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志卷四十四

译序。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序》说：巴蜀最初开国的情况，记载在书籍中，有的依据纬书，有的见于史记；年代久远而湮没失传，实际大多简略。到了周代，诸侯伯长擅自施展威势，虽然没有牧野那样的军队，也有同盟订约的防备。后来秦国凭借巴蜀的财富，兼并了天下；汉高祖又以此为阶梯，拥有四海。梁、益二州到了晋代，又分益州为宁州。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长、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人，各自搜集传记，撰作本纪，只是略举其端。至于次一等的圣贤、仁人志士，那些言论足为世人规范、行为足为表率的人，姓名都载入史录。陈君承祚又另写耆旧传，从汉代开始写到魏代，内容光明显著，值得观览。然而巴、蜀、汉中三州的土地，已经不能全部记载；地理志虽颇多谈山水，但历代日久，郡县分建，地名改易，因此要据此辨识事物、知晓方位，仍然不够完备。当时汉、晋正处于兴盛时期，官署林立，疆域图籍和户籍簿册每年汇集到司空府，所以君主和学士居处高堂、遮蔽帷幕，也足以综理土地事务，不一定非要依靠本纪。过去遭逢厄运，中原大地陷于洪水和战乱；李氏据有蜀地，战争连绵不绝，三州倾覆，百姓几乎死尽；府庭变成狐狸出没的洞窟，城郭成为熊罴栖息的住所；野外游荡着雉鹿，田地里盘踞着虎豹，平原上很少见到麦黍的禾苗，千里之内听不到鸡犬之声；丘陵城邑荒芜，几乎没有还能叫出名称的地方。唉！三州近来已经成为荒远边裔和桑梓之地，空旷得只剩广大的原野。我反复思量，内心像被火灼烧，害怕它更加被远远抛弃，连城防都无人知晓。于是考察旧日的记载和前代宿儒的传述，并参考南方边地的志书，用《汉书》加以验证，选取较为接近事实的内容，再加上自己所听闻的情况，写成这篇书。又略述公孙述《蜀书》以及咸熙以来丧乱的事情，约取耆旧士人、女子和英俊才士的事迹；上起天地开辟，下至永和三年，共十篇，题名为《华阳国记》。文字典籍有五种作用：善于通达道义，彰明法度和戒训，贯通古今，表彰功勋，然后褒扬贤能。遗憾的是我常璩才短学浅，不能远及前贤；又没有及早提笔广泛访求、博采咨询，后来流离困顿、疾病交加，只能在断墙下的腐帛中寻找材料，在尘灰里求取残余的光明，书稿散失毁灭的很多，所以有所缺漏，但仍胜过全部遗忘。蜀地纪事说：三皇乘坐祗车从谷口出来。秦虙说：“就是今天的斜谷。”武王讨伐纣王时，蜀人也随军出征。《史记》记载，周贞王十六年，秦厉公筑南郑城，可见这条谷道通行已久。可是有人认为蜀王因石牛才开始开通道路，这是不对的。本纪已经把事情说得很明白，世俗中却又横加编造蜀地传说，说蜀王蚕丛时期前后相承三千年；又说荆人鳖灵死后尸体漂到西土，后来成为蜀帝；周代苌弘的血变成碧珠，杜宇的魂魄化为子鹃。又有人说蜀人椎髻、左衽，不懂文字，是文翁开始兴办学校后才懂得读书。考察《蜀纪》：帝君以房、心二宿决断政事，参、伐二宿则是蜀地的分野。意思是说，蜀地位于天帝议政的方位；天帝不议政时，王气就流向西方。因此周朝失去纲纪时，蜀地的先主和七国都称王，蜀地又称帝。这样看来，蚕丛自行称王、杜宇自行称帝，都在周朝末世，怎么会有三千年呢？况且太初之气开始产生万物，有生就必有死，死亡是万物的终结。自古以来，从未听说死人能够复生；当世偶尔有这种事，也只能算作怪异，是孔子所不谈的事情，何况还能成为帝王吗？碧珠并非只出在一个地方，地方之间往往相距数千里，一个人的血怎么可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子鹃鸟如今有人说就是巂鸟，也有人说巂鸟周遍四海都有，为什么一定在蜀地呢？从前唐尧统治万国时，虞舜光照八方，大禹的功业惠及九州，后稷在天下发展农业，井田制度和学校教育，由来已经很久。孔子说：“阐述旧说而不自作，信奉古道而爱好古道，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老彭。”那么彭祖本来生于蜀地，后来做殷朝太史，他的妻子也任国史。他的著作成就圣人之道，又被上古以来称道；到了从前及周朝末年，他在秦国任职，秦国最先把天下划为郡县。虽然地处戎夷边境，也仍然有戴冠束带的礼法之士。所以《蜀记》说：“这是大人的乡土，是广大方正的国家。”到了汉朝兴起，蜀地反而成为荒远服属之地，难道会没有学校和文学吗？《汉书》说，郡国设置文学，是从文翁开始的。如果真是这样，文翁以前的齐、鲁难道都没有文学吗？汉朝末年，汉中的祝元灵性情诙谐，利用州牧刘焉谈笑调侃的余暇，与蜀地士人宴饮亲近，共同写作文章，当时以为极大的乐事。后人有人因此产生疑惑，恐怕这类说法一定是由元灵的事引起的。幸好有智慧的人能辨明这不是事实。综合其中的道理和数理，有人认为西土地势险固，像衣襟腰带一样易守；天下动乱时，那里先违背正道而治理，后来才像吴、楚一样归服，所以逃亡之人必然聚集，奸雄也会窥伺觊觎。大概帝王统摄上天、治理万物，必须居处天下中央，以德承受天命，不能凭借才力，更不能依靠险要来违背常道、扰乱纲纪。即使贪婪地窃取名号，最终也会宗族断绝、祭祀灭亡。为什么呢？天命不能靠欺诈诡计求取，帝王之位也不能凭侥幸取得。所以四岳、三涂、阳城、太室等九州的险要之地，没有成为一姓世代据有的根本；冀州以北的土地，虽然物产丰富，古代却没有凭此兴起国家的。依靠险要、凭恃危阻，不遵循历数而能自行传国垂世的，从来没有。所以公孙氏、刘氏先前已经失败，后来诸李又接踵而来，在后面覆灭。天与人的关系、国家存亡的道理，可以作为永久的借鉴。违犯天运、触犯历数，导致家破国亡，也可以作为警戒后人的京观。如今我撰写《齐国志》，贯通这些事例，见解始终一致，不向奸臣屈服，用来防止狂妄狡诈，杜绝奸邪萌芽，以发扬《春秋》贬斥断绝邪说的宗旨；同时彰显贤能，说明治乱，也用来奖励和劝勉。其序文说：先王经营治理万国，剖分各自的疆域；巴、梁依照这种制度设置，县官按时辰和九州俊杰陈述职事，征收赋税、施行政令以求均平；他们辅佐周王灭纣，帮助汉王灭秦，确实使百姓繁盛，世代都承载着其中的俊杰。撰述《巴志》第一。上天有银河，地上也有光明，它实在掌管群星所望，彰显我们的华阳之地；汉高祖刘氏应合天命，洪大的福祚由此长久。撰述《汉中志》第二。井络星启发光耀，文昌星与之符合；茫茫的大禹功绩，把天下划为九州，功业覆盖普天之下，所有土地都得到安宁；神明的光辉远远照耀，福庆长久流传，国家人才济济，世代德行美盛。撰述《蜀志》第三。南方边域愚昧无知，处在要服、荒服之地；汉武帝振兴威德，排斥蛮貊；设置州郡，幽远边地前来称臣；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实在需要贤能之才；辨别德行、表彰过失，以彰明纲纪。撰述《南中志》第四。德行也在中道，巨大的奸猾者却图谋干犯和篡夺；白夷乘机而起，使百姓遭受涂炭；直到灵帝、献帝时期，皇极仍未建立，州牧和后妃失去谋划，英雄接连进取，前车覆辙竟步调相同；谨记这些艰难。

译撰述《公孙述刘二牧志》第五。政权离开王室，权力流入二位暴君之手；他们把天地分割开来，任意宰割百姓和万物，舍弃诚信顺从，专任智谋计诈；大道已经隐没，诡诈竞相施行。他们都凭借豪强特异的力量取信于当世，居于正位却缺乏明察，名号最终衰败，虽身居万乘之尊，名籍却与诸侯列国相同。撰述《刘先主志》第六。天地初创，建立君主、树立王者；上天的事业由人代行，万国都仰望它。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地上不能有两个皇帝；如果不是承当帝位的器量，处在极高之位终究会走向极端。两位后主昏昧蒙昧，不思考，也没有善政；身负车乘而招致寇患，世代基业因此丧失。撰述《刘后主志》第七。阳气上升而一元复始，万物开始通达；帝王的纲纪失去振作，任用的人又不是贤良之才；赵氏倡导成为祸乱的阶梯，动乱因此长久；罗州流离动荡，朱色旌旗没有谁能抗拒，皮氏、张氏不能成事，戎狄丑类于是横行；可怜的百姓，回头四望而毫无希望。撰述《大同志》第八。清纯精气向南飘散，天纲松弛；纷乱的人流纵容豺狼；荡平雄强、篡夺继承，残害益州、梁州；州牧太守倾覆，百姓辛苦；三州毁坏空旷，终于荒废；王纲断裂，百姓也流离逃亡。撰述《李特、雄、期、寿、势志》第九。华山降下精气，江汉孕育英灵；人才济济，足以名世的人相继出生；德行成为一世俊杰，才干成为时代的正士。略举士人和女子，表彰诸位贤明，使后世共同称美，不使他们的名声坠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撰述《先贤士女总赞论》第十。光明盛大的大晋，覆盖天下；教化平和，教育普及，因而诞生这些才德茂盛的人。杰出俊秀之士巍峨挺立，英才精秀不绝如缕；像山岳一样崇高，像兰花一样芳香；经历德行，秉持智慧，宽厚从容。然而还有余力叙述后世贤人，考察他们的行迹，所以总括旧闻，分列州部，区别山川，记录成败的法则，表彰显扬仁人贤者，压抑黜退虚妄之说，纠正错误言论，彰显善行、惩戒恶行，以杜绝后患。撰述《序志》第十二。写道：四匹公马雄健奔驰，万马如龙飞腾；陶然自得，这里仍然是高大的土丘。会聚于京畿，麒麟在西方狩猎时被捕获，鹿跟随向东，郇伯为此慰劳。十日之内未能接续辰时，便赏赐这些珍贵美物，内心感到满足。以巾帻为美德的标志，一种行为就足以成为师法。奇伟洒脱，贵在收敛光辉；据守要冲而保持正道，平等作揖如同宣尼；用礼乐引导，教化融洽而风俗齐一。质朴少言而刚强坚毅，有威严也有怀柔；宫县乐器铿锵作响，磬和管乐和谐悦耳；奏起钟乐、击拊石磬，降下的福气极其广大。总括道德法度，遍览幽深远方；选拔贤才、任用能人，人才难道会远离吗？唐代王勃《入蜀纪行诗序》：总章二年五月癸卯日，我从长安到蜀地观览景物，于是走出褒斜的险隘道路，抵达岷山、峨眉山的绝险小径，越过悬崖深谷，经过青翠的山丘，满一个月后才到达那里。至于采撷江山的峻拔形势，观览天地间的奇景，只见红色山谷中水流争相奔涌，青翠山峰交错突起；高大的山陵压伏着汹涌的波涛，陡峭的天壁横空耸立，这确实是宇宙间的绝妙景观。即使庄周惊叹吕梁的险峻，韩侯畏惧孟门的高峻，又哪里值得一提呢？登上小土丘的人尚且生出登临衡山、霍山的心愿，游历沟渠的人尚且萌发泛舟江湖的遐想，何况尽情观览胜景，亲自踏足神奇之地；早晚以烟霞为资粮，又得到林泉风月的助兴。唉！山川给予人的感召太多了，我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于是谨守文章声律，来宣扬这次游行的歌咏，编成三十首诗，送给那些爱好诗文的人。卢照邻《宴梓州南亭诗序》：梓州这座临水的亭子，是长史张公审理诉讼的别署。只看那重重叠叠的岩岭，河流灌注其间；云气映入的窗户和华美的里巷，依傍着绣饰般曲折的城墙；临涧的门户和山中的楼阁，环绕着金色城壕，实在是巴蜀奇特的营造。此时朝廷政务清闲，皇上得以施行和平的政治；鳀瀛一带边界安定，下面也没有彼此争斗的人。因为张公寄身于切近上级的属官之位，所以州将一职长久空缺；他连续承担着统领四千石俸禄官员的重任，总管十万户的雄州。官班职事越繁重，而道德声望越高；地位越尊崇，而德行越广大。市场和讼狱都没有事情，时常在城角与鸟相亲近；国家府库并不空虚，还能在濠水之上观鱼。宾客登阶时月亮升起，桂树枝条横斜盘曲；郊野庭院中风吹回来，摇动着茂盛的萱草。于是有把明珠般宾客看得珍爱的主人，置办芳香美酒，连续宴饮十日；又有穿羽衣、以神仙相交的人，结伴作五日仙游。圆圆的水潭像镜子一样映照景物，夕阳的光辉浮现在水边；各种树木展开，彩色点缀着飞烟笼罩的小路。藤萝幽深蔓延，挂着稀疏的树荫送来秋意；野鸭和大雁错落飞鸣，汇成流水般的声音，渐近黄昏。百年的欢聚不能再得，千里之外的庆贺又能维持多久？我这个末位宾客心中不安，只好暂且停住归去的马车；高雅之人欣赏玩味，难道会停止写下这篇文章吗？众人都请作诗，以记载这次胜会。《七日绵州泛舟诗序》：各位先生的形迹寄托在城市朝廷之间，而心神却遨游于江海；在千里之外寻访奇异的朋友，在片刻光阴中珍惜美好时辰。我们常常担心辜负琴书，使山水荒凉，因此摆脱人世事务，在江边划船；名义上说是追慕挂犊的才士，实际上用来占卜牵牛星下的游赏。边生满腹经书，在炎热之气中洗濯冠缨；郝氏怀藏书籍，面对秋日光辉晒背。仿佛遇见了缑山来的仙客，又疑心正在作星河之游。愿把日影留在高天之上，想乘着彩虹施展缩地之术。繁密的丝竹声纷乱响起，清凉的美酒不时斟饮。在平沙上嬉戏飞翔的鸟羽间游玩，在曲折的水浦中垂钓潜藏的大鱼。顺流而行便任其漂逝，不知不觉忘了归去。众人都可以作诗，探取韵脚写成诗篇。李阳冰《李翰林诗序》：李白字太白，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李暠的九世孙；家族世代连续佩带组绶，历来显赫著名。中世时因无罪获罪，被贬居条支，于是改换了姓和名。然而从穷蝉到舜，五代都只是庶人，世世代代没有大显荣耀，实在令人叹息。神龙初年，他逃回蜀地，又指着李树出生。伯阳出生时，姜氏曾受惊的那一夜，长庚星进入梦中，所以出生后取名为白，字取太白。世人称他是太白星的精华，这就得到验证了。他不读非圣人所作的书，以写郑、卫淫靡乐调的作品为耻，所以他的言辞多像天上仙人的话。他所创作的著述，言辞多含讽谏和兴寄。自三代以来，继《国风》《离骚》之后，能够奔驰追及屈原、宋玉，鞭挞扬雄、司马相如，在千年中独步文坛的，只有李公一人。因此王公们纷纷追随他的风采，排列车马、使兵卫连结道路；群贤纷纷聚集，像乌鸦归向凤凰。卢黄门说：陈拾遗横空截断了衰颓的文风，天下文章的质朴与华美顿时都发生了变化。直到本朝，诗歌体制仍有梁、陈宫廷内苑的风气；到了李公，才大为改变，将这种风气一扫而尽。古今的文章集子都被阻遏而不能流行，只有李公的文章横行遍布四方，可以说是凭力量开拓了天地万物的造化吧！天宝年间，皇祖下诏征召李白到金马门，亲自降下车辇步行迎接，像接见绮里季、东园公、角里先生、夏黄公那样。赐给他七宝床，让他在上面进食；皇帝亲手调制羹汤给他吃，对他说：‘你本是平民，名声能为朕所知，如果不是平素积蓄道义，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于是把他安置在金銮殿，出入翰林院。期间他暗中为国政起草诏令诰命，别人都不知道。不正直的同列嫉妒他的才能，造成谤毁，使正直的言论不能上达，皇帝因此逐渐疏远他。李公于是浪迹四方、纵情饮酒，借此自我昏沉以掩饰污迹；吟咏歌唱时，多次称说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人自称八仙同游，大家说李公是被贬下凡的仙人；朝廷官员作了许多《谪仙》诗歌，总共有数百首，大多说李公不得志。天子知道他不宜继续留在朝廷，便赐给他金帛让他回去。

译于是他前往投靠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在齐州紫极宫授给他道箓，准备向东归往蓬莱，从此只做丹丘的羽人而已。阳冰曾在当涂试作弦歌，内心并不喜欢；李公远道而来，难道不是舍弃我、乘着小船来相顾吗？临到将要挂冠辞官时，李公又病势危急。他留下草稿一万卷，亲手编集的书稿尚未修订，便在枕上授给我简册，让我为它作序。谈论《关雎》的义理，我开始惭愧自己比不上卜商；阐明《春秋》的文辞义例，我最终惭愧自己不如杜预。自从中原发生战乱，李公避居外地八年，当时的著述十成中丧失了九成。如今保存下来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韩愈《盛山十二景诗序》：韦侯过去以考功副郎的身份出任盛山太守，人们认为韦侯是美才之士，考功是显要的官署，盛山却是偏僻的郡；夺走他所适宜的职位，把他放到恶劣的地方，来委屈他的才干，韦侯将要怨恨而且不能释怀了。有人说：不是这样。得到利益就欣喜雀跃，得不到利益就忧愁哭泣，好像不能活下去，这难道是韦侯吗？韦侯研读六经的文章，以探求周公、孔子的意旨，又特别擅长写辞章，可以说是儒者。儒者面对患难，如果不是自己招致的，他拒绝而不接受于心中，就像修筑河堤来挡住屋檐水；他容纳并消解它，就像水流归于大海，也像水在夏日中自然消散；他以文章辞藻来玩味并忘却它，就像演奏钟磬等金石乐器来压过蟋蟀的鸣声和虫子的飞声。何况考功、盛山之间的一次出任和调动，只有一点不如意罢了，哪里值得忧患？不久，果然有人把韦侯所作的十二首诗送给我。我考察诗中的意思，才知道他每天都进入溪谷、登上岩石，追逐云月，把这些当作每天都做不完的事情。我读着并吟咏这些诗，竟想抛下所有事务前去和他同游，却不知道他已经从巴东前往并连接到▯防。那时应和作诗的共有十人。到了第二年，韦侯任中书舍人，在宫禁中侍讲六经；应和的人中，通州元司马任宰相，洋州许使君任京兆，忠州白使君任中书舍人，李使君任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任秘书监，温司马任起居舍人，他们都聚集在京城宫阙之下。于是《盛山十二诗》和应和它的诗篇在当时广泛流传，联缀编成大卷，家家都有一部。仰慕韦侯而作诗的人将会日益增多，于是便分编成另外的诗卷，韦侯让余在卷首题写文字。孙逖《送遂州纪参军序》：遂州参军纪公，是我的朋友纪云的弟弟。行动敏捷，志向在于求道，能够修养并践行人的常道，确实符合兄长对他的勉励。唉！周公的后代中有纪氏，纪公是其中的长兄。上天若保佑有大德之人，他必定会有后代；不然，棠棣花怎么能够长久开放呢？选曹举荐善才，群吏等待有才能的人。刚刚在九霄之上得到称誉，才授一命之官便已经俯首任事。经过穆卜选定吉日，迅速踏上令人畏惧的险途，遥遥登临岷山、峨眉山，远行渡过褒水、汉水。住宿休息在险峻岩石之间，水路临近急流险滩；凭借诚信而不恐惧，承载道义就必定通达。正要充分施展忠臣的志向，本来就没有站在厅堂边缘而担心坠落的责任。你的长兄能够施行有益的政务，你应当以此为准则、以此为榜样。要把这些念头牢记在心：除去贪利之心，就能永远隔绝窥伺之念；远离嫌疑，旁人的流言自然断绝。所以即使有邛笮的物产、巴蜀的富饶，也不拿来滋润贪官的膏脂，又有谁会诬谤你私运薏苡呢？努力遵循并发扬盛大的德行，这才是有智慧的人。各位公卿赠送临别之言，请我为纪公题写序文。任华《送李彝宰新都序》：宗室后辈中，有以学术和文辞著称的人，▯也年少好学，通晓九流百家的学说，善于写文章，很有气节。去年参加制举，没有考中，不久便以书信投给两位宰相，议论安定边疆的方略。因此奉诏在中书省考试，数十上百人中，李彝与庄若讷、髙郢同列髙等。为什么在制举中低垂翅膀，却在中书省考试中奋飞呢？大概是道有屈有伸，命运有通有塞，各自都有时机。执政者认为，▯大人正在蜀地，所以授予新都县令一职来荣耀他。▯难道不想高步登上台省，时时与朝廷群公谈笑吗？之所以俯身就任远县，大概是替父亲屈身罢了。秦地的云布满天空，忽然聚集又忽然散开；与你分别各自飞去，也正是这样。古人远别，贵在赠送言辞。你过去做什邡县令，大概只需弹琴便能不出堂门而治理好县政。如今掌管新都，就与那时不同了。因为房屋田井在焚烧之后化为灰烬，百姓又在刀箭之后遍体创伤，要重新建设、保存和养育他们，实在太艰难了。何况车马奔冲、人员填集，昼夜还要经受风雨；征求和供应各种物资，十天半月之间便可堆积如山。亲自处理各种事务，就应当戴着星星出门，戴着星星回来；接待宾客，就应当像一沐三起、一饭三吐那样殷勤。这是朋友对你的期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正如月光照耀雪峰、花瓣飞落锦江，你应当会有新诗，时时再寄给我，记住这件事吧。李生。卢藏用《陈氏集序》：从前孔宣父凭借上天赋予的才华，从卫国返回鲁国，于是删定《诗经》、厘定礼制、阐述《易》的道理，并修订《春秋》，几千上百年来，文章灿然可观。孔子去世二百年后，辞赋家兴起，于是委婉华丽、浮夸奢侈的文风流行。汉朝兴起二百年后，贾谊、司马迁成为人中豪杰，制定礼乐的典章制度，具有老成的风范。司马相如、扬雄这一类人，文辞瑰奇诡异、变化万端，也都是奇特之士。可惜那些王公大人的言论，沉溺于流丽辞藻，因而没有显扬出来。此后班固、张衡、崔骃、蔡邕、曹植、刘桢、潘岳、陆机等人随波而作，虽然不够合乎大雅，但其遗风余烈仍有典范。宋、齐末年，文风大概已经憔悴了，渐渐衰颓，流荡靡弱而忘记回头。到了徐陵、庾信，真是上天将要使文章灭亡了。后来的士人，如上官仪，接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殆尽。《易经》说：“事物不可能永远闭塞，所以接着是泰卦。”大道丧失五百年后，终于有了陈君。陈君名子昂，字伯玉，是蜀人。他从江汉之间崛起，虎视中原，卓然挺立于千古，横断衰颓的文风，天下人一致响应，文质风气为之一变。若不是岷山、峨眉山的精气，巫山、庐山的灵秀，又怎能生出这样的人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所以，他进谏诤议的文章，是治理政事的先声；《昭夷碣》的文字，是议论得当的体现；《国殇》的文章，是大雅之作中的悲愤；《徐君议》的内容，是刑法和礼制适中的论说。至于感慨激昂而又顿挫有致，防止显明者受损、阐发幽隐之理，或许可以看到变化的征兆，借以接通天人关系的，就是《感遇》诗篇。看他的逸足疾驰，正要振翼乘着旋风凌越太清，追取前代遗风而逼近嵩山、泰山。我只看见他不断前进，没有看见他停止。可惜他在当世遭受困厄，道路不合时宜，尸骨弃置巴山，年寿和志业都过早夭折，所以文章没有达到极致。唉！聪明精粹的人才却沉沦剥落，贪婪暴虐、桀骜不驯的人却显贵荣华；上天啊，上天啊！我大概实在不明白天意了。从前他曾与我有超越形迹的交情，四海之内，只有这一个人。好友死了，难道上天也要亡我吗？如今我搜集他的遗文，把可以保存的编次起来，共十卷。遗憾不能遇到真正的作者，不能把他列入《诗经》风诗的篇什，真令人悲伤！所以粗略论述文风的变化，写成这篇序。至于称王称霸的才略、卓异出众的品行，则保存于另传中，用来续完这部书。

译卢求《成都记序》：蜀国从秦朝开始与中原相通，秦王送给蜀王五名美女。蜀王派五丁去迎接她们，到了梓潼，看见一条大蛇钻进山洞，一个人拉住蛇尾，不能拉出，五个人一同用力，大声呼喊拖拽，山于是崩塌，五丁和秦国女子全都死了。秦惠王于是派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灭掉蜀国，趁机封公子通为蜀侯，让陈庄做相国，设置巴郡、蜀郡，迁徙一万户秦人来充实这里。百姓才开始会说秦地的语言。任命蜀令张若为太守。此前蜀王开明还曾娶姜女为妃，她大概是五都山的精灵。她死后，葬在城西北，蜀王派五丁挑运她本山的土来筑坟。如今还有两块石头在那里，古人说就是五丁挑土留下的。陈庄做了几年秦公子的相国，终于谋反，杀死秦公子。秦国讨伐蜀国，诛杀陈庄，封公子恽为蜀侯。恽的后母诬陷恽有罪，恽被赐剑自杀。蜀人认为他死得冤枉，于是为他建立祠庙。秦国又封公子绾为蜀侯，后来再次怀疑绾谋反，诛杀了他。从此只设置太守而已。后来任命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开始开凿三江，引水以通行舟船。岷山盛产梓树、柏树和大竹，可以坐等运来木材；又引水灌溉、开垦稻田，于是沃野延绵千里，号称“陆海”。又设置绵水、洛水两条水道以便利灌溉，制作五头石犀来镇压毒蛟，命名为“犀牛”。后来又改制为两头耕牛，并制作三尊石人立在水中。李冰不是寻常人。他与江神约定说：“水干时水位不能超过脚部，水涨时也不能没过肩膀。”于是大力凿开山岩，疏通沬水，导引江中的蛟龙。蛟龙大怒，李冰便持刀入水与龙搏斗，龙死后水患遂绝，直到今天仍享有防洪兴利的功效。蜀人称郫县、繁县一带土地肥沃，绵水、洛水流域灌溉丰足。秦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害，人们认为是廪君的魂魄，白虎经过四郡，伤害了一千二百人。昭襄王于是悬赏招募能杀白虎的人，赏给万户食邑，金帛也与此相称。巴夷朐防、廖中、药何、谢等人在高楼上制作白竹弩，俯视射杀了白虎。秦王嫌弃他们是夷人，于是刻石规定：所耕田地不收租税，十个妻子不征发簸箕，伤人不论罪，杀人不处死，并与他们盟誓说：“秦人侵犯夷人，输送黄龙一双；夷人侵犯秦人，赔偿清酒一锤。”这些人因此安心，于是称为“武夷”。他们的族类中又有濮人、賨人；賨人尤其勇武，居住在渝水两岸，曾作为汉高祖的前锋，防守阵地、善于舞蹈。巴人与蜀人世代互为仇敌。蜀国曾把弟弟葭萌封在汉中，称为苴侯，并把他的封邑命名为葭萌。到汉高祖六年，才开始分置广汉郡。汉高后筑城于▯道，开通青衣道。汉文帝末年，任命庐江人文翁为郡守，开凿煎油口，灌溉田地一千七百顷；又设立文学，选拔官吏子弟都入学，使俊秀人才得到培养。文翁派张叔等十八名才俊向东到太学向博士学习七经，回来后授业，于是岷山、洛水一带的学术可以和齐、鲁相比。汉景帝嘉奖赞叹，派天下各郡国都设立文学官，这件事就是从文翁开始的。文翁通晓天文灾异，后来以博士身份被征召入朝，任侍中、扬州刺史。汉武帝设置四部都尉，让他们修筑八郭，于是郡县多有城郭宫观。又从牂牁郡分置益州，这就是南益州。汉宣帝地节三年，开凿临邛蒲盐井二十眼，设置盐铁官。从汉朝兴起到哀帝、平帝时期，牧守仁慈贤能，宣扬德政、建立教化，英伟而承当时代使命的人才层出不穷，皇帝的玺书和束帛不断奔驰于梁州、益州之间。即使鲁地的洙水、泗水，齐地的稷下，也不足以超过这里。况且汉朝征召天下八位贤士，蜀地就占了其中四位。汉高帝从蜀郡北部边境分置广汉郡，汉武帝又从南部边境分置犍为郡，于是有“三蜀”的称号。王莽改郡守为帅正，把蜀郡改名为导江郡。公孙述任帅正，治所在临卭。公孙述僭越称帝，后来后汉光武帝消灭公孙述，恢复为蜀郡。汉顺帝即位后，又改为益州，郡名依旧；州治设在大城，郡治设在小城。汉灵帝末年任命刘焉为牧，刘焉死后，其子刘璋假称继承。建安十九年，刘璋迎汉左将军刘备到来，刘备于是消灭刘璋，称帝继承汉朝，号为先主，治所在成都。魏末司马昭平定蜀地，又恢复为益州。晋接受魏的禅让，以州统领各郡。晋武帝末年把成都设置为国，封其子司马颖为王。后来賨人李雄僭越称王。晋穆帝永和初年，桓温消灭李雄，恢复为蜀郡。谯纵反叛，晋安帝命朱龄石讨伐并平定他。到梁朝时分割益州，又设置南益州、北益州，以武陵王萧纪为刺史；萧纪僭越称帝，率兵东下，被湘东王萧绎杀死。后魏帝元年，尉迟迥平定益州，设置总管。后来尉迟迥举起义旗，不肯接受代替他的任命，被隋王杨坚杀死。隋开皇元年废除总管，设置行台，以蜀王杨秀为西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三年又恢复总管。大业元年废总管为州，又改州为郡。圣唐武德元年恢复总管，武德三年设置行台，改为益州，以太尉、秦王李世民为益州道行台总管，又改为宋大都督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武则天时期从益州分置彭州、蜀州、汉州三州。开元二年，才任命齐景胄为剑南节度管田，兼任姚巂等州处置兵马使，从此开始有节度使。开元八年任命李濬为节度使，撤去处置兵马使一职；章仇兼琼兼任山南西道采访使。此后有时兼任，有时不兼任，也没有固定制度。上元二年开始分为东川、西川。广德二年又合并为一大区域，过了两年再次分为两川，直到今天没有改变。天宝三载又改为大都督府，天宝十四载明皇巡幸，车驾停留五个月；至德二年改为成都府，设置府尹，与东西二京并称南都，后来又停止这一称号。大概如今推举名镇为天下第一的，是扬州和益州；把扬州列在前面，大概只是声势如此。这里人物繁盛，尽皆显著；江山秀美，织锦华丽；管弦歌舞众多，技艺工匠丰富。这里的人勇敢而谦让，土地肥沃而善于成熟；若比较其精要美妙之处，扬州还不足以与它相比一半。何况赤府畿县与秦地、洛地相等，所以若不是具有卓异功勋、厚重德望和真实声誉、为众人所归服的上将贤相，就不能居此职位。况且这里控制蛮族聚落，扼守戎人、羌人的边界；若不是文武兼备、宽严相济而包容诸法的君子，就不能取得中和之道。因此圣朝选择此任尤其谨慎，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任用。

译名号有三种：节度使、观察使、安抚使。早先南方蛮族的六个部落互不臣服，天子每次施加恩赏，都分别颁下一道诏书，所以称为“六诏”。开元末年，节度使王昱接受贿赂，上奏朝廷将六诏合为一部，于是册封大酋长、越国公防归义为云南王，才开始单独称作南诏。到杨国忠遥领蜀郡太守并兼任采访使时，终于扰乱边境，企图以讨伐建立功劳，于是发生泸南失利的变故。贞元年间，韦令公皋任节度使，招抚使云南背叛吐蕃、归顺汉朝；十一月八日设置安抚使，兼任统押西山八国及近界羌蛮等使，这就是三使。韦令公本来凭借奇功掌握旄钺，想要建立边疆功绩，又在镇守之地任职时间很久，南诏成为他的助力，拓展土地非常遥远。韦公去世后，刘辟接任；他以兵守险而不顺从，因而被诛杀，家产也被籍没。后来京兆公任节度使，轻率地改变军政，完全不把边境疆域放在心上，戍卒没有轮换，边境蛮族积累了怨愤。到太和三年十二月，防羌巅终于率兵抢掠，来到城下；杜公堵住城门，不敢与之交战。适逢监军使假传诏令向蛮人宣谕，他们才退去，但工匠和技巧散失，善良百姓被杀尽，损耗已经过半。政务虽列次补缀，仍不能称为完备。大中六年四月，诏令说：丞相太原公有驱逐制服羌戎的功绩，任命他由邠宁节度、司徒、同平章事出镇蜀地。蜀地是腹奥之地，统辖十四州、七十一县，户数百万，士兵五万；外部疆界连接两番，民性刚劲勇武，容易用正道教化，却难以用智术欺骗。太原公到任后以俭朴节约率领他们，以谨慎廉洁而不自夸来对待他们，又以刑罚、赏赐和法制使人得到治理，百姓欢欣起舞，早晚都歌咏太原公的德行。此前西蜀图经十分完备，朝野士人多托人寄声，请求抄写记录，主管此事的人不胜其烦，于是把它们全部删削后暗中焚毁。长官到任后，只依据显著事迹编成一轴进献。因此百事都没有记载。大中八年，户曹参军蔺弘宗非常好学，又亲眼见到司徒相国的卓异功绩，希望刊刻此书传给后世。但他不以文章著称，删削截取繁冗部分，文字粗疏简略。相国于是嘱咐我，命我刊补此书，并且说：“不要因为篇幅淹滞、进度快慢而有所顾虑，只要归于流传，便可以成为不朽之事。”我接受命令后震惊恐惧，又不愿以《图经》作为书名，于是搜集访问各种编册，把它命名为《成都记》，共五卷，并增补图经内容。希望完成蔺弘宗的职分，或许可以借此有所帮助。大中九年八月五日作序。宋代陈抟《易龙图序》：况且龙马最初背负河图从伏羲时代出现，那是在太古以前；如今保存的已经是合成后的卦位，有人尚且怀疑它，何况再陈述它尚未合成时的数理呢？然而凭什么知道这些呢？回答说：从孔仲尼三次陈述九卦意义的内容中，探究其中的深意，因此可以知道。何况上天显示的象，明确得如同贯串的珠子，稍有差错，就不能形成次序。所以从一到充满万数，全都连续不断，如同丝线的缕理。况且龙图本来是合成的，圣人没有能够看见它合成后的形象，所以天意先让它以未合成的状态显现其形象，圣人观察这个形象而明白它的作用。这龙图，是上天把它分散后显示给伏羲，合成后由孔仲尼运用，再把其中深意加以阐明而形成的。最初龙图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上面二十五是天数，中间贯通三、五、九，外面包含十五，尽括天三、天五、天九以及五十之后运行的一、六元位，又显明二十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上天显示的象。下面三十是地数，也分为五位，全都说明五的作用；把十份分成六份，形成地的形象。六份又将近于四象；地六不相配，在上面则一不用，形成二十四；在下面则六不用，也形成二十四。后来龙图合成之后，天一居于上方，成为道的根本；地六居于下方，成为气的根本；天三、地二、地四成为它的作用。阳数为三时要避开孤数，阴数在阴位时要避开寡数，阳的作用真是广大啊！龙图的变化，分岔出万条道路；现在姑且概略叙述它的梗概。西蜀崇龛陈抟序。张唐英《蜀梼杌序》：我曾考察自古以来那些奸雄窃据成都的人，他们都因中原多有变故，便关闭关隘、凭恃险要，苟且偷得一时安宁；这就像钻洞偷窃的人，得利于昏暗的夜晚，到了白昼光明之时，便无能为力了。况且韦皋守蜀二十多年，他的才智、机谋和权变超过王建、孟知祥，却只能希望兼任两蜀节度使而不能如愿。刘辟受术士之言迷惑，自称才能超过项羽，几个月内就被绑上囚车。大概当时朝廷清明，刑法政令修整完备，贤能和智者居于官位，法纪纲常整顿严明；他即使想不臣服，形势也不允许。假如韦皋、刘辟处在五代时期，他们作恶一定会超过王建、孟知祥。由此可知，朝廷治理得好，蜀地就不能作乱；朝廷治理不好，不仅蜀地会不顺从，四方藩镇不顺从的，也有不少不亚于蜀地的。当王衍进入洛阳时，三蜀百姓都为中原有圣人而高兴；但庄宗统制失去驾驭，中原内外接连叛乱。蒲禹卿痛哭说：“看天下形势竟然这样，蜀人难道会有安泰的日子吗？一定会遭遇更大的不幸。”等到孟知祥进入蜀地后，明宗很是怀疑蜀人，凡是资财丰厚、有势力的人，全都命令迁往东方。张中立感叹说：“蜀人的叛乱，不是蜀人自己造成的，都是朝廷委任使用的臣子造成的。”这话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田龙游的议论说得好：“僭伪的君主，把衙门改称宫殿，把紫绶改成赭袍，把僚佐改成卿相，把前驱改成警跸，把妻妾改成后妃。为什么不一直称成都尹，永远没有灭族的灾祸呢？”这可以说是像药石一样切中要害的言论。王建、孟知祥父子四代共八十年，与公孙述一类人相比，是持续最久远的；其中善恶的事迹，也可以作为世人的鉴戒。然而编录者如《耆旧传》《鉴戒录》《野人闲话》之类，都本末倒置，鄙俗而没有取用价值。真宗时，知制诰路公振修撰《蜀国书》，其中有前蜀、后蜀的世家列传；然而繁简失当，仍有许多疏漏简略。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田淳等人的进谏奏疏，都有益于教化，却全都弃置不录。这正是读者为它不完备而惋惜的原因。我家旧藏《前蜀开国记》《后蜀实录》共一百三十卷，曾想把它们焚弃，却不忍心；如今因而校阅全书始末，删去繁冗，按年编排、叙述事实，分为十卷。

译其中有些事实还没有显明，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橦”“蒲骚”之类，我分别为它们解释了讹误。凡是五代史和本朝日历所记载的内容，都略去不写。书名叫《蜀梼杌》，大概是取楚国史书的名称作为记事之名，用来警戒恶行，并不只是传播那些小说；也希望使乱臣贼子看了感到恐惧。睦昭回《蜀梼杌后序》：治平四年夏六月，两当县县令邓惟良、字显甫，从京师归来，传来了殿中侍御史里行张唐英、字次功的消息。他先前在阆中监征时编成《蜀春秋》十卷，我曾得到并读过。它编年叙事的体例，像荀悦《汉纪》的写法。至于褒贬善恶，本末贯通，渐渐具有汉魏作者的气象，颇有古代良史的风范。他起初被召到秘阁考试，是仁宗皇帝时的事；又在英宗朝上奏《慎始书》以及关于水灾的封事两道，都深入探究治乱变化，考察天人关系。今天子特意排除众议而提拔他为殿中侍御史，就是因为他敢于直言。现在正要抒发他的积蓄而在当世大有作为。至于那部《蜀春秋》，不过是他在困顿时无处用心，寄托于空言以表达劝戒，难道能同陈寿、谯周之流拘谨地埋首笔砚、记载一方之事，却对教化没有补益相比吗？张唐英过去有《国体论》十卷、《唐史诛奸发潜论》五卷、《总要监今论》五卷、《渝南集》十卷、《补正楚书》十三篇，以及乐府歌诗一千多篇，全部秘藏而不向世人传播，而《蜀春秋》最后问世。显甫喜欢搜求这类书，秘密买来带回去，我于是为他刊刻发行，使它广泛流传。古人得到王充的《论衡》，把它藏起来以自夸其辩才，难道我的志向也是这样吗？赵抃《成都古今集记序》：我从庆历年间到现在，四次进入蜀地，凡是蜀中的利害、实情和虚伪、风俗、喜好和厌恶，都清楚地看到了，没有疑惑。我曾说，前代士人编纂采录、记载叙述，不是失于疏略，就是失于模糊；不是失于鄙近，就是失于错杂。治平末年，我曾因而取《续耆旧传》加以修订。去年翰林陈和叔写信赠给我，请我斟酌古今，另编一部书。这本来就是我的夙愿，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自行实现。于是我访问旧人，周遍咨询博学之士，按事类辑录，完成十三卷。此书不从蚕丛开始，而从《牧誓》中所说的庸、蜀开始，这是因为按照经书编排。从经书看来，蚕丛本来不必记载，为什么后来又记它呢？扬雄曾记述此事，我不能把它抛弃，只是参照采用罢了。有的事情竟然有数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议论难以详尽。从前齐太公仕于周，司马迁就有三种说法；有疑问便把疑问传下去，也是可以的。神怪、死生之事不能用来教化，为什么还要记载呢？我是要把它留给天下探究事理的人。记载乱臣的事，是为了警戒小人；记载盗贼的事，是为了警示出没行旅的人；记载蛮夷的事，是为了完整说明驾驭控制的始末；最后记载讨伐蜀地，使后世万代都知道蜀地终究不可以苟且窃据。其中每一件事、每一样物，都斟酌考订众书，厘清订正讹误，然后落笔。例如关公墓，如今荷圣寺内赫然有榜文，而仁显是孟蜀末年的僧人。他写《华阳记》说：“墓在草场，庙在荷圣。”这是亲眼所见，应当舍弃其他说法而听从仁显。至于见闻还没有达到、编纂还没有涉及的地方，一个人的力量本来就不能要求完备。但我私下认为，大概已经十件中得到八九件了。后来的君子，或许也会对此加以鉴察吧。范百禄《成都古今集记序》：成都，是蜀地的都会；土地肥沃，百姓富庶繁多，人民众多而华美，被称作天府。绢帛等赋税由数路征取供给，形势险要、声望隆重，远远超过其他郡。朝廷承受五位圣人的深厚基业和万年长久的安泰，光明照耀远方，对这里的爱护同京畿辅郡一样。凡是选任建立一方军政长官，必定要有一时的名望和德行，朝廷内外都说可以，然后才让他治理此地；这种优厚驾驭西南的用意，古今相较实在相差很远，并不只是当今才尊重它。蜀地之所以在天下重要，即使处在偏远、语言难通之地的人也都知道；但那些可以用文字记载而永久保存的内容，旧志往往错乱，近事又多有缺失，几乎不足以彰显它的重要。熙宁壬子八月，诏令任命参知政事赵公为资政殿大学士，再次治理成都府。蜀地百姓向来被说成容易受到扰乱，稍有不同于旧常，必然牵动皇帝的忧心。当时天子正怜悯他们，所以不惜把远地委托给赵公。赵公加倍赶路而来，刚下车任职，便厘定应当救恤的事项，立即顺应民心，平息纷争，解除劳累，百姓于是喜悦。大家都知道圣明天子覆盖养育远方的恩意十分深厚，赵公也自认为适合治理蜀地。恰逢翰林学士陈和叔写信给他说：“蜀地的事情值得观览，可惜它们日渐坠落、湮没而不显。” 赵公慨然留意此事，每当政事稍有间隙，便延请博学多闻的人，与他们讲求旧日事实，采集旧闻；凡耳目所及之处，再向老人长者参证，考察覆核是非。从开国的起源、分野星象、州部名称，到沿革的区别；各地的镇守山川和水泽，山冈相连、水脉分流的详细情况；都城城郭，神祠佛庙，府署寺观宫室，学校楼台观阁，园囿游观池沼，创建的年月；门闾巷市，道路里程亭馆，四方形势；以及神仙隐士、技艺方术、先贤故宅、碑刻题名，凡事物种种，幽怪奇异、细微琐屑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自秦汉以来，凡是做太守、县令而有显著政绩风迹的，共有若干人；自唐代以来直到现在，担任知府事而有宏大、卓异、端正、刚毅声望的，又有若干人。他们的事迹在国史中显露出来，无法一一尽述；他们开始到任、如期离任的年月，次序都清楚地记载了。蜀地生出的伟大人物，千古以来从不缺少；他们传播文化，俊秀卓异之士接连兴起，以科举选拔、以德行进用，接踵出现在朝廷，数百年间没有一个遗漏。事物只要有一点善处，即使细如毫厘，也能有所补益，实在足以成为一方的盛大景观。自古以来，僭越作乱者乘民众凶悍和旧政衰败之机而起；各次事变不同，距今远近也不同。书中详尽说明盗寇产生的原因，以及王师平定祸乱的经过；还记载历代蛮獠反叛或归顺并不固定，以及中原驱除、羁縻他们的得失缘由，又足以作为预防意外和鉴戒不善的明镜。唉！既施行政令来使百姓感受恩惠，又编写此书来作为后世的法则，赵公对于蜀地，可以说志向已经实现，道理也已经完备了。全书成稿共若干篇，按类别编排，共三十卷，名叫《成都古今集》。读到这部书的人，确实会相信蜀地在天下的重要并非虚说了。

译吕大防《华阳国志后序》：先王的制度，是从二十五家组成的闾开始，记录他们恭敬、敏达、任事、救济等品行，逐级上报；有的每月记录他们的学业品行，有的每年考察他们的道德。所以百姓中谁贤能、谁恶劣，官吏没有不知道的。汉魏以来，井田制度废弃，王政衰缺，但仍不时有所考察、表彰和劝勉；州都中正的职务在郡国还得到实行，乡闾男女的品行也多被史官看见并记载。隋唐重事务而轻政教，这种制度于是废弃不行；潜藏的德行和隐居的品行，若不是野史记述，就全都不能为当时所知。百姓一天比一天傲慢，风俗一天比一天卑下，这是有志之士叹息的原因。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对于一方人物反复叮咛，唯恐有所遗漏；即使是蛮夷之民、汲水舂米的妇女，只要有可以记载的地方，全都写入书中。他还说这是从陈寿所作《耆旧传》中得到的；陈寿曾任郡中正，所以能够写得这样详尽。从西汉初年到晋初，仅仅四百年，可以记载的士人和妇女就有四百人，也可以说很多了。又从晋初到周显德，超过七百年，而史书所记载的人没有几位；忠魂义骨与尘埃、野马一同埋没在丘原中的，大概也很多，难道不更加令人叹惜吗？这部书虽然繁富，却不如陈承祚的精深；然而它议论忠诚笃实，乐于称道人物，蜀地记载之书，还没有超过它的。把它刊刻流传于世，希望对风俗教化有所裨益。李□重刊《华阳国志》序：古代实行五等封建制度，各诸侯国都有史书来记事。后世废除封建、改设郡县，但也一定有图志来完整记述。大概因为疆域既然不同，风俗各自有异；山川有险要关塞需要防备，郡邑的废置和分割隶属也没有固定。至于一个士人的品行、一名百姓的歌谣，都有不能湮没的地方；只是如果不写进书里，就无法保存。周官中的职方氏掌管天下地图，辨别各邦国、都鄙，以及夷、蛮、闽、貊、五戎、六翟等人民和物产资源的数目；至于九谷适宜种植的地方、六畜所产，也没有不一一占验并详细记载的。何况方圆数千里的土地，分设城邑，大概超过数十处；其中时代变化、事件变迁，往往分裂为偏方霸国。它们的治乱得失，大概关系到天下的大势，怎么能使它们散失断绝而无人知晓呢？从前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正是因此能够补益史家一流的著作。我曾考察这部书，篇章部分各有区别，条理分明，它的主旨有三点：首先叙述巴蜀、汉中、南中的风土；其次列举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的兴亡，以及晋太康年间的统一，直到李雄、李寿僭越窃据；接着记载两汉以来前后各代的贤人，以及梁、益、宁三州士女的总赞、序、志；最后结束全书。在这三部分之间，对一方人物尤其用心；即使是语言难懂的百姓、粗俗的妇女，只要有可取之处，也不舍弃。这尤其足以弘扬风俗教化，使人知道善恶应当受到什么样的奖惩，难道只是琐细记载山川物产，以资助扩大见闻而已吗？本朝元丰年间，吕汲公镇守成都，曾刊刻这部书以扩大流传；但书版和文字年久荒废模糊、残缺磨损得更多，读者无法明白它所说的内容。我为此忧虑很久。后来代理镇守临邛，官署中有空闲，曾广泛访求善本来校正它的错误，却没有能够得到。于是摘取两汉史书、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互相参照订正，以解决疑问。凡是一件事前后次序错乱、本末倒置的，就考订后加以纠正；同一个意思而词语重复、句读错杂的，就刊削去掉；如果只是文字有误但文理明白，就依照文理补全；其他旁搜远取、力求文义通顺的地方，也不止一种。以上这些修改，都有明确可靠的证据，并非妄造；如果没有考据可凭，也不敢凭臆断定，暂且空缺，以等待有能力的人补正。然而拿它同旧本的讹误相比，大略已经十成中得到五六成了。刻板已经完成，于是写下缘由，放在篇首。喜好古事、博雅好学并与我志同道合的人，希望不要把我的做法看作“夏五郭公”那样的缺漏。关于“夏五郭公”的意义，应当以此来约束自己。嘉泰甲子年季夏朔日，丹棱李□叔谨慎作序。王刚中《续成都古今集记序》：从前清献公刚刚取张咏、勾延庆、郑暐、卢求、周封等人的著作，编成《成都古今集记》三十卷。凡是废兴、迁徙，以及城郭、官府、坊市、仓库马厩、儒学宫舍、佛寺、仙馆、神祠、陵墓、渠堰、楼台、池苑的名称和数目，风俗的好坏，人物的善恶，方伯、监司的到任和离任，蛮夷、盗寇的兴起和消灭，无论木石的特殊之处、虫鱼的变化怪异，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它采集贯通材料，既勤勉又详尽。自熙宁至今，共十九年的事情，应该记述的，大概难以很快数清；可是旧记之后没有人继续编纂。见闻说法各不相同，时间一天比一天久远，恐怕终于湮没，岂不可惜！晋陵胡公到任后，命僚属讨论编次，还没有理清头绪，不久便调任宣抚使，此事又中途停止。我来到这里将满一年，幸亏国家威灵所及，边境烽堠安静停息，百姓也像从前一样安居；于是利用空闲搜访编纂，写成续纪，共二十二卷。前记载录古事，往往有差错，就加以辨析订正；有脱漏的，就补充完整。清献公所说见闻有未达、编纂有未及之处，我当然也不能避免。这部书大概也有待于后来的君子来补正吧。范镇《送彭学士序》：彭乘，华阳人。蜀地处在西南边角，称为舆坤；坤为地、为臣，所以世代有方正刚强、柔和安静的士人产生。汉代司马相如首先凭文章显名，此后王褒、何武、扬雄的事业也著录于篇章。唐代陈子昂遵用古道，使当时的文章发生变革。岷山、峨眉山蕴藏精气，江水、汉水积聚灵秀，等待时机充足，才会生出这样的人吧？祥符四年，宋朝建立已经五十二年了。这里的百姓刚刚离开兵革之苦，开始渐渐学习声教。陇西集仙公以道艺和品行登上王府，皇上承继美德，全面掌握权纲，独自洞察明达，推行广大同一的教化，废止三互之法，于是有了普慈县的授任。县令出行时前导，弩手防护十分受宠；子弟接受师长教诲，檄文也随即修明；乡里有官员车盖往来的荣耀，家家连接着学校兴盛的景象。议论者说，自文翁、玉堂、子云、书台兴起儒学以来，从未有比今天更盛大的时候。圣人任用一个贤人、发布一道命令，观察、喜悦和教化的道路，其利益难道不是广泛传播吗？从前杨仲伯教导学生，被列入名录的有三千人；鲁仲康选拔高等人才，后来做到郡守的有几十人。将来参与本朝朝议、在外廷起草诏书、润色王言、彰显神化的人，西州士大夫大概都会共同受到教化。南荆领军不是可以久留的地方，所以略去不作叙述。

译《送冯枢密还朝诗序》：茂州的羌人，是冉駹人的后裔；距离成都十舍还远。虽然受蜀郡羁縻，却不按中原的法令治理，所以他们时而叛乱、时而归附，没有定准；朝廷宽缓时就盗扰边境，形势紧急时就聚众呼啸，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熙宁九年春，羌人围攻茂州，抢掠官吏百姓，杀害官兵，剑南各城骚动震惊。夏四月，朝廷于是诏令资政殿学士、谏议大夫冯公，自愿迁往成都镇抚此地。蜀人早已听闻冯公的声望，欢喜踊跃，在道路上迎接拥护。冯公到任后，一切都用安定无事来镇服；忧虑的人释然，惊骇的人安定，田野、街市都安居平静。王师出征，或诛讨，或招抚，山岩居住、溪涧饮水的人，全都恢复原来的住处。朝廷于是发给田地和农具，供应种子和粮食，以此振兴他们的产业；没有谁不叩头至地，洗心改念，向神明当面发誓说：“从今以后，再也不敢触犯王朝的谋略了。”冯公认为武力声威一经施行，就应立即推行文教，不能落后；于是整顿学校，以继承文翁的盛业；讲明中和之道，以追继王褒的盛况；宣扬恩德，询问疾苦，正要与蜀人相安，顺从当地习俗同他们游乐，只是适逢事务繁忙，尚未能够实行。蜀人也希望长久享受冯公的恩惠，依靠他的休养政策来涵养生息，延续岁月。冬十月，朝廷立即授予冯公给事中、知枢密院事的职位，这是为了追念他的旧日功德，急于亲近贤能之人。于是蜀地在任官员和士大夫共同采集百姓的话，写成歌诗，作序引进献说：“冯公难道不会始终施惠于我们蜀地，却终于要向东去吗？”又说：“冯公即使向东去，也将恩泽天下；在什么地方不能始终施惠于我们蜀地呢？”总共有若干篇，用来赞美和表达欢悦，抒发真诚爱戴之情；即使这样，仍惭愧地觉得表达得不够。《干旄》诗说：“那位美好的人，拿什么来赠给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冯公还将从容地面见皇上，每天向皇上讲述诗中所说的情况，兴办百姓有利的事情，除去百姓有害的事情；那么众人的作品，难道只是赠别、记述离情而已吗？它们大概还可以补益治理之道，使天下达到和谐有序。文同《送赵大资再任成都府诗序》：皇上五年秋七月，丞相认为成都守臣应当更换，于是把适合前往的人名奏陈到皇帝面前，说：“这些人的职任、资历、才能和事业都足以胜任，只等待皇上选择。”皇上沉思了很久，且说：“如今海内的藩镇辖域，号称最重要的，全都没有能超过我整个蜀地的。土地广大肥沃，民俗富足繁盛。对外，它依靠八国部落来安抚整合；对内，四道郡邑都依靠它来安康安定。得到了合适的人，地位就更加重要；这本来就不同于其他地方。必须具备智谋、谋略、深沉明辨，威严和恩惠都能施行，使舆论所归服者满意，使远方角落的愿望得到安慰，这才是合适的人选。我们有一位年高德劭的贤哲，仿佛就在东方土地；他曾多次以仁爱、明察、宽恕抚慰我西南的百姓。百姓感怀而服从他的诚信厚重，直到如今，还没有听说有人敢于哪怕一天忘记离开他。这次将烦劳他再次到那里任职，但希望他不要沿袭过去的治理方式。丞相接受并传达皇帝的旨意，于是说：‘圣上的思虑所及，超越了通常的议论；选派贤能的主帅，来惠及井络的远方百姓。’赵公感到无比庆幸，于是朝廷在营丘征召他任资政殿大学士。大旗经过国都时，诏令催促他入朝见皇帝，众人都认为宰辅大臣一定会以路途遥远为由推辞。到了便殿答对时，皇帝只是从容地传达天语、询问政事，移漏累计几刻；赵公只希望赶快整装出都城，沿驿道到成都赴任，以符合皇帝礼待臣下的心意，始终没有以个人请求为由求免，以谋求便利安逸，于是出发了。皇上赞许并嘉奖了他，派使者快马去慰劳晓谕，对他的眷顾和委任之厚重，没有什么可以相比的。此前二十年间，公任职于蜀地；蜀人听说公要来，男人在道路上欢呼，女人在灶边欢喜，都说：“我们的匙箸能安稳地用来吃饭，枕席能使我们安乐地入睡，没想到今天又是靠我公才得到这些啊！”公到任以后，简化条目，去除苛细和奇异的规定，清除积弊污垢，涤荡昏暗蒙蔽，众多疑虑革除而如冰消融，大扰乱止息而局面恢复安定。不到一个月，梁山、岷山以南已经安定，成为欢乐之国了。同我过去曾听公说过：感受外物，忧患在于心有所执；心有所执，就会被外物牵连，拘泥而不能广博。处理政务，贵在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就能洞察事理，明白而不昏暗。消除一切妄想忧虑，以正确的见解来照察，那么天下的治理和安定，哪里还会有所谓矛盾而难以治理的地方呢？大概公平日行事一向如此，把它作为修身处世的方法，所以入朝则匡正朝廷，出外则治理大屏藩；从不因内外而有所轻重区别，而始终把无为而治作为施政的根本。凡是能因此得到君主知遇、获得百姓爱戴的人，大概都将由此而来吧？我常想写些文章来记述公的美德，恰好借赴任的便利经过公的门下，公于是把一篇送行诗交给我，让我为它作序，我便把上面的事情记述下来。我把皇上之所以再次任用公于蜀地，以及公之所以得到蜀人欢心的原因，题写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诗从韩魏公以下，共有若干篇。熙宁六年上元日，谨序。杨天惠代作《集府尹石刻序》。公不久前由长安调任成都府尹。当时，他全面掌握治理政务的工具，镇守外部屏障，回旋运用经纬治理的文才，设置修饰行台；就像疏浚河渠灌溉极小的田地，又像垒起泰山、岱山而使微小的云气升腾。因此，倡导治理还有余暇，而赋税政务没有遗漏的功绩。间或建立仪仗，俯身与百姓同乐；有时移驻玉帐，广泛联络宾客友好。至于酒酣乐奏之时，意气纵逸而发，撤去饭食，宽解衣带，余下的风味和美意，便常常铺开上等纸张，面对素白墙壁，享受挥毫泼墨的游戏之乐，以记下宴饮欢乐的适意。总共作诗文题记若干篇，可以说盛大了。巨大的碑刻和细密的镌刻，光明磊落，上可与参墟交相辉映，下使雪山更加增重。大概公以代天子立言之余力流写成文章，以废弛歌咏之后续写成诗，又以诗文的充溢流衍而写成书法。因此，他的银钩玉画，世间多有流传，而西南尤其丰富。于是缙绅和耆旧知道文采如藻火之美，经过的人一定肃然；山神水鬼知道珪璧般珍贵，也谨慎地加以守护。我私下也广泛购买并珍藏，得到三十帙，准备拿出其中一帙献给公路，敬备观览；再取其副本藏在名山，以此光耀子孙。况且我听说，要考察盛德之人，一定要到他离去之后再观察。

译从前周公离开东山，赤舄所踏过的地方，人们歌咏不止；召伯离开南国，甘棠树下曾经休息的地方，人们爱戴思念而不忘。人心本来相同，不同时代也会暗中相合。如今公的道德光辉、仁义恩泽施及蜀地，与东山、南国没有不同；而他的英明文辞和伟大功绩借金石流传，留给我们这些人的东西，也与赤舄、甘棠没有不同。然而星纪屡次更换，闰月也几番变迁，远远仰望，岩庙已经遥在银河之上。只是我没有文才，偏偏不能仿效比兴的末技，写出父兄般的深长思念，只能徒然抚摩奇异遗迹，捧着珍贵书笥，每天同农夫和乡野老人混杂在玉垒山北面，歌颂叹息。这就是我的诗文吟诵不佳、遗恨无穷的原因。公在某年甲子开府任职后回朝，在某年己巳进入禁林，升任丞弼，事业正盛，福禄没有尽头。费煇《路史别序》。我从夷陵到达衡山、湘水一带，有人对我说，庐陵有位君子叫罗长源，见识学问宏大深远，所作《路史》广博通达而完备精深，只恨不能有一天见到他。因为正沿着五羊道往来，将从吉中经过，心中几乎有星云般畅快的期待，但仍暗自担心没有机会相逢。等到抵达庐陵，哪里料到忽然遇到介绍人的引荐，得以在城门外接见公；公的议论灿烂明发，偶然谈到《路史》，只见锦囊正随身携带，于是得以一睹奇书秘籍。这之后我才相信，所谓五帝的辅佐无不贤能、三皇的辅佐无不圣明，并非虚妄之说；这实在是天下的奇作。难道仅仅如此而已吗？公本来自己说，我朝的文章所推崇的是黄山谷、苏老泉，至于苏东坡，则很少特别喜爱；可是公发表的议论，有时又与他们相似，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私下评论，公立言的深远超过贾谊，而叙述则处在庄子、司马相如之间；班固、范晔以下的人都不能与之相比。读《封建》的论述，就知道先王治理国家的制度；看《封禅》的论述，就领悟圣人遗留下来的意旨；考察《小弁》的解释，就能明白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也知道《诗经》的主旨不在文辞；读《甘誓》的解释，就能明白君臣上下的道义，也知道《尚书》的根本主旨在于记事。考察《防子》论三仁的文章，就能确立隐居或出仕的原则，知道义理并非浮泛虚空；考察吴、楚《书》中史官的说法，就能申明尊卑内外的分别，知道《春秋》具有褒贬之义。至于《祝融》论乐的作品，简直可以同《乐记》相上下。所谓西汉文章，能够用文章叙述事情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唉！不看《论语》，就无法认识圣贤出仕或退处，也无法认识三皇五帝之道的崇高；不考察后世变故纷纭繁杂的情况，就无法认识三皇五帝之道的广大和作用。把它实行起来，不仅能使管中窥天、以瓯量海之类的人不敢妄加叙述，也能使穿粗布衣谈论禅理的人不敢以荒诞之说欺人。假如汉代儒者知道伊尹、周公不是摄政篡位的说法，就不会有王莽、董卓之祸；知道“大麓”不是官职的说法，就不会有曹氏、司马氏之祸；齐、梁如果有这部书，佛教、老学就不会盛行；唐朝如果有这部书，藩镇就不会强大；五代如果有这部书，十国就不会猖狂；靖康年间如果有这部书，宗庙社稷就不会毁灭。学习并阅读它，确实足以使乱臣贼子心怀畏惧，并可以使国家长久、祸乱不发生。它实在是五经的鼓吹，也是诸子的权衡。我私下又评论说，建立萧何、曹参那样的功业容易，写成罗氏《路史》却困难。《路史》的功劳，本来就不在大禹之下。我的才力孱弱浅薄，没有崇高的声望和宏大的器识来取信于人，我所说的话也有不足以令人相信的地方。然而古人说文章自有公论，而公又说杜甫不是诗人，有见识的人就会明白其中道理。懂得公这句话，也就懂得《路史》了。丙申年六月五日，西蜀费煇序。何耕《送符制置被召序》。二十五年冬，皇上在成都召四川制置使符公入朝。第二年春，诏命刚刚到达，公把使府的事务依次交付下属，整理行装，告诫自己准备出行。这一天，宾客、僚佐和属吏纷纷怀念公的恩德，惋惜公离去，往往面有不悦。只有他的门客何某挽起衣袖、振臂高声对众人说：“公被召入朝是应该的，只是太迟了。公早年便声名卓著，文章雄健宏大，在上庠中名列前茅，博览史书经籍，记忆强、见闻广；地位越高，学问越专精；年纪越老，越不停止学习。当时人们称他为耆儒。他乘车巡视地方，澄清吏治，揭发隐伏罪行，纠察贪污，声威严峻如山，却严厉而不残酷。在巴蜀往来停留十多年，最后以大府乡总之职总领四路赋税，使国用充足，军队不缺粮食，功劳很大。当时人们称他为有才干的使者。蜀道谋求帅臣，皇帝难以找到合适人选，便提升他的官秩，使他任西清之职，命公前往镇临，剔除弊病，治理荒乱。公不敢懈怠，田间妇女和耕作农夫都知道公的勤劳。当时人们称他为贤能的方伯。如今皇上总揽万机，亲自施行赏罚，旧德名臣只要可以任用的都没有遗漏，正在等待公到来。公从沅州返回的那天，就授任右仆射。魏公、沈公相继从远方被召回，位居政府，公同这几位相比，都是同一类人物。可是，公怎么能够郁郁不乐地长久居留在这里呢？与其只使一方得到利益，哪里比得上恩泽遍及天下？与其执旄仗钺，发挥藩屏保障的作用，哪里比得上垂绅插笏，发挥谋划规劝和教诲的益处？所以说，公被召入朝是应该的。我们这些人又为什么还要忧愁悲伤，像儿女一样哭泣呢？”话虽如此，蜀地父老兄弟对此早已积存心愿很久了，不敢把声音直接传到天子那里，却敢私下向下属办事官员陈述；公不知道愿不愿意听听呢？自从秦丞相当国以来，驱逐蜀士如同丢弃断木，没有一个人能够排列在撰文刻石的班列中、望见皇帝车驾后的尘土。有人说：“认为他们轻浮而且结党相同，丞相厌恶他们，所以不任用。”唉，这也太过分了。百步之内必有茂盛的草木，却说蜀地人人都轻浮、人人都结党相同，不是近于诬蔑吗？两位苏公是兄弟，长兄苏轼因言语获罪，濒临死亡也不后悔；他的弟弟苏辙深沉安静而木讷，这是出于天性。蜀国范公与温国司马公平日议论没有一件不同，到了乐律问题却终身不能相合。他们不轻浮、不盲从的情形，也可以由此大略看出。有人说：“蜀地偏远，丞相忌惮他们，所以不任用。”这又不对。宰相任用人才，应当考察他贤能不贤能，难道应当计较他是偏远还是不偏远、遥远还是不遥远吗？

译如今道路上有一根横木，若需要十个人的力量才能抬起，那么只要召集邻里乡党就够了。至于若需要千万人之力才能抬起，那就可以召集道路上的行人。然而如果一定要说必须是“我的”父子兄弟、“我的”邻里乡党，那么横在道路上的木头终身也无法搬走。何况天下的范围远比横木大得多，而宰相又只知道排斥偏远之人，唉，危险啊！蜀地父老兄弟私下不能忘怀这件事，是有原因的。听说万俟公连年在外，经历艰难险阻，对人情真伪十分熟悉；如今他回朝是合宜的，一定会有极其公正盛大的举措，用来惩治过去的弊病，安慰各方人心。沈公也曾在梓州、夔州任政，所到之处都有恩惠和爱护，离开以后人们还思念他。如今公又从蜀地前往朝廷，天下人或许会认为，蜀人将由这三位公来振兴吧？这还不可知。公在殿阶上拜见天子，退朝后同万俟公、魏公、沈公讨论天下事务，哪些通达，哪些有利，哪些有弊；难道他能对蜀地漠然无言吗？若不是今天正值各项政务焕然一新、公道大为伸张之时，公即使有想进言的心，也没有机会说出来；若不是公与沈公在蜀地任职日久，详细观察百姓、考察人物，蜀人即使怀有无穷遗憾，也不敢把这些告诉他们。俗话说：“太阳到了正中就要曝晒，拿起刀就要割取。”这是说时机不能错过。公要出发了，请试着替蜀人谋划这件事吧。《游侣鹤山师友雅言序》。鹤山公凭借高明俊伟的资质，专心致力于学问，不肯随声附和、拾取陈旧空虚的说法；就像要寻找骊龙颔下的明珠，必定要下到九重深渊亲自取到它才肯罢休。因此他的议论穷究根本，多与常人不同；这不是故意求异，而是真正得到了众人尚未得到的东西。还记得嘉定十四年，我正在家居，公把我邀请到潼州郡斋，同各位朋友研读《易经》，遍考旧说，切磋探究。有一天谈到前辈作的咏雪诗，想作出前人从未说过的话；现在看他的言语，难道也是别人不能说的吗？像周濂溪论无极、太极，才是真正前无古人。我于是谈到往年侍奉后溪先生时，先生说刘侍郎招美劝我阅读注疏，认为如果不先从这里立论，恐怕会流于高明而不切实。公对此深以为然。后来公在梁阳，竭力研究经书；注疏大都读了三四遍，并且抄录编成书。他的是非判断经过反复考证、详细说明，积累既深厚，见解也极其明白。近年他披寻幽微，揭发隐蔽，抨击虚妄，扶持正理；每说出一句话，世人都惊叹为从未听闻。税君巽父编成《雅言》，大概可以看出这些内容。然而公第二次入朝，在金华劝人诵读时，曾经过我这里说：“今天进讲讲到《易经》的泰卦，我从旁进奏说：‘内为君子、外为小人，固然是泰；但人在外而心腹之人寄托其中，不能算外；人在内而感情意气并不亲近，也不能算内。’”我拍节称叹，公也很得意。如今巽父竟没有记下这段话，那么公胸中蕴藏的奇异见解，还有许多来不及全部告诉世人的。唉！假使上天再给公一些寿命，而巽父等人终身在他身边，听到一点就随即记录下来，那么公用来私下启迪后人的内容，又哪里数得尽呢？嘉熙三年十月初一，南充游侣作序。“在外而把心腹之事托付给他，便不算外人；身在内而感情不亲近，便不算自己人。”我听后击节赞叹，游公也很是得意。如今巽父竟来不及把这些记下，那么他胸中所蕴藏的奇闻异事、尚未来得及全部告诉世人的，也一定还有很多。唉！假使上天能多给他一些寿命，而巽父这一类人终身侍奉在他身边，听到什么就一定记录下来，那么他们私下传授给后人的东西，又哪里数得清呢！嘉熙三年十月朔日，南充游侣作序。” 税与权《鹤山师友雅言序》。我登门受学于鹤山先生，大约经历了二十年。先生出入朝廷内外期间，有时相隔七八年，有时五六年，有时三四年。每次见面，所听到的总有超绝之处。等先生从南方贬谪之地回来，起用为镇泸之职，我便执经跟随他，同他携手入京，登上宥府任事。等到皇上赐还，让他出任藩镇，直到他去世安葬；我在湖海之间往来，白天黑夜都仰望先生，忽前忽后地追随。他不读不是圣人之书的书，常常阐发儒学先贤没有说过的道理。从甲午年夏天开始，到丁酉年春天结束，我随时把所得记录下来。反复玩味探索，好像进入武库，好像游览宝藏，又好像登上高山来观察天下，这正是所谓仰望越高，钻研越坚。唉！我四年间所见所闻已经如此丰富，那么那些长期跟随交游、始终不离先生左右的人，也就可以想见了。从前曾见先生写信给防斋袁侍郎说：“我对六经的名物、数目和文字义理下了很大苦功，确实看到了古人学问所达到的境界；但经历战国、暴秦以后，便没有传承，到了五代之乱，更是影迹消失。其中难道没有经生学士各随才分有所建树吗？然而那些追求高远的人，只想直指本源、直接抵达；他们把一步一步地行进、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看作浅陋近小。那些所谓浅近的人，又把区区记诵、小小辞章当作学问的最高功夫。所谓融会内外、贯通精粗，经过一百几十年，才开始有人讲论阐发，说明汉唐以来没有讲明的道理。又苦于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见解，有些人抄袭雷同的说法，只为声名利禄打算，因而损害了我们的道统。我正想贯通古今写成一部书，使有志于道的人还可以推究源流而学习，只是还没有形成确切把握，不敢轻易下笔。”唉！先生的志愿还没有实现，上天就夺去了他的生命，难道不是千载的遗恨吗？因此我把老师的话详细记录下来，置于篇首，以彰明先生的志向，也借此记下我们这些后死门人的悲痛。宋嘉熙年间，岁在鹑火、辰会大火，门人巴郡税与权掩袖书写于武林孤山。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序》。前一部《记》是赵清献公作于熙宁七年甲寅，共三十卷。关于蜀地最初封建及分野、梁州和益州、剑南西川，以及成都府所属郡县名称的由来，废置沿革的不同，都考察得很详细。后来过了八十七年，到绍兴三十年庚辰，王恭简公续作此《记》，辨析其中的差误，补充增加没有记载的内容。这两部《记》如今都还保存着。续记完成距今才十八年，虽然应当记载的事情还不算很多，但恐怕日子渐久，后来的人难以考察，于是搜集耳闻目见所及的内容，接续记录下来，命名为《丙记》。前两部《记》已经记载的，都不再重复。

译胡元质《成都古今丁记序》。成都古今诸记，起始于熙宁七年甲寅，前任帅臣赵阅道搜集编成，共三十卷。后来过了八十七年，到绍兴庚辰年，王时亨又作续记二十二卷。废置沿革，无论细小或重大、详细或简略，没有不记载的。又过了十八年，到淳熙丁酉年，范至能又作《丙记》十卷。距离王时亨离任还不久，虽然没有前一部续记那样内容繁多，但前两部书没有涉及的地方，反而记得更加详细。我在这一年秋天代任帅臣治理蜀地，四路军民的重托，都在我的身上。蜀地长期困于征收输纳，酒税的定额虽然减少，盐税和茶税仍然很重。其他如边防、民政，以及应当推行的政事、应当兴办的利益、应当革除的弊害，也都有端绪，可以反复考察。居任三年，编缀成《丁记》二十五卷，粗略完成一部书。只是沈黎蕃部骚乱，过了一段时间才平定；从变乱发生直到平息无事，因时制宜的筹划措施，始末都完整保存，姑且等待后人评定，另编为一册。合成都四记来看，过去的事情和遗留下来的文章，已经得到一半以上了。袁说友《成都文类序》。天地隐藏的精华，发散出来成为名山大川；山川的秀美灵气，凝聚起来成为文章的华美辞藻。二者相互抗衡、相互映照而共同显出光明。两京三都的赋，描摹天地，绘饰山川，约束道德、光照天庭，润饰金石、协调韶濩之乐，与乾坤造化一同流转，在宇宙之间显得盛大。千百万世以后，人们之所以知道两京三都，是因为有这些文章。那么天地山川难道可以没有这样的文章吗？难道可以不把这些文章流传下去吗？益州是古代的大都会，有江山的雄伟，有文物的盛盛；奇观绝景、仙人游踪、神灵遗迹，以及一草一木、一石一壑，名公才士、骚人墨客，窥探奇异、吐露芳华，声名流传、文章畅达，散布在人间，哪里能够一两件数清？这些情况，我来到这里三年，也已经大略看到了。有人说：两京三都凭赋而流传，假如没有流传下来，这些文章就泯灭了。既然如此，那么自汉代以来，以益州为题材创作的文章，如今难道唯独没有可以流传的吗？有益都，就有这些文章；这些文章流传，益都也就流传了。于是我嘱托僚属，从各地典籍中摘取，从碑刻文字中搜集，凡流传于世、为人所熟知的，朋友士人所见所闻的，大篇雄文、精美辞章，即使折损法度而极其炫耀的，凡是以益州为题材的文章，全都登载并汇编起来。上自汉代，下至淳熙年间，截取这一时期的文章，共一千多篇，分为十一类，编成五十卷，益州的文章至此完备了。唉！后世的士人，难道没有漂过沅水、湘水，经过巴蜀，却缺少司马子长那样的人吗？难道没有登上瞿塘峡、经过夔州和梓州，写出云锦般辞赋，像杜少陵那样的人吗？又难道没有从西蜀经过荆楚，寄居于山水之间，像田游岩那样的人吗？倘若后来又有像这几位公一样的人，来访察这个益州，取阅这些文章，那么他就会知道，在清宁、开辟、广大无边的天地之内，有一个所谓蜀；在蜀地六十州、纵横五千里的范围内，有一个所谓益；在益都无边无际、江汉灵秀灿然的范围内，有一个所谓文章。这样的内容，难道不在这部书中吗？这部书如果能够流传，差不多就可以不辜负益州了。庆元元年二月望日，谨序。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序文说：草堂先生，指的是子美。草堂是子美的故居，因他居住在那里，便以“草堂”为号。先生从同谷进入蜀地后，便在成都浣花江上万里桥以西选择地址建造草堂，居住在那里。唐代史书前后记载互相矛盾，先生到成都的年月无法考定。后来先生寄题草堂说：“开始经营于上元年间，至宝应年间完工。”这样看来，先生来到成都大概在上元初年吧？严武入朝，先生送严武到巴西，于是前往椊州。蜀地发生动乱，便到了阆州。将要游历荆楚时，适逢严武再次镇守两川，先生于是从阆州带着妻子儿女回到草堂。严武征召先生任参谋。严武去世，蜀地又发生动乱，先生离开那里前往东川，迁居夔州，随后顺流下到荆渚，逆沅水、湘水而上，登临衡山，最后在耒阳去世。先生凭诗歌在唐代著名，无论出仕退处、离去任职，还是行动安息、劳苦安逸、悲欢忧乐、忠诚愤懑、感慨激愤、喜爱贤能、憎恶恶人，都在诗中有所表现。读他的诗可以了解那个时代，学士大夫称它为“诗史”。他所到游历的地方，好事者都随处把他的诗刻在石上。可是到了成都，却偏偏没有这样做。先生的故居松竹荒凉，几乎无法辨认。如今丞相吕公镇守成都，又在先生旧居遗址上修建草堂，在堂上绘制先生的画像。宗愈借任职之便来到这里，于是抄录先生的诗刻在石上，安置在草堂墙壁之间。先生虽然已经离开这里，但他的诗意有与此处相关的，也附在后面。希望好事者能够借此考察先生来去的踪迹。朱熹《南轩先生文集序》。孟子去世以后，义与利的学说在天下不再明白；其间董仲舒、诸葛武侯、二程先生曾多次阐明它，但世上的学者没有谁能相信。因此，他们用来修养自身的，大多不免沉溺于个人私欲；他们用来谋划国家的，也不过只是功利而已。自从国家南渡以来，才有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倡导彰明大义，以此决定国家大政；侍读建阳胡文定公诵说先圣遗经，以此开启圣学。他们寄托在言语上的主张，表现在实际行动中，虽然看起来有所不同，但对于孟子的言论以及董仲舒、诸葛亮、二程的旨意，都同样合乎千百年一贯的正道。近世已故的荆州牧张侯敬夫，是张忠献公的嗣子，也是胡公季子五峰先生的门人。他从幼年到壮年都没有离开家庭，早已获得忠孝的传承；后来又在五峰先生门下讲学，以会通其学问归宿，因此他默契于心的地方，外人有不能知道的。只有表现在议论言说中的，在义利之间作毫厘之辨，往往有超过前代贤哲想说却没有来得及深究的地方。落实到事业上，无论宏大的纲要和作用，还是细小、显著、隐微的事务，无不在胸中洞察明白，没有一丝功利夹杂。因此，他在家中讲论道理，四方学者都争相向往归附。

译他入朝侍奉经筵，出外镇守藩屏，天子也品味他的言论，嘉许他的继承发扬，并且将要倚重他担当大任。然而敬夫不幸去世了。敬夫去世后，他的弟弟定叟收集他的旧稿，得到四百篇，交给我说：“先兄不幸早逝，而与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所剩无几。如今想编次他的文章，使之流传于世，除了您还能托付给谁呢？”我接过书稿，神情悲伤，打开卷册急忙阅读，却不能读完几篇，便放下书长叹，流着泪说：“世上难道又有这样的人吗？没有这样的人而有这样的书，尚且还可以略微看见他的志向；然而我友平生的言论，大概不止这些。”于是又多方访求，从各地学者所传的资料中得到几十篇；又打开我的书箧，拿出他过去往来的书信奏疏来读，也有许多可以流传的内容。正准备替他审定、编写、抄录后送还张氏时，有人已经用另一版本摹印，使它广泛流传了。我立即取来观看，发现其中大多是过去所讲的内容和还没有定论的说法；至于近年以来谈经论事、阐明道要的精辟言语，反而没有收录。我于是感慨地想到，敬夫天资很高，很早就闻道；他的学问成就已经足以闻名一世，但考察他的内心，他从未有一天因这些成就而自满。近年以来，他正在穷究经书、会合朋友，从内心反省自己，并在实际行事中加以验证。他大概有一种不知年岁不足以用来学习的精神，因此学问每天更新而没有穷尽。他表现在语言文字之间的见解，起初都极其高远，最终却反而归于平实。这其中浅深、疏密的分别，后来的君子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只是由于编排次序没有及时确定，使那些先发表而后来又被放弃的说法，或许还混杂在篇章卷帙之间，读者也可能不能不产生疑惑，不知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以及彼此异同的困惑。这就是我的罪过了。于是我又赶快取出先前搜集编纂的材料，参照校勘，依据敬夫晚年的意旨，确定全书为四十四卷。唉！假使敬夫没有早死，那么他的学问所达到的境界、言论所涉及的范围，难道又是我所能知道的吗？敬夫所作的各经训义，只有《论语》说晚年曾经重新修订，如今已经另行刊刻。其他著作往往尚未脱稿时，学者便另行抄录传播，敬夫大概并不喜欢，因此都不收录他入朝论政的文章，以及他在州郡任职时所上的条奏。民间的利弊，皇上大多采纳，也有不少得到施行的，因此同样不收录。唯独取出他在经筵讲解《日义》的一章，附在表奏之后，使读者能够由此认识敬夫以尧舜之道辅佐君主而无愧于父师传承的端绪。新安朱熹谨序。秦观《送冯梓州序》。皇上即位的第二年，有诏记载侍从官各自举荐两名部使，因此龙图阁直学士滕公和几位耆老都以冯侯叔明应诏；当天便授任他为陕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我曾问滕公：“冯侯是什么样的人？”滕公说：“是有操守的君子。”我问：“从哪里知道的？”滕公说：“从前高平范公统帅环庆时，环庆将领种古为了安宁守护史籍，改变熟羌案件的供词，上书诉说高平公违法的七件事。朝廷对此怀疑，便在宁州设置监狱，而冯侯作为御史推选的人，奉诏前往审讯。当时高平公因言事被罢去执政，有人憎恨他，想用危险的法律陷害他，已经很久了。这一案件发生后，人人都感到畏惧。等冯侯入朝面对神宗，神宗说：‘统帅违法，万一确有此事，恐怕会贻误边事；但范纯仁是当时的名卿，应当慎重审理，所以才派使者前去，只是担心其中会有差误罢了。’随即赐给冯侯绯衣和银鱼袋。冯侯拜谢赏赐，出宫后，执政对他说：‘皇上非常恼怒庆州统帅，你一定要谨慎。’冯侯说：‘皇上的意思没有别的，我只是诵述所听到的皇上德音。’执政很不高兴。等到考察审讯并牵连拘捕熟羌案件的相关人员时，事实确实不能更改；种古所说高平公的七件事全都没有事实根据，便据实附奏上报。执政十分失望。恰逢史籍中的供词有不同之处，诏令派晋卿重新审理。执政于是提到范纯仁的事情，又担心审理没有结束，希望让晋卿全部复查。神宗说：‘范纯仁的事情已经明白，不要再审了。’案件按照冯侯奏章所说的情况办结，于是种古等人都获罪，唯独高平公免罪。执政非常不快。不久，高平公又被邻近的统帅上奏弹劾，贬为信阳太守；冯侯也因为违逆当权者的意旨，最终被罢免。由此说来，他不是有操守的君子又是什么？我说：‘像您所说，他大概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哪里只是一个部使者而已呢？’六年以后，冯侯由尚书郎出任梓潼太守，加集贤校理，我才开始与他相识，询问这件事，果然如滕公所说。唉，古语有句话：人力能够胜过天意，天意也能够胜过人力，这话确实可信。当高平公被诬陷时，上有圣明无私的天子，下有善良而不屈的使者，本来是可以获免的。然而那几个人内外勾结，始终巧于构陷，直到把人置于罪罚之中才肯罢休，这难道不能说是人力胜过天意吗？但当时所谓的当权大臣和那些依附他们的人，如今屈指算来，有几个人能够平安无事？而高平公正凭借旧相的尊贵地位，保厘西洛；冯侯也进入儒馆名籍，持节治理州郡，他们的福禄寿考、功业都还没有止境，这难道不能说天意也能够胜过人力吗？冯侯将要出发时，同舍士人二十八人在慈孝佛寺设宴为他饯行。又将要请大家作诗，我认为凭借自己拙劣浅陋的文才，想说的话不能全部写进诗中，于是叙述过去听闻的事情，并把自己曾经感叹的内容一并写成这篇序赠给他。张愈《送张安道赴成都序》。淳化甲午年，蜀地发生盗乱，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没有亲身知道那件事的百姓，只凭传闻把它鼓噪成讹言，喧闹震惊，众口一词，都说如果岁次到了某年，就会有某个方向遭遇不幸。然而从春天到夏天，始终没有丝毫惊扰。秋七月，蛮地酋长把智高的事情报告给黎州，转而传到益州；云南似乎有些动静，关于年成凶歉的说法又随之沸腾起来。缙绅也跟着相信，于是西南一隅成了朝廷深深忧虑的地方。天子于是命令我公前来统帅，把全蜀的安危交付给他。蜀地世代拥有货币和储蓄以供使用，自古王室纲纪不振，权臣便乘机据有它。由此只知道蜀地可能令人疑虑，却不知道蜀地的顺逆关系着中原的盛衰。那些乘着变乱而起、凭借危局而守住地位的人，不过是延续片刻的光景罢了，王衍、孟昶之流就是这样。如今主上神明圣睿，法制纯一，恩泽流布，深入百姓骨髓；选择守臣来统辖蜀地，整治军队来维系它，蜀地本来没有什么可疑虑的。至于年成凶歉的说法，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自从伪孟昶献地归顺以后，朝廷把蜀地视为新归附的国土，凡百政令都以安抚方式施行，郡县政务姑息苟简，三十年间弊病逐渐加重；到了淳化年间，原有的制度已经毁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译赋税不均，刑罚不明，上面的官吏暴虐，下面的百姓怨恨；武备日益废弛却不知道讲求，盗贼日益发生却不知道禁止，所以乡野之人挥臂就夺取州邑，容易得如同卷起席子一样。这样看来，甲午年的动乱，不是蜀地的罪过，也不是年成的罪过，而是官政欺弱怯懦、原有制度败坏的罪过。如今却不是这样：赋税没有横征，刑罚没有滥施，政令没有暴虐，百姓没有结党；致力于农业就年成丰收，专心于产业就财货有余，大家只以安定和谐为依靠，只图嬉游享乐，甚至宁可忍受外在的饥寒也要争相逸乐。倘若用赏罚约束他们，把他们驱使去做盗贼，又实在不忍心。上等军籍中登记在郡里的士兵，大多柔弱而且多畏惧，人数冗杂而不足使用；他们穿暖吃饱，只求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即使一人高声呼喊、希望他们跟随，也不能有所作为。东兵前来戍守的，把这里当作休息之地；到来后便约束他们的衣食，借给人缗钱而享有加倍的利息，再加上法制一向严明，他们全都敬畏；一有小过，就施刑后遣返，说他们已经有了罪衅，所以不敢作乱。如今观察时势，已经大不相同；考察政务，非常和谐；审察百姓，自然安定；衡量军队，也没有什么异常，却说云南值得忧虑，这又是不对的。大理到南诏、南诏到益地，相距数千里，山川道路的险阻由此可以知道。然而这两个族类虽然势力强大，却都是顺服的国家；朝廷也曾施恩来羁縻他们。如今他们竟舍弃部族平常居住的地方，依附逃亡盗贼的余党，经过险要遥远的道路，打算入境侵犯。即使是他们这样的蛮夷，也知道这样迂回而遥远，因而不会这样做。我私下认为，蛮夷的性情喜好欺诈而贪图利益。卭部各蛮平时用马匹与我交易，朝廷致力于怀柔远方，所给的偿价一定加倍。他们一类人也明白朝廷的意图，难道不是想借盗贼作乱的机会，夸耀自己的忠诚，从而向我求取恩惠吗？如果一定说是欺诈，就可能疏于防备；如果一定说是真实，其错误就更严重。真假可以暂且都不论。这样看来，民间巷里的传言不足以相信，关于云南的警报也不足以忧虑。如今喜好谈论怪异的人一定说：“年成本来就应当这样。”这不是沉溺于术数而不懂得观察征兆吗？用人事来验证，情况非常明白。甲午年的说法确实荒诞。公是国家的杰出贤才，道德功业足以济助时局，是朝廷的人才；治理蜀地，对他来说就像治理自己的庭院一样。他一定有安抚、抵御、统率、镇守的办法，可以把蜀地安置得安定。魏了翁《虞忠肃公奏议序》。古人判决重大疑难、决定重大事情，只以义理相合与否为准，其他都不考虑。其次，是比较利害得失后再作决定。再次，是把希望寄托在智谋的小道上，企求在功利的低层次上取得成功。这些人都不以国家为重，只谋求自身利益；这种鄙陋小人和奸佞之徒，更不值得谈论。齐国的无道之君不行君道，陈氏将要篡位弑君，鲁国沐浴斋戒而请求讨伐，这是义理的正当。史传又以鲁国兵力多、齐国兵力少来说明，这是从众寡上说的。滕国土地狭小，楚、齐欺凌逼迫，仍拼死守护而不离开，这是义理的正当；至于决定侍奉齐国还是侍奉楚国的议论，则是从强弱上说的。人数多少、力量强弱，怎么可以不考虑？然而如果以义理的是非为根本，那么事功的利害自然会随之确定。以事功为根本而未必都合乎义理的，也有这种情况。因此，仁德不凭勇力，正义不凭力量，端正道义而不谋求私利，阐明大道而不计较功劳。自秦汉以来，只有董公能够认识这个道理；再往后，像诸葛孔明，大概也差不多能够做到。自从我国有“金”以来，面对是非利害，究竟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呢？仇恨耻辱应当洗雪，名分道义应当彰明，这是万世不变的正理，应当据此判断是非。坚持这种主张的，本来并非无人；只是宗忠简、李忠定、张忠献、胡忠简，确实最先树立了正论的旗帜，并且能够始终不改变。认为安逸享乐可以留恋，认为屈辱没有妨害，认为划江而守就可以自保，认为得到土地也不足以守护；这些都是一时的私意，是从利害角度说的。附和这些说法的人，本来并非无人；只是耿南仲、秦桧、汤思退和史浩，确实是倡导邪说的始作俑者，并且胁迫人们一定实行。然而一百六十年之间，正论屡屡受挫，邪说常常获胜，大概是因为所谓邪说不仅被一时的利害压倒，还夹杂着害怕失去既得地位的私心。虞忠肃公出现在诸位老臣将尽其年的时候，唯独能够奋勇而不顾自身，以延续正论的脉络。他起初认为敌人一定会改变盟约，又推测敌人将从哪条道路进攻，建议增加军队、修备军防。第二年，敌人果然以重兵压迫淮西；我军已经败退，敌军乘胜逼近牛渚，列阵如金城汤池。侯爷整顿军队、杀马誓师，身披金铠，执朱旄指挥，这是何等的气势！可是大将刘锜、王权已经被罢免，李显忠远在池阳，成闵也还没有到达；我军无所依附，各自像鸟兽一样逃散。在这个时候，他却想收集残余力量，决战一场。如果从利害上说，双方人数多少、力量强弱都不相敌；若不是平素抚循士大夫、愿意越过国境远道作战的人，也不能相比。若从自身谋划，公不过是接受督府记录、犒劳军队，并催促大将树立旗帜、击鼓进军罢了；战守之事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公并不认为这些劝阻是正确的；他只是知道其中有道义罢了。击败敌人的第二天，各位校官献上斩获的敌人首级，公便休息，把显忠推举出来彰显忠节。等到公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脱身时，却又把那些不值得忧虑的事务交给显忠，亲自带着将士奔驰到京口。敌军骑兵果然已经逼近瓜州，见我军早有防备，势不得入，最终逃走而死。假使公对外顾虑利害得失，对内又害怕获得或丧失，那么敌人渡过长江已经很久了。公接受任命以后，便想长驱直入来伸张大义：从蔡州出兵窥伺陈州，从襄、郏出兵袭击许州，从汝州出兵逼近洛阳，从嵩、虢出兵震动河东，从商山一带出兵图取陕西。谋划分工、筹画部署，都有完整的始末。声势和号召所震动之处，关河各地纷纷响应。不幸的是，主张放弃土地、向仇敌求和的论调，竟由大官首先倡导，附和的人没有谁敢不随声一致。然而公与张忠献公不约而同、同心协力，仍凭区区笔舌竭力抵抗群臣的议论，使他们的气势受到挫败。唐州、邓州、海州、泗州以及郏西新近收复的各郡，朝廷上的公卿都说可以放弃，公却说绝对不能放弃。归附正道的忠义之士，以及被俘后逃亡回来的人，朝廷上的公卿都说可以遣散，公却说绝对不能遣散。凡是关系到政事大体的事情，如果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我就接连上章、累次呈牍；多的至少十八九道，少的也有六七道，不得到采纳便不停止。

译公并不是把必胜当作自己的判断标准，而是认为大义不可泯灭；即使是个人小小的利害得失，也完全不足以改变它。况且还有更难的地方：假如公身居宰相之位，处于朝廷中枢，却孤立无援、同党很少，尚且担心事情不能成功；而所谓放弃土地、遣送俘虏等事，不过是因为他孤身一人、远在外地，竟还肯同那些在朝廷中得君主信任、主持政事、结党交游的公卿争辩到底，毫不退让。大概早晨争辩，晚上就会被罢黜，哪里还来得及顾虑这些呢？唉，这果真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吗？上天还没有悔改而停止降灾，反而封赏贼寇、尊崇奸臣，正直的议论屡遭压制，重大的时机一再错失。公也知道时势不肯等待自己，但他的精忠和笃实诚信，只知道天下的正理，而不顾其他，因此他用来维系纲常、启发警醒顽劣怯懦之人、或许可以为后世有所补益的事业，大概与张忠献公前后同一宗旨，其功绩不能用眼前的得失来衡量。我生得晚，没有能够早早拜谒、趋从于公的门下，但曾私下听荐绅大夫们谈论公的贤德，而且与公的孙子刚简忝列亲友之中。既然不自量才疏学浅，便替公撰写家传。刚简正好刊刻公的奏议，亲自叙述大概，托付给掌管起居记录的刘公，并把这篇文字置于书首，又让某再申说其中的意义；我私下以此为幸，便没有果断推辞。唉，宇宙是一个宏大的整体，哪里是那些只在细小智谋末节上计较功劳、追求收获的人所能运用的呢？这部书如果得以流传，将会有人从公的言论中受到启发，并在实际行事中表现出来；这样说来，公也就没有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了。吴渊《鹤山文集序》：太祖救治历代帝王的弊病，把道理定为最正的准则；开国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任用读书人；心中第一个念头，就是厚待百姓。文治灿然兴盛，延续将近三百年，天下兴起的势头至今没有停止。文章也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起初厌恶五代文章的衰弱纤靡，于是出现了昆体，逐渐归于雅正醇厚，但仍讲究雕琢组织，杨亿首先倡导了这种风气。后来有人挽回文坛潮流、堵塞浮华之风，排斥雕饰而返归质朴，谨慎议论，刚健风节，把关系世道人心、阐述国家体制作为当务之急，于是欧阳修、苏轼成为这一宗派的代表。又后来濂溪周子出现，他用道德来谈文章，认为文章的技巧不过是末节。于是撰作《通书》，著成《太极图》，根本大道由此确立。我所接触到的虽然不多，但读来觉得其言辞和意趣温厚可亲。由此，先哲们相继出现：《易传》探究天道根源，《西铭》显明仁爱的本体，《通鉴》精于编纂叙述，《击壤》诗歌豪健；论说宗主于王安石、朱熹，讲解推阐取法于吕祖谦、范祖禹，可以说是和顺之气积聚于内，而英华之美发露于外。后来的学者承接其声响，说性理之外没有别的学问；其弊端终于发展到只知道追求道而忘了文章，只知道语录而不了解古今。起初想从精深处达到粗浅处，最后却把本末全都弄错。既然如此，言语没有文采，行为便不能流传久远，这难道是周子的主张吗？我读到鹤山公的文章，对此又有深切感慨。南渡以后，只有朱文公学问贯通、理义融会；除了训释经书之外，他的文章还有史书的膏润芬芳，兼具《楚辞》的情致和高雅的思想，体制法度无不完备。不久，鹤山公和西山真公也相继出现。我出生得晚，没有赶上亲见考亭朱文公的风范，只庆幸能够接续二公的学说。丙申年，公借督军节钺的身份经过吴门，我有幸得到真希元的知遇，所以读公的诗文尤其熟悉。公去世十二年后，近思尧愚公的两个儿子汇集公的遗稿，刻印流传，请我作序。我私下认为，公天资早熟而颖悟出众，很早就跟随诸位老先生交游，书无不读，并且见识道理高卓、操守道义严谨，所以作文大多深厚衍展、宏阔流畅。没有一种事物不推究其所以然，没有一件事情不叙述三纲九法为何尊崇。谈论学问，必定讲求致知和力行；谈论人物，必定讲求气质平等、万物同体。神怪之事一定不谈，老、佛之说一定排斥。至于一篇纪事、一首咏歌，也必定是劝导多而讽刺少，感情由内发出而以礼义节制。千姿万态、万般变化，最终都归结于内心。考察他所以写作的原因，都是崇尚文章的主体和要旨，遵循法度规范；浩大如云浮天空，无法形容，凛然如寒星发芒，令人不可逼视。只是上天没有给他足够的寿命，所以后人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他的文章罢了。可惜啊！淳祐己酉年夏天，宛陵吴渊作序。元代费著《成都志序》：成都处在全蜀的上游，它的名称从汉代开始。按《禹贡》所说，蜀地属于梁州的分域；岷山导引长江向东流，在中途分出沱水，如今导江与沱都以县镇之名存在于成都。这是三代以前地理志书中有记载而不可诬妄的事实。周文王的教化施行于江汉地区，长江有沱水，在《诗经·二南》的开头就有歌咏。然而汉代所统称的长江，是用来朝宗归海的；沱水依附长江而成为起兴的对象。长江位列四渎之首，历代都在成都祭祀其神，所以成都被视为长江的源头，而荆州、扬州一带的长江只是下游罢了。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和声教所及之处，考核文王美好教化施行之地，再以周武王‘逖矣西土’的誓言为证，说到全蜀而溯源于成都上游的导江，那么还有什么能超过《诗》《书》所提供的可信而有根据的材料呢？有人说，三代以后，秦惠王攻伐蜀地，蜀才得以同中原交通；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蜀才得以同齐、鲁相比。如果不从孔子删定的经书那里探究根本，只相信司马迁史书中的说法，也是学者的过错。若说周室衰微、诸侯背叛，蜀地凭借险阻自我安定，贡赋废弛而文教松弛；秦惠王攻伐之后道路才通，文翁兴学之后风俗教化才恢复，这样说是可以的。若舍弃《诗》《书》，截断历史从秦汉开始谈论蜀地，那就不可以了。全蜀郡的志书大约有几十种，只有成都既有志书又有序文。大多因战乱之后版本焚毁而不存在了，蜀地宪司官员和属吏多方搜访，只得到一两部抄本，于是参照考核、订正异同，仅仅编成书帙。各郡县的沿革，以及人物、风俗，也大体可以考见。于是召集材料上报并刊刻成书，以扩大它的流传。至于文章类别的详细编排，就有待后来的好事者了。至正三年二月，费著作序。赵采《周易折衷》序：《易》兼备卦象、数理和义理。成书以前，它的体制因卦象和数目而建立；成书以后，其中的道理又因卦象和数目而显现。《大传》说：‘黄河出现龙马负图，洛水出现神龟负书，圣人取法于此。’河图、洛书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文理，是象数的根本来源。两图的象都分为九个位置，所以伏羲取法它们，画出长短相间的九画；九画画成后，乾、坤两卦初步形成。由乾、坤推演出八卦，由八卦推演出六十四卦；从左右交互的角度来看，两卦共有十八画，即两个九，这就是先天之《易》，邵子所说的‘交易之易’。周文王取法它，改变伏羲的卦序，依次分为上下二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以一卦正看、另一卦反看，除去八个正卦外，五十六卦只形成二十八卦；上经得到十八卦，下经也得到十八卦，仍是两个九，这就是后天之《易》，程子所说的‘变易之易’。有人问：伏羲既然根据卦象推演数理，创作了先天交易之《易》，文王又根据卦象推演数理，创作后天变易之《易》，这是为什么呢？《大传》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创作《易》的人，难道是因为有忧患吗？’

译孔子大概是说，文王处在殷朝末世，因忧患而创作了这部《易》。怎样看出其中的忧患呢？现在考察后天卦的反对关系，如泰卦反转为否卦，剥卦反转为复卦，晋卦反转为明夷卦，夬卦反转为姤卦，既济卦反转为未济卦；举出一两例便可类推。文王确实忧虑天下后世阴阳祸福彼此相依、治乱安危相互消长、君子小人相互进退，都只在一正一反之间变化，所以向人显示要运用九来扶助阳、抑制阴，是为君子谋划，而不是为小人谋划，用以转移造化的关键。这就是上下经都寄寓‘用九’意义的原因，难道只是出于圣人的智巧吗？其实都是依照天地自然的卦象，再加以推演一层罢了。自古圣王达到大治，都运用了九这个数，例如舜任命九官，禹有所谓九功、九叙、九歌，就是这些。因此周公在乾、坤两卦撰写爻辞，首先阐发运用九的意义。孔子在《易传》中加以说明说：‘天的德性不可用来作为首领。’又说：‘乾元运用九，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又说：‘乾元运用九，于是显现天的法则在九这个数中。’又说：‘天的法则难道可以逾越吗？阻止它，便会使它达到极盛。’孔子又在《大传》中三次陈述九卦，以说明文王处置忧患的方法：上经取三卦来陈说，运用一个九；下经取六卦来陈说，运用两个九。这就是孔子依据数来推演义理而作《十翼》。唉！《易》经过三位圣人，卦象、数理和义理才开始完备。孔子去世以后，经过一千多年，谈论《易》的人各执己见：拘泥于象数的一派陷入诡异怪诞的说法，专讲义理的一派又沉沦于空寂，于是圣人因忧患而作《易》的深意变得昏暗不明。到了宋代，有康节邵子，推究阐明伏羲、文王的卦画，象数学由此显著；伊川程子推演阐发孔子的意思，卦画的道理由此明白；武夷朱文公撰作《本义》，厘清订正上下经和《十翼》，使它恢复旧貌；又作《启蒙》，以邵子的学说为依据，阐发先天之学。虽然《本义》专门以卜筮为主，但他在回答门人问题时又认为，《易》中先儒的旧说都不可废弃，只是互体、五行、纳甲、飞伏之类，他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罢了。因此我认为，现在的学者读《易》，应当从邵子、程子、朱子三位先儒的学说沿流而上，以会通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心意，这样或许才可以同他们谈论《易》了。不过邵子没有《易》解，他的学说只见于《观物篇》，所以我这部集子以程子、朱子的传义为主，并附上自己的浅见；有时也私下采用前儒关于象数、变卦、互卦的说法，以帮助阐明义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即使如此，世俗之士只是用嘴谈《易》，贤人能够在实践中体会《易》，圣人则达到忘掉《易》的境界。孟子著书时，从未谈及《易》。邵子认为，《易》的道理就存在于其中，并且认为善于运用《易》的人，能够真正运用《易》，才算懂得《易》。唉！孔子读《易》至于编联竹简的牛皮绳多次断绝，还要仰慕东邻孔子的无过之德；竹简被虫蛀历经百年，更感慨西伯文王曾有忧患。我虽已衰老，仍愿意到有道德学问的人那里接受订正。后学潼川赵采德亮谨慎作序。吴澄《六经补注序》：先代圣王教导士人，用《诗》《书》《礼》《乐》作为四种学业；《易》是古代占筮的繇辞，《春秋》是诸侯国的史记。孔子赞说《易》、修订《春秋》以后，学者才开始把《易》《春秋》同先王教士的四术合在一起，称为六经。经书在秦代被焚毁，只有《易》独自保存下来；经书在汉代重新出现，《乐》却独自亡佚。幸而没有亡佚的，如《书》《礼》，也往往残缺；只有《诗》和《春秋》保存得稍微完整。汉代儒者分门传授经学，谨守老师的学说，对经书并非没有功劳，但圣人的本意还没有在世上得到充分阐明。魏晋直到唐代，注释义理逐渐增多；到了宋代诸儒，經学达到了极盛。程子的《易》著作，立论几乎可以同先圣并列；然而既然自成一书，就不能把它仅仅作为经书注释来评论。若从经书注释的角度评论，那么除了朱氏的《诗集传》以外，其他著作都不能没有遗憾。后来的儒者对于前人已经精当的地方，有时还不能充分体会其可取之处；至于前人尚不精当的地方，又哪里能人人都推究到他们尚未达到的境界呢？我曾对此深感慨叹，而能够同我谈论这些的人很少。蜀地儒者黄泽，字楚望，家贫而努力求学。往年我在筠地初次认识他，今年又在江地与他相遇。他阅读《易》《诗》《书》《春秋》以及《周官》《礼记》，都想为它们作补注。补注之书尚未完成，各部经书却已经先有辨析解释，宏大的纲领和重要义理都清楚揭示，同时不遗漏细节；推究周密审慎，确实有真实见解。前代儒者的旧说中可以遵从的，他都诚恳尊重、信守，不敢轻率地凭臆见说些话来互相争辩是非。他用功深厚，用意诚笃；以我的见闻来说，阐明经义的人没有能赶上他的。晚年能够看到这样的著作，难道不觉得大为快慰吗？楚望不轻易把书给别人看，德化县令王君却替他刊刻传播。我赞叹还嫌不足，于是把这些话告诉治学者：大概只有对各部经书深入沉潜、反复研读以后，才知道用功是多么不容易，用心是多么不可苟且。《事韵撷英序》：从前欧阳修、苏洵、王安石等人，用‘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八个字分韵作诗，为送别裴吴江苏，分得‘而’字。那首诗说：‘谈诗究乎而。’王安石入席后，拟作两篇：一篇题为‘风作鳞之而’，一篇题为‘两忘我与而’。满座的人都惊叹佩服。宋代以前，和诗只讲求和意而不讲求和韵；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才开始把用险韵、奇韵看作工巧。大概因为他们胸中藏有万卷书，随手取用、应有尽有，越写越新巧，所以能够以此相互夸尚。假如记诵阅览的广博比不上前贤，就不能不借助查检，于是便有了诗韵等书。但这类书中往往有陈旧腐朽的字，用起来不足以激发人的意趣。江州路教授、西蜀人张寿翁编撰《事韵撷英》，删去陈腐的字，全都选用奇险的韵。王安石曾说晏元献公用典贴切，后来见到他的类稿，才知道这些都有来历。编纂这类书，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张寿翁这部书，可以帮助作赋作诗时选用韵脚，它的功劳不是很多吗？放置一册在手边，那么人人都能使用奇险的韵，岂不就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位大名家一样了吗？

译《篆书序》：秦代隶书兴起以后，篆书便衰落了；汉代四百年间没有人能够擅长篆书，从汉代碑刻上就可以看出来。三国、六朝之间也没有听说有篆书名家。唐代三百年间，也只有李当涂一人。从秦朝丞相到宋初，大约一千年，只有徐骑省自许能够继承李当涂的成就，为什么这门学问如此冷落呢？宋代能写篆书的人比唐代多一些，蜀地魏文靖公直到今天还为人称道。陈伯英是魏文靖公的同乡，在游艺之余也研习篆书；他所写的《千字文》，字体整齐清洁，确实可以上追魏文靖公。陈伯英的祖先中，少师公在苏文忠公那里属于祖父辈；参政公在宋室南渡之际以诗名家；咸淳末年，别院省试中《春秋》科第一名的人，是伯英的叔父。一家人的文学传统连续不断。伯英名瑛，奉朝廷命令担任郡教授。魏文彝《鹤山雅言序》：恭敬地想，我的先高祖秦国文靖公侍奉宋穆陵皇帝，以正学直道承担文章教化的重任，天下人不敢用他的官职来称呼他，而称他为鹤山先生。他的美好声誉和高尚德行，大体都可以想见。他立言垂训、私下传授给后人的著作，有《九经要义》《鹤山大全集》《易集义》三部，过去曾在徽州学校刊刻，已经流行于世。其他如《周礼折衷》《经史杂抄》《观物经世说》，以及门人记录的《师友雅言》等篇，还收藏在家中。近来吴郡金伯祥父亲得到文靖公所收藏的《雅言》，命令儿子镠抄写校录并刊刻成书，以扩大流传，使宗族乡党都能共同观看，这是多么幸运啊！这就是前辈记录见闻的功劳，也体现了伯祥父亲的好义之心，二者都可以同样不朽。时在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夏五月甲子，六世孙文彝拜了百拜谨慎作记。张防《释奠仪注序》：礼书说：‘戴着皮弁祭祀菜羹，是表示敬重圣道。’礼书残缺以后，释奠、释菜的名称和意义徒然保存，仪式文字已经没有可以考察的了。唐代《开元礼》仿佛依据《仪礼》的《馈食篇》，但节文并不详细。朱文公认为《政和新仪》有差错，唯独对《开元礼》有所取法，反复申明达两三次，最终也没有得到实行。朱文公去世以后，各郡县仿照它举行仪式，能够通晓其中意义的人却很少。中原的礼乐文明刚刚开始复兴，四方都把它作为准则；除了鲁国，还能到哪里去取法呢？阙里从前遭遇兵乱，宫室长满荆棘，已经大约二十年了，牲畜、器皿、衣服都不齐备，这是形势造成的。但仪式的章法和数量尺度，本来就有许多值得议论的地方。设置神像并非古礼，《开元礼》还说要铺设席子，可见本来没有神像。如今神像高坐高台，席地而坐的礼制便看不见了。佩剑是秦汉冠服的装饰，《开元礼》记载朝会时还有解剑的席位，却没有听说穿着冕服还挟剑。两种失误，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了。神位面向西而坐、朝向东方，这是尸位；配位面向东而坐、朝向西方，这是主人位。自从尸礼废弃以后，礼家说：从内部出来的，没有匹配对象便不行动；从外部来的，没有主人便不停止。因此设置神位，以配位者为主人。开元年间以后，神位改为面向南方，配位仍旧不变。让颜子、孟子进入，面向南方参列，像浮图、老子宫那样，这是孔氏祖庭。《广记》说这是金大定四十年实行的，究竟根据什么考定呢？楹柱之间设置两级台阶，五齐、三酒以及四代的礼器都准备齐全，这是供奉物品的礼制。排列许多瓦缶，究竟是什么说法？尸位尊贵，不亲自执行盥洗之礼。把罍和爵放在床上，主持洗爵的人自居为尸位之尊；牺尊、象尊不放在地上，于是主人便不入座，连实际斟酒的礼节也过于简略了。币帛尚未进献时，放在诸神位的左边，是表示不敢亵慢；如果把它陈列在阶前庭中并同主人一起升阶，就不庄严了。这大概是事情草创之时，没有加以讲究。我主管这里的教育，想着应当有所订正。只是自己学问不足，不能使礼制和杂服安排妥当；而且即使是良善的做法，没有依据也不能令人相信。于是取朱文公考订的内容，从《仪礼》《开元礼》以下汇编成一册，命令学生学习演练，并且同他们讲解其中的意义和仪节，使之听入耳中、领会于心。既然知道义理安排得当，就会不待期待而自行改正；又附录社稷、风云、雷雨的祭祀，希望爱好礼制的人有所取法。况且礼有根本，也有形式，这部书所记载的是形式。学习礼制的人，应当由形式进一步探究根本，知道这是与神明交接，而不只是笾豆器物的事情。这样显明诚意而不可掩蔽，才可以说是懂得礼了。至于礼器、音乐、冠服的制度，又广泛采集各家的说法，正确的加以采用，错误的加以订正，同这部书一起收藏在孔氏家中，使后世有关礼制的文献有足以考证的依据。虞集《送赵茂元序》：一百一十年前，我们四川乡里的先生教学生，从《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开始，都依照古代注疏来分句读、授课。正经每天以三百字为标准；至于传注、史书、文章一类，必须用尽当天的精力才停止。通常从早晨起床直到夜半，不得休息，成为常规。约束自身，以崇尚孝友、敦厚忠信、砥砺节义为要务。作文大多推重左丘明和苏轼的学说。年纪稍长以后，才得以学习程颐、周敦颐的学问。所以那些学生虽然不全都能达到博闻广识，却也没有十分空疏的。等到他们用力于穷究事理、端正内心的学问时，古代圣贤的书籍、帝王的制度，原本已经先行储藏在胸中；一旦掌握要领，便能触类旁通。我和舍弟还未成年时，先君带我们到岭海避难，各种书都是先君口授的。十岁到了长沙，才开始跟随外傅学习；从祖父秘监公一定让我们向乡里人求教，仍然遵守这种方法。二十岁时到了临川，当地乡人只有一两位。其中一位是故宋乐安县丞黄某，是我的同乡。江西帅臣黄弃疾让临川归附，檄文送到乐安，唯独乐安县丞不肯传达檄文；国人认为他有义，不忍杀害他，于是他离开进入深山，忍受饥饿而不至于死亡，只教自己的儿子读《春秋》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译另一位是故宋崇仁县丞范大冶，成都人；他小时候曾跟随我在沧江书塾求学。宋朝灭亡后，他也贫困而不出仕，时常来同先君、先舅交谈。他举凡诵读书传，常常连续背诵数千百字，一个字也不遗漏；询问天文、地理、律历、姓氏、职官等，他也能连续说上数千百字而不停。先君曾勉励我说：‘读书应当像范公那样广博，立身应当像黄公那样严谨。’这些话至今仍在耳边。于是我渐渐在他们身边侍奉请教，询问东南一带蜀乡文献的情况，才知道临邛魏氏的子孙在吴都，眉山平丹杨氏在天台，有的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学斋，史氏在江阴，同郡牟氏也在安吉。我在京师多年，交游渐多，却不能在这里逐一考问。后来蜀地来的士人朋友向我询问，我才知道遗老和旧书大多已经不存了，难道不可悲吗？至治壬戌年，我已经服完先君丧服，到吴门扫墓，赵君茂元正在那里。他和我一样，都是眉山杨氏的外孙。若论杨氏的学问，平丹公学习朱氏、张氏之学，以道学自任；他的议论政事，必定以此为依据。见山公和他的弟弟吏部公，曾凭《春秋》担任太学教师，陈述义理十分正大，并不只是文章学问而已。宋朝灭亡五十年后，他的门人学生都已经去世，各位舅父也已亡故，遗留下来的书信文献所存无几。唯独茂元还能够有所诵习并把它们传下去，或许还能使遗留下来的风范余韵有所显现吧？至顺辛未年，茂元来京师调任官职，因为急于奉养父母，请求到远方任职的一道巡檄而离去。我了解他的心情，不敢以馆阁荐举为名把他留下。临行时，他请求我写几句话叙别。我想到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对茂元说的，便只把过去四川人求学的情况陈述出来，希望东南各地的蜀人兄弟子孙能够因为我的话，进一步推寻他们先世的学问而有所树立；这就是我区区敬重故乡的一点心意。集已经老了，茂元还愿意拿什么来勉励我吗？《送杜立夫归西蜀序》：天历建元时，诏书传布天下内外，天下人欣然同心，归于大顺。蜀地统帅凭借世代为臣、久经战阵的资历，倚仗势力而狂悖妄为，凭借险阻施行暴政。潼川人杜岩肖只是远方的一介布衣书生，却能够说明国家统绪的正当、天命和人心归向当今皇帝，以及皇帝诏书忠厚仁慈的深意。省臣为什么反而迷惑不明，又使我蜀地陷入不义之名，并使无辜百姓遭受杀戮之祸呢？杜生因此获重罪，能够不死，只是侥幸免死罢了。蜀地事情平定后，行省起用杜生为属官；御史台和蜀地宪司交相上章，论说杜生的事情，认为他非同寻常。宪台把他的事状上报，朝廷尚未答复。杜生以属官身份到京师进奏，事情办完便向西返回。有人说杜生应当稍作停留，朝廷的议论一定会设法安置忠义之士。杜生说：‘我是因为出使的事情而来，应当回去复命罢了，其他事情我不知道。’唉！君子的作为，只在于义理是否适当罢了。当他慷慨激昂地议论逆顺、去留时，只知道义理所在，就应当如此。当初哪里有借此希望求取荣华进身的意思呢？不然，他既没有俸禄供养，也没有职务牵系，难道会甘愿拿自己的七尺之躯去面对必死而不可测的危险祸患吗？今天这件事，御史已经说了，朝廷已经知道了，天下人称赞它壮烈，学士大夫也认为它正确。这样说来，称为杜生的人可以没有遗憾了。忠义之士没有得到任用，责任在朝廷而不在杜生。我任职太史，像杜生这样的事情，难道敢遗漏而不记载吗？这不只是为了乡里有这样一位人物。《送赵茂元归乡序》：一百年以前，我们四川的文献和美好传统，大多流传在东南。名门世家有几十家；宋朝灭亡后，前辈逐渐凋零，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已经很少了。眉山赵君茂元，从他的祖父、曾祖父两代起，凭《春秋》考取高等科第，出仕显达，声誉闻名于当时。他同本郡杨氏、史氏、程氏、家氏各家门户相望，彼此通婚；虽然远在吴越一带各个家庭之间，却充满了故乡接近古风的意味。归附以来将近六十年，茂元父子穿戴本朝冠服，在郡县讲学，并不嫌官位低、俸禄薄，意气清白明朗、和蔼可亲。至治壬戌年，我正好到吴地，打算就近向遗老和故家访求文献。不久被召回史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访问，茂元当时正任吴学正，便有机会从容交谈。但茂元又遭遇丧妻之痛，也没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十年以后，他调任京师，便请求领取闽地一道巡行檄文而离开，说：‘父母年老了，急于奉养。’又突然要分别了。唉，我终究没有办法扩充自己的浅陋见闻吗？前年我奉诏编纂史书，很遗憾蜀地学术几乎断绝，各位君子的绪论不能在旧府藏中看到。听说茂元得到他的曾外祖平丹杨公的遗文，将在任官之余把它同杨氏家集一起刊刻，这份志向实在深厚。我想进一步推求他的心意，访求各家尚有流传的文献，抄录后上送，这对于补充堵塞缺漏，不也是很美的事吗？谨写下这些话作为送别。明代彭韶《四川成都志序》：郡县有志，就像国家有史、家庭有谱；一时之间虽然不是急务，但百世以后终究要依赖它。假如想求得修身的要领、治理百姓的根本，地方志难道没有用吗？考察疆域的分合，研究治理成败的沿革，鉴察人才的得失，以及民情风俗、旧日踪迹和传闻，都要从志书中查考，地方志怎么可以没有呢？何况善于学习的人能够就事反省自身，未必没有帮助。成都古代有《华阳》等志书，后来久已失传。宋熙宁年间，赵清献公再次知成都，才开始删修古今事迹，编成《集记》。绍兴年间，制置王恭简公再次汇集熙宁、元丰以来的事迹，编成《续记》。到淳熙年间，范石湖、胡长文二公先后统帅蜀地，又汇集南渡以后的事情，编成《丙丁二记》。所谓丙、丁，是把《集记》看作甲、《续记》看作乙，并依次排列，等待后人无穷无尽地续编。凡是事目，起创于《集记》，后面三记都以它为祖本而加以叙述。四部记书如今都流传于世。两千年来蜀地的变迁，旧事能够不至于泯灭，是四记的功劳。此后直到宋朝末年，及至元朝二百多年，没有人再编修地方志。

译我朝宣德初年，已故少宗伯、五羊人陈公庭器来任四川宪使，于古代事迹中采录四记所说而加以删约；对于当代事情，则依据官修图志重新编订。至于淳熙以后到至正以前的事迹，他没有时间补入，也没有序文、凡例可以考察，大概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陈公文章品行高雅，长于著述，难道是因为当时仓促奉召入朝而停止的吗？最近又过去了五十年。成化丙申年春，襄城李公勉和我彭韶一同任藩宪，相互感慨，认为这件事看似可以缓办，实际却很紧迫，不能让它最终失传。于是以礼聘请致仕纪善黎君士纮、贡士徐君山甫重新编纂汇集。彭韶在余力所及之处，也作了考订校勘，间或附上浅陋的意见，论述编次一二。到此大体完成，共二十五卷。它的义例同《集记》颇不相同，不敢把戊、己二记当作错误，命名为《四川成都志》。可惜李公升任内台副职，无法再向他请正。这些遗留的差错，我哪里能够推辞责任呢？杨孟瑛《酆都志目录序》：以上是酆都志目录，由孟瑛编排次第。周武王把土地赐给太公，东到大海，西到河南，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孟子也说：‘用疆域的界限来划分百姓的区域。’益都划分土地、设置城邑，以此作为守护的范围，所以首先列疆域。疆域之内有山有川，所以其次列山川。山川险要，城邑依靠它来巩固，所以其次列形胜。九州都有对应的分野星宿，不用它辨别地域，凭什么察知灾异祥瑞，所以其次列星野。世代变迁、事物改变，城邑便有合并和分割，所以其次列沿革。城邑以百姓为根本，所以其次列户口。有人口才有土地，所以其次列田赋。有财富，所以其次列土产。山川、土地、田产、户口、贡赋，都必须由官府治理，所以其次列官治。三里见方的城、七里见方的郭，要同百姓共同守卫，所以其次列城郭。街道和坊巷，都是城中的道路。市集是乡民进行买卖的地方，用粮食交换器械等物品，正是所谓用有余补不足，所以其次列街市坊巷。城中有坊，乡中有里，用来区别百姓居住的区域，所以其次列乡里。邮驿用来传达命令，津梁用来沟通往来，都是政务不可缺少的设施，所以其次列邮驿、津梁。政务中有最应优先办理的，没有比救济贫民更重要的，所以其次列惠政。一年有丰收和歉收，不可没有预备，所以其次列荒政。使百姓粮食充足、兵备充足，二者的事务彼此联系，所以其次列武备。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所以其次列祀典。百姓得到治理，神灵之事也办理了，政务还有什么需要增加的吗？回答说，还要教化百姓，所以其次列学校。科举和贡举，是学校教育所成就的；科贡中有才华卓异的人，或者有德行事迹而闻名于世的人，是科贡中的英才，所以其次列人物。教化兴盛推行，贤哲树立榜样，于是上层的风气影响下层的习惯，所以其次列风俗。风俗大体以廉耻、节义为重，所以其次列贞节、隐逸。然而，一个邑中必须有贤能的长官和副贰官员，作为百姓的父母、老师和统帅，休养百姓以使民生富厚，教化引导以使风俗敦厚，才有所依赖，所以其次列名宦。推恩封赠是为了劝勉孝行，赐给高龄老人爵位是为了敬重年长者；教化流行之后，时代变迁、人事消亡，遗留下来的踪迹还没有泯灭，都是人物事迹的余绪，所以其次列恩典、古迹。其次是丘墓，其次是楼台。只有老教、佛教同我们的道统不同，另成一端，所以其次列释老。文章用来记载一邑之事，诗歌用来咏唱它，所以把艺文列在最后。只有地方有志书，才像国家有史书；史书由史官掌管，叫作有录、有纪、代有书。郡县遇到合适的人，志书就能修成；否则便会废弃。志书废弃，事情全都散失，文献也没有足以考证的依据，难道是小事吗？我们县的志书毁于兵火，已经将近一百年。成化甲午年，教谕陈先生瓛曾经着手编纂，但稿本尚未完成便任满离去。弘治丙辰年，麻城明侯绅有意修辑，请示郡府；宋公甫公把这件事交给孟瑛，又聘请长寿、孔荩臣共同办理。于是从野史中采集事实，向故老询问疑问；事按类别划分，体例依据义理确立。对于分类和体例的开端，各自写下了个人的意见。虽然才力不足以兼具三种长处，但事迹和条目还算完备。阅览疆域，可以看见规划经营；考察废置，可以看见盛衰变化；核查户口、田赋，可以看见贫富；考察风俗、人物，可以看见政教。我乡的文献，大概可以因此接近完备了。凡治理本邑的人，都应取一部放在案牍之间，公务宽裕时阅读它，因文字探求义理，因事迹寻求鉴戒，振兴衰败、补救弊病，顺应时势实行沿革，我的百姓或许也能从中获益。我编成这部书，刊板流行已有十多年，常常自己忧虑它浅陋，何况还有许多缺漏。后来我任职天府，特意利用余暇删订并重新刻印它。

译为此作序，列于目录左方。刘瑞《夔州府志序》：夔州处在雍州、荆州以及古梁州东部边界，是从岷山、峨眉山以下山川流峙汇聚之处，仿佛堂室深处。夔州是它的门户，而三峡又是门户中狭窄而高峻的地方。峡口有一座石堆，名叫灎滪，孤立的根基、峭拔的石骨，自古以来独自抵抗奔腾的波涛。其他那些像牙齿一样交错、像角一样支撑的石头，都不过是它的仆从罢了。左右两山名叫白盐山、赤甲山，巨石突兀、高倚天际，争相呈现奇异姿态，好像耸立的三座山峰；它们大概是灎滪的后代吧？这难道只是自然景观而已吗？实在是刚柔二气变化凝结而成的千重城壁，用来幽闭参宿、井宿的灵气。府治正面对着这道边界，也十分雄伟。府属有奉节、巫山、云阳、万州、达州，直到建始，共十二个地名，纵横大约千里。其中沿革显隐、地势人物、伟大功绩和奇异德行、风俗物产，以及古今文字记载，没有哪一项不应记载；又有谁来把它们传下去呢？洪武辛酉年，改州为府，直到今天没有方志可以考察，遗漏的事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大呢？正德己巳年，临川人吴显之考中进士，任冬官郎中，出任夔州牧；他视察府署事务之后，心中对此十分感慨。然而正赶上两川盗贼兴起，战事纷扰，没有时间办理。到了壬申年，林见素公几乎剿灭了全部盗贼，百姓才渐渐安康。吴君于是向十二县发出文书，让各县访求应当记载的事项，又聘请文士汇集编次，完成志书，准备刊刻，托我作序。唉！夔州将因此增光。今后阅读这部志书而知道吴君这项举措的人，都会把松弛的政务重新振作、使废弛的纲纪全部张举起来；云一样铺布，星一样罗列，也应当收拢衣襟说：‘夔州有这样的志书，难道可以忽视吗？’纵观其形胜和交通会合之处，神采受到磨砺，气势受到激荡，伟大人物也将接连出现。它的志向本来就不止于此。人们称说吴君兴办学校、慎重刑罚、节约财用、重视祭祀，施行典章而给百姓以恩泽，确实十分深厚；这些足以作为证明。唉！夔州将因此更加光彩啊！所以作序。《周洪谟送牟秉常先生序》【我叙述一郡自汉代以来见于史传的人物，当然不止一个。只是宋代的程公许忠信孝友，出于天性，史书对他极力褒扬。他只是因为抗直不阿，所以屡次升迁至显要官职，却又屡次遭贬斥。然而公许始终守持一个节操，从未改变；即使是古代正直亲身践行道义的君子，大概也没有超过他的。如今的秉常先生，是公许的同乡。他的才智敏捷近似公许，正直诚信也像他。永乐乙未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五经、诸子百家之书，没有不读的，而且过目就能背诵。当时同辈都称赞他博学通达，自认为无法赶上他。后来授任监察御史，弹劾人从不回避。不久因触犯权贵，被权贵怀恨，借法将他谪戍辽东，后来又迁徙到张掖，至今已经困顿羁留二十年了。边帅以下的人都器重他。先生每日磨砺自己，阅读经史，甚至忘了睡觉和吃饭。有空便作诗、写草书，因此他的诗越来越精妙，草书也越来越精练。近年被边帅推荐，才恢复冠带身份，仍在边镇幕府任职。不久因公务来到京师，随后与旧交以诗相别，缙绅大夫应和的共有若干首。这次又奉使来到京师，于是汇集这些诗，请我作序。唉！】先生长期受到压抑，正是孟子所说的“内心困苦、思虑阻塞，而且比这还要严重”的人。读先生的诗，我没有一次不替他感到悲痛。然而读者中有人讥笑他的诗过于悲凄，却完全不知道《诗经》三百篇中那些可以抒发怨愤的诗，都是出于正当的性情，并没有过失。先生的诗也是如此。古代的君子，在内举荐人才不回避亲属，在外举荐人才不排斥仇人，哪里能够找到这样的人，把先生从荒远边地起用呢？何况如今皇上励精图治，下诏寻求贤才，不遗弃出身卑微、处境偏僻的人；倘若有人推荐，征召先生的束帛礼物，早晚就会送到。因而写下这些话，作为送别的纪念。】《陆釴〈青忠惠集〉序》【洪武年间，蜀人青文胜任龙阳县尉。当时正值高皇帝刚刚平定天下，凡是妨碍税额法令的人，往往因此遭祸。县尉慨叹县境土地低湿，不能耕种，赋税又重，百姓逃亡，县邑将要倾覆了；既然如此，县尉还能做什么呢？于是他叩击宫阙，三次上抗疏，却没有得到答复，终于在登闻鼓下自缢。皇上怜悯他的忠心，减免了该县大半税额。县人感念他的恩惠，为他建祠祭祀；他的子孙也从此在当地定居。回想我过去在史馆任职时，知道青县尉的名声；后来任官楚地，楚地的大夫士人每当谈到县尉的事迹，常常感动激愤、悲伤凄怆，不能自已。可惜我没有考察过他的事迹。今年春天，我经过龙阳，采集询问县里的风俗，大家都纷纷赞颂县尉，如同新田的农夫、田野的老人谈起此事，甚至有人流泪说：“如果不是县尉保护我们，我县将连一个活口也没有了。”唉，县尉没有辜负百姓，百姓又怎么敢忘记县尉呢？青时中，是县尉的五世孙，偶然带着《遗爱录》请我作序。我说：“有爱民之心就能做到忠，忠心又有什么不足呢？忠心能够成就惠政，这正是你祖先的作为。”于是把书名改作《忠惠》，并为之作序。序说：古人所称的循吏，治理国家如同治理家庭，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这话已经说到极点了。然而没有听说过有像贤子的，为了家庭而捐弃生命；也没有听说过有慈母，为了子女而舍弃性命。这样看来，县尉为了国家和百姓所作的牺牲，比顾念自己的私利更深厚，这正是循吏难以做到的，难道不可以称为独行之士吗？】即便如此，文胜不过是一名县尉而已。当税款拖欠、百姓迁徙、县邑将要支撑不住时，必定有人要承担罪责。县尉于是奋然以自身承担，甚至忘记自己身份疏远卑微的界限，冒着越职犯上的嫌疑，直陈孤立而正直的言辞，触犯阻挠上疏的禁令，试探如猛虎噬人的危险，犯下五种极大的忌讳，历尽艰难而以死求得百姓获济；如果不是忠爱恻隐之情根植于天性，他就不会不受外物驱使。《易经》说：“艮止于背，看不见自身；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别人。”青县尉大概做到了这一点。唉，牺牲自身容易，为百姓取得功效却很难；如果死了却没有补益，为什么还要死呢？像先生这样的死，有史鱼那样的正直，事迹却超过了他的刚烈；有邭模那样的诚心，功效却超过了他的实际功业，享受后世百代的祭祀是应当的。因此，读《忠惠祠录》而不能警惕地敬重、慨然地悲悼、悲伤地流泪，那么他做官一定不善，做臣子一定不忠。这样看来，这部录可以用来劝善，也可以用来使人惭愧。旧本错乱、冗余之处很多，我略加改订：卷首为画像赞和公文，其次为传记等文章，再次为诗，分成两卷，交付时中校订刊刻。】

译《赵贞吉〈内外二篇都序〉》【有人问：“您为什么把古今书籍编成内篇和外篇呢？”我说：“我的意图在于完备治理世务的方法，使希望天下得到治理的君主有所采择。”经书说：“天下有四种伟大事物，而王居其中之一。”王，就是治理天下的君主。他的地位叫作“统”，他的臣下所传述的叫作“传”，他发布的命令叫作“制”，他办理的事情叫作“志”，他的治道叫作“典”，他的德行叫作“行”，他的才能叫作“艺”，他的技艺叫作“术”。这就好比一辆车，车轮、车辕、车辐、车毂、车轴、车盖、车箱缺少任何一样，都不是完整的车。能够知道八部书都是为了辅佐治理，并且巩固统摄，那么对于治理世务的方法，就会像从袋中取果、在斜坡上滚丸一样，既容易明白，也容易实行。”有人说：“这样已经很好了，为什么还要多加《出世通》，难道不违背吗？”我回答：“《出世通》是西方教化之人的书。先秦时代只听说过教化之人的名声，还没有见到他们的书。到了汉明帝时期，这些书传入中国，逐渐增多，也逐渐奇异。英明的君主和贤哲的大臣加以翻译、保存，到如今已有六十多卷。它阐发幽深、辨析奥妙，与儒家、墨家等学说各自发光、并立抗衡。既然说要广泛搜集遗闻，怎么能单独舍弃这些而不记录呢？怎么能说它是多余的呢？况且您也听说过出世的道理吗？教化之人知道其中的法则，把短暂浮生中匆忙劳苦的一百年看作一世。过去的一世称为过去世，接续而来的一世称为未来世，三世流转，没有尽头。然而至人的常住之心并不随三世流转，这叫作横向超出三世。又说这一世五浊混杂，称为欲界；上升一层是色界，再上升一层是无色界。但上升的还会坠落，坠落的又会升起，没有停止的时候。然而至人的常住之心并不随之升沉，这叫作纵向超出三世。“界”就是“世”。如果使治理世务的人得到这种常住的真心，并用它来教化治理，所带来的益处难道会小吗？怎么能说它违背正道呢？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把它列在外篇呢？”我说：“所谓内外，是主客的意思。治理世务是主体，出世之学是客体。教化之人的道理，寄居于三界，把身世看作寄寓；它对于世间来说，不正是客体的意义吗？这就像居家时主人，出游时客人。您在内就是主人，在外就是客人，这是就一个人打比方。又好比一家有两个儿子，一个耕田，一个钓鱼；耕田的叫农人，钓鱼的叫渔人。农人在乡里，渔人则在边外。他所处的地方和所从事的行业本来就在外，并不是有意把它排斥在外。”】《史业二门都序》【客人问：“《经世通》分为史、业二门，为什么呢？”我回答：“《经世通》是史官掌故一类的书。” 统、传、制、志，是史学的纲领，也是记载事情的方法；典、行、艺、术，是事业的常规，也是记录言论的篇章。史有纲，业有常，于是体制有主旨，主旨有纲眼，所以治理之理可以考察，道术不会分裂，这才称得上是良史。治理世务的君主，难道能舍弃这些吗？客人说：“您是学习道的人，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为史家呢？”唉！这哪里知道六经全都是史书，又哪里知道孔仲尼是史学的圣人呢？六经是群言的宗主，孔仲尼是万世的眼目。班固、陈寿以下的人，不足以参与这番议论。司马子长自称要做百代史官，也有尊崇孔氏、阐明道术的意思。可惜的是，统、典没有建立，传、行没有彰显，制、志受到压抑而不明，艺、术有所遗漏而不能发扬；只求内容繁多，却不把握宗旨，喜好奇异，却没有完备体系。这样眼目一定会紊乱，哪里能够探究治理之理、穷尽道术呢？我写这篇文章，把内容列为八部，以二门统摄，只求避免散乱的过失罢了。因此，列为八部，始终要归结到二门；统摄为二门，始终要追求归于一体。客人还没有明白，请详细说明。回答说：“如今治理世务的地位，以统为主、以辅为助；统的功用，就是传。上面发布的命令叫制，下面建立的事情叫志。” 归入史门的各类体裁虽然不同，但都归结到记事这一根本。治理天下的训诫，属于典的辅翼；典所体现的德行，属于行。长期学习而达到熟练，叫作艺；掌握诀窍而达到精妙，叫作术。归入业门的各类体裁虽然不同，但都归结到记言这一根本。这就是所谓列为八部，始终归于二门。因此可知，只要得到根本，即使内容越来越多，也不会散乱。至于史门所统摄的体裁虽各不相同，但纲眼在于统。统建立起来，天下的治理便出于一统；治理归于一统，对外施行王道的法则，传、制、志也都会随之统一。业门所统摄的体裁虽不同，但纲眼在于典。典建立起来，天下的道便出于一统；道归于一统，内圣之学便明白，行、艺、术也都会随之统一。这就是所谓统摄为二门，始终追求归于一体。由此可知，只要抓住纲眼，即使内容越来越奇异，也不会混乱。客人问：“有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我说：“您也知道怎样用兵吧？善于用兵的将领，只要虎韬中的谋略清楚明白，兵力越多反而越能发挥作用，这就是不散乱的比喻。您又知道下棋吗？善于下棋的人，棋子排列繁密而形成棋势，棋局越复杂越灵活，这就是不混乱的比喻。”客人说：“是，是。” 《刘文简文集序》【起初我进入史馆时，极力搜求刘文简公的文集，却没有能够见到。过了二十年，如今才在金陵见到，这是公的曾孙宗之新刻的宁国版本。当初，公领蜀地乡试解额，以成化丁未科进士第二名入翰林，任职太史。当时，合州邹公汝愚也因策论考入等第，任庶吉士。大约一年之间，蜀地得到两位奇才，他们的文章、才器和事业都在当时名列第一。不久，邹公因灾异应诏上疏，斥责贵臣，于是被贬，直至死去；死时才二十四岁。公则雍容地任侍从，在馆阁任职将近三十年，升至太常寺卿，死在任上。武皇末年，他几乎就要进入内阁执掌政务了。只是有所阻抑，不能上达，所以世人都知道公蓄积才德、等待时机，却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认为这是遗憾。唉，至于他的志意所在，大略都具备在这部书中了。从前我寻求观看公的文集，只希望看到他的文采罢了。如今稍微经历世事变化，处在忧患之中，才知道世道盛衰的原因；又曾私下探求公志意所在。听年长者说，先朝任职法从、供职禁林的大臣，都崇尚质朴、遵守法度，战战兢兢。租屋居住，借马出行，凑几十文钱饮酒，闭门减少交游，人人都知道谨慎自持。”

译到了他们逐渐被任用之时，更加躲避权势，远离权贵的形迹，以祖宗法度为国家根本，内心和眼目时时警惕，唯恐有丝毫偏离；在他们看来，那就如同犯下惊天大罪、不可赦免。清白自守而肩负重任，不追求外表的夸饰。唉，由此就可以知道文事的情形了。当时各司勤于处理案牍，只重视吏务，甚至把著作全都推辞说：“这是翰林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职分。”即使翰林也说：“文章是我们的职责。”而且不追求华饰，只求质朴、正直、厚重、温和、通畅、端正而没有枝蔓。执笔记事，文辞好像不够铺陈，气势却常常有余。所以在那个时代，人们信奉道义、遵守法度，淳厚的风气大为流行；天下富足充实，将士勇猛，战马奔驰，馆阁中没有轻慢的文书，边境没有侵扰疆界的事情。这确实是世道最盛、人才作用发挥得最充分的时代。公大概经历了弘治、正德两个时代的始终。盛极之后便思求变化，正处于半合半离的时会。如今看文集中的文章，裁度合乎尺度，不失为老成宿儒；文章都典雅质实，辞意重在指明要旨，善于辨析却不放纵，多是持守正道的长者之言。诗作因兴感而讽谏，没有绮丽纤靡、幽深隐约的习气。我没有来得及见到公，只能从他的言论探求其志意所在，发现与前面所说的风气几乎没有不相合之处。假如公没有早亡，能够在晚年得到任用，一定能成为维护纲纪的藩篱，不至于像后世那样溃败放纵。可悲啊，士人是世道由盛转衰的原因；文章又是士人由盛转衰的原因。因此我考察公的文章，必先论述公所处的时代，并惋惜他没有来得及在世道中完成事业，这难道过分吗？如今议论者都责怪邹公，认为如果他不突然发言，后来一定会被世所重用，只是逞一时意气而没有益处。唉！怎么能断定邹公沉默不言，就不会死呢？即使文简公从容退避、等待时机三十年，谁不说他谨慎呢？可是也可能转眼之间像山沟中的船一样覆没，那么又应当责怪谁呢？士人与时代相逢的艰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过去吴公献臣在成都刻印了邹公的文集，我曾经全部读过，也像邹公本人一样英气勃发。唉！我这个后辈，怎么敢忘记这些先哲的美德呢？

译这封信写给我的朋友宗之，用来答复他整理续述文集的辛劳。】《余承勋〈游峨集序〉》【蜀地的名山，岷山、峨眉山最为著名。岷山、嶓冢山，《禹贡》中已有记载；峨眉山在蔡防《乘载》以前的记载中没有涉及，所以没有固定的名称。自从有了图志，峨眉山以及青城山、鹤鸣山等奇峻山峰才开始明确记载，并按次序编列，本来就是五岳遗漏的名山。然而这里山灵峻险僻，游览吟咏的人很少；像扬雄、左太冲、郭景纯等作家，只称它为“绝限”“重阻”，或说是泉阳高远之地，寥寥不过几句话罢了。其他文章大多只是远望后吟咏寄情，实际上没有深入穷探、周遍游览峨眉山中的一切，所以真正了解峨眉山的人很少。于是按察使春山富公把他所作的《游峨图记》和若干首诗交给我阅读。这些大概是他任守古渝时所作。我反复读了三遍，感叹说：古人根据地理形势概括山川景象，使坐在朝廷中也能览知要害、制定策略，因此重视绘制山川，因山川形势各有不同；所以要编列名称、物产，叙述其中的道理，以辅助方志的编纂。又重视记载水土、调和声音，各因其本性，使它们参合治理之理而流通，于是风俗形成的原因就可以明白。春山的诗也是如此。因此，这次游览春山把峨眉山所有的景物都搜取出来，并用图、志、诗歌三种形式声容记述，三方面的优点都完备了。后来他升任按察使，巡视沈黎，筹备边防，陈述远方之事，使远人得到安抚，于是感慨邛崃山道路险阻，冒犯瘴雾而奔走集结的人已经疲惫患病很久了。于是考察各地气候，丈量路程险易，商议远近，从越巂寻找通往西南夷的另一条道路，开辟并修治道路；分设标堠，排列戍守，疏通便道数百里，直达峨眉山麓。百姓歌颂这件事。这大概是先用图志确定规划，使治理之理推广，并在道路上采集民情；这些都由“三尚”取得，难道不能说是筹划边防的助力吗？因此为他的文集作序。】《游峨山诗序》【峨眉山没有列入五岳，所以掌管疆域、典礼和祭祀的官署没有涉及它。然而它处于边远险阻之地，山势阻隔、道路重重艰难，自然使人怀抱新奇之感；能够前来览奇避喧、借山水助兴的人也很少。福建侍御丘练塘先生巡行四川，所到之处都搜集、记述并推举表彰当地山川。这次向西望见三峨，近在眼前，不禁感叹过去车马往来已经断绝。于是说：“广阔的河流、巨大的山谷，形势各异，百姓生活其中，风俗也各不相同；游历时若不询问周详，观察民风又能取得什么呢？”于是命令驱车到三峨山麓，登上高远幽深之处，直到山巅，以便充分展开宏大的观览。只见山河布列成景，华夏与夷地的事迹历历陈列；从遥远之地进入幽深之处，烟云在眼前荡漾。山中的泉石奇异险绝，是仙灵居住的地方；题刻、碑铭等文字布满山崖深谷。练塘先生说：“匡庐的奇峻山峰，有明远作歌咏；天台山神奇秀美，有兴公作赋。三峨的盛美，并不比庐山、天台差，甚至还有超过它们的地方。”来游览这里，难道可以不记述吗？于是即兴抒发畅快心情，吟咏成诗，写成四声；英俊同游者争相唱和，篇帙接连不断，必将把三峨的秀美奇异搜罗出来，依次记录在文字中。因此，他们采集所得的民风，准备宣示其艰难，概括其险阻，绘制成图，进呈天子。若说：“这样就可以接续《禹贡》《周官》的传统，《诗经》采风之人的体制也在这里了。”】《陈文烛〈杨升庵太史年谱序〉》【杨用修先生去世已经八年了，我经过新都，收集到他的遗书不过十分之一二。偶然从友人朱秉器那里得到先生的年谱，原来是简子绍芳编次的。年谱通常按年月编排，而这部年谱只是直书往事。简子以布衣身份游历云南，先生读到他的诗，与他结交甚为欢洽，大体都是实录。先生的侄子行人杨某把传记刻印出来，并嘱托我作序。唉！士人一生不过百年，想在千百年后成名，难道不困难吗？先生小时候过目成诵，每次一拿起笔，万言文章立即写成。文忠公认为他奇异，见到他的人都称为神童。他年少时就仿作《过秦论》，确实可以与贾谊相匹敌。刚到弱冠之年，在朝廷策试中取得第一。正德辛未年，我同乡李文正公在内阁，声望很高。他亲手拿着先生的策文，感叹说：“胸怀如海涵盖天地，文辞极其放达。”于是击节赞赏。嘉靖初年，先生上疏议论大礼，被谪戍永昌，四十多年后死在云南。我读这部年谱，竟不知不觉泪湿衣襟。先生聪敏慧悟出于天授，又世代掌管宫中秘府；假如给他足够岁月，让他在高大殿堂、细竹帘下从容进言，那么不用说功勋事业足以成就、善美足以考核，即使国家典章制度的盛美，也应当由他润色而恢复古制；谁知反而使他把搜寻穷究的志向用在深山断碑之间。他发掘幽深隐秘的内容，弹劾抨击权贵之家。他的著作有四百多种，这已经足以超越一代了。想起扬雄家中的子云，能够认识许多奇异文字；先生的风节不止超过他。过去称赏扬雄为绝世之才的，只有桓谭一人。如今天下听到先生的名声，都愿意为他执鞭随从，哪怕片言只字也都视为珍宝。先生的名声，即使百世之后也可以为人所知。过去苏轼因为一生未能认识范仲淹而引以为恨，后来能够为他的文集作序，幸而把自己的名字寄托在文字之间。我想汇集先生的文章，共同编成全书，却未能做到。】李贽《杨升庵文集序》：我读先生的文集，心中有所感触。古代的圣贤，他们生得不容易，死得也不容易。生得不容易，所以活着时人人都仰望他；死得不容易，所以死后人人都思念他。因此，前代出生的人还希望后世有人等待、理解自己，后世出生的人又常常为生得太晚而叹息遗憾，同时代出生的人又往往把自己比作依附骐骥，或比作凭借青云而上的人。这样看来，圣贤的生死确实意义重大。我读先生的文集，想考求他的生卒年月，却没有找到。遍阅各篇序文，而序文也没有记载。那些人或许认为，给别人文集作序，只应称赞他的文章罢了。这就像给道学家作序，一定要夸大道学；叙述功业，一定要夸大功业；叙述人品，一定要显扬其大概，难道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吗？所谓文集，是说这个人的文章确实可以流传后世，然后才把它汇集起来刊行。因此，这个人的文章应当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显著，凡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又何必借助序文和赞语呢？那些序赞之文岂不是多余吗？何况有些人未必能写文章，那么又凭什么知道他的文章必定可以流传，便为他作赞作序来传播呢？所以我曾说，世上作序的人很多，不过是那些无知的子孙想借助他人的地位声望来光耀显扬自己的父祖罢了。

译墓志。唐代苏绛《贾岛墓志铭》：公讳岛，字阆仙，是范阳人。周康王把少子封在贾地为侯，于是以贾为氏。贾谊是大汉太傅，贾寅是晋代尚书，从此美好的声誉流传久远；至于祖宗的官爵，反而没有详细考察，其中有不少人高蹈自守而不出仕。公发挥自己的卓异才能，禀受天地间的奇气而超群出众，挺然生于六经诸子百家之间，无不广泛阅览；尤其擅长构思五言诗，孤高绝妙的诗句，至今还传在人们口中。可惜射杨柳尚未中的，便突然遭到诽谤。于是出仕，接受遂州长江县主簿之职，在任三年，书卷从不离手。任期届满，升任普州司仓参军。各位诸侯以宾客之礼待他，他从未评论别人的是非。他骨格清峻，自然澄澈，探求至理，领悟到世间浮幻没有真实，确实知道无生之理可以追求，真是明白了啊！他又精于书法，得到钟繇、张芝书法的奥妙。所写文章，不以追求新奇华丽为意，淡泊地追随陶渊明、谢灵运的踪迹，像孤云和独鹤一样，高步超出尘世。长沙王太傅作赋的遭遇，大致也与此相同。只要时运一到，朝廷的诏书必定降临，他本可优游于显贵清要的官署，行走于清明仕途。唉！寿命长短自有定数，哪里能够超越？会昌癸亥年七月二十八日，公终于郡中官舍，享年六十四岁。唉！死后还不到十天，又转授普州司户参军之职；荣耀的任命虽然到来，对公又有什么意义呢？令人悲痛的是，他没有儿子。夫人刘氏遵照公的遗言，于第二年三月庚子日葬在普州以南的安泉山，担心山陵谷地发生变迁，便刻石记下这件事。苏绛有幸成为公的知己，奉命为他撰写墓志，文章末尾又作铭辞说：啊，美好的贾君！上天赋予你奇异的才华，文章声名高闻天下。白鹤不栖云端，你很早便振起声名光彩，高步超出众人。如今你已经离世，遗留下的芳香却像兰花一样长存。明代刘让璵《安居祠柳玭墓碑》：安居县太平里有唐代刺史柳公，名玭的墓。安居是重庆的属县，重庆是古代渝州之地。公最初被贬谪到渝州，后来迁往与泸州相邻的地方。难道他最终死在泸州，却又运回渝州安葬吗？还是曾经因做官来到这里，于是便在此定居？如今他的后代竟然没有流传下来吗？事情的始末已经无法考究了。只是根据《唐史》，我过去曾经捧读有关公的记载而肃然起敬；如今恰好任官于此，又听说有公的墓，难道能无动于衷吗？我将要向朝廷请求特意建立庙宇，只是自己的力量达不到。奉行我皇帝的制度，凡是郡县中的名宦，都应共同祭祀；而本县还没有这样的祠庙。于是借着新建祠庙的机会，便把公奉为首位。安居设县始于成化庚子年，在此以前隶属于铜梁，从未有过公的祠庙。公的操守品行昭著于青史，本来不在意有没有祠庙；但公的墓在这里，不能没有祠庙，这大概也是天理人心终究不可欺瞒的道理。贤能与不肖，是才质的问题；幸运与不幸，是命运的问题；是非好恶，则是万世共同的公论。《史记》记载，柳氏自柳公绰以来，以孝悌礼法成为士大夫的宗范；柳公绰曾任将帅，把淫逸之人沉入江中；又曾任京兆尹，整肃朝廷纲纪，说的就是柳公绰。而柳玭公是柳公绰的后裔，又以门第家法告诫子弟，更加勤奋自励；那么公以道德约束自身，不辱没祖先，并以此倡导后代，他作为孝子的表现就可以知道了。《史记》记载，公曾任御史大夫，皇上想任命他为宰相，宦官厌恶他，所以把他贬谪到外地；由此可知，公在朝廷上神色严正，不向谗邪小人阿谀依附，而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他作为忠臣的表现也可以知道了。公是忠孝之人，他难道不贤吗？但最终没有得到任用便死去，这难道只是因为坚持正直之道而获罪吗？伊尹、周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志向，而孔子、孟子却老年仍未能施行其道；不委屈自己而使世人归正，本来就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就唐代而言，宋璟辅佐开元盛世，最终却因直言而受到怀疑；陆贽对于唐德宗、李绛对于唐宪宗，也都是开始亲近而最终疏远，仍然是因为坚持正直之道，实在不足为怪。至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对于唐太宗，也都不是苟且迎合、求取容悦之人，但他们的政治主张无不得到施行。柳玭公所处的时代是唐昭宗时期，昭宗仍然锐意进取，有恢复国政的志向，但朝廷分裂决裂的形势已经形成，于是局势跌落，最终发展到唐朝灭亡。在这以前，像裴度、颜真卿相继去世，郑畋也去世；在这以后，崔胤之类的人物又出现。这样看来，当时朝廷中的人望，本来没有谁在公之上；即使把昭宗一时任用和罢黜的人物都列举出来，又有谁比“想任命公为宰相”这件事更好呢？假使事情果真如此，那就是时运经历否、泰、剥、复的变化；但事情没有成功，人们替公感到惋惜，说如果当时稍微贬低自己的操守以求成功，难道会不是另一种结果吗？为什么呢？假使公能够像唐太宗时的宰相那样得到际遇，成就岂不伟大吗？宦官奴仆和薰腐之徒的余党，哪里能像孟子因臧仓阻挠而不得见鲁侯那样，把没有得到际遇归结于天命呢？所以说，幸运与不幸是命运。可是经历五代、宋、元直到今天，已经一千多年，公的清廉风操和高尚节义，始终历久常新。只要谈到柳公的墓，听见的人没有不受到激发的。一隅荒墟、一抔土，又算得了什么呢？由此可以看出，百姓秉持常性，喜爱这种美德，而行善的人也会受到劝勉。所以说，是非好恶是万世共同的公论。可是小人们仍然洋洋自得，以为自己达成了计谋，岂不是荒谬吗？刘让璵修缮公的祠庙之后，便到公墓前拜祭，砍除交错道路上的荆棘，并立碑，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余承勋《修复宋苏洵坟祠记》：嘉靖壬子年春天，台史汝南人喻公正在眉山巡视，夜里梦见与东坡先生相会，于是拜谒三苏祠，写文祭告说：“东坡、颍滨葬在我乡汝水、颍水之间，坟墓至今还在；只有老泉先生葬在眉山的旧地。按照欧阳公所撰墓志，墓在武阳的可龙里，难道是被人毁灭了遗迹，长久以来无从考察吗？于是命当地守令杨侯秉和在彭州、眉州之间到处寻找，最终没有找到。议论的人说，东山十里外的广福寺，相传是老泉奉敕赐给守墓人的寺院；如果就在那块地方划定墓地并建祠，难道不胜过最终完全失传吗？否则，颍滨《坟院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广福寺是先公文安府君坟旁积聚的房舍，距坟约四里。老翁最初十葬在得安镇的山中，那里有一眼泉，名叫老翁井，坟距离泉水西南方只有十多步。如今寻找老泉墓的人，舍弃寺院而到泉水那里寻找，就接近了。’杨侯于是测量方圆之地，询问那眼泉水，终于在石龙东防的柳沟山中找到了它。那座山雄壮伟大，四面环抱；泉水从两山之间大量涌出，蓄积成井。老翁说：‘葬书所说的吉地，是神灵居处。’这话确实可信啊！于是又在山崖下发现了相连的棺椁，虽然没有埋葬铭辞，但老翁祭奠程夫人的文章说：‘只有你的坟墓，凿成两个墓室，考察泉水和墓穴，确实是老泉留下的坟墓。’”

译像石龙这样的地方，恰好在彭州、眉州的界中，难道“可龙”是相传中的讹误吗？杨侯于是告谕居民：“我不治你们的罪，另行选定地址让你们迁居；我将疏治泉穴、营建祠宇，在这里封土植树，并向守墓人重申禁止砍柴取材的规定，希望老泉的神灵能够栖息在这里。”于是把所需劳费约略计算后报告给台使，台使同意了。不久祠堂建成，杨侯请我记述这件事。我仰头叹息说：“老翁井本是偏僻的泉水，自从老泉之后才闻名。如今老泉的墓已经湮没，却依据老翁井重新找到了。老翁的井铭说：‘只有我和你，最终不再是平民。’老翁与泉水隔世相逢，真是奇异啊！”有人说，东坡、颍滨如果归葬到老翁所说的庚壬穴位，那么老翁的墓至今存在也是可能的。否则，老泉曾经想在河南选择居所，只是贫困而未能实现；东坡、颍滨大概是继承了他的遗志。如今二人的墓地中也有一座小眉山，向西望去是蟆颐山，风景没有不同；又怎么知道老泉的神灵不会往来游息于汝水、颍水之间呢？至于三苏家族之所以能够流传，欧阳公的铭文说：‘伟大的苏明允，既有文章，又有儿子，因此他父子兄弟一时之间文名震动京师；到他们去世时，忠爱孝悌的节操大都可以称道。’ 他们以此显扬于天下后世；他们能够保存而不朽，关键就在这里。又哪里在于一抔土对于苏氏是否存在、轻重如何呢？至于台史的文章和气节，能够与苏氏在不同朝代同样焕发光彩，所以他感慨契合之深，寄托在梦寐之中，极力推重并表彰他们。唉！佳城显现于白日，滕公便得以安葬；峡中棺椁坠落，王果又重新营造墓穴收殓。如今老泉废弃的井也将近五百年，却遇到台史封土建祠，难道不是非同寻常的命数吗？老泉名洵，字明允，号老泉，详细情况见《宋史》本传，这里姑且略述这些。宪伯陈公常道、杨公守约、参伯郑公光溥、学宪陈公鎏，先后都予以赞成。至于我乡的少卿吴君嘉祥，以及宪副的弟弟承业，也曾参与询问泉水的事情。于是记录下来作为这篇记。彭华《迁葬宋濂墓记》：金华潜溪的宋景濂先生，极其广博地通晓经史百家之学，发之于笔端便成为文章，文势奔放雄豪，与司马子长纵横驰骋、相上下，而义理情致又超过他。在元代时，他已经享有天下人的声望；后来退隐龙门山，著书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太祖高皇帝在庚子年初定都金陵，立即派遣使者征召先生。先生毅然应诏，第一次相见太祖便对他加以礼敬，不久又命他教授皇太子经学。先生讲解启发详尽明白，并且每天侍奉在皇上左右，陈述大经大法。等到高皇帝平定天下后，凡是用来建立朝廷纲纪、诏告臣民、制定一代法制以垂留无穷福泽的事情，其超越历代帝王、永远庇护万世之处，虽然出于天纵圣人的宏大规划和深远见识，但在皇帝左右赞助辅弼、润色成章的人，实在都要依靠先生。先生的名声传遍海内外，没有人不知道；而且身列侍从，所受皇帝眷顾恩宠之隆盛，也没有人能与之相比。晚年得到致仕的命令，闭门居住山中；不幸因为孙子宋慎获罪，受牵连迁居蜀地，死在夔州，于是暂时葬在夔府西面的莲花峰下，时间是洪武十四年五月。享年七十二岁。后来蜀献王思念他的贤能，将他迁葬到成都东面约二十里处，赐给田地以供祠祀。此后过了一百一十五年，到成化二十一年，巡抚都宪孙公仁、巡按御史俞公振、按察使周公藩以及藩臬诸公，一同到墓下拜祭，四处环顾徘徊，感慨而生怀想。周公认为按地理家的说法，山水不能环抱会聚，土脉浅薄，便对同僚说：“何不谋划迁葬此墓？”众位佥宪中，潘公璋特意向蜀王禀告。蜀王慨然命善于相地的人选择吉地，选得两处，其中一处已被宋承奉宋璟规划为寿藏。蜀王把这件事告诉宋璟，宋璟叩头说：“臣经营身后之事已经很久了，并且有房屋数十间，号称净居寺；又有若干田园，还有池塘竹木之美。如今卜者说这是吉地，可以迁葬。宋学士只听凭殿下的命令，臣不敢据为己有。凡是可以供祠祀的财产，都一并用来奉祀，臣不敢占有一丝一毫。”蜀王说：“很好。”周公听说后非常高兴，亲手抄录高皇帝与宋濂的手书、诰敕以及当时名公卿的赞词，进献给蜀王。蜀王更加感叹，于是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亲临墓所，命左长史萧用平代为致奠，并召见他的子孙，赏赐十分丰厚。坟墓开启后，棺木已经浸漫腐朽，幸好遗骸还在，于是更换棺木重新收殓，于十二月十三日改葬。废去净居寺中的浮屠像，改作先生祠，以便安妥先生的神灵。周公写信奔走数千里到京师，请我为此作记，将要把它刻在石上以流传永久。从前周文王迁葬朽骨，周武王封祭忠臣之墓，圣贤经典特意记载这些事，把它们作为美谈。如今蜀王对于宋濂，不仅为他封墓，又为他迁葬，还增加祠祀，礼制上是有根据的。用祭祀礼仪教导人们恭敬，百姓就不会苟且。贤明的蜀王能够使百姓兴起而不苟且，本来就与先王的盛大典章相契合，并且能够继承献王的志向而无愧；从这件事也大致可以看出来。况且周宪使首先倡议此事，宋承奉能够协助促成，郡中佐官、僚属和朋友都欣然从旁帮助，中间没有任何龃龉；于是宋先生的灵魂终于得以在这里安妥，历经千万年也仿佛仍然存在。唉！先生虽然没能回到故乡安葬，确实可以在地下瞑目，再没有遗憾了。”《复宋濂官爵祭墓记》：上天降生闻名于世的贤人，辅佐一代政治；他们的德业、声望受到当时人的敬重，也受到后世人的仰慕，这本来与时代气运有关，并非偶然。翰林学士承旨宋景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先生在本朝洪武年间，因为长孙宋慎犯法而受牵连，被贬居蜀地茂州；行至夔门，抱病去世，客葬在莲花峰下。永乐年间，蜀献王念及他是开国文臣之首，准备棺木将他迁葬到成都东郊外。岁月久远之后，墓地又建了祠堂，塑造他的肖像、设置神主来祭祀。门堂、寝室、旁室的形制都合乎礼制，地势高敞明爽，树木茂密。凡是在祠堂下拜祭的人，无不怀着敬仰之情，不忍离去。弘治丙辰年，蜀地按察司佥事王勅以翰林编修身份奉敕提调学校，修明并举行前代遗留的典章，于是把此事报告给巡抚都御史冯公俊，认为尊崇有德之人、报答有功之人，是朝廷的盛典。

译当太祖高皇帝在金陵定都以后，想寻求真正的儒者来辅益治国之道，宋濂应召出仕。说到侍奉皇帝左右，他在启发劝导方面功劳最多；奉命辅导太子，教导训迪的成效尤其显著。他施行教化，因此人才接连涌现；让他掌管论思之职，朝廷也因此更加看重。凡是斟酌郊社、宗庙、山川百神的礼典，朝廷春秋朝享、宴庆之礼，礼乐、律历、衣冠制度，四夷朝贡和赏赐的仪式，以及勋臣名卿显著德行和功绩的编次记述文章，全都称合皇上的旨意。太祖称赞他侍奉自己十九年，忠诚可以贯穿金石。由此看来，宋濂确实是当朝的功勋旧臣，可以与国家共享安乐，享受无穷报偿。然而他客死异乡，虽然已经改葬于著名藩国，但特殊礼典的恩宠褒扬，还要等待君上举行。应当恢复他的官职，尊崇他并为之立祠祭祀；这不仅是为了表彰他的学问品行、安妥他的英灵，也是为了激励四方人士。冯公俊和巡抚御史魏君英各自陈述此意上报，并且说佥事拳拳恳切地请求举行此事，已经再三提出，实在是急切希望朝廷追褒老臣旧臣、敦厚风俗教化，确实很有见识。皇帝看了奏章，当时便赐予批准，恢复他的原官。又命有关部门在墓葬所在地建立祠堂，春秋两季依照礼仪致祭。唉！先生去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一旦承受皇上的美好诏命，他的名声更加显赫。天下士大夫，谁不异口同声地称快呢！巡按御史荣君华、刘君琬，布政使郑君洪，汉中按察使李逊，参政叶贽、李进、崔升，副使刘璋、黄濙，参议沙璧、乔缙，佥事毛宪、刘杲、曲锐、张昺、朱福，都说先生得到这样的荣宠，是斯文之士的幸运。不可不记载下来流传后世，于是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唉，我这个小子，哪里足以描绘先生盛大的德行呢？但按义理不敢推辞。因此既叙述先生复官的缘由，又记述先生履历的事实。先生名濂，字景濂，金华人，潜溪是他的别号。隐士张继之说他的天分非同寻常，诚意伯刘公说他以圣经为主、以诸子百家为仆，柳文肃公说他凭借超绝的见识，又以精深广博的学问来成就它。在元朝至正年间，他被推荐为国史院编修，坚决推辞不就职。后来特意应太祖征召，被提升为儒学提举，接着改任起居注。偶因疾病回家，皇帝与太子一同给予他优厚的恩礼。不久奉诏总纂《元史》，升任翰林学士、知制诰，随后兼任太子赞善大夫，又越级拜为翰林学士承旨。等到他辞官还乡时，皇帝的宠赐更加优厚，褒奖封赠的诰词也都是皇帝亲自撰写的，天下人都以此为荣。他一生编纂撰述的著作有《日历》《宝训》《龙门子》《凝道记》《周礼》《潜溪翰苑》《芝园》《萝山》等集，内容醇正，气势雄健，辨析广博，义理深邃，阐发宏大的治道，文饰治理事务，陶铸发挥天地造化的精华，启发圣贤深藏的奥义。欧阳文公铉说：“如果不是才具兼备、见识超越千古，哪里能够参与这样的事业？”先生真是闻名当世的贤者。然而晚年道路崎岖，这大概就是命运吧！如今当政者大力举明遗留下来的礼典，以崇敬尊重先贤，正是能够知道当前所应致力之事的人。唉！先生功劳在朝廷，文章流传后世，大概要与日月争辉了，不必再多说。至于追尊崇报的礼典，确实是从今天才开始，我这个小子谨敢托言把它传布下去。《虞怀忠虞允文神道碑铭》：在宋绍兴年间，有一位重臣叫虞公，巍然成为百代的表率。虞公名允文，字彬甫，他的先祖出自唐代文懿公虞世南，后来迁居蜀地隆州。父亲封为秦国公，名祺，考中进士，卓异豪迈而有大度。虞公侍奉秦国公和母亲太夫人十分恭敬谨慎。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结庐守墓，白鸟来筑巢，当时人们称赞这是孝心感动所致。虞公在绍兴年间考中进士，任渠州知州。当时秦桧掌权，忌恨蜀地士人。秦桧死后，虞公才因推荐被召入对，论述士风的大概，说靠文章进用的人应抑制其轻浮，靠言语进用的人应黜退其巧诈虚伪，靠政事进用的人应去除其苛刻，这样或许可以承担重任、取得长远成就。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授任秘书丞，升为礼部郎。当时史浩专擅权力，主张和议而误国，虞公竭力进言说和议不可依恃，防备不可松弛，淮、泗一带的防务更不可有丝毫懈怠。金主完颜亮果然背弃盟约，亲自率领百万军队渡过淮水，朝廷内外震惊恐惧。枢密大臣叶义问督率江淮军队，一战便逃跑，两淮全都失守。金军大举逼近采石，虞公奉命犒劳军队，当时敌军骑兵遍布，我军士兵星散防守。虞公以忠义激励诸将，有人说虞公应当察觉形势、保全自己，虞公神色严正地斥责说：“危及国家社稷，我将到哪里去逃避？” 于是他收集散兵，布置阵势，把戈船编成五个部分。刚刚布置完毕，敌军大声呼喊喧闹，截断江面顺流而下，直逼采石。虞公率领将士拼死作战，于是大败敌军。完颜亮逃往瓜州，被部下刺杀。捷报传来，皇帝大喜说：“允文的忠义出于天性，是我的里度。”皇帝到建康后，任命虞公为四川、陕西宣谕使。当时史浩建议放弃德顺三路，虞公上疏竭力争辩不可。汤思退建议放弃唐、邓、海、泗四州，虞公又竭力争辩不可。他所说的都是关系军国大计的事情，朝廷最终没有采用，但虞公仍竭力坚持，毫不动摇。乾道初年，参与处理朝政大事。吴璘去世后，又以枢密院宣抚使身份宣抚四川，皇帝赐给他《圣主得贤臣颂》。乾道五年，虞公被大力擢用，尽忠辅导皇帝，尤其重视士人，设置材馆登记人才。一时名士如胡铨、王十朋、赵汝愚、洪适、汪应辰、周必大、李焘，都真诚地推荐引进。又说朱熹不在程颐之下，应当登用他，一定会有启发劝导的益处。《秦誓》中说大臣应当有宽宏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能够保全国家和百姓，说的就是虞公吧！我曾考察古代名臣硕儒中没有辱没大臣称号的人：唐代有狄怀英、裴中立，宋代有寇平仲、李伯纪。

译这四位公都是身着章服的儒生，却建立了安定社稷的功业；忠肃公虞允文昂然奋发，其后在不同朝代与这四位同样享有声名。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心志却相同。称虞公为宋朝的社稷之臣，确实恰当！我家先祖中丞编次谱系，实际是虞公的后代。这次我考察蜀道，经过仁寿，前往拜谒虞公墓，不禁悲伤抽泣，感慨仰慕虞公遗留下来的风范。县令梁秉礼为他增崇封土、树立墓表，清理出祭田五百丈，命僧人法旺佃种，用来供奉四时祭祀。又砍取石料，请我撰文。我私下认为，臣子献身于国，匡正国家、安定常道，处在顺利局面时施展谋略、制胜取功，成功较容易。只有在战马猖獗、大军败逃、国事危急的日子，才能发挥忠心和力量，摧毁强敌，使天下国家安稳如泰山。这不是才能与忠诚相合、把社稷安危视为己任的人，谁能够做到呢？我每次读《宋史》，读到忠肃公的传记，从未不整肃衣襟、神色庄重，仿佛亲眼看见他侃侃而谈、堂堂正正的样子。虞公真是人中豪杰啊！秦国公墓道表的撰文已经有任太史完成，我现在又为虞公撰写碑文，并作铭说：铭曰：啊，忠肃公啊，是矫健卓异的人中龙；忠心辅弼君王，气势凌驾白虹。绍兴末年，奸邪小人得到任用，虞公排斥他们的奸谋，就像风吹草倒一样。完颜亮的势力极盛，窥伺我淮、泗地区；戈船千艘，貔貅万骑。枢密大臣像老鼠一样逃窜，勇猛将领像狐狸一样躲避。虞公摧毁敌人的锋芒，如猛虎驱逐犀牛；于是斩杀强敌，于是巩固宗庙社稷。他竭尽勤劳，不顾早晚。德顺、唐、邓三路，都不可舍弃。他的言论慷慨激昂，如太阳照耀原野。诏命拜为大臣，掌握中书省权柄。材馆中有贤才名录，宾客之榻从不空置。朱熹、胡铨、朋愚，都是当世大儒；虞公推荐他们的贤能，如茅草连根相牵。裴中立能够克敌，狄怀英讨伐叛乱，寇平仲气象巍峨，李伯纪刚劲挺立；虞公兼具他们的美德，并且崇尚他们的德行。他的德性和煦如清风，光彩显赫如明亮的太阳。隆山乡里，皇塔山的南面；美德如玉收藏千年，忠贞如金历经万重霜雪。德行的芳香没有消散，他的后代也能够昌盛。多么光辉的功勋事业啊，请看这篇铭文。赵贞吉《忠州重修唐陆贽祠墓记》：自唐代以来，被贬谪而居住在巴蜀的贤人，没有像宣公陆贽这样著名的。死后竟然只能草草旅葬，也没有像宣公这样卓异的。大概宣公的道足以作为百代的师表，却终于在一时遭遇困厄，于是使他的功劳留在社稷，而自身埋没在荒草之间，所以志士仁人为他掩面流泪。试看舞蹈缀列的长短，可以由此观察德行。宣公是贯通古今的人物，理应尊崇报答、祭祀奉祀，以表示长久不忘。可是祠堂和墓地荒芜湮没，遗风流传也消失了，既无法安妥神灵，也不能慰藉瞻仰凭吊之人，难道不是后世贤者的责任，也是负责观风察俗者的过错吗？前些年，四川巡抚、闽中人黄公开始因督运木材经过州境，前往南山之下察看宣公墓，见到墓地后大为感动，立即命官吏按照规制开始改修。不久，正堂、寝室、亭苑、厨房、浴室，全都极力修缮完备。后来又增大墓地范围，加高墓表石柱，扩大祭祀田地。大约过了一年，各项事务都已齐备。黄公升任川贵总督、驻节辰州沅州之后，湖南罗公接替了他。当时协助工程的有巡按御史郭君、董君，查盘给事中李君，御史刘君，督木郎中李君，副使楼君、王君，参议缪君，佥事张君；他们志向相合、声气相同，成就了黄公的美意。接受委托主持工程的有重庆府知府薛君、通判赵伟、知州黄器、重白指挥使世簪；他们勤于工程而使事情完成，辅助实现了黄公的意愿。听说两位公还想在嘉湖访求宣公的后裔，到他家中商议选择墓地；太保东湖公也参与其事，但尚未立即到达。等他到来，祭祀事务就有人主持，会更加完备。唉！宣公去世千年，到这时崇奉报答的事情才算完备。若不是这些贤者竭力把它当作自己的责任来承担，又怎么能够如此慰藉前代的忠贞，成就这旷代盛大的伟观呢？于是黄公近来写信送给我，只希望我铺陈事实，以此弘扬风俗教化，并不只是哀悼宣公当时不得志罢了。可见他的见识确实卓异。我没有什么才能，怎么能不选取宣公最重要的事迹，来告诫我巴蜀、夔门、庸地的士人，使他们知道仰慕宣公，从而使高雅正道流传无穷呢？难道还要只顾区区责怪痛恨裴氏的后人，再次替宣公悲伤吗？我听说，宣公之所以能衡量古今才贤而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有四种道术：辅佐君主的忠诚，经世治国的才能，正统的学术，优美的文章。这四种道术，即使只真正得到其中一端，并把自己的才能完全发挥出来，也足以闻名当世、独立不朽。何况四者都盛备呢？宣公之所以超越汉代、凌驾唐代，使宋代人敬畏而难以匹敌，原因就在这里。苏轼说：“宣公的智慧如同张良，而文章还超过他；才能如同贾谊，而谋术并不疏略。”这就是宣公超越汉代之处。魏公魏征主要以忠诚和才能著称，韩公韩愈主要以正统和文采见长，这就是宣公凌驾唐代之处。所以评论者说：“大概只有宋代范仲淹范希文可以相比吧？”他一身兼备四种道术，足以与宣公相似，我也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看他的言论，宗旨符合治国大计，学问根源于诚明，践履规矩、行为端方，没有瑕疵污点；风义上的取舍，也都合乎法度。他的实际处境也确实接近范仲淹，没有辜负法度典章。然而范公英姿特异、勇于进取，而宣公则深沉谦冲、不自满。他在四十岁罢相时，已经几乎达到了不惑之境；五十岁处于困厄时，又接近知命之年。若得到重用，他就如龙骤起、虎突变，才华散布而无边；若被远远排斥，他便收敛声名、涵养光辉，归于无迹可寻。宣公这种忘却名利、独自契合大道的境界，正是范仲淹应当畏服之处。既然如此，说宣公直接追随道真、成为亚圣的同类，王佐之才的伴侣，难道不对吗？唉！国家有这样的臣子，却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才能。对宣公来说又有什么遗憾呢？议论宣公到了这里，那么先前因为他一时受困而替他悲伤流泪的人，确实不值得再说了吧？然而如果不是黄公喜爱前代贤人，并且见识卓异，谁能启发我写下这些话呢？因此一并记载此事，告诉我巴蜀、夔门、庸地的士人：凡是知道仰慕宣公的，都应自行选择正道并努力践行。

译王世贞《张佳印墓志铭》：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铜梁公请求归乡，确实是在万历丁亥年。大概他三次上疏请求，天子仍然不忍答应，最后不得已才允许他乘驿站车马离去。当时公卿大臣都说张公身体十分强健勇武，即使县官有紧急事务，也一定会召他回来。他归乡以后，天子仍然时时询问他的起居饮食状况，把他的情况看作关系国家轻重的大事。到了第二年戊子，张公果然因中风不起。天子为此震惊悲悼，停止朝会，命宗伯、太宰、司空商议，追赠张公为太保，赐祭九坛，并让工部郎马鲁卿办理安葬。于是公卿大臣面向西方咨嗟叹息说：“国家的栋梁倒塌了！”张公临终前更换寿衣，对儿子说：“安葬我时，一定要请王元美撰写墓志铭。”王元美是我的友人和兄长，刘元子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墓志铭一定要请元子撰写行状。于是他的儿子锦衣君叔琦等择定庚寅年夏四月，把张公葬在凤凰山赐茔，提前拿着刘元子所写的行状来请我撰文。我从金陵得到张公讣告，立即设位哭悼，并作此文托付夏官带到张公乡里；即使不能亲自下去送葬，又怎么敢推辞呢？张公姓张，是楚地孝感人。他的先祖中有天性，躲避元末战乱逃入蜀地，深入泸州铜梁，于是在那里入籍。传到两代以后是防，娶汪氏；又传一代是巽，娶刘氏；再传一代是文锦，就是南潨公，娶沈氏。从南潨公以上追溯各代，都因张公显贵而获赠官职，配偶也都封为一品夫人。张公名佳印，字肖甫，起初自号防山，因为家住居来两山之间，后来改号为居来山人。沈夫人因感应奇异梦境而生下张公。张公年少时聪敏秀异，非同一般儿童。七岁侍奉南潨公，举出古书中的传语，他就能谈论质疑，像平日已经熟习一样。八岁诵读书籍一千余言，十七岁成为诸生，参加经义考试时总是名列诸生之首。重庆太守、光州人刘公出行巡视所属地区，读到张公的文章，大为惊异，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交游，那儿子就是元子。刘公本来以古文辞著名，又喜好谈论军事，收藏许多奇异文籍，全部交给张公。张公有时与元子谈论英雄，感叹说：“所谓英雄，大概就是我张家的子房吧？行动时运用无形之用，静止时运用有形之用，最终遇到事情时显得像早已熟习，忽然收敛时又深不可测。像文子在胸中谈笑自如，像周亚夫在营垒遭到攻击时安然卧睡，这样的人才算接近英雄。”元子对他的志向感到惊异，而张公又更加学习先秦和西汉的文章，在黄初至大历之间的文章风格上下探究，已经很有所得。二十三岁在蜀地参加乡试，第二年便考中进士，出任大名府滑县县令。滑县原是三辅西部的重要县邑，张公到任后审阅案牍、裁决案件如同神明，而总是依据实情、合乎法律来办理。诉讼双方刚一审理完毕，都满意地离去。官吏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张公。当时缇骑统帅倚仗皇帝宠信，势力极盛；他派遣的调事官校，与诏令文书同样重要。一天张公闲坐，有一个戴头盔、穿着紧身军装的人，旁边跟着一个髯须人，来到县门。守门人拦住询问，他呵斥说：“我是官校。”于是径直进入。张公下堂与他交谈，那人径直上前说：“县官想要逮捕你，县里豪强耿氏也与你有牵连。”县吏以下的人全都退避。那人于是挟持张公进入别室，拿出匕首，与髯须人一同架在张公脖子上。张公心里明白他们的意图，问：“你们想要什么？”答道：“给我一万金。”张公故意惊讶说：“我哪里能得到一万金？”髯须人说：“某库中有一万金。”张公又故意惊讶说：“库中确实有金，只是账册上都是各乡赋税户长的姓名。你们一旦带出县城十里，事情必然败露。而且今天我若给你们公库的钱，按法律必死；不给也要死，死法相同罢了。我宁可为国而死。”于是伸长脖子说：“匕首为什么还不刺下来？”髯须人说：“我哪里忍心刺下去，只是想得到钱罢了。”张公慢慢说道：“县城中富人很多，我写一张纸交给他们，即使不能得到一万金，也可以得到一半。” 张公叫一个小吏上前，命他拿笔写下纸条，列出二十家应缴赋金的人家，说：“缇帅催缴金钱非常急迫，可以把赋金送来，凑二百金交给我。”当时县丞、主簿局促不安地站在仪门外，还以为真是官校来捉拿张公。等拿到张公开列的赋金主人姓名，才发现那些人全是盗贼团伙中的游徼、骁武之徒。于是他们才知道这是借征赋敛财，急忙召集这二十个人；每人带着二十金，袖藏铁椎，前来拜见张公，说：“百姓贫困，所能交的赋金只有这些了。”张公故意发怒说：“我让你们交入二百金，为什么只有二十金？拿什么向那两位官员的口袋交代？”又命一人上前，那人突然跃起扑向他。髯须人出其不意，当即割颈自杀。解下那个弁人的衣服，审讯他，得知他名叫任敬，髯须人名叫高章。又派游徼到郊外四处追捕，三四名轻装骑兵都逃走了。审问后都查出了他们的姓名，将他们在市中处以磔刑。张公遭到劫持时，神态从容，像没有发生事情一样；劫持解除后，他鼾声大作，一直睡到天亮。人们因此知道张公可以承担大任。张公在县里事务多有空闲，于是更加创作歌诗。李于鳞当时任顺德守，顺德与滑县相邻。于鳞任刑部郎时，曾与我以及同舍郎徐子与、梁公实、宗子相、吴舍人明卿唱和诗歌，颇为世人传诵。张公心中羡慕此事，于是拜访李于鳞，拿自己的诗作作为见面礼。李于鳞非常赞赏张公，与他屈尊交往，按同等礼节讲论。但张公更加由衷地仰慕李于鳞。当时年成大旱，富民中有人故意囤积粮食、不肯出售。张公向上级请求，按平价把粮食收进仓中煮粥，救济饥民，保全救活的百姓以数万计。事情上报后，皇帝特赐金币。张公治理政务的声誉流传开来，按法应当首先入省任职；但因年资尚未达到规定标准，便破格提升为户部主事。任命下达后，李于鳞写信给我说：“寄居盟坛之中的人，有一个能胜任齐、秦赋税事务的，就是张肖甫。张公实在不会埋没。”张公入京后，便与我和比部郎德甫一同来拜访我。当时诸位君子文采风流，各自放情纵意，互相砥砺，追求高士的行为；又举杯飞觞、挥笔作书，通宵达旦没有止息。只有张公温和从容地处在其中，像巨源那样深厚冲和，而且年龄又最小。宗子相、吴明卿很喜欢讥评公卿，却总称张公为“张少保”。后来张公官位升到宫保，汪司马伯玉写信戏称“余少保”，如今果然应验了。足下难道不会也因此沾沾自喜吗？不久张公出任闽广金帛事务，廉洁自守，出入之间丝毫没有私取。途中改任兵部职方主事，大概是太宰建宁李公了解他。很快因南潨公去世而回乡，丧事一切遵循古礼办理，悲哀之情尤其深切。服丧期满到京时，正逢蜀地吏部有空缺，太宰嘉禾吴公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听说张公将到，便说：“这是很好的吏部郎。”

译张公到任后，补任原来的官职，不久请求改任司勋郎。当时权相分宜早已知道他的情况，暗示张公行贿而未能得到回应，便斜眼对吴公说：“这个人原是太宰的私人门生，如今太宰还要偏爱他吗？”吴公坚持不让步，无法应付，只好调张公为膳部郎来为自己解围；而张公原来社中的朋友都已迁徙贬谪，没有留在京中的，只与南海黎惟敬、汝南张助甫、濮阳李伯承、庐陵胡正甫多有诗文唱和。那些嫉妒他的人侧目进谗，分宜的儿子说：“从前王、李诗社中那些敢于蔑视并讥讽执政的人，这个张某还没有别的罪过。”于是分宜借助风灾、雾霾等变异来考察官僚，张公因此获罪被贬。被贬后任陈州同知，当时徐子与任汝宁知府，明卿由贬官调任归德司理，三人相会，十分欢快。然而张公并不把自己当作迁谪之人，勤于整治辖境中的盗贼奸邪。中丞吴兴人蔡公曾认识这三人，便备办宾主之礼接待他们，当时人们称赞此事。张公调任蒲州知州，蒲州在晋地疆域最为雄大，显贵人家鳞次栉比；又屡遭地震，房屋、牲畜和各项赋税都不能按时供给，张公委婉周全地安抚抚恤百姓，同时也没有废弃威严。至于其他所掌管的事务，他处理起来游刃有余。铨部一向知道张公受到屈抑，又看到他的政绩，便破格升任河南按察佥事，整饬颍上兵备，张公更加能够施展才干，颍水、毫州之间都安宁无事。不久改任云南提督学政，以经学和文雅之风振兴诸生；昆明一带的优秀人才，都通过古文辞考取，因此张公的声望更加受到重视。升任广西参议，入朝整饬大名兵备，任副使；分守甘州，任右参政；巡按山西，任按察使。他所到之处都有声望和实际政绩，官吏百姓都称颂他。在山西任职不久，又破格拜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提督应天等处军务兼巡抚。张公乘驿传到九江时，安庆传来兵变消息，道路上人心汹汹，交通受阻。张公连夜赶赴潜山，嘱托九江兵使者派驿卒向安庆军门报告，说援军早晚就到。正好叛乱士卒此前已经被擒获，谋划在外呼应的余党屏息不敢行动。张公从桐城赶往金陵，任用侦察人员查得实情：安庆卫中一名资历深重的军官与郡守抗争，郡守志隆因此从前任南兵部官员的位置上出来，稍加裁抑，又严格核查他们占用民夫服役的情况。指挥马负图、张志学、张承祖恼怒，便让他们的舍人挑动悍卒；那些曾在江海上为盗的吴锡等人竖起旗帜，进犯官署，守军随即出动抢掠百姓财物。郡守已经与守备设防，将其平定。张公于是具疏上报此事，请求一概依法处置。但留守的宦官意念动摇，说郡守其实是被他们激成兵变，想借此动摇张公，张公不为所动。诏令逮捕指挥等人，判处死刑，并把吴锡交给张公执行军法。郡守志隆最终得到昭雪。张公出巡各郡县，务求把握大体，不斤斤计较期限和会集，始终把民间疾苦和官吏弊病作为急务。当时我被重新起用，由大名调往山西，都因张公代任而未能相互见面。我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张公来巡按此地，我们相对哭泣，十分欢畅。等我服丧刚满，张公与郭御史推荐我的奏疏已经上呈。我被起用为湖广官员，入朝任太仆卿，张公仍在任；他想到母亲年老，想奉母亲回蜀，便上疏请求退休。但太宰杨襄毅公原是蒲州人，熟知张公贤能，坚决挽留他，对他的褒扬极其优厚。然而张公曾私下对我说：“我一定要归乡。我暂代此地职务时，故相新郑公确实赏识我的才能，次相江陵公也从旁劝助。我以为大臣只应一心为国任用人才，不必向两位公报答致谢。没想到两人都怀疑我，认为我一定偏向其中一人。新郑公已经离去，而江陵公正掌握国政，又对我怀恨在心。安庆副职王应桂，是过去为指挥使、与郡守志隆结怨的人。”张公极力陈述王应桂的情况，请求发配戍边；但南台与王应桂有牵连，曲意庇护，使刑罚得以减轻，王应桂又把诽谤之言归咎于张公。江陵公果然相信了这些话，命张公听候调用。张公欣然奉母亲回到蜀地。张公归乡后，众人纷纷议论说张公的冤屈没有被掩盖、应当列入白简，又说张公贤能、可以大用。江陵公心中不安，后来也查知张公确实没有其他过错，终于大为后悔说：“我差一点失去这个人才。”当时江陵公虽然嫉妒刻薄，但还能够为国家急切求取人才。不久张公补任南京鸿胪寺卿，开始独自赴任。没过多久，升任南京光禄卿，擢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真定、保定等郡。刚从江口出发，母亲的死讯传来了。张公大声号哭，痛不欲生，披散头发，勉强进食，昼夜奔驰回去哀悼，悲毁得像丧失自身；南潨公只得强自振作办理安葬。丧事完毕后，张公把先人遗产中价值千金的部分推让给兄长。服丧刚满，便奉召巡抚陕西；尚未赴任，又改任宣府。顺义王所属别部满五入侵边境，张公设伏将其击退，皇帝赏赐金帛超过常例。这一年，张公节省的钱币以万计。他修筑七座堡城，每城又修二堡；又修筑独石、半壁、猫儿塔三城。修缮南山边墙一万六千九百四十丈，功效增加而费用减少。皇帝又多次赏赐金帛。入朝任兵部右侍郎。不久浙江传来骄横士卒作乱的警报。总督巡抚浙江的吴中丞吴善言，原本是贤能官吏，却不熟悉军事。他曾经取中营减发士卒每月的粮饷，士卒申诉，他不听，于是士卒喧闹起来，把吴公捆在车中，连帽子和鞋都打破了。到了演武场，众人一齐辱骂吴公并数说他的罪过，还想痛快地处置他。正好工部郎谦和两位御史前往解劝，费尽各种言辞，但士卒仍然责令吴公陈述情况，要求他补发粮饷，并以二千金赔罪，事情才停止。吴公于是离职退居吴兴。当时这种情况发生时，吴地、楚地、闽地、越地的士卒都很骄横，督抚大臣惊惧不安，甚至有人挖墙洞来防备意外。事情上报后，江陵公说：“谁能够制服他们？”随即又说：“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了。”于是请张公兼任右佥都御史，出镇浙江，允许他相机处理事务。张公驰至京口，约我出城会面；我正在称述民情，推辞不能出见。张公问：“怎样才可以处理？”我说：“杀得少了就会废弃法度，杀得多了就会引发变乱，只有根据时势缓急，擒获他们的首领就行了。”张公点头赞同。当时陆与绳以少司空身份居家，张公拜访他，谋划与我会合。但张公刚刚替代吴公，城市百姓的骚乱又爆发了。起初杭州城中各处栅门都有役夫司，向各乡土著招募游手来充役。后来一定要本人服役，懒惰者多依仗权贵势力逃避，役夫人数越来越少，差役越来越紧迫，游手无赖也没有饭吃。

译侨居的客民丁仕卿借着有利时机向有关方面陈说此事，监司不听，他愤愤地说：“难道认为我们这些人没有爪牙吗？宁可还不如营兵，于是谋划市井奸猾之徒，构成诅咒，发动叛乱。”恰逢丁仕卿因其他罪名被捕，郡中给他套上三种刑具押送示众。市井奸猾之徒一起冲上去抢夺他，众多无赖更加聚集起来，放火焚烧权贵人家，说这些人庇护逃避服役者；于是攻破两座台使官门，抢掠衣物行装后逃出。使者逃跑，和三司官员一起藏入佛寺以免祸。事情上报后，张公问营中之人：“负责海上巡哨的士卒已经出发了吗？”回答说：“已经出发了。”又问：“两营留下的士卒，留下的难道没有与市民合谋吗？”回答说：“还没有。”张公高兴地说：“我知道怎样处置了。”立即催促他们出发。随从官吏都惴惴不安，面无人色，张公却饮食谈笑，神态自若。到了镇所，百姓抢掠更加严重，把各处栅门全都毁掉以快意，人数将近一千。台门公乘轻车出来劝告他们，随从有几十名材官剑客，都张弓持鸟铳跟随。张公径直走到桥边面对他们劝说道：“你们不要反叛！反叛就会用天下的军队把你们擒拿诛戮！而且你们一定是有所苦恼。”他们说：“苦于夜间服役。”原来有势力的富家依仗权贵人家逃避差役，而监司、守令却像没有听见一样。张公说：“这很容易解决。怎么能因为你们一时愤怒，就牵连你们全族呢？”随即下令免除差役，众人才叩头退去。退去后，他们又抢掠大户人家，整夜火光连天。张公连夜起草檄文，天刚亮便派一名校尉骑马去劝谕他们，众人却把檄文撕碎。张公大怒说：“皇上命我诛杀乱兵，如今竟然见到乱民便退缩吗！”于是召来游击将军徐景星，让他叫两营首领进来，安慰勉励他们说：“乱民的恶行已经到了极点，虽然如此，他们并不是你们这类人，很容易剪除。为什么不把这当作功劳来赎回从前的罪过呢？”众人都踊跃听命。张公又叫来首先倡乱的悍卒马文英、刘庭用，说：“听说你们二人以前曾自己捆绑起来请求处死，是壮士。你们既然因法律获罪，为什么不为义而死？况且一定不会让你们死。”两人也踊跃听命。张公于是约束两营壮士，命徐景星率领他们讨伐乱民，前后四战，大败乱民，活捉一百五十人送到官署。丁仕卿也在其中。张公挑出其中的豪强五十人，全都斩首并悬首于官署门前，其余全部下狱。跟随作乱的人都惊惧伏地，有的像鸟兽一样逃散。杭州人仿佛获得了新生。张公具疏上报，并且说：“近来有关部门执行政令过于严苛，裁削得太厉害，只图虚名，不追究实际造成的祸害，以致远近人心离散，乘机偷偷发动，开始是兵变，接着是民变，这确实说明人心不稳，容易产生叛乱首领。如果不是仰仗皇上的明威，申明整饬法度，接连不断的挟持事件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这实际上是暗中借事劝谏江陵公。江陵公虽然嫉妒刻薄，却替他向皇帝稍稍说了宽解的话，皇帝下达优厚诏书褒奖答复。因张公挺身犯险，在顷刻之间平定变乱，使纲纪大为振作，忠勤功绩卓异，皇帝赐给他飞鱼服、黄金二镒、文绮四表里。这一年又因追录宣府功劳，加上考核三年政绩，前后录用他一个儿子补入胄子。张公私下想到兵乱大概将要平息了。宽松就会废弛法度，严急就会引发变乱，于是故意亲近两个首先倡乱的人马文英、刘庭用，对他们说：“你们的罪可以赎免了，赐给你们冠带。”两人自以为得意，神态洋洋自得；士卒中有人受到他们侵侮，众士卒非常怨恨，说：“你们煽动我们作乱，自己却因立功得到官职，反而让我们仍然惴惴不安。”张公估量这两人的心意已经与众人相违，不能再有所作为。于是与兵使顾养谦商议，安排两营士卒出海巡哨，又暗中把两人的姓名交给徐将军，命令他将二人捆绑送到军门。马文英、刘庭用被提升后又被数说罪行，随即斩首；其余人都赦免不再追究。张公仍召来平乱的两营士卒，对他们说：“我不是不知道你们首领的姓名，只因你们从前有平乱功劳，而且我不愿失信。”士卒们都吓得双腿发抖，连声答应。不久他们说：“我们现在总算能够吃饭睡觉了。”张公又具疏上报。当时江陵公先前去世，接替他执政的人为张公请功，皇帝大为高兴，拜张公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命他回兵部办理左侍郎的事务。当时我居家，颇为熟悉这些事情，便把它记下，并且说：诛杀乱兵，适当放缓而不急迫，其中的道理我或许有所知；能够迅速处理又恰到好处，能够缓处又周密隐秘，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刘元子听说后，也说：“子房的谋略，以及赵文子、周亚夫的胆识，正是少年时自许的才能，怎么会像这样完全应验呢？”张公得到替代之后，途中被拜为兵部尚书，协理京营戎政；不久又改任兼左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三镇，兼理粮饷。张公在浙江，并不只是两次平定大变而已；他所规划的十项建议，如改革保甲、间架、差税中不便于民的部分，都上奏施行。浙江人直到今天仍把它们奉为条例，相互歌咏追思张公，感念他不忘百姓，并且为他建立生祠。张公到蓟门后，申明约束，检阅士卒和战马，赏罚分明；大将、副将以下都凛然如负霜雪。他屡次建立战功，先后以捷报上闻，皇帝赐蟒袍、黄金、文绮，并准许其世袭。又据守险要、增设墩台，形势稳固如金城汤池。兵部尚书出现空缺，朝廷推举张公，迟疑很久，才决定让他入部主持事务。廷试时，他曾抗议读卷官的做法；每年判决重大死刑案件、举行朝廷审讯时，执笔记录的官员本属吏部，但皇帝忽然把这些事务交给张公，大概是看重他。当时张公为人坦荡宽厚，性情又喜爱宾客；凡是凭借艺文来访的人，没有不请来接纳的，因此宾客的气势更加舒展。有的人自夸能够得到张公的心意，想借他向上陈说事情，张公虽不答应，也不加追问。宫中权贵骄横，过去把兵部当作外库，张公多次坚持原则，不予应承，因此他们怨恨张公；台谏官又乘机弹劾他，幸亏皇帝了解实情。可是张公因为功名盛满而自我抑制，常说：“功成名就之后退身，是上天的道理。我张家的子房，不就是我的老师吗？”他三次上书请求退休，辞意越来越恳切，才得到批准。回乡后，他在巴岳、玄天宫买田，作为清静居所，邀请道士同住；又拜谒潼川州云台观的玄帝像，说：“这是先母的心愿。”他撰文记述那里的胜景，飘然有遗弃尘世的志向。他将要把自己的诗文集全部刻印，便写信到金陵，对王先生说：“替我全部作序。”此前我已经为张公的诗和奏议写过序。信到达金陵的那一天，张公却去世了。明朝兴起以来，称得上文武兼备的人，只有王文成、杨文襄和我余肃敏而已。

译我余肃敏年少，孙于武勇而文才不足，杨文襄疏放，也不能与张公相比。张公的成就如此宏大，不应当因为雕虫小技以及我与他交往的私情而混淆张公的志业。然而张公的精神确实寄托在这些文字中。想起曹子桓所说的话，难道可以就此停止吗？张公的文集有若干卷流传于世。配偶是一品夫人向氏，有妇德，辅佐张公直到显贵。张公有五个儿子：锦衣卫指挥佥事叔琦，娶冷恭人；乡贡士叔佩，娶舒氏；南京左军都督府经历叔玺，娶高氏；女儿一人名蒲，嫁给高元之，是向夫人所生；国子生叔珂，娶高氏；还有叔环，娶杨氏。女儿一人名杭，是赵氏侧室所生。孙辈男子十人，女子十人。元孙宜、孙保、孙同，孙女名蕙、寿、芳以及尚未命名的，都是叔琦所生。曾孙女名变，是叔佩所生。玄孙贻孙、振孙、明孙，孙女名云、祥、保、瑞、桂，是叔玺所生。来孙女名淑，是叔珂所生。各房婚配对象多出自名门。铭曰：滑县这个地方，在三辅西部边界；张公当时任县令，面貌清秀而年轻。强盗首领劫持并索取钱财，张公神色不变，发出文书召来外援；最终虽然自身处于危险，劫盗首领却被一并擒获，连同其首领都受到惩处。在上谷地区，他制驭狡猾的敌人；对方没有想到他会有所宽纵舍弃，于是他用德行安抚他们，用武力振作军威，就像对待骄纵幼儿一样，把他们控制在掌股之间，时而惩治，时而抚育，使他们不敢违抗。最艰难的事情，没有比钱塘乱兵更难的了；猛虎般的兵势蛰伏，百姓才逐渐安定张扬。张公说：“驱使他们跟随官吏。”于是自己伏倒乘坐轻车，向他们展示周行的道路。他们表面上伏地服从，后来又重新反复；张公倡导大义，赫然喊道：“你们这些戎兵，留下的两营士卒，你们的罪其实很轻；消灭那些狡猾的恶徒，就能洗刷你们的罪名。”戎兵欢呼，张公赐他们新生。他们接受军法，凭借锐利武力，逼近那些如狐般狡猾的叛徒，如扫落叶一般，成群地前来受俘；有的被斩首，有的胸腹被刺穿，鲜血流成沟渠，其余党徒逃散，低头收敛耳朵逃避。悍卒冒犯主帅，怎么可以不诛杀？张公暗中伺察了一年，才捕获首领。那些人并不知道，反而更加放纵骄横；张公把他们捆到官署门前，他们可惜不敢喧闹，于是曲意赦免两营士卒，以保全从前的约定。迅疾的雷霆一收，白日便光明昭昭。张公的心志所仰慕的，正在张子房。等到他撰写行实等文时，汾阳王郭子仪单骑驱逐敌人，气势吞并戎羌，收抚并诛戮降人；天威忽然显扬，后来归随赤松子，才得以收敛退藏。啊，张公的武功，不在于攻战；啊，张公的功勋，不依靠甲胄。以仁心作为勇力，以坚毅成就宏大事业；造物者偏爱你，为何不让你最终完成一切？文士本来没有用处，竟敢借用张公的威势。郭子章《汉扬雄墓记》：我进入郫县，召见诸生，问扬子云亭在哪里，他们回答说：“扬子过去有亭，后来改成了书院，在里面祭祀扬子；不久又改成学宫，把扬子的祭祀移入乡贤祠，如今再没有亭子了。”我问扬子的后裔，他们回答说：“郫县已经没有扬子的后人了。”我说：“扬子连续五代都只有独子传承，子孙不繁盛本来就很自然；如今天下也很少有姓扬的人，难道唯独郫县会有吗？”我又问扬子的墓，他们回答说：“墓在县城以西二十里，荒芜污秽，没有修治，乡里的孩子在墓上砍柴放牧，过路的人都为之叹息怜惜。”我说：“这恐怕就是侯芭所说的‘玄冢’了，也可能只是衣冠冢，不应当任其完全湮灭。”于是我发文命有关官吏培土封墓，四周种上柏树，并下令禁止砍柴放牧。成都守耿子健和郫县县令李某在墓石上题字，我题写道：“汉扬法言玄先生之墓。”耿子健亲笔书写，交给郫县县令刻在石上。从此郫人才知道，死去的贤士坟墓也是尊贵的。法是什么？就是《法言》。玄是什么？就是《太玄》。扬子著作很多，如《反骚》《广骚》《畔牢愁》《甘泉》《羽猎》等篇，到晚年却悔恨这些作品，唯有《法言》和《太玄》是其中最重要的。蔡中郎题写陈寔之墓称“文范”，颜延之题写陶渊明之墓称“靖节”，都是取其最重要的著作和品德来称说。唉！世人诋毁扬子，是诋毁他没有为汉朝死节，反而做了王莽的臣子。我老师胡庐山先生曾为扬子没有仕奉王莽辩解，写了几千字，但也没有确凿证据。《美新》《安汉》两篇文章，使扬子即使有百张嘴也无法为自己辩解。我认为，《美新》不是极力赞美汉朝，而是极力赞美秦朝；《法言》不说“继承汉朝”，而说“安定汉朝”，可见扬子的内心大概也有非常不得已的苦衷。况且古今国家灭亡时去死的人，大概是认为不死也无所作为；那些不死的人，则是忍辱偷生，准备有所作为。殷朝灭亡了，箕子、箕山的事业还没有发展完成，箕子为什么要死？子纠死了，春秋时代还没有统一，匡衡关于四称八观等著作还没有完成，管仲为什么要死？司马迁受辱了，《史记》还没有写完，司马迁为什么要死？所以说，死有重于泰山；又怎么知道《法言》《太玄》这两部书不是要等汉朝灭亡后才能完成呢？又怎么知道扬子不死不是为了有所作为呢？我因题写扬子墓，便在后面题道：“法言、太玄，正说明他不死的用意。”唉！李令伯讥称汉朝为伪朝，我经过彭山的坟墓，看见坟土高耸如封；谯周劝后主投降魏国，而千年之后仍同葬一丘，坐在充国之堂，又怎么能说他比扬子罪过更深呢？可是人们为什么不曾剪除扬子墓地的松树呢？李鉴《赵宗普墓志铭》：赵公名宗普，字圣符。考察他的祖籍，是山西太原文水；赵公的祖先最初就出自那里。后来迁居成都郡安邑。玉，是他的曾祖父；显贵，是他的祖父；贤，是他的父亲；黄氏，是他的母亲，赵公由她所生。张氏是他的原配，沈氏、杜氏是继配，都是赵公的妻子。赵公的父亲和赵公本人，都因皇帝推恩而被封赠为文林郎、安庆府宿松县知县；赵公的母亲和妻子也都被封赠为孺人，这是赵公所得到的恩荣。他有博士弟子员宗朴，是赵公的兄长，兄弟友爱。赵公有四个儿子：长子珀，是郡里的贡生；次子玥、玳、珆，都学习儒业，这就是赵公子孙繁衍的情形。崇祯乙亥科乡试中，他考取拔贡第二十六名，这是赵公发迹的起点。壬午年，他任皖地灊山的县令，兼摄宿松；甲申年正式授任宿松县令；乙酉年升任仪部主政，但还没有赴任，这是赵公所经历的官职。灊山、宿松两县都被兵乱、火灾、荒年和疫病毁坏，赵公到任后，便放宽禁令、缓征赋税，以招集流亡百姓。他处理政务不求过分明察，只求公平；治理百姓不求声势赫赫、炫耀威严，只求安抚、惠爱。因此，狡猾的人收敛锋芒而逃往别处，顽劣的人流着涎水来冒领恩德，胥吏抱着文书屏息不敢妄动，耕田和送饭的人划定田界、互相谦让；读书人和士绅佩带冠服、各守职业并辨明方向；商人改变所囤积货物的方式而嬉游防闲；盗贼停止狐鸣般的盗窃，迁去从事耕作；老人和孩子在田野歌唱，在街巷嬉戏。

译因此赵公辞去职务回乡时，皖松、灊山两地的百姓就像失去了父母一样，拦在道路上哭泣送行，甚至卧在车辙前竭力挽留。这就是赵公第一次治理灊山、第二次治理宿松的政绩。六年后，长子珀从宿松来到宁地，哭着对我说：“先父在丙戌年去世，暂时葬在宿松，请您写几句话来慰藉先父的亡灵。”我把他政绩的大概了解清楚后，写下这些话。我和县令的先父是兰草茝草般的知交，还记得年轻时曾亲自拜见过赵公的祖父国卿公，他敦厚朴实诚恳，长相丰厚隆盛。赵公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母亲黄孺人，内在品德贞洁贤良。赵公生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二月二十九日庚寅，天资英俊爽朗、洒脱不羁，有远大志向。二十岁刚成为秀才时，无论大小考试，每次都考取第一。他最初受到豫章涂绍奎公赏识，后来又被楚黄何闳中公选拔识拔，名声于是大为显赫。赵公喜欢读内容宏博、气势纵横的书，喜欢谈论忠孝节义之事，喜欢结交那些眼空四海、豪迈不羁的人。他尤其专心研究堪舆术和行医卖药的技艺，即使郭璞、邵康节两位先生也未必超过他。他言语不多，但遇到善于辩论的人能够折服对方；平时气度温和，但遇到大事能够果断决断。他曾和我在东山读书，深夜点灯交谈，倚着石头讨论文章，风雨之中同床而卧，阴晴明晦都相互依托于道义。我们的情谊亲密得如同骨肉，回头想来，仿佛还像昨天一样；可是如今他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不禁抽泣、感到惋惜的原因。赵公与我姻亲相连百世，我曾经常往来于赵公家中，完全了解他持家治家的情况。族人中贫困的，他常常拿出自己的余财来救济他们的急难。他教导孩子，常常用古代义理相劝诫，不让他们走上邪僻不正的道路。如今赵公的儿子珀，言语举止都合乎正道。继配杜孺人以及玥、玳、珆等子女，和珀的妻子梁氏，都遭遇了献贼的灾难，却没有受辱于贼人之手。这正是赵公留给家人的家法。以上就是赵公立身行事的大略。丙戌年东流县发生变乱时，赵公丝毫没有屈服，抗击贼军而死。生死大事确实重大，而赵公就是这样面对它的。唉！他对于义和命，可以说已经能够安然处之了。赵公死后七天，珀的儿子在江中寻找，竟使他的尸身完整如初，连一寸一块肉也没有损毁，只是让鱼鳖吃饱了肚子。这一定是鬼神在呵护防卫他，此事也确实奇异得近乎怪诞。宿松人思念赵公的贤德，老人们相互扶携前来祭奠哭泣，又为他占卜吉地，以牛眠之地安妥他的灵魂。唉！赵公是蜀人，却死在宿松，葬在宿松。如果有一天他返回故园，即使没有具体日期，也将在那里逍遥游乐、嬉戏娱乐，把那里作为永世安居的房舍。大概没有人促成却自然促成的，是命运；没有人安排却自然如此的，是上天。唉！赵公有这样的品行，却不能使祖先的声名大为昌盛；有这样的才华，却不能在当世得到充分任用；有这样的节义，当权者却不能把他的事迹上奏朝廷，使他得到皇帝褒奖。赵公在九泉之下不能不感到怏怏不平。即使如此，珀是孝子，一定能够仰体父亲的心意，奋发施展自己的雄才，以光大父亲的志向。赵公虽死犹生。我又为他写铭文道：▯江深处的幽魂在那里徘徊，锦水遥远，神灵所依恋。随同万物腐朽的肉身终将消尽；而与峨眉峰、玉垒山一样长久屹立天地之间的，是清正的节操和高尚的风范。时代越久，石碑越坚固，后世之人看到它，常常会凛然从我的文字中感受到生气。祭文。宋代王十朋《谒文宣王庙文》：孔子的道，一以贯之，哪里会因远近而有间隔？孔子不嫌弃九夷，甚至想去那里居住；他的道行于蛮貊之地，也把那里看作一家。如今西南地区文物丰富、人才盛多，具有洙泗之地的风气，在中原诸华面前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如果不是圣人教化广泛传播，哪里是一个文翁所能教化成这样的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书生，承蒙皇恩出任巴地长官，惭愧自己没有足以从政的实际才干，但也大致知道富民和教民应当从哪里做起。至于侍奉贤者、亲近仁人，以及学习圣道、爱护百姓这些事，我实在不敢不努力。我愿意和诸位生员共同勉励的，是忠、孝、思无邪。《谒昭烈庙文》：唉！东汉末年，盗贼窥伺帝位，天下三分。皇帝本是刘氏后裔，既有汉高祖的气度，又有汉光武帝的气概，还有王佐之臣，只是没有中原土地，凭小小的蜀地抗拒大国。上天两次厌弃汉室的德运，宏伟的事业没有成功，功业虽然稍有贬损，但天下四海都归向仁义。永安旧宫的遗迹还可以记述，君臣都有庙宇，英雄为之落泪。岁月渐渐久远，庙宇栋梁却没有修治。我来镇守这个地方，经过这里不禁感慨，于是全面更新庙貌，略备肉食祭品；在旁边观看八阵图，仔细阅读《三国志》。我虽然有酒，却不祭祀曹魏。《谒武侯庙文》：丞相忠武侯，是蜀地的伊尹、吕尚。他高卧南阳，悲吟《梁甫吟》；刘备三顾草庐，请他出山。他使汉室得以复兴；如果不是刘备，哪里会有这样的君臣关系？君臣如鱼得水、蛟龙得云雨，才华施展不过十年。曹丕的志向短小，假如武侯没有早死，军队再出征一两次，吴、魏都可以吞并，礼乐制度也可以建立。难道只能让英雄为之落泪吗？古今的军事谋略，绝不是庸常史书上的话。我奉天子之命，来统率这片土地，梦中观看八阵图，果然来到夔府；武侯庙貌仅仅保存下来，但他的风流遗迹仍可看见。旁边还有关羽、张飞的庙，正如一龙二虎。哪里还能得到这样的人，来消除外来的侵侮呢？明蜀献王《祭汉昭烈文》：洪武二十四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二十八日，谨敢昭告于汉昭烈皇帝、汉丞相诸葛忠武侯：龙兴则云从，君主英明，臣下贤良，千年难遇一次，为什么君臣相逢总是不长久？考察古代，实在只有成汤三次聘请莘野的伊尹，承接筐中礼物，君臣都有同一德行，才革除夏朝而建立商朝。经历嬴秦直到两汉，谁能承袭他们留下的芬芳？伟大的中山王后裔刘备，正当群雄纷争之时，从寒灰中吹燃火焰，三次到南阳相访；君臣情谊如鱼水般欢洽，言语和志趣与关羽、张飞没有隔阂。他保有岷山、峨眉山，控制荆州、湘州，三分天下，开拓疆土，确实是同心协力，在当代大放光彩。我非常仰慕他的美德，有幸在此地开创基业；看到秘密宫殿颓败，感叹古柏荒凉，便命将士修筑围墙，使高大的栋宇巍然耸立，使丹青色彩灿烂辉煌。今天重新规划规模，使精神聚集在一堂。现在告知修缮成功，我心中十分欢喜。派遣官员前来祭祀，斟酒宰羊；希望汉昭烈帝和诸葛武侯神灵广大，保佑我蜀地百姓，降下丰厚的福气。

译《祭杜甫文》：洪武二十六年，岁次癸酉，十二月某日，派遣官员以牲畜和酒醴作为祭品，祭告草堂先生杜公：先生距离今天已有数百多年，但成都草堂的名称直到今天仍然流传。我曾经纵目观看，在万里桥以西、浣花溪旁寻找草堂旧址，只见衰草黯淡、寒烟凄清，因此不能不有所感触。于是命工匠修建草堂，开辟一块地，在堂上悬挂旧日的名称，希望过往的人能够仰慕先贤。然而世人所传诵的是先生遗留下来的文章；而我所羡慕的，是先生即使只吃一顿饭的短暂时间，也始终怀有忠君爱国的深切念头。即使他出了巫峡、沿湘江而下，本来就不会恋恋不舍地停留在这里。但先生的精神就像水存在于大地，无论到哪里都无处不在。因此写下这些文字，抒发我内心的忧思，迎着风斟酒，希望先生神灵前来享用。许应元《立杜甫祠祭文》：承蒙圣皇盛大的恩赐，我返回夔州复任，登上高峻的赤甲山，经过东屯遗址，哀悼哲人遭逢困厄、寄居江潭的处境；看到遗留下来的宏丽文章纷纷在眼前，更加悲伤抽泣、泪流不止。过去三代末世，忧虑斯文坠落人间；经历五代长期延续，王道之风被杂草般的污秽遮蔽。唯有先生深厚纯美的德性，承受上古圣王的精粹，挺立着高峻的节操，吐露出如美玉般灿烂的文章。遭逢污浊乱世和纷乱争夺，辗转困顿，步履艰难，只得回望江岸而暂时停留；忽然在此住了三年，后来向东惊行。遥望遗址辽阔空旷，感叹田野上禾黍茂盛。我要在北山建起高大的祠宫，希望招来先生神灵栖息。山上有椒树，水洲有兰草；神灵若来啊，云旗翻动。神灵啊神灵啊，确实会欢乐；巴地歌唱、楚地舞蹈，都是神灵所享用的。函谷关、崤山重重阻隔，神灵不能匆忙远去；神灵如果不喜欢这里，又将到哪里去呢？请享用祭品。陈献章《祭邹智文》：唉！邹愚不显露自己的才华，反而隐藏光芒；急切勤勉、惶惶不安，却不降低自己的节操，反而害怕节操受损；一生轰轰烈烈。过去在翰林院时，他言语或沉默、浅露或深沉，谁能了解他的内心？近来到了南海，处境困穷却不后悔，这才显现出他的耿介。学业因时势而兴盛，品行因志向而成就。君子的贞正，是贞德的根本，不应承受上天的损害。只是命运为什么如此短促！算了，算了！天道无知，哀悯这个孤儿寡妇。死时不躲避险难，生时一定遵守操守，这就叫没有辱没自己。北风萧萧，云旗摇摇。蜀道遥远，我带着酒和肉，尽情痛哭这一场。愿你的魂魄赶快归来。杨廉《祭邹智文》：唉！你的父亲放任你读宫中秘阁的书，你为什么却起草奏疏来议论执政大臣？朝廷安置你在瀛州之上任职，为什么反而招来灾祸，被投入瘴气弥漫的海滨？你的身体很虚弱，哪里适合远行？难道你只知道有国家，而不知道有自身吗？你父亲还在家中，所以你甘愿过贫苦生活；难道你只知道竭尽忠心于君主，却没有时间顾念父亲吗？唉！这确实就是你的志行。你得到程氏的著作，却不能长久留在朝廷，并不是你的志愿如此，而是不愿让自己皎洁的品格沾染世俗尘埃。你的讣告传来时，我还怀疑不是真的；不然，为什么被杀的元城竟在岭外一夜毙命？被流放到儋耳的子瞻，最终也不能不被召回。后来反复询问，知道确实如此，才在寝门前痛哭，泪水沾湿了手巾。唉！悲伤啊！可惜你正值美好的年华。杨慎《祭刘春文》：岷山的精气，与井络相通；光辉灿烂而高峻至极，实在是孕育伟人的地方。上天生下我刘公，不只是为了一个国家，也是为了一个时代。在一国之中，他是珍宝；在一世之中，他是祥瑞。三礼科考名列首选，殿试夺得鼎甲，文采铺陈于朝廷，言论陈述于皇帝近旁。他在文苑中声名显著，成为儒学宗师。讲论金华之学，参与白虎观议论；记录东观典籍，考订南宫制度。文章瑰丽，直笔著史，具有大雅古风。随着仕途阶次而获得声誉和任命，想到身居职责便竭力尽忠。于是升任宗伯，掌管国家礼仪。公的品德恭敬清正，内心简约平易；所行合乎礼，所守合乎仪，既相契合，又能承继古道。斟酌言论，足以施行；即使有所违背，也值得覆按记载。服丧期间，皇帝下诏召回；总理政务，仍然留掌印信；任满考核政绩后入朝。皇帝念及旧日学臣，让他在西垣起草诏书，在东阁推演诏令。新天子即位，更新政治，改定年号；如饥似渴地任用俊杰，日夜思念英贤。论才华和声望，谁能超过刘公？上天不肯多留这位贤臣，使公年寿稍延便离世。悲哀啊！贺喜之门顿时变成吊丧之所；叹息啊！栋梁已折，霜降禾稼，公与世间的缘分已经断绝，天下苍生的希望也随之落空。唉！官位达到八座，寿命超过六袤。虽然已经享有尊贵荣华，却遗憾才能没有得到充分施展。就公自身而言，树立德行、著述立言，足以不朽而无憾；从议论公的人看来，他本可为世道人心、为百姓建立更大事业，却因未能充分施展而令人不满和惋惜。唉！幽深遥远的神灵车驾，已经返回东川。我恭敬地陈列菲薄的祭品，来告慰祖先的灵筵。张时彻《祭宋濂文》：先生的学问贯通天人，道统追溯濂洛学派；才华足以经世济民，志向在于振兴礼乐。正值元朝天下草创混乱之时，先生于是嘉许隐退、守持正道；辞去史官职务而不任，进入龙门山采药。综合百家深奥的学问，驰骋于六经平坦广阔的道路。看他所著《四符》《八枢》《十二策》，大概并不是只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里追逐神奇，而实在是想继承三代英贤的功业。正赶上元朝气运将尽，真主即将兴起，于是皇帝用蒲轮车下聘，先生便奋发扬威。授予学士的优厚官秩，也奉诏讲授经书；施展辅弼朝政的宏大谋略，主持文章坛坫的盟主。正当君臣共同欢乐、夷夏各族都钦慕其名声时，他以大雅之士的明哲为师，终于请求退休，归居田园。哪里料到鸿鹄已经高飞，却又被弓弦丝网所伤？最终在遥远的流放地丧命，可惜旅途中的孤魂形单影只。宁愿像狐死首丘那样怀念故乡，却只能同屈原一样漂泊零落。唉！遭遇困厄而暂时隐伏，本来就是贤哲之士常有的处境；处于太平盛世却遭逢忧患，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历经漫长岁月，先生的光辉仍然鲜明如生；他的神灵流布于川蜀，他的道统在婺城绵延。即使世人所崇尚的美玉各有不同，谁品评品德时不把他列为最高？何况我才疏学浅，实在应当把先生作为准则和戒绳。瞻望先生光彩焕发的遗像，眼泪已经落下，沾湿了帽带。我陈列豆笾祭品来致祭，希望借此彰显先生美好的声名。

译《祭方孝孺文》：从前孔子有“杀身成仁”的训诫，孟子有“舍生取义”的箴言，先儒解释说：不过是成全一个“是”字罢了。唉！正学先生方孝孺之死，难道不是所谓杀身成仁吗？难道不是所谓舍生取义吗？难道不是所谓成全一个“是”字吗？乙丑年发生变乱时，靖难军已经攻入，建文帝已经灭亡。文皇已经登上皇位，从亲属关系说是高皇帝的儿子，并不像异姓篡革命朝；也没有发生市朝迁易、社稷更置的情形。人心归附，士大夫纷纷并肩事奉他；而先生崇高的德行和厚重的声望，正是文皇及其左右掌权者所倾慕、一定想招致的人才。假如在当时，对于仁、义、是这些原则看得不真切、守得不坚定，那么没有谁不会提起衣裳赶去投奔。为什么先生却披着丧服出行，丢下笔痛哭，以文章辞诀，连一道诏书也不忍起草，甘愿让自己的身体肝脏被剖裂、皮肤被剁碎，还使亲友八百四十七人跟着一起成为鱼肉？先生出生时应验木星降祥，本来就应当出世；受到高皇帝眷顾，文章足以超过苏轼、黄庭坚，却不屑只做文章之学，必定要比肩濂洛诸儒而不轻易止步，正要穷究洙泗之源，和伊尹、傅说比肩建功，使自己的道统符合往圣，功业辅助天地，这样才算完满。后来他怀抱伯夷、叔齐那样的耿介，留下了舍生守节的名声，这只是先生的不幸罢了。古人说，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像先生这样的死，究竟是轻如鸿毛，还是重如泰山？文皇曾对人说：“他享受朝廷俸禄，只是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仁皇也说：“像方孝孺这类人，都是忠臣。”既然两位圣主都这样说，哪里还需要等很久才评定呢？唉！先生的仁已经成就，义已经取得，是已经成全了；即使死去，也不可磨灭。天下后世仍然不断遗憾，是因为他的九族都被诛杀，使宗族祭祀延续千百年后竟无人祭享。唉！悲哀啊！我自幼与先生同乡，诵读先生遗文，仰慕先生的芳烈，没有一次不凄然悲伤、潸然落泪。如今我手持符节镇守剑南，这正是先生流寓之地；回望庙宇祭祀之所，我的悲伤和眼泪，难道只是平常人的感情吗？我推求先生的心意，把这些话告诉幽冥之中的先生：先生认为我是了解您，还是认为我不了解您呢？郭棐《祭三贤祠文》：万历二年，岁次甲戌，秋九月壬申朔后二十八日，谨备祭品，祭告少陵杜先生、康节邵先生、潜溪宋先生的灵魂：唉！豪杰生于世间，有的显达，有的隐逸，道路各不相同；但恩泽流传于世，无论长久还是短暂，人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三位先生在夔州实在尊贵：邵先生有《演易台》，杜先生有《秋兴》诗，宋先生有关于龙门的著述；瑰丽奇伟、卓然杰出的作品，已经同日月一起辉耀。他们听到觞酒也不以为乐，片刻不忘君国，历经百折而不挫；忠贞耿直、光明磊落的精诚，又同江河山岳一样长流高峙。他们以立言、立德流传后世，历经多年而芳香不衰；纯正的节操和纯粹的心志，使隔世之人也彼此感应。如今看这座祠宇，寄托着士民的思念；岁月久远，屋椽栋梁已经倾颓。我承乏任职于此地，拜望瞻仰，内心悲恻，于是选择吉日，召集工匠，限定日期完成修缮，使神灵得到安妥，使美德更加彰显。恭敬地洗涤牲畜，略表诚心。愿神灵明察降临，赐福于百姓。谨请享用祭品。祭赤甲山文：夔州火灾很多，百姓都说是赤甲山作祟。我私下认为，神灵的职责在于赐福百姓，怎么忍心降祸于他们？于是恭敬地在观文楼备好牲酒，遥望山神祭奠并祝告：这座山高峻挺拔，是夔门的巨大屏障；险峻的山峰特然耸起，远望群峰彼此作揖退让，像龙从深渊跃起，像凤凰在千仞高空飞翔。为什么草木清洁，而山体却呈现赤色嶙峋？那里的百姓饱受火神回禄焚烧之苦，都说是山神所为，个个皱眉叩头。我认为神灵挺直正大，显著地成为一方之神；百姓依靠神灵建屋而居，神灵也应以恩泽滋润百姓，为什么恩惠没有遍及他们，反而忍心煽动火焰加害他们？这只是愚昧百姓的臆测，哪里是正直神灵的职责？我希望神灵明察，怜悯百姓的疾苦，驱使雷车轰鸣，熄灭火焰和磷火，扫尽历劫留下的灰烬，以雷霆一震展现雄威，使百姓借此得到庇护，使万物因此丰盛。希望祭品能使四方百姓得到安宁，百种福善汇聚而来。不但要平息百姓的流言，而且还要使神灵的美名流传千年。谨请享用祭品。曾三省《祭胡子昭文》：唉！臣对于君、弟子对于老师，义理都属于三纲之一，应当以生死来守持。文皇发动靖难，胡公献出了生命；方希直也为君主殉死。胡公继承了方希直的刚劲气节，二百年来，忠魂仍然黯然长存。圣人历代承受天命，明朝皇帝下诏表示哀痛，说要修整祭祀礼制、录用和优待遗族后裔。继承祖先功业，谋划子孙未来，善于继承、善于发扬。蜀地有专门的祠堂，从前用来祭祀方公；胡公出自方公门下，理应列在旁边。光明赫赫的西南大地，应当看重这股正气；它与日月的精光同流，永远不息。胡公啊，正如伯夷的弟弟叔齐，也另有褒奖表彰。胡公的灵魂大概可以得到安慰了。李化龙《祭张监军文》：唉，俗话说：“人死后要留下名声，只要死得其所，即使死了也如同活着。”公承受山河的精粹之气，孕育于燕赵的英杰之地；胸怀奇志，常常悲歌慷慨，遇到事情总为不平而愤懑。当年守卫山海关、整备兰州时，曾用一丸泥土封闭关隘，被称为北门的锁钥；也曾按剑击掌，誓要横行大漠。逆贼发动叛乱后，公便执杖向西征讨。叩门数语，便肝胆尽倾；谈及时事，痛心疾首、神色激动；恨不得叩开九重天门却无路可走；谈到叛逆，咬牙切齿，头发直竖，愿意舍弃七尺之躯与他们共同赴死。于是穿着戍卒服装，踏上重重关隘的险路，单骑前往监视却月营。公的忠心如日月昭明，威势如雷霆肃杀。敌人远远望见他，便如听到鹤鸣风声般躲避；归附的人则提着饭、端着浆水来迎接。抵达贼军营垒后，公独自主持盟会；有时振衣而起，鼓舞三军士气；有时挥戈倡导从九地进攻。正义显现在脸色上，即使众人猜忌，他又何必顾虑？威势加于敌军，于是如飞灰被吹散、雷电迅速扫过一般取得成功。听说初五日作战时，公独自摇旗助喊，和贼军相持一整天；初六日攻入时，公连一勺水也没有喝下，终于因劳累而损伤精神。难道功业正因此建立，疾病也正因此形成吗？

译唉，公的死并不只有一个原因！当有机可乘时却屡屡失去盟友，几次要求进攻都没有成效；甘心养虎遗患，谁还来筑室归耕？退缩畏惧的人被贼军欺骗，竟然不肯射出一箭；把平庸糊涂的人留下，任其放纵抢掠，把三尺法令看得像一根头发一样轻。连普通士卒都为此气闷，更何况奉命监国的军队呢？又何况三个月之间，一直与山岚水瘴相处，困苦、饥饿、口渴接连不断。公的死，是因为劳累吗？是因为愤怒吗？是因为忧虑吗？是因为郁结吗？不然，他为什么凭着凌云的飘逸豪气，没过几天就葬身于藏山的深谷，听着邻家的笛声而气绝呢？唉，公已经死了！赤胆忠心的人，竟然和山野道路上饿死者同归于尽。世上庸庸碌碌的人何其多，往往饱享富贵、坐享功名；但看廉颇、蔺相如，他们虽然已经死去，千年以后仍然使人感到生气勃勃。曹蜍、李志却奄奄一息，如同地下之人，哪里能算真正活着？我记得五月望日以后，义军渐渐疲惫，我准备驾车喂马，想奔驰进入柳营，亲自取下主张投降者的首级，却因家中讣告而未能成行，只能独自流泪起草檄文，发誓以一死来激励众人的情绪。即使大众因此受到感动，公又独自捶胸顿足，向天地发誓，于是仅用一天就攻克了万仞高城。这样说来，公的死一半是为了国家，一半也是为了我。我又怎么能忍住哭泣，回袖拭泪而不让泪水纵横呢？我迎着风祭奠，含着悲痛说了几句话，大半是为了记述公为国殉难的事迹，一半也是为了发泄我心中不平的呼喊。唉，悲哀啊！《祭房张二将文》：唉！两位将军去世至今已经一年了。古人说，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于鸿毛。两位将军这样的死，究竟是轻还是重？逆贼杨应龙，放纵淫威、任意发怒。毒害百姓，原野上尽是人的尸肉，河谷中流淌着人的鲜血，至今已经多年。臣子如果图谋叛逆，必定要诛杀；守卫边疆的臣子，恨不得当天早晨就消灭他，难道还要等候审问吗？可是几年来没有人公开说要诛杀他，为什么呢？懦弱的人出于私情，贪婪的人接受贿赂，只求眼前利益，不顾国家长远的祸害。近来那些庸碌的大臣，大多如此。公开说应当诛杀逆贼，是从房将军开始的。将军率领一支军队，守卫孤城，哪里足以抵挡播州的全部兵力？但正义激发了他的气概，他只想抓住逆贼，把他一口吞掉。重恩轻身、尊威轻命，向来就是忠臣义士的作风。等逆贼卷土重来，两军在阵前交战。将军不沮丧、不畏惧，率领孤军抗击强敌；又有谋略和勇气都很充足的张将军在他身旁协助。第一次在东溪交战，第二次在凹垭交战；奋臂高呼一声，万人都退避。斩杀敌将、夺取军旗，冲破包围、压倒敌阵，多么壮烈啊！最终因为力量耗尽、援兵断绝，战鼓衰弱、士卒离散，终于以身殉城。然而，他们英勇的气概和正义的烈性，仍足以吐出懦夫胸中的闷气，激发壮士内心的勇气，这已经十分奇异了。况且自两位将军死后，贼军背负了不可赦免的罪责，人人坚定了必定诛贼的决心。九次征伐正要展开，四方征讨刚刚开始；这不是贼军能够杀死两位将军，而是两位将军反过来能够消灭贼军。假如守卫綦江的不是像两位将军这样光明磊落的人，必然会和贼军勾结，必然替贼军隐瞒，养肥他们的爪牙，助长他们的羽翼，使其突然兴起，席卷川蜀巴地。李特、王建造成的前车之鉴并不遥远。即使不这样，杀人的人可以不死，没有君主的人可以保全自身，将使人人怀有觊觎帝位之心，家家仿效僭越的行迹，僭拟之风盛行，纲常伦理荡然无存。不到十年，天下难道不会沉沦吗？土崩瓦解、陆地沉陷，都不足以形容其惨状。两位将军之死，不只是为了保存蜀地，也是天下治乱得失的关键。说他们的死重于泰山，这话对吗？不对吗？唉！谁能没有一死？因犯法而死，因受贿而死，因寒疾五日不能发汗而死，因饮酒、亲近妇人而死，都是死亡罢了。重要的是，活着没有荣耀的名声，死后没有美好的声誉，即使经历百千万劫，也仿佛从未出生；甚至还留下臭名，那么这种死就是轻的。两位将军死后，既然得到天子嘉奖他们的义烈，追赠最高品秩，赏赐使恩泽延及后世，千秋享有庙宇，足以和睢阳张巡相比。唉！难道还不能说这是重于泰山吗？龙将军进入渝城后，誓师讨伐逆贼，敬重两位将军的义节，于是写下这篇祭文来祭奠他们。两位将军若有灵，应该率领綦城的厉鬼共同杀贼。现在才相信两位将军确实能够消灭贼军，他们的死也就更加重大了。请享用祭品。彭端吾《祭宋濂文》：唉！先生生于浦阳，在集庆遇到明主，最终死于白帝城，于是葬在华阳。唉！先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凡是在危险、疑惧、忧患中遭受困厄的人，一定是因为那个人昧于时机和形势，荒诞傲慢而没有节制；否则就是刚愎自用，过分炫耀才艺。先生晚年辞官，元朝末年在龙门山旁著书，铺席储珍以等待太平气运；后来执杖出仕，回应明朝的昌盛，可以说既懂得隐微，也懂得显明。他首先劝诫皇帝戒除嗜杀，赞美当朝仁孝；急于开导太子，培养贤明继承人；在《春秋》刑赏问题上提出中正的论说；用古代韬略和典谟辅正朝政；在方丘祭祀时陈述清心寡欲的意见；治理齐宫时，全面采纳三代有道政治的长处；以战战兢兢、如临朽索为鉴戒；接受含蓄的劝谏，宽免迂阔行为造成的过失，可以说是既有过失补救，又使政事趋于美善。宫中家事在君主面前没有隐瞒，像温树那样不私自对外议论；即使只有片言只语，也可私下覆按追究；善行一定在朝廷宣扬；九年之间不以别人的一项短处毁谤他人；终身不夸耀宠幸，也不违背常理，可以说是忠诚笃实而庄重。郊庙、山川以及百神祭典，朝会、庆贺、宴享和历法制度，四方贡品、宴饮、赏赐的节制，功勋旧臣和卿士功德的褒庆，他斟酌百代礼仪法则，制定一代制度规范；每次奏上，皇帝无不称善，草创制度也光明显著、井然有纲纪，可以说是著述制作方面最为辉煌的人。

译他写有歌颂仁德君主的《甘露颂》，有使学士沉醉的《旨酒》篇；皇帝赐马，他感恩称颂鸿骥；皇帝赐鹰，他相信这是接纳禽荒的恩典；以华美文辞阐发四皓的训诫；赐给他成套衣服，储备为百岁后的寿衣；请求告老退休，皇帝仍迟迟不让他离开；即使在梦中，也勤勉地向明王效劳，可以说已经得到极大的宠爱和荣光。他独自承担文墨事务而不愿掌握实际政务，是因为已经害怕权势放纵猖獗；他奉诏为日本使者撰文，却一定退还对方的金钱，是因为已经避开外交事务中的风险；他不希望家族私自积累富贵、不愿长远替子孙谋划，是因为已经考虑到宠爱过盛或许会带来祸害。然而最终他的孙子慎生成为逆党，疑似即将牵连成祸的事情，正是从先生所谨慎防范之处发生。唉！先生的忠诚，皇帝平日里本来是相信的，却不能不在仓促之间产生疑心；先生的信用，足以使太子为他投水、国母为他斋戒诵经，却最终不能消除皇帝内心的疑虑。唉！了解一个人，皇帝尚且困难；只有先生在朝廷应对时无法看透人心，误导了皇帝；皇帝的心思又不可测，怎么能不误害自身呢？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也再无法隐藏了。唉！先生不能在高皇帝去世之前保全始终，却幸而得到献王的魂魄抚慰；不幸客死夔州，却幸而迁葬华阳；慎生不幸在震位颠覆鼎命，却幸而还有择可以在坤方继承事业。端吾我执缰访古，经过净居寺，便倚着先生的坟丘凭吊，仰慕先生的道德。惋惜先生去世，姑且为先生把凝滞在九地之下的幽魂引导出来，用一杯酒抒写深沉的哀思。唉，请享用祭品。舒鹏翼《祭禹文》：尧在位时，洪水滔天，百姓遭受淹没之灾，只能吃生肉、饮生血，食物极其艰难。尧对此忧虑，举用禹治理洪水，让他继承鲧未竟的事业。禹从冀州、梁山、岐山、岳阳、覃怀到衡漳；又从积石山、龙门、壶口、雷首、砥柱、析城到王屋；又从嶓冢山、荆山、内方山、大别山、衡山、敷浅原、云梦泽到彭蠡泽。他不敢填塞水道、扰乱水势，以免招来上天震怒。因此洪水浩浩荡荡，向东流入江海。禹可以说是有智慧。禹伤痛父亲鲧因治水无功而被处死，于是手脚磨出老茧，在外十三年，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生下启，也顾不上把他当作儿子抚养。禹穿破衣、吃粗食，陆地行走乘车，水上行走乘船，泥地行走乘橇，山中行走乘▯。他每天勤勉不懈，排除决口，疏浚水道，根本无暇安宁居处。禹可以说是孝顺。正当他沿山势砍伐树木时，鬼神龙蛇保护爱惜巢穴，变作妖怪；风沙使白昼昏暗，禹迷失道路。于是禹仰望天空叹息，不久看见上帝授给他《太上呼召万灵之书》，并命他的臣子狂章、虞余、黄魔、大费、庚辰、童律前来帮助。因此他能够呼吸风云、役使神灵之物，终于实现开凿山川的志愿。禹可以说是神异的。四方边远地区都已安居，九州由此统一。弃得以播种百谷，契得以推行五种教化，垂得以主管百工，皋陶得以明定五刑，伯夷得以掌管三礼，后夔得以整治五音，龙得以主管宾客；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贡赋，劳苦功高却不自我夸耀。禹可以说是有功。于是上天赐下《洪范》，舜把帝位禅让给禹，使常道伦理得以有条理。禹在涂山会集诸侯，于是百姓安定，万世永远依赖他的功业。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唉！禹的功业，史书虽有记载，却不知道它源于孝；禹的智慧，人们都能谈论，却不知道它源于神异。智慧和神异合在一起，称为圣；功业和孝道合在一起，称为德。既有德又有圣，差不多才可以记述禹了！我又作《九歌》，让士人诵读，用来助祭。歌辞说：“洪水警告尧啊，泛滥于国中。四岳推荐禹啊，使他担任司空。禹治理洪水啊，使水向东流。竭尽力量疏导横流啊，使百姓有粮食。乘坐四种交通工具啊，劳心焦思。能够弥补从前的过失啊，造福万世。声音成为音律啊，身体成为尺度。他的话值得信赖啊，他的仁德值得依靠。希望各地土地治理得当啊，谨慎办理财赋。不自满自夸啊，拜受正确的言论。” 声教已经传播完毕啊，百姓得以安定。水土治理平顺啊，人口日益繁盛。洛水出现神书啊，上天赐下九类大法。贯通九条道路啊，开辟九州。勤勉恭敬啊，六府得到充分整治。娶涂山氏女啊，辛劳而任用启。孩子呱呱啼哭啊，哪里有心思荒废治国规划？治土工程啊，五服制度由此辅成。承受历数啊，帝王天命显赫。看到罪人便哭泣啊，痛切地自我责备；舞动干盾羽翳啊，有苗氏终于来归服。汇聚五瑞啊，建立皇极；各国朝献玉帛啊，会集万国。诛杀防风氏啊，彰明黜免与升迁；居于百揆之位啊，辅弼大臣贤良。传播文明啊，万事安康；对于尧舜啊，光辉极其盛大。

译跋。宋代胡元质《石经跋》说：【所谓石经，是因为世俗儒生穿凿附会经籍，误导后学，所以才树立石碑刊刻经文。汉灵帝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等科，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中的经文字样。各位儒生奉诏于熹平年间校定经书，完成刻石于光和年间，使天下都以此为准则。石碑高一丈，宽四尺。《水经》说：“在太学立石碑，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隋书·经籍志》载有大字石经七种，其中说：“汉代镌刻七部经书，都是蔡邕书写的。”史书也称蔡邕亲自书写碑文底稿，命工匠镌刻；他的笔画高妙超绝，不是蔡中郎这样的人不能达到。然而，今天遗存的经碑，字体各不相同。即使蔡中郎兼备多种书体，但篇章如此丰富，也未必能由一人完成。传说蔡邕曾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共同校定各经，想来当时各位儒生都曾参与书写其中的部分，只是无法确知罢了。可是年代久远，变故频繁，陵谷变迁；经过焚毁、剥蚀之后，甚至有人把它们取去作柱础、炮石。唐初魏征首先寻访搜求，也只得到十分之一，何况到了今天呢？这次我来到少城，在一两户旧家中得到坠落的残刻，虽然断缺不全，但如同残缺的圭玉和裂开的璧玉，也仍然值得珍藏。】于是把它镌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可以弥补古代经文的缺失。】张縯《石经跋》说：【石经的来龙去脉，丞相洪公的论述已经载在《隶释》中，十分详尽。洪公没有涉及的地方，如今大略可以在这里看到。唐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为范晔《汉书》作注，说石经共有四十六通碑。等到高澄把石经迁到邺地，《资治通鉴》记载为五十三通碑。从东汉历经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多次遭受兵乱，这些碑应当有所毁坏。后来迁到邺地的数量比《洛阳记》多六通，恐怕是《洛阳记》记载不详。碑的形制高一丈、宽四尺。六经文字很多，四十六通碑必定不可能全部容纳。宋代常山公所著《河南志》称石经共有七十三通碑。常山公博学多闻，欧阳文忠公常常拿古今疑难之事向他请教，那么《河南志》的记载一定有所依据。后来后周伐齐，把碑毁掉作为炮石。当高纬昏乱之时，两军正在决胜负的关头，他还要等那个罪恶妇人来观看，最终把国家输给后周。这样的人又哪里会顾惜石经呢？所以这些碑残毁，也是理所当然的。贞观年间考察古迹，只找到几段石经；流传到今天的，也可以知道没有多少了。蔡邕本传说，蔡邕亲自把丹书写在碑上，却没有说明采用什么书体。如今世上流传的，全是隶书体。】至于《儒林传》的序文，却说蔡邕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体互相参照校验。注释说，古文就是孔氏墙壁中所藏的文字。张縯考察认为，孔壁所藏都是蝌蚪文字。孔安国在汉武帝时已经说过，蝌蚪书无人能够认识。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采用隶书和古文加以考定，并不再使用蝌蚪古文。蔡邕怎么可能在孔安国之后二百多年，还能具备三种书体的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居河西，得到一轴古文《尚书》，各位儒生共同传藏珍视，一轴书已经被世人珍视到这种程度。熹平年间距离建武又过了几十年，若说蔡邕能够把六经全部写成古文，便不合事实。或许蔡邕只是用三种书体参照校验经文，而把写丹本刻碑的字体确定为隶书，就像孔安国书写经传一样？《儒林传》序中的“疑”字恐怕有误。起初蔡邕校定六经时，是与堂谿典等几个人共同奉诏办理的。如今六经字体并不统一，那么当时书写经册的也不只是蔡邕一人。姑且把这些记在末尾，等待博学有识的君子考定。】宇文绍奕《石经跋》说：【我私下听说，给事、内翰胡公凭借道德文章光耀我国，其经世济民的事业很像唐代李文饶，而风操节义还超过他。他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慷慨激烈，常常使圣上的深思有所觉悟。在玉堂和宫门内任职时，更加发挥所学，辅佐皇帝，订正国政，受到格外隆重的宠遇，在朝廷中无人能比。胡公常常把天下大事视为自己的责任，推究六经的精微义理，并贯彻到日常事务中。至于屋壁中所藏的残篇断刻，也无不搜集整理。他常感叹石经的隶书笔画最为古朴，于是广泛搜求访问，汇合各家收藏，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余字，用楷书加以释读；又得到古文、篆书、隶书三体石经的遗字八百一十九字，一并镌刻在石上，永远流传而不朽。考察范晔史书所说，蔡邕亲自书写丹本，命工匠镌刻。郦道元注《水经》也说，光和六年在太学立石碑，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那么大字石经出自一人之手，似乎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至于三体石经，考察《儒林传》，可知它的书写在东汉时已经出现；《水经》却说是在魏正始年间刻成的，想来魏代的刻石大概是为了补充汉代石经的遗失部分。】欧阳修《唐夔州都督府记》跋说：【我曾经说，唐代人人都擅长书法，所以那些名声湮没的人数不胜数；我每次和君谟谈到此事，都为之叹息。像具灵、该缪、师愈这些人，如今世人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更何况他们的书法呢？我所搜集记录的范围虽然很广，也只能各自得到一件作品罢了。】《后汉文翁学生题名》跋说：【以上是汉代文翁学生的题名，共有一百零八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地兴办教育的盛况，在汉代首屈一指。他登记入册的弟子，哪里只有这些人？大概是经过磨灭之后，今天所保存的只有这些罢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写。】汉代《周公礼殿记》跋说：【以上是汉代《周公礼殿记》。如今成都府学中有汉代修建的旧屋，柱子都是正方形，上窄下宽。北记刻在柱子上，立于灵帝初平五年，距离现在大概已有千年，但字迹仍完整清楚，可以辨读。当时的石刻保存下来的，往往已经磨灭；这篇记文寄托在屋柱上，竟能与金石争长寿，也很奇异。记文中说：“甲午年，已故府中梓潼文君增建官吏住所二百多间。”考察《华阳国志》，其中有文参，字子奇，是梓潼人；汉平帝任命他为益州太守，他不听从王莽和公孙述，光武帝嘉奖了他。怀疑这篇记文所载的就是此人。大概光武帝建武十年，岁次甲午。】说。】王履道《跋东坡书》说：【世上学习苏公书法的人很多，但即使写得剑拔弩张、骏马奔驰、狮子奋力搏击，也不能达到他在尺牍和便笺书写中那种姿态横生的境界：不刻意矜持却妍美，不拘束却庄重，不放纵却豪迈，萧散从容，如早春飘落的细雨；疏密相间、收放自如，闪闪发亮，如月下的群星；迂回舒缓、婉转流动，连绵不断，如抽出的蚕丝。这恐怕是学习书法的人所没有达到的境界。】

译黄庭坚《题东坡字后》说：【东坡居士极不吝惜写字，但不能向他索求。每当有人求字，他便板起脸责问，有时最终一个字也不给。元祐年间在礼部锁院考试时，他每次看见案上有纸，不论纸张精粗，写满才停止。他天性喜欢喝酒，但不能喝到四五龠，已经烂醉如泥；他不道谢，便径自躺下睡觉，鼾声如雷。不久酒醒，落笔快如风雨，即使嬉笑戏弄，文字也都意味深长，真是神仙中人。这哪里是当今那些翰墨之士所能与之争胜的呢？】《跋东坡墨迹》说：【东坡道人年轻时学习《兰亭序》，所以书法姿态妩媚，像徐季海；到了酒意酣畅、纵情挥洒、心中忘却工拙时，字迹特别瘦劲，又像柳诚悬。中年以后喜欢学习顾鲁公、杨风子的书法，其中相合之处不亚于李北海。他的书法圆润而韵味高胜，又凭借文章冠绝天下、忠义贯通日月的气概，本朝善于书法的人自然应当推他为第一。数百年以后，一定会有懂得我这一评价的人。】陆游《跋古柏图》说：【这幅图是我家旧日收藏的。我居住成都七年，曾多次到汉昭烈帝惠陵；这棵柏树在陵旁的庙中，忠武侯祠堂的南面，就是所谓先主与武侯同在一座寝宫的地方。图中景物与那里几乎没有一点不同，那么画工也应当是当时的名手。淳熙六年，岁次己亥六月一日，陆某题记。】《跋〈中和院东坡帖〉》说：【这一卷全是苏仲虎尚书所收藏的，鉴定精细审慎，没有一帖值得怀疑。石刻在成都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淳熙六年六月十七日，陆务观题记。】《跋陵阳先生诗草》说：【以上是《陵阳先生韩子苍诗草》一卷，我从他的孙子籍先生那里得到。韩先生的诗名闻天下，但他反复涂改，并且详细注明诗作的来源，严谨到了这种程度，足以作为后辈的规范。我听说先生诗写成后，立即送给别人；过了很久，有时几个月，有时远在千里之外，又追回来重新修改，直到没有一丝一毫遗憾才停止。这样看来，这份诗稿未必都是定稿。《大歇庵诗》中的一章，是徐师川所作，而韩先生亲手抄录下来，也足以看出他没有古人争夺诗名的毛病。所以把它附带记在这卷诗稿中。淳熙庚子年四月二十二日，笠泽陆某书。】《跋东坡问疾帖》说：【东坡先生忧虑亲属朋友的疾病，写得这样委婉周详，那么他爱君忧国时的情怀也就可以想见了。其中说“不要让庸医玩弄病情”，这是天下至理名言，读来使人整日感叹。淳熙九年五月乙未日，甫里陆某书。】【跋东坡诗草】说：【东坡这首诗说“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本来已经很奇妙了。他晚年被贬惠州，又写出一联“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茫”，那就比早年的作品更高一层。近世诗人年老之后诗作更加严谨，大概没有像东坡这样的。学习者有时竟用轻慢的心态读它，这是什么道理呢？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玉局祠吏陆某在镜湖下鸥亭书写。】

译《跋三苏遗文》说：【近来这部书，是蜀郡吕商隐、周辅编纂的。周辅入朝担任史官，得到唐安知州一职回去，还没有到家就突然去世了，真可悲。淳熙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务观题记。】《跋东坡书髓》说：【成都西楼下的石刻，有东坡书法范本十卷，从中选取尤其奇逸的作品编了号码。《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我从未离手。去年在都城时书册破败得很厉害，于是重新装订修整。嘉泰二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在老学庵北窗亲手记下。】赵明诚《汉巴郡太守樊敏碑跋》说：【石刻汉代巴郡太守樊君碑写道：君名敏，字叔达。始祖是虙戏，遗留下来的后代是后稷，是尧的后裔；在漆水旁建立社祀，迁居岐地。上天眷顾古公亶父，于是昌盛的事业开始萌发。周王室衰微时，云伯辅佐匡正；晋国以韩稷为祖，鲁国分出杨氏；充曜受封土地，那片土地在河东。汉朝建立之际，有的居住在楚地，有的聚居于梁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七年、七月〕 【樊君继承了这一支世系，使家族声名显于南方西部疆域。又说：他少年时便喜好学习，研治《穀氏经》，贯通究明道理法度，没有什么文章没有读过。于是国君备具礼仪，招请他，赐予濯冕；他乘饰有题字的车，杰出挺立，忠诚正直，有夷史般的刚直和卓密的风范。乡亲都归附敬重他，考察其孝行后授任郎官，任永昌长史，升任宕渠令。大将军去世后，光和末年，京师动乱，凶恶之徒纷纷而起，官民尊卑混同；他封闭衣袖，长驱奔走，卑身逃往北方国境。后来又被重新察举，因病没有赴任；再次接受朝廷征聘，七次被征召到外台，曾任治中和诸部从事。又说：末世不祥，米巫凶恶暴虐，奸邪狡诈之徒一同兴起，依附他们的人很多。樊君坚持一心，幸而没有蒙受污辱；又被司徒征辟，却以辞谢为由没有前往。州牧刘公上表推荐，授任巴郡太守；他为了辅佐义军郡尉，在乡里养病，又被征辟为奋义校尉。享年八十四岁，在协洽之年，经过考验、寿数将尽时，突然去世。碑后还有铭文，最后题记为建安十年二月上旬制作。汉代碑刻大多残缺磨损，唯独这块碑首尾完整，所以在这里记载它的大略。所谓“米巫凶虐”，指的是张角。】元代虞集《跋先氏书岩》说：【凉国公的功勋事业、声望闻名天下，是我国的蓍龟，也就是足以作为国家倚重和借鉴的人物。他七十多岁闲居金陵，又以文章学问成为我道统的砥柱。他得之于天资而又在人事上不断充实，何其盛大啊！阅读《读书岩记》，它叙述了事情的原委，考据广博明晰；乡里晚辈后进大概有许多没有机会听闻这些。我们蜀地有千百年历史的故家旧族，像先氏书岩这样的很多。怎么才能让它们一一由大臣元老来表彰呢？然而先氏子孙所凭借而得以不朽的，并不只是这座岩石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年〕 谢端《跋先氏书岩》说：【我也是蜀人，在江汉之间流离，已经几十年了。某座山、某条水，不知道见过多少处？读了《读书岩记》，才知道先氏有贤德的子孙。我如今已经老了，行走四方，想求得一亩地居住却不可得。我们蜀地有许多奇异人物和奇异书籍，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驾一叶扁舟溯江而上，在书岩山岚光影、林木掩映之下，寻求先人的遗书来阅读，也许可以弥补过错，以期追慕前贤。汝砺大概还不会拒绝我吧？真令人感慨啊！】明蜀献王《跋宋濂楹铭》说：【积累像丘山那样多的善行，还未必成为君子；贪图丝毫的利益，便会陷入小人之列。这是金华宋太史景濂的《楹铭》，大概是他年老辞官归田时所作。过去卫武公九十岁了还作《抑》诗来自我警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他的门人王绅替我抄写了这篇铭文，我取来阅读，惶恐得仿佛亲眼看见太史站在面前，又警醒得仿佛亲耳听见太史的教诲。所谓“即使没有年老的贤人，尚且还有典范可以遵循”。唉！古语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确实如此，怎么可以不谨慎呢！如今看王绅文章出众、孝顺友爱，早已享有时誉，真可以说是青出于蓝、水寒于冰了。但对于这篇铭文尤其应当写下来告诫王绅，使他不要忘记；这样才不只是没有辜负太史，也没有辜负自己所学。我特意记下几句话送给王绅，也用来勉励自己。】惠王《跋鲜于枢书诸葛表后》说：【鲜于太常伯机胸襟开阔，没有滞碍的痕迹；他所书写的汉丞相诸葛公《出师二表》真迹，笔力刚劲，韵致格调非同寻常，达到了精妙中的精妙，与赵松雪不相上下，难怪被世人珍藏。我退朝后常常展读，心情和眼界都豁然开朗，只是担心墨迹褪色、纸张破旧，不能长久留存于天地之间，因此命工匠摹刻上石，以惠及后来的学习者。成化十三年五月一日题记。】邹智《跋〈钓鱼城志〉后》说：【我曾经考察天下大势：在北方建立国家的，依靠黄河的险要；在南方建立国家的，依靠长江的险要，而蜀地正处在长江上游。敌人如果占有蜀地，水军就可以从蜀地顺江而下；这样，长江的险要也就成为敌我共同拥有的了。由此说来，守长江尤其在于守蜀地。元朝南侵而一定先从蜀地开始，难道不是看到了这一点吗？冉氏兄弟受到余玠知遇，首先提出修筑钓鱼城的策略；王坚、张珏一边作战一边坚守，直到死也不改变，难道不是看到了这一点吗？假如没有钓鱼城，蜀地早就没有了；没有蜀地，江南也早就没有了。宋朝的宗庙社稷，难道还要等到崖山才灭亡吗？唉！在这座城建成时，宋朝没有西顾的忧虑，元朝没有向东南下的道路。假使贾似道能够采用汪立信的策略，陈宜中能够采用文天祥的策略，使下游和上游一同奋战，内郡和外郡共同出力，那么天下的事情还很难预料。只是天时不利，人事又多乖违，令人产生千古难平的愤懑。】

译魏瀚《牟女打虎赋》跋说：【粤王的教化已经遥远，风俗浇薄，即使父子、兄弟、夫妻之间，在利害关系面前也互不顾惜，甚至残害恩情、背弃道义，其中有些事情实在难以言说。我调任来守此郡，在审理案件时，凡是违背伦理、伤害恩情的，无不设法揭开蒙蔽、启发明理，保全实情，并用法律加以警戒。然而本来就有决心革除恶习、受到威慑后彻底悔悟的人，但伦理风气仍未见敦厚，诉讼案件始终不能清理完毕。难道是以身作则的政治教化还没有做到位，而长期形成的习俗积染不容易改变吗？佥宪范公追作《牟氏打虎救母诗》，恳切地认为牟氏女子的孝行十分值得重视，并赞许郡守县令能够表彰她、劝勉众人。范公又因为职掌巡察风俗，重申告谕我的百姓，不要让这个女子的美德只独自显耀于前代。范公的用意，必定在于扶持社会教化、消弭诉讼的根源，不只是为了文字本身值得称述罢了。凡是我们的百姓，难道不能想想牟氏一个柔弱女子，尚且因强烈的孝心，抵御老虎、救出母亲，奋不顾身？何况身强体壮的男子呢？又何况读书明理、以大丈夫自居的人呢？】《四川通志》第四十四卷。《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四川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第四十五卷。艺文。杂著。汉代司马相如《谕巴蜀檄》说：【告谕巴蜀太守：蛮夷擅自行动而不加讨伐，已经很久了；他们时常侵犯边境，使士大夫劳苦。陛下即位以后，抚恤安定天下，安置聚集中国的百姓，然后出兵北伐匈奴。匈奴单于惊恐，拱手接受命令，屈膝请求讲和。康居以及西域诸国经过多重翻译前来纳贡，叩头进献。朝廷移师向东，闽越自相残杀；又向右方慰问番禺，闽越太子入朝。南夷的君主、西僰的首领，常常贡献赋税，不敢懈怠，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喁喁然都向往教化、仰慕仁义，想来做臣妾。只是道路遥远、山川险深，不能亲自前来。对于不顺从的已经诛伐，而行善的还没有赏赐，所以派遣中郎将前往慰问他们，并征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携带币帛，护卫使者。否则，并没有动用兵革、发生战斗的忧患。如今听说你们竟然擅自发兵征调，惊吓子弟，令老人忧患；郡中又擅自转运粮食，这些都不是陛下的意思。应该出征的人有的逃亡，有的自杀，也都不是做人臣子的节操。边郡士卒听见烽火燃起、燧烟烧起，全都拿起弓箭奔驰，背负兵器奔走，血污相连，只怕落在后面；即使面对锋利的刀、冒着飞来的箭，也遵守义理而不回头，心意坚定而不改变步伐，人人心中怀着愤怒，像是要报私仇。】【他们难道喜欢死、厌恶生吗？难道不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却与巴蜀人奉不同的君主吗？他们深谋远虑，急于承担国家的危难，乐于尽到人臣的职责。因此有剖符分封的封爵，有析圭授爵的仪式，爵位成为通侯，居住在列于高位的东第；死后还把显赫的谥号遗留给后世，把土地传给子孙。行为十分忠诚恭敬，身居高位而且安逸，名声流传无穷，功业显著而不磨灭。所以贤人君子即使肝脑涂满中原、脂膏滋润野草，也在所不辞。如今奉持币帛的使者到了南夷，却自行杀死自己，或者逃亡而被诛杀，身死而没有名声，谥为极其愚蠢，耻辱连累父母，被天下人耻笑。人的见识器量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然而这也不只是出征者的罪过：父兄没有先行教导，子弟的行为又不谨慎，少有廉耻，风俗也不再敦厚。他们受到刑罚诛戮，不也是应该的吗？陛下忧虑使者和有关官吏竟然如此，怜悯不肖而愚昧的百姓竟然如此，所以派遣诚信的使者晓谕百姓关于征发士卒的事情，趁机列举不忠而死亡的罪过，责备三老和孝弟，说他们没有教诲子弟。如今正是农忙时节，不应过分烦扰百姓；我已经亲自见到邻近县邑的情况，恐怕远处溪谷山泽中的百姓还不能普遍听到。檄文到达后，立即下达到各县各道，使他们都晓谕陛下的旨意，不要怠慢。】《难蜀父老》说：【汉朝兴起已经七十八年了，德行盛美，恩泽延续六代；威武纷然施行，深厚的恩泽广大充沛，众生都受到滋润，恩德洋溢于四方以外。于是朝廷命令使者向西征讨，顺着水流推进并排除阻碍，教化所到之处，无不披靡归服；于是使冉、从、駹来朝，安定筰地、保存邛地，攻取斯榆，夺取包蒲，连接车轨、掉转车辕，向东进发准备报功，抵达蜀都。当地的老人、大夫、缙绅先生等二十七人，庄重地前来拜见。致辞完毕后进言说：听说天子对待四方边远民族，只是以羁縻为原则，不使其断绝而已。如今停止三郡士卒的征发，开通通往夜郎的道路，到现在已有三年，但功业尚未完成，士卒劳苦疲倦，百姓也没有胆气；现在又接着经营西南夷，百姓力量已经竭尽，恐怕不能完成事业，这也是使者的负累。我们私下替您担忧。况且邛、筰、西僰与中国并存，历年已久，无法记数；仁者不能用德行使他们归附，强者不能用武力兼并他们，想来这件事大概不可行吧？如今割弃齐民去附益戎狄，损耗我们所依靠的力量来从事无用之事，我们鄙陋固执，不明白您所说的道理。使者说：谁说是这样？如果真像你们所说的，那么蜀地就不会改变服饰，巴地也不会改变风俗。我尚且厌恶听到你们这样的说法。不过此事关系重大，本来就不是旁观者所能看见的。世上必定先有非凡的人，然后才有非凡的事情；有了非凡的事情，然后才有非凡的功业。所谓非凡，就是普通人所感到奇异的事。所以说，非凡事业的开端，百姓都会害怕；等到事业完成，天下就安宁了。从前洪水涌出，泛滥蔓延，百姓上下迁徙，崎岖不安。夏后氏为此忧虑，于是填塞洪水、堵住源头，疏通江河、排泄沉积的水患，使水向东归入大海，天下才永远安宁。在这番辛劳中，难道只有百姓劳苦吗？夏后氏心中为谋虑烦忧，亲身承担劳作，手脚磨出老茧，身上不生一根汗毛，所以他的丰功伟业显耀无穷，声名流传至今。况且贤明君主登上帝位，难道只是拘泥琐碎猥鄙之事，受文法和习俗牵制，因循诵习旧说，只求取悦当世而已吗？必定要发表崇高宏大的议论，开创基业、垂示传统，为万世建立规范，所以要努力做到兼容并包，勤于思考如何与天地相参。况且《诗经》不是说过：“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不是王的臣民”吗？】【因此，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恩泽渐渐浸润、扩展流溢，凡是有生命的事物，如果有不能受到恩泽滋润的，贤明的君主就会以此为耻。如今疆域以内，戴冠束带的各类人，全都获得美好的福祉，没有遗漏和缺失；而远方不同族类的国家、遥远隔绝的异党之地，舟车不能通行，人迹很少到达，政令教化尚未施加，流传的风气仍如边远地区。对内便时常侵犯义理、侵扰礼法于边境；对外则邪恶横行，放纵地弑杀，上下君臣互换位置，尊卑秩序失常。老人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