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六

译近人吴廷燮编纂。吴廷燮编纂的《方舆记要补编》已经著录。清初在明代南畿的地域设置江南省，康熙年间又把江南分为江苏、安徽二省，江苏之名从此开始。考察江苏沿革，《禹贡》中属于扬州、徐州二州的地域；春秋时分别属于吴、楚，也兼有鲁、宋的疆域；战国时是楚地；秦代属会稽郡、鄣郡；汉初在这里分封吴、楚，平定吴国后设置扬州、徐州、丹阳等州。三国时扬州属于吴，徐州属于魏；西晋初年为扬州、徐州二州；东晋迁都建康后，扬州于是成为京畿之地。宋、齐沿袭这一情况，但扬州大量侨置州郡，所以今天江南各郡县的名称很多，由此造成南北地名混淆。梁、陈虽然仅保有江南地域，而这里是南北交通险要的冲要之地，仍不断侨置州郡。到隋统一后，设置丹阳、江都、毗陵、彭城、东海、下邳等郡。唐代分属江南道、淮南道；宋代属江南东路、浙西路、淮西路。元代分属河南行中书省、江浙行中书省；明初建都金陵，将改元时的集庆改为应天府；永乐年间改北平为北京，应天为南京，而南畿辖地很广，兼及江左和两淮地区。明代闻人诠的《南畿志》只详细记载都城和京畿地区，对各郡县说得很简略，而且这部书也不是通志体裁。因此，江苏有通志，实际上始于康熙二十三年王新命修撰《江南通志》。后来尹继善修撰《通志》，于乾隆元年完成；因采用两江总督所修的志书，统记其所管辖的江苏、安徽二省地域，仍然题名为《江南通志》。江苏自分省以来，成为东南地区文献荟萃之邦，但二百多年没有编成通志。光绪年间缪荃孙、冯熙等人多次倡议修通志，只完成了《大事记》《金石志》等稿本；此后又几次进行编纂，成稿也不多。到了民国年间，尹石公又继续编纂，但最终仍未成书。这部志稿由梁平、章南夏倡议创修，他们感慨江苏二百多年地方志失修，深恐文献逐渐湮没，于是嘱托吴廷燮编纂辑录。吴廷燮怜惜前代《通志稿》在咸丰以前的内容不过几册，难以搜求完备，曾三次到北京广泛采集资料，经过数年考订编纂，完成六十三册稿本。记载上起乾隆，下至宣统；对于民国的内容只是附带涉及，因此简略而不详。这些都是在北京草创的稿本，续记乾隆《通志》以后发生的事情。题名为《备志》，是把它作为编纂通志的雏形。全书目录如下：卷首为《序目》一卷；其次为《方域记》，列有疆域、道县沿革表、各县面积表、河川表、湖泊表、各县乡镇闾数目表，并附清代府、厅、州、县沿革表，共一卷，分上下两部分。其次为《大事记》：乾隆上、中、下三卷，嘉庆一卷，道光上、下二卷，咸丰、同治合一卷，光绪上、下二卷，附宣统。其次为《职官表》：乾隆上、下二卷，嘉庆上、下二卷，道光上、下二卷，咸丰一卷，同治一卷，光绪上、下二卷，宣统一卷；另有《武职表》一卷、《职官考》一卷。其次为《选举表》：进士一卷，举人一卷，分府州上、下二卷，分州县一卷。其次为《民政记》：户口、民治、警察、保卫合一卷，蠲账上、下二卷，水利一卷，河工、塘工合一卷，实业上、下二卷，风俗一卷。其次为《度支记》：田赋上、中、下三卷，关征一卷，盐务五卷，厘金一卷，漕运一卷，库岁解款、协款、借款、洋款合一卷，会计一卷，币制一卷。其次为《文教记》：科场、书院、学校以及附录佛、道二教寺观考合一卷。其次为《武备记》：旗营、绿营合一卷，防营、陆军合一卷，海防、海军合一卷，军械、军学合一卷，另有《补制造》一卷。其次为《邮传记》：路政、航政、电政、邮政以及附录旧铺递道里合一卷。其次为《邦交记》：卷首列各国驻江苏领事等驻地表；道光一卷，咸丰上、中、下三卷，同治上、中、下三卷，光绪一卷，宣统附上海租界一卷。全书六十三卷，卷首一卷，共有八记、二表，合计十类。一是《方域记》，卷首先列疆域，附有山水、市镇和新行政区域表。江苏的地域实际上横跨长江、淮河；分省以后，州县名称只有六十多个，雍正年间却有许多分置。民国时期的区域、水道、湖沼，附表记载相当详细；至于所辖各县，改名的很多，新增的县实际很少；市镇所属杂乱，经过选择才予以记载，难以全部列入；村落、堡寨则没有记载。二是《大事记》，前代事情叙述简略，近代事情记载详细，不必费力翻检；按年编排、按月系属，有些像《政记》。三是《职官表》，大的官职如督抚，小的官职如州县，都予以收录；从乾隆到现在，年代相隔较远，宫廷抄档和官府档册难以取得，府、州、县志中没有记载的仍然缺失；民国职官只记到戊辰年。四是《选举表》。由于乾隆、嘉庆以来江南乡试录已经难以完整看到，府、州、县志中的相关记载又分散在各处，仍然不够完备。乾隆、嘉庆、同治、光绪时期的缺漏较少；道光、咸丰时期文献无从考证，势必难以全部搜集。五是《民政记》，详细叙述蠲免钱粮、兴修水利、实业；风俗则记得简略，物产也没有收录，因为编者不打算采集旧志资料，而等待实际调查。六是《度支记》，小序开头说：“唐、宋以后，国家的财赋本来主要仰赖江淮。”由此可知，江苏的财赋居各省之首。按本记载，清宣统年间苏州、南京两属每年收入三十五兆，其中还包括关税和盐税，才有这个数目；供给省级开支的只有一十兆。民国八年预算，收入为一千六百万；与宣统相比减少三分之二，这是因为关税、盐税归中央所有。规定的年度支出，认为还可以余下四百多万。属于地方的田赋等税收、营业收入等项目，比过去有所增加，每年收入二千多万。军政方面的经费都由中央支出，各县的收入支出也另行计算。至于极贫困的百姓，则没有什么可以参与其中；同治、光绪以来，蠲免钱粮的政策已有筹划办理的规制，各项预算表也都收入本记。

译七是《文教记》。从乾隆到同治，首先着重记载书院；光绪年间谋求变革，学堂大规模兴起，暨南首先倡导，教育还推广到华侨。书籍方面，乾隆时期的书阁、文宗阁、文汇阁都毁于战乱，无法修复。端方任总督时设立图书馆，搜集收藏之丰富，各省都比不上。八是《武备记》，记载乾隆时期的军制，以旗营为重，绿营次之；嘉庆、道光以后，督抚所属的河工、漕运军队都有专门标志，除提标之外，狼山、福山、徐州、淮扬也都设置专镇。到光绪年间，每年军费支出二百万元；乙未年以后重新训练洋操；癸卯年练兵，陆军才开始显著发展；旧有的勇营经过多次裁汰。民国军制中，省级只设师；都城改制后，军队全部归中央，省里没有军权。九是《邮传记》，记载路政、航政、电政、邮政，并附旧铺递道里。路政记载光绪初年吴淞修筑铁路，后来为防止外来势力而将其毁掉。航政记载同治年间在宁、镇、沪等地开始经营招商局，想要开通到泰西的航运；电政始通于北洋；邮政始于海关。驿站铺递逐渐废除，但原先设置的地方确实都是交通冲要。十是《邦交记》，按小序所说：“壬寅之约，是江苏邦交的起源。咸丰年间通商的条约，又转移到沪地；关于道路的谋划没有成功。庚申之役在这里酝酿，直到最后也没有实现。庚子之难，互保得以成功；新宁大匡，自那以后开始；所商议的事情，只限于本区域的沪上。”从这篇小序可以知道，江苏的对外交往是近世国家最为重视的事项。考察这部志书，是吴廷燮在北京编纂完成的，记载江苏自分省至今的典章制度、重大事件和掌故，内容基本完备，只有职官表有所缺漏。民国三十一年，吴廷燮携带稿本南下，当时已经七十八岁；不久因病去世。《职官》的第二十卷《武职表》、第二十一卷《职官考》最终没有完成稿本。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此志，并引用苏晋仁的调查，说这部志书不止六十三卷。现在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注明，《职官表》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志已经编成的，只有这部孤本稿，应该尽快付印，以便广泛流传。《景定建康志》五十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宋代周应合编纂。应合是武宁人，自号溪园先生，淳祐年间考中进士，官至实录院修撰。因上疏弹劾贾似道，被贬为饶州通判。这部书是应合任江南东路按抚司干办公事时编写的。最初，建炎二年在金陵设置行宫，后来改为建康府，也是江南东路按抚司的治所。乾道、庆元年间曾多次编纂地志，但记载仍有许多简略和缺漏。景定年间，建康府知府马光祖嘱托应合编辑此书；应合取乾道、庆元两部志书合为一书，又增入庆元以后发生的事情，编成此志。全书开头是《留都》四卷，其次是《图》《表》《志》《传》四十五卷，末尾是《拾遗》一卷。编纂体例条理清楚，考辨的内容都能见于典籍核实。尤其以史表著称，史家所说的“建康表”，就是此志的表。表的《总序》说：“《春秋》用表来按年份标举事件，太史公用年表纵横贯通地加以编排，后世记事者都效法它。国史和郡志都有表，但体例各不相同。现在考察古代建康的城邑，始于周代；郡县始于秦代；建都始于孙吴。由城邑发展为都城，地域逐渐扩大；周元王四年，是越国筑城于长干的时候。” 这是周王命令句践为伯的时候。在还没有城邑以前，无法列入表中。因此编作《建康表》，从周元王以后断限编表。表分四个纵列：第一是‘时’，列出各个时代和年份，并记载灾异与祥瑞；第二是‘地’，列出郡县沿革以及疆土的分合；第三是‘人’，列出牧伯等地方长官的更替以及官制的沿革；第四是‘事’，列出成败得失的原因，美恶都予以记载，并寄托劝善戒恶之意。年月能够考定的，编为年表；不能考定的，编为世表；连时代也无法考定的，就附在相应朝代后面记载。”按照他的表例，分为时、地、人、事四项，彼此相互联系，而“时”实际上是四项中的纲领。知道了时间，从“时”一项往下查，就可以查到土地沿革、官制变化以及事情成败的情况，所以说“时”实际上是四项中的纲领。如果只知道地名，可以从“地”一项查到郡县沿革，再从地名对应的“时”一项知道沿革发生的时代。如果只知道人名，可以从“人”一项查到官员更替及其时代。如果只知道事情，可以从“事”一项查到事情发生的时间，以及发生时担任官职的人。“建康表”的形式非常简单，但表内的内容足以形成系统的考察。前人撰写的这部志书提要、序和跋，都没有提到“建康表”的重要性，所以本提要特意加以著录。《金陵新志》十五卷，元至正年间刊本，明正德年间补版（上海图书馆藏有卷三上、中、卷十至卷十二、卷十三下至卷十五）。元代张铉编纂。铉字用鼎，陕西人，官任奉元路学古书院山长。金陵又名秣陵、建康，自三国孙吴开始建都，此后六朝相继兴起，偏据江左，金陵于是成为文物荟萃之地。历代修撰的志书很多，见载于《唐书·艺文志》的，有《秣陵记》二卷；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有元广之《金陵地记》六卷、史正志《建康志》十卷、宋舜庸《续志》十卷。嘉庆《江宁府志·艺文》所收录的，又有吴琚庆元年间所修《建康志》，以及周应合为马光祖修撰的景定《建康志》五十卷。这些志书都修成于张铉此志之前，但如今大多已经失传，只有周应合的《建康志》收入《四库全书》。此志由张铉编纂，于至正三年完成，次年由奉元路儒学刊刻。书前有索元岱的序，以及修志文书、修志始末和引用书目。此志收入《四库全书》；除原刻本外，只有北京图书馆收藏完整的一部。前人撰写此志的提要、序跋虽然很多，但都没有说明金陵宋元以前志书的源流，以及此志的刊刻和流传情况，因此补充记载于此。《南畿志》六十四卷，明嘉靖十三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卷一至卷二、卷十，天一阁藏卷十二至卷二十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七卷〕

译明代闻人铨编纂。铨字邦正，余姚县人，嘉靖五年进士，授宝应知县，历官至湖广按察司副使。他任宝应知县时，曾编修《宝应县志》；后来任提督南畿学政，又与南京太仆寺卿陈沂共同编成此志。明代自永乐年间迁都北方以后，改北平为北京，以应天为南京，南北两京都直接统辖所属郡邑，不设置布政使司，以十三府、四州作为京畿，直属南京各部院，所以称为南畿。南畿过去没有通志。这部志书由学政主持编纂，体例近似都会志书，与永乐年间颁行的通志体例不同。其编例是：前三卷称为总志，分为八类；卷四以下依次列出畿外十四府、四州，分为十二类。不过书中记载的内容，只有都城的事物较为详细，采录的材料还算核实。《应天府志》三十二卷，明万历年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胶卷本）。这部志书没有注明编修者的姓名。按照它的编排，卷前列有万历五年礼部左侍郎、掌管南京国子监祭酒事务的江左殷迈所作的序，以及凡例和应天府境图。卷一至卷三是《郡纪》，分上、中、下三篇；卷四是《沿革表》；卷五至卷七是《历官表》，分上、中、下三表；卷八至卷十是《封爵表》，分上、下两表；卷十一至卷十二是《科贡表》，分上、下两表；卷十三是《荐举表》；卷十四至卷三十二依次列有《诏令志》《风土志》《山川志》《建置志》《官职志》《学校志》《田赋志》《祠祀志》《杂志》，共九志；随后列有《宦绩传》《人物传》《勋封传》《一行传》《列女传》《杂传》，共六传。凡例说：‘志中所载，都依据史册，以及《一统》《金陵》《南畿》和各邑等志书。只有志书与史书记载相违时，才依从史书，斟酌折衷。’考察全书，其中记载明代典章制度以及金陵往事的部分，大多能与史传相合而没有错误，记述还算核实。据考察，其撰写者可能是《明史·艺文志》所载的程嗣功《应天府志》三十二卷，但该书没有注明修志年代。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明代修撰的《应天府志》有两部：一部是万历五年刻本，王一化纂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一部是万历二十年刻本，程嗣功纂修，北京图书馆收藏，两部都为三十二卷。现在查阅这部志书全文，其中没有一句提到程嗣功修撰此书。朱氏《综录》著录撰写者，大概是依据《明史·艺文志》的记载。王一化的志书我没有见过，怀疑它可能就是这部志书，因为王一化志书的著录是万历五年刻本，而此志卷首所列殷迈序也是万历五年，难道一年之中会同时修成两部志书吗？因此，此志的编修者还有待将来考证。《上元县志》十二卷，明万历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程三省修撰，李登编纂。三省字师曾，富顺人，任万历年间上元县知县。李登字士龙，又字舜庸，号如真，上元县人。隆庆初年以选贡身份充任太学生，授新野知县，离任后不再做官，在家居住三十多年。万历年间，李登先后分工编纂上元、江宁两部志书。《上元志》中，李登亲自编成的只有三卷，以下山川部分归盛敏畊编纂，人物部分归顾起元编纂，李登总负责校勘。此志共十二卷，卷前有京城图、县境图两页；卷一为沿革表、历代县令表；卷二为田赋志；卷三为地理志；卷四为建置志；卷五为祠宇志；卷六为古迹志；卷七为职官志；卷八为科贡志；卷九至卷十一为人物志；卷十二为艺文志，共有二表、九志，子目三十六个。全书的要旨，归纳在《纪政》《观风考》《艺文》三部分中，三者考核广博，论述精详。例如《田赋志》考察历代规定的赋额，尤其足以作为借鉴；记户口时说过去繁盛而如今耗减，论徭役时说过去简少而如今增加。又如记载风俗的浮薄衰败、人物的盛衰变化，都令人有所感慨。《上元县志》二十四卷，清康熙六十年刊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唐开陶编纂。开陶字晋公，四川遂宁县人。贡生，康熙五十五年由山东临邑知县调任上元。任临邑知县时，曾编修《临邑县志》，调任上元后又编成此志。上元县志书的源流，可以考见的有：明正德辛巳年知县白思齐聘请管景始修，万历年间知县程三省又加以修撰，明代共修过两次。明朝灭亡之际，金陵多遭兵火，旧日遗迹已经改变，文献也无从查考，因此此志的编纂在搜集材料方面颇费周折。按照它的编例，开头列有图考、恭记、沿革表、秩官表、科贡表；其次列有疆域志、山川志、建置志、民赋志、学校志、祠宇志、五行志、名迹志、艺文志；再次列有人物传、摭佚，共十六门。表、志、传三种体例都具备，体例十分严整。评论其优劣，例如‘恭记’一门不免拘泥于旧习，以记述恩泽之类的话作为篇章开头。各表缺漏错误较少，考核严谨慎重。疆域、山川、建置、学校、民赋、祠宇等门，大体仍是抄录前志，只作增补而已。至于《五行志》，正史也未必全部列载，尤其不是郡县志书所应设置的门类。艺文、人物部分，应该只记载值得记述的大事，而此志却采录了怪诞不经的内容。因此，它的书籍体例虽然严整，但所记事情不免牵涉琐碎。考察此志，嘉庆七年曾经重刻，而原刻本如今全国仅存这一部。《江宁县志》十卷，明正德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译明代王诰修撰，刘雨编纂。王诰是保定人，正德年间任江宁知县。刘雨是上元县人，生员，正德初年曾应应天知府龚弘之请，参与编纂《南京志》。正德十四年，王诰奉命限期修成《江宁县志》，聘请刘雨编纂，只用了四十五天书就编成了。事情虽然仓促，但叙事颇为平实，错误很少，这是因为刘雨熟悉金陵文献，无须再作许多考查。考察金陵古称建康，附郭只设置一个县，名称虽多次更改，曾称江宁、白下、归化，后来称上元。南唐时又从上元县分置江宁县，今天的江宁县，实际上就是南唐时设置的。江宁编有县志，此志是创始之作，共十卷。卷首列有县境图、县治图；卷一列沿革表、官守表，以及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卷二列山阜、川泽、风俗；卷三列户口、田亩、赋税、物产；卷四列公署、学校、仓场、邮传；卷五列坊乡、市镇、街衢、桥梁；卷六列坛庙、寺观、楼阁；卷七列第宅、冢墓、古迹；卷八列宦迹、流寓、科贡；卷九为人物；卷十列女、方伎、仙释。考察此志的记述，内容相当琐杂。它所记的江宁往事，在洪武年间极为繁盛，永乐以后却逐渐衰落。例如《户口篇》说：‘据洪武二十四年的图籍，江宁县有二万二千多户，二十二万多人口。成化、弘治以来的图籍记载，户数为五千一百一十二，人口为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三，与洪武年间相比，多少相差极其悬殊。’又如记载坛庙、寺观、楼阁、亭台、宅第园林，大多建于洪武年间，永乐以后便荒废毁坏；所以其中记述明初江宁事物的文字，多有凄凉感慨之辞。《句容县志》十二卷，明弘治九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王僖修撰，程文、王韶编纂。王僖字太和，浙江长兴县人，举人，弘治九年任句容知县。程文是江西浮梁县人，弘治初年任句容县儒学训导。王韶是句容县人，景泰元年举人，官至四川合州同知。句容这一名称，最早见于《汉书》记载：汉武帝把长沙王刘定的儿子党封为句容侯。元朔元年，于是设置句容县，隶属丹阳郡；唐武德二年，以句容、延陵设置茅州，因为县境内有茅山。宋代又恢复为句容县，元、明以来都隶属江宁。当地志书的源流无从考察，现在保存的邑志中，这部书最早。按照此志的编例，卷一列沿革、邑名、分野、形胜、风俗、疆域、至到、城池、坊镇、街巷、市、乡、村、里；卷二为公署类，分二十三目；卷三列历代衙门官吏、本县官员年表、儒学官员年表、户口、田土、税粮、课程、土产；卷四为地理类上，分十目；卷五为地理类下，分十四目；卷六为人物类，分二十五目；卷七为制词类，选录文章四篇。卷八为题咏类，分四目；卷九为文章类，分县治碑刻、儒学碑刻；卷十为祠庙碑刻、寺观碑刻；卷十一为节孝、传记、墓道铭表；卷十二为杂录，收录杂文十六篇。考察此志，篇目繁杂混乱，完全没有编纂体例；只有收录茅山碑刻的资料较多。又如土产部分记载，茅山的石头坚硬而温润，其中墨石尤其珍贵。地理类中的《山岩记》，记载茅山的历史事实和地势形势十分详细。杂录类引用胡俨《茅山志序》一篇，说明茅山旧志是元代刘大彬编集的，有张伯雨抄本，书法精美整洁；到永乐癸未年姚国荣刻板刊行，共十二篇。考察这部书已经长期散佚，茅山的碑碣石刻幸亏依靠此志才得以保存。茅山又名句曲山，山形像‘己’字，又名己山；位于句容县治东南四十五里的茅山乡，周长一百五十里，高三十里。相传汉元帝时，茅氏三兄弟从咸阳来到句曲山，学习仙术而成道，人们称此山为茅君山。山势耸立成三峰，分别称大茅、中茅、小茅。三峰以西有赤山湖，周长广阔一百二十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赤山湖四面都是山冈，只有西北面独缺一处，形状像门。门的南面有苍色山崖和断裂的深壑，那就是赤山；赤山下面，方圆数十里地势广阔铺展，远望一片平坦。百姓趁湖水下降的时候，在靠近湖岸的地方筑堤围垦，开辟成圩田，大多土地肥沃。茅山和赤山湖都是句容的胜迹；赤山湖又可以灌溉田地一百顷，是当地所依赖的水利设施。《溧水县志》十六卷、卷首一卷，清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凌世御编纂。世御字书巢，浙江钱塘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三十八年任溧水知县，擅长吏治，也能写文章。溧水在春秋时属于吴、楚两国的分界地区；汉代设置溧阳县；隋代开始称溧水；唐代分置溧阳县；明代分置高淳县，这些地方原来都属于溧水。溧水志始创于明嘉靖年间，万历年间吴仕诠重修，清顺治十二年闵派鲁又修，康熙十五年刘登科再次修撰，但记载多有遗漏简略。乾隆十六年县令曹江开始修志，尚未完成，凌世御继承其工作编成此志。全书列有天官、舆地、官师、民赋、学校、选举、庙祀、人物、列女、艺文、古迹、摭拾十二门，子目六十五个。《舆地志》考证溧水就是《禹贡》所说的中江，发源于今高淳的固城湖；《左氏传》记载，吴称它为濑渚，楚称它为平陵。《古迹志》引用《史记》所说伍子胥到达陵水，认为平陵之水实际就是固城湖。‘陵溧’因语音转变而讹误，‘溧’的名称由此而来。《江浦县志》八卷，清雍正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项维正编纂。维正字端伯，号干亭，嘉兴县人，举人，康熙五十六年任江浦知县。江浦是金陵隔江相望的要冲，自明洪武年间起，划出江宁、滁州、六合的部分土地设置县邑，隶属应天府，属于京畿县。景泰年间，邑人王郁珍开始创修志稿；成化年间张凤又进行编纂但没有定稿；弘治年间黄岩章编成但未刊刻；万历七年知县沈孟化才开始编成志书。万历四十六年，知县余枢又续修；崇祯十三年，知县李维樾想重新编纂，但当时各地发生民变，文献无从查考，志书虽已编成，最终仍不完备。清康熙二十年，知县郎廷泰续编此志，对启、崇两朝人物事迹的记载才开始完备。这部志书由项维正与教谕朱廷策、训导王■〈香奇〉、邑人杨居丙等人搜集汇编而成。全书的编纂原则和体例，由维正亲自制定。全书分为八纲：封域、建署、武备、秩祀、田赋、官职、人物、艺文，共七十一个子目。卷前有江浦名胜图十六幅，由邑人王之翰绘制，绘画和刊刻都很好。《建署志》记载，江浦县城旧在浦子口，洪武四年指挥丁德筑城，城周十六里，开五座城门。弘治年间因江水冲蚀城墙，县治迁到旷江山，起初没有城墙，万历八年知县余乾贞才开始修建。江浦古代是驻卫所所在地，因此城池很多。按照本志《建署》《古迹》等篇记载，有东葛城、西葛城、乌江城、秦州城、白城、曹城、黄龙城等。古迹部分又记载，升中寺旁有一亩三分地，分布七十二口圆井，是古代驻军取水使用的。又记载韩信点将台在县城西面的西华山莲华峰，四周用砖石砌筑，方圆半亩。虞姬墓在县境高望镇以西，这些都是江浦的名胜。《田赋志》记载明代马政中繁殖牧养马匹的事务，责任加在京畿各县身上，江浦尤其沉重。洪武初年规定种马额为一千三百零九匹，景泰年间又增加四百四十五匹。马草场有十一处，征用土地共三十四顷。后来因为江边所产的马不便于奔驰，才停止此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三百九匹〕 《六合县志》八卷，明嘉靖三十二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董邦政修撰，黄绍文编纂。邦政字克平，山东阳信县人，由选贡身份于嘉靖二十九年任六合知县。因筹划抵御倭寇之变出力，升任浙江按察兵备道佥事。绍文字道甫，孝陵卫人，嘉靖十五年选贡，授江西南安府儒学训导，升任福建晋江县教谕，著有《广德州志征忠录》。六合在春秋时为棠邑，汉代隶属临淮郡。《吴志》记载：‘赤乌十三年派遣十五万军队修筑棠邑涂塘，以水淹没北方道路。’涂水就是今天县境内的滁水。六合自古是南北争夺中的重要城镇，隋开皇年间将棠邑改为六合，隶属扬州，明初改隶应天府。邑志始创于宋嘉定戊寅年邑令刘昌诗，元代是否修过，已经无法考察。明永乐十七年修过一次；成化十二年知县唐诏聘请邑人季璘、周■〈氵鳳〉第二次修撰；正德十六年知县林干命训导师卓、邑生徐禄第三次修撰。此志由邦政聘请黄绍文以及邑生孙忱、孙可久、谢锐、徐楠等人编纂，体例完全仿照正德《林志》，记言叙事还算雅正简洁。考察此书所载赋贡、徭役等篇，明初的屯田、马政实际上是六合沉重的负担。六合在明洪武时共有二十七卫屯、七营屯，屯田共五千九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每年共收屯粮三万八千六百零五石，折征银二千八百八十二两，并设置屯田察院处理相关事务。马政记载，洪武初年让民间繁殖牧养马牛，养马户每年缴纳一匹马驹，养牛户每年缴纳一头牛犊。马草场有四处，共七十七顷七十六亩。屯田和草场实际占去全县耕地的一半以上，繁殖牧养的负担重于赋税贡纳。《高淳县志》四卷，明嘉靖五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刘启东修撰，贾宗鲁编纂。启东字伯阳，河南罗山县人，嘉靖二年以给事中的身份被贬任高淳知县。宗鲁是峄县人，监生，嘉靖二年任高淳县教谕。高淳县于明弘治四年开始从溧水县分置。建县后二十三年，即正德申戌年，知县顿锐才开始编纂县志。此志是应巡抚陈静斋征集所属郡县志书的要求仓促编成的，体例和条格都遵照规划。内容从建置到兵防、孳牧为一卷，从公署到官秩、人物为一卷，从坛祠到古迹为一卷，从艺文、外志为一卷，共四卷，分二十七门。高淳建县到此志编成只有三十六年，但其中贡赋、官职、选举等项目却有大量脱漏；仅凭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其编纂的草率。《高淳县志》二十五卷，清乾隆十六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朱绍文编纂。绍文字在中，汉军镶白旗人，监生，乾隆十二年任高淳知县。清代修撰的《高淳县志》有三部：一是顺治丙申年知县纪圣训所修的志书，二是康熙癸亥年知县李斯佺所修的志书，三就是这一部。按照它的体例，分为沿革志、建置志、山川志、学校志、祀典志、赋役志、官师表、选举表、恤典志、寺观志、列传、艺文志、摭轶、遗编十四类。山川志总括湖泊、渠道和水利，记载尤其详细。高淳县境内有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三个湖泊，其中丹阳湖最大，周长二百里；石臼湖南北长五十里，东西宽四十多里，西面连接丹阳湖中流，以溧水、当涂三地分界。明初在金陵建都，为了打通苏州、杭州的运道，命崇山侯李新开凿胭脂冈，引湖水汇入秦淮河再流入长江；万历十五年发生大水，山崩塌堵塞河道，于是工程废弃。固城湖南北长二十五里，东西宽三十里，西北通向丹阳湖、石臼湖两湖；南岸以宣城、慈溪为界；西面纳入徽、宣、广、建诸水，向东泄入胥河。胥河下游有五道堰，设置水闸控制开闭，使水由宜兴流入太湖。明永乐、宣德年间，因为苏州、常州一带水灾很多，于是筑坝加高，水闸便废弃了，称为东坝。这样水流不能向东流去，便折向石臼湖、丹阳湖，再向西经姑熟流入长江，以消除苏州、常州的水患。现在考察此志《山川志·水利》一条，其中谈到修筑水坝时，指出这对苏州、常州有利，却会使高淳等县遭受水患，所以仍主张恢复水闸，通过开闭闸门来调节水流，以求两方面都得到保护。《吴郡图经续记》三卷，明嘉靖二十七年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宋代朱长文编纂。长文字伯原，苏州吴县人，未满二十岁便考中进士，因疾病辞官，后来苏轼推荐他任本州教授，召任太常博士，升为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元符初年去世。著有《墨池编》《琴台志》《乐圃余稿》等书。苏州的舆地记自古以来很多，据王鏊《姑苏志》序说：‘子贡的《越绝书》，赵煜的《春秋》，张勃的《录》，陆广征的《记》，罗处约、朱长文的《图经》。’考察罗处约的《吴郡图经》已经散佚，朱长文所作《续记》成于元丰七年。全书三卷：上卷分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分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五门；下卷分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考察其分门次序虽然琐碎，但它所记城邑、坊市、物产、风俗、园第、事志、杂录，虽然与今天有所不同，却都不是凭空虚构，足以看见宋代吴地居民的生活状况，这是宋代志书中值得珍视的地方。此志原刻本刊成于宋绍兴四年，是我国现存方志中最早的刊本，曾由吴兴蒋氏收藏，后收入《密云楼丛书》；原刻本如今在台湾省。明嘉靖二十七年有重刊本，另有万历二年钱氏悬磬室刻本，明代共有两种刻本。清代有乾隆二十四年重刊本、同治十二年江苏书局刊本；此外还有嘉庆十年《学津讨原》本、道光十年《得月籍丛书》本、咸丰三年《琳琅秘室丛书》本、民国二年《榕园丛书》本、民国二十四年《密韵楼景宋本七种》等版本，加上历代传抄本，是历代重刊、传抄数量最多的方志之一。《吴郡志》五十卷，宋绍熙三年修撰，绍定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宋代范成大编纂。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孝宗时任权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进为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死后谥文穆。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志书是范成大晚年所作，汇集编纂前代志书，删裁并增入新的事物而成。全书分三十九门，征引材料广博，记述简明核实，被推为宋代以前吴郡地记中最完备的书。此志成于绍熙三年，尚未来得及刻印，范成大就去世了。当时有人请求附名参加编纂而未获允许，恰逢范成大去世，便散布诽谤，说此书不是出自范成大亲手，于是逐渐无法刊行。到绍定初年，郡守李寿朋才开始刻版。赵汝谈为此书作序说：‘根据周平园撰写的《石湖墓志》，可以确定此书确实是范成大亲自撰写的；并且说明龚颐正、滕茂、周南相三人，曾经为此书搜访材料。’所以那些诽谤并非没有来由，但经过这一论证，事情才得以确定。此志原本，按照《中国地方志综录》引《吴中文献展览会特刊》的记载：‘偶读书斋主人藏宋刻本’，就是罗氏收藏的版本，如今在北京图书馆。我曾听宜兴沙武曾先生说：‘王绶珊曾收藏宋刻明印本。’ 现在该本在上海图书馆。核对后得知，绶珊所藏本是明代汲古阁重刻本，应当也是善本。上海图书馆还藏有宋绍定二年刊本，只补抄了数页；与其他版本逐页核对，均属于宋刊，末尾有一页窜入了汲古阁重刊本的内容。此本原为吴兴张均衡所藏，吴兴张氏影刻宋本此志时，就以此本为底本，收入《择是居丛书》，所以此本是全国收藏宋本《吴郡志》中最珍贵的一部。此志的重刊本，除明代汲古阁本外，还有《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重刊本数量之多，仅次于《吴郡图经续志》。《平江纪事》一卷，清代嘉兴沈氏十经斋抄本，钤有十经斋藏书印（上海图书馆藏）。

译元代高德基编纂。德基是平江人，事迹不详。元朝将苏州称为平江路，隶属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和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此书开头没有篇目，书中列有四十多条，全书只有一千多字。所记有虎丘以及真娘的事迹；真娘是唐代名妓。又记载泰伯庙、胥山、虎丘井、许市、嘉定州、吴江鲈乡亭、昆山州、嘉定治、玄妙观、吴城、东禅院等。这些并不是摘录史传，而是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遗闻轶事。书中还兼录神仙故事、诙谐之事、歌谣谚语，内容不纯，行文散漫，也没有可以归类的门目。考察此书，不能完全算地志，也不能完全算小说。《苏州府志》五十卷，明洪武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三抄配本，上海图书馆藏完整旧抄本）。明代卢熊编纂。熊字公武，苏州昆山县人，官至兖州知府。苏州郡志以宋代范成大的《吴郡志》、明代卢熊和王鏊的两部志书最为著名。卢熊这部志书是在任吴县教谕时编纂的。书前有洪武十二年宋濂所作的序，说：‘卢熊怜悯前代志书纷乱，于是汇集各家说法，采录遗闻，删去繁杂而取其要点，编成五十卷。洪武十一年，知府李亨认为这部书很好，准备命工匠刻版，但因遭逢母亲丧事离职，未能实现。知府汤德耒接任后，于是督促完成刊刻。’考察此志原本已经残缺。据清代黄廷鉴《第六絃溪文钞》卷三《书洪武苏州府志后》说：‘道光年间，钱塘何元锡在浙江得到此书，认为它是散佚后幸存的书，充作镇库重宝。’这部本子现在由北京图书馆收藏。蒲圻张国淦先生所藏抄本则是完整的一部，不知道依据什么版本抄录，现在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姑苏志》六十卷，明正德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林世远修撰，王鏊编纂。世远是广东四会县人，弘治十五年以监察御史升任苏州知府。王鏊字济之，吴县人，成化年间乡试、会试、殿试都考取第一，连续考中三元，历官至国史副总裁、吏部右侍郎。王鏊学问广博，告老还乡后，知府林世远以礼聘请他担任府志总纂，又聘请杨循吉协助修志。杨循吉不愿名次列在王鏊之下，坚决推辞。稿件完成后，王鏊派使者带稿去询问杨循吉，杨循吉说：‘不通，不通。’王鏊亲自去询问原因，杨循吉说：‘应当用苏州的名志，姑苏是吴王台的名称。’（见陈继儒《见闻录》）杨循吉不知道州县志不用州县正式名称的做法始于宋代，是为了避免与朝廷修撰的图经名称重复。南宋修撰的州县志，都不使用州县的正式名称。姑苏是苏州的别称，因为境内有姑苏台，所以得名。郡志以姑苏命名，始于明成化年间浦应祥编纂《姑苏志》。苏州自卢熊《志》以后，成化年间郡守丘霁才开始创修，聘请郡中士人刘昌、李应祯、陈颀主持编纂，不久丘霁罢职离任，修志之事便搁置了。弘治年间，郡守史简、曹凤先后继续修撰此志，聘请吴宽担任总纂，但很久没有完成；史简、曹凤先后离任，吴宽也去世了。最终在林世远任内完成，前后已经经历三十多年。全书制定编纂原则和体例，大体依据吴宽的旧稿，删去繁杂、摘取要点，由王鏊总汇完成。书前列有府城图、府境图各一幅，郡邑沿革表、古今守令表、科第表各一表。随后列有沿革、分野、疆域、山水、水利、风俗、户口、土产、田赋、城池、坊巷、乡都、桥梁、官署、学校、兵防、仓场、驿递、坛庙、寺观、第宅、园林、池塘、古迹、冢墓、吴世家、平乱、宦迹、人物、纪事、杂事等门，文辞简洁严谨，可以与范成大、卢熊的两部志书相媲美。此书收入《四库全书》；正德原本北京、上海两座图书馆都有收藏，此本曾由八千卷楼收藏，更是珍本。《苏州府纂修识略》五卷，明万历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杨循吉编纂。杨循吉字君谦，吴县人，成化二十年考中进士，任礼部主事；正德六年参与修纂《孝宗实录》，事迹见《明史·文苑传·徐祯卿传》的附传。这篇书是嘉靖年间编修的实录，因为苏州是东南大都会，文物特别丰富，事情又很多，便恭请杨循吉主持其事。全书取材自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起，至弘治十八年五月初七日止的材料，逐一编纂，规定限期八个月内派人奏徼。杨循吉仓促编成此书，分为政事、治水、赈济、诸邑蠲免、收抚海贼、差役、钞关、课程、水政、谳狱、人物、文词等项，按年月编排叙述，并把府中的公文汇编置于各卷卷首。其中只有“政事”一项，记载太仓设州的文献最为完备；对于招抚海贼施天泰一事，叙述也较详细。此书见载于《四库全书提要·存目》。按：杨循吉另著《苏谈》一卷，收入《皇明小说今献汇言》，专门记载苏州往昔的故事和旧闻，可以与此书合并参看。《苏门遗事》，不分卷，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孙奇逢编纂。孙奇逢祖籍河南，籍贯为燕地人，寓居苏州。这是一本尚未完成的稿本。其凡例说：“从万历戊寅到癸卯年，尚且还有郡志可以凭借；癸卯年以后的文献，就没有可以考征的了。有关事迹大多已经散失，现在趁早搜集编纂，还可以在千百条中保存十分之一。”书首列“名贤志”，从周代到明代；其次为“宦绩志”，从唐代到清代；又其次为“游寓志”，从晋代到清代；最后列“艺文志”，从晋代到明代，分为说、记、考、议、诗五门，都有助于掌握地方掌故。其中“名贤志”和“宦绩志”专门用来考察散佚的事迹。例如叙述尹芝仙凭借中书官身份弹琴一事：崇祯皇帝每次听琴听到得意处，不觉击节说：“真是仙人啊，仙人啊。我们同号‘登仙’，就到苏门去卜居吧。”这一段，孙奇逢挥笔劲书，笔法挺拔有力，是他得意之作。难道其中另有寄托吗？尹芝仙是程门的高弟，也是尹彦明的后裔。《三吴杂志》，不分卷，明代万历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潘子恒编纂。潘子恒字景升，天都人，也有一说是歙县人；寓居金陵，嘉靖年间任中书舍人。“三吴”这一名称有三种说法：《通典》认为会稽、吴兴、丹阳是三吴；《水经》以吴兴、吴郡、会稽为三吴；《指掌图》则以苏州、常州、湖州为三吴。这部书主要辑录太湖的旧闻，收录王鏊等所撰《震泽篇》七篇，接着辑录关于震泽的各种记文；又辑录半塘、灵岩山、马鞍山、丹阳、娄东、淮云、泖塔、云栖、巢湖等湖山的记文。由于以震泽为主，所以命名为《三吴杂志》。《百城烟水》九卷，清康熙二十九年长洲张氏景翠轩刊本，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清代徐崧、张大纯共同编纂。徐崧字曜庵，吴江县人。张大纯字文一，号松斋，长洲县人。这部书原为徐崧所编，名叫《百城烟水》。卷前有尤侗的序，说：“徐崧本想从吴地出发，遍访江南各邑，匆忙之间尚未完成便突然去世了。张大纯惋惜他长期坚持的志向，重新加以编纂、辑补和缀合，于是完成了苏州一郡的书。”本书记述吴郡的山川、寺观、园亭、名胜古迹和人物，并汇辑古今名贤的辞章。全书的大旨在于记载事实。所汇集的诗文都是吴郡文献，很像方志中的文献资料。《姑苏采风类记》四卷，红格旧抄本，苏州市图书馆收藏。清代张大纯编纂。张大纯的事迹，已经著录于《百城烟水》。本书记载苏州及所属各邑的掌故杂事，从春秋时期吴泰伯开始，直到清康熙年间；尤其对张士诚的事迹以及倭寇侵犯东南的事情记载最为详细。书后有上元人管同所撰《宝山记游》一篇，实际上与此志无关。管同是嘉庆、道光年间的人，应当是后人窜入的。张大纯还辑有《三吴采风类记》，有刻本，收录的多是诗文，可以与本书一同阅读。《吴县志》五十四卷，明代崇祯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牛若麟编修。牛若麟字玉书，又字鹤沙，黄冈县人，崇祯十年进士，十一年任吴县知县，十五年因服丧离任。《吴县志》最初由嘉靖年间的苏祐创修，共十六卷，文字十分简略；经过一百十四年，到牛若麟才开始重修。执笔者有本邑人王焕如、杨廷枢、郑敷教等人，牛若麟总汇各人所作而完成全书。全书共四十一门，却没有总纲。卷前有图十五幅，由本邑人徐霂摹绘，颇为精致，据说换了五次纸才最终定稿。每幅图后都有曹自守撰写的图说以及牛若麟的题跋。按：此志记述吴县的事物非常繁多，但当时正值丧乱，未经润色便付梓刊行。采辑者搜集的材料虽然丰富，编排次序却很冗杂。《吴县志》六十卷，清康熙三十年刊本，汤国黎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张萨修订，孙珮编纂。张萨字湛谋，滨州人，康熙十五年进士，十七年任吴县知县。孙珮是吴县人，诸生。自秦代设置会稽郡以来，吴县就是首县，辖境十分广大。晋代将其分割，设置海虞；唐代分出长洲；五代钱氏分出吴江；清代又分出元和；这些地方原先都属于吴县。这部志书由孙珮在康熙初年开始编纂，经过十六年才完成。全书都出自孙珮一人之手，记事专一而有分寸，文字简洁而事实详尽。志书分为图说、建置、职员、师儒、文武科目、分野、疆域、城池、山水、乡都、坊巷、市镇、桥梁、风俗、户口、田赋、徭役、物产、祥异、官署、学校、书院、坛壝、祠庙、第宅、园林、古迹、僧坊、道观、塚墓、世家、封爵、氏族、平乱、宦迹、人物、杂记、艺文等篇。按：此志所叙吴县事物繁多浩大，乾隆《吴县志》的知府雅尔哈善在序中说：“这部志书与《牛志》相比虽较为简略，却又失于失实。”但这句话没有依据。按孙珮此志所记，吴中的故事很多；虽然记载不免细碎繁琐，但都考证史籍，并参考旧志。例如“田赋”中记载明代重赋的由来：明初把籍没的张士诚部下的产业，以及富民沈万三的产业，一概命名为“官田”，全部按照租额规定税额。于是苏州的赋税额原来已经增加到八十八万，忽然又增加到二百八十余万。吴地百姓受到重赋困苦，到这时就更加严重了。像这一类记载，都能使读者自己寻找到事情发展的脉络，并不是诬妄错误。《长洲县志》二十二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北京国书馆收藏。清代祝圣培修订，蔡方炳编纂。祝圣培字思益，湖广应城人，贡生，康熙二十年任长洲知县。蔡方炳是长洲人，县学生。长洲与吴县都是苏州府府治所在县。吴县这个名称很古老，至于分置长洲县则始于唐代。本邑往事都详细记载在郡志中；到了明隆庆年间，知县张德夫首先创修《长洲县志》十卷。万历年间，知县江盈科又加以增订。按：本书承袭张德夫的志书重新编纂，全书共列三十八门，却没有总纲。乾隆修《长洲县志》的序，认为本书修订赋役的内容，论述相当详尽，但艺文一概不予收录，宦迹、科第等类又多与明代志书不同；它对本书得失的评论可以说十分明白。按：长洲的志书历来没有完美的。本书修纂时元和县尚未分出，一个县的赋税就达到四十余万。苏州赋税沉重，始于明洪武年间；当时规定天下赋额总数为二千九百四十二万石，而苏州一府就有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占天下十分之一。历朝多次提出减免，都没有议定施行；直到康熙甲子年才准许修订赋役各项条例。因此，本志对修订赋役的事情叙述特别详细，以备后来考核查验，这就是修志的主要目的。其余内容则不免简略草率；艺文没有搜集，宦迹、科第也都没有详细考察，这些都是本志的缺点。此外，本书校勘核对极为疏忽，例如所列“图考”一类，实际上只有图而没有考。目录所列篇名和次序，与书中的编次有错乱；例如目录中写作“星野”，书中却写作“分野”，虽然意义相同，但编纂体例和篇目名称也应当统一。这类情况，也是本志的缺点。《元和县志》三十六卷，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

译清代许治修订，顾诒禄编纂。许治字有野，湖北德安府云梦县人。乾隆三年举人，四年考中进士，历任陕西宜君、江苏昆山、华亭等县知县，乾隆二十五年调任元和县。顾诒禄字禄百，长洲县人，监生。清雍正二年，因为长洲的财赋居天下第一，于是分置元和县。苏州一城分设三个县，从这时开始；当时即使是都城京尹管辖的地区，也没有这种情况。元和建县以后，知县张之炜认为分县之初必须修志，于是邀请施觉庵、杨皋里编纂，三年完成，却没有付刻。张若燧继任知县，看后认为荒谬，便禁止此书流传，并嘱咐属官方晓岩改写，但没有完成。等到许治调任元和，礼聘沈德潜担任修志总裁，而实际执笔的是顾诒禄，经过十个月书便完成了，共二十九篇，附目三篇。按：此志体例严谨，落笔谨慎，书中没有琐碎泛滥的言辞，一改吴地志书向来喜欢谈论逸闻杂事的习惯，开创了志书内容务求真实核实的体例，当时被称为佳作。《许关志》十八卷，明嘉靖十六年修纂，传抄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张裕编纂。张裕的事迹不详。许关就是浒墅关，又名许市，在吴县西北三十里。按本志沿革记载，该镇旧名虎疁。秦始皇寻找吴王的宝剑，发掘阖闾墓时，有一只白虎蹲在丘上，秦始皇派人追赶，白虎向西逃走二十五里后消失，宝剑没有找到，土地裂开成为水池，于是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虎疁。到了唐代因避“虎”字讳，吴越又避钱鏐的名讳，便改名为许。明初设置钞关，置主事监督税务。本志从这里开始记述，体例上起自建置，下至杂记；上面记载课税条例，旁及人物、学校，下面又涉及物产、风俗，细微琐碎之事无不收录。凭此书可以考察明代关税的条例。查考此志的嘉靖原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吴郡甫里志》二十四卷，清乾隆三十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彭方周修订，顾时鸿、王立礼编纂。彭方周是蜀南人，任元和县分防县丞，驻守甫里镇。顾时鸿是元和县增生，本地人。王立礼是副贡生，本地人。这部志书编纂体例繁杂，而实际记载的内容并不多。第一卷为图考、凡例；第二卷为设官，附职掌；第三卷为都图，附形胜；第四卷为官署；第五卷为风俗，附物产；第六卷为人物；第七卷为耆硕；第八卷为进士；第九卷为孝廉；第十卷为贡生；第十一卷为庠生；第十二卷为国学；第十三卷为孝义；第十四卷为节烈；第十五卷为祠宇；第十六卷为古迹，附亭园；第十七卷为桥梁；第十八卷为封赠，附塚墓；第十九卷为游寓；第二十卷为方外；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卷为艺文；第二十三卷为历朝诗选；第二十四卷为八景图诗。甫里在乾隆时期是苏州的大镇之一，隶属元和县，因为县丞驻在这里。按：本志第一卷的图考、第三卷的都图，是苏州府县志中没有的；图示地域虽小却尤其详细，可以作为参考。《昆山县志》十四卷，明弘治十七年刊本的影钞本，上海图书馆现存第三至第四卷。明代吴祺修订，顾潜编纂。吴祺字贵德，丰城县人，弘治十五年进士，次年授任昆山知县。顾潜字孔昭，昆山人，是顾鼎臣的侄子；弘治九年进士，选为庶吉士，改任山西道御史，官至副都御史，因病居家。县令吴祺修纂县志，聘请顾潜担任总纂，书在弘治年间完成。按：本志原刻本没有发现，参考藏书家书目，只见陈揆《稽瑞楼书目》著录十四卷，也只是抄本。现在这部书仅存第三、第四两卷；第三卷为城池、市镇、坊巷、桥井、古迹，第四卷为公署、学校、祭品、守令题名、坛壝、祠庙、坟墓、宫室、园池、寺观。近来苏州发现的稿本存第一至第十二卷，南京图书馆所得抄本则为全帙，篇目与这部影抄本略有不同。书首有图五幅；第一卷为建置、分野、疆域、城池、山川、乡保；第二卷为户口、赋税、土贡、土产；第三卷为市镇、坊巷、桥井、古迹；第四卷为公署、学校、祭器、县令、学官、坛壝、祠庙、坟墓、宫室、园池、寺观；第五卷为进士；第六卷为举人、岁贡、荐举；第七卷为名宦、流寓；第八卷为封建、名臣、封赠；第九卷为文学、隐逸；第十卷为孝友、贞节、艺能、释道；第十一至第十三卷为集文、集诗；第十四卷为拾遗。稿本十二卷收藏于苏州文管会，遗憾的是至今仍未能看到。《昆山县志》十六卷，明嘉靖十七年刊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杨逢春修订，方鹏编纂。杨逢春字仁甫，嘉靖初年任昆山知县。方鹏字时举，号矫亭，昆山县人。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历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山西提学副使，官至南京太常寺少卿，随后退休归乡。在家居住十多年，七十一岁去世，著有《矫亭存稿》。昆山的志书，起源于宋代凌万顷的《玉峰志》，边实又编有《续志》。玉峰原是昆山县的土地，宋室南渡时才分置为县，就是今天的嘉定。元至正年间，县令杨譓又重修《昆山郡志》；因为昆山在元贞二年由县升为州，所以称为“郡志”。此后明代所修的志书，有宣德年间范能、季篪所修的志，景泰年间知县蒋明又作《新志》，后来称为《蒋志》。弘治年间顾潜又重新编纂，称为《顾志》。本志以前志书的源流，大致就是这样。按：方鹏在自序中评论前志的得失说：“本朝修志的有三人，《季志》年代久远，《蒋志》不足以考征，只有《顾志》较为接近事实，但又过于简略。” 这部书的编纂，按方鹏自序所说：“补足《顾志》遗漏的内容，续写它没有完成的部分。”现在考察本书的体例，大体仍然依照《顾志》，补充其遗漏，续记其后发生的事情。嘉靖以前昆山的事物，这部书才算达到了比较完备的程度；如职官、科贡、人物等，明代这一段完全没有缺漏，列传也没有浮夸炫耀的言辞，明代昆山人才兴盛的情况，可以借此看见。其余如山川、古迹、园池、寺观等条目，也能考订事情的原委，以补正前志的缺漏和错误。全书的要旨在于收敛浮华、重视事实，是一部用心精细的著作。《重修琴川志》十五卷，明代毛氏汲古阁增刊元至正二十三年续修本。清道光三年常熟张氏影抄元至正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宋代孙应时原先编纂，元代卢镇续编。孙应时字季和，学者称为烛湖先生，曾拜陆九渊为师，考中进士，庆元年间任常熟县令。卢镇字子安，淮南人。起初任武职，至正年间任守御常熟、领兵副元帅，兼任平江路常熟知州。当时常熟刚由县升为州，卢镇便依据孙应时的《琴川志》加以补辑，并亲自作序说：“考察《琴川志》，自宋室南渡以来，版本和簿籍已经不存在；后来庆元丙辰年，县令孙应时曾经粗略修集。到嘉定庚午年，县令叶凯才扩大其流传；至淳祐辛丑年，县令鲍廉又加以修饰，这以后此书才变得详尽。于是嘱托本地老人顾德昭等人遍寻旧本，利用公务闲暇召集各位士人，参考各本异同，重新刻印出版。”按：序文对元至正以前常熟志书的源流记载得非常详细。《卢志》原本早已散佚，据本书所载邵恩多的题记说：“这部影抄的元代《琴川志》，是荫棠学博从言氏收藏本抄录的。”又附有嘉庆十年言朝楫的记载说：“明代末年刻版已经遗失，《卢志》也已无法得到。因此明末龚公立能够见到这部原版刻本，把它看得像拱璧一样珍贵。” 清朝初年子晋刻印了汲古阁本，文字清朗但没有图。我家收藏的龚氏题跋本，各图都完整浚，我因此因为书中有缺页缺字，借用汲古阁本补全。后来忽然被有关方面借去观看，归还时图少了几页，令人长久叹息惋惜。”言氏收藏的原本，如今已经无法查考。查看这部抄本，书首有县境图一幅、县治图一幅、虞山图一幅、乡村图一幅，怀疑乡村图有所缺失。其编纂体例分为叙县、叙官、叙山、叙水、叙赋、叙兵、叙人、叙产、叙祠、叙文十门，与通行的重刻本相同。《常熟县志》四卷，传抄明弘治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杨子器修订，桑瑜编纂。杨子器字名父，宁波慈谿县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历任昆山、高平知县，弘治九年调任常熟知县。桑瑜字廷瓒，常熟县人，举人，任温州府通判。常熟的孙、卢二志以及明初张洪的《新志》，都称为《琴川志》。杨子器修此志时，认为“琴川”这个名称不是一般人所熟知的，所以改名为《常熟县志》。全书总分四类：第一类是地理，从建置沿革直到灾祥，凡属地理的内容都收入；第二类是宫室，从县治、学校直到寺观，凡属建筑设施的都收入；第三类是官治，记载从县令以下以及政事一类的内容；第四类是人物，从先贤以下直到仙人、僧道一类的人物。看它的编例，虽然可以概括全书内容，但编排次序终究不免混乱。并且本志经过多人辑纂，体例难以统一。起初由本邑县令李杰延请进士钱仁夫、马儒以及诸生姚椿、陈天麟，完成了大半草创工作。等到杨子器任县令，又邀请桑瑜接续总辑；分门编纂的有四人：地理由林傅负责，宫室由林儒负责，官治由蒋绮负责，人物由张尧民负责。所以今天有人称这部志为《李志》，有人称为《杨志》，有人称为《桑志》，其实都是同一本书。《皇明常熟文献志》十八卷，明万历三十三年修纂，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管一德编纂。管一德字士恒，常熟县人，举人。按：本志总分四类：一为“地类”，分山川、建置、沿革、市镇、村落、园亭、水利、名宦、乡贤九门；二为“献类”，分县令、学博、科第、人物四门；三为“文类”，分诗、文二门；四为“余类”，分灾异、神异、风俗三门。地类把名宦、乡贤分在一起，与献类中的县令、人物有所重复。按：书前有知府李右谏和知县耿橘的两篇序。耿橘的序说：“士恒编成此志只用了一年多，体例详细而不杂乱，文字简洁而有条理。自明朝兴起以来，凡是学问品行、功勋节操方面的人物，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多次会合、遭遇、机缘等由上天决定的事情，没有不分别列举的。”从这段话可以知道此志搜集材料非常广泛。《常熟县私志》二十八卷，明万历四十五年修纂，旧抄本，有瞿凤起题跋，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姚宗仪编纂。姚宗仪字凤来，常熟县人，事迹不详。按：本书综合辑录管一德的《文献志》、李维柱的《儒学志》、耿橘的《水利志》，又广泛搜集各种书籍中有关本邑史事的材料，合编为一书，为常熟后来修志创立了一个大稿本。全书共列二十三门，内容罗列得十分繁多。作者自称，本书是仿照宋代志书的体裁：叙县则记沿革、城郭；叙山则依据山志；叙水则依据《水经》；叙风俗则依据《风俗通》；叙神则依据《搜神记》；叙二氏则记释道；叙诗文则编入艺文志；叙族则综合收录各家宗谱，共收一百十九姓，详细记述明代各姓氏的分布。按：此志卷帙庞大，向来没有刻本；这部书是旧抄本，却带有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人的笔意，尚不能考明出自谁手。《尝熟县志》十五卷，明崇祯十二年修纂，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龚立本编纂。龚立本字渊孟，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举人，任南京刑部主事。按：本志书名为了避明光宗朱常洛的讳，故称《尝熟县志》。这是龚立本私自辑录的志书，未见刻本。龚立本担忧虞邑的图志荒芜残缺，于万历甲辰、乙巳年间，与同邑何季穆开始搜集本邑遗事，经过二十多年才辑成。全书分疆域、山川、桥梁、公宇、学校、第宅、官师表、宦绩、先贤表、先贤考、封旌、选举、列传、土产、古迹、寺观、墓域、灾祥、摭遗十九门，卷首有图。按：本书大体搜集旧籍，而对前志的缺漏和错误增补订正很少；只有山川一门，对水利叙述特别详细。《海虞别乘》，不分卷，清代常熟赵氏旧山楼抄本，有翁同龢手跋，赵宗建校订，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陈三恪编纂。陈三恪字象贤，号玉渊，常熟人。博通小学，也精通堪舆、卜筮、壬盾、风角等学问，七十七岁去世，同邑人钱谦益为他作传，列在本书卷首。海虞是常熟县的别名。陈三恪因为常熟县志已有一百年没有修纂，曾经听闻街谈巷语，便搜集记录下来，并旁行侧注，对照考察其中确实可信的内容，编入这部书，时间久了便成书。全书分大诰、建置、形胜、山川、疆域、城堡、仓库、田赋、水利、兵防、风俗、灾祥、古迹、学校、祠庙、寺观、第宅、陵墓、官师、先贤、邑人、游寓、释道、节烈、集诗、集文、佚杂等门。所记都是现实中的事物，为常熟后来修志奠定了基础。《鹿苑闲谈》一卷，常熟丁氏淑照堂抄本，近人丁祖荫校订并作跋，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钱达道编纂。钱达道字五卿，别号韩源道人，常熟县人。本书成于明代末年，后来钱达道的侄子尔照又作《补录》。全书分谈隐、谈侠、谈戒、谈盛、谈仙、谈鬼、谈神、谈妖、谈异、谈伎、谈谶、谈梦、谈事、谈戍、谈景等门，记载本邑往事的约有一半，小说杂谈约有一半。此书属于杂记体裁，而明末常熟的遗闻杂事最终依靠它得以保存，也可供后来修纂县志参考。《琴川逸响》一卷，清康熙三十六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陆云沛辑录。陆云沛字子汉，常熟县人，事迹不详。这篇书是常熟人赞颂本县县令陶拜玉的歌诗集，前面有谈九孔的序，说陶县令对百姓有德政；于是常熟士绅和百姓作歌诗赞颂，陆云沛将其辑录成册。书中有冯武、钱良择、陆宸钥、钱中抠、颜文渊、陈中庆、蒋廷锡、瞿绶、孙德音、单嘉孝、蒋拱辰等人的歌诗，歌颂陶拜玉能够体察百姓的隐情和疾苦，和百姓一起耕作、捕鱼，也涉及常熟的古迹、山川和礼俗。陆云沛将它们保存下来，辑成一卷刊刻。赞颂地方长官，其中大概也寄托着劝诫的意思；宋代陈洪范作《续扬州赋》，歌颂郡守郑典的德政，《琴川逸响》可以与它相媲美。但仔细考察其中的寓意，是想让后来继任治理的人引以为鉴。《琴川志注草》十三卷、《续志草》四卷、《补录》一卷、《续志补录》一卷，旧抄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陈揆编纂。陈揆字子准，常熟县人。琴川是常熟的别名，最早见于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其中说：“梧桐园在吴宫，是吴王夫差的园林，又名琴川。”元代鲍廉《琴川续志》说：“县治前后这一带，横港共有七条，像琴弦一样。”因此，以“琴川”为名的本邑志书，有宋代孙应时的《琴川志》、元代卢镇的《琴川续志》、明代张洪的《琴川新志》，合称著名的三部书。这部书由陈揆为三部《琴川志》补注其中的缺漏和错误，体例完全依照三志，编成于清乾隆年间。附录的《续志草》专门补充艺文，《补录》一卷则统摄补充全书。书中搜集的轶闻遗事非常繁多，但义例和考证没有做到精密审慎。此书没有见到刻本，抄本也很少见。《里睦小志》，不分卷，常熟丁氏淑照堂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顾崇善编纂。顾崇善字齐宋，里睦市人。按：此志没有发现刻本，这部书是根据稿本誊抄的。里睦市在清代隶属昭文县，昭文县如今并入常熟。里睦与梅里、支塘、吴市，是常熟四大镇。本志记载里睦的事物，事实叙述适度，没有滥记，也绝不夸耀乡里。志书分地理志、乡校志、人物志、往迹志、杂志五类，颇为符合乡镇志书的体裁。《支溪小志》八卷，清乾隆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顾镇编纂，周昂增补。顾镇字备九，周昂字千若，都是常熟县支溪人。支溪也叫支里，又叫支塘。支溪是河川名称，支里是镇名，隶属常熟县，地处江海之滨，自古号称险要之地；元末张士诚曾在这里筑支塘城。本志在地理门记载，古代南沙废县城就在这里。南沙县废弃已久，现在是常熟县的地方。本志的门类仿照《里睦志》，分为地理、乡校、人物、往迹、杂志五门。周昂增补艺文志，而艺文内容占全书一半以上。《钧渚小志》，不分卷，清嘉庆年间修纂，传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单学傅编纂。单学傅字师白，号钧翁，本地人，嘉庆五年庠生。钧渚在常熟县西南四十九都，距县城三十六里，周边连接金匮县界，只有这一处突出地界属于常熟，地形像鸟嘴，旧名鸟啄（“啄”的读音像“嘴”），后来记载中改名为钧渚。当地面积五里，其中有几十个地名，自元、明以来就是常熟文物特别兴盛的地区。本志不分志书类别，只分条记载钧渚往事，而对人物记载尤其详细；但编排没有归纳，也没有先后次序，体裁不佳。关于人物，记载顾祖禹逸事很多。例如范鼎九（贺）条记载：“正逢乙酉之变，听到野外的哭声，循声寻去，原来芦苇中有一条小船和两个人，一个是顾祖禹，一个是黄守中，都是锡山豪杰。于是两人一起饮酒，在云庆桥向天祷告并大哭，因而订交。顾祖禹曾经到耿逆的幕府游历，因不被任用而离去；《方舆纪要》大半是在范鼎九家中编成的，所以顾祖禹也自号‘宛溪子在钧渚’。”又有顾祖禹一条记载：“祖禹字景范，范鼎九聘请他担任塾师，修脯钱只有六两，当时市价七百文称为一两。” 顾祖禹每逢新年就把这些钱全部取出，一半买纸笔，一半存入箱笼，等待外出游历时使用。他穿粗衣、吃粗粮，每天可以行走百里。私塾放学后，如果不能限定日期回来，就连夜抄书，常常不睡觉。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各地形势的险要和平易之处都亲自走过并详细考察，然后才写进书里，所以与经生家的空泛说法大不相同。王丹麓《今世说》说：顾景范撰成《方舆纪要》后，吴抚军先刊行五卷；孙宇台评价此书说，它像长河横贯天空、珠囊照耀大地，古今兴亡和天下形势都清楚得如同看在掌上，真是人间从未有过的著作。王丹麓又说：顾祖禹是无锡人，聪明敏捷而有远大谋略，为人贫穷却廉洁。他辑成《方舆纪要》约一百二十卷（足本一百三十卷）。现在考察顾祖禹的书，实际不止一百二十卷，底稿有两橱，如今还保存于鲒鱼塘桥某家。当时传抄的人多因书卷繁重而不能完成；嘉庆年间广东有刻版，也只是摘录其中的大要罢了。”读到这些记载，可以知道顾祖禹的《方舆纪要》不止一百三十卷，也能知道顾祖禹为此书付出的艰苦以及最终完成的大业，所以记录下来作为借鉴。《吴江志》二十二卷，清代然松书屋精抄明弘治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莫旦编纂。莫旦所撰《大明一统赋》，已经著录。按：本志刻成于弘治元年，吴江知县孙显的序说：“这部书是孙显负责刻印流传的，莫先生编纂成书已经三十多年了。”根据嘉靖《吴江县志》所收旧序，有天顺元年莫旦的《松陵志》自序，序中说：“全书二十卷，分为二十七类，每类各有序。”又有弘治元年莫旦的《吴江志》自序说：“就是天顺年间所编《松陵志》的旧稿。”现在考察本志共三十八类，比《松陵志》有所增补。书后又增加《续志》二卷，合计二十二卷，但没有注明这两卷为《续志》。根据正德二年吴洪《吴江续志》序所说：“莫旦编纂《吴江志》以后，苦于内容疏略，又编纂《续志》二卷。”由此可以证明本志最后两卷是莫旦后来增补的。本志原刻本只见北京图书馆收藏有残本，抄本中以这一部最为精良。《吴江县志》二十卷，明代嘉靖年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曹一麟修订，徐师曾编纂。曹一麟字伯礼，山东安丘县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任吴江知县。徐师曾字伯鲁，吴江县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按：本书总分八门，分别为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典礼志、官政志、经略志、人物志、杂志，卷前有图九幅。食货志历述农耕、养蚕、渔业的情况，以及嘉靖年间绫、紬和丝的价格。徐师曾自序叙述县志的源流，说县志始于宋代朱长文的《图经》，元代有人续编，窦德远、吴本又继续编纂，到莫旦时才大体完备。书中还列有旧志序文，包括洪武六年窦德远《松陵志》序、正统七年吴本增辑《松陵志》序、天顺元年莫旦《松陵志》序、弘治元年莫旦《吴江志序》以及正德二年吴洪《吴江续志序》。此外，徐师曾又有《读陈氏吴江志》一文，说：“这是陈君明编纂的稿本。”又说：“本地人陈献可也曾经起草编写。”吴江在嘉靖以前志书的源流，借此可以考察。《平望镇志》四卷，卷首一卷，清代西郊草堂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编纂者姓名无从考知。这部书卷首列有凡例八条，题作“西郊草堂主人谨识”。草堂主人究竟是谁，也不详。书前有雍正十年苏州府学教授、宜兴人储元升所作的序，大意说：“地志有四种，即一统志、通志、府志、县志。其中只有县志所记地域不很广，记载比较详细。然而到了村庄和市镇，哪里能做到纤细周备地全部记载呢？所以村镇有志，正是用来补充邑乘缺漏的。”考察此志，叙述确实详细，卷首先列镇图、莺湖图、八景图。第一卷为沿革、疆域、城池、官舍、胜迹、桥梁、坊亭；第二卷为形胜、第宅、寺观、祠庙、邱墓；第三卷为职官、科举、荐辟、贡历士、文苑、逸士、寓贤、艺术、孝义贞节、闺房、释道；第四卷为土产、灾祥、风俗、杂记、艺文。县志中叙述村镇，确实不可能有这样详尽。平望隶属吴江县，西面连接太湖，东面接连吴淞，南面通向嘉兴，北面通往淮、扬，大概是四方交通汇达的要津。这部志书的沿革说：“汉建平年间，谏大夫钱林弃官隐居在平望乡，他的名字始见于此。” 这个说法在清乾隆年间已经被沈登瀛驳斥，见他所著《深柳堂文集》中的《震泽县志沿革书后》。其中说：“古代有乌程县的平望乡，也有长兴县的平望乡，两个乡相距很远，不能混为一谈。乌程县的平望乡，宋初割属吴江。可是《震泽志》的沿革，竟然把长兴的平望当作乌程的平望，实在很奇怪。”因为长兴县的平望，史书传记都说是钱林隐居的地方，所以这部镇志承袭了县志的错误。考察平望镇，元末张士诚曾在这里筑城，此后成为兵家冲要之地。如今该镇仍属吴江县，是沪、苏、嘉、湖之间公路交通的中心。《震泽县志续》不分卷，清代修撰稿本（上海图书馆藏）。考察这部编书，没有写出纂修者的姓氏。清雍正三年从吴江县分设震泽县，民国初年撤销并入吴江。建国初年又设置震泽县（今已撤销并入吴县），它所辖的地方是太湖中的岛屿，并不是清代震泽县的辖地。《震泽县志》始修于乾隆十一年，知县陈和志邀请县人编修倪师孟纂成县志三十八卷，此后再没有人续修。这部稿本完成于清末，志书只续补乾隆志中的名宦、名臣、孝友、文学、艺能、隐逸、寓贤、释道、名媛、书目、集诗、集文十二门，撰写者和稿本完成年代都无法考知。它与吴江柳亚子先生所藏红格抄本、民国九年修成的《震泽县志续编》十一卷，内容大致相同。柳氏藏本也没有写纂修者姓氏，怀疑这部稿本就是柳氏藏本的底稿。《常州府志》十九卷，清嘉庆年间传抄明洪武十年修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张度修撰，谢应芳纂辑。张度字景仪，增城人，洪武九年任常州知府，官至吏部尚书。谢应芳字子兰，武进人。元至正初年隐居在本县白鹤溪，收徒讲学；后来战乱兴起，避居吴中，吴地人争相拜他为师。明朝兴起平定江南后，他回到芳茂山居住，九十七岁去世，著有《思贤怀古录》等书。常州古代是毗陵之地，从元朝兴起到明初一百多年间，郡志散失，留存的只有宋代《咸淳毗陵志》，叙述又很简略。张度任职常州后，便邀请谢应芳重新纂修，第二年完成。全书共十九卷，分七十三目，没有总纲；郡志的体例和要点，到这时才大体完备。卷首列府地理图一幅、郡城图一幅、公廨图一幅、县图四幅。当时常州辖武进、宜兴、无锡、江阴四县。编排体例按四县分列，先列郡记，下面分别列四县的志书。这部志书的刻本早已散佚，此本是嘉庆年间传抄本，未见于藏书家书目。《常州府志续集》八卷，明正德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张恺纂辑。张恺字元之，无锡县人，成化二十年进士，任兵部、刑部主事，历任顺德府通判、东平知州。常州古称毗陵郡，也称晋陵。隋朝平定陈朝后废除晋陵郡，开始设置常州，辖晋陵、无锡、江阴、宜兴四县；成化年间又增置靖江县。郡志始于宋代教授邹补之，咸淳年间由太守史能之续修。明洪武年间，郡人谢应芳又重新纂修；成化五年，郡中士人朱昱竭力搜集材料，编成志书四十卷；成化十五年又作《续志》，明代以来的事迹至此大体完备。正德八年，张恺又编成《续集》。卷前列图八幅以及郡县沿革表；全书分地理、诏令、官寺、食货、职官、文事、武备、山川、人物、宫室、词翰十一类，共四十九个子目。体例很符合史书规范，对增置靖江县的事情补述尤其详细。《常州赋》不分卷，清光绪七年重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褚邦庆纂作。褚邦庆字人荣，号容船，常州人。善于写辞赋，年轻时出游很久，遍历名山大川，凡是可以帮助考据的材料，大多寄托在笔墨中。这篇赋是清高宗皇帝南巡时，召集士子献赋而作。褚邦庆叙述乡邦典故，仿照周紫芝《宣城赋》、葛沣《钱塘赋》的体例，创作《常州赋》，当时共同称赞为宏篇。赋的体例是：把建置沿革、疆域形胜、户口赋税以及兴衰大略列在卷首；其余山川、关梁、祠庙、陵墓、古迹，各按类别分别汇集到各邑；至于仕宦、人物、流寓，则合起来作为一郡的冠冕，各邑不再分疆画界。方外、列女、物产也都如此分别编列，分开看如棋子星辰密布，合起来则如珍珠美玉相联。并且文中有起伏，有提纲挈领，有感慨，有论断。它既不同于稗史的浅陋，也不同于类书的琐碎，总归于骈俪文风，却没有失去赋体。褚邦庆又亲自为它作注，尤其能够详细说明其中的要旨。卷前有庐陵王其淦的序，称道：“有幸读到这篇赋，就像游历异境，幸亏得到导师指引。” 《阳湖县志》十二卷，卷首一卷，清乾隆三十四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译清代陈廷柱修撰，虞鸣球、董潮翰纂辑。陈廷柱字天峰，山阴县人，乾隆十六年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任阳湖知县。虞鸣球是金坛县人，乾隆十三年进士，官至吏部考功郎中。董潮翰字晓沧，阳湖县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他幼年丧父，由外祖家海盐陈氏抚养，长大后以诗文闻名，被称为嘉禾八子之一。阳湖原是晋陵县的旧地，县治与武进同城，二者都是常州府的郭县。明初并入武进，清雍正四年又从武进分出原晋陵县的地方，设置阳湖县，因境内有阳湖而得名。这部志书是分县以后首次创修的，虞鸣球任总纂，董潮翰任副纂；书还没有完成一半，虞鸣球因事辞去，便由董潮翰一人总辑成书。全书分疆域志、营建志、食货志、学校志、禋祀志、官师志、选举志、人物志、列女志、艺文志、摭遗十一门，共七十一项子目。新分设的县，地理和政务的分界很难处理。这部书在疆域、营建、禋祀等门中，都按厢、乡分别隶属，条理井然，没有混乱。像坛壝、学校以及各种公所，若分别专属两县，就由两县各自记载，彼此详略相见；这就是史家所谓一件事编入两部书的方法。这部志书叙述两县的分划，能够在合并中看出分别，在分别中看出合并，使读者展开书卷便一目了然。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编纂的同城新分县志，江苏尤其多，应当以这部书的分划最为妥善。《无锡县志》三十六卷，明弘治七年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景抄本）。明代吴凤翔、李舜明纂辑。吴凤翔字藻庵，无锡人。李舜明字絅庵，无锡人，事迹都不详。无锡的事迹，开始见载于宋代史能之《毗陵志》；宋代以前，无锡是昆陵的属邑。宋代无锡已有县志，后来散佚不传，《毗陵志》偶尔引用其中说法。元代县志，据《千顷堂书目》记载，有王仁甫撰《无锡县志》二十八卷。但《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二年才把无锡州改为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这部志书的标题实际称作《无锡县志》，已经是明初的制度，因此应当是洪武初年的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的洪武《无锡县志》四卷，实际上并不是王仁甫的书。又考察本志秦夔的序，其中说：“从前乡里的先辈冯择贤（名善）又续作了这部志书。”那么洪武志以后，又有冯善的《续志》。秦夔序又说：“前一部失于拘泥，续作的一部失于驳杂。”可见洪武、景泰两部志书都有不足。因此吴凤翔、李舜明纂修这部书，存有匡正前志的意图。他们互相参证考订，广泛搜采各方材料，制定编例、确定论断，确实超过了前代修志者。考察它所拟定的体裁谨慎严密，全书编次先列县境图一幅、县城图一幅、县治图一幅、郡县表一幅；其次列地理、诏令、公署、食货、职官、文事、武备、山川、人物、宫室、坛壝、祠宇、寺观、陵墓、古迹、祥异、词章、碑碣、摭遗十九门。食货志的户口条，把宋、元、明三代无锡户口的数目记载得很详细。土贡条记载唐代的蓣药，并引用潘桐《图经》，说蓣药产于无锡县胶山，如今已经没有了。土产条记载，稻有占城稻、红莲稻。占城稻的种子来自占城，红莲稻则是无锡自古就有的。书中引用《吴郡志》的话，说这种稻谷颗粒肥大而且芳香，又引用陆龟蒙“近炊香稻识红莲”的诗句。铁来自川、蜀，本县冶工范为制作炉、鼎、锅、■〈釒隻〉等器物。由此可知，无锡的冶炼铸造在明代已经兴盛。词章志中有《重修淮海先生祠堂记》一篇，记载淮海先生秦少游于建中靖国初年在藤州去世，归葬高邮；致和年间迁葬到常州无锡县慧山的山原，子孙于是便在此定居。这篇文章没有署撰写者。考察洪武《无锡县志》的艺文部分，题作《重修淮海先生祠堂之记》，也没有记载撰写者。光绪《无锡金匮县志·艺文志》题作《重修淮海先生墓记》，这才考证出文章的作者，说它最早载于元代邑志的艺文部分，作者是永嘉人戴溪。考察这部志书偏重考订，却仍然免不了有疏漏。《金匮县志》二十卷，清乾隆七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王允谦纂修。王允谦字济光，深泽人，拔贡，雍正十二年任金匮知县，任期届满离任，乾隆三年又复任。雍正四年从无锡东部划出地方，设置金匮县。这部新志是首次编纂的，所立条目三十六门，整齐严密而有法度，是苕水人吴兰叔订定的。金匮分县设置不久，文献材料不多，条目虽然齐备，记载却很疏略，只是徒有门目的空名而已。例如人物志开头列出吴泰伯世家，以下就寥寥无几；而把泰伯列入世家，也不是邑乘应有的体例。并且每篇前面都有一段总说，用来代替小序，但大多是空洞的长篇文字，文笔也不好，语言不能充分表达意思。考察此志是华希闵亲手撰写的，而编例出自吴兰叔。华希闵又纂修《无锡县志》。无锡、金匮同城，又是新分出的两个县，山川人物的分属区域、学校寺观公所的归属，既由华希闵一人分裁，分界却没有写得清楚；又如新编的宦绩各传，有虚夸声誉、显耀功名的地方。至于错误和疏漏之处，可以讨论的很多。《瞻桥小志》四卷，清乾隆二年刊本的传抄本（无锡市图书馆藏）。清代王鉴纂辑。王鉴字子任，别号抱山居士，无锡砖桥人。这部志书分原始、本志、水道、古迹、神异、名族、人物、艺文八门，书后附有《锡山文献》。考察此志，摘录元、明两代邑志，并参考其他书籍编成；所引用的各种书，都注明出处，颇有编纂体例。瞻桥又名砖桥，属无锡。考察此志的原始部分，引用元代王仁甫县志，说沟通平江路的砖桥，村庄因桥而得名；瞻桥明代属泰伯乡。《江阴县志》十四卷，明正德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影抄本）。

译明代黄傅纂修。黄傅是兰溪县人，弘治六年任江阴知县。江阴设置县治始于萧梁时期，当时是吴郡暨阳县的土地；唐武德年间曾设置暨州，不久废除。五代直到宋代，设置江阴军；元代升为江阴路总管府，由此可知其地位雄要重要。明代开始降为县，后来又分设靖江县，隶属常州府。宋绍熙年间，知军施迈命教授郑应甲纂成《江阴志》十卷，这是江阴编修志乘的开始。绍定年间，知军颜耆仲命教授郭廷坚续修；元至元年间，教授朱子昌重新校刻宋志；明洪武年间，知县饶玄德又翻刻；洪武二十四年，县丞贺子徽续修；永乐年间，训导陈贽重修。这就是正德以前江阴志乘的源流及其刊刻大致情况。黄傅命江阴人广泛搜集宋、元、明各代志书，汇总参订，并与县学生苏峦、顾康、张简、方汉搜讨资料，重新纂修，编成十四卷。概括纲领的有十类，细分条目共八十九项，细目繁多，搜罗剔抉没有遗漏。考察此志在弘治十一年编成，到正德十五年才由县令王泮刻印。它的版框宽、字体大，可以推为现存江阴志中最好的版本。缪荃孙《天一阁始末记》谈到这部志书，说：“一见到它，便足以聊慰我平生的夙愿。”可见他对这部书的钦慕如此。天一阁所藏的这部书如今已经散失。除本书外，只有浦圻张国淦收藏有影抄本，现在藏于上海图书馆。《重修江阴县志》二十一卷，明嘉靖刊本（天一阁藏）。明代赵锦修撰，张衮纂辑。赵锦字元朴，余姚县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二十四年授任江阴知县，后升任侍御，因为斥责严嵩而罢官归乡。万历、天启初年重新被起用，历任官职至兵部尚书，死后谥号端肃。张衮字补之，江阴人，正德十六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升侍读学士、太常寺卿，掌管国子监祭酒事务，官至南京光禄寺卿，著有《张水南集》十一卷。考察此志，卷首列有武进人唐顺之和张衮的两篇序。张衮序说：“江阴志，国朝贺子徽氏、颜瑄氏相继编修，称作县志，说：在沿革变迁的初期，广泛向各方询问事实，材料出自亭父、里魁等人的说法，文字有时不能相称。弘治癸丑年，兰溪黄君任县令，又搜罗罕闻，剖析疑义；过了若干年，又依宗黄志编成《续志》，共得到九卷。”考察此志，它创修于嘉靖丙午年。当时巡按御史王公言询问地方志、考察风俗，县令赵锦于是邀请张衮以及蒋龙、徐鸣玉、吴胤商议编纂。这部书依据《黄志》的旧文，补充遗失的事迹，稿本在丁未年春完成。按其编排，分建置记、提封记、风俗记、食货记、学校记、河防记、兵卫记、禄秩考、官师表、选举表、列传、外记、外传、遗文十四门。卷前的图记部分，有宋志全境图，以及山川图、四境图、县城图。这部书的体裁有图、有记、有表、有考、有传；各类统摄若干子目，但分列次序不够清楚。各类前面都冠有小序，子目如沿革等篇，在重要条目之前也各自先作说明，因此颇能显示编排体例。食货单独立为一门，分为户口、田赋、贡课、土产，这种体例很好。但其中记载很简略，田赋只说江阴四境的田地都是圩坦，税粮正额大约有一十万九千九百石有余。土产所记载的稻谷、蔬菜、水果、鱼、鸟等类，也都是当地常见之物。《宜兴县志》十卷，明万历十八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陈遴玮修撰，王升纂辑。陈遴玮字玉甫，号剑华，四川富顺县人，万历十四年进士，次年授任宜兴知县。王升字世兴，宜兴人。原名革，因为督学耿天台发文送他参加岁贡，所以改名为升；后来出任成都通判，以清廉闻名，升任监课提举，不久告老还乡。王升为人志向节操坚定，安于贫困而喜好学习，年轻时曾向唐顺之求学，学问以程颢、程颐和朱熹为准则。著有《左氏鲁史》《读左赘言》《四书辑略》《四先生论宗》《五伦分疏》《武经七书解》等书，学者称他为孚斋先生。宜兴是汉代阳羡县的旧地，晋惠帝时，因为周玘三次兴兵起义有功，设置义兴郡。隋朝废郡保留县，隶属常州；宋太平兴国年间因避讳改名宜兴。关于邑志的源流，本志徐显卿序说：“自晋代周孝侯有《风土志》，宋代单氏续作。正统年间，邹令旦把它交给训导危山，依据旧编加以修饰，编成县志；又过了七十年，正德末年，韩令儒把它交给教谕林文聪重修。”宜兴县志的源流，大致就是这样。考察此编，最初由万历年间的县令韩容邀请杨阜和学谕李延谧共同参订，书将完成时却停了下来。陈遴玮任政三年，邀请王升与学谕周国宾依据《韩志稿》重新订正。但此书实际上出自王升一人的手笔；他广泛采集各代史书，考订前志的缺误之处很多。全书志类分舆地、营建、食货、学校、官师、人物、忠义、文艺八门，仍依照前志体例，但编排次序和门类分合大大改变了旧貌；前志的错误，都加以整理订正。例如引用《金陵志》证明铜官因汉代铸山而得名，并极力辨明袁玘降棺说法的错误；根据《晋书》表彰周孝侯临难之际慷慨殉义的事迹，而不沿袭周氏家传中避讳的说法；考察《蒋氏世谱》，续述云阳亭侯蒋点的封爵；统合收录单锷治水的策略，以补益当时的政务，并把旧籍所缺失的内容全部补足；改正苏轼只是侨居一事的记载，叙述他迁徙贬逐、仕途不遇的经历，不只是沾沾自喜地记载焚券这一小节；把各方面的重要内容会通起来，折中取是，直可称为一邑的信史。引用史书来考证志书，是修志中创立的新例。明代人修志大多沿袭旧志，辗转抄录，极少考订。这部书依据史籍，引用艺文资料，考证前志的错误，可以称为明代方志中的杰出著作。《荆溪外记》二十五卷，明嘉靖二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沈敕辑录，李文校订。沈敕字楚山，宜兴人。李文字孟博，真州人。这部书李文序的大意说：“义兴自古以来有志书，总计若干卷，凡是山川、区域、城郭、土田、人物官员、物产之类，凡例所说的内容，也都已经包罗叙述，没有不具备的。只是由于古今相隔久远，详略不能相同。”按李文序所说，这部书是辑录编成的，卷首先列艺文若干卷，这是地志中从未有过的体例。其次辑录周处《风土记》，从而开创了方志辑佚的风气。其余如人物传、纪遗、杂说，也都是采集辑录而成，全书没有一句自我叙述。杂说中有善权古寺，原本写作“权”作为卷名，是为了避讳；这部记仍写作“权”。考察此志已著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盛宣怀曾为它重刊。这是嘉靖原本，除此之外只见《台湾善本书目》有著录；华东师范大学有收藏，是盛宣怀旧藏本。《荆溪疏》二卷，明万历刊本，收入《王百谷全集》之一（上海图书馆藏）。明代王穉登纂辑。王穉登字伯谷，又字百谷，武进人，祖籍太原，后来迁居苏州长洲。王穉登十岁就能作诗，年轻时便在吴会闻名。万历年间被征召参与修国史，还未上任史局便停办，去世时七十多岁。这部书不分志类，也没有篇目，是杂记体的地志。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开头记载游览经历，以片段形式记录名胜、古迹、民俗、人物；下卷为诗文，都是王穉登亲自撰写，记载宜兴的事物。这部书对张公、善卷洞记载很详细；下卷诗文中的《张公洞观》《仙蜕记》《鹦鹉园记》《讲师荆山和尚塔铭》，都是宜兴的文献。又考证湖■〈氵父〉镇是“湖务”之误。像这样的例子，对宜兴后来修志也有帮助。《双谿物产疏》十五卷，清嘉庆二十一年雅春堂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陈经纂辑。陈经字景辰，别号离墨山农，江苏荆溪县人。双谿指今天宜兴的荆谿，分为南、北两条溪流；这里山水秀丽，世人所称的阳羡山水即指此地。荆谿是《禹贡》所说的中江，汇合乌谿流入太湖，是太湖西北部农产丰饶的地方。这部书仿照古代方物志的体例，记载双溪的物产，同时叙述山水胜迹。全书分谷、蔬（菜类）、蓏、果、华、草、木、禽、兽、鱼、昆虫、杂物十二门；杂物又分丝、棉、酒、茶、用器五目，用器一目对宜兴制陶记载得很详细。考察这部书，它是研究太湖区域物产最完备的资料。《靖江县志》十八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胡必蕃修撰，袁元纂辑。胡必蕃字又宣，湖北孝感县人，康熙十八年以举人身份升任靖江知县。袁元是靖江县教谕。靖江在明成化七年从江阴马驮沙的地方分出设县，有李维祯《马驮沙小志》，这是靖江有志书的开始。建县以后，正德七年知县殷云霄纂有县志；嘉靖四十三年，知县王叔杲重修；万历四十七年，知县赵应■〈方与〉又重修；崇祯十四年，知县陈函煇又主持修纂。这部志书在清康熙十一年由知县郑重嘱咐教谕袁元与县人朱凤召重纂，体例清楚完备。后来胡必蕃任职期间，又嘱咐袁元与县学生金敞依据《郑志稿》，搜集摘录见闻，以补充其中的缺略。因此本书前后两次纂辑，都出自袁元之手，体裁和文笔较为纯正。志类分建置、星野、疆域、山川、祲祥、风俗、赋役、职官、选举、公署、学校、武备、循良、人物、坛庙、艺文十六门。考察此志拘谨地考证名物训诂，摘录叙述各种事物，其中偶有重复出现，难道是疏忽了编排的方法吗？《南徐州记》一卷，辑稿本，收入《■〈擊，去手〉淡庐丛稿》之一（上海图书馆藏）。宋代山谦之纂辑，近人叶昌炽辑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宋山谦之《南徐州记》二卷，如今只能见到辑本，叶昌炽又补辑了一条。因此仍无法看出全书的体例。“侨置”类志书，见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今天没有一部流传下来，只能见到《汉唐地理书抄》收有辑本而已。东晋把徐州侨置在京口，称为南徐州，南朝沿袭此制，到隋代废除；京口，是今天镇江的古名。侨置制度开始于东晋，也称侨立。《晋书·地理志》说：“自从中原发生战乱，遗民南渡；同时设置侨置的州牧机构，并不在原来的土地上。”《隋书·食货志》说：“晋代自中原丧乱以后，元帝寄居江左，百姓中自行逃离南奔的，都称为侨人。他们都取用旧地的名称，侨立郡县，往往分散居住，并没有固定的土著。”所以，侨置州、郡、县的志书，辑本书名上往往加“侨置”或“侨立”二字。叶昌炽补辑这部书虽然只有一条，录自《草堂诗笺》卷八，文字说：“京口是《禹贡》所说的北江。春秋时，朔日往往有大潮来到并猛烈冲击，赤岸一带尤其更加迅猛。考察这段文字具有六朝人的文气，意思似乎是说把侨人安置在江岸一带。《丹徒县志》四卷，明万历年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李东纂修，何世学增纂。李东字震卿，陕西人，正德十三年任丹徒知县。何世学是浙江萧山县人，隆庆二年进士，授任丹徒知县。丹徒是秦代会稽郡的属邑，后汉时属吴郡；孙吴时期称京口，南朝在此设置南徐州。隋、唐设置润州，唐代在此设置江浙西道，军号镇海。宋代改置镇江府，以丹徒为郭县；元、明以来，丹徒是镇江府的一县。如《南徐州记》《京口记》《丹徒大观》《祥符图经》等书，都记载丹徒的事情，实际上涉及今天镇江的地方。邑志由李东首先创修；县举人杨宛，以及诸生潘浩、毛文汇共同纂成。隆庆年间，何世学又依据原书增辑正德十四年以后的事迹。考察这部书在万历年间刻成，崇祯七年知县张文光又依据原版增刻选举题名。看它的体裁和编例，虽然谨慎严整而有法度，却不免过于简略。它广泛综合前代事迹，引用考证很多，却没有注明出处和书名，因而无法核查，也没有完全达到典雅的程度。《丹阳县志》二十二卷，清乾隆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邹廷模修撰，荆泽永纂辑。邹廷模任丹阳知县，事迹不详。荆泽永字芷兮，丹阳县人，康熙顺天庚子科举人。丹阳邑志始于明正德年间，隆庆年间重修。清康熙二十二年，知县吴之彦又修志二十卷，刻到第十二卷乡贤部分便停止，没有完成全书。丹阳汉代称曲阿，自宋代以来是镇江府辖县。县中有运河之利和练湖之胜，前志对于练湖漕渠，无不特别重视它对水利的依赖。邹廷模修这部志书时，曾参考正德、隆庆诸志，成书二十二卷，列为三十四门。由于练湖河渠两项关系国家财政和百姓生计，便特别把疏浚练湖、蓄水助漕的各种方案编成一卷，附列在山川志之后。把水利概括为一门，也显得简明易行。职官部分从汉代记到当时，对于事迹无从考知的遗逸之士，宁可空缺也不记载，以求核实。因此书中所记往事都翔实可靠，体例也谨慎严整，目的在于使邑乘重视核实，这就是他修志的内心意图。《溧阳县志》十四卷，清康熙六年刊本（南京图书馆藏）。清代徐一经纂修。徐一经字履常，江陵人，举人，康熙三年任溧阳知县，五年升任中书舍人，因为修志的事情请求留任，八年离任，官至御史。溧阳设置为县始于汉代，后来多次经历分合、升降；从清雍正八年起，才从江宁府割出改隶镇江。宋乾道年间赵廓夫最初为溧阳作记，明弘治年间县令符观、万历年间县令帅兰先后为之编志，都有刻本；天启年间的志书则已经编成而没有刊刻。考察这部书成于康熙丁未年，吴颖序中说：“我拿出所收藏的前任县令符公、帅公的两部志书，以及乡先生狄公《野志》，共三部，又加上我自己辑录的《闾史》，合起来请徐公订正，徐公便在处理政务的余暇搜集材料，编成此书。”考察《野志》就是狄斯彬所撰《六居野志》，吴颖的《闾史》成于顺治年间。徐一经增补《闾史》编成此志，却没有亲自订定体例。以溧阳的事迹来考察，这部书的建置沿革没有考订正史，反而常常概括叙述偏杂的记载。又如古代的县令、县长，从吴浚操到齐乐预共十多人，都见于史传，却没有列出姓名，这是最大的疏漏之一。梁代溧阳公主嫁给侯景的事情，没有列入人物部分，而是散见于杂录各处。考察徐一经编这部志书，不过是稍微改变《闾史》的外貌，便承袭下来作为自己的著作罢了。《金坛县志》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郭毓秀纂修。郭毓秀是耀州人，举人，康熙二十年任金坛知县。考察本志沿革，金坛秦代属曲阿县，隋开皇十五年从曲阿县分出地方，设置金山府，不久降为县；唐武后时期改名金坛，属润州。宋代把润州改为镇江府，金坛县仍隶属其下，元、明、清沿袭不变。关于邑志源流，据本志所载旧序，邑志始于明正德丙子年知县刘天和，万历庚辰年知县刘美重修。这部书承接万历年间的《刘志》编成，共十六卷，分舆地、赋役、职官、典礼、学校、选举、人物、艺文、杂志九门。按序例所说，体裁仍沿袭旧志。例如典礼、人物、杂志引用旧志原文；金坛的明代志书现在大多失传，依靠这部书还可以看见它们的大致面貌。今天保存下来的《金坛县志》中，以这部志书最为古旧，也是幸存下来的书。《山阳县志》二十二卷，卷首一卷，清道光二十四年玉石山房赵锦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金秉祚纂修。金秉祚是当阳人，任山阳县知县。山阳是淮安府的郭县，张鸿烈曾纂有县志；这部志书由丁一寿、周龙官等依据《张志》重新辑录，乾隆十四年刊成，但刊本中有很多讹误和脱漏。这个抄本由汪纯清依据刊本校订，并为之作跋，卷首还多出一篇上谕。编排上先列上谕、御诗文，其次是沿革表、秩官表、建置志、疆域志、学校志、民赋志、军政志、河防志、漕运志、盐法志、榷税志、艺林志、丛志、列传。按其体例，以纪、表、志、传为四纲，其中纪二类、表二类、志十一类、传十六类，并把艺林、丛志附在志类之中。志类很完备，但书中内容散乱脱漏、重复烦琐，不能完全符合史书体例。《曹甸小志》初稿，不分卷，民国油印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近人郝树、郝庶纂辑。郝树字孝洲，郝庶字少洲，都是曹甸人，事迹均不详。考察此志编成于民国甲申年。曹甸位于淮安府山阳县东南乡塔儿头、黄家口、甸几头一带之下。这个镇原来没有志书，这是首次创修，另名《曹甸镇志》。全书编排先列正名、区域二篇，其次为舆地志、建设志、民俗志、人物志、艺文志、产殖志、杂志七篇，子目共三十六项。志书引用曹镳《信今录》的话说：“曹操征讨袁术时，曾在这里屯兵，所以得名。” 又称楚甸，说是古代曾有楚姓人家居住在这里；又说淮安古称楚州，因此由此得名。考察这部志书，所记事实都有依据可供验证，体例繁简也安排得当，是近世村镇小志中的佳作。稿本完成后就用油印本流传，考察现在留存的版本，只见到这一册。《车桥闻见记》一卷，稿本（上海图书馆藏）。潘亮彝编纂。亮彝是车桥人。本书据实直书，是对见闻的记录。车桥位于射水岸边，是山阳、盐城、阜宁之间水陆交通的要道。射水从西北流来，迂回曲折，到车桥汇成大河。两岸居民约有千百户，传说河上横向、纵向的桥梁，形状像“车”字，因此以此命名镇子。本书记载车桥的地势、古迹、物产，以及商贾、人物、氏族的盛衰，后面附有诗文，所述从清初到光绪中期为止。虽然只是尚未完成的稿本，却是为车桥镇编志的开端。车桥没有见于古书记载，却是近代闻名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江苏省政府曾驻在这里，后来又被日军占据，随后为新四军攻取，胜利消息传遍江浙。不过这部稿本还没有记载这些事；如果亮彝还在世，一定会把它们补录进去。《淮安府安东县志》十七卷，清雍正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余光祖编纂修订。光祖字念峰，四川犍为县人；康熙五十二年考中进士，雍正二年任安东知县。安东在汉代是东海郡襄贲县，隋开皇初年改名涟水；宋景定年间升为安东州，明洪武以来降为淮安府属县。这里靠近海边，多为坚硬盐碱地，物产不丰富，而且历代战事频繁，旧志大多散失。如今可以考知的，是清顺治戊子年本县进士卜永升与孝廉嵇宗孟所编县志最早，康熙丙子年县令乔弘德又加以重修。这部志书编于雍正初年，由本地人孙超宗、张鸿儒、张兰秘等采辑，余光祖总集成书。全书分为方舆、建置、秩官、选举、赋役、食货、河防、学校、官迹、人物、艺文、祥异、恩恤、丛事十四门，共七十个子目；各门开头都有余光祖所题写的赞语和评论。考察其中的人物志，采录了张雄、冯宏铎。大概是乡人忌讳记载本地人的恶行，后来修撰县志时多删去不载。其实评论张雄和冯宏铎，并不一定是在说他们是恶人；即使他们确有恶行，删去不载，难道是方志只许褒扬、不许贬斥的道理吗？《淮南中十场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汪兆璋修订，杨大经编纂。兆璋字芾斯，任盐运道泰州分司。大经字石袍，别号庐阜逸史。这部志书开头先列图经，其中有中场总图一幅，十场各有场境图、场治图一幅，分司公署图一幅。盐场的场图称为图经，是本志首创。十场是富安、东台、安丰、何垛、梁垛、丁溪、拼茶、草堰、角斜、小海。之后分为建置、星野、风俗、食货、灾眚、疆域、古迹、秩官、选举、公署、赋役、学校、武备、坛庙、循良、人物、艺文等门，完全仿照地方志体例。本志把盐务归入赋役一门，卷前序言说：“天下产盐的省区共有八个，而两淮最为重要；两淮产盐的区域共有三十处，而中十场最为重要。中十场是东南的盐务重地，也是朝廷委托轮运、积储盐货的仓薮。掌管盐务的官员，最高的是御史，其次是运道；运道属官有同知、府贰、州判，都负责综合办理盐政，但不负有守护城池、治理百姓和管理疆界的责任。” 这篇序文说两淮所产的盐天下第一，也说明盐官官制繁多；但盐官没有守城、治民、管理领土的职务，这一点不同于盐井制度。《南兖州记》一卷，辑稿本，《■〈擊，去手〉淡庐丛稿》之一（上海图书馆收藏）。宋代阮叙之编纂，近人叶昌炽辑录散佚内容。《旧唐书·艺文志》著录宋阮叙之《南兖州记》一卷，后来长期散佚。叶昌炽从《草堂诗笺》卷八辑出一条：“瓜步山东五里，江中有赤岸，山南面临中江，江涛从海入江，冲击六七百里，到这里岸势才开始减弱。”仅凭这一条，与《汉唐地理书钞》的辑本合看，仍然无法了解这部志书的完整体例。西晋南渡以后，侨置兖州，州治设在广陵，大致在今江苏镇江东北一带。南朝宋改称南兖州，并迁治盱眙；后来又并入南徐州，不久恢复设置并迁回广陵，随后又迁治淮阴。《扬州赋》一卷，附《续扬州赋》一卷，清代扬州阮氏传抄本，天一阁收藏（上海图书馆收藏）。宋代王观编纂，《续赋》由宋代陈洪范编纂。王观字通叟，如皋人，嘉祐二年进士，官至司封员外郎，出任江都知县，死于任上。著有《鬻予府元集》和《芍药谱》。他在江都撰写《扬州赋》，亲自为它作注，进献朝廷，受到极大的褒奖和特殊待遇；人们都说文章华美典雅，有助于规劝讽谏。陈洪范是江都人，淳熙年间任扬州学正。当时郡守郑典有政绩，洪范作《续扬州赋》来褒扬他。这篇赋仿照王十朋《会稽三赋》写成，用来继承前人的文脉。赋文开头从陶唐时期设置官署写起，止于宋嘉祐乙巳年，把扬州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事几乎全都汇集其中。文辞虽然有谀颂之意，义理也深奥，但考察其类别，确实承接了汉、晋的声响，并成为宋代贤者创作的先导。而且附注详细明白，使读者不能不为有些文字缺失而感到遗憾。后来陈洪范作《续赋》，亲眼见到当时的盛事，便接续前篇的文脉。它记述扬州的名园、粮银、民政刑狱、盐政、药局，歌颂郑典的德政。

译《嘉靖惟扬志》三十八卷，明嘉靖二十一年刊本（天一阁收藏卷一至三、卷七至十二、卷十八至二十二、卷三十二至三十三、卷三十七至三十八）。明代朱怀干修订，盛仪编纂。怀干字守正，湖州府归安县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因参与议论皇亲张延龄的案件，被贬为泰州同知，后升任扬州知府。又因其他事情被诏令贬为韶州同知，晋升思南知府，后来又因刚直触犯上司而罢官归乡。盛仪字德章，江都县人，弘治十一年进士，官至太仆寺卿。古代扬州是九州之一，唐代设置扬州节度使，其辖域兼及彭蠡、震泽、会稽的一角，无不在其统属之内。明永乐十八年改扬州为淮海府，二十年又改为维扬府，宣德元年恢复为扬州府。明初直属京师，辖高邮、泰、通三州，以及江都、泰兴、仪真、六合、兴化、宝应、如皋、海门、崇明九县。洪武八年将崇明划归苏州，二十一年将六合划归应天，遂辖三州七县。扬州郡志在宋代有《绍熙广陵志》《嘉泰广陵续志》《宝祐惟扬志》，都早已散佚。这部志书创修于嘉靖二十年，朱怀干向巡抚御史胡植请求后，委托盛仪辑成，编纂次序颇有体例。它的凡例说：“志书名为《嘉靖惟扬志》，是因为《禹贡》说‘海惟扬州’。《宝祐志》的‘惟扬’二字本于此，今天沿用；写作‘维扬’是错误的。”考察本书的编排，开头列有郡邑古今地图：古扬州图一幅，附春秋地理；隋唐扬州图一幅；宋江都县图一幅；宋三城图一幅；宋大城图一幅；南北朝仪真图一幅；宋真州图一幅；宋扬子县图一幅；今扬州府及所属州县总图一幅；今扬州府城隍图一幅；今江都、仪真、泰兴、高邮、兴化、宝应、泰州、如皋、通州州县图各一幅；海门县新旧总图一幅。之后分为建革志、疆里志、历代志、分野志、五行志、山川志、形胜志、物产志、公署志、户口志、盐政志、军政志、礼乐志、经籍志、秩官志、秩官列传、人物列传、诗文志、杂志十九类。《四库全书》收录了此志，《提要》说：“编纂次序颇有头绪，在明代地志中算是比较完备的；只是把古今涉及扬州的事迹仿照《纲目》按年代记载，另立为‘历代志’，这种体例未免显得有意创新。” 考察其中的《历代志》一篇，详细记载了扬州一郡的历史事务，尤其对宋、元时期记载得很详尽。例如宣和年间宋江袭击东京各郡邑的事情，正史传记全都没有记载；这类逸闻掌故足以供参考，而且还开创了后世地方志设置“大事纪”的先例。《扬州府志》二十七卷，首一卷，明万厉二十九年刊本（原为上海亚洲文会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明代杨洵修订，徐銮编纂。杨洵是山东济宁州人，万历二十年进士，二十三年任扬州知府。徐銮是福建尤溪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二十四年任扬州府推官。扬州原是广陵之地，是古代著名地区。自永嘉南渡以来，这里成为控制防御三齐的地方，曾派青州、兖州两州刺史镇守此地。元嘉年间开始确定为南兖州治所，隋初在这里设置扬州大总管府。隋炀帝时，规定江都太守的地位与京尹相同，渐渐有设置陪都的意思了。唐代江南的财赋以此为转运枢纽，士女和货物的繁盛，居天下首位。宋、元以来屡遭战乱，逐渐较为萧条，但仍是淮左的著名府城。考察扬州郡志，《隋书·经籍志》记有诸葛颖《巡抚扬州记》，这是地方志书的开始。后来又有《宝祐志》和郑少魏《广陵志》等。明初改扬州为淮海府，不久改名维扬，后来又恢复为扬州。弘治年间赵鹤修《维扬郡志》，嘉靖二十一年朱怀干又修《惟扬志》，明代修撰的志书到这部才开始称为《扬州府志》。本书编排分为郡县志、赋役志、河渠志、秩官志、盐法志、兵防志、人物志、风物志、古迹志、历代志、方外志、文苑志十二门，共六十八个子目。卷首有扬州府图、各州县舆图和城池图。扬州郡志修撰频繁，明代所修的如今仍可大体考察。这部书的编纂，是因为郡名改易后重新修志；采录虽然繁多，但大体只是辑录旧志，增加补益不多，不过每句话都有出处，可以作为传信的史料看待。本书原为上海亚洲文会旧藏，如今流传的版本极为罕见。《扬州鼓吹词序》一卷，扬州陈恒和书林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吴绮编纂。吴绮字薗次，号丰南，江都县人；顺治年间由选贡生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历任官职至湖州知府。退休后专心作诗，文章崇尚骈体，著有《林惠堂诗文集》。这部编本是《扬州鼓吹词》的小序，篇目有《文选楼》《争春馆》《东阁》《蕃厘观》《谢安宅》《董井》《石塔寺》《斗鸭池》《重城》《康山》《芜城》《蜀冈》《隋宫》《迷楼》《月观》《萤苑》《鸡台》《隋堤》《玉钩斜》《小金山》《平山堂》《明月楼》《竹西亭》《芍药厅》《九曲池》《二十四桥》《雷塘》《叶公坟》《云山阁》《红桥》《广陵涛》《梅花岭》《淳于棼宅》《茱萸湾》等，都是扬州的名胜古迹；作者分别为它们作序说明，只依据事实直书，完全没有考证，应当是《鼓吹词》的小序，而没有收录正文词作。《江都县志》十六卷，清康熙五十六年刊本（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李苏编纂修订。李苏是荆门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五十三年任江都知县。江都是扬州府的属县，县中事务早已载入郡志。到明嘉靖壬戌年，知县赵讷才邀请本地人万洞，另行编纂一部江都专志。万历丁酉年，知县张宁又邀请本地贡生陆弼重新编纂，明代有这两部志书。这部书依据康熙初年本地人叶弥广辑成的《志稿》，李苏重新增补编成。卷前有宋代三城图，是据旧志摹录的，古意很浓。考察古迹志“宋大城”条说：“扬州旧有大城，又有子城，也称牙城。”它引用《宋名臣言行录》记载：“建炎三年，知州郭棣修筑宝祐二城，一名堡城，城周长一千七百丈，就是隋代迷楼的旧址。宋宝祐四年贾似道修筑此城，工程开始于宝祐二年七月，第二年初告成；后来又修筑新宝城，两城相连，称为夹城。”考证得很详细。风俗志又有“冠服”“宴会”两条，记载的都是琐碎事情，大体采自宋、明杂记和小说。后来修县志的人认为这些内容与典章要义无关，便删去不载，却不知道地方志对于民间风尚最应当详细叙述。《仪真县志》十四卷，明隆庆元年刊刻本，钤有“浙东藏书第一家”印（天一阁藏）。明代申嘉瑞修纂，李文编纂。嘉瑞字叔献，河南叶县人，举人，嘉靖四十三年任仪真知县。李文是仪真县人，以承德郎任湖州府通判。按沿革，仪真县原为唐代扬子县的白河镇，五代时为迎銮镇，宋初设置为建安军，大中祥符年间改为真州。当地擅长铸造佛像，建有仪贞观。因此，政和年间赐名仪真郡，后来降为县。地方志书中，宋绍熙年间有蒋佑所编《真州志》七卷，嘉定年间有薛洪、刘云所编《真州志》二十二卷。明永乐年间胡彦成编纂《仪真县志》七卷，正德年间黄瓒编纂《銮志》二十四卷，嘉靖年间张榘编纂《仪真县志》六十四卷。这部志书是在张榘《县志》的基础上续纂的，据申嘉瑞自序说：“永乐、嘉靖两部志书体例各不相同，而后来可以继续记载的内容更多，于是邀请李文、陈国光、刘鼎等人共同执笔。”按此志是多人分门编纂的，其中以李文执笔的篇章居多。全书共分二十一类，分别为《疆域考》《沿革考》《山川考》《形胜考》《名迹考》《建置考》《官师考》《户口考》《田赋考》《马政考》《食货考》《水利考》《学校考》《选举考》《人物考》《风俗考》《祠祀考》《武备考》《祥异考》《艺文考》《杂识》，各篇都有小序。按这部书辗转引用、考证唐宋词人的记述，内容极为丰富，所以史料十分充足。例如《建置考》《祠祀考》所记载的古代建筑，从唐代扬子巡院以及仪贞观的营建说起，详细查考、广泛征引，细微之处也没有遗漏。《名迹考》搜集唐宋诗文，用来相互引证。《户口考》记述明代户籍制度，户籍分为民户、军户、匠户、寄籍官户、校尉户、力士户、渔户、船户、红船户、僧道户、医户等类别。《风俗考》记述明代的社会风尚：不是世家大族，便不建造高大的厅堂；普通百姓都以茅草为屋，穿布裙、插荆钗；嫁娶只用银饰，外衣也只用绢。到了嘉靖年间，平民百姓的妻子多穿用命服，富裕人家的住宅也装饰着兽头。书中搜集的材料，大多颇有价值。《真州竹枝词》一卷，清咸丰十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藏）。题署为惕斋主人著。开头歌咏真州的佳节和风俗，接着写河山、寺庙、游艺、灯火，又写花木、虫鱼、楼阁、饮食、婚丧、俗礼等；书后有作者自跋，但隐去真实姓名，只署名跋于董氏寄园，当时六十七岁，后面有“男寅官校字”字样。跋文说：“我们县的道路连接竹西洋，通达扬子，民间崇尚繁华。为了排遣旅途中的愁苦，这就是创作这部《竹枝词》的缘由。”按真州就是今天的江苏仪征县，南唐时为迎銮镇；宋代升为真州，赐名仪真郡，州治设在扬子；元代为路，明代改州名为仪征，并将扬子县省并入仪征。《高邮州志》十卷，清康熙二十三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李培茂修订，余恭编纂。培茂是河南人，康熙年间任高邮知州。余恭是徽州人，举人，康熙年间任高邮儒学学正。考察沿革，汉代开始设置高邮县，直到六朝、隋、唐、五代都没有改变；宋初为高邮军，后来改置承州，元代设置高邮路，不久升为府。明代为扬州府属州，辖兴化、宝应二县，清代沿袭不变。高邮州志始修于宋代鲁颖秀，此后情况无法考知；明代有成化、隆庆两部志书。这部书依据康熙十一年孙宗彝编纂的原稿增修，分为图志、建置、职司、星野、疆域、城池、署舍、田赋、徭役、漕渠、水利、学校、礼乐、军政、风俗、山川、古迹、祠祀、物产、食货、灾祥、秩官、宦迹、寓贤、人物、列女、方技、仙释、艺文二十九类。卷前有高邮漕渠、水利等图，绘制极其精细，图说也详细明白。漕渠、水利两篇，叙述高邮漕渠从汉代吴王刘濞开凿邗沟，到清康熙以前开拓、疏浚的事情，没有遗漏。邗沟就是运河，也叫官河；春秋鲁哀公九年开凿邗沟，使江、淮相通，这是开凿运河的开始。又记载高邮境内沿河堤防长一百二十里，设置水闸若干座：水大时开闸泄水，水小时关闭水闸以保证漕运。水利篇则记录历来关于捞浅、平水、设置水闸等办法的议论。由于高邮过去水患很多，因此这部书特别重视漕渠和水利。《兴化县志》十卷，明万历十九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欧阳东凤修订，严錡编纂。东凤字千仞，湖广潜江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任兴化知县，官至常州知府，著有《晋陵先哲传》二卷。严錡的事迹不详。考察沿革，兴化原是海陵之地，战国时属楚，是楚将昭阳的食邑。两汉至唐代，时而属临淮，时而属广陵，时而属江都；到五代时从海陵地分置兴化县。明嘉靖三十八年，知县胡顺华开始修县志四卷，内容颇为简略。这部志书继《胡志》重新编纂，增补的事物超过原书一倍。书中门类称为天文之记、地理之记、人事之记，又有秩官、名宦、列传，分门颇为混杂。人事之记有水利一条，详细叙述南北设置水闸[缺字]的情况。兴化号称泽国水乡，历代水患很多，修筑水闸[缺字]防止水灾，历史由来已久。水闸创建于宋建炎年间，《宋史》有记载，即所谓绍兴闸；其规模宏大，见于史册。《宝应县志略》四卷，明嘉靖十七年刊本（天一阁收藏）。明代闻人铨编纂修订。闻人铨编纂的《南畿志》已经著录。考察这部志书，是闻人铨在嘉靖九年任宝应县令时编纂的，稿子将要脱稿时，他奉命入朝，于是搁置了。嘉靖十七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瞻命宝应县令将它刻成。考察宝应原来没有志书，这部志书共六篇，大体具备了本县的历史事实。六篇是：第一天文志，第二地理志，第三田赋志，第四祠祀志，第五官师志，第六人物志，书后附录诗文。天文志首先记星野，以确定宝应的位置；按照魏代陈卓所制定的入宿度数，广陵为八牛八度。闻人铨认为宝应位于广陵北部边境，也应是八牛八度。地理志记建置沿革：汉代设置平安县，属广陵郡，又名安平。王莽改为杜乡，东汉又改为安宜县；隋开皇初年又把石鳖县省并入其中，属江都郡。唐武德四年设置仓州，辖安宜县，不久废除仓州，将安宜县改属楚州。上元三年获得定国宝，于是改名宝应县。宋初沿用这一名称，宝庆三年升为宝应州，又升为军。元初为宝应军，后来为路，又改为安宜府，不久撤府复为县，属高邮府；明代高邮改为州，宝应仍属高邮州。县境内以云山最为著名，因为山上云气一出现就下雨，所以得名。山上有龙潭，水从不枯竭；山旁有仙人洞，长十二丈，宽八丈。又有箕山、褚庙冈、双女冈，也都很有名。湖泊有县南的清水湖、县东南的范光湖，以及丽火湖、津湖、白马湖、广详湖，都是县境内的水泽，灌溉之利相当丰富。河流有运河、济河、成子河、泾河、衡阳河、蚬河、潼河等，水运便利，超过其他县邑。《宝应县志》十二卷，明万历刊本（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陈煃修订，吴敏道编纂。陈煃是浙江山阴县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二十年任宝应知县。吴敏道字日南，号南华，宝应县人。万历三年贡生，才名很盛，但终身不得志。他筑室名为清院草堂，在那里读书，著有《南华集》。他曾与王世贞交往，王世贞称赞他的诗有声有色，不落俗套；文章则有班固、司马迁那样流畅的气势，追踪古代作者。宝应在南朝时是阳平郡的安宜县；唐上元三年在县境内获得十三件宝物，于是改名宝应。考察本志引用的唐代刺史郑辂《宝应录》记载：“唐天宝年间，有个尼姑名叫真如，先后得到十三件宝玉，到楚州拜见刺史崔侁，将宝物进献上去。”《唐书·五行志》记载了这件事，《太平寰宇记》《酉阳杂俎》等书也都有记述。所谓十三件宝物，名称只列出十二件，缺少一件。考察《宝应录》所说宝玉的名称及其故事，都荒诞怪异；史书虽然记载，却不能把它当作史实看待。宝应自陈代起因射阳而兴盛，并闻名天下，唐、宋时期号称名区和富庶之地。从明嘉靖二年发生大水，到本志编成以前的四十多年间，遭受大水灾十七次，以致百姓贫困到了骨髓，户口日益减少。县志从嘉靖九年知县闻人铨开始修《志略》四卷，隆庆三年汤一贤重新编纂县志十卷，但都比较简略。这部志书比前志完备。吴敏道刚写成稿子，尚未整理编次就去世了，陈煃替他标定次序、校勘后付梓。全书共十二门，各门都有小序，出自陈煃之手。水利志对运河记载特别详细：运河流经宝应八十里，上游承接淮河水流，下游通达高邮，是漕运船只必经之路。又记载射阳湖是淮河入海的尾闾；治理淮河水利的人，如果能够从全局出发制定策略，那么宝应确实是重要的交通要地。《泰州志》十二卷，明崇祯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李自滋修订，刘万春编纂。李自滋是北直隶博野县人，崇祯元年进士，二年任泰州知州，官至户部云南司郎中。刘万春是如皋县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官至浙江右参政。晋安帝时开始设置海陵郡和海陵县，南唐升为泰州，辖海陵、泰兴、如皋三县，宋、元沿袭不变。明代仍为泰州，属扬州府，只辖如皋一县。考察本志，刘万春制定的凡例说：“州志开始编纂于天启甲子年，如今已经将近十年。这期间官员政绩灿如云霞，科举登第者接连不断，不能不为他们立传，因此加以增补。”考察本志，最初修撰于天启四年，知州翁延寿聘请刘万春编成志稿而止。到崇祯六年，李自滋又聘刘万春，依照前志增辑刻成。本书体例很有条理，分为职方、建置、赋役、官师、选举、人物、方外、艺文八志，共五十三个子目。把所属如皋县的事物分别归入各志末尾，前后贯通。州志采用这种编法，安排妥当而没有遗漏。《续纂泰州志》三十五卷，首一卷，誊清稿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考察这部志书，另名《宣统泰州志》，续记自咸丰至宣统，并附带记载民国时期的内容。全书共三十五卷，卷首的序、职名、目录、舆图中，只保存了已经刻成的舆图，职名表缺失，修志人员也无法调查考见。卷一为建置沿革，卷二为河渠，卷三为城池，卷四为风俗，卷五为公署，卷六为学校，卷七为赋役，卷八为军政，卷九为商会，卷十为盐法，卷十一为祠祀，卷十二至十三为秩官表上、下，卷十四至十五为选举表上、下，卷十六为封荫，卷十七为引年，卷十八为寺观，卷十九为事略，卷二十为古迹，卷二十一为名宦，卷二十二至二十九为人物，卷三十至三十一为列女，卷三十二至三十三为艺文，卷三十四为金石，卷三十五为杂志。考察本志体裁，贯通新旧内容；虽说是续纂，间或也附入咸丰以前的事情，相当于依据道光旧志原文，而对所增续的事物，编纂体例颇为新颖。例如卷一建置沿革附录“晷度”说：“如今历学已经昌明，关于星野的说法自然不攻自破。” 这一篇附有泰州星差、节气、日出日落时刻等表，确实是有见识的创举。卷二河渠附录水利说：“泰州自咸丰五年黄河决口、铜瓦崩塌，河流向北改道，湖泊淤积，因此每年遭受的涝灾更加严重。” 它所提出的治水策略，必定要落实到疏导淮河旧河道；附录的光绪、宣统年间港堤工程及收支总册，以及宣统元年治理洋河上游、开坝工程的众议章程十条，都很有参考水利的价值。卷六学校记载，学堂始建于同治十年，后来又设置义学、教育会、劝学会。卷九商会附有农会，这是旧志没有的内容。自光绪二十九年商部请求设立商会起，该年颁行《钦定大清商律》；设在省会的商会称商务总会，设在府、厅、州、县的称商务分会。分会推举总理一人，一年任期一届；州县中商业繁盛的市镇，还设置分所。泰州州城商会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海安成立于三十三年，姜堰成立于三十四年。农会起源于直隶保定府，光绪三十三年依据《农工商部奏定简明章程》二十三条，以开启民智、改良种植、联合社会为宗旨。同年十月，泰州设农会，附入商会办理；后来因事务繁多，不能兼顾，呈报农工商部批准立案，农会便设在塘湾镇。宣统年间，海安农会也成立了。卷九交通首先叙述盐运，电报、邮政、轮船都在光绪三十年前后成立。卷十九事略记载的事情，从咸丰二年十二月知州张之杲严格推行保甲开始。这部志书记载太平军时期的事情很多。例如记载副都御史雷以諴采用钱江提出的捐输、征收厘金以资助军饷的办法，派钱江到里下河一带索取军饷。钱江夜里到泰州，呼喊开城，几乎激起民变；各坊、乡的义勇都大呼他是奸细，聚集数千人想要擒拿他。钱江乘机逃走，雷以諴察觉他有异志，便依法处置。又记载泰州义勇中有娘子军，由寡妇组成。这些都是琐碎事实，但史传全未记载。以上摘录的各项，都是旧志没有的新政时期事务；本志能够一一收入而无遗漏，开创了地方志新旧内容合一的体例。《小海场新志》十卷，清乾隆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林正青编纂修订。正青字苍岩，福建人，任小海场场司。这部志书的凡例多说盐场是河海要冲、民生利弊所在，其实与书的体例没有关系。卷前有广西乡试主考尹会一的序，说：“盐场从来没有专志，这是林先生创始。”既然这部志书是创始之作，为什么又称为《新志》呢？体例分为地理、秩官、公署、庙祀、户役、国课、人物、风俗、土产、灾异，开头列盐场入海图一幅，完全采用地方志体裁。地理记载：“小海的地域方圆仅八十里，东临大海，西接兴化，通往盐城，连接长、淮。古城城基在盐场南面一里左右，废弃的年代无法考知。”又记载：“盐课隶属于盐运使司，田粮隶属于泰州。”按照明、清制度，盐课司官称提举，官阶相当于州县官；而小海盐场设置的官员称场司，没有管理土地、守护城池的责任，这与盐井官制不同。《古海陵志》六卷，清咸丰五年修，抄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清代王业衢编纂。王业衢的事迹不详。这部书搜集海陵的逸闻，在艺文中考察，又向父老访问遗闻，共记数百余条。文辞审慎精细，并且注明见于哪部书，都有根可考，颇合地方志体例。全书分为建置、职官、官署、疆域、水利、祠祀、寺观、古迹、人物、列女、艺文、碑记、撰述十三门。卷首有天文图一幅、四境图二幅、舆地图四幅、景图十六幅，都是徐怀玉绘制的。图画真实而有依据，可以与书中的记载相互符合。考察海陵就是海安县，在如皋、泰州之间；书名采用古称。这部书没有见到刻本，也没有见于藏书家书目著录。《徐州志》十二卷，明嘉靖年间修，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何莘修订，梅守德、任子龙编纂。何莘是广西桂林人，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任徐州知州。梅守德字纯甫，号宛溪，宣城人，任地官主事。任子龙字跃之，号雨川，象山县人。明代徐州是直隶州，辖萧、沛、砀、丰四县。州志创修于成化年间，早已散佚；流传下来的有正统《彭城志》（《学部方志目》见著，为抄本），当时尚未设置彭城县，彭城是徐州的古名。弘治七年马暾又修州志十卷，也有传本；这些志书都修于嘉靖以前。考察这部书，是梅守德、任子龙二人执笔，朱金、徐暠、宋琚、毕集、周中立、庄重等人负责采集。编纂体例是：州总图一幅、州境图一幅、州治图一幅、县境图四幅、县治图四幅；第二部分为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第三部分为天文志、地理志、人事志，分列十二个子目；第四部分为封建传、宦迹传、人物传。按照它的志书体例，先列图表，然后列志，最后列传。这种编法虽然符合史书体例，但每一部分都必须划定界限并做到完善，区分清楚，才符合体例要求。如果使用得不恰当，反而足以成为全书的累赘。考察这部书，地理与沿革不能相互对应；人事志以叙事为主，却与宦迹传、人物传相互混杂。沿革表不应与地理志分开；既然表、志已经分别确立纲目，沿革就可以不另设表。人事志叙述政务谋略，不应与官员政绩混在一起。考察本书列出的子目，有的繁复、错误、混杂，区分和界限还不够清楚，因此造成了全书体例的错置。《丰县志》二卷，明隆庆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尹梓修订，崔勋编纂。尹梓是南宫人，举人，隆庆二年任丰县知县。崔勋是丰县人，贡生，任襄阳府典宝。丰县在秦代属于沛县，汉高祖刘邦凭借本地人起兵成为皇帝，于是设置丰县；隋、唐以来一直隶属徐州。明正德年间，知县裴爵开始创修志稿；隆庆初年尹梓任丰县官时得到他的存稿，于是邀请崔勋以及本地士人刘存义、曹可教、刘光久等人，精心研究、广泛搜集，增补编纂成书。书前有尹梓和彭城御史万宗德所作的两篇序。书中记载较为简略，人物部分列有汉高祖的祖先，以及萧何、周勃等随高祖一同从乡里起兵的臣子，占全书文字的大部分；其余各篇只有寥寥数页。这是丰县刻印县志的开端，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部孤本。《邳州志》十卷，清乾隆十五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邬承显修撰，吴从信编纂。邬承显是奉天铁岭人，监生，乾隆十四年任邳州知州。吴从信是河南人，贡生。邳州在汉、晋时期是州治所在地，所辖属邑多时有十多座城，少时也有七八座城。从六朝到唐、宋、金、元时期，这里战事频繁，又遭受黄河水患，逐渐成为衰败之地。考察其古今名称，变更繁多，曾称安州、东徐、良城、开远、艾山、武原、下邳，都是它的别称。永嘉年间南渡以后，又在江南设置侨置州县，有南沛、南下邳、南徐、南兖，都是邳州在江南侨置的邑名。明、清时期称邳州，隶属淮安府；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辖宿迁、睢宁二县。考察邳州志书，明嘉靖年间开始编修的一部称《陈志》，是知州陈宠所修。清康熙十二年编修的一部称《蒋志》，是知州蒋瓆所修。康熙三十三年编修的一部称《孙志》，是知州孙居湜所修。按本书是在《孙志》之后承续编修的，编例首先列天章，以下分为分野、疆域、建置、沿革、城池、山、河渠、官署、学校、民事、坛庙、职官、兵制、驿递、选举、名宦、人物、列女、古迹、封建、兵事、艺文、别录二十三门，体例已经相当完备。建置门分别叙述旧城和新城，大概是旧城毁于康熙七年的大水，新城则建成于康熙二十八年。但仍然叙述旧城，是为了让后世有所考察，这是不使古迹湮灭的意思。又单独设置河渠一门，把运道、河防、水利附列其中，重点放在河防上，用来抵御水患，用意也很好。民事、兵事两门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其中有不少缺漏，详述古代而简略当代。其他各门，详细的就记述事情的始末，简略的只概括大意，没有统一的体例。这部志书的体例还没有达到尽善。后来咸丰年间鲁一同续纂州志，仍然依照本书体例，约编为十二类，全部改写旧文，又加上褒贬性的评语，当时被称为名志。鲁一同擅长古文辞章，只专意润饰文采，实际上并不是修志的好方法。《宿迁县志》八卷，明万历五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喻文伟修撰，何仪编纂。喻文伟字同宇，江西南昌人，举人，万历二年任宿迁知县，官至北道监察御史。何仪字吉斋，四川西充县人，贡生，万历四年任宿迁县教谕。宿迁是春秋时期的宿地，庄公十年宋人迁宿，所以称为宿迁。秦、汉时为下相县，晋代称宿豫，唐宝应元年才改名为宿迁县。本书是宿迁县志的创始之作，由何仪和训导刘算，以及本地人何九洲、罗允贵、吴希孟等编次，刻成于万历五年。全书分为八类：舆地志、建置志、田赋志、典礼志、秩官志、人物志、词翰志、杂志。看它的体例，比较简略粗疏，风俗和物产完全没有记载。只有万历四年在马陵山建城、将县治迁到这里的事情，以及旧县治在新沟、北临黄河而被洪水冲刷决毁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目的是使这些事情不至于湮没无传。考察这部志书，同治年间李德溥修《宿迁县志》时说它已经散佚，却不知道范氏天一阁还藏有这个版本。《宿迁县志》十二卷，据清康熙三十九年《学量堂私志》本传抄（上海图书馆藏）。

译清代张尚元编纂。张尚元字渫庵，本县人。这部志书是张尚元亲自编纂的私志，记事截至康熙三十九年；后来他的门人王道替它参校，又经过本地人蔡日劲编次。全书分为地舆志、建置志、学校志、典礼志、田赋志、河防志、兵戎志、秩官志、人物志、选举志、女德志、艺文志、丛纪志，共十三类。丛纪志按年份记载杂事，由蔡日劲补充，增记至康熙四十五年。《太仓州志》十卷，明弘治十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李端修撰，桑悦编纂。李端字表正，湖广枣阳县人，弘治十年以御史出任太仓知州，任职五年后升任广南府知府离任。桑悦字民怿，常熟县人，成化年间举人，官至柳州府通判，著有《桑子庸言》《思玄集》等书。考察这部志书，原刻本如今只存这一部；《铁琴铜剑楼书目》著录有抄本，光绪壬寅年东仓书库据此重刻，这就是本志版本流传的情况。全书分为十卷：卷一为沿革、分野、里至、疆域、形胜、风俗、山川、土产、市镇；卷二为城池、坊巷、乡都、桥梁、牌坊、官廨、衙院、仓场、铺舍、坛壝、军卫；卷三为学校、户口、田亩、税粮、课程、赋役；卷四为寺观、祠庙、宅墓、古迹；卷五为科贡；卷六为名宦、仕宦、儒林；卷七为隐逸、艺文、孝友、义行；卷八为列女、杂传、艺术；卷九为封赠、游寓、释道、杂志、考证；卷十为诗文，共四十七门。论其体裁，还算严整，但把官师题名附在官廨、学校之后，明显不合体例。其中风俗、土产两门记载极其详细，在明代编修的地方志中，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太仓州志》十五卷，明崇祯十五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代钱肃乐修撰，张采编纂。钱肃乐字文卿，又字虞孙，鄞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授任太仓知州。张采字受先，号南郭，太仓人，崇祯元年进士，任临川县知县，福王时期任礼部员外郎，《明史·文苑传》附见于张溥传。张采与张溥创立复社，以《六经》《史记》《汉书》的文章倡导天下，声望一时大振。考察本志的沿革，春秋时期吴王就在这里设置粮仓，名为太仓，后来因此设置太仓县。明弘治十年分割昆山、常熟两地设置太仓州，辖崇明县，隶属苏州府。宋淳祐十一年凌万顷编撰《玉峰志》三卷，淳祐八年边实又编《续志》一卷。明弘治十三年桑悦编纂州志十卷，嘉靖二十七年周士佐重纂州志十卷，这些是太仓的官修志书。另有炼仲《太仓事迹》、陆容《太仓志稿》、龚持宪《太仓考》、刘士斗《太仓新志》，这些是太仓的私修志书。本书分为封域、营建、官师、学校、风土、选举、水利、赋役、海运、兵防、海事、名宦、人物、艺文、琐缀十五门。由于出自张采之手，只能看出文采典雅，而体例却疏略。嘉庆《太仓州志》的凡例说：“受先编的志书很是草率，所以宋孔传有《辨诬》之作。人物没有详细考察各类书籍，以致撰写明代人物小传时没有国史可据；因此多取材于家传、行述，选择不精，言语也不详尽。”这是对《张志》缺点的评论。但《张志》广泛搜采、旁征博引，所取明代杂史、野乘、家传、行述十分丰富；例如海事、琐缀两门，对于太仓元、明时期的海运和倭寇警乱记载尤其详细。人物门所记太仓文人雅士的生平事迹，也都可以供后世考察。《镇洋县志》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清乾隆十二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清代金鸿编纂修订。金鸿字介岩，浙江山阴县人，雍正八年进士，乾隆四年任镇洋知县。太仓起初隶属苏州府，清雍正三年才升为直隶州，又分割其地设置镇洋县，因镇洋山而得名。镇洋与嘉定、宝山、崇明一同隶属太仓州，而且镇洋县治与州治同城，过去的事情长期记载在州志中；这部志书是镇洋设县后的首次修志。全书主旨以记载分划疆界、设置县治为根本，共分十四类：封域类、营建类、水利类、赋役类、学校类、兵防海防类、漕司类、旧迹类、职官类、宦绩类、选举类、人物类、艺文类、杂缀类，共有子目八十五个。各类都附有小序，每个条目之后又用几句话说明事情的始末，文末注“金鸿识”三字。各门类的编次不区分繁简，以一类为一卷；水利、艺文各分上下二卷，人物分上、中、下三卷。封域类设置的细目非常繁琐，按小序说：“以沿革开始，风俗随疆土而不同，物产是地域所适宜的，也都列入其中。” 由此可见它的繁琐冗杂。又把市镇收入营建类，小序说：“这是取《周礼》匠人营国以及前朝前市、后市的意思。”甚至把乡都、圩田之类列入赋役类，更加不合体例。考察它的编纂体例，完全是个人臆断，毫无史学法则。卷末是《补编》，由知县李鳞续辑，只补充封域、旧迹、宦绩、人物、杂缀五类。《穿山志初稿》二卷，民国三十七年编修，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近人狄辰编纂。狄辰字弘微，江苏太仓县人。关于穿山修志，本志凡例说：“创始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由常熟陆钺编纂，原稿藏在双凤顾氏家中，后来终于失传。清道光年间本地人邵廷烈另编《穿山小识》二卷，周煌又编成《补遗》一卷，交给人合并后付梓，书版不久毁坏，流传下来的大多是抄本。”这部志书是狄辰在沙溪得到原刻本后，认为它过于简略，于是详细搜集资料重新编纂，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全书共十门：山考，附市集；溪桥，附义井，又附电讯、公路；园居；祠墓，附坊表、庙宇；选举；学校；人物，附列女、流寓、民族，共合为上卷。艺文，附诗征；杂记；旧序，共合为下卷。穿山又名灵洞山，也叫颿山、降帆岩；“穿山”之名，始见于元代卢镇所载的《琴川志》。陆钺《穿山志》序说：“追溯四五十年以前，隐士陈原锡父子与豪士刘以则以及他的族人，先后在山下鼎足而立；桑思玄也曾租屋居住，与此山为邻。当时亭台的富丽、住宅的繁华、人物的杰出，名闻四方。”考察这部志书，虽然以山命名，但志书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市集乡里，这就是乡镇志书的体例。山考篇说：“穿山过去隶属常熟县双凤乡三十四都集贤里。明弘治十年分割双凤乡归入太仓州。到清宣统二年自治成立时，因为西乡王秀桥土地狭小，于是分割穿山、冯家桥来扩充它，设置为王秀乡。民国区治成立后，山仍属王秀，隶属璜泾区；后来重新划分乡界，以山下村落另成一乡。胜利后商议合并，近山人士和王秀桥人颇有异议，不久改王秀为颿秀乡，把此山一带合并进去。”这就是沿革的大概。市集篇记载：“穿山市在山下，引用曹炜《沙头里志》说：穿山元代有镇，如今已经荒废。”山下现在有二十多户人家，有花行、油坊、染坊、药铺、杂货铺各几家，此外还有一两处茶馆酒店。又引用黄廷鉴《琴川三志补记》说：“元贞二年在穿山设置盐场，当时以酒税和鱼盐专卖为业，是县东的一处聚落。” 冯家桥市在山北半里处，穿山市逐渐衰落后迁移到这里。刘家市在山北三里处，如今已经废弃，是明初刘智创建的。《海州志》十卷，明隆庆六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张峰编纂修订。张峰是福建惠安县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历任四川按察司佥事；嘉靖四十三年因贬谪任海州同知，代理知州事务，后来升任绍兴府通判。海州是郯子国的所在地，世代相传孔子曾向郯子询问官制，并因此观海，这件事就在海州；如今州境内有孔望山，据说是孔子观海的地方。汉代海州隶属东海郡，魏以后设置州，明代隶属淮安府。嘉靖元年知州廖世昭开始修州志，本书是张峰任州同知时编纂的，成书于嘉靖四十四年；后来赣榆人裴天祐又加以增订，到隆庆六年知州郑复享才刊行。全书分为舆图、山川、户赋、治典、教典、名宦、人物、杂志、恩典、词翰十门。卷八以前大多仍沿用张氏旧本，以下两卷则是裴氏增订的。各门小序都因事立论，切中要旨，体例也精密严谨、法度完备，当时称为具有史家笔法。人物志把张筠另立为外传，后来修州志的人沿用了这种做法，并认为很有史法。张筠是海州人，世代经商，曾游历外地，做过梁的官，后来在后唐官至左骁卫上将军。他的弟弟篯任牙内指挥使，兄弟二人的资产都达到巨万。张筠居住在洛阳，凭借财富以歌舞声伎自娱，人们称他为“地仙”。张峰因为正史中已有他的传记，所以另立外传；外传与内传的区别，最早见于韦昭《国语解》序，其中说：“《国语》称外传，《左氏春秋》称内传。”后来史家把这种做法视为史法，明代志书实际上并不拘守这一惯例，张峰最先创立了这种体例。《通州志》六卷，明嘉靖九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钟汪修撰，林颖编纂。钟汪是南海县人，举人，嘉靖七年由山阳县教谕升任通州知州。林颖是莆田人，贡生。考察沿革，通州是唐代静海郡的辖地；五代后周显德五年取得此地设置通州，是因为想打通通往吴、越的道路，所以命名为通州。明代通州隶属维扬府，辖海门、崇明二县。郡志根据本志艺文志“州乘”条记载：《淮南通州志》十卷，宋代孙昭先编撰；《楚州图经》二卷，由教授、霅川人吴莘（字商卿）编撰；《吴陵志》三十五卷，不著撰人，淳熙壬寅年修成；永乐戊戌年《通州志》一卷，由知州严敦大修；景泰甲戌年《通州志》一卷，由知州孙微修；弘治辛亥年《通州志》二卷，由儒学训导施纪修。本书编成于嘉靖庚寅年，是在郡人顾盘所编《州志稿》的基础上重新增订而成。在明代修纂的各部志书中，体例以本志最为齐备。《州乘资》四卷，传抄明弘光元年修本（上海图书馆藏）。明代邵潜编纂。邵潜别号五岳外臣，如皋县人，事迹不详。本书是在吕克孝《通州志》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记载从万历丁丑年到弘光初元的事情，并订正其中的讹误、错漏。全书编为四类：杂识、艺文、宦迹、人物，共三十八目，供日后修志者采择，所以命名为《州乘资》。《金沙场志稿》不分卷，传抄本，南通费氏西顾堂藏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本志前有跋文说：“清同治年间，通州金沙场大使聘请地方名儒编辑此书，书成后准备呈送上级两淮盐运使，汇入《盐法志》。还没有来得及刊行，就接连遭遇兵乱，只剩下这部残本。幸好人物、古迹、物产三本还比较完整。”考察这部志书的完整体例已经难以知晓，书中记载的人物、遗闻、轶事，都是同治以前的事情。金沙盐场已经废弃，盐场所在地如今是南通县县治所在地。《海门县志》十卷，明嘉靖十五年刊本（天一阁藏）。

译明代吴宗元修撰，崔桐编纂。吴宗元号石湖，江西金溪县人，举人，嘉靖十四年任海门知县。崔桐字来凤，海门县人，正德十一年解元，十二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事迹附见于《明史·舒芬传》，著有《东洲集》二十卷、《续集》十卷。海门最初没有专门的志书，按崔桐序文所说：“只有乡里先生尹寿昌遗留下的一部《志稿》。”本书是教谕朱衣、训导欧阳杲以及本地生员张附龙、王武采集旧闻，由崔桐总核编成的。全书分为疆域、山水、风俗、食货、建置、礼制、官守、人物、古迹、词翰十门。卷前有海门新旧总图一幅、海门新县图一幅；新旧总图实际上是今天通州全境的地图，新县图实际上是今天南通县的地图。根据本志沿革记载，海门是海边偏僻之地，最初名为东布洲，汉代是海宁东部的地方，东汉时隶属广陵，唐末隶属吴国，称东洲镇。到南唐时才在这里设置静海都镇制置院，后周显德五年改为静海军，不久又改为通州，分割其东部设置海门县，隶属通州，直到明代没有再改变。《如皋县志》十卷，明嘉靖三十九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童蒙吉修撰，谢绍祖编纂。童蒙吉是浙江临安县人，举人，嘉靖三十八年任如皋知县。谢绍祖字小沧，广东海阳县人，举人，嘉靖三十六年任如皋县教谕。如皋在晋义熙年间设置县，隶属海陵郡，五代以后隶属泰州，明代曾隶属维扬府。长江在县南，运河在县北，处于江海交汇之处，盐灶和海防是当地的重要政务。宋理宗年间，刘基凭明经科出任扬子县令。扬子县位于六合、江阳之间，刘基的子孙于是定居在如皋县治北面的水竹园，子孙都通过明经科出仕，在这里讲学授徒，如皋人称这个地方为刘师铺。本志记载了刘氏择居并聚族而居的缘由。考察如皋县志，嘉靖十五年教谕陈源清创修六卷，叙述简略。本书据童蒙吉序文说：“由谢绍祖以及本县庠生钱相、胡机丛、朱装编纂而成。”这是多人合作编成的，考察风俗、查访古迹，取舍十分恰当。每篇都有小序，出自谢绍祖之手；赞论以劝善惩恶为鉴，有些像康海《武功志》的宗旨。《盱眙县志》二卷，明正德刊本（北京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有抄本）。明代李天畀修撰，陈惟渊编纂。李天畀字荷道，山西交城县人，由举人出任淮安府山阳县知县，正德十六年调任盱眙知县。陈惟渊字主静，浙江慈溪县人，正德九年任盱眙县儒学教谕。本志序文说：“天顺年间，司训周福曾修过一次，内容简略而不详细。”本志于正德戊寅年春，由陈惟渊与县训导朱仲经等编纂完成。卷前有盱眙县城图、盱眙县城乡总图、盱眙县历年表；上卷从建置沿革到人物，共三十二门，附目四项；下卷为艺文。盱眙古称都梁，春秋时是吴国善道邑，秦代设置盱眙县；秦二世二年，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义帝，都城设在盱眙。许慎《说文》说：“张目叫盱，举目叫眙。”盱眙城建在山上，可以远眺，所以得名盱眙。晋义熙年间设置盱眙郡，刘宋以后沿袭，隋代废郡。宋代升为招信军，元代为招信路，后来改为临淮府，不久又降为县。明代沿袭旧制，隶属南直隶泗州。清代隶属安徽省，如今又划归江苏省。盱眙是临淮一带的大县，山川秀丽。山川篇记载：山以第一山最为著名，是县治所在的座山，山上有石刻，宋代米芾书写“第一山”三个大字。因为群山环抱，只有这座山最高，所以称为第一山。但陈南山说，宋代从京师到汴京并没有山，只有隔着淮河有这座山，因此得名。清风山在县治南面，慈氏山在县治东面，龟山在县治西南面；龟山有招隐洞，洞穴所在之处层层山崖、陡峭石壁，阴气森暗。又有宝积山、陡山、磨旗山、军山、长围山、都梁山、官庄山、清平山，也都很有名。河流以淮河为主，流经县治北面，汇合涡水后向东北流入泗州。新河在龟山镇，就是龟山运河，是宋熙宁四年运粮副使史弼建议开凿的，河长五十七里，宽十五丈，深一丈五尺有余。池河发源于合肥，到县界后向北流入淮河。直河是唐代魏景倩开凿的，引淮河水灌溉黄土冈。湖泊以万岁湖最大，在县西二里，周长三十里。马过湖在县西三十里，向北与淮河相通。十八里湖在县西七里，三城湖在县西八十里，向西通入池河，再流入淮河。水浦有赤栏浦、洪泽浦，溪流有曲溪、东溪，潭有白龙潭、官庄龙潭、嘉泽龙潭、庆先潭，池沼有饮马池、洗阳池。县境内河流湖泽很多，灌溉、捕鱼、航运的条件相当优越。户口篇记载：景泰二年调查，有户四千二百三十，人口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一。成化二年有户四千一百九十，人口四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弘治十五年有户五千四百六十五，人口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九。正德七年有户五千一百七十五，人口六万四千三百十九。物产以药材最为著名，柴胡、桔梗、玄参、远志，每年列为贡品；山羊皮、黄草根、苜蓿种子，也作为贡赋。人物志记载，县中自古多有技艺之士；杨介以医术闻名天下，著有《伤寒脉诀》；卢亮字恩中，擅长草书，号“瘸瘸野民”；郑信是洪武年间人，善于下棋，九十多岁去世，墓碑题为“两淮无敌手，盱眙郑棋仙”。艺文志记载南宫米芾的《都梁十景诗》。十景是：第一山怀古、八仙台招隐、清风山闻萧、龟山寺晚钟、瑞岩庵清晓、杏花园春昼、五塔寺归云、玻璃泉浸月、宝积山落照、会景亭陈迹。又把陈道、靳敏、朱本端以及李天畀、陈惟渊、朱仲经、王福题写的十景诗收入艺文志。●卷七上 长兴　陈光贻学 ○浙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