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封县志四卷明万历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存卷三卷四)

译清代储元升编纂。储元升是宜兴县人，雍正二年进士，历任苏州府教授、桐城县知县，乾隆二十年调任东明知县。这部志书依据雍正七年未刊刻的志稿，又把近十多年来尚未收入志书的内容按类别增补进去。由本县贡生董荣官、吴鹏程等人协同编纂，储元升总汇材料并审定，经过两个月便完成。全书体例共八类，卷首列有图记一篇，题为《续志》，命名很不恰当。各类以下又分目析条，繁杂而不合体例。东明是古代天雄的属邑，宋代以后隶属大名府，宋人抵御契丹时把这里作为重要疆界。然而这部志书关于兵防的记载只从明正统年间开始，宋、元以前的事情则无从考查。据查，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如今极为稀少，民国十三年有重印本。该县原属河北大名府，近来划入山东省。《郑州志》六卷，明嘉靖三十一年写刻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徐恕编纂。徐恕是江西余干县人，嘉靖年间举人，嘉靖二十九年任郑州知州。据考，《郑志》始于宋庆元年间傅岩撰写的《郑城志》，但该书早已失传。这部志书是徐恕任知州时，交给本州人王继洛和儒学训导杨琅等人分别辑录完成的。全书分为舆地志、建设志、田赋志、职官志、人物志、杂志六类，子目三十二个，把一州的名物和事迹大体都作了叙述。沿革篇说，郑州原本是管叔的封地，郑武公跟随周平王向东迁移后取得此地。据《汉书·地理志》，这里是河南中牟县境。本志说：“晋代分河南设置荥阳郡，后周设置荥州，不久改为郑州；隋代改为管州，不久又恢复原名。”而乾隆《郑州志》的沿革篇说：“秦兼并六国后设置管县，隶属三川郡。”不知道它依据的是什么。因此本志叙述沿革，与后来修纂的州志所记沿革有所不同。《荥泽县志》八卷，清顺治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每可荐修纂，李玿编纂。每可荐字杜曲，长安人，顺治二年举人，十二年任荥泽知县。李玿是本县人，顺治十三年进士，授山西沁源县知县。《荥泽县志》凡例说：“旧志被焚毁，片纸只字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所写的古代事情，都是用古书考察得来，或者从传闻见闻中获得。”因此这部志书相当于重新创修，执笔编纂的是李玿和本县举人沈士秀。全书体例分为舆地、建置、田赋、官职、选举、人物、杂述、艺文八类，各类都附有子目。首次创修的志书终究免不了草率疏略，据查如今只见到这一部孤本。荥泽原本是古代的泽名，在县城南面。《禹贡》说：“荥坡灌溉潴水。”又说：“疏导沇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泛滥成为荥泽。”《周礼·职方》说：“豫州的河流有荥水、雒水。”郑玄注说：“自平帝以后，荥泽淤塞成为平地，荥阳百姓仍把那片地方称为荥泽。”隋代在这里设置广武县，不久改为荥泽县；明代被黄河水冲毁，迁移县治，隶属郑州。这里正处在河岸山脉的尽头，地势险要；春秋时期卫侯和狄人在荥泽交战，说的就是这个地方。《荥泽县志》八卷，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王畹修纂，贺元士编纂。王畹字九滋，汉军镶红旗籍，奉天盖平县人，康熙年间举人，任荥泽知县。贺元士字秦瞻，本县人，康熙恩贡，擅长书法，在当时很有名。这部志书承接《顺治县志》重新编纂，体例与前志相同。当时荥泽仍隶属郑州，县境狭小，黄河贯穿其中，历代都有水患，又是自古以来的征战之地。这部志书的古迹篇有“古战场”一条，说广武山过去是楚、汉交战的地方。艺文志辑录了凭吊古战场的诗文，其中有李白登临《广武古战场怀古》诗一首。是否就是荥泽的广武山，仍然有待考证。《荥泽县志》根据本志序文说：“旧志遭遇明末兵火而散失。”如今流传下来的《荥志》，以顺治志和这部书作为旧志，都是仅存的孤本。《禹州志》十卷，清顺治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朱裴修纂，李嘘云编纂。朱裴字功卜，闻喜县人，顺治三年进士，七年任禹州知州。李嘘云是禹州人，明崇祯元年贡生，任陕西凤翔府知府、太原参军。禹州相传是夏禹建都的地方，因此得名。但据本志朱裴序文说：“禹在豫州外方境内，大禹最初受封于阳城，因那里地势狭窄，便迁都到这里。进入春秋时期成为■〈木〈弗上木下〉〉邑，秦代设置郡时属颍川，汉代称阳翟，唐、宋直到金代改为钧州，元代沿用。明代为避神宗的名讳（神宗名朱翊钧，年号万历），改称禹州，因为这里是夏禹旧都。”又据沿革篇说：“钧州因为州中有钧台而得名，明万历初年为避神宗名讳改为今名。”据考，禹州这个名称始于明万历年间。禹州是夏禹建都之地的说法，本志沿革各篇只是依据传说叙述，并没有引用文献进行考证。食货志记载，钧州的陶业很早就享有盛名。据考，禹州窑又称均窑，“均”与“钧”相通。食货志说：“均窑陶器非常精美，各种颜色光彩鲜明，其中有兔丝纹、火焰纹，色彩中以朱砂红、红葱色、翠青色为珍品。” 考察禹州旧志，有明代嘉靖年间谢澭编纂的《钧州志》八卷。又据道光《禹州志·经籍志》记载，王聿修有《禹州纪年》四卷及《续志》。这些书毁于崇祯末年的战火，很少有流传到后世的。这部志书是在兵火之后编成的，搜集材料相当困难，书中不免有所遗漏。参与编纂的除李嘘云外，还有本县人赵来鸣、苗时望、杨士蕴等；书中对地形、风俗、民情的记载最为详细。《项城县志》十卷，明万历二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王钦诰编纂。王钦诰是泰和县人，万历二十二年举人，任项城知县。据考，这部志书总共分十门，从沿革到人物列为前篇，艺文另列为后篇，收录的诗文很多。卷首有万历庚寅年县儒学教谕王都的序文，说这部志书“开始于万历戊子年县令徐延都和本县人张正法等人，先行草创志稿，完成于万历庚寅年”。据考，徐延都名东渐，万历戊子年任知县，只完成了志稿而没有刊印；王钦诰这部志书就是依据徐稿重新编纂完成的。《学部方志目》著录为《隆庆志》，题王钦怀撰写，这是错误的。项城在周初是项子国，战国时属于楚国。秦代是颍川郡地，汉代为项县，隶属汝南郡；唐初在这里设置沈州，不久废除。元代开始设置项城县，明代沿用，隶属开封府陈州。这部志书叙述沿革很简略，读起来难以考索其意。古迹篇记载，县城东面有公路城，是袁术修建的；县城北面有互县城，称为《论语》所说的“互乡难与言者”。《扶沟县志》四卷，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赵如桓编纂。赵如桓是宛平县人，贡生，康熙三十五年任扶沟知县。沿革篇说，扶沟在汉代隶属淮阳国，后汉隶属陈留郡，唐代隶属许州，宋代以来则是开封所属的县邑。到清雍正十二年陈州升为府，扶沟于是改隶陈州；这部志书修纂时，该县仍隶属开封。山川志记载：“本县境内有贾鲁河流经，也是溱水、洧水汇合的地方；这里是周家口通往汴水的水路必经之处，商人旅客聚集，是古代繁盛的地区。” 又可见《风俗杂志》等书的各门，记载该县繁荣奢侈的琐事，可见扶沟当时果然是一个大县。关于《扶志》的编修源流，据本志赵如桓序说：“扶沟的志书，在明代有严宪副、杜民部创立大略，何职方总成其书；戈铤以后，刻板和书籍都不存在了。池阳杨君得到芝圃杜公的手抄本，就想编成书，恰逢奉诏离任，未能实行；濠上蒋君接着完成了它，这就是当代《扶志》的开端。此后，三韩高公在康熙甲寅年修纂，西湖屠公在康熙庚申年修纂，山阴缪公在康熙癸酉年修纂，前后相隔不到一纪；期间没有大的变革，扶沟的志书似乎可以不再修了。”序文所说《扶志》的始末虽然大略而不详，但据道光《扶沟县志》所载旧志修纂者姓氏表说：“成化年间，邑人、赠户部主事杜璿和陕西兵备副使、邑人严宪创修；万历年间，邑人、兵部员外郎何出图再修；清顺治九年，知县杨在陛第三次修纂；康熙十三年，知县高锡爵第四次修纂；康熙十九年，知县屠又良第五次修纂；康熙三十二年，知县缪君晋第六次修纂；康熙三十八年，知县赵如桓第七次修纂；乾隆十年，知县周纪第八次修纂；乾隆二十九年，知县董丰垣第九次修纂。” 此外，还有道光十二年知县王德瑛和光绪十九年知县熊灿所修的两部志书。考察现存刻本，只有杜志、何志、杨志、赵志、董志、王志、熊志七部；如今《赵志》以前的各志都已散佚，因此这部书是现存《扶志》中最古老的版本。《归德府志》十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宋国荣纂修。国荣字君用，辽阳人，顺治十二年任归德知府。归德在明初为州，嘉靖二十四年升为府；又过了二十年，知府李嵩才开始创修府志。李嵩以文章闻名天下，他所编的志书很能采用史书体例。这部志书遵循他的书体例，分为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艺文志、杂志十类。规定的体例和评论，都是宋国荣亲自裁定的；分门采辑时，有郡人羊琦、李目等参与；广泛征集、详细考察并反复考证，成就超过李嵩的志书。其叙述沿革说：“归德古名商丘，秦代设置砀郡，汉代改为梁国；后魏设置梁郡，后周改称梁州，隋代改为雎阳郡。五代梁设置宣武军，后唐改为归德，宋代以归德为应天府，号称南京，治所在宋城，辖六县。靖康年间金人攻入京城，建炎元年又改为归德府；元代沿用这一建置，明初为州，后来升为府，清代沿袭，辖宁陵、鹿邑、夏邑、永城、虞城、雎州、考城、柘城一州七县。”古迹篇记载，归德郡多丘冈；商丘在府城西南三里，高百尺，有人认为丘冈的精气上与列星相应，所以也称阏台。楚丘在府城北四十里，就是古代的戎州。谷丘在府城南四十里，春秋时鲁桓公在谷丘会见宋公和燕人，说的就是这里。黍丘在鲁哀公七年修筑。涝丘在府城北十里。青冈在府城南十八里。杏冈在府城西南五十里。归德的这些丘冈，有的与古代史书中的往事有关，也有的是人力修筑的，所以本志把它们列入古迹，自有其道理。《夏邑县志》八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郑相修，黄虎臣纂。郑相字廷佐，南直隶广德人，贡生，嘉靖二十三年任夏邑知县。黄虎臣是广西桂平县人，举人，嘉靖二十三年任夏邑县教谕。这部志书由黄虎臣在嘉靖二十四年纂成，卷首有归德府知府李念的序，以及后任知府蔡汝南的序。阮元《天一阁书目》误认为是李念修纂的。考察李念序，其中说：“这部编书由夏邑县令郑相和他的老师黄虎臣，搜集本邑博学广闻之士的材料编成。”李念序已经明确说明了作者，不知阮元为什么会误记。这部志书分为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学校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八类，体例还没有摆脱陈旧习俗。据地理志所述沿革：“夏邑在春秋时是宋国的下邑，属于砀、谯一带。汉代才开始设置县。宋代是京畿辅郡之地，元代是府的首县。”考察夏邑，明初隶属开封府；嘉靖二十四年归德州升为府后，夏邑隶属于归德府。本志叙述沿革较为疏略，不够详细，但据《方舆纪要》说，金代才开始改名为夏邑；《明史·地理志》则说，明初改名为夏邑。这部志书修纂时，夏邑还隶属开封。修志时征集材料不广，考证也不详细，书中有许多错误和缺漏，体例也没有达到完善程度，都不如后来修纂的县志详尽；只是由于这个版本是现今保存的《夏志》中最古老的一部，所以予以著录。《彰德府志》八卷，明嘉靖元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崔铣纂。崔铣字子钟，又字仲凫，学者称他为后渠先生，安阳县人，弘治十八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曾校修《敬皇实录》，嘉靖年间又修《武庙实录》，担任经筵讲官十多年，官至南京礼部右侍郎。著作有《松窗寤言》《中庸凡》《大学全文》《政议士翼》《读易余言》，又删定《二程遗书》《中说考》《晦庵文抄》等书。考察沿革，金代开始把相州升为彰德府，元代改为路，明代恢复为府，隶属河南布政司，辖一州六县，即安阳、汤阴、临漳、林县、磁州、武安、涉县。这部志书是彰德府府志的创始之作。据崔铣序说：“我得到宋本《相台志》十二卷、元代《续志》十卷；崔铣认为宋志的材料尚有价值，而元代以后没有可称述的，于是编作九志，共八卷。”九志为：一地理，二建置，三田赋，四祠祀，五官师，六人物，七选举，八艺文，九杂志。这部志书在正德末年纂成，嘉靖初年刊刻；万历辛巳年郭朴又编成《续志》三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考察这部志书，后世很推重它的编纂体例，都说其成就极盛，难以继承。徐元文《日下旧闻考》曾引用并征引这部志书，称赞它文辞义理极佳。《四库全书提要》称其谨严，说它属于康海《武功志》一类。现在考察它的编例，首先列地理志，把古今沿革、疆域、城池、山川、古迹全部统括其中，大纲确立而体例完备。又因为河渠、闸堰和水利事务都统归山川一门，山川与水利有关，所以不另设水利一门，以减少重复；这也是谨慎严密、核实材料的做法。但此书下笔不免过于谨慎，例如为了避先辈的名讳，不写姓氏；名宦、乡贤两祠也都避而不记，使后世怎么知道所祭祀的究竟是什么人呢？这实在不合史书体例。《安阳县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马国桢纂修。国桢字贞庵，奉天辽阳人，监生，康熙二十九年任安阳知县。这部志书是马国桢奉巡抚阎兴邦之命修纂的。安阳自后周以来一直是相州的治所，过去没有专门的县志，这部志书实际上是首创。全书体例分九类：一舆地志，二建置志，三赋税志，四职官志，五学校志，六选举志，七人物志，八艺文志，九杂纪，共有子目六十一。凡例第一条说：“志书有图始于苏东坡的《指掌图》。图不过几幅，却能把疆域的广狭、名胜的险要，以及城郭宫室的壮丽，如同指在掌上一样显示出来，也使阅读者快意地一览，所以特意把它编在书简的开头。”它所规定的体例，意义如此浅薄草率，却不知道方志设置地图由来已久，并不是从宋代才开始的。《内黄志》九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张鹏修，王训纂。张鹏是河南怀庆人，嘉靖年间举人，升任户部司务，改授逢县县学教谕，嘉靖十八年升任内黄县知县。王训字敷道，号莲潭，内黄人，正德丁卯举人，授海丰知县，升济宁知州。据本志序说：“内黄，就是黄河以内，因为县在黄河以内，而黄河在县外，所以名称的含义就在这里。”《内黄志》在明弘治年间由张凤创修但未完成；正德年间，邑人周万金才私下编成一册志稿，收藏在家中。嘉靖甲申年，县令张古得到这份稿本，命司训孙良辅、庠生董弦重新增补编纂，准备付梓却未能完成。到张鹏任内黄县令时，请王训再次略加删润，刊刻发行。从周万金完成私稿到刻成书，其间相隔已经几十年，且反复修补，因此记载大事小事都很完备。书首载有嘉靖六年莆田林文俊序和嘉靖十六年王崇庆序；两篇序相隔十年，所以这部志书的刊成年份难以确定。据《天一阁书目·内篇》著录为嘉靖九年刻本，《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为嘉靖五年刻本。但据本书职官记载止于嘉靖十八年，而张鹏在嘉靖十八年才开始任知县，因此这部志书应当是在张鹏任职期间或以后刻成的。《新乡县志》六卷，明正德元年修，蓝丝栏抄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储珊修，李锦纂。储珊字朝珍，凤阳府颍州人，弘治十二年进士，十七年任新乡知县，历官至山东巡按；因抗疏奏劾刘瑾违法情状，被贬为岢岚州判。刘瑾被诛后，起用为南京兵部主事，升任浙江佥事。李锦是应天府江浦县人，由举人出任新乡县儒学训导。这部志书是储珊任新乡官时编修的。当时他认为旧志大多脱漏、简略而散漫，于是嘱托李锦与县教谕、遵化人周荣等人编纂；稿本在正德元年完成，再由储珊亲自校正。全书共六卷、五十五门，没有总纲。开头叙述建置沿革，说新乡是古代鄘国的土地；周代把这里封给康叔，使他为卫侯；春秋时鄘地被卫国兼并，战国时属卫。秦灭卫后，属三川郡；汉代为汲县新中乡，武帝时以此乡设置获嘉县，隶属河内郡。后魏隶属获州，又以获嘉县设置修武郡，县城成为郡治附郭；隋代隶属殷州。唐武德元年，分出获嘉的新中乡设置新乡县，不久又以该县设置义州；武德四年废除义州，把新乡县隶属殷州。贞观元年废州，改隶卫州，五代沿袭。宋熙宁六年废新乡县并入获嘉县，元祐三年恢复县制，隶属卫州。元代属卫辉路，明代仍为新乡县，隶属卫辉府。新乡县境内，平原低地肥沃，山川绵延；太行山远远耸立在北面，丘陵近近镇守在东面，卫水流经北部，黄河经过南部。其中以五陵最为著名，在县城东二十五里；因为其中高大的土阜有五座，所以称为五陵。卫水就是卫河，源出辉县苏门山，流经县境东北到卫辉府治，与淇水相接。物产丰饶，土产有谷物、丝帛、蔬菜、水果、花卉、药材；土贡有鹿、獐、羊等皮货。县里的物产比其他县更好。《延津县志》四卷，明万历二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卷一至卷二，北京图书馆藏卷四）。清代刘元会修，越应扬纂。刘元会是瀛海人（蓬莱称瀛洲，也称瀛海），任延津知县；越应扬是郁华人（江苏灌云县的别称），任延津县教谕，二人的事迹都不详。据这部志书中万历二十九年邑人、吏部尚书李戴的序说：“志书在万历二十四年开始修纂，经过五年才成书。”此本虽然残缺，但仍保存序、凡例和目录，分四志、九类，共七十二目。一是土地志，下分疆域类、建置类；二是人民志，下分板籍类、赋役类；三是政事志，下分职官类、祀典类、选举类；四是文献志，下分列传类、艺文类。各类又统领若干目，把列传列入文献，体例颇不协调。但此书采用辑录体，没有自述文章，原本也没有编例，只是为了保存一县的事迹而已。《濬县志》四卷，清康熙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卷二、卷三）。清代刘德新修，马秉德纂。刘德新是开原人，荫生，康熙九年任濬县知县。马秉德的事迹不详。濬县元代为州，明洪武三年降为县。元代有《濬州志》，早已散佚；明嘉靖七年知县杨麟等修县志八卷，万历八年知县任养心又修订，崇祯七年知县张肯堂第三次修纂。这部志书继《张志》重修，成于康熙十八年。现存的书仅有第二、三卷，内容包括赋役、寺观、庙学、祠祀、棹楔、丘墓、秩官、人物、列传、孝节、仙佛等门类。叙述简明核实，行文专门追求省略简约，不事详细考证，也没有脱离当时方志的风气。《封丘县志》九卷，清顺治十六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余缙修，李嵩阳纂。余缙是浙江诸暨县人，顺治九年进士，十一年任封丘知县，官至浙江温州道参议。李嵩阳字云增，号弦佩，封丘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清初谒选后授工部司务郎，转任吏部，历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江南督学、浙江温州道右参议、广东道监察御史，升任广西按察使，尚未到任便因病去世。考察沿革，封丘是汉代陈留县的土地。《左传》说：“赐给封父繁弱。”封丘因此得名。又说：“在黄池会见吴子。”杜预注说黄池在县南。又说：“在虫牢会见晋侯并结盟。”虫牢也在这里。封丘三面临黄河，土质疏松，容易决口；顺治七年、九年接连发生决口，这部志书对河患记载得很详细。这部志书是在增续万历乙亥年知县胡以祚所修县志的基础上编成的，体例完全依据《胡志》，分为封域、建置、民土、学校、职官、选举、人物、艺文八门。《胡志》以及嘉靖辛丑年朱缙修的县志，本志凡例称赞说：“文辞典雅丰富，体裁严整高峻，不容易增删一个字。” 因此，这部志书全部录用旧志原文，凡是增补续写的内容，都加上一个“按”字，以清楚划分新旧界限。这部书之后，又附有康熙三十六年知县耿宏祚修的《续志》五卷，续记顺治十六年以后的事情。《长垣县志》九卷，明嘉靖二十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杜纬修，刘芳纂。杜纬是山西蒲州人，嘉靖十八年以举人身份任长垣县知县，官至南京太仆寺丞。刘芳是长垣县人，正德十三年贡生，任辽阳卫训导。《长垣县志》据本志王崇庆序说：“过去没有听说有长垣志，是从西安张侯开始加以修纂的，大约在正德丙子年。”考察职官表，正德年间知县张治道曾修县志，但早已散佚；现存邑人胡锭的序说：“弘治年间已经有志书。”这部志书继正德《张志》重修，成于嘉靖辛丑年，分为地理志、职官志、祠祀志、建置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古迹志、文章九门。这部志书修纂时，长垣县治迁到了古蒲城，所以地理志叙述沿革时，极力断定长垣是春秋蒲城的土地，但没有明显证据。《嘉庆县志》叙述沿革，认为长垣是蒲、匡之地，所举例证很多，可以成为定论。考察长垣，春秋时是匡、蒲的土地；从人物来说，本志列有季路、蘧瑗。春秋时季路是蒲人，孔子进入他的辖境时，曾称道他的三种善行；蘧瑗也是蒲人，孔子到卫国时曾住在他家。长垣在汉代已设县，明代以来隶属大名府。不过，本志有河南按察副使王崇庆的序，当时长垣隶属河南布政使司；后来隶属直隶，民国时属河北省，近来又划归河南。《开州志》十卷，明嘉靖十三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孙巨鲸修，王崇庆纂。孙巨鲸是徽州人，嘉靖二年进士，嘉靖十年任开州知州。王崇庆字端溪，开州人，正德三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考察得知，此志原先由昆山知州张寰修纂但未完成；孙巨鲸任知州后，延请王崇庆编纂，历时很久才完成。编纂者以王崇庆为主，另有州学生刘绅、杨沉、张■〈山介〉、王自新等人共同采集编纂。全书分为地理志、建置志、田赋志、祠祀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祥异志、艺文志、杂志十类。这部书从各种典籍中搜集旧闻，大小事物无不网罗，微小隐晦的事也加以阐明；记述没有遗漏，文章雅正，一直受到世人赞美。考察沿革记载：“开州在春秋时称澶渊，秦代属东都，汉代为顿丘县；王莽改名顺丘，晋武帝设置顿丘郡和魏郡，隋代设置昆吾，唐代为澶渊郡，后来改为澶州。五代晋升为镇宁军，宋代为开德府治，金皇统四年改为开州，隶属大名府；明代隶属大名府，辖长垣、东明二县。”嘉庆《开州志》称开州是古代颛顼的故墟，见于《尔雅》《左传》；汉代称濮阳，宋代称澶州，与本志所述沿革不同。金皇统年间改名为开州以后，沿革就翔实而可以考察；皇统以前的建置沿革，实际上很难考证。关于开州的物产，本志提到谷、枲、木蔬、花草、果实、药材、羽毛、鳞虫等，只记下物名而已。但田赋志有“杂赋”一项，记载桑地二十一顷，共有桑树八万四千零四十一株，征收丝二千一百一两，折合绢一百零五匹一丈五寸。棉花地九十七顷七十九亩，征收净棉花二千四百七十七斤四两二钱。枣地一顷一十二亩，共有枣树四千五百一十四株，征收米二百七十石八斗四升。从这些杂赋的数量，可以知道当时开州养蚕、种棉业的兴盛，而如今蚕丝已经没有了。本志记载马政是百姓沉重的负担，规定养马地三千五百二十九顷三十亩，养种儿骒马一千七百三十匹、儿马三百四十六匹、骒马一千三百八十四匹，每年起俵马匹三百四十匹，称为备用马；牧马草场有八处。据王崇庆所撰《马政小序》说：“开州是交通要道，旧规规定每里各养一匹马，用来接送往来人员，百姓起初还没有诉说劳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五匹〕 后来有人借口说是为了省民力而革除这项制度，马却常常不够使用，里甲共同借贷来补充，有时一天的费用几乎达到百金，甚至在城门外夺取百姓的马，百姓这才无法忍受这种差役。那么，先前所谓的省民力，岂不是反而变成了使百姓痛苦吗？”从这篇序文的话，可以知道马政是当时加重百姓负担的政策。《新修南乐县志》二卷，清康熙十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方元启纂修。方元启是康熙十年南乐县知县，事迹不详。这部志书是在嘉靖丁酉年知县叶龙辠所修县志的基础上增补的，全书只有两篇，体例简略。据旧序所说，《南乐志》始创于嘉靖丁酉年叶龙臯，继修于丙寅年杨守诚，之后由钱博学续修，顺治癸巳年又由蔡琼枝续修。查考可知，前面的各志都早已散佚；这部志书是增补嘉靖《叶志》以及杨、钱、蔡三志的成果。康熙辛卯年，知县王培宗认为方元启这部志书过于简略，延请举人邱性善重新纂修，成书十五卷，共五十七门，南乐县志的体例才开始完备整齐。南乐在汉代是东郡乐昌县，后唐为避李国昌的名讳改名南乐，原属直隶大名府，如今划入河南省。《怀庆府志》十二卷，明正德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周举修，何瑭纂。周举是山东郯城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正德九年任怀庆府知府。何瑭是怀庆人，弘治十四年解元，十五年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授官编修，历任直隶开州同知、山东东昌府同知。关于怀庆郡志，何瑭在本志序中说：“弘治年间，知府徐以贞延请鄱阳人郑芝编纂成书，但没有刊刻发行。正德庚午年，我辞官家居；这时徐以贞升任河南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有事赴陕西，路过怀庆。我拜见他后，他把志稿给我，托我校正。我因重新出仕北上，未能完成此书；正德丙子年我再次辞官家居，才编纂完成。”其体例据凡例说：“大体仍然采用郑芝的志稿。”考察全书共有十一门：一为封略，下分疆域、星野、名山、大川、形胜、道里六目；二为国都，下分城池、王府、公署、仓廪、学校、祠庙、坛壝、传递、宫观、寺院十目；三为郊野，下分乡村、屯营、镇集、置铺、桥梁、演武场、泽园七目。四为风土，下分土宜、风俗、景致、节致、种植五目；五为田赋，下分田粮、四府、蔡枣、课程、土贡、兵备六目；六为户役，下分户口、吏胥、阴阳、医生、里甲、老人、杂役七目；七为选举，下分生员、科目、岁贡三目；八为职官，下分历官、卫官、长吏、名宦四目；九为人物，下分相业、将材、名臣、正学、隐逸、孝行、行义、文苑、艺术、贞烈、流寓、神仙、神僧十三目；十为稽古，下分沿革、城基、废县、关隘、营寨、园囿、庄墅、堂、台、阁、亭、楼、陵墓、古井、姓氏、贪酷、豪侠、异闻十八目；十一为英华，下分文类、诗类二目。考察怀庆明代是藩国所在地，所以这部志书有些像都会志的体例，记载国都和王府，对陵园规制尤其谨慎。比如田赋志有田粮、四府、蔡枣等赋，四府是藩王府的课赋，与田粮之赋不同；蔡枣则是特设的税。户役志记载医卜和杂役等行业，借此可以考察明代平民的职业。《河内县志》四卷，卷首一卷，清顺治十五年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孙灏修，王玉汝纂。孙灏字湛一，顺天府大兴县人，顺治六年进士，授官河内知县。王玉汝字自玉，河内县人，拔贡，出仕任知县。河内是怀庆府的附郭县，县志创修于明万历初年知县侯嘉采，万历二十五年知县卢梦麟接着辑成。这部志书是孙灏任河内官时奉上级檄令重修的，体例分为图考、沿革、天文、地理、建置、田赋、祀典、职官、科贡、名宦、人物、艺文十二门。图考列有六幅图，分别是疆域图、城池图、县署图、文庙图、儒学图、大禹覃怀底绩图、广济河开山凿洞图。所谓大禹覃怀底绩图，据图说说：“考察书传，治河应当自下游向上游进行，所以大禹从东方而来；考察他四年奔走治水，走陆路时所以乘车。”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图中描绘的是大禹乘车进入城中，百姓在道路两旁跪迎。可是书中没有关于这幅图的记述。《禹贡》说：“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覃怀是地名；衡，就是横；漳，就是漳水。覃怀应当在太行山南、黄河北岸。这里地势平坦，交通开阔，水流很多，从中可以看出水利的重要性。这部志书首先列出这些图，是为了显示河内水利的重要性。所谓广济河开山凿洞图，描绘的是开凿太行山、引广济河与黄河水相通的工程，图中所画洞口和闸门的结构非常精细。又据本志《地理志·水利篇》说：“沁水发源于山西沁州，流到广济、枋口一带时，两岸山势夹峙；从来没有人能够引水来使百姓受益。万历二十八年，在济源县三十里外的五龙口隔山凿洞，引水开渠，经过济源、盂县、河内、温县、武涉，直到唐郭流入黄河，灌溉的利益扩及五县。”考察这部志书记载的范围，遍及古代河内郡的辖地，怀庆一郡的事实基本都收入其中，尤其重视水利，所记河渠引水灌溉以及河防、堰闸等事务尤其详细。《修武县志》四卷，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边憬修，范琥纂。边憬是静海县人，康熙年间举人，康熙三十二年任修武县知县。范琥是修武县人，拔贡，任确山县教谕。考察《修武志》，明正德戊寅年由知县冷宗元创修，万历乙未知县邵白齐又延请邑人王石生等重新纂修；天启己卯年知县郑之缙再次修订，这些志书都早已散佚。这部志书在清顺治十五年开始起稿；边憬任修武官职时，又延请范琥和邑人蒋垣依据志稿编排校订，于康熙三十四年刊刻。考察它的体例和记载，终究算不上上乘，颇有缺漏错误。乾隆《修武县志》知县吴映在自序中评论这部志书说：“天文方面连室宿、觜宿都分辨不清；沿革方面连卫、魏也不加区分。循吏没有传记，人物又错误记载；至于官师、古迹、陵墓、艺文等类，遗漏和错误多得数不清。”从这篇序文的话看，指出了这部志书的缺漏错误很多。但是这部志书修纂时，前代志书已经散佚，苦于没有书籍可以查考，所以最终不免草率。不过，这部书是现今保存的《修武志》中最早的一部，而且是仅存的孤本。《温县志》二卷，明万历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张第纂修。张第字洺南，茌平县人，隆庆五年进士，万历二年从邯郸调任温县知县。张第任邯郸县令时修过《邯郸志》，调任温县后，又依照《邯郸志》的体例修这部志书。全书有八个纲、四十二个目。现今可考的《温志》，以这部书为最早。考察“温”这个名称，始于周武王赐给苏忿生的十二处采邑，温是其中之一。当时是周王畿以内的封国，汉代才开始设置县，明代以来隶属怀庆府。该县因为西汉傅氏受封爵位婵嫣，所以古迹、陵墓很多，也是司马懿的故里；但这部志书唯独没有记载司马懿、司马昭父子的事情。人物传记中，温县古代有许多勇猛善战、精于拳击的人，多次以武功著名。例如北魏时的司马楚之、司马灵寿，唐代的王智兴、王晏宰，都精通长拳，武艺神奇，因武勋而著名。后来的太极拳出自县内陈家沟，开始于何时无法详细考察；陈氏世代相传，秘密不传给外人。直到陈长兴才开始传授给异姓。现在阅读这部志书，虽然还没有记述太极拳的事情，但它所记载的温县有拳术武艺之士，早在北魏时就已经很兴盛了。《原武县志》二卷，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张祥修，阎邦宁纂。张祥是漷阴县人，万历年间任原武知县。阎邦宁字仲谧，号月川，原武县人，嘉靖四十三年解元，隆庆二年进士，历官至太仆寺正卿，推荐升任都宪，尚未到任便辞官归乡。据本志阎邦宁序说，原武以前没有志书。这部志书是张祥任原武官时，由阎邦宁与诸生薛谐等八人分门采集材料，再由阎邦宁总汇、删削；书将完成时张祥离任，继任知县张邦又加以润饰后付梓。全书分上下两篇，体例简略；原本仅存这一部，可惜下篇缺十四页，已经不是完整的书册。考察原武，建县始于汉代，属河南郡；宋熙宁五年撤县并入阳武县，元祐元年恢复设置，隶属郑州；元、明两代属开封府。清代改属怀庆府，因为它的土地位于黄河以北，这样统辖比较方便。如今原武与阳武合并为原阳县。据本志古迹，县西北有扈亭城，是春秋时诸侯会盟之地。《左传》文公七年说：“鲁文公与诸侯、晋国大夫在扈会盟。”杜预注说，扈是郑国的土地。《阳武县志》八卷，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卷六至卷八）。明代王时泰修，王柬鲁纂。王时泰是山东平原县人，万历十七年任阳武知县。王柬鲁是怀庆府河内县人，选贡，万历十八年任阳武县教谕。阳武是古代博浪之地，汉代设置阳武县；金代曾设置延州，元代废除州后恢复为阳武县，明代以来隶属开封府。阳武因博浪沙以及陈平出生于户牖乡的事情而闻名史册。博浪沙在县东南三里，相传是张良招募力士刺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的地方。据旧志序，县志创修于弘治癸丑年知县张林茂，嘉靖六年吕柟又重纂县志三卷。这部志书由王时泰在万历辛卯年续修，如今只保存这三卷。据乾隆《阳武县志》记载，王时泰在这部志书序中说，万历庚寅年命王柬鲁和贾悌等人重新纂修，分为舆地、宫室、食货、官师、选举、人物、王言、艺文等门。《河南府志》二十七卷，清顺治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朱明魁修，董笃行纂。朱明魁字灿煌，辽东义州人，贡生，顺治十六年任河南府知府。董笃行字天因，洛阳人，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河南这一名称始于汉代设置河南郡，当时由司隶校尉督察京畿辅郡，魏代沿用；晋代设置司州，治所在洛阳，辖河南各县。《隋书·经籍志》载有《司州记》和刘澄之《司州山川古今记》，由此可以推知，记载河南郡事迹最早的书就是这些，直到北宋仍不断增修。宋敏求的《河南志》号称最完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它是记载博物的书。宋代以后历代都有修纂，但如今能够见到的，只有明代弘治年间陈宣的《河南郡志》。这部志书由朱明魁在顺治十六年纂成，共二十四门，另附二十一目。它考察古代、验证当今，采集材料十分丰富，古迹和艺文内容多达数册。洛阳是河南的首县，自汉、魏以来就是旧都；唐、宋人的小说中记载了许多洛都的风物遗闻，但本志完全没有引用，所以它所采录的内容仍然属于雅正一类。《河南府续志》四卷，清雍正六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张汉纂修。张汉是云南石屏人，康熙五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检讨，雍正五年任河南府知府。这部志书增补、续记康熙三十四年知府张圣业所修府志以后四十年的事情，原先由郡人范百顺、洛家雄辑录，张汉为之厘正并定稿。河南设置府始于元代，辖域非常广大；雍正二年将所属陕州升为直隶州，当时河南府辖洛阳、偃师、巩县、孟津、宜阳、登封、永宁、新安、渑池、嵩县十县。因此，这部志书修纂时的辖域已经与前志不同。《洛阳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年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现藏上海图书馆）。

译清代武攀龙最初修纂，吴源起增补编纂，钱肇修续加编纂。武攀龙字际云，号兰石，山西交城县人；顺治三年进士，官任河南督粮道。吴源起字准庵，嘉兴府秀水县人，顺治十八年进士，康熙八年任洛阳知县。钱肇修字杏山，又字石臣，号南山，奉天铁岭籍，浙江仁和县人，康熙三十年进士，康熙三十五年任洛阳知县。洛阳是古代的都会之地，自晋代陆机撰写《洛阳记》以后，记载东都事物的书不下数十种。至于县志的编修，据本志序文说：“嘉靖戊子年，武部路君直起初草创这项事业，最初在定陶付梓；陶君迁任后，继而由霸州江君北重刻。”据考，《洛阳县志》明嘉靖年间由知县路直开始编修，清顺治十五年武攀龙督理河南粮务时又重修；后来贾汉复巡抚河南，认为武攀龙的志书简略，于是嘱托吴源起增补，康熙十年完成；又过了三十年，钱肇修再次续加编纂。这几次编修都没有改变武攀龙原书的体例。全书分为天文、地理、人物、田赋、官师、选举、秩祀、祥异、古迹、陵墓、杂纪、艺文十二门，篇首冠有图考，列有河图、洛书、营洛、土圭和城池五图。这部书的体裁和文字，都沿袭明人的纤巧诡奇之风；但对古迹、人物和民间习俗，考察鉴别颇为深入。只有卷末的《洛阳古今艺文目》，意在列举有关洛阳掌故的书籍，很有见地。《偃师县志》四卷，明弘治十七年修纂，蓝丝栏明抄本（天一阁收藏）。明代魏津编纂修订。魏津字弘济，陕西郃阳县人，弘治年间举人；弘治九年任偃师知县，后升任云南临安府通判，又调任四川重庆通判，后来自行请求退休回乡。根据魏津自序说：“本县旧有志书，年代久远，难免残缺。我自丙辰年任本县县令以来，编成志书全套四卷，捐出俸禄刻板印行，使它流传千年。”按他的话来看，这部志书本来应有刻本，但现在只保存了这个抄本。看这个抄本的书法挺拔秀美，篇中没有一个字缺误，似乎是依据刻本誊抄的。全书分为五十四门，没有总纲和目录。所记山川中，以侯邙、伊洛最为著名。陵墓记载伊尹、田横、苌弘、颜正卿、杜甫的墓，都在县境内。土产所记以桑、枣最为繁盛，记载弘治五年调查县境有桑树六十万八千一百四十六棵、枣树四十八万二千零七十九棵。但如今偃师已经不养蚕，桑树也没有了。由此可知古今各地物产的变迁，真如沧海桑田，变化难以预料。《偃师县志》四卷，清顺治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艾元复编纂修订。艾元复是米脂县人，顺治十三年以举人身份任偃师知县。偃师是伊水、洛水流经之地，大河环绕贯穿，地势雄壮严峻。根据本志艾元复序文说：“偃师是高辛氏和殷汤相继建都的地方，政治教化盛行而和洽；周成王营建洛邑，这里实际是锁钥般的重要地区。”又据沿革记载：“偃师设县始于西汉，后来另设平昌县、缑氏县，而偃师专用这一县名；自帝喾、盘庚以来，这里就是都畿所在。”考察本志所叙沿革，简略而不详尽；直到乾隆年间孙星衍、武亿编纂《偃师县志》，才详细查考经典，用以证明偃师是商汤的亳地。《偃师县志》自明弘治年间魏津开始编修，此后嘉靖年间知县魏弘济、卢学韶又先后重修。这部志书是艾元复任偃师官职时，邀请豫章、郑谪星和本地人蔺楠、胡淑生等，依照嘉靖旧志的总纲，补充编缀新事；艾元复亲自总汇删定，编成此书。按此志因康熙二十八年洛水涨溢，刻书版片已经不存，所以现今传本极为罕见。《登封县志》七卷，另有首卷一卷，清顺治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张朝瑞修订，焦复亨编纂。张朝瑞是广宁县人，贡生，顺治五年任登封知县。焦复亨字锡三，号钦宠，登封县人，贡生，官任训导。《登封县志》明嘉靖年间由知县侯泰开始编修，隆庆年间知县邓南金重修，万历年间知县燕儆华又重修。这部志书继承万历志而重修，体例从绘图到艺文共分十类，目录有五十九项。体例严谨，对山川、风土、人物记载详细；职官表自唐、宋以来一无遗漏。登封是河南府所属县，嵩山太室山所在，峻峭高山绵延横亘于县境，其中有中岳庙、少林寺，与佛教传播关系密切。自北齐以来，这里成为拳僧聚集之地，后来流传于世的所谓少林拳派即由此而来。因此编修此志时，因境内有名山，文献丰富，考察嵩山、岱山的著作也很多。《永宁县志书》八卷，清顺治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现存卷七、卷八）。清代程万善修订，张鼎延编纂。程万善是武城县人，顺治六年进士，顺治七年任永宁知县。张鼎延字慎之，是永宁人。这部书只保存了第七、第八两卷，内容为人物志和后序两篇，全书体例已经无法考察。据乾隆《永宁县志》知县张楷序文说：“永宁有志书，听说从明代中叶开始，后来长期毁于兵火；本朝顺治年间曾经重修，也湮没无存。”这部志书到乾隆时期已经失传，即使只是这些残篇，也应当十分珍贵。《南阳府志》十二卷，明嘉靖年间刊本的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杨应奎编纂修订，张霈补遗。杨应奎字文焕，号黾谷，山东益都人；正德六年进士，由礼部祠祭司郎中调任南阳府知府，嘉靖乙未年因母亲去世服丧离任。杨应奎诗文清雅，当时文人作文多沾染三杨台阁体的风格；杨应奎任职南阳时组织文社讨论文章，驳斥台阁体的弊病，当时把他的文派称为南阳派。张霈是南阳人，贡生，事迹不详。南阳自汉代以来就是郡，明正统年间知府康孔高编修有府志十二卷，这部志书继《康志》重修。全书体例从建置到文类共四十门，但记载简略。卷首有嘉靖辛亥年郡中进士叶珠的序文说：“杨应奎在嘉靖十四年编修府志，大概志书完成不久就退休归乡了。继而完成此事的是谢侯宠，出资刻印的是县簿阑瑞典和黄训，执笔记录的是县学学生张霈。”据《明史·艺文志》记载：“《南阳府志》十卷，叶珠撰。”叶珠实际上只是作序，并没有参与编纂。考察可知，这部志书由杨应奎编纂修订，张霈补遗，黄训为之刻印流行，其间相隔已经十多年。民国时期有个叫张中孚的人，又为这部志书补写注释，征引的事物比原本多出十分之七。张中孚不详是哪里人；他的书于民国七年铅印，序文说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当时还保存着。如今则只剩下这个版本了。《桐柏县志》四卷，清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高士铎编纂修订。高士铎字木庵，是襄平县人，康熙三十三年任桐柏县知县。按志书序文说：“《桐柏志》始修于明成化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重修；康熙初年县令贡彧又略加修饰，但都没有刻印。”康熙三十三年高士铎任桐柏官职，又邀请樊翰等人考核旧志，删去繁琐和荒诞之处，补充旧事、续写新事，才刻印成书。全书编排为图二幅、卷四卷、目录四十九项；从篇目次序和位置来看，都没有条理，不是地方志体例中好的做法。县的建置，自唐代开始设置桐柏县，此后唐、五代、宋、元、明各朝都设为县，直到清代县名没有改变。县因桐柏山得名，桐柏山在县西四十里，又名胎簪，也叫大复；山岭另名太白，又名天台山。此山南接隋州，西抵枣阳，高大雄伟地耸立在那里，是两淮群山的祖山。山中有玉女、卧龙、紫霄、翠微、莲花等秀丽山峰，还有桃花、锣鼓等奇洞。本县是依山而设的军事要塞，北面控制全豫，南面扼守汉东，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镇平县志》三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收藏）。清代张琮编纂修订。张琮字象坤，山西阳曲县人，廪贡，康熙二十年任镇平知县。这部志书是张琮任镇平官职时编修的，共三卷：上卷为总图、沿革、天文、建置；中卷为山川、古迹、赋税、职官、人物；下卷为艺文，共十门。每一门都有小序，都是张琮撰写的。沿革记载：“本县汉代名为安众县，又称淯阳县；晋代改为安昌县，属义阳郡。南北朝时废除，划归穰县北乡的土地；金代在这里设置阳馆镇，正大五年改为镇平县，隶属申州。元至元八年改申州为南阳府，本县仍隶属南阳府。明初并入南阳县，后来又恢复设置。”山川记载：“县北九十里有骑立山，形状像骑马站立，因此得名；又名五朵山，五峰分别叫圣朵、禅巷朵、摩云朵、娇女朵、亚女朵。考察古代史书，这座山名为猗帝山，古代猗帝氏曾在山下建都。” 古迹记载：“本县在上古时期，猗帝氏曾经在骑立山下建都。” 古迹部分又附载八景，其中之一是“五朵晓烟”。艺文志记载宋乾德四年石雄撰写的《骑立山龙堂记》说：“从远处看那座山，宛如骑马站立，因此给它取名；山中有三个水池，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腰，一个在山脚。每逢旱灾，百姓就前往汲取池水。”考察可知，立骑山是镇平县的主山，也是本县的胜迹；山中有三个水池，又是灌溉所依赖的地方。《邓州志》十六卷，明嘉靖四十三年刊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潘庭楠编纂修订。潘庭楠号石洞，是高要县人；嘉靖年间乡试经魁，嘉靖四十一年任邓州知州。据本志大梁人李濂序文说：“如今邓州作为一郡，南面控制荆、襄，北面连接河、洛，西面通达巴蜀，东面接近淮、海；实在处于天地中央，号称陆海，是豫州的雄镇。嘉靖甲寅年，浮梁璧峰张君任部符来到这里，才开始创修志书，但所记的只是一州，所属三县还没有涉及。壬戌年秋九月，古端石洞潘君来镇守本州，州丞想把三县也一并收录，编成完整的志书。于是谨慎选取郡学中有文学才能的学生，采集三县事迹编成此书，又请礼乡进士蓝伟君总阅。”据此志统记邓州以及内乡、新野、淅川三县。全书体例为：卷一郡县图；卷二郡纪；卷三帝纪；卷四沿革表；卷五封爵表；卷六秩官表；卷七选举表；卷八舆地志，分疆域、星野、山川、风俗、古迹、镇店六项；卷九创设志，分城池、公署、坊牌、铺舍四项；卷十赋役志，分里甲、户口、田赋、派额、课税、差役、物产七项。卷十一为陂堰志；卷十二为学校志；卷十三为祀典志；卷十四为兵防志，分所治、军兵、屯田、武场、关堡、军器六项；卷十五为宦迹列传，分良牧、殉事、侨寓三项；卷十六为人物列传，分名臣、忠烈、儒林、文苑、逸士、卓行、方技、贞节八项。全书总的分为图、纪、表、志、传五纲，共十六卷，艺文附入各门。凡例说：“祠庙如果不属于祭祀制度，住宅、墓葬如果不属于古迹，一概不收录。” 人物部分从隋代记到宋代；过去南阳、向城、棘阳、安县诸县所属的物产，也全部收入其中。它的体例和规定十分严整。考察邓州，就是今天的邓县；本志沿革称，邓州春秋时为邓国，战国时属韩国、秦国之地；秦始皇设置穰县，直到后魏在穰设置荆州治所。隋开皇年间改设邓州，统辖内乡、新野，大业年间改为南阳郡；唐代恢复为邓州，五代时为军，宋代为邓州武胜军，金代为武胜军，元代恢复为邓州，明代统辖内乡、新野、淅川。《淅川县志》八卷，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郭治编纂修订。郭治是山东东昌府人，康熙十八年进士，康熙二十八年任淅川知县。淅川春秋时是鄀地，鄀是一个小国；晋国攻伐鄀国，鄀国灭亡，后来楚平王得到这片土地，改名为析。汉代为析县，刘宋时废除；后魏恢复设置析川县，属丹川郡。唐、五代、宋、金、元各朝，建置废置没有定规。明成化八年从内乡县分置淅川县，属邓州，清代沿袭不变。县境内有淅川，源自商南县，汇合汤滔、回车等水流后进入丹水，再汇入汉水；流经淅川县的一段又名马蹬河，元代元好问作有《观淅江涨歌》，本志艺文志收录了这首诗。《淅川县志》自明代设县后一直没有编修，这部志书是首次创修。其体例分为总图、沿革、天文、四至、建置、山川、古迹、风俗、土产、陵墓、寺观、赋税、职官、人物、流寓、艺文、灾祥、杂志等类。按其记载，都是采访所得的实录，以及采撷古籍所得的材料，内容详实，足以凭证。《叶县志》三卷，清康熙五十八年增刊本（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吕柳文修订，牛天枢编纂。吕柳文是四川奉节县人，籍贯为遂宁县，康熙二十八年举人，任叶县知县。牛天枢是本县人，拔贡，擅长写文章。按本志吕柳文序文说：“叶地本来是周初应侯的封地，春秋时归入楚国，以沈诸梁为县令。传记所说的叶公子高，大概就是章。章在当时的楚国特别了解这里的形势，大力称说方城与汉水，二者并列著名。如今考察，方城旧地在苦菜于东面的两山之间，已经飘零消沉，看不见原来所谓的险要之处。而且自汉代以后，隶属关系没有定规，经历兵火之后，创伤还没有恢复。”又说：“叶公在方城地域之外平定祸乱，光武帝在毘水北岸起兵发迹；远古还有仙令留下的遗迹，近世也有忠魂没有泯灭，真是地灵人杰，尤其值得标示记载。”又据沿革记载：“春秋成公十五年，楚公子申把许国迁到叶；后来沈诸梁担任县令，《论语》中有《叶公问政》一篇。汉代设置南阳郡叶县，唐代曾设置叶州和仙州，属汝州府；金代以来改属南阳府。”考察可知，汉光武帝在昆阳大败王寻、王邑的军队，就发生在叶县境内。沈诸梁字子高，是楚国人。楚惠王时，沈诸梁任叶县县尹；楚国的县尹称为“公”，所以号称叶公。孔子到楚国时，叶公向他询问政事，孔子回答说，应当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方的人来归。吕柳文序文所说叶公在方城平定祸乱，是否就是苦菜于的方城，还有待考证。根据屈原《离骚》说：“把方城作为山。”杜预注释说，方城在叶县西南十八里。本志山川记载：“黄城山在县西南四十八里，与裕州方城山相连，即楚国屈完所说的方城。《水经注》说：‘郭中、产口、苦菜于东面之间，有一座小城名为方城，东临汉水。’考察这座城得名的缘由，应当是因山而取名；方城建于何时，本志没有详细考证。《叶县志》最早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本县人牛凤编纂的四卷县志，万历二十年本县人高文登重新编纂，清顺治十六年县令贾壮又重修。这部志书继承顺治《贾志》重修，内容较为完备。体例简明概括，总分三纲，再分列子目，分布周密，条理井然。《真阳县志》八卷，清康熙三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安圻修订，晏允恭编纂。安圻是山西汾阳人，监生，康熙二十九年任真阳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九江府同知。晏允恭的事迹不详。考察可知，真阳就是今天的正阳县，是古代慎国所在地；汉代开始设置慎阳县，刘宋时改为真阳。清世宗名胤禛，雍正二年因避讳把“真”改为“正”。考察其县志，自明代以来共修过六次：最初由正德年间知县张恕创修，嘉靖壬寅年焦济重修，乙卯年何麟又重修。清代顺治年间刘必寿、康熙年间安圻、嘉庆年间彭良弼各修一次。如今只有嘉靖《何志》、康熙《安志》、嘉庆《彭志》留存。《安志》就是这一编。此书始修于康熙三十年知县刘梦兰，为响应上级征集志书的檄令而编修，但没有完成；安圻接续此事进行修纂，依照顺治《刘志》的体例增补成书。其体例如何，据《嘉庆志》凡例说：“《刘志》评论《何志》多有庆幸颂美之词，仅此一点就已经不合志书体例。《刘志》反过来多作感慨，间或涉及时事；《安志》把这些大体删去，但又失于编次杂乱，议论夹杂其中。” 对真阳旧志得失的评论就是这样。然而看《彭志》，只是罗列项目，完全没有志书的体例。真阳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县，自黄叔度以后，人物众多，却没有一部佳志来传述这里的土地和人物，也实在令人感慨。《许州志》二十卷，明弘治六年刊本（天一阁收藏，现存卷一至卷五）。明代邵宝编纂修订。邵宝字国贤，常州无锡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第二年任许州知州，共任职八年，后被召任户部员外郎。后来又出任江西提学，因为触犯当时的权臣刘瑾，被勒令退休，于是四处讲学，以文章和理学闻名。刘瑾被诛后，邵宝重新起用，任礼部侍郎；嘉靖初年升任尚书，死后谥号文庄。按沿革，许州是汉代颖川郡所属的县，建安年间设置许昌郡，是当时五都之一。自陕、洛残破以后，许州成为新兴地区，曹操在这里积聚粮食、整治军队，把它作为自己的基业；还曾商议迁都许州，以避开关羽的锐气。直到北朝才开始称为许州，隋、唐直到明代，名称没有改变。这部志书由邵宝编成于弘治六年，评论者大都称赞它如同拱璧，与《武功志》齐名。可惜此志如今只保存这一部残帙，卷首的序和目录也缺失，无法知道全书究竟分为多少类。考察后来的志书可知，李东阳为此志题写的序中说：“许州是河南开封府所属的州，统辖四县；旧时已有志书若干卷，永乐年间知州五羊（广州）陈琏曾经修订。弘治初年，无锡人邵国贤以进士身份来主持州务，想要重修，但不敢草率成书。” 他依据郡志并参照史籍，过了六年才终于编成。虽然仍然记述旧有事迹，但对于文章著述的体例，则按自己的意见裁定。例如评论魏国的都城，始于迁都；评论汉末帝的统绪，应当承接蜀汉，不应承接魏国。评论人物，就特别推重道德和功业，而排斥富贵；像雅士一类人物，都是前代作者没有涉及的。此外，像风俗的升降、户口的增减、庄园园囿的处置，也只是记录并完整保存；全书都有纲目，有经纬，内容可以一览而尽。它远远胜过那些因陋就简而自以为质朴、铺陈华丽而自以为文章的人。不过仍有值得取法之处：记录名宦却不涉及当代，记录文章却不涉及作者自己的著作，这尤其是世俗所难以做到的。只是分类有体例，编排有次序，这些都是修志应有的原则，所以不能轻率。”考察李东阳这篇序文，对本志体例和文辞的论述非常详细，借此可以大致考知邵宝这部志书全书的面貌。《许州志》八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张良知编纂修订。张良知字条岩，山西安邑人，嘉靖十七年任许州知州。许州自弘治壬子年知州邵宝修志后，编述详细完备；张良知这部志书大体沿用旧文，只是加以参订并续补而已。嘉靖庚子年开始编纂，最初嘱托教谕杨銮、魏廷和贡士王钵相互参订、编补，但因事情未能完成稿本。后来又邀请司训钦用遴和生员陈枫等人，再次校订抄录，才完成稿本。全书体例分地理、建置、田赋、学校、官纪、人物、典礼、杂述八类，共四十三项。卷首列州境图一幅，把许州所辖临颍、郾城、长葛、襄城四县绘在一图中；其次分别列州城图、州治图、州学图、乡约所图各一幅。许州就是许昌，古称望国。根据本志《地理志》沿革表，周武王把文叔封在许地。秦代属颖川郡，晋代为许昌县，后周改名许州。古迹记载：“古城在今城东三十里，周长九里，是曹操所筑。”又记载：“襄城宫是唐太宗所建。阙公宅在州内。”陵墓记载：“晁错墓在州城东一里。” 庙宇记载：“七先生祠在州学中，祭祀濂溪、明道、伊川、横渠、涑水、康节、考亭七人，元至元三年由知州刘天学建造。”以上各条都是许州的名胜古迹，但这部志书的记载非常简略。《临颍县志》八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