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上

译《浙江通志》七十二卷，明嘉靖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胡宗宪修撰，薛应旂编纂。胡宗宪字汝贞，号海林，绩溪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嘉靖年间以总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浙江。曾统率军队剿灭倭寇，因言官弹劾下狱，死于狱中。万历初年追复原官，谥号襄懋，著有《筹海图编》十三卷。薛应旂字仲常，号方山，常州武进县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历任南京考功郎中；因触犯严嵩，被贬为建昌通判，后来重新起用，任浙江提学副使，因父亲去世守丧离职归乡，此后不再做官。著有《考亭渊源录》《甲子会纪》《四书人物考》《薛子庸语》等书。浙江东西各郡县，自汉代以后隶属扬州刺史部，唐代隶属扬州观察节度，宋代隶属两浙路安抚使，元代设置江浙行中书省，成为浙东海右两道的辖地。到明洪武初年改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九府，后来嘉兴、湖州二府归入，辖十一府，共有一州七十五县。浙江于是成为东南屏障中的首要地区，人才兴盛，城市富丽。各郡县的志书，宋代人编写的已经非常多了，但浙江一省还没有通志。嘉靖乙未、丙申年间，华亭徐存斋（徐阶）任浙江提学，才开始创修通志，但没有完成。过了十六年，薛应旂任提学副使，又接续编纂；又过了十年，经过七次改稿才完成，可见其编修非常不容易。浙江地志如果把全省十一郡统合编成一部通志，是从薛应旂开始创立的。考察本书的编次，卷前有华亭徐阶序、薛应旂序和浙江地理图一幅。志书分为地理志、建置志、贡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经武志、都会志、杂志十一类。它记载一省土地险易、政事沿革，纲目确定，条理不乱，体制大致完备；只是考订仍有不详之处，取材又有繁简失当、真伪杂糅的问题。到清末，王棻撰写《辨嘉靖通志误》一文（见《柔桥集》卷六），批评得更加严厉，又举出考察沿革方面的若干错误，逐条列证驳斥，以致这部历经数百年、多人编成的书，名声几乎被王棻的文章掩盖。徐阶、薛应旂都是当时的名士，虽然稿本经过七次修改，但终究没有摆脱当时修志的陋习，在志书体例方面有所疏略，考订方面也不够严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年〕 如果把它同明代其他志书并列比较，这部志书确实算是上等之作。而且它毕竟是浙江首次修成的通志，创始十分艰难，对浙江省通志奠定基础的功劳终究不能抹杀。《续修浙江通志稿》不分卷，民国十三年编修，稿本（浙江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等分别收藏）。近人沈曾植编纂。沈曾植字子培，别号乙盦，晚号寐叟，嘉兴人。考察本志，民国三年春开始创修，浙江通志局成立后，聘沈曾植为总纂，朱祖谋、吴庆坻、张尔田、陶葆廉、金蓉镜、章梫、叶尔恺、朱福清、王国维、刘承干等十多人任纂修。记事从乾隆元年起至宣统三年止；在雍正《浙江通志》原有类目的基础上，增加《大事记》（编年体）、《大事纂》（纪事本末体）、《遗民传》三类。不久通志局被裁撤，编纂工作停顿，只完成初稿二百六十册。如今这些稿本分散在各地。据调查所知，上海图书馆藏二十三册，内容为《文苑传》《艺术传》《选举》《职官》《金石》《古迹》《经籍》等门；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藏十二册，内容为《寺观》《祠祀》《陵墓》三门；嘉兴市图书馆藏二十一册，内容为《城池》《关梁》《田赋》《水利》《蠲恤》《积贮》《钱法》《海防》等门；其余二百零四册都藏在浙江图书馆。此外，顾家相编撰的《浙江通志·厘金门稿》三卷，已经在民国八年付印；顾家相又与朱祖谋预先编修《浙江通志·湖州人物传稿》，现藏于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有《续修浙江通志采访稿》，推测这些都可能是本志的散失稿本。《重修浙江通志初稿》不分卷，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八年编修，稿本（浙江图书馆藏）。近人余绍宋等编纂。余绍宋是浙江龙游县人。民国初年历任浙江法政学校教务长、众议院等秘书、司法部次长。辞官后任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校长，著有《画法要录》等书。余绍宋起初学习法律，同时从事绘画。他家世代传习编修志书的学问，到余绍宋已经传了四代。本书开始编修于民国三十一年，浙江在云和设立省志史料征集委员会，由余绍宋任主任，负责征集浙江文献。第二年改为浙江通志馆，由余绍宋、凌士钧分别担任正、副馆长；又聘瑞安人孙延钊、杭县人锺毓龙任总编纂，下设编纂、分纂，共二十多人。抗战胜利后，通志馆迁到杭州，至民国三十八年停办。当时拟定了《重修浙江通志体例纲要》《浙江省通志编纂大纲》，都出自余绍宋之手。这两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评论浙江旧通志的得失，同时说明重修的宗旨，曾刊载于《浙江通志馆期刊》创刊号。根据编纂大纲所说，本志体例分为五纲：一是“纪”，记载浙江自古以来的大事，采用正史本纪的体例；二是“考”，分为八类，考察记述自然现象和历史遗迹；三是“略”，共十二类，所记都是有关社会政治的事项；四是“传”，分为三类，拟采用正史列传的体例；五是“谱”，共两类，拟采用正史表的体例。五纲之外，另设杂记一类；又仿照章学诚《湖北通志》的体例，设置“两浙文征”。查考本志已经编成的部分，共有二百四十七册，包括《金石考》《著述考》《人物传》等稿本；除原稿外，南京图书馆还收藏有缮写本。《杭州府志》六十三卷，首一卷，明成化十一年刊本，钤有别下斋藏书印（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陈让修撰，夏时正编纂。陈让是嘉定县人，成化初年任杭州知府。夏时正字季爵，仁和县人，正统十年进士。考察杭州志书，如今仍然保存的版本，若按雕版刊刻来论，当以这部志书最为古老。本书是原刻本，首页盖有别下斋藏书的几方印章。查考现在仍存的杭州志书，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记载，除本书外，北京图书馆藏有原刻本，但已经残缺；浙江图书馆有成化本的影写本，也已残缺。《四库全书提要·存目》著录此志，是根据宁波范氏天一阁藏本；天一阁如今已经没有这部书。《提要》说：“本书成于乙未年，是在洪武年间徐一夔所编志书以及永乐、景泰续志的基础上增修的。分为封界、山川、公署、风土、学校、水利、军政、诏敕、恤政、坛庙、名宦、科贡、人物、坟墓、寺观、书籍、碑碣、纪遗十八门。所收内容颇为繁杂泛滥，凡例说所引用的各种书籍，都删节全文，有时还据此加入自己的意思，所以都不注明出处。”又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此志为六十四卷，包括卷首在内。《杭州府志》四十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马如龙编纂修订。马如龙字见五，山东德州人，康熙年间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任杭州府知府，二十八年升任浙江臬司。本书由马如龙聘请邵远平、顾豹文，根据康熙二十二年仁和人杨鼐等编纂的志稿重新编纂，成书于康熙二十五年。康熙三十三年，知府李铎聘请汪燝，又增补会治、各宪、守令等门，其余仍按旧志原文增补，成为康熙李铎增刻本。本书流传仍多，而原本如今已经极为稀见。杭州宋代称临安，乾道、淳祐、咸淳各朝都有志书；明代有洪武、永乐、景泰、成化、万历五部志书。宋代编修的志书，如今只有《咸淳志》保存完整，《乾道志》《淳祐志》都已残缺；明代志书只有《成化志》《万历志》仍然保存。宋志文章虽然宏大奔放，但缺点是琐杂；而且各志各自为例，彼此没有联系。明志如《万历志》记载郡中事务，从三代直到明代，数千百年间的沿革和治乱，采集考证十分详尽，足以补充宋志不足的地方，只是文章不如宋志。此编依照《万历志》的体裁，虽然采辑内容很多，但附载材料都很得体，而且文章可以同宋志相抗衡。全志体例共列三十八门，没有总纲；其体例能够集中前志的长处，又不遗漏细节，使一郡的典章制度得以完备。叙述赋役时按年份编排，几乎没有遗漏；记载河渠从开凿到可能淤塞的情况，着重于疏浚治理。又如江海、驻防、岁时、人物等篇，记载质朴充实而且核实可靠。读这部书的人，可以由此了解它的体裁和文笔。《光绪杭州府志稿》二百二十卷，稿本，叶景葵跋（上海图书馆藏，现存卷一百六至一百十五）。清代丁丙编纂。丁丙字嘉鱼，又字松生，号松亭，钱塘人，喜爱藏书，著有《善本书宝藏书志》。这部稿本由近人王棻、罗榘、张预、吴庆坻校订。此本并不完整，只保存了记事稿，以及《人物志》中的《儒林》《忠义》《孝义》三部分，共十卷。按叶景葵跋文大意说：“光绪年间，这部底本在长沙校刊，当时子修老师还任湖南学政，他的儿子炯齐、士鉴任校勘。进入民国后，陆勉济（懋勋）纂修府志，又依据底本增删，并参考采用吴承志校订的府志本。”据叶景葵跋文所说，这部稿本已经不是丁丙的原书了。《新纂杭州府志稿》一百七十八卷，稿本，有叶景葵跋文（上海图书馆藏存卷一百八至一百十七）。近人陆懋勋编纂。陆懋勋字勉济，仁和县人。光绪乙丑科举人，戊戌科进士，授官编修，后以知府资格任用，派往江苏署理常州府，充任牙厘局提调，升为道员，进入巡抚程德全的幕府。民国后回到浙江，进入巡按史屈映光的幕府任秘书。史屈映光聘请他编修杭州府志，后来巡按齐耀珊认为志稿过于繁杂，改聘吴庆坻重新纂修成书并付印。陆懋勋的原稿共三十三册，现存十六卷五册，有叶景葵跋文。《仁和县志》二十八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译清代赵世安编纂修订。赵世安字维康，辽阳人，监生，康熙二十一年任仁和县知县。杭州城近郊分属钱塘、仁和两县，其中钱塘之名最古，秦代已经设置；仁和则在五代后梁均王龙德二年，分割钱塘、盐官两县土地设置钱江县。当时吴越属于钱氏，后梁龙德二年就是吴越武肃王的钱氏天宝十五年。《吴越备史》说：“分别割取钱塘、盐官两县各一半，以及富春县的长寿、安吉二乡，设置钱江县。”宋太平兴国三年，钱氏归还土地，钱江县改名为仁和县。到宋高宗南渡、建都杭州时，升杭州为临安府，仁和、钱塘都成为京畿县。仁和县的地方志，明嘉靖年间县人沈朝宣编有《志稿》十四卷，收入《武林掌故丛编》。清康熙癸丑年，知府嵇宗孟奉命纂修志书，于是命仁和县令孟卜主持修纂；孟卜延请张右民、沈兰先、吴任臣、徐林鸿、曾一举编纂，但后来孟卜离任，修志便停顿了。癸亥年赵世安任职仁和，继续进行编纂，延请顾豹文、邵远文续修成书。按此志征采各书相当丰富，尤其对《武林旧事》《癸辛杂志》、沈朝宣《仁和志稿》、田汝成《西湖志》引用最多。全书体例分为封畛、山川、公署、风土、学校、选举、水利、恤政、坛庙、吴越世家、人物、城里城外、祥异、艺文、纪事、纪文等门类，记述城内各条河流时，都详细说明源流；对于疏通水流、使其通畅，也大致说明了城市街道排水的情况，这部志书实际上开创了这一记载的先例。《人物志》以陈善《府志》为基础，采用沈朝宣《志稿》的内容约占十分之八，新增万历以来人物的内容仅占十分之二。《吴越世家》一门沿袭陈善《府志》的体例，记载钱镠诛杀王郢、擒获汉宏、击败并赶走黄巢等事非常详细，所采各书都注明出处。又记载钱镠的儿子元瓘，以及元瓘的儿子宏佐、宏俶，却只列出大概情形，难道是没有文献可以征引吗？《临平纪》三卷，清代四勿斋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沈谦编纂。沈谦字厺矜，仁和临平人。按此书采用记事体，按世代顺序编排；能够考定年月的，就依年月排列。卷一为《事纪》，凡例说上起后汉延熙、下至宋宣和；但书中增记到明崇祯年间。沈谦小序说：“我编写《临平事纪》，对此颇有感慨。临平不过是一个镇，偏处杭州郡城以东，地方不到十里，人口不到万人。拿它同天下之大相比，不就像一粒米放在太仓里吗？”这段话与凡例并无关系。卷二为《附记》，上起汉代、下至元代，凡例说凡事关临平而没有年月的收入此卷；但书中增记到万历年间。卷三为《诗纪》，上起唐代、下至元代，书中没有增补。这部志书是沈谦原编，后来增辑的人不知是谁。《临平记再续》三卷，稿本（浙江图书馆藏）。近人陈棠、姚景瀛编纂。陈棠字荫轩，姚景瀛字虞琴，两人都是临平人。临平是仁和县所属的镇，如今属杭县。《临平记》由明代沈谦创修，记载从汉代到元末的事迹；后来康子兰、康莲伯又仿照乡镇志的体例，分编为镇志十六卷，但此书早已散失。之后潘夏珠接续沈谦的书，编成《临平续记》；光绪十年，张大昌又编《补遗》四卷，记载到明末。陈棠鉴于前人记载正等待补续，耗费十多年心力积稿盈尺，还未及编排便患病，于是嘱托姚景瀛续成。姚景瀛承接他的遗志，为临平编修志书；稿本完成时他已经八十八岁，亲自带着稿本送到浙江图书馆。按本书的编纂体例，重点在于补辑前人记载，人物记述一直到清末；至于山川各条，因为不属于人物事迹，所以列入《附记》加以区别。《桑梓闻见记》一卷、《续记》一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鲍逸编纂。鲍逸字问梅，号问梅半隐，杭州人。这部书是鲍逸记述杭州山水、土风、士人习尚、地方物产的随笔。乾隆、嘉庆以来的往事琐闻，记载尤其详细；庚申、辛酉年太平军两次进入杭州的事情，都是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记述相当翔实。此书虽然也采录了《西湖志》《湖山便览》等书的材料，但一定先考订其是否属实，然后才加以记述。这部稿本完成于同治甲戌年，未见有刊本。《补订艮山杂志》，不分卷，稿本，盖有寿松堂、孙氏丰华堂藏印（上海图书馆藏）。清代翟灏编纂。翟灏字晴江，仁和人。此本是蓝格誊清本，另名《艮山地理书》，由张尔嘉为之增补。艮山是仁和县的地方，在杭州城东角，只是一座小土丘。宋室南渡以后称为岳，与卞梁的艮岳齐名。元代绍兴路儒学沈德章撰有《艮山碑记》，其中记述了旱路和水路。这部志书记载古迹、掌故、桥梁、村落、传记、诗文，起于咸丰年间，止于同治年间。如今艮山土丘已经不存在了，但这里成为沪、杭、长铁路的交会处。《栖里景物略》十二卷，清嘉庆十四年传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清代张之鼐编纂。张之鼐字仲谋，号横潭，又号半庵，仁和县唐栖人，清初诸生。这部书由张之鼐在康熙年间编成，共十二卷，另有《补遗》一卷，总计一百三十五篇，搜集材料相当广博，文字也典雅通顺。只是所引用的事物不注明原书出处，这仍沿袭了明人的旧习。全书分为十二卷，却把《传经堂》记、序、诗文录入多达两卷，又有《横潭诗集》一卷，似乎不合地方志的体例。卷首列有《唐栖考》一篇，对沿革、漕运古迹、山川原委考证得非常详细，很有编修志书的才能。《唐栖考》说：“唐栖，是隐士栖居的地方；隐士名珏，字玉潜，宋末会稽人，这个镇因此以隐士栖居之地得名。”按唐栖在仁和县以北五十里、德清县东南三十五里，栖水贯穿其间，水南属仁和，水北属德清，是以出产蔬菜水果著名的地方。这部书是张之鼐的曾孙迎煦在嘉庆己巳年借邵兰生的藏本传抄的；后来邵兰生的书毁于火灾，如今这部已经成为孤本。《海昌外志》八卷，明崇祯二年刊本（江苏省地理研究所藏）。

译明代谈迁编纂。谈迁原名以训，字孺木，号观若，海宁县枣林人，诸生。谈迁不屑于科举场屋文章，喜爱考察古今治乱之事，尤其留心明代典故，著有《国榷》一书，在世间流传很广。海昌是海宁县的古称，其名称最早见于《三国志·陆逊传》，书中说：“陆逊起初在府中任职，后来出任海昌屯田都尉，并兼任县事。”《四库全书提要·存目》著录此志说：“这部志书题名为海昌，是因为海宁在吴代称为海昌郡，沿用古地名。”其实海昌在吴代是县，不是郡。考察海昌志书，明嘉靖年间县令蔡完曾延请董谷编纂《海宁县志》九卷；在此以前还有永乐年间训导曾昶撰写的《县志稿》，朱迪又编有《续志》四卷；成化年间洪遵编纂的《海宁县志》则早已散失。只有宋代潘景夔的《海昌图经》，据此志的缘起所说，曾“藏于县里的硖山闻氏家中”。但据清康熙十四年知县许三礼修县志时的情况看，当时已经无法找到它了。这部志书承接明崇祯三年赵维寰的《宁志备考》而作；体例分为舆地志、食货志、职官志、建置志、选举志、人物志、丛谈、艺文志八门，下分四十三个子目，比前志增添了许多考证。书前有自序，署名丁亥年秋九月，并附录宋代《海昌图经序》一篇。原刻本除这部书外，没有发现其他本子。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是静得楼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有旧抄本，钤有“海昌马氏味吾斋藏”“陈恭溥”“游艺仙馆”等印章，以及道光丁未年陈恭溥的手跋。《海宁志略》，不分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范骧编纂。范骧字白文，号默庵，海宁人；明代举人，顺治十一年被举荐为贤良方正，但没有参加考试。这部书编修于顺治丙申、丁酉年间，当时县令秦嘉系聘请范骧主持编纂。其体例仿照胡孝辕《海盐图经》的格式，每一门总合写成一篇，分为分野、山川、坊衢、乡市、沟洫、田赋、户口、兵防、公署、学宫、潮汐、海塘、寺观、补遗、附录十五门。文章采用论说体，引用考证，搜罗材料并加以裁断，还算符合史书体例。例如《潮汐篇》附有《浙江潮说略》，引用《史记》《山海经》以及枚乘《七发》等说法，证明海宁自古就是观潮之地。又引用褧伯宣《潮候图说》说：“浙江入海口有两座山，南边叫龛山，北边叫赭山，两山并峙在江海交汇处，称为海门。潮水进入浙江时，从浩渺的水域发起，突然向内收拢，怒势盘曲而不能泄出，于是形成汹涌的气势。”这段话叙述海宁潮汐的形势，很值得征引。其余各篇都比较简略，明显还是未定稿。按此志编成后没有立即附印，此书是管庭芬手抄、依据范骧手稿校录的。直到光绪八年，海宁钱氏才开始为它校订刊刻，于是才有刻本流传。《宁志余闻》八卷，清光绪三十二年海宁张光第传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清代周广业编纂。周广业字勤补，号耕崖，海宁县人，乾隆年间举人，著作非常丰富，撰有《广德州志》《孟子考》《冬集纪程》等书。这部书周广业历时二十多年编成，于乾隆五十一年完成，搜罗材料极为丰富。看它卷前列出的旧志书目，有《盐官县图经》、宋绍兴年间胡兟《续图经》一卷、开禧年间潘景夔《海昌图经》十卷、咸淳年间吴由重修《海昌图经》十卷、杨均《海昌先贤录》《图经考异》、明永乐年间曾昶《海宁县志》六卷、朱迪《海宁志补》四卷、正德年间董谷《海宁县志》九卷、嘉靖年间严宽《海宁水利图志》、嘉靖年间蔡完《海宁县志》九卷、隆庆《海宁丈量则例》一卷、万历年间郑日休《海宁水利议》《万历派贴均差书册》、天启年间赵维寰《宁志备考》十二卷、天启年间谈迁《海昌外志》八卷、天启年间吴维熊《海宁志余》；清顺治年间秦嘉系《海宁县志》、康熙年间许三礼《海宁县志》十三卷、乾隆年间金鳌《海宁县志》十二卷、乾隆年间战效曾《海宁州志》十六卷，共记载海宁舆地掌故的书籍二十一种。当时这些书有的保存、有的散佚，周广业都逐一参考、查考，用来考证旧志中已有的缺漏和错误，尽力搜集、补充、订正，所以把他的书题名为《余闻》。体例分为十二门：方域、建置、海塘、典礼、食货、盐法、官师、选举、人物、列女、艺文、杂志。《方域志》的沿革篇，广泛采集材料并详细考证。道光年间钱泰吉编纂《海昌备志》时，曾参考这部书，称赞它搜集材料非常丰富，比以前增加了一倍。按现存抄本来看，这一部志书的抄本最为古老；北京图书馆藏有静德楼抄本，并经海宁王国维亲自校订。民国辛丑、壬子年间，王国维拟将此书刻印，但没有成功。《长安镇志》一卷，清光绪三十二年海宁张氏小清仪阁传抄本（浙江图书馆藏）。

译清代邹存淦编纂。邹存淦字俪笙，海宁县长安镇人。按此志书口题名为《修川小志》，现依据卷首第一行的题名著录。长安又名修川，也叫长河，是海宁县所属的镇，在县治西北，是运河经过的地方，北宋时就已设置镇。此志由邹存淦编成于同治五年至十三年间，稿本未曾刊刻。全书分为河道、桥梁、堰闸、官署、乡校、坊表、园亭、庙祀、冢墓、风俗、物产、人物、寓贤、杂记十四门。卷首有同治五年山阴陈敦彬和萧山姚夔的序，卷末有光绪五年邹存淦自跋，以及光绪二十二年应绍先的跋。按邹存淦自跋说：“《修川小志》一卷，是我在山阴陡亹镇避乱时编辑的；当时怀念古迹和故乡，感情实在无法自已。可惜艺文一册已经毁于劫火，不能再称为完整无缺。修川过去一直没有志书，李、梁两位先生所编的书也再次散失。即使后来的学者自然能够超越前人、知道前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也应当略存梗概，以备考究；所以在闲暇时重新抄录一遍，交给子孙收藏。” 这里著录的书，是依据邹存淦抄存的稿本传抄而成，并经过王承宰批注，增订之处很多。《重修富春志》六卷，明正德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吴堂编纂修订。吴堂字思化，又字允升，乐平人；永乐十六年进士，任四川富顺知县，宣德九年调任富阳知县，在任九年后离任，官至和州知州。按此志原由正统五年知县临川聂大年编修；宣德年间吴堂任富阳官时，见旧志残缺、次序错乱，才重新编纂，正德十六年由知县刘初重刻。此志搜集旧闻，广泛询问地方故事，考察详细而周密。书前有画像，一幅是富春侯颜祖像，一幅是子陵严先生像，吴堂为画像撰写赞语。目录分为邑治、封域、衙门、建置、山川、桥道、户赋、物产、坛祠、院观、祀典、寺观、古冢、官师、题名、历代人物十六门。《建置考》的沿革篇说：“秦代会稽郡统辖二十六县，富春是其中之一；到了汉哀帝时，封河间孝王的儿子玄为富春侯；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为避简文郑太后的名讳，把‘春’改为‘阳’。” 这部志书沿用它的古名。《余杭县志》十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戴日强编纂修订。戴日强字兆台，蒙城人，万历年间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任余杭知县。考察余杭的志书，最早见于咸淳《临安志》引用的《余杭图经》，该书为宋大中祥符年间李宗谔所修，现已散佚。《文渊阁书目》卷二在新志类中著录《余杭县志》，应当修成于明正统以前，此书也没有流传下来。嘉靖年间，知县王确依据成化年间的县志稿再次重修，编成《余杭县志》十卷，《王志》也已散佚；毛氏汲古阁曾经收藏过一部，只有四卷。按《四库全书提要·存目》收录的两淮盐政采进本，即万历年间的《戴志》来看，当时《王志》已经散佚。因此如今保存下来的余杭志书中，这部最为古老。按此志完成于万历丙辰年，分为舆地志、籍产志、建置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丛谈、径山志、洞霄志十门，共六十二目。《四库提要》认为书中有不少记载错误。例如《沿革门》说：“汉高帝时，余杭属于荆吴国。”却不知道汉代余杭是西部都尉治所，仍然属于会稽郡。《城墉》条说：“古城在今县城溪水南面，不详知始建于何时。”却不知道淳祐《临安志》记载它在汉熹平二年改建；经过两次迁徙，到后唐时称为清平军，这说明此书考订相当疏略。并且第一卷已经设置《山川》一条，第九卷又另立《径山志》；既有《古迹》一条，又另立《洞霄志》，尤其显得重复烦琐。《临安县志》十卷，传抄本，清康熙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陆文焕编纂修订。陆文焕字廷元，常熟县人；贡生，康熙十三年任临安知县。临安是杭州府所属县，县志见于《文渊阁书目》新志类著录，修成于明正统以前。嘉靖年间知县廖谕修县志八卷；万历年间知县黄鼎象又修县志四卷，但都已经散佚。此志由陆文焕亲自执笔，体例大多沿用廖、黄二志，同时补编并纠正前志的缺误，文字严整简洁，文章和志书体例都比前志好，使临安志书达到了纯正雅洁的程度。体例分为十志、六十三目。山川、古迹统一列入《舆地志》；诗、文、赋、辞统一收入《艺文志》，以纠正前志分类散乱的问题；名宦、孝子、节妇等传记统一纳入《人物志》，以避免分门过多、内容重复的弊端。卷前列有县境图、县治图、天目山图、玲珑山图等，绘刻十分精美。《于潜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清代赵之珩修订，何尔彬、章国佐编纂。赵之珩字楚璧，遂平县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九年任于潜知县。何尔彬字春曹，于潜人。章国佐是于潜人，事迹不详。于潜自汉代设置为县，可以考见的县志，见于《文渊阁书目》新志类著录，明正统以前已经有志书。嘉靖年间知县汪奕又修县志五卷，现已散佚；此后经过一百三十多年才编成这部志书。全书分为舆地志、建置志、财赋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八门，共五十一目，各门都列有总纪一篇。《财赋志》搜集材料较多，记载也很琐细；选举、人物、艺文所记不多；山川、水利记载很少，而支流细节、源流原委却错杂重复地出现。于潜的文章本来并不特别兴盛，人物、艺文的寥落尚且可以解释。至于山川、水利，于潜处在浙江上游，有天目山；水利又是全县的重要事务，但书中只记了寥寥几页，实在十分疏略欠缺。按此志的传本来看，如今只见浙江、南京两家图书馆收藏，都是原刻本；乾隆三十一年知县陈泰年依据原本重刻，现今流传的本子也很少见。《新城县志》四卷，明万历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译明代温朝祚修订，方廉编纂。温朝祚是益阳人，嘉靖年间举人，万历二年任新城知县。方廉是新城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按此志温朝祚序文说：“这部书出自方廉之手，并曾向周天球请教。”全书体例分为疆域志四条、山川志五条、田赋志五条、建置志六条、秩官志六条、人物志六条、祠宇志四条，分门列目，简明而有尺度。按沿革记载：“吴黄武五年，分割丹阳、会稽、吴郡三地，设置东安郡，建立新城，其名称由此开始。五代后梁初年，为避讳改名新登；宋初钱镠的国号被废除后，又恢复旧名。”新志的源流，据书后所载洪贯旧志序说：“新城在宋乾道、淳祐、咸淳年间都有志书，到元代便亡佚。进入本朝永乐年间，县人袁璞编《新城志稿》，但记事多简略。到景泰初年，县人凌公志再次修纂，不过所载文章失于过于繁琐。”洪贯说嘉靖以前修成的新城志书有五种；洪贯的志书成于嘉靖八年。在此以前的情况无从考察；此后嘉靖二十三年，县人方椿编纂县志六卷。这部志书以前总共有七次修志，均已散佚。这部志书承接《方志》重新修纂，是现存本中最古老的一部。《嘉兴府志》三十二卷，旧抄本，明弘治五年修，刊本（嘉兴市图书馆藏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上海图书馆藏有完整抄本）。明代柳琰编纂修订。柳琰字邦用，扬州府仪真人；成化二年进士，弘治初年任嘉兴府知府，死于任上。这部书完成于弘治壬子年，以府城及所属七县各编为一志；所记嘉禾古迹，事实完备。体例分为二十一门，其中《官师》一门尤其详细，用来补充元代志书没有记全的内容。据道光《嘉兴府志》于尚龄序说：“这一门是柳琰交给教谕林光辑录的，其余各门则依据邹衡《嘉兴志补》。”此志自序说：“这部书由郡中诸生曾春修订，但人物、碑碣、遗文、古迹仍有不少遗漏；后来聘请南川林先生光校正后付梓。”所以这部志书大半出自林光之手。按此书是弘治志现存的残本，首页有何元锡手跋说：“这部书原是钱塘吴氏绣谷家收藏的，是根据两淮马氏收藏的本子传抄而来，已经散失了数卷，只剩下卷十一至卷三十二。后来卖给元锡，元锡访问藏书家，希望补齐全书，最终也没有找到。”何元锡字梦华，号蜨隐，钱塘县人。他的跋文所说的两淮马氏藏本，四库全书馆依据两淮马裕家收藏的明刊本著录为存目。何元锡的跋文没有注明年月，并且为了避清仁宗颐琰的名讳，把柳琰写作柳琬，以“琬”字代替；但原书正文仍写作柳琰，这可以证明此书应当是嘉庆以前的抄本。此书现存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内容为平湖一县，书的首页盖有“求是斋收藏章”。上海图书馆最近收藏了这部志书，是完整的刊本。《嘉兴府志补》三卷，传抄本，明正德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邹衡编纂。邹衡别号东丘子，嘉兴人，庠生。嘉兴郡志自宋嘉定年间岳珂任郡守时开始，岳珂命关表卿等编纂志稿，但岳珂离任时尚未完成；后来秀州司录洪皓重新修订。到元至元戊子年，徐硕为它增修考订，编成《嘉禾志》三十二卷，最为著名。此后将近三百年没有人重修，明弘治年间知府柳琰才重新修订，编成三十二卷府志；因为其中有遗漏，邹衡编成这部书，补充《柳志》没有记全的内容。书于正德元年编成，过了六年，郡守陈琳为它刻印流行。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二册。《四库全书提要·存目》著录此志，说邹衡取用宋、元各志，增补其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已经见于《柳志》的便不再收录，所以称为《志补》。据邹衡自序说：“闲暇时阅览宋、元志书以及《大明一统志》，发现本郡七县有遗漏的地方，便加以修订补充，比如名宦、贞节、孝行等，经过评议确定后，凡可以作为人的师法的都予以收录；还有陵墓、学校、寺观、桥梁、碑碣、文章等前志没有记载的内容。” 仍然分为上、中、下三帙，共十二册。”按此志如今只存抄本；这部书是朱士楷的拥百庐依据戴松门手抄本过录的，书后有朱士楷手跋说：“抄录这一副册，希望这部志书不至于最终成为孤本。”由这句话可知，刻本失传已经很久了。《嘉兴府图记》二十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赵瀛修订，赵文华编纂。赵瀛字文海，号左山，关中三原人，嘉靖八年进士，历任户部员外郎，出任嘉兴知府。赵文华是慈谿县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这部书编成于嘉靖己酉年，体例分为方画、邦制、物土、人文、丛记五类，共二十一目。卷首有赵瀛、赵文华二人的序，赵文华序说：“取旧志删削订正，补充其缺漏；分为方画、邦制、物土、人文四篇。对于应当广泛完备的内容，再附加丛记，总共若干卷，命名为《图记》。”从他的序文来看，对志书体例论述得相当详细；创设地方志中丛谈一类的体例，实际上就是从这部志书开始的。四库全书馆依据浙江巡抚采进本撰写提要、列入存目，称赞此志：“叙述颇有体例，其中方画一类每个朝代绘制一幅地图，很值得效法。”按明代刻本除这部书外如今仍有存本，南京图书馆还藏有两部，其中一部有石门蔡小砚家藏诸印，另一部旧为八千卷楼收藏。《嘉兴府志》三十二卷，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存卷四至卷六）。明代刘应钶修订，沈尧中编纂。刘应钶是安成人，万历二十七年任嘉兴知府。沈尧中是嘉兴县人，万历元年举人，官至郎中。这部书编成于万历三十八年，见于《澹生堂书目》《千顷堂书目》《文瑞楼书目》的著录。现存此书包括寺观、郡城、户口、赋役四门；每卷第二行至第四行列出编修和参校人员的姓名。《嘉兴典故纂要》八卷、《续编》八卷，清乾隆五十四年刊本，续编为旧抄本（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藏）。

译清代王惟梅编纂。王惟梅字逊斋，海盐人，庠生。这部书由王惟梅采录袁、吴二郡志以及沈尧中府志，叙述嘉兴府的典故。对于古迹、人物、农事，记载尤其完备；还采录《竹宅小志》和《嘉禾佳话》，摘取其中的要点收入书中。《续编》又由王惟梅续辑，记载到嘉庆四年。光绪元年才开始刻印；此本是光绪以前的抄本，极为罕见。《秀水县志》十卷，明万历刊本（上海图书馆藏，缺序、目录）。明代李培修订，黄洪宪编纂。李培是利津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万历十九年任秀水知县。黄洪宪字之庐，号葵阳，秀水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曾奉命出使朝鲜，著有《朝鲜国纪》。秀水过去是嘉兴县的土地，宣德四年大理寺卿胡概巡抚浙江，认为嘉兴县地域广大、赋税繁重，奏请从嘉兴郡城以西分出伍福等乡，设置秀水县，辖九乡、十七都。秀水地势平坦，四面望去没有山，水色都很秀美，因此以秀水命名。县志的编纂由此开始，完成于万历丙申年；志书体例以纲领计有八项，以目计有五十一项，卷前有三幅图。此书体例有几项长处：第一，记载田赋，详细记录明代制度下的办款名目和具体数额，比其他志书详细。第二，记载乡圩，必定详细说明田亩分数和水道源流，这是规划、治理田野的重要依据。第三，记述风俗，表彰善行而不回避恶行。第四，叙述人物，必定按照人物如今所在的地域归类。第五，记载本地先人，仿照元好问《中州集》的体例，引用墓志，不自行撰写传记，尤其表现出谨慎，确实可以称为实录。《重修秀水县志稿》，不分卷，民国初年开始修纂但未完成的稿本（嘉兴市图书馆藏）。近人金甸丞编纂。金甸丞字蓉镜，嘉兴人。这部书已经编成的部分有巡典、王言、农桑、蠲恤、仓储、漕运、海塘、武备、列传、艺文等门，但都属于尚未定稿的草稿。体例承接康熙年间任之鼎所修的县志，门类大致相同。新增的事物并不多，只有列传增补的人物比旧志有所增加。这部稿本没有付印，共二十一束，尚未装订。《新塍琐志》十四卷，卷首一卷，清同治九年修订稿本（嘉兴市图书馆藏）。清代郑凤锵编纂。郑凤锵字玉鸣，一名拙言，又字广文，桐乡县人，道光十四年举人，侨居新塍镇。新塍是秀水县所属的镇，如今属嘉兴县。此镇又名新城，唐会昌年间筑土为城，因此得名。按本书凡例记载，新塍过去有沈莘士《新溪古迹考》、张翊清和张辉祖《新溪杂咏》、邵棠《新塍志略》、屠秋园《新溪人物备考》，但都已散佚。这部稿本由郑凤锵编成于同治九年，未曾刊刻；他的子孙保存稿本数十年，如今捐赠给嘉兴图书馆。体例为：卷首有严辰序、凡例、舆图、疆里、水利、沿革；卷一记风俗；卷二记物产、方言、祥异，并把治乱附在祥异之后；卷三记公署、坊巷、津梁；卷四记寺观、祠祀、坊表；卷五记园宅、古迹、冢墓；卷六记科举、人物；卷七记列女、方外、寓贤；卷八、卷九汇集文章；卷十、卷十一汇集诗歌；卷十二记著述；卷十三记金石；卷十四记丛译。共二十八门，没有纲领和目录，只按事情直接记载，不拘泥于固定编纂体例。《古禾杂识》四卷，据清道光二十年刊本抄录（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项映嶶编纂，王寿增补。项映嶶字朱树，嘉兴县人。王寿字补楼，嘉兴县人。书前有道光庚子年周栻的序，大意说：“乾隆年间，项朱树先生著有《古禾杂识》一篇。凡是宾客祭祀、婚丧、馈赠、戏游、衣饰、饮食，以及时尚、喜好、厌恶等习俗，都一一记录下来，这部书很久没有显扬。王明经补楼得到它后，感慨过去，思虑将来，分条申述其中的内容，又增辑它所没有记载的部分，刻板印行以传播。”按这部书的内容，所述不超出嘉兴的习俗和乡邦礼节，在当时是记录日常生活常用情况的书。《天香录》十二卷，稿本，有冯雄手跋（上海图书馆藏存卷一至六）。清代李遇孙编纂。李遇孙字庆伯，嘉兴县王店人。王店又名梅里，是嘉兴的一大镇。《天香录》由李遇孙记述乡里的遗闻旧事。“天香”是因为李遇孙乡里有一处别墅，名叫天香精舍。《清史稿》引用李遇孙《天香录》八卷，但此本目录却作十二卷。李遇孙记载乡里自明初至清乾隆年间前辈人物的事迹，以及失传的传闻和轶事；卷前有海宁陈鱣的序。《梅里志》，不分卷，研经庐抄本（浙江图书馆藏）。此志没有写明编纂者的姓名，书上大概钤有“柳东石经阁”的收藏印。考察可知，柳东是冯登府的别号。梅里就是梅会里，又名王店，在嘉兴县南三十多里，位于大彭、嘉会、三都之间；长水流经这里，东面是大彭，西面是嘉会。当地多种梅树，因此以梅命名为镇。自元代王镛以来，人们在溪边种梅，才开始闻名于世；所以这个镇又叫梅汇，也叫小长芦。此志的编纂者和编纂年代都无法考定。全书分为形胜补遗、补建置、补坊巷、桥梁、园亭、寺院、寺观、补坟墓、忠孝、补仕宦二条、补隐逸一条、先哲补遗、闺阁补遗、文苑、释道、医学、书家、奕艺、画师、琴师、拳勇、花木、物产、逸事、诗话等门类。按照它的编纂体例，是在前志基础上增补而成。花木门记载梅树最为详细，说宋代旧例中，梅树在里北天香庵；天香庵废弃后改作民居，梅树还剩十三株，每株形态各异，树形和色泽都很古老，开花不多，但香气特别浓，传说是南宋时期的遗物。《竹里述略》十二卷，清同治三年修成的稿本（浙江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徐士燕编纂。士燕字谷孙，嘉兴县人，事迹不详。竹里就是新篁里，隶属嘉兴县履仁乡。明弘治年间柳琰所修府志记载，新行市隶属嘉兴县，在县治东南五十四里；万历年间设立常平仓，与五店、新丰、锺带并称四镇。但居民沿袭称为新行里，有时也称行里；“行”读作“杭”，旧时这里竹子很多。嘉庆年间，仪征人阮元题写里门匾额，称为新篁里。徐士燕在序中说：“本里过去没有志书，记载十分缺略。自叔末先生开始讲求本地旧迹，曾经想编纂里志，却没有成功；本里的遗闻轶事，有时散见在他所写的诗文和笔记中。”徐士燕在咸丰、同治年间，采集郡志、县志以及本地人的诗文笔记和各族家谱，编成此书。全书体例为：卷一总述，卷二记东圩谿以北之一，卷三记东圩谿以北之二，卷四记东圩豁以东，卷五记西圩谿、泉桥以北的道路，卷六记西圩谿、泉桥以南的道路，卷七记东圩谿以南，卷八记轶迹，卷九记里北向东延伸的地方，卷十记里东向南延伸的地方，卷十一记里南向西延伸的地方，卷十二记里西向北延伸的地方，附录《新篁里竹枝词》三十首。所记内容包括形胜、古迹、风土和人文，按村里分次编排，不拘泥于固定体例。《竹林八圩志》十二卷，稿本（嘉兴市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至六、卷十至十二）。近人祝廷锡编纂。廷锡字心梅，浙江海宁县人。他侨居竹林八圩三十多年，访求当地人物、掌故、地理、古迹以及农业和商业的利弊；遇到当地老人、田畯、方外人士和普通百姓，便随时向他们咨询，再用笔记记录并考核，辑成此志。竹林在嘉兴县东南古履浮乡的东周里。光绪年间，里人联合八圩，彼此守望相助，东西长六里，南北宽五里，隐约形成一个独立区域。此志专门记载这一地区，详细说明各圩名称以及都庄所辖土地的四至，构成了本志的基本范围。全志分为界域、里名、沿革、山川、桥梁、坛庙、祠宇、塚墓、第宅、物产、设置、金石、选举、人物、艺文、文征内篇、文征外篇、诗征内编、诗征外编、丛谈等门类。稿本完成于民国九年，民国二十一年石印。嘉兴人陶葆廉为此书作序，原稿已经残缺，现存各卷保存在嘉兴图书馆。陶葆廉的儿子陶诚益在该馆任职。我经过嘉兴时，诚益拿这部稿本给我看，并说：“我曾听父亲说，此志虽然已经付印，但原稿仍有备考的价值。” 因此把其中一两条抄录在这里，以备与印本相互参证。《嘉善县志》六卷，清代文水长发堂传抄的明正德年间修本，清代毕星灿作跋（嘉兴市图书馆收藏）。明代倪玑编修。倪玑编修过《定州志》，已有著录。考察此志，是正德丁丑年由嘉善县知县倪玑创修的。当时距离设县已有八十七年，草创经营、搜集材料都很困难；倪玑嘱托已经退休的训导孙璧，以及县学生沈概、蒋岳、高■、夏光宇、郁衮，按类别编纂汇集而成。此志虽因急于完成而较为简略，但一县的掌故因此得以保存。全书刊成于正德十二年，体例分为二十五目，却没有设置总纲。不过它分类汇集、叙述简直，不夸大也不遗漏，很有志书的体裁。原刻本已著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另有王绶珊九峰旧庐收藏的精抄本两册。此本首页有嘉庆己卯年云圃毕星灿的跋，应当是嘉庆己卯以前的抄本。看其楷书笔法刚劲秀美，似乎出自书法家之手，可惜没有留下抄写者姓名，究竟是谁的手笔，只能留待后人考察。《重修嘉善县志》十二卷，首一卷，明万历二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章士雅修纂，盛唐编纂。士雅字循之，吴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十九年任嘉善县知县，官至工部郎中。唐字元陶，本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任吉安府推官、湖广道御史。嘉善自《倪志》以后，嘉靖二十九年知县于业又修成县志八卷。本编继《于志》之后重修，主笔为盛唐，分纂为袁唐，同校者有县学生顾自新、李自芳、冯盛时、陈五礼、袁士鲲、沈万钶、冯盛典、庄则孝。全书分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经政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九类，共分五十目。考察可知，此志刊本极难得到，明代藏书家祁承■〈火業〉曾经收藏，《千顷堂书目》也有著录。《海盐县图经》十六卷，明天启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樊维城修纂，胡震亨、姚士粦编纂。维城字亢宗，黄冈人，万历三十九年进士，四十七年任海盐知县。震亨是海宁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人，官至知州。士粦字叔祥，海盐人，是县学生，与震亨同学；震亨编纂县志时，聘请他协助辑录。此志搜集秦、汉以来的遗文很多，都由姚士粦加以考证，但编修人名表中没有列出姚士粦的姓名，只在樊维城的序中提到他。海盐志称为“图经”，始于宋景德年间的《海盐图经》；绍兴年间又有李直养《海盐图经》，这两部书早已散佚。此志称“图经”，是沿用宋代州县图经的旧例。全书共七篇，依次为方域、食货、戍海、堤海、官师、人物、杂识；共十六卷，三十六万多字。方域志中的沿革考证出自胡震亨之手，认为最初县城设在华亭乡，山名叫橐山，林名叫橐林，后来陷落成为橐湖。考《水经注》说：“谷水右边有马皋城，向东五十里有武原乡，原是越地，秦朝在这里设置海盐县。” 《吴地记》说：“海盐县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设置，后来陷落成为柘湖，又改为武原县。”考察可知，柘湖就是橐湖；秦代县治陷落成为橐湖的说法，最早见于唐人的《吴地记》。五代后唐时，海盐县隶属杭州；天福年间改属秀州；元代属嘉兴路；明代属嘉兴府；宣德年间分出东北境地设置平湖县。唐代以后的沿革，此志考述得比较详细。《澉水志》八卷，明嘉靖三十六年重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

译宋代罗叔韶修纂，常棠编纂。叔韶字仪甫，绍定初年以修职郎身份主管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的税务及烟火公事。棠字召仲，号竹窗，海盐县澉浦镇人。他的祖先原是临邛人，曾祖父同以御史中丞身份南渡护送皇帝而来，寄居在海盐天宁寺，子孙于是成为海盐人，世代居住澉浦。常棠喜好文章，却没有出仕。《澉水志》就是《澉浦镇志》。据罗叔韶自序说：“澉，大概就是《水经》所记载的谷水，流出后成为澉浦的地方。”关于澉浦设镇，本志说：“晋光熙初年，有三个毛人聚集在洲上，大概是随风漂流而来；居民于是进行贸易，逐渐形成聚落。这里唐代隶属苏州府海盐县，并开始设置镇；宋代设镇官监管，人口极为繁盛，专门通行外国船舶。”关于镇志的起源，常棠在序中说：“绍定三年，镇尹罗仪甫嘱托我编纂《澉水志》。虽然一时编成了大略，但罗仪甫离任后，竟然没有再过问。二十七年以后，府镇孙君当时将它刊刻出来，这就是此书遇到知音了。”常棠如此叙述镇志的起源。全书体例分为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坊场、军寨、亭堂、桥梁、学校、寺庙、古迹、物产、碑记、诗詠十五篇，并进一步分列子目。叙述简明而核实，纲目完备；八卷书只有四十四页，可以说体例严密，不任意铺陈文辞。考察乡镇志书，宋代已经流传较盛；在浙西一带，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有张即之《桃源志》、章鉴《余不志》，但只有常棠这部书流传下来，可以推为乡镇志书的鼻祖。而且后来继续编修的并不少，大多仿效它的体裁，形成乡镇志书中的一种体例。《续澉水志》九卷，明嘉靖三十六年修成。抄本，近人张元济作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董谷编纂。谷字硕甫，本地人。他曾到会稽拜访王守仁，得以听闻“致良知”之学，著有《性论》《碧里杂存》等书。后来以举人身份任府、县属官，累升至汉阳知府。此志是董谷居乡时编纂的。体例首列舆图，绘有澉浦所城图、永安湖图、秦驻山总图；其次为地理纪、职官纪、公署纪、贡赋纪、兵卫纪、祀宇纪、人品纪、杂纪、艺文纪。董谷自序大意说：“《澉水志》一书，是宋宝祐年间本地人常棠编集的，至今已有三百年。旧本已经不存在，只在民间传抄。董谷寻得几种抄本，互相参照考订，才得到完整的一部书，收藏了整整四十年。”考《续志》仍依照旧志的体例门类续编，所附地图补足旧志的缺漏。沿革部分引用旧志说：“晋光熙初年，有三个毛人聚集在洲上，大概是随风漂流而来。居民进行贸易，于是形成聚落。唐代隶属苏州海盐县，开始设置镇；明洪武年间设置备倭卫所。”按照沿革的记载，三个毛人聚集洲上，应当指外国人；这样看来，澉浦在晋代就已经同外国进行贸易了。《平湖县志》十九卷，明天启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程楷修纂，陆澄原编纂。楷字公式，号畸人，合肥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授平湖知县。澄原字嗣端，号芝房，平湖县人，天启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平湖原是海盐县的土地，明宣德年间才开始分出土地设置县，嘉靖四十二年法皑编纂县志九卷，但刊本已经散佚；万历年间知县黄焰又重修，却没有完成。此志成于天启丁卯年，体例分为舆地、礼乐、食货、风俗、职官、选举、名宦、人物、外志九类，共六十一目，依据黄焰交给吴迪编纂的稿本，增补后编成。《平湖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朱维熊修纂，陆葇编纂。维熊是漯阳人，以文林郎身份任平湖县知县，到任三年后开始编修县志；葇字雅坪，平湖县人，康熙六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此志由陆葇制定体例，分门编纂者有本地人沈季友、陆士琰、金璞等。全书分舆地、建置、食货、风俗、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武备、外志十门。其中人物志尤其谨慎严密，增补并订正旧志缺漏和错误的地方很多。平湖旧志有法、程二志。《法志》的刻本早已散佚，现在只存序文；《程志》和此编虽然都有流传，却都极为罕见。《乍浦备志》三十六卷，清道光八年邹氏镜古堂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邹璟编纂。璟字芷珊，号南园老人，乍浦人，著有《南园杂识》。南宋时，乍浦设置水军，设统制统领；元代设置市舶司；明代设置千户、百户等职，各自设有官署。清初只保留守备、巡检两个职位；海禁开放后，居民逐渐增多，朝廷以海防同知驻治当地，所修筑的城池和公署制度与州县相同。当时乍浦与明州、沪渎并称鼎立。乍浦原来没有镇志，往事只见于海盐、平湖两县志。清康熙四年，李潜山编成《九山志》二卷，但山外的事情不予记载；后来宋双颖作《九山志续补》，才开始记述镇市。乾隆二十二年，双颖的弟弟话桑又重新编纂，改名为《乍浦志》。该志分城市、山川、武备、职官、人物、外纪六门；嘉庆年间许河又编《续志》，乍浦志书的源流大致如此。考察此志，始修于道光三年，由邹璟与徐雪庐、陈国器共同编纂；当时乍浦是平湖县所属的镇。此志采用州县志的体裁，设有城池、书院、公署等门类。确定的体例共二十四门：地图、山水、城池、书院、公署、关梁、古迹、积贮、物产、祥异、海塘、兵制、泛守、军饷、职官、宦绩、选举、祠祀、邱墓、人物、寺观、释道、艺文、杂记。材料采集繁多，记述一个镇的志书竟多达三十余卷；所订凡例二十条，很能切合志书体要。《桐乡县志》十卷，清初据明嘉靖本影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

译明代任洛修纂，谭铠编纂。任洛编修过《辽东志》，已有著录。铠字仁，桐乡县人，弘治甲子科举人；官至兴化府同知、泉州府推官。考察此编，始修于正德九年，嘉靖初年完成。此志见著录于《内阁书目》《千顷堂书目》《万卷堂书目》，刻本早已散佚。书中对山川、道里、民风、土俗、人物、物产记载较为详细；所取材料来自崇德、嘉禾旧志的，都注明出处。对于明正德甲戌以前的事情，可以说广泛采集而没有遗漏。桐乡过去只是一个乡，隶属崇德县；明宣德庚戌年，分出崇德县东部土地设置县，县治设在桐乡，于是以乡名作为县名。县志始修于天顺五年，由教谕危山编纂七卷；弘治十五年，本县进士钱荣又编纂《续志》十四卷，这些都见载于《千顷堂书目》。现存传本中，以此本最为古老。《重修乌青镇志》五卷，明万历二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李乐编纂。李乐著有《吴兴杂记》，已有著录。此志是李乐罢职居乡时，与本地人唐振山取沈平、颜如愚二人的《记镇事略稿》，删去繁复、补足缺漏，润饰旧文并有所创新，仅用六个月便编成，李乐又为它校订刊行。全志从建置沿革起，直到艺文，共二十五门，另有附见三门。乌、青二镇明代属于湖州乌程县。清顺治二年，清兵平定浙西，将乌镇划属乌程县，把青镇划属桐乡县。后来商业繁盛，两个镇逐渐连接起来。通常称作乌镇，是浙江烟叶产区；桐乡产烟最多，如今全镇都属桐乡县。《乌青文献》十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七年春草堂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张圆真编纂。圆真字炎贞，乌程县人。考察此书所引用的记载，乌青文献类书籍有宋代沈平（东皋）的《乌青记》和《乌青拾遗》；明代赵恒（云川）的《感古集增辑》、王济（雨舟）的《乌青志》、陈观（桂月）的《校正乌青志》、茅坤（鹿门）的《浙闻杂记》、唐守礼（振山）的《重修乌青志》、颜如愚（莲池）的《重修乌青志》、胡顺伯的《乌青续录》；清代沈嗣骏（芷庵）的《重修乌青志》。乌青是浙西的大镇，文献数量很多，而且所属村落分属四面数县，各县志书也没有不记载的。张圆真采集的材料十分繁多，因此体例不免庞杂；从沿革分野到诗文，共四十门，全部采集各书资料辑成，自己没有另加一句叙述。《嘉泰吴兴志》二十卷，铁琴铜剑楼重新辑录的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稿（常熟瞿凤起收藏）。宋代谈钥编纂，近人徐兆玮辑录。谈钥字元时，湖州归安县人，淳熙八年进士，任枢密院编修。徐兆玮字少逵，号虹隐居士，常熟县人，清光绪十六年进士，授翰林。此本由铁琴铜剑楼主人聘请徐兆玮，根据咫进斋抄本和《吴兴丛书》本《嘉泰吴兴志》校核重辑而成。考《吴兴丛书》本刘承干跋说：“《嘉泰吴兴志》二十卷，由宋代谈钥（字元时）编撰。明嘉靖年间，徐长谷编《吴兴掌故集》时还看见过它，后来便失传了。开设四库馆时，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书，但没有来得及编纂进呈。民间传抄本，有分为二十卷的，有分为十五卷的，也有不分卷的；现在保存的原有目录，仍分为二十卷。”《嘉泰吴兴志》的传抄本很多，刘承干没有见过咫进斋抄本；刘氏刊刻《嘉泰吴兴志》时，也没有与此本参校。此外，上海图书馆还收藏有江阴缪氏烟画东堂抄本。吴兴刘氏刊刻此书时校勘不够详细，错误很多。徐兆玮应铁琴铜剑楼主人的请求，根据咫进斋抄本重新校辑，当时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岁；他用蝇头小楷书写，竟没有一笔错误。此书完成于乙亥年十月，但没有刊行。卷前有徐兆玮题识，大意说：“刘氏刊本仍分为二十二卷，著姓、贤贵事实两门分别列为卷十六和卷十七的开头；以乌程县以下内容为卷十七，题为《贤贵事实》。咫进斋本可惜缺少第三十二页，便从刘氏刊本补抄，但仍缺十九行，无法接合。现在用两种本子互相校对，刘本《沈恪传》少了三十多个字，文理不通；其他字词也有很多不同，以姚本为长。只有《沈约传》姚本脱漏十字，应当采用刘本。大体说来，传抄本彼此不同，刘氏刊本校勘疏略，鲁鱼亥豕的错误到处可见。这一卷《吴兴志》，姚氏得到的虽是残本，却仍然交付刻工刊刻，可见当时传本十分稀少；缺页无法补刻，于是保留这二十一页，而它足以订正刘氏刊本的地方不下三十多条。我本想不把残刻附在《咫进四集》中，而将跋系在书后，详细说明此本胜过刘本之处，并援引宋、元残本的例子保存今刊本，或许足以为嗜好古籍者的校勘提供一点帮助吧。不知铁琴铜剑楼主人认为如何。”根据这篇题识可知，它说明此本比刘本更好，可惜没有刊行。考此志的《著姓》篇，吴兴的著姓有姚氏、沈氏、丘氏、钮氏，这四姓都属于乌程；钱氏、胥氏都属于长兴。《贤贵事实》篇记载陈高祖陈霸先、世祖陈蒨、废帝陈伯宗、高宗陈顼、后主陈叔宝；衡阳献王陈昌是武帝的第六子。又记陈朝皇帝宗室中受封为王的三十人，太子和诸王十一人；皇后的记载七人，妃四人，嫔一人，夫人二人，婕妤一人，淑媛一人，太妃一人。又记载汉代至宋、齐时期的人物五十多人。仍然足以称为吴兴珍贵的文献。《湖州府志》二十二卷，清代归安姚氏咫进斋传抄的明成化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至十三、卷十八至二十二）。

译明代劳钺修纂，张渊编纂。钺字廷器，江西德化人，景泰五年进士，成化八年任湖州知府，成化十二年卒于任上。渊是归安县人，事迹不详。此编由景泰年间长洲司训陈颀开始编修，书成后没有刊刻。成化八年劳钺到湖州任职，读到这部书，认为考订事实还有缺漏，于是邀请张渊重新增补，成化十一年才刻成。全书体例开头列地图，接着按次序记载各项事实，以诗文作结；唐、宋直到明成化年间的记载都很完备。湖州旧志大多沿用古名，称作《吴兴志》；这部书开始称为《湖州府志》，是为了遵循明代职方制度。根据凡例说：“以礼部颁发的格式为准。”但它的志书体例仍以谈钥《吴兴志》为基础，把各县内容归入府志之下，总共分为四十门，另有附目六项。此书对土产记载尤其详细。关于蚕丝，土产志说：“丝各县都有，只有菱湖、洛舍出产的最好。绵以武康的为上品，号称鹅脂。所属各县都有头蚕绵，坚韧而可用；二蚕绵洁白却不坚韧。绢、绸、绫、纱，只有郡城中织造，城外各地都没有。” 关于笔的产地，土产志说：“笔出产于归安县善琏村。过去有冯应科、陆颖，都擅长制笔；近来王古用所制的笔也很精妙。” 《湖州府志》二十四卷，明弘治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收藏）。明代王珣编修。珣字德润，山东曹县人，成化五年进士；成化二十年任湖州知府，弘治六年升任河南参政离开湖州，官至监察御史。此志是弘治辛亥年王珣任湖州知府时重修的。王珣认为郡志的分析极为重要，便嘱托郡人汪翁仪、唐应征、陈远，沿袭《劳志》重新编排增辑。体裁与《劳志》没有多大差异，列为三十三目；又分为礼、乐、射、御、书、数六集。当时《劳志》刻本不多，此志版框和字体都很大。除本书外，上海图书馆还收藏有残本，存卷五、卷十、卷十一，共三卷。《湖州府志》十四卷，明万历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栗祁编修。祁字子登，号东岩，山东夏津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隆庆五年以户部郎中出任湖州知府，三年后升任山西副使，历任参政，出任北边重镇长官，还没有上任便去世。考察此志，最初由归安人唐枢编纂；唐枢去世后，张应雷续成，最后由栗祁审定付刻。卷前有董份的序，详细说明了编纂经过。全书体例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纲，原本是唐枢制定的体例。下列郡建、疆域、山川、乡镇、区亩、形胜、津梁、物产、古迹、陵庙、户口、功贵、风俗、■〈召辛〉召、甲科、贡阴、逸遗、列女、流寓、方艺、郡守、县令、赋役、学校、修筑、恤录、形禁、兵屯、廨署、邮递、坛祠三十一门。每门又附列子目，与其他志书略有不同。同治《湖州府志》引用郑元庆《湖录》说：“我看过天下许多新旧志书，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体例。董宗（董伯份）认为这是创立的新格式，我却称它为变调；其中错乱和遗漏之处，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考察可知，此志体例未能精确，最终免不了受到后人的讥评。查考明代修纂的《湖州府志》，如今存世的有劳、王、张、栗四种。成化年间的《劳志》刻本早已散佚；弘治年间的《王志》，只有浙江图书馆收藏全书。此志除本书外，南京图书馆也收藏有原刻本。至于嘉靖年间的《张志》，原先由吴兴陆氏收藏，后来已归日本静嘉堂文库所有，国内已经没有，这是深为遗憾的事。《西吴里语》四卷，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宋雷编纂。宋雷自号市隐居士，湖州人。此书成于明嘉靖初年，书后有宋雷之子宋鉴的跋，说父亲去世后，宋鉴替他搜集汇编，并付梓刊行。此书记载湖州西乡的轶事，随笔采录。《四库提要·存目》把它列入小说家类，没有考察它其实是记载乡邦杂事、旧闻和风俗的书；《四库提要》还责备它所记事情都不注明出处，而且多涉及荒诞内容，不完全可信。地记类书籍本来就是记载当地旧闻，大多属于采访记录，那么怎么可能每一条都注明出处？例如《西吴里语》记载宋德祐初年元军攻破四安镇，正将胡明等人战死。长兴历次修县志都写作陈明，而长兴《谭志》直接斥责《西吴里语》有误。到嘉庆年间，聘请钱大昕修长兴县志，《辨证》篇中《胡明非陈明》一文说：“《宋史·瀛国公纪》记作胡明，《西吴里语》本来就是依据《宋史》的。”这样看来，《西吴里语》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所述并非没有依据正史。又《西吴里语》详细记载永乐十二年广苕乡吴贵归来的事情。书中记水利时说：“淳熙十年，大理寺丞张某说：陂泽湖塘的水，可以靠蓄水和排水来调节；干旱时，可以靠它来灌溉。” 近来浙西豪强之家每逢旱年，常常筑成长堤，在堤内种植榆树、柳树，在堤外用茭白、芦苇防护，于是原来作为农田的地方开始隔绝水的进出。湖州等地过去常有水患，现在却多遭旱灾，大概就是由此造成的。”此书记载水利灌溉和乡里事务的内容很多，极为详实，不能把它当作小说看待。《吴兴掌故集》十七卷，明万历四十三年芋献征校刻的嘉靖本。钤有“开万卷楼藏书”一印（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徐献忠编纂。献忠字伯臣，号长谷，华亭县人；嘉靖四年举人，曾任奉化县知县，罢官后寓居湖州。此编是他寓居湖州时所作，成书于嘉靖六年以后。全书分十三类：宦业、乡贤、游寓、著述、金石刻、艺文、名园、古迹、山墟、水利、风土、物产、杂考，考订还不够详细严密。考察可知，此志有嘉靖刻本，但已散佚；历代史志和藏书目录都有著录，四库全书馆根据两淮盐政采进的原刻本，将它著录于《存目》。《吴兴掌故纪要》，不分卷，旧抄本（浙江图书馆收藏）。

译此书已经残缺，辑录者无法考知。现存山水、园亭、庄宅、古迹记略、寺观、祠祀、建郡、郡守、同知、通判、推官、邑令、授辟召、进士、遗逸、七十二峰记、吴兴人物考等篇。各篇的编纂体例，府以下按县分别编次。建郡篇记载：“楚国灭越后，开始设置菰城县，作为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秦始皇三十五年，将菰城改为乌程县，隶属会稽，因为乌巾（或作金）、程林两家擅长酿酒而得名。三国孙权封兄长的儿子孙皓为乌程侯。宝鼎元年，孙皓把永安、余杭、临水、阳羡、故障、安吉、原乡、于潜等地全部划归乌程，于是合并九县设置郡，以乌程为郡治，并把郡名改为吴兴，说这是预示孙皓能够兴复吴国政统；吴兴这个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考察此编，没有见于史志和藏书家的著录。至于编修年代，根据本书《郡守篇》，记载截止到明代万云鹏为止。考察得知，万云鹏于嘉靖五年任湖州知府，嘉靖十年离任。因此，此书应当编成于嘉靖初年。《吴兴杂纪》，不分卷，抄本，有辛伯跋，钤有“西湖外史”“吴宽”印（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李乐编纂。乐字彦和，号险川，乌程县乌青镇人，官至广西左参议，编纂有《乌青镇志》，于万历二十九年刊行。此书题署朱国祯（字文宁）校正，但朱国祯是什么地方人则不清楚。书后有辛伯的跋说：“丁未年冬至前，我偶然到了松陵，郭友三先生拿出这册书给我看。书中记载大明吴兴的事略，很有可观之处。可惜没有见到刊本流传，想来当时还没有刻板。”考察此书完全没有编纂体例，只是一部见闻笔记。开卷记载太湖，说：“陆鲁望远望太湖，认为太湖上承咸池、五车的气，所以一水有五个名称。然而现在湖中也自有五湖，叫作菱湖、莫湖、游湖、贡湖、胥湖。”这样看来，关于五湖的名称，明代湖州另有一种说法。书中又记载，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寒气逼人，乡里人穿单衣不能御寒，增加一层衣服仍不够，又增加一层■〈礻夾〉，再增加一层绵衣。富阳山中飞雪堆积成山，直到七月才变热。书中还记载湖州历代贤能的太守、县令，从颜真卿以下十多人。李乐亲眼见到的有熊公汲，江西南昌人；栗公祁，山东夏津人；李公颐，江西余干人；沈公孟化，福建永定人；陈公经济，河南禹州人。这些人都是万历年间的湖州知府。书中又记载安吉江天祥的事情，势力比不上麻九，却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江天祥是明隆庆年间湖州的大盗。其余内容都很详细地记载乌青镇的事情。《吴兴合璧》四卷，首一卷，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提要编者自藏；上海图书馆收藏有光绪四年活字本、民国铅印本）。清代陈文煜编纂。文煜字蓉裳，归安县人。这部书采用骈俪文写成，是一部地理记载书，统记湖州府所属的乌程、归安、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七县，分为山部、水部、古迹部三门。全书都用骈文写成，并且由作者自行作注，注文也使用骈句。文辞华丽，句式绮美，以炫耀博学、争奇斗巧为特色，是地志中的一种独创之作。《湖阴汗简》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徐有珂编纂。珂字晓笏，乌程县人。考察此书的编排：上简包括世纪、世表、述古九篇；下简包括地纪、地图、征今七篇；简末为补遗。《湖阴汗简》记载太湖南岸的事情。古人说：“水的北面为阳，水的南面为阴。”所以称为湖阴。全书编排颇有规划，专门记载太湖小梅港以南的地区，即今吴兴县濒临太湖的区域。小梅港承接苕水流入太湖；苕水向东流到练聚（今名练市，产笔），流程一百多里，其间有一百几十处水口，都是太湖的水源。《汗简》记载的就是这一地区的事物。书中分世纪、世表，记载村镇乡里的沿革；世家和述古九篇，记载明代湖州人结盟抵抗宦官的事情；下简的地纪，记述沿湖由西向东的村镇、古迹、桥梁；地图标明《汗简》所记地区的界限；征今七篇记载乡团和太平军的军事活动；补遗记载兵防和水利。《乌程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高必腾编纂。必腾字凤翥，奉天辽阳人；属荫生，康熙十四年任乌程知县，任官九年后调任新宁。这部志书是必腾任乌程知县时聘请沈从龙、罗开驎等人编纂的，其中大量采录明代王道隆所撰《菰城文献》。全书体例总分三十门，其余内容按类别附列。编纂时删去了崇祯年间刘沂春修旧志时设置的琐碎目录，但书中记载仍然杂乱繁冗，依旧写得十分琐细。按：乌程自秦代设置会稽郡后，将菰城县改为乌程县，处在会稽、鄣郡两郡之间。湖州郡所属一州六县，除安吉和长兴西南部属于旧鄣地外，其余大部分原属乌程县。湖州以蚕桑闻名，其中又以乌程最为著名。乌程的桑树有密睛青、白皮桑、荷叶桑、鸡脚桑、扯皮桑、光叶桑、晚青桑、火桑、山桑、红头桑、槐头桑、青鸡桑、木竹桑、青乌桑、紫藤桑、望海桑，共十六种。最大的桑树一株可达二厘，树高八尺，称为“大种桑”；最小的是密睛青，叶子小而密。蚕丝以头蚕所产为上等，柘蚕丝次之；柔软细白的称为“合罗”，稍粗的称为“串五”，又按颜色分出“鹿”类，称为“肥光”。绵以头蚕所结的“同宫茧”制成的为上等，称为“纯绵”，即两条蚕共同结成一个茧。蛾子从茧口咬破茧后留下的绵次之，最下等的是用织紬所用的软茧制成的。“大环绵”由头蚕茧制成，白如雪且非常坚韧，其他地方不多见，乌青出产这种绵。紬有水紬、纺紬、花绵纳、斜纹绌、兼丝纳、绵经丝纬紬，还有光丝紬、花丝紬。桑树皮还可以造纸，有桑皮纸、长钱纸，都是用桑皮制成的。以上内容都见于此志的物产记载。《晟舍镇志》八卷，抄本（浙江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闵宝梁编纂。宝梁字小圃，是乌程县晟舍镇人。晟舍隶属乌程县常乐乡二十九都，是湖州郡城以东的第一大镇，与南浔、乌镇、东林并称郡城以东四大镇。晟舍这一名称始于唐代，相传李晟曾在这里驻兵，所以得名。历经宋、元、明直到清代，科举中第者接连不断，世代有官宦，著述和古迹也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然而数百年来竟一直没有镇志，宝梁担心地方文献散失，从小就留心乡里的掌故，记录成册。咸丰戊午年，他在中州宦游期间完成志稿，但没有把它收藏在行箧中。同治元年改任江南官职，乘船来到上海，听说家中收藏的图书已经全部毁于战火，因而感慨万分。从同治丁卯年春到己巳年夏，两年间重新搜集编录，又完成了这部志书。全书分为舆图、界域、村舍、河渠、街巷、桥梁、庙宇、古迹、祠宇、坟墓、坊表、营汛、圩田、物产、风俗、进士、举人、贡士、荐辟、封赠、荫袭、临雍、乡饮、大寿、节孝、贞烈、殉难、人物、闺秀、流寓、方外、著述、杂记、艺文等门。《东西林汇考》八卷，清乾隆三十一年修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茅应奎编纂。应奎字湘客，是双林镇人。这部志稿编成时，他已经九十二岁。东林、西林位于湖州郡城东南，隶属归安县松亭乡，也就是今天浙江省湖州市的双林镇。该镇始建于唐、宋时期，早先东林较为繁盛，后来西林兴盛起来，而东林逐渐衰落。这部书确定的志境辖有十里，卷首有《双林镇图》和《双林镇四境图》。全书体例分为形胜志、建置志、古迹志、土产志、征献志、列女志、艺文志、诸摭纪八门，并将地理附在土产志中，将科第、寓贤附在征献志中，体例相当完备。土产志记载双林以出产蚕丝闻名，尤其以所制包头绢最为著名。包头绢是妇女用作首饰的，明代时流行全国。正德、嘉靖以前，南溪只有纱绢帕；隆庆、万历以来，织机作坊相沿发展。这项行业的技艺也不断变化，品种繁多，有绫、罗、花纱绉、纱斗紬、云缎，有花纹的，也有素面的；轻的只有三四两，重的有五六两；长度有连续数丈的，幅面有十六开的，每幅宽四尺、五尺、七八尺不等。花样有四季花、西湖景致、百子图、龙凤图等，大小、疏密各不相同，各省客商都聚集到这里贸易。按：包头绢在明、清时期是妇女用作首饰的，直到今天农妇在捋桑叶、采茶时仍然使用它，以避风防暑；大多用布制作，用紬制作的极少。考察这部志书可知，它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没有见到刻本，也没有被藏书家著录。本书开头有光绪壬午年俞刚的题记说：“这部书是湘客先生亲手编纂的，初稿还没有修订。看其中征献、寓贤等志的名目太多，层层出现，反复重复，大致情况可以看出。后半册不知什么人擅自涂改，还夹杂增补，随笔牵连，尤其不足取。然而原稿文章高深，确实是名家手笔。”按俞刚题记所说，也认为这是应奎所撰的原稿。查考现在流传的双林镇志，有同治九年蔡蓉升编纂的《镇志》三十二卷，但据本志凡例说：以前有万历四十五年陈所志撰写的《丁巳笔记》，用来记载镇中事务；康熙十二年吴若金又编纂了《续志》。又据俞刚题记说，这部志书后来还有谈氏、郑氏以及载梅簷、蔡雪樵等人的续修本。这些志书如今大多已经失传，只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蔡蓉升编纂的《双林镇志》，怀疑就是蔡雪樵的书。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书目》还著录有抄本《双林镇志》，但没有注明撰写人。嘉兴市图书馆收藏有抄本《双林镇志新补》，撰写人也无法考定。考察《双林镇志》的源流，能够考见的只有这些。《宝前两溪志略》十二卷，清嘉庆十一年万蕉园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吴玉树编纂。玉树字灵圃，是归安县人。按：这部志书的嘉庆原刊本长期以来很少见，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嘉业堂编刻《吴兴丛书》时收入并刊刻了此书。这部志书的编例是：卷一为序例、山川，卷二、卷三为园林，卷四为津梁，卷五为寺观，卷六为祠礼，卷七、卷八为人物，卷九为艺术，卷十为释老，卷十一、卷十二为著述。据吴玉树自序大略说：“我县自宋代钱氏归顺以后，将乌程县东南十五乡分出，另设归安县，曾议定在宝前两溪之间的日射村筑城，后来因故搁置。宋代以后的各种书籍所记载的内容，有的缺失，只能存疑。”又按此志编例说：“事迹如果涉及整个郡县，不专属于两溪的，不予记载。人物只记载确实居住在这里的人。著述是为了记录一时的典章制度，凡是前辈留下的著作，都用来记述一方的人文。”又说：“《两溪志》过去从未成书，现在搜集考察历代各种事情以及老年人的传闻，随时得到就随时记录，不排列先后。”山川志小序又说：“宝前两溪的柳湾、竹坞，碧水青山相映；和云清、云因两处，水流贯注其中。”按：现在所说的四条溪流源头在百里之外，并不是发源于日射村的两溪。人物部分记述故鄣人吴均等人，已经泛泛涉及整个郡。著述志只记录书名，却多达两卷，难道都是日射村人的著述吗？这实在是自己破坏了编例。《长兴县志》十卷，清顺治六年驯雉堂写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张慎为修纂，金镜编纂。慎为字含锐，河南阳武人，顺治三年进士，授任长兴知县。镜字金心，号次山，别号水一方人，是长兴县人，明崇祯贡生，明亡后不再出仕。长兴建县始于晋代，当时从乌程县分出土地设置长城县；五代吴越为避梁朝讳改名长兴。宋代升为州，元代沿袭；明初改为长安州，不久又恢复为县。关于方志的源流，本志《统例》说：“县志始于宋太平兴国初年，张韬礼代理县令时编集；嘉定年间重新纂修。明朝建立后，洪武初年由本地人刘巽第二次修志，永乐年间周镐夫第三次修志，弘治二年臧衍第四次修志，嘉靖初年知县黄光升第五次修志；嘉靖四十年刑部尚书顾应祥第六次修志；崇祯十一年知县吴锺峦委托文学姚光佑第七次修志，草稿尚未完成，吴锺峦便离任，姚光佑也很快去世，此事于是湮没废止。宋志以及刘巽、周镐夫所修的志书，都已经无法看到了。《臧志》六卷，共二百叶；《黄志》二卷，共五百五十叶；《顾志》有两种，一种十卷，共二百六十叶，另一种十二卷，共四百五十余叶；姚光佑的稿本没有完成。《臧志》六卷，不分志类；《黄志》二卷采用编年体，应当自成一书，在志书体例上并不相合。《顾志》的一种十二卷，也不分志类；另一种十卷，分为八志，即建置志、舆地志、民业志、治道志、锺英志、选才志、人物志、杂志，第九卷、第十卷全是诗文，称为附录上、附录下。姚光佑的稿本十二卷，分为十三志，即舆地志、山川志、建置志、秩祀志、风俗志、食货志、经政志、帝王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这次编纂定为十卷，共一千余叶，分为十志，即舆地志、建置志、民业志、经政志、锺英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稗官志。体例简明质朴，大体沿袭旧志；征引文章、考核文献，内容十分丰富，远比旧本详细。”从这篇《总例》来看，旧志和新修志书的体例都作了叙述。按金镜跋语说：“与顾司寇所修的志书相比，续记了八十多年，篇目增加七百多篇，文字增加二十五万二千多字。” 这部书增补前志的内容，确实很多。官师志、选举志采用编年体，使用明代弘光年号，这是清代修纂地方志中很少见的。卷首列有丁瑀的《长兴诸山总疏》和《诸水总疏》两篇，对山水源流记述得很详细。舆图有长兴总图、城隍图、县治图、学宫图、便民仓图、子山图、罨画谿图七幅，由本地人杨藻绘制。按：这部志书失传已久，只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同治《湖州府志》卷六十一著录。上海图书馆从废纸厂中得到此书，使它在濒临湮没之际获救，成为失传而幸存的孤本。《长兴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浙江图书馆收藏）。清代韩应恒修纂，金镜、朱升编纂。应恒字子久，山东安丘县人，康熙举人，康熙七年任长兴知县。金镜编纂顺治《长兴县志》的情况已经著录。朱升字日如，号新菴，是长兴白溪村人，康熙举人，没有出仕，以著述终老。按：这部志书依据顺治志的体例重新修纂，整理辑录新的故事和事物，比前志更加核实，并删去前志的艺文、稗官两门，将有关本县的文献和掌故分别按类别引用记载。民业志的物产条记载：“顾渚山出产茶叶，唐大历五年因此设置贡茶院，宋初仍进贡，后来才停止。元代改为磨茶院，明洪武八年革除；改为每年进贡茶芽二斤，送到南京，在奉先殿焚烧荐献；永乐年间增加到三十斤。”在叙述贡茶的条目中，又详细说明了采茶、制茶的方法。按：顾渚山在县西北的水口镇，所产茶叶以紫笋茶最佳，茶芽长二三寸，茶梗呈紫色，叶色青绿，其中以吉祥所产的最为上品。紫笋茶因形状像紫笋而得名，陆羽《茶经》评为第一。《茶经》说：“紫色的为上品，绿色的次之；像笋的为上品，像芹的次之。” 直到今天，长兴茶农仍把陆羽奉为茶神。据《湖州府志》记载：“明初丁酉年，朱元璋占据金陵、称吴国公时，进贡茶芽三百斤，以后年年增加，并规定每一斤茶折钱一百二十文。”按：这种说法是把贡品变成了苛税；直到清初才停止，此后顾渚茶便不再为人们津津乐道。《长兴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谭肇基修纂，吴棻编纂。肇基字祝泰，号岐峰，广东新会人，雍正十二年进士，乾隆八年由龙泉县调任长兴县知县。吴棻是归安县人，举人。这部志书编成于乾隆十四年，全书共三十四门，卷首有图八幅。长兴县志自明代本地人顾应祥编纂两种县志以后，后来的修志大体都沿用他的体例；这部志书却分为三十四门，编纂草率，考据疏略，只有书中引用的公文，足以作为今天考察当时情况的资料。例如物产门器用类中的“煤”一条，引用当时矿窑开采的公告，可以反映当时矿工的工作状况和开矿制度。现把全文抄录如下：“合溪以西山一带，是长兴县的煤窑；在合溪南北两山，岩户出资呈报开采；凡不妨碍城池、龙脉以及民间坟墓等处，听凭民间开采。地主充当岩户，官地、官山则由领取采矿帖并缴纳税款的人充当岩户。这是天地自然的利益，对上可以输送国库，对下可以供给百姓使用。不过考虑谋取煤炭利益，必须先审察煤炭带来的祸害：煤井深的有一百多丈，远的达到二三里；开挖的人有几十人，也有一百多人不等。往往有人挖到深处，忽然泉水涌出；或者支撑木不牢固，从上面塌落下来；又有工人不谨慎，燃油失火并蔓延焚烧等弊端。在井下的人呼救奔逃却无路可走；在井上的人披散着头发伸手救援也无济于事；人的生命轻贱得像草■〈艹官〉，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发布告示晓谕：不得挖得过深、过远，随挖随用板木支护，一律使用坚固的木桩；每个工人各发给一条麂皮裤，以免水气浸入体内；灯要用明角罩在外面。近年来报告有人受伤、死亡的事情，也少见了。雇用的工人必须填明年号和住址，并取得连环结状，以便查核。过去外来的奸匪都无处藏匿，其中没有职业的游民一律驱逐。如果有人留宿客人而造成事端，就责成岩户和该甲长负责。这样大概既有利于充实国库、使百姓富足，双方又不致彼此妨碍，百姓的生命也可以借此得到保全。”像这样记载采矿情况的资料，乾隆年间修纂的地方志虽然很多，却极少有引用这类资料的。光绪年间修纂《长兴县志》时，仍然全文照录。《长兴县志》二十八卷，清嘉庆十一年刊本（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上海图书馆收藏残本）。清代邢澍修纂，钱大昕、钱大昭编纂。邢澍字雨民，号佺山，甘肃阶州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嘉庆元年任长兴知县。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竹汀，又号辛楣，江苏嘉定县人；乾隆甲戌进士，官至詹事。钱大昭字可庐，是国学生，钱大昕的弟弟，兄弟二人都精通考证之学。长兴《谭志》记事止于乾隆十二年，编纂草率而不精，所以请钱大昕重新编纂。当时嘉靖《顾志》仍然存在，本地人把它视为县志的准则。钱大昕编纂这部志书，因此制定的体例严谨，全书共二十九门，附类共八类，是他晚年精心编成的作品，世人称为善本。按：他所确定的疆域、风俗、物产、帝王四门，极其详细严谨；疆域门下附有形势，用来说明县境的险要。记述风俗，重点放在蚕桑和礼俗。物产则详细记载本地物产；长兴以产煤、产茶、产酒著名，三者记载尤其详细。物产志小序说：“炫耀博闻、猎奇夸异，体例类似《茶经》《蟹志》《牡丹谱》《荔枝谱》，《琴川志》曾经讥评过这种做法。”推究这句话的含义，所以记述物产时绝不炫博空谈。帝王一门则都是用史书传记加以考证、核实的。此外另设杂识一门，也兼及考证；又另立辨证一门，看起来似乎重复，但二者界限分明。余读这部志书，常常感叹钱大昕考据精深细密，并且通晓志书体例、见识深广。不过在辨证沿革时，他说：“颐尚书在讨论沿袭问题上有失误。”因而引起众人的非议。关于长兴的沿革，本地人顾应祥编纂县志时，据《史记正义》说，长兴是秦代鄣郡、会稽两郡之间的土地。钱大昕在《辨证》中认为，《顾志》的沿革记载与郡志互相矛盾，于是引用沈约《宋书·州郡志》中长城令的记载：“晋武帝太康三年，从乌程县分出土地设置长城县。”《辨证》说：“太康年间开始建县时，长城（今长兴县）与故鄣同为吴兴郡所属县，而故鄣是秦、汉时期的旧县。志书只说从乌程分出设置长城，没有涉及故鄣，这不是明明说明故鄣与长城没有关系吗？沈约是休文，出自武康旧族，以本郡人的身份修撰国史，他所说的话确凿可信。这就是所谓南山可以移动，但这个结论绝不可改变。” 钱大昕指出了《顾志》的错误；从此以后，长兴沿革问题引起众多争论，一百多年都没有定论。沈登瀛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地理考据家，乌程县人，著有《深柳堂文集》。他在《原乡考》中说：“钱大昕《长兴县志·辨证》把孝丰当作原乡的旧地，强行划定界限，实在是极其错误。原乡因今天长兴的原乡山而得名。安吉、原乡两个县都从故鄣分出，安吉在先，原乡在后；安吉在南，原乡在北。”沈登瀛根据设置的先后和地理方位，驳斥钱大昕妄自罗列《吴兴掌故集》错误说法、用来强行论证的做法，指出把孝丰当作原乡旧地是错误的。后来朱镇编纂《长兴县志拾遗》和《拾遗补》（即《故鄣考》），说：“顾应祥志书的沿革部分引用《史记正义》，后来议论者反而认为这是错误。他们说，在贞观以前，安吉并入长城；到麟德初年重新设置安吉，于是故鄣城改归安吉。不知道《唐志》所说的重新设置安吉，恢复的是原来并入的土地，谁说过把故鄣城并入安吉呢？” 这指出了钱大昕认为故鄣与长城没有关系这一说法的错误。沈登瀛又撰写《邢志条辨》《邢志订讹》《邢志辨讹》等文章，均收在《深柳堂文集》中，都是驳斥钱大昕《辨证》的错误。徐元禧作《邢志志余》，朱养元作《邢志补志》，也都指责钱大昕编纂《邢志》的缺失。以钱大昕这样的才学编纂县志，仍然免不了遭到众人的非议，由此可知修志确实困难。

译《长兴乡土述昔》，不分卷，稿本（编纂人家藏，长兴县文化馆收藏清稿）。严育三编纂。育三是长兴县人，石矿职工，1981年因病卒于上海，享年八十三岁。育三从小就留心乡邦文献，经过十多年的搜集，编成这部书。全书体例分为二十门，共三十三篇，约五万字。记载从句吴开始偏处太湖西部，到清末为止；对于金、元、清入侵以及太平军等地方史实，连同本县人钱江的事迹，都记述得很详细。其次记载农业、工业、特产、赋税、茶贡、太湖水利、历代灾害、人物传记等。此书除参考旧文献外，材料大多来自编纂者实地调查和对民间传说的访问，具有经过批判、概括的乡土叙述特点。《吴兴入东记》一卷，清刊《范声山杂著》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梁代吴均编纂，清代范锴辑录佚文。吴均字叔庠，是故鄣（今长兴、安吉二县之间的地方）青山人。《梁书》和《南史·文学传》都有他的传记。“入东”指故鄣东部境地。晋代废除故鄣后，其西南境地并入安吉与原乡，东北境地并入长城，所以称为“入东”。长城今名长兴，吴均居住在青山；青山在长兴县和平区，今天那里仍有入东乡。按：长兴《谭志·艺文志》著录梁代吴均所撰《入东记》，注释说：“吴兴太守柳恽征召吴均补任主簿，吴均开始进入东部境地，于是写成《入东记》，用来辨明山川和历史事实。”按：《入东记》是长兴乡村志书的开端。清道光年间范锴开始辑录佚文，编成此书，名为《吴兴入东记》。范锴辑得的佚文只有十二条，编为一卷，但大体选录自《湖录》，仍采用《湖录》的体例，把它当作统记吴兴郡事的书，没有辨明“入东”是乡里的地名。据长兴《谭志》寺观部分引用《顾志》（已佚）记载：“县西南六十里有佛川寺，宋元嘉元年建；梁代吴均《入东记》说：当时有石佛从河流中涌出，因此建寺并命名为佛川寺。” 《舆地纪胜》又记载：“吴均《入东记》说：过去宋元嘉元年，有石佛从水中涌出，因此得名。”长兴《张志》又说：“佛川在县南六十里，佛川寺是梁代吴均的旧宅。僧人德乾重建《佛川寺碑记》说：这里是梁代吴均隐居的地方，衰草寒溪，不知有多少。”《艺文类聚》又引用吴均的文章说：“故鄣以东三十五里有青山，陡峭的绝壁直插云天，孤峰高入银河；青翠的山岭重重叠叠，清澈的河流回转万千。归巢的飞鸟，成百上千地竞相飞来；探身取水的猿猴，百条手臂彼此相接。秋露凝结成霜，春天的藤萝覆盖着道路；风雨昏暗如同黑夜，鸡却不停地鸣叫。这里确实足以荡涤烦累、观赏万物，使内心醒悟、放散情怀。”这段文字很有六朝人的文气，而且记载了入东一带的地方情形。嘉靖《安吉州志》卷三《山川》“东晋山”条引用梁代吴均《入东记》说：“东晋想在这里修筑城郭，所以得名。”现补辑这几条，姑且用来补充范锴辑本的不足。《小溪口农村改进会报告书》，不分卷，1934年油印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由本地人雷震主编，周浩如编辑。雷震字儆寰，是长兴小溪口人。他的祖先是河南人，清同治年间黄河决口，河南人躲避水患流亡到江南。江南经历战乱后，田园荒芜；长兴县西南一百多里之间，人烟稀少，万顷良田全都长满了杂木荆棘。躲避黄河水患来到这里开垦种植的河南人，聚集起来有五万多人。雷震的祖父带着全家来到这里，便定居在小溪口，到雷震这一代家境已经比较富裕。雷震的母亲，本地人称她为“四伯娘子”，很有才能，卖掉开垦的田地供雷震读书。雷震毕业于湖州三中学堂后，立即赴日本留学，考入帝国大学法政科。毕业回国后，在杭州谋职，有人密报督军署，指称雷震是“赤党”，雷震被捕入狱，督军孙传芳下令判处死刑。他的母亲多方设法营救，因为同乡周凤岐向孙传芳求情，才获准保释回乡。北伐战争结束后，雷震才出任南京考试院编审。当时戴传贤任院长，潘廉琛任秘书长，王世杰、朱家骅、陈立夫都在院中任编审。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工作附设在考试院，潘廉琛极力反对，辞官回乡务农；雷震和王世杰也相继被免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雷震回乡种田，后来潘廉琛推荐他担任湖州三中校长；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后，聘请雷震担任总务司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雷震来到重庆。当时所称的“考试院四编审”中，王世杰、朱家骅、陈立夫都得到重用，只有雷震在仕途上失意。王世杰推荐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政治协商会秘书长，此后世人才开始知道他的名字。政治协商破裂后，雷震心中不安。当时胡适之提出中国学术自主的主张，雷震大声响应。胡适之到北京后，驱车拜访雷震，由此相识。后来雷震到台湾，与胡适之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雷震刊登《我的母亲》一文，被台湾当局判刑十年；胡适之听说“雷案”后，含恨病逝，而雷震后来不知所终。周浩如是江西崇义县人，江西公立法政专科学校毕业生，曾任上海郊区农业改进会主任。雷震聘他为小溪口小学校长，兼任小溪口农村改进会主任。这部书是写给小溪口本地人的报告书，类似旧方志中的《襄阳必告录》。书中叙述小溪口的农民组织、防卫、教育、医药卫生、农贷、经济等事务，开创了新式村镇志的体裁。长兴村镇山川杂志的源流十分久远。自梁代吴均《入东记》以后，见于史书艺文志、并由本地志书著录的，有唐代陆羽《顾渚山记》、宋代朱辅世《茶山录》、明代熊明遇《罗芥茶记》、清代方文《罨画溪记》。这些作品都承袭吴均《入东记》的传统，以记载山川历史事实为内容，自成一体。到了近人雷震这部书，才改变旧有写法，创新了体裁。《德清县志》十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现藏上海市图书馆）。

译明代郝成性修纂，陈霆编纂。郝成性是江都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任德清知县。陈霆字声伯，号水南，是德清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正德初年因触犯刘瑾被贬为六安州判，改任休宁知县；刘瑾被诛后，升任刑部官员，官至山西按察司签事，兼任提督学校事，后来辞官归乡，著有《水南集》。汉、唐时期，德清还没有设置县，属于乌程县余不乡；宋嘉熙年间章鉴撰《余不志》，这是德清修志的开始。按：本书序文称：“本县志书始创于正统年间。”此志成于嘉靖乙酉年，是在正统志基础上的重修本。全书分为舆地考、宫室考、食货考、官制考、职官考、选举考、治行传、人物传、艺文志、杂志十门。按：正统志已经失传，这部志是现存最早的本子，也是一部仅存的孤本。《仙潭志》八卷，明正德十一年修纂，旧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陈霆编纂。陈霆字声伯，号水南，是本地人，进士，官至山西提学佥事、刑科给事中。按：此志陈霆序文说：“我小时候喜欢跟随先生和长者访求地方旧事，年老回乡后便把它记载下来。”这部志书是陈霆追忆故旧的作品，分为三十六门，附类五门，是一部记录见闻的书。仙潭是德清县新市镇的别名。新市又名陆市；所谓仙潭，是因为镇中有一处潭水，相传为仙人游泳之地。自宋室南迁临安后，新市成为水路通往江、淮的门户，镇内水街很多，可以停泊数万条船。这部志书记载镇内有桥四十四座，而今天镇内的桥已经不止这个数目。按序文，这部志书是新市镇志的创始之作，后来修撰的志书都称为《新市》，《仙潭志》是镇志的源头。按：陈霆此志以后，明代有胡道传、潘谷，都曾编纂镇志但没有完成。到明末，沈戬谷编成《仙潭后志》。据他自序说：“以前读水南先生的《仙潭志》，心中十分向往，后来得到怀川翁的《续志》，于是考察它与前志的异同。”由此可知，陈霆此志以后，又有怀川的《续志》和戬谷的《后志》。后来程之彭又辑录《仙潭文献》十卷；清嘉庆年间沈赤然编纂《新市镇志》八卷。新市隶属德清县，德清原来是乌程县的余不乡；自宋代《余不志》以来，历代不断承接修纂传统，却不抄袭府志、县志的内容，自成乡镇志书的一种体例。《武康县志》八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程嗣功修纂，骆文盛编纂。程嗣功字午槐，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任武康知县，后来官至应天府知府，编有《应天府志》。骆文盛号两溪，是武康县人，嘉靖十四年进士，授官编修。骆文盛为人孝顺友爱，努力治学，以经世济民闻名。当时严嵩掌权，他能够洁身自守。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便不再出仕，在石城山脚下建屋读书；他的文章见于万历年间本地人杨鹤刊刻的《武康四先生文集》，骆文盛是其中一人。武康编纂专志始于宋代刘瞳所撰《余英志》；明弘治年间，知县易纲修《武康县志》，仿照年表体，分设各部，体例简括而恰当。这部书仍沿用其体例，分为邑纪、星野表、疆域表、秩官表、人物表、山川志、风俗志、食货志、学校志、祀典志、艺文志、名宦传、儒林传、卓行传、宦业传、文苑传、隐逸传、列女传、寓贤传、杂传，共二十门，由骆文盛以及本县生员魏实、李森等人编纂。山川志记载，莫干山在县城西北二十五里，靠近三桥埠镇，明代已经很有名望。山中有莫干剑池和磨剑石，相传干将、莫邪曾在这里铸剑，用此山的石头磨剑，用此池的水淬火，剑刃便比平常锋利一倍。莫干山在明代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兴盛，却已经是当时富商和显达官员避暑的地方。食货志记载，武康出产丝紬，名声很大；县城设有织造府，每年生产局丝三百三十三觔。如今湖州所属各县计算丝产都用“两”，不说斤数；明代则用“觔”计数，从这一点可以考察古今市场货物计量方式的变迁。《武康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一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冯圣泽修纂，骆惟恭编纂。冯圣泽字沛衢，顺天蒲阴人，由内番译官授任知县，康熙七年任武康知县。骆惟恭是武康人，事迹不详。这部书是康熙壬子年冯圣泽任武康知县时，聘请骆惟恭依照明嘉靖年间骆文盛所纂县志的体例重新修订的。此前顺治年间，本地人骆仁埏考察旧志，得到一本前溪钓叟抄本；康熙乙巳、丙午年间，知县吴定远又搜集遗闻，编成《武康县志藏本》，这部志书是在此基础上汇集完成的。全书体例以纪、表、志、传为四纲，共八卷。卷一为邑纪；卷二为星秩、疆域、秩官、人物四表；卷三为山川、风俗、创设三志；卷四为食货、学校、典祀三志；卷五为艺文志；卷六至卷八为人物传。每篇之后都有附跋，大体仍沿用骆文盛旧志的内容；有骆惟恭和本县庠生张复旦的题识，文字都简洁而意思详备。《武康县志录要》，不分卷，旧抄本（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这部书是从清道光九年疏筤修纂的《武康县志》中选录而成的。疏筤号龙眠，道光二年进士，任武康知县时，聘请陈殿阶、吴敬义编纂二十四卷县志。自咸丰年间战乱焚毁之后，版片和书册全部烧尽，流传极少。这部书节录疏筤的志书，称为《录要》。按其编排次序，分为地域、建置、秩官、选举、艺文、列传、杂志七类，已经不是《疏志》原来的体例。艺文部分的金石一目，记有周罐、汉铜洗、铜官钱范、宝相寺神钟等十多件器物，只抄录附考，未绘制图像。这是目前所见的第一部节录方志，但还不清楚出自何人之手。看它所录的事物，都考证确切而且有用，具有参考价值。《安吉州志》十六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卷五至卷八，天一阁收藏卷一至卷四、卷九至卷十一）。

译明代伍余福编纂修订。余福字君来，又字畴中，苏州吴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任安吉知州，历任刑部、兵部郎中，后任镇远知府。据此志记载，这是嘉靖三十四年余福任安吉官时所修。此书见《澹生堂书目》《千顷堂书目》《脉望馆书目》《万卷堂书目》著录，各书都记作十六卷。同治《安吉县志》载有此志序文及十四条凡例，其中一条说：“安吉自改为州以来，没有人编过志书，虽有《古桃志》抄本，但篇章残缺、简册断散，已无法考察。”考证安吉设县始于后汉光和末年，析分丹阳郡故鄣县之地设置县治，名为安吉；明正德元年升为州，州志便从此志开始。此书为残本，现存课贡、户口、军役、公署、学校、祀典、关津、古迹、丘墓九篇。刻本早已散佚，除这一部外，天一阁收藏的也是残本，存卷一至卷四、卷九至卷十一。《安吉州志》十卷，清康熙十年刊刻本（浙江图书馆收藏）。清代曹封祖修订，朱进编纂。封祖是辽东人，属荫生，康熙八年任安吉知州。朱进字广文，又字方城，海宁县人，顺治年间举人，康熙六年任安吉州学正。安吉州志最初由知州伍余福编修，后来有人批评它浮华而缺乏实际内容。此后二十年，知州江一麟又重修州志八卷，也有人评论它简略而不详，由此可知修志并不容易。这部志书是曹封祖任安吉官时，与属官朱进商定体例后重修的，用来纠正旧志的缺失。体例参考《江志》，定为三十一目，书中文辞仍大量沿用《江志》的旧文。当时安吉虽仍是州，却不再统辖孝丰，因此本志与《江志》不同之处，是把有关孝丰的事全部删去，不予记载。按这种体例也不能算修志的好办法：在分置以前的事情不可不载，分置以后的事情当然不应记载；这样才可以使分合关系清楚。●卷七下 ○浙江下 长兴　陈光贻学 《宁波府志》四十二卷，明嘉靖三十九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周希哲修订，张时彻编纂。希哲是威远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嘉靖三十六年任宁波知府。时彻号东沙，鄞县人，嘉靖二年进士，官至尚书。据记载，此志编成于嘉靖三十八年。当时共同参与校订的诸生有：府学的倪询、薛晨、卢叔麟、李贤，鄞县的洪谟、沈明臣、何炯、张邦辅，慈溪的方诏、向斅，奉化的孙继宗，象山的周易、俞澜。由于编纂者不止一人，又急于成书，所以难免有错误之处。全书体例分为舆地图、秩官表、选举表、疆域志、经制志、物土志、杂志、艺文、列传九类。此志搜集广博，兼览古今，文采和内容都很可观。乾隆《鄞县志》序称它论述赋税、海防，尤其体现经世治用之才。宁波在秦、汉至隋代属于会稽郡，唐代始置鄞州，宋代称明州奉化郡，后来升为庆元府。元代为庆元路，明初称明州府，后来改为宁波府。《昌国典咏》十卷，稿本，有王謇跋文（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朱绪曾编纂。绪曾字述之，上元人，道光年间举人，官至知府。这部书是朱绪曾办理定海善后事务时，为供自己使用而编辑的。成书于咸丰元年，广泛采录宋、元、明三代的志书。《昌国州图志》共辑录二百零四篇，记载山海、洞岩、塘地、石浦、潭、礁、盐场、门闸、田井、坊仓、书院、堂院、桥、亭、寺庙、墓等方面的记文，汇编成舟山掌故集，却不加自己的叙述，是另创一种地志体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四篇〕 《鄞县志》二十四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汪源泽修订，闻性道编纂。源泽字天门，入籍扬州江都县，原籍徽州歙县，廪生，康熙二十二年任鄞县知县。性道是鄞县人，贡生，留心乡邦文献，历经四十年编成此志。广泛考察并核订资料，将志书分为十二考：总识考、经制考、形胜考、利济考、治化考、敬仰考、选举考、品行考、修辞考、特艺考、方外考、杂纪考。卷前王掞序文大意说：“创立凡例、制定体例，具有独到而卓越的见识。分成考的有十二类，列为条目的有八十六项，编排成卷的有二十四卷。它记载事情详实，写作文字谨慎；对于星野、兵农、选举、德义、士女、节烈以及采集订正等内容，尤其加以详细核实。”乾隆《鄞县志》中卬宪曾的序文评论此志说：“虽然属于详细完备一类，但不善于文辞，未能得到通达博学之人的充分重视。”我看这部书，都是考证订正性质的文章，虽然没有文采风韵，但文字简明精确。鄞县是宁波府的附郭县，汉代是鄮县、句章县、章县三县之地。唐代设置明州，以鄮县作为附郭县；五代梁因避祖先名讳，将鄮改为鄞。自宋代以来，郡名虽多次变更，县名却没有改变。郡志的古本如今保存较多，而专门记述附郭县的县志，流传至今的以这部最为古老。《鄞志稿》列传八卷，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蒋学镛编纂。学镛字樗庵，鄞县人。据考，这是一部紫格抄稿本，版心刻有“鄞县志”三字。四明张寿镛辑刊《四明丛书》第三集，收录《鄞志稿》二十卷，题为蒋学镛编纂，其中《甬上先贤传》十九卷，《水利考》一卷。鄞县历次修志中，没有见到《蒋志》，后来编修的各部志书也没有引用或称述《蒋志》。考蒋学镛是清乾隆年间人，因此怀疑此本是钱维乔所修《鄞县志》的底本。钱维乔是武进人，精通志书学；等到任鄞县官时，聘请嘉定的钱大昕编纂县志，亲自与钱大昕商定志书体例，监督十分谨慎严格，考据详细完备，世人称为名著，刻成于乾隆五十三年。书中的列传采用了蒋学镛这部志稿的内容。《慈谿县志》八卷，明天启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