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志卷四十一

译记。宋彭乘《修玉局观记》：一切元气归于造化，观察造化便归于无。万物产生于无，本来是无而成为有。因此万物各自区别，事情各自分化。不经作为却能成就作用，形上形下都不会穷尽，既非柔也非刚；广大可以包容太虚，细微可以存在于毫末。我不知道万物是各自创造，还是造物者另有主宰？抑或只是自然而然？自然是本性，虚无是本体。这就是道吗？道的作用哪里能说尽！它在天地间表现为动静，却没有所谓动静；在日月间表现为晦明，却没有所谓晦明；在雷霆间表现为声响震动，却没有声响震动；在山河间表现为融化凝结，却没有融化凝结；在四时舒展肃杀中表现为变化，却没有变化；在百谷草木中表现为生长，却没有生长；在八音中表现为和谐，却不能被听见；在五色中表现为彰显，却无法被看见。它落实到人身上，就是诚明的本性，表现为视、听、言、貌。若不是天下最通达的人，谁能参与理解这一道理呢？况且人处在道之中，道也存在于人之中。人完全发挥道的作用而能够体察法则，即使没有听见看见，也能观察万物而探求其中道理，反观自然，推究自己所感受到的本原，不执着系累，只是勉强给它命名。名称有所宗本，宗本于它自身的来源。因此名称和事迹分开；名称和事迹一分开，不同道路便显现出来，所以万物纷繁扰乱，没有固定的法则。人如果没有区别，就会和飞禽走兽一样。因此圣人效法乾坤，辨明上下，顺应时节，因循和谐而彰明礼乐。礼乐的作用，关系到人和神。人与神都必须有所宗本，所以坛墠兴建，祭牲礼器设置，宗庙建立，五岳四渎受到尊崇。《虞书》开头称为禋祭，《洪范》陈述祭祀，必须具备相应器物，才能完成祭祀之事。这大概是人伦的根本、政治教化的起点，使人有所归向，使神有所居处。凡是功德施于百姓的，都必须尽力崇奉祭祀，实际上是敦厚根本。道是万物的开始，难道不是根本吗？功德如此广大，哪里能够命名叙述？那些排列的宫观庙宇，大概也由此而来吧。虽然三洞九宫幽远地处上清境界，太微紫极自居无色之乡；那些事常有传闻，却有时难以追问。唯有太上混元上德皇帝，体察自然运行，以无始之本为宗，探究在象帝之前的道理，建立先天教化。在武丁时代，他降生于厉乡；在柱下混同尘俗，在函谷关演说教化，以恍惚说明超越形质，以希夷说明超越视听；寄托于有而归于无，申明大道，使万物自行化育，统统归入众妙之门。百姓乐于推尊他，默默契合于不言的教化。他的德行广大，作用深远。于是各自恢复本根，返回自身的来源。所以说：消散时成为气，止息时成为人。这不是荒诞迷惑之言，而是说明教化的极致，将要使人看见寂寥的妙本、澄澈深湛的淳厚源流。修身的人去除过分和奢侈，治国的人实行无为、减少政事，也如同伏羲画卦，阴阳两仪的德性才得以显明。孔子建立的言论，百代君王的法则由此存在。既然如此，如果不是崇尚庄严的庙宇形貌，丰富洁净祭品，竭尽精诚，使日月所照之地都受到崇奉，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至于飞布云霞，穹隆高大的土木建筑，深深仿造绛色宫阙，幽深形似丹台；一方面积聚阳气之华，一方面取法大壮卦，只是想把对道的诚意推到极致，并率领人们趋向善行，并不是为了设置祸福报应。益州玉局观，是二十四化之一。传说后汉永寿年间，老君与张道陵来到这里，有一座带局脚的玉座从地下出现。老君登座，为张道陵演说正一之法。离去后玉座隐入地下，于是形成洞穴，所以以玉局命名。何况这里处在坤维奥区，是舆地的分界；墨池、石室等处，又借助古代胜迹的遗踪。岷山导引江水，远远供给清纯秀美之气。楼台高耸，俯视郡城。年代渐渐久远，基础构造仍然存在。皇帝实际崇尚慈爱俭朴，以清虚作为宴游之乐，以朴素作为玩赏之物。八元被授予官职，五老相继唱歌；百姓耕作开凿，和乐兴盛，却不知道靠的是什么力量。飞禽走兽蠢蠢活动，只以极致的和谐为乐。崆峒山因顺风而受到忧念，赤火长久完整地保存于防象之地。哪里只是使黄屋中的君心得到感化，使紫庭中的帝王谦让德行？至诚能够感通，天与人彼此契合，所以真祖显示储灵的征兆，宝符赐下无疆的吉祥。皇帝大力宣告成功，完备修整废弃的典章；恭敬肃穆地驾临法驾，亲自拜谒真源；尊崇美好的尊号以显示庄严，率领含灵万物达到清净，使万物自行化育，与大道共同成就功德。于是自然界日月星辰共同发出珠玉般的光辉，五灵成为池泽中的生物。天下四大贯通而合为一体，由此可见人们畅游于淳和之中，进退都合于冲虚玄妙。皇帝的治理，明白得如同指掌可见，于是下诏天下普遍崇奉神灵宫宇，使混元之道光明巍峨。知府、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凌公，以经世罕见的才华施行移风易俗的政令，充分展现坤卦黄裳般的美德，得到诗人所称温润如玉的美誉。他从谏垣调出，来到这个藩屏之地；教化周遍融洽，仁惠广泛施行，诚意感动百姓，百姓都知道自我勉励。和乐达到极致，屡次获得丰年；平民百姓已经安康，郡政也因此简约。所以每当游览灵胜之迹，偶尔停留游观，看到它们不够美好，必定加以修缮。这里靠近府署，原有制度仅仅保存。自东汉开始兴建，到大唐加以崇饰；王氏窃据时，扩展城门，毁坏这座殿堂，把它并入内禁。不久又与府库一起，全被灾火焚毁。后主依照旧有规制重新创建祠宇，沿袭原有规模，工程也不算宏大。将近百年，倾颓毁坏接连不断，不能始终如此。适逢昌盛时期，凌公因为国家诏令遍布天下，真诚归依真教，恭敬遵奉神灵，准备增修，于是飞章上奏朝廷。诏令批准他的请求，选择日期，在此动工。宫殿拆除旧的、创建新的，开辟小地为大地；工程无论大小，没有不经心办理的。人们乐意跟从，毫不懈怠自己的力量。东西宽七十七步，南北长七十五步；中间建三清殿七间，东厢有三官堂、镇楼以及玉局祠屋，西厢有九曜堂、太宗皇帝御书楼以及斋房、厨房、库房、门屋；周围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间。槐树、檀树等全部更新，栋宇全都焕然一新；奢侈不超过制度，节俭又合乎规矩；不妨碍农时，不劳烦民力。这样自然就如同赤城在眼前，哪里还需到紫府游神？台殿在霞光中明亮，仿佛看见金楼的影子；松萝间雾气浓郁，依稀如同李树的荫影。宏伟壮丽的规模，大体如同神灵变化；若不是我公竭尽心力、遵奉明诏，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呢？

译化主浦若谷能够继承焚修之业，适逢这次兴建创建，更应当精心确实，以永远增加崇奉，并且将来记录岁时，使事迹保存于金石，借以彰扬宏大功绩，实在应当托付给大才。我的见识有边际，文章没有条理，狂妄简略，类似我这一类人；钻研精微却不是道家一流，照见灵府而光明晶莹，却还不能分辨日月；打开丹田而空旷荡然，不能容藏乾坤，只能勉强探求空虚的筌蹄。仰遵美好诏命，濡笔叩问寂静之道，实在惭愧文章写得不美。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某日记。张咏《益州重修公宇记》：据图经记载，秦惠王派张仪、陈轸讨伐蜀地，灭掉开明氏，卜地筑建这座城，方圆七里，遵从周代制度。又分别在南北修筑两座小城，用来安置商贾；小城的遗迹如今都已湮没。命名郡为蜀郡；从秦到汉，民户越来越繁多，改郡名为益州。从汉到唐，逆顺增损的沿革，都见于史册，这里不再叙述。隋文帝封次子杨秀为蜀王，于是依附张仪旧城，在东南西三隅增筑，周广十里；如今的官署，就是蜀王杨秀所筑城池的中北部。唐明皇巡幸蜀地，升为成都府。唐末政事松弛，诸蛮入侵；高骈建立节镇，立即驱除敌寇，使居民得以围闭居住，但多患萦肿病，于是开始修筑罗城，方圆三十六里。清远江元在州府前。修筑罗城并迁移之后，如今只要看看城池的大小，就足以知道四民治理得好不好。朱梁移取唐朝的鼎器，远方之人得以肆意妄为；王建、孟知祥相继自称伪号。干德初年，王师奉命吊民伐罪，重新命参知政事吕余庆主持军府事务，取伪册勋府作为治所。淳化甲午年，土贼李顺占据州城，偏师一出，不久也被消灭；这一年把府降为州。危楼坏屋到处可见，台殿遗留的基址仍然高耸并立；官署安排杂乱，不合适宜。至道丁酉年，张咏才开始商议改建，计算工程后上奏请求，皇帝下令批准，并仍委任使守负责督办工程。他筹划材料，是在两年前；讨贼开始时，山林竹木幽深，很多逃亡者藏匿其中，诏令允许砍伐，以开辟平坦大道；获得竹子二十万根、木椽二万条。盗贼作乱之后，许多人违反禁令；皇帝宽大赦免，免除死罪而改为徒刑，又让服徒刑的人烧制瓦片。每天考核工程，工人没有说疲倦；一年得到瓦四十万片，新旧材料相互配合，没有缺乏。拆毁那些超过制度、将要倾倒的房屋，所需栋梁、桁栌等材料，难道还要向外求取吗？高耸的台殿基址，所需砖石基础达百万之数，也全都得到充足供应。他筹划役夫时，得到沿岸水运的二千人，轮换分成三班承担事务。夏天早早入工，晚上才回去，中午才休息；冬天辰时以后开工，到申时停止，这样是为了保养人的力量并防止寒热侵害。从夏天到冬天，十个月工程完成，没有闲散人员，也没有逃亡丁夫，所谓不烦劳而能建成。筹划工匠时，先从民籍中选出一千多人，从军籍中选出三百人，分成四班，大约十天轮换一次；到了规定日期自然前来，不再追呼。台殿所用的土料可供墙面涂抹，又加上开沟挖地所需劳力，省下的功夫几乎达到一半。东面依着孟氏文明阁设置房舍，有楼房后来建起；堂中立有中门，通向大门。中部因王氏西楼作为后楼，楼前有堂，堂有侧室，室前有回廊，廊南有暖房；屏风上有黄筌所画的双鹤、花、竹、怪石，众人都称为双鹤堂。再往南是凉堂，墙上有黄筌所画的湖滩山水和双鹭。这两面画壁以及鹤屏，都是从毁坏的房屋中迁置而来，因此名为画堂。凉堂、暖堂是为了适应寒暑。两堂东面有官厨四十间，厨房北面越过通廊，廊北是道院的一房一堂；厨房和道院本来都不是正位，大概是在节省古廊两根柱础之外，也符合蜀地的实际需要。凉堂西面有都堂，在使院六十间房屋之中，用来便于议论公事。院北有节堂，堂北有正堂，与后楼、前堂构成次西的位置。节堂西面通向兵甲库，这是为了显示隐秘之事。凉堂、都堂两堂南面排列四署，供同僚居住；前门通向大路，后门通向官署，便于办事。公库、值室、客位、食堂依次排列，马厩、酒库、果园、蔬圃也相次分布；四面安排都很合宜，没有不周全的地方。稀疏的竹林、奇异的树木、香草、名花，各处都有，不能全部记载。东面夹着戍兵两营，南面有资军大库。大库不是新建的，只是根据旧有文书改朝向西门为衙西门，把三道门减为一道门，平除僭伪的痕迹，合乎州郡制度，确实可以说恰到好处。不损耗一文钱，不扰乱一个百姓，共得到大小房屋七百四十间，两营不计在内；这确实有利于政事。如果等到木材朽坏以后才筹划工程，耗费官府、损害百姓，岂止要以数百万计算？州郡兴修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记录的，只是想表彰他削除伪制、恢复正制，避免远方百姓迷惑，使子子孙孙不再知道超越僭越的规制。给事中、判昭文馆事安定梁周翰系辞说：九州的险要，集中在庸、蜀二地，是天下第一。天下各地的风俗，西南地区以繁盛奢侈著称，是全国最突出的地方。这里的人多粗犷桀骜，奸邪豪强因此滋生；社会成分复杂，礼义也随之败坏。所以朝廷精心选求贤能的州牧，忧虑远方百姓，常常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因而格外费心，也时有违背皇上心意、侵害百姓的情况，使治理事务越理越乱，澄清水面却屡屡被搅浑。公任职时，正值贼军肆虐之后、主将骄纵士兵之后，收拾其遗留的污染，以天子的恩泽洗涤百姓，拯救受伤残破之民，把皇帝诏令中的宏大造化显示出来。各族百姓都有了生存的希望，家家户户都恢复了精神。这是公推己及人的仁心，也符合皇上的一贯意旨。只是公府原有的治理基础，本来都是施政留下的根基，于是削减大规模扩建的宏伟规划，使它遵循各郡通常的制度，不使民力因劳役而困敝，也不使国库财物耗散。到任期将满时，百姓所见的景象很快改变了。凡是办公的地方、宴饮慰劳的厅堂、僚吏休息游玩的处所、游赏适意的地方，竹木花卉都布置齐备。自韦南康矫悍之后、孟知祥僭越悖乱之后，安于过往恶习，终于积习成风；如今所营建的这些设施，确实是用来引导人们合乎正道，使轻浮者渐趋敦厚，使凶狠狡诈者渐渐变得仁慈。循吏所能做到的，确实都已完成。我都将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采访之吏，赶快上报；至于论功行赏的急务，也应迅速下达，参与处理三司的各项政务，辅佐皇帝成就宏大事业。

译在天下安宁昌盛的时期，发扬光大益州的声威，这是朝廷内外一致的说法。我周翰一向愚钝，颜铸也没有什么名望；自从离开翰林禁林，出任判上馆，年近老境，又多有养家负担，才思本来微薄，小小的才能似乎也将耗尽。远远承蒙您延请垂顾，却久久未能称心。明公谈论营缮的根源，叙述周详严密，寄寓劝诫之意，足以通达神明的听闻；即使只是用来显示对我的宠爱，也足以成为太平时代的典范。因此我勉强写在碑文末尾，姑且赞颂您的功业。当时正值学士、侍郎接替任职、回朝的一年，撰写此文之日，周翰谨在高碑背面记述如此。景德二年记。张俞《华阳县学馆记》：三代的学校制度，到了秦代被废弃；蜀郡的学校，由汉代兴起；而天下的学校，又由蜀地发端。从汉代到宋代，殿堂房舍和孔门圣贤画像都在，古代制度完整保存，那么蜀地学校的兴盛，真是源远流长啊！唐代衰败之初，侯王依恃乱局，割裂天下，荡毁削弱典章法令；百姓扰乱自己的生计，不是盗贼就是士兵，仁义礼乐在世间还有什么呢？只有孟氏接续蜀汉，以文治为事，凡是草创制度，都仿照唐代轨制；随后又恢复汉代的庙学，于是刻石书写九经，又在都城内修建两县的学校，设置教师和弟子，以儒学讲习。远方百姓归附，王师平定蜀地后，仍然沿用这些制度，没有废弃。华阳县学馆，是伪广政十二年修建的，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栋梁弯曲，墙壁倒塌，成了鸟鼠栖居之所，新近入学的年轻人觉得鄙陋，也不肯顾及。有弘农人杨安之任县令，政绩很好，感慨学校废坠，收集群士的财物，因而重新修建，但工程还没有完成。后来江东人沈扶来接任他的政事，更加重视儒雅教化，务求归于正道，兴办学校、修饰圣贤画像，整治堂宇，上是为了遵循朝廷制度，下是为了完成杨君的遗志。华阳县隶属于州内，而州中原本自有汉代学校；先前乐安蒋公已经扩大了它，如今平阳文公又率领大家教导，人才济济，礼乐盛大流行，县学和乡学也跟着兴起。上有所感动，下有所仿效，风俗教化变得柔和，可以追踪古代的善治，可以作为后世的典范，长久流传而不衰，关键只在掌握贤能之人。宋庆历四年，杨君开始修建它；第二年沈君完成了工程；又过一年，晋人张俞为此撰写记文。《望岷亭记》：凡是在胜景之地修建亭、观、池、台，即使没有山川，也会显得开阔；即使没有江海，也会显得幽闲。何况郫城坐落在岷山南面，江水环绕，处于川地之中，自古就是都邑，本来便有丛亭的胜景，山川江海之美无不具备。如今县令安定人胡君从江南来到这里，随着这里游览观赏，却遗憾仍有一些优美景致郁积未能显扬。防方牧广平公命人修筑县城的重门，城门面对闲田；他把荒芜污秽的土地全部收归，栽植树木作为西园，于是修建大亭，命名为‘望岷’。这座亭向西距岷山不到百里，山势盘曲接地、郁然参天，万峰绵延，自古孕育青翠，环拥而临三蜀。它究竟望见什么呢？春天云气开始翻涌，山色柔和而烟霭弥漫，水气含蕴如瀛海；天空晴明无一丝阴影，万木交相蒸腾，重岩叠嶂直倚云端，峰顶高耸，冰雪映照。秋天空旷，凝聚着光辉，秀丽的山峰显露天成的骨格；朝阳夕月各呈异态殊色，寒日照射而显得惨烈，有时可以看见城阙，三座山峰含着光辉，隐约映向天边。这就是登临远望的大概景象。所以君子看见这些景色，眼目更加明亮，形体更加安静，内心更加清澈，便可以脱离拘束牵绊的境域，进入道义的庭院，以清静无为来治理政事，功业也会日渐成就。假如小人看见这些景色，眼睛反而更加盲昧，内心反而更加昏暗，俯仰之间悲伤忧戚，压抑自己的本性，就像越人看见中原人的章甫冠，海鸟听见钟鼓声一样，难道这是它们的本性吗？他们反而会违背道义、贪图利益，走到受刑而死的地步，却欣然自以为登上蓬莱，即使栖居昆仑也不如这样；哪里肯说峨山仍然值得观望呢？既然如此，岷山、峨山的灵秀之气，难道也是为小人设置的吗？由一座山推求天下的道理，那么君子与小人的道路，也不过如此罢了。胡君字希逸，刚强明达、公正廉洁，治理县政终于没有诉讼。他又看到前任县令长乐人冯道元修建丛亭的事，于是再次大力修缮，并特意修建这座亭子，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志向。我于是作文，以示爱山的君子。田况《进士题名记》：蜀地自西汉以来，教化流行，文雅之风兴盛；司马相如可以追及屈原、宋玉，扬雄可以与孟子、荀子并驾齐驱，他们的文章和道术，都是天下人所尊奉效法的。因此求学者接连不断，都说蜀地风俗与齐、鲁相同。然而世间有治有乱，教化有兴盛有衰薄，士人的出仕、退处、贵贱，实际上都取决于此。唐末五代，政纲昏暗衰微，斯文与士人几乎一同坠绝。宋朝兴起后，天下统一，具有尧的文治、舜的明德，逐渐昌盛扩大。朝廷设科考试选拔士人，录取人数之多，是前代君王从未有过的。益州自太平兴国以来，考中进士的人接踵出现；天圣、景祐年间，人数更加翻倍。到庆历六年，一榜考中十八人；皇祐元年考中二十四人；外州来此求学而登第的人还不包括在这些数字内。兴盛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世道教化昌明、政治兴隆，士人也随之振兴吗？主持学校的人商议在宣圣殿东北修建荣名堂，把本朝考中进士者的姓名全部题写在这里，刻在石柱上，用来昭示后来的人。我听到后很高兴，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又为此写了序。时为皇祐二年五月一日。《古柏记》：成都诸葛孔明祠中的古柏，祭祀它的年代已经很久远了；树干高大，枝柯粗壮，盘曲牢固，凌空挺拔，有许多足以称奇之处。杜甫曾作歌咏它，段文昌也作文摹写它的奇异，人们大多熟读传诵。当地老人相传，记事者也说：自唐末凋敝以来，历经王氏、孟氏两个伪国，树木枯朽尤其严重；但因为是祠中的树，没有人敢砍伐。宋朝乾德丁卯年仲夏，枯枝又重新生长，日益繁茂，观看的人都惊叹不已。人们认为树木荣枯的变化，是随着时世治乱相应的；武侯的神灵仿佛对此有意，实在奇异啊！于是命工匠绘图描摹，详细叙述事情的始末，留给爱好此事的人。从蜀汉三分时期至今，已经有八百多年的树龄了。

译吕陶《经史阁记》：蜀地学校的兴盛冠绝天下而且能够流传无穷，实在有三件事：一是文翁的石室，二是高防的礼殿，三是石壁上刻的九经。周代的治道衰微以后，乡校废坏；经历秦朝暴政，到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典章制度和教化才逐渐恢复讲求。当时文翁任蜀郡太守，在市中兴办学校，减少府库用度来供给博士；又选派诸生到京师学习，招募子弟，替他们免除徭役，并让他们补任小吏，有时还带他们巡行县邑。百姓因而归向教化，几乎可以与齐、鲁相比。从此各郡国都设立学校，实在是文翁倡导的。所谓石室，至今还保存着。东汉末年天下动荡，兵火接连不断，灾祸波及校舍，弦歌诵读之声完全断绝，儒学风俗不得端正。兴平年间，郡将陈留人高防修复旧制、补救废缺，建造庙堂，形制宏伟，规模壮观，名称也焕然一新；所谓礼殿，便由此可见。五代乱世，疆土分裂，孟氏据有剑南，百般制度刚开始草创，却还能取《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在石上，供学者学习。宋朝皇祐年间，枢密直学士京兆人田公重视文治，又把《仪礼》《公羊传》《谷梁传》附刻上去，于是所谓九经便齐备了。从汉景帝末年到现在，共经历十六代、一千二百四十多年；天下分裂、制度变革，形势从来不固定，但这三件盛事却没有改变原貌。这样看来，说蜀学冠绝天下、流传无穷，并不是夸大之词，而是考察事实后得出的结论。经史阁落成，地基形势高大，屋宇雄伟深邃，从上面俯视众屋，既不狭窄，也不简陋；万卷藏书聚集其中，作为珍贵的宝藏。这大概也可以近比于那三件事业，传承千百年而不可废弃吧？龙图阁直学士濮阳人吴公借经史阁落成之机，会同僚佐、蜀地士大夫以及讲学的师生，共有若干人饮酒庆贺落成。德化之风洋洋流布，颂歌之声欢快和悦，传播于一方；仿佛阙里孔门弟子聚集在杏坛之下，歌咏先王的道德，回归圣门；又仿佛鲁侯来到泮水之上，国人望见他的车旗、和铃，欣喜地观看，见到他的容色笑语，便受到感动而产生向往教化之意。啊，这是多么盛大啊！吴公纯诚好善，治理有本有末，所到之处总把劝学放在首位；见到一个士人可以谈论道理，便引导提拔，常常唯恐来不及。这正是《诗经》所说的能够长久培育人才，因而天下人都欢欣快乐。陶于是推明吴公的心意说道：修养性情、端正自身，以至治理国家天下，其大略以仁义为根本；其中的文献，经书记载得最详细，可以考察古人的施政措施、推行教化、正邪纯驳，以及百姓生活的幸与不幸；这些事迹，史书记载得最为显著。世上的学者如果不以夸耀背诵篇章为能，而能依照经史所说去实行，不以博闻多见为竞逐，而能谨慎选择其中正确的道理，那么就算有所收获，也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了吧？当初，经史阁的营建，全是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霁谋划的。王君修身洁正而且有文才，曾经掌管吴兴郡学，把那里的规章制度带来，传授给诸生，并不只是用于这座阁而已。陈皋《杜宇、鼈灵二坟记》：战国时蜀地遭受水灾，杜宇在蜀地称君，不能治理，便推举荆地人鼈灵来治水。水患平定后，杜宇于是把君位禅让给他；二人死后都葬在郫县。如今郫县南面一里处有两座坟墓相对而立，像丘山一样高大。只有鼈灵墓隶属于净林寺，寺僧削平它的高度，在上面修筑台观。隐士张俞担心它最终湮没，请求郡府立碑记载，又在墓上设置祠堂，使杜宇墓冈与鼈灵墓相连。杜宇墓尤其盘曲高大，百姓在其上开垦旱地和水田，这种情况已经由来很久。皇祐壬辰年春天，净林寺僧人去世，寺院田籍被登记为田地，许氏开垦田野；鼈灵墓也和寺院一起被改成民田。张俞听说后，向县尹虞曹外郎郭公进言。郭公神色忧伤，亲自乘车前去查看。第二天，进士杜常等五十八人拿着文状到公堂申诉。郭公答复说：‘从前七国互相残杀，百姓死伤遍地；唯独杜宇没有参与争战，张俞有所请求，正是为了拯救这些百姓。虽然鼈灵成就了平治洪水的功劳，但若没有杜宇，他也不能建立功业。论贤德，杜宇占多数；记功烈，鼈灵更大。二人相继兴起，其事业也有舜禹功业的十分之一。况且勤于为民、抵御灾害的事，都载入祭祀典章；若没有这座祠墓，古代圣贤就会暴露在荒草之中，而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们了。’ 于是郭公提出不能把二墓登记为民田的意见，报告郡府。郡府赞许他的请求，命令恢复净林寺，并访求名僧主持，得到景德寺一位已经白发苍苍的禅僧。此僧喜好清静退处，能够进入禅寂状态，县人都归向敬仰，郭公于是任命他主持寺院。又把全境内的两座坟墓都划归寺院管理，命人刻石记载这件事，希望后来的人知道二人对西土有伟大的功德，应当使他们的恩惠永远流传。皇祐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记。何涉《墨池准易堂记》：道理在末世昏暗，在盛世显明；遗迹因无知而毁坏，又因有识之人而得以伸张，这大概是常理。扬子云经历汉哀帝、汉平帝和新莽时期，被称为名儒，声名光彩盛大；即使经过千百年，也从未衰败贬损。他在锦官城西郭的狭巷中有一所住宅，著书的墨池还保存在那里。后代人追念他的贤能，却不能亲见其人，于是在池边建亭，岁时前来游览，表明景仰、效法和向慕之意。魏晋至李唐之间，兴衰变化，如飞虫纷乱、蝇营般忙碌；侵扰、晦暗和喧闹的声音没有穷尽，姓氏却突然更换，唯独子云的宅第巍然独存，坐落低处而未被废弃拆毁，这也足以证明他的才具、气度和学问受到世人仰望。王氏的气数将尽，中原溃败丧乱，王建从草野盗窃之徒进而侵夺蜀地，僭越建立国号，凭借淫虐暴恣来成就一切，哪里顾得上认识所谓扬子云究竟是什么人？住宅和墨池的围墙被划入官府界内，成为仓库用地。直到孟知祥、孟昶时代以及宋朝，仍沿袭而没有改变。淳化甲午年，李顺的盗乱刚开始，放纵士兵烧杀抢掠；高高堆积的粮仓，转眼化作灰土丘。贼乱平定后，主管者便利用这块地方改建营垒，用来休养士卒；四周围墙包围着儒学宫舍，反而更加玷污了旧址。庆历丁亥年，当今宰相、集贤文公恰好任成都尹，有中兴寺僧人怀信到公堂陈述情况。文公叹息惋惜了好几天，命官吏寻找遗址，划定界限，归还旧有范围。但房屋已经改名为龙女堂，池塘又被淤泥堵塞，污浊不堪。当时正商议修葺，文公却突然被召入朝觐见，事情因此中止。第二年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几趁机独自来到这里，看见荒废破败、空旷杂乱的景象，长久叹息，并且说道：‘子云有八十一首、十三篇，连同其他箴、颂之作，文辞义理深奥久远，如山岳生成、泽水浸润，上可与三代经训相辉映。士大夫不能通晓他的言语，众人便指责他孤陋。采用他的道理，却反而使他的遗迹受到贬抑；这种尊崇善行、挽救风俗的风气，恐怕将要坠地而无人振兴。’何涉于是退而劝告贤能的僚属和有名望的卿士，收集俸禄余钱，谋划修建。知府、直枢密程公学识足以据守道义，被士人推为宗师；他扶持正道，顺应时势，崇尚名节义理，听说此事后很高兴，命人取优良材料，充作资助。城中士人，直到穿田衣的农民、戴黄冠的道士，即使平时违背儒家教训、以别的学说自夸的人，也都欢欣鼓舞，忘记劳苦，前来共同办理这项工程。辨明方位，审察曲直，处处都很用心。

译正北面的大堂名叫‘准易’，绘制扬子云的遗像，正中面向南方。诸位贤者的仪容画像排列在东西两序，池塘中央筑起高台，台上建亭，名叫‘解嘲’。前面正对午位，轩楹相对而立，用来准备宴会，名叫‘吐凤’。奇花杂树，移植布置，枝条交错，垂苕下垂，排列森然，气象和美。三月末，凡是土木、涂黑、刷白等工程全部完成。君子认为高侯这一举措，扶助已经废弃的事物，补足长期缺失的教化，其激励劝善的意义，即使古人也不过如此；何况他资质见识端正明亮，学术雄厚丰富，就像疏导积石山、引来长河之水，时间越久，水势越大，不必担心枯竭。他的文章华美严密，依据法度剪裁邪曲之辞，就像穿着绘有藻火纹饰的礼服而退入常服，因此他的举止和建置都可以作为师法。我才学浅陋，承受命令，惶恐不安，谨为此作记。时为庆历八年。宋祁《文翁祠堂记》：蜀地祭祀而一千五百年不断的，有秦代李公冰、汉代文公翁两座祠堂。李冰替蜀地开凿离堆，于是抵御水患来灌溉民田，灌溉所能达到的地方常年有水，没有旱年。西方百姓感念他的恩德，便传说李冰本人曾与水怪搏斗，不能取胜而死。从此江水不再暴涨，蛟龙、蜃怪惊惧躲藏，百姓安宁地生活。因此他们把殿宇修得高大，每年宰羊、猪、野鸡和鱼，击鼓吹笛，数十州的人都来参加祭祀；人们奔走歌舞以娱乐神灵，祝告完毕、神灵赐福之后才散去。文翁治理蜀地，开办学校，用《诗》《书》教育百姓，洗刷旧有习俗，使长幼有序、尊卑有别、亲疏有伦，百姓顺从而依赖。后来司马相如、王褒、扬雄以文章倡导，张宽以博学闻名，庄遵、李仲元以有道德著称，何武入朝担任三公。汉家的号令典章，显赫得与三代相等。蜀地有儒学，是从文翁开始的，班固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当初，文翁建造礼殿，用来安置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画像；礼殿右侧的廊庑建石室，把文翁的画像安放在其中。东汉末年学校被焚毁，有位郡守名叫高防，能够兴复并修完整。后来人们又制作高防画像，把它推进公室并列供奉。每逢岁时，长吏率领属官、诸生，奉上笾豆、熟食和酒浆，在画像前祭献；高防跪拜恭敬而洁净，献祭一两次后退下，祭辞没有一句敢不诚实。李冰凭功劳受祀，文翁凭德行受祀；功劳容易看见，德行却难以了解，所以两座祠堂虽然同样受祭，规模宽狭却不同。嘉祐二年，我任益州知州，前往拜访文翁祠。到了那里，只见地势低洼狭窄，尘土侵蚀，污垢堆积，与所听闻的情况不相称，深怕祭礼日益松懈，神灵忽然不肯降临享用祭品。第二年，我便在学校西面选择地方，改定位置，召集工匠，不急不缓地建造三间堂屋，铺设左右两列廊屋和献祭的廊庑，大约若干间。用布帛丈量堂屋，用层叠的木材丈量庭院，开疏窗户使堂内明快宽敞，做高大的门扇使关闭严整。建筑采用青、丹等色，台阶有层次，瓦片严密、栋梁坚固，屋脊像荆棘般高耸，檐角如飞鸟展翅。又在正室塑造文翁像，在东西两壁绘制司马相如等人的画像。论汉代学校的复兴，没有比高防更重要的；论当今学校的兴盛，没有比右丞相蒋公更重要的。枢密直学士蒋公去世后，便把两位公的画像绘在内室，一同配享。于是选择日期向神灵报告祠堂落成，恭敬作揖后升堂，陈列簠、斚、果品、酒、肉脯等祭品，纷纷罗列而有条理；可以走近高防像前进献，也可以退下来取酒器、盥洗用品，庭中火炬同时设置而不混乱，足以完整施行礼仪。赞礼者循序而行，执事者从容自如；礼仪因严整宽广而产生，神灵因幽静寂寥而安妥，原因就在这里。唉！自文翁以来，蜀地百姓把自己看作邹、鲁之民。宋朝兴起后，名臣大官接踵入朝。先帝在位时，巨大的盗乱再次发生，叛军扰乱府库兵器，争夺剑阁。当时蜀地的豪杰英才没有一个被盗贼污染，群盗困窘忧愁，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便覆灭了。难道是因为人人知道忠诚、家家知道孝道才这样吗？使事情成为这样的，难道不是由于文翁公吗？

译古书说：‘不是这一族的人，不在祭祀典章之内。’ 文翁公就在这里。因此修建这座祠堂，希望从今以后不要让它停止祭祀。祠堂兴建时，共同推崇文翁贤德的，是转运使赵抃以及提点刑狱使者三人；贤能辅佐、出力勤劳的，是从通判军州事祝谘以下六人；督办营建、出力劳苦的，是从兵马都监毛永保以下二人。这些人的画像都绘在西厢，官职和里籍刻在碑阴。铭文说：‘文翁公为二千石，镇守大州；高冠巍巍，绶带光明；出行有祥瑞旌节，车骑罗列；石室何等卑小，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为什么？新堂整齐壮丽，深邃的庭院宽广；东西两序笔直，官吏侍奉神明严肃庄重而不喧哗；神明来到这里，这就是自己的家；群贤庄严地并列陈设；公所教导的，正如他的仁德；厨中鱼肉成串，祭俎上的肉鲜美；神明来享用祭品，安然宽舒地停留；公的教化留在人间，没有偏邪；蜀地贤才并不缺少，人才一天天增多；风俗祥和顺遂，人人孝顺慈爱；公的祭祀延续百世，功德岂能不知？’治平四年记。苏洵《张益州画像记》：至和元年秋天，蜀人传言有盗寇将到边境，军营夜间惊呼，田野上没有居民居住，妖言四处流传，京师震动惊惧。当时正下令选择统帅，天子说：‘不要养成祸乱，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已经决定：外部的乱子没有发生，变乱却将从内部兴起；不能只用文辞号令，也不能只用武力争胜。只有我朝一两位大臣，谁能够处理这种文武交错的局面？于是命令他前往安抚我的军队。大家便说：‘张公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亲属之事为由推辞，未获准许，于是启程。冬季十一月抵达蜀地，到达当天就让驻屯军队归营，撤去守备，并对郡县官员说：‘盗寇来袭，由我承担，不要让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平安无事。又过一年正月，蜀人相互告知，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尚未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时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却没有动乱的形态，这叫将要发生动乱。将乱之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经有乱就急躁，也不能因为尚未有乱就松弛。这正是元年秋天的情形，像器物倾斜但还没有掉到地上；只有你们张公安坐在旁边，面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后安然退下，没有一点自夸的神色。替天子牧养小民而不知疲倦的，只有你们张公。正因为有他，百姓才能生存，他就是你们的父母。而且张公曾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令约束他们；百姓双脚重叠、屏住呼吸，上面却用刑具和斧钺发号施令。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把自己这具父母妻子所依赖的身体，抛给盗贼，因此往往酿成大乱。’ 用礼义约束他们，用法律驱使他们，唯独蜀人最容易做到。至于逼迫他们而使他们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这样。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就把自己当作齐、鲁人来对待。若是在法律之外肆意妄为，以威势劫迫平民，我是不忍心这样做的。唉！自张公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深切爱护蜀人、厚待蜀人的人。大家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留在子孙心中；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本来不需要画像。’况且张公本人不愿意这样做，那又怎么办呢？大家都说：‘既然张公不愿意，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即便如此，我心里还是不能放下。平日里听到一件善事，总要追问那个人的姓名、籍贯和居处，甚至还要问他的生平、爱好，以及相貌长短大小美丑，借以想见他的为人；史官也会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要让天下人心中思念他，眼前保存他的形象。眼前保存其形象，所以心中能够思念他；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毫无帮助。苏洵无法再辩驳，于是为此作记。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慷慨，有大节操；器量在天下人中最为雄伟，天下有大事，都可以托付给他。诗说：‘天子在位，时在甲午年；西方人传言边境有盗寇，又有武将谋臣多如云。天子说：“唉，命我张公前去。”张公从东方而来，旗帜舒展，仪仗从容。西方百姓聚集在街巷道路观看，说张公威仪盛大。张公缓缓而来，对西方百姓说：“安定你们的家庭，不要有人散布虚假传言。”虚假传言会带来不祥；回去继续你们的日常生活，春天修整桑树，秋天清扫场地。西方百姓叩头说，张公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园，草木并茂；张公宴请僚属，鼓声深沉有力。西方百姓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年轻女子容貌秀美，闺门安闲；幼童哇哇学语，也已经能够说话。张公尚未来时，我们还担心会被抛弃；如今禾黍茂盛，仓廪高大。可怜我们的妇女孩子，享受这丰收之年。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让他回朝，张公怎敢不奉命？于是建造庄严的堂屋，有廊庑，有庭院；张公的画像在堂中，身穿朝服，头戴冠帽，系着缨带。西方百姓互相告诫，不敢放纵荒废。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仍在堂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年〕 范镇《载酒亭群公画像记》：扬子云是古代蜀人，事奉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经历新莽时期；身处困顿，道术不能施行。扬子云去世后，宋朝兴起八十九年；从扬子云时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他乡里的求学者多得像田地里的树林。在太平兴国年间，有谏议大夫田公锡，议论高明；参知政事苏公易简，学问博大。雍熙、淳化年间，有直昭文馆陈公充、直史馆朱公台符，文雅出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有侍御史张公及之，操守耿介；集贤校理王公湜，温厚宽和；职方员外郎张公达，见识通达。如今庆历年间，有虞部员外郎李公畋，精通经术；翰林学士彭公乘，恬淡退让；孙公抃，厚重持正；屯田员外郎陈君希亮、户部员外郎梅君挚、殿中侍御史何君郯，正直方正；度支员外郎郭君辅、屯田员外郎张公中庸，通达敏捷；直集贤院李君绚，旷达高远。这些人都是扬子云的同道，学习他的道术而得到传承的人。益州提点刑狱、度支高君已经修葺扬子云的故居，刻印他的著作，又把他的画像以及同道者的画像绘出，大概是想让后来观看的人知道，贤人的道术有闭塞也有通达，有屈抑也有伸展：在昏暗时代受到阻塞，在光明时代得到通达；不被任用时受到屈抑，被任用时便得以施展，如此而已。

译苏轼《与可筼筜谷偃竹记》：竹子刚开始生长时，不过是一寸长的嫩芽，但节和叶都已经具备了。从像蝉腹、蛇鳞那样的幼竹，直到像利剑拔出一样长达十寻的竹子，都是一生长出来就已经具备这种形态的。如今画竹的人却一节一节地画，一片叶一片叶地堆叠，哪里还会有完整的竹子呢？所以画竹一定要先在胸中形成完整的竹子形象，拿起笔仔细观察，才会看见自己想画的对象；然后立即起身追随心中所见，挥笔直下，一气画成，像兔子跃起、鹘鸟俯冲一样，稍一迟缓，那个形象就消失了。与可这样教导我。我不能做到，但心里知道他这样做的道理。既然心里知道道理却不能做到，就是内心和外在不一致，思想和手不相应，是没有学习的过错。所以凡是心中有所见、手上却不熟练的人，平时自以为明白，一到处理事情时却忽然丧失所知，难道只有画竹如此吗？子由写《墨竹赋》送给与可，说：‘厨师庖丁解牛，养生的人从中取法；轮扁砍削车轮，读书的人也从中得到道理。如今先生把道理寄托在竹子上，我认为其中有道，这难道不对吗？’子由从未画过竹子，所以只得到其中的意趣。像我这样的人，难道只是得到它的意趣，还同时得到它的方法吗？与可画竹，起初并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贵重；四方有人拿着白绢来求画，足以接连不断地踏破他家的门槛。与可对此感到厌烦，把绢帛扔在地上骂道：‘我将拿它来做袜子！’士大夫把这件事传开，当作谈资。后来与可从洋州回来，而我正在徐州；与可写信送给我说：‘近来我告诉士大夫，我画墨竹的一派近在彭城，你可以到那里求取。做袜子的材料，应该都集中到你那里了。’ 信的末尾又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打算拿一段鹅溪绢，横扫出寒竹梢头万尺长。’ 我对与可说：‘竹子长达万尺，应当用二百五十匹绢。知道您已经厌倦笔墨，我只希望得到这些绢罢了。’与可无法回答，便说：‘我说得荒唐了，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我于是把这话落实下来，答他的诗说：‘世间也有千寻高的竹子，月亮落下后，空庭中的竹影也有那么长。’与可笑着说：‘苏先生的辩才确实好，不过二百五十匹绢，我将拿它买田养老去了。’于是把所画的《筼筜谷偃竹图》送给我，说：‘这竹子只有几尺长，却有万尺竹子的气势。’筼筜谷在洋州，与可曾经让我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是其中之一。我的诗说：‘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这一天，与可正和妻子在谷中游玩，烧竹笋作为晚餐；打开信匣看到这首诗，忍不住失笑，饭都喷满了桌案。元丰二年正月二十二日，与可在陈州去世。这年七月七日，我在湖州晒书画，看见这幅竹图，便停下卷轴哭泣，失声痛哭。从前曹孟德祭祀乔公的文章中有‘车过而腹痛’的话，我这里也记下与可从前和我戏谑欢笑的言语，是为了表明与可和我亲密深厚、毫无隔阂到了这种程度。黄庭坚《大雅堂记》：我被贬居黔州，把杜子美在夔州、峡州两地所作的诗全部抄写下来，送给丹棱的素翁，请他刻在石上，使大雅的遗音长久湮没之后，又重新充满三巴人的耳朵。素翁于是建造高大的屋宇、宽广的楹柱来遮护这些石刻，因而请我为它命名。我命名为‘大雅堂’，并为它作记，大意说：距离杜子美已经四百多年了，斯文衰落，文章之士随着时代的才能而在同辈中杰出，却没有人能够登上子美的堂奥，何况达到他家学的美好境界呢？我曾想欣然会意，用几句话为他作笺注，最终却被世俗事务淹没，根本无暇顾及。即便如此，子美的诗妙在并不刻意追求文章形式，而诗意自然已经达到；如果不以《国风》《雅》《颂》来拓宽它，不以《离骚》《九歌》来深化它，又怎么能够咀嚼其中意味，突然进入他的门径呢？所以要让后辈自己去探求，才能得到更深的体会。后来登上大雅堂的人，如果能根据我的说法去探求，那么理解已经过

译半了。那些喜欢穿凿附会的人，抛弃诗歌的大旨，只取诗人因所遇到的山林泉石、人物草木、鱼虫而触发的兴致，认为每一物都有寄托，就像世俗商量隐语那样，那么子美的诗就会被弃置在地了。四贤阁记：忠州，是汉代巴郡的临江、垫江县一带。州治在临江，所以梁代把它称为临州，后周改为南宾郡，唐贞观八年才改置为忠州。这里地处荒远，瘴疠流行；朝廷近臣获罪后，大多被外放为刺史或司马。因此刘尚书以刺史身份被贬来这里一年便去世，陆宣公以别驾身份被贬十年而死，李忠懿公以刺史身份居住六年，白文公以刺史身份居住两年。后来州守因为四人都很贤能，绘制他们的画像，建成四贤阁。四人是：赠司徒、郑州刺史、南华人刘晏，字士安；赠兵部尚书、嘉兴人陆贽，字敬舆；中书侍郎、平章事、赠司徒、安邑人李吉甫，字宏宪；刑部尚书、赠右仆射、下邽人白居易，字乐天。从开元以来直到会昌年间，四位君子前后相望，凛然如生，仿佛仍有生气。忠州百姓常以此自负，郡守到任后也一定以他们为榜样。绍圣三年正月，知州事、营丘人王君辟，字圣涂，到任后询问百姓疾苦，说：‘官吏惊扰，百姓困苦。’因此圣涂治理州政，抚养安定善良百姓，了解他们的饥饱；铲除奸猾，惩治恶人，几乎到了伤筋动骨的程度。治理声誉很快传开，城中那些过去收受贿赂、舞文弄法的豪吏互相谋划说：‘这样下去我们将无一幸免。’于是用计笼络愚蠢的小吏，群起到部使者那里诉告。圣涂不因此改变，反而叹息说：‘白头老翁，难道能庸庸碌碌地害怕官吏、使百姓蒙羞吗？’恰逢部使者查明他们确实作奸，圣涂的治理已经成功，便停止了巡行。他骑马到野外驿次，询问当地老人，吟咏四位贤人的遗事，却发现三位君主的政绩寂寂无闻。原来刘士安被赐死，陆敬舆任别驾时不治理百姓，李宏宪虽然在州中六年，也只是默默无闻；白乐天由江州司马升任刺史，是逐步升迁，因此任郡守时最为闲适，有声名而已。而且他在州任职时所作的诗流传下来。东楼用来宴请宾客僚佐，西楼用来俯瞰鸣玉溪；登上龙昌寺可以远望江南诸山，在巴子台奏乐，以便观看竹枝歌女；东坡种花，东涧种柳，这些地方都相传能辨认出来。因此一花一竹都被写入诗中，恢复了原来的风貌。他还种了几百株荔枝，移栽了一百多株木莲。忠州在一时之间便成为三峡的名郡。圣涂于是写信向涪翁夸说此事，请他说：‘替我把它记下来。’涪翁说：‘圣涂急切救治鳏夫寡妇的疾苦，使远方百姓沐浴县官的恩泽，可以说是懂得当务之急；清扫修整四贤的祠室，想要追踪并配比古人，可以说是乐于行善。’白乐天任忠州刺史至今已有二百七十九年，在这里任职的人总是战战兢兢，常常忧虑瘴疠之害，过了几天便设法请求离去，所以白乐天留下的遗迹几乎荒芜湮没殆尽。圣涂是齐地人，大概不熟悉巴峡风土；又因为他打击强暴、处理烦难，才力绰绰有余，到了晚年却出任远郡太守，于是才敢慨然任事而不知疲倦，兴复旧制、振起废弛，使郡中的池台、楼观、花木郁郁葱葱，恢复到元和己亥年间的景象，仿佛追上白乐天并与他交为朋友。圣涂在这方面远远胜过常人了。董钺《制胜楼记》：蜀地被称为天下最险要的地区，陆路有剑门，水路有瞿峡，设置两道关隘，扼守秦、楚交通的要冲；一人守住关隘，百万军队也只能斜着眼看，不敢前进。五代动乱时，孟氏盗取蜀国，前后将近四十年。宋朝据有中原，开启统一天下的运势，分派王全斌从秦地关塞出兵，刘光义率楚地军队水陆并进，但两道关隘都没能守住，最终在宫阙之下俘获伪主孟昶。不过，天命和人的谋略，也有足以战胜地势险要的地方。我曾客游经过剑门，徘徊四顾，深切感叹太平盛世的兴盛，同时警惕守备过于疏略。等到我接受夔州部的使命，瞿峡恰好在辖区内，而那里的守备往往比剑门还要疏略。于是我向朝廷请求说：‘夔州是古代的云安郡，节度宁江军，旧治在瞿峡口；景德年间诏令迁到现在的州治，距峡口才八里，实在占据上游，应该修筑城

译防来控制、截断险要。’不久朝廷答复准许。恰逢东宫舍人程君德孺来共同办理漕运事务，协力帮助这一谋划；熙宁十年春正月己巳日大规模开工，夏四月甲午日验收。没过多久，尚书司门郎王君仲祥由夷陵选任州牧，巡视新城，规划余下工程；他找到川圃旧有的月台，月台高高靠在城边，于是扩展其面积、增高其台基，使它平接城面，方形楹柱、横向栋梁，整个营建规划都已完备。

译楼内开设轩窗栏槛，恢复月台旧日宴饮游赏的功能；楼外则严密设置防御器具，以壮大形势。有一天，我们三人一同登临楼上，四面眺望，只见群山高低错落，在缥缈云烟之间像拱手作揖；紫色和翠色的山岭环绕聚合，作为女墙的屏障。正面有白盐、赤甲、豆仓、胜己、卧龙、马岭等山峰，峭拔高耸直冲天空；山体像断裂的宫阙，半边倾卧而平削。至于猿猴攀行的小路、鸟儿飞行的路径，则在荒苔和秀蔓之间时隐时现、高低错落。向南看江水流去，远远经过益都及旁边诸郡，又斜向引接嘉陵江的源流，汇合蛮乡防社的涧谷崖洞中奔涌、滴落的水流；江水两侧又夹着东西两条瀼水，正好充当三面的护城壕沟，形成三道钩锁。八阵、龙脊诸滩，以及滟滪、马扑等险情，发怒般的水声冲击岩石而汹涌澎湃，晴天的倒影随着波浪摇曳。至于渔船商船，在水流尽头的深湾、低洼曲折处旁边往来出没。唉，江山的胜景，难道不是全都看到了吗？这些胜景，存在于外物之中。于是我说：外物有优胜的形势，人也有取胜的机缘。形势，是我用来在周旋顾盼之间发挥作用的；机缘，是我用来应对无形、不可预测的变化的。宋肇《三峡堂记》：三峡，就是总峡、巫峡、归峡。这座三峡堂是巴东的一处小型防御设施，可以使人心情畅快、赏心悦目，尽览江山的胜景。然而一旦登临观览，景色和云气却会顷刻间发生变化。这都是由于人的情感各不相同，所以由此得到的悲欢忧乐也从来不会一样。请试着说说其中的缘故：当他倚着栏杆，向四面远眺时，只见长江水势湍急，狂风怒号，奔流冲击着转动的巨石，万道山壑如雷鸣震动；惊险的急流骇人的巨浪，喧闹震荡；蛟龙鳄鱼蜿蜒其中，神怪发出叱咤之声，仿佛马陵道伏弩射杀庞涓、潍水决堤击败龙且那样。这是西行而不得志的客人，正会心惊魄丧，筷子掉落、酒杯停住，惊愕地叹息。等到转眼之间，一俯一仰，云烟变幻，山川显露，草木花朵或纤细或浓密，灿然如同图画；松树和岩石奇异怪诞，旁边又杂然显现。巫山诸峰和高唐之景，若隐若现、仿佛可见，使襄王恍惚间好像遇见宋玉，文思飞动而作成辞赋。这是西川游乐之士，还会极目纵览，催促设席劝酒，欢快地笑起来。等到春深时的滟滪堆，鱼复一带水色涨绿，风雨昏暗，龙在水下吟啸；白盐山、赤甲山，东屯、西瀼，断崖陡峭奔突，平缓的水流与逆行的波浪远近相依，左右相互映衬。这时，座中善于作诗的人，无不皱鼻、拄颊，耸肩侧身，浩然长歌。又有沙岸石滩、著名的险滩和古渡，白帝城、武侯祠的遗迹，永安故城八阵图的旧址；荒烟野草，废弃的宫殿和旧日戍所，远树平芜，孤村别浦，牧童渔父，船桨歌声与牧牛人的歌唱；深林巨谷，重重山岩和叠叠山岭，猿猴悬挂、仙鹤起舞，飞鸟鸣叫，仿佛坐在那里长啸。这时，席上多愁善感的人，有的会搔首抚胸，掩袖拭泪，泪流满面地哭泣。有客人讥笑我说：“你写《三峡堂记》，却说到笑、歌、叹、泣四种情形，你为什么不忘掉这四者，把一切都交付给一场醉酒呢？”那些醉酒的刘伶、阮籍一类人，正是凭借醉酒保全真性情而名传后世的。难道你偏要和这几个人不同吗？我说：“确实如此！如今幸好不用向监河侯借粮，那么我就要把长江当作酒来饮。凡是雷雨之日、风月之夜，所谓登临观览，我将随时前往，不再追问悲欢忧乐从何而来，一概寄托于酒中。这样或许可以借酩酊大醉自我寄托，也列入刘伶、阮籍二人的行列，那就可以了。”客人说：“是，是。” 蒲宗孟《重修至圣文宣王庙记》：那茫茫渺渺、浮行于虚空、运行于天地之间、充满万物而永不停息的，是天地之气。气有顺逆，但它施加于万物时，并没有厚薄之分。光明盛大，横贯古今，连亘日月，笼罩万世而不绝的，是孔子的教化。教化有兴有废，但它施及人时，并没有远近之别。天地之气没有厚薄，而各种谷物的生长却有不齐，这是播种栽培者的过失，并非气有所不同。教化没有远近之别，而四方学习的情况却有不同，这是倡导劝勉者的失职，并非教化本身有弊病。枯瘠的原野，可以使它变成肥沃的土地；若防护、耕锄不勤，开垦疏凿不精，土地即使肥美，想求得茨梁之类作物的收成，连嬉戏的儿童也知道不可能。礼义不修明，忠信不实行，人即使有才能，想求得圣贤的成就，连小巷中的普通人也知道不可能。可以告诉人们：土地不是不能种植却不去耕种，这是抛弃土地。可以告诉人们：人不是不能治理却不去教导，这是抛弃人。抛弃土地，将使人陷入饥寒；抛弃人，将使人变成禽兽。饥寒一到，禽兽般的本性发作，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如今四方的学校可以说已经极其兴盛，掌握并施行学术的人，也可以说没有抛弃任何人了。然而教化所能浸润到的地方、风俗所崇尚的内容，以及讲习研磨、培养教育的条件，只有京师最完备，齐、鲁、闽、益受到浸润，而吴越一带更加兴盛。唯独夔州处于西南偏僻之地，在天下学者纷纷向往、受到劝勉的时候，这里的百姓还不认识书字。庆历年间诏令郡县兴办学校，当时龙图阁直学士、庐江人何郯任郡别驾，开始能够用文章和义理感化开导当地风俗，于是人们逐渐懂得读书。过了十多年，才有了进士；后来又有人凭进士身份取得科举功名。庐江公离任后，经过二十年，直到今天，优秀的百姓才逐渐成批出现；但倡导教化的人，仍像对待枯竭、低洼瘠薄的土地那样，防护、耕锄、开垦、疏凿都没有再加以施行，所以穷尽岁月、经历寒暑，最终仍不能使收获丰盛。治平三年，兵部郎中、吴兴人陈公由三司判官出任本路转运使，进入辖境那天，忧伤地感到孔子的教化没有广泛施及一方，于是下令鼓动各郡，使郡守县令招集学子，以德义互相切磋砥砺。郡守县令奉命不敢懈怠，各自整饬属吏来专门负责教诲。夔州刺史、长沙人贾侯率先于各郡，整治学校房舍，修完毁坏之处，补足缺失部分，并制定规程。

译郡中人听说后都欢喜而乐于遵从，每天在家中谋划，告诉父兄，奔走着进入学校，只怕落在后面。有时不能和众人一起学习，入学后便更加勤读诗书；出入之间又同朋友谋议，告诉子弟，遵循德行、勉励操守，以自身不能尊贵、名声不能显扬为耻；孝敬父亲、忠于君主的道理，耳边没有片刻间断，日夜讲解，疲倦了也不知道厌倦。四方远地带着学业前来求学的人，接连不断地来到境内。学校兴盛以后，诸生认为孔子庙低矮狭窄，毁坏的台阶连站立都容不下，殿堂连容身都困难；举行奠献时没有摆席的地方，夜间住宿和燃火照明也没有处所，于是又同乡里商议，告诉平时往来的朋友，并把事情报告郡中，说：“污秽的宫舍、败坏的屋室，哪里足以作为孔子居住之所，又怎能称得上陈公尊奉圣人的心意呢？”大家愿意捐出财物来重建。这年冬天，孔子第四十六世孙以尚书员外郎身份来任转运判官，乐于陈公不轻视夔州，能够使当地人均等地接受齐人的教化，剔除愚昧，不以远近为区别，使人人都讲求忠信、遵守仁义来约束自己；众人欢喜地合力完成这件事。他又把孔子家庙的塑像以及冕服制度，连同颜渊以下诸人的衣冠装饰制度，一并交给刺史贾侯。第二年二月，贾侯察看地址、选择吉日，率领属吏每天到庙庭办理事务，亲自指示工匠，使他们营建构筑；官府工匠和私人雇工一同施工，众人共同治理。六月，孔子庙建成了。殿宇高大，厅厦宽广，明亮敞阔；正中庄严设置孔子的座位，冕旒服章全部采用本朝制度，颜渊以下则按照燕居时的仪制，分列左右侍奉；又把周、汉以来以及唐代的二十多位大儒画在墙壁之间。笾、豆、罍、罇等祭器全部更换旧器，使之洁净庄严。诸生将要在新庙举行考察，又同同伴商议，告诉长者，向学官请求说：“起初我们入学，害怕无法承受陈公的恩赐，所以群集而来；入讲堂以后，又担心无法报答陈公的教导，所以勤奋实践、努力修习学业；既然专心向学并有所明白，又感叹无法充实陈公尊德事圣的心意，所以共同出资修建孔子庙。如今庙已经建成却没有传记，诸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责任在学官；学官应当有所作为，以履行自己的职责。”宗孟说：“这确实是学官应当做的事。从前鲁国建造泮宫，国人歌咏它；邺侯修建孔子庙，韩公为它作诗。宗孟主管学校事务，确实掌管文辞；这件事从开始到结束，我又都和诸生一同游处其间，怎敢不叩首拜谢，刻诗在庙碑上。诗说：‘夔州在西南，古来就是一个国土；人们很少接触诗书，士人很少穿着儒服。谁使它变得丰厚肥沃？偏偏这里只有瘠薄的土地。’ “端庄简约的陈公，最初巡视时感到忧伤，说：‘百姓本来如此，他们的蒙昧可以剔除；教化没有远近之分，成败得失在人自己，难道不在于我们吗？给他们指示标准，使他们获得道路，那么到哪里去会不适宜呢？’”他于是下令各郡，鼓动各地长官；各地的郡守县令接到命令后都恭敬惶恐。夔州确实有府学，先开辟疏通，灌溉其学术源流，枯竭的文脉很快不出时日便恢复，禾稷茂盛。既已获得种子又加以耕耘，于是渐渐有了收获。陈公每天前来察看，青骢马白额，旌旗飘扬，佩紫绶、穿红鞋，声音温和润泽，用来勉励他们施行教化的计划。他架设桥梁于急流之上，以拯救溺水者；同他们酬答作揖，升降礼仪同席而行；同他们坐起交谈，左右几乎接膝。并非抛弃他们而不教，众人都乐于亲自接受教诲。四方远地受到风教影响，背着书箱和典籍，争相来到夔州，往来奔走、足迹交错。人们极力称颂陈公的恩惠，早晚欢悦；看着孔庙的样貌毁坏倾颓、狭窄逼仄，说：“我们的圣人难道就来住这样的地方吗？”于是用车运送财物、缴纳金钱，愿意进行改建。吉日辛卯，于是开始这项工程。众工匠勤勉办事，不必等待督促。众多木板和椽木勤慎制作，尺寸均匀而清楚；屋檐高翘如鸟翼，棱角严整如荆棘。塑像面容庄严，堂上涂饰鲜明。举行奠祭、享祀，神灵降临而极其安乐。陈公来到庙中，礼容庄重警惕；陈公来到泮宫，笑语欢悦。能够使人明白而且美善，足以警戒偏僻鄙陋之地。凡是陈公的仁德，都浸润、洗涤着人们；天下哪一家的父兄不愿让子弟沐浴在陈公的恩泽中？地方百姓十分感念，又害怕自己或许会失去学校。宗孟确实承担这项责任，于是作诗记述事情的始末，刻在金石上。吴师孟《导水记》：即使是很小的邦国，也一定要有流通的水，以满足百姓的使用。藩镇和都会，难道可以缺少它吗？即使有沟渠，若淤塞积水，到了春夏交替之时，沉闷污浊的湿气逐渐侵染居民，就会过度发展成疫病。这好比人的身体，气血都凝滞了，却想让四肢百骸通畅，怎么可能做到呢？伊水、洛水贯穿成周腹地，汾水、浍水流经绛郡的险恶之地；《尚书》记载疏浚沟洫，《礼记》记载报祭水庸，《周官》讲求修治沟防，《月令》讲求疏导沟渎，这些说的都是同一件事。考察《史记》所载，蜀郡太守李冰凿开离堆，在成都中间分穿两条江道，都可以行船，水有余则用来灌溉。这样看来，成都水道能够通行于城中，是最重要的事。自从高燕公高骈在干符年间修筑罗城，修堰拦截水流，把江水分为两道，环绕城池向东流；虽然还剩一条如带的水脉，潜流在西北角，城下的铁窗处仍有涓涓流水，但积水污浊所及，不能同时遍及整个府城。年代久远，旧水道逐渐湮没，终于断绝，因此气候景象干燥，草木也少有滋润。城中五门以南的江水和锦江两条水道名声最著，沟渠稍宽；连这些沟渠尚且污水淤积，时而浸溢、时而干涸，那么编户百姓夹街而居的小沟渠就更可想而知了。间或发生火灾，也因为没有水而难以扑灭。从前虽然用瓮储水作为防备，但器物小而且容易毁坏，并不是应对突然火灾的工具。因此，水既然不够使用，平日无事时，难道还不应防止水道堵塞所造成的疾病和火灾危害吗？自丞相吕公直到今天的户部尚书蔡公，都深切忧虑百姓的祸患，想寻找旧水道使其通达，但所派官吏大多苟且简慢，不能体会二公的心意，工程做到中途便停止了。如今宝文王公勤于防备百姓的隐患，亲眼看到水利之事，内心忧惭，广泛访问年高的老人，得到老僧宝月大师惟简的陈说：过去水从西北角进入城中，累积砖石修成沟渠，废弃的遗址还在；如果循着遗迹探寻源头，就可以找到旧水道。于是选派成都令李偲前往察看，果然找到西门城铁窗处石渠的旧基；沿沟渠向上走，仅十里便到曹波堰，接通上游灌溉剩下的弃水；到大石桥处，以水樽承接并导流。水樽就是中原所称的澄槽。从西门沿大路向东，把水引入众多小渠；又从西南角到窑务前的水闸，南流的水则从南铁窗进入城中。这样两条水道分流后，各自引水向东，分成四条大沟脉，散布到居民夹街的小渠中，又汇聚到米市桥的水沟。水道末端再向东汇合于东门，流入江中。众渠都顺流而行，有从高处倾注而下的形势，没有从旁边侵蚀的忧患；火灾也能随处防备，颇有收获。

译还可以用来漱洗和洗涤。每年有时遇到久雨，倘若水势泛滥溢出，只要打开澄槽，众多沟渠立刻就会排水。共修建澄槽二处、水闸三座、横断街道的沟渠二条、木井一百多处；百姓自行修建的，则随地势和需要增减，无法逐一计算。工程始于仲春，至季秋完工。计算时令、核计功程，完全依照原定计划；没有妨害民田，没有劳苦民力，没有违背地势，却兴起并除去了无穷的利害。古人所谓有功德于百姓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可非议的。那王褒记载三位人物的事迹、廉范传播五袴歌谣，不过是一时赞美德行的美辞，和惠泽百姓千年的实际利益，难道可以相提并论吗？谨慎记下这件事，以备后人询问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篇〕 文同《梓州中江县新堤记》：县城被江水环绕，因此得名。江水的源头大概出自绵州的龙安鹿爬山，起初像两条带子，深度才刚刚超过车轮。到了神泉，才同各山谷涌出的泉水汇合为一股。向西流到罗江，向南流到阳平，汇聚后向东南又吞纳旁流，于是浩荡成为洪波，流经县城西郊，经过坤隅，水势颇为壮猛。向南流后折向东，水势斗折而且受阻，于是冲击左岸；土质松脆容易崩塌，年年向内侵蚀，仿佛用刀剖削，又仿佛用扫帚扫除。邑人怯弱恐惧，不能安居。治平二年春，河内人廖子孟任县令，将要离任，尚且担心留下后患波及此地，便前往察看，叹息说：‘这将成为后世的祸患啊！我若不修治堤岸，百姓很快就要葬身鱼腹了。’于是估量材料、督促工匠，催促他们完工，计划补上墙垣、填塞漏洞，填筑坚固的堤坝，以顺应水势并推挡水流。那年夏天大雨，洪水多次汇集，到这里水势无法胜过堤防，便曲折地让路而行，重新流入旧道；淤积填塞、层层铺筑，暗中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堤岸。远望它高耸险峻，直立如倒伏而横断的屏障。起初百姓前来观看，人头密集如蚂蚁，成群结队、旅客聚集，欢呼喧闹，跳跃歌诵县令的美德。老幼异口同声地说：‘秦国的李冰、唐代的李兼琼，都曾把水利之功留给百姓，百姓直到今天还把他们当神明祭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我们廖君消除了本县的水患，我们本县百姓又将用什么来报答他呢？一定要告诫子孙，就在这里建祠祭祀，世世代代不敢忘记。’廖君听后笑着说：‘过奖了。这并不是我所做事情的全部，哪里值得这样称颂我的德行呢？’贡士贾汝奇等二百人纷纷上前说：‘古代贤者凡有建树，难道是为了防止自己的功德得到利益，必定固执地拒绝人们思念他吗？仁爱恩惠浸润人心，时间越久影响越深，即使想停止，也自然不能停止。我们私下认为，您的美好事迹同古代贤者相比有什么可惭愧的？应当附刻在金石上，使它流传万年。’廖君又笑着说：‘过奖了。我这个愚笨的人哪里当得起这些话？请不要再说了，谨以此表示谢意。’贾汝奇等人退下后，带着图和书信来我这里请求撰文，所说情况都如上。我接受后说：‘这件事可以记载。’于是为文说明建堤的缘由：堤岸大小共五道，总长一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宽为高度的两倍，用工三万人，计算工期四十五天。堤坝建成后，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说不可以。唉，像廖君这样的人，真是一位贤能的县令。’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皇帝即位第二年，永泰县重建北桥完工，县令郭君经和他的佐史君润辞向本县人文同请求撰文说：‘经、润辞不才，私下领取这里的俸禄，反复想到自己终究没有施展微薄才干、建立特殊功效；乡里人商议同百姓兴办这项工程，以便利往来。这是前人害怕劳苦、畏惧讥议，长久以来不能办成的事，如今工程已经完成了。我们询问身边的人，约定征调用民的办法，实际上并没有使他们难以供给，大家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经和润辞毫不惭愧。应该请您为此作文记载，冒昧以此劳烦您，希望借此流传无穷。经和润辞感到幸运。’文同说：‘好，好。’二位君子的治理，端正明察而清廉，便利百姓而严于律己；听长老们说，这种情况过去从未有过。均平徭役赋税、审理诉讼，别人也有能做到的，哪里值得记载？这次兴建工程，我曾观察二位君子的作为，才知道他们有志于实行仁爱恩惠；他们恩惠深厚，劳累身体、耗费心力，早晚都警惕自勉，任凭风露侵袭，也从不因此懈怠。勤勉办理王事、体恤百姓隐忧，古代贤能的官吏，不过如此，这才值得记载。二位君子虽然没有嘱托我，我也将分条叙述他们的美好政绩，刊刻在华表末端，给后人看。何况二位君子来此任职的本意，确实是诚恳而且有愿望的呢？谨不避谦逊，写下这篇文章。永泰县由梓州管辖，向西到州治，大约一百三十里。丛聚的山冈和幽深的山岭，图聚着县城房屋；地界和田畛狭窄，号称最为贫瘠低下。然而宾客旅人往来经过这里，货物往来大抵是阆中、清化、始宁、符阳各郡所依赖的。两条河流出产的丝帛、绵、细葛布、粗葛布、茶叶，以及刺绣、雕刻、镂刻、冶炼等物品，连同市场交易的牛、羸弱牲畜、丝、蚕茧、椒、蜜等货物，日夜交错往来，络绎不绝；人们背负货物，瘦牛瘦羊抬蹄前行，肩膀仿佛被压裂，如同水流上下不息。因此，向北通出的道路上行人脚跟相接、络绎不绝。县城附近有一条山涧，从东曲折流向西方，横向汇聚又曲折决流，山势陡峭而且倾斜断裂。自古以来便有桥梁，规模很大，以便利行人涉水。经过五十多年，到至和甲午年夏天，洪水暴涨，远处溪水倒灌，水道堵塞积滞不能排泄，冲击崖岸，台阶和基石崩塌陷落，桥角和柱梁悬空，成排的木板散落坠毁，桥身日渐倾斜、月复下陷，终于大面积压垮。庸碌的官吏屡次更换，却没有一个过问，行人拥挤在沟中，马匹在泥泞间往返，偶尔才有人修理。汾阳君任县令的第二年，慈爱惠民的政令广泛施行，百姓确实信赖他。各种弊病已经得到救治，他又竭力谋划修桥之事，向众人倡议说：‘这座桥已经废坏坍塌，大家都感到痛惜，我将为你们修复它，你们认为怎么样？’众口一词地响应，县令谋划而众人协作；不用县令督促，大家主动参加办理，材料粮食纷纷送来，每天都有人来请示工程。于是集中斧头锯子，会合锥子和凿子，整治木材、砍伐石料，均分劳作、各授技巧。武昌君恰好调任此地任县尉，欣然参加这项工程，与大家共同协作，早晚亲临察看，犒劳供给丰厚美好，作息安排合乎时节，众人都乐于出力，没有一点违逆怠慢。工程始于癸卯年仲冬丁未日末，终于甲辰年孟春壬子日，修补栈道和朽坏的涂层，一并完成。看那桥横跨空中、伸向远方，如矫健的彩虹截断巨流；桥上钩件高擎、木材攒聚，扶持相锁、交结相系，显得笔直如削，坚固如铸；崖岸严整密致，屋檐高翘荣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高耸的桥身承受急流冲激，也不能动摇它的坚固；风吹日晒、掀动暴击，也不能削弱它的壮盛。此后数百上千年的便利，谁还知道呢？不久，行路的人停步观看，居住的人也纷纷出来。田野百姓、乡里居民和商贩，牵引幼童，扶助老人，或连行或散走，环绕拥挤着上下桥梁，斜视高处、俯看深处，叹息而又欣喜。这样过了好几天，才肯停止喧闹而安静下来。于是有一位拄杖老人倚着桥柱歌唱：‘从前的政事鄙陋，逐渐使桥梁毁坏；如今治理贤能，条理使桥梁完整。兴办工程合乎时令，没有抱怨叹息；取用财物有一定限度，怎么会有怨怒？不加苛贷的仁政，救济了这些百姓；不会朽坏的利益，使这里安定。’文同既已受二位君子委托撰文，详细说明了此事，又取下拄杖老人的歌辞，附在篇末。把文章刻在桥下的石碑上，以使过往行人永远怀念。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射洪县拾遗亭记》：庚子年秋天，我奉诏校订《唐书》新本，看见史思伯玉与傅奕、吕才同列一传，说伯玉用帝王之术游说武曌，所以赞语贬斥他说：‘陈子昂在这方面，难道是聋瞎了吗？’唉，实在太过分了！这是没有探究伯玉关于政治理学书籍的深刻用意。明堂、太学，是古代帝王用来弘大教化的地方；如果不是崇尚文教、喜好治理的君主来兴建，尚且还会惭愧自己无法配称这样的举措，难道是沉溺艳色、荒淫惑乱、险刻残暴的妇人所应当兴建的吗？借事警戒奸邪、立文纠正僭越，伯玉的话在其中很有意味。傅奕、吕才本来喜好历数和技艺之书，只能略微顾及大体，专门致力于记诵见闻以补助末流学问，怎么能拿他们和伯玉相提并论呢？杜子美、韩退之都是唐代伟人。杜甫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他们推重赞许伯玉的功绩，达到如此程度。后人有时凭自己的见解就贸然压低他，人的才能和见识确实相差悬殊。我当时曾想向朝廷详细上疏，辨明伯玉并非如此，恰逢被授予外任官职，未能实现。癸卯年春天，伯玉县人金华道士喻拱之经过我家门前，说他的县令庞子明在本观陈公读书堂的旧址上建造四楹大屋，题名为‘拾遗亭’。栋宇宏大开阔，轩楹空敞显豁，人在其中行走、倚靠、眺望、听闻，仍然可以感受当年的风尚。他将要记载这件事实，愿意烦劳您执笔。’文同说：‘伯玉是和我同郡的人，从前不幸死在贼人简直的手中，我心中曾为他悲悼。如今又不幸不能列入佳传，所以诚恳地希望替他向地下伸张一次冤屈罢了。’记载这件事，我怎敢妄自答应？于是叙述前面的事情，使它悬挂在亭上，姑且用来阐明伯玉独自守正的幽微心志；至于这里山川的胜景、登临的美好，是古今不容易同时具备的。杜子美的诗也在这里。周表《焦夫子碑记》：蜀地故老相传，岷山有一位焦夫子，是建国初年的人，姓名已经失传。他熟读诗书，以博学教导人，所以世人称他为夫子。夫子相貌丑陋而奇怪，眼睛长、鼻子宽，嘴大如海，胡须像蝌蚪，颔下的瘿瘤累累相连。他性情直率，不修饰自己；即使戴冠穿衣，也常常搔痒捉虱。腰胯之间忽然作歌吟诗，便有奇异的言语和句子，足以惊骇人的耳目。如今人们只能诵读他的一联两句：‘日月磨损兴废，乾坤一合夹持是非。’唉，这难道不是所谓古代隐逸的君子吗？熙宁年间，我乡贤士文与可游览天彭馆的倅舍徐公园，在杯酒谈笑之间，忽然挥笔把焦夫子的像画在学校的墙壁上。没有几笔就画成了；时间久了，几乎要磨灭。元丰壬戌年，聂公子因任郡守，怜惜这幅潇洒神妙的遗迹，恐怕它隐晦不显，于是把那面墙移到西湖凝翠亭。唉，天下人各有所爱，但能够真正理解自己所爱之物缘由的人很少。文与可作画时，纵横挥洒、寄托意趣，大多是山石竹木、枯槁古淡之物；所以他为人，也喜爱清净、奇伟而有道德的人。这才是真正理解天下人所爱之物的缘由吗？聂公迁移这幅画时，假使文与可还活着并且身居显贵，旁人一定会说他有所奉承。文与可已经去世，聂公却特别珍重爱惜这幅画，这才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地方。当时世人俯仰迎合，方圆随俗，喜欢办事邀功、逢迎权要、迎合附会，唯恐不能借此成功。聂公却安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举止从容闲暇，独能喜爱文与可所喜爱的事物，实在远远胜过一般人。难道不值得崇尚吗？聂公索要记文，我谨直书其事。吕大防《合江亭记》：沱江从岷山分流出来；张若、李冰治理蜀地时，才开始修筑堤堰来拦蓄水流，拓宽沟渠使水分流，大量灌溉蜀郡、广汉的田地，蜀地因此富饶。如今成都的两条水道都是江、沱的支流，从西北来，在府城东南汇合，这就是所谓‘二江双流’。沱江旧日沿南城壕，与江水并流向东；唐代高骈疏浚拓宽污浊的水道，于是堵塞糜枣旧渠，开始开凿新渠，绕出府城北面，但仍在旧水洲汇合。水洲就是合江旧亭，是唐人宴饮送别的地方，名士题诗往往留在那里。亭子长期荒芜无人修治，我便命人修缮，把它作为船官办理事务的场所。俯身观看水流，只见苍青的水波绵延宽阔，渺然伸向数里之外；东山翠绿的山麓和烟雾笼罩的树林、竹丛排列在前面；鸣响的急流抑扬有声，鸥鸟上下飞翔，商船渔艇错落往来。春日早晨、秋日傍晚，在亭上置酒，也是一府之中的佳景。后来主管官吏请求我记载此事，我认为蜀地田土依靠官府水道获得灌溉，不修池塘堤埭来蓄水，所以陂塘、湖泊、河流和水泽的胜景，比其他地方少。如果能够完全了解蓄水的好处，那么蒲草、水产、菱角、芡实的丰饶，本来就不会少于蹲鸱对民生的帮助。古人常常因事兴建装饰，使它既能获得地利，又能从中得到游观之乐，难道不是美事吗？这件事或许可以写下来给后人看，大概就借合江亭来发端吧。《辩兰亭记》：蜀地有一种草，形状像萱草，紫色茎、黄色叶，叫作石蝉；楚地人却都把它当作茧兰。它见于《诗经》《易经》，又著录于《离骚》，是古人最为珍重的植物，然而名称和实际竟错乱到这种地步。我私下对此感到怀疑，于是询问那些游历并任职于荆、湘的人，他们说：‘楚地珍重兰花已经很久了，但乡里人也不知道兰究竟是什么兰。此前几十年，有好事者根据花的颜色、香气、形状和叶子考验书籍记载，名称才显著起来，何况其他地方呢？’于是我相信它就是兰。考察《楚辞》，又有‘石兰’的说法，大概‘兰’和‘蝉’读音相近，因而误称；它的叶子冬天仍青，花在寒冷时开放，生长在沙石瘠土中，但枝叶高峻茂盛，香气不向外散发，暖风晴日时有时开放，便浓郁地充满厅堂。这些都具有君子的德性，正是古人珍重它的原因。于是我在小亭旁种兰，把亭子命名为‘辩兰’，意思是不要让楚地人独自认识兰花的真相。

译张玠《创建有夏皇祖庙记》：神灵长存，大功必定报答；建庙祭祀，神灵享用祭品，延续千万年，光明显著地注入人心和眼目。能够如此崇敬、兴建、奉祀，难道不是有主持和维系纲常的人吗？开天辟地之初，天地人三灵尚未安定，五行混乱，当时洪水横流，滔天泛滥，百姓陷入昏暗困顿，不能安居。只有大禹凭借神明的智慧接受使命，使天下得到治理，终于成就平治的功绩。他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划分九州，砍伐树木、疏浚河流，疏导长江、决通汉水，栉风沐雨，手掌磨起老茧，脚底结成厚皮，在外奔走八年，然后低洼地得到疏导，高地得到耕种，人们获得平坦土地以居住，六府大都修治完备，三事确实得到治理；余下的风化和遗泽直到今天仍使人受益。那么应该怎样报答他呢？春秋时期，刘定公住在雒水弯曲处，仍然思念大禹的功德，并且有‘没有大禹，我们大概都成鱼了吧’的感叹。何况夔州是西蜀河流汇聚之处，数百条水源汇集于此，奔流到浩瀚水面，泛滥情况比其他地方更严重；而巴山、巫山高大交错，峭壁直立、山骨耸峙，绵延高峻，牢牢堵塞水流冲口，奔涌溃决的势头，难以抵挡。后来瞿塘峡像瓜瓣一样分割水势，滟滪堆孤立蹲踞，千崖万级石磴两两对立，黄浊的大水和巨大的水面平缓地向东流下，环绕数千里土地；人们既得以安居，又得以往来，既能养蚕，又能种粮，谁知道疏凿导流的功用竟达到了这种程度呢？有唐代杜少陵的诗以此为题材而著名，他寄居夔州时每天吟咏，始终不忘根本，例如说‘禹功翊造化’、‘曰禹功饶断石’、‘曰江流思夏后’之类，语意反复恳切，几乎无法一一列举。这种感慨景仰之情，发而为声音，不能自已。后世有志于时事的人来到这里，难道能没有感怀吗？己酉年，张玠奉命主管夔州漕运，居住不久，又代理郡事；在履行职务之外，对于修复废坏、兴建缺漏，心中很有意愿，却还没有空暇。不久，前任制帅赵公写信来说：‘夏后治理水患的功劳与天地同在，如今江、淮、河、汉之间，都知道在夔州奉祀他；疏凿导流的力量尤其艰巨伟大，而这里独独没有庙宇，凭什么显示报本之意？为什么不赶快谋划兴建呢？’我于是想到，前代在这片土地上略有遗烈的人，大多有祠庙奉祀；回看大禹的伟大功绩，他超越四方而疏导江水直到这里，功劳尤其显著盛大，却偏偏没有享受祭祀的处所，实在是礼制上的重大缺失。于是开始谋划创建庙宇，在江边白帝城找到十亩空地，地势高敞空旷，可以控制瞿塘峡、俯临滟滪堆；土地干燥，地势向阳，大家商议说：‘合宜！’于是命人核算工料、安排工程。材料已经聚集，还未动工，现任主帅帐下的单公恰好来交接郡务，于是我同他谈及此事，详细把营造之事托付给他。不久占卜龟兆没有得到吉兆，过了一年才得以拨出钱财，雇用工匠，众多劳役一并开工。总共建有殿堂、约门以及廊庑之类，合计一百楹。又涂饰、粉刷，设置神像和器用，供给齐备而不简陋、不奢华，使本地百姓和往来之人有可以瞻仰、依归、享祀的处所。而大禹光明显著的德行，仍足以使江神安定并帮助船只航行。从前人们议论庙祀，认为德行厚重的人光辉流传长久，德行浅薄的人影响低微。所以有万世功劳，才享有万世祭祀。如今设置庙宇神像，难道会是荒诞疏忽、迂腐虚妄而无法验证相信的吗？从今以后，进献芳香祭品、充实祭物、恭敬行礼，肩膀衣袖相接、聚集在庙庭的人，即使延续到无穷久远，也是可以的。李騊《忠节庙记》：曾子居住在武城，敌寇到来就离开，敌寇退去便回来。子思居住在卫国，说：‘如果我孔伋离开君主，谁来和他守卫国家？’二人的做法不同，但孟子认为曾子、子思遵循的是同一道理，难道不是曾子知道何时应离开，子思知道何时应坚守吗？我观察夏公之死，确实是领会了子思坚守的道理。当王室混乱、朝廷纲纪荡然无存之时，藩镇大臣跋扈，长蛇封豕般的强敌横行，强者动辄取胜。天下人丧失气势、胆战心惊，最终没有豪杰之士慨然挺立，不等文王出现便自行振作。夏公在这个时候却能守住孤城，率领弱兵，同孟知祥、董璋争取一日的胜负，奋不顾身地战死。这是当时人认为难以做到的事，而夏公却做到了。为什么呢？当时董璋、孟知祥在蜀地结盟抗命，凭险固守而猖狂，进攻并攻克阆州。刚开始发兵时，号称十万人，旌旗连绵，直逼武信。夏公从忠武军召回，继而镇守此地，正好蜀兵驻扎在明月池，而夏公只有二千骑兵，势力不能相抗，于是坚固营垒、深挖壕沟，使强敌坐困。从戊寅年开始，到己巳年结束，蜀兵挖掘地道、穿穴攻城，从傍晚直到天亮；夏公也凭借骁勇精兵奋力防守，丝毫没有懈怠。不幸粮食耗尽、形势困穷，他不肯苟且偷生，怒目裂眦、鲜血满面，最终以死报国。当时邛、雅、资、眉、黎、茂各州刺史向蜀地请命，简直像奴仆一样；康文通等人也束手赶往成都，并且告诉孟知祥：‘夏公以死守卫自己，一定没有投降的意思。’可见夏公的大节本来早已确立，并非偶然。然而世间议论的人却把夏公列为死于战事，而不能同死于节义的人相比，这尤其可叹。当年王彦章守中都，最终被夏公擒获而死；裴约被杀，刘仁瞻病死，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像夏公这样卓异的节义，没有被敌人屈服。死于节义和死于战事，究竟凭什么区分呢？难道不是因为夏公离开梁国投奔晋国，被认为是他的瑕疵，却不知道夏公的去留自有道理吗？看看夏公的战绩：单廷珪、元行钦曾解除庄宗的围困，挫败王彦章的勇势；他在河阳有善政，在武信留下遗烈；至于设置学校以阐明文教，修筑城墙以讲习武事，谋略深沉，能够静守而制胜，由此可推想他的忠义是自然而然的，并非像庸人武夫那样无名无义地死去。从前张巡守卫睢阳，形势穷困、储备耗尽，最终还辱骂贼人而死。假使夏公不幸处于张巡那样的境地，他难道会摇尾乞怜，做一个卑琐苟全的人吗？假如援兵接连到来，孤垒坚守不失，就可以振扬北方军队，鞭挞强敌；两个叛贼的首领，也将坐等被擒于麾下。那时一定会看见夏公的功名由此辉煌显赫，岂只是以一死结束而已？根据他已经做过的事情，来推知他尚未做成的事情，那么夏公的大致品格，不加评论也可知晓。如今世上的人面对很小的利害，往往看得像头发丝一样重要，甚至俯仰之间察言观色来决定去留。何况夏公守土，效死不去，与子思居卫而守节没有不同。议论者却把他称为死于战事，果真可信吗？李騊奉命出任此地长官，恭敬地拜谒祠庙，痛惜夏公的大节既不为执笔者所知，百年之后又没有显赫的庙号来彰扬他的美德。

译于是向朝廷请求，希望赐予‘旌忠庙’的庙号。旧祠堂只有郡府园中的一座，低矮狭窄而阴湿简陋，不足以仰副朝廷追尊显扬的心意。于是商议另行建置，在东城一角丈量土地。所有板材、栋柱、础石、瓦片、砖石、墙垣，都不向百姓征取，全部由官府供给。还没有经过多少时间，殿宇便巍然建成，也凭借夏公的大威望使地方百姓肃然起敬。于是详细叙述夏公守土的始末，并且宣扬朝廷赐予庙号的心意，刻在坚硬的石碑上，希望这能成为夏公无穷的荣誉，也抒发百年来被湮没的愤懑。使地方百姓每次经过祠庙，都说：‘这是夏公的祠堂。忠义之事，我们难道能够不努力吗？’夏公名鲁奇，字邦杰；他的生平出处，史册记载详细，这里不再书写。马永卿《神女庙记》：永卿从年轻时读《文选》中《高唐赋》等三篇赋，就常常痛愤不平，说：‘难道真有这种事吗？况且高真离人间极其遥远，清浊净秽相差万万，必定没有这种道理。我想找办法辩明它，只是一直未能做到。后来得到两部奇异的书，参照比较之后，才详细了解事情的本末。如今考察《禹穴纪异》和杜先生《墉城集仙录》的记载：大禹疏导岷江直到瞿塘，那里实际上是上古鬼神、蛟龙和蟒蛇的居处。大禹到来时，它们爱惜自己的巢穴，便制造妖怪，弄得风沙遮天、白昼昏暗，使人迷失道路。大禹于是仰望天空叹息，不久看见一位神人，形状类似天女，授给大禹太上先天呼召万灵玉篆之书，并让她的臣属狂章、虞余、黄魔、大医、庚辰、童律来帮助大禹。大禹于是能够呼吸风雷，役使鬼神，开山疏水，没有一件不如愿。他询问童律，童律回答说：‘是西王母的女儿，受有回风混合万景、炼形飞化的道术，居住并治理巫山。’大禹来到山下，亲自前往拜谢，亲眼见到神人；转瞬之间，她的变化不可测，有时成为彩云，有时成为细雨，有时成为游龙，有时成为飞翔的仙鹤。它既能化为石头，又能化为人，形态千变万化，无法一一详述。禹对此感到疑惑，便问童律。童律回答说：“上古圣人凝聚精气而成为真灵，与大道合为一体，并不是寄寓胎中、禀受形体而变化形成的，而是西华少阴之气。况且气的作用，周遍天地，运行于动植物之间；大的充满天地，小的进入毫发。在人身上就是人，在万物中就是万物，并不只是化作云雨、龙、鹤而已。”我起初读到这部书时，十分惊异；后来深入思考，才发现都与《易经》相合。所谓西王母之女，与坤卦为母、兑卦为少女的说法相合；所谓变化莫测，与阴阳变化莫测、能神妙地化育万物的意义相合，这难道不是十分明白吗？《易经》与《庄子》有许多相合之处。《易经》是讲阴阳的书，以九、六为数；而《庄子》开篇就有南方鹏鸟、北方鲲鱼飞行九万里、六月起息的说法，大概可以看出这一点。又如《庄子》所记藐姑射山的神人，很像今天所说的神女。书中说：“肌肤像冰雪一样，就与五行中金的颜色相合；姿态柔美如处女，就与少阴之气相合；遨游在四海之外，就可以看出神灵没有固定方所；使万物不受灾害、年谷成熟，又可以看出秋天成就万物的作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万六月〕 所以郭象注释说：“大神人，就是今天所说的圣人。”这话说得对。我因此领悟到，《易经》的少女、《庄子》的神人、郭象所说的圣人和今天所说的神女，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我这才知道，神女只有名称而没有固定形体，有形体却没有固定实体；她不受数理拘束，也不局限于形体，超越男女的形相，出生灭亡的法则，因此能够从有进入无，忽隐忽现。概括地说，她只是西方皓灵七气中的少阴之灵罢了，哪里是世俗之人所能窥见的呢？况且《楚辞》是文章的大渊薮，屈原、宋玉是其中的冠冕，所以唯独《离骚》被称为经。这大概是《诗经》风、雅传统的再次变化。宋玉虽然只是小儒，也还属于这一流派。自两汉以来，再没有人能够继承它。如今看《文选》中的两篇赋，与《楚辞》相比，实在浅陋。把它们放在一起读，就像在清庙旁演奏桑间、濮上的淫乐，显然不是屈原、宋玉所作。因此王逸搜集编纂《楚辞》非常详尽，却唯独没有收录这两篇赋。此后历代博雅之士不断扩充《楚辞》，凡是稍有瓜葛的作品，都附入书中。只有这两篇屡次经过前辈审阅，却总被弃置不录，更可知它们是伪作了。这大概是两晋以后浅薄鄙陋之人，玩弄笔墨，剽窃听来的“云雨”一句话，妄称神女在阳台下行云布雨；他们却不知道云雨本身就是神女，于是在云雨之外另寻所谓神女。他们的文章疏漏荒谬，可笑之处大多如此。我现在再用可信的史书来验证这件事：怀王、襄王都是懦弱的君主，又与强大的秦国为邻。当时楚国深受秦国困扰，秦军攻破汉中，压迫上庸，猎取巫、黔之地，攻拔郢都，焚烧夷陵，势头也在不断逼近。于是襄王向东迁徙到陈地，那里距离巫峡非常遥远，这也可以作为证明。况且《文选》中杂有许多伪作。从前齐、梁时期有小人伪作西汉文章，苏轼先生只用几句话就揭破了，何况战国文章明显高出西汉之上，难道还能伪造吗？唉！峡中江水的情况，真是奇异啊！它远在中原之外，流行于两山之间，水流湍急而幽深，所以没有灌溉之利。若从古人中寻找类似者，大概就是远远隐遁、深居不仕、孤高自守、不与外物交接的人，如鲍焦、务光一类。如今我们这些小人，竟敢把家搬到船上，终身长年漂泊，播弃污秽浊物，日夜喧闹，罪过实在太大了。神灵不杀我们，也算幸运了。况且峡中既然如此清洁幽静，正是陆地大海中的三座神山，应当是阆苑真仙指作离宫别馆、降福于众人的地方。因此凡是往来这里的人，已经渡过的，应当在此致谢；还没有渡过的，应当在此祈祷，以免忘记神灵的大德。”

译绍兴十七年二月，永卿赴任途中经过祠庙，已经恭敬拜谒，仿佛有神灵激发了我平日的心愿，于是详细叙述这些事，以大力彰显神灵的威严和命令；明辟又作了迎神、飨神、送神的诗，用来襄助祠庙祭祀之事，并把它附在碑末。诗说：“防子之国，山名巫考。验证奇异之事，听说远古曾有十二条龙腾入太虚，恰被仙官看见，严厉呵斥。霹雳一声，它们反而降下，来到这里化为奇峰，彼此相伴直到今天。遗留的精气还没有完全消除，蜿蜒矫健，似乎仍想升上天路。壮丽啊，这绝境，天下没有比这里更适合仙人圣者居住的地方。仰望高真，手持珍贵符命，镇守治理名山，安定大地一隅。从前大禹治水，何等辛劳！巡视四方，直到万鬼聚集之区；妖怪防守险阻，任意横行，风沙使白昼昏暗，迷失道路。神人亲自驾驭八景车舆，把禹授予丹篆灵书；禹恭敬叩首接受宝图，亲手掌握造化幽明的枢纽，驱使役使鬼神，片刻之间，万灵都恐惧地听从指挥。巨凿震响，轰鸣如雷；回禄放出烈火，把山骨烧成碎屑；开垦顽固的荒地，犹如翻泥。岷江向东流去，从不停滞蓄积。倘若没有神人协助禹谋划，洪水冲击山陵而发怒，百姓就要成为鱼鳖了。大功告成后，返回清都；早晨游览阆苑，傍晚游览蓬壶，呼吸日月精华，饮用云中甘露。他屡屡俯视浑浊的尘世，感叹其卑污。江边古庙，形制如同储胥。神啊，幸而留在这里，徘徊不去。自古以来，恩泽常常滋润这里；直到今天，疲病困苦的百姓才渐渐复苏。巴峡的乡野百姓，面容瘦削憔悴，愿神降下丰收之年，早晚使我们有食物；出入砍柴采集，不再遇到老虎。客船上的性命寄托在片刻之间，愿神赐下庇佑保全身体，使上下往来都没有忧患。白天居于此，月夜也居于此。我们恭敬奉事神灵，永远不改变。” 苏德祥《重修江渎庙记》：五行交替运行，其中水实际占有重要地位。四渎朝宗，江河以长江为首。八卦创制时，坎卦的爻辞与北方之数相契合，水实际主宰其中。天地阴阳分判时，岷山之气腾为东井星的精华，长江正由此发源。尧的时代，这条水道尚未治理，于是有洪水淹没之患，令人叹息四方受灾。禹兴起后，长江已经得到疏导，所以有接受锡命、显示成功的缘故。它惠利万物的作用广大无边；水深不可测，而滋润万物的神灵功效显著。它容纳百川，观察不到形迹，追寻不到边际，而神灵长久不息的德性也昭然可见。从前三国互相联合抗衡，吴人擅自发号施令；六朝分裂割据，陈氏称雄。到了晋朝国运兴盛时，把楼船开到玉垒；隋朝根基强盛时，把兵器铠甲运到金陵。降服孙皓后，江水成为平安的水流；擒获陈叔宝后，江面寂静而没有惊涛。这难道不是有道便得到神灵响应、无道便得不到响应，神威灵验从未昧失，神灵之气始终存在吗？至于十二道车轨并行的地方，是天子的都城；城邑拥有百万精兵，是天子的爪牙。没有富庶，无法显示国威；没有漕运，无法充实国家财政。说到顺流而下运输物资的好处，它能沟通西蜀的珍贵货物，转运南方的泉谷。” 高高挂起船帆，便能驱动、超过万艘船；船桅相连直进，转眼就能越过千里。作为富国的资助、治理国家的谋略，这种神妙又无法用言语说尽，事情也无法用笔墨穷尽。当隋朝开皇二年，隋文帝认为沈祭礼制有所缺失，于是营建庙宇塑像。唐天宝六年，唐明皇以广元这一美好称号为其加封公爵。自梁朝突然兴起、蜀人僭越称制以来，王氏在前面兴起，孟氏在后面继承；或征伐，或交战，历经四五个朝代，称帝称王，延续将近七十年，教化风俗长期隔绝，祭祀礼典也无人修治。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仁孝皇帝掌握帝位、统治天下，悼念坤维百姓而问罪，姑且施行良策，只派出偏师，不到六十天，已经平定三蜀。此后王道平坦通泰，四方夷族归顺；八方蛮夷中有跋扈者，也全都成为臣妾。名山大川中原有阻隔的，也全部纳入王朝疆域。于是举行昭著的谢神礼，以酬答神灵巨大的恩赐，便下达明诏，普遍建立庄严祠庙。主管官员奉诏制绘制图样于白帛，颁发给各地；地方长官敬奉诏令，收藏档案，按照大壮卦的意旨取法营建，使土木工程尽显精妙，丹青彩饰发挥到极致。工程完成后，列具情况上报。我们当洁净笾豆，馨香供奉黍稷，永远以光明的德行享祀神灵。愿神灵辅助造化，调和阴阳，暗中保佑我治理天下，使圣明的旨意广泛施行，并让我们建造丰碑。臣谨敢歌颂皇帝的治道，把它刻在翠色美石上，哪里只是像沉入江底的杜元凯那样呢？难道郭景纯只是夸耀辞藻而已吗？铭文说：长江的源头啊，出自蜀地边界；长江的流势啊，经过吴地而壮大。在南方惠利万物，容纳百川向东汇合。唉！盗乱起于唐末，兵祸兴于梁朝。神灵的祭祀啊，久已废止蒸尝。美好啊，我大宋的昌盛；蜀地灭亡之后，神灵的庙宇啊，又重新建起栋梁。我们当以清洁之礼享祀神灵，愿神灵保佑我们五谷丰登。刻下铭文，流传后世，福泽美好而无穷无尽。” 郑少微《孝感庙记》：按今汉州德阳县西北四十里有一座镇，东汉姜诗的故宅在那里，所以旧称姜诗。治平年间，知绵竹县事郭震认为姜诗的品行很高，不宜直称其名，便禀告郡刺史改换镇名，于是称为孝泉。然而庙宇仍沿用民间称呼。于是开州司理参军白寿朋和乡里的士民向县里陈述：姜诗夫妇的事迹在《汉史》中记载最为详尽，所谓屋舍旁涌出泉水，至今不断，百姓依靠它灌溉；有时遇到旱灾，祈祷总能应验。他们厚待风俗、利惠百姓的功劳很多，只是庙额还没有得到赐名，敢请县令上奏。县令于是上报，朝廷下旨赐名‘孝感’。诏命到达那天，老人和孩子夹道载歌载舞，争相观看。做儿子或丈夫的，都想使姜诗的品行体现在自己身上；做女儿或妻子的，都想使庞氏的品行体现在自己身上；做父母或公婆的，都希望有像姜诗那样的儿子、像庞氏那样的女儿和媳妇。大家又一起向其他州的百姓夸耀说：‘我们乡里虽然偏僻幽远，但姜诗夫妇却是我们东邻家的子弟。你们州曾有这样的人吗？’当时正夸耀皇上的赐名，希望配得上这个名称；可是旧祠低矮狭小，朝向地势不正，神像设置不庄严，神灵不能安妥，瞻仰祈祷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译于是通直郎致仕张绩以义理倡导此事，察看方位并辨明祭祀位置。共建房屋五十楹，又疏浚泉流，选择附近寺院中清廉勤勉的僧人主持。庙宇宽敞、庄严而幽静，千年的遗迹一朝焕然如新，实在是盛大的景观。庙建成七年后，记述仍然缺少，通直公的儿子、承议郎士行请少微撰写。文章说：变风之时，距离先王还不久，妇女女子只要有一点善行值得称道，就能在《诗经》中受到赞美，并被孔子采录。像共姜、许穆夫人、卫女，都是贵族的妻子，不过是以礼义自守，不改嫁、不回归而已。她们坚守节操的困难、感动神明的奇异，实在不是后世贫贱夫妇所肯远远避开的。范晔《后汉书》记载的列女只有十七人，其中出自蜀地的竟有四人：一人出自南郑，一人出自广汉，两人出自犍为。程文矩的妻子对儿子所做的，只是顺应人情而已；盛道的妻子对丈夫，叔先雄对父亲，舍生取义，固然美好。总的说来，那些行为都是迫不得已才发生的；像庞氏这样，事情尤其显著。她从未经历危难，只是在雍容守礼的生活中，便能感动无知的鱼，改变难以教化的盗贼，使贵如姬姜、贱如妾媵的人，都可以努力仿效她一二分。读过范晔这段史书的人，没有不肃然起敬并感叹的，何况还来到鱼跃之渊和盗贼经过的乡里呢！这样看来，庞氏能够遇到范晔为她立传，并不是不幸。通直公有两个儿子：士行、中行，后来相继考中进士；侍奉双亲孝顺谨慎，清正的舆论都称许他们贤能，其余方面也都有兄长的风范。如今他们年已七十多岁，身佩银章、穿着朱绶，和夫人一起乘坐板舆往来于两个儿子之间，乡人都以此为荣。推究他们德行的由来，大概是受到表彰隐德、扶助教化的影响吧。侯溥《郫县汉大司空何公祠堂记》：君子在太平时施行仁德，在乱世时也施行仁德；治乱时势虽不同，君子的仁德却是相同的。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难道正是事迹不同而内心相同吗？微子离去，与箕子留下而受囚辱，并没有不同；箕子受囚辱，与比干进谏而被剖心，也没有不同。先王的庙貌，君主离去就祭祀，留下则祭祀断绝。微子不敢留下先王的法统，活着便传承，不能传承便灭亡；箕子不敢放弃先王的忠义，死去便守住，守不住便丧失；比干不敢苟生，各自都有应当如此的道理。汉朝的德政中途衰落，大盗于是兴起。在这时，蜀郡有两位仁人：活着行仁的，大概只有扬子云；死去而成仁的，大概只有何君公。子云在汉朝官职是给事黄门，三代都没有升迁，俸禄微薄，所任事务也轻微。有一天遭逢新莽篡变，却有人以死节责备子云，这是不懂国家大义的人。诗说：‘既明智又通达，来保全自身。’说的不就是子云吗？君公从平民读书人起身而位列三公，爵封通侯；君主在，他便与国家共存，君主亡，他也随之而亡，本来就是他的职责。奸恶之人构陷诬告，他最终因此丧生。诗说：‘直到死亡也发誓不改变，直到死亡也发誓不怀邪念。’说的不就是君公吗？子云没有死，《太玄》《法言》流传万世，正如箕子有《洪范》一样；君公没有苟生，但他的高尚名声和伟大节操千古凛然，正如比干因进谏而死。假使子云处在君公的职位，而君公处在子云的处境，那么也会是他死而此人生。活着的人凭文章流传，死去的人凭忠节流传；文章可以日益显现，忠节却随时代而有不同。因此子云的祠庙在蜀地兴盛，而君公的祠庙却一直没有听说。君公葬在郫绵之间，从东汉到刘宋，蜀地经历两晋，直到唐、五代，再到今天，大概已经很久了。墓地四周渐渐被改成田畦，贫苦农夫用力耕作，几乎挖掘殆尽，赖以知晓墓址的，仅有两根石柱。知府大资政赵公听说后，悲悯地说：‘君公的忠节，可以激励万代。如今庙中不能用血食祭祀，墓地又不能在田间用牲畜祭扫，恐怕不是彰扬名教的办法。’于是呼召主管官员，移文告知郫县，让他们修整墓域、建造祠堂。此后著作佐郎赵濬以县令的实际职务负责此事。此前嘉祐年间，乡中儒士何昌禹曾为居民耕坏墓地四周而愤怒，却无可奈何；后来趁墓地出售时将它买下。到这时，他的侄子何迈献出三百步土地，又有倡导乡学的进士宋诚买下二百步土地献出。从前墓地将要毁坏，如今筑土修整旧庙；原先没有祠宇，现在建祠，并凿刻石柱，记下年月。又种植佳木，标定端正疆界。工程完成后，大资政命侯溥撰写记文。侯溥又考察古代君子立身行事的道理：最高的是建立天下人不能建立的事业，实行天下人不能实行的德行；其次是建立难以建立的事业，实行难以实行的德行；再次是建立应当建立的事业，实行应当实行的德行。像君公这样的人，我私下认为属于最高一等。封护他的墓、建造他的祠堂，谁能说不对呢？熙宁六年记。家安国《范文正公祠堂记》：范公曾说：‘周朝、汉朝兴盛时，天下数百年都享受福气和长寿，当时辅佐君主的人功劳如何，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汉朝衰败时，天下数百年都成为血肉之场，当时辅佐君主的人罪过如何，也是可以知道的。考察范公所处的时代，朝廷中辅佐君主的人，大多喜欢功名而害怕罪责。只有范公的气节像南山一样高峻，他尊贵的名声如日月般高悬，横贯中原广大地区，直到九边遥远之地；凡是有舌头的人，都以不谈论希文为耻，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喜爱善行胜过天下人罢了。善人是天地的纲纪，是政治教化的根本。他之所以胜过天下人，是因为能思考天下人想不到的事，能做天下人做不到的事，先于天下人忧患，后于天下人享乐。然而，知道什么值得忧虑，那么先王的恩泽就没有不遍及世间的；知道什么值得快乐，那么一个人的生命也没有不得其所的。范公这样忧虑，却始终无法解除他的忧患；范公这样快乐，却始终不能享受这种快乐。难道功业的成败是由上天决定的吗？范公上疏请求改革寿仪，以端正君主礼制；进谏杨太妃不可称制；举张华辅佐西晋的事例来讽谏宰相。这些都是天下人想不到的事。范公参与朝廷大政，首先请求天下兴办学校、选拔人才，先考察德行而不专重文章，减少任子制度以裁减冗官。这些都是天下人做不到的事。

译他又上《百官图》，以便任用人才；举荐县令、选择郡守，以巩固国家根本；保护正直之臣、斥退奸佞之人，以使国政听闻明白；恢复游散人员的任用，裁去冗余僭越，以充实百姓力量。这些都是天下人所忧虑的事，而范公首先实行了。西部百姓遭受兵祸，范公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统帅延庆、横山、灵武，形势如摧枯拉朽，朝廷于是授予他邠州管内观察使。范公说：‘汉代御史出巡，按察二千石官员；唐代御史、节度使以军礼相见；本朝学士、丞郎出任边疆军府长官，节度诸将望风而奉行法令，这些都由于朝廷对职位的重视。’担任内朝近侍之职，可以弥补朝廷过失；如果贪图丰厚俸禄而换取外任统帅，就只能承受并迎合朝廷的指挥，再也不能议论朝廷谋划的得失了。况且西夏人只知道有龙图老子，不知道有太尉，竟然写信给元昊，窥探朝廷。范公憎恶他们僭越称号，拒绝代为上奏，亲自答复其说，说明逆顺祸福的道理。元昊最终服从范公的话，称臣请求和好；这是国家强盛、百姓安宁，也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乐事。然而，所谓胜过天下人，难道只是这些吗？从事功看，这只是显著的功绩；从善德看，却只是粗浅的表现。上等臣子的善行高于礼乐，有些人一生也找不到门径进入；即使房玄龄、杜如晦的美德，又能对此有什么办法呢？学校是礼乐的大门。找到了这扇门，就能懂得礼乐的文理；懂得文理，就能通达其中的情理。情理和文理完备，辅佐君主、提挈国家的功业便会形成，即使只说到衣带以下那么简短，礼教也会神速推行。我们大宋的圣明治理，到庆历年间已经将近百年；太平的成效，是通过文治达到实际功效，景德、祥符年间的风气不减于三代，只是功业已成、政治安定，还来不及制作礼乐。天下人仰望礼乐之门，却不能进入；范公为他们打开这扇门，使天下人都能由此而行。雍水、泮水洗涤天下人的心灵。后来的君子和先前的贤者，可以并列前进、接续足迹而加以论述。制作礼乐的人与当时贤者一同出现，不过考察积累德行的年代，实在是上天有意兴起它。成都学宫，是西南地区观摩教化的地方。自二汉以来，若不是善人的遗迹，便不保存。近世扩建厅堂、排列塑像，已经超过一百人，都是人们遵循并仰慕其德行的人。熙宁初年，范公的次子、丞相范纯仁任职为蜀地漕运使，西南人开始请求绘制范公的像，供在经史阁西廊。诸生每年按时到像前拜谒，却认为筵席礼仪尚未相称，深感惭愧。到元祐戊辰年，宝文阁直学士李公任成都知府，真诚对待事务，乐于行善；凡是可以成为法式的事情，都想举办公布。有客人告诉他说：‘蜀地有学校，从文翁开始；’ ‘本朝都城和各地设立学校，从范文正公开始。天下最为显著的功业，是先王不会遗弃的；法令施行于百姓、劳苦而定国的臣子，是历代君主必定报答的。不遗弃功业，是为了彰显仁德；必定报答功臣，是为了树立义理。事情即使只有恻隐之仁、孤立之义，一旦施及虫鱼草木，即使相隔时代、不同古今，尚且不会忘记，何况是明德辅佐天下、惠及士民的范公呢？’于是希望修建正公祠堂，使天下行善的人受到劝勉。李公乐于接受这个请求，命工匠在礼殿东面建成，与石室相对而立。客人高兴地歌唱：‘岷山的灵气，汇聚范公的英魂；千年的声名，不是雷，也不是霆。道德的恩泽，保佑我们的后代；光明通达的诚信，成为礼义的经常准则。百世流传的庙宇，如同太阳和星辰。教化的功业，使大地平坦、上天成就。’ 王刚中《张忠定公祠堂记》：谨按《礼经》说：对百姓有功德，就应当祭祀。又说：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百姓不能忘记。这些话确实可信！宋太祖受天命后，四方僭越反叛的势力，依次削平。乾德年间一举攻下蜀地，首先任命参政吕余庆知成都。三十多年后，历经十二任政务长官，才得到尚书张公继任。又过五年，张公再次来到成都，最终都考核出显著政绩。他治理政事，大体上用严厉果决来制服暴行，用精明果断来揭发奸邪，用公平信义来改善风俗。诉讼到了公堂，他据案一判，全部切中隐情。百姓惊叹认为他如神明一般，再也不敢犯法。等到任期届满离去时，他暗中命人画像，封好交给僧人希白，告诫说：‘十年以后才可以打开。’到期打开观看时，张公恰好已经去世，讣告也到了。于是蜀人痛哭，停止市场交易，把张公的画像安置在天庆观仙游阁，举行盛大斋会，像侍奉活人一样侍奉他，年年不断。到了嘉祐己亥年，府帅侍读王素才在府治东面大规模修建祠堂。落成那天，人无论老幼，都争相捧着祭祀用的牲酒，有的欢喜，有的哭泣，在庭院中排列跪拜。即使周人思念召公、襄人思念羊叔子，也没有超过这种情形。后来又把张公治理蜀地时可以作为后世准则的判词，共一百三十首，绘写在墙上。唉！张公治理蜀地，可以说对蜀人有功德；蜀人怀念张公的德行，也可以说没有忘记他。我冒昧凭借浅陋才能受命统帅蜀地，兼管成都，距离张公已经一百六十多年。遥想他的风范功绩，卓绝得无人能够赶上。我曾亲自到祠堂祭奠，徘徊周览，惋惜年代久远，堂宇已经破败。于是命人把屋椽、檩梁、柱子中弯曲脆弱、不能支撑的，瓦砖、台阶、柱础中残缺断裂、不能承托的，高屋脊、大栋梁中被风雨剥蚀的，长廊、巨壁上丹青已经漫漶消失的，全部拆除更新。又在祠堂增接两侧廊庑，修建三间正堂，筑起围墙；并在堂北略种花木，作为士大夫拜谒祠堂、游览休息的地方，也借此表达本地人严肃奉祀的心意。从今以后，如果按时加以修整，使它不致毁坏，那么执政者就有可以效法的榜样，官吏百姓也会心悦诚服而容易治理；这确实有助于风俗教化，难道可以不写下来告诉后人吗？’阎灏《韩忠宪公祠堂记》：自诸侯国改为郡县以后，传记才开始列举奉行善政的官吏。确实应当使德行令人敬畏、风迹清正、所居之地百姓富足、离任后仍被思念，活着有荣誉称号，死后得到奉祀；这样他的光明显著就能与日月同辉，永无穷尽。

译汉元始年间的诏书规定：对有益于百姓的各位诸侯、卿士，应当祭祀。蜀郡有文翁，九江有召父；各郡二千石官员每年按时率领属官行礼，南阳也为召信臣建立祠堂。这些事明白地记载在史书中，增加了美好的诏令光彩；然而这一典制一旦失坠，便昏暗湮没了千年。可是，如果有大德高望、足以成为士大夫榜样的人，恩泽深厚、功绩卓著，周遍融洽于民俗，光明宏伟、瑰丽卓绝，那么他自然会与‘礼法施于百姓、以功劳安定国家’的标准相合，得到众人称颂和愿望；用祭祀来祈求并奉献享礼，这样的盛事难道可以停止吗？宋天圣年间，韩忠宪公以枢密学士、谏议大夫镇守成都，威严足以安靖，仁德深厚，内外都竭尽诚意；为人方正严肃、正直，举止合乎仪矩，内心却安乐平易，以教化为首要事务，社会风俗逐渐改变，安然走上平坦正道。起初宫中有人说蜀地可能发生兵变或严重灾祸，朝廷对此忧虑。韩公在辞别皇帝那天，两位太后把占卜之说告诉他，他俯伏说：‘请把这件事交给臣。’到达蜀地后，果然发生大旱，烈日正午炽盛，旱灾凶猛；仓储一向缺少，百姓生计几乎被夺尽。韩公忧虑悲痛，神色显现在脸上，接连打开其他仓库的粮食，并联合富户熬粥赈济饿死者；每天都巡视前往各处按察处理，抚慰救助，完全出于深厚诚心，依赖他而得以保全性命的百姓不止千万人。刚开始商议救灾时，同僚有人请求限制米价，韩公说：‘不可以。物价刚开始飞涨，囤积粮食的人本来就会吝惜不卖，以求获得加倍的利润；这道命令一旦发布，方圆千里的粮食都会被封闭起来，无法运来。’暂且等待，不到十天，各郡运送粮食的车队大量到来，米价于是稍稍下降。韩公曾在半夜端正衣冠，祈求天帝降雨；果然如期降雨，焦枯的土地因此复苏。他斥退并禁止宴饮嬉游，重新聚集疲病困苦的百姓；使瘦弱者恢复健康，使武断强横之风收敛畏缩，改变荒年为丰年，化骚扰为安宁。有人说张乖崖每年拿出一万斛米，按估价卖给百姓；有一名管理粮仓的官员上奏，请求减少数量。韩公说：‘这是朝廷用来滋润恩泽远方百姓的最紧要措施，怎么可以轻易议减呢？’于是按照先前的期限加倍其数来供给，并且刻石置于仓库中，表示给后人看，不能改变。旱势持续日久，府江几乎干涸，禾苗将要枯死，沟渠淤塞，整个辖境干旱，水浇灌不到。韩公于是派官员巡视江流，访问老人，找到一处名叫九外口的堰口；那里从未疏导过，他立即命人重新开凿渠道引水。水流通行便利，均匀灌溉各县；后来常常修缮、决水，依靠它滋养农作，利益十分广大。蜀地戍兵过去按规定只能吃低劣盐，韩公降低盐价的等级差额，卖给他们，并把这作为固定法令。新繁、彭益之间，过去隐藏着奸恶盗贼，有人以‘闪地黄’为号。韩公巡行时，发现他们抢劫杀人、隐藏行踪，已经超过时日；便查访得知，搜捕并逮捕他们，查明实情后定罪，诛杀或流放其首领，清洗盗贼的巢穴，从此新繁没有盗贼。韩公崇尚儒雅，平日诱导提拔文士来倡导教育。曾经诏令秋季贡士，韩公告诫主管官员务必公平选拔，亲自察看、精细审核，提拔章君陈为第一名，章君陈后来考中甲科。此后他入朝成为知名人物，其余人也都是当时的俊彦，接踵考取名第。西南文章由此兴盛。藩镇会盟、宴飨时，以往都前往佛寺廊下举行，席具狭窄低洼，厨师杂役相互扰乱。韩公命人整治材料，在广阔庭院中建造会事场所，使它扩大到如丰镐那样的地方；远离封界分割，树立标志供人瞻望，各方都认为它宏伟。过了两个任期，韩公被征召为御史中丞，返回朝廷。蜀地百姓怨恨忧伤，如同失去了慈母哺育。韩公回朝后，还因为邛部蛮人的马每年运到永康出售，亲自踏勘山川，了解道路险易，为蜀地将来作防备。于是建议把驻地迁到沈黎，朝廷采纳了，借此堵塞敌人窥探的便利。唉！韩公对蜀地的恩德为什么始终如此深厚呢？三十多年过去，百姓穿袴着襦歌颂他的声音仍未衰减。上天把福泽降给遥远后世，以此彰显他的贤能。皇帝又任用韩公的第三子，官为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尚书礼部侍郎。他的儿子继承父亲治理蜀地的事业，追念父亲的功劳和美德，践行并修治父亲的谋略，使父子前后相互辉映。官位荣耀和家族典范，古来未曾有过。德行威望确实明白显著，年年四时都带来太平。于是老人和善良之士聚集起来，人数有几百上千，拥着仪仗来到门前，讲述前代祭祀之事，说忠宪公的祠堂不修，是蜀地的惭愧。希望就在文翁庙南面的屋宇中另建一室，绘制忠宪公显著的画像，并让端明公侍立在旁边，以使西南百姓永久奉事，也大大彰显朝廷任用世代贤德的盛意，这请求不能推辞。端明公说：‘众人的请求已经如此迫切，况且在义理上没有疑问，那就答应下来吧。’于是此祠图像已经完成，堂序朴素庄严，绘画庄重洁净，坚毅如山岳镇守，光彩如星辰。威灵赫赫，万世瞻仰。此后本地士大夫认为我阎灏私自借用学宫游处，每天与诸生讲述古今盛美之事，应该把它充实为正式记文，刻在金石上。阎灏拜了两拜接受命令，并以诗相系：‘我大宋接受天命，继承古代圣王；圣王辅弼之臣，使历代都承载盛德。威严的韩公啊，道义多么显著；是方国中德望最高的人，是朝廷的元老。天圣末年，蜀人接连遭受饥荒；韩公竭尽仁惠慈爱，辛勤办理百般事务；深厚恩泽如春日暖阳，凛然威势如秋日严霜；善恶判别分明，使百姓安定康宁。将近三十年，世人都以他为贤者的典范；韩公功业更加昭著，如斗、奎星照耀天空。’ 蜀地父老在庭下百拜，希望修建韩公祠堂，以便永远瞻仰追慕。岷山盘绕坤维，长江纲纪南国；韩公祠堂庄严肃穆，我们共同使它流传无穷。汉代有文翁，宋代有韩公，本地人永远怀念他们，清穆的德风长存。张行成《司马温公祠堂记》：已故谏议大夫司马君某年任郫县县尉，第二年某月，司马光出生在官署，于是取字为‘岷’，因为以山命名。这一年，谏议君亲手在庭院中各栽一株松树和楠树，至今已经若干年。自谏议君去世后，尸骨已经腐朽；司马光也相继去世，魂灵已经归去。两棵树中，那株松树也已经枯萎摧折，只有这株楠树苍翠依然存在。本地人依靠它，还可以想见司马光出生时的情景。司马光遗留的德行在天下，声名在后世，事迹在国史中，本来就是一代伟人。当他所奉行的道理还未被时代接受时，天子敬重他却不任用，权臣畏惧他却不亲近，天下人仰慕他却无法使他施展。不仅他本人被朝廷贬斥，连他的遗言也受到压抑，直到死后数十年仍如此。因此松树不被珍爱、楠树不被记录，本来就是应当的。近来世道突然改变，士人的风气渐渐恢复；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知道公议不可破坏，司马光的话不可压制。于是朝廷表彰他的家族，学士诵读他的著作，后辈想象他的风采却无法亲见，便又绘制画像来寄托瞻仰追慕之情，几乎家家都有。司马光的道术大概已经在天下大为彰明了。

译思念这个人而爱护他的树，也是情理上必然的。于是县丞李公修建堂宇以庄严祭祀司马公，保护楠树以长久寄托对司马公的思念，大概是顺应众人愿望。楠树青青，司马公出生在这里，本地人以此为荣；祠堂庄严整齐，司马公的像在这里，后辈以此为准则。司马公的道已经彰明，并不依靠一株楠树；但这株楠树确实托赖司马公而得以不朽。司马公的道已经流传，并不专属于一个县邑；但这个县邑确实依靠司马公而不受羞辱。楠树的高枝被砍削雕刻，唯有司马公的道德磨砺天地而不消亡；楠树的枝节被斧头砍缺，唯有司马公的道德使河海干涸也不会枯竭。因此这座堂的建立，不是为了使司马公显得庄严，而是为了给楠树树立标志。这株楠树受到爱护，不是为了使司马公增光，而是为了使本县的冠冕增光。堂宇毁坏，司马公不会毁坏，楠树却会毁坏；楠树受辱，司马公不会受辱，郫县却会受辱。唉！郫县的百姓和郫县的官吏，从今以后，难道不会好好保护这株树吗？刘泾《王稚子石阙记》：西汉称道循吏文翁，他在成都终老，石室在学宫中；东汉称道循吏王稚子，他葬在郪县，就是今天的新都。石阙在道路旁边；石室依附古代礼殿，能够不被磨灭，唯独石阙暴露在外、孤立如骨，实在可怜。经历两汉一千三百多年，二人都是古今官吏的老师，而遗迹仍高高矗立，气势与岷山、峨眉山相参，气概凛然如雪山。凡是学习和做官的人，都应当在他们面前自居弟子，以求受到仿佛亲临的教诲；竟然还有人没有来得及知晓，实在太不应该了。王稚子的石刻遗迹中，找到秦代石犀、石笋，汉代石室、石柱、石阙，共五件。石犀、石笋和石柱没有太多事功可说；但石室、石阙如果能够不朽，实际上就是二人的甘棠遗爱。于是新都令王天常非常努力地崇尚古迹，得到我的意见后，便请大尹莆阳蔡公为王稚子建屋，并题写匾额，以昭示昏昧。考察石阙正面有隶书三十一字，法度刚劲古朴，超过钟繇、梁鹄。石阙上下有衣冠人物、鸟兽等图像，只能大致辨认；其气韵精练简古，超过顾恺之、陆探微。把这些一并告诉后来的人。杨天惠《华阳赵侯祠堂记》：我们乡里有一位仁人，就是铜山赵侯纯祐，名叫申锡，本是世家子弟，有优美才华；多次任吏，以才能闻名于人，经过州县三次升迁为奉议郎，出任华阳县知县。华阳隶属成都府，县治正处在府城中央，户籍繁多，诉讼纷至沓来，本来就比其他县加倍，又与尹廷以及四五个行台交错相连，彼此牵制，很难独自远行处理。赵侯独具才力，办事敏捷，遇到棘手难办的事，尤其喜欢亲自办理。县中原有沙坎堰，不知起于何人，共灌溉田地三万七百九十亩，土地相当肥沃美好。然而年代久远，官府没有及时察看，堰渠逐渐淤塞残缺，江流也迁移远去，田地因此荒废，夷平在草丛之间。即使世代经营田产的人尚且弃置不顾，寄居的外来客民更轻易逃亡迁徙、不能留下。因此官租每年亏欠一千多缗，减免赋税每年亏欠四百多缗，而百姓的私人收益也丧失了。赵侯到任后叹息说：‘过去能收入，如今却收入不了；过去能获得丰美收成，如今却什么也没有，难道终究不能治理吗？把它修复更新，难道不在于我吗？’于是访求遗迹，按察旧有水道，参照核对图籍记录，以老人所述加以订正，便察看适宜的地势，在旧址筑堤，高二十五尺，长四百四十尺，堤基宽度与高度相同；用木材五百章、竹子二百个，役使民夫五万人手，不到十天，工程就告完成。水流随即进入沟渠，分成许多支流，水势充盈曲折，像最初那样分流灌溉。愿意恢复旧业的，愿意修筑新堤防的，都拿着文书自行陈述，唯恐被别人抢先。镰刀、犁耒交相使用，田埂沟垄整治齐整，土壤肥沃而适宜，粳稻茁壮生长。于是荒地全都得到灌溉，沟渠也有了堤防。流民说：“这不是水泉带来的利益，实在是侯爷给了我们好处。”赋税租粮终于交纳入库，私人也有了盈余储藏。百姓说：“这不是田租带来的恩赐，实在是侯爷恩赐了我们。”于是就在堰旁建造新堂，并在堂中绘制侯爷的画像，说：“要让世世代代的子孙都不要忘记侯爷。”有人偶然经过我这里，请求我为此事作记。我考察《魏史》对西门豹的评论，不能因为他没有把邺地田地治理好就说他不仁，也不能因为他没有引漳水灌田就说他不智。西门豹是贤能的县令，他治理邺地，使人不敢欺骗百姓，当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只是因为他没有谋划修筑这道堤防，后世便把“不仁不智”的名声加在他身上，这并不是过分的评论。等到史起继任后，终于能把盐碱地变成出产稻粱的良田，受到邺地百姓歌颂，确实比西门豹贤能得多。如今侯爷的风采力量如此，功业成效如此，假使让他和西门豹互换任地，与史起同时在世，我知道河内的功绩不会属于史起，而必定属于侯爷，这是毫无疑问的。侯爷不只是比西门豹贤能而已。近来侯爷修治堤防房舍，在墙下得到一块断碑，大概是前任县令赵世长所作的种柳诗。诗中自述，他曾经跟随乖崖，在柳树旁边行走，按住马缰登上仙桥。跟随观看的人有几千人，乖崖大声说：“这是赵公亲手栽植的，应当称作赵公柳。”众人都应声说：“好。”侯爷读到一半，忽然惊醒，仿佛与自己往日所做的事情相似，立即把拓本拿给我看，并且说：“应当重新栽种这种柳树，来完成赵公的旧事。”然而侯爷现在将要应征召文书，担任漕运幕府的佐理官，柳树能否栽种还不能确定。我想寄语父老乡亲，希望替侯爷在堂旁栽五株柳树，不要剪伐它们，让侯爷的爱民之意长存。这对父老应当有好处，请不要忽略我的话。政和元年记。《都大茶马司新建签防架阁记》：茶叶输入，以息钱计算的总数约二百万；马匹输入，以匹数计算的总数有若干；至于超过常数的额外盈余和繁殖收益，则不在此数之内。每年把其中的八成充实塞下，又把其中的课额上报朝廷。因此，从阶、文、龙、茂等靠近边塞的地区，到洮、岷、湟、鄯等边远地带，无论军人还是百姓，都在计算日期盼望赏赐，等着我们到来以后才进行出入和饮食供应。这项事务所关系的利害，难道不广泛而重大吗？利益如此丰厚，但从百姓那里征取时，百姓从未怨恨；同羌人交易时，羌人也从未厌烦。这是因为制度规定：收购茶叶时实行平价专卖，估买马匹时给以优厚价格，凡是对他们有利的，一概让给他们，所以前来交易的人越来越受到鼓励。事情办妥后，便招募健壮士卒，雇用闲散民夫，轮班交替行进，轻装快速奔驰，不到一个月便抵达秦、陇一带，这样本来就已经获得十倍的收益了。所取不苛刻，而所得却不可估量。因此，从元丰经过元祐，再到绍圣，时局多次变化，国策屡次改变，直到现在，这项制度仍没有人改动。不是不想改，而是确实有不能改的理由。不过使者所统辖的地方广大而遥远，因此公务常被称为繁重；事情巨大而繁多，所以文书也同样众多。

译凡是县官裁定批准并下发执行的文书，道路上没有空置的驿站；凡是州郡县邑会同裁决、还要上报请示的事务，官署中没有一处不是留下办理痕迹。近来有关部门曾担心文书太多而容易散失，时间久了必然亡佚，于是把它们全部汇总成册，分类编次，又重新启用旧屋，分别收藏。然而因为因陋就简、依卑地而建，规模狭小，下面破败，旁边拘束，昏暗不明，既不利于文书办理。后来的人有时无处容纳，而幕府办公的场所尤其狭窄。群吏清晨赶来，肩膀和臀部互相碰撞牵掣，只能侧身小步、斜眼相看，等候这种拥挤处所才能进入。此前大概已经有人为此忧虑，只是还没有时间兴工改建。如今使者黄公首先下令拆除旧屋、重新修建。他丈量土地若干寻，建屋若干楹，宽若干，深若干。工程始于元符己卯年秋季，第二年庚辰年冬季完工。看屋内，大卷文书像山一样堆立，方形签牌像云一样堆集；看屋外，雕花窗格华美明亮，门和廊次序严整，红白色彩鲜明。观看的人都精神振奋。当时彰明县令杨某听说后私下说道：“金谷财物被侵吞的弊端，根源在于吏胥借机作奸，萌发于图书的散失亡佚。这是吏治中常见的蛀虫，还不是其中最大的弊病。假如早晨丢失其中一件，任其拖到日暮；断绝其中一项，便缺少一个月的记录；日积月累，遗失亡佚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么现存的成法与文书还能剩下多少呢？” “这样看来，它造成的弊害不是已经很大了吗？如今黄公建造这个地方，却是想同现存制度一起作长远的安排，他的思虑实在深远。这件事本来不能不记录下来。”于是我沐浴斋戒后写下此文，告诉黄公，并把它刻在石上。《渊乐堂记》：我蜀地有位通达的长者，号木雁先生，出生在岷峨山边，成长于邛崃乡间，出入于富贵游侠聚集之地，但他的内心清冷澄澈，独自追慕正始、永和年间的人物，把他们当作师友。然而他的崛起非常艰苦，仕途升进十分严厉，开创事业极为锐利，收束后续也非常出色。历经金寒玉暖五十多年，后来才得到寄禄第七品，俸禄四百石，开辟五亩住宅，治理百条田埂的田地。于是稍稍开拓空隙土地，修筑了一座小堂，命名为“渊乐堂”。他将要致仕归老于家中时，曾写信戏问他的朋友东蜀杨天惠说：“我是清瘦的儒生，突然享有这样的富足，难道不会有外物来窥伺吗？”于是又写韩公《示儿书》中的话：“当初我来到京师，只带着一束书，辛勤三十年，才有了这座房屋。经营经办的劳苦，营造事务的繁重，使身体憔悴、性情忍耐，经受寒暑磨炼，偶然才有所收获。”这正是韩公诗中用来修饰喜悦的缘由，而我想为他作记，也正是为了记述这种艰难。只是这个堂名的含义很有来由，或许有人还不能立即明白。如今陶渊明嗜酒，白乐天也嗜酒；陶渊明擅长诗歌，白乐天也擅长诗歌。凡是谈论这些故事的人，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我所以在千年之后仍把他们当作朋友来敬慕的用意，大概并不只是这些吧。“你为什么不揣摩我的内心，试着把它说出来呢？”天惠伏在书案上大笑说：“这个堂名真富有含义啊！我已经能够探求出您隐藏的心意了。评论一个人，不应只评论他的个人才性，还应评论他所处的天命。陶渊明因为一点小事便辞官离去，白乐天因为直言进谏多次被贬，他们超出常人已经很远了；但这还不是他们最伟大的地方。晋、宋交替之际，新旧势力混杂分裂，早晨向南，晚上向北，没有见过意志坚定、始终不二的人。唯独陶渊明自在地向前离去，不让自己的行迹有所回转。牛李党争造成祸乱，官帽笏板散落道路，早晨还是卿相，晚上便成囚徒，没有见过谁能完全脱身、不受牵连。唯独白乐天耿直自守，站在中间，不踏入那些党派的瑕疵。先生取法这两个人，难道就是因为这些吗？还是不是呢？”当时天惠正在通济江上督办工程，腹中的草稿虽然已经写成，却暗自怀疑自己的言辞粗鄙，不敢拿出来。正准备设法亲自承受教诲，共同确定文章应当怎样写，却患病了，前后拖延了一年。先生从大邑带病赶回，坐在堂上，丢下衣冠而去世。我听说后，撞着几案哭道：“唉，再也没有人同我确定这篇文章了！”这就像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破琴，再也不弹；又像徐君死后，季札把剑挂在墓旁，不肯失去对这两人的珍爱，难道是因为死生而冷却了长久的盟约吗？我认为先生的精神魂魄清明高远，决不会消散。当他有时抚着鹤翎经过城郭时，仍应当会问起这篇记有没有写成。我于是常常想起他留下的枯稿，替他补缀编定，交给他的儿子，让他把它放置在堂的右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步、四年、元年、七月、三月〕 《吴拭铜壶阁记》：府门稍向东约五十步，庆历四年，知府蒋公堂修建漏阁，使它正对午门。嘉祐年间，先父担任府幕签书，吴拭随父侍行，还来得及亲眼看见这座阁。先父用八分大字题写阁额“铜壶”，阁身高耸，面向南方，是全府最壮观的建筑。崇宁元年七月乙酉，阁遭火灾。政和元年三月乙卯，吴拭暂代府尹职务，初到府署，看到阁的旧址，只剩堆土如台。于是询问属吏，属吏说：“前任府尹蒋公就在土台上改作门楼，材料已经大略备齐，朝廷也曾赏赐度牒所得钱六百余万。府尹离任，没能完成工程。请问钱和材料现在在哪里？”回答说：“材料被别人拿去修缮别处，停止使用了；钱则被府库官员擅自兑换花用了。”吴拭说：“午门既然已经是台门，这里只适合建阁，哪里还需要土台呢？”当天便拆去土台，按照庆历年间的样式重新绘制阁的图样，并告诫府中把事情的始末上报朝廷。估算修台所需的钱，准备由府库官员归还先前擅自花用的钱；又传令邻近州郡购买木材或石料，其余全部由本府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年、九月、十一月、一丈、六尺、五寸、十丈、五丈〕

译使者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于是府中委派通判路康侯、章国安侯、成都令谭愈、华阳令赵申锡、供奉官城外巡检段希戡、供奉官监养焉务高士若等人，总领并分别督办各项工程。吴拭说：“这项工程，如果不把情况上报朝廷并由朝廷规定期限催促完工，就会松懈下来姑且搁置，仍然会像从前一样。”于是赶快写成奏章上报，得到批示说：“可以赐给半年期限。”通过龟卜筮卜，占得九月壬申日，于是开始命工匠按照占定的日期动工，到十一月戊寅日告成。整座阁上下共十四间，高一丈六尺五寸，宽十丈，深五丈六尺。审度曲直、面向和地势，用丹砂和白土加以粉饰，屋脊覆盖瓦，地面铺砌砖石，都合乎旧有法度。中间设置门闩锁钥，开闭门户十分谨慎。本州士大夫无论老幼，一同欢呼说：“这是我们州的壮观景象！假使地理书确实可信，那么我们州从今以后没有什么不会吉利了。”后来大规模奏乐举行落成礼，酒过数巡，吴拭对宾客说：“《周官》记载，挈壶氏用壶来传令军队汲取井水，用缰绳传令安营住宿，用畚箕传令运送粮食；大概是因为号令不能互相听见，所以命令各人凭这些物件传达，减少繁琐、加快行动，以便办事。既然如此，漏刻的设置，是《周官》十分重视的事情，难道是无关紧要的事务吗？” 《齐诗》说：“颠倒来，颠倒去，是君公召唤我们；颠倒去，颠倒来，是君公下令我们。不能从早到晚及时行动，是因为挈壶氏不能掌管自己的职务。”考察这座阁最初建置于天圣年间，曾由燕肃在阁下制作莲花漏。阁遭火灾，漏器毁坏，十年之间又更换了六任府尹。如今铜壶阁建成，漏器全部按照燕肃的制度制作：匣中有一壶、一泉、一箭，共四十八孔；乌龟逼水而下，金莲随箭上浮；气分二十四节气，刻分七十二百刻、十二时辰，全都依靠箭来确定。凡是我的将佐、掾属、吏员和士卒，都应按时起居，全心办理公事，不要懈怠职守，哪里还用听从那些惶惶不安的狂夫之言呢？不过，建成阁并不困难，难的是不扰民。朝廷既已赐下阁成期限，又担心因建阁而扰民，于是命提点刑狱、走马承受官来监察这件事。身为百姓的长官，却不知道爱护百姓，使百姓无法安生，困于劳役，所以他们的官府、园林、楼观，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择地营造；至于彩绘雕刻，又穷尽技巧，竟从不考虑耗尽财物、伤害百姓。这些人内心难道不该受到责罚，执法官也不弹劾他们，难道还有什么无罪的理由吗？如今修建铜壶阁是为了严明漏刻制度，本来正合乎《周官》的法制，可是朝廷仍然认为可能扰民，说明百姓仍会受害。圣明的诏令督促训诫，并特别申明此意，这些都是诸位已经听到的。请诸位共同体会皇上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深切心意，终身铭记，以求接近那种不忍百姓受苦的政治。于是宾客都起身说：“怎敢不拜谢？幸而请您记录今天的话，并把它留给后来的人观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寸、三年〕 马存《颜鲁公祠堂记》：上元年间，颜鲁公任蓬州长史，经过新政，写作《离堆记》四百多字，书写后刻在石壁上，字径三寸。虽然石壁历经崩坏剥裂，书法的典范仍然完整存在，使人见到后肃然起敬。元符三年，我的朋友强叔来任此县县令，才开始在石壁旁为颜公修建祠堂，并请求我作文记述。我曾说，仁德战胜不仁已经很久了；但有时仁德不能胜过不仁，反而被不仁陷害，这是命运。史臣评论颜公晚年傲岸不屈，被奸臣排挤，死在贼人手中，这未必就是事实。公孙丞相任用董仲舒为相，梁冀任用张纲守广陵，李逢吉任用韩愈出使镇州，卢杞任用颜公出使希烈，他们的用意正相类似。然而这些人最终都不能伤害那几位贤者，颜公却独独没有逃脱虎口。由此看来，观察士人的成败存亡，难道不是都有命运吗？小人气势汹汹地以为自己得计，难道不是荒谬吗？我听说，古代尊重朋友的人，认为仅仅以天下善士为友还不够，还要推论评论古人；吟诵他们的诗，诵读他们的书，想见他们本人却不能得到，于是还要到江边招请屈原，从九泉之下起用士防。大概因为他们心中所愿，是在几千几百年之后超然地仰慕那些人，更何况颜公呢？颜公的功名事业已经远远超越世人，文学上的精妙也无人能够企及；根据他亲笔书写的遗迹所在为他建祠，这是古人尊重朋友的用意。请试着和强叔登上离堆，探访石堂，观看他的遗迹，体味他一生的事迹，那么颜公的精神风采或许还可以想见吧。〔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二人〕 龚鼎《贾浪仙祠堂记》：唐代韩退之善于作诗，能够抒发性情；当时与他交往的人，如孟郊、张籍，最称友善。贾浪仙向刘某学习诗歌，晚年又得以和这两人交游，很受他们推重才调。虽然如此，看他的风致清淡自然，确实也是孟郊、张籍一流的人物。所以后世学者谈论《楚辞》和《诗经》雅正传统的流裔时，谁敢把这三个人排除在外呢？浪仙游历长江一带，调任安岳，死于咸昌三年。编次他的诗集共有两人：许彬编成的称《小集》，天仙寺僧人无可编成的称《天仙集》。当时有名望的人都请岛为《天仙集》作赞。流传久了，反而把这篇赞误认为是韩退之所作。可是韩退之前、后两集都没有收录它，后来得到李洞《句图序》加以核对，才相信它不是韩愈的作品。浪仙在旧史中没有传记，近来朝廷整理刊定他的著作，他才得以附名在韩退之后。前些年，任官的人在蜀士神庙廊庑旁为他设置祠堂；如今伯氏正辅佐县令任职于此县。曾经商议说，祠堂与神庙混杂在一起，并不合适。县尉有一座西圃，唐代是主簿官署的旧址，如果把旧建筑迁移过去，另行绘制画像，又不妨碍本县百姓，从道理上说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便筹划并完成了迁建。房屋不华丽却完整坚固，地势不幽深却清爽高朗。两旁栽植筠竹和柏树，显得郁郁葱葱。唉！浪仙去世距今已经二百二十多年了，他的名声才开始见于史传，而他的遗像又得以安置在旧址。由此可知，士人能够践行善道，即使相隔年代久远，也一定有人为他彰明事迹。如今幸而满足了他身后所期待的事情，使之流传无穷，应当不再有遗憾了。伯氏从远方来信说明情况，让我记述此事的真实经过；不过，继承前代贤哲的事业，启发后来人的仰慕，也是我愿意听闻和书写的。因此我取用新旧传闻，将它们完备保存下来，并且说明这次改建的缘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十月、元年、二月〕 袁辉《通惠桥记》：益州的南面、简州的西面、陵州的北面，我的乡里就在这里。这里正处在三州交通要道上，百姓人家不过千户，但商贾车马往来不绝，繁忙程度不亚于大郡。俯临市门，有长江冲刷着桥基；江水发源于余霜山，经过龙渊，历经汉阳后向南奔流。两岸地势险急，水势一旦骤然上涨，便湍急凶猛，无法抵御。过去那些像彩虹般的桥梁和像鹤颈般的桥柱，原本可以依靠来坚固河道，却往往被冲荡得所剩无几。官吏苦于反复兴建和废毁，即使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爱民工程，到这里也多已显出疲倦。百姓苦于涉水通行已久，乡僧士贤奋然募缘化缘，开始办理这件事，就在旧址上架设石阶并加以扩建，桥身巨大如鳌背，过桥的人就像走在堂屋上。又在两岸堆积石块，像鸟翼一样修筑长堤，延伸数十寻，费用不可估量，却没有向主管官府报告，借助民力而使工程完成，水患于是平息。工程始于崇宁三年十月甲子日，完成于大观元年二月丁酉日。士贤请我写一篇浅陋的文章来记述此事。我开玩笑对他说：“凡是承载形体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哪里能保证不毁坏？何况石头也有时会剥蚀。帮助凡庸、昏昧的人脱离沉沦，使他们进入圣贤境域，这种功德和桥相比，哪一样更多？”士贤说：“如果真是这样，难道可以没有辅助吗？那又何必采用你的话呢？泥土会崩塌，木头会腐朽，绳子会断，船会危险，石头尚且如此，桥也尚且如此，我也不过是妄自建造它罢了。”

译杨晕《碧玉亭记》：有一块石头从山旁挺立出来，高一丈二尺，圆润得像经过磨治，上部尖锐而下部宽阔，苔藓斑驳，好像抱着竹笋，民间称它为石笋。石笋下面有许多水流汇聚，惊涛怒浪冲击着山脚。向石笋北面朝东走一百多步，有座山叫王高山。环顾左右，只见群山曲折绵延，好像倒扣在地上的盂，似乎都不值得与它争雄；它得到这个名称，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山的棱线一起一伏，盘旋延伸而去，气势仿佛飞动，直奔江边。远远望去，好像游龙从空中垂下，昂首扬脊，瞪眼奋爪，投入水中。山腰间突起一座山峰，削减增益其高低，取得数丈平地，在上面建了几间屋子，不求华美，只供一时游览休息，粗略适用罢了。至于高耸晴空、像屏风一样排列在前面的，是三峨山；曲折回旋、环绕座位并在山下流过的，是雅水；茂密树林和修长竹子间露出塔尖的，是九顶山；两山从中间分开、对峙相望的，是泾口。烟云聚散，岩石山峰时隐时现，一天之中不断变成千奇万怪的形状。俯视船只，顺流而下，好像脱落的叶子漂在水上；车马往来，好像道路上的蚂蚁。竹林小径、松木窗户，云一样的屏风、雪一样的山岭，四时景色不断变化，本来就不会固定。东西南北，放眼看去都看不到边际。云天向四面低垂，没有尽头又没有更远的尽头，无穷无尽又无穷无尽。那么，千万里之外的人，哪里知道有这座亭子呢？从前这里是荒草荆榛丛生、浓密得遮蔽牛马的地方，后来把它清理干净，设置屋宇，修筑墙垣，草木以及丹漆、黑白颜色所能造成的景象，无不加以经营。哪里知道百代之后，柱石崩塌，又会重新成为荒草荆榛丛生之地呢？每当听说古人怀才不遇，登山临水，就没有不感慨叹息的。做儒生的，头发已经斑白，还只有一部经书，感叹功名没有建立；做商人的，早晚戴星赶路，感叹道路艰难。春风秋月之时，文人感叹诗思苦涩；雨夜雪晨之际，羁旅之人感叹乡关遥远。一旦涉身世路，哪里会没有感慨激愤呢？从前孔子以道德自任，所到的国家都与他分庭抗礼，可以说是尊贵了。然而他向北游历农山时，却说“在这里集中思考，心思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从卫国到赵国，听到鸣犊被杀，在河边又说过不能渡河的话。后世登高临水而叹息的人，并不少见。难道不是因为道义同世俗相抗，命运同时代相违，所以才这样吗？《文选》中有话说：“日暮时碧云聚合，家人徒然长叹。”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像盐车长期负重，腿股的肉渐渐消减，岁月却不等待我。登上这座亭子的人，难道不会长叹吗？姑且叙述我的这番意思，用来告诉子孙和朋友，并流传给后世。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记。邵博《清音亭记》：天下山水的胜景在蜀地，蜀地的胜景在嘉州，嘉州的胜景在凌云寺，凌云寺南面的山又是其中最胜的。近年有一位所谓廉访使，每每说：“这座亭子虽然美好，但它的名称不合我的心意，不能由我亲自题写，应当改成横山堂。”我过去听说寺中有苏东坡遗迹，经过这里便前去探访。照禅师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我。唉，这正是孔子用来习礼的那棵树，尚且不能免于被宋人毁坏。即使如此，东坡过去的不幸，哪里只有这一件呢？而小人的肆无忌惮，也不会再有比这更过分的了。旧匾额还保存着，我又把它放回额上，并把事情一同刻在石上，记下这件事，作为来往士大夫的一笑。徐粹中《重建州学记》：世上没有不能成材的人，也没有不能改善的风俗。盐碱荒地可以使它变成良田；九夷的鄙陋之地，可以使它成为洙泗那样的礼义之乡。认为这很困难，也确实只是因为功夫还没有做到罢了。只有天下最真诚的人，才能成就天下的教化。天地化育万物，尚且可以辅助，何况教化人呢？君子面对天下，不忧虑人才不能成材、风俗不能变好，只担心自己的诚意有未达到之处。因此无论做什么都用尽诚意，也没有到不了而不能教化的地方。夔州设有学校，始末情况都载在旧记中。年代久远，房屋老旧，常有震动倾塌的忧患。绍兴二十三年春，吴兴沈公由宗伯翰苑之职，调任逸侯藩山东，移镇蜀地来到夔州。那年夏天大水，房屋被冲漂淹没。沈公命人相度土地，在旧学北面重新建造，找到高敞明亮、干燥平坦的地方，连同庙宇一起迁建。讲经有讲堂，学习有斋舍，藏书有阁楼，膳食有处所。背靠山、面向江，庙居于其中。工程始于秋季九月戊申日，第二年夏季五月辛巳日完工，共一百三十四楹。群士来到这里，像回到家一样，一起提起衣襟，请求我记下事实。粹中曾读《易经·观卦》，其中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而不荐”，说的是教化者真诚的心；“有孚颙若”，说的是下位者仰观并受到教化的真诚。因此作为彖辞说：“圣人用神妙的道理设置教化，天下人都服从。”作为爻辞说：“观望国家的光辉，适宜作为宾客朝见君王。”唉！沈公对夔州的教化，诚意已经达到极点了。诸位学生应当努力。他日你们到京城观光，被朝廷进用，人人受到劝勉，相继趋向善道，渐渐进入邹鲁之地的教化，谁不会说“这是从今天开始的”呢？谨行拜手礼作颂说：“夔州作为一个州，处在巴楚之间。百姓生活其中，以鱼盐贸易为业。庆历、治平年间，才开始建立学校。到了崇宁、政和年间，俊秀人才接连而出。我们皇帝中兴，接续收复疆土，阐明推广文教，使烈祖更加光耀。设置诸侯作为屏障，以安抚百姓。二十七年，禁从分虎，政令还没有施行，就先劝导教化、整治学校，前来察看这里的屋舍。屋椽败坏腐朽，正准备更新。等待时机兴建时，夏季大水突然到来，漫成洲渚。于是择地重新营建，壮丽而有法度。百姓刚从水灾中沉溺，还来不及安定居所。沈公命令赈济，于是打开仓库发放粮食。学校修成，士子们欢欣而来。近来夜郎起兵，聚众作乱三年，发动战争，免不了攻城取地。” “学校建成以后，囚徒被擒获成为俘虏。鸱鸮改变了心志，发出美好的声音。从前僖公修建泮宫，东鲁于是降服淮夷，歌颂声和欢舞声四起。如今沈公尊崇道义、学习古制，乐于培育人才，不论土地是否淳厚盐碱，都用至诚加以教化，如同及时雨。于是防止外敌入侵，又充实粮食储备。”士人不再靠各家供养，便在这里游学居处；不是奉命，也不是被携带而来，而是全都遵守规矩，适宜作为宾客朝见君王，超越我如鸿毛飞举，这难道不是沈公亲自创设义府的结果吗？从前孟轲辅佐圣道，韩愈称赞他，功劳不在大禹之下；我徐粹中对沈公也这样说。这篇文章于绍兴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谨慎记下。

译窦敷《黔江修学记》：绍兴戊寅年春二月，西魏公沈禧奉命镇守黔州。刚到任那天，只拜谒先圣，回头看见学校宫舍破败失修，荒凉简陋而且狭窄，已经很是忧闷。等到跪着观看皇上赐下的御笔，竟还用匣子收藏在低矮破屋中，就更加震惊恐惧，不能安心。第二年便决意改建，亲自用心筹划绘图，丈量土地、辨明方位，没有一处不用尽心力。于是取用供养士人的余款，召集工匠、积聚材料，开凿石料、烧制瓦片，动辄以千计，却没有一件事扰及百姓。又过一年，首先建成宸奎阁，高大显赫而壮丽，气象安稳开阔；皇上经天纬地的文章、惊鸾回凤的书法，卓越灿烂，光照江山。又摹刻皇上题写的“大成”二字，悬挂在礼殿椽上，打开遮蔽，修饰圣像，端正颜子、孟子的十哲位置，修筑东西两廊，在墙上绘制七十二贤人画像，开设四斋，设置明亮的窗户和洁净的几案；又改建讲堂，以严肃修养之道；整治正门，使众人看得舒畅。不到一年工程便完成了。完工后，嘱托窦敷写下事情经过。窦敷说：学校是礼义产生的地方，是政治的根本，也是公议所在的地方。古代献上敌酋首级和左耳在这里，接受战争成功报告在这里，议论政事在这里；从一官一职直到公卿将相，都从这里产生，实在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事务。然而郑国人到乡校议论执政，有人建议子产毁掉乡校，子产说：“不可以。好的意见我就实行，不好的意见我就改正，这正是我的老师。”孔子听说后，称赞子产仁德。唉！人有贤能和愚钝，事情有恰当和不恰当，于是世上有诽谤和赞誉；事情是否恰当在于我自己，诽谤和赞誉在于别人，君子只修治属于自己的方面罢了，何必顾忌别人呢？如果因为害怕人们议论自己，便想毁掉乡校，那么这个人的为人也就可想而知了。黔州旧有学校，求学的人不比邻近州郡少，却没有把教育培养当作急务，所以学生分散居住在郊野，这难道是懂得子产的话吗？难道能不愧对孔子所称许的仁德吗？前些年举行科举，朝廷禁止考生夹带蜡烛作弊，制定严格的科条；我曾经督办此事。棘闱一开，一百多名穿白袍的士子带着饭前来，寂静无声，不一会儿便坐定，不翻看一册书，文章辞赋自然写成，太阳还没有偏西便已出场。我心中感到惊异，认为士人本来不能轻易估量。如今沈公竭力兴办学校，又谨慎举行春秋两次祭祀，礼乐齐备，文物焕然一新，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景象。应当可以看见千里之内，父亲教诲儿子，兄长友爱弟弟，端正衣冠，谨慎言语，争先洗涤磨炼自己，来到这里聚集，亲眼观看皇上的文章，口中诵读皇上的话语；他们不会辜负皇上乐于培育人才的恩赐，将来升迁荐举，必定能使边远地区人才兴起，为朝廷带来祥瑞。至于他们学问有余暇，想要议论沈公的政绩，一定会说：“尊奉君主、庇护百姓，奉行法令、遵循课考，兴建新学校，整肃教化；而我们的父兄子弟，发誓永远不会忘记沈公。”他们还会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关耆孙《大贡院记》：国家沿用唐代制度，以进士科选取士人，每三年举行一次大比。士人由州县升贡的称为乡贡，由诏令有关部门考核黜陟，这就是贡院的开始。宋太宗阅看进士试卷，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全都在这里了。”当时人们把这当作美谈。我却说：自从周代乡举里选的制度败坏以后，士人失去了依托，还幸好春秋战国之间，齐、晋、郑、卫诸侯以君子多少判断国家盛衰，田文、赵胜一类人也是门客越多势力越强。士人虽然失去了周代的依托，却各自依附于所处之地而安定。到了秦代，君主忌惮士人，忌惮便杀害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把天下士人全部埋藏起来，却不知道萧何、曹参、陈平、张良这些人，秦国无法把他们埋没。汉代沿用秦代旧人，汉朝兴起时首先收揽士人；于是惠帝、文帝以后，出现了选举制度，有贤良、力田、孝廉、明经等名目。汉代通过选举给士人以依托，所以也没有使士人失去依托。王莽、曹操看到前后局势衰弱，想要袭取其权势，却又忌惮士人；士人遇到王莽、曹操，就像遇到秦朝一样。然而秦朝不能在前代杀掉萧何、曹参、陈平、张良这些人，王莽、曹操也不能在后代杀掉寇恂、邓禹、周瑜、诸葛亮这些人，可见士人并不容易被笼络控制。汉代扬子云说：“周代的士人尊贵，秦代的士人卑贱。”说周代尊重士人是可以的；说秦代使士人卑贱，那么秦国难道真的能使士人卑贱吗？唐代沿用隋代旧制，以进士科选士。开始时，得到狄仁杰、张九龄、姚崇、宋璟、裴度这样的人，唐朝也就能够强盛；到了末期，得到郑朴、杨知至这样的人，就导致唐朝灭亡。同样是选取士人，为什么会有前后不同呢？我看太宗刚兴起时，本来就有忌惮天下英雄的心思；既然不能采用秦朝杀害士人的办法，便想用进士科作诱饵来消解士人的力量。我忌惮士人，想借此消解士人，却反而欺骗世人说：“用这种办法选士，士人不了解我的心意；即使了解了，也早已到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了。”我将用几万钟粮食、几千辆驷马车，难道就能把他们招来吗？了解我心意的人不来，那么来的自然应当是郑朴、杨知至一类人。国家选士沿用唐制，历代圣主礼待士人，这并不是太宗当年的心意，而正是后来能够得到贤士的原因。皇上振作精神求治，想得到天下士人共同成就大功业；如今选士只有进士一条途径，而贡院又是进士选取的起点，难道可以轻视吗？夔州一路有十五郡，合并六郡的进士试在夔州举行，起初没有贡院，只能借一座破寺安置考场。寺院破旧还可以忍受，但夔州城中只有这一座寺院；一年之中天申、嘉庆两节，郡中官员和子弟若不在这座寺院，便没有地方向东祝祷尧帝。怎么能又把它作为贡院，三年毁坏一次呢？夔州就把贡院设在这里，经过了好几年，却没有人过问。庚寅年，前侍御史王伯庠君来镇守夔州，到任第二天，感慨地叹道：“借佛寺来表达臣子尊奉君主之意，贡举众多士人来表示诸侯报效国家之心，这难道是小事吗？事情在前人手里已经败坏，后来却不加过问，可以吗？何况如今选士只有进士一条途径，我们对进士确实并不薄待，也要使士人自己不轻视自己。通过进士才能得到士人，那么贡院就是本郡第一要务。”于是下令重新建造。但退下来查看公帑，考虑百姓的力量，发现弊病十分严重。想要推迟工程却已经下令，郡中进士只好直立等候。于是公家和私人的各种需要都一律节省，专心办理工程。总共经过五个月，建成房屋一百一十间，没有丝毫取自百姓。百姓只看见工程完成，却不知道其中耗费了多少力量，于是共同歌颂他，认为他是为君主尽职。王君曾任皇帝的耳目之官，知道国家大体；他不薄待进士，是想使士人不自我轻贱。进士选得人才，再贡举给朝廷。

译王君处理政务，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王君是济南人，父亲名讳次翁，曾参与重大政务。光尧舜圣太上皇帝在位时，王君自立求进，不凭借公卿子弟的身份做官，而是世代参加进士科。如今镇守一方，还能这样不忘根本，比起古人把曲江题名看作错误、把家中收藏《文选》看作过失的人，不知多出了多少倍。贡院落成后，郡中士人请我作文，我便记下建成的月日。刘昉《八阵图记》：鱼复阵碛由武侯亲自创设，江水流动也不能移动它，仿佛有神灵护卫。虽然历经毁坏和改动，几乎失去原来的面貌，但考察图经，访问当地老人，遗迹仍隐约可见。只是担心它将要湮没，我对此十分痛惜。于是急忙命令军士收集石块、增高营垒，全部恢复旧貌；方圆曲直、纵横广狭，都不敢稍有增减。在那以后仍担心它再次遭受从前的灾厄，便把图样刻在石上，用来给后人看。界墙以内，缩小比例计算，以丈作为分数；界墙以外只绘山川城郭的形势，不按尺寸计算。又命令在城上修建武侯祠，从高处俯视八阵图。夔州人每年在人日这一天，全城迁移集市，纵情游览八阵之间，称为“踏碛”。这项工程告成，正好赶上这一天，宾客僚属都来聚集，洒酒陈词举行落成礼。从前武侯曾擒获孟获，孟获观看营阵，心中不服，说：“如果只是这样，本来很容易战胜。”等到武侯七次放掉、七次擒获孟获，孟获才认为这是上天的威力。司马仲达来观看他的军垒，也叹服说：“真是天下奇才。”桓温经过这里，虽然能看出它具有常山之蛇的阵势，大概也没有穷究其中的奥妙。然而能不能看懂，在诸葛孔明最初布阵时，又有什么损益呢？我并不是能够真正看懂的人，只是姑且修整旧垒，等待后世贤哲来评定。绍兴戊辰年正月丙寅日，潮阳刘昉书。冯时行《修成都府府学记》：绍兴二十八年冬天，皇帝命中书舍人鄱阳王公出镇全蜀。第二年四月，王公到成都任职，拜谒孔子庙，回头看见学校宫舍坍塌破毁、无人修治，便叹息说：皇上拨乱反正，把战争变为礼乐，建立政教，纯粹采用儒术，常常利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亲手抄写《六经》以及《论语》《孝经》《孟子》《战国乐毅列传》《晋羊祜列传》，还绘制孔子和七十二位弟子的画像，亲自撰写序文赞语，颁行各郡各国，收藏在学校宫舍中，用来表示敦厚劝勉，率领天下文士，这是多么深厚的恩德。成都作为西南大府，正当此时，学校没有祭祀的位置，士人没有学习的场所，又凭什么仰承圣明美德呢？王公立即命令丈量材料、计算工程，选择吉日开始施工；不役使百姓，费用也不向百姓征取，替换腐朽破败的部分而更新它，重新建造并补足缺漏，共四百楹，全都宽敞明亮、幽深整洁、精致坚固、庄严华美。王公前来视察工程完工，诸位学生东起荆夔，西到梁牂，都拥集在廊下，欢喜鼓舞，全都希望把此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世。王公命令属部、沈黎守吏缙云人冯某，让他叙述兴建的缘由，并且系以颂辞。王公名刚中，字时亨；他治理蜀地纯粹采用儒术，在经学方面有所造诣，施行政令和乐平易，不愧为前代贤人。词中说：山中生长着楩木、楠木，深水中潜藏着鱼龙；万物生长各有本源，文质彬彬的学宫，把人才蓄积在其中，使他们日后登上卿公之位。圣明的君主居于尊位，涤荡妖邪之气，以尧帝的文德使它焕然一新。夏代的学校、周代的庠序，教化通达四方，声名教化盛大流布。皇帝说：岷山、蜀地素有诗书礼义的风俗，谁能担当这项使命？振作精神，竭尽才力，孕育杰出人才。我正把西南这座巨大屏障交给你，它绵延联络参、井二宿，只有贤公才配接受这一任命。皇帝说：去吧，只管安抚百姓、怀柔远近，这实在只有你能够胜任。汉代有文翁，千百年来一直是官吏的宗师，你应当与他相同。公在庭前拜谢，皇帝急切催促他启程。虎熊旗帜飘扬，公恭敬有礼地来到这里，肃然致敬先圣先师。他回顾瞻望学宫的倾颓，内心忧虑，眼睛所见无不谋划修缮，于是急忙下令彻底翻新。开山凿石，浮舟渡川，巨大的木筏接连不断，役夫旅众拥挤喧腾。己卯年仲冬，天将明而尚未全明，选择吉日，恭敬开工；千百人的脚步一齐登上，大家勤勉奋进，各自努力攀登，学宫很快建成，光彩明亮，幽深静穆。公应当亲自察看。邦人跟随而来，宫宇高耸壮丽。公登上正堂，神色安详，面容康健，喜悦的言语极为高亢，反复谆谆教诲，如同父母一般。邦人欢欣鼓舞，喜悦之声传遍众口；父老兄长、师长朋友，彼此互相劝勉诱导。只过一两天，教化便广泛流行，充盈四方，迅疾如风。皇帝树立天下的准则，尊重儒学，崇尚德行，这是历代帝王的法式。公如此贤能，受命镇守藩方，使皇帝的准则远播四方，运转调理国家枢机。皇帝说：回来吧，蜀人会思念你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刻在乐石上的文字高大巍峨，我所作的诗并不多，却可以千古不磨，谨慎地记录在此。成都学者日益增多，统帅陈侯担心学宫不足以容纳，于是在公堂左右、崇宁年间废弃的旧址上重新营建，新建房屋二十八楹，分作四斋，开设四十八扇窗，环境高敞清静而幽深，学者更加踊跃前来。总计费用为钱一万九千缗有余。从去年冬天开工，到今年春天落成，却丝毫没有烦扰百姓，这是件美事。诸生都希望留下记述，冒昧把这件事告诉我。来人推辞了两次又来请托，最后我长叹说：营建斋舍本来就是很美好的事，即使不记载，难道它不会明明白白地陈列在后人面前吗？但我私下对此有所感触，因此不能不为诸生详细说明。我听说古代士人都有学校，学校必定有讲习的场所。在家中称为塾，称为庠、序、校，只是因所在之处不同而设立不同名称，起初并没有大小、等级、升降的区别。每年按时朋友会聚、群体集会，有司便在这里选取贤才，把他们逐级推荐上去；不遵循教化的人则加以摒弃。既然要把人推荐上去，也必然要有讲习的场所，这才总称为大学。大学这一名称只有王者的都城可以使用；不是王都，就只称为学。

译所以乡党没有不设学校的，却说只有国都才有学校，这本来就是错误的。而且庠、序、校都只是讲习场所的名称，从来没有规定某处必须称为序、某处必须称为校；也从来没有说庠不能称序，序不能称校，校不能称庠。过去孔子在矍相之圃举行射礼，大概是奉鲁君之命召集众人来考察士人；既然如此，园圃也可以是学校，难道一定要称庠、称序、称校之后才算学校吗？孔子本来从未谈过庠序，谈到庠序是从孟轲才开始的。孟氏虽然列举了三代学校的名称，但其意义专在培养教导学生，以及学习射御、修养孝悌忠信，所以说‘学校一事三代相同’，都是为了彰明人伦。他又何曾把学校分成东北西南、上下左右，或设在宗庙、国都、郊外，春夏秋冬所在不同，所教诗书礼乐也各不相同呢？至于大小戴所记、郑康成、蔡伯喈等人所作的笺注，纷纷交错，即使勉强巧辩、曲意贯通而形成貌似合理的说法，考订求定，最终也必须加以驳斥；何况又增加成均、米廪、瞽宗、辟雍、胶、射以及三灵、五府等名称，称号各异，琐碎杂乱，混成一团，无法追究。先儒察觉其中矛盾，难以安排位置，于是替它解释说：周代兼采四代制度，大概是在一处同时建立四种学校，并不是四种学校各自设在四处。但这种说法终究不够妥当。姑且不论周代，区区鲁国也兼用了四代的制度吗？《泮水诗》如今完整保存，其中对米廪、瞽宗、辟雍、胶、射并没有多少概括性的记载。我不知道汉代儒生凭借什么依据，竟公然倡导异说，强行把其他类别纳入其中，使学者产生疑惑和错误。其最大的弊病，大概在于沉溺于博杂，却不能辨识古书的真伪；又被世俗传闻和纬书之说所驱使，错乱经文，于是使后世君主迷惑于学校名称而不探究学校的实际功用，把各种说法笼统牵连在一起，只怕有所遗漏；大肆崇尚土木营造，杂乱堆叠冠冕服饰，却对于本应修养的孝悌忠信，从来没有真正用心。他们的话难道不是反复恳切吗？只是其中的宗旨实在迂远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等人的建议，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举荐孝廉，增加弟子名额，有人献上雅乐，有人回答三雍之问，当时也可以说文质彬彬了。然而汉武帝实际上急于追求功名利禄，士人中精通学问、才智出众的，都不肯到太学游学；游学的人只不过是专治章句的儒生，对成败大计本来没有什么帮助。到汉昭帝想要救济民间疾苦，再召集天下贤良文学来询问时，才发现所培养的人才竟不是实际所用的人才，这就是不探究实际的祸害。光武帝创业，在政局倾危、纷扰动荡之中，不到五年便急忙建立太学，虽然不免有借此防备和决断政事的因素，但他尊崇儒术，确实有意追溯根本。孝明帝、孝章帝承继并延续了这项事业，后来逐渐懈怠，学校房舍竟荒废成了种蔬菜的园子。永建六年，重新建造学舍，扩展房屋，选拔各郡国通晓经术的老儒生充任其中的师长；从大将军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员，全都派遣子弟到太学游学。到了太初元年，登记名册上的学生超过三万人。郭林宗、申屠子龙虽然崇尚高洁之事，也曾周旋于其中，奖掖拔擢人才，扶持树立儒道，作为诸生的表率。范孟博等人参与议论国政，深刻直言而不避讳，自公卿以下都降低身份礼遇他们。像黄子、艾晋文经那样假托有病、躺在家中的人，士大夫请求会见也不答应；三府征召他们时总要加以询问咨询，按照他们品评人物的好坏来决定取舍。如果当时不是假托如此，难道不能说是盛况吗？不过终究不能与西汉相提并论。没有过多久，便遭遇党锢之祸，议论者反而把过错归到太学头上；如果真是这样，学校最终对政事没有任何益处，只有损害了。这是不对的。学校成为王者的事业已经很久了，教化人民、形成风俗，若不是依靠学校便无从实现，关键只在于怎样使用它。东汉的学校还接近古制；到了东汉末年，上层废弃声教，下层却保持清正风俗，在一百多年间，天下混乱而没有灭亡，难道不是学校的力量吗？像郭有道这样，名望冠绝太学，却超然于尘俗之外，不被高官厚禄所束缚，正直的言论和刚正的节操巍然独存。至于黄子、艾文经之流，最终还要依赖符谶纬书。汉明帝以及郭林宗等人加以排斥，使他们的欺诈不能得逞；后来祸乱从党锢之事中爆发，与太学有什么关系呢？可惜汉代儒生只把经术当作求取禄利的道路，却不从孝悌忠信上追溯根本，使人自己进德修业，因此所能任用的范围很狭窄。本朝下诏天下普遍建立学校，始于庆历，盛于崇宁；其得失很快便显现出来，人人都有目共睹。至于三舍升降、按月记录、按季考核等制度，细密完备，大体上都是用禄利来诱导，所以还没有看到豪杰之士卓然从太学中奋发而起，这正是士人共同叹息的地方。修养自己的天爵，自然会有人的爵位随之而来，又何必等待诱导呢？如果一味诱导，只会徒然激发急躁争竞、使人不得安宁，这就像既不培育禾苗，反而又拔苗助长。唯独明道、景祐年间，胡翼之治理湖州学校，其规模与古制较为接近，弟子来往常有数百人，无不以仁义礼乐为学；他们说话的声气、举止的仪态和面色，别人一遇见，甚至不用询问，也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胡翼之，可见其长期磨炼浸润的功效。庆历年间太学更新，有司请求下令湖州，取胡翼之的办法作为太学制度。我还听说，胡翼之的弟子各自传授经学，又另外设置斋舍，题名为‘治道’；凡是想明白治国之道的人，都在这里学习，如治理百姓、治理军队、治理沟渠水利、学习算术之类，都根据各人的资质和兴趣来修习。刘彝大概就是学习沟渠水利的人，直到今天仍以水利事业著称；难道他只是把科举作为唯一的学业吗？到元祐年间想要改革元丰三舍制度，纠正其诋毁攻讦、苛刻繁琐的弊端，起初命程正叔与顾子一、孙莘老共同重新制定学制。三人商议另设尊贤堂以及待宾、吏师等斋，实际上采用了胡翼之的旧例；但因为胡完夫与程正叔意见不同，事情没有实行。如今天下学校已经普遍建立，师生之间相互谈论的，只是作文、诗赋、论策罢了，连每日应付这些都来不及，何况敢涉及科举之外的事务？而且只是供给学生饮食，却不在这里选贤取才，难怪自暴自弃的人这样多。如今有许多人提出这种意见，想把乡试录取名额减少十分之二三，把这些名额交给郡国学校，使学生从学校中出身；这样取得人才，未必不胜过每三年在乡里仓促选拔一次的人，这或许也是一条办法。朝廷只是害怕改变制度、调换办法，然而真正好学的人，难道会因此就停止自己的爱好吗？我在乡里侍奉讲席时，曾从容向皇上进言，请求稍微改变考试文章的体裁格式，不要像如今这样熬煮得熟烂、陈腐不堪，也许能使豪杰之士有机会显露自己的才华。皇上非常赞同，催促我到直庐详细列出奏疏，准备再试后立即施行。后来我离开职位，这件事也随即搁置了。

译如果考试文章的体裁格式不改变，又不在学校中选取贤才、发现人才，那么郡国学校确实只是徒然设立罢了。万不得已，也可以仿照胡翼之的旧例加以施行，使学生不妨按照规定参加考核，同时在科举之外专心读书，并且有办法自行维持生活，不再经营求取、互相扰乱；从容充实地学习，每天都知道自己所欠缺的，每月都不忘记自己已经掌握的，等到学业成就，自然可以与古代贤人并列。说学校对当世果真没有补益，我是不相信的。从前文翁最初在成都兴建学宫，直到元朔五年，朝廷才下诏天下郡国都建立学宫；天下郡国的学宫，实在是由成都首先倡导的。此后治理成都的人，对于学宫不敢不用心，即使是迷误国政、贻误朝廷的崇宁宰相，对此也格外用力。往后即使不谈学校，也一定会支撑歪斜之处，粉刷墙壁、涂饰红白，大概只是徒然夸耀虚饰，以求取得儒士的声誉。如今陈侯却能亲自实行节俭，削减浮泛冗余的费用，停止夸耀炫示的宴饮，日积月累，创建成这座大厦。他同文翁削减少府用度、成就蜀地诸生相比，没有什么不及之处，他的德行实在深厚。诸生难道不也应当思考用什么来报答他吗？司马相如虽然文章冠绝天下，但不能张立四维，似乎不是我们这一类人。扬子云有如金口木舌，是真正的汉代大儒，但在出仕和退处之间也未免进退失据。至于庄君平、李仲元，沉潜自守、顺遂本性，不受任何人束缚，才值得敬仰。唉！自文翁以来，仕途显达的人本来很多，何君公、赵志伯、谦温等虽然登上三公之位，君子却并不以他们为贵。只有范景仁从宝元年间起，直到元祐年间止，他的进退从容有度，实在光耀于庄君平、李仲元之上。像范景仁这样，才不辜负玉堂、石室这样的盛誉。我年老而无德，冒昧在乡里任职；如果称述这些事情还能不失其本旨，我又怎敢把自己私下的感受藏着不说？大概就把这些写出，姑且答复诸生，希望大家彼此互相警戒。双流县有一座堂，名叫三相堂，它得名最早。考察各种史籍，唐代韦嗣立曾任此县长官，政绩特别卓异。武则天、唐中宗时所称的三位宰相，韦嗣立是其中一人。其余两人究竟是谁，已经无法知道。有人说是他的叔父韦思谦和兄长韦承庆，他们都曾任职于凤阁、鸾台。县人深深感念韦嗣立，所以把韦思谦、韦承庆也塑成与他相同的形貌，因而把他们的门第合在一起，称为三相。也有人说图像原本只有一人，喜好多事的人强行增添，才使人数成为三个。却不知道韦嗣立实际三次拜相、三次罢相，所谓三相就是韦嗣立一人，韦思谦、韦承庆都没有关系。我认为，韦思谦、韦承庆即使没有与他并列供奉，把他们附会在一起，难道不算过分厚待吗？若论此县，应当以韦嗣立为主。再考察事情的始末，韦嗣立大概长于治理百姓，至于做宰相，反而没有什么可说的。自隋代把广都改为双流，到现在已经超过五百年。佩铜印、系墨绶的县令多得无法记载，只有韦嗣立独自享有能干的声名。他入朝任职于台阁，又以平章事的身份检校汴州、魏州二州，并不嫌弃远离京城。起初有十八个人请求让他出行，后来更加漂泊失意，而巡察官仍上表称述他清白、可以升迁的情况。他所长果然在治理地方，而不在担任宰相。他当时考核成绩最高，料想并非只是苟且谄谀、取悦上司，一定有合乎民心、值得流传继承的地方。可惜我没有听说过。韦嗣立既然能得到百姓拥戴，他的志趣爱好又与流俗略有不同。他虽然身居朝廷，每每把自己寄托于山林。唐孝和帝曾亲临他的住宅，于是下诏让韦嗣立承袭逍遥公的爵号。韦夐过去被封为逍遥公，是韦嗣立的族人，在宇文周时志节尤其高尚。韦嗣立终究不能与韦夐相比；但观察韦嗣立的胸襟和本心，似乎也不是以纷华盛丽为乐，只是为什么不能早早与坏人断绝关系呢？他与杨、宋、崔、赵一同掌握国柄，难道一定真正懂得世外之乐吗？或者也只是以身处污浊为羞，才借此强行自我洗濯罢了？所以我对韦嗣立仍有所取法。韦嗣立离开双流已经五百年，我来到此县时，县中房屋已经颓败剥落、残缺不全，本来不能与当年相比。我又迟钝迂阔，不堪当世任用，抚恤保存凋敝困苦的百姓，只怕伤害他们；能够免于过失就很幸运了，哪里敢奢望达到韦嗣立当年考核第一的成绩？至于山林生活，却是我本来就拥有的。韦嗣立又怎么能凭借权势把它一并占有呢？于是就在堂的南面重新开设窗户，借用韦嗣立旧有的封号，将它命名为逍遥堂。处理文书公务的空闲时，我便在其中徜徉，希望不失去自己的初心，也为本县留下一个故事。汉代《汉志》记载，巴郡有朐忍县。颜师古注说：朐读作‘劬’。杜君卿《通典》却写作朐防，读作‘蠢防’；‘防’字读如‘尹’切，与颜师古的读法大不相同。考察许叔重《说文解字》说：朐，是长条形的肉脯，读作‘其俱切’，没有其他含义；朐防是一种虫名。汉中有朐防县，因为当地这种虫很多，所以用它命名。朐读作‘顺’切，防读作‘尺尹’切，读音近似‘闰蠢’。杜君卿大概遵从许叔重的说法，只是略有不同。然而许叔重说朐防属于汉中，是错误的。《类编》承袭许叔重的错误，既把朐防归入汉中，又在‘防’字下注明朐防县属于巴郡，这又承袭了颜师古的错误。我遍查地理志书，汉中实际上没有朐防县，因此本来应当以杜君卿的说法为正确。但朐字应写作从‘旬’的▯字，不应写作从‘句’的朐字；杜君卿仍未能辨明这一点。考订《职方》的人应当对此加以辨别。闰月一日，我把船停泊在云安县以西三十里的万户驿横石滩上。当地人说：如今驿站左右就是朐防的旧地。乾道九年记。因此，必须以自身一身来衡量事物的大小轻重，为它们确定等级。身外之物，任其自然而来，又悠然离去；以自身作为尺度，君子对待万物的道理就完备了。况且一丘一壑，所需甚少，却可能牵累极大。靠自身需要来取用它们，是可以的；否则连接栋宇、铺满田野，环绕包围山岭，截断江流、遮蔽树林，遮住山麓，制造精巧装饰和浮华陈设，让别人把它当作玩赏之物，自己却因此成为祸患，有什么好处呢？唉！抛弃桑麻的用途而改种桃李，放弃茅屋本来应有的用途而用来充作华丽装饰，像齐国雪宫的华美，像梁国金谷园的富丽。一座山的树木，没有多年时间不能长成；一种花的栽植，没有兼金的巨资不能办成。又要想办法使其中充满享乐之物，不是声色便不能娱乐，不是丝竹便不能快乐。这种做法，即使桀纣的罪恶，也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古书说：不要把物当作人的主人，只应以德来支配万物。君子把自身与万物相比较，不让外物成为自身的负累，果真应当如此吗？我的朋友繁江勾君友建造盘谿，并不是随便营建的。楼用来收藏书籍，堂用来教育子弟，亭用来吟诗，榭用来置酒。他还自我发誓说：世俗之人来污辱我，不要污辱我的门；凡是士人来玷污我，不要玷污我的屋室。清风吹拂门扉，明月照亮席面，抱琴的童子、夹带书卷的学生，映照在几案手杖旁边，徜徉于笔墨砚台之间。

译我到现在才知道，勾君把万物作为盘谿营建取法的对象，所取甚多。我曾拜访勾君，问他营建盘谿的缘由，他说：我的学问不适合当时的实际任用，官位又赶不上世俗所看重的资历，姑且借盘谿的趣尚，改变我平生错误使用才学的心态；放眼观察身外之物，看它们相互消长、此消彼长，不就已经把多余的东西淘汰了吗？别人常常拿斜川来欺骗、附会，我很不高兴；如今得到这一句话，可以洗刷因名称奢侈而来的讥谤，也就够了。我任天彭倅期满后，徒步经过那里，门生何夔、赵鹗随行。勾君欣然迎接客人，答应为我写记。过了十年，他又写信来，我再次答应。不到三个月，勾君如今却去世了，于是记录他平生所说的话，以表明挂剑相吊的情义。岷山是蜀地群山中的杰出者，俯视井络诸宿于天际；西面一带都是平川。环绕山的四面山麓，无论府署、寺院、州治官舍、丘陵乡里的房屋，还是郊外道路上的居民，都能据地势高低、随方位宽窄而建造敞亮的楼观，开凿门窗，引入天空的光线，迎接秀美的景色，有的像挺立，有的像背负，有的像飞翔，有的像奔驰。天气晴朗时温暖明亮，阴天时清肃幽暗；四时朝暮之间，明暗开合的变化，都是岷山云气往来、日月出没吞吐所造成的。成都官署中有许多胜景，端赖这座山；建筑的向背也以它为重要依据。过去名士接踵来到这里，往往贪恋并攫取山川美景，把它们收藏在衣襟袖口、几案砚台之间；那种神明般的激发、精妙奇异景物的汇聚，浩大而开阔，其文章事业暂且不论，仅从这些便可知道他们胸中的气度和格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近来边境事务繁多，重要道路上的贵人尚且不能宽衣缓带、从容治理；而金谷计算局事务局促纠缠，想要像从前那样在祭祀礼仪之间宴饮谈笑、和乐宽厚，并不是做不到，只是没有闲暇，何况要用一天时间修葺此楼，这难道是时候吗？使者潼川任公将要负责漕运西蜀，正当有司吝惜钱粮出纳、只求侥幸办成事务之时，他却能以节约达到周详，以安静应对变动，处理事务如同庖丁为文惠君解牛，在大骨节交错处游刃有余。此前有一座堂名为防思，后来在堂上加建楼层成为楼，却尚未命名；大概因为年久失修，支撑起来仿佛将要倒塌，梁木漆色剥落，尘土侵蚀，碑石倒卧草中。读碑文便知道，这是赵清献公开始营建、文湖州为之作记的建筑，事实很清楚。它可以登临，可以宴饮，可以休息；过去在这里任职的人，谁来继承、谁能相似呢？官署如同旅舍寄居，房屋如同驿亭传舍，风雨鸟鼠任意侵扰，完全不合人的心意；况且公家的就任其毁坏，私人的却用心经营，难道合乎人情吗？于是就在旧址上翻新，所费力气不多，铲除荒草、清除污秽，工程成绩很大，因而将楼命名为爽西楼，并把清献公、湖州二人的画像绘在墙上，说：‘我不敢说这是我的创作。自从有这座山以来，像湛等人且不论；至于值得景仰的事迹无穷无尽，这些人和这些文章，连同岷山三十六峰在眼前的巍峨景象，难道可以磨灭吗？’ 所谓开拓万物、成就事务，这就是学问；能把学问精妙地运用于道，任重而道远，这就是才干；把它寄托于仁德，本来就有把媚俗求宠当作学问浅陋粗疏、与农夫园丁相同的说法。若把迎合世俗的事务当作才干，争相奔走，与赌博争道，凭智力夸胜、凭力量争夺，最终只会成为祸害他人的人。却不知道君子所说的道、所说的仁，是要用来泽被万物、庇护百姓的；那些刻意追求的细枝末技，不值得拿来炫耀。为什么不把它藏于无所思虑之中，在清旷纯粹平和的境界里涵养它，把它施展于空明爽朗高敞之处？心灵幽深而自然化育，精神倏忽运转，而天道已经运行起来了。任公在一室之中吟啸歌咏，是要向儒者展示仁义忠厚的真实内涵，也借蜀山阴晴舒卷的变化，作为我蜀地百姓安乐或忧患的征兆，并不只是登楼临眺、欣赏美景而已。虽然如此，这还不足以窥见任公德行的全部。任公有诏命召他向东而去，楼成后登楼所作的赋，宾客还没有齐备。至于年月的大略，留下来让后来者有所考察，似乎不可没有记载。外学吏李石在成都修筑两口井。开始时占筮得到巽卦，筮得六三爻；三次出现九而使它成为老阳，得到坎卦。他说：‘这是井的吉祥征兆。阳爻振动其精气，阳气开启其光明；水深而清，土地涌出津液。顺着卦象汲水，可以免于险难，我所修的井大概能够成功吧？’于是挖井并砌筑井壁三寻又一咫，得到可以食用的水，在井的东西两侧分别建亭，依据卦象爻辞取名为大成。大荒落年，清明日，大余一十二，小余一千七百七十一。铭文说：‘一个奇数爻象征精纯，六个偶数爻象征充盈；这是天地交合之象，也是水尚未显现之时。我疏浚它的源头，使其深广如海；分流汲取华美滋润之水，分开注入而保持清澈。我不急于求成，等待它深静澄止。有长绳可以下到深处，这就是渡过险难的方法。你们汲取井水，也要勤学不懈，不要败坏这项成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府城东面有一座庙，名叫见报司，是已故太子太师、莱国公、冦忠愍公的祠堂。庙原来是澄觉院，治平二年赐名正觉，诏书尚存。寺院起初属于十方丛林，有一位名叫可居的禅师从云顶山来主持，于是在院子东侧塑造冦公像和云顶山神利国王的像，一同奉祀。年代久了，乡人侍奉他们，颇多显灵应验；百姓相互来这里裁决是非，祈求往往立即得到回应，于是称它为见报司。如今虽有僧人居住，但寺院实际上已经废弃而成为庙宇。见报司这一说法颇不合经典，但流传已久，也无法废除。不过，无论行善还是作恶，都使百姓知道必有报应，这一点足以用来显示劝善惩恶，也不必废弃。绍兴甲子年，庙宇将要毁坏，乡人徐复与寺僧圆证率领好事者重新修建，把从前的佛寺改为莱公祠堂。正殿开始正对离明之位，前面设两廊；东廊开出一间供奉利国王，西廊也塑造神像安置在那里。祠堂后面是斋厅，原为住持的法堂；又把方丈室改为妙音堂，供僧徒作道场。僧房、斋堂、厨房一应俱全，和从前的规模已经完全不同。

译席益《御书大成殿额记》：【绍兴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学教授范仲殳说：臣所任职的成都府府学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年间，天下宫室建筑的古老，没有超过此殿的；但一直没有题写匾额。臣愿陛下在万机之暇，重新御笔亲书，将其题写在殿额上，以显示以文化育人成就教化、流布道德恩泽并遍及远方的深意。皇上批准了这个请求，随即命令范仲殳乘驿传前往领取御书。次年九月辛巳日，范仲殳从京城来到成都。臣席益忝居牧守之职，率领僚佐，到郊外迎接，在先圣祠下拜受御书。戴圆冠、穿方领衣的士人济济一堂，往来有序；闾巷田间道路上，黑发老人和黄口幼童，都伸长脖子观看，欢呼不已，无不欣喜拥戴。天子阐明并弘扬文教，这是远方没有不受到教化、成为人才的盛大德行；人们无不奋发勉励、感激奋发，兴起于礼义之中。啊，这是多么美善啊！晋朝丞相王导曾说：如今国耻尚未雪除，忠臣义士共同扼腕抚心，应该端正人伦，设置学校，使祭祀礼乐之事由隐微而重新彰明，从而彰显淳厚的风俗，流布德化。天子不因为蜀地遥远、广大而偏僻鄙陋，处在边远之地，便颁赐御笔，使学校增光增盛。御书上烟霞飞散、露珠凝结的形态，鸾鸟飞翔、凤凰舒展翅翼的气势，光彩灿烂如日月悬照天空、银河在天际回旋照耀，可以说是极为盛大的举措了。】绍兴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任成都府府学教授范仲殳说：臣所任职的成都府府学大成殿，建于东汉初平年间，天下古老的建筑没有超过它的，却一直没有题写匾额。愿陛下在万机之暇亲笔书写新的御墨，悬挂在殿额上，以显示以文化育人、使道德的丰厚流布并及远方的用意。皇上批准了请求，立即命令范仲殳乘驿传送来赐字。次年九月辛巳日，范仲殳从京城来到成都。臣席益任地方长官，率领僚佐到郊外迎接，在先圣祠下拜受御书。戴圆冠、穿方领服的士人济济一堂、往来有序；闾巷田间，黑发老人、黄口幼童都伸长脖子观看，欢呼不已，全都欣喜敬仰。天子阐明发扬文教，这种远方造就人才的盛德，怎能不使人奋发激励、感动振作，兴起于礼义之中呢？真是美好啊！晋代丞相王导曾说：如今国耻尚未洗雪，忠臣义士都共同扼腕抚心，应当端正人伦，设置庠序，使祭祀礼仪等事物由隐微而重新彰显，以显示淳厚的风俗，流布德化。天子不因蜀地遥远、偏僻鄙陋、处在边远之地而轻视它，反而大举颁赐御笔，使学宫增光。烟雾霏微、露珠凝结的形态，鸾凤飞翔的气势，灿烂得如日月高悬天空、银河回旋照耀，可以说是极其盛大的举动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十日〕 从前苗民违抗命令，虞舜在两阶之间舞动干戚和羽旄，过了七十天苗民便来归服。周宣王振兴衰败、拨乱反正，命召公平定淮夷，《诗经》说：‘显示他的文德，使四方融洽。’臣虽然才能低劣，怎敢不推广皇上的心意，激励蜀地士大夫，讲说礼乐，敦厚诗书，协调众人、安定百姓，谨慎巩固封疆守备，以期暗中辅助中兴大业，追踪古代先贤，不辜负圣明君主乐于培育人才的恩惠。臣席益叩首，实在荣幸。绍兴七年十月十日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十年、六年〕 蜀地儒者的文章冠绝天下，学校兴盛，汉代有石室、礼殿，近世有石壁九经，如今都还保存着。孝景帝时，太守文翁开始修建石室；东汉兴平元年，太守高防在石室东面修建周公礼殿，图绘自远古以来的君臣圣贤。但其中也有魏晋名流，因此世间流传说西晋太康年间刺史张收才开始绘画，这是不对的。礼殿中的壁画始于高防，到张收时曾加以增益；如今墙壁间又有东晋人物，大概是张收以后又有人继续绘画，只是不知道是谁。齐永明十年，刺史刘悛又增添礼家所用的器物、服饰和制度。伪蜀广政七年，其宰相母昭裔依据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县令张德钊书写并刻在石上。本朝因礼殿而奉祀孔子，旁边设置学宫，弟子在此讲习传授。因此蜀帅、尚书右丞胡公宗愈在殿的东南角建堂，用来收藏石经。我的先人席益镇守蜀地时，上奏请求把文翁、高防列入祭祀典章，又向朝廷请求乐工，教士人学习雅乐声调。此后学宫的礼乐文物，纯正地接近古制，除国家三雍之外，没有可以相比的。过去中原沉沦，只有蜀地依赖天子的神圣威武，得以保全人口聚落和房屋；然而官吏把军赋视为紧要事务，春秋释奠时，守臣不亲自举行，只下令属吏代理，因此风雨、鸟鼠侵害的忧患无法避免。学舍大概自东汉兴平元年甲戌年开始建礼殿，直到我宋绍兴六年丙辰年，历经九百四十三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十三年、八月、三章〕 其中伪蜀刻石经的那一年，是晋开运甲辰年，到现在已经一百九十三年了。席益确实奉命总领全蜀，兼任太守之职。这一年八月选择吉日，在丁郡文学藏仪吏处举行。如果不能使板筑工程不致坍圮，即使悬垂轩皇的衣裳，舞动有虞氏的干羽，也自然只能说是在治国理政之外取得了成功；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伏湛在东京、王导在江左草创之初兴办学校，就都成了真正迂阔无用的事。有人听了这些还不明白，我就要赋作《子衿》三章，哀叹学校将要衰落了。愿意以君子为友的人，应当明白我的这片心意。天下难道果真没有正宗的滋味吗？为什么品尝食物都以易牙为标准？天下难道果真没有端正的容色吗？为什么美貌都以子都为标准？天下难道果真没有正确的声音吗？为什么听声音都以师旷为标准？这三者的正与不正，即使聪明人也难以穷尽辨析；然而天下人都以他们为标准，那么我即使跟着称他们为正，也未尝不可。天下本来有不以三人为标准，却自以为懂得滋味、辨别容色、通晓声音的人。但把吐出的渣滓当作肉脯，把空中的花影看成真实，把蚂蚁的移动误认为牛相斗，这样的人在天下千万人中不过一两个，又怎么足以妨害正宗之说呢？况且贤与不肖难以整齐划一，不能定为一说，已经很久了。孟子谈论善士，从前已有一乡、一国、天下的区别，见识明达的人对此就感到疑惑。士人本来是一个道理，在一乡、一国中贤善，怎么会在天下反而不贤善？孟子何必细量分等、层层排列，弄得纷纷复杂呢？想来，一乡、一国之中，或许可以任凭自己的好恶，顺从个人取舍的私情；而天下之大的善，未有不公正而广大者，所以谈论善士时往往给他们分级，并且一定以天下范围的善士为最高。孟子大概有深微的用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译绵竹历代都有道德、文章、名节、功业方面的贤士，但要寻找闻名天下、人人都公认其贤善的，还没有像翰林学士杨公、起居中允宇文公、丞相张公这样显著的。士人贤能还是不肖，虽然未必关系到天下的善恶，可天下人都认为他们贤能，正如品味以易牙为标准，美貌以子都为标准，声音以师旷为标准，那么凡是被称为正宗的事物，必定有其缘由。导江的鲜于公任县令三年，各项废弛的事务全都兴办起来。凡是本朝以来县中贤能通达的士人，已经在学宫中全部绘制了画像。只是想到三位君子名闻天下，又一向是我内心所敬仰的人，而本县还没有为他们建祠堂；如果不把他们表彰出来，怎么能显示本县的壮盛呢？于是就在相公宇的西面拆去旧屋、建造新堂，从三家子孙那里寻得遗像，绘在墙上，按长幼次序排列，并让他们穿隐居人的服饰，使人看起来仿佛他们的贤德与官爵名位毫无关系。唉！鲜于公的用意，也可以说周到而曲折了。有人说：鲜于公在众多贤士中选出三位君子，特别表彰他们为贤者，那么其余人难道就没有可议论的吗？我说：不是这样。从前孔子曾感叹虙子贱是君子，并说：‘鲁国如果没有君子，他又从哪里取得这种德行呢？’ 解释这句话的人说，他父兄的训导诱掖、师友的渐染熏陶，没有不是君子之道的；此后虙子贱才得以凭君子的德行成名。大概孔子在一人身上击节赞叹，虙子贱便因此显出了鲁国君子众多。既然如此，鲜于公表彰三位贤人并把他们悬挂出来，难道仅仅是在表彰三位贤人吗？涉水渡流的人可以推想水源，拔起茅草一定会连带拔出茅根。由此可以看出本县贤士很多，而这三人只是其中尤其闻名天下、又是鲜于公所愿意仰慕的人罢了。这样看来，建造这座堂，不仅足以表明鲜于公以贤者为师、愿意求学的心意，也可以壮大本县的景观，意义实在不小。三位贤人的事迹已载于国史，这里不再记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年〕 我的朋友沈居中任新繁县令时，闲暇日访求新繁地方的旧闻，得到三位贤人。其中一位是唐代宰相李卫公李德裕、字文饶；一位是我宋已故、追赠太师的王公王益、字舜良；一位是龙图阁直学士梅公梅挚、字公仪。三位贤人中，李卫公、王公曾任本县长官，梅公则是本县人。沈居中于是就在县署东面创建堂宇，绘制三位公的画像，并在上面题榜‘三贤堂’。建成后，他写信给我说：‘请替我写一篇记。’唉！李卫公的事业文章，世代流传，史书也记载得很详细；但不记他曾治理新繁，难道是因为他的功勋声烈如此崇高，一个县的政绩不足以说明他的道德吗？看他任西川节度使时如何治理蜀地，任武宗朝宰相时如何治理天下，那么他治理新繁的情形也就可以推知了。距今三百多年，父老仍思念他而不忘，把县署中最大的一株楠树和四株柏树说成是他亲手栽植的，这与周人指着甘棠怀念召伯有什么不同？前任县令曾为此作《文饶堂记》，又改名为卫公堂，大概是做得对的。但堂宇狭小，名实不相称；到沈居中任职时，才拆除扩建，并把王公、梅公一同奉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年、五年、二年〕 还有像周公尹止孺这样的人，如今在中兴任给事中，作为朝廷的表率和仪仗，蜀地做官的人都把他看作领袖；又有勾公涛景山这样的人，难道公仪氏一族中只有一位值得称道的人吗？居中说：“是的，我本来知道这样的人不可能一两个就能数尽，只是特意选取那些从最初开始的罢了。何况梅在乡居时，确实曾与王相遇，凡是用诗歌往来的作品共有八十六首。他性情平和，思想深厚；诗文平淡自然而意旨深远，读起来使人反复咏叹，真是大雅君子。我喜欢这些诗文有益于移风易俗，所以已经为他的祠堂刻石。有谁能够登堂瞻仰他的塑像，诵读他的诗篇，即使是凶暴强悍的人，我也知道他们平易正直、慈厚诚信的心情，没有不油然而生敬意的。用美好的教化来淳厚风俗，没有比这更迅速有效的了。这难道是小小的补益吗？”居中的议论就是这样，他的话确实耐人寻味。我因此把它写下来。居中名卤，我是金堂人；建炎二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三。当时他以左奉议郎的身份主持县政，清廉谨慎，刚强敏捷。县学在县南门，他把它彻底翻修一新；征收赋税按时进行，官署中没有积压的诉讼案件。过了一年多，百姓都安于他的治理，只怕他离任。若有人对此不信，原文作“有不，予信视所作堂”，此处文字有疑；只要看他所建的堂，也足以了解他的为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任渊《重修先主庙记》：智力比不上义，已经很久如此了。从前英雄豪杰乘时而起，有人能够依仗正义行事，伟大而正直，发号施令，天下人便跟随他。即使他不幸未能在当时取得很大的成就，但遗留下来的声威，仍足以震动后世。经历千百年，人们尊敬仰慕并怀念他们，不能自已，难道不是因为正义胜过智力吗？东汉末年，王室衰败，曹氏依仗奸诈贼害的资本，专据中原；孙氏凭借强大的势力，兼并江左。他们都夸耀智力，追求非分之愿，并非有志于王室。天下士人迫于威势而服从，虽然低头听命，内心却并不归附他们。到了后世，彼此利害已经无关，人们便排斥、贬低、讥笑他们，始终没有稍加宽容。只有蜀汉先主昭烈帝，凭宗室后裔的英才，怀有非凡的谋略，辗转奔走，经营四方，最后讨伐刘璋，于是建立蜀汉。他大概想凭借汉高祖兴王的地方，建立根本基业，然后列兵向东，诛灭有罪之人，慰问遗民，以继承并恢复汉家的大业。他的道理顺正，言辞正直，不像孙氏、曹氏那样只为自己谋划。当时，丞相忠武诸葛侯确实是辅佐他的人，品德、志趣和气象都高远英特，渐渐接近伊尹、吕尚的境界。

译他随机应变、运用权谋，但根本在于道德；对内修治综合考核的政务，对外任用有节制统领的军队，想要铲除奸凶、统一天下，不辜负君主托付的意旨，可以说是社稷之臣了。他们君臣如此依仗正义行事、正大光明，所以天下士人从内心拥护并真诚服从他们，众人没有不同意见。即使他们受困于命运，远大的谋划未能实现，后世读到他们遗留下来的文章、经过他们的陵墓祠庙，也没有不叹息流泪、尊敬仰慕并怀念他们的。正义所在，俯仰之间无愧于天地，而且正直将因得到人的信任而显现，这也是事理所决定的吧？成都南面约三里处有一座高大的土埠，巍然耸立，名叫惠陵，实为昭烈帝弓剑所藏之地。陵墓东面有一座庙，来历已经很久。大殿面向南，昭烈帝戴着冠冕端坐其中。东边夹室配祀后主；西边稍向南，又有一座别庙，供奉忠武侯。古老的柏树高耸入云，气象十分古朴，诗人曾经为此作赋。庙宇年久失修，遭受风雨侵蚀，大殿、廊庑、门墙大都坍塌破损，塑像仅仅保存下来，有的甚至暴露在外。绍兴二十八年秋九月，蜀地正谋求任命统帅，皇上亲自选择文武兼备、可以托付一方事务的朝臣，选中了中书舍人王公，任命他为龙图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出镇成都，临行遣发时礼遇非常优厚。到第二年夏四月，王公才到任，按照旧例拜谒各祠并进行祭奠。到了这里，他环顾瞻望，长叹道：“对蜀人有大功大德的，应该没有谁比昭烈、忠武二人的庙宇更值得尊崇了，怎么竟然破败成这样，究竟是什么心情？”于是立即命有关官员修缮治理，召集工匠、筹备材料，一切都有规定。工程于这一年十月己巳日开工，第二年三月己丑日竣工。虽说是因循旧址、修复废墟，实际上却是重新建造，焕然一新。栋梁屋宇宏大宽敞，丹漆彩绘鲜明，坚固壮实而精密，足以长久保存。祠庙和惠陵都用墙垣围护，禁止砍柴放牧。在忠武祠北面修筑房屋，明净、幽静而深邃，祭祀神灵的人可以在那里休息，这是旧时没有的。共用工一万一千六百七十八，花费不下二百万钱。木料、砖瓦、竹材等，取自津渡、道路和商旅征收的费用，百姓并不知道其中的劳役和费用。工程完成后，命任渊作记。任渊害怕自己浅陋，不能称述其事，坚决推辞，王公不答应，于是冒昧记下此事。我曾经妄论王道、霸道，认为义接近王道，智力接近霸道。私下观察昭烈、忠武的作为，如果不是深通王道，就很难在千年之后明白他们的心志。如今王公所学宏大深远而高明，持论正大凛然，一概以尊崇王道为根本。他曾经过公孙述庙，笑着唾弃，头也不回。至于他这样郑重地对待刘蜀君臣，当然是有原因的，并不只是因为尊敬崇奉、整顿祭祀本来就是地方长官应当优先办理的事情。王公名刚中，是鄱阳人，胸襟开阔、气度超迈，又能勤勉处理各种事务，综合熟练而周密。他治理蜀地，所有废弛的政务都得到整顿，并不只是新建这座庙宇一件事值得记载。绍兴三十年记。安刚中《张桓侯庙记》：汉朝自建安以来，皇纲废弛，神器倾覆，奸雄窥伺时机，实际上生出了猪狗般吞噬天下的野心。本初、孟德之类，磨牙厉嘴，视百姓如血食，企图吞噬殆尽，不留下后代。先主慷慨为国，志在救助拯济，一时豪杰英才纷纷为义而起，彼此扶持，共同成就大事。诸葛、关羽、张飞三人尤其杰出，威风凛凛，是万夫之雄。荆州战事中，群盗纷纷而来，张公负责断后抵御，竭尽力量拼死作战，以抗拒众多丑类；他奋髯瞪目，横戈一声大喝，蛇虫豕兽般的异类丧魂失魄，逃散而去。正值太阳沉落、光辉将被遮蔽之时，西南重新显现光明，这是张公的功劳。直到千年以后，他英灵的气概仍森然高耸，如同在世；世世代代享受祭祀，按礼本来就应当如此。乐温山下俯临长江，张公的神灵确实寄托在那里。从古至今，长期载入祭祀典册，船只上下经过这里，当地百姓都奔走奉事，怎敢不恭敬至极？各种谷物丰收，连片覆盖原野低地；船只来往，水流安稳而无灾，这些都是神灵暗中辅助的功劳，对国家和百姓都有益处。朝廷多次加封进爵，封为王。只是庙宇兴建已久，岁月侵蚀，廊庑腐烂坍塌，来往的人都叹息不已，却无力振兴。郡守李公从前赴朝，只到祠下拜谒，拜了两拜祈祷，果然应验如同回声。李公到郡任职不久，首先商议修缮之事，自己捐出金帛，众人也争相出力使工程完成。工程花费虽然很多，但没有损害百姓；拆除低矮简陋的建筑，增添修饰使其高大华美，扩展地基，规模比旧时扩大了一倍。这项工程，始议于庚午年冬，竣工于辛未年春。张公既然已经使百姓获利，又使神灵得到奉祀，百姓和神灵都安宁，福禄自然适宜地到来。我将要以此事向刚中公祝贺，惭愧地参与了这项工程，对情况知道得比较详细，谨把它完整记录下来。张震《补夔州大晟乐记》：宋朝兴起一百多年，礼乐文物都得到整备，只有乐律的议论纷乱不定，历代许多大儒都不能确定，最后到了大晟乐，诸家之说全部被废弃。于是由尚方铸造金属乐器，从泗水水滨采集石材，颁赐给天下各地。学校不同于往日，诸生大都按时学习演习；春秋释奠时，堂上堂下的乐器一起奏响，和谐地交相演奏，用来祭享先圣先师，真是盛大。从中原遭逢变乱以后，城邑成为废墟；即使东南郡县在重新安定聚集之后，礼乐器物也没有一件保存下来。只有蜀地因为没有遭受兵灾，才侥幸完整保存；但几十年间，官吏只顾簿书、狱讼、兵事和粮食，认为这是儒者的事务，特别不加以检查省察。更有甚者，私自拿去作几案和娱乐玩赏之用；这就是在幸运之中又得到的不幸。起初夔州有赐乐机构，旧有府库的乐器十件中缺了五六件；云安过去是军州，也有受赐的乐器，于是把两处合并使用；仍然不足，便又从其他州搜取。钟磬中正声、中声共五十六件，依照图样制作簨簴，安置在学宫里。每年祭祀时陈列在庭院中，虽已齐备却不演奏，或许还可以保存礼乐的精神。这正是孔子不忍废弃告朔之羊的用意。唉，古代的礼乐已经无法再看到了！假使器物没有废弃，尚且还有可以考察的凭据；如今连这些也一并抛弃，究竟是什么心意呢？帮助我完成这件事的，是通判鲜于侃，字晋伯，以及教授宋明孙，字晞亮。隆兴甲申年十月甲子日，广汉张震记。

译王十朋《唐质肃公祠记》：我起初听说夷陵、巴东的名称，料想它们作为县邑一定很壮观。等我到夔州，经过那里，才发现都只是很小的县城。巴东尤其简陋。我询问名称的由来，著名人士告诉我：“过去寇莱公、欧阳文忠公曾经治理这两个县。地方因此因人物而显得重要，并不是山川、城郭、人物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地方。”我于是拜谒他们的祠庙，探访他们遗留下来的踪迹，叹息着离开。到夔州后的一天，我登上郡城东门，城下就是奉节县治所。我问喻君思然：“过去治理这个县，也有像寇公、欧公这样的人吗？”喻县令回答说有唐质肃公。我说：“就是皇祐年间任御史，独立敢言，曾上疏议论贵戚，在朝廷上斥责宰相，因而被贬谪，天下人称他为真正御史，却不敢直呼其名而称他为唐子方的那个人吗？熙宁年间，他首先说王临川不可重用；等到参与主持大政，又毅然在皇帝面前争论是非，气节不为之屈服，直到无法抑制愤怒而死，天下人至今称为正人的那个人吗？我的老师孔子感叹没有见到刚强的人，唐公难道不是刚强的人吗？他的名节凛然，当然无愧于忠愍公决澶渊之约、文忠公移任司谏时的奏书。他治理这个县有特殊功绩和不同寻常的政绩，原宰相张公觉曾经把这些写在墓碑上。这个县过去有这样一位县令，却没有祠庙，难道不是礼制上的缺失吗？”县令听后，慨然决定不与同僚商议，也不役使百姓，就在官厅东边的一角把亭子改建为祠堂。他到江陵求取画像，从旧家中得到一幅，重新加以彩绘，唐公俨然如同活着一样。观看的人没有不起敬，仿佛看见他戴着獬豸冠、触犯邪佞、神色严正地站立朝廷之时。县令又请我为这件事作记。我说：“质肃公的高明大节，早已在国史中特别郑重地记载了，哪里还用我来记？但这个县因公而显得重要，有不能不记的地方。”县令是蜀人“扪膝先生”的儿子，家学有传，治理县邑颇有才能和声誉；看他所仰慕的人，也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乾道二年六月，永嘉梅溪王十朋记。《移建武侯祠记》：按照图经，武侯祠在州城南门，沿城向西三十六步。十朋初到任时，曾前去拜谒，敬仰地追想诸葛武侯的功业，但庙宇形貌与其声望不相称，于是规划修缮更新。原址地势低洼，巷道狭窄，民居、污水沟和粪土混杂其中，不是安妥神灵、尊崇祠庙的地方。城门向东一百八十五步有一座台，下面正对八阵图；登台远望，常山之蛇四头八尾的形势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台的正北面是郡仓，也就是旧日的水安宫，地势高爽平坦，形状像屏风宫殿。北面的清瀼水从两山之间流出，经过滟滪，进入峡中；峡口有白盐山，卓然耸立在群峰之外。武侯过去在平沙之上经营天下，如今已经过了一千年，山河陵谷虽已变迁，精神却没有消亡。祠庙处在这两处之间，也应该合乎武侯的志意。于是便同僚商议迁建。修建正堂五间、廊庑众多，西南两面各设一门，以便往来。塑像仍用旧像而加上冠冕，又在左右塑造关羽、张飞的像。乾道三年四月壬午日告成，作诗记述道：白盐山耸立在天边啊，滟滪高高屹立于江中；风云昏暗惨淡啊，卧龙在其中翱翔、蛰伏。千秋万代啊，神灵归向何处？新建的庙貌啊，坐落在江边，前面是八阵图，后面是旧宫。龙啊，龙啊，神灵就在其中；遥望昭烈帝啊，中间隔着清瀼水。遗留下来的庙宇还在啊，神灵精神恍惚间彼此交会；驾驭虚空啊，以云作为车马。臣子在东面朝向君主啊，君主在西面回望；鱼得到水便彼此相忘啊，事业不分今古；关羽、张飞庄严地侍立左右啊，正如一条龙和两只虎。祠庙有新有旧啊，武侯却没有贵贱轻重；舍弃旧祠而选择新址啊，这是当地百姓的心意。祠舍依照八阵图而建啊，从今天才开始；祭祀之事永不断绝啊，正如这江水一样。阎苍舒《将相堂记》：古代文武之道齐备于一身，而盛况出自一个家门；比如三代的英杰，在家则坐镇朝廷，出外则专任征伐。春秋时期，谋划军事、担任统帅职务的都是卿大夫；伊尹、周公、方叔、召虎，从父子直到孙曾， 모두以这种道路传承家业，并在国家中取得职位。自汉代以来，文武分成两途，将军和宰相列为两种官职；能够兼具两方面资质、两方面都美善的人，历代固然不乏，但若追溯渊源、世代流传并出自一门，使名教增光而毫无遗憾，那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功名相称的叫作世济，富贵相承的叫作世禄。金氏、张氏、许氏、史氏，世代重侯累将，富贵至极，并不足以使后世衡量轻重；而六龙、三凤一类人物，接连显达，芳名流传无穷。宋朝承受天命，神宗、哲宗仁厚深重，恩泽涵养浸润，历经四朝到嘉祐、治平年间，风俗之美、人才之盛达到了极点。其中光明硕大、雄杰俊伟、以德业闻名的人，实在多得无法记载。至于兼有文武资质，出入为将相，像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在我蜀地阆中的陈氏家族中，也有这样的人。陈氏世代都有知名人物，自秦国公陈省华任左谏议大夫，官至太师、尚书令以来，他们积累功德，大概是有来由的。到了陈公的三个儿子，先后都考中进士；次子名列甲科，长子和幼子都是状元，因此声名震动天下。尧叟姿态相貌雄健，奏对明白有辩才，长期掌管枢密院事务，没有什么不精通；尧佐刚强坚毅、诚实笃厚，喜好古代学问，任官无论大小，所到之处都留下声誉；二人都官至宰相。尧咨性情豪迈，善于射箭，在朝廷任学士，出任外官后镇守藩地，最终官至节度使。三个儿子已经显贵时，秦公还健在；每逢宾客到他家，三个儿子都列在左右侍奉，宾客不安，想要告辞，秦公便说：“这只是我的几个孩子罢了。”所以天下人都把陈公教子的事当作典范，以陈氏成为世家为荣耀。长子、幼子年龄都超过六十岁，只有次子活到八十二岁；父子兄弟都在同一朝廷做官，内外孙辈、曾孙辈合计一百一十人，而在朝廷做官的都以才干著称，真可以说盛大了。起初长子、次子、幼子还未考中时，在乡里的锦屏山读书，常跟随父亲到终南山拜访陈抟。陈抟说：“三个孩子都将成为将相，不过次子比不上长子和幼子。”后来果然如他所说。淳熙十五年，临安人吴昭夫以朝廷使者身份来镇守此地。他处理政务得心应手，能在关键处迅速解决问题，使呻吟之声变成欢呼，使阴沉的气氛变成和煦之气；还命人在处理政务之余修建此堂，使千里之外的百姓也自然受到教化而归服。

译于是他选择闲暇日子登临这座山，感念陈氏故家的高大树木，联想到前代三槐王氏的显贵，便在书岩上面修建新堂，希望寄托仰望高山、敬慕贤人的意思。他派人来请我题名，我取陈抟图南的话，把“将相”二字题写在匾额上，并大书其名。匾额挂起后，他又来请我作记。我因病体疲倦、文章荒疏，恭敬地谢绝了；但来信请求更加诚恳，于是查考国史，考察家传，访问图籍，勉强记述此事，使陈氏遗留下来的芳名越久越新。从前晋朝初年渡江时，王导占卜自家世运，郭璞为他筮断说：“淮水断流，王氏灭亡。”当时人认为淮水没有断流的道理；后来王氏诸王的盛况超过六朝，到了王氏灭亡的那一年，淮水果然枯竭，一时的人物也都衰败殆尽。袁天纲题写锦屏山说：“这座山磨灭，英灵才会断绝。”这话似乎与淮水的谶语大致相同；但淮水有可能枯竭的时候，阆山却没有磨灭的道理，所以这一带人才的兴盛大概还没有止境，并不只是陈氏一家如此。张縯《南康郡王庙记》：郡县普遍祭祀那些对当地百姓有功德的人，大概是古代的制度。秦代蜀郡太守李冰开凿离堆，消除沫水的水患，灌溉田地以亿万计，百姓共同立祠祭祀他，如今祠庙遍布蜀地。汉朝兴起后，郡守文翁在学校中整治并激励学生，使蜀地求学者可以与齐、鲁相比；后来学校官署建为石室，用来祭祀文翁，甚至想以周公、孔子配祀秦代太守，以汉代太守的德教来彰显光明俊伟之德，世代传诵。从此以后，凡是贤能的太守，蜀人一定为他建祠，有时还绘制他的画像，天下著名的城镇没有像蜀地这样做的。为什么呢？蜀地偏远而土地优胜，接受治理蜀地的重任，必定是重要官员和大人物所能倚重的人；丞相、御史往往不完全拘泥于文书法令，能够专门施行恩泽，而蜀地百姓也用侍奉君主、师长的礼节来侍奉他们，安守他们的法令而不违背。所以他们即使离任，百姓仍敬重奉祀，始终不敢忘记。这样看来，蜀地与天下相比，也可以说民风敦厚而容易治理。唐代制度以节度使治理蜀地，前后名臣相继；韦南康郡王在蜀任职时间最长，德惠也最为显著。如今蜀人祭祀韦王，把他与土地神同等祭祀，家家都有他的画像；但府城内外唯独没有专门的祠庙，按礼制来说是不相称的。”}], 如今龙图阁直学士、四川制置使、内相胡公镇守蜀地的第二年，蜀地各路盐的定额过高、茶税过重，以及夔州、峡州强行科买金银的弊病，延续将近六十年，百姓财力严重困敝，官吏袖手旁观，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采取措施。胡公把这些事情全部审核、精细考察后上报，凡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事项不止一端。胡公理清脉络，刨究根源，直到全部变革才停止。起初青羌还没有归顺，胡公当时刚进入蜀境，便增加调发西部军队，指示作战方略，扼制其首尾，使其不能放纵；到这时青羌已经震慑服从，在边塞下反绑双手投降。蜀地周围数万里，都安于清静简约；雨水和旱情顺应时令，年年粮食多次丰收。各项政务既已整顿，于是又考察旧有典制的缺失，利用旧官署的空地，重新筹备修建韦王祠。祠门屋宇深广，正殿高大，修廊环绕拥护；便坐和后面的房屋于八月庚申日开工，十二月庚戌日竣工。土木、烧砖、砌筑、涂泥等工程共九千六百五十四，费用全部由官府支出，百姓并不知道。蜀人感戴胡公的德行，正如从前感戴韦王一样。韦王祠建成后，百姓更加欢欣起舞。我作为部属中的守吏，入府接受胡公的约束，胡公命我记述此事。我推辞不得，于是重新考察韦王一生的始末，并向胡公报告说：韦王治理蜀地二十一年，正值贞元年间朝廷姑息、猜忌之时；对外能够挫败敌人的嚣张气焰，以功劳在朝廷立足；对内能够安抚百姓，每隔三年便再任使者治理蜀地，使地方安宁，人人都以能安居乐业为喜。韦王对蜀地的德惠，大概就是这样。然而韦王最初出仕时，以陇州代理太守的身份斩杀朱泚的使者；到晚年时，又公开上章斥责王叔文的奸邪。等到宪宗监国时，朝廷因此声气大振，他的大节凛然，明亮如日月。难道只应记载他治理蜀地的功劳吗？况且今天的蜀地，仍然是从前的蜀地。韦王曾经调动蜀军击破敌军四十八万人，俘获敌军勇猛首领，没有一件不如意。即使诸葛孔明平定南方的功劳，也没有超过他。可是过去几年间，黎州、雅州的小部族在山谷中横行，我方将士却选用懦弱无能之人，长久没有取得一点功劳。如今才听说他们叩头屈服。那么，韦王退敌制胜的英明谋略，既然记载在旧日史册中，难道不应该大力尊崇，以昭示后来的事业吗？胡公正要振扬韦王的威灵，清扫天下，以成就陛下复兴古制的功业，当然应当对韦王深切怀念而不置之不理。话还没有说完，众人都起身说：“您的话很对，为什么不就把它写下来呢？”张縯于是恭敬地把这件事写在石碑上。韦王名臯，字城武，《唐史》中有传。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日记。蒲咸临《新繁古楠木记》：周公作《鸱鸮》诗的那一年，大风拔起树木，于是命令国人起身筑城，这是极为奇异的事情。然而大风拔树，是上天的力量；起身筑城，是人的力量。大树倒下后，因人的力量而重新扶起，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孔子编定《尚书》，便把这件事记载下来，用来表示训诫。元祐八年，新繁县隆道观玉帝殿庭中有两株古楠树，分列左右，如同辅弼。一夜风雷大作，把左边一株刮倒，县令命工匠砍取它。工匠刚拿斧头砍它的枝条，忽然听到轧轧声，于是树身一点一点地站立起来。工匠们都在树上，像猿猴一样攀附，观看的人惊骇不已。县令走下台阶，俯伏谢罪。有德之士因此知道天道不可欺骗。这件事与《金縢》所载相比，更加奇异，因为它不需要人的力量便自行站立起来。如今已经五十一年了，士大夫们还能够谈起这件事。如果不把它刻在石上，使它永远流传，就无法用来训诫后代。我奉命任此县县尉，道士詹次渊请我写下这件事，因此依照《春秋》记载灾异的体例，注明月份和日期，用来警戒那些不能恭敬敬畏上帝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译任正一《游浣花记》：成都的风俗以游乐为时尚，而浣花游尤其盛大。每年初夏四月十九日，城中男女穿着华丽服装、精心梳妆，从南面的锦官门出城，稍稍向东转，走十里进入梵安寺，在冀国夫人祠下列队拜谒；出来后游览杜子美的故宅，随后在浣花溪的百花潭泛舟，因此把这种游览和这一天都称为浣花游。凡是参加这种游览的人，都把船搭造得像房屋一样，用彩绘装饰；船桅相连，船篷相接，荡漾在水面上，箫声、鼓声、歌咏声喧闹地响起。不能备置船只的人，便沿岸搭设棚屋，上下数里，用来观看船只往来。成都人对于其他游观，有时不能全城出动；到了浣花游时却全城前往，里巷人声鼎沸。外地郡县前来观看的人，即使是背负账册、砍柴打草的贫民，也有彼此借贷、变卖财物，准备一顿饭的费用，以参加一整天的游览。府尹也因此前来，在潭上设置酒席高台，安排水上游戏和竞渡，尽情使众人欢乐之后才返回。传说说：这是冀国夫人遗留下来的旧例。冀国夫人姓任，本是汉州上一个小户人家的女儿。她的母亲任媪曾到神祠祈祷，梦见神人赐给她一颗大珍珠，醒来后便怀孕，第二年四月十九日生下女儿。女儿稍长，虔诚地奉行佛教。有个僧人经过她家，满身疮疥，衣服污秽破旧，看见他的人都心生厌恶，只有这个女子恭敬地侍奉他。一天，僧人拿着衣服来，请她代为漂洗；女子欣然在溪边洗涤，每漂洗一件衣服，莲花就随着她的手应时出现。乡人惊异不已，再寻找那僧人，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于是把这个地方标记为百花潭。崔宁任四川节度使时，曾微服在民间行走，看见这个女子，心中喜欢，便用钱财贿赂她的家人，纳她为妾。崔宁的妻子死后，她便成为继室，后来屡次加封，直到封为冀国夫人。她显贵以后，每逢生日便来这里设酒席，把船停在江上，探访当年漂洗衣服的地方，徘徊一整天。后人因此每年把它作为常例，并且就在寺院东边的廊庑修堂祭祀她。我从孩童时起听到的传说就是这样，只是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今年夏天，我因公事留在成都，恰好赶上这一天，便和两三个朋友前去观看，探访冀国夫人的遗迹。那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考察的，只有吴仲庶所作的祠堂记，与我小时候听到的传说大体相同。当时我仍然怀疑传说未必是真的。我查考《唐书》，大历年间崔宁从蜀地入朝，留下弟弟崔宽守卫，杨子琳却从泸州袭击蜀地；崔宽战败力竭，崔宁的妻子任氏勇猛善战，拿出家财招募士卒，得到一千人，设置部队，亲自率领进军。杨子琳害怕了，引兵退去，蜀地因此得以保全。史书只记载她姓任，起初并没有记载她被封为冀国夫人，也没有说明她是什么地方人。她曾经抵御大盗而因功受封，史家却略去没有记载，这种情况或许还有；至于她的家世，确实不知道依据什么。杜子美诗中说“百花潭北庄”，又说“百花潭水即沧浪”，可见这个名称由来已久，并不是因为冀国夫人才得名。我认为蜀人不忘冀国夫人的功劳，每年就在她的祠庙行礼，因而彼此聚会作乐，并不是说她是本地人，也不是因为她曾经作为僧人漂洗衣服的奇异故事。有人或许因为百花潭这个名称而附会传说，把它夸张成荒诞故事，似乎不足凭信。何况百花潭在成都只是近郊；假如冀国夫人确实出生于此，崔宁当时正任节度使镇守蜀地，怎么会夺取自己辖境内的百姓之女纳为妾呢？这难道是做地方父母官的心意吗？这是很不合理的。客人对我说：“杜子美在蜀地时与崔宁同时，百花潭得名又与杜子美前后相接，你怎么知道传说不是真的？”崔宁是跋扈之人，哪里会把境内一个女子放在心上？大历年间，朝廷内外多有忧患，战争兵事不断，常常有事可以借故不问；又加上忙于中原战事，更无暇顾及其他。崔宁自恃地处偏远，违背礼制、触犯法令，用来满足声色享乐，凭借朝廷不知道而欺瞒它，还以为“谁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大概是有所凭恃，才敢做这种事。后来崔宁随德宗到奉天，被卢杞进谗而死，连性命都不能保全。虽然说他并非有罪，这难道不是欺瞒皇上的报应吗？或许是上天让他如此吧？当崔宁还平安时，他纵容宠妾，甚至任其骑马驰骋，出游到十几里之外，使人习以为常而无法改变；这种遗留下来的风气和影响，仍足以启发后人的奢侈之心。想来她当时车马服饰极其华盛，在通衢大道、大城之间疾驰，使乡里百姓震惊炫目，傲慢地睥睨一时，却不知道有见识的人能够指责议论她。后来冀国夫人虽然曾经对蜀地有功，但她专横放纵也很厉害。我坚持我的说法，客人坚持客人的说法，我们彼此诘问辩难了很久。将近黄昏，我笑着对客人说：“这次游览可以取乐，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姑且放在一边，暂时没有空闲追究。”在座的客人都笑了，于是散去。第二天，我记录下这些话作为游记。蔡迨《合江园记》：合江园是唐代尹韦忠武修建的。后来因循他的序意，建起楼阁台榭，间杂栽种美竹奇花，树木花卉茂密交错。春天的芳香、夏日的浓荫，以及水波的光彩、月亮的光辉，随时呈现出不同景象，没有一样不可喜爱。因此它成为成都园林亭台中最优胜的游览之地。每逢良辰、闲暇日子，方伯、刺史和他们的宾客僚属、名流胜士登临宴饮，传递酒杯，互赠诗简，把欢乐发挥到极点，几乎可以与东平的溪堂、山阴的兰亭争胜。吕正愍所作的记文也确实刻在石上。地方因人而显得重要，那么这座园林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园林虽然可以供人游乐，历任官员却未必都有才能；又因为它属于公府，官府崇尚简约庄重，疏于宴游，便不加治理。楼阁倾斜，亭台坍塌，花木被砍剪，荒芜污秽而冷落，实在令人叹惜。没有损坏的，只有长江和茂密的树林。淳熙二年春，李唐来任此官，进入园中，看到这种情况很伤感。他想修复坍塌毁坏之处，却苦于资金不足。恰逢提刑、转运使晋原李公兼管府事，李唐把事情原委告诉他。李公立即拿出钱、木材和砖瓦，交给他办理工程。旧址成为废墟的，就在那里建屋；房屋倒塌的，就重新竖起；柱子、椽子、窗户、门以及屋顶、侧墙腐朽残缺的，都更换成新的。不废弃原有格局，而使它更加坚固；又补种花木，使丛生的枝条舒展茂盛，一切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这座园林毁坏后修葺过好几次，但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毁坏得严重，也没有哪一次修葺力量这样大、完成得这样迅速。这不只是李唐能够振举自己的职官，实在也是因为晋原公通达事理、善于施政。虽然职务相并、事务繁多，但细小和重大的事情都必定办理，指示一下便能如意完成，使属下全力以赴。由此也可以知道他处理其他事情的情形。工程完毕，应当有文字记载。蔡迨将要前往吴地，暂时把船停在亭下，李唐请他记述此事，他很高兴地写下了这篇记文。这一年记。

译陆游《筹边楼记》：淳熙三年八月十六日，成都子城西南面新建筹边楼。四川制置使、知府范公举酒嘱托他的宾客山阴陆游说：“请您替我作记。”我查考史书和其他志书，唐代李卫公任剑南节度使时，确实开始修建筹边楼；后来废弃已久，没有人能够辨认它的旧址。如今这座楼可以望见犍为、僰道、黔中、越巂诸郡的山川和边界，大都能够指点辨认；李卫公的旧址，难道果真就在这里吗？楼建成以后，范公又依据李卫公旧日的地图，凡边城地势险要以及与蛮夷地区相接的地方，都可以考察确认而无疑。即便如此，李卫公对于边境，难道真要等到看地图后才了解吗？当他在朝廷中时，凭借见闻广博、记忆力强而在一时享有盛名；皇帝有所询问，近臣都推举他回答，没有人敢抢在他前面。他出使北方返回后，能够详尽说出那个国家的礼仪、刑法、职官、宫室、城邑和制度；从幽州、蓟州以北，经过居庸关、松亭关，连同定襄、五原，一直到灵武、朔方，古今战争、守御、分离、合并、得失、是非，全都探究清楚始末；他一边口述，一边用手比画，曲折详细，周全完备，如同亲眼所见。即使那里本国的老人和大人知道这些，也没有他这样详尽。何况区区西南蛮夷之地，距离成都有的不过几百里，登上这座楼便全都在眼前了。那么所谓地图，也不过是按照旧例查阅罢了。请把这些写进记文。”范公感慨地说：“您的话说过头了，我哪里敢希望自己达到卫公那样的境界？不过我也有幸遇到好时机。卫公镇守蜀地时，牛奇章正身居朝廷，总是排斥阻挠他；维州之功已经做成，却最终失败。如今我恰好遇到清明宽大的朝廷，议论政事、推荐官吏，奏章早晨送入朝廷，晚上便得到准许。如果卫公在蜀地时正好遇到这样的时代，他的功业和声威必定宏伟壮大，哪里只会取得一个维州呢？”陆游说：“请把您的话一并写下，以告诫后世，可以吗？”范公说：“好，好。”九月一日记。范成大《石经始末记》：石经的情况已经载在前一篇记文中，晁子正作《考异》并为它写序。《考异》的写作，大体是拿国子监刻本互相参校，各有得失；其中有颠倒、缺漏和讹误之处，本来应当辨明订正。然而古今字形虽然略有不同，实际上都是通用字。《考异》连同序文共二十一碑，都在石经堂中。子正的序说：“鸿都石经自从迁移到邺地、雍地以后，便在世间逐渐湮没不明。到唐代大和年间，又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唐代长兴年间，诏令国子博士田敏和同僚校订各经，刻在木板上。所以如今世间流传的六学经书，只有这两种版本。”查考赵清献公的《成都记》，伪蜀宰相毋昭裔捐出俸金，在学宫中把九经刻成石经。但又有人说，毋昭裔依照大和旧本，命张德钊书写。宋朝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公羊传》、高氏《谷梁传》和《赤氏二传》，这样十二经才完整。到宣和年间，席文献又刻入《孟轲书》。如今考察可知，伪蜀宰相确实是毋昭裔。《孝经》《论语》《尔雅》，是广政甲辰年张德钊书写的；《周易》是辛亥年杨钧、孙逢吉书写的；《尚书》由周德正书写；《周礼》由孙朋吉书写。《毛诗》《礼记》《仪礼》由张绍文书写。《左氏传》没有记载是谁书写的，但仔细观察字形，也一定是蜀人所写。这样看来，蜀地所立石经大概有十部，书写者不只是德钊，而且能够全部采用大和旧本，已经很值得嘉许。前后共历时八年，所刻石碑数以千计，而毋昭裔独自辨析订正，尤其伟大。公武从前镇守三荣时，曾考察国子监摹刻的长兴板本，读后发现其中差误实在很多。从前议论的人认为大和石本传抄不精，当时人不赞同这种看法，世人便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宋朝初年于是把它颁布给天下州牧，过去民间的抄本便不再采用。然而其中有讹误错乱，却没有办法参校；即使明知它错了，仍认为既然是官府刊定的本子，就很难单独改动。由此看来，石经本固然有脱漏错误，国子监本也不能全部遵从。公武到少城后，经历一两次寒暑更替，闲暇时便命学校官员互相校勘。石经本《周易·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略例》的注，又有邢璹的注；《礼记·月令》中唐代李林甫改定的内容，国子监本都没有采用。除《周易》经文外，两本不同的地方有五项；《尚书》十项；《毛诗》四十七项；《周礼》四十二项；《仪礼》三十一项；《礼记》三十二项；《春秋左氏传》四十六项；《公羊传》二十一项；《谷梁传》十三项；《孝经》四项；《论语》八项；《尔雅》五项；《孟子》二十七项；至于传注，不同的地方尤其多。不同之处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单就经文计算，仍有三百零二处差异。虽然石经本在文字义理上多有错误，但像《尚书·禹贡》篇的“梦土作乂”、《毛诗·日月》篇的“以至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的“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论语·述而》篇的“举一隅而示之”、《卫灵公》篇的“敬其事而后食其禄”等句，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先儒有人把《尚书》的“无颇”改为“无陂”，把《春秋》的“郭公”改为“郭亡”，世人都讥笑他们。这些地方我不敢凭臆断定，姑且把两种写法都保存下来，也刻在乐石上，附在经文之后，不欺骗后世；将来一定会有人考察并订正它们。子正又在堂中刻《古文尚书》，并为它作序说：“自从秦朝更改前代法制以来，凡是称为古代的东西，后世都很少听闻。文字契刻的创制，本来始于伏羲；然而字形变化多端，后世不再像古人那样重视它的情况，也已经很多了。《尚书》这部经书，唯独还保存着古文，难道不是从孔壁之间得到的、属于圣人的旧藏，而且天地也有所保佑，不忍心让它永远昏暗断绝吗？”

译这部书中间虽然遭受了汉代巫蛊之祸、唐代天宝年间的灾难，最终却不能被消灭、磨灭。如今还在人间流传，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何况孔氏说《尚书》是上古的书；当时的科斗文字已经不再见到，它所用的隶古字体，确定其实只有这一种。虽然圣人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从文字之间还可以大略想见，那么古书的流传就不是徒然设置的。我到达少城，在写完《石经考异》之后，因而得到这部古文的完整抄本，交给学官，于是延请士人张〔缺字〕，仿照吕氏所刻的版本，再次刻在石上。这样做，难道不是从文字上足以把古书传给后世吗？像二典中“若粤□”这一类文字，学者难道可以不知道吗？唉！相信古代、喜好古书，向古代的训诰学习，才会有所收获。前面文书所要求的，正准备把《孝经》《周易》中属于古文经文的部分，一同附列在石经之中，因此来不及只叙述一二，以给后世那些喜欢议论奇异字形的人看。怎么知道世上不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呢？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范謩《分弓亭记》：蜀地自〔缺字〕山、沬若水以外，就成为边境。熙宁以来，每年派遣禁旅轮流戍守。如今留驻成都的军队，连同土兵共有十七营。边境长久没有战事，军政因而废弛，游手和工匠都可以编入名册，而铠甲、兵仗、旌旗甚至腐朽破败到不能使用。乾道六年，蛮人进犯雅州的碉门。乾道九年，又侵犯黎州的虎掌，杀死州中从事，掳掠居民而去，气势越来越嚣张，仿佛毫无顾忌。皇上为此忧虑，命敷文阁直学士吴邵范公从广西经略使任上调任，镇守全蜀。公到任后，立即训练士卒，修缮防御设施，并上奏章通过驿站报告皇上，皇上颁诏嘉奖。于是选取士卒中骁勇的人，另编为一军；强壮而年轻的列为次等，年老体弱的则罢遣。又向他们说明坐、起、进、退的操练方法，不是刮风下雨就不停止训练，尤其用心于射箭。因为蛮夷所依仗的是险峻高大的山岭，借密集的树木遮蔽，在其中出没，像猿猴一样。我们抵御他们，不能只靠刀矛达到目的，于是从绵州选取弓手，从防州选取弩手，把各色弓材胶合剖析，整治筋、漆、角等材料，务求六种材料都采用最好的。又在府舍北面开辟广场，筑亭面向西方，摘取杜少陵酬答严武诗中的语意，给亭子命名为“分弓”。当时他轻裘宽巾，带领数百人考察、检验他们的技艺和力量，并按勤惰进行奖惩。不久，军容焕然一新，全都成为精锐。能蹶张强弓的人，力量达到千斤；能拉开强弓的，超过六钧；箭射中目标的，十箭中有八九箭。唉，盛大啊！公曾经登上亭子，对属官说：“谁说蜀地的士兵孱弱呢？牧野誓师时，庸、蜀、羌、髳等人参加了军队，若没有卢、彭、濮等部族参与其中〔句意或人名有疑〕。大概如今的东西两蜀和巴郡就是这些地方。诸葛亮、赞皇二公的功勋业绩多么伟大！他们平定蛮夷、讨伐魏国时，那些飞星流电般迅疾的军队，难道全都来自西北吗？士兵如果平时没有训练，却让他们拿弓夹箭，奔驰于危险之地、踏过险要之处，没有不跌倒的。不只是蜀军如此。如今我们的军队已经比过去训练有素，但仍然有所忧虑。大体说来，振兴停滞、补救弊病，用力非常困难，而使它败坏却极其容易。经营整年，荒废十天，先前的功劳就全部荡然无存了。所以说，必须反复省察才能成功，应当敬慎啊！功业已经成就却不省察，省察了却不能反复坚持，这是唐尧、虞舜时期君臣最应警戒的事；而我建造这座亭子，也正是想把这个道理取来切近自身，反复省察自己罢了。”公是大儒，退处时身体羸弱，仿佛衣服也承受不起，但他的经国谋略，仅仅略加施展就已经如此，何况扩充而充分发挥它呢？所谓收复滴博的戍地、夺取蓬婆的城池，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亭子创建于淳熙乙未年末的秋季，第二年仲夏建成。范謩奉命记下年月，所以连同公的话一起记录。《砌街记》：天下的郡国，只有江浙用砖铺筑道路，即使中原也没有这种做法。太城、少城两座城，是西南地区的大城，市场街区鳞次栉比，街道小巷像棋盘一样分布，但地势苦于低洼潮湿。夏秋连日下雨，行人走在泥泞中，好像踩在胶漆里。天晴以后，道路上的蹄印和车辙纵横隐约可见，成为往来行人的很大忧患。绍兴十三年，鄱阳张公镇守蜀地，才开始下令用砖铺路，只完成了二千多丈。三十四年后，吴郡范公节制四川，为完成这项工程，召集工匠、安排役夫，分配职务、授予责任，督促检查有条理，尺寸计算有标准；费用由官府支出而不加派给百姓，每天发给口粮，人人争着出力施工。不久工程告成，按丈计算共三千三百六十丈，用砖一百多万块，花钱一千万，约占一条街的首尾，在街头街尾立下两块石碑，标明道路的宽窄。总共修成十四条街，于是道路所到之处都铺设砖面，和江浙一带相同。下雨不用乘橇，骑马也不再陷入泥泞；慢走、快跑，都能在平坦的道路上通行。父老们相互说道：“周代的道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坦，难道还可以在这里看见吗？”从前单襄公出使宋国，经过陈国时，早晨已经拜见了陈侯，但道路荒芜不能通行，于是感叹司空巡视道路却失职，并由此知道陈国不会长久。子产曾经用车辆在溱水、洧水上渡人，而步行桥和车桥却没有修治。孟子说：“给人恩惠，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善于治理政事的人，缓急有先后，大小事情都能办到；从来没有只治理紧急事务而忽略缓慢事务，只注意大事而略过细事的。善于观察别国政事的人，也一定以此为标准。范公治理蜀地，医治创伤、补救败坏，像给禾苗除草、给头发梳理一样，没有一件事不尽力去做。至于道路方面的政务，世人所说的缓慢而细小的事情，他也整治得如此周全。即使过了一百代，四方的人进入蜀地，仰慕范公的贤能，用这件事来考察他的政绩，仍然可以大略想见。淳熙四年四月某日记。《杨甲修学记》：成都学宫从汉代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多年，祭祀殿堂和讲堂巍然独存。它的西面连接并延伸出三百间房屋，壮丽宏大，这就是崇宁年间的新学宫。但年代久远，破败漏雨，污秽严重；蜀地连帅所统辖的政务繁多，每月通常只来学宫一次，看见学生在读书，便把这当作惯例，讲席一结束就上车离开，没有时间巡视。有人想修补破败之处，官吏却借机舞弊，耗费府库很多钱粮，墙壁涂抹、梁柱支撑等工程，眼前所见都被他们虚报而不加查察，所以虽然多次修葺，仍然很容易毁坏。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阁待制范公从桂林调任镇守全蜀。他刚到任便拜谒先圣，率领诸生在庭下列队行拜礼；看见古迹便感叹，回头看到屋宇倾斜剥落、木材老朽、石头腐坏，便慨然想要振兴废弛。于是谋划讲席，核查经费虚实，选派官吏督促工程，彻底清除蛀虫和弊病。从礼殿、石室以及当今学官讲诵的房舍、儒师的厅堂，到墙壁昏暗、门窗残缺、风雨可以吹入、鸟鼠在其中筑巢的地方，全都拆除重建。大约过了一年工程完毕，宫室深邃幽静、飞檐整齐，庄严清洁、宏大坚固，成为西南地区的冠首。范公来到新学宫，召见许多士人，同年长的儒者、资深的教师考论疑难义理，反复训诲；从东西两序的学生到各地前来游观的人，都把他们当作弟弟和儿子一样。大家看着范公的言辞、气度和容色，见他意气昂扬、奋发有为，愿意记载这项美好的功绩，显刻于石上，以免忘记范公的德行。

译范公让杨甲记载修学宫的始末，杨甲推辞而未能奉命，于是详细写下范公敦厚治本、劝勉学习、委婉训示后人的意思，并把蜀人想要永远称颂范公的心意写成一篇文字，附在后面。范公名成大，字至能，是吴郡人；他以儒者长者的身份治理蜀地，给百姓带来很大的恩惠，而他的政绩实际上是从兴办学校开始的。铭文说：这座学宫的历史多么久远啊，是清廉有才干的官吏创建的。锄除荒废，陶铸顽民，最初开始时实在艰难；修筑房屋，考察学宫，诱导百姓进入其中，给他们传授《诗》《书》，使后世得到恩惠。圣人有庙堂祭祀，士人有居处学习；看着那高大的树木，说这是已经长存千年的事业，谁倾覆它而不扶助它，无论风吹雨打，都应当清除破败污秽。如今从范公开始，斥用财材，召集工匠，左右规划、处处督程，亲自拿着斧斤参与其中；役夫热烈劳作，于是学宫增高、修治，不再有低矮腐朽之处，宽阔而焕然一新的宫舍，终于成就了士人的学业。士人说：范公到来，真令人喜悦；宫室整齐，我们在金石般坚固的屋壁之间诵歌、讲论、读书。范公前来视察完工情况，戴好礼帽、穿着礼服站在门口；与士人作完揖，进入堂内，进退都整齐平稳。范公说：诸位士子，我敬重并教诲你们。圣人创建这座学宫，只希望你们选择、取用其中的道理。古人有训诫，根本在于自身；有余力以后，才用文章来光彩修饰自身。滚滚而来的逐利声誉，不是我们这一类人的追求。不要毁坏你们的修养，使这座学宫蒙羞。士人拜谢叩首，把范公的话刻成铭文，哪里敢使它散失遗忘！范公参与治理井络地区，原本枯槁的事业已经得到滋润，百姓因而顺从并受益，士人也受到劝勉而不懈怠。范公回到朝廷后，我想到他所付出的劳苦，只愿不要毁坏已经取得的成就，以此告诫后来的人。《縻枣堰记》：皇上在淳熙二年，任命吴郡范公执掌斧钺镇守蜀地；他的仁德像春天一样施行，他的威严像秋天一样施展，使百姓休养生息，人民因此安宁。第二年六月，又在縻枣堰下修筑亭子。云气笼罩的水湾、烟雾迷蒙的洲渚，在亭前争相呈现秀色；古木和修竹在左右环绕耸立。柏树防护带郁郁森森，绵延数十里；环境幽静开阔、清丽深远，实在是益州的胜景。范公又亲自书写匾额悬挂起来，字迹刚劲，远超尘俗，具有古人用笔的意味；不用增添藻饰，反而更加奇妙。又过了一年四月，范公才与宾客聚集在亭上，命他的学生杨甲作记。杨甲到辕门拜谒，因推辞未获准许，退下后私下想到：蜀地土壤肥沃平衍，靠引江水灌溉。如果水流像波涛一样湍急凶猛，就会侵蚀洲渚河岸，使农事受水患困顿，百姓也不得安居。建在縻枣的堰，是用来削弱湍急水势的大型堤防。考察它最初的创建，虽然始于唐代高骈，但堤身低矮简陋，容易毁坏，不足以阻挡洪水、截断逆流。到了后来，增高加固堤基，用来排泄积水、消除水灾，引水灌溉，使梁地稻田得到肥润，截断泛滥，这都是宋代端明殿学士刘熙古的功劳。从开宝年间直到今天，已经超过二百年，沃野得到的利益很广。享受这些利益却忘记创建者的功劳，是不可以的。这座亭子的建造，难道不是为了彰显刘公的美德，并唤起蜀人无穷的追念之情吗？范公的政务，把惠利百姓作为最急迫的事情。当他放慢车驾、开始奏报时，减免蜀地酒税四十八万缗，停止从关中买粮又达七十六万斛。范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凡是看见对百姓有功的人，喜悦之色便从眉宇间显露出来；他对刘公如此情意深厚，是很自然的。杨甲奉命把这些写下来，使后世登亭游览的人，不只是发出防御大禹治水旧迹的感叹，也能敬重范公表彰善行、赞许贤能的心意。范公名成大，号石湖居士，道德文章震动九州，曾出使极远的国境并建立功劳。在亭中聚会的这个月，皇上下诏赐给范公恩典，命他加任敷文阁直学士，召他到行在所赴任；由此可知他治理蜀地的功绩。《刘光祖新繁县朱真人祠堂记》：古代所谓仙人，有的改变服饰、改换姓名，假装在市井间狂放行事，别人无法猜测他的真实身份；有的吃草木、泥土、炭等各种腥臭污秽物，遇到人不分贵贱，张口便辱骂毁谤，甚至用瓦石把人打走；有的从事炼化丹砂、水银等所谓不死之药，往来海上，遇到同道便传授秘方，并约定不向人世泄露，流传下来的大多是这类故事。有人说积有阴德的人，也能在白日飞升成仙；这些说法都不能简单怀疑其有无。我过去一向喜欢谈论朱真人的事，读到《茅茨赋》，惆怅地知道他原来是隐士。文中说：“墙壁剥落而能通风，屋檐摧残而能遮挡阳光。”又说：“削取野藜做手杖，卷起竹叶做头巾。”我虽然不能这样做，心里却非常欣喜仰慕。读到篇末又说：“口中不谈两种价格，每天只吃一顿饭。”于是我放下书卷感叹道：“所谓仙人没有别的，不过是修心和养生两件事罢了。只是要始终纯一不变，常人很少能做到。假使人终身不说两种价格，那么赤子般的本性就能常常保全；每天不吃第二顿饭，那么清虚的元气就能常常聚集。这样距离成仙还有什么呢？修心以保全真性，养生以锻炼精神；这种道理简易，而功效却长久。” 我曾经考察《唐书·隐逸传》，这才知道朱真人的事并没有荒诞恍惚、诡异奇怪的行迹，都是可以考究的。他撕裂帽子、毁坏衣服，逃入山林荒野。听说当时窦轨正以大量杀戮作为治理手段，本来就是高士所鄙弃而不屑顾及的。即使是高士廉、相知安静之理的人，又哪里能认识到不言说之人的玄妙呢？他编织芒鞋放在道路上，别人说：“这是居士的鞋。”便用米和茶来交换，他总是取走东西，却始终不与人接触。他的行为就是这样，但传记没有说他最终去了哪里。至于他的踪迹时显时隐、没有定常，然而人们共同传说的，是他常常在梦中用药石治愈人的疾病。本朝崇宁年间，朝廷赐号“妙通真人”。近年以来，蜀人信奉并侍奉他的人越来越多，县邑有他的祠堂，家家有他的画像。如今新繁县隆道观新建祠堂，是乡贡进士李湀、王焯率领当地人共同修建的。我同李氏兄弟交往，敬重他们能凭文学相继考中科第；湀的兄长潩一定要得到我的文章，记载建祠的始末。我愚鲁迟钝，性情又不喜欢向外奔逐，但私下对真人的道术有所感触，所以乐意替李氏兄弟写下这篇文章。至于祠堂建置的年月，如果并不因兴废而决定存亡，那就不必记载了。淳熙八年某月某日记。《万里桥记》：蜀地仰慕王化、与中原相通，历史最为久远，典籍中的记载由来已久。

译到了周武王在牧野誓师时，史官记载说：“庸、蜀、羌、髳、彭、濮等人”，那么蜀地归附声教、辨识仁义与暴虐的大略情况，已经可以在经书中看到了。只有秦国曾经攻打资国，借以夺取楚地，这就是张仪、司马错争论的事情。张仪所筑的城至今还存在。自秦代设置守令李冰以来，开通两条渠道，成为蜀地万世的利益。如今万里桥下的水，大概就是秦代的渠道。正因为如此，蜀地号称“陆海”，萧何借助这里的财富奠定了汉朝的基业。汉朝兴盛五六十年后，文翁任蜀郡太守，开始选取蜀地优秀百姓，建立学官，使他们接受的教育可以与齐、鲁相比；于是司马相如的文章便独步天下。后来有扬雄，在汉朝已经衰落之时续接孟子、荀子的学术传统。汉朝祭祀中断，公孙述窃据蜀地，蜀人以死抗拒公孙述的人，处处可见其风节，又成为东汉开国之初凛然可观的表现。此后诸葛孔明治理蜀地，以仁义、公正、诚信使人归附，法度修明，礼乐几乎可以恢复。周、秦、两汉以来一千多年，诸葛孔明凭借蜀地联吴抗魏，使天下三分，保存汉朝社稷；虽然名义上称为霸业，实际上却是在发扬周宣王的遗风。诸葛孔明的学问探究到伊尹、傅说，功业则可与管仲、乐毅相比；蜀人直到今天还以此自豪，诵说不忘。如今罗城南门外、笮桥以东的七星桥，其中一座叫长星桥，古今相传诸葛孔明曾在这里送吴国使者张温，说：“这水向下流到扬州，路程有万里。”后来便因此命名。另一种说法是：费祎出使吴国，诸葛孔明送他到这里，说：“万里路程从这里开始。”诸葛孔明去世后，经过一千年，这座桥的遗迹大致还存在，并没有特别壮丽宏伟。然而千年之间人事几经变化、兴废反复，这座桥却因为诸葛孔明的缘故流传无穷；虽然两种说法不同，给桥命名的意义却是一样的。如今天下兼有吴、蜀，朝廷任命将帅，远赴万里之外；自从承受诸葛孔明的责任以来，由蜀地沿道路奔赴朝廷，也同样如此。对于这座桥，谁不会怀古而谋今，追思诸葛孔明的道德功勋，想要大致效法他的作为呢？侍御赵公镇守蜀地时，刚到任便拜谒古柏祠，并下令修葺。第二年在诸葛孔明旧营处修建祠庙，又过一年重修他旧宅的庙貌。他常说：“诸葛公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才德之士。”他施行法令而百姓不怨恨，主持政务而君主不疑忌；如果不是天下最为公正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如今诸葛孔明遗留下来的古迹还很多，而万里桥保存的是他通使吴国的故事。前任主帅沈公曾经修缮并扩建这座桥，但仍然简陋不相称，而且容易损坏，时间久了将无人支撑；于是下令增建石鱼，分水为五道，把桥梁木板全部换掉，并在上面建屋遮盖。桥建成后深沉稳固，屋建成后整齐严密，庄严整饬，成都城中规模宏大的景观前所未有。百姓没有感到服役的劳苦，而赵公自己也以此为乐。风烟迷蒙，岸边水色秀美，河川景色明丽。赵公和宾客登上这座桥，大概没有一次不在那里徘徊观赏的。不过，这座桥经过而不能游赏、游赏而不能思考其中意义的人，多得很。像赵公这样怀念古人，风景反而是次要的；以精神与千古人物相交，又怎么知道诸葛公沟通吴国的志向，也未曾有一天不在于中原呢？我刘光祖惭愧地任赵公的属官，赵公命我作记；我记载其中重要的事情而略去细节，是想以这些大事期望赵公，使赵公的功名流传千万世。若只说桥梁美丽、赵公又因桥而增添美观，那就是不了解赵公的人；了解赵公，没有人比我刘光祖更深。京镗《驷马桥记》：出成都城北门不到百步有一座桥，旧名清远。凡是从其他道路来到成都的人，都一定要经过这里。清献赵公所编的《成都集记》最为详尽精确。我因考察清远桥名称的由来，发现成都共有七座桥，说是对应天上的七星，只有清远桥不在其中。后来考察司马长卿题柱之处，发现名为升仙桥的那座桥才在七桥之数内；但有关说法认为它应在上游五里，如今名为升仙桥的却在下游七里，《成都集记》已经怀疑它不是古代的升仙桥了。我认为司马长卿胸怀飘飘凌云、遨游天地的意气，出发前往长安时，是想让蜀地山川替自己抒发不平之气；他挥笔大书，应该在众目睽睽之下，绝不会是在这里。何况以桥梁对应七星的意义来看，桥必定应当曲折绵延、彼此相连，不应当只有升仙桥与其他桥遥遥隔绝。山陵和河谷会发生变迁，册籍文书也会有缺失散佚；我私下以为，近代的清远桥就是昔日的升仙桥。不然，在四通八达的要冲、百重城堞旁边，这样一座桥梁，反而没有记载在《成都集记》中，为什么呢？《成都集记》成书于本朝，如果清远之名果真来自古代，清献公难道肯把它略去，不载在简册之中吗？我很久想要订正这件事，却一直没有机会。此前这座桥隶属于县尉管理，县尉多半苟且偷安、逃避责任，用石块叠筑、用木材编架，工程不精良；不但简陋得与府城不相称，年久之后石头将要剥蚀，木材将要折断，形势即将坍塌毁坏，过桥的人都以为忧患。于是趁农闲水涸之时拆除重建，取司马长卿题柱的话，题名为“驷马”，因此去掉“清远”这个不合事实的名称，记载这次辨正；但没有废除升仙桥相沿的所在，保留这一疑问。有人说：既然这样，难道不是借此对蜀地士人寄予富贵功名的期望吗？我说：我哪里敢轻视蜀地士人，我所期望的还在富贵功名之外。名称应当传达真实，考核事实、查验遗迹，称为“驷马”是合适的。自从六丁神将开辟蜀地以来，蜀地承受参、井、岷、峨诸山的英灵，耻于秦国而没有文德，不忍心越过剑门关的人，已经有一百七十多年。到了汉代文翁任蜀郡太守时，才开始振兴、发扬蜀地；司马长卿确实集中承受了蜀地的英灵，首先进入帝都，用雄奇瑰丽而温润雅正的文章打动皇帝，震动一时。后来蜀地接连有人前往京城，都是司马长卿为他们开辟了荒径；论功劳，应该仅次于文翁。文翁创办兴起的学校，司马长卿经过的桥梁，事情虽然不同，遗迹都不应荒废湮没。我来到成都时，学宫倾斜将要压塌，已经改建了栋梁屋宇。人们说，从成均以下的学校，没有这样壮观的景象；这似乎足以表现文翁教化风俗功绩的万分之一。如今修建这座桥并命名为驷马，从此司马长卿的遗迹也不会泯灭了。如果说司马长卿不是德行完美的人，不值得蜀地士人称许，那就不是我访求古代名桥的本意。桥基用石头砌成，以分泄水流，像堆起的土丘一样共有三处；桥背建屋以遮挡风雨，像楼阁一样共有十五楹。桥板架空，距离江底二十二尺；桥长十七丈，宽二丈。在南北两岸砌石，以抵御水流冲决；东西两端建两座翼亭，方便登临观览。工程开始于前年十二月戊戌日，到今年四月庚辰日完工。这项工程，从官府公帑中取用费用，百姓没有受到骚扰；把完成责任交给属官办理，官府也没有妄费钱财。改名以辨明千古疑问，那么流传下去或许可以不朽。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作为记载，希望多少可以算是一篇无愧的文字。

译《惜阴亭记》：我听说乖崖张公镇守蜀地时，整夜在郡楼上设宴端坐，鼓声和更漏滴水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只要一刻钟有差错，就一定责问掌管签牌报时的人，大家佩服他神明一般。张公说，鼓角是中军发布号令的工具，不可不谨慎。我来到成都后，首先访求他的遗事，所谓郡楼就是现在的铜壶阁。楼阁依然高耸如旧，铜壶却已经不存在了，这一点确实如此。于是询问它的漏刻方法，原来在寅、申、巳、亥四个时辰升降水位，共有四次；既没有依据，而且漏箭以七天半为一个等级，每天上升一刻，必然在前后突然进退，次数频繁，不免有差错。于是我叹息道：“这个人是顺应天时而不是凭个人意志行事，难道就是东坡所说的‘没有主观臆测、没有自我成见，因而获得万物公平之理’吗？”知成都县事、临邛人宋朝英，对漏刻方法很精通；我嘱托他筹划铸造漏壶、刻制漏箭，开始改用新的方法：测定正午日影，把它作为漏箭上升的起点，满一百刻后再更换；仍然依据历法天象考察七十二候，把每天开始时昏明、昼夜长短的数值，按照日期和旬次的不同分布到漏箭上，似乎能够依据自然规律来推求天时。又绘成图，刻在石上，并命名为“惜阴”。有人问为什么这样命名，我告诉他说：“人的性情有勤有惰，这是从天性中得到的，不能强行改变。假使后世人人都像陶士行那样勤勉，那么这幅图就是多余的。人不可能全都成为上等智慧或下等愚昧的人；凡是心中有所畏惧的人，都可以进于善道。何况人生谁能活满一百岁？即使能活满一百岁，也不过三万六千天罢了。幼年和老年时期，又要占去其中三分之一。前代贤人的功业，也只是在二万四千天的范围内完成的。人们把漏壶盛满水看作水量增加，却不知道自己的年寿正在减少；人们把漏箭刻度上升看作时间增加，却不知道自己的年寿正在下降。由器物中水位的上升，可以知道年寿的减少。如果能够使自身一点一滴的善行不断充实，就像水逐渐盛满；能够在百姓身上积累微小的功绩，就像刻度逐渐上升，那么我在蜀地任职的日子，或许就没有辜负我心中的忧惧，也可以借这幅图把这些话铭刻在座位右边。《于〔缺字〕修夔州东屯少陵故居记》：唐代大历年间，少陵先生从成都来到夔门，大概是想顺流下三峡，经荆襄前往洛阳，逐渐谋划向北归去。他刚到夔州时，暂住在白帝；后来又返回瀼西，最后迁居东屯。这些都可以从他的诗中考查出来。峡中多是高山深谷，平坦开阔的土地很少，只有东屯距白帝不到五里，稻田禾畦绵延百顷。前面有清溪环带，后面靠着高冈，树林葱郁茂盛，气象深幽秀美，称得上高人逸士居住的地方。少陵于是选择在这里筑屋，厌弃喧嚣尘俗而喜爱幽静胜境。这里大概就是诗人吟咏风月的地方。少陵在夔州写的诗多达四百余篇，算来这里的一草一木，大概全都写进诗句中了。少陵离开峡中以后，这块地方换过三任主人，近代才归属于李氏。少陵亲手书写的地券还保存着。李子襄很喜欢寻访古迹，考求旧迹，又建置高斋，采用涪翁的名称和少陵的诗意，创建大雅堂，临溪又修建草堂，绘制少陵遗像。经过多年，屋舍将要倾塌却没有修治，地券也被有势力的人取走，前代贤人的旧日隐居之处几乎变成荆棘丛生的废墟。庆元三年春，阆中的连帅毌丘公和苏台的漕使钱公，闲暇时联辔访古，感叹少陵的高尚风范已经相隔久远，而故居又没有修葺，无法表达思念贤人、崇尚德行的心意。正值李氏子弟想要分家居住，毌丘公捐出钱财买下这处产业，再把它归还官府；共有田地十一亩多，用短墙围绕，栽种优良树木。斋舍和堂屋中倾斜、腐朽、弯曲、折断的地方，随即增修整治；架设凭栏轩榭，开辟通风的空窗，开出新路直通溪边，于是东屯的景物深幽僻静，与少陵居住时没有不同。钱公又跨过草堂创建重阁，把少陵的塑像移置到阁上。凭栏远望，平原的绮丽景色、四面山峦的环抱形势，或像拱手，或像作揖，仿佛与宾主彼此相见。东屯到这时终于成为夔州的胜景。唉！少陵当初进献三篇赋，唐明皇惊异于他的才华，曾召见他并想任用他，所以他的诗中有“主上顷见征”的句子。后来与权贵抵牾，仕途不顺，流落失意，所以诗中又有“青冥却垂翅”的句子。少陵的抱负奇特伟大，以稷、契自许，大概想稍稍施展所学，让世人看到自己，最终却没有得到机会，只能在羁旅途中憔悴奔走，实在可叹。即便如此，少陵的诗号称“诗史”，难道只是因为格律高妙、句法严整吗？大概是因为忠义之心根植于内心，并通过吟咏表现出来；所谓“一饭未尝忘君”，正因如此，他诗歌中铿锵如金、清润如玉的篇章，才能与《诗经》、骚体作品一同流传无穷。少陵为躲避战乱进入蜀地，他居住过的地方，同谷有草堂，浣花也有草堂，都是官府亲自修葺的，由此可以看出不剪除、不砍伐的保护之意。唯独东屯不是这样，确实是夔门的一项缺典。土地本来会因为人物而增重，事物的兴废也有时运。如今帅、漕二公独能使这处四百年前的遗址重新兴盛并加以更新，明确表明他们的崇尚，极大改变了雅俗风气，实在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项工程，难道只是为了游览观赏而设置的吗？庆元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朝奉郎、权通判夔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借绯于〔缺字〕记。《景宜之讲堂记》：庆元二年春正月，郡守王君重修讲堂完工。这座讲堂横跨龙山，面对青竹，雄伟地耸立在岳阳，掩映于奎壁之间。从前我的先辈曾把这里作为藏修学业的地方。前任郡守彭君、何君先后修葺过它。经过长久的风吹雨打，瓦石、墙垣有些已经坍塌剥落。到这时，王侯便慨然把它重新修建。落成那天，士大夫们聚集，诸生举酒为他祝寿。侯说：“君子的学问，一定要经过讲习才能明白。但讲习有两个难处：接受教诲却不专心，教师就难以成为好老师；指引说明却不专一，学生也难以成为好学生。中古的士人有讲有听；如果学习却不讲习，或者讲习却不听取，那这座讲堂的意义在哪里呢？至于讲习的内容，《大学》所说的明德、新民，《中庸》所说的本性和天道，都是圣贤精深的道理所在。教师离开这些就没有什么可教，弟子离开这些也没有什么可学。希望诸位文学之士和各位学生都努力。”景宜说：“侯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一类士人如果能够牢记并实行老师的教诲，不辜负我家侯爷修建讲堂的心意，这就可以了。”侯对景宜说：“不可没有文字记述。”于是景宜依次编排他的话，写成这篇记。度正《重修中江县儒学记》：先王用来教化人的方法，都是依据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顺势引导，而不是从外部强行施加。

译所以这种教化容易推行，而成才的人很多。刚会走路的孩子没有不知道爱护父母的，先王便顺着这种感情培养他们的孝道。等他们长大，没有不知道敬爱兄长的，先王便顺着这种感情培养他们的悌道。这就是弟子的职责，也是小学教育的内容，大体是立身处世、约束自己的根本，幼年时应当学习。人没有谁不具有怜悯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仁；没有谁不具有羞耻厌恶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义；没有谁不具有谦让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礼；没有谁不具有辨别是非之心，扩充它就可以成为智。这就是大人的事情，也是大学教育的内容，大体是齐家治国的根本，成年后应当实行。后世设置学校、庠序来培养士人，用《诗》《书》、礼乐来教育他们，对于古代的正道来说，可以说已经接近了。然而又用科举来考验他们，用经义、诗赋、论策来考核他们，这些却是从前先王没有的。不过之所以这样做，也只是希望他们把内心本来具有的道理推展开来，写成言辞，显示出自己所积蓄道理的深浅、疏密罢了。如果确实能够推扩内心本有的道理，那么对于先王的教化，难道不是很接近了吗？本朝自艺祖皇帝以揖让礼义取得天下，两次亲临太学。历代圣主沿袭此举，开设学校，尊崇师儒。从京师以内到四海以外，州县没有不设学校的。至于讲明先王遗留下来的言论，接续洙泗地区失传的学术传统，教化风俗的美盛程度，无愧于夏、商、周三代；与秦汉以来相比，大概还超过了它们。然而从仁宗时期起，采用湖州安定先生的教育方法作为太学制度，这以后太学的教育方式才确定下来。自从二程先生侍奉太中公在汉州任职开始，直到止止先生、宇文中允公担任教官以后，人们才知道各郡的学校不可以没有教师。自司马文正公的孙子任玉山县令，邀请晦庵先生在路上相遇，请他为学生讲学以后，人们才知道各县的学校也以能够得到老师为美事。学校不修治，士人就没有地方学习；师儒不设立，学习的人又将向谁质疑请教？二者必须一同兴办，然后才可以彰明教化、美化风俗、培养人才，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成都人宇文峒任中江县酒官，刚到任时，正好遇到科举调动等事务繁多、兴办劳役频仍；眉山李侯〔缺字〕认为他有才干，让他兼管县事。他每月初一、十五前往学宫，见学宫年久没有修葺，日益坍塌毁坏，便叹息说：“祭祀礼仪关系到文教，难道因为军务屡起、大夫长期服役，就可以任其废弃吗？”于是用余力一点点积累，一切重新修整。从里面孔子的宫堂、庭院屋宇、斋舍、庖厨、门楼，到外面的围墙，没有一处不完备。腐朽的更换，应该粉饰的加以修饰。工程从嘉定十三年七月庚戌日开始，到八月癸未日落成，建筑庄严整齐，众多士人都欣慰喜悦。又创建一座堂，祭祀濂溪先生以下的各位老先生，用来向求学者显示趋向，这也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了。宇文峒来信请我撰写正文，作为记文。我听说县里的士人，曾经有人游历东南，听闻师友的高明言论后回来；后来如果能把这些人请来，使他们阐发其中的大意，私下以道德学问影响众人，将来一定会有卓然兴起的人才。这也是修建学宫者的本意，不可不知道。希望你们努力吧！宇文峒就是止止先生第四代的从孙。《巴川社仓记》：人与万物一同生长在天地之间，同出于一个道理，共享于一股元气。所以君子认为，人是同胞兄弟，万物是彼此相类的同伴。把人看作兄弟，就一定亲近他们，并有相互友爱的道义；把万物看作同伴，就一定爱护它们，而不会犯残害浪费的过失。懂得这一点，就懂得怎样实行仁；懂得怎样实行仁，就懂得怎样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仁道施行于一个乡里，并不算少；施行于一个国家，也不算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石〕 到了一年之中粮价突然昂贵、贫民难以购买时，便收取三分利息，把粮食卖出，用来救济贫弱，平抑市场价格。又选一人掌管这些钱，把钱收藏起来。第二年到相应时节，再实行同样的事情，年年作为常规；根据本乡风俗的便利，把它变通施行于晦庵先生所制定的条目，虽然形式似乎略有不同，但惠利穷困百姓的用意大体相同。我们乡地势高而缺少蓄水之利，没有堤防、堰塘可以利用；世人所说的“雷鸣田”，五天不下雨就干枯，十天不下雨就枯槁，所以丰年总是少，凶年总是多。近年粮价上涨，与过去相比不止贵了三倍；然而人心贪得无厌，仍有囤积粮食、等待高价出售的人，唯独这二十家不是这样，难道不足以使那些人内心羞惭、面有愧色，知道应当以谁为榜样吗？这样看来，设置这座仓，不仅可以给人利益、救济百姓，而且对补益名教的功劳也不小。于是景元一来告诉我说：“这二十家人心本来未尝不一致，但数年以后不能保证他们不会疲倦；将来他们的子孙，也不能保证会继续实行而不废弃。希望您用一句话记载此事，或许可以使他们知道警戒畏惧，并把它传之无穷。”先正说：“天下的道理有两个，不过是仁与不仁罢了。”

译当时那些谋求利益的人，是龙家中卑贱的人；怜悯贫民生活艰难、谋求办法来惠利他们，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假使主持此事的人因为他贪鄙苟且、身份卑贱，便随之轻视他；又因为他的用心接近仁人君子，便时常加以尊重，那么谁不会勉励自己行善，又哪里还用得着写记呢？虽然如此，或许还有来不及做的事情。若一定要说，也有一件。如今这二十家之所以这样做，一定是听闻了前代贤人的道理。况且人与万物的产生，本来同出于一股元气。看见它们同出一源，那么对于人，难道不应像对待手足兄弟一样吗？对于万物，难道不应像对待乡党同伴一样吗？《诗经》说：“兄弟最为亲爱。”又说：“兄弟处于急难之中。”行路的人颠沛困顿、无处申诉，却无人理会，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从来没有手足兄弟颠沛困顿、无处申诉，而不使人悲悯动心的。所以这二十家之所以没有商量却共同实行、没有约定却一致行动，难道不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吗？既然以此开启事业的开端，想要警戒它的终结，使他们不感到厌倦，并使后世子孙遵循而不废弃，那么没有比读书讲学更好的办法了。读书便能明白道理、精通义理，讲学便能使行为显著、习惯得到考察；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就会越久越光大。如果能够这样，困穷时就在一个乡里实行，显达时就在一个国家实行，进而推广到当代天下，这哪里是可以停止的呢？所以说：“想要警戒事业的终结，使人不感到厌倦，并使后世子孙遵循而不废弃，没有比读书讲学更好的办法。”众人都回答说：“是的。”于是把这些话写成记文。魏了翁《简州三贤阁记》：成都天庆观的仙游阁，过去有张忠定公的画像。嘉定十二年，南海人崔公与之来任成都知府，他以清正的作风和美好的仪范，砥砺衰颓的风俗。第二年，刘文节公初次见到他，顿时惊异不已，退下来对人说：“此人应当配享张忠定公和清献公。”崔公的门人洪咨夔等，于是就在张忠定公祠的旁边，绘制赵、崔二公的画像，一并祭祀，并请刘公作赞。十年后，眉山人家侯大酉由将作监丞请求外任，升任简州知州。州中有防胜堂，堂屋倾圮已经很久，只保存着清献公的诗刻。家侯修复了它，又在堂上建阁，仿照成都的先例，绘制三贤画像并列其中。他又写信给我靖说：“赵、张二公的风节功烈，家家传诵，已经无需多说。至于崔公洁身自守、宽裕待民、忧虑边患、尽心职守，也是近世少有匹敌的。”简州大城以西，家虏【原文疑误】连年侵盗边境，却没有能够攻入，百姓尤其感念他的恩德，恐怕日久之后被遗忘，您能替我把这些记下来吗？我不过是罪过缠身、世人弃置的人，而阳安的属吏【原文“▯”字疑误】却从数千里外来辱临我，哪里敢说不可以？于是依据刘公的赞文，编次这些事迹，写下来答复家侯。有人说：“从淳化四年到现在，将近二百四十年了，为什么唯独对三贤的称誉一直不绝，是不是太疏远了？”何况官吏能够在任职之地得到祭祀，如《庄子》所记庚桑子之事，也不过是假托寄寓之言罢了。自从蜀人祭祀文翁以来，于是桐乡、南阳、渭城的祭祀，史书不断记载；他们并非同族同气，却在春秋两季奉行祭祀，事情已经改变了古制。至于活着时就绘像来配享先贤，按道理又该怎样解释呢？回答说：“不是这样。刘公首先倡议，洪侯加以应和，家侯又承继此事，大概是要表彰廉洁、遏制贪婪，所以只取那些近在耳目、可以作为证明的人罢了。”已经是自己应当遵守的法令、应当履行的职责、应当忧虑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臣子的本分？但风俗沦丧、世道败坏，贪婪争逐彼此仿效，若有像崔公这样清正刚方而不改变、年高而志节更加坚定的人，难道不足以树立善行、劝勉世人吗？阴阳二气和五行运行，凝聚而成为人，千百年才出现一个，亿万人却同有一颗心。若做官而对百姓没有德行，百姓将会瞪眼厌恶地看着他，只怕抛弃他还不够快。至于岁月不断流逝，真情和伪饰都渐渐寂灭，离去的人并不是因为权势利益的挟制，留居的人也不是为了求取交游称誉；然而这种人的精神深深留在人心中，仿佛与他所寄居的地方一同长存，人们恭敬地共同承奉他的事迹，没有谁敢不谨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这种小小的事情，究竟是谁使它成为这样呢？既然如此，祭祀难道不可以由义理而兴起吗？我既用它答谢来访者，又编次这番说法，附在刘公的赞文之后。张神君《紫府飞霞洞记》：我过去生长在越巂一带。按越巂是一个郡，位于天下西南角，得坤地之气。在汉代，户数只有四十万，那里风俗多是挖洞或建木板屋居住，像上古穴居野处的时代。它的疆域岩穴连接着黎的邛、筰、都，雅的灵关道路【原文“圹”“接黎之邛筰都，雅之灵闗道”疑有脱误】。自唐代大幅拓展疆土，把蛮荒之地也纳入郡县，百姓不堪其命，越巂于是同内地隔着疆界和土地。真人幸而开启停战息民之举，执玉斧大举渡过界限，把越巂划弃在外，于是越巂沦落。唉，我将归向哪里呢？应当把黎、雅作为故乡了。黎地的邛崃关有灵应洞，是我施展变化的地方。那里民风淳厚简朴古雅，像周代百姓那样喜好善行，又像尧时百姓那样可以封爵。当地山岭环抱，气势如泰山、华山的雄伟，又像岷山、峨眉山的高峻嶙峋。我一向喜爱那里，常住其中。近来奉天帝之命往来全蜀，到了那里便借此处施行教化。只恨荆棘丛莽遮蔽，如果有像小有洞天那样幽静虚明的地方，我一定会长久留在县城之下。苟洙父子思念此事已经很久，我了解他们的心意，直接命令他们办理；他们于是欣然在我的殿后砍除荆棘、清理茅草，营造出一处洞天。费用只有二十万钱，房屋洞室全都具备。我题写“紫府飞霞”作为名称，大概取自班固《西都赋》中“依据坤灵的正位，放置太紫的圆方”之意，也取王勃《滕王阁序》中“彩霞映彻云路，霞与野鸭一同飞翔”的意思。上面用来表示我不忘故乡的意思，下面也希望有志于攀附龙鳞、求取升迁的人能够有所期望。美好啊！防山之下，也有我施展变化的地方了。后世有人能够自我勉励，希望成为遨游天地之间的人吗？然而东山旧祠兴建于绍兴丙寅年，到今年丁卯年才终于建成洞穴。洞穴不是由别人建成，而是由苟洙父子建成，也自有其中的定数。有一天，苟洙父子想要记下年月，说：“这件事如果不是神灵，还有谁适合来记呢？”我也很高兴，亲自把这些话写在石上。开禧三年六月十八日记。

译何镠《相墨堂记》：君子的风范功烈，对人的感化确实深远啊！读到岣嵝山碑的歌谣，慨然有所思；看到延陵季子的铭文，欢跃而喜。君子的风范功烈，越是久远越显得新鲜，虽然已经过去却如同仍在，这是因为积累深厚。世上喜好声名的人，刻意从事浮华末节，他们精神心术的运转，最终未必能留下显著的成就。他们不知道君子的道德实质充盈于内，并且明亮地显现在外。天下后世想见他们却不可得，往往只能借助遗迹，兴起仰慕高山、景仰美德的感情。这所谓感动，有些超出语言文字之外，也许可以由此推及更深。资政殿学士兼山黄公裳，是剑阳人，笃信并努力实行圣贤之道，以洙泗先贤为友。常说学者学习君子之学，开始于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最高境界则与天地合为一体。因此以道为根本，以心去体察它，以经书作为学问，以自身去实践它。涵养纯熟之后，把它推广到天下，不过是余事罢了。先生虽居于穷困偏僻之处，不求闻名知遇，却也曾有挽救天下的志向。到侍奉孝祖时，他在潜邸讲经，后来在中书省西掖代拟诏令，进而掌管言论政务。有些忠诚规劝和正直议论，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因此大参楼公镛评论说：“先生的先见，如吕中丞；勇决，如范蜀公；敢于进言，如苏文忠公、司马温公。” 那些自认为不如这些人的方面，先生都超过了他们，而且兼得其长。”当时，兼山先生的声名震动天下。皇帝即位后，虚位以待，准备起用他；还没有过多久，一颗大星陨落沉没，先生也就不起用而去世了。何镠曾因此感叹。君子所承担的事业宏大，却不能得到任用，或者虽被任用却不能充分施展，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制约他们。本朝大概有两个人如此，那就是明道先生和兼山先生。当荆公王安石执掌国政时，任意更改制度，满朝正直的议论没有一条与他相合，只有明道先生同他谈话时心平气和，荆公常常因此受到触动，却始终不能任用他。兼山先生的学问确实继承明道而且更加显著，但功业也没能完全显现。假如明道先生没有死去，新法的变化不至于严重到那种程度；假如兼山先生还在，禁止儒学的政策或许可以不实行。两位先生的出仕与退处、生存与死亡，实在关系到天下的安危祸福；不幸都带着未实现的志向死去，实在可惜！然而君子对于他人，经过他的居所便要有所表示，走到他的里门便要致敬，想到其人便会爱敬其身。即使相隔百世，仍然知道仰慕，何况先生恩泽尚存，近在耳目所及之处，难道不应珍重收藏吗？先生初次任官时做漫尉、壁山尉，此后经过三十四年。嘉定甲戌年冬天，何镠任本县长官，感慨地追念往事；过去曾捧着经书向先生请教，深深蒙受先生的知遇和爱护。我曾想在先生经过和停留之处加以标记，只是山空人静，筹划扩大规模、搜集有关见闻、为后来者说明先生事迹的事情，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空暇完成。第二年春天，县尉宋君拿出先生所作的诗、书、词、教章等文字，作品疏放自然而寄托深远，格调高迈超然，有脱离尘俗的气质。自先生离开以后，历任县尉和属吏十多人，没有谁为他的事迹作表彰。宋君于是建堂，在县尉官署西侧，汇集这些文字并刻在石上，又绘制先生的画像，题名为“相墨堂”，并请何镠记下年月，叙述先生学术的大略，作为勉励壁山县学者的文字。从前黄山谷为潘侯所藏五位宰相的书法作跋，说它能够屏除不祥，并不是一县文书所能比拟；他如此重视书迹。先生逸出的文辞和精妙的墨迹，难道只是同这五位宰相争胜而已吗？百年以后，山川鬼神还会实际守护它们，难道人灵还会不如鬼神吗？先生过去同先父及何镠往来的书信，因而一并赠给宋君，请他在后面题写几句话，并刻在左右。费士戣《漕司高斋堂记》：杜少陵游历蜀地总共八年，而在夔州独居三年。他一生所作、收入诗集的诗共有一千四百零六篇，其中在夔州所作竟有三百六十一篇。难道不是因为喜爱当地山川的奇异雄壮、风俗的淳厚，所以寄居长久、吟咏很多吗？既然如此，杜公虽然下行巴峡、泛舟湘水衡山，向南游历直到去世，我料想他的精魂仍会往来于夔子国中。他的诗曾经考察过，他在夔州时，开始住在白帝城，继而下到瀼西居住，后来又迁往东屯，各随所居之处作诗。“高斋”诗中说“次水门”的，是白帝城；说“依药饵”“见一川”的，则是写瀼西、东屯。后人就在这些地方各自塑绘杜公画像，以“高斋”命名，目的在于记载他旧日游历、钦慕他的风致，或许也有以先贤为友的意思。如今东屯、白帝城的斋像都还保存着，而瀼西居所据图经记载，正是漕司官署所在的旧址。我曾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过去也有祠堂，不知在哪一年废弃；但斋堂匾额是前任使者范公荪移到东路去的，大概年代还不算太远。于是旧址寂静得没有一点遗迹，实在令人感慨。恰逢东台有一座堂，年久失修，梁栋弯折，檐柱毁坏倾塌，一遇震动的风雨，便令人害怕它会倾倒压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四百六篇〕 主张拆除它的人已经多次提出此议。我爱惜它规模雄伟壮观，不忍拆掉，于是征集巨木，积聚梁桷，运来瓦砖，加以修葺翻新。木材、竹材等全都由官府采购，不使百姓劳苦。修成以后，取来先前移到东屯的“东斋”旧匾额，面对堂屋悬挂起来。斋堂对面原有杜公诗歌石刻，已经排列成行，于是就在其中塑绘杜公像加以祭祀。这样一来，遗留下来的声响重新保存，废置的典礼也将恢复，才有办法满足一方人的愿望。兴建土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圣人一定慎重记载。因此《考室》歌咏于周诗，《复宇》歌唱于鲁颂，难道会因为这是小事就略去不记吗？如今在即将倾倒之处建起宏丽堂宇，在将要毁坏之处悬挂丹青画像，使退朝用膳有地方，设宴铺席有场所，洗涤尘俗氛围以舒展心情、开阔眼界；在政务空闲时，难道不应当尽力办理吗？何况杜少陵忠义之气，根植于一贯的操守，虽困顿失意、漂泊流落，却一天也没有忘记君主。后来的来访者如果看到遗像而思考他的出处行藏，瞻望斋堂匾额而仰慕他的节操义行，那么爱君忧国的念头便会油然而生；它对于政治的补益，难道会浅薄吗？我还希望后人继承此事继续修葺，使它不要毁坏。嘉定元年冬，广都费士戣记。

译章詧《逸心亭记》：啊，缑山积聚秀美之气，使真仙后裔的光辉照耀千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一日〕 淮水澄澈的源流，使清明的风范流传百世。记述他们的尊贵显盛，二者相同。太阳分为五列，侯称赞那人的才华，于是当时号称“三珠树”。仙枝一代代折取，英美的气概流播到远方。隐居或显达虽然不同，收敛或施展却始终一致。太原王君表正，承受了这种传统。王君年幼时就高雅而有自己的爱好，成年后见闻广博，交游必定选择贤者，谈笑总以义理为内容。到了知命之年，在住宅东侧建造园亭以自我陶冶；小路间分植桃李，喜爱它们如同喜爱君子的芳香；松竹浓荫繁茂，欣赏它们如同欣赏志士的节操。凡是栽种奇花异果，都用来助兴吟咏。有时邀请嵇康、阮籍式的人物宴游，以享受自然和气；有时会集荀氏、陈氏式的人物，以声名和教化相互发扬。饮酒不至于沉溺，言谈必定充分切磋。于是四方乘轻车来访的人闻风而至，千里之外的士人也仰慕义理而来。王君必定扬眉注目、倒穿鞋子，殷勤恭敬地迎接；听到义理就一定实行，以从善为乐。有一天，我在林下停马休息，在酒杯前同王君交谈，请他为亭子题一个名称。于是我根据这些事情，题作“逸心”，本来是取日休之义。伟大啊，王君如果积存诗书以尊崇大道，勉励弦歌诵读以传给家族，那么福庆延及后代，美德承续先人，没有什么可以超过的。又何必等到尘土沾上罗袜、珍珠串在歌女衣上，才称作快乐呢？何况这里还有浴沂而歌的士人，结伴簪缨而来游览此亭，看到这篇记说，难道能不为之忧虑吗？范仲芑《盘谿记》：当初我父亲在新繁任试吏时，称说县中勾氏有很多士人，其中有一位名友于、字信卿的人，名锐，在学问上有经世之志。后来参加有司考试，多次不合格，晚年才得到官职，任阆中县主簿。他估量自己无法报答平生的志愿，便弃官离去，脱离世俗事务，把心意寄托在闲适生活上。他所居之处有溪水环绕，清澈得可以捧饮，于是取唐人李愿《太行之谷》中“盘”字，为溪水命名。溪流上下，沙土澄净，山谷高峻，土地肥沃，草木繁茂；沿着曲折道路攀登，可以看到安稳的屋舍，建有堂、亭、轩、庵、寮，彼此掩映相望，来访者仿佛行走在图画之中。又层层砌砖成为洞穴，走进去深远幽长；修治渡口设置舟航，乘船平稳；架设凌空的桥梁，走上去便能通行。这些都依傍韩愈序文中的语句，摹取其意而题写。匾额牌榜经营开始时，景物自然呈现；登高远望时，地势形貌全都收入眼底；俯仰长啸高歌，饮酒执杖漫步，尽览一溪的胜景，而胸中的郁结和大略也在此开始舒展开来。我年幼时侍奉父亲居住，已经听说勾君贤能；二哥齐叔又同勾君结为姻亲，而盘溪的名声常常传到士大夫耳中。我一直想去游览，以满足登临观赏的愿望，却没有空闲。《四川通志》卷四十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四川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四十二 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