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译清代周震荣修撰，章学诚纂辑。周震荣是浙江嘉兴县人，举人，乾隆四十二年任永清知县。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精通史志之学，著有《章氏遗书》。章学诚创立了修志义例的学说，他所著《文史通义》中的《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例》《州县请立志科议》等文章，都详细阐述了修志的原则。按《州县请立志科议》说：“考察《周礼》中的宗伯属官，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像《晋乘》《楚梼杌》这类书，就是诸侯编成的史书。”这是首次提出方志源自古代国史的观点。《方志立三书议》说：“凡是想要系统记载一地文献，必须建立三种学术体例，这样才可以通达古人的遗意。仿照记传的体例写志，仿照律令的体例写掌故，仿照《文选》《文苑》的体例作文征；三书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缺一不可。”这就是他所确定的修志义例。以志、掌故、文征为三书，三书之外又附加丛谈，丛谈便是征集材料后剩余的部分；所以丛谈可有可无。以志作为全书体裁的主体，而设置分目必须谨慎。《修志十例》曾说，修志有四种体例：皇帝诏令和庆典应当写成纪，官师和科甲应当写成谱，典籍和法制应当写成考，名宦和人物应当写成传。这四项是章学诚创立的修志义例，用来纠正当时修志体例的弊病。他关于志书的论述文章也很多，据张树棻辑录的《章实斋方志论文集》所收，共一百一十三篇，另有十九则，可以说非常丰富。章学诚参与修纂的志书很多，有《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麻城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但如今大多散佚；只有《永清县志》还保存完整，是章学诚亲自纂修的，所论修志义例最为详尽。考察永清的志书，自康熙十二年知县万一鼒与县训导乔寯修成十一篇志稿开始。章学诚这部志书是在《万志》的基础上重新纂修的。其体例为：纪二篇，第一为皇言，第二为恩泽。表三篇，第一为职官表，第二为选举表，第三为族表。图三篇，第一为舆地图，第二为建置图，第三为水道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三篇〕 书六篇：第一为吏书，第二为户书，第三为礼书，第四为兵书，第五为刑书，第六为工书。政略一篇。列传十篇：第一为龙敏列传，第二为史天倪列传，第三为史天安、史天祥列传，第四为史天泽列传，第五为杜时昇、张恩忠、郝彬列传，第六为诸贾、二张、刘、梁列传，第七为义门列传，第八为列女列传，第九为缺访列传，第十为前志列传。书后附有五卷《文征》，分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金石五门。考察此志，章学诚按照他创立的《立三书》原则，把全书分为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纲。纪这一类中，皇言记载诏令，恩泽记载恩惠和政事。然而考察其所汇集的内容，皇言只限于诰敕，恩泽只限于蠲免、缓征钱粮。推究章学诚的意思，是想把皇言比作《尚书》，把恩泽比作《春秋》，强行与正史体例相合；但方志上溯至帝王本纪，实在不是方志体例所宜。表这一类中，职官表、选举表都以“经事纬年”的方法编排，秩序井然。士族表寄托于《周官》小史，确立世系，辨明昭穆的意义，用意也很深远。其小序说：“州县志把谱牒全部编录进去，宦官和士人取士者的祖籍可以查考；争夺继嗣的诉讼可以得到平反；私人家门中不合常理的记载可以加以勘正；官府谱牒中的错误可以借此校订；士族的清浊和社会品流可以区分；亲族和睦、孝顺友爱的风气可以得到劝勉。凡是有助于教化治理、使士民获益的内容，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大略。”考察章学诚所列的士族表，只叙述世家望族，对庶民实际上没有记载。其中北街贾氏一族，详细记载其婚姻和族姓，用来说明女真部族汉化的缘由；对庞、庄、郑等姓，则详细记载其受田数目，用来说明汉军逐渐入关的过程。图这一类中，既然已有舆地总图，全境就应当全部载入总图之内；可是城内古迹混杂在建署图中，反而排在四乡之后，次序很是凌乱。水道图对于河流的源流，也说明得不够清楚。书这一类按科房分类编排，用意确实很好；但吏、刑、工三书，不过是虚列篇目而已，实际内容十分疏略。只有户书记载了乾隆四十三年以前银钱、粮价的规定数额，以及棉布、鱼肉、蔬菜的通常价格和各类职业等，细致到了这样的程度。政略这一纲，实际上就是名宦。章学诚曾说，名宦不应收入人物，职官也不应完备记载政绩，所以特意另立这一门，以表示分类的原则。列传这一类中，按人物分类的有六类；第七类是义门，第八类是列女，第九类是缺访，第十类是前志，分目以后新旧界限清楚，体例非常好。六纲之外，又把文征另列为一部书，体例是否恰当，还可以讨论。总的看章学诚这部志书，体例严密，但全书主旨偏重史学治理，疏于经济；拘守修志义例，却忽略考据。考察此志版本，原刻本极为稀少，另有嘉庆十八年补刻本、《章氏遗书》本，以及民国十九年影印原本。《霸州志》九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唐交修撰，高濬纂辑。唐交字云川，山东东平州人，举人，嘉靖二十六年由武安知县调任霸州知州。高濬是南直隶江都县人，监生，官莱州府训导、霸州学正。霸州是周世宗在益津关设置治所的地方，这是其建置的开始。明初为益津县，永乐年间升为霸州，隶属顺天府，辖保定、文安、大城三县，是京畿的重要关塞。这部志书是整饬霸州兵备事副使周复俊命霸州知州唐交修纂的；唐交延请学正高濬以及州监生王嘉等编纂成书。全书分舆地、宫室、学校、武备、食货、秩官、人物、艺文、杂志九门，共五十八个条目。武备一门，因为当时霸州是驻扎兵备事副使的所在地，所以对驻军制度记载得特别详细。《文安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十二年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译清代杨朝麟修撰，胡淓纂辑。杨朝麟字蔚斋，正白旗人，监生，康熙三十九年由藁城知县调任文安知县，四十一年升任顺德府漳河同知。胡淓字箕澜，文安人，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考察本志沿革说：“文安是汉代县，周代设置霸州，以文安隶属其下。清代为顺天府属县，康熙四十年又在本县苏桥镇设置驻跸所。”可以考见的县志有：崇祯四年唐绍尧修八卷县志，康熙十二年崔启元修四卷县志，以及十卷《文献备考》。此志是在《崔志》之后重新修纂的，共八卷、五十八个条目，没有总纲。文安地势低洼，水患很多，所以本志第三卷对堤防、疏浚记载尤其详细；如“河渠”一目，河渠的源流、分派以及入海情况，无不全部列举；并且考证历代河道的迁移和改道。“河堤”一目，记载自宋代以来河堤修建的长短以及施工办法，一一详细叙述。又附《河录》一篇，选录有关文安河防水利的条议和片奏。艺文志中所选水利文章也很多。“古迹”一目记载广陵城说：“《五代史》记载，刘海蟾是燕地广陵人。” 如今新、旧《五代史》中都没有这句话，那么这部志书修纂时，《旧五代史》难道还保存着完整的全书吗？《清苑县志》六卷，明嘉靖十七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李廷宝纂修。李廷宝是曲沃人，嘉靖十四年任清苑知县。考察沿革，清苑县始置于隋代；宋代升为保州，明代设置保定府，于是清苑县成为府治所在的附郭县。清苑的地势形势是：城池面对四野，地势平坦；河流在左侧曲折环绕，狼山在右侧秀美高耸，构成宋代以来的要塞。考察此志的体例，内容杂乱而没有次序，记载也很简略，其中风俗、物产一类只有几页。作为最初编修的志书，搜集材料固然困难；但《保定府志》早在成化年间已经编成，其中对附郭县的情况，大概已经记载完备；况且清苑自金、元以后就成为畿辅要地，难道竟没有一点可以记载的史实吗？《安肃县志》十六卷，清乾隆四十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张纯纂修。张纯字鲁堂，贵州安顺县人，举人，乾隆四十年任安肃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涿州知州。安肃自宋代开始设置军，金代为遂州，明代改为安肃县。考察其县志，明嘉靖壬子年开始修纂，崇祯癸未年重修，但志稿没有刊行；顺治丙戌年刊行，辛丑年又重新订正，康熙甲寅年重修，丁丑年又增补续编。这部志书在乾隆四十二年重修，分为星野、封域、山川、古迹、风俗、封迹、建置、赋役、方产、学校、选举、职官、宦绩、人物、艺文十五类。考察此志，它实际上出自本县人史元善等人的编纂，喜欢夸大叙述沿革，却没有考证；例如“山川”类在“象山”条下牵强附会为陆九渊的象山，把黑山与黎阳的黑山混为一谈，动辄成为笑柄。不过，古迹、风俗对于县中的习俗，颇能详细记载。赋役一类滥加叙述古代制度，方产一类广泛罗列物产，也难免夸大铺陈而失实。考查此志原刻本，如今极为稀少，另有嘉庆十三年知县石梁补修本。《庆都县志》六卷，清康熙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李天■〈土幾〉纂修。李天■〈土幾〉是营州人，康熙十五年任庆都知县。考察沿革，庆都在金代改望都设置县，隶属河北西路中山府；元代隶属中书省保定路；明、清隶属保定府。考察庆都县，在这部志书以前没有可以查考的县志。这部书由李天■〈土幾〉与李毓琦等人采集编纂而成。根据李天■〈土幾〉序文所说：“当时只用了三个月。”完成得多么迅速啊！其体例分为分野、方舆、赋役、职官、政事、艺文、选举、人物八类，子目六十七个。这部志书的原刻本长期少见，光绪三十年曾经重刻，但现在流传的本子也不多见。《容城县志》入卷，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王克淳纂修。王克淳字笔峰，山东黄县人，举人，乾隆二十六年任容城知县。容城设置县治始于汉代。县志始创于明隆庆丁未年，当时县令李蓁春修纂；后来由县令蒋如苹再次修订，崇祯癸未年由县令胡廷佐第三次修订；稿本完成但尚未刊刻，胡廷佐便被罢免离任，将稿本交给本县人孙奇逢保存。清康熙癸未年，县令赵士麟向孙奇逢索取旧稿，以便采择材料，最终编成县志。这部志书由王克淳续接《赵志》，记载其后一百多年的事，完成于乾隆辛巳年。全书共八类，分别为舆地、宫室、学校、食货、秩官、人物、艺文、杂志；各类都有子目，篇首各有小序，但这些小序都是空泛之言。《蠡县志》十卷，明崇祯十四年刊本，清顺治八年、康熙十九年增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明代钱天锡纂修，清代祖建明增纂。钱天锡字公永，沔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二年特命整饬保定兵备，在蠡县驻扎。祖建明字馨宇，辽东人，顺治八年任蠡县知县。汉代蠡县称蠡吾，金、元代为蠡州，明代改为县，是畿南的大县。崇祯年间李自成进攻京畿附近，防务十分紧急，于是特意派出宪臣督理城防；蠡县也是京畿的重要地区。钱天锡编纂此志，大概有表彰战功的意图。全书十卷，分为方舆、建置、亩籍、祀戎、爵秩、选举、人物、祥异、荒政、艺文、寺观、仙释、陵墓十三类；只有荒政一类叙述较为详细，其余都很简略。祖建明任内志书缺漏很多，于是加以增补，又编成四卷续志，分别列在各类之后。康熙十九年，知县耿文岱又续补顺治八年以后的事，编成一卷续志，附在书后订补。《雄乘》二卷，明嘉靖十一年刊本。版心上有“栎亭别业”四字（天一阁藏）。

译明代王齐纂辑。王齐字镜堂，嘉靖八年任雄县教谕。按王齐自序说：“雄县过去没有志书，我任雄县教谕的第三年，太守北泉阎公嘱托我修志。”这部书是雄县志的创始之作。全书两卷：上卷第一为疆域，共十目；第二为山河，共四目；第三为风土，共三目；第四为田赋，共八目；第五为建置，共九目。下卷第六为礼制，共五目；第七为官师，共十三目；第八为人士，共五目；第九为选举，共七目；第十为祥异，不分目。卷首有县境、县城、县治三幅图。沿革记载：“五代初年设置瓦桥关，就是今天的南关。周世宗显德六年设置雄州，金代改为永定军，元代撤销军制后又恢复雄州，洪武初年改州为县。西南二里有大雄山，突出于群山之上，县名因此而来。”所以雄州之名，是取大雄位于一隅之地的意思。《雄乘》三卷，清康熙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姚文■〈亠上燮下〉纂修。姚文■〈亠上燮下〉是相山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三年由福建建宁府推官调任雄县知县。雄县自王齐修县志开始，称作《雄乘》；万历年间知县康功继而编写《雄乘》二卷，所以姚文■〈亠上燮下〉的这部志书也称《雄乘》。其体例分为舆图、疆域、风土、赋役、建置、礼制、戎务、官师、选举、士籍、人物、祥异、艺文十三门。其中赋役一门记载圈占、带投两件事，这是清军入关初期的苛政，康熙初年才开始下令停止。姚文■〈亠上燮下〉编此志时，仍然追溯这些从前的隐痛，不避讳忌，可以说是敢于直言的人。《祁州志》八卷，清乾隆二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罗以桂纂修。罗以桂是江西宁都人，举人，乾隆十八年任祁州知州。沿革记载：“本州是汉代的安国县，隋代改为义丰县，唐景福二年才改置为祁州。”又据《通考》说：“这里原是唐代定州的地方，分置祁州，宋景德初年把治所迁到定州蒲阴。”依据这段话确定沿革，却没有引用其他旁证。《祁志》的源流，据所收旧序，有嘉靖四年潘恩序说：“旧志修成至今已经三十九年。”那么祁州在成化二十二年已经有志书了。继嘉靖志之后，还有崇祯元年知县郭应响所修的志书，以及康熙十九年知县梅朗中所修的志书。这部书是在康熙《梅志》之后重新修纂的。据其凡例说：“本书多取资于刁孝廉显祖的志稿。”书中每门之后都有刁显祖的题跋。其体例分为舆地、建置、赋役、官师、选举、艺文、人物、纪事八门，子目共六十四个，附目八个。其《纪事》门有关于关汉卿故里的条目，称：“关汉卿是元代祁州伍仁村人。他才华很高、学识广博，却仕途坎坷，于是取《会真记》创作《西厢》，以寄托愤懑；稿本尚未写完便去世了。棺材中常常发出哭泣流泪的声音，状元董君章前往吊唁，觉得奇怪，于是检查遗稿，找到《西厢》十六齣，说：‘他之所以哭泣，就是为了这个啊！我替你续完它。’董君章把遗稿带走后，哭声便停止了；他续写了后四齣，使之流传于世。”又说：“伍仁寺旁有一处高大的台基，相传是关汉卿的故宅。”考察陶宗仪《辍耕录》说：“关汉卿是大都人。”《永乐大典》引用《析津志》说：“关汉卿名一齐，字汉卿，是燕人。”《元史类编》说他是解州人。祁州在元代隶属中书省大都路，关汉卿是祁州人的说法颇有根据；而且《北西厢》中的方言接近祁州方言。《元史类编》称关汉卿为解州人，但解州只是关姓的郡望所出之地，关汉卿未必出生于解州。《永平府志》十卷，明万历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徐准修撰，涂国柱纂辑。徐准是山东新城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二十四年任永平府知府，因功升任河南按察司副使。涂国柱字印元，号隐君，江西南昌人。考察沿革，永平是汉代辽西郡、右北平郡的地域；北朝以后为平州，明洪武年间才升为永平府。永平旧志，据本志徐准序说：“弘治十四年郡人张行人所纂的简明而完备，万历十九年福建郭文学所纂的广博而精审，删去繁冗、补足缺漏，可以成为全书。”张行人就是张廷纲，弘治辛酉年知府吴杰嘱托他纂修十卷府志。郭文学就是郭造卿，万历辛卯年知府叶梦熊延请他纂修一百三十卷府志，郭志未及刊刻便散佚了。这部志书完成时只在《郭志》之后四五年，体例大致参照弘治《张志》，共十卷，有图七幅，列八纲，分五十七个条目。徐准序又说：“其书体裁完备。”但它与郭造卿志的卷帙相差悬殊，记载郡中事务，恐怕未必能够真正完备。《卢龙县志》六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李士模纂修。李士模是卢龙知县，事迹不详。卢龙自唐代以来是平州治所，明代设置永平府后，便成为府治所在的附郭县。据本志序文说：“在此以前没有志书。”由此可知，这部书是卢龙县志的创始之作。全书六卷：第一卷记星野等，第二卷记城池等，第三卷记后妃等，第四卷记先圣、人物，第五卷记烈士等，第六卷为艺文。把伯夷、叔齐列为先圣，另行列于人物之外，这种体例实在没有可取之处；书中记载简略，更谈不上考证。只是它的版刻精美雅致，又是罕见的版本。《抚宁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一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赵端纂修。赵端字又吕，号立山，钱塘县人，贡生，康熙十九年任抚宁知县。抚宁在汉代称骊城，唐武德二年才设置抚宁县，随后撤省；金代重新设置，隶属中都路；元初并入昌黎，后来恢复设置，隶属中书省永平路；明代隶属永平府。自清军入关以来，抚宁是两京的关隘要地，官员车马往来不绝，县因而著名。县志自万历十九年修纂，后来长期散佚；顺治年间知县谭琳开始倡议修志，康熙十八年知县刘馨编成十二卷县志。这部志书距离《刘志》不过几年，卷帙和体例都沿用旧志，分为十二类，子目共六十五个；每类之后都附有考证，出自赵端之手，都是有助于史实的文字。参与编纂的有本县贡生徐廷璻、鲁大治、王运恒、杨时盛、郭永昌等人，另有教谕辛进修、胡文蔚以及本县人冯隆运、邹勷等人参与参订。协助编纂的人员都是当时有才华、有声望的人。因此此志的体例和记载都详细雅正而有法度，可以推为佳本。《昌黎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王田翼纂修。王田翼字健齐，山西阳城县人，举人，康熙九年任昌黎知县。考察昌黎县志，明万历四十六年知县杨于陛修八卷县志，是为创始；天启年间又加以增补。这部书是在《杨志》之后重新纂修的，由本县人高培、张尊德、阎允吉等采集编成。其体例分为舆地、营建、食货、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杂述八门。《杂述》的记载中，有不少事实与史传不相符合。《艺文》收录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宋琬《韩文公祠记》，又把县令杨于陛和王田翼自己创作的诗文也大量收入。昌黎是汉代的县，历代史志对于昌黎地望的记载错误很多。顾炎武《日知录》中有《昌黎柳城考》，引用考证很多。同治《昌黎县志·地理志》说：“辽代以定州俘户设置营州、邻海军，其下设县，其中一个叫广宁。金大定年间，因为与关外的广宁县同名，改称昌黎，就是今天的昌黎县。”《艺文》中所收关于韩退之的文章，所说的这个昌黎县并不是韩退之的故乡，实际上与韩退之没有关系。《滦志》八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藏残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完整）。明代陈士元纂修。陈士元字心叔，号养吾，应城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二十四年任滦州知州，能写文章，通晓经学，著有《易象钩解》《易象汇解》《五经异文》《论语类考》《孟子杂说》等书。滦州在辽代设置，沿革比较简短。明正德年间，州人许庄开始私下辑录一州的事实；嘉靖戊申年，陈士元便在他的书稿基础上增订，分门别类，编排成书，命名为《滦志》。全书总分四类：一为世编，二为疆理，三为壤则，四为建署。世编记载郡县沿革，分为象纬、祥异、华夏、变更、秩官、科贡、封貤等目，按年代编排，颇有条理。疆理叙述本州地理，分为民情、古迹、域界、里制、山水、胜概、风俗、往迹等目。壤则记载本州政事，分为户口、田赋、盐法、物产、马政、兵政、驿传等目。建署记载本州建设，分为城池、署解、儒学、仓库、铺舍、街市坊牌、楼阁、桥梁、秩祀、寺观等目。可惜这个版本残缺不全，只保存了世编、疆理、建署三类；现在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完整抄本加以著录。《山海关志》八卷，明嘉靖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詹荣纂辑。詹荣字仁甫，山海卫人，嘉靖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左侍郎，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这部书由监察御史张勑延请詹荣，并与生员肖瑞凤、田鹰、郭大纶、刘汝桢共同编辑。其编排是：第一卷地理类，分沿革、疆域、山川、土产、形胜、风俗六门；第二卷关隘、关营两类，不再分门；第三卷建署类，分城池、公解、卫学、仓库、驿递、杂建、古迹七门；第四卷官制类，分部使、守臣、卫官、学官四门；第五卷田赋类，分户口、屯田、杂役三门；第六卷人物类，分名宦、乡贤、孝节三门；第七卷祠祀类，分神祠、贤祠二门；第八卷选举类，分进士、乡举、岁贡、将选、武举、封爵六门。第一卷前有山海关至黄花镇图，共二十八页；另有山海关特图一页，绘制精细，图说详明。山海关总括山海之间的重要险要地势，明代是京畿的险隘，常年驻扎重兵。考察本志沿革，称山海关就是隋代的临关；唐末属于契丹；辽、金时为午州；元代为迁安镇。明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和关隘，命名为山海关，关内设置卫，统领十个千户所。永乐年间成为京畿以内的地区，由直隶后军都督府统辖；宣德初年划出两个千户所归辽东卫。这部志书修纂时，共统领八个千户所。考察志书的记述，地理、关隘、关营三类最为详细，选举类中的将选、武举两门也最为详细，由此可见关志崇尚武备的特点。《河间府志》二十八卷，明嘉靖十九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郜相修纂，樊深编纂。郜相是泽州人，举人，嘉靖初年任河间府知府，官至贵州布政使。樊深号西田，是河间府大同中屯卫人，嘉靖十一年进士，历任户科给事中，因父母丧守制居籍；河间知府郜相请他续修郡志，服丧期满后，授予原职，官至刑部左侍郎。《河间府志》据樊深在本志序中说：“虽然有程氏旧刊本，也只是已经成书而不完备；邝氏家集想要完备却没有完成，残缺相互沿袭，最终使典籍失传。”所以这部志书实际上是首次创修。考察它的编纂体例，分为十六纲、六十一个目，卷前有郡人张璧以及郜相、樊深的三篇序文。这部志书记录的河间旧事很多，采集编缀虽然广泛，但缺少考据依据，难免贪多而有所假借。河间在明代是府，统辖十八州县，跨越古代几个州的地域；因此它的界域尤其难以考察，而想要考证地理沿革、详述古今事实，就更困难了。《河间府志》二十二卷，清康熙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徐可先编纂。徐可先是武进县人，顺治四年进士，康熙十六年由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调任河间知府。《河间府志》自嘉靖年间《郜志》以后，又由万历四十三年的知府杜应芳重修，编成十五卷府志。这部志书是知府王奂于康熙十一年初步编成志稿，徐可先根据他的稿本重新删补后付梓刊行。全书分为星野、沿革、疆域、河道、城池、景胜、贡赋、物产、风俗、典礼、封建、仕籍、人物、选举、流寓、仙释、列女、武备、恤政、艺文二十门。星野篇有按星野分类占测的方法，出自王奂。王奂自序说：“我曾学习天文禁书以及太乙诸占。”王奂把这些说法写入郡志的星野篇。古代所使用的天文地理知识范围很广，其宗旨在于推测地理位置；有了这些知识，沿革可以考证，疆域可以详察。所以志书的体例，大体首先列出星野、沿革、疆域等门类，以详述古今地域；地域明确了，山川才可以考察，史实才可以考证。《阜城县志》二十二卷，清雍正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陆福宜编纂。陆福宜是南通州泰兴县人，由监生按例叙用为州同，补任直隶布政司恒裕库大使，雍正十一年升任阜城知县。阜城县始置于汉代，后汉废除，晋代恢复设置，自明代以来隶属河间府。清顺治年间知县曹邦修撰《阜志》二卷，直到康熙十一年才刻印发行。这部书是继《曹志》之后重修的，分为星野、沿革、疆域、城池、公署、学校、典礼、古迹、坛祠、物产、贡赋、风俗、邮传、武备、封建、仕籍、选举、貤封、人物、列女、祥异、艺文二十二门，共八十六目，卷前列有图考，共五幅图。书中把农官列入风俗，把封典标作貤封，把恤典附在祥异之下，这些都是方志体例上的乖异。《阜志》现在存世的版本中，《曹志》已经残缺，这部志书的原本也早已罕见，光绪年间曾经重刻。《肃宁县志》二卷，明万历二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成性编纂。成性是沂水人，万历二十六年任肃宁知县。考察肃宁，它原是宋代的平虏寨，金代升为肃宁县。元初废县为镇，明代隶属河间府。成性首次创修此志，按其编例，分为天文、地理、建置、宫室、风土、财赋、典礼、武备、宦迹、人物、选举十一类，其中田赋、户口两类记载尤其详细。成性在自序中说：“因为田赋不清，弊端还会从旁边滋生。”考察这部志书，是在清丈田亩、厘定赋额的事情办完以后，摘取其大概，再增加其他事项，交付刊刻；所以除财赋志之外，其余各类都只有寥寥数行。《交河县志》七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墙鼎修纂，黄伉编纂。墙鼎字魏安，祖籍重庆府长寿县，籍贯垫江县，康熙十年任交河知县。黄伉是元城县人，任交河县教谕。交河自明万历十三年知县马中良创修县志，到墙鼎才重修，纠正《马志》的缺漏错误，又增补了几十年间的事物。这部书体例简略，分为地理、建置、赋役、官师、人物、艺文、杂志七门。地理志记载交河是汉代中水之地，金大定年间才开始设置县，沿革简略，史实也不多。考察这部志书，不过保存一县的大概而已，文辞粗俗浅陋，大多没有什么可观之处。考察其原本，早已久存稀少，道光年间有补刻本，今天流传的版本也不多见了。《宁津县志稿》八卷，清康熙十三年刊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程裕昌编纂。程裕昌是福清县人，康熙初年任宁津知县。这部书是程裕昌奉命修志，于是取万历年间邑人王良贵所编的县志，稍加润色，草率成书。他在自序中说：“不敢立即称作志书，姑且把它叫作稿本。”但看这部书，除书衣和书页外，书口及卷首第一行的题名，多数没有“稿”字。书中的记载全都大略沿袭王良贵的原本。只是增加了职官、选举两门，而且增辑很少，仍有不少缺漏。考察其沿革篇说：“等到靖难之兵兴起，县境更加变成废墟了。”这似乎仍沿用明代志书的笔法。沿革篇又说：“唐天宝年间设置县，金天会年间改为今名。”既然说改为今名，却不知道唐天宝年间设置的是什么县；书中类似这样空泛敷衍的话很多。《景州志》六卷，明隆庆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刻本现存卷四至卷六，胶卷为全本）。

译明代罗许修纂，徐大佑编纂。罗许祖籍河南永宁县，籍贯江西庐陵县，由举人荐任涞水县儒学训导；升任丰润知县，调任泗水，有政绩声誉，升任大名府通判，隆庆五年擢升景州知州。徐大佑是浙江黄岩县人，贡生，任景州训导。考察景州就是今天的景县，旧名广川，因为县境有长川流经，也就是漳水。汉文帝时在这里封周亚夫为侯国，亚夫墓在州西三里。汉代董仲舒墓也在州境内的董家里。州城内西北角还有开福寺，寺中有一座雄伟庄严的古塔，建于北魏永平年间。州境内古迹很多。考察景州原为汉代蓨县；元初把东光的景州治所迁到这里，以蓨县作为附郭县；明代隶属河间府，统辖吴桥、东光、故城、安县。这部州志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可惜已经不完整。考察其体例，共六卷、六纲、十二门。如今刊本只见这一部残本，而流传的胶卷却是全帙刊本，全书下落不明。《吴桥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任先觉编纂。任先觉是山西宁武县人，康熙九年任吴桥知县。考察本志沿革篇说：“吴桥是汉代将陵县的地域，隶属平原郡。金代又从将陵县分置吴桥县，隶属景州；元代属河间路，明、清沿袭景州，隶属河间府。”明万历三年邑人李懿开始编纂县志，他的书早已失传。这部书由任先觉请邑人杨萃等分门编纂，再由自己总汇成书。全志确定的类别共十类，即舆地、宫室、食货、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武备、王言、终志，子目共五十一项，县里的历史事实大概已经齐备。看它的志例，仍沿袭明代修志的旧习，都是老生常谈，没有特别的创见。然而综合考察全书，仍是志书中结构完整、内容丰富而有法度的一种。这部志书的后印本，书后附有知县鹿廷瑄《吴桥县志续补》六页，补录康熙十二年至十九年的事，初印原本则没有。《盐山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朱鸾鷟修纂，钱国寿编纂。朱鸾鷟字翔千，泰兴人，贡生，康熙五年任盐山县知县。钱国寿字子彭，大兴人，举人，康熙七年任盐山县教谕。盐山开始设置县是在隋代，历来隶属沧州。据旧序，县志创修于嘉靖癸巳年知县时尚儒，隆庆壬申年知县李萼续修。这部书创修于康熙庚戌年，次年成书。其编例只有目而没有纲，目录次序前后错乱失当；人物分目尤其琐碎。看全书的记载，事情很多而文字简略，没有牵强附会的说法，还算核实，但体例并非上乘。《真定府志》三十三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唐臣修纂，雷礼编纂。唐臣是南直隶天长县人，嘉靖二十六年任真定知府。雷礼是丰城县人，因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时获罪，被贬为大名府通判。真定在战国时是赵国之地，《史记》记载：赵国分取晋国土地，北方有信都、真定、常山。汉武帝时设置真定国，北朝以后称恒州，五代时即为府，宋代改为真定府，明代仍为府，统辖五州、二十七县，附郭县叫真定县。这部书是现存府志中最古老的版本。其体例首先列图经一卷，其次是表四卷、志九卷、传十五卷。详细考察其编纂方法，在体裁上没有什么创新，但采录材料都有依据。书中援引古事叙述今事，深入探究兴盛衰败的原因，不过仍有未尽之处。搜集旧事，采录散佚，尽量选择精华；对于琐碎事情则宁可遗漏，因此难免给人留下有所遗漏、记载不够详细的感觉。《平山县续录志》现存五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存卷二至卷三；天一阁藏，存卷四至卷六）。明代李从今修纂，仇天民编纂。李从今是内乡县人，举人，嘉靖二十九年任平山知县。仇天民事迹不详。平山开始设置县是在唐代中期，明代为真定府属县。县志创修于何时无法考察；这部书既然称为《续录》，那么在它之前应当已有志书。这部书如今只见残本。我只看了其中卷二、卷三，内容属于地理、官师两门；地理篇涉及水利、物产，比较重视经世实用，官师篇又记杂识，体例难免过于泛滥。由于没有看到全书，无法知道全书的体例。考察康熙《平山县志·凡例》对前志的评论说：“有地理而没有建置，有人物而没有选举，未免有所缺略；把学校混入地理，更是有失体例。”由此可见，这部志书的体裁应当不是上乘之作。《阜平县志》四卷，清同治十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劳辅芝编纂。劳辅芝是同治年间阜平知县，事迹不详。阜平原是行唐县的地域，金章宗时才设置阜平县，隶属真定府。考察本志所收旧序，以乾隆三十年知县邹尚易的修志序最早。又据凡例引用明代李延赏《城隍庙碑记》，其中提到县志，可知明代已经有志书。这部书是在邹尚易志书的基础上重修的，因为批评《邹志》门类烦琐，所以本书体例只分四门，即天文志、地理志、人物志、政典志，把艺文附在政典之下，却仍然收录诗文，实在不知道属于什么体裁。各类下面列出的细目尤其繁琐重复，并不是简明核实的体例。查此志刊成至今不过一百几十年，但志版早已毁坏，流传的版本也稀少难得。《晋州志》十卷，传抄清康熙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郭建章编纂。郭建章是五河县人，贡生，康熙十一年由衢州知府降调为晋州知州，后来又升任河南归德知府。晋州是古代鼓子国，元代开始设置州，明代以后隶属真定府。按志序所说：“州志创修于万历年间，其详细情况已经无法知道了。”这部志书原本于康熙十四年刻成，有魏裔介的序文，但现在原本已经失传，只见这部抄本。咸丰十年知州朱宝林取旧志补刻，这就是重刻本。这部志书由郭建章请关永清等人采集编纂。其体例为：卷一称《区别地理》，卷二称《记录建置》，卷三称《缔核贡税》，卷四称《宏宣典礼》，卷五称《评隲秩官》，卷六称《历稽选举》，卷七称《表章先献》，卷八称《采掇艺文》，卷九称《阐扬风化》，卷十称《通纪事迹》。仅从这些类目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它的纤巧怪异；排列志书材料尤其杂乱，没有次序。《无极县志》十卷、卷末一卷，清乾隆十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黄可润编纂。黄可润是福建龙溪县人，乾隆十一年任无极知县。无极在明代隶属真定府，清雍正二年改隶定州，十二年又成为真定府属县。按凡例所说：“旧志由邑人安嘉士编纂于明代，顺治年间由知县高必大修订。《安志》已经不存在，《高志》也残缺不全；不但记事多有错误和省略，艺文也多是祝寿、赠答、阿谀之词，完全失去了古人撰写提要、采录实事的宗旨。”由此可知，无极旧志只修过两次。这部书继《高志》重修，体裁分为：一地理，二建置，三祀典，四灾祥，五物产，六田赋，七秩官，八宦迹，九人物，十艺文。卷末记载公牍，其中涉及当时物价、工资，都是有助于保存史实的文字。卷末又收录黄可润《无极非国辨》。《真定府志》引用无极旧志说：“无极在春秋鲁隐公二年，大夫无骇率军进入极地，这就是县名的由来。”考察《左传杜注》说：“极是附庸小国。”黄可润《无极非国辨》中说：“古代的极国是鲁国的属地，与无极相距六百多里。” 这是为了驳斥旧志的错误，而府志又沿袭引用了这个错误。修志不重视考据，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它的错误。这部志书的原本早已稀见，光绪十九年曾经重刻。《顺德府志》三十五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孙锦修纂，高■〈僊，氵代亻〉编纂。孙锦字元朴，绥德籍，宿州人，嘉靖五年进士，嘉靖十二年以评事、御史身份任顺德知府。高■〈僊，氵代亻〉是江都县人，嘉靖十四年任顺德府通判。按本志序所说：“成化年间郡守林恭修志十卷，这是本郡志书的开始。”这部志书是孙锦主持郡政时嘱托通判高■〈僊，氵代亻〉编修的，全书体例总分八类。后来修郡志的人称赞它义理严正而不轻浮，体例辨析清楚而不烦琐。但看它全书的体例，细目分条多有重复冗长，不免失于简略。考察沿革，顺德是古代大陆、广阿的地域；商代祖乙迁都于邢，说的就是这里；周代为邢国，秦汉时为巨鹿郡地；隋代设置邢州，元代改为顺德路，治所在邢台县，明代把路改为府。它叙述沿革上溯夏、商、周三代，但旁征博引作为佐证，仍很不足。考察顺德府志，见于著录的明代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四部，明末崇祯年间毁于战火，只有这部独自保存下来。清代顺治、乾隆两次修志，都没有引用、采录这部书。可是乾隆《府志》的凡例说：“顺治年间编纂的志书，已经失去了旧志。”幸亏天一阁有收藏，这部书才得以保存。《广平府志》十六卷，明嘉靖二十九年刊本，蓝印本（天一阁藏）。明代翁相修纂，陈棐编纂。翁相是浙江钱塘县人，嘉靖二十一年进士，嘉靖二十七年任广平府知府。陈棐字文冈，是鄢陵县人，嘉靖二十一年进士，后来任礼科给事中，因获罪被贬为大名府长垣县县丞；翁相请他修纂府志，志书完成后升任知县，官至宁夏巡抚，著有《陈文冈集》。广平之名见载于《汉书·地理志》，北朝以后称洺州，明代又称广平。按本志序所说：“府志创修于成化年间郡守秦民悦。”但这部书是嘉靖初年知府蒋彬创修的，书还没有完成蒋彬就离任了，翁相接续完成。其体例分为经、纬两集，有图一幅、表三篇、十二纪，卷前有商大节、汪廷吉二序。汪廷吉序说：“经纬是两仪的象征，一图是太极的本体，三表仿效三才，十二纪象征十二时。相对配置有相配的体制，承继延续有相生的次序，史家说这样就可以称为志书了。天有太极、两仪、三才、十二时，都不超出一元运行；志书有两集、一图、三表、十二纪，也不超出一仁贯通的范围；元是天的作用，而志书就是仁的推演。” 汪廷吉取阴阳、太极来论述志书体例，这种见解以今天的眼光看，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谈论。然而古代谈六艺的人，无不通晓阴阳五行之学。文章家常说作文有四象，拳师也曾说形意太极，意思是精通某种技艺的人往往能够心领神会，其实都只是主观心性之论。方志中的图、表、纪，只是方志的体例，都是记载实际的图象和事物。古今论述方志体例的志书家很多，但都没有像汪廷吉这样谈论志例。把术数之学推行到地理志书中，明代人尤其喜欢这样做；如顾应祥、熊明遇著书，往往把术数、天文、地理混合为一体，认为研究舆地必须依据星度之学。因此明、清方志必定首先列出星野、分野之图，形成方志中术数的一种体例，并不是陈棐这部志书首先创立的例子。《永年县志》四十四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孔广棣编纂。孔广棣是曲阜县人，任永年县知县。考察永年这个名称，见于《隋书·地理志》：“仁寿二年，把广平改为永年。”但按本志沿革篇说：“金代设置永年县，作为广平府治。”这样看来，隋代的永年就是今天广平一府的地域吗？但沿革篇没有引用证据详细考察，仍然存在疑问。关于永年县志书的源流，按本志序所说：“县志创修于明崇祯年间邑令宋祖乙。”又据《学部方志目》，有乾隆《永年县志》十八卷，由知县王珍修纂，是乾隆十年刻本；可知这部书成于乾隆二十一年，只比前志晚十年。其体例分为志、表、纪传三纲，附有艺文。每一类都有小序，而且都以“邑令孔广棣曰”六字冠首，很像发布训示的体例，这样的志例很不恰当。永年有淦河环绕，可以借此灌溉田地，农业物产丰富。按本志土产门小序说：“《唐史》说，洺州的土贡有沲绵、紬■〈油上衣下〉。《宋史》也说河北路是蚕丝和织物的产地，这就是永年土产的大概。如今蚕桑业的收益比古代差些，但织棉制布所带来的利益仍然无穷。”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古今农业物产确实会发生变化。《曲周县志》四卷，清顺治十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李时茂修纂，赵永吉编纂。李时茂字蔚芝，辽阳人，贡生，顺治初年任曲周知县。赵永吉字善甫，曲周人，爵位、履历不详。按志序，曲周县志由嘉靖辛卯年知县黄骅创修，万历癸卯年知县高出增修。这部书编成于顺治丙申年。体裁分为九类，即地理、建置、秩祀、田赋、职官、人物、选举、杂志、艺文，各类又分列子目。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列传、志、铭，下篇分记、谕、诗三目。艺文的选录不完全局限于诗文，还涉及人物，用意确实很广。若从以艺文收集本县史料的角度看，仍有许多没有做到的地方。其余各类大多记载简略，体例也只是重复旧规。曲周在汉代设置县，隶属广平国。郦商封为曲周侯，就是这里。《磁州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宁致堂刊本（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藏）。清代任塾编纂。任塾是怀宁县人，康熙六年进士，康熙二十年任磁州知州，康熙二十五年因政绩卓异升任户部员外郎。磁州西面有磁山，因盛产磁石而得名；隋、唐之间开始设置州，明代以后隶属河南彰德府。清雍正四年因治理滏河水利，改隶直隶广平府；这部志书修纂时仍属彰德府。据任塾自序说：“州志自嘉靖癸丑至万历庚辰，三十年间有周文龙、孙鎡、栗永爵、罗湖、赵范相继编纂，形成嘉靖、万历两部志书；顺治戊戌年知州张瑞午奉巡抚贾汉之命又重修，但都很简略。”考察这部书，康熙二十年完成稿本，过了五年才刻成。体例分为十二类，把古迹、风土、祥异一并收入杂志，实在不合志书体例。康熙三十三年知州康善述曾依原书增补，三十九年知州蒋擢批评《任志》门类冗杂，立即又取来重新订定，增为十八卷、十八类，大概有后来者胜过前人的意思。所以这部志书最终不被人看重，如今存世的只见这一部。《大名志》十卷，明正德元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韩福修纂，唐锦编纂。韩福是西安卫人，成化七年进士，弘治十一年任大名知府，事迹附载于《明史·张綵列传》。唐锦编纂过《上海志》，已经著录。大名是古代魏郡的地域，自唐、宋以来多次成为重要城镇；明代为大名府，统辖十县、一州。府志的源流见于《明一统志》的引载，有洪武、景泰两部志书，如今只存它们的序；现存的志书中，这部最古，是唐锦在弘治甲子年任东明知县时编纂的。当时典籍不完备，咨询访求也不广泛，许多内容取自亭父、里魁的说法，没有征引旁证，恐怕很难完全相信其为实。并且它所确定的体例列有地理、星野、沿革、风俗、田赋、徭役、秩祀、职官、甲科、人物、艺文等门，《嘉靖府志》序认为它的编次和体裁都有遗憾。现在考察这部志书共十卷，编次和体裁还算得体。但据《明史·艺文志》著录唐锦《大名府志》二十八卷，又据《图书集成》引载唐锦编《大名志》十卷以及《大名府志》二十八卷，那么唐锦编纂的《大名志》应当有两种。《嘉靖府志》的序文评论《唐志》时，不知道指的是哪一种。《丰润县志》二卷，明隆庆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王纳言修纂，谷峤编纂。王纳言字梧月，是武进县人，隆庆二年任丰润知县。谷峤字惟生，号聚庵，是丰润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官至郧阳巡抚。丰润开始设置县是在金代，最初名为永济，为避卫绍王的名讳而改名丰润。据《元史》写作“丰闰”，《明一统志》作“丰润”，隶属蓟州。这部志书对沿革没有详细叙述。书前有蓟州兵备副司杨锦的序以及谷峤的序。谷峤序说：“县令王君梧月热心修志，我从破旧的箱箧中找到一些足以补充遗事的材料，共有几十种，于是命侄子九鼎润色、考订编次，编成此书。”由此可知，这部志书是谷峤和他的侄子九鼎编纂的。其体例分为图经、事纪、地理、建置、学校、食货、官师、仕籍、宦迹、人物、兵制、杂识、艺文十三门。稿本刚刚完成，县令王纳言因父母丧离任，后来由县令余乾亨付梓刊行。《枣彊县志》八卷，清乾隆十七年刊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

译清代单作哲编纂。单作哲是山东高密县人，乾隆元年进士，乾隆十五年任枣彊知县。单作哲曾跟随桐城方望溪学习古文，写文章很有法度。任枣彊官职后，他考察枣彊的志书：明嘉靖三十四年知县罗廷唯撰有《邑略》，万历二十二年知县郭维宁续修，四十四年知县王鹤令再修，康熙六年知县胡梦龙又重编。单作哲认为胡梦龙的志书体裁最好，因此这部书继《胡志》重修。据单作哲序说：“规模完全依照旧志。”考察其体裁，分为地理志、建置志、赋役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稽志八门。地理志沿革篇说：“枣彊是汉代的县，字应当写作‘彊’，而不是‘彊’。”杂稽志又说：“‘彊’与‘彊’相通，所以枣彊就是产枣的彊地。”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杂稽志所记董仲舒故里、宋河旧道等事，引用证据很多，很能作为征信依据。同治《枣彊县志》的方宗诚序称赞此志“掌握了明代著述的要领，义理、体例严谨，文章精炼洁净”。考察枣彊有乾隆、嘉庆、同治三部志书，都是名家编纂的：嘉庆志出自阳湖杨元锡，同治志出自桐城方宗诚，他们都自谦说不能同这部志书相比；但尚不知道这部志书在征引、考证方面是否确实如此，因为像上面所举的地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赵州志》十卷，明隆庆元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蔡懋昭编纂。蔡懋昭是上海县人，嘉靖四十四年任赵州知州。按沿革，赵州是汉代恒山郡、巨鹿郡的地域，北朝才开始设置赵州；永乐以后成为直隶州，统辖六县，即宁晋、隆平、柏乡、高邑、临城、赞皇。州志源流，据蔡懋昭序说：“宋、元以前的记载已经无法再看到了。弘治癸丑年以前，知州张清曾经汇编过，但没有涉及六县；正德初年知州程遵才把六县的事情总汇编纂，每县各成一卷。”这部书是继程遵州志之后重修的，由蔡懋昭在政务空闲时亲自采辑。他的序又说：“又得到柏乡冯时化、魏谦撝前来相互考订，于是合并六县资料，编成会约。”可见编纂也不是蔡懋昭一人完成的。其体例总分十卷、七类：卷一地理，分沿革、疆域、里社、山川、古迹；卷二建置，分州县治、学校、公署、城池、营寨、桥梁；卷三田赋，分土田、户口、贡赋、差徭、站银、丁粮；卷四祠祀；卷五、卷六官师；卷七、卷八人物；卷九、卷十杂考，分风俗、兵防、物产、陵墓、勋戚、灾祥、集贤、李氏世系、赵原。人物、杂考两类中叙述古代人物和史事，有的把赵国的事情取来收入其中，显得很像牵强附会。赵州古迹中值得珍视的，有柏林寺，寺中有吴道子所画的壁画；有安济桥，据唐代张嘉贞《安济桥铭》记载，是隋代工匠李春创制的，称赞它的工艺磨琢精密细致，像刀削出来的一样；远望如云中初升的新月，又如长虹饮水于山涧，桥上有栏杆，栏杆全是石狮子。由此可以想见它工程的精巧雄伟。本志却没有描述它的形状，可见采录材料十分疏略。《赵州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祝万祉修纂，阎永令、王懿编纂。祝万祉是辽东人，康熙二年任赵州知州。阎永令是滑县人，举人，康熙十年任赵州学正。王懿是赵州人，康熙三年进士，官至新田县知县。赵州志在弘治以前编修的版本没有涉及属县；正德志才把六县的事情总汇编纂，每县各成一卷；隆庆志把州、县的事情总汇为七门，几部志书的体裁各不相同。这部书分为地理、建置、田赋、祠祀、官师、人物、风俗、艺文八门，先总述州的事情，之后又把所属六县的事情各编为一卷附在后面。书中如风俗志的物产条，杂引旧事，实在不恰当；把物产列入风俗，也不合志书体例。人物志收录战国时期的赵国人，而赵国的地域也不全属于赵州范围，难免芜杂泛滥。《隆平县志》十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袁文涣编纂。袁文涣号约轩，是江西崇仁县人，贡生，乾隆二十四年按例授任隆平县知县，后来调任四川定远知县，因办理粮饷有功应当升职，却突然以疾病为由辞官归乡。隆平这个名称始于宋代，因为这里没有山丘，四面望去都是平坦的田野，所以得名。县志在万历年间由邑令林天秩首次创修，崇祯二年由邑令陈所学续修。这部书由袁文涣请孝廉江椒田协同编纂完成。其体例仿照陆陇其《灵寿志》，分列十类，每类都有小序。书中河渠记载最详细，因为隆平水患很多；县境内有大陆泽，《禹贡》已有记载，又称巨鹿、广阿，在县城西北五里。隆平、巨鹿、赵州等州县都依赖它灌溉，但也时常遭受水患。明弘治年间，溷水汹涌而下，冲决堤防，流入隆平，淤积堵塞达四十多里。嘉靖六年，正定、顺德二府会同疏浚，水患才平息。艺文志收录王原祁《大陆泽图说》《大陆泽议》《大陆辨》等文章。由于大陆泽与隆平水利关系密切，所以特别重视这方面。查考这部志书的原本极其稀少，民国二十五年曾经重新石印。《深州风土纪》二十二卷，清同治十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译清代吴汝纶编纂。吴汝纶字挚甫，是安徽桐城县人，同治五年进士，同治八年任深州知州。吴汝纶从小喜爱古文辞，曾跟随同乡前辈方宗诚学习古文。曾国藩在方宗诚处见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异，邀请他到幕府中，吴汝纶于是拜曾国藩为师。他与张裕钊、黎世昌、薛福成并称“曾门四大弟子”。他在曾国藩幕府中待了十多年，升任补授深州知州，历任冀州、天津州府，共十八年。后来在莲池书院主持讲学多年，光绪十八年任北京大学堂总教习，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后还没等到重新任命便去世，享年六十四岁。他的弟子中，以严复、马其昶、王晋卿、唐文治、贺涛最为著名。他的儿子闿生擅长古文，曾辑录父亲的遗文，编成《桐城吴先生全集》。考察深州志书的源流，据康熙州志张蜚英序说：“深州有志书，从前明成化年间开始，但当时只是草创，叙述编次错乱驳杂，不足以作为征信依据。”成化以后，又有万历以及清代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年间的几部志书，体裁都纯正雅洁。但吴汝纶编纂这部志书时，沿用旧志的地方极少；他任深州官职只有两年，所辖州的志稿在同治十年刻成，号称名著；到光绪二十六年又在文瑞书院重刻，而原刻本尤其珍贵。考察此志的编纂，体例自有新的裁定，可以称为近世方志的典范之作，后来新编志书的人都把它作为借鉴。全书共分二十一篇：疆域、河渠、赋役、学校、兵事、官制、职官、名宦、艺文、古迹、金石、人谱、荐绅、名臣、文学、武节、吏绩、孝义、流寓、列女、物产。其中《人谱》一篇，是汝纶首先创立的。考订姓氏世系的学问在六朝最为兴盛，此后编志的人只记载世家大族，其他便没有记载；而那些固定居处达一千数百年的氏族，只能依靠家谱族谱记载，所以直到今天仍可考察。汝纶在此志中创立《人谱》这一体例，搜罗散佚资料，详细而不繁琐；例如所列安平崔氏，记载了从汉代到五代一千多年间崔氏宗族世系的变迁。这一篇的小序说：“自明代至今五百多年，族姓与从前相比发生了一次变化。永乐年间迁徙百姓来充实京畿所属州县，各个望族大多是永乐年间迁来的；金、元以前延续一千多年的旧族，如今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了。”汝纶感慨世事变迁、人口迁徙之剧烈。其次如《金石篇》，照录金石文字的原文，一点也不改动，这样州中的掌故便可以据此考查。例如收录《洪武学校格式碑》，明代地方学校制度就有了充分的征据。又如《赋役篇》，自洪武以来赋役的源流，一一疏理考证，丝毫不避烦琐，全部列举。 《疆域篇》所记版图分合，都有事实依据。《兵事篇》是汝纶得意之作，文辞典雅。《物产篇》最后完成，并附论农商状况和男女风俗，仿照《史记·殖货传》的体例。总之，此志出自文士之手，依据事实直书，是康海《武功志》一类的作品。《定州志》四卷，明嘉靖元年刊本（天一阁收藏，现存第二至第四卷）。明代倪玑纂修。倪玑字在公，咸宁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正德十五年由谏垣给事中降为嘉善县县丞，三年后升任丘知县，再升定州知州。定州是汉代中山郡的辖地，北朝时才开始称为定州。明代领有新乐、曲阳二县。弘治癸亥年，官贤首先创修州志，倪玑继而纂辑，正德年间完成志稿，嘉靖元年才刻成。如今原刻本只见到这一部，虫蛀严重、字迹漫漶，无法细读，也无从窥见全书。但据康熙《畿辅通志》称，倪玑曾编写州志，评论者认为它取得了纪事体的长处。又据康熙《定州志》，知州黄开运的序说：“定州自明末城池陷落后，瓦房、草屋和学校都被茂草覆盖，掌故世家被战争毁灭践踏，已经很久了，志书当然无从考查。”由此可知此志流传很少。《深泽州志》十二卷，清雍正十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赵宪修，王植纂。赵宪字无愆，山东博山县人，雍正三年进士，十一年任深泽知县。王植是深泽本地人，康熙辛丑进士，历任广东和平、阳江、罗定等州县官职十余年。按照沿革，深泽开始设县于汉代，宋代以后属祁州，雍正十二年才改隶定州。又据凡例说：“深泽在明代以前没有志书。康熙乙卯年，县令许来音才开始搜集修整，在乡绅张靖家得到前任教谕张劝编纂的稿本，又校阅郡志《祁志》，同本县士绅王鐄、袁斌等相互参校考订，这就是旧志。”本编承接《许志》重新编写，分为编年志、舆地志、建置志、职官志、礼仪志、食货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余志十门。编年志琐碎细密地逐项陈述，很像杂志；志书采用编年体例，应当从史籍中采集有关本县战争等重大事件的材料，而不应记载县中琐碎事务。《四镇三关志》十卷，明万历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刘效祖纂修。刘效祖是武骧左卫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使。所谓四镇三关，是蓟镇、昌镇、真保镇、辽镇四镇，以及居庸关、紫荆关、山海关三关，都是京兆左右的屏辅地区。其防守管辖的区域，按本书所列总图计算，有八府、十六州、一百十五县。因此书中叙述重点在边防地理，尤其对昌镇、蓟镇写得详细；至于所辖防区的府、州、县，则记载较为简略。全书体例分为建置考、形胜考、军旅考、粮饷考、骑乘考、经略考、制疏考、职官考、才贤考、夷部考十类，子目共三十项，记载简繁适度，事实核实，文辞雅正。《西关志》三十二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