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明代方远宜修纂，陆■〈釒弋〉编纂。方远宜是歙县人，嘉靖二年进士，嘉靖十一年任山东巡抚。陆■〈釒弋〉字举之，别号少石子，鄞县人，正德六年进士，官至山东提学副使，事迹见《明史·王慎中传》。这部志书是方远宜任山东巡抚时，交给提学副使陆■〈釒弋〉，在此前陈沂等人所修《通志草》的基础上续成的；共四十卷，分目五十二项，附目十项。关于此书从开始编修到完成的经过，本志所列陈沂序说：“正德年间，中丞白沙、黄公发起编纂六郡志书，但没有完成；嘉靖初年，我这位宪副子华曾亲手撰写《志草》，也未完成便离任。嘉靖九年庚寅年，我调任本省；过了两年，到壬辰年巡按方公到任，首先询问修志之事，恰好陆宪副举之担任督学，得到《余志草》十二卷，到第二年三月稿本完成。”考察山东地志，最早有唐代晏模的《齐地志》，见载于《说郛》；宋代张朏撰写的《齐记》早已散佚，而元代于钦的《齐乘》还保存至今，可以说是鲁地志书的开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这部志书由陈沂、陆■〈釒弋〉先后编成，考订相当精审，在地志中号称佳本；体例不追求新奇，但详略安排有法。卷前是图考，列有府图六页、玄枵齐分图一页、降娄鲁分图一页、诹訾卫分图一页、大火宋分图一页、渤海图一页、沂山图一页、济河图一页、漕河图一页、海运图一页。这些图还画有海市蜃楼变化无定的形象，不过未免枝蔓。按山东地区，是《禹贡》所说青州、兖州的土地，并连接徐州北部、豫州东部的边界；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有齐、鲁、赵、魏、宋、卫、曹、滕、薛、莒、邾、郯等国。秦代因为它位于太行山以东，所以称为山东，设置郡七个；汉代又分割其地设置诸侯国，共七国；东汉沿袭汉制，重新设置的共有十一国。三国时土地属于曹魏，晋代分为六州；北魏设置十四州，隋初共有十七州，大业年间废州改郡，共十九郡。唐代设置二十郡，分属河南、河北两道；五代屡次变更，疆域和行政区域没有定制。宋代设置府、军、州、县，分别隶属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河北东路，都由安抚使统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人〕 金代又分为五路，元代直属中书省，设置宣慰司，治所设在益都，统辖七路七州。明洪武元年设置山东省，治所设在益都；洪武九年迁治济南，改称山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统辖济南、兖州、东昌、青州、登州、莱州六府，共十五州、八十九县。考察山东地域的沿革，春秋、两汉时期由诸侯分治；此后各代州郡的分合并置，也一直不相同，因此考证和辨析疆域的人很难处理。于钦《齐乘》只叙述大概，这部志书考察各地疆域的分合沿革、州郡的设置废除和隶属关系，文字简明而意义完备，考核清楚详细，沿用北宋图经的体例，把六郡全部记在一部书中，是从这部志书开始的。《济南府志》五十四卷，卷首一卷，清康熙三十一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蒋焜修订，唐梦赉编纂。蒋焜字意山，康熙二十四年由天津调任济南知府。唐梦赉字济武，号豹喦，淄川县人；顺治五年举人，六年考中进士，改任庶常；顺治八年授检讨，第二年请求归乡奉养父母，当时不到三十岁，专心治学，从此断绝了做官的念头。唐梦赉曾编纂《淄川县志》，所著诗文有《志壑堂集》三十二卷。济南之名始于西汉，宋代设置府，此后数百年来一直是鲁省的首郡，却没有郡志。这部志书是首部创修之作，成于康熙壬申年。按照它的体裁，依照康熙《通志》的体例。唐梦赉自序说：“这部书只用七个月就完成了。”初次创修的志书，按理不可能这样迅速。查阅此书可见，其义例谨严，文辞简洁，征引繁富，采访完备，绝不是草率速成的书，大概一定有所依据。根据康熙《山东通志》，其中引用过清初张泰运、王苹所修《济南府志》，但那两部书早已散佚。我怀疑唐梦赉这部书，是依照张泰运、王苹的《府志》增补润饰后编成的。《历城县志》十六卷，明崇祯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卷一、卷二为抄本配补）。明代宋祖法修订，叶承宗编纂。宋祖法字允纯，新蔡县人；崇祯七年进士，历任耿济、祁门、历城知县，官至刑部主事。叶承宗字弈纯，历城县人；明天启七年举人，清顺治三年进士，授临川县知县；顺治五年因事情被赣镇金声桓拘捕，遂自尽。这部志书由叶承宗编成于崇祯十三年，考据广博，文辞义理清楚详尽。一百多年来，山东地方志除《安邱》《东阿》两志之外，大家都推举这部志书为最好的。然而它记载山川、古迹、职官、人物时，时常有脱漏，这是因为当时正值兵乱，虽然竭力搜集，最终还是因文献无从查考而留下缺失。这部志书见载于《学部方志目》，但今天流传的本子大多是康熙年间增补刊刻本，原刻本保存不多。按历城的情况，它是周代兖州、谭国的土地。自齐国和晋国在历下交战以后，历城之名才开始显著。自汉代设置青州郡以后，历城才正式设置为县。晋永嘉年间以后，济南郡治迁到这里；从此以后，历城之名就很少再有改易。《章丘县志》四卷，明嘉靖九年补刊、正德八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陆里修订，杨循吉编纂。陆里字希远，宜兴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弘治元年任章丘知县，为官公正廉洁、勤勉谨慎，有循良之称。杨循吉编纂过《苏州府纂修识略》，事迹见于该书。陆里任章丘知县时，聘请杨循吉编纂《章丘县志》。章丘过去是高唐县的土地，隋代才改为现在的名称，明代隶属济南府。县志从这部书开始，徐溥、李东阳为它作序。全书分为十二门：建置总论、乡镇、山川、物产、贡赋户口、公宇、祠宇、邑令题名、人物、登用、古迹、杂志。其中乡镇、山川、物产三门记述尤其详细。比如乡镇的编排，是从县分出各乡，乡境所在的镇、市以及民俗生产，都有条理地记载。山川一门除记高山大川外，又把岭、洞之类归入山，把井、泉之类归入水，并记载它们的源流和古迹。物产一门则记载田野、山泽、园圃以及民间出产，各按类别分列，又附列有关规定条款，记载十分详细。其他各门的叙述则比较简略。考察这部志书，最初于弘治五年编成稿本，正德年间吕秉彝为它增补后刊行。这个本子是嘉靖九年宋秉中增辑补刻本。《淄川县志》六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王琮编纂修订。王琮字廷器，号肖寅，长乐县人；嘉靖二十一年贡生，二十三年任淄川知县。按本志沿革记载，淄川是汉代淄川国般阳县的土地，晋代并入莱芜县，刘宋设置贝丘县，北齐以后恢复称般阳，隋开皇十一年改称淄川，因为有淄水流经其东南而得名。唐代设置淄州，元代为般阳路，明洪武十二年降为淄川县，隶属济南府。淄川地方志，按本志序例所说：“过去虽有志书，但没有刊刻，久已废弃，这部编纂实际上等于首创。”王琮编纂此志稿后，又聘请教谕吴俸、庠生朱冕校订并刊行。全书分为图考、沿革表、封域志、建设志、赋役志、秩官表、选举表、名宦传、人物传、杂志十门，体例简明核实。淄川出产盐、絺、丝、枲、铅、铁，一向被称为富庶地区。名胜古迹中可以提出记载的，有县东二十里的乐毅城，是乐毅屯兵的地方；乐毅墓也在县东北三十五里。又有苏秦墓在县西十里。苏秦替燕国游说齐国，齐王任用他；后来他因与齐国大夫争宠而被刺杀，于是葬在这里。庞涓墓在县西二里。孙膑击破魏军后，庞涓自刎，齐军得到他的首级并将其埋葬，因此又称将军头墓。以上这些事，都记载在封域志的古迹、坟墓等条目中，但未经考证，却被当作一县的名胜古迹。《长山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十三年修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陈宪祖编纂修订。陈宪祖字念齐，顺德县人，举人，康熙四十一年由平原县调任长山知县。长山是汉代于陵、刘宋武强县的土地，隋开皇十八年才改名长山。唐、宋以来都隶属淄州，明初废除淄州，改隶济南府。关于长山地方志，按嘉庆重修《长山县志·艺文志》记载，著录有旧志序文，但大多只是未刊稿本；已经刊刻的县志，只有明隆庆三年知县韩希宠修的县志二册。韩希宠自序说：“成化年间危公澄、嘉靖年间陈公慈，都曾编成志书。”这样，长山在明代修志已有三次。考察这部志书，它承接《隆庆志》而作；陈宪祖自序说：“隆庆《旧志》的刻版已经剥落，原本也很难得到，后来得到邑人吴长荣收藏的抄本，又参考查核公牍，广泛访求当地风土，编成此本。”因此，这部志书不是增补续修《隆庆志》，而是重新编纂。《嘉庆志·艺文志》著录了这部志书的序文，题为《钞订续志序》，并注明是未刊稿本。又据名宦传所载陈宪祖传，说陈宪祖修志未成，因被牵连获罪而罢官离去，志书也没有刊刻完成。因此，这部志书没有刻本。《新城县志》十四卷，传抄明天启四年修本（北京图书馆藏，存卷一至九、卷十二至十四）。明代张必大修订，王象晋编纂。张必大字可庵，陕西华州人；天启二年进士，三年任新城知县。王象晋字子进，号康宇，新城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官至浙江右布政使，七十岁退休。甲申年国变后，更加断绝与世俗的交往，自号明农隐，九十三岁去世。他有三个儿子，士祐、士裙、士禛都考中进士，其中士禛最为知名，以诗文闻名海内。按本志沿革，新城设置县治始于元至元十九年，划分于陵、高苑两县的莱路、田索、驿台三镇之地，建立新城县，隶属般阳路；明洪武十二年改属济南府。县志方面，自成化年间知县成儒聘请本县人于利创修《志略》，嘉靖十一年知县官政交给经历王耿光续编志稿，嘉靖三十九年知县胡应鸣重修，才有了刻本。这部志书继《胡志》而作，成于天启甲子年。全书各类以图式开头，以艺文结尾，共十二门，体例仍沿袭《胡志》的旧例。书中记载以叙述本县人张贵的事迹最为突出。按王象晋自序说：“张元帅贵，字国宝。当金朝末年豪杰纷纷起兵时，张贵聚众守卫驿台，直到建立新城县，至今这里仍兴盛为名邑。那么，元帅就是本县开创的主要人物；记载他能够抵御重大灾患、对百姓有功的事迹，是有意义的。我于是知道，元帅的哥哥张荣，字国昌，守护新城；他是创建本县的有功先贤。”又按本志《人物志·张贵传》记载：“张贵擅长骑马射箭。金大安年间，山东豪杰各自崛起，张贵确实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物，一时诸将无不敬仰。”我私下认为，宋室南渡以后，金兵横行山东，善于射箭和拳击的人纷纷起兵抗御；山东本来就多豪侠，应该不只是张贵一人，但如今都湮没无闻，只有张贵依靠志书得以流传。《济阳县志》十卷、《续志》一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清顺治七年补刊（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附有续志）。

译明代侯加乘修订，邢其谏编纂。侯加乘是解州人，万历三十六年以举人身份任济阳知县。邢其谏是济阳人，泰昌年间以恩选入仕，官至知州。考察济阳地方志，始于明成化乙巳年知县张端修纂；后来继续编纂的，就是邢其谏这部志书，成于万历己酉年。全书分天文、地理、建置、贡赋、礼乐、职官、选举、人物八门。书后附《续志》一卷，顺治己丑年，知县解元才嘱咐邢其谏再次作补充。共十五篇，分别是天文补、地理补、建置补、公署补、文庙补、坊牌补、桥梁补、贡赋补、兵饷补、荒田补、盐斤补、礼乐补、祠祀补、县官补、选举补，用来补正前志的脱漏和错误。续补之志是邢其谏晚年的手笔，文辞质朴而丰厚。版本方面，前志是万历原本，其中有补刻，并与续志合订。按济阳的沿革，自金天会七年划分章丘县的标竿镇以及临邑的土地设置县治，因为济水环绕其南面，所以取名济阳。济水就是春秋时期的泺水，是古代史籍中著名的水系。考察这部志书的人物志、乡贤传，把《颜氏家训》记载的张禄列为第一人。却不知道今天的济阳县，并不是北朝时期的济阳郡；古籍中记载籍贯隶属济阳郡的人，难道能数得过来吗？为什么偏偏选取张禄来列在篇首呢？《齐东县志》二十九卷，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存卷一至十七）。明代刘希夔编纂修订。刘希夔字一甫，浙江平湖县人；选贡，万历四十五年任齐东知县。考察齐东设置县治，始于齐国阜昌年间，当时把淄川的赵岩口改为齐东镇，设置夹河巡检司，元代升格为县；明代又划分青城、邹平、章丘等县的土地归其管辖，隶属济南府。正德十一年，知县肃敬谏聘请本县人王文深开始编纂县志；到万历四十五年，刘希夔又重新辑录这部志书。全书分为“考”十篇：图考、沿革考、建置考、星野考、河渠考、疆理考、祠祀考、古迹考、灾祥考、物产考；“表”三篇：职官表、选举表、明经表；“志”六篇：风俗志、赋役志、艺文志上、艺文志下、兵防志、荒政志；“传”九篇：名宦传、人物传、忠臣传、孝子传、烈女传、隐士传、义民传、流寓传、仙释传；另有杂录一篇，附在书后，共二十九卷，全书约十万多字。按其编排体例，以考、表、志、传为纲领，把杂录附在最后，各种体例都很完备，颇符合地方志的规范。杂录所收全是官府案牍文字，涉及本县的掌故。这部志书文辞还算简明扼要，略具考证性质，但缺少广泛引用和旁征博引。评论人物时采用折中裁定的办法，沿袭地方志只褒扬、不贬斥的习惯。与其他明代修撰的地方志相比，这部志书虽然不能完全摆脱当时的风气，但文辞已经能够舍弃明人文章柔弱的习气。《临邑县志》十六卷，清顺治九年增刊、明万历十九年修、天启三年补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刘承忠初修，清代陈起凤增修。刘承忠字惟孝，怀安卫人，万历十一年任临邑知县。陈起凤是广宁人，贡生，顺治七年任临邑知县，二人的事迹都不详。考察这部志书，最初修于万历十九年，刘承忠聘请本县人邢侗编成；三十多年后，崇祯年间知县吴事心又聘请邢侗的儿子王称增补；又过了三十年，顺治九年，陈起凤又聘请邢琮、刘龙先续订、增刻。这部书经过两次增补，但都没有改变前志的体例。可是据《学部方志目》著录有天启《临邑县志》，由知县赵有午修订，现已散佚；怀疑它就是崇祯初年吴事心增补的志书。按这部志书的体例，分为地理、沿革、政教、建置、祠祀、赋役、官师、选举、人物、列女、事记、祥异、艺文十三门；经过几次增补后，官师、选举两门尤其没有遗漏。按志书的沿革记载：“临邑是汉代设置的县，永平年间把北海兴王的儿子封在这里，又成为侯邑。后来又恢复为县；唐代以后隶属齐州，元代曾划归河间，随即又成为济南府属县。”按《山东通志》考定，汉代的临邑并不是今天的临邑所在地。考察县西的漯阴城，就是齐国的犁邱邑；汉代设置漯阴县，隶属平原郡；后汉称隰阴。刘宋攻取广固后，于此地侨置临邑县，今天的临邑县自刘宋时期才开始出现。至于汉代的临邑，则在今天茌平一带。《长清县志》十四卷，清康熙十一年刊率，雍正五年增刊（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岳之岭修订，徐继曾编纂。岳之岭是顺天府保定县人，贡生，康熙初年任长清知县。徐继曾字兆孟，号麟岩，长清县人，顺治甲午年拔贡。按长清地方志书，最初修于明万历乙未年，由知县李宗延聘请本县人董惟源编纂；到康熙壬子年，岳之岭又重修，执笔者是徐继曾，续补前志八十多年间的人物事迹，遇到有奇异传闻的事情，即使有几种说法并存，也不嫌琐碎。书中的标识、格式和行款分门别类，条理清楚，体例相当严谨。书后附有雍正五年李佺编纂的《续志》一卷，只有六页。书口和卷首都写作第十五卷，与前志的卷次相连接。考察长清，原是卢县的土地；隋代从长清镇析置县，宋代以来一直是济南府的属县。按其中古迹寺观的记载，碥磝城、灵岩寺都是本县名胜。碥磝城就是南北朝时期双方相持防守的要地。灵岩寺在县东南的方山，《水经注》所说的玉符山就是这里。李吉甫《十道图》把润州的栖霞寺、台州的国清寺、荆州的玉泉寺与灵岩寺并列为四绝。关于灵岩寺，按李兴祖撰写的《灵岩志》，这部志书采录了他的说法：金代时寺中有房屋三百多间，并且与泰安的天圣寨相连接，处在东平、益都之间；在那里驻兵，足以相互接应支援。考察这部志书，搜集失传的传闻和民间记载很多，但引用正史还不够完备。《德平县志》四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戴王缙修订，刘胤德编纂。戴王缙字绅黄，沧州人，康熙八年进士，第二年授任德平知县。刘胤德字孟寀，又字克滋，号默斋，德平人，顺治二年举人，第二年考中进士，任直隶盐山县知县，著有《默斋杂俎》二卷。按沿革，德平是汉代平原郡鬲县的土地，唐代设置县治。县境古代有鬲般，后来早已湮没成为田地，所以县也称鬲盘。按本志序言，县志创修于嘉靖甲寅年知县赵镈，万历丙午年知县王霖重修。这部志书由刘胤德依照前志校勘订正，考证史籍，只补入一两条而已。选举、人物两门所记唐代以前的人，大多没有明确的籍贯里居；艺文门所录内容冗杂泛滥、没有条理；至于文献事实，增补的也不多。《平原县志》二卷，明万历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刘思诚修撰，高知止编纂。思诚字克实，号定宇，直隶山海卫人；万历癸酉年被乡里推荐为举人，万历十五年任平原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济南府同知。知止字明甫，平原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阳曲知县，调补大名，后调长垣，因病归乡。考察平原，汉代为平原郡平原县，唐代以后属德州。此志依据邑人张蕙所撰的志稿重新编纂，分为建置、疆域、山泽、物产、风俗、民赋、祠祀、学校、人物、官师、名宦、杂志、艺文等门类，书首有分野、区界、城池三图。此志的分类编排，先建置后疆域，又把城池、市镇、邮舍归入疆域分别列条，把古迹、坊表、冢墓归入杂志分别列条，违背了方志的体例。后世续修邑志的人，常常讥评它分类失当。考察本志卷首所载高知止撰写的《述志》一文，其中说，他所确定的门类依据张蕙的前志，但又加以润色、增删，费尽苦心而使功效加倍。如今看来，此志体例并不纯正，记载也没有编纂方法。如果只是勉强调和、敷衍塞责，难道能把过错归咎于旧志体例的缺失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明代人修撰方志，大体沿袭前志所定的体例，往往只稍加变更，很少重新创立体例；这也是当时修志者的通病。《曲阜县志》六卷，明万历年间刊本，清康熙年间增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孔弘毅编纂修订。弘毅是曲阜人，孔子后裔，由廪生选拔考核后，授予世袭职衔，任曲阜知县。自从《阙里志》编成以后，曲阜一直没有县志，孔运同首先采用编年体例编纂地方掌故，有些像邑乘一类的著作。嘉靖年间，藩僚孔弘干，后来又有知县孔弘复，相继编纂邑志。此志由弘毅编成于万历癸亥年，不采用编年体例，分为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文献志四门，细目九十二项。只记载官府治理、建置、政事、田赋、户口，却不记孔氏、颜氏的事迹，以表示它与《阙里志》各有范围。康熙年间又增补万历癸亥年以后至康熙初年的事情，分别附列在各门之后。考察其中田赋的记载，孔氏享有轻粮待遇，而祭祀田地占有四千二百余顷，全县缴纳粮税的土地也只有五千一百余顷。曲阜一县的历史事实，除圣迹以外，几乎没有任何记载。《宁阳县志》八卷，首卷一卷，清康熙十一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刊本现存卷四至卷八；上海图书馆收藏抄本完整）。清代刘兴汉编纂修订。兴汉字干帷，汾阳县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初年任宁阳知县。宁阳在汉代是侯国，属泰山郡；隋、唐时为龚丘县，属鲁郡；金大定年间恢复为宁阳，属兖州府。元代属济宁路，明、清时属兖州府。县境有宁山，在县城北十八里，是本县的主山；县城在山南，所以取名宁阳。自元代邑令韩珪撰写《历代沿革记》以来，才开始有记载本县事务的著作。明万历初年，知县李贞延请本县进士王正容开始编纂县志并付梓，这是本县邑志的开端。此志由兴汉依据《李志》重新编纂，增补七十年间的事情。全志分为方域、建置、职官、赋役、选举、秩祀、人物、艺文八门，每门又分列子目。职官、选举都编有表格，但编年时没有标明年份，眉目也不清楚。艺文志不收墓碑，却说墓碑是子孙用来称颂祖父的文字，未必完全真实；然而它单独收录王筠的碑文，认为这是为了尊重孝道。如果墓碑不足以作为依据，那么王筠的墓碑为什么偏偏可以作为证据？这显然是自行破坏体例。并且此书在考订方面相当简略。三十年后，知县李温皋按照原书体例再次整理修订，引用资料进行考证，纠正和补充了许多缺误，《宁志》的体裁才开始趋于完备。《邹志》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刊本（天津人民图书馆收藏）。明代胡继先编纂修订。继先是四川汉州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授邹县知县，升任兵部车驾司主事，官至开封府知府。邹县是孟子的故里，秦代开始设置邹县，明代属兖州府。《邹志》的源流无法详细考察，考察本志胡继先的序文，其中说：“旧志由许守恩修撰，王一桢增补；既已分别考察疆域、搜集典故，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由此可知，万历以前已经有邑志。又据《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记载：嘉靖四年编修《邹县地理志》四卷，由戴光修撰，谢秉秀编纂。邹县志书的源流，大致可以考察到这里。此志增续王一桢志书之后十七年的史实，确定体例共分十四门。书中记载以叙述孟子事迹为多，记孟庙在城南约一里处，建于宋景祐四年。孟子墓在城东三十里的四基山西麓，荒芜已久；宋景祐年间，孔道辅任兖州官员时访得此墓，重新修建。考察此志仿照《阙里志》的体裁，主要记载孟氏事迹，是方志中另具一格的体裁。《泗水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二十四年刊本（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收藏）。

译明代尤应鲁修撰，乔允编纂。应鲁是晋江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二十一年任泗水知县。乔允是泗水县人，庠生，事迹不详。泗水志始修于明嘉靖三十年，主持者为邑令张祚；此志仍沿用《张志》的体例，续记四十年间的事情，并增订《张志》的缺误，汇编为方舆志、建置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灾祥志、牧政志七门。泗水古称卞国，又名锦川，秦代为泗水郡；汉代设置卞县，隋开皇年间改名泗水县，属兖州；元代并入曲阜，不久又恢复设置。泗水的发源处有泉林，是本县的名胜。春秋时期有卞庄子仲田，是卞地人，人物志因此专列世系一门。方舆志的图考部分有仲子祠图和历山舜庙图；艺文志收录元代孟从仕重修《舜宫记》，其中记载说：“县城南面八十里有历山，世代相传认为是帝舜耕作的地方；山旁有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都被指作遗迹。山的东面一里左右有祠庙，祠中有金大安元年重修碑；至于这座宫庙开始修建的日期，就无法考察了。”考察明代陆■〈釒弋〉《山东通志》所记舜耕历山的材料，一说在濮州，一说在冀州河东，一说在历城，最后认定濮州说为正确，始终没有一句提到泗水。后来贺逢吉根据孟子所说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撰写《帝舜历山辨》，认为诸冯就是泗水附近的诸冯村，以此驳斥陆■〈釒弋〉《通志》引用应劭、郑玄、皇甫谧等人、把濮州认作帝舜历山的说法，竭力辨明泗水历山才是正确地点。尤应鲁也依据这一说法撰写《历山考》，附载在本志艺文部分。因此，此志的图考、山川、古迹、祠祀等门类，对于帝舜历山的考证广泛引用各种材料，内容十分繁多。《东昌府志》五十卷，首卷一卷，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胡德琳修撰，周永年编纂。德琳是临桂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乾隆三十五年任东昌府知府，乾隆四十年离任，乾隆四十二年再次任职。永年字书昌，历城县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官至翰林院检讨。他天生好学，曾变卖家产经营藏书，共积书五万余卷，后来约同曲阜的桂馥，在历城修建借书园，开创了对外借书的先例；他一生虽好学，却没有著书。考察本志沿革，东昌在汉代属于东郡、鲁郡、清河、平原四郡的地域，唐代属于博州、魏州、贝州等州的地域。元代开始设置东昌路，明洪武年间改为东昌府，清代沿袭不变。此志修撰时，府下辖州县共十四个。府志始修于明永乐年间，万历二十八年王命爵又修成府志二十二卷。此志继承万历《王志》重新编纂。根据胡德琳序文说：“康熙五十年，孙元衡公想请卫园先生刘淇修志，因忧患离去而未能成功；后来金启洛公又修撰，稿本将成时离任，稿本也很快散失。”据此可知，此志是《万历志》以后第一部完成的著作。考察它的体例，卷首列有《总纪》一篇，杂取历代史实，所采多为琐碎小事；卷末又有《杂缀》一篇，实际上与《总纪》没有区别，而且所缀录的琐事更加繁多。这样的编法很没有条理。地理志所记载的山川，没有详细说明源流沿革；古迹、陵墓也没有引用资料进行考证，错误很多。只有经籍、金石两门，著录本郡人的著述和碑志文字较多，可以作为参考。《博平县志》五卷，清康熙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堵嶷编纂修订。嶷是汉阳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元年任博平知县。考察本志的纂修表，列为堵嶷重纂、进士张翕补修、教谕孔员昆校订，邑人张至善、傅学元负责采集。阅读此书可知，《堵志》实际上出自张翕之手，堵嶷只是加以重新订正而已。张翕是荏平人，又编纂过《荏平县志》。考察博平沿革，秦代为博陵县，汉代改名博平；唐、宋时受博州管辖，元、明以后成为东昌府属县。博平在南北朝以及金、宋时期都是划分边界的重要地区，地处兵家冲要，难免遭受战乱，因此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到了明正德年间，知县胡瑾才开始修撰八卷县志；万历辛卯年，知县华汝梅请邑人冯训再次重纂。此志仍沿用《冯志》旧本，并补记七十余年的事情。此书体例奇异，大量采用旧志原文，却不注明是引用旧志。它所记载的市井商贩、厕所、奴仆、走卒，很多人都戴缨帽、穿缃鞋，穿纱裙、细袴，完全是万历、隆庆年间的服饰风尚。道光年间杨祖宪修县志，也仍沿袭这种弊病，没有摆脱明代人的风气。直到光绪年间李维城修撰县志，才开始摆脱旧志的弊病。《冠县志》六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谈自省修撰，杜华先编纂。自省是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一带）丹徒县人，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万历三十三年任冠县知县。华先字孝卿，冠县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行人，官至湖南按察副使。冠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冠氏邑；晋国三分以后属魏，汉代为清渊县，西晋改名清泉；隋开皇六年从清泉县析置冠氏县，属魏州；元代升为冠州，明洪武二年改为冠县，属东昌府。嘉靖二十四年始修成五卷县志，记载简略，杜华先承接此事编成了这部志书。此志考订史实，上自三代，下至明代，分为星野建置志、山川城池志、公署祠祀志、秩官师儒风俗物产志、户口田赋马政志、人物选举貤封志、古迹志、艺文志八类。不过它的编例很没有纲领，都以“志”作为篇名，也不够妥当；但记载极少遗漏，是邑人赵光远广泛搜集编录而成的。《高唐州志》七卷，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金江编纂修订。江字孔殷，义乌县人，嘉靖年间任高唐州同知，曾仿效宋濂《浦阳人物记》的体例，撰写《义乌人物志》二卷。考察本志所述，《高唐州志》由天顺庚辰年学正卢瑞开始编成六卷，嘉靖壬午年知州王大化又编写《后志》二卷。此志是在前后二志基础上重新编纂的，分类为图四篇、表三篇、记二篇，志、述、传各一篇，总共六纲，共四十一目，另有附目十一项，体裁已经相当完备。考察它所叙述的高唐沿革，春秋时期是齐国城邑，其名称见于《左传》《孟子》，并散见于《史记》《汉书》以及辞赋家的著作。汉代为县，属平原郡；隋代改属博州；唐代曾改名崇武县，不久又恢复为高唐。五代梁时又改名鱼丘县，后晋改为齐城，后汉又恢复为高唐。元代升为州，下辖高唐、夏津、武城三县；明代撤销高唐县并入州，属东昌府。看它的编纂方法，铺陈叙述较多，却没有引用资料进行考证。所记州中的政务典章和历史事实，也缺少对史志的考察。高唐见于史书的故事很多，这部志书的采录为什么如此缺略呢？《青州志》十八卷，明嘉靖四十四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杜思修撰，冯惟讷编纂。思字子睿，鄞县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历任州县官十多年，升任青州知府，著有《考信编》七卷。惟讷字汝言，临朐县人，嘉靖十三年与兄惟重同榜中举，嘉靖十八年又同榜考中进士。授宜兴知县，调魏县，升任蒲州知州，历任扬州同知、松江督赋、陕西按察佥事、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他一生以著述为业，辑有《古诗纪》一百五十六卷、《古逸诗》一百三十卷，所著文章编为《冯光禄集》十卷。青州自隋、唐以来治所在益都，元代为益都路，明代为青州府，曾一度为山东布政司驻地。郡志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有锺羽正《青州风土志》四卷；《山东通志》记载曹珖有《青州考》，这些都完成于本志之前。此志修撰时，青州辖益都、淄川、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安邱、诸城十一州县。此书的编例，开头依例设《总记》上下两篇，统括记述一郡一千多年的事情；其次分为志、考、传、艺文，分别叙述所属州县，条理次序极有法度，当时被推为山左的名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今天流传的天一阁藏本，保存卷一至卷八、卷十二、卷十六、卷十八。北京图书馆所藏本缺卷十二和卷十五至卷十八，两部书合起来配合收藏，仍然不完整，这是令人遗憾的事。《颜山杂记》四卷，清康熙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孙廷铨编纂。廷铨字伯度，又字枚光，号沚亭，益都县长孝乡人，明崇祯庚辰年进士，入清后因荐举授河间府推官，升任吏部主事，历任内秘书院大学士，死后谥号文定。此志由廷铨记述家乡的山川、风土、物产、古迹、旧事和轶闻；因以长孝乡的颜山命名，所以称为《颜山杂记》。全书分为山谷、水泉、城市、官署、乡校、风土、岁时、长城考、物产、物暴、遗文等门类，书首没有凡例目录，书内分篇也杂乱无序，体裁较差；不过叙述一方事物时，细致周详，几乎没有遗漏。《四库全书提要·存目》著录此记说：“益都有颜神镇，地势险要，明代曾经建城设官来治理。”但此记自序说：“如今颜山上的古长城，是齐、楚两国的防塞。”《四库提要》认为它考订疏略。然而此记的《长城考》并非没有考据，明确断定城墙始建于战国，而《四库提要》却说它是明代的遗物。孙廷铨是明代人，难道会不能考证明代修筑城墙的事情吗？城池历代都有兴建，不能断定最后一次兴建的年代就是唯一正确的年代。否则，我国的长城只能说是明代修建的，难道不能说是战国、秦代的遗物吗？这就是《四库全书》不重视方志的一项证据。考察孙廷铨著有《沚亭删定文集》，其中有《颜山杂记手稿题辞》一文，但此文没有收入《颜山杂记》，而是这部志书刊成以后所作。《沚亭删定文集》刊成于此志刊行后二十多年，孙廷铨又重新编纂了两稿，但没有见到刻本。《乐安县志》二十卷，清康熙六年重刻明万历三十一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孟楠修撰，蒋奇镈编纂。楠字伯茂，大名府濬县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万历三十一年任乐安知县。奇镈是乐安县人，万历己卯科经魁。考察《乐安县志》，它最初创修于明成化年间，主持者为知县沈清；嘉靖丙午年，县人李舜臣又重新编纂。此志增补嘉靖旧志而成，邑人赵秉忠的序文说：“开始由张四维增订，由张孔思校正；至于删改润色并告成此事，则是蒋奇镈；综合办理、主持调度并交付刻版，则是邑令孟楠。”全书共二十门，每门开头都有小序，后面有论赞，卷前有四页地图。例如水利、土化、荒施、马政、物产、风俗、经术等门，都是采用考证体例，论述确切而典雅。沿革部分记载说：“乐安本是汉代千乘县，土地从广饶县分割出来。说到隋代以前，千乘与乐安的地域实际上容易混淆；说到隋代以后，千乘与广饶的地域有时又难以辨明。”然而根据瞿宣颖《方志考》，雍正年间山东《乐安县志》条下说：“乐安是西汉千乘郡的千乘县，但没有依据。《方舆纪要》则认为它是汉代齐郡的广饶县。” 清代胡朏明《禹贡锥指》也这样说：隋代把千乘县的县治迁到这里，唐代曾设置乘州，不久废除，金天眷年间改为现在的名称。瞿宣颖的说法，是依据乐安以及《雍正志》的建置记载；但考察本志所载《嘉靖志》李舜臣的序文说：“引用《水经注》中的《淄水注》说：淄水又向东北流经广饶县旧城南面，说是‘故城’，应当是因为另有新城。现在城北二十里以外有旧城遗址，这就是郦道元时代的广饶县城。然而又不知道它是不是千乘县，也不知道是不是乐安；所谓汉代千乘县，是黄河流入海口所在之县。”由此看来，乐安是汉代千乘县的地域，也未必没有根据。又考察此志的人物部分，开头记载欧阳生和儿宽，两人都是汉代千乘县人。欧阳生字和伯，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后来又传授给儿宽。儿宽再传给伏生的儿子世，世传给曾孙高，高传给儿子阳，阳传给儿地馀。地馀以中庶子的身份教授太子经书，世代担任博士；元帝时，地馀任侍中，受到皇帝宠幸，升至少府，死后皇帝赐钱一百万。后来他的儿子政任王莽的讲学大夫，从此《尚书》形成欧阳氏学派。乐安是欧阳氏《尚书》学派的发源地；到明代，孙整、阎宽、蒋旸、徐道、陈纶、李舜臣等儒者都以《尚书》学闻名于当时，他们也都是乐安人。《昌乐县志》八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天一阁收藏，现存卷一至卷三）。明代朱木编纂修订。木字守愚，常熟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嘉靖二十四年任昌乐知县。考察沿革，昌乐是汉代营陵县、北海郡的治所，隋、唐时为营丘，宋代才改名昌乐；明代属青州府。本县的事务，开始见载于邑人高凌云的《古青郡邑志三略》。朱木任知县后，于是命高凌云再次搜集旧事，自己加以取舍、删改，编成此志。全书总分八纲，文字简要，事实核实，义例严谨，因此昌乐一县的历史事实就大体齐备了。《临朐县志》四卷，明嘉靖三十一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王家士修撰，冯惟敏编纂。家士字汝希，河南光山县人；正德十一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任临朐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滦州知州，当时号称山东省的贤能县令。惟敏字汝行，临朐县人，嘉靖十六年举人，参加吏部选授后任直隶涞水知县，历任镇江府教授、保定府通判，退休后自号海浮山人。他所著诗文典雅而翔实，有《山堂词稿》四卷、《击■〈巩上木下〉余音》四卷。考察临朐沿革，春秋时期是齐国的骈邑，汉代名为临朐，属齐郡；东汉属齐国，晋代属东莞郡，南北朝时为昌国县。隋初改名逢山县，大业年间又恢复临朐之名，属北海郡。唐、宋时属青州，金代析置穆陵县，元代合并为益都，明代为临朐县，属青州府。考察现存的临朐县志，以此志最为古老。光绪十年知县姚延福修《临朐县志》的序文说此志已经亡佚，但《天一阁藏书目》却著录此志，怎么能说它不存在呢？考察此志编排，卷前有临朐县城内图和县境图。分类有四类：一是风土志，共十八目；二是官政志，共十目；三是人物志，共十二目；四是杂志，共八目。物产归入风土志。临朐在明代有银矿，富豪开采银矿，依仗财力和势力抗拒官府，有关官员无法追究处理。考察此志冯惟敏的序文说：“本县有三大祸害，显然很难治理。”所谓三大祸害，根据本志艺文志所载冯惟敏《矿硐议》，是矿徒、枪手和诡赋：矿徒依仗富豪的势力虐待矿工；枪手是护矿的士兵，他们的危害与矿徒相互勾结；诡赋则是富豪拒绝缴纳赋税。当时临朐设置护矿枪手一千八百名，矿工人数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必定比枪手多出数倍，由此可以知道明代临朐矿场的规模很大。《临朐编年录》七卷，清代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编纂者不详。现存的临朐县志，有嘉靖、康熙、乾隆、光绪各志，都是采用“志类”体例编纂的。此书采用编年体，而且没有见于著录。编年体方志始于明嘉靖年间，黄光升修《长兴县志》二卷、任德修《随州志》二卷；如今只有《任志》还保存着。考察此书，卷首先列出临朐两千多年来的县名，有骈邑、郱、昌国、盘阳、零武、逢山等名称。又列出疆域曾有一半涉及的地名，有朱虚、穆陵、西安、郚城、盖、琅玡。又列出传闻相近而有疑问的地名，有东阳、桑渎、臧马、虚水、朱阳、校。以下按编年记载，自黄帝元年至清雍正四年，共四千四百二十三年；关于本县沿革、建置、赋役、职官、选举、物产和杂事，都按年份插入记载，事情繁多的又加以注文。考察清代编年体志书，现存的只有此书。《安丘县志》二十八卷，明万历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卷一、卷七、卷十为抄本配补）。

译明代熊元修撰，马文炜编纂。元字子贞，光州人，万历十二年进士，次年授安丘县知县。文炜字仲韬，安丘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确山知县，历任德安、云梦、孝感知县，官至江西巡抚。著有《雁门集》一卷、《淮阳杂录》二卷。此志起初由邑人刘希孟执笔，未完成稿本；后来又请马文炜执笔，至万历己丑年编成。全书分为纪、考、表、传四纲，其中纪一篇、考十篇、表五篇、列传十二篇，每纲都有小序。总纪一篇叙述本县编年历史，体例恰当；又补列历代地理沿革、封建等表，综合考核，详细明晰，法度严整。只是人物传记细分为十二类，难免杂乱。不过明代人修撰方志，体例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实在难得。书末附有康熙《续志》二十五卷，由任周鼎修撰，王训编纂。大体依照前志体例，只删去了地理、封建、俷德三门。《四库全书提要》讥评说：“地理、封建，本来没有什么可以续写的；至于俷德，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危害全县。” 《诸城县志》十二卷，明万历三十一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刊本现存卷七至卷十二，上海图书馆收藏抄本完整）。明代王之臣修撰，陈烨编纂。之臣字任吾，陕西潼关卫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沾化知县，万历二十九年调任诸城知县。烨字光宇，诸城县人，嘉靖四十一年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升员外郎，出任同州知州、真定府知府、南京刑部郎中、延安府知府，官至陕西定边道兵备副使。考察本志沿革，诸城在春秋时期是莒、鲁两国的地域，战国时是齐国的下邑；秦代为琅玡郡治所，西汉至元魏时期为东武邑，直到隋代才称诸城，属高密郡。自唐代至元代都属密州，明洪武年间撤销密州，合并入诸城县，于是成为青州府所属县。又据凡例说：“永乐年间才有县志，只有几十页，所记仅为洪武及永乐初年的事情。到了嘉靖甲寅年，县教谕王应斗又编纂了一部，也有许多缺漏，当时的县令是唐山人祝天保。”此志陈烨采用嘉靖王应斗《志稿》的体例，关于建置沿革直到历代遗文，共有七十四篇，却没有总的纲领和目次；每篇都有序和跋，文辞典雅华饰，值得诵读。此书偏重文辞，对于事实却缺少考证。《登州府志》二十二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施闰章编纂。闰章字尚白，号愚山，宣城人，顺治六年进士，康熙己未年被召试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侍读，历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山东提督学政、按察佥事。此志是闰章任学政、按察佥事时编写的。闰章以诗文闻名当时，与宋琬并称“南施北宋”。宋琬也曾撰写《永平府志》，与闰章的《登州府志》并称为清初才士的杰出作品。考察其凡例说：“以《水经注》、杜氏《通典》、《齐乘》、《一统志》、《山东通志》为依据，再参照泰昌年间的旧府志。”由于当时嘉靖旧志已经亡佚，八个属邑的县志也不完备，记载难免有所缺漏。全书共二十二卷：第一卷星野、灾祥；第二卷沿革、疆域、形胜、山川；第三卷城池、公署；第四卷学官、祀典；第五卷武备；第六卷乡都、坊市、桥梁、宫室；第七卷古迹、陵墓、寺观；第八卷物产、风俗；第九卷户口、田地、赋役、驿传；第十卷兵事、海运；第十一卷封建、宦迹；第十二、十三卷职官；第十四、十五卷辟举、科贡、封荫、武弁；第十六、十七卷人物；第十八卷流寓、列女、仙释；第十九至二十一卷艺文；第二十二卷杂志。考察它的分目琐碎，体例不纯；所记典章制度、武备兵事以及关系本郡的大事，不是遗漏就是过于简略。只有古迹记载很多，但牵强附会的也多，而且往往是近百年以内的事情；因此把故家园亭、仙释碑碣等强行附会进去，尤其显得鄙陋杂乱。而施闰章在自序中说：“至于蓬莱三岛、蜃楼海市的景观，以及神仙之事的恍惚怪幻，这本来是骚人达士纵目驰心、临风自得的对象，不是志书所能全部记载的。”考察此书对琐事的记载如此泛滥，难道施闰章还担心没有记尽吗？不过，它也有长处，例如物产部分记载龙刍、方竹，登州如今已经没有了，却可以依靠此书记考。又如《通志》错误地把东海、祝其说成在府境之内，也依靠此书加以纠正。再看书中的序论各篇，文辞文雅，值得诵读，大概出自施闰章之手；但从体例来说颇显疏略，他自称曾与顾亭林讨论，恐怕未必确实。总评这部志书，它是骚人文士式的著作；至于成为卓然有成的史书体例，仍然没有达到。《蓬莱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高岗编纂修订。岗字仑侯，滦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六年任蓬莱知县。蓬莱靠山临海，一丘一壑，没有不高耸环抱的；万里澄澈的海波、丹崖仙境，都被史册称道。然而当地群山相连，都是光秃的山，不能生产物产，所以百姓以捕鱼为生。考察沿革，蓬莱起初是镇，隶属于黄县，唐代才设置县。过去没有邑志，有县志从这部志书开始。全书分为八纲、二十七目，是高岗所议定的体例，简明概括。但修志姓名表题作“蔡永华修”，怀疑其中有窜改混乱之处。此志乾隆年间有补刻本，原刻本如今很少见。《黄县志》十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李蕃编纂修订。蕃字锡征，通江人，举人，康熙九年任黄县知县。考察黄县建置，它是在唐先天年间从蓬莱县分出黄冠村而设置的县。明代以来一直是登州府的属县。考察此县志书的源流，根据乾隆年间知县袁中立修县志的序文说：“始创于嘉靖辛丑年知县贾璋，崇祯庚辰年知县任中麟第一次修订，康熙癸丑年知县李蕃第二次修订。”李蕃所修的志书就是此志。根据李蕃在本志序中所说：“同僚豫章肃子介庵、关中姚子瑞石，以及学博张子袭弼，共同商议斟酌。”所以此志并非李蕃一人完成。查看书中的分纂署名，还有范廷凤、门可荣、王一较等人。黄县的明代志书如今已经不存在，现存的以此本最古，而且流传本极少。此书对风俗和乡都的记载较为详细。风俗部分说黄县百姓的生计只靠贸易，妇女尤其勤于纺织。乡都部分记载县内有四都，莱都极小，把几个小社合起来，还不到其他都一个大社的规模。乾都、卢都、平都也有小社，不及大社一个甲的规模。由此可以考察清初乡里制度：都以下设社，社以下分甲。这类记载，是考察古代乡里制度的极好材料。《福山县志》八卷，明万历四十六年刊本（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明代宋大奎修撰，郭如泰编纂。大奎是陕西延长县人，贡生，历任获嘉知县、武定知州，万历四十三年调任福山知县。如泰是福山县人，儒学生。此志由如泰编排，刘弘任负责删订，郭尔郊负责校正。全书分为地里、建置、贡赋、职官、宦绩、人物、恩纶、文翰、杂志九门，子目共七十二项，体裁还算简明核实。考察其沿革记载说：“福山在春秋时期属齐郡，汉代是东莱县的两水镇，因为清洋、大姑两条河在左边汇合而得名。直到金阜昌二年才设置为县，隶属登州，取西北境内的福山作为县名。”福山是本县的主山，山中有许多名胜，金代刘豫曾登临，把它看作福地，于是称为福山，又用来命名县名。燕台在县城南面，在古代就是著名的胜地。《招远县志》十二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张作砺修撰，张凤羽编纂。作砺于顺治十七年任招远知县。凤羽是招远县人，事迹都不详。招远原来是掖县的罗峰镇，金天会二年才从掖县析出土地设置县，属莱州。明初登州升为府，于是把莱州的招远、莱阳划归登州管辖。此本县志是首次创修的，取郡志、州志中涉及本县事务的内容，辑录成篇，却没有广泛采集资料进行考证。全书分为星野、山川、学宫、风俗、物产、赋役、职官、科贡、人物、艺文等门类。招远是海滨偏僻县邑，记载没有多少。这部志书的原刻本如今留存极少。流行的版本是道光二十六年重刻本。《莱州府志》八卷，明万历三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龙文明修纂，赵耀、董基编纂。龙文明是江西永新县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二十七年任莱州府知府。赵耀字见田，掖县人，隆庆五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历任官职至河南提学佥事、浙江提学副使、山西参政、阳和按察使、巡抚辽东右佥都御史。他编有《古文隽》一书。董基是掖县人，万历八年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南京礼部主事，升任员外郎、南京光禄寺少卿。莱州设置州治始于唐代，明代升为府，统辖五县二州，即掖县、平度、潍州、昌邑、胶州、高密、即墨。府志创修于明嘉靖乙未年，由郡人毛文简编纂；这部志书是在《毛志》之后重新编纂的。书首列《考异》；卷一列图九幅、表三篇；卷二至卷八，从《星野》到《艺文》，共五十三篇，没有统摄全书的大纲和总目。卷二《山水》附有《海运考》一篇，记载海运始于元初，从平江刘家港出海；卷五列《帝迹》《贤哲》二篇。《帝迹》记载汉孝武帝刘彻最初在此受封为胶东王，七年后立为皇太子，又过三年即皇帝位。又记蜀昭烈帝刘备，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汉献帝时任密丞，后来在蜀地称帝。这一篇只记载两位皇帝，不过寥寥数十字而已。《贤哲》记载吕祖谦是东莱人；除吕祖谦外，又记周治长、郑玄，都没有采用传记体例，记述散漫而没有法度。《艺文志》收录的，多数是吕祖谦的文章以及有关记载吕氏家世的文章。按照这部志书的体例和文笔，还不能达到尽善尽美；原刻本如今所存已经很少。民国二十八年，赵耀的第十三世孙赵琪用铅字重印，首页有吴佩孚题写的书名“重刊万历莱州府志”。《潍县志》九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王珍修纂，陈调元编纂。王珍是陕西临潼县人，举人，康熙十一年任潍县知县。陈调元字巽甫，号鸥盟，潍县人，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授任宁津知县，因剿灭盗贼有功，升任刑科给事中。入清后任行人司司正，随即退休归乡。《潍县志》始修于明万历癸酉年，由邑人刘廷锡编纂。考察本志刘应节的序文说：“旧时已有志书，但年代久远，漫漶得无法阅读。”由此可知，万历以前已经有志书。这部志书是在陈调元闲居乡里时编纂的，体裁完全依照《万历志》；续记的是从万历癸酉到康熙壬子年间的事情，癸酉以前增补的内容极少。志中引用古事，广泛涉及齐国的事情，其中很多是牵强附会。此书第九卷题为《续潍县志》，实际是《列女志》；因为旧志没有设置这一门类，所以题作《续志》，从体例上说很不恰当。既然这部志书是重新编纂的，只是沿用了旧志体例，就不应以“续志”作为篇名。考察潍县设置治所的沿革，始于隋开皇年间设置潍州；明洪武年间降为县，隶属莱州府，清代沿袭不变。县城东北有潍水，源出琅玡山的箕屋，向东流经县境，曲折流入海中；潍水成为潍县的襟带，县名也因此而得。《昌邑县志》八卷，清康熙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党丕禄修纂，李肇林编纂。党丕禄字秀钟，陕西郃阳县人，举人，顺治十四年任昌邑知县。李肇林是昌邑人，贡生，任夏津县训导。按沿革，昌邑是汉代北海郡都昌县的地域，宋建隆年间才改名为昌邑。现今可考的县志，始于明万历戊寅年知县侯鹤龄的初修；这部志书由李肇林与邑人杨炅共同编纂，完成于顺治辛丑年。卷前有党丕禄和邑人于沛霖的两篇序文。党丕禄序中说：“杨先生多记往事，谈论上下数十年的遗踪旧迹，清楚得如同眉毛排列；又拿出所收藏的一篇残缺志稿，其中有很多亲手记录。”据这段话看，这部志书是改编杨炅私人志稿而成的，而杨炅的志稿完成于明代。这部志书大体沿用旧例，例如涉及明朝以及“君”“国”等字样时，仍然顶格书写。所记忠臣、孝子、烈女中，有许多人是忠于明朝的。《艺文》多选录明人著述，清人著述只收了几首八景诗，编纂者颇有民族气节。全书体例分为八门，但子目的归属并不完全妥当；《天文》一门所细分的子目，多是强行附会。全书篇幅简短，记载的史实不多。《胶州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孙蕴韬修纂，高国槱编纂。孙蕴韬是汉军正红旗人，以官生身份任官，康熙十九年任胶州知州。高国槱是胶州人，生员。按沿革，胶地古代是介国，自春秋鲁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觐见，才开始隶属中原。它在《春秋传注》中记作“计”“介”“介根”，都是胶地的古名。秦代称黔陬，汉代称计亓；从魏、晋直到隋、唐、五代，又恢复称黔陬；宋代改为胶西县。金代分设三镇，称梁乡、张仓、陈邨；元代开始设置胶州，统辖三县，即胶西、高密、即墨；明代裁撤胶西县，胶州隶属莱州府，清代沿袭不变。明万历十九年，知州余邦辅延请郡人赵慎始编纂州志；康熙十三年，孙蕴韬又完成这部志书。此书的采集、推求和斟酌都出自高国槱一人之手；对古代事迹搜集广博，在取舍和考核方面还算严密审慎。《人物志》收录董仲舒、费直、庸谭、张敞，均说是胶州人，但考证引用仍不够确实；例如土贡和物产，不是胶州所产的也滥加收录，免不了有虚构失实之处。志书完成后，张谦宜撰作《州志别本》，订正其中的错误，可以说有能力纠正它浮泛滥载的弊病。《即墨志》十卷，明万历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许铤修纂，杜为栋编纂。许铤号静峰，武清县人，万历二年中进士，六年任即墨知县。杜为栋是祥符县人，举人，万历六年任即墨教谕，升任陕西洛南知县。即墨志的来历无法详细考知。考察本志杜为栋序文说：“原先有人撰作《墨志》，旧本无法考见；流传到今天的稿本，是范周、解孙的手笔，现在这部志书大多因袭它。”由此可知，编纂这部志书时，仍有范周的志书，杜为栋因袭它编成新志，分门编纂者有周都。全书分地理、建置、田赋、户口、秩祀、官师、选举、人物、杂志、艺文十门，子目共六十四个。按即墨的沿革，它是周代的夷国，春秋时并入齐国，称为即墨；隋开皇十六年设置即墨县；唐、宋以来名称没有改变。这里三面临海，西边有伏马按，北至灵峰，二劳山拱卫南方，天柱山维系东方，地势险要，形胜优越。今天的青岛是县境内的一座岛，距县治一百里，自明代以来就是海防和通商之地。本志序文说：“即墨道路上车毂相撞，行人肩膀相摩。”可见明代已经是繁盛拥挤的海市；本志《杂志》《艺文》两篇记载得很详细。《武定州志》二卷，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刘佃修纂，刘继先编纂。刘佃是安福县人，嘉靖二十三年中进士，官至武定知州。刘继先字敬虚，武定人，嘉靖辛卯年举人。武定在汉代是乐安国，唐代设置棣州；明永乐初年因避讳改为乐安州，宣德年间平定高煦，因表彰功劳改名为武定，隶属济南府，统辖阳信、海丰、乐陵、商河四县。这部志书是州志的首次创修，体裁非常好，搜寻隐微、揭示幽深，事迹记载灿然。万历年间邢侗重修州志，称它为文献的宗本。《阳信县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一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周虔森修纂，张璥编纂。周虔森字天予，武进县人，由捐纳贡生出任阳信知县。张璥字霞城，阳信县人，拔贡，任广东潮州府海阳县知县，在任六年，因父母年老请求归乡，年仅四十三岁；著有《怀归集》《岵吟集》。阳信县隶属乐陵郡，本志考述沿革，认为这里是汉代厌次县的地域。县志创修于明嘉靖十一年知县徐九皋，万历十三年知县朱大纪再次修订；这部志书承袭《朱志》重新编纂。全书分类共十门，编次把《天文》排在《沿革》之后，把《岁时》附在《典礼》之后，把《风俗》附在《户口》之后。乾隆《阳信县志》的凡例认为这种安排不妥。像这样的编次，在明人修撰的州县志中曾经见过；这部志书只是沿袭旧志体例。《艺文志》收录周虔森《驱■〈虫予〉蚊文》一篇；■〈虫予〉蚊是危害禾苗的虫，是庄稼的蛀虫，古代县令创议并引导百姓除虫，这篇文章很难得。考察这部志书虽然采录繁多，却把东方朔说成厌次人；既然认定他是厌次人，却不进一步搜集他的事迹，免不了有疏漏的问题。《乐陵县志》八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郝献明修纂，胡岳立编纂。郝献明是万全卫人，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十五年任乐陵县知县。胡岳立字万仞，慈溪县人，与郝献明同年中举。游历华山道，经过乐陵，郝献明留他修撰县志。按沿革，乐陵设置县治始于汉代，起初隶属平原郡；东汉建安年间设置乐陵郡，乐陵县隶属该郡。晋代将郡治迁到厌次，改为乐陵国。刘宋将国改为郡，隋代废除该郡，县隶属渤海郡。唐初隶属棣州，后来隶属沧州；武德四年析饶安地设置鬲津县，贞观元年撤省。宋熙宁年间将治所迁到咸平镇，明洪武年间又迁到富平镇，就是今天的县治所在地。县志始修于万历辛丑年知县王登庸。这部志书承袭《王志》重新编纂，全书总分六门，因为体裁过于简略而不够详尽；只有山川名胜、景物遗迹的大观记载得很完备。户口的繁衍、生息以及土壤的黑、赤等情况也都有记载。叙述乡、都的分区和名称，仍采用明洪武初年的制度。这部志书记载县境分为东西南北四路，每路又分为若干约，每约再辖若干庄，这是县境划分和治理的制度，与清初其他县有所不同。《肥城县志》二卷，清康熙十一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尹任修纂，尹足法编纂。尹任是枣强县人，顺治十八年中进士，授任肥城知县。尹足法是肥城人，举人，历任麻阳、永明知县。按照旧序，这部志书始修于隆庆壬申年知县顾庭，由邑人巡抚河南右副都御史李邦珍编纂。这部志书承接它重新编纂，完成于康熙壬子年。全书分上下两篇，篇下分目杂乱，没有条理。肥城位于泰、岱、济、汶之间，农业物产丰富，尤其盛产桃子，味道鲜美；其中以惟吕、凤山、因留诸乡所产的最好。这部志书的《物产门》却只记述产桃，疏略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不解。《东阿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四年刊本（嘉兴市图书馆收藏）。清代刘沛先编纂修订。刘沛先是四川阆中县人，举人，康熙初年任东阿知县。按东阿县沿革，这里古代是东阿、榖城二县的地域；北齐撤省穀城县，改为镇，隶属东阿；明初把县治迁到穀城县。县所辖的安平镇，另一个名称是张秋，元代称景德镇，商贾云集，比县治更为重要。《寰宇记》记载：“阿胶贡品出自阿井。”阿井就在这个镇。按照旧序，邑志始修于明弘治庚申年知县秦民望，万历壬午年知县朱德载重修，由邑人于慎行编纂，体裁颇为完备。这部志书刘沛先在序文中说：“这部书在海内被视为信史，确实使洛阳的纸张因此涨价。”可惜《朱志》没有流传下来；这部志书仍然依照它的体例，列为四表八志，从《方域》到《艺文》共十二类，都是刘沛先亲笔编纂的。康熙五十四年郑廷瑾修县志的序文说：“为《刘志》校勘的，有李居易、王吉臣。”查阅郑廷瑾的志书，仍以万历原版为基础再作增补；每类的小序都采用万历志原文，文辞典雅，是于慎言所作。于慎言文章极为精妙，当时很受推重，著有《冲白斋存稿》。《单县志》二卷，明隆庆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夏维藩编纂修订。夏维藩是直棣故城县人，隆庆初年任单县知县。按沿革，单县是春秋时单父的封邑；汉代设置单父县，隶属山阳郡；刘宋改名离狐，齐代撤废，隋代恢复设置单父县；唐末朱全忠改为辉州，五代后唐同光二年改为单州，宋、元沿袭不变，明代降为县。单县过去没有邑志，夏维藩任单县官时，得到邑绅惠鉴家收藏的县志稿，于是与同年好友潘春楼及邑人周卫阳一起增删繁简，并补充近事编成此书。全书分为《舆地考》《建置纪》《学校纪》《田赋考》《官师表》《选举表》《孝烈传》七门，共四十二目。体例简略，只记载一县的大概情况而已。《巨野县志》十卷，明天启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现存卷三至卷十）。明代吕鹏云、方时化编纂修订。吕鹏云号溟南，直棣东明县人；明万历四十四年中进士，授任巨野知县，官至御史。方时化是歙县人，举人，天启初年任巨野知县。按旧序，《巨野县志》始修于嘉靖丙午年知县江廷藻，万历庚寅年知县殷如孝重修。这部志书由吕鹏云增补续写前志万历庚寅年以后三十多年的事情，编成稿本，准备奉召北上。方时化任县令时取来这部成稿，保留其大体纲要，加以删削润色，于天启癸亥年刻成。考察此书，卷前有天启三年吕鹏云和方时化的两篇序文；书内分《方舆》《山川》《建置》《食货》《学校》《秩祀》《职官》《口碑》《选举》《人物》《列女》《艺文》《金石》《风俗》《杂稽》十五门。《职官》《口碑》《选举》中，间有崇祯年间的补刻版。《口碑》是记载官员政绩的传记，命名颇为偏好奇诡。《风俗》详细记载礼俗、人情、饮食、节令和民事，因此可以据此考察明代巨野人民的风俗习惯。按巨野的沿革，它是春秋时鲁国的武城县，是曾子出生、子游任县宰的地方。鲁哀公十四年春，孔子在这里西行狩猎获得麒麟，孔子前去观看，说：“这是麒麟，它为什么来到这里呢？” 于是孔子哭泣叹息，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部志书在《古迹》中记载，县境内有获麟塚、麒麟台、瑞嶙寺等名胜古迹。《郓城县志》八卷，明崇桢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米嘉穗编纂修订。米嘉穗字大年，福建邵武县人，举人，崇祯四年任郓城知县，任期届满后调任德平县。郓城是汉代廪丘县的地域；隋开皇年间在这里设置郓州，郭县称郓城；唐代沿袭不变，但把州治迁到须昌，统辖五县，郓城是其中之一。明代郓城隶属济宁州、兖州府。本志序文说：“听说正德初年有一个野人留下的书，概略记载郓城的事情；后来赵若唐沿用它，稍加删改汇编成一册。又过三十年，即隆庆元年，知县王敬延请邑人侯祁、张镐等再次修订，编成二卷。”赵若唐编纂的志书，见于《天一阁书目》，是知县马奇于嘉靖十九年修成的。这部志书由米嘉穗主持辑录，邑人李瓒、赵栩然、刘附衮、孙鲸等分署协助编纂。书中的体例还算得当，详略和取舍合宜。所记风俗民情相当详细完备。《灾祥篇》详细记载天启二年闻香教徐鸿儒进入城中的事情，可以作为史传的佐证。闻香教就是白莲教。《兖州府曹县志》十八卷，清康熙五十五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郭道生编纂修订。郭道生是汉军镶白旗人，康熙五十三年任曹县知县。按照旧序所说：“《曹县志》始修于明弘治年间的知县邹鲁，嘉靖己亥年知县隆文良又修订，万历庚寅年知县钱达道又修订，崇祯庚辰年知县郭万象又修订；康熙壬子年知县门可荣又修订，康熙乙丑年知县朱琦又修订。”这部志书完成于康熙丙申年，仍然沿用康熙乙丑年志书的体例，全书共十五门，子目一百一十个。康熙一朝曾三次反复修纂，但内容仍有许多遗漏，且夹杂猥琐怪诞、荒诞不经的事情。志书《杂记》记载：“本县产一种孝女麦，迎春时萌生，一夜之间结实，大约四五颗；有时出现在门闾上，有时生在瓦釜中。得到它的人把它当作吉祥的征兆献上，于是将这种麦荐祭于孝女祠。”考察曹县沿革，唐、宋以来本是曹州附郭的济阴县，洪武初年因水患将县治迁到安陵，后来又迁到磐石镇；于是改州为曹县，隶属兖州府。正统十一年又在原来的乘民地设置曹州，曹县隶属于曹州。这部志书称《兖州府曹县志》，采用的是明初制度。《定陶县志》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清顺治十二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清代赵国林编纂修订。赵国林是会稽人，籍贯登记在河间，贡生，顺治十一年任定陶知县。按照旧序，邑志始修于嘉靖四十四年知县唐桐，万历七年知县黎邦国修订，万历二十年知县陈以见又修订，万历二十六年知县杨克顺续修。这部志书承接万历《杨志》重新编纂，全书分为《封域志》《建置志》《田赋志》《官师志》《人物志》《选举志》《杂稽志》《艺文志》八门。《建置》由李复泰编纂，《人物》由李盛编纂，《杂稽》《艺文》由张彦士编纂。赵国林编纂其余部分，总集成书，分为八卷；卷首列《条议》，卷末记载诰敕。把诰敕列在后面，后来的修志者常常议论其编次失当；但清初修撰的志书，对诰敕的编排并不严格遵守固定格式，后来修志者才必定把诰敕列在书首。考察这部志书，条例简明，记述核实，大概出自多人之手，文辞无法统一。又过分铺陈古代事实，有重复叠沓之处。定陶是秦、汉时期的旧县，唐贞观年间曾并入济阴，宋代恢复设置，此后成为曹州所属县。按本志《建置》所载，尧帝曾居住于此，所以称为陶唐。恐怕并不是这样。又说范蠡居住在陶地，称为陶朱公，也不对。大概这里在战国时期是齐、赵、梁、宋四国交通冲要，又是通商的重要地方。《濮州志》六卷，明万历四十年刊本的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李先芳编纂。李先芳字伯承，别号北山野史，濮州人；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选任新喻知县，官至亳州同知。他以诗文闻名，当时与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吴维岳等人以文章诗词相交；李攀龙、王世贞创立诗社，李先芳也参加其中。按沿革，濮州古代是颛顼的都城，也是虞舜居住过的地方。唐代设置濮阳郡，治所在鄄城，濮州之名从此开始。明正统戊辰年黄河在这里决口，全州淹没；景泰辛未年知州毛晟将郡治迁到王村，就是今天的治所。嘉靖癸未年知州张实延请郑韍、文度编纂州志，濮州有志书从此开始。这部志书是李先芳私自辑录的志书，万历九年编成，过了三十年才刊行。全书确定为四十五门，编排次序颇为散乱；所叙疆域和沿革，间或有很多错误。清代叶圭绶的《续山东考古录》为它订正了许多错误。《嘉祥县志》六卷，清顺治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张太升修纂，董方大编纂。张太升字霁旭，辽东人；顺治五年任嘉祥知县。董方大字集之，嘉祥县人，拔贡。嘉祥旧时是任县、巨野二县的地域；金皇统年间，才在巨野的山口镇设置县治，因获麟的故事而取名嘉祥。巨野县志也记载鲁哀公获麟的事情，实际上二事发生在同一地方。嘉祥过去有很多古迹，最著名的是汉代武氏祠石刻。县志在明万历年间由知县龚仲敏创修，但书没有流传下来。这部志书是继《龚志》而作。志书分类有《方舆志》，分七目；《建置志》，分十二目；《食货志》，分九目；《祀典志》，分二目；表六篇；传七篇；附传二篇；《艺文》分上下两篇。编排和缀辑颇具完整体例。《夏津县志》五卷，明嘉靖十九年刊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易时中编纂修订。易时中字嘉会，号愧虚，福建晋江县人；精通《易》学，通晓天文，以举人身份授任东流县教谕，嘉靖十五年升任夏津知县，在任四年后调任顺天府推官，因奉养老亲而归乡。《明史·儒林传》有他的传记。考察此志，是易时中与县教谕王琳以及县中弟子员共同讨论编成的；编纂体例则由县中生员张翰弼订定。书成于嘉靖庚子年，共二册五卷。上册有《地理志》《食货志》《官师志》《公署志》《学校志》《选举志》《惠政志》《祀典志》《修武志》，下册有《名宦志》《人物志》《灾异志》《艺文志》《杂志》。地理志的《星土篇》由易时中撰写，用分星定位的方法考察夏津沿革，认为夏津是古代兖州的地域，以此证明前代《史记》《汉书》说夏津隶属冀州是错误的。历来的地方志作者往往用考据确定沿革，却不知道天上的分星位置是固定的：它依据天象确定位置，并不会随着地理沿革的变化而改变。分星定位是古代天文学的度数界限，犹如今天的经纬线，万古以来不会有丝毫改变。我国关于分星的学说，见于《周礼》保章氏以星土辨别九州地域的记载；凡是分封的封域，都各有相应的分星。后世的舆地学家，如晋代裴秀，曾用“垂象立制”来证明《禹贡》的九州。方志家考证郡县沿革，虽然详细考察古代事实，却不涉及占验；即使广泛引用旁证来供人谈论，也只能用于实际考证，与天象完全没有关系。清人傅鸾翔所著《地舆之学须通天文说》中说：“舆地志所记，古今沿革多次不同，疆域的广狭多次变化，山水的名称多次更改，城市村镇的兴衰没有定数，宫府和职官的废立也没有常规；只有天文的度数界限，固定地延续万古而不会改变。”（见《沅湘通艺录》卷五。）天文分野之学，自魏晋以后历代争论纷纷，却从来没有把占验用于地理沿革之学。明代人又喜欢谈论占验；这部志书中，易时中首先以星土确定夏津沿革，创立了这一成例。但后来修志者，又极少用星土占验来考察沿革的迁变。●卷六 ○江苏 长兴　陈光贻学 《江苏省备志稿》六十三卷，卷首一卷，民国修订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