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志卷四十三

译艺文。疏。汉但望《请求分置巴郡的奏疏》【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日望上奏说：我谨按《巴郡图经》记载，境界南北四千里，东西五千里，周长一万多里；所属县十四个，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有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人口一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偏远县距离郡治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里，乡亭距离县城有的三四百里，有的达到一千里。土地疆界辽阔遥远，县令、县尉不能彻底查究，奸邪盗贼时常发生；督邮追查案件，十天才能到达，盗贼已经远逃，踪迹全无。定罪、逮捕、取得证据、检验文书和审讯，从春天到冬天也不能办结；法令还没有施行，有时遇到赦令，因此盗贼公开横行，奸邪之事不断。臣荣等与陇西太守冯含、上谷太守陈弘说：过去甚至有劫持阆中令杨殷的事，有终津侯姜昊伤害县尉苏鸿的事；彭亭侯孙鲁、雍亭侯陈已、殷侯乐普等人也参与其事。又有穿着女子服装的盗贼一千多人，分布绵延千里，不能立即察觉，等阴谋形成后才诛杀他们的水陆弁兵；他们又杀害郡掾枳谢盛謇、威张御、鱼复令尹寻、主簿胡真。像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供给官吏休假、往返数千里，关押囚犯必须上报，有时又遇到弹劾，动辄历经数年；官吏因超过法令规定而获罪，恐怕错过冬季行刑的时节，迟疑之间甚至会死去。】如果按照规定应当转送文书，却不能等待回复，就擅自施行刑戮；有时长官因愤怒而冤枉弱小百姓。百姓想赶赴郡府申诉，又常常害怕往返奔波。太守巡行桑农事务，不能到达四个县；刺史巡行所属地区，不能到达十个县。郡治在江州，那里时常有温热之风；偏远县的客人更多患病。当地地势刚硬险要，房屋都是重叠建造、层层聚居，常常发生火灾；又因彼此不能容纳，结成船屋在水上居住的有五百多家，承受三江的水患，夏季江水上涨，土地崩散、倾覆、淹溺而死的人数不胜数。而江州以东沿江山势险峻，那里的居民一半是楚人，姿态敦厚稳重；垫江县以西土地平坦开阔，居民精明敏捷、轻快迅疾；上下风俗不同，性情也不一样。臣冒昧请求把这里分为两个郡：一郡治于临江，一郡治于安汉。两郡各有桑麻、丹砂、漆、布帛、鱼池、盐铁，足以彼此供给，并且都接近市场。师荣等人愿意自行拿出财帛，建造府署和官舍，不耗费县官的钱财，以取得百姓的欢心。自孝武帝以来，也曾分置吴、蜀诸郡；圣德广泛施及各地，人口物产日益繁盛，增设郡县土地，可以减轻百姓劳苦，实在是圣明君主的盛大事业。臣虽然贪恋大郡以使自己得到优闲安逸，却不忍心让小民远隔郡治，谨将这些情况全部上报。】明代刘茝《请求给宋濂追加谥号的奏疏》【臣听说古书记载：根据德行节制恩惠，依据谥号尊崇名声，所以活着时有爵位，死后有谥号，这是周代的制度。先王制定政治制度，认为喜爱善行、以恶行为耻，是人人共有的情感。表彰善行、憎恶恶行，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像贤人圣人，本来不需要借抑扬褒贬来彰显；至于中等资质的人，就应当用惩罚和劝勉来对待。因此从成周直到今天，大体都采用这种办法，以鼓舞士人的风气。大概这种节惠定谥的制度，是赞美善行而使其长久，贬斥恶行而使其短促。一个人德行学问有声誉，才干气节都很高，没有其他过失，当然应当给他美谥，像尺璧一样珍贵；即使有小的瑕疵而不掩盖美德，也应节取他的善行作为谥号。有的人一生行为没有特别声名，但其中一项善行不可掩盖，也只取这一善行作为谥号，都是为了表示劝善。若善行泯没而恶行显著，才给恶谥，以表示警戒。所以孔文子尚且得到“文”的谥号，而周幽王、周厉王的恶谥，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更改。汉、唐以后，好的谥号多，坏的谥号少。本朝制定谥号，只有美谥而没有恶谥；历代圣主爱惜人才，尤其宽厚。如果官员大小有过失，或者遭到谴责贬谪，那么节惠定谥的典例通常便不再给予。由此士人中仍有抛弃道德准则、放松法律操守而自取罪责的人。这样才知道，吝惜节惠之典，正是因为忧虑天下。】然而，过失有无意犯错和故意倚恃两种，因此谴责贬谪也有幸运和不幸。罪过出于故意，确实不值得怜悯；罪过出于无意，似乎应当宽宥。所以欧阳修因获罪被贬到州郡，离世后仍得到“文忠”的谥号；苏轼因获罪被流放海外，回来去世后也得到“文忠”的谥号。大概欧阳修有文章，又有忠诚功劳，所以宋朝减轻了他的罪责；苏轼有文章，又有忠贞气节，所以宋朝略去他的过错。宋朝对待士大夫，也差不多合乎先王之道。国家刚开始建立时，在金华山中访求老儒，首先得到宋濂。宋濂的文学才能本来就很高，太祖接待礼遇他也很厚重。他充任顾问，有补益圣明听政的功劳；掌管诏令文书，有文饰圣治的功绩。讲解《左氏传》，便劝皇帝阅读《春秋》；谈论《黄石书》，便请求皇帝观看治国谋略。谈到军队赏赐，便以任用人才为规劝；谈到牛租，便以捐弃利益相讽谏。他负责《元史》的编纂删定居多，讨论封赏功臣也十分恰当。皇帝问神仙之事，他说为什么不转移此心来求取贤才；谈到衮冕服饰，他说这些服饰只应当用于祭祀天地。至于他说帝王之学以推衍义理为要，三代的治理必以仁义为归宿。册历编录了受命的事迹，可以考察；《辨奸录》显示了识人的鉴别力。编成《宝训》，使诒谋燕翼的道理得以流传；作《祖训序》，使创业守成的警戒有所依据。

译制定律历，向他咨询制度；祭祀郊庙，命他撰写乐章；记录创建和修缮的事情，关系史志的便由他铭记。涉及功德的言语，便与旌旗、常典相配；属于政事的，他就作答；属于议论的，他便不推辞；问君子之事，他便回答；问小人之事，他便不回答。真诚的心意表现在办事行动中，忠贞的劝告寄寓在文章言辞里。因此赐给他的敕符、楚辞，都受到皇帝亲笔书写的宠遇；赐给他的袭衣、甘露，也全都出于特别恩典。赐他在便殿坐下，感叹他的纯正；在御宴上赐他饮酒，甚至勉强他喝醉；他告老退休，仍把他留在左右很久；他入朝，便在禁中延请，礼遇非常优厚；他辞别时，皇帝为他设宴饯行；他离开道路时，皇帝甚至在梦中感到惆怅。受到恩遇到了这种程度，得到君主知遇的情形也就可知了。他当赞善大夫时，兼任劝学之职，读书讲求兴亡的原因，谨慎地以礼请求皇帝防止言行上的过失；称呼时称父师之名，褒奖赏赐超过旧日学者的文翰。因此圣谕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士人舆论尊他为旷世儒者的宗师。偶然孙慎在朝班中触犯法纪，宋濂也因牵连乡党而获罪；按法律从轻处理，仍被安置到茂州。上天不肯留下他，终于让他在夔府去世。既没有允许为他举行安葬祭祀，也没有允许追加赠官和谥号。当时没有人为他说话，大概把他当作罪人；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为他说话，又把它当作过去的事情。臣认为，我太祖是本朝光明盛世的圣君，而宋濂凭学问文章成为本朝的名臣，却因为外在牵连的过失，竟废弃了身后的恩泽。如今臣独自为他追述此事，是认为这是一项缺失的典制。欧阳修、苏轼都曾获罪于宋朝，有的被贬出，有的被流放；到了死后，宋朝因为他们是一代文宗，并没有因他们有罪而夺去谥号。宋濂的文章同欧阳修、苏轼相当；他们当时获罪，过失出在孙辈，而不在本人。天地广大，应当容纳他；日月光明，应当明察此事。既然容纳并明察，就应当体恤上天漏下的恩泽。臣往年任职言官时想进言却没有来得及，如今蒙恩暂任，恰好来到宋濂的乡郡，所以冒昧为宋濂进言。伏望圣慈追念宋濂是圣祖旧日的文学之臣，是本朝文章大家，略为赦免他的过失，施加非常恩典，恢复久已废止的事情，特命礼官讨论，由内阁拟定统一意见，赐给宋濂“扬明”的谥典。这样，圣明彰善的政治、奖善的用心、激励人才的风气和光辉文治的运势，便可一举兼得，也追上先王的事业了。难道只有宋朝才能专美吗？臣下情不胜惶恐仰望之至。】荐举兵部尚书刘大夏的奏疏【臣认为，成就天下的治理，功劳在于贤才；辨别天下的贤才，在于公论；寄托天下公论的地方，在于科道。科道，是明辨贤能、识别奸邪、遏制恶行、表扬善行的门户。科道的言论如果都出于至公，弹劾一个奸恶之人，群邪便会丧胆；推荐一个君子，士人同类便会扬眉吐气。公道彰明，忠良一定能够成就事业，天下没有不治理好的。假如有人各立门户、心怀界限，个人的好恶违背公论，爱憎偏向私情，那么忠臣和谗臣混淆，邪正混杂，天下没有不混乱的。昨天尚书马文升退休，恰逢推举官员出现空缺，有人推荐，有人弹劾，众议喧然；其中也有公论不明、弹劾失实的情况，臣不得不加以辨析。比如兵部尚书刘大夏，臣并不详细了解他的为人，曾在兵部阅读奏章，见他陈奏有条理，心中暗自仰慕。等看到先帝对他的隆重委任以及陛下极力挽留他，臣认为他是当时众望所归的人。如今却有人弹劾他，说他有愧于前代贤臣，认为他不能与马文升相提并论，应该赶快罢黜退处；这实在是是非颠倒得太厉害了。过去太祖皇帝曾对朝廷大臣说：“观察人的方法，从他小处的表现可以知道他大的方面；考察他细微的地方，可以知道他显著的方面；看他不做什么，可以知道他会做什么。”】臣曾经奉行这句话来观察当代士大夫。像刘大夏官至二品，却不为自己的儿子请求恩典；同那些放纵儿子、庇护女婿的人相比，谁更好？小处尚且如此，大处就可以知道了。他的子弟都在原籍，谨慎遵守家法，寂然没有违法踪迹；同那些纵容家人到各地经商贩卖、向衙门托请关说的人相比，谁更好？细微处尚且如此，显著处就可以知道了。他做官几十年，家产不超过普通人的财产；同那些田地连绵、豪宅贯通通衢的人相比，谁更好？他不做的事情既然如此，他所做的事情也就可以知道了。刘大夏立身如此，而各位大臣竟还有坚决认为他不可取的意见，那么公论先在朝廷中昏暗了，凭什么使天下信服呢？臣并不是偏袒刘大夏为他辩解，只是想到上天生育人才非常困难，国家得到人才尤其困难；人才适逢时势而能够始终保持节操，更加困难。玷污人的品行，就像玷污贞洁女子一样，臣私下认为当今士大夫不应这样做。古书说：“古代君子，进用别人合乎礼，罢退别人也合乎礼；如今君子，进用别人仿佛要把他捧到膝上，罢退别人仿佛要把他坠入深渊。”所以马文升是同一个人，却有人弹劾他心怀奸诈、欺骗蒙蔽，也有人称颂他功劳显著；刘大夏也是同一个人，却有人推荐他简朴质实、没有私心，也有人弹劾他在清议中声名鄙薄。一方说可以，另一方说不行，令人不知道应当听从谁。过去汉代御史大夫张忠诬奏京兆尹王尊有罪，壶关三老公乘舆上书为王尊申诉冤屈，说：“同一个王尊，在三任任期之间，忽然被说成贤能，忽然被说成奸佞，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如今同一个人，在几天之内，言论屡次改变，这正是所谓忽贤忽佞。陛下究竟应当听信哪一种说法呢？”又有人说闵珪有落井下石的嫌疑，却不知道他把谁推入了井中；说刘大夏有践踏田地、抢夺牛只的罪状，却不知道他夺了谁的牛。考察他们的用心，好像是在替马文升打抱不平；却不知道马文升官高一品，寿过八十，退居闲职以颐养天年，正是合乎时势、也合乎他本人的愿望。承蒙陛下厚待他的恩礼，准许他退休，任免的大权全在朝廷，闵珪怎么能把他推入井中？刘大夏怎么能夺他的牛呢？这样的言论严重损害国家体统，实在不是太平治理之世应有的。况且现在正是皇上施行新政的初期，所有大小官员都应同心同德，共同谋求正当的治理；如今却像方底的器物配圆盖一样互相抵牾，违背当前政务。臣恐怕这会破坏天下的公论，迷惑陛下的视听，使人心生荆棘，也使老臣无法安居其位。君主孤立在上，所以臣不得不为陛下把这些事情详细说清楚。请求敕令吏部查勘闵珪、刘大夏是否果真有前面所说的落井下石、践田夺牛的事实；如果确有其事，应当依照奏请罢黜；如果没有这些事情，也应当追究造谣者的罪责，使老臣能够安居其位、施行自己的志向，不要让他在青天白日之下含冤负屈。还请求详细查核刘大夏历任官职的年资功劳以及是否应当荫及儿子的缘由，上报请圣上裁决。如果情况相合，请准许把他的一个儿子送入国子监，以此劝勉那些为人臣而尽忠守节的人。这样，进言之路就会端正，公论就会明白，人心就会信服，天下也就安定了。】

译邹智《敬崇天道奏疏》【臣听说，使别人以他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也会忧虑别人的忧虑；而享用别人供养的人，也应当办理那个人的事情。近来上天降下警戒，用来警醒我国。山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雨，从正月至五月，从北方到南方，这也不能说只是天地间的小小变化了。然而朝廷内外、大小臣僚都拱手熟视，没有一个人肯说一句话、出一个主意，为陛下分担一分忧虑。还好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不敢安处，下达修明政务的命令，发出责己的诏言。诏令早晨发出，甘雨晚上降下，天人相互感应，确实不可欺骗。然而臣在这时正为陛下忧虑，还不敢替陛下庆贺。为什么呢？上天对于君主，就像父亲对于儿子。儿子有过错，父亲发怒；做儿子的忧愁郁结，深切悔恨自己的过失，也已经稍稍消解了父亲的怒意。然而如果仍不能改过向善，立身行道，以充分获得父亲的欢心、在天下成就大孝，反而倚仗父亲的慈爱，立即在家庭中放纵起来；那些作为仆役供养他的人，吃主人的饭，穿主人的衣，听从主人的使唤，却完全不想劝告主人为长久之计，只把主人的忧乐看作与自己无关，好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如果长久这样下去，日复一日，那么父亲爱他的原因也将转变为发怒。上天是天下最大的父亲，陛下是上天的嫡长子，朝廷内外大小臣僚都是陛下的仆役。如今陛下刚刚平息上天的怒气，而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又不能建立万世长久的防范，这就是臣睡不安席、吃不甘味、为陛下长久叹息而不能自已的原因。臣任职不久，见识阅历还不深，不敢逐条列举来烦扰圣听，只请求单独把今日的急务向陛下陈述，请陛下虚心留意听取。一是任用宰相来辅佐上天的职事。臣听说，体察天元、承奉天道是人君的职责；调和天元、辅理政务是宰相的事情。宰相不可不任用，这不必等到聪明人才能知道。陛下对于宰相有缺失必定补救，有事情必定咨询，有特别恩典和特殊待遇必定加给，这也可以说是任用了。然而有时改革一项政令、进退一个人、处置一件军国大事，往往出自宫中的批示，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由一两个小人掌握权柄。这就是既任用他，又怀疑他。真正任用就不应怀疑，怀疑就不应任用。陛下任用宰相却又怀疑他，难道不是想推诚相待吗？臣私下认为，他们当初进身，多半出自私门，并非由正当途径，因此已经使陛下产生厌薄之意。到了议事的时候，他们又唯唯诺诺、含糊应付，好像不能这样做；又畏缩顾虑，好像不敢这样做；甘于模棱两可，安于尸位素餐，反而不如一两个小人明白果断，足以把事情办成。这就是陛下对他们既任用又怀疑的原因。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宋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仁宗的。夏竦心怀奸诈、挟带欺骗，辜负任用和使命，仁宗就罢黜他；吕夷简彻底改正以前的过错，竭力谋求后来的成效，仁宗就包容他；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才气出众、声望很高，仁宗就破格提拔他们。庆历、嘉祐年间的治理被称为太平，却没有听说一面任用、一面怀疑能够成就天下大事。臣希望陛下完全履行体察天元的职责，重视调和天元的任用：谁像夏竦，就罢黜谁；谁像吕夷简，就包容谁；谁像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就提拔谁。凡是宫中、府中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归宰相统领。退朝以后，召他到便殿，或者赐座，或者赐茶，或者供给纸笔，让他分条陈述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办法，不使一两个小人有机会夹杂其中，这样上天赋予君主的职事就能得到辅佐。二是选用谏官来使上天听闻民情。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只有宰相能够实行，只有谏官能够进言。谏官的品级虽然低下，却与宰相相等。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哪里足以称职呢？宋神宗将要制定官制时，对蒲宗孟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古人对谏官慎重到这种程度。如今的谏官，把身材魁梧当作美，把应答敏捷当作贤能，把处理文书、刑狱当作职业。群居整日，行迹仿佛▯鸒。偶尔有人用忠义激励他们，他们便说：“我的舌头不是不能说，我的内心不是不想说，我的官职也不是不能进言，只是话一出口，灾祸就跟着来，谁会听我的呢？”唉！既不能把话全部说出以称职，却又把罪责归到君主身上，有人心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呢？臣希望陛下罢黜那些浮沉随俗之辈，广泛寻求有风骨节操的大臣；或者让他们在朝廷仪仗前弹劾斥责，或者让他们入阁参与议政，或者召见他们单独应对，或者让他们轮流入对，或者不按常时召来应对。陛下以温和的脸色接待他们，以厚重的话语款待他们，使他们能够敞开心中所蕴藏的见解，不必有丝毫顾忌。言论有可取之处，就依次施行；如果不可取，也应曲加宽容，不要治他们的罪。这样，天子的听闻才会由此开通。第三条，是收揽人望以协调天心。臣听说汲黯在朝，淮南王便停止了谋反，这说明正人君子对于国家的益处，是很大的。凭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正人君子，然后才能任用吗？陛下之所以不喜欢正人君子，反而曲意压抑他们，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所说的都对公室有利而对私家不利，所以小人便巧言进谗，离间中伤他们罢了。姑且拿臣所知道的来说：兵部尚书王恕，是功勋卓著、德行厚重、足以支撑天地的人，陛下却削去他的爵位，把他放逐到桑梓之乡；监察御史强珍，忠肝义胆，可以贯通金石，陛下却剥夺他的权力，把他置于田野之间。其他如章懋的正直明亮、林俊的刚正方严、张吉的纯正高雅，有的被放逐到空山，有的被疏远到外地任职，有的被流放到烟瘴弥漫的蛮荒之乡。使他们往日的忠诚郁积于胸，才干无从施展。这难道是上天生养贤人的本意吗？臣希望陛下为王恕备好蒲轮车，驾骏马迎接强珍，把林俊等人分别安置在重要而接近朝廷的地方，使他们各自尽展平生所学，以谋求日后的效用。这样，天心就会由此协调了。第四条，是恢复祖宗法宪以端正天纲。臣听说范祖禹曾说：“自古以来国家的败亡，没有不是由于轻易改变祖宗旧制的。”开创业基的君主，取得天下艰难，所以防患深远，思虑长久，因此所立法令周密。

译后世即使有聪明才智、超出群臣之上的君主，终究也不如祖宗经历的事情多。我们的太祖高皇帝鉴察前代的事迹，认识祸乱的根源，凡是宦官，只让他们供给事、从事洒扫等差役，不许参与丝毫政务。这是神明的谋略和雄伟的决断，实在是万世圣子神孙不可改变的诫训。近年来，旧有章法日益败坏，邪僻途径日益开启，君主的大权全都落入这些人手中。内廷倚靠他们作为宰相，外廷倚靠他们作为将领，十三布政司倚靠他们镇守抚治，伶人和卑贱工匠倚靠他们制作奇异淫巧之物，法王、佛子倚靠他们出入宫禁，镇国、永昌等人倚靠他们向军民结怨。至于其他耳目所不能及、思虑所不能到的事情，更是无法尽数说出。欧阳修说：“宦官之祸，比女宠更严重，能不警惕、能不畏惧吗？”臣希望陛下以宰相作为股肱，以谏官作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作为心腹，然后深思极虑，确定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安定的计划。这样，天纲就会由此端正。以上臣先前陈述的四件事，都是今天最紧急、不能稍稍缓办的事务。然而深究根本，还是在于君主明白事理的程度如何。朱熹说：“君主的学习，应当以明白事理为先，这是万古帝王的准则。” 陛下天资圣明，圣学深远，难道不会致力于明理之学吗？又何必借助臣的话呢？然而臣私下听说，侍臣进讲时，只是指出某章出自某书，训释某字为何种含义，完全没有反复论辩的功夫；陛下听讲时，每年有固定的月份，每月有固定的日期，也完全没有从容开导、启发圣意的益处。这样却想靠明理来应付政事，臣不相信。臣希望陛下探求难以穷尽的义理，珍惜容易流逝的岁月，在经验中考察，在历史中考察，把它们会通于心，落实到自身。一年之中，没有一个月不这样；一月之中，没有一天不这样。那么应当做的事就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事就不得不去除。难道仅仅是实行这四件事而已吗？臣听说，言辞过于切直，就会不被采用而自身危险；言辞不切直，又不足以阐明正道。臣知道自己急于阐明正道，实在无暇顾及自身安危。惟愿陛下为了太祖十五年艰难辛苦创下的基业，千万留意于此，那就是万世的大幸。臣冒犯天威，恐惧万分，谨待罪于此】《挽回天变疏》【臣恭敬地看到，本月初十日五更时分，有一颗大星飞流而过，从西北横贯东南，光芒照耀大地，蜿蜒如龙蛇，人马都惊退躲避，大概是阳气不能制约阴气的象征。臣私下思量，陛下即位以来，慷慨奋发，恭谨节俭，勤劳政务，摈斥宦官，贬黜疏远左道，追究浮费，裁减冗员，严厉惩治法王、佛子，大量放生珍禽奇兽。凡是天下人想要而尚未得到的、忧患而尚未去除的，都依次罢除，几乎没有遗憾。按理说应当获得天心，出现景星卿云，光照霄汉，为什么如今变异竟然如此呢？臣反复思考，莫非应当消退的阴气还没有消退，应当增长的阳气还没有增长，而陛下用来事奉上天的措施仍未达到极致吗？从前孔子编写《春秋》，凡有星象变异一定记载；朱子编修《纲目》，凡有星象变异也一定记载，用来给万世帝王留下明确的警戒。臣恭读诏书，其中一款说：天下大小衙门的政务，如果有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病，都由所在地官员等据实分条陈述上报。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前日登极诏书被奸臣误导，堵塞言路，舆论喧嚣，所以又颁下这一条来为自己辩解罢了。诏书不说“朕自身有过失、朝政有缺漏”，却说“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病”；不说“允许各人直言无隐”，却说“由所在地官员等据实分条陈述上报”，陛下求取言论已经不够广泛了。然而要兴天下之利，就应当追求利益得以兴起的根源；要革天下之弊，就应当追求弊病得以革除的根源；要端正天下的衙门，就应当从大衙门开始。臣请求追溯源流，为陛下陈述此事。内阁是天下的大衙门。说到内阁的利益，没有比任用君子更有利的；说到内阁的弊病，没有比小人当道更有弊的。小人不退，弊病就不可能革除；君子不进，利益就不可能兴起。臣查考得知，少师万安贪恋禄位、倚仗宠幸，永远不知满足；少保刘吉阿附下属、欺罔皇上，凡事含糊，不置可否；太子少保尹直心怀欺诈奸邪，完全没有廉耻。他们就是世人所说的小人。陛下如果留用他们，君德必定无法得到辅佐，朝政必定无法修治，纲纪必定败坏，风俗必定衰薄；天下贤人必然有所观望而不敢前来，天下邪人必然有所勾结而不肯离去。对上损害社稷，对下损害百姓，这就是应当革除的弊病。臣希望陛下劝他们再次辞职，以保全他们的体面；给他们余禄，使他们满足欲望；放他们回到田里，使他们得以休息。这样天下的弊病就没有不能革除的了。再看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 恕，志向忠诚勤勉】可以担当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持守节操，刚强劲直，可以使大奸停止作恶。北直隶巡抚右副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以裁决重大的疑难。他们就是世人所说的君子。陛下任用他们，君德必将因此开明，朝政必将因此清明整肃，纲纪因此振作，风俗因此淳厚；天下贤人必将像拔茅草一样接连而来，天下邪人必将望风而逃。对上有利于社稷，对下有利于百姓，这就是应当兴起的利益。臣希望陛下用安车优厚礼遇他们，赐给他们亲笔诏书以增加此行的荣重，把他们安置在左右近臣之列，使他们充分施展胸中才学。这样天下的利益就没有不能兴起的了。然而君子之所以不能进用，小人之所以不能退去，难道没有原因吗？大抵是因为宦官的权势太重。汉元帝曾任用萧望之、周堪，但他们一旦受到弘恭、石显的控制，就无法施展志向。宋孝宗曾任用陈俊卿、刘珙，但一旦受到陈源、甘升的离间，就无法尽展才干。李林甫、牛仙客与高力士彼此牵制配合，使唐明皇时期的朝政失去常道；贾似道、丁大全与董宋臣表里相应，使宋理宗的国势不能振作。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的进退关键，没有一次不是由这些人的盛衰决定的。

译臣希望陛下鉴戒已经发生的事情，谨慎防范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力施展英明决断，全面掌握天纲。凡是对待宦官的方法，一概以太祖高皇帝为准则；凡是任用内阁的方法，一概以太宗文皇帝为准则。这样，君子就可以进用，小人就可以退去，天下的治理便会归于统一。陛下的聪明超过百代帝王，神武震动六合，难道不知道宦官不可以玩弄天纲吗？然而在一收一放之间，最终没有确定不变的操守，大概是端正内心的功夫还没有讲求。心，是人的神明，常常作为一身的主宰，提挈万事的纲领。只是它的发动不能没有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发于天理，耳朵自然聪敏，眼睛自然明亮，言语自然合乎事理，行为自然合乎节度，可以上对上帝而无愧，宦官哪里能够迷惑他？发于人欲，整个身体便没有主宰，万事便没有纲领。仪狄酿造的酒，可能使我的饮食感到甘美；易牙调制的滋味，可能使我的口腹得到满足；兰台□须的美色、夹林强台的游乐，可能使我的眼目受到放荡迷乱。他们必定寻找间隙，施展遮蔽、搬弄的手段，在不知不觉之间，即使有聪明神武的资质，也会日渐消磨，逐渐失去本来的状态。想要进用君子、退黜小人、兴起天下的利益、革除天下的弊病、端正天下的衙门，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陛下早朝以后深居法宫，内心是发于天理还是发于人欲，臣无法知道；或者天理与人欲正在胸中交战，臣也无法知道。这一切都在于陛下自己防范、简择和省察。如果果真是天理，就恭敬地涵养它，使它如芝兰一样必然生长；如果果真是人欲，就恭敬地克制它，使它如荆棘一样必然灭尽。这样，静止时便与天同在，行动时便与人事相合，宦官就不敢迷惑了。以君子和小人相对而言，君子属阳，小人属阴；以群臣和宦官相对而言，群臣属阳，宦官属阴；以天理和人欲相对而言，天理属阳，人欲属阴。所谓阳，就应当竭力扶助，使它一天天增长；所谓阴，就应当痛加抑制，使它一天天消退。阳气一天天增长，阴气一天天消退，那么用来感格上天的道理就在这里，用来配合上天的道理就在这里，用来祈求上天长久赐予国命的道理也在这里，难道仅仅能够消弭天变而已吗？臣又听说，如今朝廷内外的议论中，有人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臣请求对此加以说明。君子事奉上天，如同事奉父亲；事奉父亲，也如同事奉上天。所谓天，不过就是天理。顺从天理就是事奉上天，事奉上天就是事奉父亲。哪里有违背上天却可以称为孝的呢？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比尧、舜更好的了。史臣赞颂舜的德行说：“重华与帝尧相合。”舜本来应当没有一件事不合于尧。如今考察《尚书》等书，舜除去四凶，是尧没有除去的；舜举用十六位贤臣，是尧没有举用的。舜之所以与尧相合，只是因为一切顺从天理罢了。舜的内心，难道与尧的内心不同吗？如果只是拘泥于圣人的话，却不能领会话外的意思，那么前些日子的宦官也不必摈斥，左道也不必贬黜疏远，浮费也不必追究，冗员也不必裁减抑制，法王、佛子也不必严厉惩治，珍禽奇兽也不必大量放生。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臣希望陛下不要被浮泛的言论迷惑，不拘泥于浅薄的见解，凡是事奉先皇帝的做法，一概以事奉上天为准则即可。臣不过凭借三尺微命，是一个书生，并非不知道言语一出灾祸就会降临，谋划实行自身就会危险。只是看到天变这样显赫而可畏，朝廷内外大小臣僚却拱手熟视，没有一人敢为陛下说明此事，这样下去，难道人心和天理都要被磨灭，天经地义都要消散殆尽吗？天下人将会认为怎样？后世又将会认为怎样？臣痛心的，正在这里。从前朱云以槐里令的身份议论安昌侯张禹，梅福以南昌尉的身份议论大将军王凤；孝宗下诏，命监司、郡守分条陈述民间的利弊上报，朱熹极力论说其中的原因，认为宰相、尚书省、师傅、宾友和谏诤之臣都失去了职责，而左右近习之臣暗中掌握了独断专权的柄。臣虽然不才，却蒙先皇帝选取收纳、培养为翰林，固然不是一县令、一县尉可以相比的，难道敢像水中的野鸭一样随波上下，苟且只为保全自己的身体吗？惟愿陛下为了太祖二十年艰难辛苦创下的基业，为了万世弘大、灵长的统一，千万留意于此，那么天下就大幸了。臣畏惧天命、悲悯人民困穷，实在到了极点】《来知德辞官疏》【奏为感激天恩，恭敬陈述谢意，自知年老衰朽，不能胜任职务，恳请圣明俯允我终老山林，以安守愚拙本分。臣从本县儒学生员中考取，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科乡试名列第五。多年来参加会试，屡次应试，屡次落第。因为父亲来朝时患病，母亲丁氏随后又患眼疾，臣既少有兄弟，于是承担家事侍奉赡养。尚未出仕，父母便相继去世；臣虽然有想要出仕的心，却已经不是适宜出仕的年纪了。父母在世时不能出仕来赡养父母，父母去世后却窃取微薄俸禄来养活妻子儿女，臣不忍这样做。既不忍心辜负父母却徒然出仕，又不敢辜负圣明时代而徒然隐居。于是想到前人有话说：没有得到职位，无法施展作为，就讲明圣人的学问，使教化更加彰明；出仕和退处虽然不同，但推己及人的心却是相同的。臣牢记这句话，于是把本朝编纂修订的《五经性理大全》日夜诵读，又研读《周易》，发现各位儒者都认为《易》的卦象已经失传，不谈卦象，只谈义理。臣愚钝低劣，自知远远比不上诸位儒者，只是想到《易》是五经之首，卦象既然失传，那么自仲尼《十翼》之后，四位圣人的微言秘旨已经断绝两千多年了。

译如果不穷究卦象，就会以讹传讹，怎么能说是明白经典呢？经典不明白，凭什么做士人？这关系到世道，实在不轻。于是臣客居万县求溪深山之中，反复探索，日夜不停地思考，像婴儿依恋慈母一样。经过几年，领悟了四位圣人的卦象；又经过几年，领悟了文王排列卦序、孔子杂卦的道理；又经过几年，领悟了卦变并非始于隆庆庚午年，而是在万历己亥二十七年完成，此后才写成此书。书写成以后，臣也知道，自祖宗以来，历代圣明君主相承，施行菁莪、棫朴般培养人才的教化；当今皇上继承光大丰芑熙洽的仁政。一代必有一代的圣君，也必有一代的经学。天意不会把人才借给另一个时代，所以臣得以窥见《易》学的一斑，并不是臣凭自己庸劣的才智就能悟通《易》的。譬如鸟在春天鸣叫，蝉在秋天鸣叫，是天地化育使它们如此，并不是鸟蝉自己能够决定鸣叫。否则，鸟、蝉和天地都只是蠢动之物，怎么能应合时令，在春秋鸣叫呢？臣自从《易》注写成以后，四肢疲惫衰败，万般念头都冷却成灰，不再过问人间事务。哪里想到四川督臣王象干、贵州抚臣郭子章先后荐举，又经吏部拟议覆奏，奉到圣旨说：“来知德学问品行都很优秀，增补注授为翰林院待诏。”钦此。臣一听到这个消息，惶恐不已。臣只是一个拘泥章句的腐儒，像樗树、栎树一样是无用的弱小树木；不是没有讲学，却惭愧学问比不上先贤；不是没有修行，却仍然只是乡里普通人。至于翰林院，是名贤侍从所在之地；待诏尤其是儒臣极为荣耀的职位。臣是什么人，竟敢希望得到这个职位呢？况且臣今年七十九岁，跋涉天蜀道路，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虽有犬马恋主之心，不敢忘怀于江湖之间；但麋鹿般的性情，终究难以奔驰于朝廷之中。伏望皇上怜悯臣年老，不能走出家门；体恤臣有病，不能登舟乘车。臣未曾为陛下效劳一天，不敢虚受这个荣耀的官衔。请容许臣仍以举人的身份终老山林。这样或许臣在舜日尧天之下，能够遂行鸢飞鱼跃般自由的本性。活着成为圣明时代的遗民，老去也不是明圣君主所遗弃的无用之物。臣所得的荣耀，超过三公九卿的升迁；臣的感激之情，至死也不改变】董翼《孔庙缺典疏》【题为：皇上幸临学校已有诏令，孔庙缺少的礼典应及时举行。臣私下认为，古今道德的极致，没有比孔子更盛大的；古今隆重的典礼，也没有比孔庙更盛大的。然而议论礼制的朝廷并不多见，聚众争论的声音却常常纷乱。两千年来，竟有礼典废缺而无人讲求，直到我朝世宗才开始创议举行，这就是在启圣祠祭祀叔梁纥。九十年来，还有礼制疏略而未周全，又将等待我皇上才开始补足举行，这就是启圣祠不应只祭祀叔梁纥。自汉高帝以来直到宋初，哪一代、哪一位君主不知道有孔子呢？可是牲畜、帛物和谥号只涉及孔子本人，没有涉及孔子的先祖；世代承袭的官职、爵位也只下及孔子后代，却从来没有上溯到孔子所出自的先祖。叔梁纥被封为齐国公，自大中祥符年间才开始；但只有名号徒具，典礼却没有听闻。到了太祖时，国子监宋濂向皇帝说明了这件事，但当时兵戈倥偬，没有空暇举行。孝宗继位后，侍讲程敏政又说起此事，但朝廷议论纷扰，最终搁置。肃皇帝使礼乐中兴，于是采用辅臣张璁的建议，下诏建立启圣祠，祭祀叔梁纥，并让诸贤配享、从祀，济济一堂，难道不称得上殷礼吗？只是这两位大臣提出建议，并不是出于尊奉孔子的考虑，原本是因为颜回、曾参、子思在堂上，而他们的父亲不应坐在廊庑之下。按照“儿子即使圣明，也不能在父亲之前享用祭食”的礼制，寻求安置孔鲤的方法却没有途径，只要祭祀叔梁纥，就可以让他与诸贤配享，从而解决祭祀礼典的困境。至于叔梁纥以前的先祖本来也应当有尊崇报答的礼典，却来不及考虑。张璁引用这一说法，于是也没有加以推广，致使世宗隆重礼敬孔庙的制度仍未大备，实在是一大缺憾。国家对于孔子的礼遇，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如今仍然追念孔子的祖先，却只涉及他的父亲，又进及伯夏，而防叔仍然默默无闻，不能享受封崇的荣耀，不能列于祭祀礼器之间，臣实在为此悲伤。臣认为，应将防叔、伯夏按照叔梁纥的规格一并追封；奉祀的坛宇不必另行营建，只在启圣祠仿照同堂异室的制度增设一龛，让防叔居中，伯夏居左，叔梁纥居右。或者都称为启圣公，再按世次区别；或者都称公，斟酌确定两个谥号，与启圣公区别开来，也都可以。实行此礼，孔氏父子祖孙便都蒙受恩诏，一同享受国家祭祀；孔子在天之灵或许可以得到慰藉，而朝廷崇敬报答孔子的礼典，难道还会有缺略而不周全的吗？有人说，报答孔子的礼仪应当与天地同样无穷，仍应让孔子享受十代祭祀；臣不这样认为。孔子称赞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业，追尊为王的只有太王、王季、文王，难道以素王身份的孔子敢于超过这种礼制吗？司马迁叙述孔子世家，也从防叔、伯夏开始，那么议论礼制涉及防叔、伯夏，也不能说减少了什么。又有人说：一切祭祀礼典都必须寻求其所表彰的贤德，防叔、伯夏在《春秋》和礼制中没有著述功业，为什么要祭祀他们？臣也不这样认为。羽渊之血难道不可以配享上天吗？孟氏的敫公，又怎能知道他与防叔、伯夏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况且颜、曾、思、孟都是大贤，但与孔子相比仍相距很远；周、程、朱、蔡都是大儒，与孔子相比也相距更远。他们尚且可以让自己的父亲配享孔氏而受祭，跟随孔氏接受祭祀；而孔氏的祭祀却仅止于一个启圣公，不再增加诸贤诸儒，为什么等级如此不相称？实在无法解释。圣朝推恩，四品以下上及一代，三品以上逐级增加，为什么等级如此分明？圣贤的分量难道只是俸禄官位的尊卑吗？如今推恩于祭祀礼典却一概而论，没有高低区别，也无法解释。臣子中官居一品的，恩宠荣施延及三代，为什么如此优厚？

译而启圣祠的封爵、灌酒、献祭，祖先以上却不能参与，难道至圣先师反而在保傅之下吗？更是无法解释。替孔子发扬尊祖敬宗之心，为万世开创纲常伦理的报答，难道不是皇上尊师重道的首要事务吗？臣还有一点意见。契是孔子的远祖，尧曾任命他为司徒，施行五教，使五品得以谦让有序；这是万世教化的宗本，也是孔子道统的来源。与教养百姓、开创农事的后稷相比，契也应当一同受到长久依赖；但因为后稷已列入历代功臣祭典，又因汤、武的缘故不便让契配享，于是沉没无闻而不受祭祀，这是为什么呢？臣查考太稷之礼，后稷配享春秋二祭，仍然两次举行祭祀；而明白人伦、创始常教的契，独独没有位置，不能列于明禋祭祀之末，为什么如此草率？臣认为，帝王庙旁应当有一座祠，另行祭祀稷、契。如果认为稷已经配享，另行祭祀可以省去；但契也不应没有专祠，那么请下诏让阙里举行祭丁，分派官员前往致奠，按照启圣祠的礼仪办理。这样，功臣祭典的缺口就可以补上而没有遗漏，圣学的渊源也不至于湮灭而失传。如今正值军务仓促，按情理本不应迂回谈论祭祀礼仪，但现在正是圣人教化昌盛、典章礼制修明的时期，临雍在即，四方环桥人士将聚集观看新天子施行礼乐，臣岂敢没有意见而置之不言呢？伏乞敕令有关部门集议覆奏，举行这一久被废置的礼典，臣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再议《孔庙缺典疏》【题为：圣裔已经蒙受特别恩典，孔庙也应修补缺失的礼典。谨以补充奏牍，再次陈述最后的意见，以补益礼典。臣从前做诸生时，春秋两季的仲月，都曾快步奔赴启圣祠。臣曾恭敬地俯身思考：祭祀叔梁纥，在从前并没有；我朝历代圣明君主也没有举行。肃皇帝采用辅臣张璁的建议，创立这一盛大礼典，昭示于史册，光耀千古，难道不是大圣人的作为吗？只是遗憾防叔、伯夏还没有得到祭祀。国家尊崇奉祀孔子，什么都做到极致，却没有把封爵、祭器延及三代，臣私下对此感到遗憾。臣近来进入言路，得以议论政事，皇上即位之初，臣刚进入官班，便打算进言一事，以补礼典的缺漏；但当时辽东的军情刚刚传来，谈论军务十分紧迫，议论礼制实在无暇顾及。不久，礼部大臣以临雍为由请示，随即得到明年举行的诏令。臣的同僚又以孔氏乡试名额为由请示，随即得到在原定年度之外增加名额的诏令。臣于是趁有幸学奉诏的机会，提出“有期限的缺典应及时举行”的奏疏，私下估计皇帝的俞允诏书早晚可以得到。已经奉到圣旨：幸学改期，已有诏令。先朝的祭祀礼典早已确定，不得纷纷议论。有关部门知道了。钦此。臣又俯身思考：皇上即位以来，浩荡恩典广泛施行，难道会对孔子的先祖吝惜吗？只是因为东部战事狼狈，军饷耗费焦急，军务张皇，无暇顾及祭祀礼仪罢了。于是臣不敢再陈述烦渎，打算等到来年春季王正月举行释奠时再进言。即使遇到巡行地方轮次，朝廷派遣使者提前出发，在陛辞时递上奏疏也还不晚。可是如今数月转瞬即逝，释奠盛典即将到来。臣再次读《东省献土录》，看到四氏学中孔闻籍、孔闻謤都已经凭新任命取得科举资格。皇上不吝惜实际的科举名额来宠荣孔氏子孙，却独独吝惜虚设的祝帛，不用来荣耀孔氏宗祖，难道孔子也有这种世俗情感吗？难道不顾念他的宗祖，只顾念子孙吗？臣本来知道孔子不会这样。近年来臣接到邸报，常常看到广施恩典的奏疏，随上随下，百余年来荆棘丛生的坟墓全都表彰并修建新墓道，数十年来衰败的家族全都承蒙进入国子监，却绝没有因为爱惜、郑重而不颁给的。为什么偏偏对于孔子的三代祖先吝惜这一礼典，使他们不能列入广施恩典的例子呢？近来皇上经常临讲，每次开讲必先拜谒孔子，仿佛羹墙之间都能见到孔子，哪里不是如此呢？各处所陈述讲解的经书，不是孔子亲口传授的，就是孔子亲手删定的。上下进退都在谈孔子、诵读孔子，而孔子的王父、曾王父竟然不能沾受封爵和祭祀礼器的恩赐，这哪里算得上尊崇孔子呢？《孝经》称周公为大孝，说：“在郊外祭祀后稷以配享上天，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享上帝。”《中庸》称周公成就文王、武王的德业，说：“追尊太王、王季、文王为王。”由此可见，周公的孝不只是让文王一次配享上帝、让文王一次被追尊为王而已。孔子是素王，难道敢与王制相比吗？但从周公祭祀后稷、追尊太王的意义来看，尊祖敬宗，是圣人论述孝道时反复关注的。臣本来知道，祭祀防叔、伯夏，料想并不是孔子所不愿意的。仅仅祭祀一个叔梁纥，而不涉及防叔、伯夏，其中难道没有缺漏吗？一切典礼都是先朝确定的，臣哪里敢轻易议论？但礼可以因义而创立，也可以随着时势增订，这也是国家所不禁止的。即使说叔梁纥的祭祀礼典，是高皇帝没有确定的，世宗也不嫌弃斟酌损益而创议举行。那么祭祀防叔、伯夏，虽然是世宗没有确定的，皇上又何必嫌弃推广而完备举行呢？何况同堂异室，简便而容易施行；礼制有所增加，事情却不劳民费财，这些臣在前一篇奏疏中已经说尽，在御前不敢再赘述。正值皇上登临嵩山般尊崇的时日，万国衣冠都奔驰来到京城，如果皇上肯俯察采纳臣的浅陋意见，修补举行这一久废的礼典，那么孔子的父子祖孙便都蒙受恩诏，一同享受国家祭祀。孔子在天之灵或许会因此欢悦；而凡是身居官位的人，谁不是读孔氏之书的呢？又有谁不会欢呼欣喜，在祝祷福寿之时更加振奋畅快呢？伏惟圣明裁察，敕令有关部门召集百官会议；如果臣的话没有错误，至圣孔子的荣耀应当延及三代，孔子的曾祖防叔、祖父伯夏应当参加封爵、祭器之礼，请有关部门具文覆奏上请，诏令他们与叔梁纥一体崇奉祭祀。这样，数千年的缺失之事便可一旦举行，而我皇上尊师重道的礼意，也就没有遗憾了。臣恳切等待命令，实在不胜其至】

译《喻思恂弹劾权宦魏忠贤疏》【臣认为，自古宦官之祸，酝酿于君主身边，形成于近侍，蔓延到官府，遗患于社稷；其根源实际上起于一念之间无君无父的心态，凭借一时容易放纵、容易逞强的势头。职守所在的臣子不敢弹劾，乘舆之侧的人不敢斥责；如果万一不能及早禁止，后来又不能严厉铲除，使他们飞扬跋扈到无法预测、发展到无法挽救，那么考察前代的事情，就可以一一指出。臣读《易经》读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想到君主即使是为国家打算，尚且不要任用小人以滋长祸乱的根苗，何况我皇上正开启中兴的时运，承继宏大的基业，却把受过刑辱的宦官当作周公、召公，让这些身体腐败、气味熏人的人潜伏在左右，任意施行威权恩福，使宫中噤声，全国寒心。像魏忠贤这样的宦官，宪臣已经列举罪状上报，才获得口头谕责；小臣接连上疏请求，却还没有见到施行，难道可以吗？魏忠贤出身品流卑贱，心性贪婪残暴，目不识丁，却善于巧妙地掩饰欺诈。皇上把他当作忠臣，却不能辨明他极大的不忠；称他为贤者，却没有察觉他极大的不贤，实在是因为他身体虽然残毁污秽，内心却极其奸邪曲折；有时包藏小小的机巧变诈，博取皇上的欢心；有时又假借小小的善行和忠心，以求皇上赏识。因此能够冒居尊贵显赫的地位，长久贪恋宠荣，任凭他欺骗而不被揭露破绽。试着考察他的行径，数说他的罪过，在各位大臣已经上奏的奏疏中，累累不尽，早已明白得如同列在眉前，罪状多得如同拔取头发一般；他魏忠贤自己造下的罪孽，件件都不是虚假的，也已经诡谲得像鬼蜮，惨烈得如同戈矛。臣即使再喋喋不休地陈述，还有什么比二十四款罪状更重大、更严重的呢？臣原以为皇上早晨会以雷电般的洞察照见，晚上会以震雷般的威严，顿时清除屏风之前的奸邪，大大泄除神人共同的愤怒；哪知如今仍然舍不得诛杀豺狼，反而给蛇蝎留下活路。臣私下仰观，皇上天赋聪明，本来并不难详细察看、审慎听取；天性英武，又有什么畏惧而不施行敕罚明刑的呢？或者皇上认为对魏忠贤的各项罪状都属实，他万死难逃，所以暂且留下他的首领，慢慢等待加以斩杀，却不知道自古以来邪恶之人处在君主身边，尚未发作时，担心的是君主不知道；已经发作后，又担心君主不能果断。因此除恶没有比彻底铲除更好的，贼害一旦拖延就会滋长；臣实在担心皇上稍稍陷入优柔寡断，渐渐产生牵挂留恋，等到日子拖延久了，忽然改变心意，即使百炼刚铁也可以变成绕指柔，即使泰山那样大，也可能被看作碎糠。一旦养成羽翼，牢牢掌握魁首权柄，气焰盈盛而无所顾忌，盛气直冲云霄，原先受我控制的人，反过来控制我；先前希望我容纳他的人，最终反而使我畏惧。无穷无尽的祸患，有些甚至不忍说出口；若把他加膝亲近，等于借给他反噬自己的机会；若让他坐大到可以拔山，只会使他的根基更加牢固。姑息迁就会养成祸患，迟疑不决会留下后患；以后即使能够悔恨，又有什么益处呢？伏乞皇上揭示日月般的光明，施展霹雳般的手段，将诸臣所列举的魏忠贤罪行，趁天道昭彰、人情郁怒之时，通告朝廷和市井，向各方公布；或者逮捕交付司法部门，按照罪情依法审理；或者驱逐流放到荒远边地，暂且让他苟延性命。这样禁廷就会清肃，圣治就会精严；由此可以保卫国家、安定家室，安抚内外臣民惶惶疑惧的心，以巩固二祖十宗永远长久的国祚。天下幸甚，臣也幸甚】《欧阳调律建文帝编年崇祀疏》【臣听说，国家立于天地之间，一定有赖以建立的根本，这就是礼制。只是圣人竭尽人伦，君王制定制度；遇到常态，就考察古制而遵循，唯恐有所过失遗忘；遇到变故，就因时修补，使其不至于有缺漏。总的来说，都要合乎天道、适合人情，所以可以与先后圣人相互印证，也可以等待千百世而不使人迷惑。常态与变通相反相成，变通最终也不能失当。我哪里见过像我朝建文皇帝这样继承统统、建立极则的君主，享国五年，竟连一天的年号都没有留下，不能享受片刻的血食祭祀呢？前者受到忌讳的恐惧，后者受到因循守旧的牵制，于是造成二百多年礼典的缺失，怎么能使天下人心满意，并且传给后世而没有间断呢？臣年轻时曾从旁听到父亲的教诲，后来阅读本朝旧史，彼此叹息、掩卷欷歔，已经不是一天了。近来有幸多次留在谏诤之职，时常跟随诸臣匆忙趋行于陵庙之间，看见祥和之气郁郁葱葱，深深羡慕国家规模宏大深远、国祚无疆；但触动从前的念头，又未尝不徘徊悲怆，更加感到局促惭惧。臣私下认为，皇上只是偶然还没有想到这件事罢了。皇上天生仁慈孝顺，明断自然，如果政务清简有暇，猛然想到前朝缺失的事情而慨然修补，难道还要等臣把话说完吗？因此臣不揣量自己的迂腐浅陋，远望宫阙威严，恭敬叩首，反复陈述此事。自古以来，即使君主如桀、纣，也没有听说因失德而削去年号；君主即使如幽王、厉王，只要没有改朝换姓，也不会断绝祭祀。建文皇帝却是太祖高皇帝的嫡孙，继承统绪名分正当，享国时间也不短，宽厚仁慈英明，没有败坏法度礼制的过失；叔父和侄子相承，也不是改换玉玺、改变步制那样的朝代变更，可是他的年号始终没有载入，庙祀也没有举行。前者还可以说是因为忌讳而恐惧，实在是不得已；唯独奇怪后者又受到因循旧例的牵制，使这件事直到今天仍成为缺典。这都是拘泥于表面形迹，没有把天道和人情融会贯通。如果对人事加以怀疑，责怪建文皇帝任意纷更，又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追问成祖皇帝为什么兴兵，他又有什么话可说？然而在太祖奋力平定天下、建立基业之初，我国家亿万年的宏大根基已有上天默默注定。这里面废兴存亡的缘故，都有虽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如此的因素。况且难道没有看到建文皇帝说“只怕杀害我的叔父”这句话吗？等到宫殿焚毁，这一方把他弃置得像遗失之物，那一方也把他置之不顾、仿佛忘记了一样。那么建文帝对成祖有什么罪过？成祖对建文帝又有什么怨恨？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呈现在天下人面前吗？无奈议论时世的人始终固执己见。也不只是臣今天这样说，往日史册中，先臣已经多次说过。也不只是臣子有这样的心意，成祖皇帝已经借鉴死难诸臣的事情，臣下的忠言逐渐得到宽容，后来还悔恨没有任用练子宁。到了仁宗时，嘉奖方孝孺等人的忠节，完全放宽了朋党禁令。孝宗时，失臣吴臣忠请求表彰并祠祀诸臣。神宗皇帝登极后，立即大力嘉奖诸臣，在各地建立祠庙祭祀他们。没有听说过只追念臣子却反而遗忘君主的，依此可以体谅成祖的心意，也可以仰窥列祖列宗的心意。虽然遭遇的时势不同，存心却没有不同，这就是善于继承、善于述行。如果一定要等到皇上所说“礼乐须百年之后才兴起，要等待圣人然后确定”，那也不是偶然的。

译如今皇上的恩德广泛施及天下，又褒奖忠臣、抚恤死难者，屡次给予非同寻常的赏赐。比如近来答应浙江巡抚大臣的请求，也已经褒恤方孝孺，并且追崇他的后代了。难道恩德推及臣民，反而遗漏尊亲之道吗？请试想，光宗皇帝在位一个月所施行的善政，人们都不忍忘记。皇上自执掌国政以来的岁月，尚且不惜割取其中一部分来增益孝思，使之长存，却使建文帝成为缺憾，并且因此湮没了他的祭祀典礼。神明的后裔，竟与若敖氏的鬼魂相同。我恐怕从光宗皇帝以上的列祖列宗，在天有灵，也都不能不感到痛恨。皇上如今正留心制作礼乐，又简选命令儒臣编纂两朝实录，全面列举盛大事迹；可是这样重大的典礼长期缺失，如果不趁现在修补，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因此臣断然认为，国史应另行编写建文五年，以彰明统绪，不必再作考虑；至于庙祀，也不能不加以议论。只愿皇上趁着师济等人列位在朝之日，下令交付朝廷议论，不拘泥于守株待兔，不因筑室道旁的议论而动摇，果断地建立诚意并努力实行。这样或许可以上合天理，下顺人情，向上安慰并承接圣祖、神宗的心意，向下慰藉孝子慈孙的愿望。对上可以弥补从前的缺失，对下可以彰明已经形成的法典；近处可以使臣民快意，远处可以取信于史册。至孝、至仁、至诚、至断，各种美德都汇聚在皇上一人心中。最终必能以诚意感动神明，使异类也受到教化而归顺；华夏人倾心拥戴，蛮貊之人效法归顺，这都是事理的自然结果，犹如击鼓传令一样必然。这样一来，当时和万世之后的人都会共同称颂当今圣主；礼制彰明，乐制完备，从今天起就可以与成王、康王相媲美，而汉文帝、汉景帝也不值得再提了。臣是衰朽懦弱的卑贱士人，哪里适合轻率地触犯朝廷典章？只是积累忠诚之心已经很久，感慨时事而悲伤，不忍在圣明而能听取直言的时代，甘心隐忍不言。又想到转眼便是臣遭受幽禁贬黜的日子，若错过今天不说，恐怕终身都没有再发言的机会。因此斋戒沐浴，焚香叩拜先朝，仰告二祖列宗，然后拜上奏疏请求。世上固然有人，言辞轻率而意义重大；也有人其人不正，但所言却是正确的。伏望圣慈怜悯臣的愚陋，宽恕臣狂妄僭越的罪过，赶快采纳臣的意见并付诸施行，使万代都能瞻仰。这是成败的一举。臣私下认为，皇上振作精神处理初政，实在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了；不要把它看作迂腐空疏之论，以免天下人说圣朝还有缺失之事。臣冒犯圣上的听闻，实在惶恐战栗、迫切至极。请施行保全乡官、守城殉难之人的请求疏：臣私下认为，天下不可能永远保持安定而没有动乱，只要人心中的忠义尚存，即使一千人中只有一人，也能支撑将要倾覆的大厦。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正气能够振兴人心，而表彰抚恤忠义之人的鼓舞作用更为神妙。无奈如今的人心，竟像是不知道忠义是什么东西。因此自从边疆发生战事以来，士人没有坚定不移的志向，人们心怀二心；即使身受封疆重任、地位极高而备受宠荣的人，也难免如此。至于要他们以抵御乱事、捐躯赴难来求取忠义，居住山林、观览川泽的隐士，也很难做到。可是合州乡官、原任安定县知县董尽伦，却没有领土而能守卫，没有军队而能作战，做到了武夫不能做到的事，死在文臣不肯死的地方。他这个人，真是世间奇男子、烈丈夫。臣等与他同乡，充分听到父老对他的传颂，而且自身确实受到过他的庇护，怎么忍心不据实向皇上陈述呢？原先逆贼首领蓄谋已久，突然在重庆发难，一时之间守令闻风逃窜，奸宄乘机蜂起，蹂躏各郡各邑，势如席卷。合州本来就紧逼虎口，又一向为贼人垂涎侧目，所以重庆一旦据守，贼人首先就想在合州得逞。府吏蔡璿接受遗命，受到逼迫，索取州印如同传递文书一般；从此贼人眼中便没有合州了。当时董尽伦自从入山以来，已经十多年不再出现在尘世市井之间；到了此时，却毅然解下衣带，倾尽财产招募宗族党众，率领子弟进入城中，应知州翁登彦的请求，共同谋划环城坚守。因此蔡璿将要到城隍祠时说：“我应当在神明面前与你交出州印。” 蔡璿叩拜神明之后，董尽伦立即从袖中取出铁锥，当场击碎他的头颅，挖出双眼生吞其肉，并亲手砍下他的首级，悬挂在繁华街道上。从此以后，贼党胆气丧尽。董尽伦每天与翁知州周密谋划防御，凡是整顿军械、储备军粮、据守险要、设置哨卡、秘密侦察并审问，都竭尽心力，用来抵御外敌、清除内奸；又卖掉产业来结交义士，集资扩大援助，身穿铠甲、枕着兵器率先行动，尤其不避劳苦怨尤，面对艰险也不推辞。因此一时义士纷纷仰慕效法，奸人惊魂夺魄，贼军锐气屡屡受挫，始终使合州获得安宁；并且援助铜梁，使铜梁的危局得到解除，救援安居，使安居的城池得以恢复。合州以西北各郡邑能够依赖他作为藩篱和翼卫的地方，更是难以一一计数。自此合州的威名为贼人所畏惧。贼人出兵时狂悖傲慢，声称能够捕获翁知州和董乡官，许诺封侯；又把檄牌传到合州、安居、铜梁、定远。檄牌传到三邑时，各地都僭越称号、改换年号，唯独发给合州的牌文没有这样写，因为那里有翁、董两位大臣。后来巡道臣徐如珂知道董尽伦有消灭贼寇的壮志，发檄文命州中让董尽伦援助重庆。董尽伦慨然带领木州所募士兵前往，除夕抵达江北；元旦祭告死难诸臣，随即厉声痛骂贼人，发誓不与贼人共存。听说当时连饭筷都来不及准备，子弟和仆从都竭力劝阻，却不能使他停止。他亲自率先渡江，直逼城下，奋臂高呼，杀死许多贼人，最终抱着未完成的志愿死去。贼人既疑惧，又抓来他的仆人不断审问，但他的仆人也宁死不屈，始终没有说出主人已经战死。唉，董尽伦究竟遵循了什么样的德行，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董尽伦生来磊落不屈，出仕便是真正的贤能循良之吏，退隐便是真正的肥遯之士。起初任清水县令，因量移改任别驾，不久便拂衣归去；后来关中抚按屡次推荐，蒙皇祖特恩，破格征召，起用后加授二守衔，仍管理安定县；又因执法触犯孝廉，再次拂衣归去。归乡后偏居一隅，闭门不出，即使子民前来拜谒、上司送来礼物，也一概谢绝。每天只是沉浸于读书，与处士李作梁共同期望著述传世不朽；每年收租时，便拿出钱粮赡养宗族，从不据为己有。这就是他满腔热血、浑身是胆，贯穿显达与隐退、始终如一，面对天地而无愧、使鬼神感泣的根由，确实有来历，并非偶然。因此臣等过去也曾不避内举之嫌，向先帝推荐他。假使早些让他任职封疆，必定能为国家尽一臂之力；只是又有谁任用他呢？如今已经来不及了。深山穷谷中听到此事的人，无不流泪悲伤；忠臣义士若不扼腕痛悼，难道合乎人情吗？至于保全城池的功劳，知州翁登彦已经因皇上采纳督臣的请求，提升为宪职，暂且酬答他的功劳。

译至于为国殉难的义举，兴文县张振德也因皇上准许有关大臣的请求，特赐其子荫袭，以表彰他的忠诚。臣等私下认为，董尽伦一人已经兼有这两种功劳，而且不同于那些身居官位、只知守土守职的人，朝廷之上必定会厚待董尽伦。又听说他的儿子董三知，知道他慷慨激烈，很有父亲的风范；因为作为一个书生也不愿与贼人共戴一片天，于是率领董尽伦原有的部队，与士卒同吃苦菜苦根，共同睡在风露之中，发誓不杀贼人便不停止。不久，遵义的士兵叛变投降贼人。三日后，董三知鸣锣大喊，士兵们故意按照约定的情形责骂他，贼人于是产生怀疑，将投降的士兵全部斩首弃于城外，降卒也因此没有被贼人使用。忠肝义胆，父子一心，在今天寻求这样的事例，难道不是天地间的精气只集中锤炼在这一门中吗？那么优厚抚恤的典礼，也应当同时及于父子；这也是天理人心所不能不如此的。臣等得到翁知州赠送的书信，详尽叙述董尽伦的忠节，只可惜上天赋予他的完美节操结束得太早。如今有人请求将他收入祀典并为其立中祠，请求施行抚恤典礼；又举荐他的儿子三知参加道试选拔，任佥书督兵。可见地方公道并没有泯灭。只是蜀道相距万里，又因南中方面的报告不完整，忠义迫于内心，不得不先把所听闻的情况详细陈述上来，听候朝廷议论。伏望下令有关部门查照近来的事例，将董尽伦优厚赐予旌表，并追赐谥号、荫典，以舒展孤臣的愤懑，慰藉地下的英魂。这样，他的奇节将更加显著，典礼也会因隆重而更加彰明；将使四海忠义之士听闻此事后感动悲慨而奋发，即使那些只求保全自身、妻子儿女的人，也会听闻后惭愧并奋发。在如今四方多难、不肖之人各怀私心、贤者也各自爱惜性命的时日，如果朝廷还吝惜这种特殊恩典，便再没有激发忠义的方法，大事就要坏了。臣等又因此有所感慨：为什么从前忠臣义士史不绝书，如今却寥寥无几？大概因为追逐功名富贵的人，贼人到来时便抱头逃难，贼人退去时却挥臂争功，甚至把失败粉饰成成功，把祸害指说成利益。因此武备不能振兴，大抵都是由于功罪不明，才到了这种地步。比如成都被围，长期没有生路，全靠抚按诸臣把亿万生灵从半年水深火热中救出，为天子保全西南半壁江山。这项竭尽力量、苦心经营的功劳，首先属于抚按两位大臣，是空前的元勋，应当与贤王夹辅大忠一样，给予特别宠信褒奖，不能等待一天；为什么还要拘守常格？知县吴弘业多次使铜梁脱离危急，详情见于南北子民两篇奏揭。新任道臣徐如珂听到危难便急速赶赴，只怕迟误时机；听说他筹措兵饷，早晚辛苦操劳，甚至废寝忘食，不知不觉间头发胡须都已斑白。同知越其杰赴任报到之日，正值蜀地局势汹涌；越其杰毅然勇往，征调兵员、催促粮饷，利害由自己承担，怨劳由自己独任。判官胡平表救助被焚烧、拯救溺水者，冒着危险涉过险境，始终不畏惧。这些都是今日难得的人才。至于李大儒、金富廉，原本只是富裕平民，自从首领作乱以来，便倾尽财产供养士卒，帮助创建防御、改换战事，一直到今天，也都是铮铮佼佼的人物，应当到古代义侠中去寻找可以相比的。可是这也只是根据臣等确实听闻的情况，其余事情未能全部知道，有些即使知道也未必真实；还请下令督抚按臣一概查核功罪，务求极其公正、极其真实，不遗漏，也不冒滥，努力洗除今日的旧套习气。天下广大，并不缺少忠义之士，关键在于朝廷之上确实加意鼓舞；又应重视西蜀遭受贼乱和兵祸、相互残害，士绅百姓元气都受到损伤的情形。应当像臣乡台省诸臣顾其仁、梁之栋等所说，竭力主张发放国帑救急，并酌情免除一两年间因战火造成的额定钱粮，以救活这些遗民。天下的事情仍然可以挽救，全在于谋划国事的人留心。王祥昌题为《培养圣寿有道万年疏》：人的君主之身，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体，而是天地所寄托、元庙所凭依、四海九州所寄托性命的身体。它的关系如此重大，怎么可以轻视忽略呢？此前已经宣布，本月初三日皇上将临幸学校；大小臣工都举手额首称庆，说临雍之典从此开创新局，天下的景象焕然一新。各司百官演习礼仪，清扫道路，已经不是一天了。即使白眉白发的老人、儿童、奔走服役的人，也没有不欢跃高呼，并且欣喜地观看六龙腾跃于泮水波涛之上、双凤夹护着云中的车辇。不料初一日本衙门传达圣谕，说圣体患有鼻衄，暂且停止此事，改在明年举行。臣一听到这件事，忧虑恐惧不已。臣下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父亲偶然受到阴阳失调的侵害，患上寒暑之病，做儿子的自然应当急急忙忙地进献药物，讲解医药之理，每天把珍重保养身体的方法反复陈说于父亲面前，直到父亲安康为止。这虽然是天性使然，本来也是职分应当如此。皇上本来就是天下人的大父，皇上的身体既然稍有不适，臣怎么能不进献保养身体的意见，以尽自己的愚忠职责呢？人的身体，完全以精神为根本，稍有损伤偏差，各种疾病就会产生。然而疾病的发生有其根源，实在是由欲望过多所造成。因此《养生论》说：万人共同张弓射击一个靶子，靶子没有不中的；万种欲望重重遮蔽，来伤害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没有不受伤的。又说：深邃的内室、清幽的宫殿，是招致忧患的根源；洁白的牙齿、弯曲的蛾眉，是砍伐性命的斧头。这些话总的意思，是说欲望过多会成为负累。多年以来，臣有幸列在朝班，每次瞻仰皇上的面容，都纯粹肃穆，真是尧舜般的丰姿。如今听说圣体忽然患鼻衄，臣以愚妄之心推测，莫非是水亏火旺，或者在房帷之间有所节制不够？臣认为疾病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所致的疾病，药物可以治疗；内因所致的疾病，恐怕未必完全依靠药物就能治好。皇上一定要突然醒悟、深切反省，毅然独断，不要让柔靡美色每天侍奉在面前；不去看那些能够引起欲望的事物，使心志不乱，或许便能以恬静来养神，以清虚来安放心灵，不用药物而圣体自然安宁。然而人的心最容易驰骋放纵，不观览书史便没有可以持守遵循的准则，声色之欲就会乘隙而入。伏望皇上居于紫禁城中，阅览孔子年少时戒除女色的言论，那么临深渊、履薄冰的警惕之念就会悚然发动；阅览孟子关于养心、减少欲望的言论，那么冲和恬淡、质朴清素的情趣就会蓬勃生发。

译像古代享有国祚长久的君主，自虞舜享年百岁以后，没有超过商高宗、周文王的。考察高宗保养寿命的方法，对内恭敬沉默而思考治道；对外不僭越、不滥用，不敢稍有懈怠。考察文王保养寿命的方法，对内穆穆然恭敬自持；对外修明和睦、使天下安宁，最终看到了事业的成就。这就是古代帝王保全身体的道理：都以淡泊来使志向明确，以宁静来达到深远，把精神运用在有益之处，而不消耗在声色场所，所以德业声名绵延至今。皇上试着阐发孔孟的言论，追慕高宗、文王的美好法度，那么燕赵二八等美色，自然不会再使您倾心；心志清明，精神强健，又何必担心寿命不能与虞舜相媲美呢？然而臣还有话要进献：皇上固然是把天下看作一身的人，天下人的寿命寄托在皇上身上，皇上的寿命也寄托在天下人身上；一定要使疾病疼痛无不彼此相通，关节脉理没有一处不贯通，才可以说保养得周全。你们群臣虽然地位卑下，却是皇上的手足。冒死犯颜直谏的人，常常把热血洒在玉阶上，这也是天下最忠诚的人，难道最终还要吝惜给他们转运廷伏、舍身殒命之士的抚恤吗？忠魂常常萦绕帝阙，这也是天下最痛苦的事，难道最终还要吝惜抚恤典礼吗？如果对此仍然吝惜，又凭什么联结手足之情、体恤群臣呢？百姓虽然卑贱，却是皇上的四肢。山东的旱灾造成灾害，江南的水神兴风作祟，难道不能议论赈济、议论减免赋税，以救助遗民吗？整个四川应解交的钱粮，以及已经完纳和尚未完纳的数目，难道不能全部留在该省，用来充作军饷吗？如果对此仍然吝惜财物，又凭什么联结四肢的情谊、把百姓当作子女呢？至于内操这一节，虽然属于圣天子亲卫的军队，但应当列驻禁城之外，不应列在宫廷之间。每天训练，铳炮声喧闹传闻，这难道是保全太和、凝聚清静的方法吗？如果发生意外，天下的事情还忍心说下去吗？假如把内操移到城外，免除宫内操练，那么亲卫军队既不缺少训练，辇谷之下又免得潜伏兵戎，岂不是培养圣寿的大关键吗？各位大臣已经多次说过这些事，奏章堆满公车，臣不过再次写成补充奏牍，作为培养圣寿的一端罢了。冒昧上奏，触犯天威，无非祈愿圣寿无疆，以实现臣子如冈陵般长久的祝愿。伏望皇上采纳施行。李化龙《平定播州疏》：据臣看，杨氏贼酋不肯服从，视国家为仇敌，万民遭受荼毒，三省震动，谁不认为这不是一年半载可以平定的？可是自从出兵以来，才三个多月，元凶便被斩首，党羽也全部擒获。盘踞千年的虎狼巢穴，一旦之间扫荡无遗。对上足以伸张中国的威势，对下足以发泄百姓的愤恨。其他狡猾的土司、强悍凶恶的苗人，也无不丧魂落魄。西南半壁天下，从此可以永远没有忧患了。这都是朝廷施加威福、指授方略的结果，绝不是文武将吏敢于把上天的功劳贪为自己的力量。只是各地官兵暴露在战场之中，劳苦万状，不能不查核叙功。先前臣奉命进入四川，贼人知道罪不可赦，又已经统兵深入，宣称要擒王剿叛，于是攻破綦江，并且逼近重庆。地方形势汹汹，人人都说贼军有长驱直入的意图。当时眼前的兵力几乎没有可以依靠的，臣于是用计牵制他们，一面调兵，一面发文诘责，装作并没有完全断绝与他们的联系。贼人果然相信了，立即具文请求招抚，并且不再向西进攻。臣因此得以征调汉兵、土兵，暗中为之准备。当时贼人的气势非常嚣张，四川人畏惧他们如同畏惧猛虎。臣到达成都时，军队刚出城门，想要投奔锦江，再也不肯向东进军。后来听说綦江城的守军看见贼人到来，竟争相喧叫逃跑，许多人投水而死，只剩下两名将领和他们的家丁，最终也遭遇了祸难。臣想到汉兵的胆气已经破碎，土兵又有狐兔般的顾虑，若不是招募外来的客兵不可，于是请求调来陕西、浙江等省的军队。又想到外省军队的费用很大，往返途中还会产生扰民之弊，所以不能每省都调太多，只能各调一两千人，多的三千人，共调数省，实际总数仅二万人。其余仍由四川、贵州、云南、广东三省的土兵承担。然而西南人看见外兵到来，无法猜测人数多少，以为天下的军队全都来了。从此汉兵的气势振作，土兵的胆心也折服，无不乐意为我所用。当时贼人虽知道在调兵，却以为只是虚张声势，仍像往日一样恫吓我们，以为并非实情。臣也只在成都积聚粮食、修治器械，装作无事，不再向东进兵，贼人也没有怀疑。北方军队将要集结时，臣移驻重庆，贼人才开始知道朝廷必定要剿灭他们，于是大肆冲突。但我军逐渐增多，贼人不容易得逞。臣又想到军队若从一条道路进兵，道路狭窄不能容纳，一旦退却，便无法重新振作，于是分成八路。又想到道路分散而兵力减少，贼人集中兵力冲击，便会失败。因此命令每一路都在三万人以上，使每一路都能够抵挡贼人的全部军队。又想到关外的贼党很多，不可能全部诛杀，恰好兵部颁布的赏格把招降首要写在前面，臣便进一步推广实行。凡是放下武器投降的人一律赦免，不杀戮。臣又想到军队没有奖赏，士卒便不会前往；兵部的赏格首先说，捉得贼人的，便把贼人的家产赏给他。臣进一步推广这一办法，攻克关隘、攻破营寨，各处都悬挂赏格，每项赏金都以千万计。四川军队进入关内以后，臣又担心他们各怀私心，像九节度使的军队那样，于是再次委派按察司张悌进入军中总监督，杀牲畜举行盟誓，务必要擒获贼人。臣又担心贼人形势危急时诈降以求脱身，拖延到暑雨渐深，我军不能长期围困，于是命令只管迅速进攻；有人声称投降就斩首，并烧毁降书，不让贼人欺骗我们。当时湖广、贵州的军队也到达营寨下面，臣想进入营中亲自监督，恰好听到先臣去世的讣告。臣担心营中因此懈怠，军队不可使用，于是不等到服丧期满，便赤脚草拟檄文，说明按照惯例应当等待代理，仍照常督兵；谁敢怠慢军令，尚方之法具在。于是命令代理中军余德荣等人再次前往监督。臣又担心贼寨后面容易进攻，前面难以进攻；当时各将领分别驻守在营寨下面，各有分地，于是命令派一支精兵驻扎在前面，其余军队合力从后面进攻。臣又担心各军争抢贼人的财物，甚至造成军纪混乱而发生其他祸患，于是再三发文严禁。

译臣又听说营中流传着水西目把仍未完全断绝与贼人的联系的谣言，恐怕泄露军情，于是发文命令他退驻水西。上官害怕，撤兵退去，并借故表明嫌疑说：“我不愿成为灭亡播州的后续者。”当时久雨，士兵们都处在泥淖之中。到六月初四日，天气忽然放晴；初五日便攻破了贼人的两座城，初六日便登上了贼人的营寨，贼人已经灭亡。总计八路生擒贼首及其党羽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斩首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颗，俘获贼人家属五千五百三十九名，招降播州百姓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名，救活被掳的男女一千六十四名，夺获马牛七百六十七匹，缴获器械四千四百四十四件。这次战役，从贼人攻破綦江到被剿灭，大约用了一年；从进兵到消灭贼人，共一百十四日。当八路军队对垒时，土兵、汉兵本来就参差不齐，各将领又彼此观望，播州人长期受贼人威势胁迫，各自为战，因此不容易立即取胜。我军各路粮运又很艰难，时常发生士卒脱巾呼喊的骚动。臣日夜催促督察，派遣使者飞驰传檄，达到数百上千次；即使两省巡抚以及各路镇、道官员，也无不废寝忘食，有的甚至头发胡须都白了。总而言之，各位文武官员都知道朝廷的意旨，必定要消灭贼人，所以一鼓动便响应，劳苦也不怨恨，即使施行诛罚也没有谁敢嗫嚅争辩。假如再过一个月贼人还不能消灭，暑雨长久，瘴疫加深，我军自然会溃散，那时就不用再谈什么贼人了。臣与贵州巡抚郭子章、湖广巡抚支可大、偏沅巡抚江铎共同议论：按照国家的制度，凡是万里之内日月所照、道路所通的地方，都应设为郡县；唯独西南各省不废除土司，大概也是因循当地风俗而治理，与他们相安无事罢了。二百年来，这些人犬羊一般的性情，不能忍受驯服和约束，时有这种情况；但从来没有像播州酋长杨应龙这样公然叛逆的，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的地势险要，兵力强盛，财力足以驱使鬼神，声势足以号召群党；加上近年来四方多事，九伐之师还来不及向南进发，他便时时任意狂妄逞强，也时时得以得志。他的见识如井蛙，以为县官确实拿他没有办法。那些聚众作乱的人，如杨珠、杨明、何汉良、孙时泰等，都助长他的雄心；有时还有人进献公孙跃马、尉佗自立为王之类的说法。贼人也想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便说：既然都是一死，为什么不举起大名呢？于是他放纵狂妄的谋划和过度的愤怒来逞凶，攻破城池、杀害将领，鹤立般突起于西南的势头就形成了。天下并没有变小变弱，九州四海的军队并不脆弱，粮食也并不缺乏；为什么贼人的叛逆形迹尚未明显时，皇上却不忍心立即正视并处理呢？当时有人说：“我们暂且舞弄干戚，暂且解开罗网，姑且等待他悔过，与他相安无事。”却没有想到凶恶之人的本性不会改变。后来上天震怒，皇上明确决定一定剿灭；既然已经决断并敢于实行，鬼神都要避让，何况这些小小贼寇呢？自从进剿的诏旨下达、尚方宝剑颁发以后，天下的熊虎之师如云聚集，装载军粮的船只遮蔽江面而上，智士献计，勇士效力，如烈火燎烧毛山、巨石压碎鸡卵；贼人即使不想灰飞烟灭，又怎么能够做到呢？臣等曾根据各路功劳加以评议：在四川，楠木三峒是贼党用来作为三处巢穴的地方，他们说那里天险不可攀登；娄山关是贼人的前门，是我军必经、贼人必争之处；海龙屯是贼人认为天造地设的地方，认为人迹必定不能到达、兵力必定不能施加。三战三胜，贼人的力量已经耗尽；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贼党在自己熟悉的地方作战，尚且容易对付；唯独贼人的父子亲自带兵作战，于是所有贼人都拼死作战，难以与之争锋。这一路处处都与贼人父子对垒，其中最痛快的是九盘子之战。贼人把全部精锐交给朝栋，命令他从綦江进攻，再从南川返回；他们眼中难道还有官兵吗？刘綎一战便将其击退，从此播州人被吓破了胆。更痛快的是，各军驻扎在海龙屯下，连续数月不能攻克；刘綎到达后，一天之内攻克两座城，贼人于是灭亡。直到今天，众人议论纷纷，竟没有谁敢埋没刘綎首先登城的功烈。兵法中说要选拔先锋；如果说刘綎在各路军队中是先锋，那么这就是綦江一路的功劳。臣曾说，攻破关外贼人应当招降，因为人数太多，不能全部诛杀；关内则应当迅速交战，因为军队不能长期疲惫。这一路面对安罗、陶洪三寨，俘获的人口以数万计，能作战的士兵以数千计；如果让贪功的人在大军刚进时便大肆杀戮来报功，胜了会损伤仁德，败了会损害威势。然而这一路安然接受他们投降，兵不血刃；随后一战斩杀郭通绪，再战进入崖门关，三战多次在木牛塘取胜，贼人再也没有计策，于是父子相对哭泣，向上登上营寨。当他们进入木牛塘时，四川军队入关后距离营寨还很远，湖广、贵州军队又在关外，彼此完全没有联系。吴广率孤军在距离营寨数十里的地方结营，触犯兵法所忌，却最终取得成功。若不是吴广号令严明、战力相当，便不会有这样的结果；后来虽然因商议招降而误事，但军队受到激励而奋发，最终仍然取得成功。逆贼父子都被擒获首级，最终仍不失为大捷，这就是永合路的功劳。南川路最为险远，距离营寨约六七百里，贼人以为官军必定不能从这里进兵。马孔英尚未到达时，高折枝以一个书生身份，请求亲自率领土兵前往，这本来就已经是非同寻常的雄壮举动。于是他在军队出发日期前一个月，先攻打官坝营，使贼人胆寒，又撤回龙泉的军队，并且解除思石的危急；这件事十分奇特，功劳也很大。等到进军从真州进入真人时，当地人都手捧箪食、壶浆前来迎接；播州人则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走，俨然呈现出三代的气象。当时各将领正想等候各路消息，刚进入关内，高折枝泰然说道：“如果这样，那么谁来率先进入？”于是纵马前进，众人跟随在他身后，终于在三月初八日夺取桑木关并据守。臣因此催促各路军队，有些直到四月才入关，便命各将领都以高折枝为榜样，使各路都像南川路一样迅速消灭贼人，应当更快到达关隘。马孔英到达后，文臣武将配合融洽，如同音乐和谐。从此每天约定各路进攻包围，有的响应，有的不响应，甚至彼此辱骂，高折枝却毫不顾虑。

译分路进攻的命令下达后，各将领争相奔向后门，唯独这一路驻兵在前门。后门对我军来说容易攻取，前门对贼人来说容易冲出；我军和贼人都在问：“谁适合承受贼人的冲击？”这大概也是要率先入关的意思吧？攻破营寨时，后门由两路轮番进攻，前门由一路集中交战，日夜挥戈，人人都发挥百倍勇气，使贼人坐待自尽。逆党没有一人逃脱。总的说来，这一路倡导在各路之前，鼓舞三军士气，使贵州军队不能以贼强我弱为借口，最终奏报成功。臣对于这一路的文武官员，实在由衷佩服。这就是南川路的功劳。在湖广，偏桥一路，江外有四牌，江内有七牌，都是五司遗留下来的种族，九股留苗盘踞纠结在那里。听说四牌不扫平，即使有成群的武骑，也不容易窥伺三渡。陈璘只率一旅军队，先扫平四牌，打开我军进兵的道路。于是乌江以内的贼党胆寒；长坎、玛瑙、青蛇三座营寨，自古以来被认为险绝，是官兵从来不容易取胜的地方，臣也担心难以攻克，便下令招降。陈璘认为除恶务尽，最终一鼓作气登上山顶，杀戮数千人，臭气传到十里之外。当时龙泉哨的施南兵，也已经先攻克扳角关。直到今天，白泥、湄潭之间的四牌、七牌苗人已经没有遗留的种族；若不是陈璘的力量，不能达到这种结果。这一路汉兵少、土兵多，粮运少，稍有迟延便会形成喧闹呼喊。陈璘号令严明、法令严肃，终于能使他们听从命令而不生祸害。等到攻克关隘、逼近营寨时，商议设置木栅、制作铁牌，以防贼人逃逸；他的机智有足以称道之处。最终进入虎穴取得虎子，阉人、绣女成群地被俘，实在大快人心。这就是偏桥路的功劳。贵州各路与四川、湖广不同：地方较近，兵力较少，粮饷匮乏，夷人的情势反复无常，民心摇摆不定。这次用兵，也不是只凭一次磨砺、一次鼓舞便争取成功。乌江失守已经依法惩办了；但又能借此激励水西，使他们断绝狐兔般的私情，攻入虎狼盘踞的巢穴。母氏屯一战，大大夺去逆酋的魂魄和气势。这是武人失策、文吏得力，大概也是筹划者苦心经营的结果。李应祥率领孤立危急的军队，在动荡不安的时刻，能够自己审察进退缓急，以守备作为作战手段，以招抚作为进攻方式，最终使弱势转为强势，扬起军旗直指敌军，斩首数百，招降数万，乘势攻破各处营寨，斩取三渡，抵达白田，多么壮盛！最终能够联合四川军队，同心协力，攻破重城，俘获群丑，振兴积弱的国家，舒展华夏的气势。起初像处女一样谨慎，后来像脱兔一样迅疾；这就是审察战机而运用神妙，哪里容易得到呢？这就是平越、乌江、沙溪诸路的功劳。我国自古以来用兵，从来没有在西南夷地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开国初年，傅友德统率二十四名将军，只说防守，没有听说平定。正统年间麓川之役，用兵五十万，转运粮饷遍及天下，论功升叙；万人三次返回，罪人最终却逃脱。嘉靖初年思田之役，以剿灭开始，以抚恤结束，直到今天仍被各夷族拿来作为借口，这些情况的大概已经可以看到了。各位将帅本来只是中等之才，臣等也不过是三五个书生，智慧谋略和才力远远比不上古人。如今兵力刚超过二十万，进兵刚超过一百日，费用只有二百万，却有幸取得成功；这不是臣等的力量，都是由于皇上神武英断，任用臣下而不疑，使文武同心，将士效死，于是才有这样的成绩。臣每次诵读诏书，即使只是十行的札文，在万里之外，往往也能对军情了如指掌，分析得细如毫发，便沾沾自喜，以为贼人已经平定，已经在朝堂上取得了胜利。淮蔡平定，尚且只需要一次决断，何况如今朝廷的谋划如此周详呢？《敬陈播地善后事宜疏》：查考该州地界邻接三省，然而楚地只有偏桥一路，道路相通仅一线；四川与贵州几乎没有不接壤的地方。四川本来不依赖播州，贵州又是贫瘠之地。若趁此时割取播州土地归附贵州，那么对四川没有损失，对贵州却有补益。而且臣等在另一篇奏疏中又请求把楚地四卫一并割取归附，从此贵州省的幅员便可与十二省相比大小，实在是长久的便利。但如果全部归属贵州，地方千里，诸如缔造建设等劳费还很多，也是贵州所不能承受的。因此议定设置二府，分别隶属贵州、四川，使其建立政权、开始经营，各自发展，聚集成都市镇，举手之间便可以完成。皇上廓清天下的功绩已经遍及三藩，抚恤蒙受灾难的仁德又重新造福于贵州土地。至于宽免胁从、撤除兵马、招回流民、厚加赈恤、抑制兼并、平靖横行放纵等事项，凡是明旨所反复叮咛、兵部所条议的，都已经陆续举行。还有后面列出的项目，臣谨慎汇集众人意见，列为十一件事，呈请皇上阅览。第一，恢复郡县。播州南面直达牂牁，西面连接僰道，东西宽一千二百二十里，南北长一千零四十里。汉、唐时设置为郡县，在四川、贵州之间，也是一个大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四十里〕 到了唐代乾符年间，播州受到南诏侵扰，杨端夺取并占据了它。如今逆酋既已平定，应当改土归流，以改变夷地风俗。考察播州白田坝有数百里沃土，即播州遵义县的旧地，应当恢复府治，并设置县作为附郭县。桐梓位于綦江以南的要冲，是通往四川、贵州的道路，旧为夜郎县故地，应当恢复设置一县。望草南面连接婺思，北面通达真州、涪州，是绥阳县故地，应当恢复设置一县。仁怀滨临播州、枕靠永宁，像衣襟一样连接合州、泸州，是怀阳县故地，应当恢复设置一县。真州就是古代的珍州，川原平坦开阔，商贩往来，应当恢复设置一州。以上各地都隶属四川省统辖。黄平是四川、贵州的要地，旧时设置抚苗通判一员，列在重庆驻镇官员的职衔中；它与播州的形势相互控制，也是重要地区，应当设置一府。湄潭、龙泉地域广大辽阔，各应设置一县。瓮水、重安合设一县。余庆、白泥合设一县，并将草塘、容山二司割归各县管辖。以上地方距离贵州很近，应当改由贵州统辖。总计增加府二、州一、县八。大乱刚刚平定，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姑且建立若干城镇作为统属依据；以后土地开发、人口聚集，也不妨再增设。

译两府的府治以及附郭县，都应按照规定完整设置正佐官和首领官。府外各州县的正佐官和首领官，都应酌量裁减。第二，设置屯卫。播州地方千里，山川险恶，夷汉杂居，又逼近两个大土司，时常有开拓边疆的野心，必须设置官军、建立屯卫，以显示据重地而控制轻地的形势。因此在白田坝设置一卫，与府治同城；设指挥使一员、同知二员、佥事二员、镇抚一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所属为前、后、中、左、右五所。每所设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一员、百户四员，每所军队各一千人，共五十卫。各所官员中，从征有功者酌量升授；人数不足的，便从邻近愿意入伍的人中调取补足。各边隅逼近土司的地方，都设置屯田。每名军士按照祖制二十四亩，再增加六亩作为冬衣布花费用，共三十亩；由军士自行耕种、自行食用，不必向官府纳粮，也不再从官府领取粮食，以免反复领取、纷纷滋生弊端。各处开设屯田以后，除供养屯兵之外，其余田地仍按照民田征收赋税，向各州县缴纳本色或折色，用作卫官俸禄以及临时军费。每年孟冬、仲冬、孟春、仲春农闲时，各屯官按时加强操练；又在十月、二月的望日，集中到兵备道举行三日大操，检验武艺，比较强弱，明确赏罚。年老体弱的淘汰掉；一个屯中老弱者很多的，就连同革除其官军田，立即另行招募壮丁补充队伍，这样军队才有实际用途。将来如果所招士兵全部散尽，那么这五千名军队加上原有的三千名军兵，自然就有八千名可用之兵了。其一，设置兵备官。播地三面环绕夷地，战事刚刚平息，正值开创经营的初始阶段；设置有司，可以招抚流亡之民，但也可能不能长久驾驭远方、使其安定；布置将领，可以防备突然发生的变故，但也容易滋生事端、邀功请赏而挑起边境争端。若想对内整修军备，对外收服夷人之心，整肃群僚，震慑众人，以作为地方长久之计，就必须在播州白四坝新建的府城中设置分巡兼兵备官一员驻扎，专门整顿新近恢复的郡县，以及重庆卫、忠所、黔所、永宁、酉阳、石砫、平邑等土司的军务，并兼管有司的钱粮和狱讼。重庆府、巴县、綦江、南川、涪州、武隆、彭水等与播地紧邻的地方，全部听其管辖，以便办事。黄平新设一府四县，虽然划归贵州，但人心刚开始归附，田地相连，与贵州水西宣慰司一样听其兼制。其一，设置将领【缺字】。播地沦陷于夷人之手，已经八百多年，风俗强悍，法令长期互相抵触。如今土地虽已荡平，但逃亡的余孽仍潜藏其中，汉人与夷人错杂居住，招集苗人结党、越界侵占田地之事，时常必然发生。现在议定播州留兵一万，黄平留兵三千，大致足以防守。然而必须得到一名大将镇守这里，才可以无事。查考往年平定九丝时，曾议定留总兵一员镇守当地。如今建武比播州形势稍缓，立即派一名参将、游击便足以统领。是否可以在将军衙门标下增设练兵游击一员，改驻建武防守？原设总兵移驻播地，应留下各营兵中挑选的家丁三千人，购买战马三百匹。其中标下标兵家丁二千七百人、马二百七十匹，由坐营千把总统领；兵道员所属家丁三百人、马三十匹，由中军统领。有事时都听总兵调遣，称为正兵。此外七千名士兵，酌量分布在白田坝、真州、桐梓等县以及播川等驿站防守。其中一名游击统领三千人，两名守备各统领二千人，再由千把总分别统领。遇有战事就出征，无事时就用来筑城、挖池、建立郡县、修整邮驿。粮饷银两依照旧例发放；暂且等到建置完工之日，除家丁三千、战马三百外，其余军队再依次议定撤退。有愿意入籍充军以及由百姓承担差役的，听其自便；千把总都从附近卫所的官员中选用。黄平所留三千兵，仍设置一名参将统领，总体听从防播总兵节制。其一，丈量田地、制定粮额。播州周围方圆千里，田地不下数千万亩。旧时规定的粮额，每年只向贵州输送五千八百石，大概是因为蛮地的赋税原本较轻。后来应龙巧立新法，名叫“等賨”，每亩田征收数钱银两。起初还只是征敛财物来招抚苗人，后来连土地也一起夺取以供养苗人，于是赋税制度完全荡然无存。如今既已改土归流，自然应责成道、府官员亲自率领州县官员划定疆界，沿着山丘踏查田亩，逐一丈量，分为不同等级，造册呈报，以此确定赋税制度。只是田粮额数的轻重，四川没有固定规制。查考平定九丝时丈量田地，分别按上、中、下三等，每亩上田征四升，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播地山水交错，不止三等，还有上上、下下等，应当逐项分析。最上的田一亩可以抵上田几亩，最下的田几亩可以抵下田一亩，应当到临时再行核定，难以预先估计。丈量完毕后，总计田地若干、粮额若干，征收本色若干、折色若干，等两年以后再开始征科。除足够缴纳一年夏秋二税、银力二差以及一切杂费外，其余解送布政司，充作边饷支用。其一，限制田地占有数量。播地旧民自从逆酋倡乱以来，经过大军征讨，只剩下十分之一二，遗弃的田地很多。由于没有主人，册籍也不存在，疆界无法考察，复业的百姓往往冒认并暗中占有土地，有的原来报称少数土地却报成多数，原来是瘠田却报成肥田，甚至一人占田一二千亩；还有别省流徙之徒假借播地户籍，希望冒认占有土地。如今应当把播州旧民中号称杨保子的人查明确实是本地人，无论原有田产肥瘠，一律每人分给田三十亩，上、中、下田搭配均匀分给。如果一处全是上田或全是下田，就临时酌情分配；大体上，纯下田不得多于一百亩，纯上田不得少于二十亩。原本不是播州百姓的，凡不能以杨保子的话为凭的，不论过去是否寄居，都不得妄自认领；遗留下来的无主民田，另行招人承种、纳粮、服差。应龙的官庄，以及杨兆龙、田一鹏、何汉良等被擒杀的有名头人的庄田，全部没收归官，听凭三省百姓中愿意入籍播州的人承种。对占有这些土地的人，查照当时价格，按量征收，以充当前建立城池、衙门、驿传等各项费用；同时规定限额：平民不得超过五十亩，指挥、千户、百户不得超过一百亩，都在丈量时确定粮额和价格，命令不得转移。州县官员收受绝产价值后，应发给印契，登记入循环册，听凭兵备道稽查，转报巡抚、巡按查考；官吏侵吞没收财产的，从重治罪。

译其一，设置学校。播州过去本来有学校，宋元时期才俊兴盛，如冉从周、犹道、明白镇这一类人都考中进士，在全国闻名。自从逆龙禁锢文字，仇视儒生，坑杀儒士、焚烧书籍，灾祸如同秦始皇时代。如今战事既已平息，应当首先推行文教。白田、黄平旧有学宫，修补整治也容易，应当在两府原有学校各增补教授一员、训导二员。至于博士弟子员，不论是附郭县还是外县，只要入学并被学使选取，四川新设四县隶属白田学，贵州新设四县隶属黄平学；等到各县人才逐渐兴盛、物力稍微宽裕，再相继各自设立学校也不迟。真州既已改土归流，该地富庶，人物文采优良，也必须建立一所学宫，设置一名学正，以显示革新的教化。其一，恢复驿站。播州各驿自从逆酋闭关自守、负险顽抗以来，驿官不敢赴任，过往客旅不敢通行，站户逃亡，馆舍成为废墟，已经十多年了。如今地方已经平定，道路完全畅通，设置驿站势在必行。查播州过去管辖松坟、桐梓、播州、永安、湘川、乌江、昌田、沙溪、仁水、湄潭、【缺字】溪、岑黄、白泥十三个驿站，都应当利用这些重要通道。所有各驿的馆舍，都应趁此时及时动工；所需工匠和役夫，也从士兵中查找，惯于建造的直接调拨，不足的就从附近州县征用，并发给工食银米，费用从该边支取的军饷中计算开支。仍责成新设府的佐贰官一员往来稽查督办，不许虚报冒领银粮、荒废时日，事情办完后造册上报。又查各驿夫马的供应以及官吏俸薪，旧例由土司供办。如今既已改土归流，似乎应当同腹地驿站一样编派，但流民刚开始授田，暂时难以买马服役；目前一切驿站费用暂由官府出办，等里甲制度稍微稳定后，立即编派承担。至于夫马定额，应以道路繁简险要为标准：湘川驿靠近府城，是四条道路中最为繁要的，应设置马四十匹、夫八十名；松坎、桐梓、播州、永安四驿道路繁要而且险峻，应各设置马三十匹、夫五十名；乌江、仁水、湄潭、岑黄、鼈溪、白泥各驿都属次等繁要，应各设置马二十匹、夫三十名；昌田、沙溪只通往水西，属于次等偏僻驿路，应各设置马十匹、夫二十名。各驿现任官员，命令其赴驿任事；驿吏因为隶属土司，过去没有拨发任用，如今应由川、贵两省布政司按照空缺查明并拨补。其一，修建城墙。播州一府一州四县和黄平一府四县，都应改建石城；石料少的地方，用【缺字】代替。兵备道、总兵府，以及府、卫、州、县的衙门、公署、仓廒、库狱、城隍庙、演武场，还有两府一州的儒学、文庙、殿庑、斋舍等，都应当依次修建兴办；其中各级官员一到地方，首先急需有栖身之所，因此衙舍的修建尤其应当优先筹划。各府、州、县正官选派勤勉明干的佐贰官，在可以动用的银两中支取，限期兴工，多方稽查督办。大约城墙应在二十九年二月内开工，限于年终完工；其余各项依次筹办。其中办事人员若有怠惰、虚报侵吞工料、草率从事的，都听凭该道详加弹劾逮捕审究。工程完毕之日，造册报告巡抚、巡按衙门并奏报缴验，这样险要之地才可以凭借防御。其一，顺应夷人情势。播州全是夷地；大军征讨之后，曾替贼寇出力的夷人已经被铲除，余党也没有留下。如今在籍或现存的，有各土司官、七姓奏民、投降的夷目，都应当妥善安插。不过其中情形不同，也应分别处理：所谓八司，即播州直州、白泥、余庆、草堂、黄平、重安、容山，其中有安抚二长官、六名长官；又有一司瓮水，原本没有印信，也称长官；另有宣慰同知罗氏。这些都是世代拥有官号、与播州同时建立的土司；播州长官是王积仁。他因附从播州而被擒，献俘时已经和【缺字：枵氏】一同灭亡。真州附从播州多年，綦江被攻破时，曾帮助出兵三百人，这些情况都是众所周知的。同知罗氏和江外五司，疏远改土归流之事，挑起怨恨、招致祸乱，造成今天的局面，使天下震动、流血千里，因此各司是罪魁祸首。所以议论者认为，真州应当追究其附从播州之罪，江外各司应当按通敌结衅处理并断绝其旧制。不过王道如天，惩罚应从轻，奖赏应从重。真州在大军进兵之初率先归附，正、副长官各自率领一千人从军。江外各司分别招兵聚众，充任贵州、楚地的向导。如今将真州正长官改任该州土同知，副长官改任州判官；江外各司的安抚与正长官改任该县土县官，副长官改任土主簿；同知罗氏任新府土知事。除此之外还有投降的夷目，他们原来不是长官，本来没有冠带，只因按照赏格另行登记姓名加以开谕，能够在事变发生前主动归诚，也应当略加表示酬报，以彰明崇尚信义。例如上赤水里头目袁年父，遭受酷烈祸乱而最早投降，就授予他所镇抚的职衔；下赤水里头目袁鍪、仁怀里头目王继先、安罗二村头目罗国名、罗国显、安銮以上五人，念及他们回心归正，酌情授予冠带总旗。这些人的田产，只把属于他们本人的土地暂时拨给他们；应缴纳的税粮，一律送到州县官处缴纳。其余里中的人，都命令入籍纳粮服差，不许仍以家人为名肆意强占，违犯者按照此前的罪行治罪。至于七姓奏民，起初帮助杨氏作乱，后来又倾覆杨氏一族，尤其是祸乱的首犯。如今除非防王仁慈宽宥，否则如果仍重蹈旧习，强横害民，该道可以直接逮捕审问处置。地方上的人若以从前的事情为借口指控告发，也同样处理。其一，划正疆域。播地东北连接三省的县、卫，各自都有疆界，不容混淆。西南左边是水西，右边逼近永宁，虽然犬牙交错、互相嵌接，未能完全划齐，但旷野之间分定疆界，也自有沿袭已久的界限。只是夷人习性是彼此争强称雄，强盛时侵夺，弱小时削减，甚至出现一块土地由甲乙双方共同管辖、一个人同时为齐楚两方办事的情况。儒溪、沙溪、水烟、天旺，都属于播州五十四里之数，现有黄册可以考查；缉麻山、李博垭、仁怀、石实、瓮水等处，也都是播州世代的产业。只因往年杨氏衰落时，曾被永宁、水西侵占；后来应龙主事，兴兵相攻，恢复了旧业，各边头目又任其两边都承担粮马供应。这在土司时代尚可略过不究，如今既已改土归流，自然应当各自恢复旧有疆界。

译可是水西只要求清查，永宁却动辄进行骚扰，还以瓜分为借口，欺瞒上级、徇私行事，垂涎于古代旧业；应当命令该道会同邻近各道，及早清查。一切相邻地方，原来属于播州的归播州，原来属于永宁、水西的归奢安，刻石立碑，永远遵守。邻近边地的头目和士兵，如果不安分守义，任意侵夺争斗，就从重查究；凡触犯王法的，一并参奏处置。余文防《请速靖水蔺疏》【题为“水蔺渠魁被杀，西南大局已经形成，应当慎重考虑剿灭清洗的策略，以加速安定边疆的成效”。臣因事务，请求回乡省亲，隐居田间四年多，每天听闻彦贼凭险逞凶；而逃亡的奢崇明爪牙又先行作乱，苦于虎穴难以探查，常常说军饷不足、兵力不多，日久年深，军队疲敝、财力耗费，百姓膏血日渐枯竭，而贼势却日益张大，危险至极，不知最终会怎样。幸亏督抚按臣、新授方略道臣刘可训、镇臣侯良柱，凭一旅之师击破贼军十余万，正如拉朽摧枯一般。这难道只是武将用兵的力量吗？实在是仰赖皇上的威德远播，无不震惊折服。所以两位大臣身先士卒，背水决战，完全是凭忠义之气战胜敌人的。】首恶大[缺字]杀戮殆尽，倘若能够宽免胁从者的诛罚，西南半壁江山已经可以由此平定了。朝廷的谋略宏大而深远，将要把他们剿灭洗荡，全部歼除，拓展土地、开辟疆域，这是最为盛大的功业。只是受惊的鹿容易追逐，而狡猾的兔子洞窟很多；土夷临时聚合，实在有很多党徒。我曾见贵州解围以后，贼人没有坚固营垒，径直进捣大方；当时倘若加以持重慎行，哪里会至于自行丢弃先前的功劳？吸取过去的教训，以防止以后再犯，必须在事前详细谋划，制定万全之策，以完成这不常有的奇功，这是应当谨慎的第一点。功名所在之地，是人人都想占据的；军队气势正盛，容易轻视敌人，而功劳太高又会招来猜忌，于是挑起事端、养寇自重，迁延滞留以谋求自身利益的人，也未必没有。我曾见三路进兵，本来约定相互牵制；但在剿灭还是招抚上意见不同，军需呼应纷纷，几乎如同聚众争辩。若不是贼寇的巢穴所在，各路道、镇独自承担一面，谁能出奇制胜？所以必须协力同心，彼此声气相通；只要有人领头，就一定可以得到我的帮助；使受困之人得以成事也无妨。前军冲锋，后军奋力，或杀贼，或招降，总归是为了廓清地方；不可造成彼此分裂、视同你我之别，不能像在道路旁筑舍那样议论纷纷而错失这失去便不再得到的机会。这是应当谨慎的第二点。水外的膏[脥]之地，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收入版籍；若深入密林深箐之中，山陵沟谷险阻，攻取困难，守城也不容易。元凶【缺字】杀戮几乎已经殆尽，倘若宽免胁从者的诛罚，西南半壁就可以由此平定了。朝廷的谋略宏大深远，正要将他们剿灭清洗、全部歼除，拓展土地、开辟疆域，这是最为盛大的功业。只是受惊的鹿容易追逐，而狡猾的兔子洞穴很多；土夷乌合聚集，党徒实在众多。曾见贵州解围以后，贼军没有坚固营垒，直接攻取大方，当时倘若更加慎重，哪里至于自行丢弃此前的功劳？吸取以往教训、谨慎防备后来，必须事先周密谋划，制定万全之策，以完成这次罕有的奇功；这是应当慎重的第一点。功名之地，人人都想占据；军队士气正盛，容易轻敌，而功劳太高招致嫉恨，于是故意挑衅、养寇自重、拖延战事以谋私利的人，也未必没有。曾见三路进兵，原本约定互相牵制；但剿与抚意见不同，军饷又争相呼号，几乎像聚众争辩。若不是贼寇盘踞的地方由道、镇大臣独当一面，谁能出奇制胜？所以必须同心协力，彼此呼应；将领之间相互协助，困难的事情也可以办成。前锋后劲，杀贼招降，总归都是为了廓清地方，不要造成彼此分裂、各自筑舍观望，错过这次不可再得的机会。这是应当慎重的第二点。水外肥沃平坦的土地已经不难收入版籍；再往深林密箐之中，山陵沟谷险阻，进攻夺取困难，筑城防守也不容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年、九年〕 曾见遵义郡县，那里距离较近的地方，三十年后土地所能征收的赋税究竟有多少？对公家有没有补益？而城郭、宫室、官员、守卫等费用，先前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土地不荒芜的好处在哪里，远大的谋略又有多大实际效用呢？鬼方那样的偏僻土地，费力争夺那些原野，得到它又有什么用？应当先有控制驾驭的办法，逐步完成安置，不要白白使腹地疲敝来经营荒远的地方，最后反而把这场浴血奋战的功劳丢在草莽之中。这是应当慎重的第三点。西南用兵已经九年，兵戈驻扎之处长满荆棘；各处经过的地方，房屋破败荒废，村落笼罩在寒烟之中，满眼都是萧条景象。如今幸逢大捷，正是流离百姓聚集、等待救济的时候。用兵贵在拙直迅速，不崇尚巧诈迟缓；迅速就能乘机，迟缓巧计反而会产生变故。何况逆酋在受伤败亡之后，又有大军跟进，有什么坚固阵势可守？应当立即限期荡平，救济运输所剩的百姓，不要让余孽重新安定下来，再生出许多事端。倘若还需要斟酌，也应当及早请求皇命；罪行尚可原谅的，姑且留其不死，使他们知道雷霆自会惩击，天地也自有宽宥。战胜的军队，难道宁可收兵而不再驰骋，以安定那些心怀疑惧的人吗？此前的强敌，功劳在于攻克；此后的穷寇，功劳又在于收服。不要只贪图功劳而任意杀戮，零碎地报功邀赏，以致本来可以削平的地方，仍然遥遥无期，不能实现休兵归农。倪斯蕙《保蜀援黔疏》【题为“蜀地局势将要结束，贵州的事务却再次败坏；形势必然要借助四川援救贵州，最终又因贵州疲敝而使四川自身陷入困境，这是同室相救之计，必须谋划万全。恭敬地陈述一点见解，以辅助最后的议论，保全西南半壁江山”。】大概如今朝廷内外都知道边事紧急，却不知道贵州事务更加紧急；知道贵州事务紧急，却不知道贵州的事情其实就是四川的事情。只有借助四川，才能援救贵州；只有保全贵州，才能使四川安定。贵州一天没有了结，四川一天就不能卸下肩上的负担；因此贵州、四川的安危始终相连，天下安危实在系于此事。臣是四川人，在重庆生长，亲身遭受奢酋之变的惨祸，曾三次上疏叩阍报告变乱及善后之事，详细列出各项条款，承蒙皇上圣恩准许，下交有关部门议覆，多有采纳。当时认为几个月内就可以荡平叛乱，没想到拖延到四年，军队更加疲惫，财力更加匮乏，人心更加惶恐不安，而贵州军队又报告战败溃散。臣自己酉年获准请假奉养父母，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辛酉年二月承蒙恩典起复补任原官，不久就遇到奢酋之变，本省按臣上奏说臣守难不屈，蒙圣旨怜悯臣的家难。奉部檄催促上任时，臣的父亲因惊悸成病，出城四个多月便去世了；直到去年冬天十月才服丧期满。随后又听闻贵州方面战败。臣在故乡听到的见闻最为真切，只恨不能插翅飞入春明门，为皇上解除这份西顾之忧。行至河南地方时偶然感染风寒，请淇县医生李尚文调治，病情仍没有好转。万一臣的疾病未愈便突然如朝露般死去，那么臣一片忧国之心和草野谋略，终究不能全部向皇上倾吐。因此臣不避卑愚，再次尽情陈述。自从奢酋煽动叛乱，全蜀震动，仰仗皇上的威灵，督、抚、按、道诸臣相机采取战守方略，设置奇谋，克敌制胜，已经解成都之围，收复重庆，收复四十七郡县，恢复永宁，扫荡蔺州，接连把俘虏献到朝廷，带着玉垒、金躔旧日的疆土归还陛下，四川的事情已经全部结束，蜀人从此可以安睡。本来应当乘胜席卷，一举扫除凶星般的叛乱；可是奢酋像游鱼在釜中仍自得其乐，安贼还像猛虎一样盘踞于牂牁、芒部，诸夷又想在鹬蚌相争中窥伺渔利。奢借安以凭险自守，安又把奢当作奇货，彼此联合成一团，结成三个巢穴。我们的军队进攻，他们故意退却诱使我们深入；我们的军队退却，他们故意进逼追击我们的后路；我们的军队不进不退，他们便两边观望，拖疲我们的军队。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军；他们以逸待劳，我们以劳师面对逸敌；他们同心合力抵御我们，我们却分属两省来抵御他们。

译何况岩洞、密林、竹箐，既难以长驱直捣；脚上重重生茧，行经不毛之地，千里运送粮饷，又往往三十钟粮食不能运到一石，扛戈的士兵空着肚子就更加困难。负责此事的人急于求成，往往一再落入贼人的计谋，自取败亡。朝廷数百万金钱、全省数百万百姓的性命，竟只供军队来回奔走；不是葬身鱼腹，就是填入虎口。假如贾谊还在世，面对这种情形应当怎样痛哭流涕呢？臣私下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说明的事：变乱刚刚发生时，看似困难却可能容易；等事情拖久了，看似容易却实际上困难。当时贼势正盛，人心奋勇，人人抱着不共戴天的仇恨，都有封狼居胥的志向，恨不得争先奋勇，早饭前就消灭敌人。这好比人刚开始生病，六脉都沉，病势正重，人们急忙求医，医生唯恐治疗不及；如今病势已经拖延，人躺在床席上，子女的心力已经耗尽，医家的办法也渐渐用尽，即使有俞跗、仓公这样的名医，又将如何下手呢？况且四川自奢酋之乱以后，大半已经耗损，气息奄奄；旁边还有病倒呻吟的人，令人不忍坐视，又想扶着拐杖、凭衰弱的力气赶去救人，未能救人，自己反而更加病重，这是两败俱伤的道路。在四川，应当一面援救贵州，一面兼顾剿贼；在贵州，应当一面歼灭水西，一面兼顾驱逐蔺州。一定要救贵州，就必须先巩固四川。一定要巩固四川，就必须更加重视贵州的谋划。从前我太祖高皇帝征讨东川时，曾敕谕傅友德说：“东川、芒部、水西诸夷聚集在一起，无事时彼此争斗，有事时互相援助。从前阎罗凤逃亡居住在大理，唐朝军队追捕他，途经夷地，夷人聚集凶恶之徒，偶然因没有防备而使军队覆没。”又说：“夷地险峻崎岖，大将一到，他们便逃入山林草莽，突然之间难以捕获；应当驻兵屯田耕种，等待若干年以后再图谋平定。”光明显赫的圣王之言，难道不是四川事务的明鉴吗？如今内库已经不敢频繁请求拨款，民间也不能再次摊派，所能采取的只有太祖屯田的办法；然而事务没有专人负责，终究会成为在路旁筑屋、议论而不实行的空谈。或者可以专门委派一道官员管理屯田，但地方遥远广阔，难以逐一踏查田亩。各府原来设置有军屯同知，应当选任有才干能力的二员，划定土地进行耕种，按亩计算、按田耕作；土民和投降的夷人一体分授土地，这样无事时守卫，有事时作战。时间久了屯田农民逐渐熟悉事务，等他们习惯作战，防守的士兵也可以逐渐撤减。赵充国困服先零的谋略，不外乎此，因此屯田的设置不可不认真筹划。又考察太祖皇帝征讨建昌时，蓝玉上奏说四川土地空旷、山势险要，可以控制西番；蛮夷顽梗不服教化，希望多设置军卫、登记百姓为军。皇上说：“连年供输，烦扰不堪，军队长期在外，不宜再加重劳役；应当先养精蓄锐、积蓄威势，慢慢议定日后的行动。” 凭太祖的神武威略、建国初年的物力，以及傅友德、蓝玉等将领的骁勇杰出，尚且如此谨慎。兵法说：行军百里去争夺利益，会使上将受挫。今天的事情，难道适合轻率尝试，深入敌境再次重蹈覆辙吗？只应当设法离间各苗部，使其党羽彼此分裂；厚积军饷，等待他们困顿；从多方面周密筹划，以巩固边防。这正如太祖所说的“慢慢议定日后的行动”。何况军队战败以后，士气很难突然振作，大军也难以骤然集结。必须用日月积累，保持镇静，以沉着坚毅的态度出兵，之后才能每次行动都稳妥，一战便可平定。因此进兵不可不慎。汉臣诸葛亮当初平定蜀南时说：“如果留下外地人，就应当留下军队；留下军队就没有粮食供给，这是第一件难事。蛮人刚遭受打击破坏，父兄死亡；留下外地人却不留军队，就一定会留下祸患，这是第二件难事。蛮人屡次犯有废杀之罪，自己也嫌罪衅深重；如果留下外地人，他们终究不会相信，这是第三件难事。”如今我们想要不留军队、不运送粮饷，而使纲纪大致安定，汉臣的话难道不值得深思吗？这大概就是今天平定蜀地的第一要义吧。既然已经恢复永宁、收复蔺州，那么这一块土地将怎样防守、怎样安置呢？因此规划部署不可不周全。从前播州事变开始时，七姓互相攻打，有内部叛乱而没有外部援助；如今水、蔺之变，各夷彼此纠结，有外部援助而没有内部叛乱。若不设置离间之计并悬赏，就很难迅速抓住要领。督臣为此苦心规划了几年，如今能否取得成效，取决于赏罚是否确实，只有朝廷才能决定，因此应当更加申令告诫。各土司中有能够擒获安、奢二酋并献上的，立即把他们的土地赐给擒献者。如果心中观望、仍然持两可态度，就应有罪无赦；赏罚不可不取信于人。四川军队所称的剽悍精锐，只有南岸白杆兵而已。然而南岸的兵原本不到一万人，今天招来便逃，明天逃回又招。总的说来，这些兵往返道路，冒领军饷的情况十分严重；一些游手浪荡、亡命之徒，手不能拉弓，身不能披甲，却虚报冒充南岸补充兵额。常常看见统兵官经过重庆，临时招募或雇人应付防务，随即便散去；见到贼人就逃的，都是这类人。因此，兵员的真假、兵数的虚实，不可不核查。孙武、吴起统领军队时，即使妇人、宫嫔也都可以训练作战。如果依照臣从前奏疏所说，责成有司，处处团练乡兵，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士兵，家家都可以成为堡垒。等到如今四年之久，即使未必能够摧锋陷阵，也可以扼守要地、据城防守。然而一听到报警，就立即招募士兵；这些人既倚仗骄横傲慢来索取重额军饷，又任意咆哮，侵扰道路。地方难道缺少兵吗？只是没有人训练，也没有方法操练，所以往往只能仰赖土司。像叙州、泸州、合州、遵义、桐梓、綦江等地，官府都设置士兵防守；如果认真整顿乡兵，就以此作为考核有司政绩优劣的标准，不仅可以防止奢酋余党逃逸，也可以挫折骄兵的气焰，壮大地方百姓的胆气。因此乡兵不可不训练。臣尤其还有一事要请求：从前臣在铨部任职时，正值河工极其紧急，地方官员都停止推升调任，至今还记得。过去重视官员长期任职，是认为不应因频繁迎送而扰累百姓；何况如今地方残破，官员坐席尚未坐暖，事情还没有成效，又因调任他处而离去，接管的人不一致，推诿就容易发生，这样怎么能专门责成并取得成功呢？臣认为应仿照往年治理河工的先例，一概停止推升调任，只等平定蛮乱后按功劳升擢；即使打破常规调任，授予开府、京堂等高职，也不吝惜。这样各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责，官员不能卸下责任，消灭这些蛮寇又有什么困难呢？因此，官员长期任职的责任制度不可不议定。朝廷内外诸臣有些已经把这些意见说得很详细了，臣哪里敢再重复陈言，动辄冒犯天听呢？

译只是臣如同受伤之鸟，忧虑桑梓，正是顾不得措辞的时候。如今我正伏在旅舍床上，每天料理药物；如果等臣入朝上奏，痊愈就遥遥无期，所以才敢把这些意见逐条列出。如果臣所说并没有谬误，恳请圣明准许，下交有关部门采纳施行，地方将十分幸运。奉圣旨：贵州军队再次受挫，协同剿贼应当立即进行；但兵力弱、军饷缺，实在难以轻率进兵。地方官中有能够屯田耕种、养精蓄锐、设置离间计并悬赏、团练乡兵的，等事情平定以后，一体破格提升。以后凡是贵州、四川有贤能的官员任期届满，都要加衔管事，不得含糊迁调升降。有关部门知道。】传：唐代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陈子昂，字伯玉，是梓州射洪县人。他的祖籍在颍川，四世祖陈方庆得到墨翟的秘书，隐居在武东山，子孙便在那里定居，世代成为豪族。父亲陈元敬，奇伟洒脱，二十岁时便以豪侠闻名。适逢乡人遭受饥荒，他一朝散发万钟粮食而不求回报，于是远近之人都归附他，如同龟鱼奔向深渊。他因明经科考中选，授文林郎，后来广泛研读古代典籍，居住在家园中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服食地骨皮，炼制云膏，达四十多年。嗣子陈子昂，才奇出众，姿态壮伟如山岳耸立。起初以豪门子弟身份任侠使气，到了十七八岁还不识书，曾跟着赌博之徒进入乡学，慨然立志，于是谢绝门客，专心研读典籍。几年之间，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无不通览，尤其擅长写文章，很有司马相如、扬雄的风骨。起初作诗时，幽州人王适见到他的作品，惊叹说：“这个人一定会成为文章宗师。”二十一岁时，才向东进入咸京，游学太学，逐一拜访各位公卿，京城中无人不注目于他。从此受到远近称誉，声名更加显赫。他以进士科对策考取高等。适逢唐高宗太帝在洛阳宫驾崩，灵车将向西归葬，陈子昂于是向宫阙献书。】当时皇上由太后临朝摄政，读了他的奏书，认为他很有气魄，召见他询问情况。子昂相貌不佳而且缺少援助，但谈论帝王霸业的大略以及君臣关系，十分慷慨激昂。皇上称许他的言论，却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的才能，于是下敕说：“梓州人陈子昂，籍贯之地孕育英灵，文章声名伟大光耀。”授任麟台正字。当时洛阳城中传抄他的文章，市肆街巷中吟诵声相连，甚至互相买卖，迅速传遍远近。任期届满后，依照常规文书补任右卫曹。皇上多次召见询问政事，他的言论多切直中肯，所上奏书常常被采纳。因继母去世而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授任右拾遗。子昂晚年接受黄老之学，尤其沉浸于《易》的卦象，往往有精深造诣；但在任职时默然不乐，私下有辞官的说法。适逢契丹占据营州，建安郡王攸宜亲自统领军队，才华出众的幕僚都安置在军旗下。当时敕令子昂参与军幕谋划，军队驻扎在渔阳，前军王孝杰等人相继陷没，三军震恐。子昂进谏说：“主上顺应天命、人心，百蛮都向往教化；大王作为元老和皇亲，威略超过当世，受朝廷之命统率军队，精锐甲士百万，倾天下之力来处理一隅之事，这正是举泰山压卵、建瓴破竹的形势。然而张元遇、王孝杰等人不谨守军法，因此助长了敌人的威势，使战士陷于危险。敌人的威势一旦增长，就难以与之争锋；战士陷于危险，就无法应对变化。如今军队刚刚战败，天下都侧耳倾听，民间也都在观察，国家的成败就在今天。大王如果一味冲动，谦退让步，法制又不能申明，每件事都和从前一样，那么凭什么统率众军？开头像儿戏，后来也像儿戏，难道只会被敌人轻视，也会使天下奸雄生出野心吗？圣人以威势控制六合，所以只需发出声威，并不需要亲自到每家每户才使人服从。何况用兵贵在先声夺人，如今调发天下一半的军队归大王统领，安危成败都在百日以内，怎么可以轻率从事？大王如果听从愚见，就可以行动；如果不听，必然不能成功。必须建功报国，怎么可以送掉自身而误国呢？伏乞您审慎听取，请让我把最忠诚的话全部说完。凡事必须先衡量智愚、众寡、勇怯、强弱以及各部校、将帅的形势，然后才能合军作战求取利益，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使全军都向前进。不衡量力量，又不加以选择训练，暗中驱使乌合之众，战败后又成为怯弱的士兵，凭什么取胜？我这个愚人尚且说不可，何况奸贼的胜势强盛十倍，更不可抵挡。并且统率军队、抵御奸贼，必须有法制；亲信如果孤身一人，就会有朱亥挥金锤、突然袭击的危险，不可不畏惧。人若身负美玉，行走在路上必然被劫贼觊觎，为什么呢？因为宝物贵重。人们喜爱它。如今大王地位尊贵，又统领天下一半的军队，难道只是美玉而已吗？天下的利器不可丢失，一旦丢失，日后即使有圣明智慧的力量，也难以成功。因此希望大王在这件事上作出决断，不是稍微谦让、当作儿戏就能了结的。如果现在不采用忠言，等到时机到来而丧失机会，机会和时势一旦失去，就不能再次得到。希望大王仔细察看。大王如果真能听从愚见，请分给我麾下一万人作为前锋，那么大王的功业就可以建立。建安郡王正寻求敢战之士，因为子昂一向只是书生，便谢绝了他，没有接纳。子昂身体虚弱、多病，感于忠义，常想奋不顾身来报答知遇之恩。他认为自己身居近侍，又参与军谋，不能见到危难便顾惜自身、苟且容身到日后；于是又进谏，言辞十分恳切。建安郡王拒绝了他，便只署任他为军曹。子昂知道与主将意见不合，于是闭口退居下列，只兼管书记而已。后来登上蓟北楼，感慨古代乐毅与燕昭王的故事，作诗数首，于是悲伤流泪，高声吟唱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想到天地悠悠无穷，唯独我悲伤地流下眼泪。”当时的人不了解他的心情。军队撤罢后，他以父亲年老为由上表请求罢职回乡侍奉，皇上优厚对待他，允许他保留官职、领取俸禄回去。于是他在射洪西山修建数十间茅屋，种树采药作为生活供养，并遗憾国史，兼杂【缺字】自汉孝武帝以后直到唐代编写后史，纲纪大致建立，笔削尚未完成。钟文林府君担心他的书稿中途废弃。子昂生性极其孝顺，哀痛号哭，以致身体憔悴、气息不继。适逢本县县令段简贪婪暴虐、残忍无道，听说他家有财产，便假托法律条文，准备加害于他。子昂惊慌恐惧，家人送纳钱二十万，但段简的意图仍未满足，多次用车拖曳他去见官吏。子昂向来体弱多病，又因悲哀损伤过度，不能起身。外有严酷政令逼迫，他估量自己的体力，恐怕不能保全性命，于是命人取蓍草占卜。卦象形成后，他仰天号哭说：“天命不保佑我，我要死了。”于是便去世了，享年四十二岁。子昂有天下闻名的声望，却不因此在人前自夸；刚强果断、坚毅不屈，却从不触犯他人；喜好施舍、轻视财物，也不求回报；生性不饮酒，但遇到契合心意、情理相投之事，便会傲然如醉。他擅长写文章，却不喜欢随意创作；他立言构思，只在帝王霸业的大略而已，当时的人却不了解这一点。他尤其看重朋友之间的情义，一旦意气相合，即使白刃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友人赵真，凤阁舍人陆余庆，殿中侍御史王无竞，亳州长史房融，右史崔泰之，处士太原郭防，征道人史怀一，都是深厚坚定的朋友，与卢藏用交游最久。卢藏用对他的议论非常熟悉，因此能够把他的事迹记述下来。

译他的文章散失很多，现存的多是从人们口中听到的，今天保存下来的有十卷。他曾著《江上人文论》，将要以磅礴的气势顺应变化，与造物者同游；后来遭遇家难而失传。荆州仓曹、槐里人马择说：“我过去跟随父亲的朋友王适，得以结识陈君，高兴得忘记了自己年幼的年岁。榆关之战时，陈君筹划谋略；戎事安定多年，我们没有再见面交谈。圣历初年，陈君回旧山省亲，已有辞官的志向。我因服役向南游历，遇到这件事，十分欢喜；在幽林清泉之间，醉中歌唱吟咏，遍览所能到的地方，很快就走遍了岷山、峨眉山。等我返回不久，陈君将要去世，悲哉！言语断绝，道术幽冥，恍惚如同丧失了什么。延陵季子以心相许，而对方已经亡故。上天使斯文丧失，我的遗憾又哪里还来得及弥补！”陈君的故人、范阳人卢藏用【收集他的遗文，作序并撰写传记，议论都称述真实记录。唉，陈君这样就不会灭亡了！于是作赞说：“岷山导引长江，四方逼近万里；水势浩瀚广阔，向东流入沧海。神灵之光氤氲，上冲紫云；珍奇宝物所孕育的地方，于是诞生了奇异之人。唉！才能本可兼济天下，却受屈而不能伸展；行为可以通达神明，却困顿于庸俗尘世。孔子说：‘大道将要丧失了，是命运吧！’】宋代司马光《范镇传》记载：范景仁名镇，是益州华阳人。年少时考中进士，擅长诗文辞赋，科举场中的人都以他为师。他为人平和宽厚，修勅叅知政事薛简肃公、端明殿学士宋景文公都很器重他。补任国子监生，等到向贡院奏报姓名时，名次总是第一。按照旧例，殿廷唱名超过三人后，名列奏报第一的人必须出列高声自陈，以求皇帝恩宠。即使考试名次较低，天子也一定会把他提拔到前列。吴春卿、欧阳永叔这样耿直的人，尚且不能免俗。唯独景仁不这样做，左右及与他并立的人催促他自陈，景仁不答应，直到唱到第七十九人，才唱到他的名字。景仁出列拜谢，退回站定后，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众人都佩服他的安详淡泊。从此以后，开始以自陈为可耻，旧日的风气于是断绝。他脱去布衣，任新安主簿，到任几十天。当时宋宣献公留守西京，不愿让他与下级官吏共同劳苦受辱，便召他到国子监，教导诸生。任期届满后，又向朝廷推荐他担任东监直讲。不久，宋景文公奏请他共同修撰《唐书》，又因参知政事王公推荐，召他到学士院考试。诗中用了“彩霓”一词，学士根据沈约《郊居赋》中的“雌霓连蜷”，把“霓”读作入声，认为景仁押韵有误。因此他被授任馆阁校勘。学士却不知道，沈约赋中只是取其声律和谐优美，并不是说“霓”不能读作平声。当时有学问的人都替景仁愤愤不平，而景仁泰然处之，不为自己辩解。他任校勘四年，才升任检理。丞相厐公推荐景仁才华优异而不急于求取仕进，诏令授任直秘阁。不久又授起居舍人，主持谏院。仁宗性情宽厚仁慈，议论政事的人争相以攻讦求取名声，有人还因个人爱憎，拿帷帐内不能公开言说的事情来污蔑别人。唯独景仁只以国家大体为依据，除非事情关系朝廷安危、关乎百姓利弊，否则都搁置不说。陈恭公担任宰相时，宠妾张氏鞭打并杀死婢女，御史弹劾她，想把她逐出却未能成功，于是诬陷说她与婢女的女儿有私情。景仁上言说：“朝廷设置台谏官，是让他们铲除奸邪的。如果御史所说确实如此，那么陈执中可以斩首；如果不是这样，御史也可以斩首。”御史非常愤怒，弹劾景仁，认为他阿附宰相。景仁毫不顾忌，竭力辩明事实并非如此，深切挽救当时的弊病，诚实正直的人都称许他。仁宗即位三十五年，还没有继承人。嘉祐初年，仁宗突然得病，十天之内不省人事，朝廷内外大小臣僚无不忧惧，并因害怕招致嫌疑而回避，彼此观望，没有人敢于发言。景仁独自奋然说道：“天下的事情，难道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舍弃这件事不说，只顾挑剔细小事情来敷衍职守，这才是真正辜负国家的行为，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立即上书说：太祖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太宗，周王去世后，真宗把宗室子弟养在宫中。陛下应当为宗庙社稷考虑，尽早选择贤能的宗室子弟，给予优厚礼遇，先让他试任政事，与他共同谋划天下大事，以安定天下人的心。奏章多次上呈，都被搁置不答。景仁于是闭门居家，自己请求朝廷诛罚。执政大臣有人劝他说：“你为什么要效法那些求取名声、希图升进的人呢？”景仁给执政大臣写信说：“继承人不能确定，将来可能发生紧急军事变故。镇按道义应当死于朝廷刑法，不可以死在乱兵手下。现在正是镇选择死法和死时的时候，哪里有闲暇顾及求名希进的嫌疑，却不作出进退的决定呢？”他又上奏说：“臣私下观察大臣们的意思，是担心实行此事后发生变故，所以畏惧回避，把保全自身当作计策。万一发生兵乱，大臣家中的族属首领尚且不能保全，他们为自身打算也已经很疏忽了。即使事情中途发生变化而死去，陛下作为天子的职分，与其死在乱兵手中，难道不是更好吗？请陛下把臣这篇奏章给大臣们看，让他们自己选择死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的人都吓得两腿发抖。不久，景仁被授任兼侍御史知杂事。景仁因而辞谢，表示不能胜任，请求解除谏官职务，改任闲散之地。执政大臣又劝他说：“皇上现在身体不适，诸位大臣也曾提出过预防之策；如今奸邪之言已经传入，办理这件事就更加困难了。”景仁又给执政大臣写信说：“只应当讨论事情的是非，不应当计较事情的难易。何况事情及早办理就能成功，拖延便来不及，这正是圣贤看重把握时机、防患未然的原因。诸位说今天比以前困难，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比今天更困难呢？说今天奸邪之言已经传入、无法消除，难道将来就可以消除吗？”他总共当面进言七次，朝廷无法改变他的意见，于是罢免他的谏职，改任集贤殿修撰。不久升任知制诰，又迁任翰林学士。英宗即位，中书省上奏追尊濮安懿王的事情，下发两制官员讨论，他们认为应当称为皇伯，给予高官和大国，极尽尊荣，这很违逆执政大臣的意旨。于是又下发尚书省，召集百官讨论，执政大臣认为朝廷官员中一定会有人迎合自己的意见。不久，台谏官争相上言：“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作为他的儿子，不能顾念自己的亲生父亲。如今陛下既然成为仁宗的后嗣，如果再追尊濮王，就是另立一统，恐怕不是报答仁宗威德的做法。”众议纷纷，执政大臣想把事情拖延下来，于是下诏停止百官集议，说：“应当命礼官查考详定典章礼制后上报。”

译景仁主管太常寺，立即把为人后嗣所应遵行的礼制，以及汉、魏以来有关此事的议论和得失，全部列举上奏，意见与两制、台谏官的议论相合。执政大臣大怒，召见景仁责问说：“诏书说‘应当命礼官查考详定’，你为什么马上列举上奏呢？”景仁说：“有关部门得到诏书，不敢拖延留滞，立即上报正是他们的职责，为什么反而把这当作罪过呢？”后来宰相担心景仁升官，景仁应当主持诏令起草，却因考核审查失误，不合旧例，反而加授侍读学士，出任陈州知州。当今皇帝即位后，又召回翰林院。王介甫任参知政事，设置三司条例司，变更祖宗法令，专门把聚敛财利作为要务，排斥逐退忠直之士，引进奸邪谄佞之人。景仁上疏极力陈说这样做不可，朝廷没有答复。景仁当时六十三岁，于是上言说：如果既然不用臣的意见，臣便无颜再居官位、领取俸禄，愿意听任臣退休。奏章多次上呈，言辞越来越切直。王介甫大怒，亲自起草制书，极力辱骂诋毁他，让他以户部侍郎本官退休，凡是按规定应得的恩例待遇，全部不给。于是当时在位的人都感到惭愧，景仁的声名更加受到天下人的尊重。王介甫虽然把他诋毁得很厉害，人们反而把这看作荣耀。景仁退居以后，在京师有园宅，专门以读书、赋诗自我娱乐。有客人来时，无论贵贱，他都穿着便服接见，不再向旧日的朋友致谢。有人设宴请他，即使是权贵也不拒绝；没有邀请就不前往。与人相见时，有时乘兴出游，那么无论远近他都前往。曾经乘坐竹轿回到蜀地，与亲友故旧欢饮，赈济贫困的人，遍览江边景色，尽情观赏各处胜景，一年后才返回。年纪越来越老，但视力听力仍然敏锐，四肢尤其强健。唉！假使景仁当初违背正道、迎合世俗来取得富贵，因而屈服受辱、承担忧患，哪里会有今天这样的快乐呢？这样看来，景仁失去的很少，得到的却特别多。《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神明也慰劳他。”又说：“快乐的君子，怎么会不长寿呢？”景仁正是这样的人。有客人问当世谁是勇于坚持原则、超过迂叟的人，迂叟说：“有范景仁，他是勇士，没有人能与他匹敌。”客人说：“景仁身高只有五尺，温和恭顺，像是连衣服也承受不起，怎么能说他勇敢呢？”迂叟说：“怎么，难道你所谓的勇敢，是把瞪大的眼睛睁裂，怒发冲冠，力量能拖动九头牛，气势压倒三军，才叫勇敢吗？那只是匹夫的勇气，是表现在外面的勇敢。像景仁这样，是内心的勇敢。”自唐宣宗以来，朝廷不愿听到有人谈论确立继承人，万一有人提起，便咬牙痛恨他，和背叛朝廷没有区别。可是景仁独自公开倡议这件事，连续上奏十多篇也不停止，把自己的性命和宗族都看得如同鸿毛一般。后来人们看到景仁平安无事，才有继承他继续进言的人。然而景仁是冒险进入不可测的深渊，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按人的常情，谁不认为天子和执政大臣之间的亲爱最为深厚，而有什么关系能超过父子呢？执政大臣想尊崇天子的父亲，景仁却援引古代义理同他争论，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俸禄和官位都是人们贪恋的东西，我年老而且有病，前途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尚且留恋官位不忍离去，何况景仁呢？他已经官位显达、声望很高，距离公卿宰相的地位只有咫尺之遥，却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年仅六十三岁便拂袖归去，终身不再出仕。没有勇气的人能做到吗？凡是一般人有所不能做到，而有人能够做到，便没有不使人佩服的。像吕献可的先见之明、范景仁的勇决，都是我所不能及的。我内心确实佩服他们，所以写作《范景仁传》。苏辙《巢谷传》记载：巢谷字元修，父亲巢中世，是眉山的农民。年轻时跟随士大夫读书，年老后做乡里的塾师。[原文“防传父学”有疑误]，虽然质朴，却学识广博。他考中进士，在京师见到参加武艺考试的人，心里很喜欢这种生活。巢谷向来力气很大，于是放弃旧日所学，置办弓箭，练习骑马射箭。时间久了，武艺学成，却没有考中武举。听说西部边境多有骁勇之士，骑射、击刺的技艺冠绝四方，便离开家乡到恭凤、泾原一带游历。所到之处都结交当地杰出人物。有个叫韩存宝的人，尤其与他交好。巢谷教韩存宝兵书，两人结成像金石一样坚固的交情。熙宁年间，韩存宝任河州将领，立有战功，号称熙河名将，朝廷渐渐对他感到惊异。后来泸州蛮人乞弟扰乱边境，各郡都不能制服他，于是命韩存宝出兵征讨。韩存宝不熟悉蛮地事务，请巢谷到军中询问。等到韩存宝获罪被捕，自料必死，对巢谷说：“我是泾原的武夫，死并不可惜，只是妻子儿女免不了受冻挨饿。我袋中有几百两银子，除了您没有可以托付把它送给他们的人。”巢谷答应下来，立即改名换姓，怀揣银两步行前往交给韩存宝的儿子，别人没有一个知道。韩存宝死后，巢谷逃避在江淮之间，直到大赦才出来。我因为乡里旧交，从小就认识他，知道他有志气节操，是在紧急关头可以救助别人的人。我在朝廷任职时，巢谷沉浮于乡里之间，始终没有来见过我。绍圣初年，我因获罪被贬居筠州，后来从筠州迁到雷州，又迁到循州。我的兄长子瞻也从惠州再迁到昌化。士大夫都忌讳同我们兄弟交游，平生亲友也不再互通音信。唯独巢谷慨然从眉山公开宣称要步行来探访我们兄弟，听到的人都笑他狂妄。元符二年春天，他从梅州寄信给儿子说：“我要步行万里去见苏公，没想到自己还能平安无事，如今已经到梅州了。不出十天一定能见到他，死了也没有遗憾。”我又惊又喜，说：“这不是当今世上的人，是古代的人。”见面以后，我们握手哭泣，随后谈起平生经历，一个多月也不厌倦。当时巢谷已经七十三岁，瘦弱多病，不再是往日的元修了。他还要到南海去见子瞻，我怜悯他年老多病，劝阻说：“你的心意是好的，但从这里到儋州有几千里，还要渡海，不是老人所能做的事。”巢谷说：“我看自己还不会马上死，您不要阻止我。”挽留他也留不住。查看他袋中没有几千钱，而我当时也正贫困，只能勉强拿钱资助他送给他。船行到新防时，有个蛮人奴仆偷走他的行李逃跑，在新州被捕。巢谷跟着他到了新州，终于因病去世。我听说后失声痛哭，后悔他没有听我的劝告；但又惊异于他虽不听我的话，仍然实现了自己的志愿。

译从前赵襄子在晋阳遭遇困厄，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掘开水堤，以水围困晋阳城，城中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只剩三块木板那么高，人们悬锅煮食，以血涂锅祭告，甚至交换孩子来吃，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做人臣子的礼节。后来赵襄子采用张孟谈的计策，韩、魏两家的围困解除，便给群臣行赏，把高恭列为第一。张孟谈说：“晋阳危难时，只有高恭没有功劳，为什么把他排在第一呢？”赵襄子说：“晋阳危难时，群臣都懈怠了，只有高恭没有失去人臣之礼，我因此把他列为第一。”巢谷在朋友义气方面，确实无愧于高恭。只是高恭可惜没有遇到赵襄子，而巢谷前面遇到了韩存宝，后来又遇到了我和兄长子瞻。我如今正与他杂居在南方夷地，和他一同起居出入，大概将要在这里终老了。虽然知道他的贤能，还可以把他的事迹发扬出来。我听说巢谷有个儿子叫巢防，在泾原军中，所以写作这篇传，日后交给他。巢谷起初名为谷，等我在循州见到他时，他改名为谷。元代赵汸《黄泽世家》记载：先生名泽，字楚望。他的先祖是长安人，唐朝末年有人在蜀地做官，任资州内江县知县，名叫舒艺，死后葬在资州；他的次子师明留居当地，后来便成为资州人。先生出生时就有特殊资质，每天能诵读几千字，十二三岁便通晓经义和论辩之学。归附本朝时，他已经十六岁，慨然以阐明经学、学习古人为志向，专心实践来砥砺自己，喜欢苦心思考，屡次因此得病，病一停止便又像原来一样苦心思考。二十多岁时，开始旁通古今史志、别集、诗文，全部不待学习便能掌握，诗尤其超逸高洁、清新优美。过了很久，他对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著作有所领悟，写作《颜渊仰高钻坚论》来勉励自己。当时行省的显贵大臣中，还有尊重贤人、敬重学问的人，多次以书院山长的俸禄起用先生，先后教授江州景星书院、洪州东湖书院。任期考核期满便回家，闭门授徒以维持生活，全部搜取六经和诸子百家传注中的疑难义理一千多条，逐条分析、辩难，以此增进自己的思考，从此不再谈论做官。起初先生曾梦见孔夫子，以为只是偶然；后来多次梦见，最后一次梦见孔夫子亲自传授给他六经，字迹清晰如新。他家里没有一亩产业，却决意归隐休息，把阐明六经失传的学问作为自己的责任，大概是受到了很深的感发。当时是大德甲辰年，先生已经四十五岁。从这以后十多年间，他多次领悟圣人经典中隐微深奥的义理，共有几十处；对于逐渐失传的学问，也渐渐能够贯通，于是写作《思古吟》十章，极力赞叹圣人的德行仪容盛美，上溯到文王、周公，以表达自己在梦中醒来、睡梦之间也不忘怀的心意。先生于至正六年丙戌某月某日去世，享年八十七岁，由郡人王仪甫办理入殓收葬。九江的学者本来就少，先生又深深收敛才华，不求世人知晓，唯独待人接物时不论贵贱长幼，都一律以诚相待，因此去世之日，远近听闻的人无不悲哀。先生研究经学，以长期积累思考、自己领悟为主，以自然而恰当、不可改变的道理为准则。因此他的领悟，有的得自幽静寂寞之时，有的得自颠沛流离之际，有的得自疾病无聊之中，有的得自道路风雨之间。时间久了，便豁然贯通，无不融会理解；从天地定位、人物尚未诞生以前一直往下，凡是远古初始、万物根源等典籍不能完整记载的内容，都明白得像揭开遮蔽物、看在手掌上一样。然后从伏羲、神农、五帝、三王直到春秋末年，关于人伦的开端、礼乐的根本、皇道帝德、神妙教化适宜百姓的道理、井田区划的起始、封建制度自然形成的 形势、鬼神祭祀的起源、神异之物先于民众而产生的功用、创立数目和建立卦象的契机、声教文治的本源、制度创制与沿革的渐变、崇尚忠厚质朴或文饰的不同原则、世道变化和礼制失传的原因、凭借武力假托仁义的习气，全都像亲身处在其中、亲眼看见那些事情一样。于是《易经》《春秋》传注的解释，《诗经》《尚书》尚未解决的疑难，《周礼》不是圣人所作的指责，以及历代聚讼不决、苦苦思考几十年仍未贯通的问题，都像冰融雾散一样，明白地各自归入条理。大概这是由于专心精研、长期积累之后才得到的，他自己认为是上天开启了自己的愚昧、神明揭示了其中的秘密。他研究《易经》，以阐明卦象为先，主要依据孔子的话，向上探求文王、周公的意旨；而《易》的关键尽在《十翼》，所以写作《十翼举要》。他认为《易》起源于象，根据数设立卦，根据卦建立象，根据象产生意，根据意形成辞。所以孔子说：“《易》就是象。”平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易》不能废弃卦象，这是很明白的。由于象学失传，汉代儒者拾取琐碎浅陋的说法，不能得到圣人的旨意；王辅嗣忘象的学说兴起，到邢和叔时，竟发展到要忘掉卦、抛弃卦画。即使近代大儒接续著作，理学大为昌明，也不能改变这种局面。他撰写《忘象辩》。卦有卦象，爻有爻象；有的从自身近取，有的从万物远取，有的根据六爻相互推演，有的依据阴阳消长形成卦象，这些学者还可以探求。然而，若是象之外还有象，就不是思虑意识所能达到的了，何况还要创立条例来寻求它呢？李鼎祚在王弼弃置不用的遗余中加以缀辑，朱子发后来出现，考订得更为精密，丁易东继而研究，内容更加详尽。圣人创立卦象的奥妙，终究无法完全看见。于是撰写《象略》。象学既已明白，就可以由象得到意，由意形成辞；阴阳消长有一定的机理，上下贵贱有一定的区别，善恶吉凶有一定的准则。卦爻所处的位置如果恰当，孔子就没有理由单独说它不对；卦和爻中较为细小的方面，文王、周公本来也没有说它们是大的。由此才知道，三位圣人的《易》本来就是同一个意思。假如舍弃卦象而去寻求，那么人人都会各自造作一部《易》，虽不希望不同，却自然会不同。于是撰写《辩同论》。他曾说：“《易》有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大象、小象，有《大传》《系辞》，有《说卦》《序卦》《杂卦》，还有《河图》《洛书》以及蓍筮之数。学者应当随处下功夫，各自达到极致，最后用一个根本原则贯通它们，然后才能看见完整的《易》。”

译他研究《春秋》，把事实放在首位，以通晓史书体例为主；其大旨在于考察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以来向上追溯的功夫，而它的脉络全在《左传》中。于是撰写《三传义例考》。他认为，《春秋》有鲁国史书的笔法，也有圣人的笔法；近代却有“用夏历而冠以周月”的说法，这是史法和圣法都丧失了。于是撰写《元年春王正月辩》。他又认为，解释《春秋》有实义，也有虚辞；不能离开史实来论事，不能离开传文来寻求经义，也不能只从褒贬入手，而拘泥于圣人斟酌时势、采取中道；这才是实义。尊王而轻霸，尊君而卑臣，都是古今通行的义理。然而人人各自为学，各家各自著书，《春秋》始终没有确定的解释，所以一概用虚辞来裁断。于是撰写《笔削本旨》，又撰写《诸侯取女立子通考》；还论述《鲁隐公不书即位义》《殷周诸侯禘祫考》《周庙太庙单祭合食说》，并撰写《丘甲辩》。类似这样的著作有十多篇，用来说明古今礼俗不同，也表明用虚辞解释经书没有益处。他曾说：解释《春秋》，必须先认识圣人的气象；认识了圣人的气象，一切刻意雕琢、烦琐细碎的说法自然都会退避。如果只把《春秋》当作实录，那么《春秋》就只是一部可以编修的直笔史书，这也还算不上了解圣人。他认为，《易》有常道和变道，《春秋》有经法和权宜；《易》虽然有万般变化，却一定要复归常道，《春秋》虽然采用权宜，却不远离经法；各用这两层意义贯通一部经书的旨意。他常说：《易》的卦象和《春秋》的书法之所以废失，大致相似；如果通晓其中一端，就可以触类旁通、因机而悟。古代占筮之书，本来就是从卦爻取物类比，把悬空的意义寄托在象上，用来判断吉凶，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是上古圣神所创作的。文王、周公作《易》时，取其中一两个方面制定文辞，以阐明教化；自九畴之法亡失以后，凡是筮法中由掌筮者掌管的内容都不能再见到，卦象和象义又隐微难明，于是便成为历代无人通晓的学问。鲁国史书记事的方法很宝贵，其中有周公遗留下来的制度，与其他国家不同，从韩宣子的言论就可以看出。圣人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该记的就记，该删的就删，即使子游、子夏也不能增添一句，这必定有与史法大不相同的地方。然而又说“它的文字则是史书”，可见经书本来就不等同于史书。如今鲁国史书的旧文也无法再见，所以朱子认为，已经无法知道哪些是圣人所记、哪些是圣人所删；《春秋》的书法也因此成为历代无人通晓的义理。先生所说的两者废失原因相似，大概就是这样。他又担心学者得到一些新奇见闻后便不再深入思考，所以虽然所著书目很多，却都只作引导而不把道理彻底发明出来；于是撰写《易学滥觞》《春秋指要》《经旨举略》《稽古管见》，向人指示探求端绪、用力学习的方法，而《易春秋全解》则终身没有脱稿，也从未拿出来给人看。他辨析、解释诸经的要旨，著有《六经补注》；批评百家异说，则取杜牧“对不该说的话加以论说”的意思，撰写《翼经罪》。他说到自己论《周礼》时，认为六官所掌管的事务，都是唐、虞、夏、商已经实行过的事情；虽有沿袭、变革、增损和补益，有的更加详密，但总体不能相差太远，并不是周公新创的制度。古今风俗和事情的具体情形不同，如果不深入考察时代变化，便动辄指认其中一两项古远而可疑的内容，认为它不是圣人之书，这并不难以辨明。只有它的封国制度与《孟子》不相合，这才是应当讨论的地方。因为《孟子》所说的是沿用殷代的制度，《周官》说的是周家的制度。推算武王兴起时，殷代诸侯还有一千多个国家，既没有因为功劳而增加土地，也没有因为罪过而削减封邑，因此应当仍旧保留原来的封国；百里以下分为三等，正如《孟子》所说。至于周公、太公有巨大的功勋，以及其他功臣应当封爵，何况还要分封王室宗亲，使他们成为屏障，哪里可以用百里封国的制度来限制呢？自然应当采用周代制度。诸侯厌恶这种制度损害自己，便删去了相关典籍，所以当时的学者很少能够见到它；这样一来，周代一朝的制度，即使《孟子》也有不能详尽说明的地方。他对于官属多少的原因、职掌彼此交错的缘故以及各种错乱的说法，阐发义理尤其精深。他考察祭祀制度，也兼采《戴记》来研究，撰写《二礼祭祀述略》《礼经复古正言》。他辨析王肃把郊祭与丘祭混为一谈、废除五天帝祭祀、把昆仑神和神州合并为一祭的说法，说：“按照《祭法》，虞、夏、殷、周都把禘、郊、祖、宗作为四种重要祭祀。周人禘祭帝喾，郊祭后稷，奉文王为祖，奉武王为宗。禘祭天地，以帝喾配享，这就是圜丘、方泽之祭。郊祀上帝，以后稷配享，在建寅之月于南郊祭感生帝，以祈求丰收。四时在四郊祭五天帝，是为了迎接四时之气。祖祭帝喾，以后稷配享，是尊奉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宗祀文王于明堂，使他配享上帝，也就是总配五天帝。后来则在明堂尊文王为祖，使他配享五帝；在明堂尊五王为宗，使他们配享五神。这些说法都是郑玄的义理。”因此，《周礼·大司乐》注把圜丘、方泽、宗庙列为三种禘祭。大概天神、地祇以及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共同构成三种大祭，都是五年举行一次的禘祭。郊祭次于圜丘，社祭次于方泽，宗祭次于祖祭，这些都是每年举行的常祭。东迁以后土地缩小、财力匮乏，大礼于是废止，所修行的只有郊祭和社祭两种；因此圜丘、方泽两种禘祭，在传记和礼书中也很少谈到，并不是见闻浅陋的人所能了解的。《周礼》有“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的文辞；天神、地祇所祭的主神各为一位，所以称为“祀上帝”；四望并非一位神，所以称为“旅”。王肃想把圜丘当作郊祭，可以吗？《周礼·司服》说：“君王祭祀昊天上帝，穿大裘、戴冕；祭祀五帝也如此。”既然说“也如此”，那么祭祀五帝与祭祀昊天上帝就不是同一种祭祀。王肃想把它们混同，可以吗？《孝经》说“尊严地奉父亲配享上天”，又说“郊祭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易经·豫卦》说：“先王因此制作音乐、崇尚德行，以盛礼荐献给上帝，使祖先配享。”上帝也是天神。王肃想废除五天帝而以五位人帝代替，可以吗？

译昆仑是大地的最高处，神州是大地的中央，都是天地交会的地方。说地祇以昆仑、神州为主神，并不是这样。设置这两种祭祀，是为了在两个地方寻求神灵。天地神灵深不可测，谁知道神灵是在那里，还是在这里？所以既要在那里寻求，也要在这里寻求。康成认为方泽祭祀以昆仑为主，北郊祭祀以神州为主。北郊在经书中没有见到，他却错误地把它分为两处。王氏因此把昆仑、神州合并为一种祭祀，于是又说北郊就是方泽，可以吗？至于郑氏知道“乐九变”所对应的祭祀是禘祭，却没有说到帝喾，又认为禘祭比祫祭规格低，这就是他的过失。因此断定说：郑氏的见解深刻却不完备，王肃的见解明白却实际上浅薄。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所以采用他的说法，把方丘、圜丘合并，在南郊祭祀。历代没有沿袭这种做法，于是《周礼》中天神、地祇、人鬼最盛大的祭祀，竟成为古今无法解决的疑问。他辨析感生帝的说法说：“姜嫄踩到天帝的足迹而心有所感，生下后稷；周人特意为他建立庙宇祭祀，称为閟宫。”君子认为，圣人的出生不同于常人，并没有什么可疑的。何况在生民之初、气化开始的时候，五天帝的精气感应而成为帝王的祖先，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五帝感生的祭祀，在上古流传已久，并不是纬书创立的说法。况且《河图》《洛书》以及蓍筮之数也都见于纬文，难道可以全部废弃吗？他辨析胡仁仲把社祭当作祭地的说法说：“二社是用来享祭水、上谷之神，并以勾龙配享；稷并不是祭地。”按照礼制，天子、诸侯、群姓、百姓、大夫以及庶民都设立社，所以有王社、侯社、大社、国社。设置社的名称，其名义的尊卑高下有这样的不同，却把它说成祭祀大地的祭礼，可以吗？殷代取代夏代，周代取代殷代，都把前代的社用屋覆盖起来，这是表示羞辱；遇到水灾泛滥，就改变并重新设置社稷，这是表示责罚。君王以父亲之礼侍奉上天，以母亲之礼侍奉大地，难道可以责罚、羞辱它们吗？《周礼》说君王祭祀社稷和五祀，服用希冕；社稷与五祀同列，使用第五等的礼服，不能与先生、先公、四望、山川相比，这就明确说明社祭不是祭地。传文说：“头顶皇天，脚踏后土。”后土就是大地。周礼中大祝举行大封时，先告祭后土；大师出师、举行大禡时，也共同在社祭告；建立国家时先告祭后土，可见后土并不是社神。舜典记载，举行类祭以祭上帝，举行禋祭以祭六宗，望祭山川。六宗是上方、下方和四方的神，也就是五天帝和地祇。因此，六宗的祭祀位于祭上帝之后、祭山川之前。《周礼》所说的四望与五帝同在郊外设坛，又与祭地使用同样的玉器，也与山川使用同样的祭服。那么四望就是祭祀大地的四方。此外又有分奏乐章、祭祀五土之祇的制度，可见祭地的礼仪不只是在方泽举行。想把它等同于社祭，可以吗？《周礼》以圜丘与方泽相对，以天神与地祇相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祀天旅上帝”与“祀地旅四望”相对。《尚书》和《礼记》却多以郊祭与社祭相对，大概是因为郊祭上帝，社祭水土之神；这种礼仪专指圜丘、方泽，遍祭天神地祇，意义广远，分为四种祭祀，这一点是明确的。天地之道高深幽远，天神地祇不可烦扰亵渎，所以每年的大事在郊祭祈求，而水土发生变故，则到社祭责问。这就是古人设置祭祀的深意。胡氏的家学不相信《周礼》，所以任意建立了这样的说法。总的说来，先生的意思是：圣人制定礼制，远近、亲疏、高下、贵贱都有自然的次序；必须通晓它的根本原理，才能理解礼制的意义。大概圜丘所祭的是整体圆转运行的天，包括南北极、黄道赤道以及日月星辰所依附的整个天体，所以以北辰为主而称为天神；凡是从这里降临的，都是总祭天神。所谓上帝，是高高在上的天；因为它处在上方而成为主宰，所以称为上帝。分别主持五方，所以称为五帝。合上下四方来说，就称为六宗；它们都是天神分别配属的神位。方泽所祭的是整体承载上天的大地，包括山陵、河川、湖泽以及天所覆盖的极限范围，所以以昆仑为主而称为地祇；凡是从这里产生的，都是总祭地祇。大地有四方，遥望各方而祭祀，称为四望；祭祀五岳四渎，称为山川；祭祀川泽、山陵、丘林、坟衍、原隰，称为五土；祭祀水土之神，称为社；这些都是分别祭祀地祇。所谓自然的次序，大概就是这样。他辨析赵伯循的说法：赵氏认为，天子在始祖庙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帝，并以始祖配享，这称为大传；天子祭祀始祖所由出的祖先，以自己的祖先配享；诸侯祭祀到自己的太祖；大夫、士有事时向君主请示，干祫祭及于自己的高祖。这里把禘祭和祫祭相对而言，说明禘、祫都是合祭；贯通上下文来看，大概诸侯的祫祭相当于天子的禘祭。诸侯祭祀到自己的太祖，大夫、士祭祀到自己的高祖，说明有庙和无庙的神主都在祭祀范围内，又上及太祖、高祖，所以称为祫祭。天子则在七庙和桃庙的神主之上，更追溯到始祖所由出的帝，所以称为禘祭。如果说禘祭只祭始祖所由出的祖先，反而不包括有庙、无庙的神主，祭祀就会寂寥而简略，不合人情。因此程子说：“天子称禘，诸侯称祫，它们的礼都是合祭。”《尔雅》说：“禘，是大祭。”如果不是大规模合祭昭穆各代祖先，凭什么称为大祭呢？字书解释说：“禘，就是审谛，也就是详察昭穆次序。”如果不是合祭，怎么会有昭穆呢？后稷有庙，郊祭时已经配享上帝；帝喾虽然配享上天，却没有庙，不能缺少对人鬼的祭享。因此每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时，就由后稷率领有庙、无庙的神主共同在帝喾前受祭，这样既使子孙都能见到自己的祖先，又因为世代次序久远，可以看见始祖的功德尤其盛大。何况后稷的庙中还收藏着毁庙后数十代祖先的神主，难道到了享祭帝喾时，能把它们屏弃在外吗？禘祭、祫祭之所以互相混乱，是因为天子、诸侯的制度没有弄清楚：先儒有时推演天子的礼制来解释诸侯，有时推演诸侯的礼制来解释天子，却不知道诸侯有祫而无禘；天子的禘礼必定兼有祫祭，虽然其本意不专在合食，但率领子孙共同尊奉一位帝，自然就应当合食。

译《礼》说：“天子举行犆祭、礿祭、祫祭、禘祭、祫祭、尝祭、祫祭、烝祭。”这说明天子的祫祭随四时都可以举行。他辨析成王赐给鲁国天子礼乐的说法说：“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制作音乐，这是天子和诸侯不可改变的大法。”周公去世以后，成王和伯禽亲自违背礼制来享祭周公；成王是贤明的君王，鲁公是贤明的国君，必定不会这样做。因此推究《鲁颂》所说的“白牡、骍刚”，应当是记载礼制的人有错误。禘祭是殷代诸侯的盛大祭祀，周公制定了“不为王不得举行禘祭”的法则，所以用礿祭代替。成王认为周公对王室有巨大的功劳，便命令鲁国用殷代诸侯的盛礼祭祀周公，以表示不把周公当作臣下的意思；所以牺牲使用白色公牛，白牡是殷代的牺牲；骍刚是鲁公所用的牺牲。由此又可以看出，鲁公以下的祖先都在太庙合食，而礼制等级从来不敢与周公相同。再从《春秋》推求，这也不是每年举行的常祭；成王斟酌礼意，大概就是这样，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存在祭祀文王、把文王作为始祖所由出的祖先的礼制。至于在群公之庙举行禘祭，则是后世才开始僭越的；不过晋国也有禘祭，大概是因为文公对王室有功劳，想仿效鲁国的禘祭，于是向天子请求。所以晋国国君得以使用这种礼制。至于东周时期诸侯为始祖所由出的天子建立庙宇，称为周庙，鲁国、郑国就是这样。然而只能称作周庙，不敢称为祖庙，因为诸侯不敢把天子奉为自己的祖先。这样一来，子孙也不敢在这种庙中享祭，只能单独祭祀始祖所由出的天子。祭祀所用的牲禄取自生者的俸禄，因此也只能采用诸侯的礼制。假如鲁国已经获准在周公庙举行禘祭，那么周庙也应当采用神禘之礼；既然必须有配享者，本来就应当在文王庙中以周公配享文王。若依据赵氏的说法，鲁国本来没有文王庙，只是在周公庙祭祀文王，临到祭祀时才设置文王神主并让尸来代神受祭，这在礼意上实在不相合。若认为鲁国有文王庙，那么就是从文王庙迎尸进入周公庙，以父亲进入儿子的庙，以尊者前往卑者之处，这必然不合礼制。鲁国举行郊祭、大雩祭，是平王在位时鲁惠公请求而得到的。可是郊祭苍帝、举行三望，虽然是僭越，却还不敢完全与王室相同。大概鲁国拥有天子礼乐，是成王所赐；《明堂位》《祭统》认为这是惠公请求的说法，则出自《吕氏春秋》。鲁、郑二国的周庙以及晋国的禘祭，见于《左传》。先生以经书互相印证，并折中百家学说；他辨析、说明《诗经》解释上的错误，大多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古人重视声教，所以采集诗歌来观察教化所及的深浅。然而，现今《诗经》三百篇中，有些是太师采集的，《周南》《召南》就是这样；有些是史官记录而非太师采集的，《幽风》以及周大夫所作的诗就是这样。其余各国的国风，大多是周室东迁以后的作品，基本都是各国史官自行记录的。当周朝盛盛之时，赞美和讽刺尚未兴起，《汉广》《江沱》等诗虽然足以看出诸侯的美德，但风俗教化的根源实际上系属于周朝。后来天子不能统一天下，诸侯的善恶都与周王室无关，所以无论是赞美还是讽刺，都称为“变风”，因为它们不属于《周南》《召南》，而各自成为一国之风。《周礼》说，天子巡守时，太史、太师同车；又说他们的属官所掌之事，都有世代相承的说法。在采诗之时，太师掌管此事，太史记录诗歌产生的时代和世系。后来巡守之礼废弛，太师不再采诗，此后各国的诗歌便都由本国史官自行记录，用来考察风俗的盛衰以及政治的得失。像《左传》记载高克之事说“郑人为他赋《清人》”，记载庄姜之事说“卫人为她赋《硕人》”，一定是有所依据的。因此《诗大序》说：“国史明白得失的事迹，因人伦废弛而伤感，因刑政苛酷而悲哀，吟咏人的性情来讽谏君上，通达于事变而怀念旧日风俗。”由此可见，解说《诗经》的人不可不辨明采诗的时代。正是如此。《黍离》降为国风时，周王的恩泽还没有穷尽，所以百姓忠于并爱戴自己的君主，还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后来听诗的人已经玩忽，作诗的人也感到厌倦，于是彼此渐渐相忘；到了那时，即使是国风也再不能看见。到此，文字记载以来文治的踪迹，才开始被彻底断绝。按时代考察，国风写到《泽陂》，是在顷王时期，相当于鲁文公之时，所以说“王者的踪迹熄灭了，诗也亡失了”。因此，解说《诗经》的人还应当考论诗歌产生的时代。先生关于经学的见解，大多是自己研求所得；因为他的书没有广泛流传，所以我摘录其中有关礼学要旨的内容加以刊载。当时，只有临川吴文正公辨明学术、端正义理，完全通晓各经，最了解先生。吴公接受拜授集贤院职命后，到扬州便因养病而返回；在九江濂溪书院看见先生所著《易学滥觞》《春秋指要》，内心十分赞赏，在卷首题写道：“楚望父所著的经书，其志向可以说是很善了。”《易》是想阐明卦象，《春秋》是想阐明书法，大概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后来又得到《六经辨释补注》，看后对学者说：“如今没有人能够了解黄楚望。”孟子说：“能够言说抵御杨朱、墨子的，便是圣人的门徒。”楚望就是这样的人吧？吴公又为此书作序，把它归还给先生。序文大意说：“楚望贫困却努力求学，研读《易》《春秋》《周官》《礼记》，为它们辨析、解释并作补注，弘扬纲要和义理，明白揭示其大的方面而不遗漏小的方面，探究周详而谨慎，确实有真正的见解。先儒旧说中可信的，他诚恳地尊重信奉，不敢轻率放纵地凭主观臆说来互相判定是非。他用功深厚，用意笃实；以我所见，阐明经义的学者还没有能赶上他的。”晚年看见这样的著作，难道不会为之大快吗？我赞叹称美还觉得不够，于是把这些话告诉学者，大概一定要对各部经书深入沉潜、反复研读，然后才能看出他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且。先生一向对自己的学问十分慎重，从不轻易对人谈论，认为如果对方学问不足以阐明圣人的心志，又不把阐明六经的显晦当作自己的责任，那么即使同他谈上一整天也没有益处。学士李公对此感到慨叹，返还途中经过九江，便请先生到濂溪书院暂住。李公是缙绅之士，亲自依照师生礼节行礼，在庐山借馆舍，请先生传授一经的学问，又准备经营先生的家业，为他的子孙作长远打算。先生辞谢说：“凭您的才能，停止一年半的功夫，哪部经不能阐明？然而那也不过是用笔传授它的义理罢了。像我，却是在艰苦之余才有所见解；我不是邵雍，不敢以二十年隐居林下的期限来要求您。”

译李学士为此叹息而离去。有人说，先生幸而已经把经学之道弄明白了，却又像这样对别人秘而不传，难道没有学问失传的忧惧吗？先生说：“圣经的兴盛和废绝，上关乎天运。你以为这是区区人的力量所能造成的吗？”德化县令王君子翼请求刊刻补注，收藏在先生家中，先生仍然慎重对待，认为不是合适的人便不传授。等到经受寇乱，故宅成为废墟，遗留下来的书籍也很少了，真令人悲伤！先生宁可让自己的学问不传给后世，始终不肯委屈自己而传授给一般人。因此，他能够凭几十年的勤苦，在经学残缺、阻塞之余，穷尽探究各部经书，却不能使圣人的心志在天下后世大为彰明。这大概就是他的道理如此，难道不是天意吗？从前孔夫子赞述《易》，编次《诗》，审定《书》，匡正礼乐，修订《春秋》，是要把它们作为历代君王的大典。后来遭逢秦朝焚书灭学，帝王治理天下的经世之法就在这时被彻底斩断、泯灭了。这大概是自从函谷关开放以来，天地间格局横向分裂的一次大变故。郑康成处在专守门户、见识鄙陋的时代，以一家之学汇集解释群经，成就完备。孔颖达考核百家学说，大力阐明郑玄的义理，虽然对圣人之道没有新的发明，但博览古籍、穷究经书，勤劳用功也够深了。从此四百多年，逐渐成为固定的定论。到了宋代清江人刘原父，才凭借聪明博洽的资质，根据经书考察礼制，想把周、秦以来传注中的错误全部排除。宋代经学的兴盛，实在是刘公首先倡导的，于是解说日益更新。等到朱子出现，群家之说有了折衷，终于统一于一，这仍然是孔夫子的志向。黄先生研究《易》简约精深，文辞含蓄，义理广大，使学者都能凭自己的努力深入经书。晚年仍然专心于礼学，却未能完成论著。他编成的书以保留疑问为可贵，又深切怀疑古今文字体式的差异。他独自探得《春秋》书法废失的原因，折衷各家传说，分别都达到了恰当的程度。然而，门人学者对于这两部经书的师说不能有所发明，所以君子评论古今经注，认为除朱子的《诗集传》以外，都不能没有遗憾。先生于是想用近代义理明白、经义精深的学问，加上汉儒博物考古的功夫，再辅以精密思考，终身不止。吴公所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概就是指这个。唉，难道它终于不能流传了吗？我赵汸起初到先生门下拜见，请问研治经书的要领。先生想到我从远方来，不认为我不可教，教导我说：“只在于用心思考罢了。”然而如果不能完全领悟传注的错误，也就不知道应当怎样思考。我请问深入思考的方法，先生说：“应当拿一件事作为例子。”《礼记》说：“女子有五种情况不能娶，其中一种是父亲去世而为长子。”注释说：“没有人可以授予婚姻命令。”近代学者解释说：“大概是父亲去世而又没有兄长的人。”女子父亲去世、没有兄长的很多，为什么要因此获罪，被人这样断绝婚姻关系呢？这显然不是先王的意思。起初我就从这里思考，有时两三年，有时七八年，假如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就会知道先儒解说经书时，已经讲通的未必都恰当，尚未讲通的也未尝不能通过思考得到解释。赵汸退下后思考，认为父亲去世而没有兄长的女子，确实不应当与叛逆作乱、受刑患病之人的子女一同被世人抛弃。过了很久，才得到解释说：这大概是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一类的人，所以说“没有人可以授予婚姻命令”，注释还没有失误。如果只是父亲去世而无兄，那么期服、功服等亲属都可以出面主持婚事。我曾把这个解释拿来向先生请正，先生说：“你能这样追求答案，很好。不过六经中像这样的疑义还有很多，应当努力保养精神，谨慎思考，不要轻易废弃它。”于是又传授我探求《春秋》要旨的方法，说：“楚国杀死它的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寻求其意义；夫人姜氏到齐国军队中去，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寻求其意义。” 赵汸思考了一年，仍未得到解释。先生替他调换语句说：“夫人姜氏到齐国军队中去，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内寻求其意义；楚国杀死它的大夫得臣，这是《春秋》的书法，应当在二百四十二年之外寻求其意义。”赵汸大概从此才通达《春秋》笔削取舍的权柄，于是知道先生对于六经的学问，用自己所得来教人的情形，大概就是这样。只是《易经》所说的“象外之象”，有些是无法全部听闻、理解的。唉，真令人悲痛，也留下了遗憾！谨将先生的世系家传、文章品行的大概，以及他经学复古的功劳，像以上这样记述下来。伏望那些以立言为己任、把当世文教视为自己责任的君子，尚且能够表彰弘扬它。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一日，学生新安赵汸记述。《史母程氏传》【唉！我曾得到《三卯录》来读，蜀地灾祸的惨烈，实在不忍心说。史禩孙死而复生的事是这样：蜀地百姓被押去赴死，大约五十人为一群，用刀把他们全部刺杀，然后把尸体堆积起来。有人怀疑其中还有没死的，便再次刺杀。禩孙的尸体堆在下面，刺杀者偶然没有刺到他，尸体上的鲜血淋漓流入禩孙口中，他到半夜才苏醒，便爬进草木丛中，藏到别处。后来他出来担任蜀枢密使，曾经袒露身体给人看，每次都不免流泪。贺靖权《成都录》说，城中的尸骸有一百四十万具，城外的还没有计算。唉！由此推考，更加令人悲痛。蜀地眉州的史氏，是唐代吏部侍郎史俨随僖宗到蜀地后，因而定居在那里的一族。他们的先祖坟墓在青神，已经将近二十代。宋代被称为名门望族；他们离开蜀地后，如今只有一房居住在湖州。读到这些遗事，更加悲痛。史母程夫人，是苏文忠公母亲的族人。夫人准备把家人安置到峡江一带，便把金钱装入袋中缠在腰间。战乱军队突然到来，她伏身躲在草木丛中，与邻家老妇商量说：“如果交出这些金钱果真可以使我的儿子活命，那么没有钱财，就再也不能逃出蜀地，史氏宗族确实会没有一个活口。即使侥幸活下来，早晚军队还会再来，也一定难逃一死。

译我们都死去，用死来保全史家的孩子，实在没有什么可悔恨的。”老妇看见她即将送死，便把自己腰中的金子拿出来，告诉那孩子让他赶快逃走。不久军队果然捉住了程夫人，她以金钱已经实际遗失为由向士兵谢绝，随即被杀。后来有一天，老妇把这件事告诉邻人，邻人又告诉史家的孩子。孩子当时才十三岁，按照她所说的，在荒草野地中找到了尸体，埋葬后带回来，并赶紧画下她的遗像，题记说：“史光之母，五十四岁，于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时死于兵难。”孩子于是向东南来到湖州，登记户籍，专心奋发自励，以武科出身任淛东兵马钤辖。钤辖生子主文，任嘉定儒学教授。主文在嘉定生下台孙、介孙、喜孙。台孙通晓儒术和吏文，又有几个儿子；史氏从嘉熙年间到现在，已经传了四代。唉！蜀地孙氏自秦始皇进入中原以来，直到宋代，共有一千五百多年，文物制度极为兴盛，完全不知道兵革为何物；一旦遭到扫荡削平，几乎全部消失，直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留下的只是废墟败棘，郡县降等、废弃的将近一半，实在可悲，实在可悲！赞语说：妇女的内在德行本来不出家门，闺房中的歌声也被废弃；战国以来，妇女都不幸以此著名，并不是她们情愿如此。没有比死亡更令人忌讳的事了，能够从容反复权衡而死，连烈士都难以做到，何况士人和女子呢？欧阳公记载断臂妇人的事，用来使冯道感到惭愧；程夫人以死保全宗族，太平时代留下的恩泽，也由此可见。修史的人怎么可以把这类事废弃不载呢？】明代刘惟德《韩娥传》【韩娥姓韩，是元代四川盐运司副使韩新泽的孙女、处士韩成的女儿。母亲王氏，在元至正乙酉年生下韩娥。韩娥刚满三岁，父亲去世；七岁时，母亲也去世。她由叔父韩立抚养。元朝末年发生战乱，丙申年盗贼蜂起，抢夺财物，掳掠妇女，无所顾忌。叔母杜氏估计韩娥不能自保，秘密对她说：“我们夫妇老了，你才十二岁，一定会遭到贼兵掳掠。我不忍看你受辱，准备制作男子的衣服，你可以穿上。贼兵知道你是男子，或许可以免祸。”叔父又哭着说：“你本是旧官的孙女，我抚养你、怜恤你，本来希望你能成家。不幸却到了这样的时局，这是命运。你应当自行了断。”韩娥接受叔母的教导，立即换上衣服，束起头发。第二天早晨，她去拜谢叔母说：“从今以后，或许能够贯彻母亲的教诲；即使死也不会改变，难道忍心不记得叔母的话，甘愿承受贼兵的侮辱，只求苟且活命吗？”不久果然被贼兵掳去，贼兵问她姓名，韩娥说：“我是韩关保。”于是她跟着扛戈的人一起前行。后来遇到万户王起岩，王起岩见她而怜悯，便把她交给千户罗甲。罗甲是蜀地叙南人，像抚养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她，并带她出征云南。从云南返回叙南后，韩娥在军队中与人相处和睦。有人同她嬉戏，她便严肃地说：“韩关保不能随便嬉戏，恐怕长官责怪，没有益处。”每逢严寒，她从未抱怨；遇到暑雨，也从未脱衣沐浴。到了夜里便和衣而卧，睡觉常常最后，起床却常常最早。有人问她原因，她说：“恐怕家务没有办好，所以才这样。”从此罗甲遇到军务，无论大小，韩娥都勤勉去做，片刻也没有懒惰的样子。罗甲怜惜她勤劳谨慎，偶尔给她酒，她推辞说：“关保天性不能饮酒，一喝就生病。”罗甲因此更加敬重她。韩娥更加兢兢业业，只怕有所差失，违背叔母的教诲；她出入军中十二年，没有人能够察觉她是女子。她又善于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罗甲，所以罗甲信任她而不怀疑。罗甲曾对人说：“我的关保，是能继承父亲事业的孩子。”便为她婚配，希望她成家立业。韩娥不得已，只好答应，却想尽办法躲避这件事。女子向她的父母诉说，父母责备韩娥，夫妻关系很不和睦。韩娥仍然隐瞒不说。一天，韩娥跟随王万户从叙南到成都办理事务，暗中走到城东度过绿桥，寻找叔父、叔母，找到时他们已经认不出她了。韩娥把实情全部告诉他们，并指着额头上的刀伤，仰天痛哭。叔父也为她的艰苦遭遇悲伤，准备拿白金赎回她。王万户对韩娥的叔父说：“这个孩子是罗甲的儿子，怎么会是你的女侄？”这件事被有关官府听闻后，便召来老妇辨认。老妇说：“她是未出嫁的女子。”万户于是收下白金，把韩娥还给叔父。叔父带韩娥回去。罗甲后来上马戍守，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韩娥夫妇相继去世，但子女都还在。洪武年间朝廷完全占有蜀地，王万户入京朝见，被授予礼部郎中，退休后返回蜀地，把这件事报告给蜀王府。蜀王召见韩娥，赐给宝钞五锭，加以褒奖。士大夫多作诗文赞美她。永乐七年冬十二月，我出使蜀地，当时有方外之士韩太和，是韩立的儿子、韩娥的弟弟。他把事情的详细经过到我这里诵述。我喜爱韩娥的贞节刚烈和孝行，于是作《韩娥传》。刘生说：“韩娥年少丧亲，遭逢时局多艰，接受叔母一句教诲，改穿男装处身军中。她没有怨恨任何人，所以没有人能辨认她是女子。譬如手执美玉骑马奔驰，马虽骤然奔跑而玉不坠落；捧着满升的水上车，车虽摇动而水不溢出，都是因为善于执持、捧护。又由于她内心忠厚谨慎，坚如金石，所以能够保全自身，归于罗家。韩娥有三种长处：智慧、贞节、孝顺。《诗经》说：‘既明智又通达，才能保全自身。’这说的就是韩娥。】说的就是韩娥。】《杨学可传》【先生姓杨，名学可。他的先世世代居住在蜀地新都邑，相传是关西夫子杨震的后代。到了处士某人这一代，他的后裔中有人具有隐逸的德行而不出仕，只是读书教子，乡里称他为善人。先生就是他的儿子。先生从孩童时便喜欢谈论《论语》《孟子》，长大后入学，跟随乡里的先生某人学习《诗经》《尚书》《春秋》三经。学业通达后，正逢元朝末年，天下震动，四方多有战事。先生知道蜀地不能居住，便逃入云南昆明邑。昆明的士大夫听说先生到来，争相设席延请。先生讲论六经，阐明尧、舜、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并且说帝王自有真实正当的名分，不能僭越窃取，否则会给百姓带来祸害。于是名公贵人听到先生的话，都守住自己的本分，服从先生的教诲，完全懂得其中的义理；因此多敬重侍奉先生，内心却实在忌惮他。先生也知道西南夷不能一概用礼制整齐，又不能委屈自己去顺从当地风俗，不久便返回西蜀。恰好遇到明氏势力强盛，明氏以国子助教的职位强迫他任职；先生辞谢不就，明氏甚至用法律威胁他，先生坚持称病，闭门自守。等到圣朝统一天下，先生与原任官员、宿儒一起被征召赴京，向朝廷申诉年老多病，请求辞职返回蜀地。

译蜀地的士人知道先生道学明白，拿着经书到他座下求学的日子没有空缺。先生根据他们各自的才质加以教导，都使他们有所成就；由此先生的师道更加显著，远近都知道了。不久，蜀王府就藩，崇尚儒学、尊重道术，于是召先生作为国中士子的榜样。士子中有许多人升任显要官职，竭尽忠诚辅佐蜀王。蜀王知道先生有德，便在王府大安门外驷马桥北赐给他田地和住宅，使先生终身享有安乐；又特意书写“流水画桥”，题写“客清风精舍”柱上的文字，把读书人的十四个字列在先生门上。跟随先生学习的士子都称他为“清风先生”。吴郡顾禄用篆书为室内题写“清风精舍”匾额，并作文记述此事。大夫、士人作诗歌赞美他。永乐七年冬十一月，我奉使来到蜀地，途经他家门，得以在先生的座前拜见。刚进门就高兴：松竹遍满园中，葑菲环绕小路，颇有隐士的情趣。登堂又高兴：诗书摆满案头，琴瑟陈列在前，具有长者的风范。又喜爱那温润如昆山片玉的，是先生的次子；秀美如桂林一枝的，是先生的幼子；繁茂如芝兰玉树的，是先生众多的孙子；尊贵如瑚琏、珪璧的，是各位学生。先生坐定后，略微显露言辞神色，谈论经史不绝，举止和顺而知礼让，我更加高兴和敬重，说：“先生年轻时奔走流离于遥远的地方，是先遭遇艰难，也是命运；晚年遇到贤明的藩王，得到优厚的养老恩典，是后来获得的际遇，也是命运。这样看来，先生的清风已经流传久远，高尚的节操也已经成就。门人弟子称他为“清风先生”，确实名副其实。”于是作《清风先生传》。刘生说：“晋代征士陶潜居住在柴桑里，夏日高卧，北窗清风飒然而来，自称为羲皇时代的上人。先生居住在精舍，子孙相娱，老师和学生谈论道理，清风徐徐吹来，焚香静坐，怡然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与陶潜相比，也没有什么惭愧的。】《平蜀传》【姓名，旧志没有记载。江邑世代隶属于渝郡。元朝末年兵乱，群雄竞相逞强。至正十二年，整个蜀地被伪夏主明玉珍占据，渝地就是夏都，江邑是伪夏京畿之地。不久明玉珍去世，其子明升继位。这一年是辛亥年，实际也是明太祖高皇帝在金陵登极的第四年。当时群雄已经被削平，疆域统一，只有明氏迟疑不决。正月丁丑日，太祖于是命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为左副将军，德庆侯廖永忠为右副将军，与平章杨璟等率领荆、湘水师从瞿塘进取重庆；颍川侯的军队进攻隆州。五月丙辰日，汤和军从夔州出发，攻打瞿塘；因江水暴涨，军队停在大溪口。己未日，傅友德的军队到达汉江，被水阻隔不能渡过，便造船渡河。己卯日到达汉州，想把军中的消息传给汤和，但山川阻隔，始终无法相通。恰逢水势上涨，便制作数千面木牌，在上面写明攻克阶州、文州的年月，投入汉江顺流漂下。守军看见后，因而丧失斗志。六月壬午日，友德攻打汉州，守将向大亨率全军出战，战败逃走，明军进军攻克汉州。此前，夏军听说王师将到，已集中军队守卫三峡；等阶州、文州失守后，便分出瞿塘守军来援救汉州，但援军到达时城池已经攻下了。夏军迎战失败逃走，川东、川西都大为震动。丙戌日，太祖因汤和军队长期逗留不进，下诏责备他。廖永忠听到诏命后振奋起兵，率军先行，夔州得到从江上漂来的木牌；汤和也进兵，从白盐山砍伐树木开路，进取夔州。守将飞天张整率众迎战，大败退走；但出峡后水流湍急，又被铁索、飞桥阻挡，船只不能前进。永忠于是秘密派遣数百名勇士抬着小船翻越山岭、渡过关隘，到达上游，夏军没有察觉。估计他们将要到达时，永忠在夜间率领精锐分水陆两军进攻，终于攻克夏军的陆寨。抬船的军士从上下两面夹击，大破夏军，擒获、斩杀的不可胜数，于是进入夔州。第二天汤和军队到达，双方各自分兵，约定会师重庆。丙申日，永忠的水师从夔州乘胜直抵重庆，当天驻扎在铜锣峡。明升等人大为恐惧，想逃往成都，他的母亲彭氏哭着制止说：事势已经如此，逃去也没有益处；何况城中士兵已经胆破心惊，区区守城必然死伤很多，不如早日投降，以免遭受刀兵。于是派遣使者送上降表请求投降。永忠因为汤和的军队还没有到，推辞不接受。癸卯日汤和军到达，于是各自驻扎在朝天门。明升面缚自己、口衔玉璧，和母亲彭氏及各位臣下投降。东川平定，江邑于是归入王朝。王朝仍然隶属重庆。七月庚申日，傅友德的军队包围成都，伪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等驱赶大象，载着士兵出战。友德被流箭射中，却更加奋勇锐进，击败了敌军。夔州得到重庆投降的消息后，戴寿等人便请求投降。友德约束军队，从东门入城。壬戌日，派兵巡行攻下尚未归附的州郡。八月甲子日，周德兴的军队攻下保宁，蜀地全部平定。乙丑日，明升到达京师，被赐爵归义侯，赏赐十分优厚。九月乙未日，汤和等班师回京，献上皇帝所佩印绶，以及缴获的蜀地金印、冠冕、仪仗、各路府州县的宣慰、宣抚等印信，官吏、将士、牛马等物，太祖分别颁赏。大概从出师到此，共历时九个月。臣彝说：圣人的威灵真是伟大，难道不是大为显赫吗！古代明王讨伐不敬之人，擒取其中首恶而封埋，以作为最大的羞辱。王师讨伐蜀地，是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义举多么光明！古代征西的将领往往不利，光武帝曾多次损失主将，宋太祖平定两川也反复不定；与今天中山侯、颍川侯的军队相比，真是如风行电逐，没有损失一支箭、一辆车的失败，确实是帝王之师取得了完全胜利！这样的征伐功烈，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无论海内还是海外，没有不安康的。直到如今仍享受太平安宁，都是高祖开创天下、历代圣君顺应时运施行教化所带来的。唉！从狭小缝隙中看见一点光亮的人，会仰望高明；饮用一勺水流的人，会想到大海。何况我们蜀地百姓……

译《严杰王源传》【死于节义的人姓王，名源，字渊之，是山西太原五台人。弘治己未年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员外郎。正德庚午年秋，升任四川按察司佥事。那年孟冬进入蜀地境内，贼人蓝鄢作乱，都御史林见素在途中传檄征召他。王源仓促把家属安置在保宁，取小路兼程赶到通巴，和参议龚勉仁分领土、汉官军征讨川北；又在军门拜见林见素，亲自接受作战方略。次月七日巡视营山，九日巡视蓬州，十日得到间谍报告，说贼兵扬言要攻打营山。十一日，王源选乡勇四百人，由义民费弘道等统领，重新守卫营山。到达时已经是十二日夜三更。他召集典史邓俊、医官马仁以及师生到庭中，告诉他们国家恩德应当报答，忠义难得，因而呜咽流泪。随后又说：“我是这一方的重臣，今天为你们的生灵而来，理当与城池共存亡。你们有父母妻子，难道能独自弃城逃避吗？”急令众人各自换上军服、手持器械，设置敌棚拼死防守；又征集城中居民一千多人充当士兵，下令说：“胆敢躲避退缩的，依军法处置。”众人都齐心协力。十三日，仪陇告急。十四日夜四更，几十名贼骑奔驰到东关，王源督率典史和精锐士卒登城迎敌。贼军前锋失利，奔回报告首领，于是贼军集中兵力焚烧东门而入，形势再也无法支撑，贼军便大肆屠掠。十五日，王源仍手持短兵器督战，亲手杀死两名贼兵；不久部下全都溃散，吏员背着印信逃往蓬州，王源独自在鲁公祠下作战，被贼兵擒获，身中一刀六枪，将死而又苏醒。申时，百姓刘万秀也受伤，抱着伤痛来到王源身边。王源对他说：“守城是义务，城池陷落而身死，我得到了应有的死所。”随后向刘万秀要水，刘万秀给他喝了水；又要纸笔，题写了几首诗。到傍晚，刘万秀用毡子覆盖王源。十六日，贼兵经过祠堂，看见王源似乎微微动了一下，又刺杀他，他才断气。中午，生员罗紃察看王源，只剩下沾满血污的小衣，便告诉百姓张善。张善脱下衣服给他穿上，众人一起把尸体抬到学宫门前，并轮流守护。十七日，州判孟仁派吏员详细查探事实，回来报告。十九日，备办衣服和棺材前来收殓。过了一个月，王源的嗣子从保宁奔来报丧，抚着棺材痛哭，见到的人无不流泪。第二年正月，扶柩回五台安葬。营山守军收得王源的诗作，却因战乱遗失全文，只剩下一首绝句和长短诗几句，全都出自忠义之情，至今仍赫赫在人们耳目之间，与《正气歌》中的零丁句、文天祥的衣带赞一同流传。贼兵被消灭后，事情上报朝廷，皇帝怜悯他的忠节，赠官本司副使，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并且…… 下令蓬州、营山修建祠堂，春秋两季举行祭祀。唉！王公的死重于泰山，王公的名声光照日月。王公还有什么遗憾呢？】《罗廷唯、胡子昭传》【胡子昭字仲常，又字伯尚，旧名志高，是蜀地大足人。他的住宅所在乡里，在永川荚山里中，我曾考察得知。洪武年间，子昭因经学明通、品行端正被推荐到京师，太祖重视他。他起初任荣县训导。当时天台方孝孺任汉中教授，倡导阐明道学，子昭前往跟随他游学，回来后完全得到他的学问。后来调任翰林检讨，充任庚辰年史官，多次升迁至兵部尚书。文庙渡江靖难时，子昭与方孝孺事先相互盟誓，后来被捕，二人都不屈服而死。临刑时，子昭神色不变，作诗说：“金声催促，急鼓声忙；监斩官催我上法场。烙铁被火烧得红焰腾腾，刚刀磨得锋利，白光茫茫。这身躯受刑法，归于阴间；九族零落，各自流落异乡。寄语满朝身穿朱紫的官员：即使是铁人没有眼泪，也会内心悲伤。”后来又改写中间两联说：“天地之间的正气归于黄泉，万点丹心留在帝乡。”于是从容受刑。都城百姓无不传诵并流泪。父亲又被充军边疆，妻子王氏、女儿、乳母都没为奴婢；长子名继，次子名缜，都被连坐处死。他的弟弟子仪早先应聘分任威远教官，累官至山东佥事。听说兄长为节义而死，便弃官藏在丹棱百姓家中。蜀献王知道后怜悯他，命令他剃发出家隐居。他辞谢说：“父母留下的身体，不敢自行伤害。”最终没有听从王命。他的两个儿子各只有几岁，他抚养着他们说：“唉，我兄长没有后代，果然上天不绝我胡氏，这两个孩子应当免于灾难。”于是离去，不知所终。他有《怀乡诗》说：“一片茅屋在棠山下，半亩方塘映着夕阳。故乡并不遥远，而我自身却在远方；天地虽然广大，却难以容下我的双足。”蜀地人至今都能讲述此事。我曾经过大足棠山，看见子昭住宅的遗址旁有胡姓人家，相传是子仪的后代；也有人说只是他的族人，疑惑之处不能考明。】《刘霖传》【刘霖是永川人。自幼便负有豪迈俊异的才气，隐居而不求仕进。他曾客居游历泸州，与贤士先坤朋友善。宋朝末年，元军进攻蜀地。德祐元年六月，昝万寿以嘉定投降；不久长宁、开达以及巴渠各郡也望风响应。泸州安抚使梅应春杀死判官李丁孙、推官唐瑞奎，带着泸州城投降。此前，合州守将张珏知道刘霖和先坤朋的名声，便暗中同他们结交，作为内应。到了这时，刘霖不愿屈辱自身，率领乡人组织义兵自保，于是急忙赶到张珏那里，献上长远计策，请求出兵收复泸州。起初张珏怀疑他反复无常，没有答应。刘霖痛哭得几乎昏死过去，愿意把自己作为人质。张珏知道他没有别的意图，这才决定出兵，派部下赵安、王世昌等人配合刘霖，带领步兵兼程秘密行进，抵达铁炉城下。夜里四更，派数十名敢死之士架梯登城，杀死守军，攻破神臂门，击鼓呐喊并纵火，其余军队乘势全部进入。刘霖充当前锋，督率士兵进行巷战，擒获梅应春，列举他的罪行后将其杀死，完全收复泸州地区。这时是德祐二年六月。张珏大喜，立即上表向朝廷推荐刘霖，让他在幕府中任参谋；他因屡立战功，升任南平军知军。从此，州城东南一带便依靠他而安居下来。过了不久，元军转而包围泸州，刘霖又用计谋援救泸州。十一月，泸州城粮食耗尽，城中人互相残食，最终战败。刘霖再次回到张珏那里。元至元十五年，元军攻取重庆路，张珏的军队溃败，刘霖也被擒获，但始终不屈，与张珏一同在船中为难而死。恰逢信国文公被拘禁在燕地狱中，为泸州作诗哀悼他们说：“东南失去大将，披甲之士遍满天地。高人忧虑祸患的根源，感伤叹息也抽泣。”刘霖确实是高人一类啊！赞语说：从前燕国攻打齐国，骑劫设计召来王蠋，王蠋为此而死。齐国士大夫说：“王蠋是平民，尚且因义不肯向燕国称臣，何况那些在位食禄的人呢！”于是发动士卒，重新恢复齐国。刘南平作为平民，因义不肯向蒙古屈辱，心志和事迹相似，而功劳却超过王蠋。可惜士大夫不能人人都像南平这样！上天不保佑蜀地，对此还能说什么呢？】

译丘濬《余子俊传》【公姓余，名子俊，字士英，是眉州青神人。他的先世是郢州京山人，元朝末年进入蜀地。父亲余祥，出仕任户部郎中。余子俊十岁时父亲去世，自幼便有远大志向，远远不同于普通孩子，见到他的人都认为他非同寻常。稍长以后，跟随吴廉宪吴中学习《诗经》。景泰辛未年考中进士，授任户部江西司主事，升任福建司员外郎。在户部属官中，他独自聪明敏锐、精勤奋勉。曾有两家权势人家长期争夺田地，不能判决，户部发文让他审理。那块地的地名偶然与争地一方的姓氏相同，对方便坚持说是自家的祖产。余子俊说：“既然如此，张家湾难道全都是张家的产业吗？”最终为另一方主持了公道。一时之间，他能干的声名传遍上下。户部有难以处理的事情，总是交给他办理。天顺庚辰年，出任西安府知府。府治处在会城之下，公务繁重，诉讼文书纷杂；三边事务全都集中于此，使者车马往来没有空闲的日子。余子俊处理这些事务从容有余。在任六年，政绩和操行居关中七府之首，皇帝赐玺书表彰他的卓异。丙戌年，升任陕西右参政，督理三边军饷。第二年升任右布政使。当时用兵所需物资都由有关官府供给，余子俊在军中督促属下迅速办理，没有废弛和缺漏。这次战事中，余子俊筹划经营所起的作用很多。庚寅年，调任浙江左布政使。关中军民惶惶不安、失去依靠，只过了六闰月。西夏有警报，朝廷议论认为余子俊在陕西任职已久，内外都信服他，没有人比他更适合任用。于是授任他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余子俊详细上疏说明情况：“陕西有三边，即延庆、宁夏、甘肃。三边的祸患中，延庆一处在内地，距离尤近。建议者起初请求在沿边地区立界石，东西长达二千余里；又在界石以外开创榆林一带的营堡，后来不断增设到三十四所，延伸二千里。屯驻军队、积储粮食，又在营堡外三十里修筑墩台用来瞭望，发生事情便举烟示警。因此边境长久安宁。天顺以来，只有延庆一带地势没有险阻，可以任意驰突。虏兵来侵边掠夺，把我边地居民当作向导，于是知道河套所在，长期屯驻其中等待时机。自此虏兵反而居于内地，而我方排列屯兵、守卫边境却在外面。一旦进入河套，便不能将其驱逐，于是只好派遣将领、聚集军队来防备。估计近来用兵所耗费的草料、粮食、银两、钞币，数以万万计；现在仍屯驻重兵，却看不到安宁止息，将来的供给也难以计算。臣愚见认为，不如在沿边地带墩台空缺之处修筑边墙，增设寨堡；虽然不是天然险要，但总算有可以凭借的防御。何况旧界石一带多是高山陡崖，偶有河川出口，数量也很有限。请敕令沿边将领各自统率精锐士卒，同时命陕西布政司征发、雇用民夫，交给臣统领，依照山形、顺应地势，有的削凿山石，有的堆垒修筑，开挖壕沟，延伸连接，作为边墙。仍请敕令副参、游击等官领兵在界石以外扎营、搭设营垒，作为防御屏障。于是东起清水营紫城砦，西至宁夏花马池，延伸将近二千余里；每隔二三里设置一座对角敌台或崖砦，连续排列，在空缺处筑墙，三道横墙加一道斜墙，形状如新月，用来侦察敌情并躲避箭矢。共修筑堡十二座、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小墩七十八座、大墩十五座。两个月之内，工程便告完成。从此边患稀少了。起初，榆林列戍始于正统年间，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的官军分批戍守，又以河南、陕西右客兵轮班前来助守，当时还没有设置卫所。成化初年，议论者曾请求在榆林城设置卫所，但尚未完成。到这时，余子俊才请求把前些年陕西右清查出的、长期军籍不明之人，以及因犯罪被发配到南方戍守者的子孙，免除他们远方戍守的差役，就近编入军伍，以充实榆林。又拓展榆林城，面积比旧城扩大。军中各种器用百般齐备，大多用铜铁铸造，并刻记年月。又选取军民子弟中才俊秀异者作为弟子员，上奏请求入学，设置教师教导他们。榆林当地没有种植园圃的习惯，余子俊从远方求取种子，教百姓种植；从此蔬菜水果与内地相同。又在界石以外开垦土地作为屯田，给军民耕种，获得粮食十几万石，以补助军费。从此榆林成为重镇，与宁夏、甘肃鼎立为三镇。癸巳年，余子俊因功劳转任左副都御史。又过一年，升任右都御史，仍镇守延绥。余子俊在延绥前后六年。有人说，榆林设镇，明朝初年还没有；有之始于正统年间，但都只是草创，设施并不完备。从此以后，镇守、巡抚榆林的官员不止一人，直到余子俊之后，防守御敌的设施才开始大为完备。丙申年，他以原任官职调镇关中。朝廷下诏命他议定平息盗贼、安定百姓的策略，以及选拔将领、整饬军队的方法。于是余子俊分条上奏七件事：一是保卫国家的计策，二是保护百姓的计策，三是平息盗贼的计策，四是安定百姓的计策，五是选拔将领的计策，六是守卫关隘的计策，七是妥善处理后续事务的计策。他所提出的各项建置，都是关中军民切身重要而急迫的事务，是前人没有提出过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奏疏呈上后，意见全都得到采纳，施行到今天，人们仍认为很便利。秋天入朝议事时，上奏请求免除岷州、河州、洮州三卫军民中戍守南方的一万多人，改换安置。南北两地轮番戍守的六千多人，就近分派到固原的葫芦峡戍守，并在魏王城设置二千户所统领他们。回镇岷州后，四族生羌作乱，便调兵将其平定。岷地险要狭窄，自国初指挥马叶深入其地，到这时又有余公前往，羌人远远逃走，彼此告诫说：“马帅又来了，我们发誓不敢再反叛。”防务方面听闻此事后，赐敕书加以褒奖勉励。当初余公在西安时，苦于城中水多而味苦且含碱，百姓以此为患。宋代曾向东引龙首渠水入城，以方便百姓取水，后来淤塞。成化二年，又向西引潏河水，从丈八头开始修筑石磻，用来启闭水闸、调节水量，放水分成两支到西门，长十五里，贯穿城中以满足民用；余水排出城外，积水淤滞日益增多，几乎与城基齐平，将要毁坏城池。余公有意修治，却没有完成。到这时才议定，也像丈八头那样开挖新渠排泄余水，经过汉代故城，通达到渭水，以免除公私之患。百姓至今仍认为便利，称为“余公渠”。泾阳县过去有洪口堰，山高水低，不利于灌溉，于是拿出公帑，责成能干的官吏凿山开路，灌溉田地千顷。直到今天，这里的水仍给秦地百姓带来利益，经过那里的人都怀念余公。

译丁酉年，召入朝廷任兵部尚书，论定此前的功劳，加给一品俸禄。过了一年，加任太子少保，赐金玛瑙带和麒麟衣一袭。当时权贵幸臣的气焰炽盛，余公敢于与他们抗争，人人都替余公担忧。后来这些人相继败亡离去，余公最终没有遭受祸患。当时贵州守将倚仗有粤地援助，又说播州苗贼赍果等人出来肆意抢掠，恐怕滋生后患，请求调湖广、四川军马五万人防守贵州并讨伐他们。余公说：“贼人在四川，而贵州守臣请求讨伐，必定有在背后主使的人。兴兵五万，按三个月计算，需要军储六万七千五百斛；半年则需十三万五千斛。可是楚、蜀山路险阻，不能通行舟船，军需只能靠人背肩挑，必然还要两倍的数量。等粮运到时，天气已经炎热，疫病又会发生，这不是良策。”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停止了这件事。辛丑年，因母亲去世服丧，服丧期满后立即由驿站召回，改任户部尚书。癸丑年秋天，命余公节制沿边各项军务，余公请求调数万兵力分地戍守。不久召回，加任太子太保。乙巳年，因星象发生异常上书，大意是希望朝廷节省财用，不要把钱浪费在土木工程和祈祷祭醮上；严明盐法，不要把实际数额虚报成羡余来赏赐权贵；禁止侵夺民利，不许贵戚幸臣请求占用闲田；罢免中官，使他们回去供宫中差役，不得干预外廷事务。这些都是一般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舆论对此十分称快。三月，皇上认为大同、宣府虽有镇守、巡抚等官员，却不足以倚仗；兵灾荒乱之后，两地疲敝到了极点，必须任用重臣，或许才能有所补救。于是再次下敕，命余公仍总督两处军务，总兵以下全都听从节制。后来守将不遵守约束，余公又上奏弹劾他们。然而嫉妒他的人趁机制造流言，不久改任余公为左都御史，专门镇守大同。嫉妒者□抚余公的行事，命工部侍郎及科道官前往查究。案卷清楚明白，没有任何徇私，于是停止追究。削去太子太保之职，以左都御史致仕。居家不到一年，又起用余公主持兵政。到任后，多次上疏以疾病请求退休，皇上不许，并全部恢复他原来兼任的官职。不到两个月，宪宗皇帝驾崩，今上继位。余公以疾病请求离职，未获允许。病势已经危急，仍命他卧床处理部中事务。适逢楚、蜀大荒，余公担心发生变乱，仍勉强支撑病体起草奏疏，请求派遣将臣镇压，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奏疏封好进呈后，皇上屡次询问左右，奏章是否已经发出，却始终没有人回答，于是余公侧身面向宫内去世。当时是己酉年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一岁。皇上震惊悲悼，停止朝会一天，派官员办理安葬和祭奠，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赐谥号“肃敏”。余公沉着稳重而少言，外表似乎和缓，内心实际上严肃刚毅。他从任部属时起，做事件件认真；遇有一件事不妥当，便反复思考、审慎处理，常常夜以继日。有时面对客人还在沉吟不止，有人问他，他说：“只是担心官府中一两件事情处理得不妥罢了。”凡是奏疏、文书和公文，他一定亲自起草，每晚到二更才睡，即使在疾病中也不停止。天下的事情没有不放在心上的，尤其注意国家财政和边疆军务。他一生做官，除了在朝廷任职以外，都在边镇任职；而在关中任职尤其久，所以对榆林事务最为熟悉。评论说：古人称说儒臣守边，首先推重韩范二人。然而二人的事迹载于史传，多数只是议论；真正明确见于实际施政、并有实迹留给后世的，也不多见。如今余公在延绥、环庆之间建立功业，这里大概是韩范二人的旧地。至于榆林边墙的修筑，延伸达两千多里，西方敌人远望便退去，边民安闲游乐已有二十多年。假使继任余公的人个个都能体察余公的心意，接着修葺，使边墙不至于荒废，那么余公留给后世的功业，难道会比韩范二人少吗？山川形势不足，便用人的力量加以补救；利用险要关塞，顺应地势便利，似乎并没有什么过错。所以，秦地修筑城防，如果一概非难而不量力、不体恤百姓，那是不对的。难道能因为噎住一次就废止吃饭吗？北魏的高闾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却没能实现；而余公却实现了，而且已经见到成效。可是有人不肯承认前人的功劳，反而只预先推测将来的弊端。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嫉妒他吗？也不只是针对余公个人。当余公提出建议时，曾说：“凡是事情，都必须亲自走到、亲眼看过，确实看起来能够长久的，才开始去做。”我本来就知道余公不是草率而随意行事的人。唉！只图一己私利，却忘了国家大计，这样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年〕 这些都是世人难以说出口的话，当时的舆论对此十分称快。三月，皇上认为大同、宣府虽然有镇守、巡抚等官员，却不足以依靠；经过兵乱和饥荒后，两地已经疲惫困敝到了极点，必须得到重臣治理，或许才能有所成效。于是再次下敕，命余公仍总督两处军务，总兵以下都听从节制。后来守将不服从约束，余公又上奏弹劾。嫉恨他的人便借机制造流言，不久改任左都御史，专门镇守大同。嫉恨者□抚余公的行事，命工部侍郎和科道官前往查办。案卷清楚，没有徇私，于是停止追究。削去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居家不到一年，又起用余公主持兵政。到任后，他多次上疏以病请求退休，皇上不准，恢复了他原来兼任的全部官职。不到两个月，宪宗皇帝驾崩，今上继位。余公因病请求离职，皇上不准。病势已很严重，仍命他卧床处理部务。适逢楚、蜀大荒，余公担心发生变乱，仍勉强支撑病体起草奏疏，请求派将臣前往镇压，以消除尚未发生的祸患。奏疏封进后，皇上屡次询问左右是否已发出，却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于是余公侧身面向宫内去世。当时是己酉年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一岁。皇上震悼，停止朝会一日，派官员办理安葬祭奠，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赐谥“肃敏”。

译在任时，他尽心处理政务，凡废弛失修的事务全都振兴起来；自身操守清白，一尘不染。稍有空闲，便跟随白沙陈献章先生交游，专心致志学习圣贤之学，学问造诣更加深厚。辛亥年十月死于广东，享年仅二十六岁。去世那天，囊中没有一百缗钱；左伯刘公大夏与他同年考中进士，顺德县令吴公廷举出资帮助他归葬。他为人耿介正直，孝顺友爱，取舍给予都只依循义理，素来胸怀奇气，与人很少合得来，处理事情慷慨果断，没有阿谀结党的习气。今上刚登大宝，第二天举行常朝，使用两名御史侍班纠察朝仪。汤公鼐轮值侍班时，君到他的私宅，对他说：“祖宗盛世时，御史纠察朝仪，可以当面陈述政务得失，皇上当场采纳。近年遇到事情，只是退朝后写成奏本，这正是君臣情分因此隔绝、不能沟通的原因。您作为言官，幸逢大政更新之日，请仿效盛世旧例，这是实现太平的机会。”等到王公恕被征召聘用来到京城，君说：“三代以后，臣下再也见不到君主，所以事事苟且敷衍。老先生不要接受官职，先请求面见皇上，把当前政事不便之处逐条陈述于皇上面前，或许还能有所补益。一旦接受官职，就再也没有面见皇上的机会了。” 两位公都认为他说得好，但最终没有人能够采纳，明白事理的人对此感到遗憾。他依据经义、坚守道义，大多都是这样。当时的权豪贵戚听到他的名声，争相请他教训自己的子弟，他都拒绝不接受，也不随意登上他们的门。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时间越久越坚定；富贵、利益和仕途通达，在他看来淡漠如无物。他的诗文清峻刚劲而平实，不写空洞言辞，有《直斋遗文》若干卷流传于世。崔铣说：“唉！古代的义理不明，古人也就不再出现。世上平素号称士大夫、通晓经术的人，站在当今朝廷，往往只是唯唯诺诺、沉默不语，苟且偷生以保全自身，谁能像您这样忠诚正直呢？对于权贵和财利，见到它们便摇尾乞怜，谈到它们便垂涎欲滴，谁能像您这样刚强守义呢？在弱冠之年，没有前人的引导，却卓然自立，这难道就是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吗？假如给您足够的寿命，您的成就大概不可估量。然而坚持这样走下去，您的品行本来就如青天白日，确实不可磨灭，这对名教实在有很大的功劳。”因此为他立传，以昭示天下后世。张鹤鸣、王云芝传：公名勅，字嘉訏，登第后，皇帝亲笔改字为懋伦，别号云芝，后来改为竹泉，是历下人。成化甲辰年，赐进士一甲第三名。公年轻时便有仙人般的骨相，聪颖超群，读书于华不注山、山东卧牛山寺。曾与友人赵璧傍晚登高远望，看见山坡上有光，怀疑是夜间磷火，公没有说话，只在半夜拿着石头作记号，在发光处一层层堆积石块；一夜之间暗中挖掘，挖出二尺多深，得到一个石匣，里面装着两册书。展开阅读一年后，便能知道未来的吉凶，驾御风气、神游出入。他对人说：“大地就像筛子的孔眼，地下珍奇幽异之物都可以看见。”人们半信半疑，不能测知真假。当时他常与一名僧侣在山头采枸杞叶，僧人拿着菜先下山；等僧人敲门时，公已经在门内，僧人惊讶不已，公笑着说：“我是从里面过来的，只是和尚不知道罢了。”两司梁、蜀学宪有一天召集诸生讲学，众人都看见一片白云升起，公立即派骑手告诫他快马奔驰数里；白云落下的地方就挖掘，果然得到白石，洁白如雪。公命人把石头煮熟、切碎如豆腐，分给诸生吃，味道甘美，不像人间食物。公说：“这是云母。”在大梁考选士子时，锁院的窗下和廊庑都挤满了人，每个地方总有一个公端坐整日，诸位士子出来相互谈论，都认为自己临近公端坐的地方，因而惴惴不安。在辉县山坡下挖得一块大石，玲珑苍翠，不像人间的石头，放在百泉之上；如今已浸入豪家。又在道路旁的古墙之间得到两方紫石砚，每方砚池中各有一只鸳鸯，雌雄相对。我问公孙国子生□，他说：“年轻时还见过这些砚，后来不知道哪里去了。”公以南国子祭酒的身份居家时，先前采枸杞的僧人已经病重将死。公问：“你对富贵有什么愿望？”僧人说：“愿意兼得富贵。”公说：“可惜，你的功行还没有完成，暂且托生到蜀府，做两位王子的王。”于是按照所说的话在他背上批写。等到蜀王生下第二个儿子时，背上果然隐隐约约有这些字，蜀王一摩擦，字便消失了。尹太常旻卧病在床，询问自己的死期，公说：“有一只大鹤飞入帷幕，在空中旋转后已经飞扬而去，这是您的魂神。”到了那天，太常果然去世；公预先知道死期，便安置席子，换上道服而终。曾与王公阳明登佛山，夜间看见帝星光辉耀眼，阳明说：“这应当属于江右分野。”公说：“不要弄错，这是从江汉分野传来的。”阳明十分佩服他。综合公一生的奇异事迹，大概是东方朔、李邺侯一类的人物。嘉定二峨山猪肝洞，曾有道人居住其中。一天，他在东岳庙墙上题写道：“教化先生特意来，世人有眼不能开。” 有人认出我的真实姓名，我是终南山吕秀才。”公当时巡视所属地区到那里，一见便认出这是仙人的笔迹，命人把字钻取下来，墨迹透入泥和竹，便取走了。按察张公任历城令时，听闻和见到的情况最为确实。同时还有潘公雪松，也撰写了《公行略》。杨慎《林母两世贞烈传》：林母是谁？是成都林景元的妻子谢氏。景元去世时，她年仅二十四岁。儿子名叫森，丈夫去世还不到周岁。她的婆婆刘氏怜悯她年纪轻、孩子幼小，想让她改嫁。谢氏坚决不答应，于是把孩子托给乳母，自己投井。幸而井砖残缺、水浅，得以获救，于是婆婆听任她守节。森长大后，为他娶韩氏为妻。韩氏二十八岁时，森去世，儿子軏才五岁，家业衰败、资财耗尽。亲友邻里都劝她改嫁。韩氏说：“我的婆婆年轻时就失去了依靠，尚且能够抚养我的丈夫成人；我的年纪稍长，孩子又幼小，我怎么忍心抛弃婆婆、另嫁他人呢？”于是断绝脂粉妆饰，凿穿墙下小洞，努力纺织。婆媳二人艰难度日，备尝冰霜和苦难。儿子軏以进士起家，孙子曾孙满堂。人们认为这是两代贞烈所得到的报应。以上事迹载于《四川总志》和《古今烈女传》。我读到这些，深有感慨。妇女的节操，就像树木的节理；树木没有节理不能成林，人没有节操不能称贞。世道衰败、教化松弛，能够守道的人太少了。记载她们，是为了砥砺风俗、垂示训诫，关系到国家的大义和家庭的纲纪。然而民间还有许多事迹湮没无闻、没有流传，能够载入典籍的，不过百分之一二。

译就用近来我蜀地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明玉珍进入蜀地，擒获元朝平章济格岱的妻子。她的妻子坚守义节，不肯受辱，投江而死。同案的参政赵资的妻子，明玉珍以礼相待。她没有自杀，站在阵前招呼赵资投降。赵资说：“这个痴妇不死，还等待什么？难道没看见济平章的妻子吗？”于是张弓射她，她当场死去。同样都是一死，但济格岱的妻子更为壮烈。事情见于《驱除录》。又有泸州人传述刘贞所作《费烈女吟》说：“永康费氏女，年少才十九。至正十七年，太岁在丁酉。逆贼从东方来，旌旗摇动北斗。唐姬和姜氏不以做贼人的配偶为惭。费女眼泪潸然，恳切地告诉父母：人生若抛弃礼义，连犬猪又有什么区别？深夜盛装打扮，自缢而死。围栁的高尚义行感动了行人，使人痛心如病、悲伤至极。平章玛努勒，左丞韩淑亨却低头弯腰屈膝向贼人叩拜，乞求余生。费女出身草野，刚烈远超常人；二位公卿本是国家栋梁，却把节操丢弃得如同轻尘。芳名与污迹，将作为千百年后的遗戒。”唉！伯夷虽然贤明，得到孔子的称许，名声才更加彰显。出身寒门、乘着破车的士人，如果不像伯夷那样依附权势而显达，也会与花草树木一同消亡，何况是贫苦寡妇呢？林氏有儿子而显贵，本来是贞烈所得到的报偿，也是上天安排的胜利。像济格岱的妻子、费氏女子那样不幸的人，只能从传闻中得知事迹，时间久了就会湮没。因此我特意把她们附录在《林氏传》后面，这也正是汉人搜集同类事迹的做法。吴国伦《艾姬传》：艾姬，是蜀地什邡县艾荣的女儿。我的朋友陶弼任绵竹县令时，纳她为小妾。当初陶弼娶黄氏为妻，没有儿子，而黄氏善于嫉妒；陶弼曾纳吴氏为妾，吴氏只生了一个儿子。过了几年，黄氏表面上疼爱这个孩子，借机劝陶弼再次纳黄氏为妾。原来这个黄姬就是黄氏的哥哥之女，她性情强悍而姿态妖媚，盘算着只要把她纳进来，就足以削弱吴姬的宠爱，并危害她的独子。陶弼不久带着两个姬妾到绵竹，二人果然不能相容。不久，黄氏也亲自前去帮助黄姬。刚进入官署，黄姬便抚摸吴姬的儿子，假意哭泣说：“很久没有抱孩子了，孩子怎么瘦成这样，难道小妇人没有好好照看孩子吗？”陶弼信以为真，便不再疑虑其他事情。后来孩子患了小病，陶弼恰好在外办事，两个黄氏暗中贿赂医生，用毒药将孩子杀死，并一起对吴姬说：“你现在还能够凭借这个孩子迷惑我丈夫吗？”事后陶弼知道孩子死在二黄手中，却无可奈何，只得让吴姬和孩子一同回去。吴姬于是被赶走，做了农人的妻子。陶弼因此得以乘此机会纳艾姬为妾。艾姬当时刚十七岁，端庄美丽，少言少笑，受到陶弼宠爱。后来陶弼升任夔安别驾，带艾姬经过家乡，让她与两个黄氏分居。二黄暗中怨恨她。不久，陶弼又因事获罪，被贬为闽阃参军，只带艾姬前往。黄氏越发不能平静，唆使黄姬前往制服艾姬。等黄姬到达时，艾姬已经退居一室，说：“我宁可断绝侍奉丈夫的机会，也不能让官署中传出恶声，玷污我丈夫的名声。”这时陶弼已经年过五十，没有子嗣，因自己受制于妒妇悍妾而愤懑，忧郁成病而死。黄姬安然不以此悲哀，只顾盘算把自己嫁妆中的财物收拾起来，准备再嫁。只有艾姬抱着尸体、抚着棺材，哭了七天七夜，不吃不喝而死。临死那天，她嘱咐随从说：“我跟随夫君到地下就没有遗憾了。希望把我的尸体焚烧，包裹骨灰带回去，或许可以附葬在夫君余下的坟土中。”随从依照她的话，把骨灰随陶弼的棺木运回家。黄氏的嫉妒仍未停止，大骂道：“婢女怎么能附葬在我丈夫旁边！”不久便把她的骨灰埋在毁坏的墙下，还径直踏过上面说：“婢女怎么配有坟墓！”至于所谓黄姬，早已不听命令而自行嫁人了。唉，真是悲哀！艾姬侍奉陶弼不久，而且不是他的正妻，却能慨然以死殉夫，难道不能称为贞烈吗？那个妇人的嫉妒，使她不能真正拥有丈夫，还忍心剪除他的后嗣；她对一个殉夫的小妾又有什么容不下的呢？三年后，黄氏因恶疾去世。又过了两年，郡守杨仁甫才把艾姬迁出，与陶弼合葬，并写文祭奠她。王世贞《杨廷和传》：杨廷和，字介夫，蜀地新都人。十二岁参加乡试，十九岁考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起初便告假归乡。成婚后，廷和相貌俊美，性情沉静周详。写文章也简约流畅而有法度，不喜欢研习声律华丽的文章。他只专心考究掌故、民间疾苦、边疆事务以及一切法家之言，大概很有成为辅弼大臣的声望。授官检讨，任满九年升为修撰。宪宗实录修成，因为参与纂修而升为侍读。改任左春坊左中允，每天侍奉皇太子讲读。主持顺天乡试，任期将满、考核将结束时，修订的会典也完成了，于是优待授任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又主持会试。皇太子即位，推恩升为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任讲读学士。充任经筵讲官。编修学宫实录时任总裁。不久升任詹事，专门掌领内阁诰敕。廷和进讲时，所称述的远离佞幸、戒除游逸等话，触怒了宦官刘瑾。刘瑾指使传令将他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已经出发后，有人为廷和说情。离任詹事五个月，便升为南京户部尚书。又过三个月，皇上问：“杨学士在哪里？”刘瑾回答在南京户部，于是召入京，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第二年，加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当时重新修订会典和孝宗实录先后完成，参与纂修的官员多次应当按功升迁，但刘瑾心中有所修怨。恰好廷和参与总裁，于是先从会典中挑出错误，罚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禄降两级，后来又以修成实录的功劳恢复。第二年，加任光禄大夫、柱国，再升调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当时刘瑾更加专横，而大学士焦芳和吏部尚书张彩替他在朝廷内外结交。廷和与东阳在其中周旋，只能略加救助调和。不久安化王在夏州反叛，以诛杀刘瑾为名。廷和等才稍微能够畅所欲言，起草赦诏，并请求提拔边将仇钺，以离间叛贼党羽，仇钺果然乘机击败安化王。又借刘瑾牵连中贵人张永，发动伏兵诛杀刘瑾。廷和等于是以功进升少傅兼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并给他的一个儿子授中书舍人。流贼刘六、刘七、齐彦明反叛，左都御史马中锡应当率兵前往讨伐。廷和说马中锡是文士，哪里能担当这样的重任？当时马中锡已经出发，果然不能平定贼乱。廷和请求逮捕马中锡下狱，以侍郎陆完代替他，并斩杀原先收受贿赂、放纵贼人的参将桑玉。后来又推荐都御史彭泽率各边军讨伐河南贼赵璲等人。

译当时辅臣东阳患病，许多谋划都委托给廷和，因此贼人被斩杀平定。论功时，录用廷和的一个儿子为锦衣卫千户，他推辞不受；皇上特意加授他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中贵人张永因奇袭诛杀刘瑾而骄傲，侦知有男子臂上长着龙形纹样，便把这件事当成功劳，援引旧日中贵人刘永诚的先例，想让自己封侯。廷和说：“封刘永诚的只是他的从子聚伯，而且聚伯是凭战功封侯，并不是刘永诚本人受封。”张永想封侯的念头于是受阻，也不能因此怨恨廷和。彭泽将向西讨伐流贼，鄢本恕等人入内询问策略，廷和对彭泽说：“凭您的才能，何必担心贼人不能平定？需要戒备的，只是过早班师罢了。”彭泽后来攻破并诛杀鄢本恕等人，上奏请求班师；余党又像刺猬一样纷纷起来，无法控制。彭泽已经出发又停留下来，感叹说：“杨公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乾清宫发生火灾，廷和请求皇上避离正殿，下诏责备自己、征求直言；又与同僚上疏劝皇上早朝、晚退，减少外出，亲自祭祀九庙，尊崇两宫并尽孝奉养，勤于日讲，恢复当面奏对、广开言路、通达下情，遣返边兵，革除禁市，罢去皇店，遣出西僧，减少工役，裁减织造等几十条建议，都切实恳切，但皇上没有省察采纳。不久因父亲杨春去世请求归乡，皇上不许他持服守丧；他请求三次才获准。奔赴丧事时，皇上派中贵人防护同行；又起用他，他再次三次上疏辞官，才获准。阁臣能够服满父母丧服，是从廷和开始的。服丧期刚满，就召他入朝。当时皇上出行边地，派使者赐给廷和羊、酒和纸币，廷和上疏致谢，趁机请求皇上回銮，没有得到答复。他又与大学士蒋冕骑马赶到居庸关，希望亲自出塞，请皇上回京；皇上才派宦官阻止他们，让他们回来。廷和最初奔丧时，实际上是首辅，梁储代替了他。梁储原与廷和同年考中进士，比廷和早显贵，年长十岁，屡次升至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到这时他却谦让居于廷和之下，当时人们很称赞梁储的情谊。廷和任职处理政务时，皇上往往不上朝；不久皇上又重蹈周穆王出游的旧事，廷和等多次上疏劝止，皇上不听。至于优待宁王的护卫、尊宠诸义子，乃至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等，都是极大的失政，廷和也强烈进谏，全都没有被采纳。因此他郁郁不得志，多次称病请求退休，皇上不答应。当时皇上宽纵而喜好游乐，对奏疏不大过问；中贵人谷大用、魏彬、张雄，以及义子钱宁、江彬等人十分横行。廷和虽然不向他们屈服，却无法裁制禁止，因此还能稍微自我安慰。王宸濠在江西反叛，事情传来后，皇上想亲自率军征讨，廷和等竭力阻止。皇上于是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统领京城和边地各将领南下讨伐；安边伯许泰任威武副将军，左都督刘晖任平贼将军，担任前锋镇守，巡抚、按察使都听从节制。命廷和与大学士毛纪留守，并因建造乾清、坤宁二宫而推恩，录用廷和一子为锦衣卫副千户。廷和辞谢时，正应起草大将军南征的敕谕，他推辞不肯起草，皇上已经因此恼怒。又恰逢推举南京吏部尚书刘龙主持东阁诰敕，皇上认为廷和偏袒同乡，严厉责备他。廷和谢罪请求罢职，不准。少师梁储等请求与他一同罢职，也不准。当时廷和正在阁门，以生病请求离职，而敕谕已经发布。皇上南下后，年节两次更替，廷和很以镇静持重受到朝廷内外推重。他上了几十道请求皇上回銮的奏疏，皇上一概不再过问。皇上回到通州驻跸，廷和等援引旧例，请皇上回大内、临殿接受俘虏，然后再处死朱宸濠等人。皇上命令催促廷和等到通州接受事务，随即在行在处斩朱宸濠等人，廷和也无法争辩。此前，兵部尚书王琼有才而阴险，和中贵人以及钱宁、江彬等亲近，彼此内外勾结，利用章奏决定诛杀、赏赐、升迁和贬斥，刘瑾取得中贵人的支持后，便不再经过内阁。王琼越级晋升，也升至少师，与廷和、梁储地位相当，共同留守，又不自我收敛，骄奢更加厉害。廷和十分痛恨，却无法制止。到这时，王琼和吏部尚书陆完都被张永揭发，说他们与朱宸濠私下相通，朝廷内外议论汹汹，甚至认为家产将被籍没。王琼先赶到通州输诚，皇上左右设法使他免罪，反而夺去陆完的官位让王琼居之。廷和因此更加痛恨王琼。第二年正月，皇上郊祀，伏地呕血，乘轿带病回宫，不久病情更加严重。皇嗣尚未确立，司礼监中贵人魏彬等到内阁说，御医已经束手无策；即使拿出万金到民间求医，或许还会有人来应征。廷和心里知道他们的意思，便张榜征求医者，同时暗中用嫡长次序的道理劝导他们。魏彬等唯唯应承。又过十天，谷大用、张永来到内阁说，皇上已经在豹房宴饮中驾崩；奉皇太后命把灵柩移到大内，并商议应当拥立谁。廷和早已熟悉《皇明祖训》，拿出来给他们看，说：“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谁能违背？应当按照亲疏和长幼，不如兴世子。” 于是内阁共同决定迎接兴世子。王琼却率九卿突然闯入左掖门，厉声说：“九卿在朝廷中，我是首长，今天应当拥立谁，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廷和左右的人都使眼色，始终没有人回答，王琼只好悻悻散去。按旧例，内阁应有一人与中贵人、勋戚和大宗伯一同前去迎接，梁储排第一，蒋冕其次，都有出力的志向。廷和想依靠他们辅佐自己，但当时江彬拥重兵处在宫廷近旁；廷和知道天下人都憎恶江彬，局势必将反转，想借皇太后之命逮捕诛杀江彬，又担心梁储年老不能胜任迎接之事，且梁储过去与江彬交好，可能泄露消息；蒋冕若离去，自己就更加孤立。因此他假装怜惜梁储疲惫，阻止他前往。梁储奋然说：“还有什么事比迎接天子更重大？难道敢以疲惫为辞吗？”梁储于是奉金符前往，而蒋冕留下。魏彬过去与江彬有勾连，掌握司礼监。廷和知道他性情稍微文弱，便详细告诉他江彬谋反的情状，用危险的话威胁他。魏彬心中动摇，于是让他入内禀告皇太后，随后具奏，请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安边伯许泰、尚书王宪分别调动各营兵马，分布在皇城四门、京城九门以及南北要害；又令御史率属下严密防守各处角落。传达遗命：罢除威武营、团练等军队，各边入卫的兵士都重加赏赐后遣返回镇；皇店的官校、军门各色办事人员，一律勒令还归卫所；哈密、土鲁番、佛郎机各国贡使都赏赐后遣返回国；豹房供奉的番僧，以及少林僧、各类技击者、射生人、擢船人、黄头郎、散乐工伎等，一概罢遣。

译当时江彬的党羽、都督佥事李琮尤其凶悍，劝江彬趁机凭借家中众人起兵反叛；如果不能取胜，就向北逃走。江彬犹豫不决。与廷和共同谋划的只有蒋冕、毛纪、司礼监中贵人温祥四人，魏彬也不敢泄露此事。张永窥知他们的意图，也暗中做好准备，于是诱骗江彬进入安坤宁宫，行兽吻礼，进入西华门，经过张永住所；张永设宴款待他，让他稍作停留等待。江彬正要行礼而急忙下阶，返回西华门时，城门已经关闭，只好转往北安门。内监群起追赶并将他捉住，又连同都督神周、李琮一并逮捕，投入诏狱，籍没他们的家产，朝廷内外欢呼庆贺。兴世子到达都城门，礼部备办仪式，如皇太子即位礼一样；从东安门进入，居于文华殿，不许接受贺笺，于是随行殿接受贺笺，从大明门直入，在大行皇帝灵前和御前殿即位。廷和拟好诏书呈上，得到批准，刚开始起草时，司礼监诸位中贵人把涉及内政的几条交给廷和，要求删去。廷和说：“过去我们不能尽职，你们说那是出自皇上的意思；如今这些又是出自新天子的意思吗？如果不是，我们在庆贺登极之后只有离开一途；况且应当向皇上询问，既然是谁删削诏书，就一定有承担责任的人。” 于是蒋冕和毛纪相继说出严厉的话，诸位中贵人顿时无言以对。不久诏书下达，正德年间的弊政几乎全部革除；朝廷内外都增加额手称庆，称新天子为圣人。所革除的锦衣等诸卫、内监各局、旗校和工役，共计十四万八千七百人，漕粮减少一百五十三万二千多石。中贵人的义子、传升、乞升以及一切因恩宠而获得官职的人几乎全部被罢去，失职之徒对廷和恨之入骨。廷和入朝时，有人手持利刃在轿旁威吓他。事情上报后，皇上下诏派营卒一百人负责廷和出入时的护卫。皇上御临经筵，廷和掌管经筵事务。修撰武宗实录，充任总裁。此前廷和已经加授特进一品，任满九年兼支大学士俸禄，并赐敕书表彰。到这时加授左柱国。给事中、御史接连上章揭发王琼的罪状，王琼被投入诏狱。王琼情势紧迫，便上疏攻讦廷和以求自解。司法部门于是按奸党律判王琼死刑。王琼极力申辩，获减为边地戍守，但有人认为这是迎合上意。石瑶从礼部尚书兼掌詹事府，改任吏部尚书，廷和又上奏请求改动，兼掌府使司诰敕。于是有人说廷和过于专断。然而廷和认为皇上虽然年幼，却英明睿智，世间少有；他自信可以辅佐皇上达到天下太平，所以事事坚持争辩。钱宁、江彬虽然被诛杀，但张锐、张忠、于经等人的案件长期没有定论，因向内廷行贿，也被减轻处罚，改为戍边。廷和等上疏说：“如果不诛杀这些人，国法就不端正，公道就不彰明，九庙神灵不得安宁，百姓之心不能服从，祸乱的根源就不会平息，太平之治也不能实现。”皇上于是籍没他们的财产。廷和又上疏说：“应当敬畏上天的警戒，遵守祖宗的训诫，尊崇孝道，保全圣上身体，致力于民生大义，勤于学习，谨慎发布命令，明辨赏罚，专一任用大臣，采纳劝谏，亲近善人，节省财用。”言辞多为恳切直截之语，皇上都下优诏答复予以批准。大礼议随即兴起，当时兴献王和母妃的名号仍未确定。皇上想提高他们的尊号，召廷和等从容赐茶并加以慰谕；廷和坚持认为，皇上应当以孝宗为皇考，称孝宗为“皇考”，献王为“皇叔考”，爵号称“兴国大王”，母妃称“兴国太妃”，另立益王的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祀献王。礼部据此提出请求，皇上不高兴。进士张璁看出了皇上的心意，于是上疏说：“皇上应当以献王为父，以蒋妃为母，应当用帝后尊号尊崇他们；而且关于继承统绪而不是承继嗣位的说法，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些话见于《张璁传》。从此以后，廷和每次被召见回答政事，皇上总是温和地慰问劝谕他；廷和坚持不同意见的有三次，封还皇上批示的有四次，前后坚持上奏近三十疏。皇上更加闷闷不乐，心中有所怨恨；左右近臣趁机说廷和放纵专横，没有人臣之礼。言官史道、曹嘉等也于是弹劾廷和。皇上虽然为此把他轻微贬谪以安抚众议，但内心已经改变。不久因修定册立之功，封廷和、蒋冕、毛纪等爵位。各封伯爵，岁禄一千石，他们坚决推辞，于是改为荫封锦衣卫指挥使，仍然辞谢。皇上认为赏赐太轻，加荫四品京官，世代承袭，他们又推辞。又因廷和任满四考，破格授太傅，他再次推辞四次，皇上才停止。特赐敕书表彰其卓异，在礼部赐宴，九卿都参加。当时皇上逐渐留意斋醮，廷和极力说明不可，并以梁武帝、宋徽宗为例，皇上优诏答复并采纳。那时江左连年歉收，而中贵人以皇上需要御衣为由，请派官员到苏州、杭州二府督办织造。工部以及给事中、御史都上言反对，皇上全不听，反而催促内阁撰写敕书。廷和等不奉命，趁机极力说明百姓困苦、财力耗尽，请求不要派官。皇上仍催促撰写敕书，并告诫他们不得烦扰执拗。廷和于是竭力辩解，说自己并非烦扰执拗；又说臣等与满朝大臣、言官都这样进言，皇上不听，却偏偏只听二三个奸邪佞臣的话。陛下难道能独自同两三个奸邪佞臣共同治理祖宗留下的天下吗？况且陛下把“纤造”当作历朝旧例，却不知道洪武以来何曾有过这种事，只是成化、弘治年间才开始创行罢了。宪宗、孝宗两位圣主体恤百姓、节省财用，善政不止一端，陛下不效法他们，却偏偏效法其中不善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即位诏书中，宦官受宠幸的门路几乎全都裁抑堵塞了，天下正传诵圣德，如今忽然发生这种事，凭什么取得信任？于是请求追究拟定防范措施的人。皇上表示歉意，说是自己没有审察清楚，只命告诫所派官员不要放纵恣肆而已，却不能制止这件事。廷和原已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后来请求更加坚决；又因对坚持称考献帝的议论意见不合，辞职疏中流露出不平之意。皇上责备他借辞职归咎于人，不合大臣之道，但仍赐给他玺书，照旧继续供给俸禄、邮驿和护卫，并重申此前荫补其子为锦衣卫指挥使的命令。给事中、御史请求挽留廷和，皇上都没有答复，后来由蒋冕代替他。

译陆光祖《陈以勤传》：陈公名以勤，姓陈，字逸甫，别号松谷，又号青居山人。他的母亲分娩时，梦见一颗形状如月亮的星星，光照庭阶，惊起拜它；忽然有神人从天而下降下，授给她一方砚台，梦醒后陈公便出生了。嘉靖辛丑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癸卯年授任翰林院检讨。壬子年八月，充任裕邸讲官。丙辰年冬，任职满九年，升为修撰。戊午年，升任司经局洗马，兼任侍讲。当初，两座王府同时建立，职位名号尚未确定。世宗年事已高，厌烦听到储嗣之事；另一王府的宦官侍从又有非分的企图，万一在宫中制造机关谋害，事情一旦发动，就会散布流言陷害人。分宜像严嵩，借“弥逺、新恩”之说制造事端，祸端深不可测。陈公和新郑相都皱眉忧虑，商议设法调防，秘密启奏穆宗，请他谨慎起居，告诫王府中人不得轻易泄露言语，焦虑劳苦，头发很快变白。一天，分宜的儿子严世蕃奉父亲之命召见陈公和新郑，试探说：“听说殿下对家父稍有嫌隙，是真的吗？”新郑调解纷争，没有抓住关键，陈公却慷慨正色说：“看皇上为殿下命名，以及给令尊题写讲读官的名义，君臣之心本来早已确定，没有什么可疑的。” “殿下的名字取‘从元’二字，‘元’从土，明白显示承受天命、治理天下的意思。按旧例，藩王府的讲读官由两名检讨充任，唯独裕邸使用一名编修，以表示尊崇和特殊，这是令尊顺承圣意、安定社稷的表现。殿下洞察一切，令尊有什么可嫌疑的呢？”严世蕃进去把这些话告诉父亲，猜疑和嫌隙立即消除了。陈公侍奉裕邸几十年，在各位臣僚中劳苦最久，穆宗也特别关注他，常亲笔写“忠贞”二字和“启发弘多”四字赐给他，其他恩赏多得数不清。庚申年九月，他听说父亲去世，皇帝特赐祭祀，仍赙赠银五十两，另给相当数目的路费，并赐八表里防缎；辞别时还说道路遥远、天气寒冷，务必珍重。辛酉年，皇上命景王前往封国，陈公面向北叩首说：“这是社稷和百姓的福气。”癸亥年三月，起复任原官。甲子年二月，升为侍讲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总校《永乐大典》；再次升为太常寺卿，兼管国子监祭酒事务。乙丑年，升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为左侍郎。丙寅年，改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当时高文端公任大宗伯，入值时撰写斋醮仪式等文章，次序将轮到陈公，高公戏说：“您从前不肯作青词，如今怎么样？” 陈公说：“怎么知道我不能呢？”但他坚决推辞，始终没有参与此事。高公最终因此受到别人的议论，拍着大腿说：“我亏欠陈公太多了。”丙寅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穆宗登基，陈公因为拥立有功，旧日蒙召见时所受的赏赐又加倍。丁卯年二月，皇帝亲笔敕令原讲官陈以勤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与徐阶等入阁办事。皇帝登基时，天下人都殷切盼望太平，陈公于是首先上《谨始十事疏》：一是定志，二是保位，三是畏天，四是法祖，五是爱民，六是崇俭，七是揽权，八是用人，九是接近下臣，十是听取言论。皇帝下诏嘉许并采纳。四月，充任《世宗实录》总裁官，主持经筵事务。因重新校录《永乐大典》完成，加授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九月，因大庆加授少傅，兼太子太傅。穆宗崇尚深沉静默，除了朝会和经筵，很少同群臣见面。奏章送到内阁后，常让阁臣提出条陈，也不明确表示可否，而贵近之臣趁机大量抄录内降，于是得以横行妄为。陈公对此愤怒，上疏提出励精修政四事：第一，请司礼官把每日奏章分类进呈，选择方便的便殿逐一阅览、核验并施行，这样政务体制才能逐渐明白熟悉，也使左右近臣不能窥伺其中的空隙。第二，他说皇上即位渐久，但圣明的决断尚未显著，赏罚威福的权柄逐渐旁落，应该亲自处理政事，时时有所赏赐和贬斥，通过掌握和调度来收回大权。第三，请皇上不时召见大臣，提出清楚的询问，使他们每天陈述政务状况，以疏通精神、排除壅塞蒙蔽。第四，他说从宫中降下的命令逐渐不能任其滋长，应当依法裁抑，使掌管常伯职务、接近皇帝的人心存严惧而不敢放肆。这四件事都直抒肝胆，触犯忌讳，是别人咬舌不敢说的话。穆宗读后稍有醒悟。庚午年三月，任满从一品考核，赐羊、酒、钞锭，授予柱国称号，荫补一子为中书舍人。当时内江赵文肃公刚进入政府，锐意有所建立。新郑再次起用，同文肃相互推重，但两人志趣中都有公私和意气的成分，表面亲密，内里其实矛盾。江陵正交结并牵制于其中，文肃还没有察觉。陈公看出了这一点，回去后便决意离开。自认为承受国家深厚恩典，却没有能力报答，于是再次上疏陈述时政六事：一是慎重擢用，二是酌情久任，三是惩治贪贼官吏，四是广泛任用人才，五是训练民兵，六是重视农业和粮食。皇帝下诏说，他所奏切中治理要害，充分表现了忠诚谋略。这年秋天，陈公连续上章请求退休，皇帝下温旨慰留，反复请求后才获准；加授太子太师，以吏部尚书致仕，赐玺书嘉奖，给驿站并派行人护送上路，有司每月供给俸禄和役夫。皇帝给予的恩典礼遇深厚优渥，近世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过了两年，当今皇帝登基，陈公写信给江陵，勉励他保全圣上身体、辅佐圣上德行、勤勉于圣学。每当听说朝廷中起用善人，他眉梢便显出生气；若遇到事情不合心意，就一定长久皱眉。他的盛德和光彩，见于皇帝诏令褒奖他的内容，数不胜数。穆宗敕谕称赞陈公说：“德行淳厚，顺应时运；才华宏大，为当世所用。不是尧舜之道便不陈说，朝夕进献教诲而有益，以社稷为喜悦；有在左右调护规劝的忠诚。”又说：“履行正道，奉公办事，心中勤勉于国家；汇集众人意见，广泛采纳益处，气量常常宽宏到足以容纳贤才。”又说：“嘉美的谋略入朝陈奏，常常先于天下人忧虑；正色入朝，深得大臣的体统。”当今皇帝敕谕称赞陈公说：“难以进用而容易退处，巍然具有老臣的典范；后天下之乐而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卓然具有大臣的风节。”皇帝的言辞郑重，是一时所未有的。陈公容貌古朴，气质清正，器量宏大深远，没有人能看透他的深浅。他常说：“朝廷设置辅臣、参政，应当以同心协力、干济国事为要务。”说他果断专擅、不喜欢听取别人意见，或因过分避嫌而不肯尽言，都是不对的。他又说：“我们这些人应当把威福归于皇上，把公议交付朝廷，宁可只让百姓得到利益罢了。”

译他并没有把功劳据为己有。自古以来，贤能豪杰功名显赫，都是后人欣喜仰慕并加以述说的；那些人本来就没有贪图功名的心。一旦有了这种心思，他们所施行和安排的事情就一定会乖违失当、强行扭曲，又有什么功名值得记载呢？因此隆庆初年，朝廷内外政令整齐统一，天下安宁，陈公匡正扶持、调和弥缝的作用居多。他的学问以伦理纲常为根本，以躬行实践为基础。他认为圣贤的盛德，必定从谨慎细小的操守开始；尧舜的事业，也必定从不取一介之财开始。因此他终身修整天性常道，即使一举一动也合乎规矩，不差分毫。闲居时一定穿戴整齐，收拢双足端正危坐，整天没有懒散的神态。说话一定考察古代名教，只把树立节操、砥砺品行为最谨慎的事。写文章起初学习司马迁，后来宗法曾巩，晚年则融会贯通、宏阔纵肆，自成一家。大体上气势完足而力量充沛，深沉含蓄而有情致。近世文章艰涩、尖峭琐碎的习气，几乎被他一扫而空。参与大政以后，不再从事辞章家的事业。对于古今名臣拯救祸患、扶持危局、排解纷争、应对变故的事迹，他亲手写成大册，抚卷沉思，仿佛亲身置于其中。有人寻求处理这些事的方法，丁丑年少宰补任日讲官，陈公寄信勉励他说：“人人都把世代侍奉禁中帷幄看作荣耀，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因为讲官陪侍皇帝参与机密政务，并没有显著得以记载的功劳；然而每天陈说德义，有时能使皇上心中有所启发觉悟，那么利益恩泽施加于天下，便不可估量。这正是古代贤人愿意踊跃效力的事情。”庚辰年春，少宰以陈公年满七十，恳请回乡省亲，皇上批准了，并且想到他是先帝旧日的老师，特命巡抚、巡按官备礼慰问，仍拿出尚方绮绣、彩币和金钱来宠赐他。人们说这次回乡省亲，属于特别的恩典。按制度，朝廷大臣不到六年不能回乡省亲，少宰任官超过两届，才得以破例成行。如今甲科大臣致仕，不到九十岁不予存问；朝臣辞职，若非遇到国家庆典，也没有理由蒙受恩赐。陈公却屡次在非例定时间得到特别丰厚的赏赐，朝廷内外都艳羡仰慕他。陈公去世前一天，有一颗大星从东南方坠落，全郡都惊惧，大概恰好应验了他母亲梦见星星的传说。陈公生于正德辛未年，卒于万历丙戌年六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六岁。妻王氏，封一品夫人。儿子陈于陛、陈于明。于陛是隆庆戊辰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明早逝。三代都因陈公的显贵而获得尊荣，追赠陈公为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妻室都封为一品夫人。唉！在世宗末年，猜疑嫌隙从父子之间产生，国家安危系于社稷。陈公只在酒杯谈笑之间说了一两句话，便化解了它。取得宰相的才干，陈公辅佐穆宗，三次上疏，卓然可见其施行成效。取得宰相的谋略，能够刚健任事却因病引退，受到眷顾仍请求休息，没有受到排斥便主动退避，没有任期届满就仓促停止。取得宰相的智慧，立朝三十年，始终以忠诚使君主信任自己。贵溪、分宜两人的权势炽盛得灼伤他人，却没有谁能凭丝毫才能超过陈公。取得宰相的操守，论说圣贤的德业，在于勤谨对待细小事务，严格守住一介之取。取得宰相的学问，能够平和评议山水泉石，穿着鹤氅而游，又从宫禁内廷做到朝廷重臣。父子相继显贵，不到六十岁便请求退休，不到八十岁便获皇帝存问，这就是取得宰相的福分。我这个后辈为陈公作表，能写的只有这些。至于总括他的始终、考核事情的大小细节，则有史臣记载在史册中，这里不再详载。范谦《陈于陛传》：大学士陈于陛字元忠，别号玉垒山人，他的祖先是阆中人；从彦良迁居南充水西里，世代成为水西陈氏。元至正年间，陈公的九世祖陈兴祖，几代传到陈衡，任大理府训导；陈衡的儿子陈信贡为太学生，信贡生陈大防，大防生陈公之父太傅陈以勤。从陈衡到陈大防三代，都因太傅的显贵而受赠与其官职相当的荣典。太傅任翰林院检讨时，陈公出生在长安邸第；出生前一晚，邻居几个人都梦见天乐阵阵，导引一位羽衣神人进入太傅住所，第二天陈公便出生了。长大后额骨隆起、体貌丰盈，太傅非常疼爱他，立即督促他读书，陈公并不十分急迫，但自己喜好学习更加深厚。他所综述撰写的文章动辄数千上百字，都像是出自太傅的意思，太傅更加高兴，说：“这孩子像我。”辛酉年，陈公十七岁，在乡试中考中。未到午时便脱稿，文思敏捷异常，监临官惊讶地询问：“年纪这么小，为什么聪颖到这种程度？叫什么名字？”陈公严肃回答：“这里不是通报姓名的地方。”因为当时太傅已经起任宫端，渐渐显贵。戊辰年，陈公二十四岁，考中进士高等，选入中书内府，而太傅已经任宰相。每逢考试，太傅总是主动回避，不参与阅卷；陈公参加考试时却总是名列众士之首。庚午年授翰林院编修，历任修撰、讲读，数年后升洗马，又升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管翰林院事务；又升礼部右侍郎，不久改任吏部，由右侍郎升左侍郎。任期届满后升礼部尚书，仍掌管詹事府。第二年入阁参与大政。从吏部官曹到宰相，凡主持科举取士的职务任过三次，值日讲官任过两次，所得到的贤士以及进谏纳言的人很多。陈公任宰相时距离太傅任相二十七年，明朝建立二百年来，父子同时拜相的事才首次出现，舆论都以此为荣。陈公也自认为遭遇尤其奇异，想一定要用行动报答皇上。当时皇上深居宫中，群臣很少得以见面，因进言获罪而被斥退的达到数百人，吏治懒惰败坏，军费粮饷消耗空虚，陈公为公私之事忧虑，便上疏陈述六件事。其中第一是接见大臣，说天下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君主就是心脏；心脏不运转，身体还能有什么作为？以肃皇帝那样的圣明，尚且一度懈怠勤政，晚年情形可以看见。陛下自己看，能同肃皇帝相比吗？连肃皇帝都不能以此为安，我因此知道陛下也不能这样。请赶快恢复朝讲和召对的典制，以排除壅塞蒙蔽。第二是录用人才，说进言者本来因刚直敢言获罪，并没有其他严重过失，不应让他们始终枯槁憔悴地死去，使国家连他们的一点才能都不能使用，这不是为社稷谋划的办法。请从今以后，吏部把屡次被推荐的人列名上报，任凭皇上选用；否则就同众人一起斥退，使事情归结到皇上那里，让贤者和不肖者不相混杂。

译第三是勤勉奖用外任官吏，说如今过分重视内官，急于迁调；但要亲近百姓、宣扬教化，主要依靠知府、县令施政，难道只因为他们执着不变，就要使豪杰屈居下位吗？应仿照古制和祖宗初年的本意，实行行取制度，并兼及州守举贡、郡守考核最优者，使他们依次升任京官卿职。各位巡抚应当轮流考察内外贤能，参酌任用，以向天下表示没有不能取得成效的人，使人人都努力磨炼自己来表现才能。第四是清查边饷，说每年收入不过五千余万，而边饷竟达到三百三四十万，天下财产怎么能不枯竭？请慎重选择掌管边务财政的大臣，现今给予专门敕令，使其逐渐淘汰虚浮冒滥之项；即使不能恢复先朝旧额，也应以近来的规制为中等标准而止。第五是储备培养将才，说武科取士拘谨琐屑，既不足以招致奇异人才，各种因推荐而任用的人又只凭纸面空谈，一两次不能奏效便被斥退。请从今以后，凡以武勇被推荐的人，必须交给公卿乡绅和大臣共同核验，各自按其能力加以考验；其中拳勇特别卓绝、没有考取武举科的人，另立科目予以录用。第六是选择任用边地官吏，说吏治最为重要，而边地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对内要抚慰百姓，对外要抵御侮辱，不熟悉边务就不能胜任。请另立选官法，挑选适合边地事务的人；官吏有功便增加品秩并长期任用。诸生中熟悉武事的人，督学可以自行选拔，等待任用，这样或许可以使任环、董邦政一类的人才重新起用。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多有见诸实行。陈公性情诚恳，平时好像不善于言辞；但遇到大事，即使朝廷大臣还没有发言，他总是先说，而且说得切直深刻。他在担任乡试副考官时，就曾一再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及至主持朝讲，到这时更加认为自己责任秘密而重大，如果不及时启发劝导皇上，就很难报答称职。又恰逢国家多难，他更加发愤，因此尽情陈说自己想说的话，希望皇上能够因此有一次觉悟，使政局有一次改变。其年冬天，被斥退的言官有二十多人，南北台省几乎空缺。陈公跟随辅臣不断申救，又上疏说，打击马匹却连累投鼠，自古就有这种记载；如今法律施行从近臣开始，不足以烦劳御史弹劾，而且台省官员提出意见各有主名，有的远在南方郡县，有的奉命出使各省，却遭到意外株连。不了解罪责的根由，只因他们平日触犯皇帝威严、批评权贵近臣，便一概加以惩罚；这样一来，说话也是罪，不说话也是罪。我担心天下人会借此窥测陛下的深浅，认为陛下暗中憎恶他们的直言，却公开以沉默斥退他们。从此士人都只求默默无言，即使有奸邪弊病，又由谁来纠察揭发呢？这篇奏疏洋洋洒洒数百言，直率而又委婉，虽然没有获准召见，朝廷内外却一致称赞。陈公自幼跟随太傅居住，早已熟悉听闻国家的训诫和旧典，又广泛阅览诸家撰述，把它们汇编成《宝录》《宝训》《会典》等书。这些材料大多散漫不相连接，无法留给后人；而且如果天子有一天想查阅祖宗便宜行事的旧例，以及诸位先臣的嘉言懿行，又到哪里找依据进献给皇上呢？于是上疏请求编纂修订。得到诏令后，他像编修宋代正史那样，日夜编辑、考订、校核，毫不遗余力。虽然后来身居宰相，事务日益繁重，但陈公尤其勤苦不懈。各位词臣草拟呈上的稿件，大约有几十家，陈公一定逐字逐句为之校订润色；每天都规定阅览进度，有时白天来不及，便夜里接着做，直到完成进度才停止，成为常规，几乎想在朝夕之间亲手完成后献给天子。然而陈公最终因此劳累成疾。他起初一向强健，没有疾病，后来渐渐患胃病，时时也会痊愈；到这时病情发作更加频繁，随后又加重。陈公看见自己的手掌纹理变得十分消瘦，私下忧虑，想解职西归，但又想到承受国家厚恩，本应奉守职事、死于官署，始终不肯顾念狐死首丘之情。因此即使患病，仍勉强处理政务，通常分领祭祀南郊的事务，后来不能承受风寒，疾病发作，终于去世，享年五十二岁。天子悲悼他而停止朝会，赐御祭、金钱、杂帛，由少府供办丧葬用品；又命皇长子奉皇帝之意前往赙赠。礼部郎官一人持节护送灵柩归葬，拨用水衡署的钱，停止近臣事务，督促掩埋、复土、修坟，礼制如同太傅。追赠少保，谥号文宪。都门送葬的车辆有几百辆，道路上的人都举哀哭声送行，世人夸称这是特别的恩典；贤士大夫中忧虑时局艰难的人，也大都相互对视叹息，认为当时国家正多灾多难，却失去了一位贤能辅佐。陈公天性极为孝顺，太傅请求辞职后，陈公扶持侍奉他回到乡里宅第；太傅总是催促陈公入内侍奉，等到陈公任侍讲，父子关系更加亲密，但他从未在外任上滞留满三年。太傅七十岁时，陈公特意请求回乡省亲，皇上于是命使者慰问太傅。陈公归来那天，穿着舞衣捧酒为太傅祝寿；又每天到乡中拜访各位年高德劭、过去与太傅交好的人，同他们尽情饮酒取乐。太傅一向喜爱嘉陵山水黛玉般的胜景，陈公为他建造楼阁，并搜集唐人诗中涉及《涉江楼》的诗句，作成若干首绝句。每当太傅与宾客游览，总命人歌唱来助兴，太傅游玩得很快乐。太傅著有《说约语》，都是极其切要的训诫。太傅去世后，陈公悲痛思念不止，把父亲亲笔遗墨珍藏起来，放在座位右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两〕 自己一有皱眉或发笑不符合《说约》的要求，就痛切地责备自己说：“我竟然辜负了我的父亲。”他曾经认为家族所受的荣宠太盛，即使我们两代相继显贵，又凭什么德行承受得起呢？于是深自贬抑，约束自己只吃一碗肉和粗粝脱粟饭，亲自穿黑色绨衣；夫人以下三次换洗的衣服只用布制，穿布蔽膝；家中几十名仆役、童仆，也都属于自家产业。他的儿子只有鲁，质朴无华，没有华丽衣服和大裙，他把这看作惜福守成；不过这也是本性淡泊俭素，并非勉强装出来的。他一生严格要求子弟，自己期望居于乡里，从未因微小利益向别人索取。入朝掌握枢机后，更加谢绝贿赂馈赠，门下没有杂乱宾客，淡泊得如同清水。他去世那天，检查他的行囊，里面仅够办理入殓之事，他的清廉就是如此。但他喜好救济别人的急难，三代宗族依靠他资助而得以生活的人有几十个。戊子年，巴蜀大旱严重，陈公设粥赈济，使许多人得以保全性命。陈公额头宽广、眼睛修长，胡须美好，骨骼高高隆起，远望苍劲，像古柏高松。他又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德行，这些都是长寿的征兆，却只活到中等寿数。此前彗星出现，侵犯中台星，按占候说对辅臣不利；有人私下担忧陈公，陈公最终果然遭逢此事，大概是天意吧。陈公一向擅长写文章，常说苏轼认为自己的文章如同万斛泉水，随处涌出，行止都任凭自然，这才足以表现作文的快乐。

译至于遇到山石阻碍，水势倾斜、曲折回旋，波涛澎湃、激荡奔越，也无不自得其势；这是高明工匠独自苦心经营的地方，而苏轼没有谈到。大概文章完成得容易，就算不上精工；不精工，就不能流传；不精工而不能流传的文章，写它还不如不写。他著有《万卷楼稿》若干卷，世间多有流传。学士为此作语说：“前有眉山，后有南充，说的是父子都擅长文章，而且都出自蜀地。”但陈公父子本来不因此自重。赞语说：我听说陈氏是古代胡公的后代，而胡公是帝舜的后裔。陈公难道也是他的苗裔吗？为什么父子相继显贵到如此盛大呢？陈公曾对人说：“我居住在蜀地，蜀地的宁静淡泊，就是我的老师。”我考察他的行事，确实如此；他的声望灿然显著，能够成为宰辅中的冠冕，正是有这个缘故吧。陈公正值盛年，天子倚重他，却竟然早早去世，难道不是天意吗？假如让他再多活一些年岁，能够实现他的志愿，他应当可以同闵夭、散宜生等人争辉了。刘之纶《张振德传》：张公名振德，字季修，昆山人。观察使张清的孙子，父亲张应忠，先中举人后早逝。张公母亲怀孕时，祈祷说愿孩子再来投生。满月时，祖父抱来看，说：“是再来的吗？”孩子随即笑了，祖父惊异地说：“这是我家的羊叔子啊。”小名叫环，号岘孩。幼年读《出师表》便流泪，写《求忠于孝论》。教授经书并奉养双亲，二十六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太学，人称“二张”，大概是指张公和云间太史公张瀛海。授任兴文县令，当地番汉杂居，土墙只有三尺高。张公到任后，立即严格管理出入，禁止寄居者和拐带之事。酋长献金，他撕毁文书拒绝。台司重视张公，又让他兼管宜宾、长宁，两地都称赞他廉洁能干。天启辛酉年，奢酋在重庆反叛，杀害大吏以下官员，横行无忌。张公刚从棘闱乡试考场出来，便飞驰回城守御。贼军突然逼近城下，张公督率乡兵浴血奋战，援兵断绝。他命令次子张绲说：“我为国而死，你的母亲和两个妹妹也要为我而死；你不能死，赶快出去请求援兵，或许可以成功。”夫人用手帕遮住张绲的额头说：“我们两人再也看不到你戴冠了。”张公自己用长带系住脖子，说：“君子至死也不免冠。”他把两枚印章分别系在两臂上，右手持刀，骑在一匹高处的马上端坐，冲入阵中命令敌人投降。张公瞪眼怒骂敌人。过了一夜，敌人又带着金子来，张公说：“难道我肯拿贼人的金钱作诱饵吗？”又斥退他们。于是面向宫阙叩拜说：“臣活着不能杀贼，只有一死报国。”他进去看见夫人钱氏以及女儿淑昭、淑庆，仆妇苏氏、沈氏，都已割颈自杀，尸体堆在柴薪上。张公命人点火，火烧旺后也自刎而死。第二天在尸体和灰烬碎石中发现他，双臂仍然系着印章。家人顾美也死了。事情传到皇上那里，皇上震惊悲悼，追赠光禄正卿，赐祭祀和葬礼，准许在达坊建祠，谥号烈愍，荫补长子张纪为锦衣卫千户。刘道开《巴县令王子美传》：庚辰年乡试时，我在棘闱中遇见西江舒君鲁直，他对我说王子美制艺文章精妙，并且说：“这一科他一定能考中，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比的。”当时我的朋友丁润生也正在朝廷考选，一向称赞子美有才，我心里便记住了他。撤出考场后，他果然以优异成绩录取，而我却落第，只好凭声气关系访求他；一见面便握手，像是相交多年的朋友。到了秋选，他就获得巴县县令职位。子美向我询问地方的利弊，我详细告诉他当地凋敝残破的情形，子美连连答应。第二年春正月，我回到乡里；子美在二月到巴县上任。过去这个富饶地方的赋税收入有十一万多，诉讼充满公堂，以前的县令没有一个不是满载财物回去的。自从子美接任政事，局面完全改变：缴纳钱粮的人自行封好投入柜中，耗羡等额外征收全部免除；除上司批示审问的诉讼外，其余一张纸也不处罚，愿意请求息讼的听凭其意。于是喧闹拥挤的场所，变成寂静空旷的区域，草长雀罗，萧条冷落。当时王氏倾覆，倪氏构成大狱，前来叩阍申诉的人称为“本头”，有几十人，附和者又多出数倍。他们罗织平民，使人倾家荡产，像张开翅膀的猛虎般横行，百姓在道路上只能以目示意。子美一概用清静无为的办法镇定局势，德行礼教熏染之下，凶暴的气焰因此稍有收敛。他每天把诸生召到庭中，和他们谈论举子业，循循善诱，完全没有疲倦之色。衙斋中聚集书籍上千卷，闲暇时练习弓箭，有空便学习射箭，对人说：“这是多事之日，只是一味写诗没有用处。”适逢姚黄贼侵犯境内，子美亲自披甲执兵，率领一千多名民兵前去抵御。贼军虽然退去，但他的壮志豪气也很值得称道。壬午年分任乡试考官，以一篇文章破格取中解元，两位主考官也不能改变这一决定，人们称赞这是独有的盛事。癸未年冬，闯贼进入关中，汉中瑞王为避难而来，四川巡抚陈士奇也移驻巴县。军情文书接连不断，客兵喧闹，馆舍供给和军需都整顿办理而没有缺乏，这才知道子美并不只是实行清静治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卷〕 甲申年春，献贼进入夔门，势如破竹，一时掌权办事的官员都在设防的厅堂中设宴，只有子美忧色显露在脸上，每天坐在城上筹划防守。自辛巳年起我居住乡里，距离城三十里；六月十四日进城，在南纪门同子美相见，相对叹息。我说：“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了，何不另作打算呢？”子美说：“城亡我也亡，万没有逃生的道理。”我说：“您既然必定赴死，宗族后嗣却不能不保全。”子美点头，于是托付门人秘密护送公子出去。我同子美洒泪告别。这月十八日，贼军抵达城下，派一名骑兵绕城劝降，子美大声辱骂，亲自发射炮石攻击他。到二十二日辰时，城池陷落，贼军坐在演武场，将瑞王、陈巡抚、关南道陈纁、重庆知府王行俭以及子美捆绑带来。贼军问：“为什么不早投降？”陈巡抚的牙齿已经被打落，含糊着说不成话。有一人伏在地上说：“权力不在我手中，请求明察怜悯。”子美奋起，用脚踢他的背，说：“六个大丈夫，死就死了，难道还要向盗贼求活吗？”当时天气非常炎热，贼军各给他们一盏茶，有人接过茶，子美夺来扔掉，始终不停地辱骂。

译贼军大怒说：“你怎么能不赶快死！”命人用钝刀将他凌迟，经过三天三夜才断气。因此在那些为国死难的人中，只有子美死得最惨烈。我的族侄当时就在旁边，亲眼看见这些事，并非听闻传说。我想起子美文章中曾说：“起初作为儒生却杀人，脸色不变；被人杀死，脸色也不变。”唉，这难道是空话吗？贼军离开重庆后，第二年隘将曾英统兵到来，我才进城，在演武场哭祭子美，想寻找他的尸体却找不到，只好设薄祭，延请道士诵经来超荐他。有一篇祭文和一首诗，文章稿本没有保存。诗说：“臣死于封疆守土之职，即使书生文弱，也自然值得怜悯。巡抚有谋划却只能听凭天命，县令没有名位，只向上天申诉。一笑面对餐刀，神情应合于汉家忠烈；千秋之后化为碧血，归入黄泉。洪都夜冷，荣门月照，几度凄凉地听杜鹃。”献贼随后攻破成都，直指刘公之渤从容就义。又有某县令，把刀握在颈上，合家举火焚烧，灰烬之中只有握刀的手没有烧化；他和子美一样壮烈。论 宋代李昭玘《八阵论》：关于军队阵法，有些事情不能说，有些事情又不得不说。卫灵公处在诸侯之位，应当以遵守法度为职责，不应询问阵法；他没有仁德的资质，应当把修养德行作为要务，不应询问阵法。然而他还是询问了，这就是孔子不回答的原因，也就是所谓“不能说”的事情。但孔子不回答卫灵公的询问，是为了树立教化。至于孔子自己说到战争时，却说“我若作战就能取胜”；鲁国请求讨伐有罪之国时，他又说：“凭鲁国的兵众，加上齐国的一半，应该可以取胜。”这样看来，假如孔子站在天下中央，安定四海百姓，那么在行军用兵的时候，必定是有方法的。他不肯驱使乌合之众、没有纪律的百姓去作战，置他们于必死之地，决心已经很清楚了。在那种时候，军阵之事将领学习尚且来不及，何况还要谈论呢？这就是所谓“不得不说”的事情。世上不善于讲学的人，以不知道军事为耻，便常常拿孔子拒绝回答卫灵公来作借口。他们不知道，孔子拒绝回答自有原因；而文事必须有武备，本来就是我们儒者应当谈论的。假如说：“我只知道圣道，军事不是我所知道的；对于不该问的事情用这个理由拒绝，对于该问的事情也用这个理由拒绝。”这难道不是拘泥而妨害事情吗？儒者对于天下，又有什么用处呢？古代使用仁义之师的人，没有谁超过周武王；作为王者辅佐的人，也没有谁超过姜太公。像武王、太公这样的贤者，似乎只把是非和士卒强弱作为判断依据。凡是覆灭杀伐的机要、布置军势的事情，按理说应当完全不谈；可是《六韬》一书却有“乌云山兵”“乌云泽兵”等篇章，对于比较胜负利害的关键说得十分详细。难道武王、太公到了这一步，便把仁义改变成诡诈了吗？只是因为德行不能使人归服，军队就必然要使用，所以凡是抵御军队、制服敌人的方法，都不能不讲。对此还可以推脱说：“《六韬》不是太公的书，大概是战国时期互相倾轧的士人借太公之名牟利而作的。”至于《诗经》《尚书》，是帝王流传下来的著述，难道还能够有所非议吗？可是有扈之战时说：“左边的部队不攻击左边的敌人，你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右边的部队不攻击右边的敌人，你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驾车不使马匹保持正确的位置，你就是不恭敬地执行命令。”牧野誓师时说：“今天的战事，进六步、七步不得超过规定，到了就停止整齐队列；攻击四次、五次、六次、七次不得超过规定，到了就停止整齐队列。”《宣王征伐徐方》诗又说：“绵密严整，不可测度，因而不可战胜。” 又怎么能废弃整顿阵势、整训军旅的能力呢？所谓“左边治理好左边，右边治理好右边”，“六步、七步前进的军队不可不同心协力”，“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攻击”，都说明击刺时不能不合力；还要以绵密的阵势造成奇兵，使敌人无法测度；以严整的阵势作为正兵，使敌人不能取胜。从帝王时代起就是这样，《尚书》和《诗经》都记载过，从未以此为可耻。后世士人却偏偏以谈论军事为耻，难道不是好名而不切合实际的弊病吗？我听说古代布置阵法，名称并不相同。有用三才命名的：日月星辰和北斗斗柄，一边在左、一边在右，有的迎向、有的背向，称为天阵；丘陵水泉也有左右前后的地势便利，称为地阵；使用车马、文武相配，称为人阵。这是三才的区别。有用五时命名的：春天为牝阵，以弓兵为前行；夏天为方阵，以防兵为前行；季夏为圆阵，以矛兵为前行；秋天为牡阵，以剑兵为前行；冬天为伏阵，以盾牌兵为前行。这是五时的区别。有用四种兽类命名的：让商人为前军，象征白虎；让羽人为前军，象征玄武；让徽人为前军，象征朱雀；让角人为前军，象征青龙。这是四兽的区别。有用五行命名的：木取其直，金取其方，火取其锐，水取其曲，土取其圆。这是五行的区别。凡是这一类，都是根据事物类别制订名称，本来就不能全部数尽；而八阵的名称尤其有同有异。比如所谓一方、二圆、三牝、四牡、五冲方、六车轮、七罘罝、八雁行，是一种八阵。所谓金、木、水、火、土、天、地、人，又是一种八阵。所谓车箱、洞当、金车、上中、黄土、鸟云、鸟翔、火折冲、木龙腾、却月、水雁行、行鹅、鹳天、车轮、地虎翼、人，又是一种八阵。名称纷纭、说法各异，没有定论就是这样。至于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以这八种事物制成八个名称，兵家一类人大多归结于此，那么八阵的定论也就有所依据了。不过这八种事物究竟是否确实适合用来命名，也还要看它们所依据的名称是否恰当。考察其根源，阵法之所以为八，自有其所承述的来源。大概这种方法起始于黄帝，完备于成周，后来由诸葛孔明加以变化，并不是诸葛孔明独自能够创制的。过去黄帝暗中通晓八卦，建立一都的制度；默默依据九天的法则，设置三军的制度。因此周公仿效并取法它：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从九夫组成的井到四县组成的都，便得到了一都的法则；又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从五伍到五师组成的军，便符合三军的制度。至于诸葛孔明，则向上探究黄帝深微的本意，向下采用成周遗留下来的制度，因而顺循它、推演它，使它合于规律而神妙变化，再根据时代需要革新变化，于是阵法得以完备。所以他制定八阵，是从九夫为井推演出来的，纵横都取八，于是有八八六十四阵，这是为了贯通八卦。建立三军，是从五人为伍推演出来的，周旋都取九，于是有九九八十一阵，这是为了符合九天。这样看来，诸葛孔明所承述的源流，可以说深远了。若不是同古人的精神、心术融会贯通为一体，哪里能做到这样呢？李兴说：推求您的八阵，如果不把它看作孙武、吴起以及木牛流马一类的奇巧，便不是般匠的规制。说木牛不是出自鲁班工匠的遗制，这种说法确实正确。

译如果要在孙武、吴起的兵书中寻找八阵，那么孙武、吴起的兵书中本来就没有八阵。这是因为不知道诸葛孔明所承继、阐发的源流在黄帝、周公那里，而不在孙武、吴起这里。所以我说：八阵始创于黄帝，完备于成周，经过诸葛孔明而有所变化，并不是诸葛孔明独自能够创制的。唉！八阵之法，黄帝已经用它北逐獯鬻，南平蚩尤，在阪泉平定黎众，在崆峒巡视四方，防卫并安定万国，旁参七曜；周公又用它诛纣伐奄，羁縻戎狄，惩治荆舒；孔明又用它平定南中，在关辅一带声威如雷霆，斩杀王双，击退郭淮，杀死张郃，从而成就鼎足而立的强势，那么它明显的成效和重大的验证已经可以看到了。后世谈论用兵的人，谁不想得到它的遗法而以之为师、承袭学习呢？然而最不了解它的法则的，莫过于晋代桓温；最了解它的法则的，莫过于唐代李靖。这一点也不可不知道。垒石排列成八行，每行相隔二犬的距离，说这是武侯遗迹，究竟是真是假都还不能确定。但桓温幸亏属下不识此阵，便仓促欺骗他们说：这是常山蛇势。所谓常山蛇，在兵法中称为“率然”：攻击它的头，尾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尾，头部就来救应；攻击它的中部，头尾就一齐来救应。考察这种阵势，不过是曲直相间的一种阵势罢了，哪里能算作八阵呢？况且武侯所承继的是黄帝、周公之法，而桓温却相信率然之说；与李兴所说八阵不在孙武、吴起之书相比，桓温尚且还要惭愧一些。所以说，最不了解八阵之法的，没有谁能比得上桓温。唐太宗问李靖说：“你所创制的六花阵，出自什么兵法？”李靖回答说：“臣取法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大阵包容小阵，大营包容小营，四隅相联，彼此钩连，曲直相对，古制就是这样。”于是画图陈列说明。身处战场、熟悉兵形阵法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唐太宗；而李靖有六花阵的制度，竟不知道它的出处，必须等到把道理剖析说明白以后才醒悟，那么李靖对于八阵的理解深远了，也不是那些只守着八阵残余糟粕的人所能相比的。所以我说：最了解八阵之法的，没有谁能比得上李靖。虽然如此，要论它的深奥精妙，本来不是几句话就容易说清的；考察它的大纲，不过是“奇”“正”两个字罢了。古代编制军队，把一万二千五百人合编为一军，把五人为伍的一千一百二十五伍编为两，把二百五十两编成军。十份中取三份作为奇兵，其余七份作为正兵。四奇四正，八阵由此产生；这就是分布阵势的数目有奇有正。四次旋转、九次聚集，用来象征天；四面平列、整齐排列，用来象征地。阵形疏散而斜直，称为风阵；前部宽大、后部尖锐，称为云阵。天地、风云四种，是阵势中的正阵。阵形延展斜直而绵长，称为龙阵；前部盘曲、后部合拢，张开时称为虎翼阵；阵势弥漫蔓延、散开而相接，称为鸟翔阵；回旋曲折、包围覆盖，称为蛇蟠阵。龙、鸟、虎、蛇四种，是阵势中的奇阵。这就是布阵的形状有奇有正。天子和上将居于中央而不动，疑兵、游军出没不定；这就是运用阵势的态势有奇有正。至于行军时阵形疏朗，交战时阵形严密，士卒排列彼此相向，背后互相承接；阵中可以容纳阵，队中可以容纳队，曲中可以容纳曲。前队抵御前方，后队抵挡后方；左队防守左方，右队防守右方。行军一定像鱼贯而行，驻立一定像雁行排列；以长队护卫短队，以短队救援长队。回军转阵时，把前方变为后方，把后方变为前方；前进不快速奔跑，后退不仓促逃走。即使分散也能组成阵势，即使散开也能保持行列。四面都是阵头，八面都是阵尾，接触到哪里，哪里就可以成为阵首。先行动的属阳，轻快迅猛，以气势为主，节制简约而行动短促；后行动的属阴，持重坚固而严密，静止时如山。它变化迅速，幽微难测，神出鬼没，千变万化，无法穷尽。这就是所谓奇正相互生发，像圆环一样没有起点终点；八阵的制度就是如此。既然这样，那么为了今日平定乱略，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即使是王者的军队，用道德来鼓舞，用仁义来征伐，有征讨而无交战，善于用兵的人本来就不必列阵。但如果不幸有顽固而不肯服从的人，就应把八阵作为权谋的辅助，也并非小小的补益。只是万物不会永远静止，所以继之以运动。当纯坤之气主事时，阴气与阳气相抗，飞龙便在野外交战；当太朴已经离散时，圣人之道同时兴起，战马便奔驰于郊野。于是有人以力量吞并八荒，争夺九州，百姓便惶惶不安。黄帝在这种情况下顺应肃杀之气制定兵法，由文昌星主掌任命将帅，又制定阵法宏纲以留给后代，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大概这就是所谓以生民之道而不得不杀戮，用威势制服不守规矩者，从而成就文德。可是后世研习经书的儒生却争相非难它，连同承继孔明之法的人也一并贬斥。假如一旦遇到仓促突发的变故，需要抗衡敌军，那又该怎么办呢？然而，那些不取法黄帝、孔明，反而把大错当作法则，不修养德行，只以嗜杀来扩张自己的势力的人，给百姓造成的灾祸，难道是小事吗？所以郑国的鱼丽、鹅鹳阵，魏国的鹤列阵，晋国的三行阵，楚国的二广、二孟阵，都只是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使百姓尸横遍野罢了。他们得罪君子，不是太严重了吗？孔子之所以不回答卫灵公，孟子也曾斥责“善于布阵、善于作战的人是百姓的祸害”，难道不正是为这类事情忧虑吗？仁义和权谋，后世不可偏废。只讲仁义，就会拘泥而不通达；专讲权谋，就会逐渐陷入欺诈，无法自我反省而回到正道。我区区的忧虑，每每想到这里，所以详细陈述武侯八阵的精妙，用来谨慎对待后世的武备；又斥责鱼丽、鹅鹳一类的阵法，以此完成孔子崇尚礼乐、反对滥战的本意。范荪《八阵图论》：防州八阵的沙洲，闻名天下已经一千多年，至今还保存于岐口的江边。过去我每次经过它下面，都因传闻而困惑，因亲眼看见而眩惑，始终不能弄清它的道理。如今防恩在此做官，才得以利用闲暇登上高台，从高处纵览它。高台高耸，沙洲平展，堆积的石块色泽鲜明，一一数来没有差错。于是推究寻绎其中的意义，写下这篇论说：阵法的大要，不过是方、圆、奇、正罢了。武侯的阵法，前面排列八行，八行都向东，形势直而方；后面排列十二行，其中两行向南北，形势弯曲而圆。方形用来表示正，圆形用来表示奇。奇是正的余数，这就是李靖所论的“握奇文”。方圆相互生成，奇正相互救助，阵法也就没有别的要事了。但是，前面是八行，后面是十二行，其中两行，为什么这样呢？回答说：这是分配数目的方法，全都按八来计算，所以称为八阵。前面的八行合计为八八六十四，后面的十二行合计为三八二十四。总共是十一组八，截长补短，分成三份，其中两份作为正兵，一份作为奇兵，合起来就是八八之数。

译古代八阵之法，总共有八种分别。李筌《阴符经》所说的常山之势，就是其中一种。武侯的法，只布置一种阵势，并不是古代所谓的八阵。然而，它所具有的常山之势本来仍然存在，桓温的话也有接近之处。至于武侯为什么称为八阵，不知道桓温能否完全明白。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一万二千五百人为队，二百五十组中取三组作为奇兵，这是古法。武侯的法，以八八六十四为正兵，以三八二十四为奇兵，是十一份中取三份作为奇兵，比古法更精密。犬、奇正、方圆、阴阳，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方属阴，圆属阳。前面的方阵是八八六十四，后面的圆阵是三八二十四。截长补短，大体上是二阴一阳。在《易》中，二阴一阳是震卦，加倍成为四阴二阳就是临卦。唉，武侯的用意，或许取法于此吗？古代使用奇兵的方法，有时把奇兵置于中央，有时排列在左右，有时埋伏在后方。置于中央的，是李靖所说的握奇；排列在左右的，是淮阴侯与楚军在垓下交战时的阵势；埋伏在后方的，就是武侯的阵法。司马迁的书说，汉军与楚军在垓下决战，淮阴侯亲自率三十万人正面抵挡楚军，高帝在后方，孔将军在左，费将军在右，绛侯和柴将军又在高帝之后。淮阴侯先与楚军交锋不利而退却；孔将军、费将军纵兵出击，使楚军失利，淮阴侯又乘势进攻，楚军因此大败。史书所记载的军阵，没有比这一例更详细的。淮阴侯、高帝、绛侯、柴将军所统率和驻守的军队属于正兵；孔、费二将列于左右，属于奇兵。淮阴侯喜欢故意示弱来诱使敌人，所以把奇兵列在左右，假装退却而后取胜。武侯节制的军队，使担任奇兵、将要从左右出击的部队，常常隐藏在后方，以巩固本军。正兵既然有所坚持，奇兵只要一出动，敌军便无法抵御。这正是司马仲达所畏避的，所以他终身不敢同武侯交战。然而武侯的法度确实严密。王当《五运六气论》：五运六气的学说，不见于儒家的六经，却见于医家的《素问》。《素问》是先秦古书，虽然未必全是黄帝、岐伯所说，但在秦火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像医和、医缓、秦越人这类人，即使医术十分精湛，他们观察天地阴阳五行的作用，也未必能像《素问》这样精密。寒、暑、燥、湿、风、雨，是天的阴阳；三阴三阳向上承受它们。木、火、土、金、水，是地的阴阳；生、长、化、收、藏向下与之相应。五运运行于天地之间，就是五行变化所形成的气。天数以五为中，戊居其中；地数以六为中，己居其中。戊、己属土，化气必以五、六为关键，所以甲己化土，位居首位；土生金，所以乙庚次之；金生水，所以丙辛次之；水生木，所以丁壬次之；木生火，所以戊癸次之。这就是化气的次序。地上的三阴三阳也属于五行，只是火独有君火、相火两种，这是五行的妙理。木旺于东方，火旺于南方，金旺于西方，水旺于北方，土旺于四维；戊附于戌而位在乾，己附于辰而位在巽，未的对冲方为丑，所以辰、戊、丑、未是土寄旺的方位。未在西南，卦为坤，时令为长夏；因为它处在四时之中，《吕氏月令》称它为中央之土，这正是土旺盛的方位。春季木生火，秋季金生水，冬季水生木，而夏季火克制金，生发之气便会断绝。只有土在西南方旺盛，才能由火生土、由土生金，使四时的次序循环不止。然而火正当午位旺盛，土随即在未位旺盛，火气必然被耗损，所以君火以名称表示其气，温暖而还不炎热；相火以方位命名，与太阳同处于未、申之间，奉行君火的命令来施行暑气。这样火气不被土耗损，也不受金压制，所以丙火旺盛时庚金潜伏；这就是火独自分为君火、相火的原因。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与甲相合，称为岁立，也称为行；运行四周成为二纪。天以六为节，所以六气经过六期而完备一轮；地以五为法则，所以五运经过五年而运行一周。五运统领一年而居于四时之外，六气分布于一年之中；风雨燥湿寒暑的应验各有征候，来临也各有时间，然而用它们来占候，往往并不应验。这不是《素问》没有效验，而是使用这种学说的人只知道常规、不知道变化的缘故。凡事物的规律有常态也有变化；天地的运行往来、消长盈亏，可以推知其必然的，是常态；至于变化，则无所不至，可以知道其有变化，却不能预先确定。姑且就常态来说：五种太过之运，叫作太过，气候到来早于时令；五种不足之运，叫作不及，气候到来晚于时令。只有平气既不急也不缓，按时到来。大概情形就是这样。火运上临少阴，水运上临太阳，木运上临厥阴，金运上临阳明，土运上临太阴，称为天符。木运临卯，火运临午，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土运临四维，称为岁防。五种太过之运与在泉之气相同，称为同天符；五种不足之运与在泉之气相同，称为同岁防。像这样的，气候都和谐。土运上临少阳，金运上临厥阴，称为运刑天。像这样的，气候乖戾。这些都是五运的常态。主气各主一段时令：厥阴主初段，少阴、少阳其次，太阴、阳明又其次，太阳主末段。六个位置固定不移，客气则随年份推移。子年以太阳寒水为初气，丑年以厥阴风木为初气，依次交替往来。少阳之气作为初气时，则在太阴之后。半年以前由司天主事，半年以后由在泉主事。大致情形就是这样。至于具体情况，则有相得与不相得；在位置上，则有顺与逆。

译所谓相得，是木气与火气相临、火气与土气相临之类；所谓不相得，是金气与木气相临、水气与火气相临之类。父气临子气就是顺，例如木居于少阳的位置；与此相反，则如寒水居于金的位置，这就是逆。君火临臣气就是顺，例如君火居于少阳的位置；与此相反，则如相火居于君火的位置，这就是逆。这些都是六气的常态。至于讨论它的变化，则有正有邪，因此有变、胜、复、郁、发、淫、承。当时令而运行的是正，不合时令而运行的是邪。合时令运行而过度，就叫变；不合时令运行而到来，就叫胜；用来挽救它的，叫复；受到抑制而不能伸展，叫郁；郁积而愤然发作，叫发；侵犯它所克制的对象，叫淫；发展到极点而必然反转，叫承。比如太角之气的正常变化是万物破土而出，变异则成为摧折拉毁；太征之气的正常变化是温暖明盛，变异则成为炎热酷烈，这就是正常气化转为变异。少角时木气不足，清气胜而热气复起；少征时火气不足，寒气胜而雨气复起，这就是邪化之后出现正常之气的反复。寒气很盛却没有阳热之焰，叫作火郁；热气很盛却没有清凉之气，叫作金郁，这是气受到抑制而不能伸展。水气郁积而发作，就成为冰雹；土气郁积而发作，就成为飘风骤雨；这都是郁积后愤然发作。风气过盛所克制的，是太阴；热气过盛所克制的，是阳明；这就是侵犯其所胜之气。相火之下由水气承接，湿土之下由风气承接；气势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原理就是这样。然而，摧折拉毁的变异，并不意味着天下各处都刮大风；炎热酷烈的变异，并不意味着四海之内都被灼烧；清气的胜，不意味着宇宙间没有一处不明净；两气之后，也不意味着山泽之间没有一处不蒸湿郁闷。发、淫、承的道理也都如此。凡是这些变化，应验并没有固定的征候，到来也没有固定的时间，所以只能知道它们可能发生，却不能预先确定。应验没有固定征候，就会有不合时令而应验的；到来没有固定时间，就会有突然发生的。因此，相隔千里的地方，变化相似的情况是有的；相距百里的近处，变化不同的情况也有。结合当时的时令和当地的处所，随着变化进行占候，就可以知道吉凶。何况《素问》论述天地气化，正是要观察它的变化来救治百姓的疾病。大的方面，天地如此；小的方面，人的身体也如此，五行之气都存在其中。天地之气如果大体没有变化，人就会和平安康而没有疾病；天地之气发生变化而失去常态，疫病就是由此产生的。所以木气胜时，肝因实而患病，脾因虚而患病。火气胜时，心因实而患病，肺因虚而患病。这是医家能够详细观察的，儒者却不能了解其中的细节。至于统御天地、调理阴阳、顺应五行，使冬天没有反常的阳热，夏天没有潜伏的阴寒，春天没有凄厉的风，秋天没有过量的苦雨，使和平之气运行于天地之间，国家没有水旱灾害，百姓没有妖异疫病，这是儒者应当详细考察的，医家未必能够知道。《素问》对此也略有论述。五行的精气，就是五纬星，与五运六气相应。有岁里，有辰星，可以观察它们运行的顺逆而占断吉凶。然而经典必定说：有德者得到福佑，有过者受到惩罚。这就是说，五运六气和顺而成为吉祥，是有德者感召来的；五运六气乖戾而造成灾异，是有过者招致的。虽然如此，这种说法简略而不够详尽。我们儒家的经典却讲得很详细。《洪范》九畴，以五行为开端，以皇极居中，以五福六极为结尾。圣人在上建立皇极，使天下顺应五行的作用，因此天下百姓都有五福而没有六极；有五福就都可以安康宁静，没有六极就都能免于疾病。这种治道本来就有超出运气规律的一面，这叫作大顺。成周时期曾经见到这种情形。《由庚》诗写成，阴阳便得到调和。依循它的正道，《华黍》诗写成，四时便不失其和谐；《由仪》诗写成，万物便各得其宜。这就是达到皇极、顺应五行，使百姓享有五福、没有六极的验证。因此，《素问》是方技一类的书，而《洪范》则是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法。只知道有《素问》，却不知道有《洪范》，就会流于方技之流；只知道有《洪范》，却不知道有《素问》，儒者又有什么忧患呢？《四川通志》卷四十三。《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四川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卷四十四。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