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通志卷一

译清浊由气生成，刚柔各有形质。圣人参赞天地，成为人间最高准则；树立德行、形成习惯、明察事理，舍弃大道便无从下手。只有皇帝建立最高准则，只有君主安定天下。既作君主又作老师，垂示统绪于万古。自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以来五百多年，至圣孔子挺然而生，声如金振、音如玉鸣，汇集并成就了古代圣贤的大成。他删定《尚书》，删取《诗经》，厘定礼制，订正音乐；既穷究《易》之卦象爻系，又严谨地进行褒贬取舍；上承往昔传统，下为后世树立典范。大道不会永远昏暗，纲纪井然的大经由此确立。诸子百家纷纷争说，途径不同、旨趣各异；但孔子之道如日月运行不差，仿佛在羹墙之间也可以相见。孔子之道，就是中与庸；这种心、这种理，是千圣共同拥有的。孔子之德，是仁义中正；秉持常性之善，是根植于天性的本真。愿我们早晚都能如此，努力成就美好的事业。追溯洙水、泗水的源流，仰慕唐尧、虞舜的足迹；遍历庭院台阶，来观览礼器。挥笔仰赞，心中遥远地追慕。百代以前，以圣人为归依；百代以后，以圣人为老师。并不是只把夫子当老师，而是以大道为师。统摄上天、治理世间，只有大道才是珍宝。泰山高峻，东海浩荡；孔子之墙高达万仞，这就是夫子的殿堂。谁能窥见它的藩篱，谁能窥见它的门径？大道并不远离人，只要能够用心思念，便可以成为圣人。御制颜子赞【康熙二十八年】早早听闻圣人之道，天资独特而纯粹；以礼约束自己，以广博学问充实自己，不因外物改变，也不三心二意。一件善行牢记在心，万种德行由此汇聚。心境如斋戒般澄明，安坐而忘我，其快乐始终如一。四代礼乐的治国方法，他兼备而能实行；舍藏着辅佐君王的才器。曾子赞 洙水、泗水一带传下的道统，鲁国因曾子而得到。一贯之道说：圣人之学全在这里；彰明德性、使民更新，以达到至善为目标。穷究事物、推明知识，使意念真诚、心正身修，再推及天下均平。最高的德行和根本道理，是百行的基础。继承道统，修治阐明圣人的训辞。子思子赞 庄严深远的天命，是大道的根本源头；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以平常的德行和平常的言语，养育万物，赞助乾坤。九经三重，根本法则都存在其中。诚实恭敬，谨慎独处，是成就德行的门径。收敛时藏得深密，扩展开来则无边无际。孟子赞 圣哲已经凋零，杨朱、墨翟的学说盛行；子舆加以辟斥，宣扬仁，宣扬义，独自阐明性善；提出知言、养气之说，以尧舜为道统，排斥功利之学。《孟子》煌煌七篇，与六经一同流传；这是孔子学说的传承，也足以配合大禹的功业。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康熙三十六年】惟 上天所覆盖的地方，海内海外、日月升落所到的区域，全都交付给我一人。自从登上帝位直到今天，我早晚竭尽心力，休养生息，希望达到太平和乐的境地，以便符合上天爱护生命的深厚德意，使疆域安定无事，能够停止战争、休息百姓。可是厄鲁特噶尔丹凭借险阻阻扰北方边疆，使这一方百姓困苦；他既毒害塞外百姓，又狡猾地肆意施展凶暴叛逆，侵犯我国边境，虐待归附我朝的臣民，使地方不得安宁。荡平寇乱是为了使百姓安息，排除外患是为了使内部安定；边寇不除，我的百姓就不得安宁，这是神人共同愤恨的事情，也是上天必然降罚的对象，难道能顾惜一人的劳苦，而不给天下带来安逸吗？于是我独自作出决定，亲临朔漠，希望使他悔悟改过，所以每次都答应不杀他。他倚恃恶行至死不改，我军三次出塞，我都亲自统率。军队深入荒芜之地，屡经寒暑，我与偏禆、士卒共同承受劳苦艰难。等到那个狂徒被擒获授首，受胁从者归诚，塞外的君长来到宫阙朝贡。西北万里，警戒烽燧熄灭，内外安宁。只是朕不得已才用兵，以安定百姓。既然告成，事情便得以解除灾患；于是洁净祭品，举行禋祀，向上天祈求亿万百姓升平的福祉。朝廷大臣请求把功绩刻记在太学，以垂示后世。朕劳心于国家根本，曾想用文德教化成就天下；但考虑到这次武略，朝臣都说这是建立威势、消除祸乱的举措，应当永久彰明这项功绩。朕无法推辞。考察《礼经》，《王制》说：“天子将要出征，要在学校接受成事；出征擒获罪人，回来后要在学校释奠，并报告俘

译获和割取敌首之事。”《泮宫》诗也说：“威武勇健的虎臣，在泮宫献上敌人的首级。”《礼经》又说：“王师举行大规模献俘，就奏凯歌”，大司乐掌管此事。由此可见，古代文事和武事是一体的，克敌制胜的作用，都包含在尊俎之间。所以接受出征成命、献俘献馘，都归于学校，这是古代文武并盛的制度。朕一向心向三代，所以举行这项典礼；出征时告祭神祇，归来后又派人到阙里祭祀。如今准许朝臣的请求，仍以礼祭祀先师，向孔子报告胜利，正合乎孔子遗留下来的意旨，也与六经的宗旨相符合。因此想到《诗经》中歌咏泮水的意义，只有作铭文来记载这件事，以表明这次讨取祸乱、惩罚侮慢和灭亡之敌的战争，确实是朕不得已而使用的；这样或许不违背古代帝王讨伐罪人、安定百姓的意旨。铭文说：巍巍的先圣，是万世的老师；敬重诚信，爱护人民，是治理太平的根基。宏大的圣人言论，文治武功之道本为一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朕治理天下，已经超过三纪，曾经仰望羹墙、梦寐不忘，永远立志追随先圣。向下关怀百姓疾苦，向上承受上天的诏命。四海没有界外之地，全都隶属于侯、尉。只有这群凶恶丑类，扰乱破坏典章常法；既阻碍声教，又进窥我国疆土。譬如农田中的螟虫蝗虫，祸患就在这里；若不及时除掉，必将伤害庄稼。估量那些游荡的亡魂，他们依恃险远之地；用德威震慑，便可以前往擒取。朕的决心早已确定，龟卜筮占也都表示赞同。随从的车辆有万乘，竖立着龙旗；祝融驾着鸾车，风伯为行军戒备道路。应当晴朗时就晴朗，有利于我军取柴。大野中的水干涸，河川水神显灵，泉水忽然自行涌出，甘甜如▯。军队分设犄角之势，一支从敌军西面出击，一支从东面出击，朕亲自从中统率。绝域无人，只有兽群遭到围掩。五日连续追击，敌人疯狂逃入险地，在路上被大量歼灭；血染波涛，杀死其家属，剪除其党羽，俘获其士卒。群乌白天哀号，单骑夜间逃遁；恐怕军队久驻，又使百姓受到困扰，于是谨慎巩固戍守，回军返京。从夏天到冬天，雨雪纷纷落下；一会儿奔驰一会儿驱驰，我军前后两次出行。这些愚蠢的穷寇昏惑不悟，至死不悔。使我边疆和百姓得到休息、得到帮助，使他们安定居处，恢复赋税。藩落中的老人和孩子，都安然嬉游。岁末回来，约定春天再相会。春风轻快飘动，吹扬着我们的旌旗。我如今出发，就像走过自己的郊野，只说给我的马喂料。到了狼居胥山，登高远望。怜悯那如弹丸般的残部，上天降下凶罚，孤雏也被拘系。三次出兵，三次取胜；在狼居胥山封禅，载着尸体归来；已经冬祭枭獍，已经秋猎豺狼。大漠西北，解下铠甲，丢弃兵器，整军凯旋而归。恩泽遍及郊野，举行光明洁盛的祭祀并大赦，用来迎接盛大的福祉。从前我出征时，在泮宫饮酒，陈列军队、整饬军旅，发誓要使群丑屈服。如今我归来，在泮宫献上战功，显赫的颂歌响起，车轨和文字制度归于一统。采芹采藻，歌颂东鲁；《车攻》诗中车马整齐，也把功绩刻在石鼓上。用军队是为了安定百姓，并非出于愿意。古人已有著作，明确昭示这一原则。遥想虞廷，广施文德；圣明如同先师，战事谨慎则必能取胜。只应停止兵戈，只有德行才能安抚天下。亿万年后，仍当观看这篇铭文。御制训饬士子文【康熙四十一年】国家建立学校，本来是为了兴起并推行教化，培养造就人才，这是极为优厚的制度。朕即位以来，尊崇师儒，重视学校；近来又慎重选任学使，整治剔除弊端，务必使风俗教化修明，贤才蓬勃兴起，以求符合《诗经》中“作育人才”的本意。然而今年士人的风气仍不端正，儒者的成效很少显著；这虽然由于内外臣工奉行得不够完善，也由于你们诸生积弊深重已久，难以突然改变。现在特意亲自撰写训词，再次加以警戒告诫，你们诸生要恭敬听取。从来求学 的人，首先要树立品行，其次才涉及文学、学术和事功；各种根源、始末都有次序。你们诸生小时候听过家庭训诫，长大后列身宫墙之内，早晚诵读，难道没有讲求吗？一定要亲自修养并付诸实践，磨炼廉耻操守；厚重孝顺之心来侍奉父母，秉持忠贞来树立志向。穷究经书，考察学业，不要夹杂荒诞之

译谈；选择朋友、亲近老师，要完全化去防范和自满之气。文章应归于醇厚典雅，不要专事浮华；行为法度应合乎规矩准绳，尤其要防止放荡越轨。子弟的轻佻放纵，自古就受到讥刺。如果行为举止有所亏损，即使读书又有什么益处？至于存心不善、行为多有过失，或者散布飞语流言，胁迫控制官长；或者隐瞒粮赋、包揽诉讼，出入官府；或者唆使煽动奸猾之徒，欺负孤儿、凌辱弱者；或者招呼朋党，结社邀盟。像这样的人，名教不能容忍，乡里也不屑与之交往。即使侥幸逃脱剥夺功名，朴滥窃章，缝返之于▯，难道不惭愧吗？况且乡试防科名，是选拔人才的大典，关系尤其重大。士子如果确有真才实学，何必忧虑困顿而遇不到好年景？却偏偏标榜虚名，暗中串通声气，凭借钻营获得意外机会，不顾自身和家族；又有人篡改乡贯，妄图求取仕进，喧嚣凌厉、沸腾奔竞，图谋私利。种种弊端，实在令人痛恨。

译况且士子开始取得出身时，尤其贵在端正。如果最初拜见、献礼时便已经作奸犯科，那么日后败坏操守、逾越界限，还有什么坏事做不出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秉公持正，为国家宣扬谋略、建立功绩，承当前后被选为疏附之臣呢？朕是为了施恩嘉惠你们，所以不厌其烦地反复恳切告诫。现在这篇训言颁发到你们手中，务必共同体察朕的心意，恭敬遵守明训，把一切问题痛下决心改正反省，争相自我磨炼，积累德行、勤奋学习，以求上进。国家每三年选拔造就人才，以束帛、弓旌征聘贤者；这不只是你们自身有荣耀，就是你们的祖父也增添光宠。遇到时机、实现志愿，难道还要等待别的机会吗？如果仍把它看作具文，玩忽苟且而不警醒，毁弃方正、趋附邪曲，任意自暴自弃，那么就是你们顽劣无知，终究不能遵从教化。既辜负国家栽培，又触犯罪过，王法明明存在，朕也不能替你们宽免。从今以后，内而国学，外而直省乡校，凡是学臣、师长以及负有教育训导责任的官员，都应传集诸生，多方督促劝勉，以符合朕的心意。否则，职责不能修明，罪责也难以逃脱。不要说朕没有预先告诫过你们。你们众位士人还应恭敬听取啊！今上皇帝初登大宝，谕告外任文武诸臣【雍正元年，自督抚起至州县】谕总督。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设置岳牧之臣，分掌谋略、辅佐政事，然后四方才能安宁，共同达到最高的治理境界。封疆大臣中，总督的责任最为重大。总督所辖地区控制两省，兼有文武权力，必须使将领官吏协调，军民安定，才算称职。但总督统辖辽远，职务繁多，比巡抚所属的范围更大。因此在选拔属官时，应选择贤能之人；任用得当，就能振举纲纪、整饬法度，不必忧虑政务废弛，也能以人才报效国家，符合大臣的体统。尤其是澄清吏治，必须根本出于大公之心，虚心考察访问；若确实是清廉名节一向显著、才干练达的人，就任用在重要繁剧的职位上，立即加以保荐，这样举荐一个人便可以带动百人。如今有的人把逢迎意旨、迎合上司当作能干，把沽名钓誉当作贤能，甚至暗中勾通贿赂，私下接受请托；不肖官吏大量列入荐章，而朴实无华、崇尚实政的人反被压抑，不能伸展，这难道是激励属员的道理吗？朕把天下看成一家，把臣民看成一体；你们也应深刻体会此意，以一家的心情看待两省，以一体的心情看待属吏。根本出于至公，任用极为恰当，那么上司任使下属，就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凡是有才干、有操守的人，都会乐意为之效力。至于在所辖地方，有作奸犯科的豪强狡猾之徒，有倚仗势力剥削百姓的缙绅，本来应当加重惩治，却因为善于结交请托，反而侥幸保全自身；而家居的某些大臣官员都曾经 是皇考任用的人，退休闲居后安静自守，却被大吏不加礼遇，甚至有人反被土豪侵凌欺压。这也不是用来表率属僚、彰善惩恶的道理。总督与巡抚、将军、提督同属同僚，凡地方军民事务，都应互相商议防范，各自秉持公心；不要苟且雷同，也不要固执己见，这样才对国家和百姓有所裨益。总督弹劾知府，按例由司道揭报；弹劾州县，按例由两司、道府揭报。众人意见一致，正是为了显示公正。近来有人在弹劾之后才补行揭报；如果确实应当弹劾，司道府不能事先公开揭报，已经有徇私包庇之罪，后来又让其补报，还想宽免其失察的罪责，彼此巧加掩饰来欺骗朝廷，难道还能说是至公吗？朕观察古代纯正忠臣，史册所记载的，都是兴利除弊，以实心办理实政；实绩达到之后，名声也自然归于他，所以说名声是实际的光华。如今做官的人，靠钓取声誉求得名声，靠肥厚家产取得实际，却说名实兼收，根本不知道所谓名实究竟是什么。你们总督承受这次选任，固然应当笃实发誓尽忠，更应告诫属员，彻底改掉陋习。还有人在做官初期颇有廉洁的名声，等到自己升居高位，便突然改变操守，古人称这种人为“巧宦”，他的心术究竟如何，难道还值得追问吗？况且身居统辖军政的职位，也不只是靠清廉操守自我完善而已；如果只知道谨慎自身、节省用度，遇到地方大事却一筹莫展，那么即使免除了贪污的名声，终究很少有屏障国家的实际功绩，国家又能依靠你们什么呢？你们总督都是 皇考提拔任用的大臣，朕继承大业，一切遵循既成法度，只希望你们考察官吏、安定百姓，训练军队、核实军饷，崇尚实在行动而不追求虚名，秉持公正而不坚持偏见。因此再三谆谆告诫，并对两司、道府、州县分别都有谕令防范；你们也应细心体察，与属吏共同勉励官箴，彼此警戒。朕自然会优厚加恩以礼相待，始终保全你们；如果你们任意徇私，不能竭尽忠诚、完成职守，就深深辜负 皇考简拔任用的恩典，罪责极大。国法森严，朕虽然想宽免你们，也 不能做到。特此谕告。谕告巡抚。国家任命官员守卫土地、安抚百姓，封疆之责，以巡抚为重。今天的巡抚，就是古代保厘、夹辅之臣。一省之内的事务，凡考察官吏、安定百姓、转运漕粮、充裕军饷，都由巡抚统摄。如果不能端正自身、率领属员，振作整饬、励精图治，那么一切政务、刑狱、钱粮必然败坏。抚循百姓、保障地方的功业，又能依靠什么呢？吏治不清明，百姓凭什么安定？从来大法一明，小廉自然会同时建立。从司到郡县，平时通过考察接谈，大略就能知道官员才干品行的优劣。等到实际委任后再加考验，访察舆论，贤能与否、清廉与否自然难以混淆。只是上官偏私、喜欢谄谀，善于逢迎的属僚便被推为有才能；那些朴直自守、洁身爱民的官员，反而没有被了解的机会。到了考核黜陟之时，以及遇到选择、保举、题荐职位时，有的先收受贿赂，有的索取日后的回报，才替他们荐举。又有人把耳目寄托于监司等官，听信幕宾僚友的毁誉，以致举荐弹劾不公，暗中滋长奔竞。劝勉、奖赏、黜退、升迁既然失当，地方怎么能得到良好的官员呢？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有的动辄达到数十万。大概是因为巡抚的费用都取给于藩司；有的用柔和交好来彼此侵挪，有的先抓住藩司的短处，继而凭威势控制勒索，分取肥利归入自己，只供一身钻营求取、奉养自己的费用，完全不顾朝廷库藏财用的亏空。事情败露、难以掩饰后，只想着加派赋税补足库银，辗转累害百姓，辜负国家、经营私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州县积谷，本来是备荒的办法；水旱灾害、歉收之年，等待用它来救济，这对百姓生计关系最大。如今却都把它看作正供之外的款项，借出陈粮、换取新粮给百姓，其中一半被胥吏中饱，一半被州县拿去填补亏空。

译一遇到灾荒，便茫然没有赈济借贷，都是巡抚平时疏忽、宽纵、因循苟且造成的。属员出现缺额需要委人代理，虽然由两司详细请示，实际上权力掌握在巡抚手中。下属钻营请托，按照缺额职位的好坏来决定酬谢贿赂的轻重。代理官印的人，任期长的超过一年，近来短的也有数月，往往把职位看作暂住的驿舍，彼此合谋抢掠，不顾小民的财物，只知无厌地填满欲壑，非要收回代理职位所得的馈赠才肯罢休。试想这一年或数月之间，穷苦百姓有什么罪过，怎么可以放纵贪暴之徒剥削他们呢？这些积弊尤其是国法所不能容忍的。巡抚弹劾知府，应由司道揭报；弹劾州县，应由司道府揭报，这是为了表示公正谨慎、没有私心的意思。近来有人先行弹劾，却叫人补行揭报；如果弹劾不公，那么补行揭报难免凭势压人，使对方不得不顺从；如果确实应当弹劾，那么司道府既不能事先公正揭报，又在事后巧加文饰，来宽免徇私包庇、失察的罪责，上下彼此容隐，把法令看成具文，还谈什么公正谨慎、没有私心？巡抚标下的兵丁，多的有二千余名，少的也有一千余名。境内如果有匪类突然作乱，就靠他们防御搜捕。如今巡抚自称没有出兵进剿的职务，便把标兵的强弱置之度外，不加训练；武器器械朽坏钝劣，营伍废弛；裁汰老弱兵员后，空出的粮饷全归私人腰包，这完全违背国家设置军队、保卫百姓的本意。云贵川广地区猺獞杂居，其中那些奉公输纳赋税的土司，都应当和内地人民一样得到休养，使他们能够安生乐业，不至于辜负朕安抚保护、柔服远方的心意。今后不得无故生事、扰害累及他们，使山洞中的百姓流离失所。至于土豪巨猾，结交官吏，专横乡里，逞凶犯法；这类人有时反而被包庇而漏网，而告老还乡的大臣官员安分闭门，却被徇私吹毛求疵，借端侵凌欺压。这都是严重失掉好恶公正，也尤其损害保全元老旧臣的道义，难道镇守安抚地方的人不应当留心吗？你们各位巡抚都承受 皇考任用的恩典，接受安抚治理全省的寄托。朕继承大统，恭敬遵守成法，优礼大臣，始终加以保全。只希望你们各自抒发忠诚，安定封疆。朕所告诫的事情，有则悔悟迅速改正，无则反省自身、更加勉励。两司、道府、州县各有谕令防范，你们也应详细体察，与各位属吏共同勉励，同心协力，尽到职守。如果不顾念 皇考隆重选任的恩典，以致给地方百姓造成灾害，辜负恩典、荒废职守，便是自取罪责。朕又怎么能废弃法令来宽赦你们呢？特此谕告。谕告督学。朕认为自古帝王都把兴举贤能、培养人才作为要务，我朝自 太祖 太宗开始创建宏大基业，世祖在中原定鼎，首先隆重兴办学校，重视人才；建国的规模，超过了前代。到了我 皇考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培养教育百姓，长期覆盖浸润，深厚的仁德 恩泽不断增加，没有止境。御制训饬士子文颁布于各地学校宫舍，东西南北、海边山角，家家学习诗书，户户崇尚礼乐，远近没有不仰慕风教的；文教的兴盛，没有超过此时的。朕继承大统，遵守旧章，日夜寻求贤才，唯恐有所遗漏；想到学校是士子取得仕进的阶梯，督学这一官职尤其关系人伦风俗教化，所以选拔各省学臣时格外郑重。你们必须廉洁自守，精勤办事，实行文教风气；这两方面都应同等重视。如果只从事文章文采，却不崇尚实际行动，仍然不能算完全尽职。表扬忠孝节义，尊崇祭祀先圣先贤；访求山林中的隐逸之士，搜罗名家遗迹和藏书；至于衡量文章这一职责，则专以义理明白、学术端正、典雅醇厚、文字洁净为标准。古人说：‘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气质由平日涵养而成，必须士人品行端正，文风才会端正。’将来成为国家柱石、朝廷的羽仪，难道不是关系重大吗？不要私下收受财礼，不要徇私顾及情面，不要轻视武途，不要滥取祠生，不要故作偏激以博取名声，不要昏庸无能、荒废政事，不要卑鄙污浊、降低操守，不要骄横暴虐、凌辱他人。胥吏一定要谨慎防范关节，幕客尤其应当慎重选择。这样内外都能谨慎，本末同时修治，对上不辜负朝廷，对下不愧对众多士子。朕耳目所能及的地方，一定会有所听闻；如果不顾声名，防范边界不加整饬，国家有常法，惩罚必然随之而来。希望你们努力，不要忽视。特此谕告。谕告提督。国家武功显赫，安定中夏，依靠专掌一方军政的将领，统率全省将士，使百姓和谐，疆域安宁，提督的责任十分重大。如今天下太平已久，士卒习惯于安逸，不把兵事当作职责；沿袭日久，营伍渐渐松弛，这不是整肃军政、整顿军队的办法。你们都是 皇考选任、授予节钺的大臣，更应恭敬遵守法令，率领所属将领，检阅士卒，整顿器械，操练技艺勇力。平时讲求军事实务，训练精勤，才称得上受节制的军队；能够克敌制胜、抵御侮辱，或许就能有备无患。储备粮食、充裕军饷，是为了供给军队粮食、壮大国家屏障，不是为了填饱一个人的私囊。可是虚报兵额、冒领军饷，侵吞剥削、克扣军需，却把这些看成惯常之事，以致朝廷体恤士卒、养育军人的制度，只成为将领官吏肥厚家产的计策。存心贪欲太多，自然难以弹压下属；驾驭众人却缺少恩惠，又凭什么振作军队士气？提督负有抚循军队的职责，如果能够廉正自持，不虚报发放军饷，使士卒吃饱、战马腾骧，难道会有人不感激奋发吗？至于山海关隘等重要地区，任用得人最为重要。你身为统帅，凡是将佐、偏禆等官，如果确实一向以智勇著称，才能技艺优长，严明纪律并使军民和睦，历来有功绩的官员，无论通过军政荐举，还是破格题请，都应优先提拔。如果本来是平庸低劣的将弁，却徇情顾面、接受贿赂，开始时权宜委任，随后又列名保奏，不仅会冒用千金难得的名器，必然还会贻误地方；滥用坏人的罪责，难道能逃过法令吗？况且设置军队是为了保卫百姓，文武官员职掌虽不同，但统辖军队、爱护百姓都有责任。如果各自固执己见，彼此不能协调，势必会有纵容士兵虐害百姓、挟制长官、逞威作奸的事情；对于文臣来说，难道能推卸罪责吗？而提督统领水陆重兵，管辖不严、调度不力，以致文武相抗、军民相异，责任更难逃脱。

译《尚书》说：‘同僚之间协同恭敬，和衷共济吧！’ 你们应当始终秉持公心，和衷共济办理事务，严格督饬将领在所属汛地实心防卫，勤于缉捕奸邪，使居民安居而无忧患，地方都得到好处。你们都是一向勤劳著称、效力多年的人。皇考多次加以提拔，你们连续承当这一职任。朕恭敬遵守成法，优待大臣，始终保全你们。你们应各自抒发忠诚，不要辜负朕爱护养育军民的深意。总兵、副将、防守、游击等官员，各有谕令防范；你们也应详细体察，同心协力，共同警戒勉励。谨慎恭敬地守好你们的职位，永远安定封疆。特此谕告。谕告总兵。国家疆域广大，凡是山岩险要的边疆、重要镇所、关塞要害之地，都设置总兵，让他们镇守；上承督臣节制，下为将弁表率，和辑军队、安定百姓，责任极为重大。任此官职的人，应以使地方安宁为念，严格督饬官兵巡逻缉捕奸邪；如果有匪类，务必穷究根源，使宵小无从潜藏，良民能够安居。如果平时漫不经心、毫无察觉，日久必然蔓延，所谓未雨绸缪又在哪里呢？武臣虽然不直接办理民政，但保障捍卫地方，责任有明确归属。守卫这个地方，就应当怜念这个地方的百姓，不得视若无睹，纵容士兵肆意扰害。文武职务虽然有分别，但尽心办理君王事业是一回事；彼此和衷共济，自然不会贻误公事。何况文官经术、武臣振武，本来同出一源；善于体恤士卒的人，必然也善于爱护百姓，怎么会纵兵虐民，失掉国家设置军队保卫百姓的本意呢？总兵统辖许多营汛，应以训练为先，熟习骑射，整顿队伍，准备器械；限定日期考核勤惰，严格区分赏罚，军政就会明肃，俨然成为一道长城。所属将弁和兵丁，如果智勇超群，就立即列入荐剡；如果武艺精熟，就特别从军中提拔，以此鼓励军士，也还有古代良将的风范。军队所需物资中，粮饷最为重要。发给粮饷却加以克扣，军队就有空腹之忧；兵员缺额却不补充，营伍就有空虚之患。总兵应当率先洁身自守，严格督饬偏禆，不得长期悬置兵员缺额而任意侵吞剥削，不得克减额定粮饷来肥厚自己的囊袋；这样兵籍就不会空缺，士气也会更加振奋，难道会没有如臂使指般的效果吗？至于驾驭士兵的方法，务必要宽严适中；过于宽松，士兵会因懈怠玩忽而产生骄纵；过于严厉，士兵会因拘束逼迫而滋生怨恨。能够在严明之中暗含爱护体恤的意思，或许就能上下同心，忠义之气自然奋发；这又在于你们镇臣善于运用。仰想 皇考留下的训诫，对提督、总兵等大臣曾说：‘韬略谋略应当充裕，纪律应当严明，抚慰体恤应当周到，训练应当精良。’又说：‘文武应当和睦，不要彼此抗衡；军民应当协调，各自得到公平对待。’煌煌 上天的教诲，镌刻在训诫规范中已经很久了。你们都是 皇考选拔任用的人，如果能够实心实意地努力实行，不至于开始勤奋、后来懈怠，不辜负圣训，朕心中嘉许你们的成绩，一定会厚加赏赐、授予特殊典礼；如果只是空享厚禄、虚耗职位，既不能有益于军队和百姓，又违背法令制度，国法森严，朕绝不宽贷你们。特此谕告。谕告布政司。朕认为国家的官制分省设立藩司，你的职位相当于方伯，承担巡行宣示政教的职务，用来安抚群黎、昭示德意，实际上是各邦的喉舌、列服诸侯的纲维。责任既重，责任也就重大。府、州、县官员是否贤能，最关系百姓生活的休戚，应该随时考察核验其政绩，务必了解实情，分别判定好坏，报告给督抚。你以无私自信，督抚自然不会因私心而猜疑；协调共同尽力，奖励贤能、惩治不肖，就能除害兴利，使一方安定。如今考核中的黜陟、特别奏疏中的荐举弹劾，朝廷凭督抚的奏章，督抚凭布政司、按察司的详细揭报。你作为布政，是官吏的表率，自然应当更加发誓秉持公忠。如果把爱憎任凭个人感情，是非颠倒；把谄媚侍奉上官、四处请托的人当作贤能，把不善于逢迎、以不在夜间送礼为可耻的人当作不肖，这怎么能称得上国家的屏障和栋梁、百官的法则呢？啊！官做到监司，任职已有多年。刚开始任官时廉洁自守，渐渐升到高位，却突然改变初心。更有人故意装饰虚假声名，暗中收受贿赂，陋习沿袭不改，还说这是名声和实利兼收。他们欺上瞒下、营私舞弊，尤其严重。孔子说‘侍奉君主不要欺骗’，难道没有听说过吗？赋税、差役和考核，都由你专门掌管；调度安排公平，才算称职。如今钱粮的火耗日渐增加，严重的每一两竟加到四五钱，百姓的脂膏，哪里经得起这样剥削？至于州县差徭，巧立名目，任意苛派，耗尽小民衣食的资财，供官府和奴仆使用。你试想，户籍、税籍由谁掌管？私自摊派、横征暴敛，谁来承担罪责？难道可以失于察觉吗？各省库项亏空，动辄达到千万；无论是侵吞还是挪用，总也不能补足。损耗蛀蚀公帑，却把它看作平常，尤其违法；应当严厉革除旧弊，永远杜绝侵吞挪用。至于司库盘查的责任，在巡抚；亏空的根源，也在巡抚。巡抚借支而布政司不答应的，实在很少。然而你身为监司，若能廉正自守，巡抚凭势借支，断然不能实行。你只要谨慎自身、节省用度，量入为出，司库必然不会亏空。州县库房盘查的责任在知府，察觉虚实的责任则专在布政。你只要洁身自守、率领属员，不容许徇私包庇，州县库房必然不会亏空。朕深知弊端的根源，所以反复恳切地这样说，希望你们能够悔悟并改正。皇考的德泽遍及天下六十多年，朕继承守护大业，只以成法为准则；你们。都是皇考 皇考选拔任用、担任藩司宣抚职务的人；如果都能效忠尽诚，严守法令，朕自然始终保全你们，并加以提拔任用。如果营私贪货、荒废职守、连累百姓，你们既辜负 皇考深厚的恩德，朕又怎么能放宽国家的法令制度？三尺之法不能逃避，你们务必谨慎。特此谕告。谕告按察司。朕认为直省大小案件关系百姓性命，国家各自设置按察司，专门掌管此事。一切州县申报详文送到你司，案件便由你司审定。凡是督抚上达刑部、题奏的案件，也都由你司定案，责任难道不重大吗？皇考仁德如上天覆盖万物，每次阅览西曹的奏牍，都反复推究详察，只求宽缓谨慎；即使查到情实罪当，仍施行缓决的恩典，使好生之德六十多年来深入民心。朕继承遵守大训，想到四海之内如果有一个男子或女子受到不合罪责的刑罚，就不是继承

译皇考的志向，朕早晚都战战兢兢。用什么办法才能不滥刑、不使人蒙冤？实在要依靠你司。朕认为国家考定律例，是为了辅助教化，并不是为了严厉伤害百姓。因此严格制定刑书，防止有人触犯法网；到了审断案件时，又条分缕析，设法保全其生命。《尚书》说：‘要恭敬啊，要恭敬啊，判刑之事一定要慎重体恤啊！’ 又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错失适用常法的机会。’这就是律例的本意。如今有时事实与条例相违，却牵强附会于文法，把百姓投入法网；有时两条条例同时适用，便任意上下其手，来满足自己的私心。这样怎么能没有冤狱呢？太祖高皇帝训诫说：‘关系生杀的关头，不可不慎重；负责听讼断狱的官员，必须以查得实情为目标。’圣训伟大，概括了《虞书》和《周礼》的意义。审断案件凭借口供，而平反案件凭借案卷。如今司法官吏不求查得实情，只求结案；州县案卷申报详送到你司时，多半已经锻炼口供、附会律例，希望免受你司驳回审查；你司详细报告督抚，督抚揭报部院时，又加以文饰，希望免受三法司驳查。汉代路温舒所说：‘奏报定案一旦完成，即使让皋陶来审视，也还会认为此人死有余辜。’口供、案卷既然如此，冤屈从哪里得到平反？罪责在于审判之初，本来就不是为了必定查明实情。如今应当整治剔除旧弊，归于公正明允，不得因循旧例，自陷于奸欺。大计黜陟由你司详细报告督抚，应当把用刑明察谨慎、执法 不阿附权势的人作为贤能，不要把善于讨好督抚、不过分违逆你意的人当作贤能。地方豪强狡猾之徒，就像禾苗中的莠草，不除不剪便会危害良种。至于善良的大户、退休大臣以及狡猾官吏，有人借端侵害压制他们，这不是符合朕心意的做法。近来士大夫喜欢说名实兼收，所谓名，是官爵；所谓实，是货财。风俗偷薄，朕对此十分哀怜。六廉的意义，各司都应共同遵守。至于收受贿赂、依照法律出入人罪，罪责尤其重大。残害他人性命，破坏他人家庭，以此润饰房屋、奉养自身。纵观古来逃脱国法的人，十人中没有一两个；逃过上天惩罚的人，更是百人中没有一两个。

译《尚书·吕刑》说：‘审狱受贿，难道不是听讼者应当明白的训诫吗？’ 你司应当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使法律不被枉曲歪曲，或许可以形成刑罚停用的良好风气；希望你们努力。特此谕告。谕告道员。你们的官职经历各司，是辅佐藩司、按察司，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分守道、分巡道，职责在于协助治理；粮道、河道、盐道、驿道，各有专门掌管的事务。身居这样的官职，必须顾念官名、思考职义。名声是实际的光华，能够符合实际，之后名声才会归于自身。守道、巡道首先应洁身自守、施惠于民。凡府、州、县官员是否廉洁贪污，都应详细访察，随时秘密报告督抚，以便据此举荐或弹劾。地方有土豪专横乡里，更应禁止制止、剪除清理；保护良善、锄除恶类，才算名实相副。如果只知道趋附承奉大吏，或者只图索取下属的陋规，把一切吏治和民生都置之不问，贪婪、庸碌、鄙陋、低劣，就大大辜负朝廷设置官员的本意。粮道专门管理漕运，职责并不轻。如果只知道办理起运规例，克扣运输费用，使运丁困苦劳累，营私而烦扰百姓，玷辱官箴、贻害百姓，那将有什么止境？河道负有督率工程的责任，凡分头修河的官员，谁贤谁不肖，都应彻底了解；还应亲自巡历查勘，估计某个河口险峻，某个河口平缓，某处工程堤防坚固，某处冒领支用国库钱财。如果不核查虚实、不辨别勤惰，只把收贿多的人当作能员，把馈赠少的人当作拙吏，而对工程漠不关心，一旦工程坍塌溃决，罪责在谁呢？盐道这一官职，尤其关系到国家的赋税。近些年来盐法弊端丛生，正项钱粮常常亏欠。一是上下各级官员向商人需索，巧立名目，无休止地征取，使贫困的盐商财力耗尽，不得不挪用新款补旧欠；上面亏损国家税课，下面抬高盐价，使小民受累。至于官盐价格上涨，贫民贩卖私盐，捕役与之斗殴，甚至牵连人命，流弊无穷。二是商人用度奢侈，陋习相沿，不知节俭，导致拖欠应征税额。你们筹划盐法，应当把陋规和积习全部严禁革除，必须思考怎样使盐商得到宽舒，怎样使税课充裕，上以供给军国，下以惠利百姓，这才算称职。驿道关系到驿站钱粮，也必须廉洁自守，才能剔除弊端、整治奸弊。凡驿递马匹的数目多寡，常有冒充虚报开销的情况；每年修造船只，也有浮夸不实的情形。有关官员一旦贪图财货，势必昏庸；或者过分苛细核查、勒索财物，多方经营管理，使属吏疲惫不堪，无法支撑。总之，官府和百姓所受的祸患，全都由于贪污。你们身居官职，应当敬慎；古代训诫说，谨慎地守住自己的职位，这些话都载于《诗经》。你们各有固定职掌，各守官府的规矩，对于“名”“实”二字，尤其应当体会认识。如今把献赂当作实际，把虚誉当作名声，动不动说“名实兼收”，内心是欺骗自己，对外则辜负国家，脸面实在羞惭；这样还凭什么立身并抒发忠心呢？先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把体恤民生作为首要事务，各省道员都亲自加以选拔任用，反复详细地训诫勉励，极其周密慎重。朕继承大统后，小心谨慎，只希望仰体 先皇帝爱护养育百姓的深意，也希望你们争相自我磨炼，整顿振作风纪，以符合朕的期望。如果果真能够肃清纲纪，不使其废弛，朕一定破格加以奖励；如果因循苟且而不改，朕一定依法从重惩处。特此谕令。谕告副将、防将、游击等官员。朕认为国家的兵制是：凡疆域中的要地，既设置提督、总兵统率镇守，又设置副将、防守、游击等官分列营伍，层层相互统辖。这是因为自古治理军队，有大帅就必须有偏裨将领，用来宣扬威武、协助军机，以收到如臂使指的功效，奠定磐石般的安定。你们所辖地区，地形有险有易，兵员有多有少，都应预先制定练兵办法，亲自考校骑射，严格试验技艺勇力，选拔骁勇精锐，替换年老羸弱者，务必使一营士卒人人体格强健、武艺精熟。还要时时教习行军布阵，使他们的步伐、进退整齐有法，天天演练、每月温习，士气壮盛、内心齐一，自然成为有制度的军队，就不难折冲御侮了。然而有不肖将弁，不勤于训练，按名册徒有虚名，考核功效毫无实际，营伍废弛，危害最大。追究这种弊病，是由于将弁贪图私利而废弃法令：一是冒领虚报粮饷，导致兵员没有实数；二是克扣按月发放的粮饷，使士兵心怀怨恨；上面亏损国家粮饷，下面削夺贫苦士卒的利益。自己主管军事事务，却不能廉洁正直以使众人信服，即使天天公布训练办法，又有谁会踊跃效命呢？你们遇到兵丁空缺，就应选取力气强、勇武足、技艺精的人补足队伍。至于马兵、步兵各项粮饷，应按期领取发放，一丝一毫也不得克扣。古代的良将，多因爱护体恤士卒而建立丰功伟绩；投醪劳军、挟纩御寒的风范，你们应当知道仰慕效法。官军协同守护一方，是为了捍卫一方百姓，所以说设置军队就是为了保卫百姓。在祸乱尚未萌发时防止它，在奸邪已经发生时缉捕它，使居民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自然能享受用兵的利益，而不遭受用兵的祸害。倘若约束不严，放纵士兵肆意虐害百姓，诱人赌博、放债，倚仗强力夺取财利，甚至地方发生小规模警情，也漫不经心地不加防御缉捕，以致奸邪势力滋长蔓延，只把责任推给主管文武事务的官员，彼此失和，像秦、越两国一样互相冷眼相看，这就完全违背国家设置军队镇守的本意了。律法都在那里，罪责自有应当归属之处。至于你们所选用的督抚、中军，责任并不轻，更应洁身奉公，严格遵守法纪。至于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员，各有守城和汛防的责任，也应努力称职，自我奋发以求功名。朕想到你们曾经受到 先皇帝选拔提升的恩典，本应保守前人的功劳，努力谋求日后的成效。如果能够整顿军队，确实显出国家干城之臣的希望，朕自然不会吝惜以显贵官阶宠拔你们。倘若废弃武备，侵吞军粮草料，甚至妄自执持“武官不惜死”的话，任意逞强示威，虐待百姓，给地方制造事端，王法森严，决不能轻易宽贷。特此谕令。谕告知府。国家亲近百姓的官员，没有比州牧、县令更重要的了。州县官与百姓最为亲近，而知府又与州县官最为亲近。凡是州县兴利除害的事务，都由知府负有专责。因此知府这一官职，是分担督抚、监司耳目的，也是州牧、县令的表率。上承接政令，下宣扬教化，关系极其重大。汉宣帝说过：“太守，是官吏和百姓的根本。”又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之心，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就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员吗？”所以两汉循良之吏盛极一时，贤能的太守尤其多。龚、黄、召、杜等人，大多廉洁平和，以身作则率领属下，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史书称他们任职时百姓富足，离任后百姓思念，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事实。

译先皇帝澄清整肃官场，慎重选用僚属，知府中有政绩卓异、声名显著的人，必定特别优待眷顾，几年之间就给予破格提升，用来鼓励循良官员，务必使百姓得到福祉。你们应当防止 先皇帝选用任命的恩典，既然受国家和民社的托付，地方如果不是非常遥远，就能够周遍了解民间疾苦；权势地位如果不是相差悬殊，就能够洞察属下官员的贤能与否。你们果真能以廉洁正直自守，断绝贿赂，那么督抚、监司一定不至于肆意需索，州牧、县令也不敢任意贪婪近 听说州县的火耗任意增加，完全不知顾忌，拿小民的血汗供养贪官无底的欲望。你们既然不能在夜间拒收馈赠，又怎么能够禁止属吏滥征呢？盘查仓库，必须核实，不能把它看成例行公事。有的官员却借盘查之名勒索馈赠，这样一来，反而因盘查使亏空更加严重了。你们若能经常勤于劝诫，加以体恤，州县就可以没有亏空的忧患；能够节制费用、谨慎守度，以淡泊为安，你们也可以免受亏空的牵累。劝导农民、督促种桑以厚重风俗；禁止强横、制止暴行以安定善良百姓；平情听讼、秉公断案以澄清狱讼，这些都是你们职责所在、应当尽力办理的。至于督抚对州县官的举荐和弹劾，州县官必须由你们详细揭报，务须秉公持正，不得涉及偏私。如果善于逢迎的人，你们就加以庇护、推荐；而端正方严、恬静自守的人反而故意压制，那么下属官吏都会苟且营私，以求取容纳和欢心，地方事务还值得过问吗？任官的人常常在初入仕途时以清廉操守自我发誓，渐渐升到显贵要职，便突然改变初心。既然知道要磨炼廉节，就应当始终如一。还有些善于钻营仕途的人，人们常说他们“名实兼收”，朕最不能理解这句话。所谓名，是实的光华；如果真能洁身爱民、奉公尽职，这才叫实。治理政绩被称为第一，百姓歌咏赞颂，这才叫名。实际达到之后，名声自然随之而来，就像树根树立之后花叶自然茂盛。若把猎取虚假声誉当作名，把聚敛财货、积蓄私藏当作实，这就是小人中的极端，甚至比贪污恶行已经显露的那类人更为严重。朕继承大统后，早晚恭敬戒惧，只怕辜负 先皇帝托付的重任，深切希望你们各自体会这番意思，使自己的内心精纯光明，以古代循良之臣自我勉励。如果徇私受贿，不能率领属下、爱护百姓，给地方留下祸害，蔑视法典，国家刑法明白具在，朕不能替你们宽免。特此谕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谕告知州、知县。朕认为国家首先重视吏治，你们州牧、县令是亲民之官，也是吏治的根基。贡赋、钱粮、狱讼，实际都由你们主管。品级虽然低，职任却极其重大。州县官贤能，百姓首先得到利益；州县官不肖，百姓首先遭受祸害。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应当体会朝廷惠养百姓的旨意，把爱民作为首要事务，周密察访民间基层，安抚整治乡里。治理政绩如果确有实效，循良卓异自然会有相应名声；不是内里聚敛贿赂、外面谋求声誉，却说这是“名实兼收”。全省吏治，就像建造房屋：督抚是栋梁，司道是墙垣，州县是基础。《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巩固国家根本，靠的是吏治；而吏治的根本，在州县。如果州县官的品行不端正，就如同地基没有立稳，房屋也不会牢固，哪里还能有所成就呢？先皇帝临朝统治六十一年，清楚知道州县的重要，特意实行引见，询问考察，极其详细慎重。其中有廉洁能干的官员，常常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升，以表示鼓励。如今天下百姓都 是先皇帝所怀抱保护的；朕承受 宗庙社稷的重大托付，思念继承 先皇帝的治理事业，成就功业全靠你们州县各位臣子。你们都负有做百姓父母官的责任，应当为朕把基础打牢，以巩固国家根本。如果真能洁身奉公，诚心尽职，在一个州、一个县之中兴起仁爱和谦让，教导孝顺和忠诚，使物产丰饶、百姓安定，刑罚清明、诉讼简少，朕将把你们提升到朝廷任职，作为辅佐大臣。如果有的完全不顾民间疾苦，任意贪婪；有的削减侵夺百姓财物以肥自己的家；有的滥施刑罚、逞强虐民；有的借着刻薄严厉冒充清廉；有的依仗才干而多生事端；有的谄媚上司以贪求职位；有的放任书吏扰害百姓；有的徇私逞欲，因而在上面亏损国家库藏，王法明明具在，难道能宽贷你们吗？更有些人在任州县官时，私下肥厚自己的钱袋，却空说等到将来身居显要职位，才树立名节；他们和那些起初树立清廉名声、晚年却改变操守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至于钱粮，关系尤其重大，一丝一毫、一粒一颗，全都是百姓的血汗；增加一分，百姓就多受一分负担；减少一分，百姓就多沾一分恩泽。以前有人请求暂时增加火耗，用来抵补亏空的国库款项，先皇帝曾在朝廷宣谕，不准许这一请求，你们各位臣子都听见过。如今州县火耗任意增加，把它看成成例，百姓怎么承受得了？以后一定应当禁止；如果被上司查核，或者被科道官员纠察弹劾，必定从重治罪，决不宽贷。要清除亏空的根源，没有比节俭正直更好的办法。节俭，开支就不会不足；正直，上官就不能以私事干求。若削夺小民的生计来满足上官的贪欲，冒着不可预测的罪责来满足一时的奢侈，难道是磨炼廉节、做百姓父母官的道理吗？你们州县等官，应当恭敬共同尽到自己的职务，不要留下罪过。不要以为地方遥远、官职卑微，朕就不能察知你们的贤能与否。特此谕令。谕令旌表奖励务必核实【雍正元年】上谕礼部：实现治理的关键，首先在于风俗教化。移风易俗，没有比鼓励善行更重要的；要使人人知道人伦纲常和天理法则的重要，忠孝廉节应当予以敦厚。古代帝王慰劳百姓、匡正百姓，使百姓纳入礼法轨范，除了这些没有别的途径。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意义也没有比这更深厚的。近来各直省大吏往往把它看成具文，并没有广泛咨询远 方访求，只把有势力人家的托请贿赂作为依据，随意凭郡县、监司的申报详文，便题请建立牌坊。可是山村偏僻之地，贫苦百姓中耕作纺织的人，有的仅以粗茶淡饭奉养父母，天性深厚孝顺；有的以守志不嫁终身不改。有的乡邻为之感叹，认为值得钦敬，但姓名却没有流传。至于城邑中光彩被埋没、潜在的德行消沉的人，又哪里数得清呢？你们礼部立即传谕督抚、学政等臣，今后务必在各属广泛搜求、公正办理，核查询问确实证据，将本人在乡里的评价和实际事迹题奏旌奖。不要因为是普通男女就轻易压制，不要因为是富家大族就滥加表扬，以符合朕移风化民、诚心彰显善行的深意。特此谕令。谕令开垦【雍正元年】

译上谕：朕临朝以来，早晚忧劳，凡是有益于民生的事情，无不广泛筹划。想到国家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的产出仅仅能够供给，一旦遇到荒年歉收，百姓就会粮食艰难。将来人口一天天增加，靠什么谋生呢？只有开垦土地一事，对百姓最有益处。但以往开垦的弊端，从州县直到督抚，都索取陋规，以致开荒费用超过购买土地的价格，百姓畏惧退缩，不敢向前，常常使肥沃土地荒废，难道不可惜吗？今后各省凡有可以开垦的地方，听任百姓自行考察地势、相度是否适宜，自行开垦、自行申报，地方官不得勒索，书吏也不得阻挠。至于升科的规定，水田仍按六年起科，旱田按十年起科，明确作为定例。府、州、县官能够劝导百姓开垦田地较多的，准许议叙；督抚大吏能够督率各属开垦田地较多的，也准许议叙。务必使田野没有荒地，家家给足、人人富足，以符合朕使百姓富裕、风俗兴盛的心意。特此谕令。谕令盐政崇尚节俭【雍正元年】上谕各省盐院：国家要使百姓安定，没有比厚重风俗更优先的；要使风俗厚重，没有比崇尚节俭更重要的。《周礼》一书规定上下有等级、财物使用有法度，就是为了防止僭越、禁止骄奢。孟子也说：“饮食和日常使用都合乎礼，豆类粮食充足，百姓就没有不仁爱的。”朕临朝以来亲自实行节俭，希望天下百姓都敦厚根本、崇尚实际，或许能够康乐富足、五谷丰登而风俗淳厚。节俭的风气，贵在实行于乡里；而奢侈靡费的习气，没有比商人更严重的。朕听说各省盐商，内里其实空虚，外表却讲究奢侈，衣服房屋极尽华丽奢靡，饮食器具务求精巧，俳优、妓女、音乐，常常整日歌舞宴饮、嬉游玩乐，几乎没有空闲日子；金钱珠贝，竟把它们看得如泥沙一般。甚至凶悍的仆役、豪横的奴仆，在服饰饮食和起居方面都与仕宦相同，逾越礼制、触犯名分，完全不知道自我检点，骄奢淫逸，彼此相沿成风。各地盐商都是这样，而淮扬尤其严重。假使愚民竞相仿效，这种弊害哪里说得尽呢？你们既然主管盐政，就应约束商人，严格实行禁止，张榜晓谕，恳切反复地劝戒，使他们痛自改过，或许能够遵循礼制、安守本分，不至于犯僭越的过错；节省一天的靡费，就可以充裕数日的国家税课。并且使小民都知道警戒，敦厚崇尚俭约，对民生也有益处，或许才不辜负朕维持风教、振兴习俗的心意。如果仍像从前一样奢侈，不知悔改，或者被朕访闻，或者被督抚纠察弹劾，商人必定从重追究惩治，你们也不能推辞纵容的罪责。特此谕令。禁止现任官员建立生祠、书院【雍正二年】上谕：臣子接受君命、尽力任职，如果真心爱民，以清白自我要求，那么离任之后百姓思念，像歌咏甘棠一样，历时越久越不能忘怀，这种事自古就有。至于如今的生祠、书院，不知始于何人，从督抚、提镇直到监司、守令，任职之处到处都有。考察实际情况，不过是官员在任时，有的是下属献媚逢迎，有的是地方绅士中那些出入官府、包揽词讼的人倡议纠合，假借公事耗费钱财、占用土地兴工，甚至把园囿亭台修建得极尽华丽，劳民伤财，毫不顾惜。后来有的成为宴饮游玩的场所，有的本官竟把它据为产业。考察修建年月，官员离任后由百姓追思而特意修建的其实很少。这件事以前曾经禁止，但弊病仍旧相沿，应当再次严厉整饬。今后如果仍有人修建生祠、书院，或经人告发，或被纠察弹劾，就将本官和带头之人严加议处。现有的生祠、书院，如果确实是名宦离任后民间追思而修建的，准许保存；其余一律由地方官查明，改作其他用途，或者改为义学，延请教师授徒，以推广文教。这样就能把无用变为有用，爱惜百姓财力，杜绝虚浮，对地方风俗大有益处。特此谕令。谕令外省秋审覆奏【雍正二年】上谕：朕认为明确刑罚是为了辅助教化，君主的德行应当以爱惜生命为期。从来帝王在施用刑罚时，法律虽然一定，内心根本上却是宽仁的。因此虞廷以敬慎体恤刑罚垂示训诫，《周书》以谨慎用刑为言。实在是因为百姓的性命极其重要，宁可仁慈过度，不可义理不足。朕临朝以来，一切章奏无不留心仔细阅读，对于刑狱审判一事尤其详细慎重，只怕司法官不能处理公平，情节和罪名不能完全相当，朕心深感悲悯。所以凡京城及各直省题奏审理的案件，只要稍有值得怜悯之处，无不在法律之外施加仁恩，酌情减轻末等刑罚。只是想到朝审中的重囚，情节属实、应当处决的，刑科必须三次复奏后才执行；而外省情实重囚，只在秋审后由法司具题，随后咨文通知该省，没有复奏的规定。朕想，中外本来是一体，难道京城囚犯应当特别详细慎重，外省囚犯却可以不详细慎重吗？人命攸关，正应一视同仁。从今年开始，凡外省重囚经过秋审具题，情实应当处决的，你们法司也照朝审的惯例，三次复奏后奏闻，以符合朕敬慎体恤、谨慎用刑的至意。特此谕令。御制。《圣谕广训序》【雍正二年】《尚书》说：每年孟春，遒人摇着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告。《礼记》说：司徒修明六礼以节制民性，阐明七教以振兴民德。这些都是以敦本崇实的道理作为启导百姓、觉悟世人的规范。没有比这更好的，意义也没有比这更深厚。我 圣祖仁皇帝长期施行教化而达到成功，德泽广布，恩惠普及，仁爱养育万物，义理端正万民。六十年来，早起晚睡、勤于政务，只希望天下内外都兴起仁爱、讲求谦让，革除刻薄而归向忠诚，共同形成亲爱谦逊的风气，永远享有太平的治理。所以 特意颁布上谕十六条，晓谕八旗以及各直省的兵民人等：从纲常名教的关系，到耕种养蚕、劳作休息之间；从根本末节、精粗大小，到公私巨细，凡是百姓日常习惯所涉及的，全都 在圣明的思虑周密范围之内；看待你们这些编户百姓，确实如同看待婴儿。圣人的谋略训诫，明白地可以征验，确定地可以依靠，万世都应当遵守，没有谁能够改变。朕继承大统，临 统治众多百姓，以 圣祖的心作为自己的心，以 圣祖的政令作为自己的政令，早晚勤勉，遵循旧有章程，只怕小民遵守相信、奉行这些训诫 久而久之会有所懈怠，所以重申诰诫来表示提醒，谨慎地把 上谕十六条逐条寻绎其中意义，推演扩充其文字，共写成一万多字，命名为《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往复说明，周密详尽，意义取在显明，语言多直白质朴，无非 奉行 先帝的遗志来启发后人，使百姓家喻户晓。希望你们兵民等人 仰体

译圣祖端正道德、厚养民生的深切心意，不要把它看成条文教令的空话，共同勉励自己成为谨慎修身、节约用度的平民，完全革除浮薄、喧嚣、欺凌的陋习，那么风俗就会 变得淳厚，家庭和睦，朝廷和平，德化乐于看到它取得成效。你们后代子孙也都将受到它的福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御制《朋党论》【雍正二年】朕认为上天尊贵、土地卑下，君臣的名分因此确定。做臣子的，按义理应当只知道有君主。只知道有君主，君臣之情就牢固结合、不可分解，并且能与君主同其所好所恶。这就叫作同德同心，上下相交。然而有人心怀二意，不能与君主同好恶，以至上下之情疏离，尊卑名分颠倒，这都是朋党的习气造成的祸害。君主的好恶，只求达到极其公正罢了。凡是任用、罢黜、升迁、退处，谁不是因为认为某人贤能而提升他，因为认为某人不贤而斥退他？只是担心自己的见解不完全恰当，所以虚心广泛考察众人的议论。然而必须使众议都归于最正当的意见，君主采纳它，才符合大公。如果朋党之徒挟持偏私来迷惑君主的听闻，而君主又错误地任用他们，这就把本来至公的心，反而变成了至为偏私的事情。孟子论说国君进用贤能、退斥不肖，既要符合左右大夫和国人的议论，又必须加以察验，以便亲自看到他们贤能与否的实际。《洪范》所说稽疑，是谋划并询问自己的内心，同时求取卿士、庶民的意见；而皇极发布言论，必定告诫不可好恶偏党，要归于王道的广大平正。可见君主不应只凭个人专断，而必须使天下的偏私全部化除，以成就大同。臣子竟敢沉溺于私心，树立朋党，各自按照个人好恶把持是非，以致君主因担心偏听会产生奸弊，反而认为还不如独自见闻来得公正。朋党的罪恶，难道还杀戮得尽吗？我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年，用人行政超过千古帝王，但大小臣僚不能全部发誓保持公正忠诚，往往结交朋党。圣祖多次告诫整饬，仍不能完全改掉。朕即位以来，也屡次加以申诫，但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他们不顾好恶的公正，只徇私亲，牢固得不可破除。皇上任用一个人，他们便相互议论说：“这是某人提拔引进的人。”于是疏远他，好像受了玷污一样说：“我是为了避嫌，不是依附权势。”彼此争怀嫉妒之心，交相散布诽谤之言，罗织罪名，一定要把他排挤掉才快意。皇上罢免一个人，他们又相互议论说：“这是某人诬陷中伤的人。”与他亲近的人替他惋惜，疏远他的人也安慰他说受了冤屈。即使平素有嫌隙的人，到这时反而对他殷勤，想借此消除怨恨、修复关系。要找一个人责备他改过自新的，却没有。于是那个人也不再知道自己的过错，反而更加滋长怨恨。皇上的心意是这样，朝 廷中的赏罚、黜陟不足以决定轻重，反而把党人的叹息感慨当作荣耀，把党人的指责诋毁当作耻辱，扰乱天下公认的是非，制造个人好恶，暗中阻挠君主授予和剥夺权力的权柄，朋党的危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况且如果君主的好恶果真不够公正，为什么不当面折谏、在朝廷上争辩，却要表面奉承、暗中违背，以实现他们结党营私的计谋呢？

译《尚书》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佐我；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说我的坏话。” 当时君臣相互告诫，希望臣下匡正辅弼君主，并把当面顺从、退下后议论作为戒条。因此朝堂之上能够有“都俞吁咈”这样的议论应答，继而唱歌、扬拜，成就天下大和的气运。朕没有一天不召见群臣，让他们走近膝前陈述意见，什么事情不能完全说出来？可是他们竟然默不献言、不作补救，却狡猾诡诈、心怀叵测，蓄积私见，肆意在退朝后议论，这样侍奉君主的义理，应当是这样吗？古代纯正的臣子侍奉君主，一定期望把自己的君主造就成尧舜；君主也应当以尧舜的标准要求自己。大概君主不仅应当以尧舜要求自身，也应当以皋陶、夔、稷、契的标准要求臣子。孟子说：“向君主提出难以做到的要求，叫作恭敬；陈述善道、闭塞邪说，叫作敬；认为我的君主不能做到，这叫作贼害君主。”既然认为君主不能做到就叫作贼害君主，那么做君主的认为臣子不能做到，也应当说他是残忍。俗语说：“取法于最高标准，只能得到中等成就。”如果不以唐虞时代的君臣相互期望为标准，而只是小心地效法汉唐以下的君臣，这怎么能够廓然清除自己的私心，完全符合大公至正的原则呢？宋代欧阳修《朋党论》创立了邪说，说：“君子因为志同道合而结为朋党。”欺骗君上、实行私利，怎么能算作道呢？欧阳修所谓的道，也只是小人的道罢了。自从有了这种说法，小人结党便都能借用“同道”的名义，来达到共同谋利的实际。朕认为君子没有朋党，只有小人才有朋党。照欧阳修的说法，竟会使终身结党的人成为君子，解散朋党、没有终身结党的人反而成为小人。朋党风气流传到了极点而不可挽回，实在是欧阳修开出的祸端。如果欧阳修生在今天而发表这种言论，朕一定诛杀他，以惩正其惑乱世人的罪过。大抵文人卖弄笔墨口舌，只求施展才辩，往往到了损害义理、伤害正道也不顾。只有六经、《论语》《孟子》以及宋代五子的传注，才可以奉为经典准则。《论语》说君子不结党，《易经·涣卦》六四爻说：“涣散其朋党，大吉。”朱子认为，六四上承九五，下面没有应和，是能够涣散朋党的象征，最为善美而吉祥。这样看来，君子必定没有朋党，朋党必定贵在解散，以求大吉；圣人的训诫已经既明白又恳切了。朋友也是五伦之一，朋党不可有，但朋友之道不可没有。然而只有在平民隐居、未入仕途的时候，常常依靠朋友讲习学问、互相帮助。如今既已入朝任官，君臣关系属于公义，朋友关系属于私情。臣子应当以公义消灭私情，怎么可以稍稍顾念私情而违背公义？况且即使因为君亲并重而出仕事奉君主，也应当把自身献给君主，尚且不能把自身留给父母，何况朋友呢？更何况可以借朋党的名义，来护持自己的党羽吗？朕从四十五岁以来，一切真情和虚伪没有不洞察的。如今临朝统治之后，考虑移风易俗，使这个时代达到熙皞盛世，所以兼听并观，周遍询问、广泛采纳，以便详细了解世务，同时仔细观察风俗是否发生变化。可是无知的小人动辄议论朕烦琐苛细，有人说君主不应亲自处理庶务。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皋陶陈述谋略时，为什么说“一日二日万几”？孔子赞美舜时，为什么说“好问好察”？这都是因为朋党的禁锢习气尚未除去，他们害怕君主英明洞察，想要蒙蔽君主的耳目，以便使自己的好恶私心得到方便罢了。朕在藩邸时，坦荡平易、光明正大，不树立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一向没有私交。有人想往来投奔门下，朕都严厉拒绝。圣祖鉴察朕的居心和行事公正无私，所以命朕继承大统。如今喜好结党的人，不过希望得到攀援扶植，遇到缓急时有所依靠，却不知道这样并没有益处。只是白白违逆天理、背弃义理，使自己陷入诛灭绝后的罪责，也实在可怜。朕希望满汉文武大小臣工合为一心，共同竭尽忠诚，与君主共同遵守公正的好恶，恭敬遵循《易经》《论语》的明确训诫，彻底除去朋比党援的积习。这样或许能够肃然使尊卑名分令人敬畏，欢然使上下之情融洽。虞廷君臣相互唱和、贤臣拜扬的和美风气，难道不能在今天再次出现吗？谕令劝农【雍正二年】上谕：朕认为抚养百姓的办法，首先要使物资充足。朕临朝以来，没有片刻不忧念百姓的生计，重视农业、致力根本，已经三令五申了。但是我国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益繁多，而土地只有这些数量；如果不率领天下农民竭力耕种，使收成加倍增加，想要家庭丰盈安宁，必定不可能。《周官》记载巡察农事的官员不止一人，又有保介、田畯，每天在田间，都属于督课农业而设置。如今督课农业虽然没有专门官员，但从督抚以下，谁不兼有这个责任呢？各自督率所属官员，尽心劝导，并且不时访察百姓疾苦，凡有丝毫妨害农业的事情，必须替百姓除去。还要在每个乡中选择一两名勤劳耕作的老农，优厚奖励，以示鼓励。这样农民知道受到劝勉，懒惰者也可以转化为勤劳者。又如田边地畔以及荒山等不能耕种的地方，应当衡量土地性质，种植树木：桑树、柘树可以养蚕，枣树、栗树可以辅助食用，桕树、桐树可以提供使用，即使榛树、楛树等杂木，也足以供烧柴。应令有关官员督率指示，督促种植；仍须严禁不合时节砍伐、牛羊践踏、奸徒盗窃，这对百姓的利益也不小。至于繁殖饲养牲畜，如北方养羊、南方和北方养猪，只要依法牧养，按时繁殖，对生计也不无益处。总之，小民虽然极其愚昧，经营衣食并非不迫切，但对于眼前自然存在的利益反而常常忽略。所依赖的是亲民官员委婉周详、多方面劝导，或许能使百姓踊跃争先，不遗余力，而土地的利益才可以充分发挥。不仅民生可以厚实，风俗也可以恢复淳朴。你们督抚等官，各自体会朕殷切爱民的心意，诚心奉行。倘若把它看成具文，苟且敷衍粉饰，或者反而借此扰害百姓，那就尤其不可以。谕令设置社仓【雍正二年】

译上谕：设置社仓，本来是为了预备荒年歉收时随时的需要，用意十分深厚。然而往往办理不善，反而增加烦扰，使官民都受到牵累。朕认为奉行这件事的方法，应当缓办而不应急办，应当劝导百姓，听任百姓依照便利自行办理，不应当用官府法令强行约束。近来听说各省逐渐实行社仓之法，丰年储蓄，歉年取用，使百姓粮食有所依靠而不忧虑荒歉，朕心里深为喜悦。但必须因地制宜，顺从百姓便利，这在于有关官员事先善于倡导，事后留心照料，使地方得到社仓的益处而没有社仓的害处；这是你们督抚应当特别留意体察的。又，民间缴纳钱粮，采用自行封装投入柜中的办法，也属于便利百姓的措施。但偶尔有短少之处，命令百姓添补，往往导致多索取的数目超过短少的部分；按理应当把原银发还，仍在原封内按数补足后交纳，这样才可以免除多索的弊病。这虽然是小事，督抚大吏也不可不留心体察，严格告诫有关官员以除去百姓的负担。特此谕令。谕令关税、盐务各差【雍正二年】上谕：从来设置关税、盐税，是为了使商业流通、使国家财用充裕；有时用钦差专门管辖，有时命督抚兼理，无非是因地制宜，极力便利商民的深意。朕先前对于关税、盐务两项差事，分别下谕训诫，告诫得十分恳切，但旗员向来相沿成习，阳奉阴违，任意奢侈，不知节制，额外加派，使商民困苦受累。差事期满之日，只怕回京后还有应当当差效力的事情，常常以亏缺数额为由请求宽限，希望掩饰过去，所以朕不厌其烦地再三申饬。大体说来，关差的弊端，都是没有讲求“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的长远办法，只知道眼前小利，任意侵吞掠取，听信家丁，纵容书吏；开关时分别早晚，肆意无休止地征索；报单任意定轻定重，以此决定纳税多少。对能满足贪欲的人就任其漏税，替他含糊遮掩；对不能满足欲望的人就翻箱倒柜，一件货物也不放过，导致商人害怕，不敢前进；行旅惶惑，越过关卡绕道而行。这样困苦商人，实际上正是在困苦自己。盐差的弊端，更应当严加惩处。飞渡关卡、重复照验、贵价售卖、夹带私货，这些商人方面的弊病还小；额外加派、索取陋规，官府方面的弊病更大。如果不彻底澄清整治，势必导致商人失业，国家库藏经常亏损。原本一引盐的税课，逐渐增加到数倍以上；官员无论大小，职务无论文武，都把它看成获利的渊薮，按盐引分肥，商家怎么能不更加困苦？赔累日益加深，配给的盐引就日益减少；配给盐引减少，官盐就不得不涨价，私盐便得以横行。因此每年的税课难以奏销，连续多年的盐引全都壅滞，这不是加派造成的吗？改革关差，关键只在严禁苛求，使舟车往来不绝、货物流通，税收自然可以达到定额；改革盐差，关键只在竭力除去加派，使困苦的盐商稍得苏息，完全恢复旧业，税课自然会有盈余。至于督抚，身系封疆大吏，更应仰体朝廷将关盐事务归并管理的心意。关政不能看成附带兼理而漫不经心，错误地任用属员，听任他们剥削；盐政也不能不顾穷困盐商，只专门追求厚利，强行摊派州县按人口征钱。关税、盐务原由部属办理时，尚且有所顾忌，害怕督抚掌握他们的利害；如今归并到督抚管理，还有什么顾忌呢？巡盐御史、地方官有时不奉约束，如今归督抚管理，谁敢抗拒违背？况且钦差还每年更换，而督抚兼理则没有期限；如果不诚心奉行，使风气清明、弊端断绝，就大大辜负了归并管理的本意。至于将耗羡充作税课，本来确实属于急公，但只怕把耗羡归入正额之后，在正额之外又增加耗羡，使商民重复缴纳，这怎么承受得了？朕深知关税、盐务扰害百姓的弊端，挂念商民经营奔走的艰苦，特此谕告你们这些管理关税的人：务必奉公守法，慎重选用得当的人，体察商旅的艰辛，断绝聚敛搜括的弊端。使商业流通就是治理财用，使百姓富足就是使国家富裕；如果只顾自利自便，欺瞒上级、徇私行事，责任自有归属。你们都应遵守朕的谕令。特此谕令。谕令沿海居民敬奉神明【雍正二年】上谕沿海居民：朕思天地之间，只有这五行的道理，人得此而生，万物得此而生长养育；而主宰五行的，不外乎阴阳。阴阳，就是鬼神的意思。孔子说鬼神之德能够体现万物而不遗漏，难道只是借神道来设教吗？大概是因为鬼神之事就是天地之理，所以不能偶然忽视。凡是小到丘陵、大到江河山岳，没有哪一个没有神灵主宰，因此应当敬信并尊奉它们。何况大海是四渎汇归的地方呢？假如认为不值得敬畏，那么尧、舜这样的君主为什么要在山川举行柴祭、望祭，按等级致祭？周文王、周武王为什么要怀柔百神以及河神、乔岳之神？如今愚民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举行淫祀，却不信奉正神；傲慢亵渎，招致上天谴责。善人多而不善之人少，上天就降福；即使有少数不善之人，也会受到庇护。不善之人多而善人少，上天就降罚，即使善人也会遭受灾殃。近来江南报告上海、崇明等处海水泛滥，浙江又报告海宁、海盐、平湖、防稽等处海水冲毁堤防，导致田禾受损，朕对百姓的疾苦十分痛心，忧虑异常。水患虽然关系到气数，也可能是因为近海居民平日享受海潮平静的福泽，却完全不想到神明庇护防卫的力量，其中有人傲慢亵渎。敬神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而趋福避祸的道理，也正在于此。能够敬神，就叫作顺应上天；不敬神，就叫作亵渎上天。亵渎上天的人，难道可以指望安宁的福分吗？《诗经》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戏弄欺骗。”又说：“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由此保全。”朕本来就应当早晚警惕，不得安居，以恭敬承受天意，也希望你们百姓共同凛然遵守这些话，对内竭尽诚心，对外尽行礼仪，敬神如同神灵在面前，确实以至诚之心奉事神明，而不要只崇尚表面文章。人的心意就是神的心意，一念感动上天，自然足以招致吉祥，难道只是一个家庭、一个乡里的百姓蒙受恩泽吗？你们百姓如果人人心存敬畏，必定能够永远享有安宁、风调雨顺的福分。着令该督抚将此谕旨传达，命地方官做到家喻户晓，使沿海居民一体知悉。特此晓谕。御制《大清律集解》序【雍正三年】

译《周礼》所载大小司寇的职掌，是用三典责问四方，用五刑审理狱讼。每年年初，率领属官察看刑法图像；不依法办事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每月初一开始施行政令时，便把刑法公布于各诸侯国、都城和乡邑；又把刑法图像和法令悬挂在象魏，使万民聚集观看。由此可知，先王制定法律、确立制度，是要向朝廷内外明白公布，使官员熟习法律而能够裁断，百姓知法而不犯罪。这样便能平息争讼、教化风俗，最终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境地。恭敬地想，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的盛德如同上天，以至仁之心涵养万民；法司上奏案件时，大多都得到完全宽宥，停止用刑，广施赦免，屡次颁降 恩典诏令。他临朝统治六十一年，深厚的恩泽遍及天下，凡有血气、有知觉的人，都安乐地生活在仁慈长寿的境域中。朕继承守护伟大的基业，深深怀念并努力继承先志。雍正元年八月，便命群臣把律例馆过去编纂而尚未完成的部分，选拔刑部官员，竭尽心力搜集编纂，形成稿本进呈。朕认为这部书关系百姓性命，每一句每一个字都亲自审阅；每当同群臣辩论商议，便权衡裁定，有时分析不同之处使其归于一致，有时删去繁琐使其简约，务必探求制定法律的本意，使刑罚轻重适当，完全符合审理案件的实情，宽严都合乎体制。雍正三年八月，编纂校订完成，刊行于内外各地，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易经》说：“先王因此明定刑罚，整饬法令。”汉代郑昌说：“律令一经确定，愚民就知道应当躲避什么，奸吏也无从施展。”这部书，难道只是所有在位官员应当精心思考、熟练学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用来审察大小案件的比附条文吗？凡是被吏部登记姓名、将要承担治理百姓职责的士人，如果平素讲习明白，那么面对百姓、处理政务时，就不必依靠幕客和胥吏，也能从容作出判决。若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直到偏僻荒远的乡村，各地州县都仿照《周礼》公布法令、讲读法律的制度，时常加以解释，使父老子弟相互告诫，知道畏惧法律而更加自爱。这样，上面的审判就会明察，下层的诉讼就会平息，风俗可以端正，礼让可以兴起；这样就可以体现 皇考爱护生命的德行，并追承虞廷顺应民意的治理，就不难实现了。朕对此确实寄予厚望。焉。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我国国家承受 上天眷顾、接受天命，统治八方，日月照耀之处，没有不称臣归顺的；远近都安定，亿万百姓共享福祉。却有罗卜藏丹津这个人，他的先祖固始汗在本朝初年叩首归命，当时使臣建议把驻牧之地赐给他；他的居地与番、羌杂处，靠近甘肃、凉州一带。我 皇考圣祖仁皇帝深谋远虑，常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后来 亲自统率六军，平定朔漠，威灵所到之处，青海各部落的札什巴图儿等人 都震惊畏服，接受命令。圣祖仁皇帝于是广施特殊恩典，封他为亲王；他的八个兄弟都赐予爵位俸禄，以羁縻包容的办法对待他们，向他们显示宽大的恩德。然而他们狼心枭性，不可以用德义感化。三十年来，他们一直暗藏异志。朕继承皇位后，优厚地赏赐他们，荣耀其封号，还希望他们改过自新、使部众安宁。可是罗卜藏丹津昏乱荒谬、狂妄悖逆，他的同党吹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藏巴礼布等人，实在都是首要恶徒。他们认为国家正广施浩荡恩德，没有设置严密防备，竟敢首先策划叛逆阴谋，胁迫番、羌，侵犯边城，反叛的形迹已经昭然显露，因此不能不接受上天诛戮。于是命川陕总督、太保公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声讨其罪而出兵征讨。雍正元年十月，军队开始出塞，从冬天打到春天，多次击破其部众。凡是参加叛乱的部落，军队所指之处都立即被摧毁击败；招降数十万部众，又使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二十多人投降。朕仍怜悯他们愚昧无知，认为如果能够悔恨灾祸、思念过错，束手归来，还可以全部宽宥；但他们坚持作恶而不悔改，凭借险要地势抗拒违命，于是决定采取彻底消灭的策略。朕把作战方略秘密交付大将军年羹尧，由他调度军务、核选将士；任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于仲春上旬举行祃牙祭后出征，分路深入，捣毁他们的巢穴，如闪电扫荡、狂风驱逐，搜剿山岩险阻。贼徒仓皇溃散，困窘失据；罗卜藏丹津的母亲以及策划叛乱的首领，全都被俘获擒拿；擒获贼众数万人，牲畜、军械多得无法计数。贼首逃跑，我军越过险地穷追，几乎将其辎重和人口全部缴获。罗卜藏丹津只身换装，逃窜藏匿在荒山中，残喘等死。从二月初八到二十二日，仅仅十五天，军士没有长期服役的劳苦，内地也没有转运粮饷的费用，便建立了显著功勋，永远肃清西部边疆。三月初一，奏报凯旋，军队归来，铙鼓喧天，士众欢欣鼓舞；四月十一日，把首倡叛乱的吹拉克、诺木齐等三人押解献俘。在太学举行 宗庙、社稷接受俘虏的那一天，臣民都庆贺。恭敬地想到 圣祖仁皇帝的威灵震慑远方，福庆流传后世，因此能够壮大六 军，消灭狂妄的贼寇，行军作战中的将士也因此感激奋发。深厚的恩典和泽惠，使朕踊跃效命。这次战役铲除凶恶悖逆之徒，安抚平定番、羌，使 烽火永远平息，中外人民都享受安定富足，实在完成了 先帝的遗志并使之发扬光大，建立了伟大的功绩。朝廷大臣上言：考察古代礼制，出征时在太学接受成命，是为了制定军事谋略；献俘时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是为了报告凯旋大捷。应当把这些事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太学，用来昭示无穷。于是替它作铭文说：上天有雷霆，圣人制作弓箭；辅佐仁德而施行，威服远方而安宁近地。只有这青海，种族部类实在繁多；赐给他们茅土，使他们位列藩篱。受到我国的宠幸荣耀，地位尊贵、俸禄丰厚，却依仗地处偏远险阻，暗中酝酿祸心。恭敬地想到 圣祖谋虑深远，智慧周全，顾念荒远的部族，安抚怀柔他们。朔方荒野既已清平，西部边疆也受到震慑；爵位封号不断加授，向他们显示恩德和信义。为什么凶恶狡猾之徒竟然策划违逆上天，煽动昏昧凶顽之人，侵犯边境？只是因为他们有罪，自取 上天严厉的惩罚。威武的军队于是展开。奉王命征伐的军队上路时，正值冬雪初降；阳光照耀着彩绢般的铠甲，战鼓和铙钲如雷鸣响。这些愚蠢而不顺服的人，竟敢抵抗王师？挥动螳螂的手臂，妄图抵挡斧钺。我们的军队停止时如山岳，进攻时迅疾如暴风骤雨；我军一战便胜，贼人的营垒全都空了。他们昏昧至极，始终不知悔改；既然应当剪除消灭，于是就此决计。磨利兵器、简选将领，前往捣毁他们的巢穴；越过崎岖险峻之地，却平坦得如同郊野。贼人抛弃家室逃走，我们将他们捆缚擒获；牛马多得可以充满山谷，器械兵仗堆积如山。困顿的兔子失去洞穴，还能逃到哪里？干枯的鱼游在锅中，只能暂时喘息于煎熬之中。军队顺应天意出动，得到神明福佑；十多天便凯旋归来，既不拖延又非常迅速。把那些策划叛逆的人杀死，首级悬挂在藁街；献俘礼仪完成，金鼓声调和谐畅。西域各地都在仰望，这支军队真是雄伟非凡。上天的谋划既已实现，各部首领都屏息戒惧；收起兵器，停止战事；在辟雍报告平定成功。声威教化远播，万国前来会同。只有我 圣祖亲自平定大漠，巍峨功业光耀文治，超过桓公，胜过禹王，流传的光辉久远不衰。看着这篇铭文，继承先志、承述先业，朕时时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译谕令督抚迅速奏报水旱灾情【雍正三年】上谕：天人相互感应的道理，最为隐微却实际上最为明显。人如果确实竭尽诚敬，自然能够上达天心。君主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日夜监察天下，上天与人的感通尤其迅速。朕自登临帝位以来，敬 天的心意，早晚警醒戒惧。凡是水灾、旱灾以及灾异，都是上天对朕自身的谴责，特意用来表示警戒。朕反省施政行为中的过错，详细察看政治上的缺失，务必勤勉改正，以挽回 天意，因此上承 上天的鉴察，有求必应。例如今年三月十六日，朕阅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的奏折，得知平阳一带春季三个月少雨，心中十分忧虑，于是恭敬地向神明祷告，斋戒净心，专诚祈祷。后来据伊都立奏报，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到充足的降雨。三月二十九日，朕阅看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奏折，得知开封一带旱情严重，朕于四月初一向神明祈祷，竭尽诚心表示敬意，一刻也不敢懈怠。昨天田文镜奏报，初三日开封四境果然得到及时降雨。可见天人感通的道理，迅速得如同回声和影子一样，更使人感到可敬可畏，不敢有丝毫疏忽。只是担心督抚等地方大员，对于当地水旱灾情不迅速奏报，那么朕就无法反省警戒，以设法挽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使上天的心意导致旱涝成灾、百姓受困，这就是地方大员隐瞒灾情的罪过。今后督抚等官，只要地方刚刚发现水旱灾情，就应据实迅速奏报，以便朕及时修身反省。希望你们督抚等官也能反省罪过、思考过失，勤于探求百姓疾苦，不要只把这看作祷告祝祀的虚文，用来装饰愚民的视听。朕发布这道谕旨，并不是自以为精诚能够感通上天，想借此向众人夸耀；实在是因为亲见天人之间的关系，感应没有差错，呼吸之间就可以相通。有善行，上天既然降福；有过失，上天也必然降罚。只有兢兢业业，时时存有戒惧之心，尽到人的努力来仰求 上天的鉴察；朕愿意每天同诸位大臣互相勉励而已。特此晓谕。谕令营伍举报节烈妇女【雍正三年】上谕：治理之道没有比风俗教化更重要的，而节操品行又是风俗教化的首要内容。因此，表彰节烈的盛大典礼，历代都很重视，都是为了阐明幽微的德行、彰显最高的教化。朕即位以来，一心把敦厚教化、振兴风俗作为要务；在恩诏中命令表彰节义，使贫困而守节的人家都能沾受恩泽。后来又多次发布谕旨，确实是希望地方官吏特别用心访察，使深山穷谷之中隐藏的幽微美德，没有一件不在当世大为显扬。然而朕常见各直省举荐节烈之人，都是民间妇女，营伍之中却极少。

译全国营伍之中，那些坚定志向、砥砺操守、备尝艰苦而成全节行的人，绝不会没有，只是历来很少听到有人举报。难道是因为表彰节烈的惯例由生员呈报、教官具结，而教官、生员同兵丁身份不同、声气相隔，无法真正了解，所以举报寥寥吗？朕对军民一视同仁，而士兵和百姓所禀有的常性与好德之心，以及磨炼激励的方法，也从来没有两样。营伍中的节烈事迹有的竟然湮没不彰，朕对此十分怜悯。生员儒士同军伍既然恐怕声气不相通，而风俗教化的根源，终究没有不是从学校兴起的。究竟应当怎样才能使军民一体？要让营伍中节行贞烈的妇女都能被举报，又不致冒报滥报，也不致隐瞒遗漏；把历来湮没而未显的幽芳一并举荐，使她们获得国家表彰节烈的盛典。着令九卿等详细议论具奏，以符合朕广泛勉励节操风尚的深意。特此晓谕。谕令学政保举生员【雍正四年】上谕：国家设置学校，是为了储备、培养人才；乡试、会试、廷试选拔其中最优秀的人加以任用，这就是古代选士、造士遗留下来的意思。但是士子作文有时会因一日的状态而有长短，即使主考官公正明察，搜罗人才又怎能没有遗漏？况且取舍只凭文章才艺，对于一个人的品德高下、才能优劣，没有办法知道。常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多次考试都不能中选；即使晚年考中一次，年纪和精力也已衰退，不能承担国家任用。朕考虑各省学政奉命考察士子、淘汰劣者、举荐优者，这是他们的专责。今后学政任满三年时，要在生员中把真正品德端正、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人，大省举荐四五人，小省举荐二人，送交吏部引见，由朕亲自考试，再酌情提拔任用。现在任期已满、正在报满的各学政，都要遵照荐举；到任不久的，如果有所了解，也应立即举荐。一个省举荐几名士人，不能说没有人才。学政巡历各府，任期长达三年，每天同士子相处，考察文章、观察品行，不能说不了解他们。只要能够虚心公正地衡量鉴别，所举之人必定合适；而且这样树立风气，凡是读书士子一定都会受到鼓舞振作，努力学习、敦厚品行，争取成为有用的儒者，这对士子习气和人才培养大有益处。各学政都要实心实意地奉行，不得苟且敷衍、塞责了事；如果有徇私、冒报、滥报等弊端，必定严加治罪。特此晓谕。谕令教导士子，责成学臣和教职官员【雍正四年】上谕：士人是四民之首，是一方人的希望。凡属编入户籍的百姓，都遵从敬奉他们，认为他们读圣贤之书，列入学校选拔之中，因此他们的言语行为都可以作为乡人的准则。所以士人必须敦厚品德、勤勉学习，谨慎言语、慎重行为，不愧为端正的人、正直的士，然后用圣贤诗书的道理开导愚民，百姓必定听从他们的话，服从学习他们的教化，彼此相率归于谨慎厚道。百姓偶尔做了不善之事，便心怀惭愧羞耻，互相告诫不要让某士人知道，就像古人过去那样，那么民风还怕不淳厚、世道还怕不能恢复古代吗？朕看今天的士子，虽然不乏闭门勤修、读书立品的人，但放荡失检、越过规矩、不顾名节的人也不少。有的出入官署，包办揽取诉讼；有的在乡里凭强力武断，欺压平民；有的违抗钱粮征收，藐视国家法律；有的代百姓缴纳赋税，从中私自取利以肥自己的家产。这种种卑鄙污浊下贱的士人，难以一一列举。他们身为百姓，看到士子诵读圣贤之书，而行为举止尚且如此，就一定会轻视读书人，也连带轻视圣贤之书。士人的风气不端正，民风怎么能够端正？其中的关系极其重大。朕即位以来，对学校加恩，培养人才；用来教育士子的办法，无所不至。按理说天下士子都应当受到鼓舞振作，争相自我磨炼，完全改掉轻佻放纵的习气。然而内外诸臣的条奏中，列举诸生劣迹、请求严惩的却很多。朕考虑，转变教化的方法，应当先端正根本源头。教官是众多士子的仪表和榜样，学臣是教官的表率。教官大多属于中等资质，有的又年老力衰，贪恋职位、窃取俸禄，同士子结为朋党，把考核当成旧例套式；学臣又只把衡量文章作为事务，任由教官因循懈怠、苟且塞责，完全不加察看。因此，倡导率领的根本没有建立，士人风气不端、风俗没有淳厚，也就不足为怪了。朕勤勉图治，希望四海之大、万民之众都能仰慕善政、向往义理，革除浮薄而归于忠诚，所以特意选任督学之臣，慎重对待学臣的职责，想要自上而下端正根本、澄清源流，以取得实际成效。凡是担任学臣的人，务必持守公正，在教官中宣扬风化；称职的，立即加以荐举提拔；失职的，立即予以参劾革退。担任教官的人，要教训诲导士子，完全秉持诚心，像父兄督促考察子弟一样；至于区别优劣，则必须极其公正、恰当，不能夹杂偏私。这样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士人就会人人崇尚品德操守，磨炼自己的廉洁节操；而且不只是自己修养身心，百姓也会天天听到善言、天天看到善行，从而产生感发向善的念头。社会风俗的大幅改变，大概就可以期待了。特此晓谕。晓谕老人【雍正四年】皇上谕旨：“朕阅览户部奏销本章，看见恩诏中有赏赐老人的一项：直隶各省七十岁以上至百岁以上的老年男子、老妇人，共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二十五名；赏赐绢、布等物，折合银两共八十九万多两，米一十六万五千多石等语。这里所说的老人，只指普通百姓，像仕宦、绅士、商贾、僧道，都不计入这个数字。《洪范》把长寿列在五福之首，古人又称七十岁为‘古稀’，确实是因为长寿难得而可贵。如今老年人多到这种程度，都是由于我 皇考圣祖皇帝六十多年深厚的仁德恩泽，使百姓休养生息，所以凡是山 边海角、偏僻荒远的地方和穷乡僻壤，没有不受到 浩荡恩慈的滋润，沐浴在大化太和之中；国家因此安宁长寿，百姓也因此得以活到期颐、耄耋，出现数百万之多的白眉白发老人。所谓老人得以长寿终老、幼年孤儿得以顺利长大成人，都是我 皇考的恩赐。从今以后再加以培养，日积月累，那么民间享有高寿、长寿的人，更不知会有多少了。这些老人亲身处在昌盛的时代，年纪达到上寿，大多都是心地忠厚、努力行善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两个年轻时不够淳厚谨慎，也一定是在中年、晚年能够悔过自新的人。因为只要有一念修身反省，就能承受上天的福佑。这正是国家有培养

译之恩，而本人又能修善来恭敬承受这种恩德，并不是侥幸得到的。你们百姓看到百年难遇的盛事，应当欢欣鼓舞，谨慎修身、修养德行来迎接上天的福佑。父亲对父亲讲慈爱，儿子对儿子讲孝顺，兄弟友爱恭敬，夫妻和睦顺从；邻里、乡党、宗族之间彼此亲近友爱，不欺诈、不欺骗，革除刻薄而归于忠厚，安分守法，彻底消除乖戾之气，成为国家淳朴善良的百姓。这样天地就会保佑善人，赐予福气，使他们长久享有高寿，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是人口日益增多，吃饭的人越来越多，谋生的办法就不能不讲究。你们百姓应当重视农业和蚕桑，以顺应天时；勤于开垦，以充分利用土地；专心经营本业，以戒除游荡懒惰；谨慎储藏粮食财物，以使长远生活富足；还要节制饮食，爱惜物力，不要放纵奢侈，不要争逐纷华，不要任意浪费，耗损有用的财物，不要只顾眼前而忘记长久的打算。朕以勤劳节俭为天下先，在宫禁之中，对于吃剩的食物也不忍心丢弃，一定让人收检储藏起来。几年来所储存的米粮，已经有几十石之多。朕统治天下，尚且从多方面节制用度、爱惜养护财物，把这作为加惠百姓的根本。你们普通百姓，怎么可以放纵口腹的欲望，却忘记物力取得的艰难呢？” 你们如果确实能够体会朕反复恳切教诲的意思，厚行善事，心神身体就会安宁；致力于根本的生计，上可以仰事父母，下可以俯养妻子，生活就会充足；爱惜财物费用，家庭就会富裕。人心和乐，风俗淳美，大家都成为长寿之人，长久享受太平之福，难道不是朕深切的希望吗？着令该部把朕这道谕旨转发给直省督抚，通行所属郡、邑、乡、村，使所有人都知道。特此晓谕。晓谕辨析利弊【雍正四年】皇上谕旨：帝王治理国家、经营邦国，施行政务，只应以最恰当的道理为准；宽与严、赏与罚，都要各得其宜。如果一涉及‘利弊’二字，便会落入私心。因此孟子说：‘只讲仁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说利？’仁，是用来休养生息、使百姓安宁的；义，是用来裁成事物、教化引导百姓的。朕自继承大统以来，到现在已经四年，凡是政教和号令，都遵循法

译皇考 皇考在位六十二年 圣明的谋略宏大深远 谕旨防范周密，纲纪法度无不完备施行。只是当时的臣下，有的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不能切实遵行；有的事情历时已久，逐渐废弛。朕在藩邸时，对这些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即位以来，朕仰体 皇考以仁德养育天下、以义理端正政事的心意，多次颁降明确的谕旨，恳切地告诫训导，无非是希望内外大小 臣僚都恭敬遵守 皇考的良法美政，诚心实意地奉行，共同成就长久安定、长久治理的盛业，这就是朕 所施行政务，都是 皇考已经实行的章程；所重申的命令，也都是 皇考已经重申的宝贵训示，实际上从未有所减省或增加。只是经过的年月已经很久，新近入仕而又疏远朝廷事务的臣子不能全都知道，看到朕施行的政令，便以为是从前没有过的；浅陋而见识少的人，往往在奏章中写有‘各种利益都兴起，所有弊端全都革除’之类的话。朕治理天下，凡是任用人员、处理政务，都以公允正大的心意为根本，事情到了就依理应对，只按照理所当然的原则行事，从来没有考虑利弊得失的私意。如果说兴利除弊，那么整治道路、疏浚河渠、修缮城墙、开垦田地，都是国家治理事务的常规制度，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每年丰歉不一，遇到水灾旱灾，就赈济饥民、平价出售粮食、减免赋税、缓期征收，这些都是朝廷体恤百姓的常规政务，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老人应当得到衣食赏赐，就赏赐他们；孤儿和无依无靠的人应当得到钱粮救济，就救济他们；劝导百姓孝顺兄长，是顺应普通百姓本来就有的天良；帮助他们耕田养蚕，是因势利导，使乡里各尽其职业，这些难道可以称为兴利吗？至于盗贼和奸邪之徒，依法应当诛杀；贪官污吏，依法应当罢黜；豪绅和恶劣的生员，依法应当铲除。难道把诛杀盗贼奸邪、罢黜贪官污吏、铲除豪绅恶劣之徒称为除弊吗？” 罪行情节重的，给予刑罚；罪行情节轻的，予以怜悯释放，这又可以称为除弊吗？想要端正民风、整饬士习，不得不以善言告诫，以威严督责。难道要把这称为兴利，还是称为除弊呢？朕想到习俗流于奢侈糜费，便亲自实行节俭，以自身给天下作示范；担心农民在田间懒惰，便亲自举行耕耤礼，以自身率先天下。难道要把这称为兴利，还是称为除弊呢？存有兴利的心思，就会产生不利的祸害；抱有除弊的意图，就会成为滋生弊端的开端。由此类推，治理之道哪里能有‘利弊’这样的名称？朕又何曾有过兴利除弊的举措呢？” 皇考在位六十多年，丰功伟绩都记载在史册上，都是针对具体事情治理事情，按照具体人员治理人员，从来不占有‘兴利除弊’的名目。如今却用这些话来颂扬朕的政事，朕实在不敢承当，朕也不愿承当。外省督抚诸臣没有能够深刻理解朕的心意，特此晓谕使他们知道。晓谕举行耕耤礼【雍正五年】皇上谕旨：自雍正二年以来，朕亲自耕种耤田，而耤田之中每年都必定出产嘉谷。上年从一茎双穗直到一茎九穗，今年则从一茎双穗直到一茎十三穗。在朝廷任职的诸臣以及京城的老年百姓，都惊讶地认为是奇异现象。朕向众人宣示这些，并不是为了自夸炫耀、夸大其词，把它说成祥瑞，而是确实看到了天人感应之理，其应验快如影随形；朕敬 天的心意，极其真诚恳切，愿意同内外大小臣工共同勉励。庄稼耕作是 天地的珍宝，实在关系到百姓的性命。我 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没有一刻不把重视农业、努力耕作作为首要事务。仰观天时，俯察地理，辨别土壤性质，督促人力耕作，凭借雨水晴天的变化，并防备旱灾水灾。他废寝忘食、早起晚睡，偶尔遇到雨水失期。圣心忧虑操劳之深切，在身边侍奉的臣子都惶恐不安。他为天下百姓谋求粮食，已经做到极致、竭尽一切了。朕四十多年间仰望并亲眼见到这些事，如今继承大统，竭尽诚意效法圣祖，心中深切挂念百姓的依靠，每年都举行祈祷祭祀。先农，亲自耕种帝耤田，仰望祈求 上天眷顾保佑，接连赐下嘉禾，确实可以验证，丝毫没有差错。因此特意颁发谕旨，命各省守土官共同举行耕耤礼，为天下百姓祈祷秋收丰成。如今看到各省督抚的奏报送来，各地风雨调和，春麦、秋禾都获得丰收；即使边远荒僻之地，也都庆贺有秋收。只有直隶、湖广、安徽几个州县靠近水边、地势最低的地方，往年常遭水涝的地方略有水流侵入，也没有形成灾害。今年确实可以称为大丰年了。朕感 念上天垂降慈恩，庆幸百姓得到福祉；再推究其中的原因，实在是因为今年各省开始举行耕耤礼，各该地方官自然都小心恭敬、谨慎斋戒沐浴、虔诚祈祷，所以感通上天。上天，从而获得这种丰足安宁的赐予。倘若从此更加恭敬谨慎，不忘最初的诚心，那么年年多次丰收，就可以预先确定了。你们督抚等可以通行晓谕所属官民，都应当凛然敬畏。上帝的鉴察并不遥远，不要把耕田只看作例行故事，要永远发誓恭敬谨慎，以迎接 上天调和之气。天下臣民得到福祉，这就是朕的福祉。要思考，要谨慎，不要忽视朕的话。晓谕福建、广东百姓，各自致力于本业【雍正五年】皇上谕示福建、广东两省督抚：你们常说本省出产的米很少，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总督高其倬也曾具奏，巡抚杨文干则说：广东所产的米，即使年成丰收，也仅仅够供半年食用。朕想，本省的米不足以供给本省百姓，在歉收之年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说每年即使丰收也都如此，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或许是田地荒废，没有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或许是耕作懈怠，没有充分使用人力；或许是奸民企图谋取高价，私自把粮食卖往海上。这三种情况都还不能确定。昨天朕曾当面谕告九卿。如今广西巡抚韩良辅奏称：‘广东土地广大、人口稠密，完全依靠广西的米来供给。在广东本地的人，只知道贪图厚利，把大量土地种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类，以至于百姓富裕而米粮减少。广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哪里能够用本地产物供给邻省？还要大量运贩等语。’这份奏折与朕先前的谕旨相符，由此可知闽、广两省百姓粮食不足，是有来由的。命令两省督抚等悉心劝导，使人人知道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各自致力于本业，竭力经营田亩，不得贪图利益而荒废农业生产的大事，不得追逐末业而忘记耕作收获的艰难。至于园圃、果木一类，应当等到有多余土地、余力之后再经营，怎么可以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却不筹划养命粮食的来源，以至于遇到缓急没有依靠，只能等待邻省救济呢？假如邻省也遇到歉收，那又将怎么办呢？各该督抚务必恳切详细地晓谕，妥善教化引导，使愚昧百姓豁然醒悟，踊跃投入事务，那么地方就不会虚耗，米谷也不会匮乏了。” 这就是丰收的情形，也应当如此；若说不是这样，恐怕没有这个道理。或许是田地荒废，尚未充分发挥地力；或许是耕作懈怠，未尽到人的功力；或许是奸民企图谋取高价，私自将粮食卖往海上。这三种情况都还不能确定。朕昨天曾当面谕告九卿。如今广西巡抚韩良辅上奏说：“广东土地广阔、人口稠密，专门依靠广西的米粮供应。广东本地人只知道贪图厚利，把土地大多种植龙眼、甘蔗、烟叶、青靛之类的作物，以至于百姓富裕了，米粮却少了。广西土地贫瘠、人口稀少，哪里能够用本地所产供应邻省？还说应多多命令商贩运输等语。”这份奏疏与朕先前的防备相符合，由此可知，福建、广东百姓粮食不足，是有其来由的。命令两省督抚等官员尽心劝导，使人人都知道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各自致力于本业，尽力耕作田地；不得贪图利益而荒废农事这一重大根本，不得追逐工商末业而忘记稼穑的艰辛。至于园圃、果木一类，应当等到土地有余、力量有余之后再去经营，怎么可以只图眼前一时的利益，却不筹划养命之源，以致遇到紧急情况便无所依赖，只能等待邻省救济呢？假如邻省也遭遇歉收，那又将怎么办呢？有关督抚等务必要恳切地晓谕百姓，妥善加以教化引导，使愚昧的百姓豁然醒悟，踊跃从事农务，那么地方资源就不至于虚耗，米谷也不至于匮乏了。特此晓谕。晓谕举贡生、生员【雍正五年】

译皇上谕旨：自古以来，治理政事在于得到人才。《尚书》说：‘野外没有被遗漏的贤才，各国就都安宁。’贤能人才得到选拔任用，在位的贤才多，便能分担谋划、履行职责，各项政绩自然能够办好，百姓无不受到他们的恩泽。朕即位以来，特别留意从各方面访求人才，凡是延请访察、提升任用人才的办法，都竭尽朕的心力。例如现任官员以及侯补、候选、科目出身的人员，朕常常特令推荐、选拔并召见，广泛开辟录用人才的途径，希望集中众人的力量。又想到各省设置学校，原本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于是命学政推荐贤能，上报朝廷，以备任用。然而直省学政所推荐的人数不多，而且多半草率敷衍，不能符合真正得到人才的要求。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一定有忠诚守信的人。如今直省府学、州学、县学的贡生、生员，多的有几百人，少的也不少于一百多人，其中难道会没有品行纯厚、喜爱修身自守、明达有才的人吗？着令知州、知县官会同各该学教官，在府、州、县的贡生、生员中，把居家孝顺友爱、行为端正、才能足以办事而文章也值得观赏的人，秉公确实查考；每所学校各推荐一人，于今年秋末冬初申报所属上司，奏报朝廷请旨。如果是偏远地方的中学、小学，确实没有可以推荐的人，就命知县、教官出具加盖印信的结保证明，由该督抚查实后奏报。朕因为要广泛搜罗人才，特举这种久已废置的制度，是为了黜退浮华之人而资助实际任用。州县教职等官，是一方的师长，选贤荐能本来就是他们的专责；如果敢有轻忽之心，虚应故事，滥荐不合适的人，一定按照玩忽职守的条例革职。如果徇私受贿，就再加倍治罪。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也照这个例子办理：把人品端正、通晓汉文的人，命各该佐领每人推荐一名；如果佐领找不到合适的人，也要出具加盖印信的结保证明，命该都统汇总后奏报朝廷请旨。这样或许能使潜心修养、品行笃厚的人得以显露，也使国家收到得到人才的成效。”特此晓谕。晓谕辨析礼、义、廉、耻【雍正五年】皇上谕旨：近来因考试新科进士，以宋代儒者所说‘士人应当有礼、义、廉、耻’这句话作为论题，众进士的试卷呈上来后，朕亲自阅览，看到他们文章技艺的工拙优劣固然各不相同，但大体都是词章和记诵方面的老套说法，见解卑下浅薄，见识和器量狭小，不能真正了解题目中蕴含的道理并有所发明。因为他们所说的只是仪式文辞等末节罢了，并不是礼、义、廉、耻的重大意义。朕认为，古人说‘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是因为天下广大、四海民众，都处在这四者的范围之中，片刻也不能离开；而士人所说的礼、义、廉、耻，所指十分深远、包含极其宏大。上至君主，下至臣子，都应当探求其中重大的意义，把它作为职责，不可以局限在仪式文辞等末节之间。说到礼，例如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建立教化、彰明伦理，使天下做臣子的都知道忠诚，做儿子的都知道孝顺，这是礼的重大方面；进退行止、周旋应对、俯仰作揖谦让，这是礼的细小方面。说到义，例如开诚布公、平正公允，使天下人没有党同伐异、偏私偏袒之心，齐心协力，这是义的重大方面；答应别人的事不欺骗，出入行事必定谨慎，这是义的细小方面。说到廉，例如治理财物、节制用度，崇尚节俭、专务根本，使天下人家家物资充足、人人生活富足，路上没有人捡拾遗失物，盗贼不发生，争讼不起，贪官污吏没有容身之地，这是廉的重大方面；一箪饭、一豆羹也不无故接受，这是廉的细小方面。至于说到耻，做君主的，效法上天来施行政教，使万民和谐，就应当以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合宜的生活处境为耻；做臣子的，实行义理、通达正道，使天下都得到好处，就应当以自己的君主不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为耻。至于迂腐拘谨、处处曲意谨慎，像乡党中只求自我保全的人那样，不在人前失言、不在人前失色，这只是知耻的细小方面罢了，哪里足以穷尽知耻的道理呢？想要做君主的尽到君道，想要做臣子的尽到臣道，而这些道理从来没有超出礼、义、廉、耻这四个方面。士人必须把天下大事作为自己的责任，自身就是臣子的身份，负有辅佐君主的责任，怎么可以只知道礼、义、廉、耻的小节，却不知道礼、义、廉、耻的重大意义呢？礼、义、廉、耻从一个细小方面扩展充实开来，都可以保有四海；但必须先知道其中重大的方面并努力实行，自然不会遗漏细小方面。如果只窥见细节而不知道重大意义，就会迂腐拘谨，只想约束自己一身，不敢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这只是普通百姓的行为，而不是士人的道路。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能够弘扬人。’难道可以不努力自我奋发、树立志向吗？朕召见新科进士时，本来就想当面训诫他们，只因天气炎热，担心他们暂时跪着听讲，不能全心领会。现在特意详细宣示：朕愿意同大小臣工彼此警策勉励，详细思考礼、义、廉、耻的重大意义，亲身实践、努力实行，那么人心和风俗就会蒸蒸日上，唐虞三代的治理，大概就有希望重新看到了。特此晓谕。诏令督抚、藩司、臬司奉行谕旨【雍正五年】和硕怡亲王、大学士张廷玉当面奉受 皇上谕旨：我日夜勤劳，无时不把教化养育万民放在心上，因此所颁布的谕旨，都是端正道德、厚生利民的要务，务必切合百姓的生活和日常所需。我又担心愚昧百姓一时未必能够立即醒悟，于是反复耐心地训诫，再三叮嘱，总希望天下广大地区以及偏远僻壤的百姓，都能家家户户知晓，深切体会我把百姓视如子女的心意，自然受到感发而觉醒天良，遵循正道，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治理效果。我的心意是多么殷切，难道各省的地方大吏还不知道吗？可是听说从前谕旨颁到各省，只不过到达省城及其附近地区，张贴一份告示罢了，州县各处并没有普遍传达；至于乡村、庄堡等偏僻地区，更无从知晓。我以爱护养育百姓、教化引导人心的至诚至切之心，多次颁布谕旨，而地方大吏竟把它看作空文旧例，如此怠慢因循，难道还能说没有辜负朝廷的选任、不愧于所掌职务吗？又如禁止黄铜器皿，是为了杜绝熔毁制钱铸造器皿的弊端，使钱币充足，以便利百姓使用；禁止赌博，是为了戒除游荡懒惰和邪僻不正的行为，使人保全家庭、树立品行，以淳厚民间风俗；禁止宰杀耕牛，是为了重视农业生产的资助，体念农夫辛勤耕作的助力。

译我替百姓筹谋安排，曲折周全，细微之处无不考虑，但地方官员并没有认真切实地奉行。听说省城及附近地区，黄铜器皿仍旧照常在市场上出售；郡县之间，各种赌博用具也仍旧照常出售，有关官员不执行禁令，上级官员却置若罔闻。这正是我为百姓筹谋的深意没有让百姓明白于心，所以他们习惯了也不改正，迷惑了也不醒悟，并不奇怪。京师是各地人口杂居之处，凡是禁令，比其他省份更难执行；如今京城内外，出售铜器和聚众赌博的行为都已经禁止，难道外省反而可以不执行吗？这类事情可以立即禁止，而且确实有益无害，地方大吏却不肯禁约。至于清查保甲、积储社仓之类的事情，则必须逐步推行，这样地方才不会发生扰乱；如果突然举行并用官法强迫，奸诈的书吏和狡猾的官员就会借机作恶，反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现在看来，地方大吏对于本应从容办理的事情，却急忙办理；对于一时即可禁止且确实有益无害的事情，却拖延疏忽、漫不经心，这难道不是缓急安排失当、先后次序颠倒吗？况且各地情形不同，属员的才干能力也不一样，作为上司，在宽严、缓急之间，还应当详细审察、斟酌处理。酌量施行；否则宽有宽的弊端，严有严的弊端，这些都不能不察知。至于邪教和妖言，对人心风俗关系重大，地方官一旦听到有关消息，就应当留心追查究办，这样才可以消除奸邪、使善良百姓安定，也就是所谓防微杜渐。前些日子山西李恒荣案件以及近日泽州妖言诱骗民众的案件，就是榜样。假如地方上发生这类事情，下级官员隐瞒不报，或者上级官员知道后又想把有事化为无事，势必使奸民漏网，匪徒党羽无所忌惮，附和者越来越多，将来受到株连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本来想平息事情，反而导致更多事端，所以不如及早惩治。各省督抚、藩司、臬司，都是地方大吏，你们可以把我的谕旨抄录出来，寄给他们知悉。诏令采买黄铜【雍正五年】皇上谕旨：制钱是民间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从来钱价很高，百姓深感不便。我为此筹谋，日夜焦虑劳心，想到铸钱数量日益增加，但钱币并没有相应增多，必定有人熔毁制钱来铸造器皿。因此下令京城、直隶各府以及各省督抚驻扎的省城，不许铸造黄铜器皿。凡是有黄铜器皿的人，都应交给官府，按照数量给付价钱，无非是希望钱币充足，使小民得到谋生的利益，而不受钱币缺乏之苦。近年来，在京城内外多次捕获熔毁制钱的奸民；钦差官员在甘肃地方，也发现有人熔毁钱币铸造器物。由此可见，如果不严禁铜器，熔毁钱币的弊端就一定无法消除，钱币也一定无法充足，钱价也一定无法平抑。这种相互关联的情势，确实是明白无疑的。京城如今奉行此令最为谨慎，黄铜器皿都已陆续交纳并领取价钱；可是听说各地省城都没有设置收买铜器的公所，也没有专门负责此事的官员，那么民间即使有铜器，又能交到哪里去呢？这都是各省督抚怠慢因循、没有诚心切实奉行的缘故。因此再次颁布谕旨，命各省督抚设立公所，从属员中挑选廉洁谨慎、老成可靠的人，专门负责此事。先由司库拨出数千两银子作为收购价款，随后再陆续发给。凡交纳铜器的人，按照重量发给规定的价钱，不得有丝毫克扣，也不得故意使用重秤使其受损。制钱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而器皿却不一定非要用黄铜，这个道理很明白，事情也很容易理解。各省督抚如果能够把我便利百姓、使物资得到利用的深切心意，恳切地讲明告知，又核实重量足额给付价钱，那么民间交纳铜器的人一定会踊跃争先。命各督抚把每年收买铜器的重量，在年终奏报；所发价款则报送户部备案销账。如果承办官员有侵吞、克扣等弊端，督抚立即题奏弹劾，从重治罪。直隶各府委派官员办理的地方，也一律照此执行。特此谕示。谕令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百姓，不要轻率迁往四川【雍正六年】皇上谕旨：去年听说湖广、广东、江西等省的百姓，因为当地歉收、米价昂贵，相继迁往四川的，不下数万人，已经命令四川督抚设法安置，不要让他们无所依归。但我想到去年江西收成相当好，湖广、广东也并非歉年，只是临近水边的地方略有水淹损失，怎么会有这么多居民轻易离开故乡呢？于是时时留心考察，如今据各处陆续奏报，大概是因为四川土地空旷宽广，米多价低；而无知百姓平日就怀有趋利的想法，又有人传说四川的米三钱可以买一石，肉价一钱可以买七斤。这类话最容易煽动愚昧贫民。又有一类包揽事务的地痞恶棍，极力声称四川容易过日子，只要一去入籍便可富裕，每户还会得到银两包送。愚民受他们煽惑，不仅贫困者落入其圈套，就是有产业的人也卖掉家产来图谋富足，事情的弊端大致就是这样。只是没有想到，四川食物价格低廉，是因为土地广阔、人口稀少，食用的人少，所以才如此。如果远近各地的人都聚集到一个省里，食用的人多了，还想得到从前那样的低价，怎么可能呢？

译何况彼此相隔，有时达到千里，有时达到数千里；小民离开乡土，扶老携幼，跋涉山川，哪里还有多余钱财供给路费？在途中陷入困厄，又求救无门，如果不相继沦为匪徒，势必将成为沟中的饿殍。到那时即使后悔，又哪里还来得及？这难道不是轻率妄动者自己招来的灾祸吗？乡野百姓的见识浅陋愚昧，必须加以训示。地方主管官员，应当平时安抚安定百姓，临事之时劝导教育，启发他们的愚昧，体恤他们的穷困，时时刻刻像保护初生婴儿一样对待他们，勤于训导，使百姓知道故土值得留恋，迁徙并不适宜，那么愚民中仍不醒悟的人也会少一些。况且各省都有可以开垦的田地，例如广东高、雷、廉三府，都有荒地可以耕种开发；之所以任其荒废，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民间风俗喜欢争强斗胜。荒地尚未开垦时，便置之不问；等到已经开垦，众人又群起争夺，因此把本可耕种的土地抛成荒地，实在可惜。二是开垦田地必须有人工和本钱，贫寒百姓无力筹办，以致土地委弃于草莽。地方官应当怎样划定疆界来平息争端，资助耕种来提供劳作所需，放宽升科征税的年限，优厚奖励首先务农者；这样百姓绝不会不踊跃振奋、积极从事开垦劳动。凡是地方上荒废的产业和田地，都是地方官没有诚心爱护养育、体恤百姓所造成的。我日夜勤劳，无时不把小民的生计放在心上。多年以来，我为乡里百姓筹划安排的事情，都是我的苦心。现在颁布谕旨，并不是禁止百姓到别处谋生，只是因为愚民无知，求利心切，受邪说迷惑，见到别处不同便迁移，于是轻易舍弃故乡，甘愿承受流离之苦。我的心实在不忍。难道没有想到，无论在那里、在这里，都是我的赤子吗？如果本籍确实遭逢歉年，难以谋生，当地主管官员只要能够体察我的心意，立即奏报，我一定广施恩惠，使他们得到安置。何必分散到别的地方，去希望得到未必能够实现的利益呢？命各督抚把这道谕旨通行晓谕，使所属官民都听到并知道。特此谕示。谕令子女不要毁伤自己的肢体【雍正六年】皇上谕旨：我看到福建巡抚常赉奏报，说罗源县孝子李盛山割肝救治母亲的疾病，母亲病愈后，李盛山因伤势过重而死亡，请求加以旌表。礼部等部门议论认为，割肝是小民轻视生命的愚孝，从来没有旌表的先例，应当不准施行。我想到割肝治病，事情虽然不合常理，但他迫切救母的心意，实在难得而又值得怜悯，因此已经施恩准许旌表了。我曾读韩愈的文章说：‘母亲患病，不过应当煎煮药物、准备药石来治病，从未听说要毁伤肢体来奉养母亲。如果不伤害义理，那么圣贤本应带头这样做了。’又读朱子的书说：‘割股本来就是不对的；如果出于真诚之心去做，又不求别人知道，也还差可理解。’如今竟有人用这种行为来求取声誉，先儒谈论这件事已经多次了。本朝顺治年间制定的条例规定，割股有时会伤害生命，卧冰有时会冻死，恐怕百姓仿效，因此不准旌表。伏想我 世祖皇帝 圣祖皇帝统治天下，建立教化、彰明伦理，愿意与人行善；对于这类事情慎重给予旌表，实在是天地爱惜生命的盛大心愿，也是圣人觉醒世人的最高道理。把人的性命看作最重要的事，不能因为愚昧而错误地伤害；又想到孝道极其广大，不能把毁伤身体当作正当道理。立法并垂示训诫，实在有深意存在。只是过去地方主管官员，从来没有把圣贤恒常的道理和国家爱护养育百姓的心意，明白地晓谕开导百姓，因此愚夫愚妇为救亲人而舍身、为殉夫而丧命的事情，往往都有发生。既然已经发生这类事情，如果不予旌表，恐怕无法彰显他们的苦心和志节，也无法慰藉他们的亡魂。所以几十年来，虽然制定了不予旌表的条例，却仍允许他们奏报，而且还有在通常规定之外获得恩典的，这足以看出 圣祖皇帝哀怜体恤下民的 圣心确实这样周详曲折。《孝经》说：‘人的身体、头发和皮肤，都是承受自父母的，不敢毁伤，这是孝的开始。’孟子说：‘侍奉什么最重要？侍奉父母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自身最重要。’这些话都是说，子女的身体是父母遗留下来的身体，即使一根头发、一根手指，也不能偶然有所损伤，以免伤害父母所给予的身体。孔子说：‘父母只是忧虑子女的疾病。’这是因为父母爱子女的心无微不至，子女偶然生病，尚且使父母忧虑；假如是不肖忤逆的子女，父母还会宽恕、怜悯他们，那么对纯孝子女的怜爱，又应当怎样呢？难道会因为父母患病，就割取子女的肝肉，充作饮食，并调入汤药吗？父母的心，绝不会有不惊恐忧虑、悲痛不安的道理。如果因此导致子女伤害性命，又哪里是父母忍心听到的呢？父母患病，固然是子女应当尽心竭力的时候，但孝道有多种表现，实在不能把舍命捐躯局限在一件事情上。孔子说：‘父母在世时按礼侍奉，去世后按礼安葬，按礼祭祀。’这就是人一生对父母如婴儿依恋般的真诚，本来贯通百年而没有间断。子女的身体承接先祖、启迪后代，肩负的责任十分重大；如果在仓促之间舍生丧命，却忘了宗族祭祀延续的重要性，恐怕并不是孝道。况且子女对于父母的亲爱，本来出于天性；如果能够尽到至诚纯孝的实际行动，那么即使父母病得很重，

译也可以呼吁、祈祷，尽力反省自身的过错，发誓愿意做一个正直的人。这样一定能够感动天地、感动鬼神，何必割肝、割股，把它当作使人起死回生的良药呢？家庭中的行为，关键在于至诚至敬，善于体察父母的心意，不必在日常伦理之外用惊世骇俗的行为来显示奇异。至于妇女从一而终的义理，嫁人之后不改变志节，这是天下的正道；其中节妇和烈妇也有所不同。烈妇以死殉夫，慷慨地到地下追随丈夫，固然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然而烈妇难，节妇更加困难。因为殉死者在一时之间作出决定，而守贞者必须经历漫长岁月；殉死者丧命之后事情就结束了，而守贞者要备尝其中艰难。况且烈妇殉节捐躯，其中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迫于贫困，寡居后没有保全自己的办法；有的出于愤激，没有顾及日后的事情。她们不知道丈夫死后，妇女应尽的职责更多：上有公婆，就应当奉养，以代替儿子尽孝；下有后代，就应当教育，以代替父亲尽责。此外还有修治祭祀用的苹蘩、经营管理家业等事情，难以一一列举，怎么能用一死来完成全部责任呢？所以典章中记载旌表节妇，而烈妇不在固定条例之内，确实是因为烈妇舍生与割肝割股的愚孝，事情性质相近。假如仿效这种行为的人很多，那么伤害生命的人就会增多，这是居上位者所不忍心看到的。过去从未通行晓谕此事，我现在特意颁布谕旨，命地方主管官员广泛宣布，务必使偏远荒村家家户户都知道，使愚昧百姓都明白：孝子、节妇自有通常而正确的道路可以遵行，保全生命才是正理。这样，伦理关系各方面都符合中庸之道，也不辜负国家教养、怜悯和保全百姓的德意。如果训谕之后仍有人不爱惜性命，走上危险死亡的道路，我也不会一概加以旌表，以助长乡里崇尚激烈的风气，滋长愚民轻生的习惯。要认真思考此事。特此谕示。谕令闽、广地区端正乡音【雍正六年】皇上谕旨：凡是负有治理百姓责任的官员，说话必须让人人都能听懂，这样才能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务，办理事情不出差错。因此古代制定六书制度，务必使形声、会意等文字规则和语音都得到学习，都是为了形成遵循正道的风气，成就文字相同、政令通行的治理。我每次召见大小臣工，在他们陈述奏章、履历时，只有福建、广东两省的人仍然说乡音，无法听懂。他们既然是已经进入仕籍的官员，经过赴部演礼之后，在陈奏应答时尚且有让人听不懂的话，那么到其他省份任职，又怎么能够在宣读训谕、审理判决诉讼时，都表达得清清楚楚，使百姓共同知道、共同理解呢？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然导致书吏从中代为传达，于是增饰、假借，各种弊端接连产生，事情和道理被传达错误的情况也会增多。况且这两省的人既然语言都无法通晓，不仅他们到其他省任职时不能深入了解百姓的情形，就是他们作为普通百姓，也一定不能明白官府的意思，这样上下情势阻隔不通，实在非常不便。但语音一经长期习惯形成，突然很难改变，必须逐步加以训练引导，或许经过长久时间才能通晓。应当命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令所属各府、州、县的主管官员和教官，普遍传达，多方教导，务必使语言清楚明白，让人能够听懂，不得仍旧沿袭乡音。这样他们将来在殿陛被召见时，奏对可以详细明白；出仕地方后，也容易通达民情。特此谕示。诫勉臣下谕【雍正六年】皇上谕旨：大凡做臣子的，必须把报答、效忠君上放在心上，不得有顾念自身和家庭的想法。自古圣贤教导忠诚，都是这个道理。平时就应当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阐明正道，不计较功劳。孝、悌、忠、信，每一项都要切实做到，不得有丝毫虚假。等到担任官职，就应当以国家为重而忘记家庭，以公事为重而忘记私情，完全摒弃偏私不正、结党同人的习气，彻底去掉沽名钓誉、收买人心的苗头。这才叫用真心办事，智慧的声名、勇敢的功业也由此产生。内心不欺骗自己，即使独处时也无愧于心，那么对外在朝廷公堂上也不会感到惭愧。臣下怎样用心，上级没有看不清其细微之处、洞察不到其隐秘的。古代贤良之臣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入朝向君上报告，对外则顺应施行；他们彼此真诚相交、互相信任，是多么恳切真挚！假如有人心怀欺诈、任用权术，粉饰外表、修饰文辞，而暗中隐藏着私心，那么一定不能忠诚恭敬地侍奉君上；上级难道会有不知道其真实和虚伪的一天吗？凡是负有学习古道、入仕任官职责的人，都应当以至诚立誓，以笃厚恭敬行事，秉持虚心公正来衡量是否合乎中正之道，务求正直以遵循王道的平正原则。把忠君为国的真心作为立身行道的大事。用这些道理勉励自己，也用这些道理互相勉励，就可以成就君明臣良、君臣同德的盛况。特此谕示。恩准免除旧欠粮税【雍正六年】皇上谕户部：福建历年地丁钱粮，雍正四年的册报共计未完银四十四万二千一百余两。这些欠款有的欠在官府，有的欠在百姓，过去一直没有分别查明。我特意派遣大臣会同督抚彻底清查，除查出官吏侵吞、挪用造成的亏空外，实际查明百姓拖欠未缴的银两共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余两。我想到今年福建各州县有几处雨水略少，收成大概不能十分丰足。如果明年在征收当年正额钱粮之外，仍然带征历年的旧欠，恐怕百姓难以承担缴纳。现在特此大施恩惠，将康熙五十五年起至雍正四年百姓拖欠的地丁银三十三万八千三百余两，一概免除。已经征收入官的，就按数额留存，抵作雍正己酉年本户应征的赋税。这是我惠养百姓、勤于探求民间隐情的深切心意。该督抚等应当体察我的心意，做到家家户户都知道，并严令州县等官切实奉行，务必使小民都得到实际恩惠。如果有不肖州县官员阳奉阴违，或者把已经征收入官的银两侵吞隐匿为己有，仍按百姓欠款上报，或者把应当免除的款项私自征收，一经查出，一定把州县官从重治罪。该督抚也一并严加处分。再者，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都是边远地区，如果有历年百姓拖欠的钱粮，都命该督抚详细查明，将实际数额具奏。你部立即遵照谕旨施行。赏给兵丁银两以生息【雍正七年】

译皇上谕旨：在京八旗兵丁，我都尽心替他们筹划。他们家中如果有婚丧嫁娶等吉凶事情，需要用钱却无处筹办，实在困窘可怜。特意拨出内库银两，由王公大臣等经营生息，以备兵丁临时使用。现在想到外省驻防的满洲、汉军兵丁等，也应一体施恩。江宁、杭州、西安、京口、荆州、广东、福建、宁夏、右卫，共九处，每处赏银二万两；天津、河南、潼关、乍浦、成都，共五处，每处赏银一万两。都由布政司库拨给，交给该处将军、副都统等共同存储经营生息。如果驻防兵丁家中有吉凶之事，就斟酌从生息银两中赏给，以资助其使用。本金永远作为公款生息项目保存，不让他们归还。该将军、副都统等务必尽心办理，使兵丁都得到实际恩惠。如果主管大臣、官员有私自侵吞、挪用，或者委任不当，以致本金和利息亏缺的，一定从重治罪，并且从主管和委任官员名下严厉追缴归还。经营生息的事务，也要公平办理。如果有人借官银的名义，或者侵占百姓的产业，或者用高利息刻薄剥削乡民，与商人和小民争利、扰乱牵累地方，督抚没有及时稽查，就应立即题奏弹劾。如果督抚徇私隐瞒不报，等我查访得知，一定将该督抚一并议处。这项本金和利息每年收支的数目，交给在京八旗都统、副都统查核。由一旗或一省负责，或者一人管理两省，命怡亲王、大学士等酌量派定。每年年末，各省主管大臣、官员造册，由各旗查核后奏报。再者，各省督标、抚标、提标的兵丁等，也仿照这个办法办理。每标或给银一万、二万两，或给银数千两，按照兵丁人数分别确定银两多少，也由怡亲王、大学士等酌量派定。银两交给各该督抚、提督委派的官员办理，用来惠济兵丁，一切照驻防兵丁的办法执行。前后任官交接时，要把此事列入交代册中查核。至于各省镇标兵丁等，一时难以普遍施及，待衡量国用收支后，再依次施恩，陆续颁布谕旨。特此谕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万两〕 恩恤广东蛋户【雍正七年】皇上谕旨：听说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类人，称为蛋户，就是猺蛮一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全省河流水道都有蛋户，人口繁多，无法计数。粤地百姓把蛋户看作卑贱之流，不允许他们登岸居住；蛋户也不敢与平民抗争，畏惧威势而隐忍，局促地住在船中，终身不能享有安定居住的乐趣，实在值得怜悯。蛋户本来属于良民，没有可以轻视排斥的理由，而且他们缴纳鱼课，和普通编户百姓完全一样，怎么能因为地方长期形成的习惯，强行加以区别，使他们漂泊不安呢？命该督抚等转令有关官员，通行晓谕：凡是没有力量的蛋户，听任他们住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如果有能力建造房屋或搭棚居住，准许他们在近水的村庄居住，和普通百姓一同编入甲户，以便稽查。豪强和地痞不得借机欺凌驱逐。并命有关官员劝导蛋户开垦荒地、播种耕作，共同成为以农耕为本的人，以符合我一视同仁的深切心意。特此谕示。诏令禁止赌博【雍正七年】皇上谕旨：游荡懒惰的百姓，自古以来就是治理天下者深恶痛绝的。如果喜欢赌博，更不只是游荡懒惰而已。他们荒废、抛弃本业，耗尽全部家产，品行日益卑污，心术日益趋向贪婪欺诈。父亲这样做，就无法教训儿子；主人这样做，就无法约束奴仆。斗殴因此发生，争讼因此而起，盗贼因此增多，匪类因此聚集。它对人心风俗的危害，确实无法一一列举。大凡做不善之事的人，即使触犯法令，尚且可能在一时获得微小利益；唯独赌博，今天得到的东西，明天未必还能保住。如果把一年数月合起来计算，赢家和输家最终都会耗尽家产，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可是邪僻之人一旦陷入其中，就迷惑而不醒悟，甚至甘愿沦为下贱之人也不以为耻，实在可悲。多年以来，我屡次颁布谕旨，严厉禁止，但这种风气仍未停止，是因为还有人制造赌博用具，而有关官员执行禁令又没有尽力。各种工匠技艺，只要可以获利谋生，什么事情不能做？却偏偏违反条例、触犯法律，制造这种败坏风俗、蛊惑人心的器具，这种罪过难道还可以说吗？我曾想到，赌博风气之所以盛行，是因为父兄赌博，子弟看见后便跟着学；家主赌博，奴仆在旁看见后便跟着学；甚至妇女，也沉溺其中而不觉得奇怪。总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多，所以随风沦染的人也多。假如严格实行禁止，使人不敢再犯，日积月累，后来的子弟无从看见，也就无从学习，这种风气自然会停止，不必烦劳制定条文、发布教令和号令。凡地方大吏、有关官员都有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责任，却这样拖延疏忽、视为平常，怎么能推脱失职的罪责？现在特意制定本地官员劝善惩恶的办法，以清除赌博的源头。今后捕获赌博者，必须彻底查究赌博用具的来源。如果制造赌博用具的人家经过审讯明确有证据证明出自某县，就把某县知县依照失职的条例革职，知府革职留任，督抚、司、道等官员各降一级留任。如果本地有私自制造赌博用具的人家，而该县能够缉获并惩治，知县加二级，知府加一级，督抚、司、道等官员记录功劳两次。把这个劝惩办法永远定为条例，从雍正庚戌年开始，命该督抚通行晓谕，使城邑乡村以及远方偏僻地区都听到并知道。特此谕示。劝导开垦【雍正七年】

译皇上谕旨：国家太平日久，户口日益繁多，凡是闲置空旷、尚未耕种的土地，都应及时开垦，以充裕养育万民的计划。因此我多次颁布谕旨，劝导百姓开垦耕种。对于四川安置的百姓，又命令供给耕牛、种子和口粮，使他们有所凭借资助，以尽力从事生产。现在想到各省都有尚未开垦的土地，各处也都有愿意开垦的人；有的人因为没有粮食和费用，力量不足，于是不能从事开垦，徘徊而中途停止，这也是事情发展中会有的情况。命各省督抚根据本地情形详细筹划，转令有关官员制定劝导办法。对于愿意开垦却贫寒无力的人，酌量动用存留的公银、公粮，确实查明后借给他们，作为购买耕牛、种子和口粮的费用，使他们能够努力耕作田地。等土地成熟之后，分作三年按数偿还；五年以后按照规定起科征税。总之要由该督抚统率州县，因地制宜，诚心办理，务必使田地日益开辟，耕作开发始终勤勉，以符合我爱护养育百姓的深切心意。特此谕示。谕令富户【雍正七年】皇上谕旨：直省各地的富户，那些士绅百姓家境殷实的，有的由于祖父积累，有的由于自己经营，靠勤俭节约才能达到这样的富裕，这些都是国家的良民。那些作为乡绅而家有余财的，不是由于先世遗留下来的财富，就是凭借自身俸禄，节制开支、谨慎度日，才得以成就家业，这些都是国家的良吏。因此，绅衿、士庶中家道殷实的人，确实占有五福之一；既然是国家爱护养育、保护安定的人，你们自身怎么能不勤勉行善，以长久保全自身和家庭呢？保全家庭的道理，如果奢侈浪费，固然不是善于守成；但吝啬刻薄，也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周礼》说在乡里用三种事务教导万民，其中有‘孝友睦婣任恤’，可见拿出公共财物施惠、救济他人的道义，和孝友一样受到重视。大凡百姓的情感，地位低的人嫉妒地位高的人，贫穷的人嫉妒富裕的人。那些贫困者既游荡闲散、浪费财物，使自己的生活陷入困境，又不知道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对生活温饱的家庭心怀嫉恨。如果富户又以吝啬刻薄为心，削减侵夺、谋取利益，和小民争利，在太平盛世、年成顺利丰收时，固然还可以相安无事；可是每逢歉收荒年，贫民肆意抢夺，最先受到灾害的，都是富而不仁的家庭。等到富家遭受侵害以后，官府依法审讯定罪，必然把抢夺的贫民置于重刑；这样，富户因为聚敛钱财而倾覆家庭，贫民因为贪图利益而丧失性命，难道不是双方都受损失的道路，实在值得怜悯吗？我因此劝导各富户，平时应当把体察、体恤贫民放在心上。邻里和佃户中有贫困的人，或遇到年成歉收，或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都应当平心相待、通融帮助，千万不要坐视他们困苦而不伸手援助。这样，富户救济贫民的急难，贫民感念富户的恩情，平常能够相互周济缓急，遇到事情能够守望相助；嫉妒争夺的念头既然消除，亲近和睦的心情必然深厚，难道不是富户保全家庭的好办法吗？历来家与国的道理相同，如果富户能够保全自己的家庭，贫民也知道共同保卫富户，一乡这样，就一乡永远安定；一邑这样，就一邑长久安宁。因此富户保全自己的家庭，更是富户为国家出力。自从我登临帝位以来，多次有人上奏民间贫富不均，请求实行限田之法，甚至逆贼曾静私自写诽谤书，说：‘如今减轻徭役、减免赋税，只对豪强兼并之家有利，与贫民没有关系；如果不重新实行井田制，就不能养活百姓。’ 我认为这些怪诞荒谬、支离破碎的说法，是根据道理和形势万万不能实行的。天下富人只有一个，而贫民有一百个；想用一个人的富余去救济众人的不足，贫民未必就能因此立足，富户却已经无辜遭受摧残。这是怀有使天下人都陷于贫困的贼人言论，哪里有什么道理可言？我既然知道它一定不能实行，如果只让地方张贴告示晓谕，最后阳奉阴违，我实在以此为耻而不愿这样做。如果把不能实行的事情交给各省督抚，借此向贫民显示恩德，使他们感激我的恩意，却又把执行不力的怨恨归到各督抚等人身上，这也是我不忍心做的。因此特意颁布谕旨，告诫你们这些富户。作为富户，应当知道自己从上天得到的恩厚很深，应当存有救济他人、使万物获利的心，实行救助困苦、扶持危难的事情；敦促和睦宗族，周济保护乡邻，甚至对佃户、佣工也都施加恩惠。这样人人都会感念你们的德意，就可以在祸患尚未萌发时消除它。何况积善之家一定有余庆，在天地之间种下福德，子孙一定会长久享有丰厚福报，难道不是美事吗？命各省督抚把我的这道谕旨通行晓谕所属乡绅、士民，使他们共同知道。我料想我的赤子良民，一定不会辜负我诚恳的期望。特此谕示。恩准免除庚戌年钱粮【雍正七年】皇上谕旨：自古帝王治理天下，设置官员、分掌职务，如果任用不得其人，各项政务就无法振兴；治理财政如果不得其道，国家费用就会不足。即使想要减免赋税、把恩惠施给万民，形势也会有所不能，这是自然的道理。多年以来，怡亲王和大臣等办理户部事务，恭敬谨慎、公正忠诚，风气清明、弊端绝迹，使百姓富足、国家富裕，府库充盈。国家经费既然充足，那么减免正常赋税、施恩超出通常规定，使百姓生活取用有余，就是我日夜思念的最大愿望。昨天山东署理巡抚奏报，今年山东秋收大丰，父老都说这是二十多年来仅见的好年成。我想到去年命田文镜总督山东，今年当地庄稼便获得大丰收。又如岳钟琪总督陕西，平日驻扎西安时，西安连年丰收；今年夏天率兵前往甘肃，甘肃收成大熟，而西安在六七月间就显得严重干旱。又如鄂尔泰在云南时，滇省连年风调雨顺；今年夏天他巡历贵州，刚离开云南境内，云南府属的晋宁、宜良等地便发生暴雨冲决堤防、低田被水淹没的事情。又如李卫在浙江时，四境多年丰收安乐；今年李卫暂时离开浙江，衢州所属江山县峡口谷就发生蛟龙兴风发水、淹没禾苗麦子的灾害。观察这几件事，更能看出贤能督抚所产生的感召作用。上天的和顺比声音和影子的响应还要迅速，那么凡是担任督抚的人，应当怎样做呢？应当以敬慎之心居官处事，做到公正忠诚。奉行职务，以不愧对屋漏之处的真诚来感通

译上天的根本道理。我听说今年陕西省西安一带，夏季非常干旱，而地方文武大臣、官员却不知道修身反省，这正是封疆大臣应当切实警戒的。我并不是要责备臣工，却屡次颁布这类谕旨，是因为我确实看到了天人感应的道理，丝毫不会差错，所以日夜恭敬谨慎、勤勉警惕而自我觉察。上天明察俯视，威严显赫，人与上天的呼吸感应可以相通。我内心只要有一刻懒惰松弛，却徒然用 训诫的话语去责备臣下，那又凭什么面对天地神明呢？又据广东督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奏报说：‘今年粤东雨水均匀，百谷顺利成熟，合计全省米价，贵的不过八钱几分，便宜的低至五六钱，实在是广东省历来少有的事情。’我听到后，深感欣慰。这都是该省百姓等革除浮薄、归向忠厚，形成淳厚善良之心，向上感通天意的结果。这是上天降下保佑，并赐予丰收的结果。因此，山东、广东两省庚戌年的地丁钱粮各免四十万两，以奖赏地方官民的善行。直隶、陕西两省今年已经各蠲免银四十万两，庚戌年再各免地丁银四十万两。山西全省连年丰收，免去庚戌年地丁银四十万两。安徽各属也免去庚戌年地丁银四十万两。这六省共蠲免按额征收的银两二百四十万两，这是朕施恩于民间的特别恩典。各督抚应转令所属官员，体察朕的心意，恭敬谨慎地奉行，使百姓都能实际受到恩惠。如果有不肖官吏、绅士、土豪等侵吞、包揽等弊端，一经查出，一定从重治罪，并将失察的督抚及上司等官严加议处。特此宣谕。谕令沿海弁兵【雍正七年】上谕：粤东三面临海，各省商民以及携带资本、货物前来贸易的海外商人很多。海风变化无常，货船有时会倾覆沉没，全靠营汛弁兵竭力抢救，使遇溺之人能够保全性命，使落水的货物不至于漂失。这才是国家设置汛防的根本用意，并不只是为了缉捕盗贼。然而沿海有些不肖弁兵利欲熏心，贪图财物，每当商船遇风失事时，便贪图船上的财物，乘机抢夺，对救人的事情却姑且置之不问。像这样存心行事，比盗贼更加恶劣，实在无耻残暴到了极点，难道是国家弁兵忍心做的事吗？例如雍正六年八月间，福建龙溪县人徐榜到西洋贸易，航行至广东新宁县境内时遭风，船只损坏；广海寨守备邓成和兵丁等巡哨到那里，捞获银钱后私下分取，却眼看徐榜等人陷于危困而不予救援。这一案件目前正在题奏查办，等待审理。又听说香山县澳门的番人月旺到交趾贸易，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琼州府【原文作“防同县”，地名疑有讹误】遭风损船。该汛百总文秀立即驾小船搬运货物，等到上岸后，只归还本人缎匹、银器数件，其余货物都藏匿起来不肯交出，地方官现正在追查。像这种贪婪残暴、违法乱纪的事情，广东、福建两省居多；其他省份沿江临海的营汛，也不能避免。这都是因为地方督抚、提镇等平时不能教化引导，事后又不能稽查惩办，以致不肖弁兵只有图财牟利之心，没有救济危难、扶助困厄之念。今后若再有这类事情，应当怎样严定从重治罪的条款，使弁兵等有所畏惧和警戒？着沿海督抚各自陈述意见，议奏送到后，由九卿【原文作“防同”，疑为“会同”】再行议定。此谕颁到时，一面立即出示宣谕弁兵等，一面议定后具奏。特此宣谕。谕令重视农业【雍正七年】上谕：自古帝王治理天下、使百姓和谐安定，没有不把重视农业作为首要事务的。《尚书》陈述不要安逸享乐，首先要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诗经》记载《豳风》，详细叙述农家的辛勤劳作。《论语》说：“百姓富足了，君主怎么会不富足？”《孟子》说：“百姓的生计不可耽误。”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农业，是帝王承受天命、养育人民、实现长久安定的根本。我朝抚慰安定天下。圣祖仁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仁德深厚、恩泽广被，使百姓休养生息，户口日益增加，人口更加繁盛。然而直省境内土地并未增加，近年以来各省都有收成，遭受水灾而歉收的也不过是几个州县罢了。米价却逐渐显得昂贵，福建、广东一带颇有粮食不足的忧虑，只能希望邻省接济。实在是因为土地的产出和过去一样，而民间需要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收入不足以供应支出，所以米少而价高。这也是情势所必然的结果。米谷是养活性命的宝物，既然依靠它生存，就应当加意爱惜，不可存有轻易丢弃的想法；而且需要粮食的人很多，更应当随时节省，不可放纵口腹之欲。每个人如果都能节省一勺，自己并不觉得少，但积少成多，便可以多养活几个人。若几个人都这样做，积存的粮食岂不更多，养活的人岂不更多吗？养生家把少吃作为要诀，固然是为了调养精神、保持和气，也是为了节约用度、珍惜福分。何况脾主信，习惯了便会成为自然。常见吃得少的人，他们的精神气力和身体从来没有不强健的，这是明显可见的事实。至于各省土地，不能种植五谷的地方，可以种其他作物来获利；能够种植五谷的地方，就应当把它看作宝地，勤加开垦治理，种植豆类和谷物，怎么可以舍弃根本而追逐末利，把肥沃的良田改成种果木的场地，废弃供日常饮食的固定产业，只图侥幸获取盈余利益呢？至于烟叶这种作物，对活人的日常生活毫无益处，而种植它又必定选择肥沃良好的土地，更是严重妨害农业。百姓计较微小得失，而且只顾眼前，不作长远打算，所以在谋求利益时，若让他们舍多取少、移重就轻，必定不是他们心里愿意的；地方官骤然用法律约束，势必难以实行，反而造成纷扰。

译关键在于优秀的主管官员勤恳诚挚、反复恳切地劝导，使百姓豁然醒悟，知道耕种收获关系自身性命，没有农业就不能生活，其他事情都不足以依靠。这样民众就会踊跃行动，不必等到督促考核，也都会竭力从事农耕。朕听说江南、江西、湖广、粤东几省，有一年两熟的稻谷，既然风土如此，却仍然缺粮，这是土地的生产能力有余，而播种栽培的功夫不足，难道不是百姓习惯懒惰，而主管官员的教化引导还没有做到位吗？有人说：米谷太多，价格就会低而难以卖出，古人有“谷贱伤农”的说法，俗语所谓“丰收反成荒年”，对此不必过分忧虑。假如百姓勤于耕作、收获丰盛，以至于米价低而难以售出，朕一定多拨官价收购，使重视农业、专务根本的良民获利并有余财。朕一生爱惜米谷，每次吃饭时，即使一粒也不肯抛弃。以朕享用天下供奉的膳食，难道还会担心粮仓供给不足吗？之所以这样节省爱惜，实在是出于天性自然的敬慎，并非勉强为之；而且米谷是 上天赐给用来生养万民的，朕作为天下百姓的生身之主，只有恭敬谨慎地珍惜它。更加仰望祈求 上天默默保佑，风雨按时调和，年年获得丰收，使百姓家家都有储藏，人人歌颂安乐的土地。朕既然替亿万百姓谋划，就不敢轻慢忽视上天的恩赐。你们绅士、儒生和百姓，难道唯独不替自己一家谋划吗？早晚生活所需既然承受 上天的赐予，如果果真加意爱惜、随时节省，那么上天就会不断赐予恩惠，使人长久享有富足安宁的福分；如果放纵情欲、糟蹋天物，就一定会触犯上天的怒气，不再得到赐予，水旱灾害和各种灾异也都无法避免。这个道理难道会有差错吗？又听说江西、广西地方竟有人用米谷喂养猪。试想谷物食物和肉食相比，哪一种更重要，哪一种更轻微；哪一种更急需，哪一种更可缓，而竟然把 上天所赐、百姓终年辛劳所得的粮食，用来饲养牲畜，难道不是违逆天和、轻视民命吗？朕这样恳切地训诫劝导，只希望天下人专心从事根本产业，以杜绝浮华浪费；爱惜物力，以谋求长远，共同体察朕敬畏上天、勤恤民情的心意。上天保佑、勤恳体恤民间疾苦的心意，那么你们的家庭一定会更加富足，你们的子孙也一定会长久延续这份福泽。要反复思考，不能忽视朕的话。着令把这篇谕旨晓谕内外官民，并通行到远乡僻壤，使所有人都听到。特此宣谕。御制《大义觉迷录》序【雍正八年】自古帝王拥有天下，没有不是由于怀抱保护万民之心、把恩德施加于四海，承受 上天的眷顾和命令，合乎亿万人民的欢心，因此能够统一天下，给后世留下福泽。养育人民的道理，只有有德之人才能成为天下的君主。这就是天下如一家、万物如一体，是自古以来直到现在、万世不变的常理，不是寻常按类别聚集、按群体区分以及乡里疆域之类的私心浅见所能妄自判定异同的。《尚书》说：“皇天并不偏爱亲近谁，只帮助有德之人。” 德行足以成为天下君主，天就会赐予他保佑，使他成为天下的君主。从未听说天不是因德行而感应信任，却只因某人来自什么地方便帮助他的道理。又说：“安抚我就是君主，虐待我就是仇敌。”这正是民心归附或背离的真实感情。从未听说亿万人的归心，不论德行而只选择地域的道理。又说：“顺应天意的昌盛，违逆天意的灭亡。”只有有德之人才能顺应天意。上天所授予的君位，又岂会因为某地之人而有所区别？我朝起基于东土。历代圣祖相承，保卫治理天下各国，上天厚厚保佑，德教广泛施行，恩泽远播，使百姓登上安乐之席，遍及中外而 尊敬亲近我朝，至今已有一百年了。既然我朝仰承 天命，成为中外臣民的君主，那么对他们防护、安抚、宽缓、爱护和养育，怎么能因华夏与夷狄而区别对待？中外臣民既然共同奉我朝为君主，那么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更不能因华夏与夷狄而怀有不同的心意。这一点考察 天道、验证人理，从海边日出的地方到天下所有土地上的民众，没有不知天下大一统在我朝，人人都是我朝的子民和臣民，不敢越过本分的。可是逆贼吕留良凶恶顽固、悖逆邪恶，喜欢作乱、乐于制造祸患，扰乱常伦，私自著书，妄称德祐以后天地发生大变，古来未有，今天又重新出现。逆党严鸿逵等相互附和，猖狂到了极点，余波波及曾静，彼此以荒诞怪异的说法煽动，肆意毁谤，甚至说八十多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这些逆贼看来，不过是认为本朝以满洲人为君主，进入中国成为天下之主，于是妄自生出此疆彼界的私见，故意发表讥讽诋毁之说。他们不知道，本朝属于满洲，就像中国人有各自的籍贯一样；舜是东夷人，周文王是西夷人，这难道曾经损害他们的圣德吗？《诗经》说“抵御戎狄，惩罚荆舒”，是因为他们僭越称王、侵犯华夏，不懂君臣大义，所以宣告他们的罪行并加以惩治，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戎狄便把他们排除在外。若只因是戎狄便排斥，那么孔子周游列国时就不应到楚国应楚昭王之聘；秦穆公称霸西戎，孔子删定经书时，也不应把秦国的誓词列入《尚书》的 后面。历来所谓华夷之说，产生于晋、宋及六朝偏安时期，当时双方地位相当、德行相近，谁也不能压倒谁，所以北方人贬称南方人为岛夷，南方人指斥北方人为索虏。当时的人不致力于修德行仁，只从事口舌上的相互讥讽，已经是极其卑下浅陋的见解。如今逆贼等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时候，妄自区分中外，错误地产生忿恨，难道不是违逆天意、悖背事理、目无父君，连蜂蚁都不如的异类吗？再从天地气数来说，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百姓涂炭，边疆不得安宁；当时的天地，难道不能说是闭塞昏暗吗？本朝定都以来，扫除群寇，天下安定，政教兴修，文明日益昌盛，万民安居乐业，中外安宁和熙，黄童白叟一生都没有见过战争。如今天地清明安宁，百姓受到恩泽，超过明代，这一点连三尺高的孩子也都明白，难道还可以说天地昏暗吗？天地以仁爱为本心，以覆盖承载而不偏私为尺度，所以德行在内地和近处，大统一就归于内地和近处；德行在外地和远方，大统一就归于外地和远方。孔子说：“所以大德之人一定会承受天命。” 自有帝王以来，所遵循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译如今逆贼等凭借顽固狂妄、肆无忌惮的胸怀，不谈 上天的取舍、政治的得失，也不谈百姓和万物的安危、疆域的大小，只把琐碎的乡土私情当作偏私，把狭隘的地域界限当作忿恨嫉妒，公然指斥，以实现他们昧弃常伦、灭绝人纪的叛逆意图，直到发出极其狂妄的叫嚣，竟敢说天地昏暗，难道 光明伟大的上天明察一切，反而还不如逆贼等人的见识吗？何况逆贼吕 留良等把夷狄比作禽兽，却不知道 上天厌弃内地没有有德之人，才 把眷顾和天命授予我们外夷，使我们成为内地的君主。若按逆贼等人的说法，中国人全都不如禽兽了，又哪里还有把中国视为内、把夷狄视为外的资格？究竟是在骂自己，还是在骂别人？再说自古中国一统的时候，疆域未必广大辽远，其中有不接受教化的，就斥为夷狄。例如三代以前的有苗、荆楚、玁狁，就是今天湖南、湖北、山西一带的地方；在今天还能把它们看作夷狄吗？至于汉、唐、宋全盛时期，北狄、西戎世代成为边境祸患，从未能臣服并占有其土地，所以才有此疆彼界的区分。自我朝进入中原、统治天下以来，连极北边远地区的各部落也都归入版图。这是中国疆土拓展广大，实为中国臣民的大幸。怎么 还能有华夷、中外之分的说法呢？历来做君主的道理，应当把百姓看作赤子；做臣下的道理，应当把君主奉若父母。作为子女的人，即使父母对自己不慈爱，尚且不能因此憎恨怨怼、违抗叛逆，何况我朝作为君主，确实尽到了把百姓当作子女来对待的父母之道，竭尽诚意怀抱保护百姓的心，而逆贼竟还忍心肆意毁谤，那么做君主的究竟还要怎样才可以呢？从前康熙年间，各地奸徒偷偷起事，动辄以朱三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之类，多得数不清。近来还有山东人张玉，假冒朱姓，自称明朝后裔，遇到星士推算说他有帝王命，便借此希望煽惑愚民，现已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审问。历来异姓先后继承帝位，前朝皇族向后代王朝臣服的很多；否则便隐姓埋名，藏身草野，从来没有像本朝奸民这样大量假称朱姓、摇惑人心的。这样蔓延不止，中国君主的子孙遇到继承帝位的君主，必定会被杀到没有活口才罢休，难道不是奸民逼迫他们造成的吗？何况明朝继承元朝而拥有天下，明太祖也是元朝的百姓；若按纲常伦理来说，难道能逃脱篡夺之罪吗？至于我朝对于明朝，不过是邻国关系；而明朝的天下丧失在流贼手中，当时边患纷起，倭寇骚扰，流贼中有名号的多得数不清，各村各邑的无赖之徒又乘机劫掠杀人；那些违法的将领、弁兵则借征讨剿灭之名肆意扰害，杀戮良民，以此请功，充作捕获贼人的数目。中国百姓死亡过半，就连四川人也竟到了没有遗民的地步；偶尔有幸存者，也肢体不全、耳鼻残缺，这是天下人共同知道的。康熙四十五年间，还有亲眼见过当时情形的老人流着眼泪讲述这些事，而且无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把四海内外的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安置到安乐之地。这就是我朝对中国的功绩，实在伟大而深厚。至于优厚对待明代的典礼，史书多得写不完；明朝藩王的后裔确实是明朝子孙的，便格外施恩，封为侯爵，这也是前代从未有过的盛典。然而怀有叛逆之心的奸民，动辄假称朱姓，把它作为图谋叛乱的媒介；吕留良一类人又借明朝之名，肆意宣扬分别华夷的邪说，希望实现叛逆的目的。这些人不只是本朝的贼寇，实在也是明朝的仇敌。况且中国人轻慢对待以外国人身份继承大统的君主，其危害不过是妄加诋毁讥讽，蛊惑一两个匪类罢了，原本并不能损害公正的是非和重大的伦理纲常。假如外国君主进入中国继承大统，却不把中国人当作赤子，那么中国人还能把性命托付给谁呢？何况安抚百姓，百姓就奉其为君主；虐待百姓，百姓就视其为仇敌，这是人情。若已经安抚百姓，却仍然不承认其为君主，大概不是顺天合情的行为。假如君主把不合人情的事情施加给臣下，臣下能够承受吗？君主尚且不可以把不合人情的事情施加给臣下，难道臣下反而可以用这种做法对待君主吗？孔子说：“君子居住在一个国家，不非难该国的大夫，何况是它的君主呢？”又说：“夷狄尚且有君主，也比不上中原诸夏没有君主。”春秋时期只有方圆百里的小国，其大夫尚且不可以非难，何况我朝奉 天承运、实现大一统、处于太平盛世，君主难道还可以被诽谤议论吗？况且圣人在中原诸夏，尚且说夷狄也有君主，何况作为我朝之人，亲身承受教化恩泽、享用德泽、服从教化，怎么可以发表无父无君的言论呢？韩愈说过：“中原如果变成夷狄，就把它当作夷狄；夷狄如果变成中原，就把它当作中原。”历代以来，例如元朝统一天下，建国一百年，疆域极其广大，其政治规模有很多美德值得称道，而后世却很少加以叙述。当时的名臣学士著文歌颂，记载当时美好盛况的内容，载在史册中，也十分灿烂。然而后人明明具备这些事实，却故意使用贬低的说法，概括说没有人物值得记载、没有事功值得记录。这只是怀有私心、见识卑鄙的人不愿把美名归给外来的君主，想要加以贬低埋没罢了。他们不知道，文章著述是用来取信于当代、流传给后世，在典籍中留下劝诫的，应当平心持正地评论。对于外国人进入中国继承大统的君主，其善恶尤其应当秉持公正加以记载，大小事情都不遗漏，这样才可以让中国的君主看到，知道外国君主也能如此明智仁爱，必然会产生奋发自励之心；外国君主看到是非没有被歪曲，相信正直之道永远存在，也一定会更加勇于行善，深切戒备作恶。文学的这种功用，对于治理之道能够有所补益，意义该有多大啊！如果故意贬低埋没，略去他的善行而不流传，捏造他的恶行而妄加记载，就会使中国的君主认为既然生在中国，自然享有美名，不必修德行仁来达到极盛的治理；而外国人进入中国继承大统的君主则认为，即使日夜励精图治、勤勉求治，终究也不可能得到史籍的褒扬，于是行善之心因此懈怠，那么内地百姓的痛苦就没有尽头了。这对人心和世道的危害，哪里说得完呢？

译何况逆贼吕留良等，不仅把我朝的善政善教、重要经法一概置之不谈，反而凭空妄自编造，毫无根据地横加议论，把没有影子、没有声响的言谈作为惑乱世人、欺骗百姓的工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他们这种荒诞虚妄、夸张欺诈、欺骗人听闻的行为，实在是千古罪人。所谓“可怜而不怕死，凡是百姓没有不憎恨的”，是不必等待教化便应诛戮的人。他们不只是得罪于我国家而已。这些奸邪之人心怀作乱，妄想侥幸于万一，却从未通观古今大势。凡是最先倡乱的人，无不身受斧钺之刑，遗臭万年。天下国家如此巩固，哪里是乌合之众和偷偷摸摸的鼠辈能够轻易动摇的？即使在世道衰微之时，纵观史册，最先作乱的人也从没有一个能成就大事。如秦末的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直到元末的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虽然一时猖獗，最终都很快化为灰烬。唐、宋中期的草寇盗贼接踵而起，也同样都归于灭亡。总之，这些奸民不懂君臣大义，不明白上天眷顾天命的道理，只是自取诛杀，成为万古罪人罢了。人之所以成为人而不同于禽兽，是因为具有这种伦理纲常的道理。所以五伦称为人伦，缺少其中一伦，就不能称为人了。君臣关系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还可以称为人吗？人却怀有不承认君主的心，还不能说是禽兽吗？尽守人伦就是人，灭绝天理就是禽兽，并不能因为华夏与夷狄的区别而区分人和禽兽。况且上天授命某人为君主，他却怀有违逆上天的意思，哪里有不遭天诛的呢？朕想到秉持常性、喜好德行，是人心共同具有的；天下亿万臣民都具备天良，自然会深切产生尊敬君主、亲近上位者的念头，不必再加以剖析宣谕。但奸邪昏乱的小人，如吕留良等，心怀悖逆，天下不可能只有这几个贼人。因而颁布这篇谕旨，特意加以训诫。平日稍有这种心思的人，应当仰问上天、俯扪自己的良心，各自发扬天良，详细思考。朕这样详尽剖析说明，并不是喜欢争辩。古代人心淳朴，所以尧舜时代君臣应答的言辞很简略。到了殷、周时期，人心渐渐不如从前，所以《殷盘》《周诰》用来告诫臣民的话反复周详、真诚恳切，才能消除他们的蒙蔽，使他们觉察自己的愚昧。这是古今时势不得不如此的结果。常见阴险小人被大义驳倒、理屈词穷后，便借圣人的话巧妙地进行诋毁，说：“所以厌恶那些巧言善辩的人。”却不知道孔子说子路“何必读书然后才算学习”而称其为佞，是针对子路用没有道理的言论强行胜过别人而言；用言辞伶俐来对付别人，便称为佞，也就是所谓用口才压服别人。若面对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违逆天理、背弃事理、惑乱世人、欺骗百姓的贼人，把天经地义、纲常伦理的大道讲明，使那些愚昧无知、平日被邪说陷溺的人豁然醒悟，不至于遭受天谴、触犯国法，这是为世道人心着想，怎么能说是佞呢？天下后世自有公论。着令把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的言论以及朕的谕旨，一一刊刻发行，颁布到天下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使读书士子和乡里百姓都知道；并令各地在学宫中各收藏一册，使将来的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能够阅览知悉。如果有人没有见过这部书、没有听到朕的谕旨，等朕随时查出后，一定将该省学政和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此宣谕。命令大吏衙门约束书吏，谕【雍正八年】上谕：朕听说有几个省的督抚、司、道不能约束书吏，胥役等人狐假虎威，无恶不作，其中督抚衙门的情况尤其严重。他们名义上分为内班、外班，内班掌管案件，外班传递信息，彼此勾结作奸，采用种种恐吓欺诈手段，填饱自己的贪欲。凡是改变重罪为轻罪，违背他们的欲求，他们就不断批驳。比如广东各案盗犯未能捕获，无论时间远近，不论盗犯多少，总督衙门的书办一概在冬季开票，差遣负责提拿、承缉的吏、目、典史、巡检一齐到肇庆，限定日期加以比责，借此索取陋规。于是院房有年节礼，每名官员到那里各送给书办银三四十两，便获准回任。如果职位低微、无力馈送，就被差役押住不放，甚至禀请杖责，这是粤省的弊端。至于各省督抚衙门的书役，有承舍、旗牌等名目，都自称为差官；督抚发给他们的差票也使用“差官”字样，于是全省官吏百姓无不称他们为差官。他们平日坐在差房中，包揽诉状；每当府、州、县官借谒见督抚之机，他们便私下托请，滥行准许，枉法断案。等到奉差前往别处，又乘坐超过身份的轿子，马匹悬挂胸缨，俨然像官长一样，沿途接受拜见，向有关官员索取夫役、马匹和馈送。这些人惯于狡猾，有时以小忠小信逢迎本官，取得本官欢心；偶尔受命查访属员的情况，便假借公事谋取私利，作威作福，其危害更是无法说尽。历来胥役造成的祸患，关系到吏治。精明廉察的督抚，自然能够察觉并防范；庸懦的督抚，被他们欺骗而不知道、受到牵累而不醒悟的，实在不少。又如藩司掌管全省钱粮，臬司掌管全省刑名，案牍堆积如山，不得不依靠熟练的书役办理，但其中各种弊端丛生，舞文弄法的地方数也数不清。朕一向知道这些人的情况，已经制定条例严加申禁约束，现在再次训诫整饬。关键在于督抚、藩司、臬司等平时加以约束，遇事时进行查访；不要因为他们熟悉条例就轻信他们的话，不要因为他们善于承办差事就被他们的伎俩误导。要秉公驾驭，着意防范，一有听见或看见的情况就加以惩治，不存姑息之见，不留回护之心。这样，这些人即使想舞弊也不能，即使想玩弄法律也不敢。如果承担封疆大吏、地方长官的重任，却连一两个管辖下的书吏都不能使其安分守法、抑制其邪念，又怎么能够察察吏治、安定百姓、查究奸邪、禁止暴行，达到移风易俗的 治理效果呢？朕深以那些庸懦的督抚、藩司、臬司为耻。特此宣谕。宣谕知府、直隶州知州诏【雍正八年】安陆府知府谈九叙、汀州府知府王士任、署理长沙府知府鱼海源恭敬请示。圣训

译皇帝当面训示说：知府这一官职，负有承上启下的责任，关系到吏治和民生，最为重要。你们不要把这个职位看成暂住的驿舍，只图逢迎上司、谋求升迁，把荣耀自身作为打算。担任这一官职，就必须尽到这一官职的职责；做官一天，就应当尽一天的心力。如果确实能够明察属吏、安定百姓，真正尽到职责，即使一辈子不能升迁，也足以给后世留下名誉。如果一味请托钻营，希望得到保荐，即使一时侥幸取得微小升迁，也会遗臭无穷，难免受到公论指责，哪里能够掩人耳目呢？何况近来知府没有什么难做之处，上司都不收规礼、节礼。如果确实诚心尽职，不必担心得不到公正荐举。比如刑名案件，知府尤其是上下衔接的关键，务必做到明察、公允、正当，地方才不会有蒙冤的百姓。不可听从属员的恳求，也不可害怕上司的驳诘，便草率苟且，导致诉讼案件颠倒是非，下结民怨，上触 天和。至于催征赋税这一项，本来有考核标准。如果遇到水灾、旱灾和荒年，自然应据实详细申报，格外加意抚恤；不可隐瞒以求省事，也不可捏造申报来滋生弊端。宽大仁惠，是治理政务的重要原则。朕并不是命令你们采取严厉苛刻的办法办事。但古人说：“养育莠草会伤害禾稼，宽容奸邪会危害良民。”如果为了博取宽厚仁慈的名声而保全贪官污吏，为了沽取安静无事的声誉而纵容地痞土豪，这就是所谓妇人之仁，对人心和吏治有很大危害，古代圣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不必等朕下谕才知道。沽名邀誉，是做官的大祸患。大凡在任时，让年高有德的乡民、乡约张贴歌颂德政的歌谣；离任时，让豪绅、劣等生员具保挽留，写呈牒挽留。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好官。只有在任时百姓并不觉得他特别好，离任时绅士、儒生和百姓却思念不舍、久久不忘，而且时间越久思念越深，这才不愧为古代的循良官员。知府和知县不同，知县是一县的主宰，如果能够竭尽心力，使全县境内百姓安居乐业，就是良好的主管官员。至于知府，负有统辖属员的职责，如果所属各地有一人做官不善，在知府职责范围内就算一分失职，不能说自己清白谨慎，就可以不愧对黄堂的任职。天下人才难得，应当存有爱惜之心。如果善于鼓舞教导，中等才质的人也都可以进步成为高明之才；如果过于苛刻摧残，因细小过失而导致被斥退、废弃终身的也不少。总之，遇到好官就应爱护、重视并保全他；遇到中等人才就应劝导、扶助他；遇到劣员就应惩治、罢黜他。以你们自己教育子弟时所持的公心来督促考核属员，属员如果还没有受到感动、受到激励而振作起来，是没有这种道理的。何况天下官员和百姓都各自具备天良，没有不可感化的人。即使曾静这样凶恶成性、古今少有其比的人，朕尚且能够激发他的惭愧悔悟之心，由此可知古人所说“诚信可以感动豚鱼”并没有欺骗我。你们做官，只有极其真诚、极其恭敬，以实心办实政，自然会使属吏承受风教，百姓群体归向教化，和气就能招致祥瑞。上天一定会赐给你们福庆。至于谕旨所说的处罚案件，外任官员不可能完全避免。朕从不肯因为案件情有可原，就废弃有才能的官员。常有因公被议处的州县官，朕看出其才干可以任用，便破格施恩，升迁提拔。你们不要存有只看到小节的念头，不要顾惜个人功名，局限于庸常众人的格局而没有远大器量。谈九叙，朕看你的才干平常。因为你曾任知府七年，熟悉各种事务，也没有过犯，所以再次加以简用。大凡有过历练的人，如果把圆滑世故的习气用来随波逐流、盗取名声欺骗世人，这种人实在是国家的蛀虫；如果运用自己一向的阅历来察吏安民，诚心供职，就和初入仕途的人大不相同，实在是国家的宝贝。成为蛀虫还是宝贝，由你自己选择。王士任，朕看你很聪明。从前高其倬曾在朕面前陈奏，近来史贻直又特意保举你。你必须努力上进，不可自恃聪明，将来 可以希望有所成就。努力吧，努力吧！并将此谕通行宣谕天下担任知府、直隶知州的人。钦定训饬州县规条谕【雍正八年】上谕：州牧、县令是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一个人的贤能或昏庸，关系到万民的祸福，所以自古以来都慎重选择。朕广泛招揽、旁求人才，训勉告诫，希望他们建立循良的政绩、惠及百姓，也已经竭尽苦心。只是地方事务都从州县开始，头绪纷繁，真情假情各种各样；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大多是刚进入仕途的人，平时没有得到历练，却想在一旦之间施展措施，难怪他们徘徊顾虑、心志茫然。即使通过采访咨询来告诉他们情况，也未必有人把一切都说尽而没有隐瞒。这就是古人有“学习治理政事如同裁制美锦”的感叹的原因。从前大学士朱轼、左都御史沈近思在外任职多年，全面了解地方的利弊。雍正二年，曾命这两位大臣商议拟定规则，作为州县的南车【指南车】。但书稿尚未完成，沈近思便去世了。近年以来，朱轼又时常多病，这件事于是拖延下来。去年才降下谕旨，委托总督田文镜、李卫办理。现在两位大臣各自陈述见解，抄录各条上呈。朕亲自翻阅，看到其中条理详细明白，言辞恳切，民情和吏习无不兼顾，大纲细目也无不完备。这确实是新进官员的津梁，也是众官的范本。两位大臣各就自己的阅历来陈述，繁简不同、意见有异，不必完全一致；但谨慎守持官员的职责，勤勉体恤百姓疾苦，兴利除害，移风易俗，其根本宗旨只有一个。因此根据原文交付刊刻，颁赐给每位州县官一部，让他们放在案头，早晚阅览反省；如果治理成效还没有达到，就一定思考应当怎样努力；弊端还没有革除，就一定思考应当怎样去除。以实心为根本，以实际力量推行，不要开始勤勉而最后懈怠，不要口头上说得好听却暗中违背。这样，不仅国家能够得到贤能的地方官，民间也有像父母一样的官员；而你们本人承受显要升擢、得到荣耀，福泽传给子孙，姓名载入史册，岂不是很美好吗？特此宣谕。谕令富户借贷银两、粮米，不得加重利息【雍正八年】

译告谕民间关于借贷的事情，是为了使彼此调剂有无，救济一时的急难，本意原是好的。然而贪图利息、营求私利的人，往往乘人贫乏困窘之际，强行索取重利。比如借贷米谷，不只是加三成利息，竟有加五成的，甚至多到加倍。百姓偶然陷于困窘，只顾眼前需要，等到庄稼成熟时，一年辛苦所得也不能再归自己所有。即使丰收之年，也仅够用来偿还债务；一遇歉收之年，便束手无策，必然利息上再生利息，多年不能清结，还要连累子孙。那些倚仗资财谋取暴利、乘人急难而多取利息的人，却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完全没有怜悯体恤之意。贪婪成为本性，浇薄成了风气，这也是世道和人心的祸患。人的生活本来就有缓急，《周礼》所说的三物六行，包括孝、友、睦、婣，最后又以任恤相继。就是说，同乡同里和亲族邻党之间，有急难就彼此信任依靠，有困乏就相互救济体恤；这是乡邻风俗的美德，是王化首先要推行的事情。人们以仁厚存心，也正因此能够长久享受上天的福泽而不衰。这就是仰望邀取 天地神明赐予福佑和吉祥征兆的根本。自古以来，人的穷达贫富和所处境遇都不是恒常不变的。幸而富贵有余，便是 上天待我特别厚重，就应当想到救济他人、使万物获利，体恤灾民、扶助困乏者，以广泛实行善事。仰望报答 上天的恩德；如果把 上天厚待我的资财，拿来作为剥削穷人的工具，那就不只是 上天在上面监视，必然加以谴责；即使反过来扪心自问，难道也忍心这样做吗？凡是贪婪卑鄙的人，利欲熏心，以为这样可以致富，难道不想想贫富自有一定的数目，善恶也有毫厘不爽的报应吗？假如那些有钱却不仁慈的人，都能凭借丰厚资财让子孙长久享有，那么乐于行善、喜好施舍的人，岂不是反而一生贫乏了吗？自古到今，难道有这样的天理吗？常常可以看到不义之财，取得时似乎很容易，但享用不久，或者耗损于意料之外的灾祸，或者败亡在不肖子孙手中。由此可知，刻薄的行为，损害别人其实正是损害自己；仁厚的风气，使别人获利也会反过来使自己获利。这种算计和薄恶的风俗，如果不加以晓谕教化，却立即用官府法律来制裁，恐怕反而会阻断他们借贷的道路，这不是便利穷人的办法。所以特意把天道报应、循环往复的道理，委婉而详尽地说明，使贪婪刻薄的人觉悟，启发他们的良心，杜绝这种坏风俗。凡是借贷银钱、米谷的，加二成、加三成利息，尚且属于情理上可以实行的范围；如果太多，就实在是有钱而不仁了。着令地方有司把天理人心的道理时时训诫晓谕所属百姓，以改变他们残忍刻薄的习惯。如果劝导已久，仍有极其愚昧顽固、凶恶的本性不改，仍然有为富不仁、放债取重利的人，就查访确实的一两个人加以惩治，用来警戒其余。这样或许可以转变恶习，止息贪婪的风气。按照一定的规律，行善或作恶都会得到相应而不差的报应。假如那些富有却不仁厚的人，都能凭借丰厚的资财使子孙长久享用，那么乐于行善、喜好施舍的人，岂不一定终身贫困吗？自古至今，难道真有这样的天理吗？我曾见过不义之财，取得时似乎很容易，却享用不久，或者因意外的灾祸而耗尽，或者败在不肖的后人手中。由此可知，刻薄的行为，损害别人最终只会使自己受损；仁厚的风气，利益别人最终也会使自己获利。这种盘算以及刻薄邪恶的风俗，如果不加以晓谕教化，便贸然用官府法律加以约束，恐怕反而会阻塞贫民借贷的途径，并不是便利穷苦百姓的办法。因此，特意把天道报应必有回报、循环往复的道理，委婉而详尽地说明，使贪婪刻薄的人醒悟，启发他们的良心，杜绝这种弊俗。凡是借贷银钱、米谷的，收取“加二”“加三”的利息，尚且属于情理上可以实行的范围；如果利息太多，那就确实是富有而不仁了。应当命令地方有司把天理和人心的道理，时时向所属民众训诫晓谕，以改变他们残忍刻薄的习性。假如劝导长久实行以后，仍有极其愚昧顽固、凶恶的本性不改，依旧有富有而不仁、放贷取重利的人，就查访确实的一两个人，加以惩治，用来警戒其余的人。这样做，或许恶劣的习气可以转变，贪图重利的风气也可以止息了。如果有无赖棍徒，竟因朕这番劝导训谕，或者借机讹赖，或者惹事强行借贷，扰乱侵害那些善良而生活温饱的人家，更应当加重惩罚，不可宽贷。但这完全有赖地方有司奉行劝导时公正、勤勉而诚实。特此告谕。再次告谕不得埋藏金银【雍正八年】皇帝谕旨：一向以来，愚昧无知的人常常把私下积蓄的银两深埋严藏，只怕别人知道，甚至连自己的子孙也不知道埋藏的地点。几十年后，终于迷失所在，归于乌有。间或被别人挖取，便发生争斗和诉讼，牵连受累并招来祸患，其害处多得数不清。又如用金银殉葬一事，更是庸俗愚昧的见解，对死者毫无益处，却白白引起小人觊觎的念头。这是圣贤深深告诫禁止的事情。像朕的弟弟怡贤亲王，就深明其中的至理，生前预先郑重嘱咐说：‘死后入殓和安葬只用平常服装，凡是金、玉、珠、宝之类，一丝一毫也不可放入棺中。’他的福晋和诸子遵照遗言，即使平日所系的带子，也没有使用金玉之物。这位贤王的俭朴品德和长远见识，是天下后世都可以效法的。以上两件事，从前已经降旨防范，劝告开导天下愚人，并命九卿讨论后具奏。随后九卿议称：‘如果有埋藏银两的人家，在事情败露之日，应将所藏金银充作地方赈济穷民之用。对于用金银殉葬的人，也一并通行晓谕。’这些话当时已经降旨批准施行并存案。朕思量，金银殉葬没有益处而有害，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事情，人还比较容易明白。至于埋藏银两这件事，愚人沉溺于积久的习惯，近来仍未改悔，不明白天地生财本来就是为了救济万民的使用；或者置办庄田，或者从事商贩，都可以使财宝在天地之间流通。如果埋藏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使用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少，既违背天地生财的本意，也不是便利百姓、发挥财物作用的办法。但从前九卿的议论还不够详细，也没有指出银两数量的多少：有的银子少，却可能无端引发事端；有的银子多，却又无法察觉，这些都还不能确定。着令再次通行晓谕中外臣民等：如果是数千金，或一二万金，埋藏在房屋内部或墙壁之间，只要不至于将来迷失所在，仍准许收藏。除此以外，如果多到数万金，却放在偏僻隐秘、深藏不当埋藏的地方，准许他人首告；派官员查验，如果确实与地方查得的银数一一相符，就将一半赏给首告之人，另一半用于赈济穷民。如果首告不实，或者借机挟仇报复、图利诈骗，以致惹事拖累、扰害善良百姓，定当从重治罪，丝毫不予宽贷。特此告谕。《广东通志》卷一 【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广东通志》。】钦定《四库全书》《广东通志》卷二 星野志 汉代司马迁说：‘天上有排列的星宿，地上有州域；星野，是天地相互应合的体现。天地参合，必须有至诚之人来统治理政。’我 皇上登基治理天下，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粤地多次出现庆云，真是盛大而庄严，万年难遇的祥瑞啊！考察上古传说，《尚书》只记载尧以来平治南方，所谓南讹之地，就是今天的化州。大禹《玉牒记》说：‘祝融掌管南方，发扬其精华，沐浴日月之光，百般珍宝由此产生。’这难道不是神灵所护、深奥幽美的区域吗？粤地在八卦中属于离卦；离，就是附丽。日月附丽于天，百谷草木附丽于土地，教化形成天下则附丽于正道。圣人首先出现，配合天地并贯通三才；向上观察天象，向下观察法则。太平之运长久昌盛，各种祥瑞符应汇聚。南方边地有光耀，自古以来独自昭明。星野之志至此记完。【史部，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广东通志》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