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明代赵廷瑞纂修。廷瑞号洪洋，开州人，正德六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陕西编纂通志，开始于明成化乙未年马钧阳任巡抚时；马钧阳命按察副使伍天锡编纂三十卷通志。伍天锡在陕西任督学时间最长，他所编的志书很称详尽。后来廷瑞任陕西巡抚，曾与豁田人马理谈到续修省志，马理便推荐他的朋友吕泾野与自己共同任事，于是本志得到马、吕二人的撰述。过了几个月，吕泾野因服丧回乡，不久患病去世；因此本志大多出自马理之手。本志分为四门：土地、文献、民物、政事，下分二十八个目。订正古代记载，考证当今情况，详略都很恰当；所引用的书籍有一百三十多种。书中间有案语，用来参照不同记载，均属典雅严谨、具有参考价值的文字，附注也很详细，是明代通志中记载较为详备的一部。陕西的沿革是：按《禹贡》，这里是雍州之地；周代是王畿，周室东迁以后属于秦；秦都咸阳，到了秦始皇时，以京师地区为内史，同时设置上郡、汉中等郡。项羽把汉中封为汉国，又将秦地分为雍、塞、翟三国。汉代恢复设置内史，后来改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合称三辅。设置司隶校尉统辖三辅，又把上郡、朔方、西河等郡划归并州，汉中郡划归益州。东汉迁都洛阳后，把三辅划归司隶，其他各郡仍依旧。建安十八年撤销司隶，设置雍州。三国时属魏，仍称雍州。西晋时分属雍、梁二州；后魏仍设雍州，后来又分置洛、岐、华、夏、北华等州。后来攻克梁州，又分置东益、东夏等州。隋代营建新都，把雍州改为京兆尹，又改置冯翊、扶风等郡。唐代仍以隋都为都城，分置关内道和山南道。宋初称陕西路，后来分为永兴军路，并兼属秦凤、利州、京西、河东四路。南宋时陕西归金，金分为京兆、凤翔、鄜延等路。元代改置陕西行中书省，治所在奉元路，辖奉元等四路、凤翔等五府、邠州等二十七州、属州十二个。其范围从陕西到汉中，又向西南延伸至四川、山西各州之地；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全省，以及甘肃平番县以南、四川茂县以西、汉源县以北的地区。明代设置陕西布政使司，其辖域比元代小，即今天的陕西全省以及甘肃的一部分。现存的陕西省志，有宋代程大昌的《雍录》、明代何景明嘉靖年间的《雍大录》、李应祥万历年间的《雍胜略》。通志则以这部书为最早创修的；此后万历年间汪道亨修《通志》三十五卷，清康熙六年贾汉复修《通志》三十二卷，这些都是陕西与甘肃尚未分省以前的志书。《咸宁县志》八卷，清康熙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黄家鼎纂修。家鼎是颖上人，拔贡，康熙元年任咸宁县知县。咸宁是西安府的附郭县，汉、唐时期都属于京畿以内，县名多次变更，曾称芷阳、灞陵、南陵、杜陵、万年、大兴，到唐天宝年间才定名为咸宁。县志由陈北海最先创修，但其书已经失传，无法考查。现存各志中，这部志书最早。本书分为星舆、建置、田赋、官礼、选举、人物、古迹、杂志、艺文九门，共九十九目。对于城府宫室的宏伟华丽、市井风俗的繁盛情况，记载非常详细。古迹部分记载宫殿、陵墓、寺观、石刻，考证颇为完备。全书编排次序也符合体裁。本书由县人陈大经、杨生芝等采集编纂，再经黄家鼎删削汇总而成。《咸阳县新志》二卷，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有旧抄本）。明代张应诏纂。应诏别号渭溪渔人，咸阳县人；隆庆元年贡生，万历元年举人，历任贵州道监察御史、湖广按察司佥事。咸阳是周、秦、西汉、隋、唐的建都之地，往事长期记载在宋敏求的《长安志》中。咸阳县何时开始有专志，已经无法详细考查。考察本志，张应诏的序文说：“旧志自弘治甲寅年县令赵君琏托长安吉中舍编纂。前一年学宪汉城余公渡过渭水，查阅旧志，认为内容简略，便把续修的任务交给我。县令晋盂樊君也经常诚恳地嘱托我，经过三年才完成稿本；但草创虽然大致具备，至于修饰润色，私下仍觉得很惭愧。今年西安少府兰阳李公（梦麟）到任主管县政，便索取前稿核对，并督促刊刻。”这就是张应诏叙述咸阳县志开始修纂、完成并刻印的经过。考察本志所署撰写者，题为张应诏撰，咸阳县丞汤化督刻，却没有署知县姓名，因此这是张应诏私自编纂的书。本书体例分为前、后两卷。前卷分地理志，记山水、古迹、景致；建置志，记行署、里分、递铺、河岸。祠祀志不分目。田赋志附载物产。里俗志、官师志都不分目。人物志附载选举。乡耆志不分目。后卷分文籍志、纪事志，也都不分目。它以“志”为总纲，有些部分不分子目；有时把相连的子目合为一纲，结果内容并不相类，违背了体例。但它补正旧志的缺漏和错误很多，在采集、考订方面颇费功夫。《咸阳志》四卷，清顺治十四年刊本，康熙四十四年补刊（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江山秀纂修，张枚增补。山秀字子玉，顺天府玉田县人，举人，顺治八年任咸阳县知县，十二年升任江南镇江府同知。张枚字卜公，太平县人，举人，康熙四十二年任咸阳县知县。张枚曾编纂《太平县志》，体例颇为完备，世人称为名著。江山秀任咸阳知县时修纂《咸阳志》四卷，于顺治九年编成。全书总分四类，体制严谨。后来县令萧如蕙、黄中璜先后修补，至顺治十四年刻成。到康熙四十二年张枚任县令时，仍依照旧志四纲，增补顺治十四年以后的事情，并把补刻的版片附在旧志各类之后。阅读此志，其对建置、古迹、帝系、陵墓等门类记载尤其详细；书后设“杂记”一门，所记汉、唐故事虽然琐碎，却能注明出自哪部书，分条作注，很符合史书体例。

译《咸阳乡土志》，不分卷，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书没有署撰写人。书首有峪上老渔的题记说：“这册是清末各县编纂乡土志书稿中的一种，辛亥革命以后散失于民间。这部志书是癸亥年春天在西安买到的。”考察可知，这份稿本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还藏有抄本；峪上老渔究竟是什么人，不详。按题记的语气看，似乎是清朝遗臣。本书分为历史、政绩、教育、实业、地理、古迹、陵墓、桥梁、山水、道路、物产、商务等门类，没有序跋；记载事实不按年月编排，体例和文辞也都很草率。《临潼县志》八卷，清康熙四十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赵于京纂修。于京字香坡，济南历城县人，举人，康熙三十七年任临潼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归绥知州。临潼是陕西的名县，明嘉靖年间县训导樊玠和县人尚书武之望开始编纂县志；后来万历年间知县王联芳、清顺治年间知县马良史都曾重修，但都简略而不完备。本志是赵于京任县令时先起草星野、建置、山川、古迹诸篇，后来又经县人张潜谷、申若山、张弘璧等采集编成，并聘请郃阳人康乃心校订，分为星野、建置、山川、古迹、祠祀、赋役、官师、选举、人物、风俗、祥异、杂志、艺文十三门。书后附《华清志》，华清是开元年间修建的宫殿。书中把大历、元和以来有关题咏华清宫的诗文大体全部收录。卷前有图十六幅，其中有骊山古图、华清宫图。《蓝田县志》四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雍正八年增刊（北京图书馆藏）。清代郭显贤修，杨呈藻纂，李元昇增纂。显贤字天孙，淛海人，顺治年间任蓝田知县。呈藻字澹园，金明县人。元升字东■〈日上永下〉，雍正年间任蓝田知县。考察本志关于建置沿革的记载说：“蓝田自秦献公开始设置县，因为山中出产美玉，所以以‘蓝’命名。到晋代改称青泥城，大概是因为当地蓝色土壤很多，因而得名。宋代又改称峣柳城，因为它面对峣山，山上柳树很多，所以这样命名。后周设置郡，又恢复蓝田之名，辖玉山、白鹿二县；宋代撤郡改县，仍名蓝田，历经元、明两代没有再改。”该县的沿革就是这样。考察县志的编纂情况，明弘治年间已经开始修志，隆庆、万历年间都曾重修。本志承接万历年间的志书，于顺治十七年完成；雍正八年，李元昇又据原书增补。本书编例是：卷前有星野图、玉玺图、县治图、文庙图；所分志类有星象、山川、风俗、疆圉、古迹、建革、帝王、宦绩、才贤、隐逸、流寓、卓行、文集、题咏、物产、纪事十六门。其中物产、纪事两门，郭显贤原本没有，是李元昇后来增补的，所以列在书后。卷前的玉玺图摹绘得极为细致；图说称，点画全都依照旧本摹写。星野、县治、文庙三图，绘制和刊印也很精美。可惜本书记载旧闻仍不够详细，把职官附在宦绩中，把选举人物附在才贤中，而且缺漏很多。有关蓝田的逸闻，古书中记载颇多，这部志书采集得仍不够全面。《渭南县志》十八卷，明嘉靖二十年刊本（湖北省图书馆藏）。明代南大吉纂。大吉字瑞泉，渭南县人；正统五年考取经魁，六年中进士，历任户部云南司郎中、绍兴知府。因触犯当时权贵被罢官归乡后，与弟子姜泗、贺府、姜沂、刘凤池、薛腾蛟、何永等人编成县志。考察本志的编例：图分两卷，称“诸图上”“诸图下”；表分四卷，称“易置表”“官师表”“户口表”“选举表”“因例表”；考分五卷，称“封域考”“建置考”“风土考”“祠祀考”“古迹考”；传分七卷，称“职官传”“迁寓传”“人物传”“列女传”“杂纪传”“叙传”，共十八卷。每篇都有小序，开头都题“瑞泉子曰”四字，像县令主持编修县志的体例。考察其体例，只有图、表、考、传四种体裁，却缺少志和文征两种体裁；编修志书所应有的三书六体，仍不完备。物产、艺文是方志必备的体裁，也缺失没有收入，所以从体例来看，仍未达到完整。它独立设置“诸图”一门，占全书三册中的一册；其小序说：“图分两卷，以治理民事、祭祀神灵为主。上卷从县境开始，到桥渡结束，共有图二十一幅，都是治理民事一类。下卷从文庙开始，到石鼓山结束，共有图十八幅，都是祭祀神灵一类；两卷合计，共有三十九幅图。”表这一门共四卷，其中有历代易置表，与其他县志中的沿革表不同，分为县、乡、里、村四项，以年代先后为次序。其小序开头说：“瑞泉子说：渭南原本是古代雍州东部的土地，自汉代设置县以来，中间建置沿革没有常规，名称也随之不同。至于县所辖的乡，唐代才开始见到大致纲目；乡所辖的里，则要到宋代以后才开始有名称或目录。金、元虽然因都图制度而兴起，中间遭逢兵火，记载典籍都已不存在，这本来就不能勉强说明。”考察此表，它研究渭南历代统辖乡里的制度，是独创之作；比其他县志的沿革表只考察县所属关系、专门叙述设置、撤废和分割情况，更为优胜。《渭南县志》十四卷，清乾隆四十四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汪以诚纂修。以诚是江宁县人，举人，参加大挑后被选为一等，以知县任用；曾代理陕西沂阳、沔县等县知县，乾隆四十二年调任渭南知县，第二年编成此志。渭南县志自嘉靖年间南大吉编纂十八卷县志，天启年间南轩续修十六卷县志，南师仰又加以增订。清顺治十三年尚九迁、朱可衧重新编纂，雍正十一年岳冠华、刘庆昌又重修，编为十五卷。乾隆年间知县姚景衡开始修县志但没有完成，汪以诚接续完成。此志以考证前志的缺漏和错误为主，又增补雍正十一年以后四十多年的事情；共分十四门：地形考、旧迹考、坛庙祠宇院观考、冢墓考、建置考、赋役考、历代著闻人考、本朝著闻人考、节烈妇考、选举考、守令丞尉簿史考、修志源流考、杂考、绘图考。征引材料极其丰富，论断详实。考察其体裁，实在是一部为史书考证提供可靠材料的著作。《恒州偶纪》三卷，清乾隆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邹儒纂修。儒字归峰，洎阳人，任盩厔知县。恒州是盩厔县的古名。邹儒仿照康海《武功志》的体例，写成三篇，记述盩厔的民情风俗，作为教化民众的告示。县人王璋根据此书加以扩充，编成《盩厔县志》十五卷，与本书同时刻行。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纪胜”，记山川、形势、险要、古迹；第二篇“纪创”，记建置、祠庙、仓丁、书院、陵墓、考证、艺文；第三篇“记意”，叙述赋税沉重、政务繁多以及民间疾苦。三篇只有段落划分，没有具体标题，实际上只是一篇长文。《耀州志》七卷，明嘉靖六年刊、二十年增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张琏纂。琏字汝器，耀州人；弘治三年举人，十五年中进士，授行人，后选任御史。历任浙江副使、陕西按察使、四川布政使、顺天府尹、辽东巡抚，因病请求退休归乡。后来重新起用为户部左侍郎。当时刘瑾多次以礼相待，想招揽他，张琏不予回应；刘瑾谋划借事陷害，最终没有找到把柄。后来张琏巡抚湖广，死于任上。耀州在两汉时称祋祤，魏以后称泥阳、宜州、华原、永安，这些都是耀州的地名。唐末李茂贞开始设置耀州，五代梁改称崇州，后唐又恢复耀州之名。宋、元时期称义胜军、静胜军、顺义军、感义军，也都属于耀州地区。明初设置耀州，隶属西安府，辖四县；后来因所辖宜君改隶延安府，弘治三年又把三原改为直隶于府。本志修纂时，耀州辖同官、富平二县。五台山在州治东面三里、漆水岸边，五座山相对峙立，山顶平坦如台；东面称瑞应，南面称起霉，西面称升仙，北面称显化，中间称齐天。唐代孙思邈曾在这里调养身体、求得长寿，后来道家又把许多传说附会于此，于是五台山的名称从此著名，耀州也因此闻名。州志由张琏开始编纂，嘉靖初年完成，当时只记州内事务，没有涉及所属各县。本书共分两篇七卷，叙述记载明白完备。当时粮食、布匹、役夫等赋役沉重，是百姓隐伏的疾苦，本志反复着意说明的就是这些。二十多年后，知州李廷宝聘请延州人乔世宁，在原书基础上增补所属各县的事情，合并编为九篇；书后附有《五台山记》，卷前有张琏之子张蒙训所作的序，体例才算完备。《同官县志》十卷，明万历四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刘泽远修，寇慎纂。泽远是祥符县人，举人，万历四十五年任同官知县。寇慎字永修，号礼亭，同官县人；万历二十四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升工部虞衡司郎中，出任苏州知府，后来升为昌平副使，退休归乡。在家居住三十多年，闭门著述，所著有《四书酌言》《历史汇》《山居日记》等书。考察本志沿革，同官与耀州在汉代同属祋祤县地域；魏代撤销祋祤，后魏设置铜官县，后周改为同官。自唐至元、明，与耀州时分时合，没有固定。县志的编纂，据寇慎序文说：“本志始于嘉靖年间的杨曹州。杨曹州就是杨万祺，字长青，曹州人，嘉靖二十八年任同官知县。”考察《同官志》，确实是杨万祺创修的；本志是在汇辑《杨志》的基础上，增补其后四十多年的事情。执笔者是寇慎，负责汇辑的则是县人梁可贤、杨瑜志。本书共六十卷，分目五十四个，共三万多字；同官古今事物的大致情况基本齐备，体裁也简明严谨。后来崇祯初年，知县孔尚标重修县志，也沿用原书的体制。当时寇慎还在世，并为本志作序说：“本志修于万历戊午年，过了十八年遭遇兵乱，书版有一半烧成灰烬，近年来竟成了废书。”由此可知，这部志书的版片在明代已经遭到毁坏，所以流传下来的版本很稀少。《延安府志》八卷，明弘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李宗仁修，杨怀纂。宗仁任延安知府，杨怀任延长县儒学教谕，二人的事迹都不详。本志的编例，从郡县制度到诗文共十八门，所叙述的延安当时所辖州县的事物，大致都已具备。考察延安府沿革，春秋时期是白翟居住的地方，秦代属上郡，汉初属翟国，东汉时被戎人隔绝。后魏以此地为统万镇，改为金明郡，又改为东夏州，再改为延州，因延水而得名。隋大业年间改为延安郡，唐初恢复为延州，天宝年间又改为延安郡，乾元年间又改为延州。五代梁改为忠义军节度使，后来改为彰武军。宋代恢复为延州，隶属鄜延路，元祐年间升为延安府。金代为延安路，明洪武二年改为延安府。考察府志，这是延安府志中最早创修的一部；此后清康熙十九年陈天植重修，嘉庆七年洪蕙又加以重修。《延安府志》八十卷，清嘉庆七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洪蕙修，洪亮吉纂。蕙是江苏江都县人，贡生，乾隆五十三年任延安知府，嘉庆二年重新任职，升任甘肃平庆道后离去，事迹不详。亮吉字稚存，原名莲，字华峰，又字君直，号北江，阳湖县人。乾隆五十五年殿试考取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七年奉命分校顺天乡试试卷，又在考场中奉命巡视贵州学政。嘉庆元年入京，在上书房任职；在御试《征邪教疏》中陈述朝廷内外的弊政，受到大臣嫉恨，他们谋划加以排除。恰逢他的兄长去世，便辞官请求归乡。嘉庆四年重新起用，充任实录馆纂修。当时川、陕发生动乱，这年九月洪亮吉上《上书成亲王书》，亲王和大臣等认为所上书信大不敬，依法判处“斩立决”。奉皇帝诏旨免于死刑，发往伊犁；第二年获赦返回，从此自称更生居士。洪亮吉是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方志学家，所纂《宁国府志》《淳化县志》《固始县志》等志书约十余种，都是清代著名方志。乾隆四十六年，洪亮吉因孙星衍从陕西来信邀请，便来到陕西，进入巡抚毕沅的幕府，先后在陕西编成《澄城志》《长武志》等志书。《延安府志》是洪亮吉代同乡咸宁知县庄炘编纂的，稿本完成后洪亮吉离开陕西。这份稿本采集材料丰富，考证非常详细。后来洪蕙任延安知府时重新增补订正；当时洪亮吉因获罪被发往伊犁，于是洪蕙大幅改动洪亮吉所订的编例，至嘉庆七年刊成。考察刊本体例，分为纪一、表三、考三、略六、传录六、文征三；按照洪亮吉修志所订的体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安排的。根据洪蕙序文所说，是“取法于史体”。实际上，这是受到章学诚关于方志体例学说的影响，从而确定了本志的体裁。《宜川县志》八卷，清乾隆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吴炳纂修。炳字韬园，南丰县人；乾隆二年中进士，十六年任宜川知县。考察宜川过去从来没有志书，只有县人私下的记载，事情多有疏漏和错误。吴炳怜惜宜川数千年以来的事情散漫而没有统一记载，所以创修了这部志书。本书体例分为八类，子目四十六个；有相类似的事，就附在各目之后；无法归入各类的，全都收入杂记一门。宜川各种事物无论大小，都大体收录在一书之中；体裁虽然简略，却不合正规的志书体例。书前有一页壶口图，图说大略说：“县境的孟门距壶口一里，这就是《禹贡》所说的‘既载壶口’。尧时河水从孟门以上流出，大量泛滥，称为洪水。夏禹疏通河道，河水才从孟门流出。孟门就是龙门的上口，郦道元《水经注》说它就是《禹贡》的壶口。但蔡沈《尚书注》不同意这一说法，胡渭《禹贡锥指》也沿用了蔡氏的说法。因此列出壶口图，用来考订蔡氏流传千年的讹误，并用图来考证，使观看的人一目了然。”山水志中又有《壶口解》一篇，叙述与图说相同。考察《尚书·禹贡》，其中有“既载壶口，治梁及岐”的句子。本志认为，壶口在宜川县东北，岐就是岐山，在陕西县东面。黄河流到宜川时，河道缩小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水流从悬崖直泻而下，好像水从壶口中流出；上下水位相差十五尺，水势回旋转动，形状像壶，所以山名叫壶口。壶口在宜川的说法，最早见于这部志书。当时吴骞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于是写了《壶口辨》（稿本藏上海图书馆），文章大略说：“吴骞考识：《禹贡》中的壶口是山名，历来经书注解和史传记载都清楚可考。近来看到陕西《宜川志》，是乾隆年间南丰人吴炳任县令时重修的；其中有《壶口考》一篇，认为壶口其实是水名，不是山名；并且为它绘图，列入志中。我私下担心志书流传，会给后来的学者造成错误，这件事关系不小；因此不顾自己固陋，作了许多考订，绘图并把辨析附在左边：壶口作为山名，古今史书和传记的记载无不如此；并不是从宋代蔡九峰的《集传》才开始。《导山》说：‘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壶口与雷首、太岳并称，怎么能说它不是山呢？《禹贡》又说孟门在壶口下面一里处，有两块巨石耸立，像一道门。《汉书·地理志》说壶口山在黄河东北。《元和郡县志》《明一统志》都说它在山西平阳府。壶口山实际位于黄河东岸，宜川县位于黄河西岸，说壶口在宜川，实在是大错。古今地理志中，从来没有把壶口记在宜川；只是宜川下游一带民间也称壶口，那里下方有巨石相对，也有孟门的名称，而壶口有两个，龙门就是其中之一。”由此可知，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每当看到与经书、史籍不合的说法，必定引用经书和史籍，写文章加以驳斥，因为他们想以此证明方志能够达到翔实可靠。《凤翔府志》八卷，明正德十六年刊本（天一阁藏，现存卷一至卷三）。明代王江修，王麒纂。江字宗岷，直隶任丘县人；正德十四年任凤翔府知府。麒字埜堂，宝鸡县人；弘治十二年中进士，授吴桥县知县。考察沿革，凤翔是周代岐周的旧地；周室东迁以后，把岐、酆之地赐给秦。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将其划归内史。汉初属雍国，后来改为中地郡；汉武帝时改名扶风，唐至德元年改为郡，称凤翔。明代隶属陕西布政使司，分属关西道，辖凤翔、岐山、宝鸡、扶风、郿县、麟游、汧阳、陇州八个州县。流传下来的凤翔郡志中，这部最早。考察本志的完成情况，据王江序文说：“起初由所属八县的校官王成章等人分别负责采集和办理，又聘请郡人王麒逐步总汇编成，后来又请武功康对山裁定。”因此本志出自名进士王麒之笔，又经过著名方志家康海裁定，应当不失为名著。可惜此书只存三卷，无法看到全貌。《重修岐山县志》六卷，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于邦栋修，南宫纂。邦栋是山西临汾县人，举人，万历十七年任岐山知县。南宫的事迹不详。考察沿革，岐山自古公亶父离开邠地、翻越梁山，沿着西边的水岸行进，居住在岐山脚下。这里就是今天的箭括山，山分两岐，因此名为岐山。山的南面有深沟，沟南是一片四面平坦的原野，所以称为“原”。太王在这里建立城邑，因而把国号称为周，岐周的名称也由此显著。北魏设置岐州，隋代撤销州，改为岐山县，隶属扶风郡；岐山县之名从此开始。考察岐山是周代旧都，其名称见于《孟子》；至于北魏的岐州、隋代的岐山县，是否就是《孟子》所说的岐山，现在仍不能断定。本志所列沿革例证，也没有作出明确判断。本书舆地志的古迹部分有“石鼓”一条，记载说：石鼓相传是周宣王中兴时在岐阳打猎，刻石记功，形状像鼓，共有十个，收藏在庙中。到唐代，郑余庆在陈仓得到其中八个，安置在凤翔学宫。宋皇祐年间，向傅师又寻得另外两个。大观年间迁置到开封辟雍；靖康之乱时，金人将它们取回燕京。艺文志收录唐代韦应物的《石鼓歌》、韩愈的《石鼓歌》和宋代苏轼的《石鼓歌》。本志记载郑余庆得到石鼓，直到金人将石鼓取回燕京等事，引用的材料极有根据。考察《岐山县志》，该志始创于嘉靖年间的知县韩廷芬，后来失传；本志依据旧志的体例重新编纂，分为舆地、风土、建置、赋役、祠祀、职官、人物、艺文八类；所规划的事项和体例，依照其凡例，自称比前志写得更详细。《宝鸡县志》十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收藏）。清代许起凤编纂。许起凤字云衢，号梧轩，浙江昌化县人；乾隆十七年考中进士，乾隆二十七年任宝鸡县知县。《宝鸡县志》自康熙年间知县何锡爵修成三卷后，一直没有重修者。许起凤到县任职后，认为前志简陋草率，于是延请本地士人高登科等搜集群书，亲自执笔，编成县志十卷。叙述宝鸡往事，篇幅增加到前志的四倍以上；体裁分为地理、建置、赋役、学校、古迹、官师、人物、选举、列女、艺文、杂记、祥异十二门，子目八十四个，各门都标有小序，每个子目后又附跋语，颇为具备志书体例。地理志记载宝鸡形势雄伟险要，右边有岐山、凤山对峙，左边有散关、益门；掌握蜀地栈道，控制秦川的交通要冲，是西北的咽喉要地。古迹记载周宣王开凿石鼓，从县东南十五里的山麓取石，宝鸡自古就是人文荟萃之地。《扶风县志》四卷，清顺治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刘瀚芳编纂。刘瀚芳字东霈，号北海，大兴县人，副贡生；顺治十六年任扶风知县，康熙十八年调任江西赣县，又主持修撰《赣县志》，著有《兰畹居稿》。扶风这个名称由来已久，汉代的扶风则是今长安县一带。按照本志沿革记载：“县在唐贞观八年改湋川县为扶风县。”那么它应当不是汉魏时期的扶风县。考察其县志，据本志所述，初次编纂者是胡温泉，第二次是赵仲玉，第三次是孙承教，这三人都是扶风人。三部志书都在崇祯八年遭遇兵火而全部毁失，已经无法考查它们的卷数和成书年代。第四次编纂在崇祯十一年，由知县宋之杰延请本地人王巩编成，共十七篇。这部志书就是第五次编纂。全书体裁分为六纲：舆地志，分七目；建置志，分五目；赋役志，分七目；秩官志，分二目；人物志，分七目；艺文志，分五目。卷首有凤翔府知府项始震的序，本地人李崇稷、张志卓的两篇序，以及刘瀚芳的自序。刘瀚芳在序中说：“延请本地博古通今、见闻广博的绅士，搜集散佚文献，考求遗闻，删削芜杂、润饰文辞，经过五个月才告完成。”但考察编纂人员表，其中有县丞陈允锡、教谕冯文可，以及本地人丘祖唐、王万方、赵达新、张子瞻等参与采集编纂，并不是刘瀚芳一人编成。考察此志的采集、考订，颇为谨慎严密；对于考核旧典、征引文献，记载尤其详细。它的体例能够依据掌故划分纲目，按照文献判断事例，颇为符合史书方法。《郿县志》十卷，清雍正十一年刊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张素编纂。张素字居易，贵州清平县人；雍正二年考中进士，雍正六年选任陕西郿县知县。雍正十一年编修《郿县志》，当时协助采辑的有本地人张执中和歙县人仇以信。郿县处在西岐南面，是周代成周之地，自汉、唐以来就是著名地区。然而流传下来的志书很少，尚可考见的有：明万历年间本地人刘九经编纂的八卷县志，清顺治年间县令陈超祚重修，康熙年间县令梅过再次重修。张素到郿县任职后，认为刘九经志的体裁还不完备，陈、梅二志也只是续编，因此急于重新编纂，以成就一县的掌故，亲自执笔编成此志。全书分为舆地、政略、水利、宦迹、献实、侨贤、事纪、异录、杂考、艺文十类。罗列各项事迹，搜集旧事非常繁多；虽然记载事物时，对轻重、繁简的处理未能完全恰当，但体例还能够避免冗杂。例如把物产附在舆地中，只记寥寥数句，一个县所出产的东西难道只有这些吗？水利分为渠、泉、村堡三目，只叙述其形势和源流始末，却没有说明疏导、灌溉的方法，这同山水志有什么区别呢？事纪、异录、杂考三类，记载时并没有分别的体例，而且常常一件事重复叙述；既然如此，又何必分成三门，只是徒增繁琐。总的来说，这部书的记载还算简略概括，但处理各项事物时，编排不恰当。《汧阳志》，不分卷，清顺治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王国玮编纂。王国玮字素庵，顺治七年任汧阳知县。按沿革，汧阳是汉代的隃麋县，隶属扶风郡；北周才改置为汧阳县，因为县在汧河北岸，水北称阳，所以取名汧阳。金、元、明三代名称没有改变，但县治曾多次迁移。据灾祥记载，明嘉靖二十六年汧河和晖水泛滥淹没县城，知县张涵、教谕张相都死于洪水。汧阳的志书，明代以前都无从考查。此志卷首题作《石门遗事》，据王国玮序中说：“因为喜爱石门的奇异胜景，所以把有关记载置于篇首。”石门是汧阳的名胜地。此志编例共分六门，书中编次却没有分卷，体例杂乱。只有记载当地土俗民情比较详细；官师、人物两门，比前志缺漏更多。后来康熙五十四年知县吴宸梧为它续补，只增加了志、人物两篇。雍正十年知县管旆又加以补充刊行，仍然有很多缺漏。顺治原本和雍正增刊本这两部书，如今都是国内少见的版本。《汉南郡志》二十四卷，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滕天绶编纂。滕天绶是辽阳人，由广东潮州府同知升任汉中府知府。汉南就是汉中府，这个名称始于秦代，到明代才设置府，辖有十二个县。府志始创于明嘉靖二十三年，由知府张良知编成十卷《汉中府志》；清顺治十三年知府冯达道又重修《府志》六卷。这部书由滕天绶延请本地人和盐鼎，采集顺治十三年以后三十多年的事迹，连同旧志合编为二十四卷。卷帙虽比前志大为增加，但大多只是补充艺文，实际增加的事物并不多。全书总分六类，即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秩官志、人物志、艺文志。舆地志中有《僭乱》《历代得失大略》《明末流寇记略》三篇，不归入艺文，在志书体例上很不相合。其余各类的子目也很繁杂，体例欠缺严谨。《重修宁羌州志》七卷，明万历二十五年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原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明代卢大谟修撰，杨堂编纂。卢大谟是永平县人，举人，万历二十三年任宁羌知州。杨堂的事迹不详。宁羌就是今天的宁强县。按本志建置记载，明成化年间，划出略阳、污县的部分土地，开始设置宁羌州。嘉靖年间知州王齐东编有州志；卢大谟到州任职后，延请杨堂和范启东重新编纂，分为舆地、古迹、建置、坛庙、田赋、宦绩、人物、杂志八门。宁羌设置州治时间不长，事物也不多，因此体例简略而有条理，比较得体。《延绥镇志》八卷，明万历三十五年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本影抄本）。明代刘余泽编纂。刘余泽事迹不详，万历年间任整饬延绥兵备副使。巡抚涂宗浚命令编修镇志，后来程汝璧任巡抚时完成此书。它对山川险夷、关塞要隘记载得很详细。延绥是明代的重要军事重镇，所辖防区东起榆关，向东直到偏关，西接宁夏，绵延一千八百里；辖有卫城四座、堡三十七座。镇城最初在绥德，成化九年巡抚余子俊建议迁到榆林堡。嘉靖年间兵备副使赵寿峰编有镇志；这部书是在《赵志》基础上续修重纂的，又称《延绥新志》。全书分为三十门，各门又附有子目，记载镇区所辖州县历代的建置沿革、山川险夷和关塞要地，以及兵马的征集、军饷的储备、收入和损耗的数额，劳役征调及其支派繁多，灾异、祥瑞、赈济抚恤及补救办法；还兼载防区风俗、学校，文武官员经历，建置、古迹等，无不清楚详尽地陈列出来。这部志书被推为关镇志中记载详尽、考订精确的一部。《汉阴县志》六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赵世震修撰，汪泽延编纂。赵世震是辽东人，康熙年间任汉阴知县。汪泽延是汉阴县人，贡生。考察汉阴县志，成化十六年知县张大纶、万历四十七年知县张启蒙、崇祯十五年知县张鹏翱都曾重修过。这部志书是续补崇祯十五年以后的事迹并重新编纂的，总分舆地、建置、田赋、官师、人物、艺文六门，子目共三十一，附目七个，体例还算简明严谨。舆地沿革记载说：“汉阴是汉代安阳县的辖地，晋代改名安康；北魏改为宁都，隋代又改回安康，唐代才称汉阴。”所叙沿革虽引用旁证，却不注明出处，很难令人信服。卷首有八景，第一景列为凤山叠翠；凤山就是凤凰山，在县城南面，仿佛屏风一样排列；东西绵延二百多里，宛如凤凰展翅直上千仞。舆地山川记载，凤凰山在县南二十五里，有山峰形似凤凰，因而得名；山顶有凤凰池、仙女池。艺文志收录陈典《凤凰山纪》，称此山上有万仞高的芙蓉峰，朵朵鲜活灵动，直逼青天；山下有汉水曲折回旋，泉水和山石发出淙淙声。如今观看此志中八景之一凤山的图画，再看陈典描写它的文字，那么凤凰山确实无愧于汉阴的名胜。《大荔县志》十六卷，清乾隆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沈应俞修撰，叶超懋编纂。沈应俞字心则，绍兴会稽县人，监生；雍正十三年由按察使经历任大荔知县，任期届满后因父母年老回乡奉养。叶超懋是本地人，举人。沿革记载说：“大荔和朝邑同为古临晋县的辖地；晋代将临晋改为大荔县，后秦又恢复为临晋，北魏从临晋县析置五泉县，隋代改为冯翊县，这些地方都属于大荔的范围。”考察可知，大荔是明代同州的辖地；清雍正十三年同州升为府，设置大荔为郭县。县城南面有一片高地，飞沙连绵不断，东西长七十多里，南北宽二十多里，唐代称为沙苑。那里沙多，不利于耕种，过去一向不征赋税；清初把这块土地赐给郭驸马，每亩征收租银一分，从此开始征收赋税。大荔的志书中可考见的，明天启年间有州人马朴编纂的《同州志》；设置县以后，这是第一部县志。这部书体例严整，分为图、表、志、传四纲，共三十二目，叙述的详略都合乎法度，是汉中地区志书中的名著。乾隆丙午年知县贺云鸿、道光庚戌年知县熊兆麟先后续修县志，都遵循它的体例；把它视为不可更改的成例，像圭臬一样遵守。《华阴县志》八卷，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王九畴修撰，张毓翰编纂。二人的事迹不详。华阴是陶唐氏所说华封人祝颂之地，也是有虞氏守护西岳的地方，所以得名。汉高帝八年开始设置华阴县，隶属京兆。这部志书是现存华阴志书的开端，另有康熙五十二年递修刊本。其体例首先列图三幅，即邑境图、县治图、西岳图；卷一为舆地，卷二为山川，卷三为建置，卷四为食货，卷五为官师，卷六为人物，卷七为丛谈，卷八为艺文，并附旧志序两篇。文章简洁，记事完备，体裁也齐全了。《华阴县志》二十一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五十九年刊本（陕西图书馆收藏）。清代张曾垿修撰，李天秀编纂。张曾垿字鉴堂，安徽桐城县人；乾隆四十六年考中进士，乾隆四十九年任华阴县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贵州黔西知州。李天秀字焦娄，华阴人；雍正十一年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出任山东历城知县，任期届满后辞官归乡。关于华阴县志的沿革，据本志序所说：“最初由明代本地人雷霖创修，过了几十年，又由本地县令赵儒明重修。”这两部志书如今都无法考查，只有万历四十二年编修的县志八卷，即万历年间本地县令王九畴编修、康熙年间张毓翰增补的那部，与此志序所说的编纂者不同。这部志书由李天秀在乾隆年间编成，十多年后又由他的儿子汝榛续辑；张曾垿到县任职后才召集工匠开雕，但书尚未完成张曾垿便离任，刻书之事停了下来；直到乾隆五十九年知县许光基接办，才得以刻成。全书体例分为封域、建置、职官、人物、列传、经籍、金石、艺文、爵秩、纪事、志余十一门。《民国华阴县续志》的凡例称，这部志书记载极为详细，分目也很完备。考察此志所收人物特别多，自汉代以来不下百几十人，但不免过于泛滥；而且又在人物之后另立列传一类，和人物并列分设，体例显得重复繁琐。《潼关卫志》三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杨端本编纂。杨端本是潼关卫人，顺治十二年考中进士，任临淄知县。这部志书是杨端本辞官居家时编纂的，上起上古，下至清康熙二十四年；篇幅简约而体例完备，可以作为史家掌故的参考。编次分为地理、建置、禋祀、田赋、职官、人物、选举、兵志、艺文九类。潼关卫隶属西安府，与阌乡、华阴两县交错分布，难以用东西南北的广袤和里程来计算；卷首有卫城图，城墙周长十一里二分。潼关据守黄河北岸，与蒲关相距六十多里；河山险势曲折相连；从这里向远处望去，河川道路十分开阔，历代都是屯兵之地。此志编修时，潼关是卫，雍正二年裁撤；雍正五年重新设置潼关县，隶属华州；乾隆十三年裁县，设置潼关厅，隶属同州府；民国时裁撤厅，恢复为县。按《潼关志》的说法，这是潼关志书的创始之作，原本很久以来就少见；北京图书馆还收藏一部，但缺少卷下；嘉庆二十二年有重刻本，民国二十年有重印本。《武功县重校续志》三卷，清康熙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李绍韩修撰，张文熙编纂。李绍韩字瞻人，归安县人；顺治十七年由贡生出任武功知县。张文熙字存白，武功县人；明崇祯年间举人，擅长诗文，曾协助编修《陕西通志》，著有《嶰谷诗集》。自明代康海编纂《武功志》三卷以来，该书被称为乡国之史，没有比它更好的。但《康志》记事止于正德十四年，张文熙这部志书则续记正德十五年以后一百多年的事。它所续的只有官师、人物、选举、艺文四门，条目分类和体例全部依照《康志》，文字简洁，记事准确，也算得上仅次于《康志》的作品。据李绍韩序中说：“这件事不到几个月就完成了稿本。”那也未免太快了吧。《武功县后志》四卷，清雍正十一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沈华编纂。沈华字纪荣，吴县人，监生，擢任宜君知县，编成《宜君县志》；后来调任武功县知县，又编成这部志书。武功自康海创修县志后，张文熙又加以增纂，二书都被称为名著。这部书是沈华任武功官员时，得到康海后裔康南阿续写的《县志私稿》后，重新核对、增删，并补充近年事迹编成的。体例仍仿照《康志》，设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选举、人物七门，又增加典礼、武备、纪事、撰述、艺文、拾遗，共十三门。每门所分的子目都很繁杂，失去了《康志》简洁的宗旨。《永寿县志》七卷，清康熙七年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张焜修撰，赵运熙编纂。张焜字大启，号西屏，江西南昌县人，举人，康熙六年任永寿知县。赵运熙是永寿县人，拔贡。《永寿县志》在明末兵火之后全部散失，无法考查；编纂此志时，西北仍处于战事兴起、局势动荡的时期，不久新志也遭散失。如今保存下来的，只见这一部书。考察它叙述沿革说：“永寿是古代豳国，秦代属内史辖地，汉代属扶风郡漆县，后魏为广寿县，北周才改名永寿，属西安府乾州。宋代曾改名长寿，元、明两代恢复为永寿，清代沿用。”山水记载，县城西一里有温泉，就是莫谷水。好畤河在县城西南好留里，又名沙凹河，源头出自麟游县月原庄，流到县境后沿兰山山麓流行，全长二十多里，经过武功县境后流入渭河。好畤河东西有八条渠，都用于灌溉田地，好留里多为一等地，正是得益于渠水。考察此志，记载永寿重要事物而简要准确的内容很少；赋役、职官、选举、人物等门类仍不完备，内容杂乱而不纯。并且它的论述，大多是扶助衰弱、挽救弊病的议论。《直隶邠州志》二十五卷，清乾隆四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王朝爵修撰，孙星衍编纂。王朝爵是安徽歙县人，乾隆四十四年任邠州知州，事迹不详。孙星衍字渊如，一字苑如，又字伯渊，号季述，阳湖县人。乾隆五十二年殿试考取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散馆后任职刑部主事，屡次升迁，官至兖沂曹济道署按察使；因母亲去世服丧，回到金陵居住。孙星衍治学深入研究经史、文学、考据和音训。他与阮元交情深厚，阮元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聘请孙星衍、王昶担任讲席，以经史疑义教授士子。后来又被起用为山东督粮道，没过几年便以有病为由辞官，主持讲授钟山书院十多年。孙星衍喜爱藏书，精于校勘，著述丰富。他擅长方志学，编纂方志约十种，都属于名著。乾隆四十五年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孙星衍随他入陕。曾编纂《醴泉志》和《咸宁》《长安》两志。《邠州志》是王朝爵任邠州知州时延请孙星衍编纂的。孙星衍亲自为它作序，又把序刊入自己的《问字堂集》。此志分为二十五部。当时邠州兼辖三个属县，孙星衍已经编成四卷，后来三个属县请求各自编成一书，所以本志卷一至卷四兼记三个县，卷五以下专记州治。按照州志的体例，如果专门记载州治，应当称作《直隶州志》。这部志书前四卷统记所辖县，直隶州志通常没有这种体例。其编例是：卷第一州县一；卷第二州县故治、今治二；卷第三山属三；卷第四水属四，附水利；卷第五乡属五；卷第六国六；卷第七署属七；卷第八儒学八；卷第九庙属九；卷第十墓十；卷第十一古迹十一；卷第十二恩泽十二、五行十三；卷第十三大事十四；卷第十四官属十五上；卷第十五官属十五下；卷第十六地丁钱粮十六；卷第十七经费十七；卷第十八兵十八、驿十九；卷第十九名人二十上；卷第二十名人二十下；卷第二十一节妇二十一；卷第二十二科第表二十二；卷第二十三风俗土产二十三；卷第二十四石刊著述题咏二十四；卷第二十五序录二十五，附图。这样的编例既能使每卷页数大体均衡，又便于按篇名查找，打开书就一目了然。邠州经常见载于古书，古迹很多，孙星衍参阅经史，并相互考证。这就是孙星衍所说的：“方志要靠考据来保存文献。”所以文献必须征引确实，这是修志的要旨。孙星衍入陕后编纂的《邠州》诸志，是他中年时期的作品，篇目虽然简要，但记事没有遗漏。他晚年编纂的《庐州》《松江》两志，篇目虽然繁多却不杂乱，都被推为方志中的上乘之作。《淳化志》八卷，明隆庆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童思善修撰，罗廷绣编纂。童思善字复之，泰和县人；隆庆四年任淳化知县，过了一年就离任。罗廷绣字公裳，淳化县人；嘉靖十七年考中进士，授行人，历任吏部郎中、太常寺卿、通政，四川巡抚署都御史。晚年居家闭门著述，可惜他的著作都散失不传。淳化是汉代三辅中的著名县邑。关于县志，罗廷绣在本志序中说：“正德年间有抄本。”但考察此志，实际是嘉靖年间知县闽伯度（文宪）和汤文（东浙）先后嘱托罗廷绣与其弟罗廷绅编纂的；稿本完成于隆庆四年童思善任职期间。此志对户口多少记载得很详细：自秦代迁徙云阳五万家以后，淳化在汉代兴盛，隋代减少，宋、元又减少；到明代末年，户口尚存数目与汉代相比，十份还不到四份。古迹引用《史记》《汉书》的记载，说黄帝的万灵明庭就在这里。艺文志载有汉代王褒的《云阳官记》、扬雄的《甘泉官赋》；世人所称赞的“渊云词赋”，都集中出现在这个县。考察此志的长处，在于核实事实、记载事迹，不把民间传说和可疑讹误掺入其中，所以编述贯通，考论详尽准确，是一部传信的史书。《淳化县志》十八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万廷树修撰，洪亮吉编纂。万廷树是江西南昌人，举人，乾隆四十年任淳化知县。洪亮吉所编《延安府志》已经著录。淳化自隆庆年间本地人罗廷绣编成县志后，康熙辛巳年知县张如锦又重修；罗、张二志记载都很简略，考订也不详细。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喜爱淳化的灵秀之地，却没有好的志书，于是延请著名方志学家洪亮吉主持编纂县志。洪亮吉取用万廷树已经完成的志稿，重新加以考证、整理订正，只用了五个月就成书。此书在沿革、山川两门的考订尤其翔实严密；对于地势和道路里程的远近、祠庙的兴废，都广泛搜集材料，考索也能得到实情。例如凡例所举，泾阳以水利著名，于是考定本县仲山是郑国开凿水渠的地方，其南面的洪堰就是白公渠，所记发源处和沟渠，大多是泾阳的支流。这是以《昆仑记》所记水源流向和始末为依据加以考证的。又如考证县中的梨园镇，引用《云阳宫记》说：这是汉武帝所筑，有数百株树，枝叶青翠如伞，因此得名；又曾称为寨，并不是民间所说的梨园。因为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梨园设置教坊，排演法曲，后人误以为县治就是教坊所在地，书中特意加以辨析订正。这部书考证订正的精细详尽，都像上述例子一样。其体例中，称“纪”的有八类：土地纪、山川纪、大事纪、道里纪、户口纪、风土纪、祠庙纪、冢墓纪；称“簿”的有两类：宫殿簿、会计簿；称“志”的有五类：学校志、衙署志、职官志、登科志、士女志；称“略”的有三类：金石略、词赋略、序略。按它的编例，分为纪、簿、志、略四纲，把人物列入志中而不称传，把艺文列入略中而不列入志中，这种安排违背了通常的体例。它能够谨慎严密地分别编列史料、记述和考证三方面内容，而且能够做到记载详尽而不遗漏。毕沅在序中称赞它，说其详实严密可以继承《长安志》《雍胜略》两书，不是世间流传的明代康海《武功志》、韩邦靖《朝邑志》等所能相比的。毕沅对它的赞誉就是如此。考察这部志书的传本早已稀少，民国二十年淳化县长温伟用铅字重印二百部，洪亮吉的名著才得以广泛流传。《洛川志》二卷，清顺治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陈爌修撰，李楷编纂。陈爌字公朗，任洛川县知县。李楷号岸翁，又号河滨野史，是洛川人。考察此志，是李楷与东荫商子云共同参订的，记载明万历癸卯年以后直到顺治庚子年的事，书共二卷，约四万多字，其中艺文占十分之六七。全书分为八门：一为隶，二为迹，三为域，四为建，五为赋，六为治，七为献，八为文。隶、迹、域三门叙述地理；建叙述建置衙署；赋叙述田赋；治叙述职官；献叙述选举；文叙述艺文。至于星野、山川、物产、风俗、人物等项目，按修志体例本不可缺，但这里全都没有。此志各门都属于志体，却没有图、表、考、传，而且多为空泛议论而无根据，这同私人记述和民间野史有什么区别呢？○甘肃 《甘肃通志稿》一百三十卷，首卷一卷，民国二十五年修成，稿本（北京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分别收藏）。近人杨思、张维编纂。杨思字慎之，会宁人；张维字鸿汀，临洮人。甘肃所辖八府三州，明代都隶属陕西；清康熙二年，陕西右布政司分驻巩昌，管辖临洮等府；后来又改为甘肃布政司，增设甘州、凉州等郡，设置巡抚管理，于是甘肃正式成为独立一省。乾隆元年巡抚许容开始编修成《甘肃通志》五十卷，共三十六类。宣统元年，升允、长庚又编成《甘肃新通志》一百卷。民国十八年，又从甘肃分出土地，增设宁夏、青海二省，这部志书就是分省后编修的。书中所载甘肃一省的典章制度，截止到民国十七年；叙述社会民生各门时，间或涉及民国十八年以后的事情，因此不拘泥于统一的断限。全书共十七类：卷一至卷十五为舆地，卷十六至卷二十为建置，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为民族，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为民政，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二为财赋，卷四十三至卷四十八为教育，卷四十九至卷五十七为军政，卷五十八至卷六十一为交通，卷六十二为外交，卷六十三至卷七十六为职官，卷七十七至卷八十二为选举，卷八十三至卷一百十为人物，卷一百十一至卷一百十三为金石，卷一百十四至卷一百十五为艺文，卷一百十六至卷一百二十五为纪事，卷一百二十六为变异，卷一百二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为杂记。考察它的编纂方法，大体以县为纲，有时也按时代、按事情编排，不拘泥于一种格式。凡是编录体例，各类之前都另写小序加以说明；但仍沿用旧志的编纂方法，没有创新的意旨。张维《陇右方志录补》说，这部志书始修于民国十八年，当时由合肥人吴琼州（瀛章）总管局务，聘请会宁人杨慎之（思）任总纂。民国二十年因经费不足而中断，第二年又依照有关部门修志的事例，把局改为馆，由杨慎之任馆长，作者本人以协纂身份任副馆长；另设分纂四人、编辑四人。搜集新的材料，整理旧稿，直到民国二十四年秋期限已到，仍未完成。于是又同临夏人邓德舆（隆）、桂林人廖进之（元佶）、静宁人朱玉伯（秉衡）约定，以私人身份继续编修；又过了两年稿本完成，总计约四百五十万字。因为抗日战争兴起，尚未付印。考察这部志书的原稿现存甘肃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收藏有抄本；已经付印的只有凡例、目录、省县总图和地理沿革表。《临洮府志》二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高锡爵修撰，郭巍编纂。高锡爵字康侯，汉军籍，奉天辽阳人，荫生，康熙十八年任临洮府知府。郭巍事迹不详。临洮是汉代狄道县的辖地，唐代被吐蕃占据，宋代恢复为狄道县，是熙州治所。金代将熙州改为临洮府，仍以狄道为治所；元、明沿用，直到清乾隆三年才改名为兰州府。这部志书编修时，兰州是州，临洮是府。按此志旧序，正德三年雍谞的《临洮府志》序说：“明初王可仲曾在前代稿本基础上编修，成化年间督学伍天锡也曾在后来汇辑。”由此可知，临洮在明初已经有志书。这部志书共十九类：形胜考、总纪、星野考、沿革考、山川考、古迹考、风俗考、兵制考、建置考、食货考、礼制考、茶马考、官师表、选举表、宦迹传、人物传、祥异录、艺文录、杂志。考察此志是在万历年间唐懋德府志旧版的基础上剜补增订而成；但卷目有不少合并、调整，把近代事情增入其中，删去旧志中的防御一目，只把清代的营汛列入兵制。官师一门只记载清代人物，却删去了旧志的官师各表，自序说这是删繁就简。实际上，删去的内容都不应删；而且把总纪排在星野之前，编排顺序也失当。仙释放在杂志卷中，这样做未必不可以，但高锡爵在序中说：“祥异、仙释则有录。”前后又自相矛盾。《兰州志》四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陈如稷编纂。陈如稷是皋兰县人，贡生。兰州是唐代金城郡的辖地，明永乐年间肃王朱模命儒臣编写《金城志》，这是当地志书的开端。此后正统年间县人黄谏编纂《兰县志》，天顺年间县人文志贞又重新编纂，弘治初年学正李泰编纂州志十二卷，弘治年间州人彭泽又重修，万历年间州人王道成又编纂州志十二卷；兰州志书的源流，大致就是这样。这部志书编成于康熙二十五年，当时兰州尚未设置府，所以称为州志。缪荃孙编《学部方志目》时著录为康熙《兰州府志》四卷，这是错误的。按此志的编例，分为地理志、秩官志、名宦志、乡贤志、人物志、杂志、艺文志七门，子目五十一个。凡例说：“经以四卷，纬以八志，私下仿效四序八风的含义。”但考察其实际体例，是四卷七志，而且四序八风同州志有什么关系呢？地理志设置二十五目，把学校、边绩、兵卫、祀典归入其中，似乎不太恰当。叙述沿革、记载人物时，在考据方面有很多错误。近人张维在《陇右方志录》中指责它说：“错谬百出，简直无法读完。” 《金县志》十三卷，首卷一卷，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恩福修纂，冒蕖编纂。恩福是满洲镶黄旗人，举人，道光年间任金县知县。冒蕖任金县典史，事迹不详。本志分为图考、天文、地理、建置、祠祀、田赋、食货、武备、官师、人物、选举、艺文、杂记十三门，共四十七个子目。按照它的体例，依照《兰州府志》，但取材过于泛杂，很失剪裁。沿革仍沿用旧志的说法：“金代至大年间设置金州。所谓金代至大年号并不存在，元武宗才有至大年号；也没有金州领有龛谷、定远两县的事情。如今考察，至大年间设置州，在《金史》《元史》的志书中都找不到；怀疑‘至大’是金哀宗‘正大’年号的错误，当时金、夏交战，所以升县为州，绝不是元武宗时期的事。”又说：“至元七年合并县而归入州，在《元史·帝纪》中找不到，怀疑是在至元二年。”像这样的例子，考订史书传记，以纠正旧志的错误，很合乎史学方法。水利部分记载金人反向牵引黄河水灌溉田地的事，又记洮水在西面、渭水在南面，都被重重山岭阻隔，形势上难以开凿；其意图是想引渭水连接洮水，用来灌溉山地。又引用《明史·地理志》，说金县有浩尾河，又名闭门河；如今已经没有浩尾河，于是拿西宁的浩亹河来证明《明史·地理志》记载有误。浩亹河远在西宁，这样解释虽不免牵强附会；但浩尾河如今既然已经没有河流，古今山川虽然会有变迁，可是《明史》修成时，距离这部志书编纂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发生变迁，也应当能够考查；再加上浩尾与浩亹读音不同，这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又如它叙述山川的分支、源流，条理清楚，引用材料也很丰富，由此可知其考证和实地勘察十分勤勉。《狄道县志》八卷，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李观我编纂。李观我是棠邑人，康熙二十七年任狄道县知县。考察狄道，清初是临洮府所属的县。乾隆三年升县为州，民国时改为临洮县。按照本志的沿革记载，狄道即汉代的临洮县，北魏设置临洮郡，唐代为临州，后来陷于吐蕃。宋元丰年间恢复，改为镇洮军，后来又改置熙州。明、清时期为狄道县，隶属临洮府。所叙沿革都与《临洮府志》相同；然而狄道在清初只是县，并没有全部包括临洮府所属地区，因此沿革不可能与府志完全相同。有关狄道的事情开始见于志书，查《宋史·艺文志》有李洪《镇洮补遗》一卷。此后相关记载附载于府志，至于县志的源流沿革，就无从考查了。本志是李观我依据李杰编纂的《志稿》重新整理、订正后付梓的。分为建置沿革考、星野考、形势考、山川考、食货考、礼制考、官师表、选举表、名宦志、乡贤志、宦迹志、人物传、艺文录、祥异录、杂志十五门，体例非常严密。它把名宦、乡贤限定为列入祭祀的人，其余人物另列入宦迹、人物两类，这个用意还可以理解，并不算重复繁琐。但名宦、乡贤、宦迹都称作“志”，唯独人物称作“传”，这一体例的含义实在难以解释。《靖远县志》八卷，首卷一卷，清道光十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清代陈之骥编纂。陈之骥是上元县人，道光六年进士，道光九年任靖远知县。靖远设置县始于汉代，明代是边防要冲，设置靖远卫；万历十七年，卫人高冠编纂了《卫志》。清康熙四十六年，教授李一鹏重新编纂《卫志》六卷。雍正八年改卫为县，乾隆四十年县人潘绍尧续补《县志》一卷，附在康熙《卫志》之后。本志编成于道光癸巳年，全书共五十个门目，没有总纲。史实大体沿用旧志，以乾隆以后发生的事情加以补充；但新制定的分类和篇目迁移合并过多，扰乱了体例。例如记载本县大事，从隋代到明代列为《世纪》一篇；清代的旧事则收入《国朝辑略》一篇，同一件事被分在两个门类中。卷四记载人物，又分为乡贤、武功、科甲、贡生、行伍、杂途、貤封、恩荫、忠孝、节烈、义行、流寓、隐逸、乡耆、仙释、塚墓。其凡例说：‘墓葬是人的最终归宿，所以附在人物篇末。’难道这是新创的体例吗？可是它又把正史中的传文和记录列为史传一目，放在卷五物产之后。它编排体例、确定篇目的琐碎散乱，就像这样。因此，编修地方志的人如果不是真正深刻懂得史学方法，却擅自创立体裁，必然会自行扰乱其中的义理。《河州志》，不分卷，清康熙二十六年修纂，抄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张瓒编纂。张瓒是武定县人，康熙二十四年任河州知州。本志分为地理、食货、建置、灾祥、彝情、官制、选举七门，共三十四个篇目。考察此志，是张瓒奉命修纂，为仓促成书，在体例和考证方面都明显疏漏。它的分类从地理到选举为止，怀疑并不是全书。查此志又没有见到刻本，据康熙四十六年王全臣修《河州志》的序说：‘吴祯开始创修《河志》，后来续修它的有两次。’吴祯在正德年间修州志，书成于嘉靖初年。又见《学部方志目》著录明代朱捷《州志》和此志都为写本。从吴祯的志书到康熙年间王全臣的志书，其间没有见到河州有刻印的州志。《巩昌府志》二十八卷，清康熙二十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明代杨恩原编，清代纪元补订。杨恩字用卿，号凤池，陇西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负责督运山海关粮饷，因脚病请求归乡，著有《渭滨草堂集》《元亭三稿》《农谈》《乐府》等书。纪元是文安县人；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九年任巩昌府知府，著有《卧龙诗稿》。巩昌明代开始设置府，清初沿袭，辖岷州、陇西、安定、会宁、通渭、宁远、伏羌、西河八个州县。明代修纂的郡志共有四种，《文渊阁书目》记有旧志、新志两种，卷数不详。《明史·艺文志》记载胡缵宗嘉靖《巩昌郡志》三十卷。《千顷堂书目》记载杨恩天启《巩昌府新志》二十八卷。这两部志书都已散佚。杨恩这部志书成于天启元年，后来遭遇兵火，也很难得到。纪元广泛搜集它的遗稿，只找到残缺的十卷，于是加以校阅，进行订正、删补，编成二十八卷。全书分为形图、疆域、形胜、总记、沿革、山川、古迹、风俗、物产、建置、官政、警备、边政、官师表、武胄表、宦迹、选举表、人物、艺文、杂识二十门，共五十一个篇目。考察此志，实际上大半是纪元重新编纂的，并不是杨恩的原书。纪元在自序中说：‘自夸能够订正《杨志》的错误，并且有补订之功。’然而阅读此书，错误仍然保留。例如沿革记载陇西县，说它是秦代陇西郡的附郭县；南北朝设置南安郡，以汉阳县为附郭县。又说会宁是北魏的会宁县，秦安是汉代凉州刺史的治所；与《通志》及州县志相互校对，错误很多。又如《总记》记载：建安十八年，汉丞相诸葛亮讨伐魏国、进攻祁地，天水、南安、安定都响应；还记载马超攻打冀城的事情；又记载晋孝武帝宁康三年，苻登在南安称帝，把秦州三万户迁往长安；以及宋宁宗嘉定元年和议达成，金人归还秦、陇地区。这些事情在史书和志书中都没有根据。至于官师、人物两门，比前代人物记载有更多错乱和缺漏。因此，此志记载广泛繁多，却欠缺考据，使人难以据此征信。《陇西县志》十二卷，清乾隆三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鲁廷琰编纂。鲁廷琰字云湖，会稽县人，举人，雍正六年任陇西知县。陇西县志在康熙年间由知县周继述草创，只有一卷，比较简略。本志编成于乾隆元年，虽然大量摘录府志，但经过考证增订，比府志更加详尽。志书分为纶音、星野、地舆、建置、官政、官方、人物、艺文、杂识九门，共五十九个子目，每门各有小序。考察它记载的沿革：‘秦代把陇西郡设置在天水，汉代从狄道分置陇西，在襄武设置天水郡。’这实际上与今天的陇西没有关系。山川部分记载，首阳山就是伯夷、叔齐逃避周朝、采薇的地方，夷、齐的遗迹确实在陇西。考察方志中关于首阳山的记载，据《山西通志》记载，首阳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又名雷首，夷、齐曾隐居于此，死后葬在山麓。河北《卢龙县志》、河南《偃师县志》也都记载了首阳山以及夷、齐的遗迹。然而据明代人杨闳考辨，认为陇西的首阳山才是正确的。《陇西分县武阳志》五卷，清光绪三十四年修纂，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译清代周裕杭修纂，杨学震编纂。周裕杭是湖南人，光绪三十二年任陇西县县丞，分理武阳事务。杨学震字龙川，陇西县人，贡生。武阳与漳县，都是陇西县的分县。所谓分县，就是附属于大县的小县。由县丞驻扎办理，专门处理政务，其制度与府、州统辖县有所不同。清末的分县制度，没有见到明确的规章典籍，却见于甘肃一省实行。本志凡例说：‘甘肃省的分县有九个，如庄浪、东乐、宝丰、打拉池等。’分县志的体例有疆域、城池、乡镇、衙署、文庙、学署，没有职宦，因为属县由县丞驻扎办理。武阳成为陇西分县始于乾隆年间。考察它的县志，按照周裕杭序文所说：‘嘉庆年间县令苏履吉、光绪年间二尹张家驹，都曾有志书，开始修纂却没有完成。’本志创修于光绪丁未年，由杨学震和陇西训导余明远起草，县中贡生郭屏都、举人蔺杰参与订正，县学生杨国祯校订。依据苏、张两部志稿增补编成，但仍未付梓。卷一为图考，列有武阳疆域全图、城池图、文庙及崇圣宫图、分县衙署图、盐井图、镇图等，共十四幅。卷一的建置、疆域、山川、城池、分署、学署、学校、关梁、祠祀，共九个篇目；又把乡镇附在城池之后，把学堂附在学校之后。卷二的贡赋、兵防、水利、驿递、蠲恤、茶马、物产，共七个篇目；又把户口、度支、仓储附在贡赋之后，把营制、巡警附在兵防之后，把实业附在物产之后。卷三的风俗、古迹、祥异、陵墓、封爵、职官、名宦、选举，共八个篇目；又把方言附在风俗之后。卷四的人物、忠节、孝义、隐逸、流寓、仙释、列女，共七个篇目；又把乡贤附在人物之后，把方枝附在仙释之后。卷五的艺文、杂志、茶马，共三个篇目，其中艺文、杂志只有篇目而没有文章。考察这部志书，实在只是一份尚未完成的稿本，还没有经过详细核查和整理订正。甘肃省图书馆收藏这份稿本，我写信请求抄录序文、凡例以及书中要点；承蒙该馆抄录赠送此志和《海城县志》《打拉池志》《灵台志》等志书，使我能够撰成提要，特此表示衷心感谢。《安定县志》七卷，明万历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现存卷一至卷二）。明代张嘉孚编纂。张嘉孚字立庵，安定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授长治知县，升任同知，历任黄州知府、四川副使。《安定县志》创修于正德七年，由教谕贾秉宜、嘉靖二十年教谕冷昂重新编纂。考察本志张嘉孚序说：‘安定自设置以来，没有刻印的志书。’那么贾、冷二人的志书都没有付梓。本志由张嘉孚应本县县令陈鼎南之请编纂，万历十三年编成但没有刊刻；到万历二十五年，知县恽应翼又加以增订，才刻印流行，这时张嘉孚已经去世了。本志大字精刻，十分珍贵。体例分为地志、人志、政志、教志、兵志、文志、杂志七门，共六十二个篇目，义例简明质实，记事核实而不虚妄。沿革记载：安定在春秋时期是羌戎居住的地方，到汉代才隶属陇西郡；唐代则是渭州西市进行马匹贸易的地方。五代时又沦入先零之地，宋元祐年间在这里修筑安西城，隶属通远军。金大定年间改为定西县，隶属巩州；元代因地震使地面安定，改名为安定。元至正十二年，陇西发生地震一百多天，安西尤其严重，山体移动、山谷堵塞，房屋陷没；本志《地志》记载了这件事。但从《政志》以下直到《杂志》的五门，已经长期散佚，无法考查。《续修会宁县志》二卷，清道光二十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徐敬编纂。徐敬字信轩，临川县人，监生，道光十七年任会宁知县。考察会宁县的设置，始于金代设置西宁，后来会州曾迁治于此，明代确定名称为会宁。明代的县志早已散失，无法考查；知县黄显祖得到县人王守基、范良儒辑录的志稿，删取保存其中的概要。道光十一年，知县毕光尧又根据黄本参照考证，编成《县志》十二卷。本志是徐敬续编《毕志》道光十一年以后仅九年的事物；篇目全部依照《毕志》的门类，编成续志二卷。《毕志》共十二门，每门都有小序；本志凡是应当续写的就续写，不续写的就保留原小序。续写的只有建置、学校、秩官、人物、选举、艺文六门，事情简单，因而容易编纂。但是《毕志》在沿革考证方面颇多错乱，职官、选举有错误和遗漏，人物记载也有附会。当时人称徐敬多才多识，擅长文章；为什么不为旧志纠错，完成一部本县可信的信史，却只编成卷一、卷二两卷，实在可惜。《通渭县志》四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现存卷一至卷三）。明代刘世纶修纂，白我心编纂。刘世纶在万历年间任通渭知县。白我心是通渭人，任龙安府经历。考察沿革，宋代开始设置通渭堡，隶属陕西秦凤路巩州。金代升为县，元、明沿袭，隶属陕西省巩昌府。《通渭县志》见于嘉靖《陕西通志》所引《风俗志》，其中引用《通渭志》，可见嘉靖以前已经有志书。又本志刘世纶序说：‘通渭过去本来有志书，但历时已久，时代不同、事情不同，今昔有一半已经不相符合。’秦大夔序又说：‘县令刘君处理政务稍有空闲，便专心修志，草稿装满了箱子，又请本县白生编排整理，不到半年就完成，共四卷八门。’考察此志修纂时旧志仍然存在，它所确定的体例或许沿用旧例，分为疆理、建置、礼制、田赋、官师、人物、选举、文艺八类；但子目划分多有牵混，疆理、礼制两类的分目尤其琐碎，记事也有不少缺漏和错误。康熙五年，知县顾竟成修县志，仍依照此志的分类，另外增加《拾遗》《正讹》两门，用来补充缺漏、订正错误的地方很多。本志如今保存卷一至卷三，据秦大夔序记载，全志共四卷。《漳县志》五卷，旧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译清代周裕杭编纂修订。周裕杭修纂《武阳志》的情况，已经著录。《漳县志》和《武阳志》都是陇西县的分县志。武阳与陇西同城，所以《武阳志》的志名开头标作《陇西分县》，漳县则是分属县，志名只题作《漳县志》。考察漳县建县已有四百多年，清光绪初年因附属于陇西治理而成为分县；民国二年改为陇西县丞分理制度，后来又恢复为漳县，直接隶属于省。关于本县志书的编修，康熙《巩昌府志》引用过《漳县志》。后来志书毁于兵火。本志是在陇西县丞分治期间编纂的，体例与《武阳志》相同，叙述漳河水道，很有条理。《宁远县志》五卷，明万历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刊本残缺，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完整）。明代邹浩编纂修订。邹浩是沧州人，万历十三年任宁远知县。三国魏时，宁远把貆道县改为武城县；晋代改为新兴寨。宋初设置宁远寨，崇宁年间恢复为貆道县，金代废县改为寨。到明代又改为宁远县，隶属巩昌府。本县志书最初由成化年间县人王璠创修，后来散佚。本志是邹浩任宁远官职时，命廪生宋万宁搜集旧闻，再由邹浩亲自编写成书。体例严谨简明，分为图象、舆地、人物、政事、艺文五类，共二十二个篇目。卷末县教谕员一清跋说：‘事情考核准确，既不溢美，也没有遗漏。’阅读此书，辞语不溢美确实如此，但说到考核准确却有疑问。例如叙述沿革，把貆道说成旧县，并以《水经注》作为证明；然而貆道也不在今天的宁远。至于职官、选举方面，遗漏的地方尤其多。《宁远县志续略》八卷，清乾隆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胡奠域修订，于缵周编纂。胡奠域字禹敷，荆门人，任宁远知县。于缵周是宁远人，拔贡。本志续写康熙年间知县冯同宪修县志后三十多年间的事物；体例完全依照《冯志》，分为天文、地舆、建置、政治、官师、选举、人物、艺文八门。与《冯志》的篇目相比，增加了天文、艺文两门；而艺文小序又极力称赞前志体例得当。选举部分只详细记载于氏一家，出自于缵周之手，难免偏袒自己。考察此志，乾隆原本极为罕见，道光十五年重刻本流传较多，末尾附有《县志补缺》六页，记载知县苏得坡创设书院的事情，这是道光年间附加的。《续岷州志采访初稿》，不分卷，民国三十二年稿本（甘肃省图书馆藏）。近人陈如平编纂。岷州就是今天的岷县，所以是秦汉时期临洮县的辖地。据本志《建置》记载，认为这里的建置始于唐武德四年设置总管府。明代修纂的岷州志有正德、嘉靖、万历三部，都早已散佚；这些书都称作卫志，是因为明代曾在这里设置卫。到清康熙年间，才改卫为州。康熙二十六年，卫守备胡可桢修《卫志》一卷；康熙四十一年，抚民同知汪元絅修《州志》二十卷，岷州志的体例才开始完备。此后百余年，没有见到有人修纂。此稿开始进行增补续修，但由于开头部分残缺，无法了解它的体例；从文中零散抄出的篇目如下：建置、疆域、山水、道路、公署、学校、关梁、乡镇、贡赋、厘税、度支、科名、学问、忠节、孝义、方技、仙释、列女、职官、宦迹，共二十篇。艺文、杂录没有见到刊载；职官、宦迹排在仙释、列女之后，编次似乎还没有整理订正，记载也很少，所以称作《采访初稿》。《洮州卫志》一卷，清乾隆年间修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本志没有署明编纂修订者的姓名。只是书中记载有乾隆十四年的事情；此书见缪氏《学部方志目》著录，题为《乾隆洮州卫志》一卷，著录为抄本。考察洮州，就是今天的临潭县；自周武帝驱逐吐谷浑军队后，开始设置洮州洮阳郡。《明史·艺文志》记载李玑《洮州卫志》五卷，但无法考查编成于何时。后来卫守备吴垚著《卫志》一卷，编成于康熙二十六年。本志的记载大体沿用《吴志》原文，只略加续补。全书分为建置、疆域、山川、关梁、职官、城池、公署、学校、祠祀、贡赋、兵防、物产、风俗、古迹、封爵、人物、忠烈、列女十八门。康熙年间吴垚的《卫志》如今仍有抄本流传，门类与本志相同。《平凉府志》十三卷，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存卷四）。明代赵时春编纂。赵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嘉靖六年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山西。按《四库全书提要·存目》将此书著录为《平凉府通志》，这里依照本志卷首第一行的题名著录。现存卷四一卷及府城图三页；据张维《陇右方志录》著录，本志共十三卷。卷一、二、三为府志，卷四为平凉县；卷五为泾州，卷六为灵台县，卷七为静宁州，卷八为庄浪县，卷九为固原州，卷十为镇原县，卷十一为华亭县，卷十二为崇信县，卷十三为隆德县，共十七门。南京图书馆收藏卷一至卷十四、卷十八至卷三十六，共三十三卷；全书分卷合计共四十七卷。张维说：‘此志在寺观部分痛斥异端，在物产部分全部记载菊谱，未免本末倒置。’《四库全书·提要》说：‘此志考证和叙述都具有史学方法，在关中各志中最为有名。可惜书版漫漶磨灭，已经无法重新缮写，所以只保存了书目。’由此可见，这部志书到乾隆时期已经很难得到完整本了。《庄浪汇纪》八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李作舟编纂。李作舟是重庆府合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官至整饬西宁兵备、抚治番夷陕西按察司副使。考察庄浪，是甘肃黄河以西最重要的镇，汉代为广武之地。自魏晋直到唐宋，归入西夏；元代改名为庄浪。明初在这里设置卫，后来改为县。关于庄浪的志书，根据本志李作舟序所说：‘上下数千年的掌故，竟然缺失无从查考。’那么在此志以前，似乎没有志书。但考察《明史·艺文志》，有《古庄浪漫记》八卷，没有著录作者和编修时间。又见张维《陇右方志录》著录有万历《庄浪县志》，为万历七年知县卫东鲁所修。《明史》所说的《漫记》，怀疑就是这部书；至于《张录》所说的万历志，不知道是根据哪部书看到的。本志凡例说：‘它的体裁是史书，体例是志书，综合汇编则仿照六官。’为什么说体裁像史书、体例像志书，意思并不明确，也难以考察其含义。所谓六官，是把案卷档册汇集起来，分为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六科。书前有庄浪图，并附图说；书后有《事实》一篇，用来记载茶马这一重要政务，以及招募百姓转运军需物资的事情。其余六篇只是汇集史料，都没有经过删削和裁定。因此，这部书记载的事迹真实可靠，但编纂次序完全没有统一体例，使阅读的人感到困难。《正宁县志》十八卷，清乾隆二十九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折遇兰编纂修订。折遇兰字佩湘，号霄山，阳曲人；乾隆三十五年进士，次年授正宁知县，因母丧回乡，服丧期满后补任湖南浏阳知县，后来调任广东普宁知县，死于任上。著有《霁山文集》《看云山房诗草》。正宁原名真宁，因避清世宗名讳（胤祯）而改称正宁。本县志书在明代末年由县人巩国家开始编纂《真宁县志》五卷，崇祯年间县人巩焴又重新编纂，两部志书都早已散佚。县志是如今保存下来的本县志书中最早的一部。其体例为：卷一舆图，卷二至卷十八分别为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祠祀志、田赋志、官师志、献征志、祥眚志、轶事志、艺文志，子目共四十个。本志简明严谨，编纂得法，议论判断十分严格，引用往事一定注明出处，分别见于各书。例如地理志古迹记载黄帝陵在本县桥山，注释说《史记》记载：汉武帝北巡朔方返回时，在桥山祭祀黄帝。本书记载古代事情和遗迹，都采用这种方法，而不是空泛地使用‘相传’二字。《甘镇志》，不分卷，清顺治十四年重刊明代末年修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旧抄本）。本志没有署明编纂者的姓名。书的首页载有顺治丁酉年分巡西宁道按察司副使杨春茂重刊《甘镇志·序》，说：‘叛乱的回人米剌印发动反叛，在官署作乱，册籍案卷全都被焚毁，因此重刻此书。’考察米剌印在顺治五年四月与丁国栋一起拥立明延长王朱识■〈釒穿〉。本志体例分为地理志、建置志、官师志、兵防志、岁计志、人物志六门，共二十六个子目。兵防志记载边疆事务非常详细。人物忠烈传中有《苏武传》。科举、贡生附在人物志中，记载到嘉靖三十六年为止。据乾隆《甘州府志》钟赓起序说：‘顺治丁酉年，杨副使春茂编撰《镇志》六帙，只搜集记载到明代末年隆庆、万历年间为止。’但根据本书杨春茂序所说，他是重刊，并不是杨春茂重新编纂。然而阅读杨春茂序，其中有‘无不广泛采集，完备陈述，历时一月编成并刻版’等话，语气似乎又像重新编纂。因此后来的书目著录把它当作杨春茂重纂本。《山丹县志》十卷，清道光十一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清代黄璟编纂修订。黄璟字梅村，平定县人，举人，道光七年任山丹县知县。山丹自元、明以来是甘州府所属县。据嘉靖《陕西通志·风俗志》引用过元代《山丹志》；明代修纂的志书如今无法考查。按照本志鲁萃序所说：‘山丹过去没有志书，嘉庆十五年，广文武功党双原（行义）才开始从府志手抄一册，另行续纂，稿本收藏在明经壬庭山家中。道光七年，山西人黄明府就他所编纂的稿本，逐类考核，稍加润色，汇集成卷；壬明经拿出自己的资金，交付雕版印刷。’由此可见，本志是根据嘉庆年间《党志稿》增补辑成的。全书卷一为《世纪》，卷二为《国朝纪略》，卷三为地理，卷四为营建，卷五为水利，卷六为学校，卷七为人物，卷八为选举，卷九为食货，卷十为艺文。地理、营建、学校、人物、选举、食货又分别划分子目，共四十二个。《世纪》开头说：‘疏导弱水，使它流到合黎，余波流入流沙。’注释说：‘《雍州录》《甘志》在“导弱水”上遗漏了“陶唐氏”三个字，于是导致时代不明。’ 但既然遗漏了“陶唐氏”三个字，又不知道凭什么这样说。人物志的分类不免过于繁琐，把官师归入其中，很不合志书体例。而且本书考订不够精确严密，例如地理志沿袭《甘州府志》的错误，把居延（即居延海，在额济纳旗）说成在县北的大口子；后来修县志才加以纠正。只有水利志记载河流源流的变迁，以及疏导灌溉的办法，可以作为考证资料。《崇信县志》二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于元煜编纂修订。于元煜是东阿县人，举人，顺治年间任崇信知县。考察崇信设置县始于宋代，本县志书何时创修，无法详细查考。乾隆《甘肃通志》记载：明代柳仲庭任崇信知县时编修本县志书，删改取舍十分谨慎严密。本志是于元煜根据顺治六年知县武全文编成的志稿，嘱托本县刘显世等人重新搜集编纂，自己总括辑录而成。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沿革、疆域、山水、风俗、物产、赋役、城堡；下卷为学校、坛庙、寺观、官师、人物、利病、灾异。书后附《芮谷志》一卷，为武全文撰写，于元煜增补。体例还算简洁，只是把选举附在学校之后，官师的表和传也不分开，体裁仍不够清楚。《灵台县志》四卷，清顺治十五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黄居中修订，杨淳编纂。黄居中字定方，福建龙溪人；顺治九年进士，次年任灵台知县。杨淳是灵台人，贡生。本志是黄居中到任县中后立即让杨淳等人编录的；全书共有五个纲目，称为方舆汇、建置汇、赋役汇、秩官汇、人物汇。五个纲目都以“汇”命名，这种体例很少见。每汇都有小序，并把物产的利弊附在赋役汇中；物产记载惠安堡盐，过去没有销引制度，清初因商人不足、引课数额亏缺，便分隶各州县，按户口和人丁多少均摊，又记载引盐之事，这些都是其他志书没有记载的。利弊一目全是当时的县政事务，可以考察当时民生的疾苦。把灾异附在人物汇中，又因为人物没有列入祀典的乡贤，另立纪迹一目，这些都不合适志书体例。除小序之外，全书没有自行撰写一句话，完全采用“纂类”的体例。《秦州志》二卷，清康熙二十六年修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赵世德编纂修订。赵世德是辽阳人，康熙年间任秦州知州。考察秦州，就是今天的天水县；天水是古代的郡名。唐代从上邽分置天水县，不久即废。五代重新设置，在今天的天水县西南。宋、金时期分置南、北两个天水县；从元代到清代都没有天水县这一名称，民国初年才把秦州改为天水县。本志分门，从户口、徭役直到赈恤、艺文，共二十一门；但没有沿革、疆域、山川、学校和田赋，恐怕不是全书。《礼县志》，不分卷，清康熙二十六年修纂，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王榆善编纂修订。王榆善是费县人，康熙年间任礼县知县。考察礼县建县于明代，但志书缺失；万历四十一年，知县刘泽远单人骑马前往穷山深谷，采集断碑残碣，向当地年高有学问的老人询问，抄录古迹旧踪，才编成县志两册，但已经长期散佚不传。本志是官府辑录、应命编纂的书，体例简略。沿革记载说：‘礼县在秦代是天嘉郡，汉武帝设置汉阳郡，三国沿袭，在祁山以西十里设置长道县。’ 考察秦代设置的四十郡，并没有天嘉郡；汉武帝时期也没有设置郡的制度，不知道这部志书依据什么这样记载。流寓传记载诸葛亮，说他是出师时经过这里的人；这也可以称作流寓吗？这难道不是编纂者荒谬妄诞，想借此夸耀本县的事情吗？《徽郡志》八卷，明嘉靖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郭从道编纂。郭从道字省亭，是本州人，举人出身，官至贵州按察司佥事。居家时创修郡志，这部书与本县贡生张鹤年共同编纂。考察沿革，徽州郡在汉代是河池县的辖地，元代在这里设置南凤州，后来改名为徽州，明代隶属陕西省巩昌府。徽郡何时开始有志书，无法考查。据嘉靖二十一年修《陕西通志·风俗》引用《徽州新志》，可见在此志以前，郡志已经多次修纂。本志共八门，叙述沿革、记载旧事，都比较简明核实。《两当县志》四卷，清乾隆三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秦武域编纂修订。武域字紫峰，曲沃县人，出身举人，乾隆三十一年任两当知县。两当编有地方志，清康熙二十六年知县武国栋最初创作志稿，仅十二页，尚未刊刻。武域为此增补续编，遂成一部县志。全书共分四纲：志地、志事、志人、志言，分目共二十九类，按类别附列。考察其编排，颇为审慎；文章简省而记事详尽，每篇少则几十字，多则几百字，全书仅二万多字，但一县的历史事实大体齐备，并无明显遗漏。当时协助参订的有屠文焯，负责采访的有罗暲、周才美，负责校阅的有高仲。书中没有编纂修订者姓名表，而是在凡例中列出参与编纂辑录的诸人。志书后附《拾遗》一卷，是志书完成后续编辑录的内容。《肃镇志》四卷，清顺治十四年重刊明代万历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李应魁编纂修订。应魁于万历四十四年任肃镇兵备副使。此志修成于万历丙辰年，原本早已散佚；今本是顺治年间重刻本。根据乾隆《肃州新志》黄文炜的序文，此志错误很多，例如把酒泉太守竺曾误写成竺会，把张奂渊泉人误写成酒泉人；又说大禹治水到过合黎，却怀疑龙门、积石不在此地。因字形相近而造成的讹误，重刻本已经改正。考察此书，版口题名为《肃镇华夷志》，但卷一第一行仍题作《肃镇志》。据张维《陇右方志录》说：“万历原本称《肃镇志》，‘华夷’二字是重刻时加上的。”考察重刻本，只有版口增加了“华夷”二字，正文实际上没有更换书名。《玉门县志》，不分卷，旧抄本（徐家汇藏书楼藏）。

译此志没有署纂修者姓名，也没有序跋，无法知道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编纂。考察其中关于建置沿革的记载，只到清乾隆二十四年。全书共分二十类：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城垣、水利、田赋、汛防、驿递、山川、古迹、学校、士习、风俗、土产、坛庙、仓廒监狱、职官、科第、营制、义民、节妇；从编排看，体例很不整齐。土产志记载：“石脂水在县城赤金东南一百五十里、白杨河以西，那里有石油泉，当地人取来点灯。”又引用《博物志》说：“延寿县南面有山，山石中流出泉水，当地人称为石漆。”《元和志》说：“玉门县东一百八十里，泉水中有苔，点燃后非常明亮。”《一统志》说：“石油出自肃州南山。”《肃镇志》说：“嘉峪关以西有石漆。”所引用的这些说法，都用来证明玉门有石油，可见这种发现由来已久。参见张维《陇右方志录》所著录的《玉门县志》抄本，其中说：“乾隆二十四年西域事务平定后，改安西为府，沙州卫改为敦煌县，靖逆、赤金二卫改为玉门县。” 此志摘录《肃志》和《靖逆赤金卫册》，间或附载新近事实。仓廒部分记有乾隆四十一年修建仓库的事，距离《肃志》修成又过去四十年了。但各门类所记史实，大多仍沿用《肃志》的旧文，大概与《敦煌志》一样，都是抄录汇编后呈送的书，并非专门自行编纂的志书。”张维叙述此志编纂的始末很详细，所以附录于此。《敦煌杂钞》二卷、《随笔》二卷，清乾隆七年清润斋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常钧编纂。钧字和亭，叶河人，官至安西观察副使。此书是常钧任安西观察时编纂的，序文大意说：“安西是古代荒服之地，居住着羌、戎，秦汉以前的情况已经遥远难考。自汉代设置敦煌县、开通西域以来，拓地数千里，屯戍相望，人民和物产都很丰盛，达到一时的盛况。晋、魏及六朝时期，中原多故，无暇经营远方。到了隋唐，国势相继复兴；肃宗、代宗以后，又相继沉沦，到了宋、元、明时期，遂被弃置为异域。我朝自康熙五十四年起，征伐嘉峪关以外地区，包括古酒泉西部边境以及敦煌、玉门一带；逐渐经营并改置卫所，连同哈密也全部隶属版图。雍正年间设置镇营、开屯田、筹措军饷，我首先编成这篇著作，也算是安西地方志的开端。”这篇序文大略叙述安西的沿革。因为安西是汉代敦煌县的辖地，所以书名叫《敦煌杂钞》。本篇编纂时，安西观察所统辖的有河西四部、关西七卫，以及安西、柳沟、沙州、靖逆、赤金、哈密、玉门、赤斤、蒙古、阳关、罕东、安定、阿端、曲先等厅、卫、县，还有嘉峪关、赤金山、冒马疏勒、观音寺、苦峪、三危、鸣沙、白龙堆、流沙渥、洼水、氐置、古长城、雷春寺、南山、天山、瀚海、巴里坤、土鲁番等城关、河流、山岳和寺庙所在地。本篇的编例是：上卷叙述地名和地情；下卷记载地势、户口、田亩、积粮、屯田、开渠，以及党河的源流、安西东关的护墙、修建民房、增设腰站、设置引墩等，都是掌管政务、筹备防务的事项。附录《随笔》二卷，记载当地情况，是听闻见闻的笔录。《环县志》十卷，首卷一卷，清乾隆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高观鲤编纂修订。观鲤字禹门，仁和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授任环县知县。《环县志》始创于何时，已经无法考知；《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引用过旧《环州志》。考察环州在明洪武初年降为县，这部旧志或许是宋、元时期的旧志。高观鲤修志时，旧志都已散佚，所以书中没有一句涉及它们。此志分沿革、祠祀、学校、田赋、兵防、职官、仕籍、人物、艺文、纪事十门，子目三十九类，体例简约。沿革中说：“环地的建置始于秦代，汉代是马岭县辖地，到了魏晋直到北朝，沦入戎翟之地。唐代才恢复，修筑方渠、马岭二城；五代后晋开始设置威州，后周改为环州，明初改州为县。”张维《陇右方志录》说：“汉代的方渠在今宁夏；西魏、北周的会州在今中卫的鸣沙。唐代环州改为威州，又是鸣沙、会州改置而来，都与今天的环县没有关系。”此志把沿革混为一谈，错了。《新修打拉池县丞志》，不分卷，清光绪三十四年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廖炳文修订，陈希魁编纂。炳文在光绪年间以县丞身份代理办理打拉池县事务。希魁是打拉池人，贡生。考察本志廖炳文序文说：“打拉池县设置于光绪元年，此前没有旧志。这部志书是奉命编修的，于是嘱托贡生陈希魁、训导谢文俊、廪生杨希贤负责编排，附生赵子绅、魏崇文、杨文舒负责采访，附生陈德俊、陈祖虞、陈重德、董元辅负责誊写抄录，众人共同采集编成。”全书分建置、疆域、山川、关梁、水利、盐法、物产、贡赋、祀典、职官、塜墓、风俗、貤封、恩荫、选举、贡生、武举、节妇、星现、星殒、日月蚀、恤典、方言、户口、仓储、学堂、度支、厘税、农商、矿产、巡警、忠烈、碑文，共三十三门。其中物产、疆域、山川三门各有小序，其余篇目没有。考察此志，虽然分门很多，但记述简略；只是关于星现、星殒、日月蚀的记载，是其他地方志中很少记录的。○宁夏 《宁夏新志》八卷，明代嘉靖年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管律编纂。管律是宁夏卫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宁夏位于陕右西北边境，西面凭借贺兰山的险要，东面临黄河的天险，历代都是西北重镇。本志沿革说：“春秋时期这里是羌戎居住地，秦代最初设置上郡，汉代被匈奴占据，汉武帝元朔二年命卫青夺取河南，设置朔方郡。晋代沿袭，晋朝混乱时，被赫连夏占据并以此为都。西魏设置弘化郡，后周改为怀远，隋开皇初年降为县，大业年间又恢复为朔方郡。唐代为怀远县，隶属灵州；宋代为兴州；元代为宁夏路总管府。明洪武初年建立宁夏府，不久改为卫，任命耿炳忠为指挥驻守此地，隶属陕西都司；洪武二十五年将第十六子朱梅封在这里。”考察栴在永乐年间编有《宁夏志》，这是宁夏志书的开始；此后卫人胡汝砺又于弘治十四年编纂《宁夏新志》。本志是杨守礼巡抚宁夏时命督粮道佥事孟霦修纂的，随后聘请管律重新编纂。管律认为，他老师的郡志已经被人删改，失去了原貌，因而纲领不振，算不上好志书，所以重新辑录，于嘉靖庚子年完成。本志增补和改正《弘治志》不足之处的地方很多。书中采录内容广泛，体例庞大。卷一包括宁夏总镇、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山川、关隘、边防、水利、桥渡、卫防、物产、土贡、封建、王府、公署、五衢、南路守备、北路守备等类。卷二包括坛壝、祠祀、官迹、人物、选举、武阶、忠孝、节义、技能、仙释、祥异、寺观、游观、景致、古迹、俘捷、陵墓等类。卷三包括中路灵州、五马驿递、韦州、西路中卫、广武营、鸣沙州、东路后卫、兴武营、铁柱泉等类。卷四为沿革考证，卷五为赫连夏考证，卷六为拓跋夏考证，卷七、卷八为《宁夏文苑志》。考察其编排，没有总纲和总目，而是按照事情分类，但条理还算相合。卷一物产记载，贺兰山、麦垛山出产铅、礬、铁，极为丰富。土贡记载，唐代夏州进贡氈角弓，齐代灵州进贡红蓝、甘草、蓰蓉、代赭、白胶、青虫、鵰鹘、白羽、麝、野马。明代每年进贡花马，这些都是宁夏的特产。卷二所记人物、古迹、陵墓，也颇有考证。卷三对所属营卫制度的记载很详细。卷四至卷六考证沿革以及赫连夏、拓跋夏，采录尤其广博，考证后确定的说法也相当详尽准确。卷七、卷八的文苑分诗、文两门，文章列有《宁夏八景诗序》《汉寿平侯壮缪关公祠碑》《大明嘉靖平虏之碑》《观赤木口诗序》《筹边录》等，都是有关宁夏文献的重要作品。《朔方广武志》二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清代俞益谟编纂。益谟字嘉言，号澹庵，广武人，官至提督湖广全省军务左提督。康熙四十二年辰州红苗起事，俞益谟跟随尚书席尔达督军征讨，红苗请求投降，事情平定；著有《辨苗纪略》八卷。本志凡例说：“广武是营汛城堡，过去没有专门的志书，向来附在《朔镇志》中记述大略。”考察此志，是抄录《镇志》，有时询问当地老人，有时考察碑碣；反复研究核实，务求真实可靠，凡是一切虚妄荒诞、没有根据的话，一概不敢收录。从凡例可以看出其编著十分审慎。卷前有武进士俞汝钦的序，俞汝钦是俞益谟的儿子。序中说，此志尚未刊刻，而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五年，才交付刻工付梓。又考察所列修志姓名表，俞益谟任总裁，廪生李品■〈香奇〉续笔；纂辑者列有举人高嶷、贡生贺遇隆、生学雷起潜、俞汝钦、李元臣等；校阅者列有贺士康、陈三恪；监刻者列有张继程。因此，此志并非出自俞益谟一人之手。全书上卷卷首列有城池边埻图、天文星宿分野图，随后为志书正文，从地理到物产共三十六门。下卷是艺文，编排分类颇为凌乱。书中记载也有很多缺漏。不过，这部志书从未见于藏书著录，是甘肃省图书馆独有的秘籍。《朔方新志》，不分卷，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杨寿编纂。杨寿是宁夏卫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任户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朔方就是宁夏卫，汉代曾为朔方郡，此志沿用了它的古名。宁夏自嘉靖年间管律编纂《新志》以后，万历五年石茂华又修《宁夏志》四卷，万历七年罗凤翱又修《朔方志》，万历十七年杨锦又修《朔方边纪》，加上这部志，已经是第四次修志了。如今只有这部志流传下来。考察此志，由杨寿主持撰写，黄机明、时儒协助编辑，万历四十五年由巡抚杨应聘刻印发行。全书分图考、建置、沿革、天文、地理、山川、食货、内治、外威、文学、武阶、忠孝、节义、窃据、叛乱、坛祠、寺观、陵墓、古迹、祥异、方伎、词翰、遗事二十三门。张维《陇右方志录》说：“此志文辞清简，很有剪裁，可惜纲目凌乱。‘内治’‘外威’‘文学’‘武阶’等名称，并非通行说法，名称与实际有时也不相合。”现在阅读此志，只有序论各篇的文笔比较纯正；书中记述却多有重复，也不足以称为“雅有剪裁”；至于篇名的乖异，更是不合体例。不过，关中明代志书如今保存下来的非常稀少，这部志书仍是难得的珍本。《固原州志》二卷，明嘉靖十一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明代杨经编纂。杨经是宁夏人，嘉靖五年进士，任大名府推官。考察固原在元代是开州，后来升为府，辖开城、广安二县，是安西王的行都所在地。明初降为开城县，隶属平凉府；不久又改为固原卫；景泰初年修筑固原城；弘治年间升为州。固原志书始于元代，有《开成志》，现已散佚，只能见于乾隆《甘肃通志》的引用。明代张治道又编纂《固原州志》，万历《内阁书目》《千顷堂书目》都曾著录。此志成于嘉靖十一年，共二卷：上卷分城池、疆界、山川、古迹、土产、风俗、文武衙门、人物、节妇九类；下卷分前代人物、前代名宦、艺文三类。卷前列有《总制》一篇以及唐龙的序。唐龙序说：“此志记事简要而准确，文辞明辨而有条理；其中叙述山川险易、地理迂直，都井然有序。”张维《陇右方志录》说此志：“对于边防时事的谋划议论，有卓越见识。它论述固原的地势，说明攻战和守御都很困难，完全不同于地方志夸张陈说的旧习。”现在考察此志的体例，分门未免过于简略，把户口、税课、兵卫、军实、职官、名宦全都归入“文武衙门”一类。又如上卷已经设有“人物”一类，下卷却又另设“前代人物”一类；“文武衙门”类已经收录名宦，下卷又另设“前代名宦”一类。人物按今古朝代分段，会使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并不是志书体例所适宜的做法。不过，它叙述疆域、山川形势以及战守方略，十分详尽审慎；若不是熟悉地理、通晓军情的人，无法作出这样的论述，这正是志书作者中卓越的见识。《固原州志》二卷，明万历四十四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明代刘敏宽编纂修订。敏宽是山西安邑县人；万历五年进士，历任州县官，后升任延绥巡抚，再升任陕西总督。考察此志，是刘敏宽任陕西总督时，与兵备道董国光共同修纂的。他的自序说：“我与董国光相互咨询、参考，订正旧文，增添新事，又由我裁量斟酌，核实编次。”按这段话可知，此书是总督主持编纂的所属州志。《固原州志》在明代编修的有张治道、赵时春所纂的两部，早已散佚不传；杨经编的那部和这部仍然保存。此志比《杨志》考订更严谨，体例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兵制、官师、人物、艺文八门，记载核实而无遗漏，是陇西地方志中体例较佳的一部。《海城县旧志》二十三卷，清乾隆十七年修，旧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清代朱亨衍修订，刘统编纂。亨衍是广西桂林府临桂县人，康熙辛卯科举人，乾隆九年任甘肃平凉府同知，乾隆十四年分守海喇都。刘统是海喇都人，举人。考察此志又名《盐茶厅志》；这里依据本书书衣页以及卷一第一行的题名，称为《海城县旧志》。书序目录第一行又题作《厅志备遗》，一本书有多个名称，必然会造成著录者的混乱。《西北资料图书简目》著录为《海城厅志》；《陇右方志录》著录为《盐茶厅志备遗》一卷，《中国地方志综录》沿用了这个名称。考察此志编修时，海城名为海喇都，隶属平凉府。朱亨衍以平凉府同知身份分驻当地，因为当地此前没有志书，省志又没有收录，府志也没有记载，于是邀请刘统以及贡生柳成林、陈良秀、周日庠、张珙，监生曹夔隆等人采访编辑，开始制定志书体例，于乾隆十七年编成。全书分图记、星野、疆域、形胜、建置沿革、城堡、山川水利、古迹、田赋、户口、徭役、风俗、官制、名宦、学校、署廨、积贮、仓廪、坛庙、寺观、节孝、物产、艺文二十三门。又把盐税附在田赋下，把乡贤附在名宦下，把生徒、科贡附在学校下，门类体例十分庞杂。朱亨衍序文说共有二十三卷，但书中卷数实际上没有清楚分次，是一部尚未定稿的稿本。考察此志过去没有刻本，一直以抄本流传，而这个抄本是最早的。书后有咸丰九年正月上旬本地庠生史廷珍的题记，因此应当是咸丰九年以前的抄本。史志中没有见过海喇都这个名称。考察此志记载，该地距安西州四十里，原先是一座堡；唐代以前隶属何处无法考知，宋、金、元三代都属安西州。宋将忻可适讨伐西夏，攻取天都山，以此地建立安西州；元符二年又被西夏人攻陷，改名东牟会。元代兴起后，在这里建立国家并封豫王，这里就是海喇都固，是安西州所属的堡。明初派大将徐达、偏将薛显等进攻，赶走豫王，把当地居民迁往北平，于是将海喇一带十八堡合并为牧厂，设置承奉司管理。清初在此设置卫所，由监军负责统管；后来建立厅，主管盐、茶等重要事务，所以有“盐茶厅”之名，其制度与明代的牧厂相类似。○青海 《青海志略》，不分卷，民国时期修纂，抄本（甘肃省图书馆藏）。

译近人许崇灏编纂。崇灏字公武，甘肃人。考察此编，是新亚细亚学会会员黎小苏、邱向鲁、朱允明等人的实地考察报告，许崇灏依据他们的叙述，又考查古籍中的相关记载，重新编成。民国三十二年曾在重庆用土纸铅印，印数不多，印本如今也很少见。全编分为十一章：第一总说，第二历史沿革，第三地理环境，第四自然区域、行政区域，第五经济状况，第六民族分布状况，第七宗教及寺院，第八人民生活习尚，第九交通，第十教育，第十一结论。其体例总括古今、新旧，是省志中一种新创的体例。关于青海的建置，本编总说写道：“青海在甘肃西南部，因为境内有一大湖叫青海，所以以此命名为省。夏代是西戎之地，秦代是西羌之地，汉初属于匈奴。新莽时期，羌人献出鲜水湖，开始设置西海郡，修筑龙侠城；后汉中叶，又修筑皇中、护羌二城。三国时又被西羌占据，东晋以后，被东胡族中的鲜卑、吐谷浑、慕容氏占据。隋大业年间，命裴矩攻平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二郡；隋末又被吐谷浑各族轮流占据，直到宋代一直成为边疆祸患。元代平定西番，在当地设置贵德州；明初也曾派使者招抚晓谕，正德以后则被蒙古族占据。清代年羹尧平定青海，才开始设置办事大臣驻节西宁；民国元年改为青海办事长官，民国二年又改为蒙番宣慰使，民国四年改设甘边宁海镇守使，民国十五年改为青海护军使，民国十七年才建立青海行省。将甘肃西宁道所属七县，以及蒙古二十九镇、玉树二十五族、果洛五族、近海八族，统一归该省管辖。”按此编所叙，青海沿革大致如此。至光绪十年改设新疆行省，即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地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西镇志》，不分卷，清顺治十四年刊本（甘肃省图书馆藏，存艺文志刻本，全文为抄本）。清代苏铣编纂修订。铣是交河人，顺治三年进士，先任卫辉府推官，经行取任监察御史，顺治十二年任西宁兵备道。《西宁志》创修于明万历二十三年，由兵备道刘敏宽修《西宁卫志》。《四库全书提要·存目》中有《西宁志》七卷，署苏铣撰，是苏铣顺治十二年任西宁道时所作。清初西宁设置军民指挥使司，是边疆地区，文献很少可供考证。因此此书也写得潦草冗杂，完全没有体例，大概是初创者难以做好。乾隆《西宁府志》凡例说：“旧《西镇志》仅有寥寥两本，在顺治丁酉年重刊。”它所说的重刊，大概是指镇志已经修订过两次。现在考察本志，每卷第一行都题作《西镇志》；《四库提要·存目》称为《西宁志》，实际上与本书是同一部书。《循化厅志稿》八卷，旧抄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龚景瀚编纂修订。景瀚字海峰，闽县人；乾隆五十七年由平凉知县调任代理循化事务。循化自元、明以来是河州边外之地，清乾隆二十七年，才把河州同知移驻循化治理。除营汛兵士外，其辖区居民大半是回族。考察此志，是《循志》尚未刊刻前的初稿。全书门类为：卷一建置、沿革，卷二山川，卷三营汛，卷四管内族寨、工屯、田赋、户口，卷五官师，卷六祠庙寺院，卷七水利，卷八夷情，共十二类。《陇右方志录》著录《循化厅志》八卷，称为清乾隆五十七年同知、闽县人龚景瀚所著。该志门类有三十二类，推测这份稿本在交付刊刻时，曾重新整理并增补，所以门类不同。《隆德县志》二卷，清康熙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常星景编纂修订。星景是山西翼城人，举人，顺治十三年任隆德县知县，任期届满后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稽勋司员外郎。关于《隆德县志》，据常星景本志序文说：“隆德过去有志书，前任毕、李二位县令曾加以整理订定。”考察本志的官师部分，知县毕如松于万历三十二年任职，修过县志；知县李若素于万历三十七年任职，重修过县志。这两部志书如今都没有流传。此志共二卷：卷一为沿革、山川、户口、田赋、物产、坛庙、河渠、风俗、官师；卷二为学校、人物、灾异。考察隆德，宋代开始筑堡，金代开始设置县。但本志沿革说：“汉代月支道，就是今天静宁、隆德一带，后汉、魏、晋沿袭，都隶属安定郡。”月支道是否就是隆德，史实中可供援引的材料很少，所以无法考证；而《后汉书》《晋书》中都没有“月支”这个名称。○新疆 《回疆志》四卷，首卷一卷，清乾隆三十七年修，清博览堂抄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译清代苏尔德编纂修订。尔德字费谟，长白人；乾隆己丑年奉命驻守、护卫喀什噶尔，那里是回疆最边远的地区。苏尔德记述当地山川形势以及贡赋、职官、风俗、天时、地理等情况，上报朝廷。后来又依据观察使周世衡《回疆志》的原本，补充缺漏，编成此志，共四卷三十二类，体例相当完备。考察此志没有刻本，传抄本中以博览堂抄本最为精善。所谓回疆就是新疆，古代是雍州以外的地区，汉武帝时才开始开通道路，称为西域。天山以南有城郭的国家共三十六国，设置都护府统辖；天山以北是匈奴右部的地域，西部是乌孙国的地域。后汉时山北仍旧，山南分为五十多个国家。三国直到隋代，山南是于阗、鄯善、龟兹等国的土地；山北起初是鲜卑、乌孙之地，后来是蠕蠕、高车之地，再后来是突厥、铁勒之地。唐代山北属于突厥、沙陀、回鹘、西突厥各部，设置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山南以于阗、疏勒、碎叶、焉耆为四镇，设置安西大都护府统辖。唐朝中期以后，全部落入吐蕃。宋代是乌孙、于阗、回鹘、龟兹等国，全部归入辽的统治。元代山北是阿力、麻里以及回鹘、五城的地域，山南是别失、八里等国的地域，设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二行尚书省统辖。明代山北是卫拉特的地域，山南是回部的地域。清初山北被卫拉特的准噶尔部占据，山南仍为回部。乾隆年间逐步平定，设置伊犁将军以及副都统、领队大臣等官职，留下西征军驻防，称为新疆。此志叙述的沿革大致如此。到光绪十年改设新疆行省，就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地域。《新疆纪略》，不分卷，清乾隆四十二年修，抄本（上海图书馆藏）。原题为椿园氏著。椿园不详是什么地方的人。据他的自序说：“我生在燕地，长大后在秦、晋、齐、楚、吴、越之间任官，壮年时又向西出阳关，越过河源三千多里。”按照这段话，他长期居住在新疆；所著此书考察研究十分详细。此书篇目没有经过整理订定，体裁颇为散乱。全书共六篇，不分卷次：第一篇《新疆纪略》，叙述山川、城邑、职官；第二篇《外藩纪略》，记载哈萨克、布鲁特、安集延、博罗尔、敖罕、温都斯坦等邦；第三篇《叛亡纪略》，记载准噶尔、阿睦尔、萨纳额鲁特、布拉敦、霍集占等人的叛乱、逃亡事实；第四篇《投诚纪略》，专门记载土尔扈特投诚之事；第五篇《新疆道里表》；第六篇《回疆风土记》。但全书没有总书名，这里采用第一篇的篇名著录，题为《新疆纪略》。据姚椿《晚学斋文集》卷二，有《西域闻见录跋》说：“此书《新疆纪略》二卷，《外藩列传》二卷，《西陲纪事本末》二卷，《回疆风土记》一卷，《军台道里表》一卷，共八卷，乾隆四十二年由满洲七十一撰写。” 大概他曾以出使的事务到过西域，所以书中言语多真实确凿，不是贩卖传闻的人所能相比。有人说阮吾山侍郎大概曾为此书润色；书中多有劝诫之辞，并不任意夸耀。”椿园的跋又说：“读《两汉志》的人，也不能全部了解这些情况；得到这部书，就可以像看手掌一样明白了。”考察此书，它对新疆在汉代以前的史实记载得十分详细，所以椿园把它比作内容完备的《两汉志》。《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此志，称为《西域闻见录》八卷，署七十一纂，其大体依据姚椿的记载。《综录》又引用吴丰培的调查，称此书还有《西域总志》《新疆志略》《新疆外藩纪略》《西域记》《西域琐谈》《西域旧闻》《新疆舆地风土考》《西域昆探》《回边纪略》《西域纪略》《外藩列传》《回疆风土纪》《军台道里表》等名称。除《西域总志》是周存仁改编并改名外，其余内容完全相同，只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此外还有《新疆纪实征信录》，见于丁实存《中文新疆书目》，怀疑就是这部书。由于此书原本没有总名，所以著录者使用的书名各不相同。这个抄本原先为蒲圻张国淦旧藏，书中文字几乎没有讹误。《新疆回部纪略》，不分卷，稿本，有赵世暹手跋（上海图书馆藏，现存库车部分十三页）。清代慕霁堂编纂。霁堂是甘肃镇原县人，举人，光绪年间任西宁县教谕。当时天山南北的军务刚刚平定，准备设置新疆行省，地方大臣下檄文命慕霁堂赶赴新疆调查回部情况，为设置县治作准备。这部书是慕霁堂调查当地情况一年的记录，共两函，存放在陕甘督署，底稿由他的儿子少堂收藏在家中。现存本是记载库车的一部分，分沿革、疆域、山川、建署、营伍、粮饷、租赋、牧厂、卡伦、军台、回务事宜等门，全书只有四千多字，但记事简明准确，可以考见库车的概况。库车在阿克苏东北、喀喇沙尔西南，是古代龟兹国的地域。城墙旧时用柳条夹沙土筑成，所以称为柳城，也称柳陈、柳中，又称鲁陈。汉代是车师前王的土地，唐代为西州所属的柳中县。清乾隆二十三年定名为库车，译语意思是“胡同”。山川门记载：丁谷山是库车著名的地方，山上有唐代古寺、唐碑、佛窟、浮屠。水利以干河最为重要，在城西环城引渠灌溉田地。官制方面，清代设置办事大臣一员、章京二员。营伍方面，乾隆年间驻扎镇营的士兵三百名。牧厂有两处，蓄养马一百匹、牛五千头。卡伦中有博勒奇尔城，规模最大。回务方面，设置三品阿奇木伯克一员，负责办理回部事务。《西域琐谈》四卷，清代抄本，有乾隆四十二年序（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椿园编纂。椿园著有《新疆纪略》六篇，却没有这部书。这部书末尾有椿园亲自记载的题记，题于库车军署。书前序言大略说：“我往来于龟兹、大夏等国，五次更换冬夏衣裘，亲眼所见已经很多，而我性情又喜欢听闻琐碎事情。那么，伊犁、吾都斯以西，凡地志、山经没有记载的事，几乎多得无法一一计数；即使是正史所说的事，用亲眼所见来验证，也有很多抵牾。至于不能使我心安的，是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人事各自不能相互配合。”按照这段话看，本书记载的是伊犁、吾都斯以西的见闻，并不是从《新疆纪略》中分出的一篇。它的编排体例是：卷一为“殊方风土”“新疆道里表”；卷二为“新疆军事记”，记载平定准噶尔、阿睦尔、萨纳布拉呢、敦霍集占、乌什等叛乱以及土尔扈特投诚；卷三记载雪山、哈密、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辟广、哈拉沙尔、库车、乌什、叶尔羌，附记和阗、喀什噶尔等地；卷四为“西陲各国”，附记“绝域诸国”。西陲各国有哈萨克、布鲁特、鄂罗斯等十八国，绝域诸国有玛辖提、科罕等二十多个国家。考察这部书的记述，它在时代和地域上都与《新疆纪略》明显不同；虽然都出自椿园之手，但确实是两部书。《新疆赋》一卷，清道光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徐松编纂。徐松字星伯，大兴人，原籍武进，嘉庆年间进士，官任编修，因获罪被贬谪到伊犁，回来后授任礼部主事。徐松精通地理学，著有《校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唐两京城坊考》《元河南志》《西域水道志》等书。这篇赋是徐松被贬伊犁时所作。嘉庆壬申年，徐松向西出嘉峪关，由巴里坤到伊犁，行程四千八百九十里。乙亥年，徐松又因服丧任职而回到新疆，翻越本素尔岭，经阿克苏、叶尔羌，到达喀什噶尔，行程三千二百里。第二年到达伊犁，所经过的地方有英吉沙尔、叶尔羌、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吐鲁番、乌鲁木齐，行程七千一百六十八里。徐松既考察了当地的山川城邑，又考核了官府设置和屯田情况；还旁及和阗、乌什塔尔、哈台等城的地图，以及回部、哈萨克、布鲁特各族的源流；又向有关官员征询并查阅典籍，于是作成此赋。赋分为两篇，分别叫《新疆南路赋》和《新疆北路赋》。两篇赋逐句逐字编排，使地理学家便于阅览，当时称说它可以同《盛京赋》《西藏赋》前后相辉映。这个本子书前有孙馨祖的序言，大略说：“星伯从伊犁奉命出使喀什噶尔各郡，行程一万三千六十八里，八个月中全都亲自经历过，所以说得非常详细。” 书后有彭邦畴的跋语，说：“像班孟坚、左太冲这一类人的作品，也没有什么值得过分称道的；至于星伯，我还要从他的征引文献方面另加考察。” 考察徐松作这篇赋，原意在于赎罪，所以记述的内容无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他又仿照谢灵运《山居赋》的体例，亲自为赋作注。赋中铺陈的新疆事物都真实可靠，可以同新疆地方志一起参阅。《三州辑略》九卷，清嘉庆十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和瑛编纂修订。和瑛是蒙古镶黄旗人，嘉庆初年任乌鲁木齐都统。“三州”一名，按本志和瑛序言说：“编成辑略，汇集记述三州：哈密称为伊州，吐鲁番称为西州，乌鲁木齐称为庭州。因为不记西州，就不知道庭州的起源；不记伊州，就不知道庭州由何处接近而来。”又在沿革中说：“哈密是汉代伊吾庐的土地，唐代称伊州，宋代沿用这一名称，元代才开始称哈密，明代仍称哈密；它是新疆南北两路中间最重要的地区。吐鲁番是汉代车师前王的土地，唐、宋称吐番，元、明称吐鲁番。乌鲁木齐是汉代车师后王的土地，就是古代的轮台，也写作仑头；乌鲁木齐这个名称，在回语中意为禾稼，因为当地适宜种植禾稼，所以这样命名。”考察这部志书，主要记载乌鲁木齐的事物，同时兼及哈密、吐鲁番，是一部分别记述新疆各郡邑的书。本书成于嘉庆十年，但“官制”一门记载却止于嘉庆十一年。全书分为沿革、疆域、山川、官制、建置、库藏、仓储、户口、赋税、屯田、俸廉、粮饷、营伍、马政、台站、礼仪、旌典、学校、流寓、艺文、物产二十一门。它特别重视记载边疆形势、营伍马政、粮饷台站，同时也涉及沿革建置、户口赋税、学校艺文。关于人物只记载流寓之人，除了流寓者之外，当地难道就没有可以记载的人才吗？按照它的编纂条例，这实际上是关镇志书的体例。《哈密志》一卷，明万历四十三年刊本，收入《王元美先生文选》（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王世贞编纂。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自号弇洲山人，太仓人，嘉靖丁未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事迹详见《明史·文苑传》。这部志书是王世贞记载哈密时事之作，不分门类，按照事件直接书写。开头叙述哈密的疆域沿革：“哈密是唐代伊州的土地，东接甘肃，西距土鲁番，是西域各国的咽喉。元代属于威武王安克帖木儿的居地；永乐四年派使者入朝进贡，封为忠顺王，赐给金印；并在其地设置哈密、曲先、罕东、罕东左四卫。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国的贡使，到达时都经过哈密，译文全部上报后才放行。忠顺王传到第三代时，土鲁番是强大的藩国，约有五万骑兵；兵部尚书王琼与彭泽、郤发揭露其辱国欺骗之事，以及陈九畴轻率专擅的行为，导致事变激化而又遭失败。皇上听闻此事，大学士杨廷和等人与彭泽一向交好，不得已夺去彭泽官职，又逮捕陈九畴，将他下狱。”全书记述哈密各种事情，约二三千字。考察这部志书，未见其他书籍著录，只有《四库全书·提要·存目》著录《哈密事迹》一卷，附《赵全谳牍》一卷，底本为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所藏本。《提要·存目》说：“不题书名，也不署撰人姓名，前面记载正德年间土鲁番侵扰哈密，以及经略彭泽与王琼结怨之事。” 书中又附载经略张海的一篇奏议，后面记载嘉靖年间刑部审议煽动诱使谙达俺答以及叛人赵全等九人的奏牍。大概是明人杂抄的残缺书册。”这些话与王世贞这部志书所记事实很相合。当时编纂《四库全书》的诸位官员，只说它叙述赵全的事情，这与《明史》也没有大的异同，却没有说到王世贞这部志书所叙述的哈密事件。由此怀疑《哈密事迹》或许就是王世贞的《哈密志》。《台湾善本书目》著录《哈密事迹》一卷，为清代抄本，可以拿来同王世贞《哈密志》对照核验，但是否是同一部书，尚不能确定。我又查阅了明代马文升撰写的《兴复哈密记》（收入《皇明小说今献汇言》），它与王世贞这部志书不同；至于清抄本《哈密事迹》，我还没有亲眼见到。《叶尔羌纪程稿》，不分卷，倭仁手稿，附章炳麟、汪东手跋，疑有福裕藏印（上海图书馆藏）。清代倭仁编纂。倭仁字艮斋，蒙古正红旗人，姓乌齐格里氏。道光年间进士，官至文华阁大学士，死后谥文端。这份稿本是倭仁赴叶尔羌任帮办时记载行程的作品，题名为《倭文端叶尔羌纪程手稿》。咸丰九年正月二十一日启程，四月二十六日进入新疆哈密，七月初三日进入叶尔羌城，记载沿途所见所闻。书末叙述叶尔羌的沿革：汉代是莎车国，北魏是渠莎国，也有人说是古代罽宾的土地，又有人说是大食、月支的土地。唐代以后并入于阗，明代称叶尔奇，或称叶羌。叶尔羌这个名称的含义，据说“羌”指土宇奇木高大，因土地广大而得名。清朝平定西域后，设置参赞协辨驻守；道光十二年，参赞协辨移驻叶尔羌，统领驻防满兵三百名、汉兵二千五百名，当时城名为嘉义。这份稿本还记载新疆境内的名胜地名，以及阿克苏、伊犁、瀚海等情况。章炳麟跋说：“满洲某位帮办的事迹记，从燕都到叶尔羌的行程写得很详细，也能考证地理位置，在同类作品中是杰出之作。如今被蒲圻人但植之所得。”又说：“考察稿中记有他的幼子福裕，因此知道记述者是倭仁。”考察这份稿本，大概盖有福裕珍藏的印章。汪东跋语大略说：“这是赴叶尔羌任帮办时记载行程的作品，交给他的幼子福裕；福裕在庚子之难中殉难。这册书流入书肆，被植之所得，足以供留心边疆地理的人参考相证。”这份稿本后来由植之的儿子■〈艹錢〉荪售给上海图书馆。植之名焘，曾任南京国史馆副馆长，翻译有《大清全史》。《喀什噶尔志》，不分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这部志书没有署撰写人的姓氏，没有序言和凡例，编修者及编成时代也都无法考定。书前列有《中俄交界全图》一幅，图说注明自康熙二十八年至同治九年中俄历年疆界的变迁。又列有《俄罗斯国全图》一幅，图上有光绪七年莲池居士的题记。全书分为沿革、山川、建置、古迹、官制、兵防、军械、粮饷、税则、钱法、杂支、牧厂、卡伦、军台、事宜、存房、书册、年例、摺奏、咨行案件、辨事章程、回务、回人兵制、回人差役、回务则例、外番部落等门，按事情列出条目，完全没有统一的编纂体例。书后附有《英吉沙尔》一篇，是喀什噶尔所属的回城。按其沿革所说：“喀什噶尔是西域最边远的地方，自汉代到宋代都是疏勒国的土地。喀什噶尔这一名称，是满语‘创始’的意思；自乾隆二十三年将军兆惠率兵收复酋长霍集占占据的这座城后，便以此命名。”又按“钱法”篇所说：“喀什噶尔是西域商贾最为兴盛的地区，过去使用当地铸造的钱币，名叫普儿。用红铜铸造，每五十文为一腾格；形制比制钱小，钱身厚而没有孔。一面用帕尔西文字铸写叶尔奇木字样，另一面用托特字铸写策旺喇布坦和噶尔丹策凌的字样，这些都是从前厄鲁特汗的名字。每枚重量从一钱四五分到二钱不等。”这是研究边疆货币史的人应当注意的材料。●卷五 ○山东 长兴　陈光贻学 《山东通志》四十卷，明嘉靖十二年刊本（天一阁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