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译明代屈钟岳修，谭诚言纂。屈钟岳是陕西蒲城县人，举人，天启年间任太原知县。谭诚言是山东淄川县人，举人，天启年间任太原县儒学教谕。太原是古代都会之地，汉、晋时期是大都市和名胜地区；唐高祖从这里起兵创业，于是建立北都，后来后唐、后晋、后汉也都在这里兴起。太原又称晋阳、龙山，明代设置太原府，以阳曲、太原为附郭县。太原设置县治始于明代，嘉靖三十年本地人高汝行首先编纂县志六卷。此志沿用《高志》的门类，只稍作润色增益；全书体裁共分四十九门，没有总纲和目次。书中依据事实直书，不刻意表现作者见解，也不写论赞；记载相当翔实，完全没有附会夸饰之辞，是编修志书求得核实的一种方法。此前只有张国淦先生收藏此书，但公私藏书目录中都没有著录。近来山西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天启刻本。《重修太原县志》十六卷，清雍正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沈继贤纂修。沈继贤字鹤书，浙江海宁县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雍正元年任直隶乐亭知县，七年补任岚县知县，修有《岚县志》；八年调任太原知县，又修《太原县志》，亲自制定志书体例，大大改变了明代县志的体裁。卷帙比前志大为增加，搜集遗漏、补足缺失，典制考证详细明确。体例从建置到杂志共十六类，每篇前面都加有说明文字；在修辞和考据方面，比明代所修县志自有严谨深刻之处。然而据道光《太原县志》的序例评论，此志记建置沿革，文字简略而不详细；记人物时，所载也有不确之处。又说太原有许多渠道，这是民生的大事，为什么没有专门的水利一目，只在山川之后附列一项渠道，而且叙述还不够详细。该序所议论的此志缺点，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渠道而言，太原的渠道由来已久，据郦道元《水经注》说：“这是智伯拦截晋水、灌溉晋阳的遗迹。”但此志没有引用记载。山川目后附有渠道一目，只记晋水有大渠四条、小渠二条；其余河泥渠道共三十六条，只记了渠名，没有叙述它们灌溉的来源和经过。后来道光年间的县志设置水利一门，记载各条渠道的水势和水源流向，并考察历来兴废迁变的情况。又在书后附设渠案一门，汇集历代争夺渠道的诉讼案卷。渠道是太原的重要政务，历次修纂的志书所记渠政，越接近后世就越详细。《榆次县志》十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天津图书馆藏刻本，北京图书馆藏胶卷）。明代张鹤腾修，褚铁、张国儒纂。张鹤腾字凤逵，河南颖川卫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任榆次知县，任职七年后因父母丧服离任。褚铁字民威，榆次县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河间知县，屡次升迁，历任河南巡抚、工部侍郎、户部尚书，著有《从政录》《续录》。张国儒字翼直，榆次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历任万历癸卯科贵州副主考、己酉科江西副主考。榆次北宋时是并州州治，金代以后成为太原府属县。明嘉靖年间本地人阎朴首先编纂县志八卷，后来散佚。此志是张鹤腾任榆次官时承接《阎志》重修的，请褚铁总纂，但实际撰写出自张国儒之手。志稿完成时张鹤腾离任，知县史纪事接着订正，想要刊刻却没有成功；到知县王应楫任职时，才开始刻成。考察此志，共分十门，所记从嘉靖戊申到万历己酉，本县贤哲的事迹、政事的利弊兴革，甚至细到民间生活状况和细微物产，无不搜集。戊申以前的内容，则仍沿用旧志原文，补订考证的地方也不多。所以叙述近代事情就详细，远古事情则仍沿袭旧志，这是它高明的见识。《太谷县志》六卷，清乾隆三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高继允纂修。高继允字涧南，四川梁山人，乾隆二十四年任太谷知县。太谷有志书始于明万历二十四年知县乔继允升创修；清顺治乙未年翻刻，雍正己酉年重新删订，乾隆四年又重新增补，都沿用《乔志》的体例。此志开始重新修订，改定体例，共二十门，另附十一目，分门概括简明。太谷春秋时是阳处父的采邑，战国时属赵；秦代以后属太原郡，汉代为阳邑县，隋代才改为今名。清代编户有八十三里，分为龙泉、长乐、修文、仁义四乡。山以凤凰山最为著名，在县城南十二里，高五里，盘踞四十里，因山岭形势像凤凰而得名。山顶有三座塔和福缘寺，半山有龙泉寺，山麓向东二里有三佛阁。酎泉从山下流出，积聚成三个池子，分别叫莲花、栲栳、圣母，清澈明净如镜，水味甘美，适宜酿酒。河流中以龙泉河、胡谷河、象谷河、金水河最为著名；酎泉有渠道两条，可以灌溉田地十余顷。《祁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郭■〈雨上溥下〉修，周继芳纂。■〈雨上溥下〉字公悦，直隶高邑人；顺治十三年任祁县知县。周继芳字仲濂，祁县人；明崇祯十六年进士，入清后又中康熙甲辰科进士，历任户部福建司郎中、丙戌会试同考官、河南怀庆府知府。根据此志沿革，祁地是春秋时晋国大夫祁奚的食邑，县因而得名。魏献子分割祁氏的田地，设置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首、孟七县，只有祁县仍保留旧名。关于《祁志》的源流，本志序说：“明景泰年间才有本县志书的抄录本；此后成化、弘治、正德年间都有增纂，也都是抄录本。”此志在万历年间由知县张肖岩创修，请本地人戴仲升、李龙山编纂，但没有刊刻。康熙乙巳年，■〈雨上溥下〉请周继芳等人继续编修，以旧本为基础，又参考群书，补足旧志未完备之处；并与戴仲升之子枫仲共同完成。全书体例完全沿用戴仲升旧志，分为舆地、建置、食货、典礼、官政、人物、艺文、杂纪八门，子目五十一项。从开始撰写到完成只超过一个月，随即付梓刊行。《祁县志》的刊本，就以这个本子为开端。《徐沟县志》二卷，明万历四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现存第一卷）。明代杨国桢纂修。杨国桢字翼明，陕西陇县人；万历举人，万历三十五年任徐沟知县，后来调任太原县，升任湖广常德府同知。徐沟古代是徐川镇，相传为帝尧旧都；金大定二年开始设县，属太原府。县境因金河、嶑河汇流，水流缓缓向下，涨水冲刷形成沟渠，县城沿旧沟修筑，所以命名为徐沟。此志是创修之作，所定体例分为舆地、建置、食货、学校、秩官、人物、艺文七门，子目三十九项。记载简明核实，是明代方志中具有体例纲要的一部。可惜原刻本已经残缺，考查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抄本，也只是残卷。《清源县志》二卷，清顺治十八年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清代和羹修，王灏儒纂。和羹顺治十八年任清源知县。王灏儒是清源人，官至曹州知州。清源在隋开皇十六年开始设置县，金代曾在这里设置晋州；元、明、清初则改州为县。乾隆二十九年，又因为地方狭小，降为乡，归徐沟管辖。此志修纂时清源仍是县，所以称为《清源县志》。据此志序说：“本县原来没有志书，本地人罗国善收藏着他祖先的抄本，上自春秋，下至明嘉靖、隆庆而止。”这样看来，清源在明代已经有志书了。此志的编例分为上下二卷：上卷列沿革、星野、疆域、形势、山川、都分、风俗、景致、古迹、陵基、城池、公署、学校、坛壝、铺堠、祠庙、寺观、屯镇、楯樾、街市、桥梁、渠堰、户口、丁役、田赋、物产、灾异、职官、宦绩；下卷列选举、褒崇、人物、艺文。考察它所分门类的篇名，实在非常浅陋。《文水县志》八卷，明天启五年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明代米世发修，郑宗周纂。米世发字桂源，陕西蒲城县人；天启三年以举人选任文水知县，任满后升任顺天府推官。郑宗周字伯忱，号意葵，文水县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直隶巨鹿知县，官至福建巡按。据沿革记载：“本县是汉代大陵县的辖地，隋开皇十年设置文水县，因文谷水而得名。本县是武后的故乡，唐天授年间曾改称武兴县；后来仍恢复文水旧名，属太原府。”考察文水县志，始修于明嘉靖年间，由知县樊从简编修；此志承接《樊志》重新修订，执笔者只有郑宗周一人，本县邑庠生赵应征、孟恕、李之芬、马时行负责采集资料。全书体例从舆地到杂记共十类，体例严密，义理严格，很善于遵守志书体例。卷前有本地人王在台的序说：“考核严密而无差错，文辞丰富却不伤害体例，文章不掩盖事实。”读后确实如此。《兴县志》十八卷，清乾隆二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蓝山纂修。蓝山是潮州大埔县人，乾隆举人，乾隆二十八年任兴县知县。兴县志书创修于明万历年间，清雍正八年知县程云重修；《程志》由本县人孙文定等编纂，自称不同凡响，但其志书体例尤其简陋。此志承接《程志》重修，体例分为图考、星野、建置、疆域、山川、物产、风俗、职官、户口、田赋、仓储、学校、典礼、祠祀、人物、营筑、形胜、艺文十八门。兴县处在群山之中，西面接黄河，北面连接沙漠；大万山、合查山等山雄伟地横亘在东南，地方偏僻而道路险要。过去唐代张说讨伐兰也州时，曾从小路经过这里的合河关；宋代以此地阻隔契丹，明代用来抵御鞑靼；都是边境要塞，兴县是秦、晋两地的险要关隘。据本志建置记载，兴县是汉代汾阳县的辖地，晋代设置蔚汾县，这是设置建置的开始。北齐仍为蔚汾县，隋代改为临泉县，唐代改为临津，不久又改为合河；金朝末年升为兴州，明初降为县，属太原府。考察本志确定的十八门，没有设置选举一门；根据凡例说：“唐代以前的选举情况无法考查，宋代时岚州、石州等州归入契丹，所以宋代没有登科中举的人；后来土地归入金朝，刘昂于是考中进士，刘海又高中状元，所以选举的记载从这时开始。”考察本志的选举内容，都附在人物篇中，登科的人实际没有几位。《临汾县志》八卷，清康熙五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宫懋言纂修。宫懋言字澹庵，静海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四十九年任临汾知县。临汾志书创修于明万历辛卯年，由知县邢云路纂成九卷；清康熙癸丑年知县林弘化增订补刻，乙亥年地震损坏书版，丁酉年宫懋言重新修订，经过十四个月成书。协助采集编纂的有吴启元、秦永思等人；志书体例共三十七门，另附七目，编排颇有条理。临汾在汉代是平阳县，属河东郡；曹魏设置平阳郡，以此为郡治；隋代改名临汾，明、清时是平阳府附郭县。据本志沿革，首先说尧都在平阳，临汾是平阳的附属县，是帝王都城的近畿地区。此志《帝王》《古迹》《陵墓》《杂志》等篇，多叙述陶唐故事，大多是没有根据的传闻。考察临汾县志，在康熙以前修成的极少；除这部书外，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洪洞县志》九卷，清雍正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金世传纂修。金世传雍正七年任洪洞知县。据本志沿革说：“洪洞春秋时是杨国，汉代是河东郡杨县，后魏因县内有洪洞镇而改名为洪洞县。”考察其县志，明嘉靖三十三年知县王业创修；万历十三年知县乔因羽、清顺治十六年知县赵三长、康熙十二年知县邵琳各修过一次。此志承接康熙《邵志》重新修订，记载比前志详细；编例分为舆地志、田赋志、官司志、人文志、秩祀志、食货志、武备志、杂撰志、艺文志九门。《舆地志》的风俗篇收录贡生晋淑京所写的《禁奢条议》，琐细叙述县人奢侈靡费的礼俗。文中说：“行财就是古代纳币的礼仪，近来的风俗竟有人拿假首饰盒作诱饵，争夺财礼；也有人用铜锡器物充数，欺骗亲家；更有人以好看为名，让男方借取首饰和币帛，骗到手后，有的全部剪碎，有的争相典当出售。结果后来残酷怨恨自己的妻子，辱骂自己的女婿，最终两姓婚姻反而结成仇敌。如今议定聘礼，较多的一等是银二十两、币十六端、裙挂裹绢各四件、彩线金绵各一槅；首饰只插一枝糕，金银花不超过十对。次一等是银十二两、币十端；裙挂裹绢各二件，首饰和金银花八对。再次一等是银八两、币六端；裙挂裹绢各一件，梭布二匹；首饰只用银花六对，食盒最多不过六架。”仅从这一段，就可以知道它想从一个方面制止洪洞礼俗的奢靡。由于洪洞明代是富庶地区，考察户口篇所载，万历年间人口多达九万八千余口，而雍正初年编审时只有三万余口。户口篇说：“洪洞百姓从明隆庆、万历年间起，人口繁盛；到崇祯末年遭遇兵火灾变，百姓大多背井离乡，村落因而空虚。” 《浮山县志》四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第三至第四卷；上海图书馆收藏全帙）。清代潘廷侯修，秦绍襄纂。潘廷侯字次公，奉天宁远州人，举人，康熙十一年任浮山知县。秦绍襄字谦社，浮山县人，庠生。唐武德二年分襄陵县设置浮山县，四年又改名神山；因为县东南有羊角山，世代传说老子曾在此降神，所以取名神山。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浮山因老子祠而改名。”直到金大定七年，才又改为浮山县。所谓羊角山，相传汉代羊角哀死在这座山上，因而得名，山上有羊角哀庙。《崇文总目》著录的龙门、王屋《羊角山记》已经散佚；所以关于羊角哀的事情，除志书以外，实际上没有可以考查的资料了。羊角山就是浮山，是道教的发祥地，所以世间称道士为“浮山道士”。考察浮山县志，明嘉靖年间许安所修《浮山志》和此志，都是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孤本，可惜多有残缺。《许志》有许多断裂破烂的残版，字迹无法辨认；《浮山县志》只存两卷。上海图书馆近来才收藏到全书，共四卷，分四十六门，记载浮山的事物大体没有遗漏。《岳阳县志》十卷，清雍正十三年刊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赵温编纂修订。赵温字文宗，直隶盐山人，雍正元年进士，雍正九年任岳阳知县。《岳阳志》在明末兵乱中全部毁失。清康熙元年，灵石知县李子实代任岳阳知县，搜集残存刻版，编成县志二册，但记载十分简略。赵温到岳阳任职后，又进行采访搜集，聘请本地人常逊、赵郁宠分任编纂，才编成此志。全书分十类、七十七目，文字简朴，开始具有纯粹方志的体例。岳阳就是今天的山西安泽县，其名称最早见于《禹贡》：“治理好太原之后，抵达岳阳。”这里是唐尧、虞舜时代京畿附近的地区。据本志沿革记载：“本县原是汉代上党县、谷远县的地域，后魏设置安泽县，隋大业年间改名岳阳。”考察岳阳沿革，唐宋时隶属晋州，明清时隶属平阳府；民国三年因避讳与湖北岳阳县重名，又恢复安泽县旧名。《曲沃县志》二卷，明嘉靖三十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刘鲁生编纂修订。刘鲁生是恩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二十七年任曲沃知县，官至御史。这部志书的编修，据刘鲁生序文说：“曲沃旧来没有刻印的县志。嘉靖戊申年，巡抚苏舜泽发文来索取县志，于是聘请本地乡绅李毅轩、仇裴庄、许近泉主持此事，经过两个月便编成。又利用公务之余反复阅览三遍，综合其纲目，共分八纲、四十六目，编成二卷。大体采用三人的文稿，至于补救偏颇、纠正弊病的部分，以李毅轩亲自撰写的最多。”考察其序文所说，这部首次编修的志书仅用两个月完成，可知内容相当疏略。例如记载沿革说：“曲沃是古代的封国，起源于夏商周三代；春秋时最为兴盛，直到今天仍是河东的重要县邑。”这说明该书的记载确实十分简略。《沃史》二十六卷八册，明万历四十年刊刻本（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六八卷〕

译明代赵彦复编纂修订。赵彦复字微生，杞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授任宝坻知县，万历三十六年调任曲沃，任期届满后升任户部主事而离任。这部志书是赵彦复任曲沃官职时，认为嘉靖年间知县刘鲁生所修《曲沃县志》二卷记事多有缺略，于是决定重新编修；便交给本地士人王俞萃、阎重光、梁士毅、刘靖国等人分类编纂。它把前志增补为二十六卷，分为志、表、考、传四纲，下列若干目，命名为《沃史》。卷首有本地人李尚思的序文说：“曲沃自晋昭侯封桓叔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名称。秦代称左邑，汉元鼎年间改称闻喜，建武年间又改称绛，到后魏时才恢复今天的名称。为什么名称仍叫曲沃？因为高膴山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李尚思的序文对曲沃沿革的概述已经比较完备。又见其《建置沿革》篇征引前代著述，认为古曲沃曾在闻喜、新田，也在今天曲沃的坊地；根据地形推断山川区域，古曲沃应当不会越过绛山、汾水和漕水以南，这一说法颇为恰当。可惜它记载山川时，都失去了山川水系的脉络和源流。该书在表中着重记载官职等级，在考中着重记载风俗；人物传记也都符合方志体例。《翼城县志》六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鄢桂枝修撰，杨汝江编纂。鄢桂枝字如一，四川大足县人；由举人选任陕西高陵县教谕，嘉靖二十二年升任翼城知县，任期届满后又升任云南剑州知州。杨汝江是翼城人，事迹不详。按沿革，翼城是古代夏墟，春秋时属晋国，汉代是降县的辖地；后魏太和年间设置北降县，隋开皇年间改名为翼，金代升为翼州，元代改为翼城县，隶属绛州，洪武己酉年改隶平阳府。按疆域，东至沁水县东坞岭界，西至曲沃县秦岗界，南至绛县大交镇界，北至浮山县坂桥界。东西广八十五里，南北长五十里；从县治向西北到平阳府城一百三十里，到山西省城七百二十里。现今保存的翼城县志中，以此志最为古老。它的体裁完全仿照康海《武功县志》的体例，分为七类。乾隆《翼城县志》凡例评论说：“体式仿照《武功县志》，却很少有条理。”考察可知，此志只是仿效《武功县志》的外在形式而已。《太平县志》八卷，清雍正三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张学都编纂修订。张学都字慢亭，籍贯顺天府宛平县，原籍福建福清县，贡生，康熙五十五年任太平县知县。太平设置县制，始于后魏太平、真君年间，当时分出临汾县的一部分设置；明代以后隶属平阳府，清雍正二年改属降州。太平县志最初编修于明初，嘉靖丙寅年知县罗潮取旧志增订为十卷，万历乙未年本地人王休又重新编订。清康熙十二年知县何炜然重修，二十一年知县吴轸再次重修。这部志书由张学都编成于康熙六十年，尚未刻印他便离任；雍正二年知县刘崇元于是拿他的成稿，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付梓刊行，仿佛攫取他人成果来夸耀自己。考察可知，全书都是张学都编成的，只有卷二中刘崇元增写了自己所作《御箴楼诗》一首。全书体例分为经建志、营建志、赋则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世代志、艺文志八类，把科举及第和封赠、荫袭都归入选举志，把都邑、古迹两目分别归入世代志，体例奇特而不合常规。《襄陵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谢国杰编纂修订。谢国杰字祐槐，福建建宁人，康熙五年任襄陵知县。据此志沿革记载：“襄陵是古代帝尧京畿以内的地方，春秋时属晋，战国时属韩，后来属魏；因为晋襄公葬陵在这里，所以称为襄陵。”又据谢国杰序文说：“襄陵地方志旧传有手稿，只记载城郭、官署寺观、田赋等事，不知始于何时。明成化丙午年，知县李咨首次编成县志十九卷；嘉靖乙丑年，知县宋之韩命教谕吕调元又续修县志，至隆庆二年编成。”这部志书是谢国杰继隆庆年间宋之韩所修志书之后重新编修的，命崔瀛负责编纂，序文和凡例都出自谢国杰之手。全书分舆图志、建置志、学校志、贡赋志、官师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八类，共七十五目。查考可知，《中国地方志综录》没有著录此书，它是今天仅存的一部。《蒲州府志》二十四卷，清乾隆十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周景柱编纂修订。周景柱是浙江遂安县人，以举人身份任官后退休，乾隆十八年升任蒲州知府。蒲州之名始于唐武德二年设置蒲州总管府。清雍正六年升蒲州为府，辖永济、临晋、万泉、猗氏、荥河、虞乡六县。这里的地势，黄河从北方流来，南面倚靠太华山，是水陆交通汇集的要地。蒲州升为府以前的州志，明成化丁未年由知州许鹏首次编修，嘉靖己未年知州边像再次修订，万历癸丑年知州毕自严第三次修订，清康熙甲辰年知州康民第四次修订。这部府志是首次编修。看它的编纂凡例，很有史学见识；考察沿革和古迹，用力最深。沿革部分开头列出古今郡县地名表，凡是沿革篇难以写清的，都在表中说明。表中所列内容，对秦代以前记载得尤其详细；而沿革正文则从汉代开始记载。小序说：“大概从先秦、战国上溯到夏商，那些地方虽然存在，但名称有的仍保存下来，却没有办法考证。因此既记载沿革，又把概要写在表中，使阅读者可以互相参照。方志这种体裁虽然与史书相同，也略有区别。由于有些内容不能全部概括在志书中，所以古人左边放地图、右边放史书：史书用来考察文字记载，地图用来说明实际情况；表就相当于地图。” 方志把图和表并列编排的体例，并不是从这部志书才开始；但对这种体例加以说明，则是从此志开始。它考证古迹时征引材料非常丰富。例如考证杨妃村，引用史传记载作为证据，认为杨妃村在雷首山下的独头坡；唐代贵妃杨氏本是弘农人，她的父亲元琰居住在蒲州独头村，贵妃出生在那里，入宫以后，人们便把这个村称为贵妃村；今天的独头坡，就是唐代的村落所在地。又如考证鹤省楼在城西河州的水边，是周宇文护所建，到金明昌年间还存在。书中引用当时名人题咏的诗文作为证据。这两处都是蒲州闻名的胜迹。此志在光绪癸卯年由知府杨树补刻。流传版本虽然很多，但其考证翔实，具有参考价值，所以予以著录。《王官谷集》三卷，明嘉靖二十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张舜辑录。张舜是山东章丘人，事迹不详。这部书是张舜辑录歌咏王官谷的诗歌。王官谷在中条山北麓，属于临晋县；春秋时秦军曾在这里击败晋军，因此成为古代文献中著名的地方。唐代司空图字表圣，是河中虞乡人；为躲避朱梁之乱，曾在此建亭居住。宋元以来，许多名臣和名士到这里寻访胜景，创作诗歌，使此地更加受人重视。明代丁仲本最初汇集这些诗作，张舜又重新增辑并刊行，编成三卷。卷首列有王官谷图三页，接着是传记、歌诗、司空图《休休亭记》、宋代王禹偁《辨五代史阙文传》；下面收录宋、元、明名人歌咏王官谷的诗歌，直到吕柟，共十多家。考察歌诗这一体裁，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各地歌诗著录；所以地方歌诗很早就被认为是方志的一部分，因而予以著录。《荥河县志》二卷，清代藏园傅氏传抄明嘉靖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宋纲编纂。宋纲是应天府江宁县人，嘉靖年间任猗氏县教谕。这部志书由宋纲在嘉靖初年编成，后来又同荥河知县唐子■〈糹容〉、教谕周子晟、生员武思忠等商议；他们进一步搜访已经湮没而尚未完全发现的遗迹，汇编收入书中，嘉靖十七年由唐子■〈糹容〉付梓刊行，成为《荥河县志》的创始本。全书分八类，共统属四十三目，即疆域志、山川志、田赋志、祠祀志、建设志、古迹志、官守志、人品志。卷后另列集文、题访两门，不属于八类之内。这似乎就是章学诚所说的附载文献的体例。荥河在战国时是魏国汾阴县，汉代改名宝鼎，刘宋时省并入蒲坂，北魏时重新设置。宋大中祥符年间，因为出现祥瑞光象，改名荥河，设置庆成军；金代设置荥州，元代为荥河县，明代沿用，属山西省平阳府蒲州。《汉书》所说的汾睢，是后土祠所在的地方。宋真宗又在这里祭祀后土，祠庙形制历久仍然庄严，也仅次于岱庙。《荥河县志》十四卷，清乾隆三十四年刊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杨令琢编纂修订。杨令琢是江西宁都州人，拔贡，乾隆年间任荥河知县。荥河自明嘉靖年间宋纲首次编修县志以后，周有光于万历戊戌年重新编修；清康熙十二年，知县李长庚又编修县志八卷，这些志书都草率仓促，记载不详。这部志书是杨令琢任荥河知县时继承康熙年间《李志》重新编修的，记载比前志翔实；体例分地舆、政事、人物、艺文四纲，共二十一门。荥河是古代汾阴的地域，自汉武帝在此祭祀后土以来，灵坛宝鼎，祥瑞和福庆汇集；唐宋以来，祭祀典礼十分盛大；直到明清，每逢庆典都派官员来祭告。此志前面有汤陵图、后土祠图，书中记载以商汤和汉武帝的故事为多。《坛庙篇》记载：“汤庙在县城北十里，隋代才开始在汾阴祭祀商汤；但当时还没有庙，庙宇是在宋初修建的。庙中塑商汤像，以伊尹、仲虺配祀。后土祠在县城北十里，这个地方就是过去所说的睢水之上。汉文帝时，方士新垣平说：周鼎沉在泗水中，而汾阴有金鼎之气，或许鼎会出现在这里，想要修建庙宇却没有决定。汉武帝元狩二年，于是在汾阴睢水边建立后土庙；元鼎元年，汾阴百姓巫锦在祠庙旁得到宝鼎，于是把汾阴改名为宝鼎县。”《识余篇》记载：“鼎高一丈二尺，容量十二石，由金、银、铜、锡等混合铸成；四面有蛟龙，两只鼎耳能够发声，三只鼎足像马蹄，鼎上刻有山云等奇异图案，记载云气图像尚未形成的状态。铭文说：寿命与天地同久，各种品行都达到完美，山岳降伏其神灵，海洋降伏其奇异。铭文刻在鼎底。”《古迹篇》又记载：“秋风楼在后土祠旁，汉武帝《秋风辞》刻在石碑上，收藏在楼中。”汉武帝得到宝鼎的事情，史籍中确有记载，但这部志书所记录的得鼎之人和宝鼎形状，没有注明见于哪部书，也可能是采访所得的传闻。不过它记载的鼎形和铭文相当浅陋，使后人不能不怀疑是伪造的。《万泉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十七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瞿亮邦编纂修订。瞿亮邦是常熟县人，贡生，康熙四十四年任万泉知县，四十七年升任中书科中书而离任。万泉志始修于明万历十三年知县符嘉训，顺治十七年由知县郑章续修。这部志书是瞿亮邦任万泉官职时奉命重新编修的，聘请本地人范韩度、贾尔著、张星煜等分任编纂，由瞿亮邦总负责汇编成书。全志从星野到艺文，共三十五门；编排次序还符合体例。万泉原本是汾阴县的辖地，后魏时赫连勃勃入侵；当地人薛通率领宗族一千多家，在距离汾阴城以西八十里的地方筑城自守，因此称为薛通城。唐武德二年，分出稷山、安邑、猗氏、汾阴、龙门五县的村庄，在薛通旧城设置万泉县；唐代以来，一直隶属蒲州。《长治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于公允编纂修订。于公允字公胤，湖广省善化县人，副贡生，顺治十八年任长治知县。据于公允在本志自序中说：“新野的马君和儒士乡绅李裕州，编纂此事尚未完成；巨野的张君，即张主敬，于万历戊子年续编成书。马君名叫马化龙；李裕州就是本县举人李尚实。”这部志书由于公允继万历县志重新编修，康熙六年编成；尚未来得及刻印便离任，过了六年，知县姜愃才开始刊行。全书分八类。卷首除于公允自序外，还有卫周祚、吕和钟、万代尚撰写的三篇序文。此书采录材料很多，尤其详细记载藩王府邸幕僚辅佐的事情，体裁还算典雅端正。长治原是潞州上党县的地域，明嘉靖七年将潞州改为潞安府，嘉靖十年增设长治县。《长子县志》六卷，清康熙四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徐飏廷修撰，徐介编纂。徐飏廷字起庵，江南武进县人，贡生，康熙四十二年任长子县知县。徐介字翔念，武进人，是徐飏廷的族弟。长子这一名称见于《尚书》。相传这里是尧的长子伯明的封国，伯明就是丹朱；帝尧有九个儿子，丹朱是长子。但这一说法在现存经籍中无法考证，不过本志古迹篇中有丹朱城。周初，长子地区是辛甲的封国；战国时期隶属赵国。赵国占据邯郸，把长子作为屏障，势力雄强于天下，经典传记和诸子百家大多谈到这个地方。长子县志中，明正德年间王希贤编修的《长子志》二卷最早；后来知县崔尔进又编了《续志》。清顺治年间知县王毓恂再次修订，康熙二十七年知县郭守邦重修。又过了十八年，徐飏廷任此县知县，嘱托族弟徐介依照《郭志》按类增补，同时删去前志冗长重复的词句，清理全书纲要。其体例完全沿用前志，共六类、五十七目。这种编排和比较材料的方法，是清康熙时期方志体例中较好的作品。《襄垣县志》八卷，清乾隆四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李廷芳编纂修订。李廷芳字彤华，号鹤亭，四川长寿县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原署理江苏松江府川沙同知，后来实授赣榆县知县；乾隆四十四年调任襄垣知县。据本志沿革记载：“襄垣在秦汉时是上党县，相传县城是赵襄子修筑的；后魏时在这里设置郡，因此称襄垣，唐贞观以后降为县。”据本志所载旧序，嘉靖壬戌年有本县人郝良臣作序，这是襄垣有方志的开始；后来清康熙四十年，知县袁良重新编修并作序。这部志书继《袁志》重新编修，确定体例，分为舆地、星野、疆域、沿革、建置、职官、学校、礼乐、风俗、古迹、赋税、恩赐、选举、人物、列女、艺文十六门。据凡例所作的论述，它驳正旧志的缺点，文辞端正，义理严密，对方志体例颇为明白。但它虽然确定了这种体裁，仍然没有摆脱旧有习惯。查考可知，此志有光绪六年重刻本，乾隆原刻本今天保存不多。《平顺县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现存卷一至四、卷六至七、卷九至十）。清代杜之昂修撰，路跻垣、申昌先编纂。杜之昂字坦如，河南扶沟县人，康熙丁酉科举人，癸丑年拣选为平顺知县。路跻垣字云衢，平顺县人，贡生。申昌先字耀祖，平顺人，贡生。平顺旧名青羊里，明嘉靖年间才开始设置县；清乾隆二十九年并入潞城。县志最初编修于明万历年间，后来在兵乱中散失。这部志书是继万历县志重新编纂的。体例分舆图、封域、建置、官师、赋役、选举、人物、祥异、艺文九门，共六十目；每门各有小序，记载简明扼要。查考此志原本，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今天只存这部残帙；北京图书馆还收藏近人尧山梁上椿的传抄本，那才是完整本。《壶关县志》十八卷，清乾隆三十五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秦之柄编纂修订。秦之柄是湖北汉川县人；乾隆三十三年进士，次年任壶关知县。壶关原是汉代上党县的地域，隋代从上党县分出，设置壶关县；明代又分出设置平顺县，乾隆二十七年平顺县撤销并入壶关。县志的编修，明嘉靖四十年由知县何永庆交给本地人张铎开始编修；清顺治十八年知县朱辅续修，康熙二十年知县章经重修。这部志书是秦之柄任知县时，根据前任知县杨宸的志稿继续编修而成。全书分沿革、山川、城池、公署、职官、选举、人物、寓贤、艺文、遗事十门。考察此书，大体以简洁为主，但难免有疏漏；例如风俗、物产完全没有记载，职官、选举方面也有很多遗漏。不过它的雕版印刷十分精美，只是错字很多。《汾阳县志》八卷，卷首一卷，清康熙五十八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周超修撰，赵日昌编纂。周超号锦川，浙江上虞县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五十八年任汾阳知县。赵日昌号潜庵，汾阳人，康熙乙卯科举人。汾阳自北朝以来是汾州，明万历二十三年升为府，并在府城所在地设置汾阳县。这一名称是借用汾水得名，并不是古书中经常见到的那个汾阳。汾阳开始有志书是在嘉靖三十三年，知州陈秉忠和州人王纬编成《汾州志》。过了六年，冀南道彭范和州人孔天胤增补完成；万历十一年知州白夏和州人王缉又继续进行此事。又过了二十七年，知县尹觉民根据州志增补续修，成为《汾阳县志》。清顺治十三年，知县吴世英和汾州府通判刘文德又重修此志（据乾隆《汾阳县志》凡例）。这部志书继承吴世英所修县志重新编纂。全书分六十四门，另附六目；没有总纲，只把各目集中编排，但先后次序不乱，体裁可以说很合适。考察书中记载，考证不够详细，所以错误很多。例如把晋代的王雅误认为北周的王雅，又把张轨镇守的西河说成汾州的西河，这些都是明显的错误。《艺文志》记载明帝颁给诸王的敕谕，是很珍贵的史料。《重修平遥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十五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王绶修撰，康乃心编纂。王绶字诫亭，兰州人；康熙三十九年任平遥知县。康乃心字太乙，又字孟谋，别号飞浮山人，郃阳县人，康熙乙卯科经元，没有出仕。按沿革，平遥汉代称平陶；后魏因避太武帝拓跋焘的名讳，改为平遥，属西河郡。唐代以后属汾州，明代将汾州升为府，平遥县仍隶属其下。据王绶在本志序中说：“旧志很简略，只有两册，虽然大纲已经列出，但具体条目不详细。”按《清学部方志目》记载：“康熙十二年知县陈以恂修《平遥志》八卷。”查考陈以恂的志书，北京图书馆虽有收藏，实际只有二卷，与王绶序中所说的旧志两册相符，《学部目》著录的卷数有误。这部志书是王绶任平遥知县时，康乃心游历山西，经过平遥；王绶于是留他编修县志，康熙丙戌年编成。此志重新采访增辑，比前志详细得多；所定体例也比前志好，分星地志、建置志、田赋志、官师志、人物志、祠祀志、艺文志、杂志八类，共一百一十二目。但由于分目过多，每一目记载的事实并不多，而艺文志却占了全书的一半，所收录的金石文字极其有用。据其中小序说：“这些都是从焚烧劫掠中遗留下来的文献，幸亏搜集起来加以刊录，才在千百之中保存了十分之一。”按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说明末兵乱以后，文献几乎全部毁灭；这样搜集材料的艰苦更值得肯定。然而艺文志材料泛滥而不加选择，并不适合艺文志的体例。《临县志》八卷，清康熙五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杨飞熊修撰，崔鹤令编纂。杨飞熊是康熙年间临县知县。崔鹤令是临县人，候补内阁中书。临县是汉代西河郡离石县的地域，后周设置乌突县，为乌突郡治所；隋代废除乌突郡，改县名为太和。唐代改为临泉县，取地处泽水之旁之意；明初去掉“泉”字，称临县，属太原府；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建府，临县改隶其下。临县自古就是征战之地，崇祯时李自成、顺治时姜瓖都曾以此地为根据地。县志最初由明万历二十四年知县常时芳编修，天启七年由知县李度续修。清顺治十三年知县朱绍凤又修订，康熙二十五年知县莫友仁又修订，这些都只是沿袭前志增补编纂，没有改变体例。这部志书继承《莫志》重新编修，确定体例分八门，不再细分子目，开始较大地改变了以前的体例。卷末附有本地人曹席珍抄录的《陷贼题壁词》一首，是崇祯年间李自成攻入县城时，其部将题写的作品。文辞气势悲壮酣畅，是极好的史料；可惜文字似乎经过删改，不像原文。查考此志原本极为稀少，嘉庆年间有补刻本，其中有些地方改正了原文，与原本有所不同。《泽州志》三十卷，清康熙四十五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陶自悦编纂修订。陶自悦是常州人，康熙年间任泽州知州，因病请求退休离任。泽州在后魏时是建兴郡，逐渐成为重要的军事重镇。隋开皇年间开始称为泽州，大概是取濩泽之名。这部志书编修时，泽州是直隶州，辖高平、阳城、陵川、沁水四县。凡例说：“旧志由州守顾显仁创修，原本早已散失；续修者是傅公淑训。穆宗以前的沿革，大致已经具备。”但这里叙述修志沿革，忽略很多，记载并不详细。考察本志职官表，顾显仁是隆庆年间知州，傅淑训是万历年间知州。又据雍正《泽州府志》序文，明代还曾有知州郑际明编修的志书；本志凡例对此只字未提，而后来的志书却考述得很详细。陶自悦聘请孙如琮等人编纂，孙如琮通晓方志学，当时也许是因为文献难以查考。卷首有陈廷敬的序文，对此书极力称赞，实际上只是恭维话罢了。全书体例从图考到艺文，共三十门，编为三十卷；每卷少的只有三四页，多的也不过几十页，大概只是想夸示卷帙数量多，却不顾记载内容十分寥寥。《阳城县志》十卷，清顺治十六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陈国轸修撰，白象颢编纂。陈国轸号鹿屏，金坛县人，贡生，顺治年间任阳城知县。白象颢的事迹不详。据本书记载沿革，阳城是古代濩泽的地域，汉代开始设置县；唐初为泽州刺史的治所，天宝元年才改名阳城，清初属泽州管辖。明万历年间本地人栗魁私下编纂志稿，这是县志的开始；正式由官府修订并刻印的志书，则从此志开始。全书分门列目，但分类颇为混乱。例如把学校附在公署之后，却又另列文庙归入祀典；又把里甲附在田赋之后，把津梁附在山川之后，把铺递附在官署之后。当时有见识的人批评这种分类失去纲伦，但这类分类在其他志书中也很常见，并不是白象颢独自创立的；这实际上是因为喜欢索求前人缺点而造成的。物产篇引用《唐六典》，说县中贡纳龙须草；又引用《寰宇记》说：“析城山顶有汤王池，池塘四岸生长龙须草；大概唐代所取用来编织席子，就是这种草。”但本志又说，如今这种草早已绝迹。方志记载物产，往往是过去有而今天没有，由此可知物产同经济史关系密切，研究经济史的人，不能忽略物产变迁的历史。《沁水县志》十二卷，清嘉庆六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徐品山修撰，张心至编纂。徐品山籍贯顺天府宛平县，原籍浙江山阴县人；乾隆年间举人，嘉庆元年任沁水知县。张心至的事迹不详。据本书记载沿革，汉代设置沁水县，属河内郡；北齐改名永宁；隋开皇年间恢复沁水旧名，属泽州。后来王世充曾在这里设置原州；元代改属晋宁路；明洪武初年属平阳府，后来改属泽州；清雍正以后，成为泽州府的属县。沁水志书的源流，据本志所载历代修志人姓氏表，明正德年间由本地人李瀚创修；嘉靖年间知县扈文魁、万历甲辰年本地人张五典、崇祯年间本地人张道濬，都曾增补编纂。清顺治己亥年知县邱潞重修，康熙丁丑年知县赵凤诒又重修。现在查考，旧志都已散失，只有《赵志》还保存着。这部志书继承《赵志》重新编修，体例比《赵志》严谨，记载也详细。全志分星野、方舆、营建、风俗、贡赋、选举、职官、人物、祠祀、祥异、艺文、志余十二门。贡赋志的物产篇记载：锡磺产于县西乡，明万历年间曾派使者开采，就在当地开凿，几个月没有所得，才停止开采。《怀仁县志》二卷，明万历二十八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杨守介编纂修订，王植增补编纂。杨守介和王植都是万历年间的怀仁知县，事迹不详。按沿革，契丹从云中分置怀仁县，金代升为云州，元代恢复为怀仁县，明代沿用。怀仁县志创修于何时今天已无法考察，现存各志中以此书最古。此志由杨守介聘请党炤等人编成；王植又加以增补，万历二十八年刻成。全书分上下二卷，上卷列四十多个目，每目少的只有几句话，目次排列也没有条理。下卷列封赠、制敕、古今艺文三目，虽然还有一些事实可以查考，但记述并不多。看这部志书的体例，显得很浅陋；这大概就是明人编修方志的习气。书中有几页是康熙年间增补的版本，因此这部书是康熙时期的印本。《浑源州志》五卷，明弘治六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董锡修撰，杨大雍编纂。董锡是浙江会稽县人，监生，弘治三年任浑源知州，后来升任宗人府经历。杨大雍是浑源州人，成化庚子科举人，官至资县知县。浑源原是汉代崞山、平舒二县的地域，因为浑水发源于州城东南十里的汉土峪，唐代设置县时便以浑源为名。据此志记载，董锡任知州时聘请杨大雍编成此书，成于弘治乙酉年。卷首有州人闾镇的序和董锡的序。董锡序说：“旧志没有刻本，只有前任方伯李公彝在浙江任职时亲手抄录的几条材料；考订不详细，叙事很简略，不能编成完整的书。于是命进士杨大雍广泛辑录考察，上至图籍、职官、赋税、贡品，下至百姓和风俗，以及山川名胜、古今著述、名臣事实，分编为五卷。”据这篇序文所说，这部书是浑源州志刻本的开始。但它的体裁不免琐碎混杂，且有重复出现的问题。阮元《天一阁书目》记载存五卷，并注为残缺之书；其实这部书本来就只有五卷。《浑源州志》二卷，清顺治十八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张崇德编纂修订。张崇德字懋修，辽东籍，永平府昌黎县人，贡生，顺治十五年由渭南县令调升浑源知州。浑源自唐代设置县，金贞祐年间升为州；明代以来隶属大同府。自董锡创修志书以后，嘉靖年间知州颜守贤重修，万历辛亥年知州赵之韩再次修订。这部志书由张崇德继承《赵志》编成于顺治十七年。全书分十类，细分三十八目，另附四十目；体例琐碎，《乾隆州志》凡例斥责它门类混杂。《浑源州志》自明代以来虽然多次重修，但门类一直散乱，很少有人纠正；这部志书仍然丝毫没有摆脱明人编志的陋习。《山阴县志》六卷，明崇祯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刘以守编纂修订。刘以守是浙江分水县人，万历年间举人，天启七年任山阴知县。这部志书由刘以守编成于崇祯庚午年，卷首有朔州知州翁应祥的序文。全书分舆地、沿革、星野、山川、土产、田赋、户口、祠祀、风俗、公署、职官、学校、选举、人物、武备、祥异、艺文十七门，由本县生员刘应乾、梁蔚、王詠校核后付梓。按书中沿革记载，山阴春秋时是北狄居住的地方，战国时属赵国，秦代属雁门郡；汉代设置阴管县，隋代设置神武县，唐代以后被契丹占据。到金代设置忠州，辽代设置阴管县，元代才改为山阴；因为县城位于佛宿山以北，所以得名山阴。佛宿山又名夏屋山，有“佛宿云眼”的称号，是山阴著名景观之一；山中有磨笄石，这就是当地古迹。据本志引用《史记》记载：“赵襄子的姐姐是代王的夫人，赵襄子宴请代王，让厨师拿铜斗将代王击杀，于是平定了代地。”本志又记载，赵襄子的姐姐哭泣着呼喊“天啊，磨笄”，然后自杀。考察“磨笄”是什么意思，已经无法详知；后人哀悼她，便把这座山命名为磨笄山，佛宿山因此又有磨笄山的称呼。《盂县志》十三卷，明嘉靖年间修撰。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北京图书馆藏刻本）。明代万鉴修撰，张淑誉编纂。万鉴是怀来县人，监生，嘉靖二十八年任盂县知县。张淑誉是盂县人，庠生。盂县过去没有县志，有县志从这部志书开始，由张淑誉在嘉靖年间编成。据此志，卷首有万鉴的序，说想要刻印成书，因为调任而未能实现。此后的刻本应当不是在万鉴任职期间刊刻的。这部志书的体例分为舆地类、宫室类、食货类、职官类、人物类、选举类、文艺类，共七类、六十七个条目。全书草创简略，而且缺漏很多。据考，盂县是汉代太原县地，有仇犹亭，大概就是古代的仇犹地。金兴定年间升为州，明初降为县，隶属太原府。《乐平县志》八卷，清乾隆十八年刊刻本，传抄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李榕编修。李榕字秀南，乾隆十二年任乐平知县。乐平志始修于嘉靖二十七年知县乔永殷，天启六年知县尚存义重修；清康熙十一年，知县王永祚又编修县志八卷。这部志书是李榕在补辑《王志》八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后编成的，纲目列为八类，分为五十六个条目。据考，这部书叙述简略，错误和庸俗之处多得难以逐一列举。查考可知，此志流传已久而十分稀少，只有故宫博物院收藏刻本一部，抄本也很少见。乐平是汉代上党沾县地，魏代析置乐平县；隋、唐时曾设置辽州，金代曾设置臯州，明、清时为平定州属县。县东有昔阳城，《左传》所说晋国荀吴攻入昔阳、灭亡肥国，就是此地。民国三年因避开江西乐平的同名县，改名昔阳。《忻州志》四卷，明万历三十六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卷三至卷四；另有胶卷本一部，内容完整）。明代杨维嶽编修。杨维嶽是浙江余姚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万历二十九年以漳州府知府的身份降职谪任忻州知州，后来升任贵州省佥事而离去。忻州是汉代新兴郡地，隋开皇十八年设置州，以忻口命名，所以叫忻州。明代管辖定襄、静乐二县。这部志书是杨维嶽任忻州知州时编修的，主要记载他任内开凿的水渠三十五道、开垦荒地五十多顷。记载这些并不是为了彰显他的功绩，而是因为水利和垦植是县中的重要事务，所以记得尤其详细。可惜此志的刊本在国内只存这一部残卷，胶卷本还可以看到全书。根据乾隆初年周人龙重辑《忻州志》的序文说：“万历旧志共有四帙，在明末战火中损毁了十之六七；相连的三幅中，只要脱失一幅，就无法考证了。”（此序见光绪《忻州志·艺文志》所载。）又据乾隆十二年窦容邃《忻州志》序文说：“州志创始于万历年间，残缺散失，已经无法考察。”从这两篇序文看，他们都没有见到刊本。据《学部方志目》记载，有嘉靖四十年聂宗元《忻州志》。这部志书的序中说：“州志焕然一新。” 那么，这部志书以前已经有州志了。然而乾隆年间的《窦志》却说州志始创于万历年间，由此可见其考查十分疏略。《静乐县志》十卷，清康熙三十四年修纂，雍正八年增补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黄图昌编修。黄图昌字淑岱，直隶长垣县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康熙三十四年任静乐知县。静乐这一名称始于隋大业年间，县治则建立于明洪武初年。县志始修于明万历壬子年，由本县士绅李■〈米英〉编纂。黄图昌任职静乐时，见县志将近百年没有修订，担心本县的风土和人物逐渐湮没而无从考查，于是广泛采集搜求，删去繁杂、补充缺漏，编成此志。全书体例分为疆域、山川、建置、赋役、学校、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志十门，子目四十四个。雍正八年，知县俎夏鼎增补后刊行。后来有见识的人评论其体例不恰当，认为疆域、山川不应分成两门；把风俗附在疆域之下，似乎没有纲领；把建置附载于惠典之中，义理也不相当；赋役门记载物产，灾变门记载年成丰歉，都明显偏离题旨。学校分为五个子目，不免散乱；官师、选举两门多有缺漏。人物门首先列科第人物，所载寥寥无几；艺文门所选内容不免泛滥而缺少取舍；杂志门列有《长城考》《太原考》以及边关古迹，这些内容相对较有用。据考，这部书的叙述还算简明核实，但体例的编排却不恰当。《静乐县续志》二卷，清同治五年刊刻本（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清代张朝玮编修。张朝玮是同治年间静乐知县，事迹不详。静乐志自康熙《黄志》以后，雍正八年俎夏鼎增修；这部续志只续录雍正八年以后的事情，没有改变旧有体例。旧志十卷，其中疆域、山川、建置不必重复叙述，所以只续写赋役、学校、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记，分为上下两卷。查考可知，此志虽然刊行时间不长，但流传本极为稀少。《代州志》二卷，明万历十三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陈宗凯修撰，周弘禴编纂。陈宗凯是衡阳县人，举人，万历十三年任代州知州，任期届满后调任本府同知。周弘禴字元孚，麻城县人；历任顺天府通判，万历十三年因上疏指斥朝廷权贵，被贬为代州判官。代州志始修于何时已无法考察。这部志书是周弘禴被贬任代州时，与学正张桥、州举人施重光共同编成的。全书体例如下：舆地志，分为舆图、建置、宫室、分野、山川、风俗、关塞、村堡、津梁、古迹、陵墓、寺观、属邑；官师志，分为州牧、儒林、杂职、司仓使、备兵使、少府、行太仆、参戎、振武卫、雁门守御；田赋志，分为户口、土田、岁辨、徭役、课程、储蓄、廪禄、土产；祀典志，分为释奠、群祀；御戎志，分为秋防、兵马、军供、器械、烽堠、屯田；选举志，分为辟荐、乡举、进士、岁贡、例贡、武举、封荫、戚畹；人物志，分为名宦、乡贤、列女、流寓、仙释。杂类志，分为灾祥、水旱、兵戎；艺文志，分为宸翰、奏记、诗词；共九类、五十八个条目。据建置门记载：“代州古代是唐国，春秋时属晋地。战国时赵襄子诱杀代王，于是占据整个代地。赵武灵王攻破楼烦、修筑长城，代地成为军事要塞；秦代设置雁门郡，汉代的营阴馆就是今天的州治所在地。后周改为肆州，隋开皇五年废郡并设置代州，辖广武、雁门二县；大业年间改州为雁门郡。唐代恢复为代州，天宝初年又改为雁门郡，乾元年间仍改回代州，宋代沿袭。金代设置震武军，元代撤军改为代州，隶属太原路；明洪武初年改为代县，后来又恢复为州，编户四十一里。”据考，代州自秦、汉以来就是雄镇。秦将蒙恬在代地修筑长城，死后葬在今天州治以东二十里处，那里还保存着庙宇。北魏拓跋猗卢原本是代地人，进入中原后被封为代公，死后葬在代州雁门山中。唐晋王李克用因平定黄巢有功而被封为晋王，死后葬在州西八里柏林寺旁，这些都是代州的古迹。《保德州志》十二卷，清康熙五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清代王克昌修撰，殷梦高编纂。王克昌是康熙年间保德知州，殷梦高是保德州人，二人的事迹都不详。这部志书是王克昌任保德官职时奉檄修志，于康熙四十九年请殷梦高编成志稿；康熙五十二年，继任知州冯国泰续成并付梓刊行。全书体例分为因革、形胜、风土、田赋、圣泽、官师、选举、人物、附纪、艺文十门，体例简略。据因革门记载：“保德在隋、唐时是岚县地，宋淳化四年设置定羌军，景德初年改置保德县，大定二十二年升为州。明代属太原府，清初沿袭，辖河曲一县。”据其所记沿革，建置原委多有缺略。又据凡例说：“弘治年间，剡城周公取胡公廷慎《通志》原本辑成州志；到万历年间，肤施韩公第一次修订，后来洵阳胡公再次修订，才称得上大体完备。周志、韩志没有见到；《胡志》极为详尽妥帖，但有时过于繁冗；三韩张公的志书没有刻本，又删削得太过。”据考，周名山于弘治十八年修州志；韩朝贡于万历二十九年修州志。胡楠于万历四十二年修州志；张光岳于康熙十二年修州志。《胡志》有苗朝阳所作序文，苗朝阳就是曾经修纂《河曲县志》的人。查考各志，如今都已经散佚，现存的以王克昌这部志最早；但原本很少见，民国二十一年曾经铅印。《晋疆纪事》一卷，稿本，清代昆山归庄手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马天騋编修。马天騋字空凡，号嵋轮，苏州昆山县人，太学生，赠文林郎，崇祯九年任山西河曲县知县。这篇文章是马天騋任河曲知县时编修的，没有见到刻本。因为河曲是三晋最边远的地方，所以把书命名为《晋疆纪事》。马天騋仿照康海《武功县志》的体例，沿用《史记》《汉书》的方法修志；体例严谨，而且寓有褒贬之意。全书只是一篇文章，详略安排适当，总体记载河曲的形势、关隘、兵事、养马等情况，以及赋役、物产、风俗、灾祥、盗贼、诉讼案件，考察其利弊，详述其得失。尤其对于民间疾苦的状况，记载真切，充分体现了为官者对百姓殷切关怀的心意。归庄跋文说：“这篇文章对于民间疾苦，叙述得历历在目，就像指着手掌说明一样。”这话确实正确。官修志书重在体察民情、褒善贬恶，以寄寓劝善惩恶之意，这正是《武功县志》闻名的原因。然而这篇文章没有见于各家方志目录的著录，恐怕将要湮没而无人知晓，所以特意写下这篇文字来加以著录。《河曲县志采遗》四卷，清道光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曹春晓编修。曹春晓字心田，湖南长沙人，道光三年进士，道光七年任河曲知县，道光十二年调任永顺府教授而离去。河曲县志自嘉靖、万历年间起，知县王鑛先行编辑，苗朝阳随后续修；崇祯三年遭遇王加应之乱，书版被毁。后来知县钱永守修复成编，顺治四年知县马云举又重修。曹春晓任本县官职时，与本地士人黄宅中采集遗闻，随时得到便随时记录，经过一年多稿本才完成；后来调任永顺，才进行校正并刊刻。此书采用采访记录的体裁，但没有完全改变黄宅中《采遗册》的体例。目录中，卷一列圣纶言，卷二列庙学典礼，卷三列人物传记，卷四列艺文汇记。土风、民俗、时令都附入典礼门。传记首先列唐代李光颜，取自《唐书》列传；其次是明代曹文诏，节录《明史》本传；再次是苗慎斋以下十六人，也都是辑录传记、碑记、行状等文章；后面附有节妇、杂述、缁流三篇，这些属于访询采集所得的笔录。艺文汇记选录《河原考》《古黄河源委说》《今黄河源委说》《蒙古纪略》，都没有注明撰写人。又选录本县武生向梦鉴撰写的《西北边略》《边墙考》两篇；对于边防和长城，考证颇多，所提出的谋略也符合当时的实际需要。据考，这部编书全部是辑录编成，其中没有一字是作者自己撰写的。河曲是宋代火山军地，金贞元年间设置河曲县，清雍正二年隶属保德直隶州。县境是濒临黄河的山岩之地，正处在边墙的曲折处，自宋代以来就是军事要冲。《霍州志》八卷，明嘉靖三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褚相修撰，刘熙编纂。褚相字元泉，海宁县人，举人，嘉靖三十五年任霍州知州。刘熙是霍州人，官至直隶芜湖知县。霍州是周初的霍国，周武王把弟弟叔处封在霍地。汉代为彘县地，隋代设置霍山郡，后来改为吕州。金贞祐三年设置霍州，辖霍县、赵城、汾西、灵石；明代保留州制而裁撤所辖各县，属平阳府。这部州志是首次编修，确定志书分为八类：舆地志，分十五个子目；宫室志，分五个子目；学校志，分六个子目；备志，分两个子目；食货志，分六个子目；秩官志，分三个子目；人物志，分十四个子目；艺文志，分七个子目。作为初次编修的志书，开创自然困难，最终不免简略而有缺漏。道光《霍州志》知州崔允昭的序文评论这部志书说：“详略失当，草率而繁杂；沿革没有辨明源流，山川没有说明险易；风俗不考察古今，土地不衡量高下，赋税课程不详细分析。” 终究不免受到后世的讥评。《灵石县志》四卷，明万历二十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路一麟编修。路一麟是赵州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灵石知县。灵石县志始创于何时，已经无法详细考察。据本志路一麟序文说：“前志是颖川白公所辑，距今将近三十年。”那么《白志》应当是在隆庆年间编成的。查考如今保存的县志，以这部最为古老。其体例分为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仕进、祥异、貤封、文艺十门。据考，这部书记载颇为简略；康熙壬子年知县侯荣圭依照其体例，续增万历辛丑年以后的事情并重修。据建置门记载：“本县在隋开皇年间设置，属西河郡，因为傍着汾水开辟道路，得到祥瑞之石而得名；金代以来隶属霍州。”又据艺文志所载黄钺诗序说：“隋代得到的石头上有‘大道水吉’四字，如今已经看不见了。” 《解州志》不分卷，明嘉靖四年修纂，清康熙四年续修，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吕楠编纂，清代乔庭桂续纂。吕楠字仲木，号泾野，高陵人；正德三年进士，历任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礼部左侍郎。吕楠博通经学，著有《周易说翼》《尚书说要》《毛诗说序》《礼问》《春秋说志》《四书因问》等；他写文章喜欢采用诘屈深奥、奇异不常的文风，著有《泾野集》三十六卷。嘉靖年间，他曾因事获罪，被贬为解州判官。乔庭桂是解州人，明崇祯十二年进士，清顺治三年补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现今保存的解州旧志中，只有这部最为古老，由吕楠于嘉靖四年编成；清康熙四年乔庭桂续修。解州志在弘治年间曾由郡人吕子固（孟坚）编纂若干卷，但没有付梓。等到吕楠被贬为解州判官，知州林典卿委托他编纂，于是成就此书。全书共二十二篇，每篇都有吕楠的赞语，开头都题写“吕泾野曰”四字，这是史传体例。据考，解州是春秋时期的解梁城，汉代设置解县，属河东郡；后汉乾祐年间才开始设置解州。宋代隶属永兴军，金代隶属河东南路；明代隶属山西平阳府，清初沿袭。相传解州是关羽的故里，历代都尊崇他的庙宇形制；后来又附会说有结义园，关氏子孙相传数十代，几乎可以与曲阜阙里的孔氏相提并论。本志人物篇列有《关羽传》，传中称关羽喜欢诵读《左氏春秋》，还记载孙权以诸侯之礼安葬关羽等事，并附有《关羽拜辞曹操书》；大多只是采自野史杂记，荒诞无据。吕楠也敬仰关羽，所以书中尤其把这些说法神化；吕楠曾增纂元代胡琦《关庙志》，也是在被贬任解州官职时所作。乔庭桂所增续的内容只有户口、贡赋、选举、书院、亭阁五篇。《夏县志》四卷，熙四十七年刊刻本（中华书局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

译清代蒋起龙编修。蒋起龙是广西桂林府全州人，康熙四十三年以举人身份选任夏县知县。据《明一统志》说：“夏县在解州城东一百里，是大禹建都的地方。汉代为安邑县境，后魏太和年间另置安邑县，因而把原来的安邑改为夏县，因为是大禹旧都，所以取名为夏县。”本志所述沿革沿用《一统志》的记载，对于夏县建县一事没有其他考证。夏县旧志，据本志历次修志姓氏表，弘治年间知县姜淡、嘉靖年间知县钟恕、万历年间知县高奎、康熙十一年知县罗在公，各自都有修志本。这部志书承接《罗志》重修，增补康熙十一年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并且补正《罗志》的缺误很多。参与采辑的有县教谕万捷、训导李齐桂、典史吕有成，以及县举人蔡珍、李永辉、张素抱等人，最后由蒋起龙总汇编成。全书体例分为地理志、建置志、赋役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八类，共六十个条目。地理志山川篇矿洞条记载：“县东一百里温峪里的温泉，明嘉靖年间有一名道士寄居于此，发现这里是银矿，私自冶炼以供自己生活，后来渐渐被人知道，邻近地区的人群纷纷争相来开采。万历二十五年，朝廷派宦官张忠驻在夏县采矿；到万历三十二年矿砂采尽，采矿停止，张忠封闭矿洞离去。”这记载了夏县有银矿一事。人物志设有名贤一目，首先列唐代柳宗元的曾伯祖柳爽和父亲柳镇，直到柳宗元，分作三传；其下则列宋代司马光的父亲、祖父、兄弟以及后裔，共十五传；几乎整部内容都是为司马氏一家而作。艺文志文类从宋代苏轼《忠清粹德碑》以下所录的文章，大半都是司马一姓的碑文和传记。志书专门以记载一个姓氏为主，实际上仿效《曲阜志》记载孔氏的做法；其他如《邹县志》记载孟氏，《婺源县志》记载朱氏，《无锡梅里志》专门记载吴泰伯。更为明显的，如《解州志》记载关羽后裔、《贵溪县志》记载张天师世代，都与此志记载司马氏属于同一体例。《平陆县志》十六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李友洙修撰，杜若拙编纂。李友洙是海宁县人，副贡生，乾隆二十八年以绛州州判代理平陆知县。杜若拙号舫山，平陆县人；乾隆七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这部志书是解州知州言如泗所编《解州全志》中的一种。据沿革门记载：“本县是汉代河东郡大阳县，唐天宝三年改名平陆，属陕州，金代以后改隶解州。”又据历次修志姓氏表记载：“嘉靖年间知县王发蒙创修，隆庆六年知县丁一元、康熙九年知县徐吴锦、康熙十八年知县柴应辰各修订一次。”这就是平陆志书的源流。这部志书承接《柴志》编成，共十卷，目录都依照言如泗《解州志》的体例；分为星野、山川、城池、学校、职官、选举、人物、列女、古迹、艺文、杂志等门。书中记载底柱的险要之处，就在县东南的大河之中；《左传》所说的颠■〈車令〉，也在县东北。书卷首题作《解州全志》，这里根据书名页的题名著录。查考原本如今极为稀少，民国三年有石印重印本。《绛州志》七卷，明正德十六年刊刻本的影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李文洁修撰，王珂编纂。李文洁是南屏县人，正德十三年任绛州知州。王珂字文鸣，蒲州人，事迹不详。绛州在秦、汉时是河东郡地，后魏设置东雍州以及正平郡；隋、唐以后为绛州，明代辖垣曲、闻喜、绛县、稷山、河津五县。据此志体例，分为天文志、地理志、民物志、风俗志、建置志、官司志、人才志、封藩志、艺文志、杂志十门。艺文志中辑录《绛帖》的事情十分详细，唯独没有记载历代兵事。这部书根据杭州瓶花斋吴氏收藏的本子影抄，吴氏名城，字敦复。原本如今无法考察，据《中国地方志综录·附录一》记载，前中央图书馆藏有此志，是嘉靖年间修补本，并有黄丕烈手书题记。由此可知，除原本外，另有嘉靖年间补修本。《稷山县志》八卷，明万历四十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张思恭修撰，郑寅编纂。张思恭是许州人，万历年间举人，万历三十七年任稷山县知县。郑寅字子夏，稷山县人；万历三十一年举人，万历四十年进士。稷山志始修于明永乐年间，由训导范升编纂；正德甲戌年本县人梁溥又编成稿本，嘉靖年间梁溥的儿子梁格为之刊刻，隆庆庚午年梁格的儿子梁纪又加以修补，经过三代才完成一部本县志书。这部志书的初稿由万历三十四年知县吴峻编写，书未完成便离任，稿本也散失了。到张思恭任知县时，又重新辑成此书，前后各次编纂都出自郑寅之手。全书体例分为地理、宫室、沟洫、田赋、职官、人物、祥异、艺文八类，共四十四个条目。各类之下又细分条目，逐条记载始末，因而有详有略；如田赋关系民间最重要的利弊，所以不厌其烦地详细记载。至于古迹、仙释等类，只记载地名而已。据绛州沿革，稷山是春秋时晋国的高梁，西魏在此修筑玉璧城，号称军事重镇。西魏命韦孝宽守卫，东魏丞相高欢进攻玉璧，韦孝宽坚守并建立功勋。西魏即以此地设置勋州总管；西魏灭亡后，又改称绛州。隋开皇年间，绛州州治迁到正平，改置稷山县；唐代以来为绛州属县。据其地形险要，背靠姑射山，面对稷峰作为屏障；汾水像衣带一样环绕其中，向左连接旧绛，抵达龙门。晋侯曾在这里整治军队，韦孝宽多次击退强敌，也正是依仗这里险要的地形。人物志列传首先列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后稷，把远古传闻中的人物竟然列入传记。其次写到战国时的廉颇、隋唐时的裴眘和裴守贞，以下又叙述裴氏十多人。到宋代，除高秀岩、高霖皇两传外，又全是裴氏人物的传记。金代从段应规、段整两传以后直到明代，大体又都是段氏人物的传记。唯独志书后面附有艺术纪，首先记载梁周泰，他在至元年间任平阳路医学教授，子孙都世代继承这一职业；其次记载画师陈琏，他是成化年间人，擅长绘画山水等各科，儿子陈峰、孙子陈桂都能世代继承他的技艺。《永和县志》二十四卷，清康熙四十九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王士仪编修。王士仪是贵州铜仁县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知县，康熙四十五年任永和知县。永和原本是临河县，隋开皇十八年改名永和。这部志书自康熙十二年起，由知县张君美开始采集编成稿本，但内容多有遗漏和讹误，文字也多繁杂。王士仪又参考通志、府志相互校正，只经过一个多月便编成此书。其确定的志书体例共二十四门，记载极为简略。《辽州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杨天锡修撰，侯维泰编纂。杨天锡是奉天辽阳人，荫生，康熙十二年任辽州知州。侯维泰是辽州人，顺治五年贡生，官至宁国府通判。据考，辽州志始于明正德年间，万历三十一年由本州人孙毓英重修。这部志书承接万历《辽州志》重修，由侯维泰以及本州人王应、刘永昌、素容、孙玙、王毓奇、韩大儒、马上斌等人编成，增补万历三十一年至康熙十二年的事情。全书体例分为八类，其中田赋、人物、风俗的记载较为详细。据沿革，辽州是秦代上党郡地，汉代是冀州涅县地；晋代析涅县设置乐平，后魏设置辽阳县，北齐废除；隋代改置辽州，州治在辽山县，大业年间废除。唐武德元年恢复设置，随即改为箕州，又改为仪州，最终恢复旧名。宋、金、元三代废置不一，明、清为辽州，辖榆社、和顺二县。城池门记载：“古代的辽阳城在今天城池的北面，相传是帝颛顼的儿子祝融所建。” 山水门记载：“太行山最高处，漳水发源地，是本州著名的山水。”又有箕山，在州治以东六十里，相传就是大禹避居箕山之北的地方，即此处。《重修和顺县志》八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黄玉衡修撰，贾訒编纂。黄玉衡号南亭，湖南善化县人；乾隆四年进士，授宜兴县知县，乾隆三十一年调任和顺。贾訒字吉人，平州人；贡生，候选儒学训导。这部志书沿革门说：“和顺古代是梁余子国，《左传》记载：晋献公派太子申生讨伐东山阜落氏，梁余子养为其驾车，就是这件事。汉代为上党郡沾县地，晋代属乐平郡，北齐为梁余县；隋代才改名和顺，因为晋代石勒曾在县境内修筑和顺城，所以得名。”县志始修于明万历十一年知县李继元，清顺治十三年知县李顺昌重修，康熙十四年由本县县令邓宪璋第三次修订。黄玉衡编修此志时，前代志书都还存在，但他认为其中错误荒诞、不合经义，于是请贾訒重新编纂。此志采用康海《武功志》的体例，汇为八类：一是地理志，二是建置志，三是祠祀志，四是田赋志，五是官师志，六是选举志，七是风俗志，八是艺文志。据考，此书很能搜集前志的遗漏，如马克礼是金大定年间人，前志误作元代进士；本县人严坦的名字见于艺文志，却在人物志中遗漏，便补写了他的传记。但它在每一类下面又细分出许多繁琐条目，力求包罗无遗、全部包括，实际上只是徒劳而且繁杂罢了。《榆社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三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佟国宏修撰，王凤翔编纂。佟国宏是正蓝旗人，康熙二年举人，康熙十年升任辽州知州。王凤翔是辽州人，拔贡，官至黄陂知县。榆社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箕邑，汉代为涅氏县，隋开皇年间改名榆社，五代以后属辽州。过去没有县志，这部志书是佟国宏任知县时因奉檄修志，于是请王凤翔采集编纂，只用一个月便完成。全书体例分为舆地、建置、食货、兵政、职官、人物、艺文、杂志八类，十分简略。艺文志摘录《史记·宋世家》中关于箕子的事情，明显是牵强附会。食货志中记载匠价，始于明代；各种工匠轮流赴京服工，愿意缴纳代役银的，就免除赴京服役。这类事情其他志书很少记载。《三关志》七卷，明嘉靖二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廖希颜编修。廖希颜是茶陵县人，嘉靖年间任山西按察司提学副使。这部志书原由前任提学副使胡柏泉编纂，但没有完成，廖希颜接续其事；于是依据地形，考察沿革，核查武备，复核军储，说明官署设置；书成于嘉靖二年，后来又过了二十多年才刊刻流行。全书体例分为地理考三卷、武备考一卷、兵食考一卷、马政考一卷、官师考一卷，共七卷；卷前列舆地图四幅。此书旨在重视边疆、保存历史事实，与州县志书有所不同。三关就是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都是晋阳一带山岩险隘之地。雁门关自三代以来一直用来防御匈奴；其次是宁武关、偏头关，也都是古代雁门关地区。它们与雁门关彼此相互依存，共同构成险要。因此廖希颜编修此志，是为了考察山川疆界，整饬兵备，巩固城垒，振奋军旗军鼓，统一谋略号令，其中确实含有整军征伐的意图。《三关图说》不分卷，明万历三十五年刊刻本的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康丕扬编修。康丕扬字直指，济南府陵县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整饬三关监军兵备道，驻节雁门。这部编书是用来筹划边防、准备作战守御策略的，并把图和说明相互汇辑成书。三关，东面叫雁门，中间叫宁武，西面叫偏老，三关鼎立、相互辅佐，总称三关。据考，其沿革始于周武灵王驱逐三胡以后；三关一带凭借险要作为防御，秦代就依险修筑长城。汉代有陈豨叛乱，周勃、樊哙前来讨伐；后来卢芳僭越称帝，杜茂、王霸前来屯驻。到了刘武周入侵、李国昌肆意掠夺，也都在这里抵御。唐代设置三监，用来养马、补充军需，于是成为边防驻军的重地。明代设置监军，比前代更加重视，全晋的安危就像系在锁钥上一样。康丕扬在这里任监军，把本地山川的险易以及兵马、草料、粮食的数额，连同周密筹划防御的措施，分别绘图，再附上说明。所列三关总图西路，共十四页；老营守备所辖城堡四座图，共四页；水泉守备所辖城堡二座图，共二页。草垛山守备所辖城堡三座图，共三页；偏关守备所辖城堡六座图，共六页；岢岚守备所辖城堡三座图，共五页；楼子营守备所辖城堡二座图，共二页；河会守备所辖城堡三座图，共四页。共计图八幅，都附有里程和地势说明。关隘志书有图说，从这部编书开始。○内蒙古 《蒙古地志》不分卷，清光绪二十九年启新书局铅印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王宗炎翻译编纂。王宗炎是大兴县人，事迹不详。这部编书是王宗炎供职日本公使馆时翻译编纂的。全书分为位置、山脉、河江、湖泽、沙漠、气候、物产、风俗、政体、宗教、岁出、岁入、教育、兵制、制造、贸易、区分、道路、电信、通货、都府、史略二十二门。原书是日本参谋本部出版的日文书籍，由日本人下村修介游历蒙古时记录而成。书中大概依据我国史籍，参照他本人亲身经历和听闻所得，以及俄国人布拉第挖斯奇氏的记载。书中指出蒙古各部落的大小、山川的险要；对于政体、兵制、风俗、物产、商业、制造等，无不详细叙述，简明而有条理。译本文笔古雅流畅，既能提纲挈领、探取深意，又体例完备。其考订和编次精密严谨，记载蒙古的各种书籍，没有能超过它的。当时关心中俄交涉形势的人，没有不以先看到这部书为快。这部编书翻译完成后，立即用铅字印刷，印制颇为精美；后来没有再版，所以如今保存的极为稀少。《内蒙古东部调查日记》十卷，民国二年吉长日报社铅印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冯诚求编纂。诚求字保如，嘉定人。本书编纂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当时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势力骤然扩张；蒙古各部盟旗，几乎到处都有日本人的踪迹。于是清政府命善耆筹办蒙古事务，善耆亲自到东蒙古各地考察，诚求随同游历调查，每到一地便把调查所得按月日记录下来；又悉心考订稽核，分类编纂。所到之地有喀喇沁、巴林、乌珠穆沁、士什业图、达个罕等。所经过的各旗，凡地势、制度、户口、气候、物产、货币制度、酒类专卖、礼俗、道路等，全都详细记载，没有遗漏；而且都是亲眼观察所得，或向当地人询问得来，没有一字是凭空虚构，文字简要而事实翔实。本书成于清宣统年间，清朝改易之后才开始印行；书前有南汇顾次英的序，序中大略说：“自从库逆勾结强俄，掀起的巨大风波反复延续，波及瀚海南北；东蒙古土地与直隶、山东交界之处犬牙交错，战守两方面都属于要点。”据顾次英序言，本书在当时是极为有用的书。全书分为十篇，又名《东蒙游记》。编排体例按月日记事：第一篇从三月十八日午后一时起程，记述由北京到古北口。第二篇于三月二十一日早晨从古北口起程，到达热河。第三篇于三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时从热河出发，前往喀喇沁王府。第四篇于四月十八日十时从喀喇沁王府出发，前往赤峰。第五篇于四月二十三日十时从赤峰出发，前往乌丹城。第六篇于四月二十七日十二时从乌丹城出发，前往巴林。第七篇于闰四月初六日十二时从巴林出发，前往阪西乌珠穆沁。第八篇于闰四月十七日十时从阪西乌珠穆沁出发，前往上什业图。第九篇于五月初三日十时起程，从土什业图前往新民屯。第十篇于五月十八日八时起程，从新民屯前往山海关；十九日八时又从山海关前往北京。本书既是日记，也是行程记；书中所记的内容，都是东蒙古的地理、经济和风俗概况。《河套志》六卷，清代乾隆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陈履中编纂。履中字执夫，商丘人；官至分巡宁夏兵备道。按：本志卷前有柘城高玢、临川李绂、宜兴储大文、山阳邱焘所作的序。编排次序是：卷一《河套建置沿革考》；卷二《河套内建置郡县沿革考》；卷三记陕西宁夏镇所属的沿河南边城堡、山西、洛河、河套、边营堡、城口、关寨，以及河套内外的山川；卷四记河套内古迹、河套内物产、河套地势与兴废概况、延绥镇、河套边防、明代陕西边城增筑、边市、边饷、盐法。卷五至卷六为艺文。按：本志分门琐细，并且把艺文列在最后。书中沿革概略说：“河套内部东到山西偏头关，西到宁夏，东西长二千多里。南面从榆林边墙起，北面接近黄河，远处相距八九百里，近处相距二三十里；只有黄甫川稍微接近，黄河从两山之间流过，经过保德州后向西转，又向南流往潼关。河套内部周长五千多里，土地肥沃，非常适宜耕种；三面被河流阻隔，秦朝的九原郡治所就在这里。”沿革部分还叙述了历代经营治理此地的情况，以及所设置州县名称的不同。明代时，河套属于宁夏卫，宁夏卫下设右卫、后卫、中卫，以及平虏、灵州二所。清初沿用明代制度，雍正三年升宁夏为府，统辖一州、六县。按：宁夏境内，贺兰山环绕西北，黄河环绕东南，山川险要坚固，土地肥沃。本志被《四库提要·存目》著录，称该志成于乾隆丙戌年。又说本志引用《魏书》，证明涿祁山属于榆林府地；引用《册府元龟》，证明药彦稠是邠州节度使驻地，从而补足五代沿革的缺漏。又证明后魏代郡就是汉代朔方郡，并根据《通鉴注》所说成城属于朔方，证明《汉书》列传所说的大城塞就在这里。由此可知，本志征引资料相当丰富。《呼伦贝尔志略》不分卷，誉清稿（上海图书馆藏）。近人程廷恒编纂。廷恒字守初，江苏昆山县人。本志由廷恒编成于民国十一年，此书是誊清稿本，书法秀丽。开头列有黑龙江省略图、呼伦贝尔全图、海拉尔图、满洲里图、边卡图，均用五彩精细绘制；随后列有一张经纬度表，内容颇为清晰。本书体例分为方舆沿革、沿边形势、全境疆域方里、各县区域道里、建置、官制、边务、外交、兵事、军备、司法、警察、清乡、市政、防疫、交通、财政、官绩、民族、户口、宗教、礼俗、人物、列女、选举、教育、商业、垦殖、牧畜、森林、渔猎、物产、古迹、艺文、蒙旗、复治始末、善后、军事记略等篇。按：呼伦贝尔位于黑龙江省西北部，旧时是黑龙江省所属地区，现在隶属内蒙古。当地山河交错，地势高，气候极其寒冷，有常年不融化的冰雪。按本志所叙沿革，起自黄帝直到今天，其中引用的材料大多属于附会；只有记载雍正十年在当地设置呼伦贝尔副都总管一事，光绪三十四年改为道，民国十年改设县，这些才是可靠的事实。本志于民国十二年曾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铅印，流传的版本也不多。此书是誊清稿本，全书没有改动一字，可以算作善本。○辽　宁 《辽东志》九卷，明代嘉靖十六年辽东都司刊本（湖北省图书馆藏）。明代任洛编修。任洛字仲伊，号西溪，河南钧州人；正德六年进士，起初任桐乡知县，编修过《桐乡县志》，后来历任左佥都御史，巡抚辽东时又编成此书。明洪武四年设置定辽都卫，洪武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都司治所设在辽阳，这是辽东建置的开始。根据本志凡例说：“辽阳虽然是都司会治之地，但广宁为抚镇驻地，军事力量尤其强盛。实际上它与辽阳分据东西两河治理，次之则是开原控制北方蒙古，独当一面。所以现在编志时都分别表述，以各自成书，不同于一般卫所。”因此，本志实际上兼载整个辽东地区。《辽东志》最初修纂于明正统八年，由都指挥司佥事毕恭编纂。任洛在嘉靖十六年任辽东佥都御史时重修此志；仍依照《毕志》的卷数编排，分为卷一地理志、卷二建置志、卷三兵食志、卷四典礼志、卷五官师志、卷六人物志、卷七艺文志、卷八杂志、卷九外志。考察《辽东志》的修纂情况，共修四次、刻印三次：毕恭所编的志书没有刊刻，弘治年间陈宽刻本也没有流传下来；现存的只有此志以及李辅的《全辽志》。听说日本前田利为收藏有原本，湖北省图书馆近来也收到了原本。前田氏在日本正大元年曾为此书排版校订并铅印，附有一卷解题，由日本桥叶岩吉撰写。后来罗振玉将它辑入《辽海丛书》，并附一卷校勘记，由高凤楼、许麟英合撰。书前有金毓黻的校印序，序中说：“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时没有收录《辽东志》，在存目中也没有著录。然而清初实际上有传本，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尹董秉忠开始编纂《盛京通志》；其凡例中有‘《辽东旧志》，草本舛谬尤多’的话。修纂《四库全书》时，范氏天一阁还收藏着这部书，却唯独遗漏而没有采录。稻田君山先生说：‘它所记载的内容有时涉及建州的旧事，馆臣害怕触犯忌讳。’《古今图书集成》所采录的方志中没有见到此书，难道也是因为害怕触犯忌讳吗？稻田氏的话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证，但颇有道理。如今这部志书的原本被发现，可以推想清初时传本一定还很多；也许正因为《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不敢收录，藏书家的书目也不敢著录吧。” 这部书虽然被掩藏而二百多年不为人所见，到今天才开始被发现。《全辽志》六卷，明代嘉靖四十五年刊本（湖北省图书馆藏）。

译明代李辅编修。李辅是江西进贤县人；嘉靖二十八年进士，历任官职至巡按御史，嘉靖四十三年奉命巡按辽东。这是明代记载辽东最完备的书。《明史·艺文志·地理类》记载：“毕恭《辽东志》九卷，李辅重修《辽东志》十二卷。”李辅的《辽东志》就是《全辽志》：嘉靖四十四年，李辅取《辽东志》重新修订，整理成六卷，改名为《全辽志》，《明史·艺文志》仍沿用旧名；六卷各分上下，所以称为十二卷。按《辽东志》的记载，本书初修于明正统八年，由辽东都指挥司佥事毕恭撰写，并为之作序，但没有付梓刊行。弘治元年，巡按御史陈宽与辽阳副总兵韩武再次增补编纂，才开始刊行。嘉靖六年，潘珍巡抚辽东，又重新修订，但因父母忧服离任，未能完成。嘉靖十六年，巡按御史任洛接着重新编纂刊行，仍沿用《毕志》的卷数。这部书是李辅巡按辽东时，认为前志有错误和脱漏，于是交给宪副陈绛、太仆刘奈、少参张邦士、佥宪黄九成相互考订校勘，再由李辅总汇裁定编成的。《辽志》到李辅编修时已经修订四次、刻印三次；如果要考察明代辽东的史实，以这部书最为完备。关于辽东沿革，根据本志所收毕恭旧序说：“辽东这块土地，原来是汉代襄平郡；元朝末年，有元朝平章刘益、高家奴分别占据这一带。洪武初年，皇帝派使者晓谕他们天命已明、人事归属，刘益等于是奉表归顺；皇帝又派使者下诏晓谕刘益等人，分别授予官职，并在盖州设置卫所。洪武四年，以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渡海，从金州抵达辽阳；又在辽阳以北分别设置沈阳、铁岭、三万、辽海四卫。永乐年间，皇帝派使者晓谕本司编纂地图和志书。”按此序，明朝初年平定和设置辽东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也可知永乐年间辽东已经有图志了。现在根据本志沿革记载：“洪武四年设置定辽都卫，八年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十年废除所属州县，改置卫所。永乐七年重新设置安乐、自在二州；当时统辖二十五卫、二州。分镇统领的地方为：辽阳，统辖六卫、一州；广宁，统辖五卫；义州，统辖二卫；锦州，统辖二卫；宁远，统辖二卫；开原，统辖八卫、一州。”沿革部分对嘉靖以前的建置制度记载得很完备。《全辽志》原本最近才被发现，原先沈阳王氏收藏的明刻蓝印本，如今不知下落。日本旧红叶山文库也收藏有原本。《辽东志》和李辅重修的这部志书，是两部书；李辅此书大幅改动了前志的体例，改名为《全辽志》。《任志》只分九门，此志则分为图考、沿革、山川、赋役、边防、兵政、马政、职官、选举、宦业、人物、典礼、风俗、方物、祥异、故迹、杂志、艺文上、艺文下、外志二十门，增补《任志》遗漏的内容很多，考订也更为详细。《全辽备考》不分卷，稿本（原为苏州潘景郑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李辅、陈绛编纂。李辅编修《全辽志》的事迹已经著录，陈绛的事迹不详。按此稿本看，编纂较为草率，是一部尚未完成的书。书前有嘉靖乙丑年巡抚辽东都御史中南郡王所作的诰序。其编排体例分为图考志、星野附，沿革志，山川志，关梁志、海道附，赋役志、岁运附，边防志、墩台、路河、路台、永利闸附，兵政志、军器、粮赏附，马政志、太仆、苑马、二寺事附，风俗志、方物志、外夷志、边防附。按：本书编例琐碎繁复，没有见到刊本。《辽海丛书》收入《全辽备考》二卷，由清代林佶编纂，和这部书校对后可知并不是同一部书。《柳边纪略》三卷，附《塞外草》一卷，清代筠石山房抄本，李文田批校（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杨宾编纂。杨宾字耕夫，又字可师，号大瓢，山阴人。他的父亲杨安城因获罪被发配宁古塔，杨宾请求代父服役，没有获准。此后二十七年，杨宾已经四十岁，才得以到塞外探望父母一次，几个月后便返回。于是他亲自出关前往父亲戍守之所，凡道路里程、城郭、屯堡、民情、土俗、方言，以及河山的险要关塞，全都记载下来。回来后谋划救父亲脱离苦难的方法，虽然想尽万般办法也无法实现；于是考察古今，把这些写成书。当时为本书题辞的名流有费密、潘耒、林侗、黄中坚、王源、魏世倣六人，另有杨宾自作的序。杨霈把它合编为一册，霈的序中说：“这是有志之士所作的书，应当和《西域志》一样流传不朽。”所谓柳边，是因为古代辽东都种柳树作为边界，称为柳边。边塞一带还种榆树，称为榆关。柳边又名条子边，西起长城，东到船厂为止；北起威远堡门，南到凤凰山为止，设置边门二十一座，其中有凤凰城门。船厂是顺治十八年设置的，昂邦章京萨儿吴代曾在这里监造船只。本篇是清初记载辽东最完备的书，潘耒题序大略说：“白山黑水之间，古代是荒服之地，不属于版图；自辽、金相继统治以来，到本朝奠定基业，这里的疆域治理和规划制度逐渐详细起来。然而记载一向简略，志书也很缺少；辽东的流人和迁客中有不少文士，往往能够谈论当地的山川风俗，却一直没有人考察古今、写成一部书；这是因为土地荒僻、百姓质朴，文献没有凭据的缘故。”杨宾自序中说：“文献完备了，郡县志也就编成了。”他的意思是为修志提供完备材料。洪亮吉《卷施阁文集乙集》卷八《杨耕夫先生柳边纪略序》中说：“也未尝不可以补充天下志书的遗缺。”所以这部书应当与《辽东志》《全辽志》同样看待。附录《塞外草》，是杨宾出塞时吟咏所见所闻的歌诗。《八旗通志》二百五十三卷，清代乾隆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由鄂尔泰主持修撰，涂天相、王安国负责编纂。鄂尔泰姓西林觉罗，字毅庵，是镶蓝旗人；康熙年间中举，授任侍卫，雍正年间任三省总督，后来升任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封襄勤伯，死后谥号文端，著有《西林遗稿》。涂天相字燮庵，号存斋，又号迂叟，是孝感县人；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著有《谨庸斋札记》《守待录》《存斋闲话》等书。王安国字书城，号春圃，是高邮人；雍正二年中进士，授任编修，官至吏部尚书，死后谥号文肃。所谓八旗，清太祖时分为黄、白、红、蓝四旗；后来部属日益增多，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这就是满洲人的八旗。太宗时，又把归附的蒙古人编为蒙古八旗；崇德年间，又把归附的汉人编为汉军八旗。雍正五年，为仿照各省通志的体例，开始编修《八旗通志》，到乾隆四年全书完成。这部书的体例，首先列八志，分别是旗分、土田、营建、兵制、职官、学校、典礼、艺文；其次列七表，分别是封爵、世职、八旗大臣、宗人府、内阁大臣、部院大臣、选举；再次列人物传记，分别是宗室王公、名臣、勋臣、忠烈、循吏、儒林、孝义、列女。该书所记载的，统括满洲、蒙古、汉军各旗的事迹；体例则类似各省通志。不过，它以旗分、兵制、法令、宗室、典章、爵秩为主要内容，而且八旗的标志颇像游牧社会的腾图，因此与各省通志相比也有不同。《八旗掌故》四卷，为旧抄本，书上钤有“华亭封氏蒉进斋藏书印”；现藏于上海图书馆。考察这部编书，它没有写明撰写人的姓名；所记内容从满洲建国一直到乾隆时期为止。全书共一百七十篇，记述满洲的建国、山川形势，以及八旗的编制和军械的资用；至于宗人、职官、示典、封爵，凡是有关掌故的事情，无论大小全都收入。满洲国号的起源是：其先世在长白山发祥；山中有一座池，名叫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降临池边，吞食朱果后生下圣子；圣子出生便能说话，体貌奇异。长大后，他乘小船到达河步，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众人于是推举此人为国主，定居在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的俄朵里城，国号称为满洲。如今阅读这部书，除开头记述满洲建国和山川形势之外，其中所记的掌故、逸闻，还有许多是史传中从未见过的。例如《天裙阵■〈耳力〉大将军》篇记载：祝世荫是汉军正红旗人，天聪四年创制红衣炮的方法，随即奉命监督制造，这就是满洲制造火炮的开始。《西洋炮》篇记载：康熙十八年，下令湖广巡抚张朝珍办理西洋炮二十具，转送到福建总督姚启圣军前供使用；这就是满洲采用西洋火炮的开始。《种痘篇》记载：雍正三年四月初八日下谕，因为满洲、蒙古等人中难以生育子嗣的，大多受到出痘的伤害；于是命令满洲、蒙古的侍卫和官员等，凡有尚未出过痘的子弟而想要施行种痘的，告知太医院，交由刘声芳选择适当时机，派遣种痘医生，让他们进行诊察。如果痘科医生不致敷用〔原文如此〕，就命令请求增补聘取；这就是满洲、蒙古人施行种痘的开始。《创立清史》篇记载：清朝初年想要以蒙古文字制定国语，向全国颁行，命令额尔德尼巴克什和噶盖札尔固齐斟酌确定；二人以蒙古文字不能另行创制为由，辞谢此命。由此可知，清初曾有改革文字的举措。这部书像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对于今天研究清史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考证和借鉴价值。《盛京通志》三十三卷，清代雍正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吕耀曾修订，魏枢编纂。吕耀曾是河南新安县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雍正十一年任奉天府府尹。魏枢是奉天府承德县人，雍正八年进士，官至永平府教授。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原来清太祖从辽阳迁都到这里，定名为盛京。到世祖迁都燕京后，于是把盛京作为陪都，设置昂邦章京、副都统总管治理，其管辖范围西接畿辅，北临沙漠，东南濒海，实际上包括今天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各地。盛京设置奉天府，由府尹掌管，和京城的府尹相同。本志由府尹修纂，但所记载的是昂邦章京、副都统总管所辖的全部地区，体例与各省修纂的通志相同，所以称为通志。《盛京通志》最初由康熙二十二年的府尹董秉忠开始修纂，起初编得较为草率。本志沿用旧志原文，同时采录《一统志》，又参考《南畿志》《中都志》《兴都志》等书的编例，确定为三十四类，卷首有九幅地图，比《董志》详细完备得多。《开原图说》二卷，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冯瑗编纂。冯瑗是北海人，任整饬辽东开原兵备道右参政。按：本书编排分为《开原控制外夷图说》《疆场总图说》以及各城堡营图说，共二十五篇；又有整饬营伍公文、严格传递烽火号令、稽查军马格式三篇，是一部汇辑开原军务公牍的书。明初辽东归附时，元将纳哈出据守金山，侵扰辽东；明军出兵三营，往来驻牧于榆林、养鹅庄、龙安。明将朱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率军攻打，切断金山，纳哈出投降。永乐年间，于是就在开原城内设置安乐、自在二州，归辽东都指挥使司管辖。本书记载开原的事情，止于万历三十七年；编例没有纲领和目录，图说有文字而没有图，不过是汇辑有关开原的公案，略述所见所闻而已。《开原县志》八卷，清代咸丰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全禄修订，张式敬编纂。全禄是咸丰年间的开原知县，张式敬是开原人，二人的事迹都不详。开原之名源自元代的开元路；明永乐七年，在三万卫西南的开元城设置安东卫；因为避明太祖朱元璋的讳，把“元”改为“原”。清康熙三年改为开原县，隶属奉天府。乾隆五十六年，知县明亮曾修有县志，但没有刊行。本志继承明亮的县志稿重新修订，是开原县志开始有刻本。本书体例分为星野、祥异、建置、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关隘、物产、古迹、景物、公署、职官、学校、祀典、礼制、坛庙、选举、兵防、驿站、民户口、田赋、风俗、名宦、人物、忠孝、节烈、流寓、仙释、艺文、杂录，共三十二门；以天文、地理、人事为纲。书中记载如建置沿革，叙述十分简略；但古迹部分颇多记述辽东各处古代地名，很有参考考证的价值。礼制一门抄录杂乱泛滥，实际上没有可供征考之处；其余各门内容也很少，只是徒然增加了门类。《铁岭县志》二卷，清代康熙十六年修纂，清抄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贾弘文修订，董国祥编纂。贾弘文字闻远，延庆人，康熙十四年任铁岭知县。董国祥字掌录，冀州人；康熙初年与郝雪海一同被贬谪到铁岭，于是结为知交；贾弘文任职铁岭时，二人共同编纂《铁岭县志》。铁岭在明初设置卫所，康熙三年改为县。这是铁岭县志的初次编纂，稿本完成于康熙丁巳年；全书共八类，即建置、疆域、田赋、户口、学校、官师、人物、艺文，细目二十九项。编成后，经过二百多年一直以抄本流传，没有刊行；民国初年李廷荣依据此本增补辑录并印行，所以记载比抄本详细。○吉　林 《吉林外记》十卷，清代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萨英额编纂。萨英额字吉夫，满洲人，道光初年任吉林堂主事。本书编成于道光年间，是记载吉林最早的书，历来以抄本流传，并与嘉庆年间西清所撰《黑龙江外记》相辅流传。到了光绪年间，桐庐袁氏《渐西村舍丛刊》和《广雅书局丛书》都收录了它，因此流传更加广泛。全书十卷，分门别类很不严密。卷一为御制诗歌；卷二为疆域、形胜、山川、城池；卷三为满洲蒙古事务、建置沿革、驿站、船舰、桥梁；卷四为职官、兵额；卷五为俸饷、仓储；卷六为学校、学额、儒林、文苑、祠祀；卷七为田赋、物产、公署、人物；卷八为时令、风俗、贞节；卷九为杂记；卷十为双城堡、伯都讷屯田。其自序说：“事情一定考求事实，言语都有根据。”但看本书的记述，仍然不免有错误和疏略。例如卷二《城堡篇》说：“阿勒楚哈城，城南二里有金显祖建都的故城，俗称白城，有人说就是五国城。“光绪年间桐城萧穆重印此书，在自序中曾考辨这一说法：”按地理考察，五国城应当在黑龙江城境内，靠近会宁府，大概位于吉林喇、宁古塔之间。根据乾隆年间副都统绰克托修筑吉林伯都讷城时的记载，在紫檀匣中发现宋徽宗所画的一轴鹰图，墨迹如同新的一样。还发现许多古铜器、瓷器，以及一通碑刻，记录宋徽宗晚年的日记，说他在天会十三年寄居于此。五国城的旧址就是今天的伯都讷城。”萧穆又责备萨英额：他写这部书时，距离绰克托修筑伯都讷城不过五六十年，竟然一点也没有听说吗？由此推想，吉林的掌故中，应当详细记载却没有详细记载、应当收录却来不及收录的事情，不知还有多少。按：吉林原名吉林乌拉，四字连写；满语“吉林”是沿的意思，“乌拉”是江的意思，合起来就是沿江之意。称作吉林，是从汉文中省略而来。长白山在吉林东南境内，是清朝的发祥地；清朝入关以后，在盛京设置昂邦章京，掌管根本之地。康熙年间设置将军统辖此地，分别隶属于各副都统管辖的地方，都驻有八旗防守军队；这种制度不同于设有巡抚或布政司的行省制度。直到光绪年间才设置行省，起初仍由将军统领管理；光绪三十三年才裁撤将军，设置巡抚，官制与各行省相同。《吉林舆地说略》一卷，清代同治四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本书没有注明编纂人的姓名，首页有呈送册子的格式，每页都盖有吉林将军官印，书页骑缝处也盖有印记，是一部由将军呈报吉林情况的书。本书不分纲目，叙述当时吉林的地域和制度。开头记载省城在盛京以东八百四十五里，是将军、副都统的治所，即打牲乌拉。接着记载长白山各条江河的发源处，以及盛京围场。发源于长白山的江河有松花江、佛多霍河、辉法河、苏瓦延河、赫尔苏河、木石河等。又记载宁古塔城在吉林城以东八百里，是副都统治所，统辖台卡三十七处、村屯二十七处。所记山川有青沟岭、乌扎库岭、大横山、牡丹江、布泥河、石头河等。又记载珲春城在吉林城东南一千二百里，是协领治所，统辖卡伦二十二处、村屯十二处，境内有土们山、密古山、牡丹山、珲春河等。又记载伯都讷城在吉林城西北五百八十里，副都统与理事同知共同在此治事，统辖驿站八处、卡伦二处、村屯一百六十三处。又记载三姓城在吉林城东北一千二百里，是副都统治所，统辖台卡四十三处、村屯七十九处，境内有非底河、七里河的发源处。又记载阿勒楚喀城在吉林城东北四百八十里，是副都统治所，统辖卡伦五处、村屯六十四处，但没有记载境内有何名山大川。又记载双城堡在吉林城东北四百八十里，是总管治所，统辖驿站一处、村屯三十一处。又记载长春厅在吉林城西北三百里，理事通判驻治于此，统辖村屯六十五处。本书所记地域，都是吉林建省以前的疆域和制度。《东丰县志略》不分卷，民国初年编纂，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志没有注明编纂人，经考察应为近人李藕编纂。李藕字子文，东丰县人，是中学教师。按：本书是李藕初次编修的《东丰县志初稿》，后来又加以考订辑录，制定体例，编成《东丰县志》三卷。东丰原来是辽宁省的东平县，过去分属扈伦、辉发两部；当地长满高大的林木和茂盛的草，群兽都归集于此。元、清时期于是设置围场，作为会猎之地；直到光绪二十九年才设置治所，置东平县，民国初年改名东丰。这里过去没有志书，李藕在教课之余搜集逸闻，亲自勘察，编成此稿。全书有地理、政治、人事、人物等门类，按志书体例还缺少艺文一门。由于设置治所的时间较短，过去文风不盛，著述很少。但政治、人事两门对于抗拒官府、拒交马税以及各种苛政，叙述得很详细。《扶余县志》不分卷，民国十三年修纂，抄本（上海图书馆藏）。近人张其军编纂。张其军字步瀛。按：本志编例分为二十章，书前列有修志问答十六条、例言十三则，所论修志的当代意见十分丰富。书中所叙疆域、山川形势、物产、风土人情、文化等，无不齐备，而且考据十分详细。沿革部分说：“扶余在清康熙三十二年才开始筑城兴市，名为新城，设置副都统兼理民事。雍正年间改置长宁县，乾隆元年废除县政，设置州同、巡检，又派办理蒙古军务主事驻在这里；光绪八年把同知衙门迁到孤榆树，重新把权力归于副都统，由副都统兼管此地。民国三年改置扶余县，大概因为古代有扶余族占据此地，所以取此为名。” 《辽源州志书》不分卷，清代宣统三年修纂，抄本（辽宁省图书馆藏）。本书没有注明编纂人的姓氏，也没有序和凡例。按其编排，分为沿革、职官、疆界、城池、衙署、建置、村镇、户口、商务、道路、铁路、营卡所驻、租界、旗官、险要、滨海港岛、盐滩荒地、山川、林矿、航路、田赋、榷税、物产、土性、教育、警察、自治、邮政、文报、电报、风俗、民情、义举、节烈等门类，是因事设门，无法考知其编例。按：辽源州原来是内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部左翼中旗、达尔罕王旗以及博多罗噶台亲王旗的游牧地。光绪七年，在当地郑家屯设置分防主簿，隶属奉天省昌图府康平县；光绪二十八年改设辽源州，仍属昌图府；民国二年列为二等县，与吉林省双山县合并，改名双辽县，隶属吉林省。《辽源县乡土志》不分卷，抄本（辽宁图书馆藏）。本书没有注明编纂人的姓氏。书前有一幅县全境舆图，志书的分类编排完全与《辽源州志书》相同，只是教育、警察两门增记到民国五年。按：本志是为了应奉命征集资料而编写的，只是在《辽源州志书》基础上略加增饰而已。○黑龙江 《黑龙江外记》八卷，抄本，有樊彬手跋（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西清编纂。西清字研斋，长白人，是名卿鄂尔泰的曾孙。本书编成于嘉庆十五年，未曾付梓，靠抄本流传。光绪甲午年，桐城萧穆在上海广方言馆刊印。这个本子有樊彬的跋文，说它是最早的抄稿，原来为汉阳叶氏收藏。叶氏后人名琛、名丰兄弟，在当时都很有名。自从名琛在鸦片战争中遇害，名丰也相继去世，叶氏藏书全部散失。本书后来归闽人何秋涛所有，他把抄本另行抄录副本，因此才得以流传不绝。现在查阅抄本和印本，体例完全相同，共八卷：卷一记山川、形势、沿革；卷二记城堡、台站、卡伦；卷三记部落、种族、户口、官制、兵制；卷四记俸饷、钱粮、出入款项；卷五记贡品、风俗、刑律、互市；卷六记谪戍、方言、服食、红白事件；卷七记历任职官、流徙、谪籍、人物；卷八记五谷、果蔬、物产。卷前有全省图、二岭图、三江二池图，借此可以考见黑龙江省的地理大概。考察本书的记载，在城堡、台站、天时、物产等门类较为完备；至于山川、形势、道里，则多有讹误。考察此书，它是黑龙江最早的统志，但据萧穆的序文说：“既然称为《外纪》，就必定另有《黑龙江志》；这本书只不过拾取了正志遗留下来的一点罢了。然而多方寻找正志，始终无法得到。”考察黑龙江这一名称，是因江而得名。元、清时期，这里是喀拉沁、达尔罕等蒙古旗的游牧地；迁都燕京以后，归盛京昂邦章京统辖。康熙二十二年，才开始设置将军、都统等官，筑城分兵防守。光绪三十三年裁撤将军，设置巡抚，建立为行省。《黑龙江乡土志》，不分卷，清宣统年间修纂。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林传甲编纂。传甲是福建侯官县人，事迹不详。本志分为地理、历史、格致三篇，篇下再分为各课，每课都有插图，是一种乡土教科书。地理篇从地理位置讲起，叙述所在地的西经、南纬度数，以及全国地图说明；又讲黑龙江省的山川、城邑和城市设施，直到宗教、风俗，共八十课。历史篇从古代历史讲到清宣统年间实行立宪时本省的情况，共八十课。格致篇从“博物”一课开始，讲草木谷果、鸟兽虫鱼以及金、铁、煤等矿产；又另设人参、貂两课，介绍该省特产，共八十课。书后附有歌诗，以及节孝妇事略，记载为昭雪俄军入境而殉难的妇女。又附《铁路教科书》，分历史、地理、社会、建筑、机械、运输、经费、利害八节，每节各分十课，大体是记述本省铁路情况的，由林传甲和陈谟共同编纂。《阿勒楚喀乡土志》，不分卷，清光绪十七年修纂。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本书没有署编者姓氏，又名《阿城县地方志》。书的开头第一行题为“阿勒楚喀拉林等处副都统衙门”，说明这是按照上级命令，遵照省里领发的格式，依照图式绘图，并创制图说清册，呈送阿勒楚喀地方的事务。下面列出事项，共十九条，册末署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日。本书概述该地疆域、舆图说明，以及城池距省城和各地的里程；阿城右边依靠土山，左边邻傍阿什河。同治七年，在旧城外加筑土墙，周长十八里，开辟四座城门。其中“庙说”一条，列出庙宇七座：关帝庙、文昌阁、三皇殿、龙神庙、城隍庙、土地庙、财神庙、火神祠，所祀神庙与中原完全相同。其余各条记载副都统衙署、税课、番役、公义仓、演武厅、围场境、八旗官房、京旗屯说、四站说、宾州厅说等；宾州厅原来是阿勒楚喀围场，在封堆以内的草子沟，光绪十二年才开始设置厅。册末一条，是关于旗屯游牧界限的说明，记载设置官兵之事；副都统以下有拉林协领以及各级武职人员，甲兵定额为五百二十七名。本书的编排没有系统条理，原本只是供呈报的清册；但到了今天，却成了阿勒楚喀难得的地方史料。●卷四 ○陕西 长兴陈光贻学 《雍大记》三十六卷，明嘉靖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何景明纂修。景明字仲默，号大复，河南信阳人；弘治十五年中进士，正德年间任陕西提学副使。景明志向操守耿直正派，擅长诗文，与李梦阳齐名，时人称为“何李”。又与边贡、徐桢卿并称“四杰”；再加上康海、王九思、王廷相，又称“明前七子”。著有《大复集》。考察本书，志书总分为考易、考迹、考述、纪运、纪治、志献、志贲七大纲。卷前有段炅的序文说：“作为体裁有三种：与疆域相应的，归入‘考’，意思是山川聚散等都有依据可以考察；与人物时代相应的，归入‘纪’，意思是政治和时势有所记述；对于修建和创立所成的，归入‘志’，意思是有所记录，使保存的事物可以被了解。”它的体例把沿革改称为“考易”，把艺文改称为“志贲”，这些名称都是作者凭空创制的。后面有姑苏吴岫为本书所作的题记，评价说：“足以作为全陕西的关隘和屏障，而且考证严密精确，议论详尽而切要，铺陈叙述合乎史家的方法，文辞也灿烂优美。”考察起来，景明世称才子，擅长文辞，修志很得史家下笔的法度，能够为一地编成一部书。他广泛搜集材料，意在超过前人宋敏求、程大昌所作的著述。但由于爱好博杂、务求材料丰富，连历代史书中的赞语之类也一概收入。当时因此得到时人的评价，被认为是佳作；即使放到今天，也仍不失为陕西各类志书中的佳品。本书在正德年间编成，订正修改刚刚完成，何景明就因病辞职离去；等到辰阳人周宗化代理陕西学政时，才开始校订抄录并刊刻成书，时间是嘉靖元年。《陕西通志》四十卷，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书中盖有“盛愚斋收藏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