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风俗习惯

译50　新安人自古以来特别多以才力保卫乡土而著称。后来逐渐出现了文士；黄巢之乱时，中原的士大夫和官宦人家逃到这里避难，后来有的离开，有的留下，风俗更加趋向文雅。宋朝兴起后，名臣接连出现。这里的山势挺拔险峻，水流清洁湍急；这里的人多有担任御史、谏官的。由于山岭阻隔、土地隔绝，百姓不受外地风俗影响，勤于砍伐山林，能够耐受寒暑，衣食简陋；女子贞正洁净，不淫荡放纵。即使遇到饥荒年，也不卖妻子儿女；山谷中的百姓，衣冠服饰甚至百年不变。自唐末以来，赋税不再直接归属天子，赋额突然增加，百姓于是更加贫困。不过他们勤劳耕作、安土重迁，仍然胜过其他郡。近年来，很多人迁往舒州、池州、无为一带。歙县是靠近州城的县，百姓的弊病是喜欢经营人情关系，迷信葬地选择和下葬日期，甚至要选择吉年；市井中成排的房屋，门面还稍稍向外张开，以求取吉利的朝向。休宁县的风俗是读书人很多，山中出产优良木材，每年编成木筏顺流而下进入浙江，过去从事这种运输的人大多因此致富。女儿刚出生，便种树并用火占卜；等她出嫁时砍树卖掉，用来供给各种费用，女子也因此有的预先自己积蓄。秦代开始，黟县地域广大，如今却变成小县，风俗淳朴节俭。绩溪县的风俗有两种：徽岭以南，土地贫瘠、赋税沉重，百姓贫困；徽岭以北，土地肥沃、赋税平和，百姓有余财，于是柔顺守规矩。不过愚昧的百姓喜欢储积财物，因而不愿多生男孩，害怕儿子越多，财产分割后就越少。苏轼被贬来担任县令时，和百姓一起结社，百姓非常高兴。后来乡里各社总是用酒肉馈赠长官，下至佐吏、史吏，至今已有五六十年，花费越来越大，反而成了负担。婺源被五岭阻隔，但通往鄱阳的道路较为便捷。唐末时，朝廷常常派人总管浮梁、德兴等县的盐业专卖，并且专门统领当地军队；由于同鄱阳相通、边界相连，所以民俗也接近鄱阳。前代贤能的官吏，多次上表称赞这里百姓的善良，用来劝勉其他地方。祁门的水流入鄱阳湖，百姓靠茶叶、漆、纸张、木材运往江西，再依靠那里输入的米粮自给。当地风俗重视养蚕，甚至要熏浴、斋戒、保持洁净来喂养蚕，这就是当地风俗的大概情况。淳熙《新安志》卷1《风俗》51　徽州的山大概占土地的十分之五，百姓很少有田地，通常把经商致富作为固定产业。春天带着余钱外出贸易，赚取十分之一的利润，用来筹划一年的生活；冬天才带着所得回家，也有人几年才回来一次。大商人所得，可以抵得上上等人家的产业；中等商人所得，可以抵得上中等人家的产业；小商人所得，可以抵得上下等人家的产业。他们善于判断物价的涨落，随着时机买进卖出，因此商人所得比邻近郡县丰厚一倍。明末徽州最为富裕，遭受兵乱火灾后，逐渐衰落，如今已经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了。然而徽州人多举止从容文雅，仪表得体，口才很好，商人的名声又遍及海内。但他们居家生活时，却十分节俭吝啬，专心积蓄。贫穷人家每天吃两顿，富裕人家吃三顿，吃的只是【字误】粥；客人来了也不做黍饭。家里不养乘马，也不养鹅鸭。他们的吝啬一天比一天严重，比不上姑苏一带各郡：那里的产业相差十倍，花费却相差百倍；即使是池阳的富家子弟，也不能与他们相比。但徽州人反而以富裕闻名，是因为在外经商的人出售的是虚名。徽州人居住在维扬、苏州、松江一带的，从未贫困，但他们一生往往不回故乡；反而住在徽州本地的人，却受到这种富名的拖累。不仅贫民如此，连在这里做官的人，也会受到地方虚名的拖累。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希望能够想到这一点。他们外出时，要用一个月准备行装；到了三十里以外，就开始装出体面样子，器物换新的，衣服穿好的，冠帽和佩剑加以装饰，车马相连。这样做是为了凭借虚名向人借贷大笔资金，甚至还会签领官府的货物。见到这些情形的人纷纷前来相看。徽州富商很多，却不知道自己后来无力偿还债务，因此获罪的人比比皆是。汪京兆汪循说：“徽州商人出售虚名，却遭受实际灾祸。”这话确实不假。…… 女人还以节俭著称。居住在乡间，几个月不吃鱼肉，每天搓针纺线，缝补破裂的衣物。黟县、祁门的风俗是织木棉，同巷的女子夜里相互纺织，女子的劳作一个月能抵四十五天。徽州风俗能够积蓄、不至于挥霍流失，大概也有赖于妇女的内在德行。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52　客人说：“早就听说歙县风俗富裕厚重，如今怎么样呢？”回答说：“歙县和其他县不同。人们崇尚气节，百姓一向朴实淳厚；各地语音不一，爱好欲望也不相同。西北一带喜欢修饰，柔和文雅；东南一带守约节俭，勤劳辛苦。当地刀耕火种，妇女儿童辛苦经营，没有骑马的人，都是徒步行走，衣食很少丰足。他们宁愿甘心诉讼争斗，喜欢义气，所以好争执；不怕占卜征兆，是因为看重亲族关系。闰年驱除疫病并举行赛社，三月划龙舟招魂，这就是风俗的大概。如今的风俗不如古代，又多了游荡懒惰的子弟和刚愎自用的人，这是借用了富裕厚重的名声，却很少有富裕厚重的实际，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客人说：“你说得多么不真实啊！难道没有看到如今那些经营奇货、互相夸耀的人吗？他们全都是新安的豪华人物，怎么能说这里不富裕厚重呢？”回答说：“田地是固定的产业。歙县山多田少，何况土地贫瘠，土质坚硬，物产微薄，所种的又不适合稷、粱等粮食，因此本地粮食不能供给所需，还要从其他郡县转运。这就是说，这里没有固定产业而商人很多，也是形势使然。何况近来连年歉收，很少有人不更加困窘。经过兵乱火灾之后，每天都不能自给；又加上徭役沉重，更加不能安居。这样怎么能不把经商致富当作固定产业呢？这是商人为了求得富裕，而不是本来就富裕。” 客人说：“不是这样。我看见有些商人在外地世代经营产业，难道能说这是今天才开始的吗？”回答说：“人哪里会轻易离开故乡呢？大体说来，如今流寓外地的人，实际上是有外力驱使他们。过去有的商人只是自己住在外地，如今连妻子儿女也一起带走了；过去有的商人几年回来一次，如今连祖坟也抛弃而远去了。假使没有驱使他们的力量，他们又为什么甘愿四处迁徙呢？《硕鼠》那类诗所说的情形，实在令人悲伤。” 客人说：“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才造成这种局面的呢？”回答说：“所受的弊害有很多方面。比如歙县的地形，山陵占十分之七，田地占十分之二，河流、湖泽和塘堰占十分之一；总计丁粮和各种杂赋，共七万五千有余。百姓非常奉公守法，没有不输纳的。然而，试问今天果真能按照户籍征收吗？果真没有借公事名义加派勒索吗？果真能够遵照命令革除耗羡吗？即使说这些做到了，赋额仍然没有定数而横加征收，胥吏又结党营私、从中饱私囊，农民因苛酷暴虐而受到骚扰困苦，百姓因借支钱粮而受到牵连。这样怎么能不使百姓贫穷并逃亡呢？哪里还能遇到像伏日恒、任敢、孙遇、倪祖常、羊欣、江秉之、袁甫、郭师中、孙佑、吕大防这样的清廉仁惠、宽缓简约的官吏呢？” 《歙问》

译新安竹枝词 53　我乡著名画家方士庶的弟弟士【缺字】，字右将，号西畴，是环山人。他侨居广陵，时常回故乡，作竹枝词三十六首，乾隆己巳年刊刻，厉樊榭为它作序。他说新安是江左的名城，风俗朴实，百姓淳厚，古人把它比作邹鲁。西畴的这些作品，使人仿佛游历当地，看到当地士人和女子的勤劳节俭、乡里的仁厚谦让，没有其他地方奢侈浪荡、嬉游玩乐的习气，大概没有违背《诗经》六义中讽谏诗人的宗旨。现选录如下：“归来不必花钱买山，村里有官厅，家家有田；祭祀所需能够供给，祖墓也能够守护，穿布衣、吃蔬食，年年如此度过。（原注：官厅、众厅都是公共产业。）数里烟村有人家，溪流转折、山峰回环，一条小路斜斜延伸；结伴带钱去买夹酒，到洪梁水口去看昙花。（原注：洪梁券是程氏祖居；夹酒是双料酒。）山乡风味进入梦中，令人思念；这位君子一见，便能使人舒展笑颜。晚菘早韭都是平常之物，猫头菜煮得烂熟，用饭匙食用。（原注：猫头菜以问政山所产为最好。）鼓乐喧闹，人群拥挤得无法前进；牲口拴在架上，车夫和樵夫来往奔走。问他们为什么忙成这样，原来是在唐宋坟头挂纸祭扫。随意用盆钵养花，晴天怕泥土干，冷天又怕风；这些话说给樵夫听，他们完全不懂。砍柴时，多半映照着满山的红花。（原注：春天满山开踯躅花。） 清明时节灵草遍地发芽，到了夏天松萝的味道便差了。多少回娘家的红袖女子，也跟着母亲采摘新茶。油茶花凋谢，麦穗渐长；家家浸种，准备插秧。社公会之后又有汪公会，还要准备龙舟送大王。鹅雏圈养得黑亮，细毛如丝；早晨晒制，清早做饭，谨慎地加以养护。饭菜中的好蔬菜是莴笋叶，掐下嫩尖又是珍品五加皮。（原注：莴苣只吃叶子不吃根，因为叶子难得；五加皮的嫩芽烘干后代替茶叶，味道极好。）铜锁双簧，铁制剪刀；把唐诗摘句印在潮糕上。匏花、敝豆、珍珠菜，都比不上松烟墨品格高。（原注：当地把干糕俗称潮糕，在上面印唐诗句。）各种灵异景迹都推重六六峰，山峰座座高耸，像玉制芙蓉。自从老和尚向西归去之后，再也没有棋盘松下与古松对弈了。（黄山的棋盘松最有名，自从中州和尚去世后，松树也折断了。）观音大士最有慈悲心，到了她的诞日，远近都不辞辛劳前去烧香。人们成群结队到岑山、潜口去，女子同伴相随，仿佛比丘尼。（原注：岑山就是小南海，潜口有观音山。）山轿由人平抬，重量压在两肩；途中随处索取盘缠。河西桥边的杞儿面，远胜唐模和券田的面。（原注：轿夫途中吃饭叫“吃盘缠”；唐模、券田的面少而味好，他们却偏爱杞儿面，大概是贪图分量多。） 雀角之争何必强行斗争，是非曲直自有乡里评判；不去投靠保长，就去投文会，这样可以省去官差催逼，也免得下城。岩镇在正月初九迎神，三月初三在路口禳灾。七月点荷花灯以消解酷热，十月在溪南演《琵琶记》。（原注：七月二十五日夜，岩市点荷花灯；十月溪南花台演出《琵琶记》全本。）麦子成熟时在端午节做饼祭祀祖先，秋收后包角黍庆祝丰年。芝麻、豆类、粟米是南乡的特产，乌麦收获时已经霜满天。春天刚暖，蝉声吱哓；四月天气微阴，蟋蟀鸣叫。庭院四周到处是鸟的足迹，门前鼓乐声中聚集着蛙鸣。（原注：当地俗称蝉为吱哓，瓦雀也常聚集在屋脊上。）红苋菜拌灰种在肥田里，茄子和扁豆长在竹篱边；枯松搭成高架，让南瓜藤攀援；羊角豆排成行，牵引着豆蔓。（原注：羊角就是豇豆。）无论贵贱，千百年来都不结婚；穿布袍和绸裤互相寒暄。相逢时哪里需要通报姓名，只问住在哪个村庄。（原注：当地重视门第，不论贫富。）世家门第以清华著称，多住在山角水边；直到老也不知道城市的道路，附近村庄随处都有烟霞。山村偏僻处少有尘世喧嚣，买了牛犊又何妨卖掉刀；夜里不必防盗，邻里之间没有地方可以藏匿旗帜逃跑。红日已经升高三竿，人们还在高枕而眠；疾病多半靠占卦来求痊愈。参加赛会、祈求保安，即使花费很大也不在乎；花筒、纸爆等花费也不计较。（原注：乡间风俗不论贫富，起床和睡觉都很迟。）田地和房屋坐落在山坳里，黄册掌握着推粮过户的权力；田地有的短、有的窄、有的斜、有的长，分别编列字号，零星小块的田地像蜗牛角一样，还要计算到厘毫。（原注：总册名叫黄册，按《千字文》编列字号；凡买卖田地，如果不经过黄册推粮过户，就不能取得产业。）健壮的妇女主持家务，自己却像客人一样外出；从黑发直到白发才回来，儿孙长大后都不认识她，反而问老人从哪里来。到大通江口买鱼苗，昼夜奔驰，早早送到家中；挑选青鱼苗、白鲢苗，每天割草，喂以糟渣。（原注：鱼苗买自大通，用糟渣饲养，才不会带有土腥气。按：大通现在属于铜陵县，在长江南岸。）萝卜腌制，洋姜茎做成齑菜；紫苏、豆豉便于远行携带；炒虫米、冻米用来防备早晨挨饿；舂好的谷子储存在仓中，胜过柳西米。（原注：二月二日炒米，叫作炒虫；柳西米来自江西，米色淡。）门前乌桕翻出红叶，溪上垂柳映着白苹；结出的果实熬油制成蜡炬，树枝截成木段用作柴薪。妇女们个个梳笄戴总，家家遵守妇德；齑盐井臼等家务都亲自操持。小姑将来成为新妇，洗手做羹汤，情义上也不推辞。古老人家的高大树木，可以辨认出掀楠；水口浓密的树荫映出蔚蓝色，更建有红亭供人远眺和听赏，过路人常误以为是百花潭。临河的亭子高大茂盛，拾级登高凭栏远望，实在畅快；满眼云山如同铺开的画稿，鹅溪绢正好用剪刀裁取。（程氏临河亭，远远正对剪刀峰。）我家石壁适宜幽居，桃树柳树的浓荫中道路曲折，容易迷路；陌生客人有时为进出发愁，这里仿佛是武陵溪。（原按：士【缺字】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性情孝顺友爱，和睦宗族，曾在扬州创建宗祠，置办祭田。乾隆六十年，歙县发生饥荒，他拿出千金帮助修建惠济仓，又和名流结成韩江吟社，年过七十。） 《歙事闲谭》第7册载方西畴《新安竹枝词》54　程读山（乾隆年间人）《为黄山寄远方游客书》……还有诗说：“想要知道金银的气息，就应当到远方去经商。”却不知道我乡山水天下第一，理学居第一，文章次之；人们知道节俭，有唐代魏征、魏徵一类的遗风。当地风俗崇尚刚直鲠骨，以谄媚圆滑为可耻。况且土地贫瘠，田地很少，谋生十分艰难，实在是最贫困的地方。所谓“素封之家”，都是乡人到淮南、淮北经营盐业所得，本州本地其实穷得像洗过一样，实在担当不起富裕的虚名。《歙事闲谭》第6册

译55　徽州郡分为三种风俗区域：靠近州城的是歙县，歙县西北部和休宁县东部，风俗富裕厚重而且讲究礼仪，衣服缝制整齐，边缘装饰和外表文雅尤其突出；休宁县西部是祁门，西南部是婺源，风俗崇尚儒学而自负议论，财赋稍显不足，习性朴实诚厚，近来也逐渐增加了修饰。休宁县北部是黟县，土地狭窄、人口少，细致节俭类似祁门、婺源，但能够勤于农事、操持纺织缝纫，还保留着古代遗风。歙县东南两个乡，比西北一带俭朴；同绩溪县相比，却较为奢侈。绩溪县风俗极其节俭，又安分守己，是各县都比不上的。俗话说：“只有绩溪人真正老实。”这不是假话。《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56　勇武强劲的风气，在梁、陈、隋时期最为兴盛，如程忠壮、汪越国，都因捍卫乡里而显名。至于文学艺术，则在唐宋时期振兴起来；吴少徵、舒雅等前代贤哲，全都在当时享有声望。元、明以来，英才贤士接连出现，于是文雅兴盛，被称为东南的邹鲁。至于遵守礼制、主持正义，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各郡各县都相同。因此，朴实往往接近吝啬，质直有时表现得像拘谨；即使闺房中的妇女，也知道以贞节自我要求，尤其值得家家效法。《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57　程且硕《庭若庵集》中有《春帆记程》一篇。我游历陇地时，在蜀人陈莲波那里见到它，于是抄录了一份。这部书写于康熙五十七年，前面有成都费锡璜作的序。且硕是岑山渡人，侨居扬州，这是他返回歙县时所作的书，现节录几条。他记载徽州风俗说：“徽州的士大夫和大户人家，大多住在乡村；每个村落往往聚族而居，不与其他姓氏混杂。其中社有社屋，宗族有宗祠；支派有族谱，源流难以混淆；主仆有明确分别，冠帽衣裳不能颠倒。至于男子崇尚气节，女子仰慕端庄贞洁；即使穷困到死，也不肯轻易离弃故乡。女子出嫁不久，丈夫便远行，有的终身不归，她们却谨慎侍奉公婆，守志无怨。这是我所见歙县风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地方。乡村像星辰棋子一样分布；每隔五里、十里，远远望去，粉白的桅杆高高耸立，鸳鸯瓦密如鱼鳞，门楣高峻，鸱吻高耸，宛如一座座城郭，实在很值得观赏。” 《歙事闲谭》第8册录程且硕《春帆纪程》58　国家恩泽深厚，仁政绵延，太平盛世相继，到弘治年间大概已经十分隆盛了。于是家家富足，人人有余；居住有房屋，耕种有田地，烧柴有山林，种植有园圃。催征赋税不扰民，盗贼不生，婚嫁依照时令，民间安居乐业。妇女纺织，男子从事桑蚕、蓑笠等劳作，奴仆服役，邻里和睦。真是一时的三代盛世啊！哪里只是宋代太平、唐代贞观、汉代文景而已呢？欺诈虚伪尚未萌发，揭发争讼尚未兴起，华美风气尚未沾染，奢靡浪费尚未达到，这正是冬至以后、春分以前的时期。到了正德末年、嘉靖初年，情形就稍有不同了：外出经商的人增多，土地不再受重视。掌握资本的人相互交结，成败起落没有常态。有能力的才得以成功，笨拙的便遭到败毁。东家已经富裕，西家却自行贫困。贫富高下失去均衡，连极少的钱财也要彼此争夺。互相欺凌侵夺，各自惊慌自保。于是欺诈虚伪萌发了，揭发争讼兴起了，华美风气沾染了，奢靡浪费达到了极点。这正是春分以后、夏至以前的时期。到了嘉靖末年、隆庆年间，情形更加不同了：依靠商业致富的人多，依靠土地致富的人少。富人更加富裕，穷人更加贫困。有志者独自强盛，衰败者被迫退却。资本有了归属，产业却没有恒定。贸易纷乱复杂，征求索取苛刻细密。奸诈豪强制造变乱，巨猾之徒侵吞谋利。于是欺诈虚伪发展到鬼域般诡诈，揭发争讼变成刀兵相向，华美风气像水波一样扩散，奢靡浪费形成深沟大壑。这正是夏至以后、秋分以前的时期。到如今三十多年，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富人，十个人中有九个穷人。穷人既不能与富人抗衡，少数人反而可以控制多数人。金钱法则主宰一切，钱神高踞大地。贪婪没有止境，骨肉亲人彼此残害。自己享受所得，还来不及肆意挥霍；为了报复他人，几乎没有不牵连的。于是鬼域般的诡诈隐藏了踪影，刀矛演变成接连不断的战争，泛滥的水波冲上了山陵，深沟大壑变成了陆地上的海洋。这正是秋分以后、冬至以前的时期。万历《歙志·风土》59　长者们说，成化、弘治以前，民间质朴少文，甘愿安贫退让，重视土著身份，勤于农事，厚道谦让，崇尚节俭。如今却家家弦歌、户户诵读，钻营攀附以求进取，流寓五方，轻视农业而重视末业，舞文弄墨，乘坐坚车、驱策肥马。世道的变化像江河一样，实在难以预料其终点。万历《歙志·序五》60　我的家乡，即歙县沙溪，上下两片地方都是平坦的田野。过去人们大多安于农业，读书和经商，各自都有正当事务，游手好闲的人很少。近代的情形已经稍稍不同于古代了。《沙溪集略》卷2《风俗》61　县里的风俗，四乡各不相同。东边接近绩溪，习俗崇尚节俭朴实，大多能够务农、经商来丰裕生活。南边分为水路和陆路两条道路，陆路以南就是古县所在地，百姓质朴厚重，能够忍耐劳苦，善于积聚；妇女尤其勤劳节俭，不事修饰，往往丈夫在外经商，收入很少，一家几口全靠家中妇女帮助，因而没有受冻挨饿的忧虑。水路以南村落像棋子一样分布，……但商人善于经营奇货牟利。民国《歙县志》卷1《风土》

译62　大概县中土地所产不能供给粮食，大多数人把经商致富当作固定产业。最大的商人经营盐业；其次是权衡资本和利息，进行放贷取息；这样的人一千一百个中也未必有一两个。其他人带着少量资本，遍游各地都会，根据各地货物的有无来沟通贸易，又看年景的丰歉来谋求进退。远到海岛，近到沙漠，足迹几乎遍及禹所划定的天下。近的每年回家一次，远的则不能以三四年计算。为了养活嗷嗷待哺的几口人，他们抛下家庭，冒着风浪，在濒死之际求得生路。等到船车运输还要收税，关卡和市场反复征收，所得利润一半交在道路上，回家安慰等待哺养的家人，还能剩下多少呢？不过是像蜗牛涎液一样从中间干涸罢了。商铺排列在市街上，若稍稍显得安逸一些，因为百货全都被专卖，货物价格天天上涨，利润却天天减少。加上本县处在交通要道，各县的供应常常要在这里办理；奉公所需的钱财，十成还不到一半，轿夫、差役上下其手、任意搜刮，于是市井商铺更加困苦。粮米是最紧急的需要，每天都要依靠东西两江运来；船只十天不到，大家便惶惶然空着肚子等待。米商乘机统一抬价，坐在那里掌握高价；即使粮价昂贵，也能有什么办法呢？商人受到重重困扰，百姓的日常需求却日益增加，各种损耗侵蚀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再加上商人的子弟到外地掠取女子，带着几口人返回家乡，每年收入不少于千百。那些外出游历的士人，举止从容文雅，喜欢修养侠义品格，追求奢侈声华，聚集盛大宴会来向外地炫耀，于是外地便认为休宁县富裕厚重，哪里知道只是名声肥美而实际贫瘠呢？至于读书人没有才干、农民没有土地、工匠没有技艺、商人没有资本的，又何止十分之二三呢？假如没有朋友可以依靠、亲戚可以投奔，很多人连生火做饭都做不到。即使甘愿住在贫陋的街巷里，靠一箪食又从哪里得到供给呢？于是有抱负的人，有的住在山岩、观看川流，以草木为食，灶台长期不再冒烟；有的早晨还没有谋划晚上，结社作诗，歌声却像金石发出的一样；有的隐居行医占卜，有的精通书画，有的终老于经学研究，有的逃入方外，最终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再往下的人，便做菜佣、出苦力，捕鱼、养猪、砍柴、背柴，靠船筏贩运，整日劳作只能供养几口人；如果他们又轻视这些工作而不屑从事，便宁愿低头赔笑、献媚求容，到富贵人家门下换取饮食；用温言蜜语，引导纨绔子弟走向荒淫之路，风气就更加败坏了。还有沉溺于赌博，把酒曲酿成的酒当作饭食；掷骰子赌博，愚弄富家子弟以争胜负。更严重的，有的作奸犯科、挑起诉讼，结伙喧闹诬陷无辜，众口一词诋毁弱者，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百姓各有争强好胜之心，而进谗言的人挑起事端，舞文弄墨的人制造诬陷，逞强的人激发斗殴，图利的人引导人钻营关说，贪得无厌的人使人受禁锢；他们反复争胜，却不顾最终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早晚所奔走经营的事情都在官府，争斗有利而息争不利，所以县里号称诉讼繁多，都是这类人的缘故。为什么呢？人口日益繁多，谋生的门路日益狭窄。普通百姓中勤勉从事职业的人，付出的力气最多，享受的利益却最少。那些游荡懒惰已经成为习惯的人，哪里甘心这样生活呢？他们少廉寡耻，居于下流，这就是所谓的无赖。如果不是掌管教化的人设置禁令、端正习俗并加以改变，民俗怎么会端正，百姓的生活怎么会富足呢？大概人口已经增多，就希望成为富裕的县，却并没有真正富裕的基础。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63　……全县田地每年的收入，大概不足以供给全县十分之四的人口，于是大家共同在山上劳作，收取麻、蓝、粟、麦来补足田地收入的不足；又用杉木、桐木的收入到饶州换取鱼和稻米，到休宁换取各种货物。前往饶州走水路，水道险峻，只能划一叶小舟；前往休宁走陆路，道路崎岖，要耗费很大的肩挑背负之力。因此谋生艰难，民俗节俭；但因意气而争讼，诉讼文书很多，也不善于经商。十户人家的村子，也不废弃诵读。读书人多半生活贫困，不得已担任乡里的塾师，靠学生送的束脩来供给自己；即使到百里之外授馆，也不怕劳苦。这里山势险峻而水流清澈，因此贤才间或出现；士大夫大多崇尚高尚品行和奇特节操，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外地任职，都多有建树。他们潜心研究性命之学，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性情坚强刚硬，用得好便成为正直、高明、有风骨；用得不好，便成为忿怒暴戾、褊狭固执、急躁刻薄。自唐宋以来，卓越的品行和光耀的文章本来就不乏其人，但还没有人凭借理学在世上著名。到了朱子得到河洛一派的心传，用居敬穷理来启迪乡人，从此读书人急于自我磨砺，希望能够闻道；这种风气逐渐传播，田野中的小民也都知道羞耻、敬畏并遵循义理。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64　婺源四乡的风气并不一致。东北乡的人大多到长江一带经商，把苏州、杭州的货物输入本地，风俗稍稍崇尚华丽奢靡。西南乡则大多安于朴实质朴，但因为接近浮梁，性情颇为刚猛，勇于私下斗殴。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65　（婺源）的婚丧礼仪崇尚质朴。婚礼看重门第，轻视聘礼，不铺张使用厚重的丝帛，也不举办奢侈的宴席。丧家用素食招待宾客，不饮酒、不吃肉。近来逐渐染上奢侈靡费的风气，一场婚礼或丧事的费用，足以耗尽中等人家百金以上的家产。前元时于文傅公任婺源县令，用礼义教导百姓，禁止婚丧铺张浪费，百姓被迫服从。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

译66　祁山高峻，水流清急，因此当地人向来看重名节。土地贫瘠，百姓出外经商；由于见识浅、容易满足，大多不能积累数千数万的财富，但民风也仍然朴实厚重。人们致力于节俭，不立即陷入放荡淫靡。士人习尚日益讲求礼让，讲学从不停止，诵读讲说《诗经》和书籍，家家都有声名文物，大概在东南地区也是屈指可数的。然而近来逐渐有浅薄的人出现。百姓本来柔弱而吝啬，务农的十分之三，经商的十分之七。田地地势高亢，容易干枯，十天不下雨就仰天呼喊；骤雨来时山洪暴涨，肥土中的禾苗又随之倒伏凋败。依山开垦的田地，层层累叠十多级还不到一亩。快牛和锋利的锄具都不能使用，收入十分微薄。年成歉收时，小民靠磨碎蕨根、葛根来辅助充饥；即使丰年也不能养活自己，长期依靠对外贸易所得的利钱维持家产，春天出门，冬天回来，有的要过数年才回来。居家经营积蓄，吃粗淡食物，天天吃三顿〔字形疑误〕粥，不蓄养乘骑的马，也不蓄养鹅鸭。贫穷的人家数月见不到鱼肉，妇女织木棉，同巷的人相伴纺绩，常常做到半夜。彼此竞相以贞节自守，所以节妇烈女的声名比其他县邑更为显著。近来稍稍相信巫鬼，奉行斋戒，这种风气渐渐不可助长。旧家大多有世系谱牒，自唐宋以来脉络数百年不乱，宗族情谊十分亲厚。家家有祠堂，岁时祭祀和宴饮欢聚从不废止。小民也很看重离开故乡，也很看重卖掉子女；婚姻讲究门第，区分上、中、下等极其严格。所役使的佃户、仆役不得冒犯主人，违犯就交公堂惩治。即使这个人资财丰厚、积蓄很多，后来出任胥吏，也不能列入上流。丧葬祭祀大多采用文公家礼，但又受阴阳家说法拘束畏惧，亲人去世后不立即安葬；富人修建厝室停柩，穷人用茅草覆盖，时间久了有的甚至暴露在外。看见的人都感到悲痛，却不能制止。百姓的诉讼多因山林树木、坟茔和继嗣而起；但他们意气用事、好强争胜，事情往往由微小的愤怒引起，诉讼于是不断蔓延。至于单门小户的下等百姓，畏惧权势和法律，不敢稍稍接近官府的，也并不少见。百姓害怕疫病，五月五日迎神驱逐疫疠，砍竹扎成龙，画成像泥鳅的形状，让十二个人装扮成神抬着在市中游行。这虽说是赛会，但按照这种流行的部勒，请求参与办理的人，其凭据都在；其他四时节令的风俗，大体与各县相同。万历《祁门志》卷4《风俗》67　绩溪隶属徽州，但田地不如婺源，贸易往来也不如歙县、休宁县。土地贫瘠，百姓勤劳，……然而士人享用先世留下的德泽，农民守着祖先留下的田地，知道耕作的艰难，听从祖先的常训，谨慎地从事这种事业。乾隆《绩溪县志·风俗》68　旧志说：山岭限制、土地隔绝，百姓崇尚朴实，读书务农，不从事经商，勤于砍伐山林。能够耐受寒暑，穿着粗劣衣服；女子贞洁不淫。沃山谷一带的百姓，衣冠服饰竟然一百年没有改变。那里的土地坚硬而不易化育，农人终年勤劳，田亩收成不足以供给生活，大多要从远处的富饶地区取得粮食。贫穷而不能负担的人，只能仰赖采集岩谷中的薇菜、葛根来充饥。当地旧来重视离开土地；一听说有人带着少量资本去游历都会，便彼此告诫、摇手阻止。近来才开始学习远游，也知道根据行情涨跌来决定买卖，年年取得经商利润；但他们在家仍然务求节俭吝啬，与贫穷瘠薄的人家一样。百姓重视宗族情义，讲究世代交好。婚配讲究门第，治办衣裳和嫁妆器具，依据对方家境决定厚薄。重视区别奴仆的等级，即使这个人资财丰厚，也始终不能列入同辈。家族中多有世代相识的旧交，自唐宋以来数百年的世系可以考证的比比皆是。从前县令王公说：我起初巡视乡都、实行乡约，到了七都霞阜汪氏，看到他们的住宅仍是前朝旧时创建的，百姓都穿着弘治、正德年间的衣服，我平生从未见过官府。恰逢饮食送到，他们拿出高祖、曾祖传下的瓦器，多是洪熙、宣德年间遗留下来的。不种桑而种麻，妇女的竹筐遍布全村。我叹道：真是古朴的风俗啊。如今才知道黟县的风俗大体也是如此。徽商遍布天下，唯独黟县专心耕作，很少经营商业。徽州号称华美之地，而黟县多朴实简陋。即使休宁、歙县相距不过几十里，终究也不因奢侈华丽而改变本地风俗。康熙《黟县志》卷1《风俗》69　（黟县）自古以来，百姓大多纯朴善良，遵守法律，熟悉礼教，聚族而居。只是主人和仆人的名分一向严格。科举时代，因这一点发生的争讼最多。当地风俗重视贸易，男子长成少年后，就出外到各地经商，把务农和做工看作低贱的行业，认为劳力谋生而不能积蓄财富。妇女专门主持家政，努力维持节俭。贫困之家甚至要替人耕种来供给食物；即使极其困苦，卖儿卖女的事情也不常见。《黟县乡土地理·风俗》70　家族中多有世代相识的旧交，自唐宋以来数百年的世系比比皆是。重视宗族情义，讲究世代交好，对上下六亲的关系，无不安排得井然有序。各处村落，家家修建祠堂，岁时举行祭祀。其间的小民也安于乡土、珍惜生计，即使贫穷，也不至于卖掉子女。婚配讲究门第，置办衣裳和嫁妆器具，依据家境决定厚薄。主人和仆人的名分尤其严肃，区别也极其分明。奴仆一类的人即使资财丰厚、家产富足，最终也不能在宗族乡里取得同等地位。嘉靖《徽州府志·风俗》按：康熙志在这一条后附注说：“这种风俗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倘若有人稍微扰乱主仆名分，那么一个人会争辩，一家人会争辩，一个宗族会争辩，甚至全国的人都会争辩；不把事情争个是非曲直就不会停止。治理百姓的人应当随乡入俗，竭力维持教化，万万不可把其他郡县的宽松政令施行于新安。否则，即使施政如龚遂、黄霸、鲁恭、卓茂那样，舆论也会沸腾，其他便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71　当今社会的等级流品，可以说混乱到了极点。结亲嫁娶的人家，只讲财势罢了；有些人出身奴隶，突然获得富贵，没有不与高门结姻、同显贵家族结亲的。……我县长乐对这件事禁令非常严厉，做过人奴的，子孙不许读书应试；违犯的人必定遭到众人围打。我认为这也太过分了。……到了新安，我看见那里的风俗不禁止出仕，却禁止婚姻，这种制度最为得当。可是我们郡（陈留）却有极其错误、完全相反的情况：主人家衰败贫困，反而向奴仆的子孙低头，这样的事很多。世事悠悠，最令人叹息的就是这一点！” 《五杂俎》卷14

译72　古城山下就是舍家旧墅村。新安各姓都聚族而居，绝没有杂姓混入其中。这种风俗最接近古制。出入往来时按年龄互相谦让，各姓都有宗祠统摄本族。每逢岁时伏腊，同姓村中千名丁男全都聚集，祭祀采用朱文公家礼，文雅而合乎礼制。父老曾说，新安有几种风俗胜过其他地方：千年的坟墓，不移动一抔土；千名丁男的宗族，从未分散居住；千年的谱系，丝毫不紊乱。主仆界限严格，几十世都不改变，因而宵小之徒不敢放肆。先曾祖的日记记载，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休宁迎春，共有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用童子扮演故事，以金珠、丝织品和彩帛装饰，竞相争比奢靡华丽和美观。近来这种风气逐渐减少，但游灯时仍有台戏，用绸纱糊制人马，都能表演舞动争斗，较为引人注目。县东隆阜戴姓更加厉害，戏场奇巧壮丽，人马舞斗也一样。每年聚集工匠制造，从正月一直到十月才完成，也是奢靡风俗流传下来的遗迹。有人劝说把这笔巨额费用移作赈济贫困，众人却都笑他迂腐。有人说，这是越国公神会为酬谢他保卫地方的功劳，不得不如此。《寄园寄所寄》卷11 73　徽州风俗重视门第和宗族，凡是仆役的后代，即使显贵，旧家大族也都不与之结亲。其他地方却不是这样，一遇到科举及第的人，就混淆其班辈，忘掉祖先和旧日仇恨。行贿媒人，求助亲友，只要能够联姻，便不顾别人的讥笑，这是最坏的风气。《寄园寄所寄》卷11引《稣谈》74　家族中多有世代相识的旧交，自唐宋以来数百年的世系比比皆是。重视宗族情义，讲究世代交好，对上下六亲施行的关系，村落家家修建祠堂，岁时举行祭祀。其间的小民也安于乡土、珍惜生计，即使贫穷也不卖掉子女、不去充当流民和雇工。婚配讲究门第，置办衣裳和嫁妆器具，依据家境决定厚薄。重视区别奴仆等级，即使这个人资财丰厚、家产富足，后来出任胥吏，最终也不能列入同辈。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75　轻易离开自己的乡土，也是君子所鄙视的。有些人先贫穷后富裕，因为外地兴旺发达，便带着全家迁居那里。却不知道我们徽州有延续千年的祖坟、供千人聚会的祠堂和聚居千名丁男的乡村，这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假如迁徙之后子孙能够长久保有富足，还算可以；否则一旦流离迁移，就再也无法返回了。康熙《徽州府志·风俗》76　家族中多有世代相识的旧交，自六朝、唐、宋以来，延续千百年的世系比比皆是。重视宗族情谊，修习世代交好；村落家家修建祖祠，岁时全族聚集祭祀。贫民也安于乡土、珍惜生计，即使孤单贫寒，也不肯卖子或外出充当雇工。婚配讲究门户，重视区别奴仆等级；即使这个人资财丰厚、家产富足，后来出任胥吏，最终也不能列入同辈。倘若稍微扰乱主仆名分，起初一个人争辩，继而一个宗族争辩，随后全郡的人都争辩，不把事情争个是非曲直就不停止。治理百姓的人应当顺应当地风俗，竭力维持教化；假如把其他郡县的宽松政令施行于此，即使政治措施如龚遂、黄霸、鲁恭、卓茂，也会使舆论沸腾，其他便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77　徽州的汪氏、吴氏，桐城的姚氏、张氏、左氏、马氏，都是大姓。他们常买仆人，有的让他们经营，有的让他们耕种开凿。时间久了，积累了资财，便不再和家僮一起从事卑贱劳役。他们的子弟读书求取功名，有的捐资入仕，主人并不禁止。只是既然已经卖身，按惯例就跟从主人的姓氏。等到显达之后，便不再称主人和仆人，而称主人为叔父。这大概是因为同姓不通婚，用来杜绝日后联姻的弊端。《清稗类钞》第39册《奴婢类》78　书吏操纵案件的弊端，各处都是如此，唯独徽州风俗不是这样。充任这种差役的人，大多是大姓旧家子弟，借此来遮蔽风雨，计算好上下差役的期限，带着粮食前往，小心翼翼，唯恐耽误公事。大奸大猾，从未听说过；偶尔有作恶的人，乡里共同监视他，使奸诈诡谲之事无法施行。这并不是因为人人都善良，实在是因为聚族而居，公共舆论不容许这种行为。‘居住在仁厚之乡就是美事’，难道不是这样吗！” 《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欲礼教考》79　立同心合文人王福寿公秩下洪锦等，原本是同一宗族，自四世祖选择居住在历溪以来，一脉相传，以清白传家。《王氏统宗谱》明确记载：义子若为异姓，不得扰乱宗族支派；婚姻不得与不受重视的门第缔结。祖宗规矩森严，谁敢违犯？如今我族合修宗谱即将完成，逆裔王清池抱来异姓之子，已经控告备案，不能收入族谱。至于与不受重视的门第结婚，先前圣玑与汤姓结婚，众人心中不服，造成命案，连累数人死亡，祖祠祭祀和神会也都败尽，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何况全都四村共同订立合文，禁止与不受重视的门第结婚。如今我族王际膘等各家仗势强行不遵，又娶张、汤二姓女子，以致众人议论，王际膘等到祠堂中被削除，不载入族谱，确实是美好的举措。我们诚恐他们心怀狼性、难以预料，事后再生波澜，所以同族众人不得不预先订立章程。他们如有倚仗强力、逞凶作恶等事，大家都要参加处理，不得退缩。推举一人为首，所需费用全部由中秋神会出资，不得牵累出身之人。到官府申诉的人务必同心协力，不得临事退缩。办理合文事务的人务必要随时筹足费用，不得推诿，也不得短视吝惜。诉讼结束之日，要向神明发誓并交账。现在立下同心合文，一式三纸，同族众人合为一体，两座祠堂各收一纸，出身之人收存一纸作为凭照。咸丰六年九月初二日　立同心合文人王福寿公秩下　洪锦、修耀、修齐…… 共计二十四人。按：《同心合文契》现藏于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

译80　县衙发布的告示 直隶徽州府歙县，为恳请申明祠规、颁示遵守之事。根据二十一都五图约正朱文谟与同族长朱明景等联名呈报前述事情，呈文说：本家子侄人数很多，成分不一，恐怕有人不务正业，在乡里横暴，不孝不悌，忤逆尊长，违反禁令，赌博，酗酒，嫖荡，斗殴，争讼等，因此祠堂制定家规，犯者必定戒责。又恐有刁顽之徒违背约束，不服家规的训诫惩罚，仍然肆意强暴，不肯改正，担心形成风气，后来同族长把祠规粘连在呈文上，叩求上官，恳请施恩准许申明祠规，颁赐印信、告示，刻成匾额并张挂，以警戒并防止效仿，使全族遵守。根据这些情由，拟合发给告示，严加禁止。为此告示朱姓全族人等知悉，务必遵守家规；如有违约不遵的人，准许约正、族长等指名呈报，以便查究处理，并按不孝之罪论处，决不轻饶。特此晓谕。以上告示，仰请知悉。（加盖全印）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十八日发布。告示：县衙盖印。《朱氏祠志》81　一、不得克扣奴婢的衣食。但家法即使极其严厉，也要先让他们吃饱，然后才可以施行法令；法令实行之后，他们才会知道恩德。不听命的人，惩罚训诫仍不悔改，就宁可降低身价把他转卖。朴实的人，让他彼此依靠、自食其力也就可以了。二、徽州的田地很容易成为人的负担，不可购买太多田地，勉强够吃饭就可以了。《檀几丛书》卷18《家训》按：《家训》的作者张习孔，是新安人，生于万历丙午年。写这篇《家训》时，据“序”中所说，‘时年六十有四’。官府的典章制度、秩祀礼仪文书，各郡县都遵循《会典》。但一乡一族日常生活中的惯例，则各自沿袭本地风俗。丧葬祭祀大多遵守文公家礼，略有不同；只是如果不按时举行安葬，便违反制度了。《歙事闲谈》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83　歙县风俗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肯轻易离开故乡；若有人离开，就会被宗族亲戚鄙视，这就是所谓‘千年归故土’。偶尔有人先贫后富，因为外地兴旺发达，便带着家属迁去而不回来。却不知道我们徽州有延续千百年的祖坟、供千百名丁男使用的祠堂和聚居千百户的乡村，这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假如迁徙之后子孙能够长久保持富足，也已经属于孤立疏离；如果家业衰败，失去凭依，流离迁徙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难道能不慎重吗？《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84　徽州人尤其看重风水之说，平时发生争执、结成诉讼，大半都是因为这个。于是有〔字词疑误〕朱从志等数十人，假称懂得地理术数，杜撰妖书……毒害几乎遍及缙绅之家。万历己亥（一五七五年），事情败露。《寄园寄所寄》卷11引《稗史》85　当地风俗大多意气用事，诉讼从极细微的事情开始，却蔓延不止。然而单门小户的下等百姓，畏惧权势、忍气吞声的，也并不少见。只是他们打官司，并不像那些专横武断的人；大多是因坟墓争端而起，十件中有七件。近几年这种风气也稍稍平息了。《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86　歙县各姓中，程氏、汪氏最为古老，宗族也最繁盛；忠壮越国公汪华留下的恩泽已经延续很久。其余各大族，有一半都是从北方迁到南方来的；略举迁徙时期，主要是晋、宋两次南渡，以及唐末躲避黄巢之乱，这三个朝代最为兴盛。又有一半是曾在此地做官，喜爱这里山水清秀，于是长期居住，来繁衍子孙。当地风俗重视墓祭，往往连始迁祖的坟墓自唐宋直到今天，仍谨慎地守护、祭扫。因此对坟地的迷信也很深，因争夺祖坟荫木而酿成大案，也是这种风俗的一项弊端。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87　徽州有许多大姓，无不聚族而居，其中以汪氏、程氏最为著名，支祠多达数千座。汪氏的源流出自汪芒之后。过去禹在会稽会见诸侯，防风氏来得晚，禹将其杀死，尸骨装满一辆车，大概就是汪芒；他的国家在今天湖州的山中。楚国灭掉越国后，越国遗民四处逃散，汪芒氏进入歙县，应当就在这个时候，所以当时称歙县为山越。到秦朝设置鄣郡时（原注：故城在今潮州鄣山），当地逐日开发，汪芒氏受到的逼迫更加严重，不得不向西逃到歙县，居住在今天的绩溪县境内（原注：因为当时吴、越都已开发，只有歙县刚刚设置，可以藏身）。世代递传到孙吴，山越才被消灭（原注：孙权派贺斋讨伐黝、歙，分置新都郡）。汪芒氏的后裔于是列入编户，但当时应当仍聚居在绩溪。到了越国公汪华，他从澄源（原注：绩溪乡名）起兵，保卫鄣州六州，率领众人归顺唐朝，受到国家特别的封赏。他的子孙人才济济，都列身朝廷，由此汪芒氏的后裔日益繁衍，遍布歙郡。并且当地风俗重视经商，商人四处出行，很多人留在外地不再回来。因此东南各郡国的名门大族，往往都把祖源追溯到歙县，当然不只是汪、程两姓。《五石脂》88　休宁县土地贫瘠，百姓劳苦，……同一个姓氏却有千名丁男聚居，同一抔土地却守护千年，同一套世系却分出千支而不紊乱；这些都是四通八达的都市和著名郡县所不能拥有的，难道不是因为讲论道理、研习学问，受到紫阳朱子的遗泽熏陶吗？康熙《休宁县志》卷1《风俗》89　旧家大多有世系谱牒，自唐宋以来不紊乱。宗族情谊十分亲厚，家家有祠堂，岁时在其中举行欢聚。人们看重离开故乡，婚姻讲究门第，区分上、中、下等。所役使的佃户、仆役不得冒犯主人，违犯就交公堂惩治；即使这个人狡猾多财、后来做了胥吏，最终也不能列入上流。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90　……然而世俗日益浇薄，所以旧家名族，祁门并不是没有；只是知道尊重并详考自己出身源流的，能有几人呢？《祁门高塘鸿溪王氏家谱·附录》91　旧家大多有世系谱牒，自唐宋以来不紊乱，宗族情谊十分亲厚。家家有祠堂，岁时在其中举行欢聚；人们看重离开故乡，婚姻讲究门第，区分上、中、下等；所役使的佃户、仆役不得冒犯主人，违犯就交公堂惩治；即使这个人狡猾多财、做了胥吏，最终也不能列入上流（原注：康熙县志）。同治《祁门县志》卷5《风俗》92　（婺源）乡里原有三八会，每逢初三、十八日，就把子弟聚集到祠堂，向他们申明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婚姻和睦的道理。有违法者便惩治他们，严肃风气、端正品性，诚心实意地实行，因此风俗大为改变。《婺源县志稿》

译93　（婺源）乡村都聚族而居，宗族必有谱牒，世系延续数十代，尊卑秩序井然。主人和仆人的界限十分严格，世代充当役仆；即使其家富足，最终也不能列入大姓。有的人冒充大姓子弟参加考试，族人便攻击排斥，务必将其逐出。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94　乡村都聚族而居，大多是世代相传的家族，世系延续数十代，尊卑长幼仍然秩序井然，毫不采取僭越失常的做法。尤其重视祖先坟茔，自唐宋以来，丘墓上的松树、楸树世代守护，从不懈怠，这大概是新安以外没有的。主人和仆人的界限十分严格，世代充当役仆；即使其家富足有财，最终也不能列入大姓；有的人冒充大姓子弟参加考试，族人便攻击排斥，务必将其逐出。光绪《婺源县志》卷3《风俗》95　绩溪本来就是江左偏僻的县邑。土地贫瘠，百姓劳苦，不能同东南肥沃土地的地区相比。然而深山大谷中的人，都聚族而居；奉祀先祖有千年的坟墓，合族祭祀有万名丁男的祠堂，宗族传承有百代的谱牒。才秀的人进入学校读书，朴实的人回家务农。乾隆《绩溪县志序》96　张维光是辽东人，由贡士出任黟县知县。当时正值鼎革之初，县中叛乱的仆役正在作乱，大户人家纷纷逃散。张维光到任后假装不加过问，过了几个月，暗中向各位上级官员申请，发兵诛杀叛乱首领，并剿灭其党羽一百多人，百姓才得以回家安业。康熙《黟县志》卷2《名宦》97　……宗族重视聚会和睦的道理，同姓人口多的有一千多名丁男，少的也有一百多人。家家崇尚宗族祭祀，木制牌位排列在祠堂中，每逢岁时以及吉凶大事，不论贵贱贫富，都召集众多子孙，广备牲畜和酒醴，使他们能够尽孝尽敬。这些家族的谱系都严格按照昭穆次序排列，丝毫不乱。这种风尚是最淳厚美好的，完全可以作为世人的准则。主人和仆人的界限十分严格，数代都不改变这种名分；一旦投身门下，终身听从役使，即使生有子女，也任凭主人为其安排婚配，大概也多少有端正名分的意思。康熙《黟县志》卷4尚祥卿《箴佑论》98　黟县程子籍云，和我并肩而行，相处得十分融洽。我询问他的宗族，原来是元末从歙县迁到黟县的。族人聚居有数千人，彼此亲近友爱，仍然像一家人。又有祠堂，每年年初都聚集在那里，恭敬有礼地按照长幼次序行揖让礼。四时则聚集全族祭祀先人，以报答根本。他们一家四代同堂，长久不分家，家政由大伯鲁泉统摄维持；年少者四十多人都服从他的公正无私。仲子就是籍云的父亲，号不村，是黟县的名宿，在家塾讲学，从他门下成名的人很多。他又精通歧黄、星历之学，籍云所从事的学业就是家传。小弟号竹斋，在外经商。兄弟三人各自从事自己的事务，没有私财、私蓄，几十年如一日。他们家治理得好，风俗淳厚，由此大体可以看见了。《黟县三志》卷15《艺文志·人物类·程鲁泉兄弟传》99　徽州聚族而居，最看重宗法。黟县山势逼仄，水流湍急，人口最多的宗族不过数千人，少的有数百人或一百人；各家都修建祠堂，各种礼仪都在祠堂中举行，称为厅厦。住宅地基不能宽敞，只有寝室和楼房而已。各宗族都有公共厅堂，宗族繁盛的又修建支厅；富裕人家则各自集资设立会，归属于始祖或支祖，称为祀会厅。这种会只有旧姓世族才有。嘉庆《黟县志》卷3《风俗》100　（徽州）更加崇尚文雅，宋代名臣辈出，其中许多担任御史、谏官。自朱子以后，读书做士人的大多明白义理，因此被称为‘东南邹鲁’。弘治《徽州府志》卷1《风俗》101　新安有许多世代显赫强盛的家族，他们的住宅大多追求壮丽；然而子孙能够世代守护祖业，比四方都长久，这究竟是遵循了什么德行啊！新安自古就是礼义之邦，熟习人伦，即使是平民百姓，在道路巷陌相遇时，也不论服丧关系的远近、尊卑长幼，都按年龄次序相互礼让。由于这里遗留下来的风俗淳厚，礼让之风盛行，所以以长久著称，胜过四方。《太函集》卷1《黄氏建友于堂序》102　如果用文化典籍来概括我的乡里，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岩镇。岩镇大概是拥有万户人家的集市，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诸方；方太学方銮过去因藏书丰富而倾动全邑。《太函集》卷32《方在宥传》103　岩镇在歙县四境中居首，市中有万户人家，因此多有缙绅大夫，郡县博士约占三分之一。《太函集》卷34《潘汀州传》104　新都是古来有文化典籍的地方，有许多奉行礼制的宗族；不设庙而设祠，祠堂一座接一座。尊奉君王，修习古制，对可以兼取的两方面斟酌采用，使它们并行不悖。《丰南志》第8册《奚谷南吴氏敦本祠碑》105　新安是朱子的故里，而儒学风气格外兴盛，难道不是因为私下接受朱子学说的人影响深远吗？康熙《绩溪县志续编》卷3《硕行》106　我们新安是朱子的故乡，就应当读朱子的书，接受朱子的教诲，遵循朱子的礼制，以邹鲁的风气要求自己，并把邹鲁的风气传给子孙。雍正茗州《吴氏家典·序》107　徽州在长江以南，溪流山岭环绕耸立，灵秀之气特别集中。自晋太康年间改名为新安以来，历代都有伟人，在江左实为著名郡府。我从前在词垣任职，暂代史官，得以看到《儒林传》中列举的江永、汪绂、戴震等人的著述，内容宏富，卓然可传；紫阳朱子道学的传承，庄严肃穆，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我不禁由衷地敬慕。道光《重修徽州志·叙》108　程怀差奉命镇守徽州，看见长江绵延千里，黄河阻隔其间，奇峰异景，无法全部述说。行走在郊野，村落房屋雕刻装饰，桑麻遍布田野，家家学习弦歌礼乐，乡人懂得礼让，我无不因此奋发振作起来，说：‘这里风俗教化的深厚，以及本乡先生教泽的长久，正是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人文人才接连出现，盛盛而来，理学家和经学儒者，即使在民间也不缺乏。道光《重修徽州府志·序》

译109　商人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居末位，徽州风俗却很不一样。歙县在淮南、淮北从事盐业的，多是缙绅大族；其中因急公好义而获得荐举、叙功入仕的本来就很多，而读书中科举、进入词垣并跻身〔文字缺损〕仕途的人，更难以一一计数。并且名贤才士往往出自其中，所以本来就是商人兼士人。浙江盐商中还有商籍，岁试、科试两次考试，每次考试徽商名额取生员五十名，杭州府学二十名，仁和、钱塘两学各十五名。淮商近来也请求设立商籍；这些地方人文兴盛，不是开店囤货、肩挑背负的小商贩所能相提并论的。自清朝建国以来，徽商闻名天下，并不是盗取虚名，也是因为这些人具备办事才干，富有经世济民之能，实际建立的功业很多。所以每逢皇帝巡幸，徽商便晋升官秩、获得荣誉，难道是侥幸得到的吗？那么凡是经商的人，都应当更加受到鼓励了。《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110　士人崇尚气节，以取得和给予为自矜；其中品格高尚的闭门谢客，仿效古人。居住乡间时，若不是参加考试，很少到城府去。各村自行组织文会，用名教相互砥砺。乡里有争竞，开始时先向宗族申诉；不能解决，就诉于文会，听从约束；再不能解决，才向官府起诉。由于事先经过文会的公论，官府凭此便能掌握案件大半的关键，所以诉讼容易解决。至于里约、坊保，完全没有权力，不像其他地方那样纷纷把持、教唆诉讼。《歙事闲谭》第16册《歙风俗礼教考》111　黄山峰峦奇特，气势和地脉雄厚，是江南的名山。山脊有箬岭，是歙县和太平县的交界处；歙县在箬岭以南，是新安的首县，有许多大村巨族。吴氏尤其是歙县的世家，自唐宋以来，到现在已有一千几百年。吴氏世代都有文人，载入史籍的，清楚可考。大概由于山川雄厚、气势奇特，磅礴郁积而集中到人身上；承受这种气运的人，显达后在朝廷做名卿、做循良之吏，尚未显达的，也能成为朴实的学者，而不愿只凭诗文传名……歙县是大县，新安是名郡，世人称为程朱阙里，是文物彬彬的文化之乡。歙县《丰南志》第7册《读新安吴氏诗文存书后》112　四方都称新安为‘东南邹鲁’，休宁县的学术尤其兴盛。万历《休宁县志·重修休宁县志序》113　（休宁）明朝兴起时，民风粗朴而少文，乡里人甚至不认识城市。……洪熙、弘治以来，人文渐渐兴起。嘉靖、隆庆年间，人才接连被选拔，声势如云气蒸腾、蛟龙变化；即使到官府参加考试，动辄也有数千人。有人怀才而列入其他籍贯，有人凭借资财而进入国子监。至于占籍的人，国家在乡里的势力增多；靠自己起家的人，客人的地位几乎与主人相等，文教难道不是一天比一天兴盛吗！读书人的衣襟整洁，举止恭谨，遵守规矩；郡中各县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有的甚至已经超过。有人有越轨行为，众人便异口同声地责骂他。然而他们有所过失时又〔字形疑误〕，即使承担重大责任、排除困难，也未必容易找到合适的人。与程朱学派分庭抗礼的名儒世代都有；继承并扶持姚江学说宗旨的人，也像星辰一样光明显著。直到讲院开设，阐明心性学说的人比比皆是。那些夸耀空谈、标榜异论，甚至借此掩饰污垢的人，难道全都没有吗？至于默默体认、真正修养自己，希望不违背孔孟之道的人，也不能说在这里没有。考察过去已经显达的人，就有执掌宪法而不屈挠、坚持论议而不阿附、品行清正如冰霜、声望高如山岳的人；即使官府近在咫尺，名帖也不能送达他们那里。这些足以看出士人的大概了。万历《休宁县志》卷1《舆地风俗志》114　四方都称新安为东南邹鲁，休宁县的学术尤其兴盛，每逢乡试之年，获得贡生资格的达到千人。康熙《休宁县志》卷1《风俗》115　自宋元以来，理学得到阐明，道统世系相传，仿佛可以按世次接续起来。明朝初年，士人还不善于〔字词疑误〕，愿意成为生员的，由乡里刺字报告；后来逐渐发展到家家诵读、户户弦歌。凭文书随行参加考试，对冒充籍贯的防范比其他县严格，因为以此地作为经商捷径，流寓的人很多。康熙《祁门县志》卷1《风俗》116　婺源人喜欢读书，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落，也有诵读声。过去科举没有停止时，参加童子试的人常常达到一千几百人。近来逐渐减少到五、六百人，文教风气也一天比一天衰落。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学校是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根本。州县设立学校，始于宋代庆历年间。南宋南渡以后，徽州成为朱子的故里，文质彬彬、通晓文学的人很多，风俗可以和邹鲁相比。乾隆《绩溪县志》卷3《学校》。（绩溪）自朱子以后，研习义理之学的人很多。乾隆《绩溪县志·风俗》。《知新录》说：“徽州府的人喜欢离开家乡，动辄经过几十年也不回来。我读晋代《司马杯传》，其中说：司马杯没有失败时，举行宴会，娼妓演唱新安人歌舞离别的曲辞，声音十分悲哀。后来司马杯果然迁徙到新安。由此可知，这种风气从晋代就已经如此了。大概新安居住在万山之中，土地少而人口多，如果不经营四方，就完全没有谋生的办法。”又说：“《周礼》小司徒的职掌，是凡有土地诉讼，便依据地图来核正。大概当时先王丈量土地、划分城邑时，就已经把地图存放在官府；百姓有诉讼，便根据地图核正。如今各县的黄册专门管理一县的赋税，民间买地卖地，必须先在黄册上登记，每年编造一次，缴送入库，这也就是古人的意思。只是主管这件事的人，往往上下其手，致使诉讼不断；而土地诉讼造成的拖累，在新安尤其多。” 《歙事闲谭》第28册。歙县人外出经商的时期。《今事庐笔乘》说：“淳熙《歙县志》记载：‘山地阻隔，百姓不受外地风俗影响，勤于砍伐山林，能够忍受寒暑和粗劣的衣食。’”可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风土论》却说：“到了正德末年、嘉靖初年，情况就稍有不同了。外出经商的人已经很多，土地也不再受到重视。”承尧按语说：“我许氏族谱记载，我的祖先在正统年间就已经出居庸关运茶经商，似乎外出经商的风气已经存在很久了，县志所说大概只是概括记载罢了。”又按语说：“淳熙《歙县志》，大概就是所谓罗鄂州的《新安志》。” 《歙事闲谭》第1册。黄孝则（南宋歙县人）……十七岁时父亲早逝，哥哥经商远游不归，他独自奉养母亲，抚养侄孙黄泰，乡里大小事务都推举他主持维系。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9《宋逸民黄德庵传》。

译新安偏居在群山溪谷之中，土地狭小，人口众多，世代没有遭遇兵乱，所以人口日益繁衍；土地贫瘠，不能靠耕种供养人口，因此当地风俗细碎节俭，习惯于各种事务。大体说来，徽州的风俗是：百姓中十分之三留在本邑，十分之七奔走天下；他们积聚的财物，十分之一在本地，十分之九在外地。《徊州山人四部稿》卷61《赠程君五十叙》。如今新安有许多大族，但他们处在山谷之间，没有平原旷野可以开垦为耕地。因此，即使是士大夫之家，也都靠蓄积资本、外出经商来谋生。倚顿的盐，鸟倮的牲畜，丰富的竹木，以及珠玑、犀角、象牙、玳瑁、果布等珍品，下至卖浆、贩脂等行业，在天下各地的都会中，连屋排列，开设店铺，乘坐坚车、骑着肥马，穿着华丽的衣服，拥用赵地女子，弹琴乘车，多是新安人。《震川先生集》卷13《白庵程翁八十寿序》。嘉定的南翔，是人口聚集的大地方，有很多歙县商人，李君于是便居住在那里。他也常常到临清经商，往来于江淮之间，隔几年回一次歙县；但最终把嘉定当作自己的家……歙县是山地郡，土地狭小贫瘠，不足以养活人口，因此经商的人很多；但他们也重视故土，即使老死在外地，成为其他县的居民，大概还是很少。李君本来就喜爱南翔的风土，而他为人仁慈友爱，所以即使南翔人也唯恐他不留下来。《震川先生集》卷18《例授昭勇将军成山指挥使李君墓志铭》。新安土地贫瘠狭小，田产积蓄很少，百姓大多依靠经商来维持生计，即使是有门第的家庭也不以经商为忌。《唐荆川文集》卷15《程少君行状》。126　富裕人家中称雄的，江南推新安，江北推山右。新安的大商人以经营鱼盐为业，储藏的金钱有达到百万的，其他有二三十万的，只能算中等商人。山右商人有的经营盐业，有的经营丝业，有的转运贩卖，有的囤积粮食，他们的财富比新安更盛。新安人奢侈，而山右人俭朴。然而新安人的衣食也非常菲薄节省，喝稀粥、吃盐菜，也能高兴地饱餐一顿。只有娶妾、宿娼、打官司时，才挥金如土。我的朋友汪宗姬，家产有巨万之多，因与人争夺几尺土地，竟捐出万金；娶一个娼妓也是如此。他乘坐华车、骑着骏马，在监司的前导面前也不回避，监司将他逮捕，他立即捐出数万金。不满十年便家产萧然了。至于他穿粗衣、吃劣食，细碎吝啬而琐屑鄙陋，四方的人都传说此事并拿来当作谈资，并非虚妄。《五杂俎》卷4。127　吴地的新安、闽地的福唐，土地狭小而人口众多。四民所从事的行业，无论多远都有人前往，即使是遥远偏僻、荒僻得连草木都难生长、行人不到的地方，往往也有他们的踪迹。这实在有难以解释之处，大概是土地狭小便没有田地可以自食，而人口众多又使谋取利益的途径更加广泛的缘故。我在新安时，见许多人家都是楼上再架楼，未曾见过没有楼房的屋子。计算起来，一间房屋的居住面积可以抵得上两三间房屋，却仍然没有一尺一寸的空地。《五杂俎》卷4。128　……歙县过去本来是州，如今凭借山岩险固的地势，成为南方的辅郡；其地界方圆三百里有余，按等级看超过子男之国。当地百姓为谋生而遍出四方，即使仅靠土地所生的物产为食，也有不下万万人；以诗书礼乐为业、从事正业的，只占十分之二三，大半以经商代替耕作，熟习经营计算。他们的习俗多崇尚勇武强健，自负其能。《太函集》卷6。129　新都地处险要，人口和食指是四方的百倍，当地人多半以经商代替耕作，不得不靠转运货物来谋生。下等的，俯身求给、仰面求取，奔赴争夺土地和微小利益；上等的，则穷极声色歌舞，追求极尽纷华，成为富贵人家的宾客，以此显示自己的得意；这两类人所取用的，都不是同类人的财物。主人住在丰乐里，那里汇聚山水和粮仓；上面有天都、云门，下面有容成之台和曹溪之水。主人整年在家中享用现成食物，举步也不出里门，却坐在家中收取山林树木的利益；每年又把江淮盐业的利益算作其子弟的收入。他不追逐时机便能获得，不亲自持筹计算便很富足，这是因为他所占据的地利与众不同。《太函集》卷14《谷口篇》。130　我们乡里（歙县）以经商为业的人家，占十分之七；能够获利的人家，占十分之三。《太函集》卷16《兖山汪长公六十寿序》。131　新都以经商为业的人家占十分之七八；全族经商而其中优秀者读书。顺应地势、追逐时机，是男子应做的事；外界的议论不会传入卑下之人的耳中。《太函集》卷16《阜成篇》。132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称。当地的习俗不是读书便是经商，两种事业交替相承，如同轮流服役。总而言之，优秀的商人能够承担和供养博学的儒者，那么他们亲身实践儒业的情形就显而易见了。《太函集》卷55。《诰赠奉直大夫户部员外郎程公暨赠宜人闵氏合葬墓志铭》。133　与此最相反的说法是：“江淮以南，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拥有千金的家庭。”这实在大错特错。不必说江东各县，姑且只说我们县，拥有千金的子弟到处都是；再往上有家产巨万的，再往上还有家产十万、百万的。然而拥有千金的人，一千人中也未必有一个；家产巨万的人，一万人中也未必有一个；至于家产十万、百万的，更可以想见了。至于早晨还不能谋划晚上的生活的人，则十人中有九人。怎么能说“没有受冻挨饿的人”呢！唉！我们县的人不能不经商，是时势所迫，也是形势所逼，同样也是人情所然。……如今本县人口几乎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大郡，所产的谷粟连百分之一的人也供养不了，怎么能不出外到四方谋生呢？俗语把经商称作谋生计，不经商就没有希望，怎么能不急急忙忙去做呢？既然把经商当作谋生，那么何必一定要有子皮那样的人才算商人呢？人人都想谋生，人人都不能没有经商。因此，本县的商人哪里只是像上面所说的大都会那样到处都有呢？即使山角海边的孤村偏壤，也没有没有我们县人的地方；只是大商人一定居住在都会罢了。大致说来，商人也有五类：第一类叫走贩，就是太史公所谓的“周流”；第二类叫团积，就是太史公所谓的“废著”；第三类叫开张，就是太史公所谓的“陈椽”；第四类叫质剂，就是太史公所谓的“子母钱”；第五类叫回易，就是太史公所谓的“以所多易所鲜”。下等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廉价经营的商人，都包括在其中。总而言之，他们经营的货物无所不包，活动的地方无所不到，追逐的时机无所不及，计算谋划无不精细，所取的利润无不专擅，所掌握的权力无不牢牢在手。而特别举出其中规模大的，莫过于凭借盐业，在淮扬之间经商罢了。……本县因经营盐业而成为天下最为显赫的，起初有黄氏，后来汪氏、吴氏相继兴起，都由数十万的家产发展到超过百万。万历《歙志·货殖》。

译134　商人中留在本乡经营的少，而奔走外乡的多。过去经商只是末业致富，如今却成了根本的致富之业。小的可以雄踞一个集市，大的可以压倒两河；远行的超过十年，近行的也要羁留整整一年。万历《歙志·风土》。135　东南一带以富饶著称，首推我们新安。新安的千乘之地分裂为六处，歙县、休宁县更加繁殖。可是这些人都依仗祖传的旧业、凭借先人留下的经营方略来称雄一时；幸而能够自给，便甘心做财产的奴隶和家户的犬，战战兢兢地担心得失，不知如何是好。而且有的地方开放，有的地方闭塞，轻视儒业而推重商业，纤细鄙陋、像吟咏蟋蟀那样只顾琐屑生活的人，难道还少吗？《休宁西门查氏祠记·查灵川公暨配汪孺人行状》。136　徽州的风俗惯例是，人到了十六岁，就要出门经商。《豆棚闲话》第3则。137　……可是徽州的风俗，是把经商看作第一等的生业，科举功名反而排在其次。《二刻拍案惊奇》卷37。138　歙县、休宁县两地的百姓都没有田地，却以经商遍布天下。自从盗寇战乱以来，家破产尽的人占了大半。两县的人因为以经商为业，所以常常带着亲戚、知交一同做事；因此一家获得职业，供养的并不只是这一家。大的可以养活千家、百家，小的也能养活几十家、几家，而且这些人也都整年客居在外，在家居住的也没有几个人。如今不幸一家破败，便牵连许多家一同破败。……所以合计两县百姓，有职业的总共大约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失业的占十分之七八。天下各郡县失业的百姓，没有像这两县这样多的。《金太史集》卷4《与歙令君书》。139　山居之民占十分之五，百姓很少有田地，便以经营生财作为固定产业。春天带着余下的资本出外贸易，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以此筹划一年的生活；冬天才携资回家，也有几年才回来一次的。上等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上等人家的产业；中等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中等人家的产业；小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下等人家的产业。他们善于辨识价格的涨落，适时买进卖出，所以商人的收入比邻近郡县丰厚一倍。顺治《歙志》卷1《舆地·风俗》。140　徽州山地大体有十分之五适合居住，百姓很少有田地，便以经营货殖作为固定产业。春天带着余资出外贸易，谋取十分之一的利润，以此筹划一年的生活；冬天携资回家，也有几年才回来一次的。上等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上等人家的产业；中等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中等人家的产业；小商人的收入，抵得上下等人家的产业。他们善于辨识价格的涨落，适时买进卖出，所以商人的收入比邻近郡县丰厚一倍。（原注：明末徽州最为富厚，遭受兵火之后，逐渐萧条，如今已经不及从前的十分之一了。） 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141　新安郡坐落在万山之中，上面没有金、银、铜、锡等矿产，家家也没有养蚕缫丝、织布纺线的技艺；而且远离鱼盐山海之利，没有舟车，交通又受险阻阻碍。市井中的百姓有的背负货物到四方贩卖，即使在本家经营，所得的商利也很少。有的人带着母亲出门，资本只有一金，或十金、百金；等到计算他儿子的所得，竟只有刀锥般微薄的利润。至于列屋设店而居，靠贸易谋食，用来奉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也都只是勉强取足而已。经商之道实在太艰难了！居上位的人又从中加以困苦，百姓还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命运呢！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赵鹤新安徐公惠贾之碑》。142　天下百姓把性命寄托在农业上，徽州百姓却把性命寄托在商业上。商人进入徽州，通行的道路有两条：一条经过饶州的鄱阳、浮梁；一条经过浙江省的杭州、严州。两条路都与徽州接壤相邻，溪流只有一线宽，小船像树叶一样，首尾相接、鱼贯而行，昼夜不停。米船一天不到，百姓便面有饥色；三天不到，便有饿死者；五天不到，白天就会有人抢劫。如今连年饥荒，百姓等着买米来充饥，就像溺水者等待救援；邻邦却肆意作恶，拦截河流、劫掠商船，断绝百姓的生路，饿死的人以万计。……起初听说米船经过浙江时，钱塘县加以拦阻，商人所受的困累已经很深。对此感到惊讶，原来饶州浮梁县的情形几乎更加严重。……在鄱阳县境内，用篾绳拦住河道，五天才放开一次；贪婪的差役直到索取满足才放行船夫。船夫刚刚摇桨前进，浮梁县境内两岸的林莽中，已经有人张弓挺械、投石等候了，简直如同老虎张牙，谁敢抵抗！他们名义上说是抢米，连货物也一并抢走；稍微与他们争辩抵抗，立刻就会死在棍棒之下，船也被砸碎。商人到浮梁县申诉，知县反而听信差役，替他们开脱，说：“贫民没有活路，不过暂且借你们商人的东西来救济罢了。”这话一说出，盗匪的胆子更加壮大，抢劫杀人遍布原野。康熙《徽州府志》卷8《蠲赈·汪伟等奏疏》。143　新安多有名山，少有平坦肥沃的田地，〔原文“输怖钟釜”疑有文字讹误〕粮食都要从外地运来；即使是贤者，也不得不从事谋取十分之一利润的行业，手持筹码、握着算盘，在生死得失、好恶哀乐之间忙碌奔走，因此不成为赐给里华子〔人名存疑〕的人很多。歙县《丰南志》第4册《季常吴次公六十序》。我县（歙县）登记在册的百姓，十人中有九人经商。其中最富有的乘坐高车、驾着四匹马，俨然如同缙绅；次一等的也凭借肥沃的土地自负豪强，雄厚的资财足以供自己使用，自认为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别人；最次一等的也追逐十分之一的利润，探察物价的贵贱，使妻子儿女吃饱穿暖，并且悠闲自在地度过一年。歙县《虬川黄氏宗谱·云景黄翁六十寿序》。歙县处在山谷之间，可开垦的田地越来越少，居住在这里的人以求学为业，外出的人以经商为业。求学的地方，除了府学、县学以外，大多集中在书院，书院共有数十所，以紫阳书院规模最大。经商所到的地方，天下没有不到的；其中以在两淮经营盐业最为著名，这就是大致情况。嘉庆《两淮盐法志》卷55《徽州紫阳书院岁贡资用记》。徽州百姓中有资产的人，大多到外地经商。在户籍所在地的人，过半贫困到连插锥子的地方也没有，常常揭下自己的破衣烂衫，暂时拿去典当，换取一升一合米，作为早饭的打算，实在可怜。然而富贵大户不屑于计较这些小物，于是出现了短期押当的小铺，专门收取这类穷人的微薄物品；有的以银子作押，有的以酒或米作押，随押随赎。《挹奎楼遗稿》卷1《徽州南米改折议》。我们州的人多在外地客居，往往就借用寄居地的户籍来参加科举并出仕。京师歙县会馆的题名录，把本籍列在前面，寄籍列在后面，这个做法可以说十分恰当。《徽州府志辩证》。徽州的风俗是：一次经商不顺利，就再经商；第二次不顺利，就第三次经商；第三次不顺利，仍然不感到厌倦。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

译吴士奇说：“洪武年间，吴地有个沈万三，凭借资财压倒东南，他的家产已经被籍没，但他善于隐藏财产，到永乐年间仍被称为巨富，却仍然战战兢兢，担心不能保全自己，不时向权贵进献贿赂。当时，富民因财产而自取祸患的，十家中有五家；就连婺州的郑氏，过去号称义门，也几乎败亡。难道不是因为战乱刚刚平定，害怕富民势力强大而成为作乱的资本吗？我们县（歙县）有许多富商，我吴氏宗族也稍能自给。正德年间，扬州太守瑶跟随皇帝车驾，被侍卫困住；族人中有个叫景芳的，从袋中拿出千金，满足他们各自的欲望，太守才得以脱身。他说，自己未发迹时，曾与景芳交好。族人中又有一个名叫趴的人，也轻视钱财、喜欢施舍，最终因此家破，遂成为市井中讲义气者的警戒。近来国家有大工程，族人中有人拿出三十万缗资助工程，一天之内便有五名中书舍人的爵位下赐。嘉靖、隆庆以来，淮南以南，财产富厚的人，经商方面有山西的高氏、宋氏、韩氏，以及歙县的吴氏、汪氏；田产方面有三吴的徐氏、杨氏、董氏，他们交替兴衰，大概就是这样。”按语说：这条材料可以证明明代对富民的苛刻虐待。“五中书”一事，歙志记作“六中书”，说万历年间征讨关酋，吴养春上疏，愿意捐纳军饷银三十万两，诏令赐给他家中书舍人共六人，即吴时俸、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养春、吴希元。明代制度中，中书舍人比清代制度下的中书舍人地位尊贵，有些人是由御史、翰林升迁而来。吴氏一朝得到六名中书舍人，所以县志把这件事列在《殊恩传》中。又按语说：吴士奇列举当时富商，歙县只提到吴氏、汪氏，足以证明吴、汪两家在明代以富盛著称；至于江氏等，大概都是在清代兴起的。《歙事闲谭》第4册。郡县田地少而人口稠密，商人四处出行，滇、黔、闽、粤、豫、晋、燕、秦等地，没有不去贸易迁徙的；淮、浙、楚、汉，是距离较近的地方。拥有雄厚资财的人，乘高车、驾驷马，俨然像缙绅；次一等的也凭借肥沃土地自夸，资财雄厚，足以自立，自称不必求助于人；最次一等的也从事经营牟利，掌握钱财的收支，辅佐事务并把财物留给子孙。然而也确实有贫寒无依的人，没有尺寸之地，逐渐积累而变得富裕；也有继承祖父产业的人，不久便贫困衰败。《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沈归愚在《国朝诗别裁集》中选录歙县人的诗，选汪于鼎兄弟的诗也很多。……《纪岁珠》一诗的自注说：“乡邻某人娶妻，刚过一个月就出外经商。妻子靠刺绣换取食物，把剩余的钱积攒下来，每年置办一颗珠子，用彩丝系住，称为‘纪岁珠’。丈夫回来时，妻子已经去世三年了；打开箱子一看，珠子已经积了二十多颗。”诗说：“鸳鸯溪束凫雁鹄，柔荑惯绣双双逐。几度抛针背人哭，一岁眼泪成一珠，莫爱珠多眼易枯。小时绣得合欢被，线断重缘结未解，珠累累，天涯归未归。”沈归愚说：“结尾的意思不说尽，含蓄委婉而令人悲哀。”按语说，“纪岁珠”这件事，俞曲园收入《春在堂随笔》，说吴牧驺太守仰贤也有这首诗。《歙事闲谭》第12册《沈归愚评歙诗人》。本县风俗重视经商。商人必定远行，出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也时常有长期客居而不归的人。新婚后就分别，已经习以为常。然而妇女大多能够崇尚廉洁贞节，保持清白，大概是礼教风俗长期熏陶的结果。汪于鼎洪度作《新安女史徵》说：“我们乡里过去有个男子，娶妻刚三个月就远行经商。妻子靠刺绣谋生，每年把余钱换一颗珠子，用来记载岁月，说这是‘泪珠’。丈夫回来时，妻子已经死了三年；打开她的箱子看，珠子已经积了二十多颗。俞曲园樾采录这件事，收入《右台仙馆笔记》，美化它的名称，叫作‘记岁珠’。仅这一件事，就能看出当时礼教的严厉、谋生压力的沉重、家庭的痛苦和交通的闭塞。通常三年回来一次的人，本来就不敢埋怨，因为商人看重利益而轻视离别。” 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屯溪潘甲娶滴珠为妻后，）不到两个月便成亲。潘父于是发作，对儿子说：“像这样你贪恋我爱，夫妻相对，难道要白白度过一生吗？为什么不想办法出去做生意？”潘甲无奈，只好把这话告诉妻子滴珠。两人哭个不停，说了一夜的话；第二天，潘父就逼着儿子出门去了。《初刻拍案惊奇》卷2《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徽州富甲江南，但人口多而土地狭小，所以有一半人到四方经商。土著男子有的刚娶妻，外出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不归；回来时，孙子已经娶妻，而儿子甚至可能不认识自己的父亲。《魏叔子文集》卷17《江氏四世节妇传》。烈妇程氏，名再弟，幼年知书，嫁给同族人黄九叙。黄九叙客死芜湖，讣告传来，她悲痛得昏死过去，又苏醒了两次。于是亲自写文，派侄孙前往祭奠丈夫；她两拜送侄孙到门口，绝食十七天后去世。她祭奠丈夫的文章说：“我命运浅薄，自从离开襁褓以来，上失严父，下无多少兄弟，由两位母亲抚养，成年后嫁给您。您也孤单地当家，没想到丈夫遭遇何等艰难，公婆去世后，家境日益衰微。自去年夏天您前往湖阴，算来将近一年。徽州人十之八九经商，即使分别，也还可以等待归期，哪里料到十五日那天，七儿回来报信，说您抛下我去世了，使我听到后五内崩裂。”…… 《歙县潭渡杂记·烈妇程氏传》。黄鉴，字德昭（歙县人）。父亲黄志礼经商远游失意，长久不归。黄鉴小时候问父亲在哪里，常常号哭，不肯吃饭。家里一向贫困，他靠拾柴奉养母亲。十四岁时，他告诉母亲要出行寻找父亲，并与二弟诀别说：“如果不能把父亲找回来，我就不再回来。”他走遍四方，始终没有找到踪迹。一天，他乘船到黄州，遇到另一条船。黄鉴倚着船篷站立，对船上的老船夫来说，黄鉴说：“那个少年很像您。”黄志礼急忙呼喊，船停下后逐渐离远。黄鉴听到呼喊，心有所动，调转船头询问，得知是父子，便相互抱持，悲恸大哭，两船的人都惊叹不已。民国《歙县志》卷8《人物·孝友》。

译休宁的风俗是善于经商。水路航行、陆路运输，翻山越海，转运贸易而走遍四方；著名都会和交通要道，繁华富丽之地，以及极偏远的角落、遥远的聚落、险僻幽阻之处，几乎都到过。总的来说，他们以追求盈利、获取利息为目标，穿漂亮衣服，吃精美食物，乘车骑马，役使仆妾，置办良田好宅，有时大办宴席、游乐，广泛结交依附，以显示得意，彼此以此相夸，认为贤能。《遵岩先生文集》卷32《黄梅原传》。新安处在万山之中，我休宁县又位于五县之中，土地所产不足以养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大多数人外出经商，不熟悉赋役之事，岂止十分之九要听命于吏胥。《休宁县赋役官解条议全书序》。……徽州、歙县的风俗大多以经商为业，在休宁的人家中占一半。因此许氏子孙有时客居外地，不能按时缴纳王税，许存斋便暗中替他们缴纳，不让他们知道，说：“作为我的子孙，难道肯使我蒙受亏负吗？……” 《许氏统宗世谱》第49页《许存斋墓表》。（休宁）一向没有兵戈、焚烧、掠夺的惨祸，人口繁衍增多；百姓聚集在有余粮的地方，而财货却争夺不足。人们往往带着少量资本到四方经商，买卖价格平稳而获取薄利，积累到很多利润，年老后才疲倦停息，这是形势使然。万历《休宁县志·重修休宁县志序》。181　（休宁县）百工技艺的精巧，虽然稍逊于歙县，但同其他郡县相比，实在超过它们。例如镂金叠彩，从屏风帷帐到极其细微之处，都制作得十分精美，不用脚走便流传到四方，价值也不可估量。然而仍不足以救济他们的困窘，是因为土著工匠所得利润微薄。只是这样也能让游手之民借此自给，又有什么必要禁止呢？万历《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162　（休宁县）县中的土地产出不够供给食用，大多把经营货殖作为固定产业，根据各地物产的有无来沟通贸易，观察时令的丰歉来筹划进退。留在本地经商，利息微薄，于是便奔走于吴、越、楚、蜀、闽、粤、燕、齐等地的郊外；更远的到边疆，更险的到海岛，足迹几乎遍及禹所统辖的天下。近的每年回家看望一次，远的则不能以三四年计算；他们难道不知道在家享受父母妻室儿女的欢乐吗？也是形势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康熙《休宁县志》卷1《风俗》。163　我们县（婺源县）的习俗，每每喜欢到远方、异地经商，难道果真是轻易抛弃故乡吗？也是因为山多田少，耕种困难，而苦心读书的人又不可多得。因此，他们带着谋生的办法，形成了远游的风气，南北东西，实在难以一一列举。其中起初经商，后来终于在当地安家的人，有迁居清江浦、湖南、广西、成都、金陵、繁昌、桐城、蔡田等地的。（按：这里指洪姓。） 婺源《碴煌洪氏统宗谱》卷59。164　大丈夫立志走遍四方，不推辞跋涉万里。新安的游子很多，全都是追逐蝇头小利。这样的风气渐渐形成习惯，他们手持筹码，〔原文“跗九州”疑有讹误〕奔走九州。黟山自古四面险阻，人们乐于安居故土。既然不从事机巧的营生，又怎能执鞭求取〔原文“求 往往出则踬”句读及文字疑有讹误〕？往往一出门就跌跤，到了晚年又有几人能够有所收获？想起卧游扬州鹤的念头，任凭别人笑我像鸠一样见识短浅。仍旧还是顺从自己的爱好，闲坐着观看江河流动。嘉庆《黟县志》卷16《艺文·纪邑中风土·商》。165　（黟县）过去人口少，土地足以供给食用，读书、努力耕田，没有出外经商的人。（原注：本句依据正德《陈志》。）《徽郡六邑评》所说黟县“男子耕田，女子绩麻”，大概确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国朝人口一天天增多，才开始有人远游，权衡价格涨落，适时买进卖出。（原注：本句依据《窦志》。）从事商贾的人，到处都有。经营这种行业久了，往来贩运货物，靠此取得衣食。家中生活务求俭朴，城里没有茶馆、酒肆，交通要冲才仅有一些，也不过供应一盂苦茶；没有官绅来此，便不能称作馆舍。嘉庆《黟县志》卷7《地理风俗》。166　考察历来缫丝户的弊端：他们从税户那里收取丝料时，就抬高价格；等到向机户购买时，又压低其价值。对于〔原文“妣▯”字样残缺或讹误〕这种难以出售的绢，在纲运正紧急的时候，即使官府明明知道其中有奸弊，也往往暗中落入他们的圈套。《蒙斋集》卷2《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167　蜀中的习俗崇尚订立幼年婚姻，娶年长的妻子。男子十二三岁就娶妻，徽州的习俗也是这样。然而徽州人以经商为业，婚事办完后便可以到四方经商。四川的习俗却不知道这样做的缘故。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前后，关中张中丞士佩在当地任职，每隔五里便立一块穹碑，严令禁止这种习俗。每逢朔日、望日，全县都向巡按院报告，县中有多少家婚娶、某家的男女各是多少岁，都要报明；违反禁令的人处以重罪。然而这种风俗浸染已久，不可能立即改变。《广志绎》卷5。168　新都（徽州）人……商人在外经商时，遇到同乡的诉讼，就像自己亲身经历一样；大家集资并竭尽死力相助，于是又以众人帮助众人，无非也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近来江西人在外经商，也大多效法这种做法。《肇域志》第3册。169　休阳是处于中等地位的郡县，自红巾军以来，很少听闻遭受兵火。万历《休宁县志·重修休宁志序》。170　我听先祖父说：嘉靖、隆庆年间，有的人终其一生都没有进入城郭。……有些人稍微参与外界事务，父兄便以此为羞，乡里人也不把他当作有资格交往的人。如今仗势武断的人比比皆是。至于闭门不出的人，大家便成群嘲笑他，认为他竟然如此懦弱无能。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171　（陈）丰说：我们乡里善于经营，家产达到巨万的人大概并不少；然而多数人失在不知节俭，节俭过度便固陋而没有礼法；有的又失在奢侈，奢侈便放纵而没有节制。所以富有而又懂得德行的人很少。休宁《陈氏宗谱》卷3。172　居家生活务求节俭，大富之家每天吃的肉不过一片，贫困人家也只是用一碗饭、一盘蔬菜而已。城里每天出售的肉仅有几头猪，乡村尤其俭朴。羊只有大祭祀时才使用，鸡不是祭祀祖先或款待客人，便很少有人吃；鹅鸭则根本没有宰杀烹煮的。与其他郡相比，这里完全没有宰割牲畜的惨状，所以自唐、宋直到明代，每逢改朝换代，都没有遭到杀戮波及。这也可以看出太平和谐元气的征兆，难道完全是因为山深地僻、兵革到不了吗？《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

译173　徽州唯独没有宗教教门，也因为宗族聚居的缘故；不只是乡村中难以容纳，即使城中的各大姓，也都各自分占地段。所谓天主教堂、礼拜寺，都无从建立。因此，教门中偶尔有来徽州贸易的人，也没有聚集的场所，于是难以长久停留。歙县没有其他郡县的流民，所以风俗醇厚，没有受到外来风气的浸染。只有县北山居的百姓，私自开采煤矿、烧炼取利，常常招来外地工匠，聚集在深山中。这不只是使地脉受损、溪流淤塞，而且凶悍顽劣之徒盘踞其中，容易开启动乱的苗头。虽然屡次严格禁止，这种风气仍未平息。在这里任职的官员，应当设法防止祸患逐渐发展。徽州不崇尚佛教、道教，僧人、道士只是用来主持斋醮罢了，没有敬信、崇奉他们的人。他们居住的地方不过是施舍汤茶的简陋屋舍和供奉香火的庙宇；若要寻找宏伟壮丽、专门设置的佛塔寺院和道宫，完全没有。因此可以看出，这是文公道学流传的地方，人们不被歧途邪说所迷惑，其教化深入人心啊。《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174　世淳所撰《程古雪清人府君墓表》说：府君一生正气刚直。乡里的风俗崇尚淫祀，每逢酷暑，便供奉所谓都天神，奔走祭祀，惊慌流汗，耗费没有限度。临河这个旧日的穷乡，也相继仿效这种做法；府君依据道理加以劝阻，但族人不听。《歙事闲谭》第3册《程古雪奇行》六个县的方言彼此不能相通，就是一个县内，四乡的说法也各有差别，不像北省、中州、吴、楚、滇、粤等地，方音大体相近。这大概是因为父兄师长没有在孩子年幼时教他们辨别声调和韵调。记载说：人到了七岁，还没有混杂各种方言；这件事的责任，确实在乡里的贤明通达之人。《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冠帽服饰和纹彩装饰，天下各地都遵循当时的制度，不敢稍有不同。但妇女的服饰，六县各有自己的崇尚。大体说来，歙县接近淮扬，休宁接近苏州、松江，婺源、黟县、祁门接近江右，绩溪接近宁国。歙县、休宁尤其奢侈。几十年前，即使富贵人家的妇女，穿皮衣的也极少；如今却到处都是，珠翠首饰也颇为奢华，大抵是由在苏扬经商的人逐渐引起的。长久保持这种风气的办法，恐怕还在于懂得节制吧。《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我县田产中有一种所谓“典首”，不知道始于哪一年。常常一项田业有两个业主：正式买卖的契券必须经过收割、投印等手续，典首契则不用收割、投印。它的价格与正式买卖相差不远，称为“小买”。买下正式田租而不买典首的，只能收一季稻谷，不能收麦子；虽然这是当地惯例，但按道理说不太妥当。曾听老人说，这是由“抵首”讹误而来。所谓抵首，是佃户之间争着承接上首，而田中已经播种；后来这块田或换了主人，或原佃主另招新的承佃者，新佃户承认并补偿上首所出的种子和农工费用，逐渐失实，便变成了典首。又有一种说法：过去土地狭少而人口稠密，想租田却租不到，于是把钱交给田主；田主收了这笔钱后，这块田便永远由交钱的人承种。若要换佃，就必须偿还旧佃户交的钱，所以称为典首。假如这块田的田主从未收过佃户的钱，那么这块田的典首仍归田主所有。这也是一种说法。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因此两说并存。民国《黟县四志》卷2《风俗 黟俗小纪》万历二十七年，休宁迎春时共有台戏一百零九座，台戏由儿童扮演。戏中故事用金珠、绸缎和彩帛装饰，竞相斗艳，极尽奢丽。近来这种风气渐渐减少，但游灯时仍有台戏，用绸纱糊成人马的形状，都能舞动争斗，比以往更加引人注目。县东隆阜戴姓做得更甚。戏台奇巧壮丽，人马的舞斗也是如此。每年聚集工匠制造，从正月一直到十月才完成，这也是奢靡风俗遗留下来的流弊。有人劝说，不如把这笔巨大的费用移作赈济贫困，众人却都笑他迂腐。《休宁碎事》卷7引《赵氏日记》索引：8　11　17　22　23　24　27　28　257　277　388　638　823　965　1000 第二章　徽商资本的来源和积累 第一节　资本的来源 十二都九保居民汪廷寿，因为目前经商资本少，现将父亲与叔父承继祖上的均分田业乙字二百柒拾陆号、二百陆拾捌号，坐落在土名大干口的田地，共计壹亩贰分叁厘叁毫，大小两丘。其中父亲一边的一半，该田为陆分壹厘陆毫伍丝，计糯租肆梆。上年已经用过自己嫁妆仪礼所得的银两，将本号田业的一半拨归本人名下收租，佃户为朱记安。这块田东西南北四至，保簿中已有详细记载，不再另行书写。现在自愿把前述田号中父亲拨归的一半田地转卖给户内弟汪锦名下作为产业，双方当面议定时价为白纹银伍两整，银两当天已经收足。此田从卖出以后，听任买方收租管业；在未卖之前，绝没有重复交易。如有内外之人侵占、阻拦或发生不明等事情，都由卖方负责，与买方无关。所有差赋立即交由买方缴纳。税粮等候日后分户时听从过割。本家日后的子孙不得再有异议。如今恐怕人心无凭，立下这份文契作为凭证。正德拾年三月初八日 立契人　汪廷寿　契 主盟父　汪福海 中见佃人　朱记安 《汪延寿卖田赤契》，现藏安徽省博物馆，田契编号2：26692 汪子贤，字世才，是呈邦公的第三个儿子。呈邦在楚地经商，带着长子、次子一同前往，因而在那里纳妾，便以楚地为家。子贤公是嫡出，父亲离家时他还在母腹中，最终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依靠祖母潘氏抚养成人。公……开始置办资本时很少，但产业日益扩大，凡是祖父留下的旧业，都依靠他加以拓展，使家业日益兴盛而没有衰败。据说，他生于成化丁亥九月十六日辰时，卒于嘉靖庚子十月初八日申时。休宁《汪氏统宗谱》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