项便宜行事的办法，还没来得及施行，贼寇已经攻破婺源，劫掠休宁，并且逼近歙县境界。参政急忙请求督抚发兵截断贼寇退路，把他们全部歼灭。于是乘胜封闭铜山，遣散其党羽，又请求以浙东兵备兼摄徽州境内事务。十年来，徽州没有再发生聚众啸乱之事，都是参政的功劳。《太函集》卷30《江渐江先生传》按：江渐江，明代歙县人，靠经商起家。1284　公讳梦玺，字君符，别号绍滨。他幼年聪慧出众，不同寻常；稍长便精通骑射，能拉开六钧弓，在百步之外射中目标。他尤其擅长书法，受到海内人士推重。喜欢读经史，书架上有数万卷书，沉浸其中。凡是古今治乱以及圣贤、忠孝之事，没有不深入研究的。他曾经以经商为业，侨居洛阳，同大司马吕豫石交往，纵论天下大事，吕豫石非常叹服。福藩听说他的贤能，召见他；他以平民身份拜见，福藩设宴赐酒并让他入座。当时流寇气焰极盛，从晋地到秦地蔓延数千里。公对福王说：“贼寇的势力将要渡过黄河，如果不先设置水师控制要津，黄河以内恐怕就不再属于国家了。”福王认为公是杞人忧天、过度谋划，又以其他事情派公前往姑苏。贼寇果然渡过黄河，蹂躏到陕州，福王急忙征召公返回，授予参将之职，派他前去救援。公于是策马再次出发，和州守史记言共同防御。公登上城墙射击贼寇，三次射死渠魁，乘胜追击到其后方，斩杀俘获的敌人超过应有数目。州人争相慰劳军队，公说：“贼寇这次离去，还会增加兵力再来，怎么办？”于是请求援兵。不久，贼寇果然再次到来。正逢大雪，又有人在城内接应贼寇，城池于是陷落。公带兵转入巷战，射杀数名贼寇，自己身受重伤，最终遇害。第二天援兵集合到达，找到了公的尸体，葬在东门外的水牛坡。这时是崇祯乙亥年十月十五日。《新安张氏续修宗谱》卷29《张梦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