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著。瞿凤起序。方志记载某一地区的历史，从全国性的总志到都会、郡、邑志，凡是山川、人物、风俗、物产等，无不完备。不过，由于各地情况彼此不同，便有此地记载详细、彼地记载简略，以及甲事看重、乙事轻略的区别。说到体例，也不完全相同；序言、凡例中只略述概况，详细内容另见《地方志学讲义初稿》。它们虽如不同乐曲而有同样效果，但总的说来都是国史的基础。不过，方志所记载的内容中，有些隐微事迹不见于国史，有些前代人物没有列入国史，有些特殊史料也没有全部收入国史，只能依靠方志流传下来。它的史料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方志在古代没有专门的书名。追溯根源，大概要以《禹贡》和《周礼·夏官·职方氏》为开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地区的事迹，已经粗略具备方志的雏形；《隋书》以及两部《唐书》的经籍、艺文志中地理类所收的书，大多是形制类似方志、但以专题单独成书的著作；到了宋代，方志的体例才逐渐完备。《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分列十个门目，采录十分谨慎，只有特别优秀雅正的才予以收录。其中列入总志的只有七种，都会、郡、邑志四十七种；而《吴地记》《长安志》《雍录》等列入古迹类，《桂林风土记》《岳阳风土记》《东京梦华录》《会稽三赋》《中华纪闻》等列入杂记类，假如把它们看作另外一种裁分类别，也未尝不可，只是详略、轻重有所不同罢了。方志这一门类，在群书中所占数量不到十分之一，旧日藏书家著录的不多。直到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出现专门的方志目录并为世人所知，被视为创举。因此，海内外图书馆都把搜集方志作为重要职责，争相搜罗，书林很快被搜空，于是书价涨了好几倍；宋、元旧刻本，即使一张纸的价值，也几乎贵到相当于两锭黄金。无法得到原本的人，有的请求传抄，有的用影印本代替，甚至设法制成胶卷来替代，以扩大它们的流传。长兴的陈光贻先生专门研究国学，对方志尤其勤奋用力。他曾一度承乏于武进文献征存社，整理古籍；后来又到上海图书馆工作，与我朝夕相处。每当得到一部奇异的书，必定拿来互相观览；休假之余，总要抄录其中的精要。无论清晨抄书，还是深夜撰写；无论露水、霜雪，他都不停地编纂抄录，不分寒暑。日积月累，见闻逐渐广博，专心投入这项工作大概已经三十多年了。于是，他把自己所抄录的内容题名为《稀见地方志提要》。读他的《例言》，可以隐约知道他所谓“稀见”，有的因为版本流传稀少，有的因为文字优美，有的因为取材独到。他又广泛搜集旁证，纠正旧日传说。例如依据单学传的《钓诸小志》，并引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知道原稿多达两橱，而通行的一百三十卷还不是足本。又根据归有光《震川文集》所说，《兴都志》当时因为不合圣意，从未付梓，只留下传抄本，从而纠正了把刻本收入著录的人的错误。他的用意十分深远，当然不只是因为流传不广。于是，他选择其中最珍贵的，得到一千一百多篇，分列为若干卷，准备以此作为开端，将来再用余稿和续见的材料接续编成。前贤的名著，因而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好马能够奔驰，功劳在于伯乐。承蒙先生爱重，常常把我比作“他山之石”加以推许，并嘱我撰文记述此事，我按道义不敢以不善作文推辞。只是自忖虽略知版本雕刻之学，也不过是管中窥豹、蠡测海水，恐怕对先生的著作没有什么帮助，姑且贡献一点浅陋的意见，请大雅之士指正，也私下庆幸自己能够借此附骥。一九八○年四月，瞿凤起起草。潘景郑序 方志这一事业，在宋代已经形成完备的体例，到清代更加繁盛。千年以来，官府编修和私人纂辑的方志，数量几乎达到一万种，逐渐囊括天下，像繁星一样罗列万象，实在是史料的宝库，取用的资源无穷无尽，文献也足以征信，真是盛大啊！只是由于历史久远，书籍流散辗转，要把它们综合整理起来，实在很难。我的朋友朱士嘉，早年从事方志学研究，遍访国内外公私藏书家，分省编列目录，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一书，使学者能够依目录查存书目；但若要深入探索，仍无从着手，因而不能满足读者殷切的要求。建国以来，私人收藏的图书陆续归入公有，全国各图书馆都重视这项事业，搜集的范围日益扩大，《中国地方志综录》的增补也越来越丰富。朱君重新整理旧业，接续编成巨著，即将问世，以供人们阅览采择，实在称得上是一件盛事。不过时代不断变化，体裁各不相同，而编纂者的学识有时相差悬殊，内容又看不出优劣，精粗难以辨别，考察取材究竟从何入手？因此，陈光贻编写《稀见地方志提要》，对于学者查找搜求方志，大概是不可缺少而且有所帮助的。我与光贻同在上海图书馆任职，已有将近三十年，深知他用力之深、辨别之精。馆藏地方志有六千多种，陈君利用休假闲暇，遍阅馆藏；每读到一种志书，就摘取其中纲要、钩稽其中精微，编录成文。经过二十多年昼夜抄录、辛勤编纂，完成提要一千一二百种，编成十五卷，并把地方总志编为一卷置于卷首，全国地方志的重要典籍，大致都可以具备了。读了陈君的序例，上溯源流、穷究演变，条理清楚而不紊乱；如果不是沉浸于这门学问的人，哪里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我深感自己对这门专门学问孤陋寡闻，实在没有什么浅见可以贡献。承蒙他嘱托，在篇末缀写几句话，得以附骥留名，未尝不更加惭愧。陈君这部书即将完成，但他仍勤勤恳恳、孜孜不倦，继续编纂还有待时日；我应当等待着用手摩挲老眼，再来观看它的完成。一九八○年四月，潘景郑谨慎记述。自序

译方志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它最初萌芽于《周礼》。《周官》说，外史掌管记录邦国四方的志书。像《晋乘》《楚梼杌》这一类，便是诸侯所编成的书。秦兼并天下后，将天下分为郡县；汉代沿用秦制，设置州县。由于年代久远，地名又多次变更，所以便搜集旧日传闻，考察《诗》《书》中的记载，推求、表明山川情况；计书先上报太史，副本存放在丞相府。汉代自张禹嘱托朱贡编记风俗开始，才有了方域记。东汉有《汝南先贤》《襄阳耆旧》《关东风俗》等传记，起初只表彰、显扬贤者和前代名人，后来逐渐也为地方物产立传。但那时是一事一篇，还没有汇集成一部书。晋代常璩编撰《华阳国志》，此书至今还保存着；看它的体例，很像今天的方志。不过它属于偏远地区割据政权的著作，记载的是一个国家的完整历史，不能把它看作方志的起源。自刘宋至隋唐，记载山川郡邑的书籍有“志”“乘”“记”“谱”“编”“录”“图经”“事类”等名称，于是“方志”这个名称开始确立，但内容不过是记载地域、山川、风俗和物产罢了。到了唐代李吉甫编撰《元和郡县图志》，又兼记古迹；宋代乐史编撰《太平寰宇记》，进一步增加了人物和艺文。后来编修郡县志，都仿照这些体例，所以从宋代以后，方志的体例逐渐完备。凡是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艺文、灾异，无不概括记载。它们有的称“志”，有的称“记”，实际上兼有图经、录、乘等性质；到这时，方志逐渐符合史书的体例了。元、明两代的方志，大体承袭宋志的体例。元代开始设置行中书省，明代设布政司，掌管一省事务；从明代以来，才有了一省的通志。当时关镇军、兵备道等武官，也著书大谈地理形势、战场与城塞、兵马和粮草等事情，并且有关于镇军卫所的志书。明、清两代实行职方制度，设置省、府、州、厅、县、卫、所、乡镇等各级单位，各自都有修志之举；记载虽有区别，体裁大体相似，大事小事无不加以叙述。王士祯说：“《汉中府志》记载木牛流马的方法，《武功县志》记载织锦璇玑图。”这些内容是史书中没有的，已经超出了史书体例。方志虽然难免接连增饰、枝节庞大而根本反被削弱，但只要不是妄加虚构，就可以补充史书的不足。总的来说，评论历代编修方志的得失，是为了把周、秦、两汉、六朝以来的方志著作串联起来。历来论说地理的书很多，有的解释经典，有的撰写方志，都争相求新求异。《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地理类书籍，如今大多已渺不可寻，也无从窥见它们的体例。自宋至元、明、清，保存下来的方志还很多，仍可以考察其编修制度沿革的源流。宋代祥符年间，朝廷下诏命天下编修图经，以《太平寰宇记》为范例，兼记人物、艺文，体例宏大繁多；周淙《临安志》、范成大《吴郡志》，是其中尤其著名的。元代编修方志，以宋志为准则，记载更加详备。俞希鲁《至顺镇江志》记述到物产，徐硕《至元嘉禾志》收录了碑碣，袁桷《延祐四明志》记载到水利。这些志书内容都更加充实，叙述简明概括，深得体例要旨，可以同宋人方志相抗衡。明代编修方志，起初以宋志为典范；到正德年间，体例才开始改变，沿用史书方法，讲究词章，并褒贬善恶。康海的《武功县志》共七篇，每篇写成一篇文章，首尾相互贯通。文章简洁而事情交代周全，文辞典雅；石邦教称赞它的义旨在于彰明劝善惩恶、供人鉴戒，尤其严正公允。韩邦靖的《朝邑县志》，则大纲和细目都较为完备，文辞简约，删治繁杂重复之处。因此文字虽少而事情没有遗漏；而且叙述次序和文辞点缀都很从容，显得宽舒自然，没有局促受拘束的痕迹。评论这两位作者的书的人称说：“乡国的史书，没有比这两部更好的了。”又说：“《武功志》的体例谨严，源自《汉书》；《朝邑志》的笔墨疏朗奔放，取法《史记》。”此后编修方志的人，没有不把《史记》《汉书》奉为准则的，因此大多尊奉康海、韩邦靖为宗师。清代编修方志，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兴盛；如戴震、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因为修志事务繁重，常年执笔。他们所编纂的志书广泛征引资料，以至于没有一个字不注明出处。戴震甚至说：“修志是为了考察沿革；但只要专心研究地理，修志的事情就已经完成了。”当时章学诚反驳说，如果修志只专门考察沿革，就会偏而不全。于是修志家形成两种说法，彼此坚持各自的观点加以评论。后人称戴震等人为考据派，称章学诚为撰著派。章学诚修志，实际上承继康海、韩邦靖，以著述为宗旨，以史法为体例。他曾说：“想要整理、治理一个地方的文献，必须建立三家之学。” 所谓三家之学，就是章学诚所订立的《方志立三书议》。我认为，章学诚修志，以史书体例为准则，这是他的长处；康海、韩邦靖修志，以《史记》《汉书》的文辞为长处。康海、韩邦靖的书，言辞简约而事情没有遗漏，简明核实而文辞典雅。章学诚以史书体例为骨架，但体制宏大而内容空疏。他拟定的《湖北通志》体例十分庞杂，于是文字繁多、事情重复，最终不免受到后世议论和指责。难道是因为他制定体例、剪裁材料的技巧虽然精巧，而锤炼文辞的功夫却不够吗？终究不如钱大昕、洪亮吉一类考据家编成的各部志书，打开书卷便条理井然，事情详尽而文辞流畅。此后李兆洛、俞樾等人相继成为著名的方志学者，而章学诚的学问却没有后继者。

译方志著作见载于史书《艺文志》的，始于《隋书·经籍志》；到了《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新元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也都列在地理类中，没有另行设置方志一门。《清史稿·艺文志》的地理类设有都会、郡县等类别，著录方志三百五十六种，大体都是官修志书。《千顷堂书目》所收方志有一千六百多种，《古今图书集成》内收录的方志约有一千四百多种，由此可知方志的卷帙十分浩繁。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负责此事的人大多嫌方志内容芜杂泛滥；地理类都会、郡县等类别中，仅收四十七种，另收杂志及存目一百几十种。考察方志著录于公私书目而独立成为一门的情况，始于《通志·艺文略》地理类，其中有郡邑类和图经类。《国史经籍志》的地理类中设有图经一门，《万卷堂艺文目》的地理类中设有方州志一门，《澹生堂藏书谱》的图书类中设有省会通志、郡邑志两门。直到清末缪荃孙编纂《学部方志目》，才出现专门著录方志的目录书；瞿宣颖撰写《方志考稿》，又出现了提要性质的著作。此后几十年间，方志目录类书籍很多，有的用于考索散佚和存佚情况，有的用于著录藏书，都争相求新求异。近人朱士嘉汇集全国现存方志，编成《中国地方志综录》，共有七八千种。考察今天保存下来的方志，由于编纂者的学识参差不齐，往往优劣相差悬殊，所以这些书有的精纯，有的拙劣。然而总体说来，内容芜杂泛滥的多，纯粹符合史法的少；但它们终究不失为可以供考察的资料，即使有芜杂泛滥的偏失，也都足以作为参考。凡是方志中关于省、府、州、县的建置沿革，职官典制，风俗物产，农业水利，人物艺文等内容，因为各级方志编纂时都能就近了解、征集材料而且便于核查，所以能够做到事实真实、记载翔实。虽然各书有详有略，有的考核确实，有的也有谬误；只要择取可信真实的内容，舍弃虚构之说，都可以供当代建设使用。清初顾祖禹编纂《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大体都取材于府县方志，把一个国家的疆域、山川、郡邑形势，典章制度，风俗物产，屯田赋役，战守成败，兵马粮草，以及河漕、堤塘、水利事业的兴废等，都探究其根源，汇集在一部书中，因此能够详细说明各地利弊所在。由此，后来的学者才知道方志中蕴藏着可以备作考察的资料。起初，人们把它用于考证经书和史书，以及研究国家经济利病所在；例如朱彝尊的《日下旧闻》、钱大昕的《辽史拾遗》、陆心源的《宋史翼》，也间或取材于方志。陈垣专门取材于《至顺镇江志》，撰成《元也里可温考》；张星烺援引闽、粤方志，完成《斐律宾李马奔之真人考》；沙彦楷依据宋、元、明方志所列的秦、汉古舆图，考定《禹贡》三江的源流，撰成《江湖五考》一书。由此，世上的学者才知道方志中蕴藏着经史著作没有记载的史料。方志中不仅蕴藏着丰富的史料，其中关于天文、地理、经济等方面的资料也很丰富，尤其是经史著作所没有的；这些内容正等待后来的人去发掘和启发。近来学者因为国家建设需要有关资料，对方志颇为重视；方志目录的编纂已有数百种，方志资料的辑录也正在兴起。至于考辨方志资料的真伪，概述山川、郡邑形势的要点，考察物产、矿藏所在，以及研究历代方志体例的沿革，却还没有专门著作。只有瞿氏的《方志考》仅写成六篇，涉及八省，只考察修志的源流，评论编纂工作的优劣，而且其中收录的多是常见的书。再看如今公私藏书家编写的方志目录，也只是著录书名、卷数、撰人和版本罢了；对于书名不像方志的地志类书籍，往往排斥不予著录。因此，我很早就立志撰写方志提要。提要可以概述一部书的内容；至于山川、郡邑古今的沿革，一个郡或一个邑以某些物产著名的情况，以及历来方志体例的沿革，还有修志者亲自裁定取舍的优劣，都可以简要加以说明。然而方志卷帙繁多浩大，势必难以全部收录，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不过看古人著书，贯通始终而形成一家之言，也不是许多人合手所能完成的。而且我才疏学浅，虽怀有这个志愿，自己也料想难免有狂妄之处。只是愿以“有志者事竟成”的教诲自勉，不惜辛劳，不计时间；公务结束的闲暇，每每阅览稀见方志和著名方志，摘取书中的核心内容。起初先在上海地区公私藏书家处，抄录了几百一十种；写成提要后，又向外地征求，北到北京，南到天一，近则苏、宁、杭、嘉等地，亲自前往访书，像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年。我对方志学也略有一些了解。写成的提要约有一千一二百种，编成十五卷，第一卷置于卷首，书名叫《稀见地方志提要》。《稀见地方志提要》虽然没有把今天尚存的方志全部收录，但每个省的通都、名郡和名邑，极少遗漏；尤其对于书名不像方志、而各家目录遗漏的书，以及稀见的书，都收入《提要》。历代方志的体裁和各级地区的方志，《提要》也没有遗漏。例如侨立志书、编年体地志、纪事本末体地志、赋体地志、骈俪文地志等，现行各家方志目录不辨别方志体裁，大体都摒弃不录；《提要》则每一种志类、每一种体裁都有著录，可以考见历代方志的变化，这些内容已在《提要》的《例言》中逐一详细说明。至于宋、元、明时期著名的方志，现存的不多，前人已经作过提要考证、如今不需要再补正的，《提要》也不再全部著录。《提要》对于方志书中的内容资料，只能撷取其中的核心，供读者参考。至于资料真伪以及核实、辨别虚妄之处，则要依靠各行业专家自行考证。不过，方志中即使只有一图一表，只要《提要》作者认为可以撷取，也会加以著录。

译例如，顺治《河内县志》卷前列有《大禹覃怀底绩图》，乾隆《宜川县志》有《壶口古图》，嘉靖《徽州府志》列有秦、汉鄣郡古图，表格则有《建康表》一类。又如历代疆理制度，清代有分县，却没有列入职方制度；这种制度只实行于甘肃一省的偏远闭塞县邑。然而宝山分县《江东志稿》的初稿始于乾隆年间，由此可知毗连松江、上海繁华富庶地区的地方也有分县，并非只限于甘肃一省。《宣统泰州志稿》详细记载商会、农会的创设始末，说明清代已经有这种制度。至于物产的变迁，方志常常记载唐、宋、元、明、清时期的采矿冶炼业；至于稀有金属的蕴藏，前人还不了解这门学问，但方志记录了土地所产和生物的状况，可以据此推测。例如《长兴县志》记载乌瞻山：乌鸟飞过那里，一定高高飞起并低头俯视；过去曾有道士在这里炼丹。又如光绪《苗栗县志》在物产类下附有《潢案》一篇，记载光绪丙子年，招募西方人士担任工师，设置机械开井炼油，以及后来与西方人士发生诉讼的事情。成化《湖州府志》记载，绢、紬、绫、纱只有郡城中织造，城外全都没有。考察清代湖紬可知，使用织机的家庭遍布乡村，而郡城中反而没有织造湖紬的人家。这正是工业集中在城市，或者分散在乡村的变化。成化《府志》又记载：“笔出自归安县的善琏村，从前有冯应科、陆颖，都擅长制笔；近来王古所制的笔也很精妙。”而近二三百年来，则推重郡城王一品所制的笔最好；由此可以考察古今商品的变化。这里在序言中略举这几个例子，用来说明稀见方志中保存着不容易征得的资料。陈光贻记。●凡例。例言。

译一、我国自汉、魏以来，论说地理的人很多，都是为了审察天下的形势，观察山川的脉络以及它们同都邑的关系。因此，撰写方志的人争相求新求异。自宋代以来，保存下来的方志不下万种。不过，它们不外乎官修、私纂两类，体裁也各不相同。要考察历代州域的形势、山川的脉络、货物的产地，以及采集到的旧闻古迹，没有比方志更详细的了。但是，方志的体裁怎样沿革，疆域政理怎样记载，历代各不相同，不是仅靠目录就能说明的；只有撰写提要，才能叙述其沿革变化，综合说明其源流。因此，方志卷帙浩繁，不能全部著录，只能选择版本稀见、定例和文笔优异，或者取材独到、在方志中具有重要价值的书加以著录，本书因此取名为《稀见地方志提要》。一、清代雍正年间苏州府学教授储元升说：“地志有四种，叫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其中只有县志所记地区不太广大，记载比较详细。”储氏所举的，不过是方志体类中的十分之二三。像关、镇、军、道、卫、所等武官，也都编修方志；盐井、盐场有提举所编修的志书；土司司所有土司编修的志书；乡镇有村镇志。有的书以山川、岛屿、地域等命名，但只要记载一方一域的疆域、山川、天文、历史、经济、人物、艺文，也都是方志。计算其种类，有一统志、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关镇军志、道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盐井盐场志、乡镇志、乡土志、侨置志等，现分述如下：一统志就是总志，是记载一个国家的志书，综合各地郡县志书编成。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体例宏大完备，《四库全书》把它列在地志之首；郡县编修方志必定采用它的体例，方志体例也因此更加完备，总志方志遂与地方方志密切相关。总志规定一个国家疆域政理的制度，方志规定一省、一郡、一县的疆域；要弄清一省、一郡、一县的疆域，怎么能不先弄清一个国家的疆理呢？所以本书把总志列在卷首。总志是记载一国地理的书，编纂时各有不同需要：有的专门记载舆图，有的专门记载舆地、山川，有的专门叙述天时、物产、胜迹，有的记载天下交通要道，有的供商人、游人使用。凡是记载一国疆域的书，本书都择取要点加以著录。通志也称省志、大志、全志、省图经，大体始于明代。宋代有路图经、路会要；清人的《满洲源流考》《柳边记略》《吉林外记》《黑龙江外记》《蒙古地志》等，也都是记载一省事物的书。省的设置，大概始于元代设置行中书省；明、清的布政司也管理一省的行政。通志则由明、清时期的巡抚或布政使主持编修，执笔者大多是学政；也有由统管两省的总督主持编修的。例如《盛京通志》，是盛京府尹编修的志书，却总括记载关外今天三省的地域。因为清代光绪以前关外没有设置行省，仍沿用旧制，由盛京昂邦章京管辖，所以盛京所修的志书也称为通志。府志有时称郡志，是由知府主持编修的书。府这一建制，唐代规定大州称为府，隶属于道；宋代隶属于路；元代隶属于行中书省，府以下隶属于道或路；明、清隶属于布政司。明代把应天、凤阳、顺天三府直接隶属于南、北两京；清初又把盛京、顺天直接隶属于京师，设置的官员称为府尹。府尹编修的府志，大体采用都会志的体例，同知府编修的府志有所不同。私家编纂的郡府志书，体例也不同于官修府志，如徐献忠《吴兴掌故集》、吴履震《五茸志逸随笔》、徐崧、张大纯《百城烟水》，名称不同、体例各异，不过是记载一郡人物和掌故的书。州志是由知州编修的志书。元、明、清的制度，以地域较大的邑为州，较小的为县。州隶属于府，也有隶属于道或省的；有的统领县，有的不统领县。州这一名称由来已久；古代的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是尧时的九州，舜又增加为十二州，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秦兼并诸侯后设置郡邑，魏、晋、六朝都设置州，统辖郡邑。隋初撤郡置州，后来又撤州置郡。唐初改郡为州，后来又改州为郡；唐、宋的州，大致相当于明、清的一府。厅志始于清代。清代制度规定，府以下设置厅。厅分为直厅、散厅两种，都设置同知或通判等官员来管理厅务；直厅如同州县，隶属于府；散厅则是从府中分出的机构。厅大多设置在地方特殊区域，专门管理某一种政务，例如盐茶厅就是这样。不过厅不统领县。按照《大清会典》的说法：“凡是抚民同知、通判，理民同知、通判，凡有专门管辖地方的，称为厅官；没有专门管辖地方的同知、通判，就是府的佐贰官。”

译县志是记载一个县各项事物的书。所谓省、府、州、县志书，县志的层级最低，所辖地域不大，记载却较为详细；它又是省志、府志编修时取材的来源，所以县志是地方志的基础。设置县的制度，周代已经有了；秦代起以郡统辖县，历代沿袭。明、清制度中，县属于府，有的属于州；民国初年，县属于道，道废除后直属于省。方志以县志最多，体例也以县志最为繁复，总的说来有官修和私纂两种。例如《凤阳新书》，因为凤阳是明太祖的“沐邑”，由京兆知县编修，体例仿照都会志。例如《曲阜县志》，曲阜是孔子的故乡，由孔氏世袭知县编修，重在记载孔氏世系，体例不同于其他县的县志。又如《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是分县志书。分县始于清代，在大县偏远地区分设，设置官员而不设知县，由县丞专门管理县政，所以分县志也称县丞志。清代分县制度没有见于明文规章典则；而甘肃一省共有分县九个，江苏也有宝山的江东分县。关镇军志，关镇在唐、宋时称为军。《通考》说：“宋代制度中，地势重要却不能设为州、而处在津要会合之地的，就设置为军。”宋代有《广德军图经》。关镇志大概始于明代。当时布政使等官员编修一省通志，于是关镇守将也著书，记载自己的戍守之地。这类书所叙述的内容，着重于疆场、城塞、兵马和粮草，用来察知边境情况、制定作战和防守策略，同时也记述戍地的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宋代称为图经，关镇军志必定详细记载舆图。道志由分守道或兵备道编修。分守道编修的，类似省志、郡志；兵备道编修的，则类似关镇军志。明、清制度把一省分为数道，依据事务需要设置，撤置并无固定。卫所志始于明代。明初建立军卫制度，天下险要之地，连接数郡的设置卫，卫以下设置所。《明史·兵志》说：“明朝凭借武力平定天下，从京师直到郡邑，都设置卫所。外部由都司统辖，内部由五军都督府统辖。”清代沿袭明制，也设置卫所。卫所有专门的志书，如《金山卫志》《蒲岐所志》就是。土司司所志，明代已经有了。《古今图书集成》中所收的《大渡河土千户所志》《天全六番招讨使司志》，都是明代编成的，如今仍可据以考见。土司制度由来很久；唐、宋有“羁縻”州，但还没有完全纳入正式的典章隶属体系。元代设置“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等，已经有明确的官制规定。明、清时期，在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甘肃等地，凡羌、番、苗、瑶等族聚居的地方，都设置由世袭者掌管的土司官职。宣慰、宣抚、长官等司以及指挥使司、千户、百户，属于武职；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以及州判、吏目等，属于文职，总称“土司”。《明史》中有《土司传》。土司对自己所统辖的司、所也有专志，书中还兼记其家世渊源。盐井盐场志。盐井志只见于云南一省；云南共有盐井九处，其中黑井、白井、浪井最有名，都有盐井志。盐井从元代开始设置专官管理盐务。明代设置提举司，同时管理民政和刑政，其职掌同知州等相近。清代沿袭这一制度。康熙年间编修一统志，征集天下府、州、厅、县志书。当时云南黑盐井提举沈懋价认为，盐井的制度同州县一样，不可以没有志书，于是编修《黑盐井志》进呈，盐井有志便从此开始。盐井志除记载盐务外，还叙述天文、地舆、古迹、物产、风俗、衙署、学校、祀典、人物、艺文，体例同州县志相同。盐场设置在沿海地区，明、清制度中与盐井同属职方系统，例如江苏《小海场新志》就是盐场志。按该书所载，盐场设置的官署称场司，地位同知县；场盐课直接隶属于布政司，田赋则隶属于泰州。乡镇志。乡镇编修志书，由来已久。古代记载山川故实的书，有的以乡镇名称命名，有的以山川名称命名。梁代吴均《入东记》以乡名命名，宋代常棠《澉水志》以河流名称命名。明、清之际，江南私家编纂的乡镇志最多，有的称乡志、镇志、村志、里志、场志、团志、坊志等；也有以湖泊、沼泽、岛屿命名的书。例如《具区志》《分湖志》叙述江、浙两省的郡邑，而不记载城厢，也属于乡镇志一类。这类书同山水志很难分别；凡是着重记载地方故实的，本书都加以著录。例如《语溪新记》《湖阴汗简》《海珠记》《小琉球漫志》等书，虽然以湖泊、沼泽、岛屿名为书名，实际上都是记载地方故实的书，而且十分稀见。乡镇制度由来古远，《周礼》有六乡；秦代制度大体是十里设一亭，十亭设一乡。“镇”这一名称大概始于宋代，而且不同于关镇的“镇”。宋代制度中，地势重要却不能设为州、而处于津要会合之地的，设置为军；后来改为镇，镇设镇将。如果人口聚集却不能设县、而有税课征收的地方，也称为镇；有的由官员监督管理。明、清制度中，乡镇隶属于县。乡土志始于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用来考察民俗，于是征令各省、府、州、县编纂。辛亥革命后流传到民间，以及辛亥革命后编纂的，约有五百多种；有的称为乡土教科书，也有的仍称县志，例如《明江县志》，实际上就是按乡土志体例编写的。这类书大多为了赶快完成而编纂，草率成书，没有固定的编例，只记载一郡一邑的概要罢了。追溯其源流，清末仿照西方学校设置乡土课程，编写乡土教科书。不过考察明代杨循吉编纂的《苏州府志纂修略》、清代周凯编纂的《襄阳必告录》，衡量它们的宗旨，同乡土志颇为相似，或许也各有自己的源流吧？

译侨立志。侨立制度始于东晋永嘉年间中原士民南渡，当时仍沿用原来地区的名称，侨置郡县。考察“侨立”这一名称，也称为“侨置”。《晋书·地理志》说：“自从中原发生战乱，遗民南渡，同时侨置官府进行治理，这些地方并不是原来的土地。”《隋书·食货志》又说：“晋朝中原丧乱以后，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中自行逃离北方南奔的人，都称为侨人。他们都取用原来地区的名称，侨立郡县。人们往往分散居住，没有土著居民。”《唐书·艺文志》以及宋代以来的书目中，都著录有侨立志，但如今没有一部完整保存下来，因而无法考察它们的体例。本书推求其体例，认为其中必然没有土著、土产的内容。本书只著录辑佚的两种，姑且保存一点管见。方志有以上几种体类，本书都有著录。对于上述体类以外、确实记述地方事物而性质与方志相同的书，按照《四库全书》把《满洲源流考》列入地理类“都会郡县之属”的做法，本书也予以著录，例如把《八旗通志》著录在辽宁省部分。一、方志的体类有这么多种；它们的编纂体裁和所采用的文体，与史书体裁和修辞的发展相类似，只是方志的体裁比史书更多。现有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杂记体、传记体、辑录体、术数体、赋体、骈俪文体、诗体等类别。纪传体。采用纪传体裁的方志，自《元和郡县志》以后，各郡县修志都仿照它的体例，方志体裁也逐渐符合“正史”的体例。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说：“仿照纪传体来写志书，仿照律令体来编写掌故，仿照《文选》《文苑》的体例来编作文征。这三部书相互辅助、并行不可缺一，但合为一书尤其不可。”他的意思是把志、掌故、文征看作方志体例的三大纲目；按照这三大纲目的意义再分别设置细目，体例便可以有无穷变化。例如章氏编纂的《永清县志》，分为纪、表、图、考、略、传六大类，下面又各分细目，体现了“立三书”的意义，是体例最完备的志书，也就是我所说的纪传体方志。这一类方志，占现存方志的绝大部分。编年体。编年体方志始于明嘉靖初年：长兴知县黄光升编修《长兴县志》二卷，嘉靖年间颜木编纂《随州志》二卷，崇祯年间龚策编纂《武进县志》二卷，都是采用编年体。如今只有《随州志》仍然保存。《四库全书提要·地理类存目》著录《随州志》时说：“编年的体例完全仿照《春秋》；地方沿革、官员迁调任免、士人中乡试会试、贡入太学等，按年份记载，都是过去地志中没有的体例。”清雍正年间，佚名编纂《临朐编年录》七卷，文章很长，记事繁多，县邑沿革古迹、职官选举、灾异祥瑞以及杂事，都按年份编载，共记四千四百二十三年。纪事本末体。纪事本末体方志始于明正德年间，康海编修《武功县志》七篇。每篇记一件事，首尾贯通，文字简洁，事实核实，措辞典雅。同时韩邦靖编纂《朝邑县志》二卷，虽然有总纲和细目，仍然是一事一篇，前后联贯而没有遗漏，行文没有局促拘束的痕迹，县邑事务的始末都记载完备了。此后修纂郡县志的人，无不以康海、韩邦靖为宗法；自宋以来修志采用纪传体裁的惯例，几乎被推翻。但仿作虽多，能够纯粹遵守这种方法的很少。只有马騋天编修的《晋疆纪事》（即《河曲县志》），颇能仿佛其体例。清代冯甦《滇考》二卷，记载云南沿革旧事以及治乱的大要，共三十七篇，每件事都首尾完整，头绪分明，《四库全书》将它列入纪事本末类。《四库全书》所收纪事本末体地志很多，有一事一体的，也有诸事合为一体的。杂记体。凡是一事一篇的方志，如果全书的事迹和文章气势前后不能贯通，就不能看作纪事本末体，只能称为杂记体，如史家的杂史、小说中的短篇一类。例如明代郭棐的《酉阳正俎》就是如此。传记体。凡是把郡县人物的传记另编成一部书的，就属于传记体方志。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东汉的《汝南先贤》《襄阳耆旧》等传记，就是它的源头。《宋史·艺文志》地理类著录唐代稷的《清源人物志》；明代宋濂编纂《浦江人物志》，也称《浦江图经》；《地方志综录》收录的何三畏《云间志略》，也属于传记体。辑录体。辑录体志书类似史抄的体例，就是选录有关郡县事物的文章，汇编成一部书，而自己不加一句叙述。它始于明嘉靖年间沈敕辑录的《荆溪外记》二十五卷，内容包括山川、区域、城郭、土田、人口官员、物产等，包罗广泛，依次叙述。它开头列入艺文，是地志中前所未有的体例；又辑录周处的《风土记》，由此开创了方志辑佚的风气。清代朱绪曾辑录《昌国典詠》十卷，广泛采集宋、元时期的四明志乘以及《昌国州图志》的文章，共二百零四篇，汇成舟山掌故的文集。周广业辑录《洞川志钞》，汇集广德州历次修纂州县志的序文和小序。杨光鼐《琼志撷录》，是辑录琼州府志的精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篇〕

译术数体。这是研究术数地理学的人编纂的志书，内容不外乎阴阳五行以及生克制化的学说，并根据这些意义来确定志书体例。考察它的源流，始于明嘉靖年间陈棐编纂的《广平府志》。该志所定体例分为经、纬二集，包括一图、三表、十二纪。卷首有汪廷吉的序，说明体例说：“经纬，是两仪的象征；一图，是太极的本体；三表，是取法三才；十二纪，是十二时。相对配合有相应的体制，承接相继有相生的次序。史官说，这样就可以成为志书了。”又说：“天有太极、两仪、三才、十二时，但都不超出一元运行的范围。”《广平志》只是一个例子。考察古人撰写地理书，测绘舆地必须以星度作为确定方位的依据，方志开头叙述星野分度，也不能没有术数和天算之学。这一传统始于晋代裴秀撰作《禹贡九州图》，他的序中说“观天象以建立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明代人尤其喜好这样做，于是术数地理之学兴盛起来。熊明遇撰《格致草》，是一部把天文、术数、地理合为一体的书。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地理学兴盛时，武进人恽鹤生仍学习颜元之学，精通术数地理，并参与修纂《江西通志》。李兆洛博通考据之学，同时通晓术数和天算之学。他所绘制的舆图，常常加绘经纬网格，与西方传入的地球经纬线颇为相似。恽鹤生、李兆洛都是当时有名的志乘家。赋体。赋体方志始于宋代王十朋仿照左思《三都赋》创作《会稽三赋》，并在《梅溪集》之外另行成书。于是，地赋成为地理学的一门，并从集部中独立出来。其后宋代王观仿照谢灵运《山居赋》的体例创作《扬州赋》，并亲自作注；陈洪范又创作《续扬州赋》，地赋于是成为方志中另立的一派。明代莫旦创作《大明一统赋》，又称《皇舆要览》。这篇赋叙述明朝兴起、奠定基业的过程，记载两京和十三布政司的疆域、郡县形势，以及事迹人物、山川物产，无不完备，可以同《一统志》相抗衡。莫旦自序说：“古人对于国家德业的盛大，必定寄托在赋中，用赋来铺陈，用赋来使它永远彰明。”明代董越创作《朝鲜赋》，与《明史·朝鲜传》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知，赋体地志所记有可信依据，并非空谈。《四库全书》地理类收录赋体地志两种。清代在边疆地区考察地势形势，属官曾经把地赋上呈。徐松为了考察西域形势，巡视新疆，行程七千多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里〕 徐松考察了当地山川、城邑、建置官署、设置屯田等情况，又根据所见所闻创作《新疆赋》二篇，共二万多字，当时称其可与《盛京赋》《西藏赋》并列。孙馨祖为它作序，说：“《新疆赋》二篇，摘取要领，句句梳理、字字编排，使地志家阅览起来方便。”所以地赋写得好的，便容易流传，髫秀之无不上口。自清高宗南巡以来，雄伟的郡府和著名的县邑无不献上地赋；因此赋体地志篇卷繁多，本书无法全部著录，只选取其中稀见而特别优美的作品著录。骈俪文体。采用骈俪文体裁写成的地志，就是章学诚《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所说的“有文人之书”。例如清乾隆年间陈文煜编纂的《吴兴合璧》，就是用骈俪文写成的地记。它总记湖州府所属的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七县，分为山部、水部、古迹三类。全书用骈俪文写成，并把庙宇、亭台、桥梁上所载的对联采入正文，另行自作注释，注释中也引用诗词和骈句。因此辞藻华丽、句子绮丽，炫耀博学、争奇斗胜，是地志中独具一格的作品。诗体地志。章学诚所撰《方志立三书议》说：“方志的传统早已失传，如今所谓方志，并不是真正的方志。”《汉书·艺文志》著录各地歌诗的书，也可以看作如今方志的一部分。唐代以后的“竹枝词”是歌诗的变体，都是诗体地志的源头。诗体方志既没有志书的类别，又以诗歌作为记载地方的书。例如清康熙年间张韬撰写的《天全六番稿》，它的名称、体例和文字都不是志乘的体裁，但考察其内容，实际是记载地方的书，也不是文人的游戏之作。该书自序概要叙述天全六番的沿革，以及所管辖的地区、山川要塞和商贾汇集之处。张韬自称，当地的地形形势难以用文章描写，便寄托于诗歌。有《入峡诗》《渡泸诗》《出栈诗》《碉门诗》《蓉城诗》五集，都是歌咏天全六番地方事务的作品。以上赋体、骈俪文体、诗体三类地记，实际上都是诗体地记的流派。它们旨在吟咏，不能作为国史取信的依据。本书只著录数种，用来说明方志书中有这一流派。边疆各省的地记，体例很不相同，与上面所说的方志十种体裁在性质和内容上都有差异。由于边疆各省的疆域治理、官制和地方风俗同内地不一样，所以边疆方志不能完全符合内地志乘的体例。明、清时期，边疆各省并没有全部设置省、府、州、厅、县；例如清初东北三省仍采用满洲旧制，由昂邦章京和将军管辖，直到光绪年间才开始设置行省。内蒙古由盟旗王侯管辖；西藏由寺庙和喇嘛管辖。它们的疆域治理、官制、人情和风俗都与内地不同。记载这些地方的书，如杨宾编纂的《柳边纪略》，名称和体例虽然不同于志乘，实际上却是记载辽东道路里程、城郭、人情和风俗的书。清代洪亮吉在《柳边纪略序》中说：“又何尝不能补充天下志乘的不足。”又如冯诚求编写《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亲自到东蒙古调查制度、户口、气候、物产、货币制度等，并加以记载。又如《西藏达赖喇嘛班禅德尼及大小呼图克图沙布咙源流》，这部书实际上是记载西藏全部历史的书。本书著录边疆各省的方志，是因为边疆志书稀少，所以不论志书体例如何，著录范围都放宽，以便读者更多了解边疆的地理情况。

译一、本书著录的方志，以上两条所说的体类、体裁都有收录。所著录的志书，大多是今天仍存而且稀见的书；即使传本很多，只要体例严密、文字简洁核实而典雅的志书，也兼加收录。对于现存方志稀少的省份，则不论传本多少、体例优劣，都放宽选录，这是为了使全国各省的地理和历史在本书中都可以考察鉴阅。至于宋、元、明时期的著名方志，前人已经作过提要和考释、没有必要补正的，本书不全部著录。一、本书的著录规则是：第一行著录书名、卷数，下面注明版本、收藏处等。第二行起都低一字书写，作为提要。开头先写纂修人的简历，以下的叙述次序没有固定规则，按照行文方便安排。提要所写，或摘取一书的核心要点，或附加简短评论。提要叙述的内容包括志乘的源流、编纂体例、收藏情况、版本传抄的异同、修补增刊的始末，以及建置沿革、地方史事、疆域山川、农业矿产、水利道路、古迹名胜、人物艺文、琐闻轶事等，但并不逐项大量著录。即使是关系核心内容的事项，哪怕只是一图一表，也会择取重要者酌情举出。提要行文，修辞力求简洁核实；凡涉及书名，简称“此志”“是篇”“此书”等；涉及所著录的版本，则称“此本”；凡叙述人名，除纂修人必须使用姓名外，其他人的姓名、字号、别号，均按行文方便使用，不作统一规定。一、本书所著录各书的编排顺序和方法是：把一统志列在卷首，称为总志，并按纂修先后排列。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方志，分为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按照所收方志的多少分卷；数量多的，如浙江分为二卷，数量少的，则把几个市或省合为一卷。各省、市、区方志的编排，先列通志，或统记一省、市、区的书。其次按顺序排列各省、市、自治区旧存的府、州、厅、县、乡镇、卫、所、盐井、盐场、土司司所等志，以及乡土志、侨立志、杂志。府志按照通志所载府的次序排列；记载一府一郡的杂志，附列在府志之后。州、厅、县志按照府志所载州、厅、县的次序排列；记载一州一县的书附列在其后。乡镇志都列在所属县之后；如果遇到统记数府数县乡里的书，如《县区志》《湖阴汗简》，就附列在编纂人籍贯所在县之后。其他杂志都按上述例办理。卫、所志都列在所在地府县之后；盐井、盐场、土司司所志、乡土志等，也都附列在所在地府县之后。侨立志以及已经废除的州县之志，则考察其沿革和所在地，附列在今属县之后。关、镇、军、道志如果疆域涉及数省，则考察其军府驻地所在的县。由于旧存方志大多是明、清时期修纂的，其疆域同今天的省、市、自治区、县疆域不同。如今一个地区，可能有旧制下两个或三个府所属的县，也有县的分置和合并，所以不能勉强同今天的行政区划完全统一。本书因此自行制定上述顺序，用来编排著录，便于检索。一、本书后面附有纂修人姓名索引，按笔画排列。又附《古今图书集成地方志辑目》，所辑地方志上起东汉，下至清康熙年间，约有一千四百三十余种。虽然其中大多已经散佚，但可以为考察方志的源流、沿革和变化提供参考。一、本书编录的宗旨，是供读者参考，不能作为依据。《提要》中摘录的资料，叙述极为简略；为行文方便，也并非全部采用原文，其中有时有所节略。希望各行业专家采用时，仍须自行查阅原书，进行研究考证，并恳请指正。陈光贻谨记。●目录 卷首　总志

译《元和郡县图志》四十卷，清乾隆三十四年益都李氏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太平寰宇记》二百卷，首二卷为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朱彝尊原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朱彝尊藏本的传抄本；原缺卷一百十一至一百十九）。《元丰九域志》十卷，抄本，清卢文弨校（上海图书馆藏）。《舆地广记》三十八卷，武英殿聚珍本（上海图书馆藏）。《方舆胜览》七十卷，宋咸淳三年吴坚、刘震孙刊本（北京图书馆藏）。《舆地纪胜》二百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大元大一统志》一千三百卷，影抄元刊本（收藏者及现存卷数的著录见下文《提要》）。《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三卷，元明之间刊刻的《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另本（上海图书馆藏）。《广舆图》二卷，明嘉靖四十五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元史·地理志》末附《西北地名释》一卷，并附《元经世大典》地图一幅，清洪钧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寰宇通衢》一卷，常熟瞿氏影抄明洪武本〔上海图书馆藏〕。《大明一统志》九十卷，明天顺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大明一统图叙》一卷，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一统路程图记》八卷，明隆庆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职方考镜》上八卷，明万历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广舆记》二十四卷，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刊本）。《方舆胜略》十八卷，附《外夷》六卷，明万历四十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大明一统赋》四卷，附《删》一卷，明万历四十年钱塘胡文焕校刊本（上海图书馆藏）。《郡县释名》二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历代地理指掌图》不分卷，明万历刊本（上海图书馆藏）。《舆地图考》六卷，明天启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目营小辑》四卷，旧抄本，钤有铁琴铜剑楼朱文印（上海图书馆藏）。《刻一握坤舆》十三卷，明天启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舆图摘要》十五卷，明崇祯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大明一统志名胜志》二百八卷，明崇祯三年三山曹氏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皇明职方两京十三省地图表》三卷，明崇祯九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地图综要》三卷，明崇祯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今古舆地图说》三卷，明崇祯十六年刊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形胜要略》十二卷，明代抄本，有叶景葵手书跋语（上海图书馆藏，现存卷一至卷八）。《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清代宛溪顾氏家藏职思堂原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清代陶濬宣题识，近人叶景葵作跋。《方舆记要州域形势说》五卷，抄本，有叶景葵跋语（上海图书馆藏）。《读史方舆记要舆地总图》，不分卷，清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方舆纪要补编》十二卷，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清代树藼草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肇域志》五十卷，抄本，有成容镜跋语（上海图书馆藏）。《内府舆地全图》，不分卷，清代康熙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皇舆表》十六卷，清康熙四十三年武英殿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各省郡县山川古迹通考》，不分卷，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大清一统志》三百五十六卷，清道光二十九年阳湖薛子瑜据乾隆九年刊本排印的活字本（上海图书馆藏）。《广舆古今钞》二卷，清乾隆年间有诚堂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地舆沿革表》一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历代地理沿革图》一卷，清同治十一年刊本，有叶景葵跋语（上海图书馆藏）。《历代舆地略》，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