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八

译清代胡必选修撰，倪傅编纂。胡必选是孝感县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五年任桐城知县，共任职七年。倪傅事迹不详。按沿革，桐城是周代桐国，春秋时属吴，后来属楚；秦代属九江郡，汉代为枞阳县，也称桐乡，隶属庐江郡；唐天宝末年取桐乡之义改名为桐城县，后来一直沿用。流传下来的县志有明弘治三年陈勉编修的《桐城县志》二卷。这部志书是胡必选任桐城官职时邀请倪傅编纂的，共八卷：卷一为图考、建置附沿革、星野附祥异、疆域附形势、山川附津梁塘堰，以及城池、公署、学校；卷二为户口、田赋、风俗附乡宜岁时俗礼、方物、礼制、兵事；卷三为职官、选举、貤封、各官；卷四至卷六为人物；卷七列女、流寓、仙释、古迹、坊表、逸事；卷八为艺文。全书共二十六目，附目七，没有总纲和总目，体例简明严谨。记载本邑事迹较为核实，后来续修县志的人都说很难超过它。《灊山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十四年刊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周克友修撰，陈衷赤编纂。周克友字公来，公安县人；贡生，康熙三年由镶蓝旗教习升任灊山知县。陈衷赤字尔靖，灊山县人；廪生，自幼好学，博览群书，著有《贞胜编》，用来叙述历代贤能与否、政治治乱以及可供借鉴警戒的事情。灊这个名称非常古老，春秋、汉、晋都称灊县，唐宋时撤县并入舒州。元代开始称灊山县，隶属安庆府，明清沿用不变。安庆是皖地首郡，它的名称实际上源自灊邑；“天柱高峻，儿视诸峰”一语，见于此志山川篇的记载。又如汉代焦刘烈妇的古诗，以及宋代王介甫封舒国公的谢表，都是与灊地有关的文献。此志艺文志收录了这些资料，可见其搜罗汇集十分详尽。考察灊志，自陈杲创修以来，万历丙戌年邑令王梦旸邀请本邑进士金燕重新编纂；万历辛卯年邑令周师道邀请本邑人陈邦符、金廷杰再次编修；万历乙卯年邑令衷允元与邑贡生王立吾第三次编纂。明代修的县志没有见到传本，顺治年间郑遹元编的志书也没有付印。这部书是周克友任知县时，邀请陈衷赤与金承闇、涂远靖重新编纂的，康熙十四年刻成。这部书对山川、赋役、土田、户口、险要关塞、物产、歌谣风俗、先贤、遗迹等门类记载尤其详细。艺文志搜集历来省志、郡志、县志中有关灊地的文献，几乎没有遗漏。如今流传的灊志中，以这部书为最早的刻本。《安庆府太湖县志》二十四卷，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王庭修撰，毕琪光编纂。王庭字迪庵，湖广汉川人；贡生，康熙年间任太湖知县。毕琪光是本邑人，廪生。太湖县位于皖、鄂交界，自刘宋开始设置县，因当地古代有太湖而得名；年代久远，湖泊淤塞，湖的遗迹逐渐消失。县志始修于明成化甲辰年知县王珍，嘉靖庚申年知县王杰重修；清顺治癸巳年知县李世洽又修，康熙癸丑年知县王崇曾重修，康熙癸亥年知县章时化再次重修。这部志书依据《章志》略加增修而成，距离《章志》只过了十三年，因此增补内容不多。只是订正《章志》的错误和缺漏非常详细。康熙年间太湖县编纂的三部志书中，以这部最为完备。《徽州府志》十二卷，明弘治十五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彭泽修撰，汪舜民编纂。彭泽字济物，号幸庵，陕西籍，湖广长沙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升刑部郎中，出任徽州知府，历升都御史，官至兵部尚书。汪舜民字从仁，婺源县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历任江西佥事、云南屯田副使，官至右副都御史。著有《静轩行稿》《增援类编》《通鉴总目》等书。徽州古称新安郡，梁代太守萧箴编撰《新安山水记》，地理类书籍从此开始。后来王笃编撰《新安记》。唐代有《歙州图经》，宋初有《新安广记》，宋大中祥符年间李谔编撰《新安图经》，淳熙年间罗愿编撰《新安志》，端平乙未年李以申又编《续志》，嘉熙年间姚源编《新安广录》，淳祐年间郑宗增补《续录》，如今只有罗愿的《新安志》还保存着。元代编有洪焱祖《延祐新安后续志》；明代洪武丁巳年朱同编《新安府志》，景泰年间知府孙遇为它编《增录》，成化年间知府周正又编《续编》。这部书接续周正《续编》之后重新编修，成于弘治壬戌年。根据汪舜民的序言所说，他与弟弟天民、生民在服父母丧期间共同编纂，并不是汪舜民一人完成的。看这部书的体例，还算妥当完备，可惜此本遭虫蛀而残破，已经无法完整阅读。不过现存的徽州志书，以罗愿的志书最古，但没有原刻本；若按版本来说，这部书最早。除现今流传的原本外，上海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徽州府志》二十二卷，明嘉靖四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何东序修撰，汪尚宁编纂。何东序字崇教，山西猗氏县人；别号肖山，任徽州知府。汪尚宁是徽州府人，事迹不详。看这部志书的编例不佳，分类繁琐，不如弘治府志的体例完备。唯一可取之处，是卷前列有秦代鄣郡郡治图，并附图说。考察鄣郡郡治在故鄣县，即今长兴县西南一带，有城头村就是那里（据朱镇《故鄣考》）。徽州在秦汉时属于鄣郡、丹阳的属邑，所以记载这幅图。图中绘有古代长江的分流：一支向东流到青山，又分为南北两支，都流入太湖。青山在今长兴境内，这条河后来长期淤塞，因此故鄣古城在青山南麓，也早已陷没。近人沙彦楷先生撰写《南江上游考》，观察此图后推定这条河是《禹贡》所说南江的上游。清代胡渭撰《禹贡锥指》，曾三次到过那里，因为文献没有证据，不敢断定南江故鄣就在此处。也许胡渭没有见过这部志书。其次又列有汉代丹阳郡县图，图中绘出丹阳郡治及所属县治，更清楚地说明了南江的位置。汉代把秦代鄣郡改为丹阳郡，郡治起初在故鄣县，后来迁到宛陵。《歙志》三十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张涛编纂。张涛字元裕，湖广黄陂县人；由工科给事中调任歙县知县。歙县是徽州府的附郭县，过去没有可考的旧志；县志从这部书才开始。全书体例分总纪、考、表、传、载纪、艺文、杂记七门。总纪记载本县沿革：秦代平定荆南地区后设置鄣郡，统辖五县，郡治在故鄣，歙为第二县；汉元封二年改鄣郡为丹阳郡，统辖十七县，郡治在宛陵，歙为第十六县，派都尉分治。刘宋时歙属新安郡；隋代改新安为歙州，统辖黟、歙、海宁三县；宋开宝年间改歙州为徽州，治所在歙县，元、明沿袭不变。县境内有黄山，另名黟山，高二千一百八十仞，北面依傍九华山，西面拓展至彭蠡，南面连接广信，左边挟带浙江，右边起接桐汭。世代相传黄帝曾与容成子、浮丘公在这里炼丹。唐天宝六年把黟山改名为黄山；山有三十六峰、二十四条溪源、十二个洞、八处岩。《歙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靳治荆修撰，吴苑编纂。靳治荆是辽东人；荫监生，康熙九年任歙县知县。吴苑是本邑人，康熙二十一年进士，任国子监祭酒。歙县志由万历年间知县张涛开始编修，后来天启年间有载东旻修，顺治年间有宋希肃修，加上这部，共四部。按照这部志书的体例，分图说、建置、星野、疆域、学校、户口、官司、选举、人物、艺文十类，子目共三十九。凡例说：“务求确实，不让浮华掩盖事实。”但乾隆《歙县志》凡例说：“《靳志》的语言还很雕琢，文章崇尚装饰，所以有游山纪异的讥评。”这说明它自己违背了凡例，破坏了整体体例。歙县赋役繁重、人口众多，执笔修志的人想要舍弃华饰而趋于简约，又担心遗漏而未能做到；因此不擅长史学方法的人，往往多犯雕琢浮华的毛病。如今阅览此志，从体例来说，把寺观附在学校门下，意义不合；把古迹、丘墓列在疆域门下，位置也不恰当；对于疆域中的府县分界，也没有说明清楚。沿革部分把歙说成汉代故鄣郡治所在，考证有误。人物部分分列名目，区别过于琐细。记载山川却不说明支流派脉和源流始末，只是琐碎地罗列琐碎内容，许多事情也不合于事实，这尤其不符合编志的方法。《岩镇志草》四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佘华瑞编纂。佘华瑞号西麓，歙县人，捐资取得儒林郎州同的身份。岩镇在歙县城东二十五里，其乡旧名永昌，明洪武二十四年改名永丰。镇在歙县、新安之间，方圆十里；自明嘉靖、隆庆以来，豪门大族云集，房屋鳞次栉比，逐渐成为大镇。按照记载，佘华瑞依据郡志、邑志以及各家族的家谱，考得实际事迹后加以记录，记载止于清乾隆丙辰年；同邑贡生程佶帮助校阅并订定体例。全书编次分为元、亨、利、贞四集：元集分原始、形势、山水、建置、桥梁、祠祀；亨集分道院、名园、名贤传、文苑传、宦业传、隐逸传、儒行传、孝友传、义行传、节烈传；利集分宦业续传、武功补传、儒行续传、孝友续传、义行续传、节孝续传、女贞传、文苑传、艺文上；贞集分艺文下、补遗，补遗又分选举、逸事、迂谈三目。考察可知，岩镇此前已经有旧志，这部志书是在旧志基础上续补，记载到乾隆丙辰年为止。《休宁县志》八卷，明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存卷一至六，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宋国华编纂。宋国华是江西奉新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任休宁知县。休宁从歙县析出设置，到唐武德元年才改用现在的名称。县志始修于明成化乙巳年，弘治四年本邑人程敏政重新编纂，正德辛巳年教谕黄彦重修但未完成。这部志书是宋国华任休宁官职时，命属下庠生吴宗尧、金时中、金洪、徐良玉、汪堦编纂的，成于嘉靖丁未年。全书分天文、舆地、官政、人物、词翰、杂志六类，编排还算清楚，可惜此书已经残缺；北京图书馆藏有卷二至卷八，合起来可以补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 《休宁县志》八卷，明万历三十五年写刊朱印本（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存卷一至三，现藏上海图书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

译明代李乔岱编纂。李乔岱字东山，陕西洋县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授任休宁县知县。这部志书是李乔岱任休宁官职时重修的，属下邑生胡九臯、邵辉、程涓、胡斗玑、金鼎■〈釒亥〉、范檞、金世忠、余玉言分工编纂。全书体例有八纲，即舆地、建置、食货、官师、选举、人物、艺文、通考；子目五十九，卷前列有六幅图，刊刻精致。这部书现存三卷，与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残本合起来可以补全。《祁门志》四卷，明万历二十八年刊刻本，清顺治九年补版（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余士奇修纂，谢存仁编纂。余士奇字才伯，广东东莞县人；万历二十六年中进士，二十七年任祁门知县。谢存仁字大池，当地人。祁门始于唐代建县，隶属新安郡；新安在明代属于畿内地区，而祁门号称“岩邑”。《祁门志》自元至顺癸亥年由汪元相开始编纂，后来明永乐辛卯年黄汝济又编纂《祁门志》；正德庚辰年谢大涵接着重修，这部志书以前已经三次修纂。该志分为地理、山川、土产、官师、宦达、名儒、武功、民行、士行、女贞、良牧、艺术、县宇、城池、秩祀、乡市、赋税、灾祥、古迹、寺观、书籍等门类，分门过于琐碎，编排也没有条理，完全没有统一的编例，书中记载也很少；只是现存的《祁门志》刻本中，这部书最为古老。《黟县志》八卷，清顺治十二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窦士范修纂，徐道昌编纂。窦士范字方海，陕西蒲城人；顺治六年中进士，八年任黟县知县。徐道昌是华亭县人，贡生，顺治十一年任黟县训导。黟县得名很早，秦代设置鄣郡，统辖五县，即故鄣、歙、黝、秣陵、溧阳；汉代隶属丹阳郡，三国时属新都，后来改名为黟。明正德年间陈九畴开始编修《黟县志》，万历年间王家光增修；这两部志书的刻版和书籍都在明末战乱中全部散失。这部志书是窦士范任黟县官时，与徐道昌共同编成的，体例分为地理、食货、建置、职官、选举、人物、艺文、通考八门，并把恤政列入食货，把祀典列入建置，体例安排并不恰当。又设置“通考”一门，把藩封、古迹、仙释一并收入其中；建置志设有“宫室”一目，所记却是书院、教堂、相儒堂之类；这两处分门尤其不合志书体例。只有地理志叙述山川时概括清楚；黟县的山脉起于楠木岭，从休宁、婺源交界处的三天子都岭延伸而来，所以大多属于黟县境内。岭的东北面是天潜山岭，西北面是黄荆庵山，再向西北是南屏山。南屏山在县城南十里，山形方正整齐，像屏风一样。南屏山是南部干脉诸山的祖山；它的西面是顶游山，东面是林历山。林历山高三百仞，周围十里，三面山壁陡立，山路险峻狭窄。黟县的河流有六条：章山南水、牛泉山水、横江水、潘山水、金村水、鱼亭水。书中叙述山川的源流和分合，清楚得如同亲眼所见、了如指掌。《绩溪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九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陈嘉策编纂。陈嘉策字与偕，号葵心，福建晋江县人；万历二年中进士，授任绩溪县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大理寺评事而离任。绩溪县志最初创修于明成化年间，侍中侍御李宗仁被贬任绩溪时，嘱托汪源学编纂，但中途未能完成。弘治辛酉年，知县程佐时嘱托当地人戴骝，取汪源学所录的稿本加以增修，书成于弘治壬戌年；正德辛巳年知县陈约又重修。此志是陈嘉策任绩溪官员时，嘱托教谕何棠、江先省，训导胡以征、王楷，以及当地人汪秀成、汪士达、张应丁、胡华中、胡献芹、郑汝■〈石萬〉、章春、周觉先等人采集编纂的。全书分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恤政志、学校志、武备志、祀典志、职官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十二门，共七十三目。按照所列志目来看，分门次序并不恰当；把祥异、古迹、丘墓、艺术、寺观、仙释都列入杂志，违背志书体例。建置志叙述沿革，说绩溪古代是歙县的华阳镇，唐大历初年析分设置为县；因为县北有乳溪和徽溪，相距一里而并流，分开后又重新合流，形状像织绩的马，所以得名“绩溪”。书中叙述地势：绩溪处在宣州、歙州交界，东面有大鄣山的险固，西面有大会山的雄伟；扬水环绕南面，小从山屏障北面。这里的山势峻峭，水流清激，境内多有幽深的密林和山谷，以及美丽的泉水和奇异的岩石。书中叙述乡都：明代设置七乡，即仁慈、新荣、新安、遵化、宣政、杨山、修文，共二十五都。食货志记载物产：蔬菜类有地蚕，即泽兰，根部肥大洁白，节部粗大如三眠蚕；冬月挖取食用，也叫地笋。水果类记有花红，称为林禽。又记有羊枣，即丁香柿，并不是枣，而是柿子中较小的一种；刚生长时颜色黄，成熟后颜色像羊粪。《宁国府志》十卷，明嘉靖十五年黎晨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卷一至卷四；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五至卷七）。

译明代李默编纂。李默字时言，瓯宁人；正德十六年中进士，历任吏部郎中，因事被贬为宁国府通判。后来升任广东佥事，官至吏部尚书。之后被赵文华诬陷，下狱后死于狱中。万历年间恢复原官，谥号文愍。事迹详见《明史》本传，著有《建宁人物传》《孤树裒谈》《群玉楼集》等书。这部志书是李默被贬居宁国时，与宣城县儒学训导王宠、南陵知县钱照、泾县知县胡永成、宁国县知县劳绍科、旌德知县杜镗、太平县儒学教谕袁成能共同编纂的，嘉靖十五年由知府黎晨校订刊行。全书体例为：卷一郡地图，列有秦鄣郡县图、汉丹阳郡县图、晋宣城郡县图、隋宣城郡县图、唐宣州县图、宋宁国府县图、元宁国路县图、皇明宁国府县图、宣城南陵县图、泾县图、宁国县图、旌德县图、太平县图；卷二制置纪，卷三秩统纪，卷四次舍纪，卷五表镇纪，卷六职责纪，卷七防圉纪，卷八人文纪，卷九禋祀纪，卷十杂纪。书前有南畿学政闻人铨所作的序。《泾县志》十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二十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王廷栋修纂，钱人麟编纂。王廷栋字隆吉，大定人；乾隆十七年中举人，任泾县知县共十一年，升任黄州府知府。钱人麟号铸庵，江苏武进县人，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泾县因泾水得名。宋嘉定庚午年当地县令王栐撰成《泾川志》十二卷，地方志从此开始。明宣德年间，当地人左顺又修县志八卷；成化丙申年，训导曹迁增纂县志十卷；嘉靖壬子年，当地人王廷干重纂县志十一卷。清顺治丙申年，知县习全史修县志十二卷。这部书是在《习志》之后重修的，始于乾隆壬申年，完成于乙亥年。全书分十类，即封域、营建、学校、禋祀、食货、官师、选举、人物、艺文、摭遗，子目共七十三。封域志叙述沿革、山水、古迹等，但所记疆域只有寥寥几行，给人一种轻视根本、重视枝末的感觉。物产归入食货志，记载泾县以产纸闻名，世称宣纸，有金榜、潞王、白鹿、澄心堂、罗纹、卷帘、连四、公单等品种。据考，此志的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本另外附有《志余》二卷，而这一部没有。《南陵县志》十六卷，清嘉庆十三年刊刻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上海图书馆收藏刻本卷一，抄本完整）。清代徐心田编纂。徐心田是江西奉新县人；嘉庆六年中进士，八年任南陵知县。南陵志最初由宋淳熙年间县令郭尧创修，明嘉靖年间知县钱熙、万历乙酉年知县沈尧中又先后修纂。清顺治丙申年知县杨必达修县志四卷，雍正丙午年知县宋廷佐修县志十六卷。这部志书是徐心田任南陵官员时，继雍正《宋志》重修的；参与编纂的有当地举人刘杓、王赐炡，贡生戴标、刘梦清、章兆祥等人。全书目录为：卷首有序例和地图，包括城治图、山水图、圩坝图；卷一舆地志，卷二学校志，卷三武备志，卷四营建志，卷五食货志，卷六职官志，卷七选举志，卷八至卷十人物志，卷十一至卷十五艺文志，卷十六职官志。地理志叙述建置沿革，引用材料很多，并与通志、府志相互参证，注明所引用的书名。南陵建置始于梁代设置南陵县，县治在赭圻；隋、唐时为镇戍；后来又恢复置县，隶属宣州；宋代以来隶属宁国府。县辖九乡：下长林、上长林、智信、进德、再淳、澄清、梅根、金陵、新美；统辖三十七都、八十一个里。市镇有清弋镇、江镇、马家园镇、麻桥镇、工山坊镇、牧家亭镇、鹅岑镇、三里店镇、马仁渡镇、黄墓渡镇、许村埠镇、奎潭镇。书中记述山川形势，逐条分说各水的源流，把籍山作为城内的主山；朗陵山、工山有许多名胜古迹。水龙山有泉水从山顶岩石中喷出，高五尺左右，像波涛一样奔涌而下，依靠它来灌溉田地。灵岩山有两个石洞：一个洞口出风，夏季格外凉爽；一个洞口出水，产无骨鱼。河流有中港、西港，经过县治前面；又以西溪、合河、小淮河、青弋江为县内的主要水流，水利全靠这些河流。食货志叙述田赋、户口，还叙述漕运、盐法、积贮、徭役和物产。职官志、选举志采用表格，开头分别叙述设置官职的原委和科举制度的始末。艺文志仿照《汉书·艺文志》，完整列举各类著述和文集，随后收录诗文；这些内容都确实涉及当地风俗民情、山川事迹，可以作为考证资料。《宁国县志》四卷，明嘉靖二十八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范镐编纂。范镐是贵溪人，举人，嘉靖年间任宁国县知县。宁国是宁国府的属县，府名和县名相同。正德癸酉年知县谢赐开始编修志稿，乙卯年知县王时正又聘请当地进士梅鹗编辑成书。嘉靖乙酉年知县董槐聘请当地举人袁泽重新搜集资料、增补编纂；丁亥年巡按李俨命令宁国府郡幕胡子亚及司教王皥，按照义例继续拟定体例、整理草稿；等到范镐任知县后，亲自删改润色，付梓刊行。从开始创修到刊刻完成，前后经历数十年才成书，可见修志为何如此困难。这部志书体例简约，材料取舍和文字删改都很慎重。可是顺治《宁国县志》的序文认为此志编排杂乱、行文散漫，实际上未必如此。《旌德县志》十卷，清乾隆十九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李瑾修纂，叶长扬编纂。李瑾是四川新都县人，举人，乾隆十三年任旌德知县。叶长扬字定湖，苏州人，官至翰林院编修。旌德于唐永泰七年从太平县析出一乡设置县。这里处在群山之中，山峰层叠，水色润泽清澈，风景极佳；旌水贯穿境内，所以又称旌川。《宋史·艺文志》记载李瞻《绍兴旌川志》八卷，这是当地志书的起源。明代成化、万历年间又重修县志，但书都没有流传下来；清顺治丙申年杨光溥重修的县志仍然存在。这部志书由叶长扬于乾隆壬申年编成，距离《杨志》已有将近一百年，其间没有人重修。全书体例定为十类，篇章次序和分目都条理清楚；后来续修县志的人，大体都依据它的体例。《太平县志》十卷，明万历八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至卷六；天一阁收藏，现存卷七至卷十）。明代张廷榜编纂。张廷榜字登材，龙溪县人；万历元年中进士，二年任太平知县。按沿革，太平开始置县是在唐天宝年间。唐代以前属于泾县，置县后与泾县同属宁国府，直到明代都没有改变。据本书所载当地人陈宣的序文说：“本县原来有志书，成于正德庚辰年。”据考，正德年间知县朱守开始编修县志，距这部志书的编修已有六十年。这部志书是张廷榜任太平县官员时，与教谕吴逵、训导陈寰和徐云、县丞甕秉忠、典史李本德，以及当地人陈宣、崔惟植、周恪、陈天德共同编纂的。《池州府志》十二卷，明正德年间写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何绍正修纂，孙溥编纂。何绍正字继宗，浮安县人；弘治十五年中进士，正德十二年任池州知府。孙溥字溥清，贵池县人，事迹不详。池州古称池阳，唐代开始称池州。根据本志何绍正序文说：“池州过去有志书，汉代、唐代以前，修纂者已经无法考查。宋端平乙未年，由郡守王伯大修纂；到元代二百多年间，几乎没有记载。到了我国朝代又过了八十年，正统戊辰年由郡守叶恩修纂；又过三十多年，成化戊戌年由常显修纂；又过十八年，弘治丙辰年由陈良器再次修纂，至辛酉年由祁公司员绣梓刊行。”按照序文所述，池州志书的源流概况已经具备了。这部志书由孙溥和章栋编纂，完成于正德十三年。全书分为图、地理、宫室、食货、惠政、祀典、职制、选举、人物、恩典、寺观、祥异、集诗、集文十四门。《池州府志》九卷，明嘉靖二十四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王崇编纂。王崇字子谦，号后山，任丘县人；嘉靖十四年中进士，二十三年由刑部郎中出任池州知府。池州志到这部书已经修过六次，如今只有正德年间的《何志》还保存着。这部志书于嘉靖壬寅年开始拟稿，知府柯实卿聘请郡中进士章世昭和贡生胡大武编纂；稿本完成后，交给东流名士宋邦辅裁定订正，但宋邦辅因为乡土关系难以处理，推辞不受。王崇到任池州后，亲自校订、改易、润色，按照《一统志》的体例制定八纲，即舆地篇、风土篇、建置篇、田赋篇、祀典篇、官秩篇、人物篇、杂著篇，共分七十二目。按照编排，把祥异、仙释列入杂著，明显不合志书体例；艺文收录诗文过多，难免冗杂泛滥。九华、齐山、贵池、石城是池州府的奇观，历代文人题咏很多，实在不可能全部收录。这部志书的艺文篇竟收录数十家作品，其中唐代裴度的《厅壁记》、刘禹锡的《九华山歌》，很能描写池州山川形胜的争奇斗秀和神采奇异；其余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至于风土、建置、田赋、祀典诸篇，都是一郡的重要典章，但书中所录却寥寥无几。舆地篇的沿革考说：“池州古代称池阳，唐代开始称池州。”又引用《太平寰宇记》说：“因当地有贵池，所以得名。”又引用《秦本纪》和《广记》的记载：秦代在这里设置鄣郡。此志认为鄣郡治所在湖州长兴县西部境内。根据朱镇《故鄣考》说：“方山区有十九庄，有个村子叫城头上，属于长兴四安镇；大概就是古代故鄣县的县城。最初秦代在这里设置鄣郡治所，隋开皇九年县被省并入绥安；不久修筑四安城，故鄣的名称也被掩没。”故鄣城在长兴的说法，最早见于《括地志》，该书说：“故鄣城在长城西南八十里。”《括地志》是魏王泰所撰，距离故鄣被省并只有四五十年，当时城址应当还没有湮没。张守节《史记正义》、杜佑《通典》相继沿用这一说法，都没有不同意见。到了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图志》，才开始把故鄣归入安吉。宋、元直到明代，都以《梁书·州郡志》和《元和郡县图志》为依据，把故鄣归入安吉。明嘉靖年间顾应祥编纂《长兴县志》，在沿革部分采用《史记正义》的说法，认为长兴县境就是故鄣之地。现在查阅这部志书，也采用《史记正义》的说法，认为故鄣在长兴。此志舆地沿革考又说：“汉代把鄣郡改为丹阳郡，治所在姑熟，即今当涂县北部一带；晋代才迁到建康。汉元封二年废除池州，设置石城县，隶属丹阳郡；郡治迁到建康，另设宣城郡，石城县隶属宣城郡；直到六朝没有改变。隋开皇元年改郡为州，石城县隶属宣州；不久废入南陵。开皇九年又在石城旧址设置秋浦县，仍隶属宣州。大业元年又恢复郡的名称；唐武德四年改郡为州，以秋浦、南陵二县另设池州，治所在秋浦，池州之名从此开始。南唐升池州为康化军，统辖贵池、建德、石埭三县；宋代恢复为池州，开宝七年增辖升州的铜陵、青阳，太平兴国三年又增辖江州的东流。元代为池州路总管府，隶属江浙行中书省、江东道宣慰司。明代改为池州府，直隶南京，统辖六县，即贵池、青阳、铜陵、石埭、建德、东流。” 考察这部志书的舆地沿革，考证十分详尽，旁证材料丰富；明代所修志书都被认为疏于考证，而这部书确实是其中的杰作。

译《贵池县志》四十四卷，清道光二十六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漆日榛编纂。漆日榛是新昌县人，道光元年任贵池知县。贵池旧志，宋代有《秋浦志》，明代有正德《贵池县志》和刘廷銮《贵池掌故》。清顺治丁酉年李愈昌编纂《贵池县志略》，康熙壬申年梁国标编纂《贵池县志》，乾隆乙丑年谢锡伯又编纂《续志》，这些志书都非常简略。这一编搜集的材料很广，是当地人桂超、万包林、蒋淦生等采集，漆日榛删改编成的。体例分舆地、食货、学校、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类九门，子目六十个。书中记载根据注释写得很清楚，新近采集增入的事物则注明出自采访册，颇有编纂方法；但文章不够贯通，缺少文学气息，像公文一样。《铜陵县志》八卷，明嘉靖四十二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现存卷一至卷七；上海图书馆收藏，现存卷八）。明代李士元修纂，沈梅编纂。李士元字会宗，号石台，浙江慈溪县人；嘉靖十六年中举人，四十一年任铜陵知县，著有《石台集》。沈梅是钱塘县人，嘉靖举人，嘉靖四十一年任铜陵县教谕。根据本志凡例，铜陵县志从永乐年间修过一次，弘治年间修过一次，正德年间修过一次，嘉靖年间修过一次，共修过四次。这部志书是李士元任铜陵官员时修纂的，体例编排包括县图四幅，以及地理志、建置志、禋祀志、田赋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八类。地理志沿革门说：“东汉设置宣城郡，铜陵之地当时是南陵县的铜官镇；齐、梁时期设置冶炼铜的场所，在铜官山下，距离铜官镇十里。唐代设置义安镇，南唐保太九年把义安改名为铜陵，迁治到江边的帅处，即古代的铜官镇。此地属于升州，宋代沿袭；元代设置池州路，铜陵隶属池州路；明初隶属宣州，洪武辛丑年又改隶池州。”山川门说：“铜官山在五松山南面；过去因征收铜赋而开采铜，南唐封为利国山，在山下设置监。” 后来改称铜官场，经过多年，铜场废弃了。《石埭志》八卷，明嘉靖二十六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黄蓥编纂。黄蓥字默斋，赣县人；嘉靖举人，嘉靖二十三年任石埭知县。这部志书是黄蓥任石埭官员时编纂的。按照他的自序说：“我看旧志的版刻和书籍都已不存在。这次修志，负责讨论的是当地人李忠柱、时芳、施容、陈秋芳；负责草创的是训导冯光浙、刘文举；负责修饰润色的是我黄蓥。”根据黄蓥序文，嘉靖以前石埭已经有志书，但如今亡佚，无法考查，现存的这部志书是最古老的。全书定为八类，体例简明，文字精炼，考订详细确实。地理志沿革门说：“石埭是古代陵阳、石城、泾县的土地，在陵阳山前。三国吴在这里设置石埭场，隶属宣城。梁大同十年以石埭场设置石埭县，因为县境内溪流的源头有三块石头横跨溪上，像水坝一样，所以得名。如今县治在陵阳山前，这是成化年间迁到这里的。”山川篇记载：“陵阳山在县治北面五里，高三百五十丈，宽二十五里；西北方向从青阳县倪田岭蜿蜒经过九凤岭而来，三座山峰卓然排列，像笔翰，又像屏风，是全县的镇山。东面一峰属于太平县，西面二峰隶属本县。民间称这座山为石埭天寿山，所以当地人多长寿。过去汉代阳令窦子明曾在山上炼丹，丹台、丹井至今还存在。” 《太平府志》四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沙彦楷先生收藏，现存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七）。清代黄桂修纂，宋骧编纂。黄桂字汉柱，三韩人；康熙初年任太平府知府。宋骧字龙谿，高邮人，任太平府儒学教授。太平府就是宋代的姑孰，历来是著名的名胜之地。宋淳熙年间林桷撰《姑孰志》五卷，已经长期散佚；明代钟城编纂的《弘治太平府志》二十卷，实际上是太平府郡志的开端。嘉靖十九年祝銮又编纂府志十二卷。除这两部志书外，日本内阁文库的《汉书目录》中还见有明刻本甘东阳《太平府志》三卷。这部志书增补了《嘉靖志》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体例共二十八门，没有总纲。经查，这部书的原刻本十分罕见，光绪二十一年知府周炳曾用木活字重印，现今流传的本子也不多见。这部原刻本更是绝无仅有；除这一部外，只有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也是残本。《东流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三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明代陈春修纂，汪文编纂。陈春字同宇，浙江仁和县人；举人，隆庆六年任东流县知县。汪文字凤山，当地人；嘉靖七年贡生，任感恩县知县，调任广西灌阳县，升任云南维摩州知州。东流于南唐建县，宋、元沿袭，明代是直隶池州府的属县。正德十四年知县李浑与教谕谢明开始编修县志，隆庆年间知县陈观民想要重修但没有成功。这部书由汪文与教谕张凤翼、训导陈道和李魁编纂，完成于万历甲戌年。体例规定为二图、六纪、二状、九考、五传，子目共二十四个，附目又有十九个。文章简洁严谨而有体例。艺文篇收录汪文撰写的《建城议状》，说：“东流过去一直没有城池，近七百年了；这次建城，是这里开始建城。”这篇议状还记载城池的大小、占地面积、城墙周长，以及高度、深度，所用石料、砖的大小和数量；还逐一详细叙述工役、工日、费用核算、施工和竣工的情况，可作为古代城市营建史料看待。《芜湖县志》十四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马汝骁修纂，葛天策编纂。马汝骁是辽东人，荫生，康熙九年任芜湖县知县。葛天策是当地人，诸生。芜湖的志书，起源于元代王梠创修的五卷《邑志》；明景泰年间黄用逊续修八卷县志，嘉靖三十六年又重修，天启年间胡茂学根据地方见闻记录，编成《志略》，这些书都已散佚。这部志书是马汝骁任芜湖官员时奉命编修的，聘请当地人葛天策等采集资料；体例依照当时各部颁行的修志格式，共列二十七门，附目三项。文章出自葛天策和朱有章之手，限期三个月成书，因此搜集不广，考订不详，编排也繁简失当。沿革部分说：“汉武帝元封六年废除鄣郡，设置丹阳郡，统辖十七县，芜湖是其中之一。晋成帝咸和四年，在芜湖侨置南豫州；哀帝兴宁元年把芜湖隶属宣城郡，并把郡治迁到芜湖。宁康二年，上党百姓南渡来到芜湖，于是侨置上党郡和襄垣县来安置他们。宋初属升州，兴国二年改属太平州。元代把太平州改为路，县仍旧；洪武三年县直隶京师。” 芜湖是南北交通通道，自晋代永嘉年间南迁以来，聚集在这里的流民很多，所以设置了许多侨置郡县。芜湖靠近大江，山川秀丽；有山势高峻、山洞空深、挺拔秀美而富有灵气的，是白马诸峰；有平静如镜的湖泊，烟霭清寒、碧空相映，山峰像峨眉一样耸立的，是大小荆山，因此芜城也是江南的风景胜地。根据本志山川门，叙述河山源流非常详细。芜湖各山从郡城南二十里的凤凰山山脉分出，蜿蜒延伸进入芜湖北境，又向西隆起成为神山、铸山，这是山脉的来龙。向右分出向西的，是赭山、黄山、福山；支脉和山垄另向江边分出的，是驿山、碛矶、薤菜矶。向左分出向南的，是柳家山，这就是县城后面的诸山，都是长河以北的界山。赭山最大，与赭山正相对的南面，相距将近三十里，是白马山的山脉。向左分出向东的，是葹■〈艹陸〉山、石硊山，石硊河从这里发源。山脉分成两支，向东南的是郭家山，向东北的是磴根山；又有孤山，再向东北是大别山，■水从这里流出，直到丹阳水滨。从支脉中另有伸入湖水的，是灵垛；另有伸入江中的，是■〈石梟〉矶。■〈石梟〉矶在县城西南七里、长江江面之中，高十丈，周长九亩七分；矶南有石穴，宽一丈，深度无法测量。相传这里是■〈石梟〉居住的地方。矶上有灵泽夫人庙，也就是孙夫人祠。根据倪嵩《■〈石梟〉矶山志》，说这位夫人是汉昭烈帝刘备的夫人、吴孙权的妹妹；她从蜀地返回吴地，经过銮江时，刘备去世，她悲伤而死，于是葬在这座山上。后来刘淮撰写《灵泽辨疑记》，怀疑这种说法不正确。《繁昌县志》十八卷，清康熙十四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梁延年修纂，闵燮编纂。梁延年字九如，辽东人；康熙举人，康熙十二年任繁昌知县。闵燮字幼理，当地人，贡生，官至安化知县。繁昌县志创修于明正德年间，崇祯辛巳年重修。这部志书是梁延年任繁昌官员时，继承《崇祯志》重修的；搜集材料繁多，比前志有很大增益。体例分二十八门，记载简洁核实。卷首列有舆地图，绘刻十分精致；有县治城外全图一幅，城池呈圆形，四周环山，设有四座城门。接着是繁昌诸山水图，包括峨溪匹练、复釜晴岚、红花春晓、炤浮丹井、马仁石壁、龙华丹桂、三山秋月、荻浦归帆、鹊屿江光等图，其中鹊屿江光一图长达六页。沿革门大略说：“汉代开始设置县，名为春谷。东晋元帝时，因为襄城郡繁昌的百姓流亡聚集到春谷，于是划出芜湖南境，侨置襄城郡繁昌县。成帝咸和年间，又因为江、淮一带百姓南渡长江的人很多，在繁昌、春谷之间侨置淮南郡，又侨置定陵县。孝武帝时把春谷改名为阳谷，并入定陵。” 安帝时又把阳谷并入芜湖，只保留繁昌县。《庐州府志》十四卷，明万历三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吴道明编纂。吴道明号豫斋，元城县人；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隆庆年间由河南道监察御史任庐州知府。庐州的郡志，能够考查的有天顺年间郡守朱镛创修的志书，以及正德年间郡守徐钰重修的志书。这部志书完成于隆庆壬申年，吴道明召集各郡县的诸生共同辑录，又命合肥知县胡子重校订，并与杜璁、蔡悉商议订正体例后完成。全书分图、考、表、志、传五纲，共二十三目，合为十四卷。记载比较简略，书前石星的序文大略说：“吴君所作志书序文，大都解释其他事情而不加论述。关于户口，只写过去有若干户、现在有若干户；关于守令牧守，只写某公做了某件好事、某事由某公兴建，好像自己没有涉及；关于风俗，喜欢说淳朴；关于人才，希望恢复古代。由此类推，所说的话都有意味。”考察吴道明这部志书，确实是根据事实记录，措辞接近口语而容易理解；石星说“所说的话都有意味”，多半只是空泛之言。按沿革，庐州秦代属于淮南郡，元封五年改为庐江郡，建武四年为庐州郡。汉代以后设置郡，有时称庐江，有时称庐州，并没有固定名称。明代为庐州直隶府，统辖二州、五县，即合肥、舒城、庐江、无为、巢县、六安、英山。《庐江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三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孙弘哲修纂，王永年编纂。孙弘哲字仲吉，号笃斋，山东乐安县人；顺治七年中进士，授任庐江知县。王永年字雪壶，当地人；明崇祯年间贡生，授中书舍人，博学高雅，擅长作诗，著有《雪壶集》。庐江之名，起源于《山海经》；春秋时为舒国，战国时属楚，秦代为舒县，隶属九江郡；汉代隶属庐江郡，隋代开始称庐江县，隶属庐州；唐、五代沿袭，宋代隶属无为州；元代以来隶属庐州府。这部志书就是这样叙述庐江沿革的。根据本志王凤鼎序文，庐江志书的源流是：“这部书最初修纂于嘉靖中期，是我的五世祖、乡进士莘斋公执笔；第二次修纂于万历初年，是我的叔高祖、岁荐述斋公参与完成；第三次修纂于崇祯壬申年，是我的先祖、恩贡燕麟公编纂。”王凤鼎是王永年的侄子。按照他的序文，庐江历来修志，都是王氏一族的人完成的。这部志书由王永年与王凤鼎共同编纂，宗旨重在表彰忠、孝、节、义；人物一门尤其重视门第。对今天来说，这部志书几乎没有什么可取用的资料，只有艺文篇收录陈庆门《记邑被兵事略记》，叙述崇祯八年张献忠据城两年的事情。直到顺治五年，仍有张献忠余部史阁率兵攻打城池等事情。《舒城县志》十卷，明万历八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至卷三、卷八至卷十）。明代陈魁士编纂。陈魁士是福建漳浦县人，举人，万历初年任舒城知县。唐代开始设置舒城县，隶属庐州；历经五代、宋、金、元、明都没有改变。这部志书卷首载有庐州知府叶逢春的序文，说：“舒县的志书，自建国以来到现在，总共已经五次重修。”这五部志书如今已无法全部考查。根据本志引用的旧志，只有《隆庆志》还可见。后来修纂的康熙《舒城县志》，张文炳序文说：“舒县的旧志，修于前万历己卯年；到前崇祯癸酉年续修，止于抄写成编，还没有付梓刊刻。”据考，这部志书编成于万历己卯年，次年庚辰年刻成。叶逢春序文说县志已经五次重修，但实际可以考查的只有《隆庆志》。这部志书记载舒城的事物，不论大小都不遗漏；记述山川、人物尤其详细，还记载城防、传递、陂塘、圩堰、津渡和各种琐事，不嫌繁琐；搜集细微之处十分周到，考核精审，明代所修方志很少有能与它相比的。《无为州志》十卷，明嘉靖四年增补正德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存卷一至卷九）。明代吴臻修纂，洪晅编纂。吴臻字至善，福建南干县人；中举为举人，正德十二年任无为知州。洪晅字继明，闽县人，举人，正德年间任无为州学正。无为旧名濡须，因三国时的濡须坞而得名。汉代为临湖县地，魏武帝在此修筑无为城。宋代设置无为军，统辖无为、为望二县；元代改为路，后来降为州。明代沿用元制，仍为无为州，统辖巢县一县，隶属庐州府。考吴臻序中说：“以前已经有州志了。”这部志书也沿用旧志的编纂体例，实际出自州学正洪晅之手；但人物的取舍、事情的是非，则依据州中众人的公议。阅读此书，所记载的内容还算翔实。这一版本又经过李玻补正官师、选举等内容，记至嘉靖四年为止；至于正德原本，今已散佚，情况无从考察。《中都志》十卷，明代万历年间增补的弘治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柳瑛编纂。柳瑛字廷玉，临淮人；天顺二年中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佥事。明初改濠州为临濠府，洪武三年又改为中立府，定名为中都，七年又将中立府改为凤阳府。这部书称作《中都志》，沿用太祖时期的制度。根据柳瑛志书跋文所说：“编纂始于天顺二年，终于成化二十二年，前后历时三十年，共誊写六稿；成化年间想要刊刻却没有成功，直到弘治改元才开始刻印成书。”书前列有成化六年刘昌钦所作的序，以及嘉靖三十年、隆庆三年两篇序；嘉靖、隆庆年间曾两次修补，增补官师、科贡以及州县图。这一版本是万历四十一年增补后重新刻印的。《四库全书提要·存目》采用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著录，并说：“此书成于成化丁未年，体例庞杂，最为冗长泛滥。”今天一阁仍藏有此书。《凤书》八卷，明代天启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袁文新重新修纂，柯仲炯编纂。袁文新是江西临川县人，籍贯属福建瓯宁；万历壬子科顺天乡试举人，万历四十七年任凤阳县知县。柯仲炯是福建人，事迹不详，著有《宜夜经》四卷。这部志书又名《凤阳新书》，这里按照卷一第一行的题名著录，称为《凤书》。考纂修表题记载：袁文新、柯仲炯合编，教谕吴道行、训导李日就共同校订，县人戴良材分条疏理。阅读书中的文字，常常称“仲炯”，可见实际执笔者是柯仲炯一人。考该志有府尹李枝秀所作序文说：“洪武初年设置中都，并以临濠一县作为附郭之地；九年后析分临濠四乡以及虹县一都，设为凤阳县。”万历六年，知县张云翔才开始修县志，仍然沿用府州统辖属县的修志体例。袁文新认为，都城尹丞所管辖的区域，体例应当不同于其他县志，所以这部志书的体例十分庞大。书中设《本纪》一篇，即太祖高皇帝本纪；设《世家》两篇，即中山王徐达世家、东瓯王汤和世家；设《列传》四篇，其中《国勋传》列长兴侯耿炳文等十八人。《名宦传》列载十六人；《列贤传》列乡贤二十四人、政绩卓著者十二人；《列女传》列载二十八人。设《年表》五篇：一为古今地名表，二为封建表，三为职官表，四为豪士名表，五为帝皇亲戚表。设《内篇》八篇：一为星土篇，二为赋役篇，三为国费篇，四为宗祀篇，五为农政篇，六为武备篇，七为帝语篇，八为拾遗篇。设《外篇》九篇：第一为诗，第二为赋，第三为太祖诰敕，第四为券文，第五为奏议，第六为书帖，第七为碑记，第八为祭文，第九为序。卷首有中都内境山川、城池、陵寝、坟墓、第宅、形胜总图一幅。考察其编纂体例，是采用都会志的体裁，纲目虽然繁多，但书中实际记载的事迹并不多。《定远县志》十二卷，清代道光年间刊刻、光绪年间增补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杨慧编纂修订。杨慧字定生，江苏金匮县人；荫生，道光四年任定远知县，道光七年离任。考察这部书编成于道光五年至六年间，体例分志类九种，各类都再分子目，卷前附有光绪十三年知县张树建所作的舆图贴说。贴说中说：“自从兵乱之后，原刻志书散佚不全；我到任以后，四处搜求旧本，才得到舆图，但也已经破碎；应当寻找画工重新绘制，其中有不相符的地方，又向父老进行考核，大致制作成幅。”此外，选举志增补到光绪癸卯年，仕绩等门类也有删改。因此，这个版本已经不是杨慧的原书了。《寿州志》八卷，明代嘉靖二十九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栗永禄编纂修订。栗永禄是长治县人；嘉靖二十年中进士，二十六年任寿州知州。这部志书是栗永禄任寿州官时，率领诸生侯汝白、薛周、张玮、魏圻、夏周、姜涌、戴科、贾价、闻诏萃等人编成的；搜集散佚资料，按照名称考核事实，内容还算详细。体例简明，分为八类。他在自序中说：“首先记舆地，用来辨明封域；其次记山川，用来展示名胜概况；其次记建置，用来了解兴废；其次记食货，用来弄清利弊；其次记官守，用来考察官员的德行功业；其次记礼制，用来完备礼仪文制；其次记人物，用来尊崇才德贤能；其次记杂志，用来供人阅览。”考察其序中所说，分门编排务实而简约；全书实际上是依据采访笔录编成的，文字简洁，事实核实，但很少引用其他资料加以旁证。山川志记载：八公山在州治东面五里，位于淝水、淮水之间；汉代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八位宾客一起登山学道，因此得名。苻坚伐晋时，远望此山，把草木都看成士兵，秦军于是失败。八公山是寿州著名的名胜古迹。寿州统辖蒙城、霍丘二县，但这部志书没有叙述属县。查考寿州旧志，大多也很简略。直到道光年间知州朱士达修纂三十六卷州志，才开始达到详细完备的程度。《寿州志》五卷，清代顺治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李大升修纂，陈邦简编纂。李大升字木生，山西猗氏县人；顺治三年中进士，十年任寿州知州。陈邦简字静介，池州人；举人，顺治六年任寿州学正。沿革方面，寿州原为汉代寿春县地，唐代始称寿州；五代、宋、元沿用这一名称，但隶属关系经常变化。明初为寿春府，不久恢复为寿州，隶属凤阳府；清初仍沿用明制。寿州志创修于正统年间知州甄譓，弘治年间由州同知董豫续修，但没有付梓刊印；嘉靖十七年知州栗永禄才重新编纂成书。万历四年知州庄桐又延请州人侯汝白、谢翀、胡文潮等编纂州志。这部志书由陈邦简与本地举人顾左、王廷毗，及文学谢一鸣等人分曹编述。全书编次，首先是舆地，其次是建置，随后为学校、典礼、秩祀、食货、水利、人物、艺文等门类，体例简明。《凤台县志》十卷，清代嘉庆十九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原藏武进文献征存社）。

译清代李兆洛编纂修订。李兆洛字申蓍，号养一，江苏武进县人；嘉庆甲子科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嘉庆十三年任凤台县知县。李兆洛擅长诗文，著有《养一斋集》。乾隆、嘉庆年间，地方志学十分兴盛，章学诚撰写《志例》，认为修志首先应重视体例。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以考证学修志，首先重视疆域沿革的考据；由此，地方志学逐渐形成不同流派。李兆洛出现较晚，地方志学承继同乡前辈孙星衍、洪亮吉的长处；他所制定的志书体例，精密严谨而有法度，绘制历代疆域图，参用西方测绘方法，极为精审。他所修纂的有凤台、东流、怀远三部志书，才识广博通达，引用史实典故，通常以议论贯通全篇；志书体例则纲举目张，考证完备详核，凡称道地方志的人都称许它。《凤台县志》是他的首次创作。凤台自雍正十年从寿州城东北角划出设置县治，起初与寿州同城而治；这部志书修纂时，县治尚未迁到下蔡。李兆洛任知县时，认为旧志鄙陋而不精确，于是又详细编纂旧有文献。考察山川，采集民间歌谣，上溯周、秦，下至分县以后，分条编次；与寿州疆域里程、公署的划分，都清楚明确而不混淆，体例十分突出。考察其编纂体例，全书分为舆地、食货、营建、沟洫、官师、选举、艺文、人物、列女、古迹、图说、附录十二卷；图说、附录没有付刻，所以刊本实际上只有十卷。第一为舆地志，分沿革、疆域、坊保、山川、形胜、分野六目。第二为食货志，分风俗、户口、田赋、税课、盐引、硝额、额解、额支、指摊、赈恤十目。第三为营建志，分城郭、公署、盐狱、汛铺、仓廒、书院、津梁、坛庙、义冢，另附寺观、游观，共十一目。第四为沟洫志，第五为官师志，第六为选举志，都不分子目。第七为艺文志，分载籍、金石、词赋三目。第八为人物志，第九为列女志，第十为古迹志，第十一为图说，第十二为附录，也都不分子目。看他的自序，所说修志的宗旨，是详细记载县中事务，以彰明教化为根本。例如食货志开头说，土地有五种不同颜色，用来说明适宜种植树木等作物的情况。文中说，凤台地处淮河岸边，砂土呈赭石般的紫色，极其鲜艳，因此田地多肥沃；例如薛家集、清泉集，土质都是黑砂性[原文作“■〈火參〉”，字形有误]，穆杨湖的土质稍微疏松恶劣，属于瘠薄土地。又记载秧草、山东出产白土，当地人称为观音粉，可以用来酿酒和制作白药；金山出产红土，腌制咸鸭蛋时，把这种土和盐泥混合，蛋黄就会呈黄色，颜色红润。总的来说，凤台的土地，高地适宜种麦、豆、黍、麻、胡麻、荞麦，低地适宜种稻、棉花、蓝靛、芋头。又记县境内的北山，如今没有草木，只有土丘；询问山民，有人说这里不适宜种树。然而当地老人都说：北山过去树木非常好，适合做栋梁，现在城中的老房屋，多用北山木材建造；还出产青惯、红惯，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自从明末兵乱之后，树木被砍伐殆尽，如今想寻找它的根蘖，辨认它的枝叶，也都无法做到。没有人种植，却希望它茂盛，土地本身也会因而难以生长。又记载淮河沿岸适宜种柳树和芦苇。牲畜方面六畜都适宜饲养；鱼类有鲤鱼、鲂鱼、[原文鱼名作“■〈魚匽〉鲤”，字形有误]、鳊鱼、[原文鱼名作“■〈魚居〉”，字形有误]、青鲜、银鱼、鲙残鱼等；土贡有糟白鱼，如今淮河白鱼仍胜过其他地方。又有青金鱼，形状像鲇鱼，极其鲜美，产于黑石潭的石洞中，是其他地方没有的。书中所记载的内容大多如此，尤其重视经济实用，引用资料也很广博，全部通过考证后作出判断。沟洫志提出的主张是：分引水流、开凿渠道，足以消除淮河沿岸低洼潮湿之地的水患，并说有三项要点：“淮南地区多适宜蓄水，平地与低湿地交错，土壤肥沃；应顺着低处地势，分流引水形成渠道；水流漫衍，蓄水灌溉；这样有利于耕种，这是第一要点。淮北地区多适宜排水；高平原绵延，旁边连接着高地；积水泛滥，已经成为泽国；那里的土壤松散贫瘠，不适合蓄积停滞的水；泉水滋润蒸腾上达，小块土地也不会干枯；多开挖支渠，积水便能迅速排入，这是第二要点。淮河沿岸地区适宜筑堤挡水，滩地、河湾和低洼污地最怕洪水泛滥；应修筑堤坝阻挡洪水，使冈地高陆连成一片；即使水势大涨也不侵入，肥沃土壤足以种植，这是第三要点。”三项要点之前有一篇小序，用赞语说明其端绪，文辞也十分工巧。正文又详细加以引证和议论。综合这三项要点来看，作者认为淮南的办法最好；如果疏导得当，积水可以分流排泄，干旱时又可以引水灌溉；直到今天治理淮河，也没有超出这一策略。本志在舆地、山川门，以及营建、津梁门中，也兼论水利方面的策略，内容都涉及淮河疏导，可以用于实际。所以，这部志书深得追溯、熟悉前代事务之长，重视经济实用，从而改变了乾隆、嘉庆以来修志者或专门重视志书体例、或专门偏长于考据的局面。这部志书刊行不久，原刻本如今却极难得到。民国时期曾两次翻印，有铅印、石印两种；图说、附录二卷是原本未刊的稿本，收藏在李氏后裔手中，但最终没有见到刊印。后来续刻的图说、附录两篇，我很久以来一直想设法看一看，最终却始终没有机会见到。《宿州志》八卷，明代嘉靖十六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余鍧编纂。余鍧字子振，江西德兴县人；嘉靖五年中进士，十三年由御史贬任宿州判官。听说人铨修纂《南畿志》时，余鍧曾参与编纂；他被贬任宿州官员三年，怜惜宿州旧志文字繁杂，义理不够明晰完备，而且没有收入属县，是制度上的缺失。于是便和州中进士徐世用、张体乾一起，增补、删削、润色，编成《宿州志》八卷。考察宿州志书，最初修于明永乐年间，后来景泰、弘治年间续修，都只是草创，尚不完备。这部志书总述属县，各以一卷为纲，分别列事为志，统一编纂体例，并各自附有小序。编次如下：卷一地理志，分沿革、郡名、疆域、风俗、形胜、山川、乡坊七目；卷二食货志，分户口、物产、贡赋、征役、课税、孳牧六目；卷三职官志，分历任、名宦二目；卷四兵志，分卫兵、屯田、民兵三目；卷五人物志，分名贤、勋旧、选举、贞节四目；卷六建设志，分城池、公署、学校、仓储、铺舍、桥梁、恤典、祀典、仕进、节孝坊十目。卷七古迹志，分故城、宫室、丘墓三目；卷八杂志，分寺观、灾祥二目。把恤典、祀典、仕进并入建设志，把寺观、灾祥列入杂志，从体例上看，颇有不恰当之处。沿革志记载：“唐元和四年设置宿州，太和三年废除，七年恢复设置，隶属河南道；咸通四年设置宿、泗等州都团练观察处，并设置使者治所于宿州。宋建隆元年升为防御州，开宝五年建立为保靖军节度，隶属淮南路。元代仍为州，隶属河南归德府；洪武初年将州隶属临濠府，统辖灵璧县。”山川志记载：宿州有名山二座、大河一条。相山在州西北九十里相城乡；打鼓山在州北三十里。引用元代揭奚斯《刘氏望先楼记》说：“彭城以南一百多里，有三座山峰高耸入云，名叫鼓山。山中有像鼓一样的声音自行鸣响，年成便会大丰收；山的东北面有两眼泉水，可以灌溉田地数十亩。”大河就是睢河，在州北二十里，发源于河南夏邑白河，向东流，经州境符离，通向宿迁，到了清河与泗水汇合，流入淮河、汉水。《宿州志》十六卷，明代万历二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崔维嶽修纂，汪文奎编纂。崔维嶽字汝瞻，直隶大名人；举人，万历二十二年任宿州知州。汪文奎是休宁县人，事迹不详。唐代从徐州析置宿州，隶属河南道，五代沿袭。宋代隶属淮南东路，金代隶属南京路，元代隶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明代隶属中都凤阳府。关于州志的源流，崔维嶽序中说：“始于永乐初年，景泰年间再修，嘉靖年间又修，共计三次了。”今天一阁、北京图书馆都藏有弘治十二年曾显编纂的《宿州志》二卷，但崔维嶽的序没有说见过这部志书。这部志书创修于万历甲午年，汪文奎与管护、卢邦俊、王应期等人编成，于丙申年付梓刊印。全书共十四门，分别为郡纪、舆地、建置、食货、礼制、学校、兵防、古迹、职官、选举、武选、人物、杂书、著作，分列子目共六十九项。具体分目由崔维嶽订定。书中记载上自春秋，下至元明；考核精密严格，叙述次序也井然不乱。道光《宿州志》的凡例称它说：“《崔志》的修纂，规模大致具备，是宿州志书的开端。”如今考察宿州明代方志，仍保存有弘治、嘉靖、万历三种，仔细比较它们的体裁，则万历志最为完善。《宿州志》十二卷，清代康熙五十七年刊本；清代沈钦玙、沈沙濯校订补充（上海图书馆藏，现存卷一至卷十）。清代董鸿图修纂，潘仁樾编纂。董鸿图字朴庵，会稽人；贡监，任宿州知州。潘仁樾字小林，桐城人；贡生，任宿州学正；与州中廪生周开官共同编成此志。卷一为郡纪，卷二为舆地，卷三为建置，卷四为学校，卷五为礼制，卷六为食货，卷七为职官，卷八为选举，卷九为人物，卷十为古迹，卷十一至十二为艺文，体例精简。这一版本缺少卷十一、十二的艺文志，因为经过沈钦玙、沈沙濯亲手校订增补，便把校补内容记在书眉上；增改的约占十分之五六，删削的约占十分之二三，又补绘房心星野图一幅，比原书更加精细详备。考察宿州正处于南北交通要冲，是战事频繁之地；从古迹中屡屡可以见到相关记载，可见它是著名的区域。唐元和四年从符离、靳、泗、虹等县析出土地设置宿州，成为南北之间的险要之地。历代没有更改名称，清代隶属凤阳府，统辖灵璧一县。《灵璧县志》八卷，清代康熙十九年修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吴嵩修纂，汪之章编纂。吴嵩字仲山，四川内江县人；康熙三年中进士，授卢溪知县，调任灵璧知县。汪之章事迹不详。灵璧志创修于明万历二十四年，由知县杜冠修纂；万历四十七年由知县陈泰交续修。康熙初年，知县马骑曾提出修志之事，稿本尚未定稿便死于任上；他遗留下来的残稿，到康熙十三年，吴嵩又嘱托汪之章等人继续完成，吴嵩又亲自加以润色，编成县志八卷。全书分为舆地志、食货志、河防志、秩官志、学校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八门；又把可以作为鉴戒、并且有助于谈论的内容，附为《外纪》一卷，共九卷。它拟定的体例，大体仍然依照《马志》的规定。舆地志疆域沿革记载：“宋元祐七年，以虹县零璧镇设置灵璧县，隶属宿州；县境东西七十里，南北二百七十里，形状像椭圆；因为县中有山产磬石，人们认为它神异，所以改‘零’为‘灵’。”按照它的记载，这只是附会之说，没有引用证据，仍未脱离明人修志的习惯；但它直截记述，也没有陷入不求考据的弊病。乾隆《灵璧志略》的舆地志疆域门，附有《灵璧名义考》一文，论述旧志把“零”改为“灵”的说法，认为旧志是依据《宋史》附会出来的。磬是乐器，璧是礼器，本来就不能混为一谈。而且《金史·地理志》明确说下邳有石磬山，那么在灵璧设置县治的时候，这座山显然还属于下邳。此文又说，灵璧是当时壁垒的名称，古代军营称为“辟”；并引用《汉书·高祖功臣侯表》，记载祁谷侯缯贺在彭城作战时争夺险恶之地，截断延壁。颜师古注说：“争恶”是争夺险恶之地；“延壁”是壁垒的名称。如今县西北七十里有霸王城，《通志》认为那是项羽屯兵的地方，当地人也这样传说。这个地方正位于萧、宿群山的南面、睢水岸边，所谓灵辟，怀疑就是这里。其字在《史记》《汉书》中写作“灵壁”，因此推测是传抄造成的错误，把“灵”写成“零”，把“壁”写成“璧”；政和年间改了“零”字，却没有改“璧”字。仅仅为了考证名称的意义，便引据议论，写得不厌其烦，这正是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家修志的习气。地方志固然不能没有考据，但修志者往往本末倒置，使考据末流超过志书根本，这也不是地方志体裁所适宜的。《颖州志》六卷，明代正德六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刘节编纂修订。刘节是江西庐陵人；成化十三年由举人出仕，任颖州同知。刘节认为颖州旧志内容简略，于是重新加以修纂；书成后尚未刻印，便因病死于任上。到正德六年，州中进士储珊才开始校正并刻印。考察这部志书共六卷：卷一包括州图、建置、沿革、城池、疆域、郡望、形势、风俗、山川、古迹、宫室、台馆、陵墓；卷二包括公署、学校、邮驿、铺舍、祠祀、坊郭、乡井、村厂、关梁；卷三包括版图、贡赋、仓廒、物产、孳牧；卷四包括名宦、流寓、人物、科贡、寺观、列女、仙释；卷五为题咏、文章；卷六为欧公诗文。凡例说：“编述事件时，在题目和子目前揭出标题，大字书写纲要，分行注释事实；凡有助于说明事情的内容，即使文字繁多，也不删去那些看似无益的部分。记载山川，是为了记述地理形势的胜负险易；颖州处在河、淮之间，没有高山峻岭，只有平山小丘，土地多在坡下；因此沟渠港汊很多，全部搜集记录，是为了了解蓄水、泄水的利弊。采集古迹，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亲眼看见，或者名称、实际情况荒唐的，就不编纂。汇集欧阳修的诗文，是为了显示颖州在前代风土美盛的情况，所以凡是涉及颖州的作品，一一收录。”考察其凡例列出的各项，编纂宗旨大体符合地方志体例；只是所选欧阳修诗文另列于艺文部分，单独成为一卷，这种体例在其他志书中很少见。而且所收欧阳修诗文，是皇祐元年至嘉祐四年间的作品，共有数十篇，也并非全都与颖州事务有关。据本志名宦记载：欧阳修任颖州知州时，上奏免除黄河夫役一万多人，修筑陂堰，以疏通西湖，并引湖水灌溉百姓田地。欧阳修确实对颖州百姓有功，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收录他的诗文来教化颖州人吗？按建置沿革记载：“秦代为颖川郡，汉代为汝阴县，魏代设置汝阴郡，晋代改为信州，后魏设置颖州，宋代改为顺昌军，政和年间改为颖昌府，金代恢复为颖州，元、明沿用。”所叙沿革大体没有错误。《颖州志》二卷，明代嘉靖二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明代李宜春编纂修订。李宜春是蒲阳人；嘉靖二十年中进士，任颖州知州。颖州志创修于成化丁酉年，由同知刘节编纂，到正德六年才刻印成书；只记述州中事务，没有涉及属县。嘉靖十五年知州吕景蒙重新修纂州志十二卷，才兼载当时通、卫两个属邑。这部志书修纂时距离《吕志》只有十年，但州境已有变化，增加统辖颖上、太和二县，所以叙述属县事务更加详细。考察它的分门相当好，列有州考、舆胜、秩官、建置、赋产、风俗、学校、选举、人物、宦业、兵防、传疑十二门，另附十八个子目；每一门前面都有小序，后面都有赞跋，都是李宜春亲自撰写的。附目中把沟洫附在赋产之后，把物异附在风俗之后，把寺观、方伎附在传疑之后，颇有失当之处。《颖上县志》十四卷，清代顺治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翟乃慎编纂修订。翟乃慎号勅庵，顺天府宛平县人；拔贡，顺治十二年任颖上知县。颖上过去已有志书，成于明万历辛亥年，由知县张大业修纂。这部志书是翟乃慎任颖上官职时，继承《张志》重新编纂的；资料采集出自许多人之手，县中进士高翼制定体例，马履云、陈所履、徐必达等人搜集资料，教谕钱钠负责校订；协助参校的还有诸生卜世、康永昌、官加封、王五位、赵贞明等。翟乃慎参考众人意见，综合裁定。全书体例，首先列舆地图二幅，随后分为建置、风俗、赋役、学校、秩官、武备、选举、人物、节孝、灾异、补遗、古今文集、古今诗集十三门，共六十六目。建置志首先叙述疆域沿革。颖上疆域以江、淮为襟带，控制陈、蔡，东面连接三吴，南面通向荆、汝；淮水向东流，颖水从西北流来汇入，地势形胜雄伟高峻。沿革开头说：帝喾、颛顼创制九州，河南地区称为豫州，东南部为颖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王翦灭楚，颖地属于颖川郡。西汉为慎县，又称新郪；王莽时称慎治，东汉为慎侯国；隋开皇三年改置颖上县，颖上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县境内有九条河：淮河、沙河（即颖水）、润河、八里河、史河、淝河、江口河、新河，依靠它们获得灌溉之利，土地大多肥沃。市镇有八里垛、西正阳、江口镇、留陵镇。乡团共有四个，分别是附郭乡、颖阳乡、甘露乡、正阳乡。里甲治共有八里。明洪武初年原定人丁四千九百九十七丁，应征徭银一千三百七十一两五钱。军民实际拥有的成熟田地为三千六百九十顷三十二亩，实际征银八千五百三两三钱。嘉靖年间一概按小亩计征，天启、崇祯年间又额外增加赋额，从此赋税日益沉重。考察这部志书，对明代户口、田赋的叙述十分详细，并附带记述清初情况，但还不够详尽。《霍邱县志》十二卷，清代乾隆十九年刊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张海修纂，薛观光编纂。张海字巨川，浙江钱塘县人；乾隆十六年由霍邱县丞升任知县。薛观光字上宾，号云楼，长洲人；乾隆甲子科解元，十八年任霍邱县教谕。梁代设置霍邱戍，隋代改为县。明万历二十四年知县杨其善修纂县志十卷；清顺治乙未年又重新辑录志稿，康熙庚戌年知县姬之簋才重新辑录并刻成县志十卷。这部志书继承《姬志》重新编纂，由本地士人刘始兴、葛铣裔采辑资料，经薛观光总核订定；到乾隆甲戌年，知县戴廷榆为它付梓刊印。全书总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部，列图考、舆地、建置、食货、学校、人物、艺文、杂记八门，各门附有子目。《霍邱县志》十二卷，清代道光五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张家檙修纂，李宝琮编纂。张家檙是湘潭县人；举人，道光四年由凤台调任霍邱知县。李宝琮字敬甫，常州人，举人。薛观光编纂的《霍邱县志》十二卷，体例还不够妥善，而且错误很多。这部志书则条目编排精严，订正《薛志》的错误很多，开始可以推为完备之本。然而咸丰年间兵乱之后，这部志书一百本中也没有保存下一本；同治年间重新修纂县志时，始终没有找到这部书，所以同治《霍邱县志》没有记载引用旧志。如今这部书是全国仅存的版本，可惜缺少首册，序言和目录都无法考知。根据现存卷帙推详其体例，可以看出它严明有度，文字疏简，是地方志中的佳作。《亳州志》四十三卷、卷首一卷，清代道光五年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任寿世修纂，刘开编纂。任寿世字霁峰，浙江钱塘县人；道光元年任亳州知州。刘开字孟涂，又字明东，安徽桐城县人；为庠生，自幼擅长古文，是同乡姚鼐的弟子。刘开早期作文雄健奔放，极像同乡刘大櫆；后来拜姚鼐为师，便能兼有其淳朴的风格，并且通晓考据之学。后来受聘修纂《亳州志》，稿本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所著文章有《孟涂集》。考察这部志书，刘开编纂到道光甲申年七月，已经完成一半以上，却突然因病去世。任寿世再次延请州中士人陈恩德接续其事，到乙酉年八月编纂完成。书中体例根据凡例所说，完全遵循省里颁布的修志章程，分为十一类，共八十二目。对于建置沿革，多有引证和辨析；叙述山川、人物，考核精细详备；田赋、物产、学校、选举等内容，采集广博。舆地志出自刘开之手，文辞雅正质朴，考据极其广博精核。亳州旧志认为，高辛氏旧墟、成汤都城都与亳州无关。刘开在舆地志中首先列出《都邑篇》，引用经典史籍，认为帝喾最初受封为诸侯时，其国都实际在谷熟县以南的南亳，正处于本州境内。如今那处旧址是谷熟集，距离商邱县城四十里；从谷熟集向南三十里，已经进入亳州境内。那么成汤居住的南亳，在今天的亳州境内无疑。《都邑篇》后附《亳都考》，是刘开所撰，引用考证、判断论述，尤其广博。又如这部志书的《列女志》载有《木兰传》，说隋朝木兰一名花弧，姓魏，是亳州东魏村人。考察亳州旧志，都没有记载木兰的事，这部志书才开始记载，但没有列举旁证和依据。《古乐府》有《木兰篇》，没有注明木兰是哪一代人。程大昌《演繁露》根据《木兰篇》中有可汗点兵的话，认为她生活的时代不是隋代就是唐代。姚莹《康輶纪行》认为她是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期的人。《完县志》引用元人刘廷直撰写的《木兰墓碑》，说木兰是完县人。《商邱县志》记载木兰姓魏，是商邱人，这是根据唐人《独异志》的说法。这部志书记载木兰是亳州人，却没有依据，使这一说法更难以取信。《太和县志》十六卷，清代顺治十六年木活字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

译清代陈大纶修纂，吴溢编纂。陈大纶字理仲，定兴县人；贡生，顺治十四年任太和知县。吴溢字千顷，顺治年间举人，任教谕。《太和县志》起始于明万历甲戌年，由知县刘■〈山介〉创修。这部志书是陈大纶任太和官职时，继承《刘志》重新编纂的；全书编例分为舆胜纪、食货纪、建置纪、历官纪、人物纪、礼仪纪、艺文七类，共六十七目。凡例说：“仿照纲目的体例记事，每一事项以一个名称提纲，用大字书写；下面用双行小字详记事情的始末和人物的履历。”考察其编纂体例，条目和注文分明，全篇大体采用表谱体。每个提纲之下，都引用史书加以注证；所引书籍有《明一统志》《文献通考》以及天文律历、河渠、广舆等书，但也不免有附会借用的地方。卷前列有总图一幅，绘制得极为细致，图说也详细明白。太和四境没有山，四周只有湖泊；南面有沙河，北面有茨河用来泄水，但仍不足以排水和灌溉，所以大力开挖沟渠，从中获得水利。凡是过去没有而现在有的事物，都在图上加一个“新”字，以备记载。县城位于图的中央，呈长圆形，有五座城门。图上题记说：古代为汉代细阳县，隋代颍阳县，唐代百尺镇，宋代大寿县，元代泰和县，明代太和县。一幅图同时表达一县的形势、沿革、建设和水利，这种做法在其他志书的舆图中没有见过。《滁阳志》十四卷，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戴瑞卿编纂修订。戴瑞卿是临海县人，举人，万历三十八年任滁州知州。滁阳这一名称始于晋代，指的就是滁州，又名永阳。考察本志《沿革》说：“汉初属淮南国，是全椒县的辖地；东部兼有建阳的辖地；元狩元年属九江郡；隋代才开始设置滁州。”据姚鼐《汉九江庐江二郡考》说：“全椒大概包括今滁州一带，阜陵大概包括今全椒西南部及含山北部，建阳就是今天的来安。”考察滁州在明初属凤阳府，永乐以后直隶南京；景泰以后隶属庐凤淮扬巡抚，统辖全椒、来安二县。姚鼐的考证，是依据当时滁州所统辖的县邑来说明的。滁州的志书，最早见载于《宋史·艺文志》；其中有《永阳志》三十四卷，是郡守林■〈山票〉命法曹龚惟蕃编写的。后来又有曾皎编写的《永阳图志》四卷。元代修志的情况无从考查；明永乐年间，知州陈琏重修；此后弘治、嘉靖年间又两次重新纂修。这部志书是在嘉靖志的基础上重修的，体例分为二十四门。据戴瑞卿的序文说：“对于星野、疆域、营建、食货、祠祀、灾异、风俗、吏治、材薮、古迹、仙灵等，无不删削繁杂、撮取要旨，分条析理。” 并把全椒、来安两县附带记载，大体上使读者展开书卷后，地方典章制度以及各种器物制度，都能清楚地看在眼前。《来安县志》十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道光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符鸿编纂修订。符鸿是湖南益阳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道光二年任来安知县，道光五年调任婺源县。嘉庆己卯、庚辰年间，他在籍居住，曾与弟弟符瀚续修《益阳县志》。后来任职来安，又邀请弟弟符瀚编纂《来安县志》，书稿尚未完成，符鸿就调任婺源；符瀚仍留在来安修县志，到乙酉年春天脱稿，因此这部志书实际上出自符瀚之手。此书体例共分十三类：舆地志、营建志、职官志、食货志、水利志、学校志、武备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传、名宦传、艺文志、杂志；每类开头都列有小序。《广德州志》十卷，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朱麟编纂修订。朱麟字子仁，江西万安县人；嘉靖八年进士，嘉靖十四年任广德州知州，任期届满后升任贵州督学副使。考察广德旧志，最早见于王象之《舆地碑记》所引用的《桐汭志》，该志有宋代郡守赵亮夫所作的序。又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桐汭新志》二十卷，是宋绍定五年教授赵子直所撰。元代修志情况无从考查；明弘治年间，知州范昌龄编写了州志。这部志书始修于嘉靖五年，由知州龙大有主持修订，州判邹守益总纂；书稿完成但没有刊刻，嘉靖十四年朱麟取旧稿继续编成。闻人诠修《南畿志》时，曾引用这部志书，称作《邹志》；当时朱麟的这部志书尚未编成，所采用的是《邹志》的稿本。《南畿志》修纂时，广德州同知方一兰、判官涂相都列入分纂人员之中，所以能够知道它引用的是《邹志》稿本。这部志书的编纂体例确定为图、表、志、传四大纲目，材料采集十分丰富，州中的事务几乎完备。考察其《沿革》说：“周代称为桐汭，秦、汉时是鄣郡鄣县的辖地，后汉献帝时改名为广德。” 六朝、隋代称绥安县，唐代曾称桐陈、怀德，五代、宋、元又称广德。明初设置广兴府，辖广阳县；不久改为州，辖广阳、建平二县，直隶南京。”考察志书所说广德是旧鄣县的说法，引用的证据不够详细。据朱镇《长兴县志拾遗》有《故鄣考》，引用的材料很多，断定故鄣城在长兴西部边境的城头上村，与广德接壤；汉代故鄣在今长兴、广德两县境内。考察《禹贡》记载：“三江已经汇入，震泽于是平定。”《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三江所在位置并不明确；三江即北江、中江、南江。《水经注·江水篇》说：南江经过故鄣、长渎，流入震泽区域。自清人胡渭提出南江上游在长兴、广德之间的说法以后，后来便成为考据地理学家争论的问题。近人沙彦楷先生撰写《南江上游考》，并亲自到当地考察，断定南江上游确实在长兴、广德两县境内；南江的位置确定了，故鄣城的所在也就确定了。南江长期淤塞，自元代以来就有人提出开凿的主张，计划引长江水经过长兴、广德平原，流入太湖，再经常熟进入长江下游。这样既可以灌溉皖南、浙西的旱地，便利运输并用于江海防务，又可以解除石臼湖、太湖的水旱灾害，而如今这项宏大的工程将要完成了。另外，长兴、广德两县的分界，也是浙江、安徽两省的分界；历代的界域划分并不固定。而且这一带矿产丰富，正在开采，矿区连绵跨越两省，为了便于管辖，重新划定两省分界也是必要的。《洞川志钞》，不分卷，清乾隆年间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周广业辑录。周广业字耕厓，广德州人，曾编纂《广德直隶州志》五十卷。洞川是广德的别名。这部书是周广业编纂州志时，辑录广德州以及所辖建平县旧志的序例、篇目和小序。所收录的有宋代《广德军桐汭志》《桐汭新志》，明代《弘治志》《嘉靖志》、万历前后二志、《崇祯志》。清代顺治年间修过一次，康熙年间修过三次，乾隆年间修过两次；另有《桐川乐府》和《复初书院志》。建平县明代有嘉靖、万历两部志书，清康熙年间重修两次，雍正年间修过一次，乾隆二十七年编有存稿。州志共十三部，县志共七部。这部书辑录各志的序例、篇目、小序，并附录《横山考》《桐汭考》《水利考》《雪山记》，汇编成一书。《建平县志》九卷，明嘉靖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存卷一至五；天一阁藏，存卷六至九）。明代连鑛修订，姚文华编纂。连鑛字伯金，号邯山，直隶永年县人；嘉靖五年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出任日照知县；嘉靖七年任建平知县，官至漕运都御史。姚文华字在韬，福建蒲田县人；正德年间举人，嘉靖八年任建平县教谕。这部志书是连鑛任建平县令时交给姚文华编纂的，由县训导蒋鳌、董辅协助，县学诸生韦杰、吕正汾、钱渊、潘烛、杨济采集编纂而成。其编纂体例为：舆地志，分建置沿革、邑名、分野、疆域、至到、形胜、风俗、山川、坊乡、桥渡、古迹、冢墓十二目；田赋志，分户口、土田、物产、赋税、马政、兵防六目；建设志，分公署、儒学、邮亭、牌坊四目；祠祀志，分坛壝、祠庙、里社三目；职官志，分职制、宦迹、见任、名宦四目；人品志，分选举、人物、封赠、贞节、孝义五目；艺林志，分诗歌、传记、序三目；祯异志，分甘露、瑞麦、白鸜、鹆、蝗、人妖六目。附录，分寺、观、庵、院、庙五目；全书共九类，每类又分若干条目。建置沿革记载，宋端拱元年开始设置建平县，属广德军；其地原是广德的郎步镇，又名郎川。县境内有郎溪，流经县治前，源头是桐汭诸山的水，汇流后汇入南碕湖，再流入大江。考察建平自宋代设县以后，就一直归属广德州，直到清代都没有改变，如今名称为郎溪县。《建平县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清雍正九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卫廷璞编纂修订。卫廷璞号筠园，广东番禺县人，雍正元年进士，雍正五年任建平知县。建平县志始创于明嘉靖年间知县连鑛；清顺治四年，知县张正中重修；康熙十二年，知县高自远第三次修订；康熙三十八年，知县茅成凤第四次修订。这部是第五次修订的志书，全书共三十门，分类编排较为凌乱。据卫廷璞序文说：“体例完全按照通志的成例。”考察这部志书的体例，是采用《江南通志》的办法，设置各种类目，有本县相关事务的就收录，没有相关事务的就删去；由此可知其体例散乱。《六安州志》三十二卷，清嘉庆九年刊本，道光四年增刊（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现藏上海图书馆）。

译清代宋思楷原先编修，牛映奎增补修订。宋思楷字东田，江苏长洲县人，监生，嘉庆五年任六安知州。牛映奎号西园，山西徐沟人，举人，道光元年任六安知州，道光五年升任颍州府知府。六安位于淮水以南，明洪武初年升为州，属庐州府，辖英山、霍山二县。州志始修于明嘉靖乙卯年，万历甲申年重修；清康熙辛酉、己卯年两次修订，雍正己酉年又修，乾隆己巳年再次修订。这部志书由宋思楷在嘉庆甲子年编成；到道光戊子年，牛映奎任职六安，想要修志，当时旧志的版片完好，于是依照原有分类增补续写，并标明“新增”二字，以区别新旧内容。全书体例共二十二类，卷首有地图二十四幅。《霍山县志》四卷，清顺治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栾元魁修订，张孙振编纂。栾元魁字振乾，广东广宁县人；生员，顺治十一年任霍山知县。张孙振字公武，号古岳，霍山县人；明崇祯元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河南道监察御史；入清后返回原籍，以诗文自娱，终老乡里。霍山设置县，始于唐代；到宋代并入翏县，翏就是今天的六安。明弘治七年，又把六安的开化、兴贤二乡划出，重新设置霍山县。万历十七年，知县陈维翰创修县志；天启二年，知县陈先春再次修订。这部志书仍依照万历、天启两部志书的体例，略作斟酌变通；成书五年后，继任知县李居一才开始刊刻发行。书中对赋役、户口记载详细，叙述赋额的增减、户口的损耗和增长，按年记录，几乎没有遗漏一年。物产记有六类。霍山以产茶闻名，明初霍山尚未设县，因为茶叶的缘故专称六安；寿春、天柱、石宝所产最为有名，而这些地方实际上都在霍山县境内。天柱古名仙窟，所产茶又名仙芽；唐代所说的天柱茶就是它。陆羽《茶经》认为霍山茶的功效高于阳羡诸茶，却低于顾渚诸茶。明初著名茶叶有上百种，进贡的只有十多种，但明太祖唯独重视六安茶；至于顾渚上品，则称为“焚荐”（“焚荐”的情况可参看本书浙江《长兴县志》条的详细说明）。从此六安茶便闻名天下。《泗州志》十八卷，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代莫之翰编纂修订。莫之翰字崧辠，湖广潜江人；康熙九年进士，授任上高知县，康熙二十二年升任泗州知州。泗州在唐、宋时期人口繁盛，炊烟相连，是大都会之地。明代以来屡遭淮河水患，城郭被淹没，百姓遭受流离失所、家园离散之苦，城邑日渐萧条。这部志书修于淮河水患之后，所以对河防和水灾记载特别详细。全书体例分为图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城池、河防、赋役、职官、公署、学校、选举、祠祀、古迹、名宦、人物、列女、仙释、艺文十九门。图考列有城堤图一幅、泗州水患总图一幅。河防篇说：“泗州的河防，只有修筑堤坝是上策。给泗州造成灾害的原因，是淮河下游淤塞，阻碍了淮水流入长江、太湖的道路。淮河发源于胎簪山，到桐柏山才开始变大，经过信阳、汝宁、寿春，夹带七十二山的河水，成为泗州的祸患。”考察这部志书，对泗州历来的水患记述十分详细，也都指出了灾害波及的地方；但是对于疏通淮河、治理水患的办法，始终没有谋划彻底根治，只把筑堤作为上策，仅仅保全泗州，并不是完善的计策。《泗州志》十一卷，清乾隆年间修订稿本的传抄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叶兰编纂修订。叶兰是陕西榆林人，乾隆庚辰年举人，由内阁中书授任安庆府同知，代理泗州事务。考察这部志书，是依据乾隆年间的修订稿本抄录的，记事增补到嘉庆十年，与乾隆五十三年刊本的编次略有不同。全书分为舆地、建置、水利、轸恤、食货、学校、秩官、选举、名宦、人物、艺文十一类，各类都设有子目；子目的先后次序未经整理，显得相当散乱。泗州在北周时改高平县设置州，州治原在虹城；康熙十九年沉没于洪泽湖，州治寄治于盱眙。雍正二年改升为直隶州，开始划盱眙为州所辖之地，另辖天长、五河，共辖三县。康熙十二年，知州李德耀修《泗州志》三十卷；康熙二十七年，知州莫之翰重修州志十八卷，只记州内事务，没有涉及所辖县邑。这部志书增辑了《莫志》以后百余年的事情，对所辖县邑的分别叙述较为详细。水利志专门记载淮水历来的泛滥，对旧城淹没进入洪泽湖的事情记述尤其详细。《莫志》把筑堤防水作为水利上的上策；这部志书则把疏浚水道、使水流顺畅安稳作为上策，书中列图展示泗州形势，都是关于治理淮河的策略。与《莫志》铺陈水利政策相比，这是有所进步的。《天长县志》七卷，明嘉靖二十九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邵时敏修订，王心编纂。邵时敏字惟勤，又字伯来，余姚县人；举人，嘉靖二十五年任天长县知县。王心字惟一，天长县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出任郴州同知，随即告归不再做官。天长处于长江、淮河的交通要冲，是过去战争必经之地，因此旧志难以考查。据康熙重修《天长县志》的序文说：“弘治年间虽然曾两次修辑，但其中记事没有核实。”弘治年间的两部志书早已散佚，这部志书由王心裁定体例，邵时敏再次参订；全书体例提纲分为地舆、人事两篇，简要而有核实，颇能提举汇集要旨。物产志记载，县里的冶山有铜矿坑，遗迹至今仍在。考察《唐书》记载，天长县出产铜，有铜矿坑。冶山又产铅，只是铅的产量不多。官师志引用旧志，记载宋代包拯审理判决牛舌案。人才志引用《温公日录》《苏氏志林》《东轩笔录》，并有《宋寿昌传》：寿昌是天长人，七岁时父亲休弃他的母亲刘氏，母子彼此不相知达五十年；熙宁初年，寿昌弃官进入秦地寻找母亲，在同州遇到了母亲。当时他的母亲已经七十多岁，嫁给党氏，并生有几个儿子；寿昌把她全部迎接回来。寿昌辞去官职去迎接改嫁的母亲，可以说是纯厚的孝子了。艺文志载有苏轼的诗句：“不羡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作徕服，儿啼却得偿当年。” 这是很能感动人心的诗句。《天长县志》四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江映鲲修订，张振先编纂。江映鲲字南溟，四川阆中县人；举人，康熙元年任天长知县。张振先是天长县人，举人，事迹不详。天长县志自嘉靖二十九年知县邵时敏修志以后，崇祯癸酉年知县罗万众重修。这部志书编成于康熙壬子年，第二年刻成。全书体例分为二十六门。沿革记载，唐玄宗天宝元年万寿节这天，百官上表请求将其定为千秋节，并从江都、六合、高邮三县划出土地，设置千秋县。天宝七年把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因此又将千秋县改名为天长县。旧志内容疏略，没有记载这些事情。考察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如今极为罕见，流传的多数是抄本；这部本子是雍正年间用原版重印的，版片已经漫漶磨损。《萧县志》十二卷，清顺治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祖永勋修订，许作楫编纂。祖永勋字元若，奉天宁远县人；贡生，顺治五年任萧县知县，在任六年，升任兴屯同知，官至松江知府。许作楫字二济，又字天船，萧县人，贡生，喜欢著书，著有《春间亭集》《易草》《四书解》《毛诗正韵》《说文堂字说》等。萧县是古代萧子国，春秋时为宋国城邑；秦代设置萧县，属泗水郡；北齐改名承高县，唐代恢复萧县旧名。自五代直到明、清，都属徐州府；民国时期才划属安徽省。萧县屡次遭受河患和兵屯之灾，万历年间曾修县志二卷，但早已散佚。这部志书修纂时征求旧志没有得到，所以大多根据采访所得和亲身实地观察写成，很少沿用旧志记载；书中多记近事，古事较少，行文中常常感叹县邑事务的盛衰。《稀见地方志提要》第九卷。长兴　陈光贻学。○江西。明代林庭■〈木昂〉编纂修订。林庭■〈木昂〉字利瞻，福建闽县人；弘治十二年进士，授兵部主事，升任郎中。出任苏州府知府、云南参政，嘉靖二年任江西布政司右参政，三年升任湖广右布政使，官至工部尚书，死后谥号康懿，《明史》有传。江西过去没有通志，嘉靖癸未年巡抚都御史盛应期委托林庭■〈木昂〉和宪副周广编成这部书。全书体例完全依照《一统志》的体例，先列藩省志三卷，接着列府志三十四卷，文字简洁，记事核实，编排井然有序。卷前有嘉靖四年副都御史陈洪谟所作的序，以及江西会城图一幅。江西的建置沿革是：春秋、战国时，土地属于吴、楚；秦代为九江郡；汉初为淮南国，设置豫章郡隶属于淮南国。王莽时称九江郡，东汉时称豫章，隶属扬州刺史部；献帝时，扬州所属的江东各郡全部归入吴国。于是以汉代豫章旧郡为基础，又增置庐陵、鄱阳、临川、安城四郡都尉；晋初隶属扬州；元康元年从扬州划出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七郡，又从荆州划出武昌、桂阳、安成三郡，共十郡，因江水之名设置江州。宋、齐沿袭这一建置。梁太平二年从寻阳、太原、齐昌、高唐、新蔡五郡中分出土地，设置西江州，州治设在寻阳。陈代撤省西江州；隋代设置洪州总管府，并统辖江、饶、吉、虔、袁等州。大业初年改州为郡，恢复设置豫章、九江、鄱阳、临川、庐陵、南康、宜春七郡。唐朝兴起后改郡为州；武德五年设置洪州总管府；开元二十一年设置江南西道观察区，管辖八州，即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信州、抚州。五代初年为杨吴占据，后来归属南唐；宋代为江西路，统辖江州、洪州、抚州、信州等州，以及南康军、临江军、建昌军三军。元至元十五年改设江西行中书省；至正末年被陈友谅占据。明洪武九年，把元代的行中书省改为江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在南昌府，统辖十三府，即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饶州、广信、建昌、抚州、吉安、临江、袁州、赣州、南安；另辖州一个、县七十个。《江西省大志》七卷，明嘉靖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