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典　　业

译454　常熟县永远禁止扰累典铺碑 江南苏州府常熟县，因为□□德恩隆覆载，异乡百姓无不顶戴其恩，急忙陈述像剥皮一样的困苦，哀告请求刻石发布禁令，以杜绝扰害之事。奉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太子少师、兵部尚书兼督察院右副都御史、从一品、加六级慕批：据附居常熟的徽籍商民毕义和、曹恒达、叶显贞、巴恒盛、汪谦吉、孙浩源、罗仁兴、汪宗、吴寄、程隆等呈文，所述前事如下。文中说：国家富裕在于使百姓安定，兴办有利之事必须先除去有害之事。恭敬的□仁宪大老爷，以仁心施行仁政，为国为民，没有利益不兴办，有害之事一定剔除，远近没有不欢呼的，百姓全都感戴。我们经营典铺这一行业，一向承蒙宪恩，特别加意抚恤，严禁借故制造骚扰。光明显赫的□示，明亮如星辰日月。我们沐浴恩德，至今已经多年。只是典户近似殷实人家的名目，所以吏胥把他们看作可以骚扰、可以榨取的对象。他们却不知道，各铺有的承受借债经营的苦处，有的承受转托贸易的困难，全都离家背井，按本金求取利息，以资助生活。没想到连年水灾频繁发生，赎回的多而典当的少。近来又奉部文，无论铺面大小、本钱多少，典税一律加增。我们怎敢不竭力奉公，按照期限缴纳赋税。常熟地处海隅，县城和乡村的典户不少于数十家，全都是小本经营。□□贤良的守令，对百姓一体加以周恤。无奈奸诈的胥吏和贪婪的差役，贪得无厌，远远违背宪禁，暗中藏匿官府文书，借□苛□，实在多有□。有的说军饷□急，暂时□借；有的捏造□□名目，假借公事索取；有的又巧借备办（中□名色，假公需索；或巧借备办（中。奉批：□常熟县查明，刻石严禁，呈报。等因。奉批。为此说明，典商缴纳税款并开具抵充，确实是充裕税收、便利百姓。近年军饷□急，奉令增加典税，比过去加倍。□充裕税收在于安定商人。正值年成歉收、百姓贫困，借公平质常之法，略微救济时艰；□恤商人，本来就是保护百姓，怎能容许借题发挥、滋生骚扰。本县新近到任，访闻有这种弊端，正想竭力革除，随即接到宪批，因此刻石永远禁止。特此告谕全县军民人等知悉：今后如有指称官府撮借，假借公事强令捐输，以及强令典铺准备铺设供应、采买各种货物、修筑城墙、飞派炭□工价、点充保里，并把小偷小摸等细小事情诬称为失盗，蒙混差役前来查办等情形，准许商人、典头立即指名报告县衙，以便提审追究，解送上宪严惩，决不姑息宽贷。你们各家典商，务必按期限缴纳税款，以维持正常开张经营，不要辜负上级官员及本县革除弊端、安定商人的好意。特此刻石。康熙二十年六月十四日立。知常熟县事刘毓琦、县丞范相棠、主簿林□麟、典史季有长。典商：毕义和、曹恒达、叶咸贞、巴恒盛、汪谦吉。孙浩源、罗仁兴、叶永贞、邵永隆、汪松茂。孙永丰、程隆兆、邵万育、孙和益、傅礼。曹之传、汪同泰、吴源昌、程万源、程兆禧。陈隆泰、程德记、席恒、吴道盛、胡懋。程贞兆、项隆文、程敦义、吴永兴、曹鼎新。程启泰、张亮隆、方启茂、孙永澳。典头：吴奇、汪宗、程隆。承行经承：魏□升。督工经承：张英略。石匠：陈雨。《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186—187页。455　我们平湖县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有田宅的人卖掉田宅，没有田宅的人典当衣服、抵押□（器），以谋求柴米。县城周长有数□（里）多，而新安富人凭借资本操纵借贷利息，盘踞其中，达到数十家。世家大族，有一半被他们占有。康熙十八年，县令景贞运奉宪檄查办违反禁令、收取重利之事。□□（徽人）黄履顺等用白银二百四十两贿赂景贞运，便以一桩案件牵连诬陷景贞运受贿，将诉讼上报上级，弹劾景贞运使其罢官。田地典当的利息是三分。与京师及其他郡县相比，这里尤其高重。商人横行，百姓凋敝。平湖人的骨髓，难道就足以供徽人嗜好吸取吗？康熙《平湖县志》卷4《风俗》456　质库不许本地人经营，多由新安人及四方之人经营。他们以低价买入、限期短促，使贫民在缓急之时无法承受。康熙《扬州府志》卷7《风俗》457　质库多由新安商人经营，（泰兴）县城内五座城门以及各个集镇都有。康熙《泰兴县志》卷1《风俗》458　两省的典当铺，过去有一百多家，都是徽州、浙江人经营。后来不到原来的一半，其中多有本地人参与。如今乡村和县城合计只剩十六七家，全都是西人（山西人）。乾隆《临清州志》卷11《市廛志》459　商人很多，本地人却不从事经商。盐业、质库都由徽州人经营。乾隆《镇洋县志》卷1《风俗》

译460　长公（程锁，明弘治、嘉靖年间休宁人）成年以后，跟随缙绅、学士学习诗歌。不久，父亲客死淮海，……于是赶去奔丧。没有盘缠，每天赤脚走一百里，没有干粮。适逢严寒，衣服也没有多余的。到了淮海，父亲遗留下的财物全都借给了别人，人人都起了侵吞之心。长公拿出借券全部烧掉，不再追问，只在旧马棚下得到一头老驴，卖得一千钱。长公匍匐着扶送灵柩回乡，把钱全部奉养母亲。……服丧期满后，他病得形销骨立，独居一室，三年不出门户。稍有好转，便拿着书读书，从不荒废学业。母亲对他说：“你年少多病，又没有办法置办家业，只管到四方谋生糊口，不要拘泥于读一部经书。”长公于是联合全宗族中贤能豪杰的人，得到十人，每人各拿三百缗，结成合伙，称为“正义”。当时诸程家正兴盛，各家少年以奢侈过度相互夸耀。长公同这十人盟誓，务必违背世俗、刻苦经营。过了很久，事业渐渐兴起，十人都获得了不可计量的财富。长公中年时客居溧水，当地习俗是春季贷出本金给下户，秋季加倍收取利息。长公在市场中经营生息，一年不过收取十分之一，百姓都称便，争相到长公那里借贷。癸卯年，谷价低贱，农民受到损害，各商人囤积粮食，不肯按价出售，只有长公出售，并按平价粉碎积存的粮食。第二年发生大饥荒，谷价飞涨，长公拿出粮食卖给各下户，价格仍按往年的平价。境内的人感念长公的恩德，没有不称赞他是长者的。长公于是安排门下的客人，分赴各地，在吴越之间经营生息。当时长公已经积累了数万金。《休宁率东程氏家谱·明故礼官松溪程长公墓表》461　长公家世代居住休宁，是歙县黄墩人的后裔，后来迁居率东信安里，今称由溪。弘治己未年，长公出生，名封，字时启。长公刚成年，便跟随乡里的前辈名士学习诗歌。不久，父亲客死淮海，长公哭踊并且呕血，只好饮泣来安慰母亲。于是催促启程奔丧，父亲遗留的资财全都借给了别人。原来的仆人偷走资财逃亡，长公没有丝毫盘缠。客人请求先捕捉逃亡的仆人再发丧，长公不同意，说：“仁人不会忘记死者归葬故土，我不能为了眼前一时的居处而耽搁；如果要急着追捕逃亡者而延缓亲人的丧事，那还不如爬着前往。”于是每天赤脚走一百里，不躲避严寒，脚上长满老茧并裂开，衣服没有多余的；肚子空了，就把腰带束得更紧，严重时甚至砍柴取斧屑代替粮食。回来后把父亲葬在桃林。母亲又命他出行，于是侦查山东，抓到了逃亡的仆人，但原来藏在袋中的资财已经全都丢失。到了淮海，正赶上荒年，便把借债人的借券全部烧掉，不再追问。只在旧马棚下得到一头老驴，卖得一千钱。长公带钱回乡，便把它奉养母亲。乡里前来催债的人接连登门，……于是卖掉田宅，脱下妇女的簪钗耳饰，全部偿还他们。服丧期满后，他病得形销骨立，独居一室，三年不出门户；稍有好转，便拿书读书，不荒废学业。母亲说：“你年少多病，又没有办法置办家业，只管到四方谋生糊口，不要拘泥于读一部经书。”长公于是联合全宗族中贤能豪杰的人，得到十人，每人各拿三百缗，结成合伙，在吴兴新市经商。当时诸程家正兴盛，各家侠少以奢侈过度相互夸耀。长公同这十人盟誓，务必违背世俗、刻苦经营；出门后只要到了经营处所，即使隆冬也不生火炉，截取竹子做成管筒，拖着脚跟像车轮一样转动，用来抵御炙热。过了很久，事业渐渐兴起，十人都获得了不可计量的财富。长公中年时客居溧水，当地习俗是春季贷出本金给下户，秋季加倍收取利息。长公在市场中经营生息，一年不过收取十分之一，百姓都称便，争相到长公那里借贷。癸卯年，谷价低贱，农民受到损害，各商人囤积粮食，不肯按价出售，只有长公按平价出售，并粉碎积存的粮食。第二年发生饥荒，谷价飞涨，长公拿出粮食卖给各下户，价格仍按往年的平价。境内的人感念长公的恩德，至今传诵他的义举不绝。长公于是安排门下客人，分赴各地，在吴越之间经营生息。当时吴越地区遭受倭寇侵扰，波及我们郡县；郡中原本没有戒备警报，到了后来，人们甚至背着襁褓中的孩子逃入山中。长公公开说：“我们郡地处险要，阻挡在上游，倭寇未必能来；如果来了，那么境内人人都是倭寇的侵扰对象，又何必躲避？”于是召集乡里的年轻人，召来三老和豪杰，分别据守险要地形，排列五营。长公居中军，在中央推立一名强干的人担任首领，随即划分部伍，聚集粮食，约定日期为期。长公执牛耳，在忠壮祠下盟誓：“谁不赴义，就像先公一样。” 盟誓之后，按军法处置一名不听命的人，将他归入队伍；第二天再次集合，按军法处置一名擅自离队的人，将他归入队伍；又过一天，第三次集合，按军法处置一名喧哗的人，将他归入队伍。从此大家都遵守约束，人人幸而能够自我坚定。不久，倭寇劫掠郡城东部，没过多久便逃出境外。县大夫召长公负责修筑休宁县城。长公把工程分给各个大户承办，没有谁敢不答应。宗族中某家的某子面有难色，县大夫回头询问长公，长公跪下说：“某家贫穷，确实难以胜任；我程锁幸好还有余力，不要因为一个人而烦劳您，请让我代替他。”他花费五百缗，工程便告完成。适逢修筑溧水县城，长公也花费五百缗。随后又倡议全宗族修建跨越渐江的桥梁，花费也相当。……长公靠自身努力致富，把产业分成两份；唯独对同胞弟弟铨，始终和颜悦色，没有一丝以恩人自居的神色。……他临终遗言告诫三个儿子：“我原来的事业中途荒废，庸庸碌碌，没有成就名声；平生仰慕王烈、陶潜的为人，如今一切都结束了。你们问仁、问学，已经接受了经书教育；即使问策年幼，也一定要让他日后入学。凡是我急切追求的，只是希望你们明白经义、修养品行，差不多可以赶上古人。我已经加倍抚养你们，你们从今以后应当承担事务。不要随从世俗，不要信奉浮屠，不要违背父亲的遗命，这样我就可以瞑目了。” ……我认为乡里的风俗是不读书便经商，卑下的议论通常贬低商人而抬高读书人；与其做一个先商后儒的人，宁可做一个先儒后商的人。先商后儒就是损害道德，以儒家装饰经商，不也像蝉蜕壳一样改变身份吗？长公正是这样的人。……晚年放弃经商，回乡隐居，扩展附近土地作为养老之所，上奉母亲使她欢悦，下教授各位儿子的学业。有空时便召集宾客吟咏诗书，宾客有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所读的书有《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直到今天遗留下来的风气仍然存在，这不也很有儒者风度吗？长公曾奉诏助修工程，被授予鲁藩引礼，却始终不肯受拜；如今他的仲子、伯子接受国子监教育，嫡长孙也学习做儒生。《太函集》卷61《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

译462　汪栋（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休宁人）的八世祖名新，即汪松峰，任南昌指挥使，有才干和德行，名声远近闻名。我的兄长与我同为他的八世孙。高祖名自达公，是郡庠生，以文章品行为县中的冠冕。曾祖儒林郎名翱公，喜好施舍赈济，人们都感念他的恩德。祖父名立功公，笃厚地奉行孝友，名声流传于成均。父亲匡汉公名杰，才智超过常人，更加光大祖先事业；早年丧父，不能专心攻读科举学业，后来以国学生身份考授州同知。他的典当业在吴江县平望镇，戊戌年，匡汉公便奉母亲定居在平望。……十四岁时，通晓六经和四书，拿到题目便能挥笔作文，条理井然，颇有章法。这一年到海盐应试，得到督学马公的赏识，补为博士弟子员。第二年参加岁试，又因文章为文宗所熟知，被选拔置于前列。……等到祖母和父亲先后去世，家门以内无论大小事务全靠母亲主持，家门以外无论大小事务全靠从祖父维持。典当业则选择贤能的人委任，按照才能分派事务，都能各得其宜。他曾对任事者说：“祖宗创业艰难，我只是守住这份产业使它不衰败罢了，幸好不要苛刻待人，以免丧失我家的忠厚家风。” 于是他专心致志闭门读书，深夜仍刻苦攻读。凡是经传、诸子、史书以及文章、诗词，没有不浏览翻阅的。休宁《西门汪氏大公房挥佥公支谱·明经栋公传》463　汪可钦（清代休宁人）……他的长兄带着巨额资本到广东经营典当，恰逢战乱，几乎全被负责看守典当物的人侵吞。汪可钦跋涉数千里前去处理，全部归还原物，一点也没有取用。康熙《休宁县志》卷6《人物·笃行》464　此公一向以儒业为事，是太学生，专心从事学业；后来把典当事务托付给不合适的人，对方肆意侵吞，又反过来毁坏房屋，以掩盖自己的狡诈，价值万金的产业全部化为灰烬，……人口日益增多，科举学业也因此荒废。此公更加降低身段实行节俭，运用陶朱公的经营之术，获取山林川泽的自然资源之利，……几十年间产业逐渐复兴。由于平生志向尚未实现，便督促子孙延请名师、结交良友，建造书舍作为磨炼之地，置办学田作为灯火费用。《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465　王福奴，字仲禧，是明代洪武、景泰年间歙县人，善于经营生财，往来吴、浙经商，士大夫都十分敬爱他。有个姓蔡的人欠债无力偿还，想卖掉女儿来还债，王公听说后拿着借券归还，说：“不要因为这件事而导致父女分离、失去天性之爱吧。” 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1 466　许公名明大，字德昭，号竹庵（明代成化、嘉靖年间歙县人）。……他带着资本游历吴、楚、燕、赵之间，百姓中衣食不足的人，都来向他借贷，许公总是把义放在首位。等到年成歉收，欠债的人争相卖掉子女来偿还，许公制止他们说：“我难道能因为谋利而割断人间最亲爱之情吗？”于是把借券全部取出烧掉，表示不再索取。……有个姓王的客商同许公一起住在金陵，丢失了十斤黄金后离去。许公得到黄金，默默等待失主。不久客商回来告诉许公说：“我带着资财在江湖间奔波，离开父母来谋求生计，如今发生这种事，我将归向何处？如果找不回来，我就要投水自尽了。”许公说：“不要忧虑，我等你回来已经很久了。”于是拿出黄金交给他，脸上一点也没有施恩的神色。客商说：“我今天能够重新活下去，是公所成全的，愿意把我金钱的一半分给公。”许公叹息说：“我一向把不义而得的富贵看作浮云，要你的钱做什么？”最终推辞不接受。……生于成化戊戌年，卒于嘉靖戊戌年。《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卷8《竹庵公行实》467　许玉宗公生有三个儿子，世积公排行第二（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歙县人）。世积公小时候喜欢读书，玉宗公不愿意，说：“读书不过是用来记住姓名罢了，何必苦苦学习？”于是他放弃读书，跟随家人学习经营产业。他曾客居姑孰，适逢年成歉收，困苦非常，但世积公独自安然自若，时常同宗族中经营布帛的人交游。这个人当时是姑孰的生员，也很困窘；世积公多次前去同他一起住宿，安慰资助他，甚至每月都有所得以供给生活。后来此人考中甲第，历任参知，而世积公的产业也兴起了，于是两人成为生死之交。世积公曾同其他商人买卖粮食，按年计算可获一倍利润，但最终谢绝不做。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出入的数量不同，却以此谋利，即使获利十倍、百倍，也不是我的愿望。”后来离开那里前往湖阴，病重将死，……从此居家，出售财物只取十分之二的利息。有急需借钱的人愿意多付利息，世积公说：“我取十分之二已经足够了。”族中有个不肖子弟，私自把父亲的田地卖给世积公，几乎挥霍殆尽。他的父亲知道后，便向世积公斥责儿子，世积公立即归还借券。不久，那位父亲十分贫困，又把田地卖给世积公，世积公仍按原价给钱。又有人拿着欠世积公的借券反而控告世积公，官员查明实情后，打算把他所欠的钱加重追偿，世积公全部放弃不取，官员认为这是义举，便责备让利的一方。世积公的妻子宋孺人私下拿粮食送给那个诉讼者的妻子，请她到家中。世积公笑着说：“为什么要帮助攻击我的人？”宋孺人说：“她的丈夫品行不好，和他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世积公怅然若失地抚摸着自己说：“唉，这才真是我的妻子。”世积公天性喜好施舍，居住地数十里以内修路、建亭，都不遗余力。官府修建万年桥，要按丁口和田地征收赋税，召世积公来筹划。世积公说：“这本来应当登记富民征收，我虽然不算富裕，愿意先出钱，让富人先行。”最终采用了他的建议，缓期征收。至于创建宗祠、修订统谱、讲习乡约、兴办义仓，即使劳苦而且费钱也不吝惜。……私塾延请名师，每天安排督促各个儿子，使他们依次进步。询问所教授的书，各人都要反复讲说其中的大意，成为常规。《许文穆公集》卷13《世积公行状》468　汪氏是岩镇人。……处士刚成年时，便凭借积累货物、经营贸易居住在上海。……起初，处士经商时资本不超过普通人；后来日渐富裕，依附他的人很多。于是处士就在当地修建围墙和房屋，安排各位子弟，四面开门让人居住；客人来到，四面都能接待，门内没有空着的鞋子。处士同各位子弟约定：在其他县经营，不要独占利权；贷出本金，不要以劣质货物混杂优质货物，不要短少分量；收取利息，不要计入额外多得的部分，不要按日计算来牟利。于是人们纷纷像流水一样到他的市场交易，邻近各郡县的人也都来了。经营了一段时间便大为富裕，乡里的富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太函集》卷28《汪处士传》

译469　世俊公字智千，天性谨慎厚道。他继承父亲的资财经营生息，因材使用他人：把乡里差役征收的事务交给伯兄仪，把家中人口的供养交给叔弟传，把希望寄托在季弟伯勤学成名，而自己则一心经商，辛勤操劳，从不懈怠，逐渐恢复并扩大祖业。起初在北关溪边开设店铺，不久便在家中经营典当。万历戊子年，年成荒歉，他免收利息，许多饥民因此得以存活。歙县《济阳江氏族谱》卷9《明处士世俊公传》470　长者因为长子子程的功劳，已经获授封号征仕郎。乡人推重长者的义行，哪里会因为他的官阶而轻视他，所以急切称颂陈长者。长者原籍莆田，中年时为躲避寇乱来到建业，居住了二十年左右。晚年归乡……举家迁到金陵，便以典当业代替耕作。不过他对金钱极为淡泊，自己说：加倍侍奉亲长而出仕以求名望，已经是浮华；追求厚利，又已经是贪黩。他平时常低头靠着几案，从六经到诸子百家无不阅览；凡是金石文字、名家法帖，亲手摹写、用手指临画，务求得到真迹神韵，无不学习；绘画作品则从皇唐直到胡元，名贵器物则从宗庙礼器直到玩赏器物，无论价值百金、珍藏多重，都没有不购买的。《太函集》卷59《明封征仕郎莆田陈长者墓志铭》471　我们宗族自时扬公迁到岩镇，到了汪恂公，义行非常高尚，曾经建造房屋让贫困的族人居住，专门救济他人的急难。事情上报后，所属官府书写匾额、立棹楔表彰他的乡里。汪恂的儿子良介因末疾终身残废，家业于是没有发展起来。他有两个儿子：长子钅求，次子钦。长子年幼，独自支撑门户。共程对他说，你家过去本来就是靠经商接受买卖起家的，不经商靠什么谋生？于是解开袋中行装，帮助长子经商。长子说：“好。”便就近到海阳经商，积聚到三次千金，称得上善于经商了。后来又经营典当业，迁居宛陵，住了几年，财产增加了一倍、两倍。《太函集》卷40《共程传》472　商山吴氏在县里是富裕的家族，……家中有许多世代积累而不显露的财富，所经营的产业都凭借典当抵押、操纵借贷利息取得，不做盐商大贾，不奔走边海、进入陇蜀，也不与朝廷做买卖。……吴氏子弟云中星，从其远祖起家以来，至今根基源远流长，差不多已经近十代而没有衰败。《金太史集》卷7《寿吴亲母金孺人序》473　程廷柱，字殿臣，号理斋（康熙、乾隆年间歙县人）。……跟随父亲奔走于江、广之间，帮助料理经营。……总管玉山栈的事务，增加购置田产；……又创办龙游典当业和田庄。歙县《程氏孟孙公支谱·程廷柱传》474　俞曲园樾《右台仙馆笔记》中有一则许翁散尽财产的故事，记载的是我们族中尚义门四方某公的事，如今完整抄录如下：许翁是歙县人。我曾在故友汪镜轩的宴席上见过他，他大概就是汪氏的岳父。许家原来极其富裕，开设典当铺四十多所，江浙之间到处都有，到了许翁时仍然如此。许翁为人极其厚道诚实，说话结结巴巴，仿佛难以出口。然而他的子弟中有三四辈，以豪奢为乐，饮酒如浆、吃肉如草，奉养自己超过王侯。家中有仆僮一百几十人，马匹几十匹，青、黑、红、白各种颜色一应俱全，马具也相称；每次出门，前后都有随从导引，在乡巷之间炫耀。有一天，忽然有郡吏拿着官府文书前来，说太守因为他豪横，想把他逮捕审问。于是他们惊恐万分，上下行贿求免，花费无法计算，太守这才停止追究。于是这三四辈人商议说：“家乡已经不能居住了，何不出游？”各自准备舟车，游历江浙各地。凡是他家开设典铺的地方，无论多远都到达。到那里后，每天拿一张纸条到铺中，索取银钱，永不满足。掌柜有时稍加吝惜，他们便发怒说：“这是我们家的财物，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们还让所交好的倡家女子亲自到典铺中，任意取用财物。掌柜非常害怕，都写信把情况告诉许翁。许翁自知不能约束子弟，便说：“如今我把所有典铺都关闭，他们没有地方取钱，这件事也就罢了。”于是写信通知各铺，叫它们在同一天关闭。随后，铺中的客人都大声喧哗：“主人所缺少的并不是钱财，为什么要把所有典铺都关闭？主人为自己打算，当然可以这样做；那么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许翁听后说：“确实如各位所说。”于是命令从管事以下，全部有所赠送。管事有的给一千金，有的给二千金，按照典铺大小逐级减少；直到杂役、仆役、供养人员，也人人有份，最下等的也给钱十万。许翁决定这个办法时，起初并没有计算人数；等办法公布后，掌柜按账册计算，四十多所典铺，人数将近二千人。众人各自按数拜谢受赐离去，许翁的钱也耗尽了。十几代积累的财产、数百万的资财，一天之内耗尽，也实在令人惊骇。我见到许翁时，他头上还戴着青金石顶、缀有铠羽兰翎的冠帽。汪镜轩对我说：“老人剩下的只有这些了。”考察得知：俞曲园年轻时曾在休宁汪氏家中任馆师，所以记载这件事特别详细。《歙事闲谭》第17册 475　汪献祥，字惟贞，是（明代祁门）城东人。……成年后游历四方，往来江淮之间，累计有数千金借给赣榆人。恰逢赣地有强横的县令追征拖欠的赋税，藏匿、逼迫百姓，县中有一半人流亡。汪献祥的借券装满一箱，却没有人能够偿还。他说：“算了吧，不要帮助别人作恶。”于是烧掉借券回乡。回乡后教导他的儿子。儿子体会父亲的心意，也能清白自守、谨慎修身，以文章和德量受到当时人的尊重，都是父亲以正确方法教育的结果。康熙《祁门县志》卷4《孝义》476　吴文畿，字民止，是（祁门）十一都金壁人。起初客居溧阳，四十岁还没有儿子。溧阳人中有人借了吴文畿的钱尚未偿还，病重将死时，嘱托媒人卖掉自己的妻子，以置办棺材和寿衣，留下其中一半偿还吴文畿。当时吴文畿正在楚地，尚未回来，媒人便向吴文畿的朋友请求办理此事。朋友说：“为什么要卖她？我再拿出一半钱买下这个妇人，为吴文畿置妾等待他回来，这样可以吧。”吴文畿回来后，朋友把事情经过告诉他。吴文畿说：“哪有活着时借给别人钱，死后就占有他的妻子的道理？仁人不会这样做。”于是把朋友订立的婚书和此前的欠券全部烧掉。后来回乡，抵家两年生子吴鼎，孙子有五人。康熙《祁门县志》卷4《孝义》

译477　公名贤，字士希，读《愚溪赋》有所领会，于是自号愚父。……起初学习科举业，按例进入太学，却因命运不济，不能题名雁塔。公写作并感叹说：“同样不过如此，有什么值得夸耀的！科举功名交给我的子孙去取得就可以了。只是想到我的父亲幼年丧父，凭借勤苦在江湖间起家，我作为嫡长子却不承担他的劳苦，这不是孝道。”于是竭力经营家业，不避艰险，只怕不能使父亲欢心。市司中有大蠹虫，曾经侵吞所托之物，公前往关口上奏申理此事，双峰公因此高兴。双峰公去世后，家产以数万计。公只笃守大义，在钱财上从不与诸弟计较，直到今天也没有听说有谁因贫困受患，这都是公友爱兄弟的证明。……公平生胸襟洒脱宏伟，不能作局促鄙琐的姿态；一天得到千金没有喜色，一天花掉千金也没有吝惜的神情。而且乐于亲近贤能大夫，所以无论身在何处，吴地士大夫都愿意同他交游。……公在吴地经营有成，回到故园养老。……公过去居住吴地时，梅林公方宪任两浙官员，有人欠公一百多金，梅公知道是他的子弟所为，便告诉公，公最终没有索取。后来梅公遭遇灾祸，有人替公谋划，想把这件事告发诉讼，公严肃拒绝说：“梅公忠心贯通日月，功劳在于国家，我遗憾不能为他辨明诬陷，难道还能乘他危难之时控告他的子弟吗！”公又曾上奏请求革除镇江沿河的积年恶棍，设立苏州上下两处牙行，以振兴客商秩序，并使国家税收日益增加，这些功劳本来就应当刻在石碑上。……乙亥年三月二十日卒于寝室，距其生于弘治壬戌年六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四岁。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理田愚谷李公行状》478　公名良朋，姓李，是婺源人，字汝信，号继山。……带着资财游历江淮之间，追逐本金和利息，经营生息将近五年，利息颇为丰厚。过了不久，正逢年成歉收，公惊醒般地想：“如果我苛刻追讨这些人的欠债，势必无法收回；何况我有这么大的女儿可以出嫁，有这么大的儿子可以教训，还有这么老的父亲，可以等到我收取利息后奉养终老。”于是大规模烧掉借券，掏空钱袋回乡。……公生于嘉靖乙酉年，卒于万历乙酉年。婺源《三田李氏统宗谱·理田继山李公行状》479　程发奎，字应文，是郡庠生，婺源上溪头人。兄弟四人，最小的弟弟在扬州经营典当业，被诬陷入狱。…… 《婺源县采辑·孝友》480　张大雾，……幼年靠做雇工为生，长大后贩运竹木到西江出售。凭借经营借贷生息，家业渐渐富裕。他曾到本县古江村收债，有个姓姚的人想卖掉妻子来偿还债务，婆媳即将分离，哭声一路传来。张大雾查明实情后，送给银子四十两，使夫妻重新团聚。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481　徽州人中有个叫汪拱乾的，精通会计，在外经商三十多年。他购置的货物，都是别人舍弃的他却收取，因此无不获得三倍的市场利润。这样经营下来，日积月累，越来越富裕，但自己的生活却很俭朴。他还告诫几个儿子，不许穿鲜艳的衣服、吃精美的食物，儿子们也都能守住家业。然而，凡有人来请求借钱，他没有不满足对方意愿而让其离去的；只是立借据时，一定要写明若干利息。因为他放债宽缓，日积月累，本金利息一并计算，欠债的人便都有难以偿还的忧患。有一天，几个儿子私下相互说道：“从前陶朱公能够积聚财富，也能够散财，所以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颂他。如今我们的父亲只聚敛而不散财，恐怕这是买恩反而招怨的方法吧。”拱乾听见后，对儿子们说：“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只是担心你们不能体会我的志向，所以才把钱财积蓄起来而不发放。如今既然你们能够领会我的心意，真是我的儿子！”于是，他查点箱子里的借券数千张，把债户全部召来，将借券全都烧掉，众人都称颂祝贺，环列叩拜。从此以后，几个儿子也都能自行经营，家家富裕，传到孙子、曾孙。如今大江南北开设典当铺，或经营木材、布匹的，汪姓最多，大半都是他的后代；他应当算是本朝经商致富者中的第一人。《登楼杂记》（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中册第100页） 482　汪拱乾，字象坤，清代婺源段萃人。家境贫寒。年幼时便经商，心思精于会计。他对待货物，总是别人舍弃的他收取，往往获得数倍利润。他广泛置办田地房产，自己的生活却俭朴寒素，与贫困时没有区别。曾经积蓄了多余的钱财，按时周转借贷；凡有人因急需来请求借款，他都答应，任由借款人有先有后偿还。年近六十时，几个儿子私下说道：“凡事都有盈亏的时候。从前陶朱公多次积聚、多次散财，连他的次子都不免遭祸，何况只聚敛而不散财的人呢？”拱乾听到儿子们的话，非常高兴，说：“我怀有这个愿望已经很久了。”于是把箱子里的积存借券全部拿出来，共计八千多两，命债户前来核对借券，将借券全部归还给他们。乡里的绅士替他上报各级官员，督台于成龙赐给他冠带以荣身，并在他家门上表彰“满门孝义”；藩司柯永升以“惠施流布”褒奖他；代理县令宁鹏举也以“旷古高义”赞美他。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说，他是晏子、范蠡再世。光绪《婺源县志》卷31《人物·义行》483　洪仁辅（明正德、万历年间歙县人）……刚满十六岁时，洪公还在读书应试，尚未熟悉经商行业，但想到祖父一人艰难支撑家业，在两都、八闽之间奔波，没有安宁的日子，便感到惭愧。……于是远走千里之外，亲自承担劳苦。后来次公也长大成人，洪公在八闽居住经营，次公在南都居住经营，祖父于是得以在乡里安闲生活，修建房屋、置办田地，含饴自乐，享乐而终其天年。歙县《江村洪氏家谱》卷9《明敕赠修职郎提举松山公墓志铭》484　县中人士共同议定，黟县书院的经费由典当商领取本金并经营生息，官吏一概不负责管理。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485　徽州六属中，绩溪较为贫瘠。家境贫寒而读书的士人最多，因此每到乡试之期，前往应试的人却很少。户部主事、绩溪人胡培▯与全县绅士劝募捐款，得到白银五千两，向太守和县令申请立案。将这笔银子交给典当商经营生息，每科把利息银分给应试者作为旅费。一切规条都刻在石碑上，以便长久流传。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新增绩溪知县王日新记》

译486　胡竹村曾对我说，他在家居住时，曾经商议仿照休宁县由公众捐资、交给典当商经营生息的办法，后来竟没有办成。今年初冬，胡君请假回乡，遍告绅士，重新提出原来的议案，全县人都欣然同意。不到几个月，捐款便达到五千多两白银。于是呈请现任太守马渔山先生和我制定章程，大致仿照休宁县已经实行的成例。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索引：146　　200　　237　　277　　322　　372　　923　　941 1137　　1173　　1314　　1333　　1357　　1427　　1452　　1476 第三节　茶叶业 487　歙县的大型商业，除了盐业以外，就只有茶叶业；茶叶向北运到燕京，向南远至广粤，获利很丰厚。这种茶统称“松罗”，但松罗实际产自休宁县的山中，并不属于歙县境内。而且产地不过方圆十余里，每年产量不多，难以供应商贩。如今所谓松罗，大概是歙县北部源头一带所产的茶。它的色泽和味道与松罗没有高下之别，所以外地茶商都到歙县贩茶，休山反而无人过问了。《歙事闲谭》第18册《歙风俗礼教考》488　徽州这个山地郡县土地贫瘠，依靠茶叶进行物资流通；茶叶业的兴衰，实际上关系到全郡。《治事丛谈》489　祁门和屯溪是红茶、绿茶汇集的地区。《治事丛谈》490　我们婺源的物产中，茶叶是最大宗的，只是茶叶唯一销往海外。近些年茶市衰败，经营茶业的人家财产日益减少，已经沦为贫户；农民依靠茶叶谋生，也因此苦不堪言。也有人稍微改变经营方式，改种木棉。光绪《婺源乡土志·婺源风俗》491　祁门红茶的源流。民国纪元前五十年，县人胡元龙、陈烈清先后在祁门西南乡创办茶厂，招募工人，传授焙制方法，祁门红茶才开始萌芽。这两家茶厂算是最早制茶的厂家。厂名为胡日顺、陈怡丰，距今大约已经八十多年。《杂记》492　经营这项绿茶生意的人，大多是徽州婺源人；他们的茶也都出自本地山区，而且多采取合股经营的方式，即使有亏损，也按照股份平均分摊，所以并不觉得负担过重。《通商各关洋贸易总册》卷下《光绪十七年九江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 493　公的谥号是正茂，字松如，“元晨”是他的号。……石桥就是他的父亲，童年时迁居建平，在那里居住十一年。靠加工茶叶艰难谋生，后来资金逐渐宽裕，于是在建平养老。石桥言行刚正，重视诺言，厚守信义，建平人推举他为祭酒。……公因为双亲年老、生活来源少，偶尔恢复祖上传下来的十分之一的行业；这并非他的本性所习惯，最终也不擅长。他曾经装载茶叶和菱角，约定到淮地贸易。《新安张氏续修宗谱》卷29 494　邱启立（明代人），字见参，居住在祁门汊口。家境贫寒，远行经商以奉养双亲，供养所需无不尽力满足。后来和几个侄子联旺一起到湖口贩茶，侄子的船翻了，启立悬赏重金营救；侄子因货物全部丢失，觉得生不如死，启立便把自己的一船茶给了他。同治《祁门县志》卷29《人物·孝友》495　我的曾祖景棠公，向来尊重士人，很有鉴识人才的眼光。道光年间，他从吴地贩茶回来。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下卷之下《拾遗》496　章志乾，字象成（清代道光年间人）。……年轻时和父亲奔走于姑苏，家计稍稍宽裕。父亲年老，留在家中，于是凭借旧址经营……每天勤勉不暇，产业更加扩展。当时婚嫁接连不断，家中没有安宁之年。他命令二弟主持家政，三弟在京师经营，经过十多年，把茶叶运往北方，才大规模建造“彝德堂”新居；掩埋暴露的尸骨，整治道路，周济孤儿贫民，花钱毫不吝惜。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24《家传》497　汪庆澜，字位三，清代婺源荷田人，按例授予奉政大夫。平生喜欢施舍，重视诺言。曾和乡人洪圣才一同到江右经商，洪圣才病重，将孤儿托付给庆澜抚养；庆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婚配、教育，直到年老也没有改变。发逆扰乱时，他捐钱赈济流民；凡有从贼营逃出的人，他都给钱和斧子，让他们回乡。镇河洪水突然上涨，棺材和尸体漂失，庆澜雇人沿河打捞溺亡者。有个姓叶的大商人，被援佩德致谢，送给他洋银五十元，他坚决不接受。他到祁门贩茶时，看到道路上棺木和尸骸暴露，便捐洋银二十元，托付当地的年长有德者雇人掩埋。至于施舍米粮衣物、修桥筑路等各种义举，更难以逐一叙述。他活到七十多岁，子孙众多。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498　潘开祥，字希明，婺源和睦村人，具有五品官衔。幼年贫困，靠经营茶业起家。……孤侄欠下数千金借券，他慨然替侄子偿还。兵乱之后，振兴合族的文社，首先捐出租谷六百秤。文社课业所需的文资供给，全靠他的力量。至于施棺材、助军饷、救济急难和灾荒等事，难以一一叙述。晚年家道衰落，许多人为他感到怜悯。光绪《婺源县志》卷34《人物·义行》499　詹思润，字庚元，清代婺源秋溪人，职员。性情孝顺友爱，兄弟四人，他排行最长。三弟刚出生时，父亲因家贫想把他过继给别族，思润竭力劝阻，独自维持家计。后来经营茶业，资财富裕，更加努力行善，修缮祖祠，捐银三百两。秋溪治理河道、大路重修，费用约一千金。其他如设立祭祀田产、培护龙脉、倾囊救济歉收、捐资帮助团练等，善行多得数不完。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500　江灵裕，字淦川，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江湾人。……在温州经商，总管茶务。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501　余文芝，字瑞田，清代婺源沱川人，监生。出生十天母亲便去世了。长大后，侍奉继母如同亲生母亲，对同母异父的弟弟如同同胞兄弟；分家时取贫瘠的、把肥沃的让给弟弟。尤其轻视钱财，从不苟且取财；曾到休宁西部贩茶，在布袋中捡到遗失的钱，便访求失主归还。其他如救济贫民、烧毁借券等，义行多得数不完。光绪《婺源县志》卷35《人物·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