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十

译明代王应山编纂。王应山字懋宣，晋安人。福建自宋代梁克家撰《三山志》以来，同时记载地理的书不下十多家，如《福建路图经》（见《通志艺文略》）、《福建地理图》（见《宋史·艺文志》等），但都早已散佚。明代以黄仲昭《八闽通志》、王应山《闽大记》、何乔远《闽书》最为著名。《闽大记》由林贞恒创始编纂，详细订定科条，但尚未开始编纂便因病去世；王应山承接他所定的条例继续编成。此书订定体例谨慎严密，其义例说：“《闽记》依照司马迁、班固的体例撰写；灾祥、兵事若关系重大才记载，琐碎细节不予记录。”这部书记载的是闽中的重大政务和大事，所以称为《大记》。全书体例，首为《闽记》，按编年顺序记载福建历代大事；其次为建置、吏治、选举等表，用来整齐记载七政。建置表以藩司统辖所属八府二州，府州统辖所属各县，完全遵循明代制度。明代以前的沿革，以及郡名、里至、疆域、形胜等内容，都可以一览而知。吏治表记载文武守土官员，明代官员无论大小都全部列举，并相互参照异同。对于前代，由于官制不一，只叙述大致情况。选举表中，唐代进士从福建人开始登科时起全部记载；宋代进士太多，只记录举人、特奏名等科，其余无法全部载录。明代以乡试中举者为主，甲科进士详细书写，不让同一姓名重复出现。其次是考，取法八书；对于山川、风俗、食货、书籍等，只考察记述其中重要的内容。其次是世家，以《史记·闽越传》补充郡志的简略记载；像王氏割据这样的事情不得不记载，采用欧阳修《五代史·世家》的体例。又其次为朱子，采用《史记·孔子世家》的体例。再其次为传，列传共二十八篇，依次分为儒林、孝子、隐逸、文苑、武功、善行、女德、仙释、伎艺。按其编纂体例，以记、表、考、世家、传为五大纲，下面附列子目；繁简不一。书前没有总目录，篇首也只标出大纲，所属条目很不方便，编排缀辑也不佳。《闽小纪》五卷，清康熙年间周氏赖古堂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周亮工编纂。周亮工字元亮，一字缄斋，号栎园，学者称栎下先生，祥符县人。明崇祯十三年中进士，官至御史。甲申之变时，他在南京侍奉福王；清军攻下江南后，周亮工投降清朝，曾任福建左布政使、户部右侍郎；被闽督弹劾后，赴福建听审。适逢海盗进犯福州，周亮工有守城功劳，再度起用为江安粮道，后来因事获罪，判处绞刑，最终因病去世，著有《赖古堂集》。周亮工在福建任官时间很长，便把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记录下来，编成这部书，不分志书门类。全书一百六十多篇，都记载福建的物产、方言、里语、旧闻，足以增长见闻，所以命名为《闽小记》。它类似于罗舍之《湘中记》、宋子京《益都记略》。卷首有康熙五年汪楫的序，以及黄虞稷、孙汧如、罗耀的序。这部书是见闻笔录，记载物产最多，但都不如后来的方志翔实。值得参考的内容，如记载汀州城的奇石，石上刊刻的字与篆文颇不相同，无法辨识；又如记载宗子湘（臣）任闽督学时死于任所，儒生前往吊祭，在灵几前作吊诗三百首，并录下其中最精工的几首。又如记载福建的藏书家，有马寿、陈暹两人。马氏子孙能够读书并守护藏书；陈氏后代逐渐衰微，藏书也像烟云一样散失了。还有林懋和、王应钟也收藏书籍，都有朱笔、黄笔批点和句读。又记载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都嗜好藏书：邓氏装潢整齐，拿到手里如同新书；谢氏热心搜罗，却不作批点；曹氏则满卷都是朱笔墨笔批校，三人各有自己的癖好。这样的记录，足以供参考。《福建通志》六十四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金铉编纂。金铉是顺天府宛平县人，顺治九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康熙初年任福建巡抚，嘱托闽人、翰林院编修郑开极、广西苍梧道参政陈轼以及浦田县举人陈学夔等编纂通志。书成于康熙二十三年。全书分为舆图、星野、山川、疆域、建置、城池、祀典、户役、田赋、学校、兵防、公署、封爵、职官、名宦、选举、人物、方伎、仙释、迁寓、列女、土风、物产、邮政、艺文、古迹、杂记、外岛二十八门。卷首列福建全省总图一幅：东至海岸一百九十里，南至广东潮州府海洋界一千九百里，西至江西建昌府新城县界八百十里，北至浙江温州府平阳县界七百四十五里，以福州为中心。建置篇记载：“闽地处在海边，《周礼》职方氏辨别各邦国的都邑和边鄙，提到七闽九络。郑康成注说：闽是蛮族中的一支，并引用《国语》中史伯的话，以芊蛮为证。周成王把熊绎封在楚蛮之地，姓芊，居住在丹阳；他的五世孙熊渠得到众人拥护，于是起兵攻伐庸国、扬粤，直到鄂地；熊渠之后有叔熊，从濮地进入蛮地；后来他的子孙分为七个种类，所以称为七闽。秦朝攻取百越，设置闽中郡；汉高帝五年，封元疆的七世孙无诸为闽越王；建安初年开始设置侯官等五县。吴永定三年设置建安郡；晋太康年间将建安郡分为晋安郡，属建安的有七县，属晋安的有八县；陈永定初年设置闽州刺史统辖这些地方。隋代为建安郡；唐武德八年设置都督府，治所在泉州；开元十三年改为福州；上元元年设置节度使，统辖建、汀、剑、漳、泉、福六州。不久废除节度使，设置都团练观察处，于是开始把福州称为福建。五代晋天福、开运年间，王延钧据守建州，称闽王，以福州为东都，统辖福、泉、建、汀、漳、镛、镡七州，不久被南唐灭亡，后来都并入吴越钱氏。宋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献出土地，恢复为威武军，统辖福、泉、建、汀、漳、剑六州；雍熙二年改为福建路。直到元初，治所都在福州。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设置宣慰使司，并隶属江西行省；大德元年迁治泉州，三年又迁治福州；顺帝至元以后，福建诸路被陈有定占据；明洪武二年设置福建行中书省，不久改设承宣布政使司；清初沿用明制，设福建省，辖福州、泉州、建宁、延平、汀州、兴化、邵武、漳州八府，以及福宁一州。福建省通志从黄仲昭编《八闽通志》开始，但所记只有八府之地；此后王应山又编《闽大记》，省志逐渐形成，如《闽都记》《全闽记略》等，但都只是草创，尚不完备。崇祯年间何乔远汇集各郡县志书，参考前代记载，编成一百五十四卷的《闽书》，明代福建省通志的沿革大致如此。这部志书承接《闽书》重新编修；当时台湾刚归福建管辖，州县也新有增设，所以建置沿革与明代志书相比，往往同现行制度不同。又因为台湾是新近隶属的地区，所以志书体例另立“外岛”一门，特别加以详细记载。至于金门、厦门二岛，虽然和台湾一样处在海外，但原属泉州，因此不另作详细记载。《三山志》四十二卷，明崇祯十一年重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宋代梁克家编纂。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名，授平江签判，召入任秘书省正字，乾道年间屡次升官至右丞相，封仪国公，去世后谥文靖。这部志书成于淳熙九年，由梁克家亲自裁定编成；文章深厚明白，文辞典雅，值得诵读。“三山”是福建省城的别称，据曾巩《道山亭记》说：“城中共有三座山，东面叫九仙，西面叫闽国，北面叫越王。”三山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此处。这部书是记述福州一郡的志书，重点在于记载掌故。全书分为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土俗九门，体例精严，内容简要核实。《四库全书提要》认为，它自成地方志书的一种体例。朱彝尊《曝书亭集》所载此志跋文，批评它把山川附在寺观之后，未免失去条理。就体例而言，仍有遗憾。此志宋刻原本早已绝迹，现以晋安谢氏小草斋明抄本传世，认为是最早的本子。这部本子原为武进盛宣怀收藏，湮没不见已有几十年，世人以为明代重刻本也已经绝迹。考察宋刻本以后，这部志书的重刻本也只有这一部。此志卷首有万历癸丑年林材的序，以及崇祯戊寅年林弘衍的序。据两篇序文记载，林材得到马恭敏家抄藏的宋淳熙《三山志》，于是谋划付梓，但没有成功。十多年后，林材的儿子林弘衍再次考订重刻，但没有说宋代以后曾有其他重刻本。清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有此志跋文，说：“《宋史·艺文志》所载《长乐志》和这部书其实是同一本。现在的本子作四十二卷，其中第三十一、第三十二两卷的进士题名，是淳祐年间福建教授朱貔孙续补的，附在第三十卷之后，只称第三十中、第三十下，并没有擅自改变旧志的卷次；后人析分为四十二卷，也不是朱貔孙原来的样子。”按朱貔孙的书只是增补，并没有重新刻印。《福州府志》四十卷，明正德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林庭■〈木昂〉编纂。林庭■〈木昂〉编纂《江西通志》的情况已经著录。福州在秦代属于闽中郡地；唐开元十三年设置福州都督府，实际统辖范围兼及福建全省，开元二十一年改为福建经略使，治所在福州。明初改为福州府，辖二州九县。福州郡志始于东晋太元年间太守陶夔所撰《闽中记》；唐贞元年间郡人林谞、宋庆历年间郡人林世程都加以增修，但仍沿用陶夔原书的名称。淳熙年间梁克家撰《三山志》，元致和年间又有续志，如今只有《三山志》独自保存下来。这部志书是林庭■〈木昂〉因父亲去世服丧居乡时编纂的，成于正德庚辰年，记述二州九县的事情，体例完备，内容广博。这部志书原本长期少见，乾隆《福州府志》凡例记载：正德志曾收藏在闽人徐兴公家。据萨士武《福建方志考略》记载，原本收藏在连江刘氏东明楼，是徐■〈木昂〉旧藏本。按■〈木昂〉就是徐兴公的名字。这就是这部志书原本收藏流传的经过。《连江县志》十卷，首一卷，清嘉庆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李菶修纂，章朝栻编纂。李菶字来邕，号韦坡，云梦县人，乾隆庚子年举人，七次参加礼部会试都未能中选，后来通过“大挑”授为知县，分发到福建海澄县，随后调任连江县，因病到闽省城就医，最终在那里去世。章朝栻的事迹不详。连江县建置为县，始于晋太康年间；县志始于宋嘉定年间陶武纂修，咸淳年间宋日隆增修。元延祐年间李荣纂修，明嘉靖年间唐桐、清顺治年间赵国琳也都修过，康熙年间陈润、郑霄又分别修成两部县志，但这些情况都无法考证。乾隆五年，知县戚■〈山上〈弓攵〉下〉说要修纂十三卷县志，当时以前的县志都已散佚，实际上就像重新创修一样。这部志书承接《戚志》重修，共分二十六类，各类有的再分子目，有的不分，材料采集编排还算简明核实。物产类尤其详备，所列农产分为十属，即谷、蔬、瓜、果、花、木、草、藤、竹、药；此外还有飞禽、走兽、鳞介、海错，也几乎无法全部详述。每类都在篇末引用历代词人的诗文，称述各物过去产于连江的情况，以此作为证明，并详细注明每种物产的类别及其形状、性质。连江因盛产荔枝而闻名，其中有桂林、鸡子、中冠、金钟、尚元红、火山、十八娘等，都是著名品种。至于书中记载的山川、风俗、水利、兵制，也都考核得详细确实。职官、名宦方面，自明代以来遗漏很少。人物部分分列子目，但不免显得烦杂。《罗川志》四卷，明嘉靖二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高相纂修。高相是江都县人，举人，嘉靖二十四年任罗源县知县。罗川就是罗源县；该县始置于五代闽王时期，由长乐县永贞镇升置为永贞县；宋乾兴初年改称罗源。罗源旧有县志，最早的是宋人所编《罗川志》，早已散佚；元代县志如今也无法考证。明弘治年间，学谕萧夔编成四卷稿本，县中社师郑渭又为它增补续编；正德年间知县徐珪创立体例，重新加以编纂订正。这部志书是高相任罗源官职时，在《徐志》之后四十多年补修的，仍沿用前志体例，共二十一类，书名也沿用前志，仍称《罗川志》。罗源地方志在此志以前都称《罗川志》，因为县境有罗川流经；直到万历壬子年，陈良谏修成八卷志书，才开始命名为《罗源县志》，崇祯年间章简又加以增补。《古田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三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王继祀纂修。王继祀字懋承，归安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任古田知县。古田自唐开元年间置县，直到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刘日旸才开始创修县志。王继祀任职古田时，又接着编纂，逐条汇集续补，终于成书；体例仍依照前志，以十二纲统摄八十多个子目。古田过去的人物和事迹大多已经湮没，无法考查，所以志书遗漏仍然很多。能够核实的，只有赋役部分所记的银矿、铁冶。古田银矿以宝兴银场和龙岭银坑最为著名。宝兴银场在县内新俗里二十九都，天禧二年开始开采，明道元年每年收银九百二十五两，至绍圣二年废止；明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又多次开采、停采。龙岭银坑在保安里，明嘉靖二年太监高宷主持开采，因利润微薄、得不偿失而停止。县中铁冶有铁坑五处、铁炉五座。风俗部分记载：畲民是盘瓠氏的后代，深居幽谷；他们通常开垦荒山顶和山崖，自耕自食，也有人种植靛青。田地耕种三年将要成熟时，就又放弃它，迁到别处耕种；再过三年也这样，因此称为畲民。古田畲民有雷、蓝两姓，男女都到山中耕作，腰间束着鱼■〈▯晶〉，捕捉鱼、螺等物。《闽清县志》十卷，清乾隆七年刊刻本的影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姚循义纂修。姚循义号斐园，江西浮梁县人，雍正七年贡生，乾隆六年任闽清知县。《闽清县志》创修于明万历年间，清顺治年间知县姜良性修成《闽清志略》。姚循义修这部志书时说，旧志早已散佚，无法考查；现在保存下来的县志中，应以此志为最早。我没有见过它的刻本，如今保存的抄本也只有这一部。它的编纂体例参考省志、郡志，分立三十二门，细目十分繁多，但实际记述并不多，全书只有十卷。建置沿革记载：“闽清原是汉代侯官县的辖地，唐贞元年间观察使王翃从侯官县北部划出十里，设置梅溪场；五代梁乾化初年，伪闽王氏才升置为闽清县，隶属长乐郡。清顺治十七年，知县姜良性才开始修筑城墙。”山川部分记载台山为主山，沈子岩、起傅岩有许多名胜。芹山有一座道观，名为奎光阁；宋代白玉蟾曾在此山炼丹成道。古迹、人物传等部分，也都记载白玉蟾的事迹。坊里部分记载：宋代分为二乡，统辖十里；元代将宣政里析为二坊，把居仁、护仁合为居护里，同时裁省苑丘里，共八里。明初沿袭这一建置，后来又把居仁、护仁分为二里，共九里；后来改为二坊五都，统辖七图。顺治十七年，知县姜良性开始分设升平、和丰、旌良、旌善、绥来、淳化、怀德七坊乡；乾隆二年把海防屯粮划归县内，又设置一乡，共九坊乡、二十四都。人物在宋代最为兴盛，元、明两代次之。各传记中，如许将、许汾父子，以文章和政事闻名；陈祥道、杨旸兄弟，以理学著称；萧德藻才华和声望出众，都很值得称道。宋代科举中共计一百二十四人，其中殿试唱名列前者三人，可以说极其兴盛。到了明代，登甲榜、乙榜的还有三十六人。顺治以后的一百年间，只有一名进士、十二名乡试中式者。杂记记载：闽清风俗处处崇尚厚道，只有火葬沿袭不改，这是因为百姓贫困，没有土地安葬尸身；这种风气长期未曾稍有消止。考察此志的记述，还算简明概括；按规定执笔编纂的内容，都出自姚循义一人。《兴化府志》五十四卷，明弘治十六年刊刻本（天一阁藏，现存卷一至九、卷十五至五十四）。明代陈效修纂，周瑛、黄仲昭编纂。陈效字志学，直隶南陵县人；成化十七年进士，弘治十二年以南京户部郎中的身份任兴化府知府。周瑛字梁石，号翠渠，莆田人；成化五年进士，官至四川布政使，著有《翠渠摘稿》。黄仲昭所编《八闽通志》已经著录。宋代开始设置兴化军，将泉州的莆田、仙游二县划归其管辖。元代改为兴化路，设置总管府，辖三个县，即莆田、仙游、兴化。明初改为兴化府，辖地如元代；正统年间裁撤兴化县，辖莆田、仙游二县。地方志的创修始于宋绍熙壬子年赵彦励编纂的十五卷《莆阳志》，元延祐庚申年赵敬叔又翻刻。明永乐、景泰年间，岳、彭二位相继修辑，都没有成书。郡志实际上以此志为开端；据周瑛序文所说：周瑛编纂总志，黄仲昭编纂人物志，黄仲昭又另立编纂条例。按照此志体例，确定吏、户、礼、兵、刑、工六纪，每纪提取纲要作为纲，叙述具体事项作为目，共六纪、六十五纲、二百五十七目，体例繁多宏大。其中户纪的叙述尤其详细，列有物产、山川、乡里、赋役等纲，物产分为《海物考》《山物考》两篇。每篇又分上篇、下篇；上篇分为谷部、菜部、药部、竹木部、草花部，下篇分为毛部、羽部、虫部、鳞部、介部。不只是分目细密，记述也十分详尽。山川部分考察叙述历代河川变迁的始末，以及水利设施的兴废。乡里一纲按照体例，把街巷、乡村、市镇、坊表都随所属里编入，使查找清楚；这一纲对明代乡村、城镇的规划制度记述十分详细。赋役一纲记载宋代设置军时，有军学二赋，与府、州的赋税法不同；徭役分为出力、出财两类，都是宋代设置兴化军时的制度。六纪之后附有《货殖旁考》一篇，记载莆阳各种足以资助生计的利益，并论及鱼、盐、布匹、货物，以及种植、饲养牲畜的利益。这篇应附在户纪之后，不应附在全书末尾。又有人物志附在礼纪之后，职官、选举归入礼纪是合适的，但把人物传附在礼纪之后，从体例上说，显得很不恰当。考察此志所分的纪、纲、目、属，繁多而细密，记载也详细周全；明代志书中，体例如此精密的很少。又查此志现存原刻本，只有天一阁所藏的是原本，但缺少卷十至卷十四，共五卷。清同治十年，兴化知府林庆贻依据郡人陈莲峰、陈实兄弟家藏的抄本，校订后重新刊刻，全书才得以流传。《莆田县志》三十六卷，清康熙四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金阜谢修纂，林麟焻编纂。金阜谢是嘉善县人，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康熙三十四年任莆田县知县。林麟焻是莆田县人，康熙九年进士，历任四川典试副主考、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督学使等职。莆田是兴化府所属县，但置县早于置郡；陈天嘉年间开始设置蒲口县，隋开皇九年改名莆田。县境有莆山，县城在山南，所以又称莆阳。宋人的《莆阳志》《莆阳比事》《莆阳人物志》，实际上兼记今天兴化府一郡的情况。莆田县另行编修专志，大概从金阜谢编纂此书开始。书中记载只限于今天莆田县的辖境。全书体例共十二门，每门各分子目；把学校、祥异作为附录，不另立门目，取舍失当，体例很不完善。书中的文字、考证也不是地方志中的上乘之作，但它是莆田第一部专志，又是现存唯一的孤本。《莆阳文献》十三卷、《列传》七十四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现存《文献》十三卷及《列传》卷一至二十）。

译明代郑岳编纂。郑岳字汝华，莆田人；弘治六年进士，官至户部主事、江西左布政使，著有《山斋集》。这部书辑录梁、陈至明代的著作，共十三卷；又选取名人的事迹，编成《列传》七十四卷。万历四十四年，黄起龙为它刊刻发行。凡例说：“称为莆阳，是因为这里本来是蒲口之地；古名莆举，则兼指仙游、兴化二县。”考察这部书，它辑录的是莆田、仙游、兴化三县的艺文和名人传记；所辑诗文以年代先后为次，作者姓名列在题目之下。《列传》中，有本传的就收录本传；没有本传的，则详细记载其字号、爵位、籍贯，并附在同一时期已有本传的人物之后。全书辑录的艺文、列传数量很多，超过历次编修地方志所收载的数量。《仙溪志》四卷，清铁琴铜剑楼抄元至正重刊宋宝祐本（北京图书馆藏）。宋代黄岩孙编纂，元代黄真仲重新订补。黄岩孙是泉州人，宝祐二年由迪功郎任兴化军仙游县尉。黄真仲在至正年间任兴化路仙游县提领。仙溪就是仙游县；仙游与莆田最初原为一县。根据本志县篇记载：“莆田和泉州起初同属一个郡。唐圣历三年，从莆田县析置清源县；天宝元年，将泉州改为清源郡，因为县名、郡名相同，于是改掉县名。县中有九位何姓兄弟登仙，因此得名，后来改为仙游县。”这部志书是创修之作，宝祐五年刻成；元至正十一年，黄真仲又增补订正后重新刊刻。全书总共分四十多个子目，没有大的纲目，合订为四卷。据《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所藏抄本也是四卷，就是这部书。但据《福建方志考录》注为十五卷，那么黄真仲重订后，或许又曾有过重订。不过《考录》没有说明，留待将来考证。《仙谿志》十六卷，明弘治四年陈文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陈迁编纂。陈迁字槐林，仙游县人，成化年间举人，官至江西布政使司参议。关于仙游旧志，据陈迁本志自序说：“县志创修于宋宝祐丁巳年。到元至正辛卯年，前后总共九十五年，已经说县志不存在了；我到处寻找抄本，只有县中士人傅玉成家藏有一册，可以作为依据重新刊刻。从辛卯年到现在，历年虽不算很久，但其间多次遭受兵火，典籍残缺，家藏墨本一千本中也难有一本完整。现存的只有蓝谿茅氏、西湖傅氏一两家，但又只是手抄几页，用来补足脱漏，未必是旧时的完整墨本。宣德年间，本县故老张乐素、茅梅涧、薛别驾等人常常感叹此书散失，又担心后世失传，想重新刊刻，却没有完成。成化初年，屏山郑检讨退居家乡时编次此书，不久也停止了。”这就是陈迁叙述《仙志》编修经过的文字。这部志书编成于成化末年，是陈迁在守丧居家时编纂的；体例分为三十六门，编成十六卷。每门先收录旧志原文，再把新增内容接在后面。这是史家编著时明显区分新旧材料的方法，使新旧段落分明，读者打开书卷便能一目了然。编成以后没有立即付梓，直到弘治庚戌年，知县陈文才把它刊刻成书。《仙游县志》八卷，清代抄明嘉靖十七年本（天一阁藏）。明代黄宸修纂，林有年编纂。黄宸字拱宸，和平县人，贡生，先任广西洛容知县，嘉靖十四年调任仙游知县。林有年字以永，号寒谷，莆田县人；弘洽五年举人，受荐代理萧山县教谕。正德年间，朝廷派使者到西域迎接活佛，林有年上《辟邪妄疏》，因获罪被贬官；后来又升任乐清知县，再升衢州知府，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明代修纂《仙游县志》的，有弘治年间的《陈志》；正德九年彭甫再次重纂，书成却未刊刻；嘉靖五年，彭甫的儿子彭大治接着完成。此次编纂，是奉督学江以达的檄令重修；距离后来《彭志》成书只有十二年，续辑的事物不多，体例也只是依照《彭志》稍加编排订正。编例分为地舆、官制、学校、人物、公署、祀典、文章、杂志八类，共五十六个子目。人物一类在取舍和评论事迹方面尤其谨慎，列传把蔡忠惠、叶正简列入德业类，把傅龙图、朱绂、陈次升列入忠譡类，把张弼、林萍列入理学类，以这几个人作为乡邦的典范。其次记载沿革，驳斥旧志所说县邑因汉代何氏兄弟得仙而名为“仙游”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近于幻想，所以不予收录。考察起来，此志比前志的记载更加谨慎翔实。可惜它的原刻本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只有这部抄本；从笔意和纸张看，应是清代中期的写本。《金门县志》二十四卷，民国十年修纂，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近人刘敬编纂。刘敬是闽县人，事迹不详。金门由群岛合并设置为一县，始置县于民国四年；县境方圆七十多里，而所辖海面宽广约四百多里，是海防上的险要地区。置县以前，金门属于同安县和马巷厅，所以旧时没有县志。清道光十六年林焜熿编纂《金门志》十六卷，同治十二年林豪又续纂，采集材料丰富，颇为详实，但那是建县以前的志书。考察此志体例，只是与乡镇志的体例相同罢了。这部志书是在建县后编成的，共二十门、一百二十一个子目，约二十八万多字。对于金门建县，以及地理、经济、物产、人文、历史、海防、军事等记载都很详细。就海防一门来说，尤其详细叙述筹划海防的策略，其中很有卓越见解。这部志书编成后没有付印，原稿存放在金门县署。据《福建方志考略》记载：稿本完成后未付印，抄本有两部，一部藏在县署，一部藏在福州刘氏家中。这里的本子就是刘氏所藏的稿本；县署所藏的稿本现在藏于福建师范大学。《泉州府志》二十四卷，明万历四十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阳思谦修纂，黄凤翔编纂。阳思谦字生白，宝庆府新化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铜梁知县，万历三十二年任泉卅知府。黄凤翔字鸣周，号仪庭，晋江县人，隆庆二年进士，历任吏部、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他的文章典雅深厚，著有《嘉靖大政记》《嘉靖大政编年录》。泉州之名始于隋唐，历经五代时辖属不固定。所谓古代泉州，还包括福、兴、漳三府的地域；元代设置泉州路，辖境与今天的府域没有大的变化。明代改为府，辖有附郭县晋江，外县六个，即南安、惠南、德化、安溪、永春、同安；同安县的辖地还包括金门、厦门二岛。考察泉州的志书，自宋代开始有《嘉定志》《淳化志》二志；明代的志书始于嘉靖四年知府高越所修，隆庆二年知府万庆重修。这部志书是思谦任泉州知府时延请黄凤翔主持起草的，林志唯、李宗谦、何樨孝、苏宏家等人协助辑成。体例仍依照《隆庆志》，确定八纲，以纲统领子目，完整记载泉州所属七县，没有遗漏。《隆庆志》在沿革部分编成谱表，却没有总的叙述；此志则较多叙述事情的原委，但仍简略不详。疆域本来应当有确定范围，但宋代泉州曾与漳州争界，明代南安又与安溪争界，所以划分疆界、确定区域很困难。此志关于疆域材料的搜集编排虽然丰富，却没能断定明确界限。山川、徭役、田赋、戎祀、吏治等项，记载较为完备而简明核实。人物部分设理学、气节、功业、文苑等传，显著人物众多，仿佛墓表碑碣相望，但也不免失之泛滥。又记载金门、厦门二岛；自嘉靖年间倭寇奔突以来的事情，则另立别传记述。《晋江县志》十卷，卷首一卷，清乾隆三十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方鼎修纂，朱升元编纂。方鼎字牧邨，海丰县人，举人，乾隆二十八年任晋江知县。朱升元事迹不详。晋江属于泉州，自唐代以来一向被称为名邑。人物方面，文学有欧阳詹，理学有蔡清，政事有梁克家，他们都名载史册，晋江长期以来就是文物昌盛之乡。但县志只有这一种；嘉庆年间胡之鋘重新修纂过，却没有刊刻。这部志书的体例仿效明代黄文简的《泉州府志》，分为九纲：舆地、规制、版籍、学校、秩祀、官守、武卫、选举、人物；九纲之外又设杂志一门，共十卷。卷末又附词翰一门，选录欧阳詹等人关于晋江山川、风土、民情、事迹的诗文数十篇，分为六个子目。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如今极为罕见。此本先由吴兴刘氏收藏，现已归公有。同治十六年彭鍪补刻重印，如今徐家汇藏书楼和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的，多是这种补刻重印本。《南安县志》二十卷，清康熙十一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刘佑修纂，叶献论编纂。刘佑字伯启，鄢陵县人，顺治十七年进士，授南安知县。叶献论字曰卿，南安人，顺治九年进士，官至满城知县。南安置县始于唐贞元年间，地方志创修于明弘治甲子年，崇祯壬申年再次修纂。这部志书承接《崇祯志》重修，成于清康熙壬子年。体例共十门，即疆域、规制、防御、田赋、典礼、官师、科目、人物、艺文、杂志。每门都有小序，所分子目十分繁杂，也没有次序；记载又很简略，考订不够详尽。《惠安县续志》十二卷，清道光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娄云纂修。娄云是浙江山阴县人，监生；道光十二年由崇安县星村分县县丞升任惠安知县，在任仅九个月便离去。这部志书是娄云任惠安官职时，续修嘉庆八年知县吴裕仁所编县志而作。卷前有福建盐法道王耀辰的序、兴泉永海防兵备道周凯的序，以及娄云自序。王耀辰序中说：“惠安自宋太平兴国年间开始置县，五百多年后，才有明代本邑人张襄惠（岳）于嘉靖庚寅八年编成的县志；又过八十多年，到了万历壬子四十年，宜春人杨某续修成志书。本朝先于雍正庚戌八年由王君泽椿修了一次，又于嘉庆癸亥八年由吴君裕仁修了第二次。”考察王序，对《惠志》编修沿革的概略已经具备。这部志书续记《吴志》之后三十年的事情，并补充《吴志》的缺漏，体例分十门，共十二卷。卷一为舆地志。《吴志》的舆地部分只较详细地记载山川、疆域，却没有记载到省城、京城的道路里程，因此远近不明；又记载险寨，却不能详述山陵的内外形势；记载海防，却没有详细说明巡哨的制度，因此防范不周。所以这部志书续增了道里、关隘、海防三个子目。卷二为建置志。《吴志》的建置已有定制，但后来有毁坏后重新修复的，有承接旧事继续增设的，也有遗忘而漏载的；这部志书全部续加补充，共七个子目。卷三为政事志，续补户口、田赋、盐法三个子目，续记《吴志》之后三十年的事情。卷四为礼典志。《吴志》的礼典部分对祭祀制度记载已经详细，但仪式节次仍不完备；这部志书续记各种祭祀仪节。例如记载祭祀社稷坛的仪式，还记及耕耤所用器物：农具为赤色，牛一头为黑色，耔种一件为青色。耕耤时的人员，由两名老人牵牛，两名农夫扶犁，六名农童唱歌；仪节记载如此细致。以下各卷，如职官部分记载从嘉庆八年增至道光十四年，从知县到场官，分为六个子目。选举志分六个子目，增加嘉庆年间进士一人；举人增加雍正年间一人、乾隆年间十四人、嘉庆年间八人、道光年间十二人。又增加恩赏进士：乾隆年间一人、嘉庆年间一人、道光年间一人；恩赏举人从乾隆至道光年间共十四人。又增加武科进士十三人，对《吴志》的缺漏作了许多补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一人〕 人物志列传共九篇，从明代到道光年间增加十人；文苑传又增加宋代人卢仁。艺文志方面，《吴志》分为文集、诗集，这很不合体例；此志规定分为三个子目，凡有助于考证文献的诗文都增收。金石志是《吴志》没有的一门；惠安自古以来金石遗存很少，此志所收石刻上起唐代，下至明代。祥异志只增加“人瑞”一个子目，记载登年超过百岁的两个人。考察这部续志，补充前志缺漏较为得当，也颇有编纂体例。查此志经过咸丰、同治年间的兵乱之后，原本如今保存极少。《同安县志》三十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吴镛修纂，陶元藻编纂。吴镛是浙江钱塘县人，乾隆年间举人，乾隆二十九年任同安知县。陶元藻字篁村，是本县人，事迹不详。考察同安县志，宋代有钱绅修的十卷县志；明代有成化戊辰、正德丙辰、隆庆戊辰、万历壬子等志书，都早已散佚。这部志书是吴镛任同安官职时，承接康熙五十二年知县朱奇珍所修县志而重修的。全书材料的取舍和断限，都由陶元藻负责；吴镛与罗棣亭、黄雪崖共同商议考订；县绅黄近光、叶景若、刘允彰、庄子超分别担任分纂。书成于乾隆丁亥年，共三十卷，分为星野志、沿革表、疆域志、城池志、山川志、水利志、都图志、田赋志、学校志、典礼志、军志、海防志、征抚志、坛庙志、寺观志、署解志、驿传志、古迹志、邮政志、风俗志、物产志、职官表、选举表、名宦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术志、仙释志、寓贤志、艺文志、外志等门。它的体例只采用志、表两种形式。其中海防部分叙述最详细，各处属于内港的澳、澚，以及属于外洋的地方，排列清楚，像眉毛一样分明。当时同安对于外洋诸岛，只有厦门驻有同知，在金门、马港驻有通判，由兴泉永海防兵备道直接管辖。水师的操练、营汛的防守，以及风信、潮汐的时刻，都广泛参考考察后记载在篇中。同安建县，据沿革表小引说：“晋代曾以同安为县名，不到一年便废除；到了五代，王廷钧又把场升为县，于是县制确立，再未改变。”同安疆域周长九百多里，是泉、漳、台三郡的咽喉，也是海防重地。同安水利以海为归宿，本来不担心水涝和干旱；所以陂塘（今称水库）、堰坝是水利的要策，干旱时可以用来灌溉；如果长期水涝，陂塘溃决泛滥，因为距离入海处近，也不至于酿成大灾。因此县中有陂塘、堰坝数十处。《安溪县志》八卷，明嘉靖三十一年刊刻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黄怿修纂，林有年编纂。黄怿字德和，浙江萧山县人，举人，嘉靖五年任安溪知县。林有年所编《仙溪志》已经著录；编纂这部志书时，他已经八十九岁。考察《安溪县志》，正德辛巳年开始编修，嘉靖己丑年又重修。这部志书的体例分为地舆、官制、学校、人物、公署、祀典、文章、杂志八类。安溪自南唐保大十三年置县，明代属于泉州府，辖归善、积德、金田、修仁四乡。县境有许多温泉，其中以蓬溪汤、横山汤、金汤、叶汤、大深汤最为著名。地势方面，东面濒临海滨，西北连接汀、漳地区；安溪环绕县境，农业物产丰富。根据土产门记载，谷物有粳稻和糯稻，有一年一熟和一年两熟的。稻种有白香、白占、青占、旱赤、乌■〈禾示〉、畲稻等；占稻、畲稻能够耐旱。占稻没有芒，颗粒大，颜色有白、斑、赤三种，产自占城。宋真宗时，因为福建田地多处在高地，曾派使者到占城索取稻种，发给百姓种植；后来又发放种子，让江、淮、两浙地区种植。麦有大麦、小麦、米麦、穬麦。粟与粱相似，大粒的是粱，小粒的是粟。黍的叶子像芦苇，高一丈多，结穗像稻穗，散开下垂而没有芒。■〈米癸〉像黍而颗粒较大；棉花俗称吉贝。蚕有一种叫原蚕，另一种个大而黑，叫番蚕，喜欢温暖而怕寒冷潮湿。考察土产一门，对物产的名称、种类、形态以及裁培、饲养方法的叙述，比其他志书的记载详细。《漳州府志》三十八卷，明万历四十一年刊刻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袁业泗修纂，刘庭蕙编纂。袁业泗是江西宜春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四十年任漳州知府。刘庭蕙是漳州漳浦县人，万历八年进士，历任云南提学使、广西参议。漳州于唐仪凤三年设置州，明洪武初年升为府，辖十县：龙溪、漳浦、龙岩、长泰、南靖、诏安、漳平、平和、海澄、宁洋。漳州在宋代有《祥符图经》以及淳熙、嘉定、淳祐三部志书，元代情况无从考查；明代有正德、嘉靖二志，以及万历癸酉、癸丑二志。这部志书原由知府闵昭余提议创修，刘庭蕙与张燮、徐鸾等人编纂，袁业泗接任后主持修成，编成于万历癸丑年。考察书中职官、选举部分，记载已经增至崇祯元年。编例设十二纲，即舆地、规制、赋役、秩官、兵防、人物、坊里、风土、古迹、灾祥、方外、艺文；每纲都附有子目，子目按十项依次编排，段落分明，打开书卷便条理清楚。《厦门港纪事》，不分卷，清代三千客斋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窦振彪编纂。窦振彪任金门镇水师总兵。厦门港属于思明县；清道光十年，思明知县周凯修成十六卷《厦门志》，这是厦门志书的开始。这部纪事是窦振彪任金门镇总兵时所作，不分篇目，按事情直接记载。吴兴人姚衡（雪逸）有一篇跋文，大意说：“怡悦亭尚书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日奉命前往台湾，秘密查访总兵达洪阿、道员姚莹杀害夷人并冒领功劳一案。第二年正月十九日，他从金门镇出海，弁兵护送到崇武海口后返回。水师军门窦振彪派千总蓝雄威，带领缭手和舵兵二人护送，携带书册两本，说是记载沿山、沿海各山的形势，以及沙浅、风暴等情况，从南面的琼州到北面的金门，没有不详细记载的。他回来后请求窦将军抄录副本，于是又请求武陵周敬五兄照录，并亲自绘图。校正完成后，记在书后。”如今只保存这部书，图已经散失。《海澄县志》二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胡鼎修纂，陈寅亮编纂。胡鼎是庐州府合肥县人，康熙十一年拔贡，康熙二十五年任海澄知县。陈寅亮字国玙，海澄县人，监生。根据本志记载，海澄原是尤溪县的辖地，旧名月港；唐宋以来，是海滨的一大聚落。明正德年间，百姓私自建造大船扬帆出海到外国，嘉靖四十四年才开始置县；到崇祯五年，知县梁兆阳创修县志。这部志书是胡鼎任海澄官职时，承接《梁志》增补编纂的。体例共二十四类，记载翔实，不追求革除旧制、频繁更改，也不浮夸炫耀。例如前志记载物产中货贝一类，凡是由外国商船运来的，都列在卷中，失实得非常严重。明代海澄是外国船只停泊的地方，但自万历癸酉年以后，外国船只便聚集在厦岛，执笔记载的人仍把奇货说成海澄所产。这部志书能够纠正旧志夸耀失实的弊病，也可算是地方志核实材料的一种方法。《长泰县志》十二卷，卷首一卷，清乾隆十六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张懋建主持修纂，赖翰颙编纂。懋建字介石，镇海县人，雍正乙卯科京闱亚魁，乾隆十三年任长泰知县。翰颙是平和县人，雍正十一年中进士，被授为翰林编修，兼任国史馆纂修。长泰自南唐开始设置县治，到明嘉靖年间，县令萧廷宣才开始创修县志；到张杰夫任知县时，县志才告完成。此后又有方应时编《万历前志》，管橘编《万历后志》；清康熙丁卯年县人叶先登编《续志》，但记事仍有许多疏漏。这部志书完成于乾隆辛未年，体例取法《管志》，并以叶先登《续志》相互参订，又增补六十多年间的事情；新旧资料互相考察，密集搜集整理，遗漏很少。全书确定志类十二种，即舆地、规制、学校、赋役、典礼、兵防、秩官、选举、人物、风土、艺文、杂志，每类又各有子目。杂志中的“兵燹”一目，详细记载嘉靖年间倭寇逼近县城的事情，以及郑成功据守海岛、招集部众，亲自率领一万多人进攻长泰。康熙十七年，郑成功的儿子郑经在五月率巨舰进攻海澄，六月初十日攻取海澄；于是又乘胜前来进攻长泰，守城的黄辉开门引导他们入城。这类记载，都可以拿来与史传相互参证。查考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如今极为罕见，民国二十年长泰县长谢梅年曾主持校勘重印。《诏安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三十三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秦炯编纂。秦炯是慈溪县人，康熙二十一年中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诏安知县。诏安原是漳浦县的南诏乡，明嘉靖八年才分置为县；建县后一百多年，到崇祯十年丁丑，知县胡学鸿创修县志十卷。这部志书是在《崇祯志》的基础上重新编修的。体例分为图志、天文、方舆、建置、祀典、学校、武备、贡赋、职官、选举、人物、艺文十二门，共九十个子目，记载的事情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方舆志记载：诏安的疆域，东到漳浦县界，西到饶平县界，东西宽一百里；南到海，北到平和县界，南北长一百二十里。山川志记载：诏安的山脉从五岭、龙门、九牙延伸而来，其中突起的大峰是祖山。大峰以西叫小篆山，大峰中部伸出的山峰叫点灯山、奇金峰、六洞山。大峰西南有檺仔林山，又叫初稽山，初稽山就是九侯山，山中有许多名胜古迹。不属于大峰支脉的山有葵岗山、双岐山、东山、望阳台；望阳台在南门外，有一块巨大的石头，高耸秀丽如屏风。河流有两条溪水汇注于沔洲，分别叫东溪和塘东溪；支流有赤水溪、大陂溪、走马溪、抗内溪。水流汇聚之处有龙潭，在三都，周长六七里，深度不可测，可以灌溉数百亩田地。又有大果湖，在二都；湖山绵延盘结约十里，是避暑的地方，即使盛夏也像隆冬一样。武备志的兵制记载：县里的民兵就是机兵，原定名额为一百八十二人，隆庆、万历以后减为八十二人。弘治二年制定选取民兵的办法，规定年龄必须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凡州县相距七百里者，每里选二人；相距二百里者，每里选三人；相距三百里者，每里选四人；相距一百里者，每里选五人。他们编组队伍全部依照军法，每五十人为一队，设置总甲一人，统领小甲二人；每名小甲统领二十五人。这段记载说明了明代弘治年间福建的民兵制度，在其他书中很少见到。查考这部志书，已经很少见了；同治十三年曾经重刻。《云霄厅志》二十卷，清嘉庆二十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薛凝度主持修纂，吴文林编纂。凝度是江苏无锡县人，嘉庆六年中进士，嘉庆十九年任云霄厅同知，任职一年后离去，嘉庆二十一年又回来任职。文林是云霄厅人，举人，事迹不详。按本志建置门记载：“云霄是古镇，名叫开岳。起初隶属绥安县，唐代隶属漳浦县，元至元年间才设置云霄驿。明代在这里设置海防馆，派通判驻守以负责督捕；清初为镇，驻有镇守总兵。乾隆元年，漳浦县丞移驻这里；嘉庆元年，才设置云霄厅。”这部志书是云霄厅志的创始之作，是从漳浦、平和、诏安三县志书中搜集补缀而成的。全书分为舆图、方域、学校、民风、户口、土田、物产、祀典、兵纪、规制，秩官、宦绩、选举、人物、列女、名迹、艺文、灾祥、纪遗十九门。物产门的宝货类记载：“云霄的水晶产于水晶场，小块的都不合乎器物使用，只有仙人亭山后，乾隆年间曾经产出绿水晶，围径一寸、长度一指的，价值百金。” 查考这部志书，自咸丰、同治年间兵乱焚毁之后，原刻本几乎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民国二十四年云霄县长雷寿彭主持重印，印成铅印本。书后又增附录一卷，记载民国元年废除厅制、改设县制的议案。《延平府志》二十卷，明嘉靖四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陈能主持修纂，郑庆云、辛绍佐编纂。陈能字大用，岳州府华容县人，正德九年中进士，嘉靖初年任延平知府。郑庆云字舜祥，南平县人，正德九年中进士，历任潜山、南昌知县，官至南京礼科给事中。辛绍佐是顺德县人，任延平府永安县教谕。按陈能在本志序中说：“延平志始修于宋端平年间。明弘治庚申年，郡守孙衍聘请莆田王仲昭编修；后来胡九峰又续修，但还没有完成九峰就去世了。”据考，这部志书是依据九峰未完成的稿本重新修订的。全书列地理志四卷、食货志一卷、官师志五卷、选举志一卷、人物志四卷、艺文志二卷、方技志一卷、祥异志一卷、拾遗志一卷。对于一郡的典章制度、历史掌故以及地理、人物，记载无不完备。沿革记载：“延平之名，始于东晋设置延平县；隋代升为泉州；唐代为延平军；五代为延平镇。宋代为南剑州，元代为南剑路，明代为延平府；辖南平、将乐、沙县、尤溪、顺昌、永安六县。” 延平地势险要，背靠山岭、凭借水势，是福建省的咽喉；府境内有剑溪、樵川环绕，处在水陆交通汇合的枢纽，明代是军事防守的要隘。《延平府志》三十四卷，明万历十一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第九至十七卷）。明代易可久主持修纂，吴必学、林瑄编纂。易可久是宜春人，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万历初年任延平知府。吴必学是南平县人，嘉靖十六年中举人，任临江府同知。林瑄是南平县人，贡生。延平郡志自弘治年间黄仲昭制定体例后，已经形成完备的典型规范；嘉靖初年郑庆云重修，才更加齐备；嘉靖三十六年彭澄又修成二十二卷府志。这些书后来都已散佚，只有《郑志》独自保存下来。这部志书接续《彭志》重修，体例采用新修《福州府志》的格式，同时吸取郑、彭二志的长处，义例更加完备；而且延平府在嘉靖十四年从尤溪县分置大田县，辖县共七个，因此本志与《郑志》记载的属县已经不同。可惜如今只保存这部残书，无法考察全书的体例。《南平县志》二十五卷，清康熙五十八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朱夔主持修纂，邹廷机编纂。朱夔字舜一，镶白旗人，监生，康熙五十六年任南平知县。邹廷机是南平县人，康熙年间举人。南平是延平府附郭县，属于古南剑州地区；过去的事情长期记载在郡志中，而南平本县的专志，自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修纂，由黄末轩编成，共十七卷。这部志书是朱夔任南平官职时，延请邹廷机与县中诸生翁兆行、杨誉、施晋等采集编成的。全书体例分为六纲，共四十二目；编例繁简适当。记叙人物时，对理学传尤其审慎严谨，把延平四先生列在最前面。按《宋儒学案》的说法，延平四先生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人都曾在延平讲授性理之学。据本志记载，杨时曾在这里游宦；朱熹的父亲曾被贬居尤溪，寄居在溪南郑氏家中，朱熹便出生在那里；朱熹年轻时曾向李侗求学。罗从彦的祖先从豫章迁到南剑，于是定居剑浦。只有李侗世代都是延平人。本志《理学传》收录四人，并在小序中说：“四位贤人的学术渊源一脉相承，彼此交往密切；讲学的遗迹至今仍在，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中，现在隶属于本县乡里的还比较多。”所谓“延平四先生”，《宋儒学案》也说四人都曾在延平讲学，至于他们是否是延平人，本来就不必说了。这部志书同时记载四人，并不是牵强附会、借此夸耀。不过，它的小序所说“讲学胜迹犹留，子孙裔孙隶邑里者较多”，似乎是在替杨、朱二人争取籍贯。可是杨、朱二人讲学并不只在延平一地，他们的子孙在数百年间分支迁徙、散布各处，也不可能全都在延平一地。《顺昌县志》十卷，明正德十六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第一至第八卷）。明代马性鲁编纂修订。性鲁字进之，溧阳县人，正德六年中进士；正德十三年以兵科给事中的身份被贬任顺昌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寻甸知州。考察本志沿革记载：“顺昌设置县治，始于南唐。此后何氏《闽书》也说，南唐因永昌场设置顺昌县。”但考察《十六国春秋》，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闽永隆二年，王廷钧攻取永平、顺昌二城。”这样看来，“顺昌”这一名称并不是从南唐才开始出现的。顺昌的志书究竟始于何时，已经无法考证；但据此志马性鲁自序所说：“旧志义类不伦，统纪不明。”可知在此志以前，顺昌已经有地方志了。考察此志的编纂过程，是马性鲁先召集诸生，翻阅检查旧有记载，采访所闻所见，汇集编成草稿，随后交给学官同僚编排成册，仅用两个月便脱稿。它的编纂有条理、有方法，如果没有旧志或志稿，成书不可能这样迅速。全书体例分为十门，各门又附列子目，义例整齐严密；万历《顺昌县志》舒俸的序文称其文采与内容兼备。读过此书后，确实如此。《沙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四十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林采修订，邓文修编纂。林采号梅庄，广西平乐人，康熙年间举人，康熙三十六年任沙县知县。邓文修字观成，别字燝区，沙县人，康熙十一年中举人，十二年中进士，终身没有做官。《沙县志》在宋、元时期的情况无从考查；明嘉靖十五年，知县方绍魁开始编修，二十四年知县叶联芳重新编纂；万历十四年知县袁应文编修但未完成，十九年知县徐显臣接续完成，这几次都由黄文梯执笔。此志承接辛卯年《黄志》重新编修，增补了一百多年间的事物。全书体例分为十二类：方舆、疆域、建置、山川、田赋、学校、祀典、官师、选举、人物、杂述、艺文；每类又各有子目。编纂体例仍依照《黄志》的门类，但在增补事物方面新旧分明，虽然沿用旧例，却如同新近编纂的一样。此外，行文简洁雅致，完全没有冗长拖沓的弊病。

译《尤溪县志》七卷，明嘉靖九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第一至第三卷；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存第四至第五卷）。明代李文兖修订，田顼编纂。李文兖是南海县人，正德年间举人，嘉靖三年任尤溪知县。田顼字希古，号柜山，尤溪县人；正德十五年中进士，授任户部主事，历任礼部、兵部郎中，湖广提学佥事，贵州提学副使，著有《太素集》二卷。历次修纂《尤溪县志》时，“尤”字都写作“■”，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县志始创于宋庆历年间的县令宋咸，直到元代的编修情况已无法考查。此志编成于嘉靖六年，是现存县志中最古老的一部；全书共七卷：卷一地理第一，卷二建置第二，卷三田赋第三，卷四祠祀第四，卷五官师第五，卷六人物第六，卷七选举第七。看它的目录，似乎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却立即交付刊刻。书中的记载也较为疏略，存在缺漏。地理志开头记载沿革和形势，说设置县治始于开元二十二年；当时经略使唐修忠用文书劝导其民的酋长高伏以千户归附，直到“娖娖”才开始内附；开元二十九年就在其地设置县治，隶属于福州，这是记载设置县治的开始。接着叙述地势，引旧志说：“双峰向北高耸，二水向东流去，只有群山像翅膀一样护卫西面，象山向南作揖。” 考察此志，它把县中的伏狮山作为镇山。记载河流说，县境有尤溪，旧名沈溪；后来人们因为避王审知的名讳，所以去掉“水”旁，将水名改成“尤”，县名也因此而来。记载乡制说，县中有常平、兴文、进城、丰城四乡。乡的下属编制，宋代称为“里”，元代改称“团”，明代又把“团”改称“都”。田赋志首先列户口表：宋代主户一万七千七百五十二，人口三万八千一百八十八；客户三万三千四百二十二，但没有列人口数。元代户数一万一十四，人口三万五千五百六十三，没有区分主户和客户。明代户籍分为民、军、匠、校尉、力士、医、铺兵、僧、道等类别，人口分为男子、妇女。嘉靖元年记载：民一千五百，军六百五十三，匠一百八，校尉、力士合计三，医三，铺兵三十六，僧五十七，道一。人口方面：男子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六，妇女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二。接着列田、地、园、池、山表，时间从宋代到明代。嘉靖元年记载总数为二千四百六十一顷三十八亩五分。第三项列税粮表，时间也从宋代到明代。据嘉靖元年记载，总收夏税：官三十六锭三贯五百三十三文三分，民一百九十二锭八百八十四文；秋粮米：官二千六百七十石七斗五升一合四勺四抄二摔五圭，民一万二千八百五十一石七斗六升三合四勺五抄。考察赋税采用表格的编排方式，清楚明白，容易查阅；但所列内容以年份为顺序，间或有许多缺漏，各表中只有嘉靖元年一栏没有缺漏。《建阳县志》十六卷，明嘉靖三十二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冯继科修订，朱凌编纂。冯继科字斗山，番禺县人，举人，嘉靖二十八年任建阳知县。朱凌字龙冈，建阳县人，嘉靖二十年中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佥事。考察此志体例，分为图、纪、表、志、传五体。图包括县境图、县郭图、儒学图、书坊图，各一幅；但为了严守史书体例，没有列入八景图。纪采用编年体例，记载县中的重大事件；例如记载元至正年间陈友定占据福建，建立国号为“汉”的政权，并把都城迁到建阳，这就是建阳的重要史事。表有四种：一是历代职官年表，二是杂属官年表，三是历代选举年表，四是封荫例授等表，体例采用以年份为经、以事件为纬的方法。志有十种：封域志、山川志、风俗志、治署志、户赋志、储恤志、学校志、秩祀志、艺文志、杂志。看它的体裁划分整齐统一，叙事也足以作为考证依据。传记部分开头列朱熹、蔡沈两篇世家，接着列人物传，共一百六十五人，按时代编排。此外，又在图、表之前另列总序一编，用来叙述修志的义例以及考证本县沿革；但它与《纪县》一篇在出处上有重复，这并不是体裁安排最完善的地方。按本志注记，朱凌总纂，另有县人卢秉义、余镗等协助编纂，金华的胡子器协助制定体例。此书由多人共同完成，但体裁和文辞前后一致，应当是经过朱凌删改润色的。《浦城县志》十六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黎民范编纂。黎民范是江西南城县人，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任浦城知县。浦城志书中可以考知的，明成化己亥年知县刘珩曾委托教谕胡昱编纂。这部志书承接胡昱的志书重新修订，由黎民范和教谕陈元葆等人编纂；陈元葆是莆田人，举人。全书体例分为舆地、建置、食货、官师、政教、人物、祥异、诗文八门。舆地门对道路里程和四至远近记载非常详细；建置门对津梁的兴建、废弃没有遗漏；食货门叙述物产、土地肥瘠、户口增减，概括周全，没有遗漏。其余各门也都按编年体记载，详细注明年月。人物门首先重视理学，宋代儒者真德秀在这里出生长大，朱熹也曾在这里讲学，因此把他们视为本县的光荣。按本志考订的沿革，未能详细准确；它说建县始于东汉建安年间，设置临浦县，唐嗣圣六年改为武宁，天宝元年改为载兴。后唐同光年间改名浦城，宋德祐初年设置忠安军，元代恢复浦城旧名。后世考证者多认为这些说法有误。《嘉庆县志》在沿革一门广泛搜集资料，考证前志的错误，指出该县实际是在唐天宝年间改名为浦城的。《松溪县志》十四卷，明嘉靖十六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第一至第九卷）。

译明代黄金编纂。黄金是金林宁县人，监生，嘉靖十四年任松溪知县。《松溪县志》始修于明正统年间，知县张绅修纂但未完成；成化年间曾继续编纂，也没有付梓；弘治十八年知县陈槐重新修纂，到正德二年刻成。这部志书接续陈槐的志书重修，由教谕廖芝以及县中士人寅敬斋、郑宗、李平冈、徐科、李镗等人采集编录；删定取舍则完全由黄金决定。体例分为十四类。沿革记载：“松溪旧为松源镇，南唐保大四年，升镇为县。宋开宝八年，把松源改为松溪。”水利门说县内有九处陂塘，灌溉方面获益颇多。赋役门有颜料、沉香、真香、珠料、斗珠等税。食货门有“坑冶”一目，记载本县吴家山矿坑出产白银；宋绍兴年间，工匠李重四在大漈岩下发现银矿盘结，于是私自开采冶炼，事情被官府知道后矿坑被封闭。洪武三年，丽水县民潘子芳担任坑首，自备工本开采官府等矿坑，承担课税并申报过户，仿照农田条例，每名矿工授田六十亩，每年缴纳粮米六石，折合白银六两。永乐以后收归官府办理，开设矿场、设置机构，命令宦官守管。又有“铁冶”一目记载，铁矿一处在东关里，一处在松溪里，洪武年间设置，每年应缴纳铁二千四百九十二斤。《政和县志》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车鸣时编纂。车鸣时是归善县人，万历年间举人，万历二十五年任政和知县。政和在宋政和五年设置县治，县志由知县黄裳和典史郭斯垕创修，从建文年间开始采集资料，到永乐二年才完成，编成四卷县志。原书底本早已散佚，天顺三年知县张琛曾主持重刻。这部志书是车鸣时任政和官职时，召集县中诸生采集编成的。所定体例以天、地、政三者为纲：天纲列星序；地纲列疆域、形胜、山川、物产；政纲列城池、仓库、征赋、徭役、户口、食货、岁用、屯堡、祠庙、学校、风俗、祲祥、科贡、传记、艺文。书中记述多仍依照《郭志》原文，只增补《郭志》以后百余年的事情，记载比较简略。只有田赋、徭役、户口、食货等门记载较为完备；食货门记载县内有铁厂银矿，在东平里有“■〈釒盧〉场”，元代开始开采，规模很大，场地宽数百亩。《邵武府志》二十五卷，明弘治十八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第八至第十六卷）。明代陆勉主持修纂，黄仲昭编纂。陆勉字懋昭，江阴县人，成化年间举人，弘治年间任邵武府同知，代理郡中事务，后来升任南京刑部员外郎。黄仲昭编纂《八闽通志》的情况已经有著录。这部志书由知府夏英开始修纂，聘请黄仲昭编纂；夏英离任后，由同知陆勉代理府事，继续主持修志，书于弘治乙丑年完成。沿革记载：“邵武起初名叫昭武，三国吴永安三年设置建安郡，建立昭武镇，不久升为县；晋惠帝元康元年因避讳改名邵武，明帝太宁元年曾改名武阳。宋太平兴国四年建立邵武军，元代改为路；洪武初年改为府，隶属福建布政使司，辖邵武、光泽、泰宁、建宁四县。”关于郡志编修的原委，黄仲昭在本志序中说：“成化初年，郡守冯公孜曾经修志；成化末年，郡守刘公元又重新修订。他们都以元代陈士元《武阳志略》和宋代上官氏《和平志》为依据，编纂而成。评论者认为，《冯志》过于繁杂，《刘志》过于简略；繁杂则篇帙浩大沉重，恐怕郡中人不能人人得到；简略则记载疏阔，恐怕文献资料有时不足以考证。” 按这部志书来看，它是综合成化年间冯、刘二志，概括取舍、增删之后编成的。它所说明的编纂原则和制定的体例都很好，繁简也很适当；事情无论大小，没有不全部记载的。至于材料的选择和取舍，都是足以供实际使用的内容。现在看这部志书体例的优点，大致有几方面：记山川时区分平坦与险峻，用来说明防守的办法；记户口时比较其增减消长，用来检验教养百姓的实际成效；记土田时考察其开垦情况，用来实行奖励乐惩；记陂塘时说明蓄水灌溉的利益以及溃决泛滥的危害，使百姓了解其利害和兴废变化；记学校时向人们说明古今求学的方法；记祠庙时说明邪正以及应当取舍的区别。概括全书的长处，正是黄仲昭自序所说的，这部志书的内容可以供实际使用。《重纂光泽县志》三十卷，清道光二十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盛朝辅主持修纂，高澍然编纂。盛朝辅是思南府安化县人，道光十二年中进士，道光十八年任光泽知县。高澍然字雨农，光泽县人，嘉庆六年举人，任内阁中书。《光泽县志》始于明宣德初年训导朱徽，此后有正德戊寅志、万历癸丑志、康熙癸亥志、康熙戊子志、乾隆己卯志。这部志书接续乾隆己卯志重修，据盛朝辅序中说：“全书由雨农一人专门执笔，不设置分编，委托给一人完成。”体例分为表、略、传、录四纲：表有时事表、官师表、选举表、恩例表；略有舆地略、山川略、陂塘略、风俗略、学校略、武备略、赋役略、建置略、经籍略、金石略；传有列传、儒林传、文苑传、孝友传、忠节传、良吏传、武功传、义行传、高士传、方技传、方外传、列女传；录有宦绩录、寓贤录、杂录、叙录，体裁接近纪传体史书。若从方志体例来看，这样安排颇为不合适。门类非常繁多，但内容却很疏略。例如物产是方志最重要的门类之一，这部书竟然完全没有记载。水利方面专门设置“陂塘略”一门，其他水利设施难道就没有吗？陂塘略的小序说：“光泽是山地县，陇田中有三分之一都可以筑坝、修堰，用来蓄水和泄水，因此水利得以兴盛。”按这里所说的陂塘，就是今天的水库。光泽最著名的陂塘有江家陂、赤岭上陂、上洋陂、杨梅陂，都位于山谷之中，用来蓄水灌田。《建宁县志》十四卷，清康熙十一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周燝主持修纂，陈恂编纂。周燝是陕西临潼人，举人，康熙十一年任建宁知县。陈恂的事迹不详。这部志书由知县袁植开始修纂，聘请李嗣元编纂但未完成；后来知县陈子逵聘请徐中恒续编，也没有成书。康熙十一年周燝调任建宁，看到县志尚未完成，便聘请陈恂接续编修、参订，才终于完成。全书体例共十二类，六十一目，类目相当杂乱；执笔者三次更换，文辞各不相同，义例和方法也不一致，显得颇为散乱。《汀州府志》十七卷，明弘治十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第九至第十卷、第十三至第十四卷）。明代吴文度主持修纂，杜观光编纂。吴文度字宪之，南直隶江宁县人；成化八年中进士，弘治初年曾以南都御史身份出任汀州知府，官至户部尚书，著有《交石类稿》三卷。杜观光是饶平县人，弘治年间任长汀县教谕。汀州沿革方面，晋太康年间属于新罗县地区；到唐代才设置汀州，天宝初年曾改为临汀郡，不久又恢复旧名。五代和宋代都是州，元代改为路，明代升为府。这部志书修纂时，汀州辖有八县，即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上杭、武平、永定。郡志在《宋史·艺文志》中见载有李辠《汀州志》八卷，早已散佚。元代情况无从考察；明代志书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这部志书。可惜此本残缺，志书各门的编纂者都依据乾隆《汀州府志》所载《弘治志》刘震序中的话：“这部志书由杜观光和分教梁鏄汇合八县志书，订正删削而成。”又考察其原书体例，有建置、沿革、山川、风俗、制度、文物、宫室、学校、土产、贡赋、古祠、异迹、诗文等门，体例还算完整。《临汀汇考》四卷，清代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杨澜编纂。杨澜字蓉江，长汀县人。这部书经过刘明凝、廖桂辛、刘有容校订后才刊行。杨澜自序大意说：“汀州府志在顺治年间，元仲、媿曾两位先生都谦辞不肯修纂，因此《明史·艺文志》中各府都有志书，唯独汀州没有。媿曾说，编修志书是大事，应当留待后来的贤者。如今已经过去二百年，舍弟心泉原来有《郡志补正》，于是就从其中整理编次并增辑资料，命名为《临汀汇考》。”按杨澜序文所说，《明志》中汀州没有志书；但《永乐大典》收录有《临汀志》，那是洪武年间的书。弘治十年吴文度修《府志》十七卷，嘉靖六年邵有道修《府志》十九卷，崇祯十年唐世涵修《府志》二十四卷，如今三部志书仍然存在，为什么《明志》却没有著录？这部书只有四卷，记述却很繁重。卷一为建置、方域、山川，卷二为人物、乡行、女贞，卷三为政绩、流寓、风俗、畲民、典制、兵寇，卷四为物产、轶事、山鬼、淫祠，共十六门。汀州建置，原本属于侯官县地；唐开元二十一年因福州西部设置州治，并以长汀溪命名。当时辖有三个县，即新罗、长汀、黄连；天宝元年把汀州改为临汀郡；明、清时期名称为汀州府，府治设在长汀，辖八县。这部书记载汀州府的事情，却取名《临汀汇考》，是沿用了唐代临汀郡的名称。《上杭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二十五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顾人骥主持修纂，沈成国编纂。顾人骥字茨山，江苏如皋人；乾隆十三年中进士，乾隆二十二年任上杭知县。上杭沿革，起初是新罗县西部的上杭场，宋淳化年间才升为县。宋嘉泰二年，县令黄葵开始修县志；开庆六年，县令钟绍安再次修纂；元代情况无从考察。明代有成化十二年知县萧宏所修的志书，弘治六年知县徐绶所修的志书，万历七年知县杨万春所修的志书。清代有康熙二十年知县蒋廷诠所修的十二卷志书，乾隆十八年知县赵成又修续志六卷。《续志》错误很多，书刚刊行不久，知县卫克堉便着手订正，但没有完成；到顾人骥任上杭知县时，又重新编订修纂，书刚编成他就离任了，知县潘廷仪为他付梓刊行。距离赵成《续志》只有五年，经过三位县令之手，才终于成书。全志体例分为十二纲，即区域、建置、版籍、典秩、武备、职官、名宦、选举、人物、艺文、风土、杂志，共五十九目。这部书主要是订正赵成《续志》的错误；至于《续志》以前的事物，大体仍依照蒋廷诠旧志的原文，只是删去了《蒋志》原文，又擅自加以改窜，这尤其不符合史书的体例。查考本志原刻本，早已稀少；同治三年曾经重刻。《永定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增刻康熙十一年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潘翊清主持修纂，熊兴麟、陈钧泰编纂。潘翊清是辽东义州人，贡生，康熙七年任永定知县。熊兴麟字石儿，永定县人，明崇祯六年中进士，被授为宜兴知县，官至湖广道监察御史。顺治四年清军南下，熊兴麟在辰州被捕；他的家住在永定猪妈楼，因为坚持义节不肯归顺，全家一百多人都自焚而死。顺治十年熊兴麟获释归来，隐居乡里，以著述自娱，著有《素园诗文集》。陈钧泰字仙珴，永定县人，贡生。永定县志创修于明成化二十年，由知县王璟主持修纂、教谕谢弼编纂。嘉靖三十八年知县许文献重修，由县人陈昊、张一渶编纂；万历三年何守成又增补续修。这部志书是潘翊清任永定官职时重新编修的。修志表上署名熊兴麟和举人吴祖馨为总裁，县中进士萧熙祯、黄日焕，举人阙振、吴宾王、孔煌献、卢化，贡士林文聚、郑士鸿、江奋龙等共同修纂；实际执笔的是陈钧泰。体例以封域、营建、学校、赋役、秩官、选举、人物、兵制、丘垄、艺文为十纲，共八十四目。每一目之后，都像写赞语或评论一样，附写十几句话；有时还合并几个目共同评论，似乎带有粉饰夸张的意思。看书中的记载：叙述道路里程时极力写得广大，却难免前后抵牾；记载山川时极力夸说灵异奇特，却难免牵强附会；叙述人物时力求把各个流品都收全，却难免泛滥；选录艺文时力求体例完备，却难免有冒充伪托。至于赋役，只列举大概数目；选举则有许多年份错误。只有叙事作文能够删去枝蔓、趋于简要，这是它的长处。又按书中情况，仍然沿用前志旧文的地方很多；户口、田产还是万历年间的数字，岁征起存仍是明末的数额，对于康熙初年加征、截解、停征、酌情恢复等款项，竟没有一句提及。《宁德县志》八卷，明万历十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舒应元主持修纂，陈琯编纂。舒应元字及吾，南昌人；万历年间举人，起初任建德县教谕，万历十七年升任宁德知县，学问精深详实，长于经世治事，著有《宁阳政纪》等书。陈琯号东川，宁德县人。按本志开头所列舒应元、陈琯二篇序文，都说县志最初创修于嘉靖初年，由闵兰庄编修，分为八卷，共八纪五十八目，当时号称信史。这部志书的门类全部依照《闵志》，但在记载风土、田赋、秩官、人物时，把其中盛衰、损耗、废置的缘故逐项分明列出，补充了前志的大量缺略。按序文所说，编纂是陈琯一人完成的，舒应元又加以润色。《永春州志》三十五卷，清乾隆二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杜昌丁修纂，黄任、黄惠编纂。杜昌丁字松风，江苏青浦县人，贡生，最初任浦城知县。雍正十二年永春县升为州，杜昌丁被提拔为首任知州，任期届满离任；乾隆七年复任，十五年再次复任，前后在永春任职三次，共二十多年。黄任字十砚，永福人。黄惠字成迪，是黄任的弟弟；黄家藏书丰富，兄弟二人都擅长文学。据本志《沿革》记载，永春在隋代是南安县的桃林场，后唐长兴三年升为桃源县；后晋天福三年闽王昶改名为永春，此后数百年没有再改名。清雍正十二年县升为州，又划泉州所属德化、大田二县归其管辖，直属福建布政使司。桃林场就是今天的上场，按《闽书》记载：“桃林场在永春县二十三都，魁星山下，现今这个村子就是上场。”唐代盛均撰写《桃林场记》，文章载于本志《艺文志》。盛均这篇文章，是记载永春事物的开端。宋、元时期的志书已无从考察；明嘉靖年间林希元开始编修县志九卷，万历四年朱安期又重修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宋祖墀编纂县志十卷。州志则从这部志书开始创修。按杜昌丁自序所说：“丙子年夏天，诚意聘请永福的黄十砚，和他的弟弟一起参与编纂；至于我的政绩和乡里的美德应当取舍哪些，则由我本人专门负责。”这就是杜昌丁对本书编纂情况的叙述。本书的编例共分二十四类，各类还附列所属县邑的内容，但类别之间的界限没有分清。乾隆五十二年郑一崧重修州志，在杜志门类之外又增加十二门，对前志的缺漏和错误作了许多补正，由此可知本志采集材料、考订事实都比较粗略。又在各类之后附载杜昌丁自己所写的诗文，而且多是赏景咏物之作，既不是跋，也不是赞，体裁混杂得实在厉害。《永春县志》九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三、卷四）。明代柴鏕修纂，林希元编纂。柴鏕字仲和，临海人；正德举人，原任闽县知县，调任永春，在任六年，升任汀州府通判。林希元字懋贞，号次崖，福建同安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官至岭南督学使。现今存世的永春志书中，以这部最古老。考察全书，共九卷、七类，编成于嘉靖丙戌年。查其原刻本，仅存这两卷，书的首页有近人冯贞群的题记，说它是天一阁的旧藏。天一阁收藏的这部志书已经全部散失，其余几卷也查不到下落了。北京图书馆收藏有旧抄本，九卷完整。《德化县志》十六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清代范正辂编纂、修订。范正辂字载瞻，鄞县人；康熙二十五年由举人出任德化知县。德化设置县治始于五代，隶属泉州府，历经宋、元、明约七百多年而没有改变。清雍正十二年改属永定府。本志创修于明嘉靖十年，知县许仁编成县志十卷；此后凌邦辉、王夏声搜集材料加以补编，但仍有许多缺漏。本志承接许仁旧志重修，完成于康熙丁卯年，全书共三十二门，没有另立总纲，事实核实，体例严整，可以推为方志中的佳作。而且这部志书的传本稀少，可以说是仅存的书了。《大田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刘维栋编纂、修订。刘维栋是江西兴安县人，万历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任大田知县。关于大田的沿革，据本志刘维栋序文说：“本县于嘉靖乙未年新设，地处延、泉、漳三郡交界，方圆三百里，山林深远险阻，于是奏请增设县治以治理，遂从尤溪县划出三分之一、德化县划出五分之一、永安和漳平划出四分之一，全部归大田统辖。”又据《沿革》记载：“嘉靖十六年，延平府通判林元伦因其地处延、漳、泉三府交界，逐条禀报御史白贲，由白贲奏请设置大田县，隶属延平府。”《沿革》所记设置县治的年份，与刘维栋序文所说的建县年份相差两年，其中必有一处错误；当时未经详细考察，给后来留下了难以查考的错误。关于县志的编修，刘维栋序文说：“设置县治十二年后，会稽人谢廷训来任知县，开始编写志书，编成六卷。当时县邑刚刚设置，事迹很少，只把大略刻印出来存放在府库。”按此说法，在本志以前已经有县志稿本；但序文所说只是刻印大略存入府库，怀疑这六卷志书没有全部刻成，只存放在库中而没有流传，所以今天没有传本。本志是刘维栋任知县时奉命编修的，考察、参考县人遗留下来的文集以及世族宗谱，在《谢志》的基础上增补而成。但它是为应付征令而作，编纂期限很紧，所以难免粗略；尤其考证不够周密，错误很多。本书共三十一门，没有总纲和目录，体例也不够周详，后来的修志者曾加以讥评。然而它毕竟是大田最早创修的志书，开创本来就困难，这是自然的道理。而且今天流传的本子也少见难得，虽然体例旨意有偏颇和疏漏，最终仍不失为善本。《龙岩州志》十六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张廷球修纂，徐铣编纂。张廷球是桐城县人，监生，曾被保举署理宁德、永福二县知县，试用后实授福清知县，雍正十三年升任龙岩知州。徐铣是浙江秀水县人，事迹不详。龙岩在唐开元年间设置县治，名为新罗；天宝元年改名龙岩，大历十二年改隶漳州，此后没有再改变。清雍正十二年县升为州，辖漳平、宁洋二县。州志以本志为首次创修，成于乾隆三年。全书体例分为封域、规建、学校、典礼、秩官、武备、赋役、古迹、风土、人物、杂记、艺文十二门。所属各县分别按类别编排，事实核实，文字简洁，体裁较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二十八年〕 ○台湾 《台湾府志》十卷，清康熙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蒋毓英编纂、修订。蒋毓英字集公，奉天锦州人；由官生出任泉州知府，康熙二十三年调任首任台湾知府，二十八年升任江南按察使。本志是《台湾府志》的首次创修。论清初记载台湾的书，应当以本志和林谦光《台湾纪略》最早。全书共二十五门，附目五项，规模初创，缺漏在所难免，但所叙述的台湾事物，基本情况已经具备。《沿革篇》说：“明宣德年间太监三保下西洋，船只曾经经过那里。嘉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在海上横行，占据台湾造船，侵扰危害沿海；都督俞大猷出兵征讨，林道乾逃走。……到了辛丑年，芝龙的儿子郑成功自京口战败后，军队驻扎厦门；于是和甲螺何斌谋划进取台湾，便同荷兰人交战。但荷兰人始终没有投降的意思，郑成功派人告诉他们说：这里是我祖先原有的土地，现在你们所有的珍宝金银，任凭你们装船带走，只要留下空城还给我。荷兰人知道势力抵挡不住，放弃城池回去；郑成功占据此地，把台湾改为安平镇，把赤嵌改为承天府，总称东都。” 设置一府二县，府名承天，县名天兴、万年。康熙二十二年改设一府，名为台湾；三个县，附郭县名为台湾，府外的县名为凤山、诸罗。”按本书所记台湾沿革的大事，是从明宣德年间开始的；宣德以前的事情，搜集得还不够完整，所叙日本人、荷兰人窃据台湾的事情，也不够详细。台湾自古以来一直属于中国，这一点有国史可以查证，并不在地方志书之中。本书是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清查回收废纸时发现的，此前从未见于藏书家的书目著录。而查考《台湾府志》的源流，学者都说府志从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首次修纂，却不知道早在《高志》以前八九年已经有了这部志书。因此，这部志书的发现，对台湾文献贡献很大。按本书目录第二行题署：“襄平蒋毓英集公氏纂，男国祥、国祚校字。”官修方志没有这种款式，我怀疑这是蒋毓英告老还乡后由家中刊刻的书，所以后来修《台湾府志》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志书。《台湾纪略》一卷，清康熙二十九年刊华鄂堂集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林谦光编纂。林谦光字芝楣，长乐县人。按本编分为十三篇：形势、沿革、建置、山川、沙线礁■〈石与〉、城郭、户役赋税、学校选举、津梁、天时、地理、风俗、物产，并附有澎湖版图。本编是林谦光在郑克塽投降清朝以后所作。当时台湾开发初期，规模草创，本书陈述基本情况，正是后来修纂新志的基础。与它同时记载台湾的书，还有李麟光撰《台湾记略》一卷，杂记台湾山川，并附《暹罗别记》一篇；徐怀祖撰《台湾随笔》一卷，成于康熙三十四年。这些书篇幅都很少，疑心是没有完成的书，只有林谦光这部书已经初步具备完整框架。《台湾外记》三十卷，清康熙四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江日升编纂。江日升字东旭，福建珠浦人。按此书可以看作小说，也可以看作地方杂记，其中考察、征引的事物相当繁多。它采用纪事体，按编年排列；每卷卷首又列出七字标题作为卷目，很像章回小说。本书开头叙述郑氏世系，采用世表的体例：从郑芝龙开始，接着是郑成功，郑芝龙的长子；再是郑经，郑成功的长子；再是郑克■〈藏上土下〉，郑经的长子；再是郑克塽，郑经的次子。直到郑克塽向清朝投诚，被封为正黄旗汉军公。世系表以下分卷，每卷冠以标题，书中按编年记事。从郑芝龙起于明天启元年，到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投诚，共六十三年。这期间台湾的历史地理，本书几乎无不记述，如岛屿的阻隔、城垒的沿革、镇弁营将的忠奸勇怯，最后写到皇帝谋略以及征讨、招抚之事；其中沿海各次战役，记载尤其详细。本书虽然是专门记述郑氏的著作，但书中又叙述明初太祖时期的事情，并不是以明朝灭亡为记述的起点；它之所以从郑氏写起，是另有原因。又记载颜思斋的事情，这是为了从郑芝龙写起；或者说，也是为了记述台湾开发的起始。文中记及李闯王起兵之事，借此作为郑氏兴起的引线；从郑成功接受隆武帝赐姓，到郑氏败亡后在海外占据台湾，其间三十七年的事情记载尤其详细。可以说，这是记述台湾建府以前事情最完备的书。《台湾府志》十卷，清康熙五十一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周元文修纂，陈璸编纂。周元文字洛书，正黄旗人，监生，康熙四十六年由延平知府调任台湾知府，官至湖广辰沅靖道。陈璸号眉川，海康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由古田知县调任台湾知县，官至台厦道。台湾长期属于中国，但现今可以考见的台湾志书，则从清代开始。林谦光《台湾纪略》一卷，已经初具梗概，在它以前又有《台海使槎录》。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修《台湾府志》十卷，号称郡志首创，却不知道康熙初年蒋毓英已经修过府志，比《高志》早八九年。又见《古今图书集成》的《职方典》《经籍典》等，引用陈烻章《新修台湾府志》，可见康熙年间已经有四次修志。《高志》草创时多有简略失误，本志于是增补其缺漏，并续增康熙三十五年至五十一年间十七年的事情。《高志》十卷，以封域、规制等列为十纲，附目不多；本志仍沿用《高志》的十纲，却增加了八十多个子目，体例大体趋于完备。例如鹿耳门是全台湾的门户，《高志》记载简略而漏列；本志把它记入海防事项，写得比《高志》详细。又如记载赋税，附有一条杂说，说明这是郑氏首先创立的制度，征收军饷分水陆两种科目，与内地完全不同。又如记载牛磨、蔗车，以及港湾、潭塭、缯縺■〈冖八苦，上中下〉■〈穴人又，上中下〉韡蠔之类，却没有加注解释，使读者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又如记载台湾物产，从各种谷物到草木虫鱼，多数是内地平常不常见的东西，但记载也难免粗略；例如所载薤有赤、白两种，蒜则说有大小两种，却没有说明它们与内地产物有什么异同。台湾自康熙癸亥年郑氏政权归清以后，内地到台湾的士大夫，各自都有著述来记载当地情况，但大多散藏在各地。考察康熙年间所修的郡志只有四种，其中只有陈烻章的《新修台湾府志》见于著录。《台海使槎录》八卷，清乾隆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黄叔璥编纂。黄叔璥字玉圃，大兴人，康熙己丑年进士，官至常镇扬通道。本编是黄叔璥在康熙六十一年任台湾巡抚时修纂的。全书编例是：卷一至卷四为《赤嵌笔谈》及其起原，以下分为星野、形势、气候、城堡、赋饷、武备、习俗、祠庙、商贩、物产、杂著、纪异，并附《伪郑》。卷五至卷七为《番俗六考》，分为北路诸罗番、南路凤山番，各自分为三考。卷八为《番俗杂记》，附题咏。本书记载台湾的形势、民族、物产和番族风土，辨析考察十分详细。记物产时，凡禽鸟、鱼类、草木的细微差别，都必定验证形状、辨别颜色；对于稻、麦、瓜、果，还叙述种植时节。因此，本书虽然属于地理区域杂记，却是研究台湾情况必读的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七日、三篇〕 《台事纪闻》一卷，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王韬编纂。王韬编纂的《瀛壖杂志》已经著录。这一篇因为同治十年十一月琉球人在海上遭遇飓风，漂流到台湾后被杀一事而作。日本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处理生番事务的都督，出兵进入台湾，轻视中国主权，全国都十分愤怒。王韬因此撰写《台事纪闻》，详细记载台湾的近事，以及地理、物产、部族的语言、性情和生活。卷末题为逸史氏王韬自跋，大意说：“日本人征讨生番的行动，实在太轻视我们中国了。他们竟不知道台湾是我国版图，生番是我国百姓，却震动了外国。我国家不整顿武备，上下都没有勇气，堂堂大国竟卑屈怯弱到这种地步。”这篇文章是王韬因感愤而忧虑国事之作。《台湾郑氏纪事》一卷，章炳麟手写本，潘景郑作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日本川口长孺原本编纂，章炳麟节录。川口长孺是日本水藩国史总裁。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县人，事迹见于史传。按本篇原书为三卷，章炳麟旅居日本时选录，编成一卷。记载郑芝龙、郑成功占据台湾时的事情，按编年记载，从隆武二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为止；郑氏灭亡后，又记载辛丑年明朝遗民、漳人朱一贵自称明室后裔并在台湾起兵的事情。本书是章炳麟的手稿，没有刊刻流行；潘景郑跋说：“先师太炎先生亲手抄写《台湾郑氏纪事》一册，应当是在旅居日本时抄录的，后面附有日本人著述目录。拿来作为搜集资料之用，当时清廷正在设法加害先生，先生采集这些材料，并不是没有用意的。”按本编使用隆武年号，也可以看作章炳麟抗清革命思想的一种表现。

译《台湾小志》一卷，清光绪十年吉管可寿斋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本志原题为虚白主人编纂。虚白主人就是龚柴，事迹不详。又题名为《基隆淡水台疆小记》。书中叙事从明天启元年到清康熙二十二年，记载山川形势、物产民情以及历代战争的情况。据志序说：“虚白主人因为今年春天法国人在谅山挑起事端，违背道理兴兵；法国军舰几十艘在闽江口岸游弋，虎视眈眈地觊觎台湾；第一次侵犯基隆，第二次侵犯淡水，以致全台湾震动，形势十分危急。因此撰写《台湾小志》一卷，使关心时事的人能够了解。”按这篇序文所说，本志记载的似乎不止到康熙年间，怀疑并不是完整书稿。书前又有邹守中撰写的弁言，说：“我从《益报》报馆得到《台湾小志》一册。”怀疑《益报》曾经刊载过此志，但查考光绪十年以前的《益报》，已经无法找到。又查到上海著易堂排印本，见王锡祺辑录；另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本、《中外地舆图说本》，这些本子也都残缺不全。《东瀛随笔》四卷，蓝丝栏旧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潘霨编纂。潘霨字国韡，江苏吴县人。按此书是记载台湾掌故的杂志，共四卷：卷一记形势，卷二记风土，卷三记番社，卷四记事实。潘霨于同治十三年赴台湾帮办海防时开始写作，完成于光绪元年。几年前因琉球人在台湾牡丹社被害，日本借口为他们报仇，出兵台湾，潘霨多次到日军营地交涉。因此，《纪事实》一篇把日军占据台湾的事情记得很详细。按书中记载，甲戌年四月十八日，日军攻破牡丹、高士、佛锥、东竹仔四社后，分别驻扎在大浦、角琅璃、龟山三处，共两千多人。日本首领威胁命令当地居民诱使各部族前来，纲率等十一社头目都到日军营地领取旗号，日军答应不再攻打杀戮等事。形势、风土、番社三篇，大体上参照旧志，并加入作者的见闻。按本书属于随笔札记，没有完整编例，未见刊本，也未见著录于藏书家的书目。每篇首页第二行都注明“长洲张涵中校”，书末有“光绪元年七月三日弟钟瑞敬读一过”的话。《台湾通志稿》，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残存六册）。按本书现存气候、风俗、海防、海道、户口、丁粮、田赋、盐课、蠲赈九篇；编修者姓名附在书中。每篇开头都没有标题，篇内记载的年代截至光绪十六年。本书是上海市文化局文物仓库人员在废纸中检出后，交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考察台湾建省始于清光绪十五年；巡抚刘铭传奏请获准，将台湾府政改为行省，此书既然名为《通志》，应当是建省后编修的。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记载，有《台湾通志》四十卷，陈文騄修，蒋师辙编纂，稿本完成于光绪二十一年，原藏台湾总督府。本书疑即陈文騄所修的稿本，或许在日本投降时散失了。《台湾县志》十五卷，首卷一卷，清乾隆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鲁鼎梅修纂，王必昌编纂。鲁鼎梅字调元，号燮堂，新城县人；乾隆七年进士，由德化知县调任台湾县知县。王必昌号后山，德化县人；乾隆十年进士，官至吏部观政。鲁鼎梅最初在德化任职时，曾聘请王必昌编纂《德化县志》十八卷；调任台湾后，又聘请王必昌编成这部志书。台湾有县志，始于康熙庚子年知县陈文达编修县志十卷，当时规模初创，缺漏很多。本志承接《陈志》重修，分为十四门：疆域、山川、建置、赋役、学校、祠宇、礼仪、武卫、职官、选举、人物、风土、艺文、杂记，体裁合宜，记载的事实约比前志增加一半。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设置府，同时设置附郭县，县名为台湾。根据本志《疆域》记载，台湾县境包括澎湖诸岛；《建置》说：“自元末在澎湖设置巡检司开始。”因为当时澎湖还没有设置厅，所以没有专门的管辖机构。《疆域》还记载里程：从厦门经过澎湖，到达鹿耳门，再到县治，共计水路一千二百六十里；这是按航海里程计算的，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多。《职官》所载文官、武官混杂，品级类别没有区别。这是由于台湾县属于附郭县，驻扎在这里的文武各衙门和府署较多，很难分别品类，所以难免混杂。总的来说，本志的编例仍然合宜，记载也还算详细、核实。《凤山县志》十卷，清康熙五十九年刊本（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清代李丕烈修纂，陈文达编纂。李丕烈于康熙五十六年任凤山知县。陈文达是台湾县人。本志由陈文达与凤山县学生李钦文、诸罗县学生陈慧相互参照、考证，只用了五个月就编成。全书分为十卷，共六十五目，卷前有水师提督施世骠、台厦道梁文煊、台湾知府王珍、台湾府海防同知王礼的序，以及李丕烈自序。书中记载简略，缺漏也很多；这是首次创修县志，编成过于仓促，材料采集和考订都不完备，因此缺漏错误很多。《重修凤山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二十九年修《台湾全志》本（旅大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王瑛曾修纂，黄修、卓肇昌编纂。王瑛曾字玉裁，江苏无锡县人，乾隆甲子科举人，官任凤山县知县。黄修字乐序，福州侯官县人，乾隆癸丑科举人。卓肇昌字思尧，凤山县人，乾隆庚午科举人。按《凤山县志》创修于康熙五十九年，记载简略；因此王瑛曾修订本志时，征引资料、采访调查十分广泛。所定体例分为舆地志、规制志、风土志、田赋志、典礼志、学校志、兵防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十二类，子目七十九项，另有附目六项；子目的名称和次序相当不妥。卷首列有全图六幅，其中山水图绘制十分精美；县城画成圆形，方向位置与今天的实地情况不符。北门外有莲池潭，是县中的名胜。又列有引用书目，包括《赤嵌集》《稗海纪游》《使槎录》《台海采风图》《瀛壖百詠》《婆娑洋集》《台湾志略》《赤嵌苹谈》《南方草木状》《番俗杂记》《台湾府县志》《诸罗县志》、何乔远《闽书》、沈文开《杂记》《东宰政事集》等书。又按本志编例，它能够取材于旧史，再用新的裁定加以编织；先列舆地，其次规制，再次风土，这三项齐备，志书的大纲就建立起来了。其中风土志篇幅最大，也最为精细，所记番社十八社的历史、风俗、居处、饮食、衣饰、婚嫁、丧葬、器用等，无不完备。并且措辞语气对当地居民颇为尊重，没有轻侮的口吻。所记录的土语，从天地到日常生活，以及亲属称谓、动植物名称，都译成汉语并列对照。又记录俚曲，有八社曲、《饮酒捕鹿歌》《力田歌》《种薹歌》《待客歌》《颂祖歌》《被水歌》，其中《颂祖歌》最多。据旅大图书馆凤之先生来信告诉我，本志的俚语中有“死而复生日麻苏哈”，很像蒙古语。凤之先生是辽宁人，长期迁居内蒙古，对蒙古语相当熟悉。因此，说台湾部族有从大陆迁徙而来的说法，未必没有根据。其次是艺文志，所占篇幅也最多，分上、中、下三部，内容分为奏疏、诗赋、土语竹枝词。卓肇昌、林梦麟的作品最多，施肩吾、黄叔墩、沈先文等人的作品也列在其中。又按本志凡例所规定的十二条，体例相当具体。例如记载山川，要补足旧志的缺略，参考各家说法，务必使枝节脉络层次分明；水流、山峙、高低、深浅，都各自安排在恰当的位置。记载风俗，则把番俗、汉俗分开编写，汉俗再区别闽俗、粤俗，番俗再区别图、社。记载土地、田租和赋税，都依据现行档案逐条详细注明。记载学校、选举，则逐条汇集材料，追溯源流、考究始末，以访求旧事，使人知道历代沿革的不同以及制度的增损。记载武备，特别详细记述水师。记载物产，只记录当地特产，内地常见的东西不载。看这十二条凡例，都能符合志书体例。查本志原刻本尚未发现，编成以后是否没有付刻，也无法考定。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除现存这一部外，今天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抄本。本书是《台湾全志》中的一种。《台湾全志》由日本人藤崎济之编纂，汇集台湾各府、厅、县的志书，于日本昭和三年出版，所收有《续修台湾府志》《台湾县志》《诸罗县志》《淡水厅志》《噶吗兰厅志》《淡水厅志记谬》《彰化县志》等书，在我国流传极少。《小琉球漫志》十卷，清乾隆三十一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朱士玠编纂。朱士玠字筠园，邵武人。本志是朱士玠任台湾府凤山县教谕时所作。小琉球属于风山县，在县城西南，突兀地耸立在海中，周长三十里。本志叙述当地山川、风土和地域的特殊差异，凡海上日月的出没、风云的变化，以及鸟兽鱼虫草木和方言、人物，没有不记载的。它的编例分为六纲：卷一《泛海纪程》，卷二至卷三《海东纪胜》，卷四至卷五《瀛涯渔唱》，卷六至卷八《海东賸语》，卷九《海东月令》，卷十《淡水社寄语》。书名典雅，叙事却十分翔实。《诸罗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周钟瑄修纂，陈梦林编纂。周钟瑄字宣子，贵州贵筑人，举人，康熙五十三年由邵武县调任诸罗知县。陈梦林字少林，漳浦县人，监生。诸罗是台湾府所属的县，建置始于郑成功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其中一个叫天兴，就是诸罗所在地。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经把县改为州，在这里设置安抚司。清康熙二十三年在诸罗山设置县治，所在地是郑氏旧营地，因此以诸罗命名，取群山罗列之意。县境从茑松新港起，东北直到鸡笼山后濒海之处。诸罗的事物最早见载于《台湾府志》，这部县志是首次创修。其体例分为封域、规制、秩官、祀典、学校、赋役、兵防、风俗、人物、物产、艺文、杂志十二类，共四十七目。卷首有山川图十一幅、县治图一幅、学宫图一幅、土俗图十幅。其中《文身》《乘屋》两图尤其表现当地土俗。文身是当地风俗：由祖父命令，杀牲祭祀全社的人，和他们的子孙一起饮酒直到醉倒，再用针刺身，并以醋和墨涂染；虽然十分疼痛，却不敢违背祖父的命令。“乘屋”形状像船，是当地人居住的房屋：把大木头凿空，侧着覆盖作为屋顶，上下贴敷茅草，再用竹木支撑，两边都开有小门。相传有老人到了鸡笼，看见翻覆的船靠在岸边，于是仿照它来建造房屋。其次，山川图的勘测特别详细，务必使枝节脉络层次分明，水流、山峙、高低、深浅也表现得生动，由此可以看出图画绘刻的精致。书中记述以兵防、风俗最为详细。诸罗处在台湾海峡的肩背要地，境内都是海防要隘；本篇把水陆防汛分别列为一条，凡险隘关塞、险要地点、兵丁和战船的数量、塘递、瞭望、巡哨的处所，无不全部记载。风俗分为两目，汉俗分四条，土俗分七条，各条下面都附有相关故事，与各地志书所记土风略有不同。记汉俗，是因为当地居民来自五方，风俗十分复杂；记土俗，则详细说明当地人的相貌、服饰、饮食、房舍、器物、杂俗和方言。当地人的相貌，有的前后把两绺头发束在左右两边；没有胡须，身上有毛的全部拔掉；全身文身，刺上蝌蚪文字和虫鱼形状，分布在胸膛和两臂，只有脸上不刺。平时赤脚，上身常常裸露，用一幅略显破旧的布遮住下体前后，叫作“遮阴”。冬天穿短衣，衣长到肚脐，名叫“笼仔”，用鹿皮制成。《彰化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道光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李廷璧修纂，周玺编纂。李廷璧字筠轩，云南晋宁人，举人，道光六年任彰化知县，不久离任，道光十年再次复任。周玺是广西临桂人，嘉庆四年进士，道光六年任彰化知县，因遇到闽、粤人争斗事件而被弹劾斥退，寄居彰化；李廷璧聘请他担任崇文、白沙两书院的主讲，后来修纂县志，于是又聘请周玺担任总纂。彰化原来是诸罗县的辖地，清雍正元年才从诸罗划出一百多里地设置县治。建县一百多年后，一直没有县志；本志是首次创修。全书共十二类，各类分设子目，编排颇有条理；但卷首专门列入乾隆年间平定林爽文事件的内容，以及清高宗的诗文，这明显不符合志书体例。《苗栗县志》十六卷，传抄本，清光绪年间修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沈茂荫编纂、修订。沈茂荫字槐堂，萧山县人，监生，光绪十七年以同知衔授任苗栗知县。按本志没有序跋，编成于哪一年无法考定；根据《职官表》，记载截至光绪十七年。苗栗就是猫里，清雍正元年设置淡水厅，猫里隶属于淡水厅；光绪十五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奏准台湾改设行省，增设府、厅、州、县，于是从猫里划出土地设置苗栗县，这是建县的开始。本志也是苗栗县志的首次创修。其编例分为志、考、表三纲：封域志、建置志、赋役志、学校志、典礼志、武备志、职官志、文艺志、图考、物产考、古迹考、风俗考、祥异考、职官表、选举表。三纲之外，又设置列传、志余两门，体例相当混杂。物产考附有《磺案》一节，说磺油出产于猫里溪头的内山，油浮在水面上，气味很臭；每天只有申、酉两个时辰才可以捞取，煎炼后用途很广，当地人与外地商人因争夺它而兴讼。《志余》又说：“猫里内山有石穴，出产可以助燃灯烛的煤油；招募夷人作为工师，凿井开采，事情始于光绪丙子年。”按这段记载，苗栗的石油在清光绪年间已经开采了。《噶玛兰厅志》八卷，另有首卷一卷，清咸丰二年重修刊印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董正官修撰，陈淑均编纂，李琪生续纂。董正官是太和人，特授为厅通判。陈淑均字友松，晋江人。李琪生是厅里人。噶玛兰过去是后山族社中的一片荒僻土地，荷兰人没有来得及窥伺，郑氏也没有时间开发。嘉庆十五年才开始开发此地，因土地适宜耕种。嘉庆十七年设置官署、建立厅制，后来到光绪元年改为宜兰县。道光十七年，柯培元首先撰写《噶玛兰纪略》十四卷，没有见到刊本，陈淑均又加以编纂补充；后来董正官任通判时，嘱托李琪生依据陈淑均的稿本续纂，才刊成八卷厅志，就是这部书。其编纂体例，首先是《议开噶玛兰节略》，其次是堤堰图、关图、八景图。以下分为封疆、规制、职官、赋役、礼制、祀典、风教、学校、武备、风俗、物产、杂识十二门，各门又分列子目，是体例较为完备的地方志书。《澎湖纪略》十二卷，清乾隆三十六年刊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

译清代胡建伟编纂。胡建伟字勉亭，广东三水人，乾隆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年中进士，选授直隶无极知县，历任正定、福鼎、闽县知县，乾隆三十一年升任澎湖通判。澎湖位于闽省东南的大海之中，自隋开皇年间派遣使者陈稜巡视、略取土地到达澎湖，直到元末才设置巡检司管理此地，隶属泉州郡同安县，这是澎湖建置的开始。明末郑氏占据此地，清康熙二十二年靖海将军施琅攻取澎湖。此时澎湖还没有专门管辖的行政机构，由台湾县统领管理，雍正年间才开始设置厅。这部志书是胡建伟任澎湖通判时创修的，体例分为十二门：天文、地理、官师、文事、人物、武备、风俗、土产、赋税、户役、仓储、艺文。关于天时、地理和民情，逐一作了详尽记述。据考，这部志书是澎湖志书的开端，材料采自《台湾府县志》以及林谦光《台湾纪略》、黄叔璥《台湾使槎录》等书，并增补了数十年来的事情。全书搜集材料相当繁富，虽然是首次修纂的志书，记载却比较完备。《澎湖县志稿》二十卷，另有首卷一卷，稿本（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油印本）。近人龙骧编纂。龙骧字振麟，湖北孝感县人。据考，这部志书又名《澎湖群岛志稿》，是龙骧参阅旧籍以及中外书报作为材料，编纂而成。记载从澎湖建置开始，直到日本投降并交还台湾为止，接管以后龙骧亲自见闻的内容也有所附载。其中关于日本占领时期五十余年的事迹，分期叙述，界限相当清楚。据考，此志收集材料非常庞杂，采辑者应当不止一人，但根据龙骧的序文所说，协助编录的有弟弟敦贞，儿子璿替他翻译。这部志书旨在记载近代事实，澎湖所辖六十四岛，各岛的经纬度、满潮时面积、退潮时面积，以及气温、雨量、气压、湿度、云量、日照、雷电、地震等气象变化，还有农业、工业、商业、渔业各业的发展状况和历年的各项统计数字，都不厌其繁地予以记录。按照本书的编纂体例，卷首有《澎湖群岛地图》一幅、英国人测绘的《澎湖群岛地图》四幅、古《澎湖厅图》一幅。卷一为总纲，卷二为面积，卷三为气象，卷四为沿革，卷五为市镇港湾，卷六为人口，卷七为风俗习惯，卷八为宗教信仰，卷九为教育，卷十为交通，卷十一为军备，卷十二为农业，卷十三为工业，卷十四为渔业，卷十五为商业，卷十六为社会事业，卷十七为公用事业，卷十八叙述荷兰与郑氏以及清朝与法国、日本在澎湖发生的战争，卷十九为旧迹，卷二十为艺文。这部书对新旧情况都作了完整记述，可以说是地方志新创的体裁。澎湖诸岛既没有高山大川，也没有矿产和肥沃田地，不过渔业、水产较为兴盛罢了。然而澎湖在我国海防上是重要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国人的注意。因此自清初以来，记载澎湖的书很多，如林谦先的《澎湖纪略》、胡格的《澎湖志略》、胡建伟的《澎湖纪略》、蒋镛的《澎湖续编》，以及林豪的两种《澎湖厅志》，都记载简略，而且成书已久，同今天澎湖的形势相差很大，取材使用价值不高。这部志书则汇集古今中外各种书籍编成，材料丰富，是今天有用的著作。●《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十一 长兴陈光贻学 ○河南 《河南总志》十九卷，明成化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胡谧编纂。胡谧编纂《山西通志》的事迹已经著录。河南这个名称，在宋代只属于洛阳一郡，所以宋敏求撰写《河南志》时只记载西都的典故，不涉及其他州。明初设置河南布政司，所属八府实际上跨越黄河以北，疆域与古代大不相同，因此各郡县虽然各自有零散记载，却还没有汇编成一部总志。明天顺年间，提学副使刘昌开始修纂通志；十多年后，到成化乙巳年，胡谧又加以删削润色，编成此书，这是河南有通志的开始。据考，这部志书的传本早已十分稀少，修纂《四库全书》时，馆臣还认为通志到嘉靖年间才开始编修，仍不知道成化年间已经有通志。因此此书是世间罕见的珍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有完整一部，但各卷中都有嘉靖初年的补版，并不是成化年间的原刻本。《河南通志》四十五卷，明嘉靖三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