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十二下

译《湘潭县志》二卷，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陈应信修订，锺世贤编纂。陈应信是丹阳县人，嘉靖年间举人，嘉靖三十二年任湘潭知县。锺世贤事迹不详。沿革篇记载：秦代最初设置湘南县，六朝梁代改称湘潭；元代曾升为州，明代又恢复为县，属长沙府。此刻本是《湘潭县志》现知最早的版本。根据陈应信序文说：“此志由马璨载开始撰写，由胡东陵校订，后来又有当时博学的人加以增补。编写沿革，是为了记载世代变迁；考察分野，是为了核对星宿；综合地理，是为了顺应地利；筹办食货，是为了完备养民之道；区分官师，是为了使治理得当；区分选举，是为了了解贤能智者；完备建置，是为了庇护众民；确定祀典，是为了端正祭祀的意义；汇集名胜，是为了考察遗迹；记载物异，是为了考察灾变；记录方外，是为了排斥旁门左道。叙述艺文，是为了整理和彰明有德者的文辞。” 考察他的序文，其中对志书各类的意义和体例说得很详细。此书初稿由马璨载、胡东陵等人完成，后来又经锺世贤综合校核，才编成定稿，文笔朴实简约。《万历县志》的序文评论此志说：“当时风气还崇尚古朴，事情简单，人性质朴，执笔修志的人多有遗漏，整部书显得苍茫浑朴而不够完备。”这句话评价得非常恰当。《湘阴县志》四卷，清康熙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唐懋醇修订，谭绍琬编纂。唐懋醇是高淳县人，康熙初年任湘阴知县。谭绍琬所编《长沙府志》已有著录。湘阴设置县始于南朝宋元徽二年，当时分益阳县罗湘以西的土地建立县邑。南宋淳祐年间，县令胡哲撰写《湘阴图经》；元代的志书情况已经无法考查。明代修县志，据《湖南通志》引用的记载，有成化元年知县韩景修订的县志、嘉靖三十年知县张镫修订的县志，这两部志书早已散佚。此志承接嘉靖《张志》重新编纂，距离《张志》修成已经一百二十八年。当时《张志》仍然存在，据谭绍琬跋文说：“旧志一部，错误的有十七处，缺漏的有十三处。”因此修订此志是为了纠正前志，并补充一百多年间的事物。湘阴是屈原、宋玉的故里，自古就是文物之乡，本来应当有一部著名志书流传，与地方相互辉映；因此县志对于人物和古迹的考据，尤其应当重视。此志共四卷二十门，只有田赋一门对嘉靖以来的税则记载较为完备，其余记述都很简略。但据谭绍琬跋文说，曾共同考订此志的有周良仕、蒋儒德、李象琯、丁佐、秦正竣等人，也都是名士。但在沿革考据方面，遗漏和错误很多。《乾隆县志》范元琳序说：“康熙八年的《唐志》，看它搜集遗文，文字讹误触目皆是。田赋的源流没有说清楚，学校和选举的次序也很混乱；山川、古迹遗漏很多；人物方面，宋、元以下那些在史册上声名显著的名臣高贤，也常有遗漏。” 这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此志的缺失。《宁乡县志》十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王余英修订，袁名曜编纂。王余英字菊潭，山东福山人，嘉庆二十一年进士，授宁乡知县。袁名曜字道南，另字焘岚，号岘冈，宁乡人，嘉庆六年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参与纂修实录，历任国史馆纂修、功臣馆总纂。考《宁乡县志》始修于明正统年间，正德四年县令刘绚重修，嘉靖、万历年间又相继增纂。清顺治十五年重修，康熙二十一年县令王钱昌为之增补，康熙四十一年县令吕履恒又重修，乾隆十三年县令李杰超再次修订。明代志书如今都散佚了，清代志书还保存有《乾隆志》和此志。此志由袁名曜与同县周采亭、刘醇夫、胡玉潭等人编成于嘉庆二十一年，完全依照乾隆旧志的体例，增补七十多年间的事情，叙述还算简明核实。宁乡建置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当时分长沙、益阳、湘乡三县的土地设置宁乡县，属长沙。元至元年间升为上县，隶属湖广行中书省天临路；明、清时属长沙府。《浏阳县志》二卷，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萧敷修订，刘以身编纂。萧敷字须山，江西庐陵人，举人，嘉靖三十九年任浏阳县知县。刘以身号竹溪，江西安福县人，举人，嘉靖年间任浏阳县教谕。浏阳是三国吴国周瑜的奉邑，设置县始于吴代。县志最初何时编修，已经无法考查。此志创修于嘉靖庚申年，萧敷与刘以身查阅图籍，询问地方老人，汇集编成，但没有引用前代县志。全书分为地理、建置、学校、职官、祭祀、名胜、食货、人物、方外、艺文十门，记载简约；虽然记事大体核实，但重要事项记载不多。只有食货篇记载浏阳田粮，每亩一斗零七合，这是古代制度。太祖即位后，有人告发浏阳给陈友谅助送军饷，皇帝对此发怒，加征科粮二斗一升四合，比过去增加了一倍。荆、湘各郡县，明初因为向陈友谅缴纳军饷而加重税课的，不只是浏阳一县；但只有此志记载了这件事，可以说是敢于直言。《益阳县志》二十四卷，首卷一卷，清乾隆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高自位编纂修订。高自位字紫庭，宁晋人，举人，乾隆十一年任益阳知县。《益阳县志》明孝宗时由县令周济创修，嘉靖年间县令刘激续修，万历年间县令朱銶重修；清康熙二十二年，县令江闿又增修。此志在《江志》的基础上，又补充六十多年间的事情，全书共二十八门、五十七目，篇章次序还算有条理。艺文志把屈原所作《楚骚》辑录进来，认为它是本县乡贤的作品，未免有些过分夸耀。益阳地处洞庭湖上游，地势雄伟，物产丰富，古代是荆、湘一带的名县。设置县始于汉代，属长沙国，因县境有益水发源于县东南的益山，所以得名。后汉建安二十年，孙权与蜀争夺荆州，派鲁肃率兵在益阳抵御关羽，就是这个地方。唐代迁到今天的县治，元代升为益阳州，属湖广行中书省天临路；明代又改为县，属湖广省长沙府。清初沿袭旧制，湖广分省后，属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刘履泰修订，刘象贤编纂。刘履泰是四川万县人，康熙十年由举人身份任湘乡知县。刘象贤字若启，湘乡县人；明崇祯十五年举人，入清后没有做官。根据本志沿革篇，汉哀帝建平四年封长沙王的儿子昌为湘乡侯，湘乡这个名称由此开始。东汉于是设置湘乡县，直到现在名称没有改变。湘乡志书始修于明成化年间，正德乙亥年知县张浚重修，嘉靖庚子年知县庞钦明第三次修订，万历庚寅年知县揭士奇第四次修订；清顺治己亥年知县叶良礼第五次修订，当时执笔的是本县人龙孔然。此志承接《叶志》重修，稿本于康熙十六年完成，当时总纂署名刘象贤，而龙孔然仍在其中，也曾协助编纂；刘兆龙、徐芳、丁爌、周书成等人分别负责采集编录。当时湘乡旧志都毁于明末兵火，此志编纂只是依据龙孔然的志稿，实际上相当于重新创修。此志在赋役、兵防等篇中，对明末苛重税收和战乱的记载十分详细。刘履泰自序说：“湘乡受苛政困苦了十年，受兵火困苦了三十年，受租庸困苦了三百年，这是长期隐藏的痛苦。” 看他的序文并通读全志，可以知道他修志的宗旨，大概是想把当时贫民长期隐藏的痛苦申诉出来。《攸县志》六卷，清乾隆十六年刊本、嘉庆八年补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冯运栋编纂修订。冯运栋是浙江慈谿县人，拔贡，乾隆七年任攸县知县。雍正七年冯运栋任咸阳知县时，参与修订通志，协助编辑，历时三年完成《陕西通志》，得到马、班那样的雅誉，流传于西北。后来任攸县官，又编成这部志书，也被称为名作。《攸志》修于顺治己亥年，康熙甲子年续修，此后又有冗长的修订，持续六十多年。冯运栋这部志书完成于乾隆丁卯年，全书共二十二门，体例严整。嘉庆八年，张范又增补风俗、职官、选举、人物四门，征集文章、考核文献，校正了许多错误。《岳州府志》十八卷，明隆庆年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钟崇文编纂修订。钟崇文是南昌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礼部仪制司主事，隆庆年间出任岳州府知府。岳州旧有弘治元年知府刘玑编修的府志十卷，内容简略而过于粗疏。此志原本是李元芳修纂成稿，钟崇文任岳州官时，重新加以订正详定，并补充原书没有的内容；郡人方启为它订正，胥焯和孙斯亿为它考校。全书编排为：卷一图说、郡邑纪；卷二沿革世表、封建世表；卷三秩官年表上；卷四秩官年表下；卷五选举年表；卷六军政考；卷七职方考；卷八司天考；卷九秩祀考；卷十建置考；卷十一食货考；卷十二水利考；卷十三宦迹列传；卷十四侨寓传；卷十五乡贤传上；卷十六乡贤传下；卷十七外传；卷十八杂传。体例确定为图、纪、表、考、传五个纲目，兼采编年体和纪传体；纪传部分也暗中采用编年的次序。书中既有表，也有论赞，体例谨慎严密。郡邑纪说：“岳郡是古代三苗之国，以洞庭湖为险要；轩辕、虞帝、夏禹也曾巡守到达这里。” 它所引用的史传，附会成分很重。又说：“秦代岳州属于长沙郡，后来从长沙分置建昌郡，郡治在巴陵；刘宋废除建昌郡，改以巴陵为郡。隋开皇年间废郡改为岳州，唐代沿袭；宋代设置岳阳军，后来改为纯州。元代升为岳州路，明洪武九年改为州，十四年升为府，管辖巴陵、平江、华容、临湘四县；二十九年又把常德府的澧州、石门、慈利、安乡划来归属，郡隶属湖广行省荆南道。”这一段是比较可信的史料。职方考的提封条说：“岳州府在湖广省城以西五百一十里，因天岳山而得名；称为岳阳，是因为位于天岳山之阳。” 山川条说：“幕阜山又名天岳，在平江县境内。” 但岳郡各山之中，以巴陵的君山最为著名，位于洞庭湖中，《宋图经》称它为熊耳。山中有十二座小山，形状像螺旋状的发髻。《山海经》说：“洞庭山是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的地方，这两个女儿是娥皇和女英，也就是所谓的湘君。”君山因这个传说而得名。《岳州府志》二十八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李遇时主持修纂，杨柱朝负责编纂。李遇时字雨若，辽阳人，康熙十八年任岳州知府。杨柱朝字娲宫，别号天岳外史，临湘县人，任四川平武知县。岳州在宋代名为岳阳，先有马子严撰《岳阳志甲》二卷，继有张声道撰《岳阳志乙》二卷，又有范晦叔的《岳阳风土记》，这些志书只记述岳州的山川、风俗习尚和旧闻。明代有弘治、隆庆、万历三部志书，此志是清代修纂府志中最早的一部，成于康熙二十年，全书分为三十六门，编排次序井然。此书原为吴兴蒋氏旧藏。《巴陵县志》二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赵士珩主持修纂，卢传标负责编纂。赵士珩字楚卿，奉天海城县人，康熙十八年任巴陵知县。卢传标字子建，巴陵县人，贡生。巴陵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县，清代称巴陵，是岳州府的附郭县。根据本志沿革记载，晋代开始设置县，遂命名为巴陵，隶属长沙郡；刘宋时从长沙郡分置巴陵郡；梁代改为巴州。隋代改称岳州，宋代又称巴陵，元代改为岳州路，明代为岳州府，清代沿用，府城所在县称巴陵。其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岳州城内西南有巴邺山。巴陵的往事长期记载于郡志中，县里有专志，实从这部书开始。据赵士珩序文说：“志书完成于战事刚刚平定之后，邀请卢传标以及本县士人冯子登、龚民载等共同编纂。”这部书的体例还算整齐严密；由于适逢郡志新近完成，巴陵县的事务大多已经完备，补充采录并不困难。再加上执笔者都是郡中的名士，文笔雅正劲健，可以推为县志中的上品。《宝庆府志》五卷，明隆庆元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卷四至卷五）。明代陆柬编纂修订。陆柬字道涵，金华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任大理寺丞，嘉靖四十二年出任宝庆府知府。宝庆原为秦代长沙郡地，汉代设置昭陵县，隶属长沙国；汉武帝元朔五年从昭陵分置夫夷、都梁两个侯国，都隶属零陵郡。三国吴改置昭陵、昭阳二县，晋代将昭陵改为邵陵、昭阳改为邵阳，历经南朝、隋、唐、五代，名称没有改变。到宋代改置邵阳郡，辖县七个；元代始改称宝庆路；明代为宝庆府，辖邵阳县、新化县、武冈州、新宁县、城步县。现依据其沿革中的名称变迁，考察其志书的源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有：绍兴年间霍篪、周之瑞撰《都梁志》八卷，当时霍篪任郡守，周之瑞任教授；嘉泰壬戌年郡守耿与义又撰《续志》一卷。此后又有郑昉《都梁志》二卷、李韦《邵阳图志》三卷、巩嵘《邵陵类考》二卷、黄沃《邵阳纪旧》一卷，都是宋代编成的。元代没有可考的记载，明代修纂的各志从永乐年间开始。正德年间又修纂此志，开始称为《宝庆府志》；嘉靖癸卯年，罗山刘启东重修。此志是在嘉靖志之后继续重修的，如今保存下来的宝庆志书中，它是最古的一部。可惜只保存了这两卷，全书的体例究竟怎样，已经无法考察。参看《康熙府志》所收录的陆柬此志序文，序中说：“说明体例、列举凡例和编纂工作，都是我亲手完成的；但详细考订，多亏苏生出力，后来又由学生段文岳赞助此事，将它刻印成书。”又据康熙《志》所载崇祯修府志序和陶珙序说：“隆庆年间陆公所编的志书，以天地人三才概括全书，责成参赞办理；所说的内容有宏大之处却并不夸张，虽然文字简约而意旨博大，差不多可以称为信史。”从这些序文的说法，可以知道此志体裁的大概。《新化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于肖龙主持修纂，阳文烛负责编纂。于肖龙字云宾，河南内乡县人，顺治十一年进士，次年任新化知县。阳文烛字洞逵，新化县人，庠生。新化在汉代名为梅林，晋代名为高平，到宋代才开始称为新化。明成化年间，司训蒋瑛修纂过县志；嘉靖己酉年，本地孝廉刘轩又编纂县志十一卷；万历壬子年，本地进士邹廷望编纂县志八卷。于肖龙任新化官时，认为康熙元年周苍涛编修的十一卷邑志不够精详；康熙七年又邀请阳文烛辑成十二卷，是依照周苍涛所编县志重新编订的。这部书的体例，在叙述星野、舆图时远考历代，因而与沿革部分颇有混杂。对于宫庙礼仪、食货政策、兵屯以及盐马制度，考察记载十分详细。官师、人物的传记中，有时附有简短评论，所作议论都直言不讳。《城步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王谦主持修纂，杨时宪负责编纂。王谦是永年县人，康熙六年进士，十九年任城步县知县。杨时宪是城步县人，顺治十五年贡生，考授县丞。据考，城步建县于明弘治甲子年；按杨时宪序文所说，县志创修于弘治年间，但没有说明编成于哪一年。此志所列瞿九思、刘应龙两篇旧志序，也没有注明撰写年月。凡例又说：“县志在前明虽多次辑修，但已经化为灰烬；虽说是重修，实际上等同于创修。”又据王谦序文说：“清初刊造《赋役全书》时，城步因为没有志书可供查考，误把明末额外增加的官军月粮八百八十七石九斗三升编入知单，百姓因此承受了重额科派的负担。前后多次详细上请要求豁免，都没有得到议准；没有志书的危害，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一斑。”据此志的序文和凡例记载，清初时明代志书已经毁失。这部志书记载田赋制度，以清初以来的情况较为详细；只是对于县境内苗、瑶二族的事务记载颇详，如苗瑶族群的分布，以及他们与汉人发生纠纷的各种事情，都详尽记录并特别书写。总的说来，这部书的体例没有定规，遇到什么事就列什么篇目，编排次序颠倒。至于考订是否精密详尽、文笔是否通畅，就更无暇谈论了。《新宁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