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十二上

译《湖广总志》九十八卷，明万历四年刊刻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徐学谟编纂。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历任郧阳等处巡抚、湖广左右两藩，官至礼部尚书，著有《春秋亿》六卷、《世庙识余录》二十六卷。这部志书是在明嘉靖元年薛纲《湖广总志》的基础上重修的，完成于万历初年。全书体例分为三十二门，上面没有总纲，下面没有子目，体裁简明概括。凡例说：“编修志书，有的提挈大纲，再在其中分列各类；有的概括大略，却对具体事迹有所缺漏。因此，每篇只总括标明纲领，再在下面分疏事词作为条目，不再在大纲之下另列小纲，因为担心显得重复。”明代通志中体例简明完备的很少，此志共九十八卷，却只分三十二门，把一省的事物全部记载而无遗漏；它编排体例的简明严谨，胜过各省的通志。湖广之名始于元代设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所设在武昌路，统辖武昌等三十路、归州等十三州、汉阳等二府、安抚司十五个、南宁等三军及属州十七个；从湖广直到广西、贵州以及四川南部都属于其管辖。到明代分为湖广、广东、广西三个布政使司，湖广才专指两湖地区。《明一统志》记载湖广一省时不分南北，万历年间才分别设置荆、湘巡抚，而统一归湖广总督管辖，称为左右两藩。湖广是楚地中部，前代史书中所见的舆地著作，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都会郡邑类《湖广通志》条说：“例如盛宏的《荆州记》（收入《笺经堂丛书》）、庾仲雍的《湘州志》《汉水记》、梁元帝的《荆南地记》、郭仲彦的《湘州记》《湘副图记》、陶岳的《零陵总记》、韦宙的《零陵录》、范致明的《巴陵古今记》、吴从政的《襄沔记》，大多已经湮没失传，即使流传下来的也残缺错乱。”这些都是荆、湘地区的古志。至于统记湖广全境的总志，最早见于明正德年间的《湖广图经志书》；此后有嘉靖元年薛纲编的《通志》，吴廷举又加以续修。这些书所记内容都不分南北，而且常有缺漏、繁杂之处，不足以作为依据。这部志书则总记湖广左右两藩，合并记载而又有所分别。它的体裁和卷数比前代志书增加了一倍还多，是明代记载两湖地区最完备的著作。《嘉鱼县志》三卷，明正统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明代莫震修撰，孙允恭编纂。莫震字霆威，吴江县人，正统六年进士，授任嘉鱼知县，升任福建延平府同知后离任。孙允恭的事迹不详。《嘉鱼志》据莫震本志序文说：“《嘉鱼图志》在洪武、永乐年间曾奉命修纂，正统丙辰年教谕卢陵人刘池蕴曾加以订正校勘，江西金豁教谕李沧（朝宗）捐资刻印，可以说已经很完备了。然而它叙述事情，不能没有详略不同；记载内容，也不能没有遗漏的过失，阅读者对此又深感慨叹。”根据序文可知，《嘉鱼志》创修于洪武、永乐年间，到正统元年才开始刻成。这部志书在正统己巳年重修，是莫震任嘉鱼官员时嘱托孙允恭编纂的；因为距旧志刻成不久，所以本书重点在于补充、订正旧志的缺漏和错误。旧志没有记载水利、储积等内容，便加以补充；旧志对职役、公署记载简略，便增补详述。体例也沿用旧《图志》的格式，从建置、沿革直到杂志、诗文，共二十六门，每门都在各篇篇首冠以小序。根据沿革篇记述，嘉鱼古代属于荆州；汉代纳入沙羡县，晋太康元年才开始称为沙阳县。梁代升为沙州，隋代废除并入蒲圻，成为鲇渎镇。五代后唐保大十一年才重新设置县，名为嘉鱼；名称取自县境内的嘉鱼口、鱼嶽山。嘉鱼口就是鱼山驿的江口，是一处大港，附近有鱼嶽山、太平湖，都是本县的胜景。太平湖中，宋代遇到大旱时，曾挖掘出一口镈钟；县令施群想把它献给太常，没有成功，于是运送到武昌府库中。正逢武昌太守任期届满，代理处理事务的人把钟投入冶炉，用来铸造兵器；当时诗人秦观听说此事，曾写文章凭吊。本志诗文类收录了秦少游的《吊镈钟文》一篇。《新修蒲圻县志》十五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张圻隆修撰，龚逢烈编纂。张圻隆号禹服，是河南西华县人，顺治八年进士，康熙八年任蒲圻知县。龚逢烈字无竞，是蒲圻县人，贡生，任蒲圻教谕。据本志沿革记载：“蒲圻属于鄂地，秦代把楚地分为三郡，蒲圻属南郡；汉代把楚地分为七郡，设置沙羡县，属江夏郡。沙羡县境内有蒲圻湖，又名西良湖，因盛产蒲草而得名。吴赤乌二年才在西良湖旁设置县，名为蒲圻。”关于《蒲志》的编修经过，本志凡例记载：“明代以前无法考证。自明宣德三年起，本县县令杜绅、本地人黄煜实际上开始草创。过了四十六年，即成化十三年，县令葛凤仪、崇阳教谕俞绘和本地人游志继续修撰。又过了五十六年，即嘉靖十二年，县令吴本固、本地太史廖道南再次修订，比以前更加完备。又过了一百年，即崇祯四年，县令、升任编修的林增志，以及郡学生黄图南、县庠生魏方振、何冲然重新修订。明代三百年间共编修四次，文章、事迹和义理都完备了。”考察可知，上面所说的明代四种修志书如今都已散佚失传。这部书是清代修纂《蒲志》的开始。其体例为：一是建邦志，共九目；二是山川志，共十目；三是田赋志，共八目；四是学校志，共七目；五是职官志，不分目，附年表一；六是师儒志，不分目，附年表一；七是科贡志，分贡科、武科二目，附年表一；八是辟举志，不分目，附年表一；九是诰敕志，不分目，附年表一；十是宦绩志，不分目；十一是秩官志，分列传、镇牧、令长、丞尉四目；十二是人物志，分十二目；十三是崇祀志，分名宦、乡贤二目；十四是风俗志，共八目；十五是纪异志，分祥瑞、灾祲二目；十六是艺文志，共六目。考察它分门列目的情况，重复繁杂，编排次序也不恰当，不算体例佳作。查考所见此志刻本只有这一部；蒲圻张国淦无倦斋抄本，是据此本传抄的，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六日、十五日、十六日〕 《咸宁县志》十二卷，清康熙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何廷韬修撰，王禹锡、郑邦相编纂。何廷韬字毅庵，是沈阳人，康熙三年由官生凭祖荫授任咸宁知县。王禹锡是咸宁人，事迹不详。郑邦相字又侨，顺治辛卯科举人，戊戌进士；授任江西鄱阳知县，升任滁州知州，著有《芝罘诗草》。沿革篇说：“咸宁在南唐时从江夏县划出土地设置县，到了宋元祐年间，又增加蒲圻县十六里的土地，作为它的辖境。”又据何廷韬的志书序文说：“县志在宋代已经有了，到了明天顺年间，教谕伍福才开始创修；万历乙巳年，知县王元柄邀请孟养浩继续编纂。”考察可知，咸宁的明代志书如今都已失传，这部志书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其体例共分十二类，对山川、物产、风土记载较详，而且都可以作为今天取用的资料。《兴国州志》十卷，卷首一卷，清雍正十三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魏钿修撰，顾星繁编纂。魏钿字理斋，是山东东阿县人，雍正元年进士，任兴国知州。顾星繁字右邨，是公安人，举人，雍正年间任兴国州学正。兴国在宋代设置兴国军，治所位于永宁县；元代为兴国路，明代改为州，并省并永兴县入州，清代沿袭，属武昌府。明嘉靖三十三年，知州唐宁修《州志》七卷；清康熙四年，知州王之宾编纂《州志》二卷；康熙十四年，杨宾又加以增补。这部志书接续《王志》，记载其后七十年的事情，编成于雍正十三年。全书共十卷，分五十门，没有总纲，次序纷乱，完全没有条理。《大冶县志》十二卷，卷首一卷，清康熙二十二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陈邦寄修撰，胡绳祖编纂。陈邦寄字震庵，是辽东辽阳人，顺治五年贡生，康熙十八年由浙江石门知县调任大冶知县。胡绳祖字畏思，号剩岩，是大冶县人；明崇祯九年举人，入清后任江南潜山知县。据本志序文，《大冶志》创修于明永乐十五年；宣德、嘉靖年间都曾增补，万历十二年县令吴仁又重修。康熙十一年，县令谢■〈釒榮〉续增此前八十多年的事情，邀请胡绳祖编纂，完成县志九卷，但没有刊刻。康熙十八年，陈邦寄任大冶官员，又邀请胡绳祖编次，至康熙二十二年续成。其体例分为地理、建置、田赋、治忽、秩官、宦迹、选举、人物、艺文、逸事十门，义例严谨。治忽志分灾异、兵寇二目，小序说：“治理之道有所疏忽，便会导致灾祸。”这句话虽然不属于志书体例，却寓有惩戒之意。又把物产列入地舆志，记载县北狮子山、铁门坎等山产铁，唐、宋时已经设置冶铁场，大冶因此得名。但对于冶铁场兴废的始末记载还不够详细，从这里可以看出该书记载较为简略。《汉阳府志》十卷，明嘉靖二十五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刘本用、贾应春修撰，朱衣编纂。刘本用字汶松，是江西安福县人，正德进士，嘉靖九年任汉阳府知府。贾应春字东阳，号樵村，是直隶真定人，嘉靖二年进士，历任南京刑部郎中、潞安知府、开封知府，升任陕西副都御史，嘉靖二十四年被贬调为汉阳知府。朱衣字子宜，号别山，是汉阳县人，正德十六年进士，官至江西道监察御史、提督直隶学校。据本志沿革记载：“汉阳是汉代江夏郡安陆县的土地，隋开皇年间设置汉津县，大业初年改名汉阳。五代后周设置汉阳军，宋初沿袭，统领汉阳、汉川二县；熙宁四年废除军制，保留汉阳县。元初又恢复为军，至元十四年升为散府，明代沿袭，属湖广布政使司。”关于《汉阳郡志》，据本志戴金序文说：元代以前没有留存的版本，宣德年间郡守王静嘱托教授赵弼修订刊刻，这才有书流传。赵弼所修的志书早已散佚，如今保存下来的以此志最为古旧。考察可知，此志创修于嘉靖九年，刘本用修撰而未完成；其后十三年，贾应春又接续修撰，这才完成此书。前后负责编纂的都是朱衣一人，他访求资料、综合核实，历时十多年，因此考据精确恰当，完全足以作为征信凭据。全书体例分为沿革志、方域志、创置志、庙祀志、食货志、宦迹志、选举志、人物志、封守志、方外志十类，每类一卷；所制定的体例简约而完备，叙述事情、记录言论，都能全面列举而抓住要点。《孝感县志》十六卷，清康熙十二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胡国佐编纂修订。胡国佐字仲梁，是辽东人，荫生，康熙十一年任孝感知县。考察《孝感县志》，明代曾有嘉靖、万历两部志书，早已散佚失传；本志保存了嘉靖乙卯年陈士元志和万历癸卯年知府张惟方志的序文。现存的有清顺治乙亥年知县张擢士重修的县志二十二卷，分十八类、九十八目，孝感志书的体裁到此才算完备，可惜这部书的传本已经残缺。这部志书沿用《张志》的体例，约分十六类，子目也有所删并，体例尤其精核完备。关于孝感的建置，本志沿革记载：“汉初是江夏郡安陆、■〈黽阝〉二县的辖地，后汉是安陆、■〈黽阝〉、南新市三县的辖地。刘宋孝建元年，以安陆升为郡；因为汉末孝子董永的遗迹在这里，又分割安陆县的土地设置孝感县，属江夏郡。宋代曾改名孝昌，不久恢复旧名，元代以来名称没有改变。”本志山川篇记载：县境河流以澴河为主，它关系到水利和交通，也是本县的名胜。澴河发源于信阳，经过天磨池而流到孝感境内。池中有一块高数丈、形状像石磨的巨石，巍峨高耸，构成奇观。河水又经过九里关、黄茅岭，向南流绕过三里城，汇合新店、清风涧等水流，汇成双河口，流入詹家河、二郎河，再通入方家河、塔儿潭，分流到各个港汊。塔儿潭上有一座山，背靠潭岸，山上有一座七级塔，是宋代建造的本县古迹。澴河流经孝感六十多里，沿河有许多名胜，所以孝感又称为“环”。人物志列有《孝子传》，首先记载董永。董永是汉代青州千乘县人，汉灵帝时黄巾军兴起，渤海地区动乱，董永奉父亲来到这里。家里贫穷，他替人佣耕来赡养父亲；父亲死后无钱安葬，便把自己卖为奴仆，用所得钱财办理丧葬。后来感动织女，织女嫁给董永，一天织布三百缣，满一个月得到足够的缣，按照约定替他偿还赎身钱。这个说法虽然是没有根据的传说，但在东汉、六朝时期，为了表彰孝道，凡是有孝子事迹的地方，都常以此设置县名，例如浙江的义乌、慈溪，也都是因孝子事迹命名，与孝感以孝子得县名的情况处于同一时期。后来的地方志于是附会成没有根据的说法，以彰扬董永事迹；这不是编修地方志核实事实的方法，实际上是地方志的一大弊病。艺文志收录李湘所撰《孝感宋时两朝所得古鼎考》，说：“万历二年九月，孝感因商议扩展城垣地基，把湖水截作护城河，因而得到一只古鼎。鼎腹盘曲，口部外张，有三足两耳，周围圆整而端正，器身布有五色，上面有铭文，都是古代颉籀文字，大小共六十字。根据铭文，才知道这是商末周初南宫仲父的方鼎。”又说：“《一统志》说，宋徽宗时，孝感县东湖村的农民掘地得到周代九鼎，进献朝廷。我读《宋史》得知，宣和元年己亥三月庚戌，安州进献所得的商代六鼎，其中方鼎三件、圆鼎二件、甗一件。薛尚功编纂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说，六件器物都是在安陆的孝感县发现的。”考察李湘的《得古鼎考》，虽然考述还不够清楚详尽，但这篇文章仍可作为考察青铜器出土地的资料。《沔阳志》十八卷，明嘉靖十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童承叙编纂。童承叙字士畴，又字汉臣，号内方，是沔阳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编修，历任至左春坊左庶子，著有《内方集》。关于沔阳沿革，据本志郡记篇记载：“秦始皇把天下分为郡县，设置沔阳县，属南郡；汉代是景陵、云杜二县的辖地，梁代才设置沔阳郡。隋大业年间改为复州，五代、晋代为景陵郡，宋、元沿袭不变；洪武九年改置沔阳州，直属湖广布政司，统辖一县，即景陵县。”按照这种记述，沿革中把郡、县混在一起叙述，界限不清。这是沔阳州志中最早创修的一部。其体例为：纪一，称郡纪；表四，分别为郡县表、封爵表、秩官表、人物表；志七，分别为提封志、创设志、河防志、食货志、秩祀志、儒学志、兵戎志；传九，分别为秩官列传、人物列传、良牧传、名将传、死事传、逸士传、侨寓传、孝义传、外传。按照它的编排体例，与明代其他地方志的格式不同：把河川、水利归入提封志，把建置、古迹归入创设志；明代修志中很少见到这样的体例。据近人卢弼重刊此志时所作跋文说：“童承叙所撰《沔志》，当时与康海的《武功志》、王九思的《鄂云县志》并称为天下三大名志。李本宁说《沔志》具有《两京》那样的规模，胡可泉说童太史所修的沔阳志仍然保存着应有的体例。”考察此志体裁，它与康海、王九思的两部志书各自属于不同流派；再看其叙述，也各有繁简。此志记载元末明初的事迹，采集资料非常丰富。例如《外传》中的《陈友谅传》说：“陈友谅是沔阳人，本来姓谢；他的祖父谢千一入赘陈家，于是便随了陈姓。他的父亲陈普才，是黄蓬的渔民。友谅起初曾任县吏，当时徐寿祥与倪文俊起兵反元，他便前去投奔。后来倪文俊想谋杀徐寿祥没有成功，逃往黄州；友谅趁机袭击杀死倪文俊，夺取他的军队，自称平章军。攻打安庆时，他假装派人到徐寿祥那里去，命令壮士携带铁锤随同进入，从后面击碎徐寿祥的头骨。徐寿祥死后，友谅于是占据采石五道庙作为行宫，称皇帝，国号为汉。”传记末尾的赞论又说：“陈友谅在黄蓬奋起，手持武器驰骋荆楚，屡次攻破坚城，确实是一代豪雄。然而，他杀害主帅，弑杀天完皇帝，凶狠暴戾少有匹敌，残酷虐待永不满足，最终因此灭亡。”据此传所记陈友谅事迹，是现存记载最完备的文字，也是最早的文献。《黄州府志》十卷，明弘治年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卷一至卷五，上海图书馆收藏卷六至卷十）。明代卢濬编纂修订。卢濬字希哲，是浙江天台人，成化二十三年进士，授官刑部主事；弘治年间出任黄州府知府，调任南安、邵武。因性情耿直得罪上级而离职，著有《古黄遗迹集》《渺粟稿》《黄州集》。隋开皇三年撤销西阳、齐安、定城诸郡，并撤销弋亭、北江诸州，将衡州改为黄州，黄州之名由此开始。府治设在南安县，开皇十八年改南安为黄冈；大业初年改为永安郡。唐武德三年恢复为黄州，属淮南道。五代时属南唐，后来归入后周；宋代属淮南西路；元代为黄州路，属河南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为黄州府，属湖广省，统辖一州八县。黄州府志始创于宋代李谔所撰《黄州图经》，此后历代都有编修，而现在流传的志书中，以这部最为古老。此书分藏于两处，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合为完整一帙。《黄冈县志》二十卷，卷首一卷，清乾隆五十四年刊刻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王正常编纂修订。王正常号方山，是泸州人，举人，乾隆五十一年由咸宁知县调任黄冈，任职七年后升任山西郡丞而离任。后来又到楚地任职，先后任郧、襄二郡太守，八十岁时辞官归乡。《黄冈县志》自明万历三十六年知县茅瑞征修县志十卷，清康熙十二年知县董元俊又修县志六卷。这部志书增补乾隆二十年知县刘熤所修的县志，但只增加官师、科名、节孝、建署、祥异五门；全书二十卷，实际上大半仍抄录刘熤旧志的原文。关于黄冈沿革，自战国时期楚国把邾国迁到这里，汉代设置邾县；南宋时废除，南齐改置齐安，隋代改称黄冈，作为荆州永安郡的治所。旧城在今治所西北一百二十里，唐代迁到今治所，郡改称黄州，县仍称黄冈，作为淮南道黄州的治所，五代沿袭。宋代为淮南西路黄州的治所，元代为河南等处行中书省黄州路的治所，明、清两代为黄州府治所。《蕲水县志》四卷，明嘉靖二十六年刊刻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萧璞编纂。萧璞是四川大足县人，选贡，嘉靖二十三年任蕲水县教谕。据考，此志是萧璞任蕲水学官时，与县学生员佘俸、周绍尧、周中、何瑞等共同编成的；它接续嘉靖壬午年修订的旧志，增补了二十多年间的事情。全书编排为：卷一有图考、建置沿革、星野、邑名、城池、疆域、关梁、形胜、山川、名迹、风俗、物产、户口、田赋、徭役、秩官、公署、铺舍、水利惠政；卷二有学校、社学、书院、选举、荐举、恩荫、兵防、秩祀、祠庙、名宦、宦迹、乡贤、人物、孝义、贞节、逸士、侨寓、灾祥、方外；卷三为文艺上，卷四为文艺下。建置沿革篇说：“蕲水县隶属湖广布政司，是黄州府所属县。春秋战国时属楚，汉代是江夏郡蕲春县的辖地；刘宋时在这里设置浠水县和永安郡。萧梁时又分置蕲水县，隋代废郡，以两县隶属蕲州。唐初改浠水为兰溪，并撤销蕲水；后来又改兰溪为蕲水，重新迁到现在的治所，宋、元沿袭不变。明代甲辰年间仍隶属蕲州，洪武己未年改属黄州。”这篇沿革文字简明而事实详尽。本书卷二在选举类下附有医术一条，只记载庞安常一人。庞安常名时来，字安常；是宋元祐年间人，自号蕲水道人，以医术闻名于淮、甸之间，曾著《伤寒卒病论》和《■〈月來〉法》。他的弟子中，以本县人李百全和歙县人张子充最有医名。《蕲水县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清顺治十四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刘佑修撰，杨继经编纂。刘佑字云麓，是曲周县人，拔贡，顺治十三年任蕲水知县，升任泰州知州后离任。杨继经字治易，又字傅人，是蕲水县人，顺治五年举人，十二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调任刑部员外郎，死于京城，著有《菊庐快书》《菊庐诗文集》。关于蕲水沿革，据本志刘佑序文说：“蕲地在秦代属于南郡，汉代属于蕲春县；隋代以后有时称浠水，有时称兰溪，名称不一。”考察《蕲水县志》的编修始于明代；根据本志所收旧志序文，正德年间知县胡奎创修，弘治年间知县程昌重修，嘉靖年间萧璞第三次修订，万历年间知县阎士选第四次修订。这部志书增补《阎志》以后六十年的事情；在沿革、山水、建置、秩官、选举、风俗、艺文、物产等门类中搜罗资料非常丰富，对《阎志》所缺漏、错误之处作了许多补正。《罗田县志》八卷，清康熙五十七年刊刻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张琳修撰，刘青震编纂。张琳字昆璧，是镶红旗人，生员，康熙五十二年任罗田知县。刘青震的事迹不详。据本志沿革，罗田是汉代蕲春县的辖地；梁代才开始称罗田县，唐代废除。到元至元十二年重新设置，属蕲州路；明洪武九年改属黄州府。考察《罗田县志》，明代有嘉靖、崇祯两部志书，早已散佚。清康熙初年，蔡容远开始创修，体例还不十分完备；张琳任罗田官员后又邀请刘青震重新编纂，于是完成此志。全书志类分为八纲，分别为地舆志、建置志、秩官志、政典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杂志。阅读其记载，不免繁杂，铺陈空话过多，失于枝蔓。例如山水篇，详细列举山脉源流、水势回环，可以说相当完备；但秩官、选举两篇缺漏很多。后来乾隆年间知县姜廷铭又加以增补，把原书八类扩为十纲，体例才算完备。《黄安初乘》二卷，明万历十三年刊刻本，清康熙四年增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耿定向编纂。耿定向字在伦，又字楚侗，号天台，是黄安县人。据考，黄安就是今天的红安县，该县建立于明嘉靖四十二年；三十年后，耿定向与弟弟耿定学编成这部书，是本县志书的创始之作，所以称为《初乘》。书前有湖广督学使、上海人王圻所作的序文，其中说：“卷目条理清楚，前后脉络贯通，很合乎体例。” 按该书的编排次序，分为创划、规建、封域、山川、物产、赋役、牧秩、学校、选举、风俗、景贤、壶懿、文征十三门；又把古迹附在山川门之后，体例简明而协调。创划门记载本县设置的由来：嘉靖年间分割黄冈、麻城、黄陂三县的土地设置县治；这里原是周代黄国的土地，所以称为黄安。规建门记载县城建于嘉靖四十二年，由郡守袁福主持营建，城墙设有四门。嘉靖四十四年又修建县署，隆庆三年修建圣庙和学宫。封域门记载隆庆三年郡守王可大率领黄冈县令贾应璧、麻城县令穆炜、黄陂县令熊炜，勘定黄安县的界限，编为四十里。山川门记载黄安四面环山，但平原没有千亩之广；著名的山有仙居山、先君山、天台山、双门山、王龚山；河流有紫潭河，源出沙关；松溪，源出鹿皮冲；灄河有一源出金局关，另一源出黄陂站。后面附载古迹，记载县城东二里有杏花村，西北四十四里有金局关，出产黄金；北三十里有圣人湖、双城塔；南八十里有天台石刻。物产门记载谷物、蔬菜水果、禽兽、虫鱼等，但没有特别著名的物产。赋役门依据万历年间的档册编写，是比较可靠的资料。牧秩门列有职官表，从建县一直记到康熙四年，中间没有遗漏一人。学校门列有师儒表，分为教谕、训导两项，把散官职也分别列入其中，很不合体例。选举门只有寥寥数页，只记载定向第九叔乡荐庆礼一事。风俗门只引用《隋书》的话说：“黄地的风俗崇尚淳朴，多讲究节俭。” 除此数语之外就没有别的了。景贤门列举吴应封、吴琳、詹同、邹来学等几人，以下则辑录墓志和传记，与文征门似乎有所混淆。壶懿门就是列女传，所收各传都以贞节为重。文征门选录洪武初年的诰敕，以及本县人焦竑、耿汝愚等人的诗文。书后附有《纪邑》一篇，叙述建县的事情，与创划门有重复。看这部志书的体例和文辞，还算简明严谨，但遗漏和缺失很多，似乎是一部尚未完成的稿本；清康熙四年增补的版本，也并不完善。《蕲州志》八卷，传抄明嘉靖八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明代甘泽编纂。甘泽字仁夫，号贞庵，蕲州人，成化丙午科举人，授任苏州吴县训导，升任太仓州学正。后来又调任镇江府学，官至四川渠县知县，随即告老还乡居住。蕲州北周时开始设置，隋代改为蕲春郡，唐代恢复设置为州，治所在蕲春县。宋代称蕲州蕲春郡，元代为蕲州路，将蕲春县省并入州，明代降为州。这部志书是甘泽闲居乡里时，采集唐、宋以来的旧事辑成的，当时的知州周美为它刊刻发行。全书分为五十门，没有总纲；叙事各按类别汇集，不讲究编排体例。凡例说：“编纂事迹，贵在各自归入所属类别；例如凡属土地的都归入山类，凡属水的都归入川类。名宦就是历任官员中的优秀者，人物就是科举贡举中的杰出者，隐逸就是人物中品行美善而隐居者，恩封就是人物中获得恩荫封赠者，武勋、节孝也都是人物所崇尚看重的内容，全都分别按类别记载。”考察它所说的编例，都是个人臆断，完全没有史书体例；不过它采集的旧闻事实很多，按类别归并，共分五十门，物以类聚，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凡例所谓“有土皆山，有水皆川”，但山有山脉，河流有源头和流向，就不能把台地土丘都称作山，把池塘水陂都称作川了；泾水和渭水各自分明，哪里能够强行混同呢？我看宋人所编图经的体例，虽然分门很多，但编排次序都很恰当。例如赵抃的《成都古今记》，晁公武说它采集旧事，分类列为一百门，各有条理。可是甘泽在这部志书的自序中说要追随宋人的编例，如今看它的内容，却与宋人相差很远。《黄梅县志》九卷，清顺治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徐昱修撰，萧蕴枢编纂。徐昱是直隶永平县人，拔贡，顺治年间任黄梅知县。萧蕴枢是孝感县人，举人，任黄梅县教谕。据徐昱的序文说：“这部志书于顺治庚子年完成，由萧蕴枢总纂；分校和承办事务的有黄景恒、张洪纲、沈文珂、王献臣、汪流恒等人。”该书体例分为表、志、传三大纲，下面又分列条目，颇有条理；文辞也严肃端正、典雅美善，都是萧蕴枢亲自撰写的。据《黄梅县志》所引光绪《黄梅志》凡例说：“本县在明代以前没有可考的志书，嘉靖年间陈孝廉华平有一部稿本递相传抄，曹副使麟的抄稿没有刊刻；万历年间署理县务的曾维伦编成六卷，毁于兵乱。本朝顺治庚子年，知县徐昱从本地人吴履学（字博）那里访得残编，萧蕴枢加以补缀润色，才有了刊本。”这样看来，《黄梅志》的刻本，实际上就是从这部志书开始的。黄梅是汉代寻阳县的土地，刘宋时改置永兴县，隋开皇年间才改为现在的名称，隶属蕲州。《湖北下荆南道志》二十八卷，清乾隆五年刊本（南京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鲁之裕修撰，靖道谟编纂。鲁之裕是太湖县人，举人；雍正十一年以户部贵州司员外郎升任湖北布政使，分守下荆南道，兼任水利按察使司佥事。靖道谟号果园，黄冈县人，康熙六十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太史。下荆南道辖襄阳、郧阳、安陆三府，道治设在襄阳。下荆南是湖北的屏障要地，历代都在这里设置道。据本志沿革记载：“西魏开始在这里设置山南道，后来唐代设置山南东道，设节度使，统辖襄、泌、随、邓、均、房、复、郢、金九州；宋代在襄阳设置京西南路安抚使，也与道相类似。元代在这里设置江北河南道，隶属河南行中书省；明代设置下荆南道，统辖襄阳、郧阳二府，隶属湖广省，乾隆二年又把安陆府划归其管辖。”考察道志，这部志书是首次创修的，乾隆三年开始编纂，次年刻成；襄阳、郧阳、安陆三郡的沿革、要害、物产风俗等，才汇集在一部书中。它的体例是先总述一道事务的大要，再分述三郡；总共列有天文志、舆地志、建设志、食货志、爵秩志、选举志、人物志、艺文志八类，共六十四目。书首列安、襄、郧三府总图一幅，随后列府、州、县图共二十七幅，另有汉江图等十二幅；书和图都很完备，体制宏大。这部书的原刻本如今极为罕见，另有嘉庆二十一年的补刻本。《兴都志》二十四卷，明嘉靖二十年修纂，朱丝栏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方远宜编纂修订。方远宜修撰《山东通志》的事迹已经著录。兴都是今钟祥县的土地，明睿皇的懿亲出封到外地藩国，封号称“兴”。武宗（正德）去世而没有子嗣，遗诏迎接世宗（嘉靖）到兴王府，继承皇帝位。嘉靖十年升安陆为承天府，十八年世宗到承天拜谒显陵，确定“兴都”这一名称。这部志书编成于嘉靖二十年，由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顾璘下令湖广布政使方远宜等编纂修订。该书着重铺陈山川形势和陵园规制；分为典制、郡邑两篇。典制篇列府邸图三幅、显陵坟墓图八幅，分设皇言、陵墓、规制、宫邸、城池诸门。郡邑篇列图十幅，分为开郡、登民、制用、建规、分职、征献、征文、外志、杂志九门，各门又附有子目。这部书以前由蒲圻张氏无倦斋收藏，据考当时没有付刻，只以抄本流传。归有光所撰《震川先生集》卷五《题兴都志后》说：“《兴都志》由工部尚书顾璘奉进，圣旨认为体例不合；皇帝先皇、先后的圣迹，国史实录中已有完备记载；珍藏于金匮中的内容，也有不应当收入颂扬之书的。太仓人潘德元任承天府同知时，把这部志书的抄本拿给我看。他说：这部志书后来再次进呈，皇帝亲手从中删去并退给礼部，于是再也不敢刊刻发行。考察这件事，志书只应记载陵墓和宫殿建筑，献王的事迹不应续写入书；既然已经得到圣旨，又不能修改，当然应当被退回。”据此可知，原来没有刊本，张氏收藏的这部书是依据抄本传抄的。据考，这部志书最早见于《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简目》，著录为嘉靖二十一年抄本；后来《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著录为嘉靖二十一年刊本。然而根据归有光《题兴都志后》和《人文所简目》的著录，《台湾方志联合目录》的著录可能有误。《潜江县志》二十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三十三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刘焕修撰，朱载震编纂。刘焕是陕西清涧县人，监生，康熙二十九年任潜江知县。朱载震字悔人，潜江县人，选贡，是名士朱士尊的儿子，自幼继承家学，擅长文章；由选贡考取正黄旗教习，升任四川石泉县知县，曾参与编修《四川通志》。潜江在宋代开始设置县，明代才开始修志。据本志刘焕序文说：“潜江自宋乾德年间建县，至今已有六百年了。志书的修辑，才有三次：成化年间是平城崔广文，万历年间是本县县令潘公伯和，本朝则是前任县令王公黄湄。崔、潘二志文字简略，义理简明；即使有内容质朴胜于文采的弊病，也不能因此责怪两位贤者。王公的志书，考订讨论详细，辞采也很丰富。”据考，崔、潘二志早已散佚，无法查考；《王志》是知县王又旦（号黄湄）创修的，尚未完成便离任；继任知县何大观又请朱士尊继续编纂，成于康熙壬子年。刘焕任职潜江后，又请朱载震重新编纂；朱载震起初曾跟随父亲朱士尊编辑前志，所以这部志书仍采用前志的体例。它所叙述的向祀、学校、科名、职官等门类，比前志更加完备。田赋门记载也精细详实，大概因为过去征收粮赋时名目繁多，百姓都以此为苦，所以这部志书直书其事而无所忌讳。考察清初赋税制度的人，极可把它作为参考。查《潜江县志》，康熙壬子年志书的残本，北京图书馆有收藏；这部志书的原本完整保存，但已经很稀少。光绪五年知县史致谟又编了《续志》二十卷。《荆门州志》三十上八卷，清乾隆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

译清代舒成龙编纂修订。舒成龙是直隶任邱县人，乾隆八年任荆门知州，十五年升任广西平乐府同知而离开。根据本志沿革记载，唐代开始设置荆门县，隶属荆州。明嘉靖十年升安陆为承天府，荆门改为州，此后一直没有改变。荆门的地势，有内方、上泉、仙居、崇惠、龙顺等胜景；这里是楚地险要之区，历来多次遭受兵火，志书也屡遭毁坏，流传下来的极为稀少。考察县志，明洪武二十五年由知县叶广文首次编成，有本地人李克俭为之作序；弘治十六年再次修撰，由本地人刘春作序。万历年间徐天祐创修州志十四卷，清康熙初年又重修，但没有刊刻。这部志书是在康熙《志稿》的基础上重新编纂的，所制定的志例从沿革到文苑，共五十四门；从开始编纂到成书，期间经历了不少困难。据舒成龙自序说：“起初请黄冈孝廉周茂、建州进士李光泗，以及明经陈鉴、胡克柔共同负责；又请本州明经魏光辉续编。魏先生一向熟悉地理，凡山川的脉络、古迹的重要遗存，都亲自踏勘绘制，不怕考证订正的劳苦。后来汉阳王履泰和他的弟弟王右玉又先后续编，三位贤者都因相继去世而停止。过了两年，到庚午年，州进士古澧答应负责此事，完成了稿本。全书一共换了八批编纂者，历时将近五年，最后幸蒙我乡前辈、西林县令李公法删去繁冗芜杂，核实真伪、剔除伪误，才刊刻成书。”看这部书是多人共同编成的，只有各门的小序出自舒成龙之手。《德安府志》十二卷，明正德十二年刊本（天一阁收藏卷一至卷三、卷八至卷十二）。明代马龠编纂修订。马龠字汝载，西充县人，正德初年任德安府知府。这部志书是马龠任德安官职时修撰的，卷首有李梦阳的序，称赞此书说：“上溯古代而完备记载当今，名实兼顾公允，取舍持守宏正，使人容易受到劝勉，也容易受到警戒。”根据序文，这部书以公正核实为修志宗旨，也属于康海《武功志》一类。可惜此书缺少第四至第七卷，又没有序和目录，无法窥见全书的体例。考察德安郡志，据光绪《府志》所收明成化年间张瓒旧序说：“本郡原来有志书，但年代久远，无法查考；前任太守天台人范理，在正统年间访求旧志加以续修，到现在大概已有四十年了。成化乙未年，长垣王侯玺又重新修撰。”从这篇序文看，德安在正德以前已经有志书了。德安原是周初郧子国的土地，春秋时楚国分封郧公阙辛，于是成为楚地。秦灭楚后，取得郧地，隶属南郡。此后汉、晋、唐都设置过州府，名称有江夏、安陆、安州、郧州、隋州等，历代各不相同。宋代开始设置德安府，元代沿用；明初降为州，洪武十二年又升为府，隶属荆州道，统辖五县一州，即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应城五县和隋州。《云梦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陈梦舟修撰，张奎华编纂。陈梦舟属汉军旗籍，原是福建漳州人，荫生，康熙五年任云梦知县。张奎华字密庵，云梦县人，顺治甲午贡生，擅长文章，学术宗奉程颐、朱熹，曾与杨宏才在黄州讲学，跟从者很多，著有《辟邪订讹集》等书。云梦的志书，最早是本地人邹观光（字孚如）所著《云梦十书》十二卷；明万历十六年由县令危以平刊行。这部志书收录了他的序文，序中说：“写成十篇文章，不称作县志而称作十书，是说记载一个十室小邑的事情。”张奎华编这部志书，就是依据《十书》的体裁，所记云梦旧事很多，文辞不夸饰，行文核实。考察云梦原是古代的泽名，根据古书的记载，它的所在地并不一致，以致后世学者纷纷争论，几千年来始终没有定论。《尚书》中有“土梦作入”一句。《左传》说：“定公四年，楚王渡过雎水，渡过长江，进入云中。”又说：“宣公四年，郑国夫人把子文遗弃在梦中。”又说：“楚王和郑伯在江南的云梦打猎。” 汉代司马相如说：“楚地的薮泽不止一处，凡是有薮泽的地方，都可以称为云梦。”《尔雅》郭璞注说：“华容、巴邱就是云梦。”杜预注说：“枝江、安陆二县都有云梦。”本志征引上述有关云梦的记载非常繁多，但没有加以辨析考证。沿革门说县始建于西魏大统十六年，原为汉代西陵县的土地，以县城北二十多里有西陵县废址为证。又引用《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江夏郡西陵县有云梦宫，是汉代建造的行宫，并以此为县名。艺文志记载应城人程拳时的《大中云梦考》，引用各书很多，直接把今天的云梦县认定为古云梦所在地。又收录无名氏所撰《云梦古今同异辨》和本地人戴致庵（戴亨远）的《云梦考》；戴致庵考证云梦，尤其精深广博，但把县名云梦与《尚书》“土梦作入”一句参照考证，彼此错杂，就更加难以考求了。然而，云梦是否确实在今天的县境之内，就像考证三江一样，几千年来学者徒然争论，始终无法作出定论。况且古书的真伪，从汉代直到今天，仍没有完全考定，又何况要讨论古书所记三江、云梦的所在地呢？《应城县志》十二卷，清雍正四年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李可宷编纂修订。李可宷字和阳，长山县人，举人，康熙五十九年任应城知县。应城在南朝宋时设置县，隋代改称应阳；唐代恢复原名，清代为湖北德安府所属县。本地现在流传的志书中，有康熙十年知县樊司泽修撰的八卷县志。李可宷编的这部志书，记载内容比《樊志》多一倍。全书共分二十一类，子目六十项。所记应城事迹，大多务求依据实录，例如把张献忠进入应城、李自成到县中设置宫殿等事，都载入沿革门。可是物产、山川、风俗、古迹等门类，遗漏仍然很多，不如后来修的县志详细。《应山县志》三卷，明嘉靖十九年刊本（天一阁收藏）。

译明代庄钺修撰，颜木编纂。庄钺字仲威，苏州吴县人，正德十年任应山知县。颜木字维乔，号淮汉先生，应山县人，正德十二年进士，历任许州、亳州知州。颜木生性嗜好读书，善于考证搜求，当时与黄冈王廷栋并称楚中两位杰出人物。嘉靖十四年曾参与修撰《兴都志》，著有《家政》《汉东志》《七礼辞选》《诗评》等书。这部志书由正德八年知县谭一凤开始修撰，正德十年庄钺任职应山后，又请颜木接续编纂，第二年稿本完成；又过二十五年，到嘉靖庚子年，陈子良才开始刻印。清代阮元编《天一阁书目》，注称此志由陈子良编纂；实际上陈子良没有执笔，只是负责刻书而已。这部志书的体例，总体上只分为一篇始末，用大字书写而不分注文，诗文则因事附带记载；宋、元以前的内容完全没有记载。卷首有正德丙子年庄钺的序文，序中说：“用大字书写而不分注文，是因为事情已经明白；附载诗文，是以事情为主而不以言辞为主，这就是本志的体例。”然而看它的内容，不过是记载一县的大事，志书体例并不完备。应山设置县，始于隋代，是废除应州后改设应山县；隋、唐时隶属安州，宋代以后隶属德安府。《荆州府志》四十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清代郭茂泰修撰，胡在恪编纂。郭茂泰字鲁瞻，陕西泾阳县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康熙年间任荆州府知府。胡在恪字念嵩，江陵县人，解元，顺治十二年进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参议。荆州之名是古代九州之一，这一带在秦代属于南郡、黔中、长沙、南阳等郡的土地。这部志书记载的是荆州府的辖地，并不是古代荆州的疆域。据沿革记载，该府是明代开始设置的，即唐代南郡、宋代江陵府、元代中兴路的辖地；府治设在江陵县，统辖彝陵州、归州、江陵县、公安县、石首县、监利县、松滋县、枝江县、长阳县、宜都县、远安县、巴东县、兴山县，共十三个州县。府志始修于嘉靖十一年，由知府孙存主持，万历甲午年重修。这部志书成于康熙甲子年，从建置到备遗共分三十一门，附目六项；卷首有荆州府图、领县图、八景图共二十五幅，刊刻精细。该书体例严密有条理，文字简洁，是方志中的佳作。《重刊公安县志》二卷，明嘉靖二十二年重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明代魏奇修撰，梁善编纂。魏奇是宣城县人，成化十四年任公安知县。梁善是临川县人，由举人出任公安县教谕。据考，此志原本刻成于成化庚子年，嘉靖癸卯年本地人邹廷济又重新刻印，甲辰年完成，而原本早已散佚。全书共二卷：上卷分为县境、建置沿革、疆域、里至、山川、坊街、关镇、乡村、土产、贡赋、户口、均徭、风俗、形势、学校、廨舍、城池、坛壝、仓场、铺舍、寺观、祠庙、桥梁、津渡、井泉、堤堰、景物、古迹、丘墓、宦迹、人物、恩荫、孝子、节妇、仙释三十五门；下卷分为题咏、文翰、记传、制诰、公移五门。其中贡赋、均徭、城池、桥梁、景物、宦迹、人物、孝子、节妇、题咏、文翰、记传十二门，重刻本都有增补续写。公安是荆州府所属县，距府城六十里，原是汉代武陵郡孱陵县的土地。汉建安年间刘备任左将军兼领荆州牧，在油河口建立营寨，号称左公，因此取名公安。晋代设置江安县，刘宋时为南平郡治所，又改称公安；陈代把荆门的治所设在这里；隋代将孱陵县省并入此地，唐代仍沿用旧制。宋代升为公安军，不久又恢复为县；端平三年孟珙任荆湖制帅，于是把县治迁到油河口的东南面；元代沿用旧制，明代因袭不改，编户三十五里。油河在县治北面三里，源出孱陵以西，向东南流入荆江；荆江源出岷山，到荆南才变得宽大，经过公安顺流而下，与汉水汇合。《公安县志书》十六卷，清康熙九年写刊本（徐家汇藏书楼收藏）。清代孙锡蕃编纂。孙锡蕃字棐臣，号复庵，黄冈人，顺治十五年由贡生出任公安县训导，因功升任遵化知县。考察公安的志书，永乐壬辰年由知县鲍纶开始修撰，正统丙辰年教谕房陵增补续写并付梓；成化年间教谕梁善又加以增补，规模大致具备。万历年间本地人袁宏道仿照《襄阳耆传》重新编纂，搜集的人物很多，从此本县志书大体完备，可惜该书没有流传下来。康熙元年孙锡蕃开始编撰《荆楚志略》，书中记载公安的内容有二卷；后来任职公安，于是扩充编成这部志书，共二十七门，附学规八则。书中对公安派古文记载得很详细：公安派古文始于明弘治年间的呙校，到袁中郎兄弟时大为兴盛，并竭力排斥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等人的主张。公安派文人被收入本志人物志的很多。艺文志不收入公安派的诗文，所选都是有关本县的文献，可以说合乎体例。《枝江县志》十二卷，首卷一卷，清道光八年刊本（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现藏上海图书馆）。清代谢丕绩编纂修订。谢丕绩字嶷麓，山西蒲州临晋县人，道光六年任枝江知县。枝江建县始于汉代，明代以前的本县志书都已散佚。清康熙九年知县周廷桂修撰县志十卷，乾隆五年知县王世爵重修。这部志书继承乾隆年间《王志》重新修撰，编成于道光七年；全书体例共十九门，附目一项，叙述简明严谨，但征引资料十分丰富。物产志记载，枝江县以出产柑橘著名，县境内普遍种植，其中以狮头柑最好。又引用《异闻录》记述术士董元素取得南方柑橘的事情。还引用《史记》所说“江陵千树桔，其人与万户侯等”的话，以证明枝江在汉代出产柑橘，枝江就是汉代江陵的土地。考察这部志书自咸丰、同治年间兵乱之后，几乎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这部书是现存唯一的版本。《宜城县志》三卷，明嘉靖四十二年刊本（北京图书馆收藏上卷、中卷）。

译明代郝廷玺编纂修订。郝廷玺是四川宜宾县人，嘉靖二十九年由举人出任宜城知县。据本地人王麒的序文说：“这部志书是郝廷玺任宜城知县第二年找到一部旧志后，想加以增修，在甲寅年完成的。”考察宜城旧志，有正德九年朱崇学修撰的《宜城志》二卷；这部志书继承《朱志》增修，编成三卷。上卷包括建置沿革、邑名、分野、风土、形胜、疆域、城池、山川、井泉、公署、学校、仓库、牌坊、街衢、乡都、墟壝、陂堰；中卷包括古迹、陵墓、祠庙、津渡、桥梁、铺舍、村市、寺观、户口、田赋、土产、土贡；下卷包括人物、流寓、宦迹、进士、举人、贡士、人材、孝子、义夫、烈女、节妇、封赠、仙释、杂录，共四十三门。卷首有县城图一幅，城池为正方形，南面两门，东面两门，西面、北面各一门。这个版本只保存上、中二卷，下卷已经散佚。各门记载都很简略，体例也不是上乘；比较有史实参考价值的，例如建置沿革门记载：“宜城在襄阳南面一百二十里，本来是春秋时期郾子的国土，楚国时设置鄢县，又称鄢城。秦昭王二十八年，攻取楚国的鄢地，设置卬县，隶属南郡；汉惠帝十二年设置宜城县，晋代成为襄阳郡的治所。刘宋时隶属华山郡，梁代改为率道县；隋代隶属襄州，唐代隶属鄀州，不久又改属襄州，并将汉南县省并入其中。唐天宝年间恢复为宜城县，宋、元沿用旧制。明代因袭不改，隶属襄阳府，编户七里；成化十八年新增九里。”城池门完全沿用旧志，篇末有增续补记，称嘉靖三十年秋七月，汉水泛滥，淹没堤岸、冲毁城池，民房被荡平，受灾极其严重。山川门叙述往事陈迹，说牛心山在县西南二十里，宋军曾在这里与元军阿木交战。卧牛山条下附有元代姚楚山题写的《卧牛诗》，山中有坑，坑内有一块像卧牛的石头。河川以汉江为主，在县东四里，源出陇西嶓冢山，从汉中流经郧县、均州、光化到府城；又向东南流经本县，抵达承天府，到大别山流入长江。其次是蛮河，在县西四十五里，发源于房县边界，经南漳流入本县；向西南流至破河，汇入汉江，春秋时称鄢水，后来称夷水。据后来修的县志，都说这部志书考订沿革，错误很多。后来的志书说，宜城夏代是卬国，周代是罗、鄀、鄢的土地，秦代设置鄢县，即鄀县；汉惠帝时才把鄢改称宜城。这部志书考证宜城名称的起源，与后志相同。但它叙述春秋时期的建邑情况十分杂乱，后来名称相互更换，辖地也多次迁移；到了晋代，侨置的郡县纷纷出现，更加难以考查。因此它与后志多有谬误，也由此可见修志者考证沿革的困难。《襄阳郡志》四卷，明天顺刊本，钤有陆氏时化、丹徒赵氏积微室等收藏印（陕西省图书馆收藏）。

译明代张恒编纂。张恒是襄阳县人，国子监生。这部志书由张恒编成于天顺三年，湖广按察司副使、余杭人沈庆为它校正，知府元亮和襄阳知县李仪负责刻印发行。全书四卷：第一卷包括本府、县治、疆域、城池、里至、山川、坊廓、乡镇、土产、贡赋、风俗、形势、户口；第二卷包括学校、廨舍、坛场、铺舍、寺观、祠庙、桥梁、古迹、陵墓、台榭、书院、津渡、岩洞；第三卷包括园池、井泉、陂堰、景物、名宦、科举、岁贡、烈妇、仙释、杂志；第四卷包括文、诗、歌，共三十九门。虽然没有总纲统领各目，但纲要并未遗漏，与明代其他修志书籍繁杂失实的情况相距很远。这部书原来由丹徒人赵渊甫收藏，书后有近人罗振常的题记说：“赵渊甫收藏有明天顺年间张恒编纂的《襄阳郡志》。考《千顷堂书目》记载《襄阳府志》有四种，唯独没有这部书。黄氏襄泉收藏明人志书数千种，而襄阳旧志都是万历年间修的，这部书竟然没有见到，可见传本之少，确实值得珍视。这部书原为太仓陆氏旧藏。陆氏藏书多为善本，但很少流传。《藏书纪事诗》曾记载陆氏收藏的五方印记，但本书中的几方印都没有记载，也可以用来补充叶氏记载的缺漏。襄阳的建置沿革，据本志本府篇记载：“襄阳原是荆、豫二州的地域。按《禹贡》，荆州包括荆山以南直到衡阳的地方。传文说，荆州的疆域北面抵达南条山、荆山；又说荆山以北至黄河一带属于豫州。传文说，豫州的疆域西面到达南条山、荆山。所谓荆山，就是今天南漳县的荆山，是卞和得到玉璞的地方。周代是谷、邓、鄹、卢、罗、鄀等地。周宣王时把仲山甫封在樊国，就是今天汉江北岸的樊城。春秋时是樊地，又是楚国西部的渡口。秦代把汉江以北划归南阳郡，治所在邓州；汉江以南划归南郡，治所在荆州；襄阳的土地分属这两个郡的边界地区。汉代开始设置襄阳县，隶属南郡；魏武帝时才设置襄阳郡，治所在襄阳县；西晋沿用，成为荆州治所。东晋时雍州流民来此聚居，于是侨置雍州；宋文帝便从荆州分出雍州，把治事机构设在这里，统辖十七郡，齐、梁沿袭这一制度。西魏改称襄州，隋、唐沿用。唐代又升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所在地，以襄州为襄阳府，统辖七县。后周废为乐乡县，五代时以襄阳为山南东道。宋至和年间设置襄阳府，元代改为襄阳路，隶属河南行中书省；至元庚午年民兵毛葫芦据守此地，乙巳年归附，重新设为襄阳府，改隶湖广行省，统辖一州十县，即襄阳、枣阳、宣城、南漳、谷城、光化、房县、竹山、上津、均州、郧县。”本篇先考定襄阳古代的疆域，用来说明它的建置沿革，文字简明而事实详尽；并把郡境内南漳县的南条山、荆山作为卞和得到玉璞的地方，列为一郡的大事。山川篇的荆山条也记载卞和得玉之事，卷四文类中还有《卞和庙碑文》，但没有注明撰写人。碑文说：“襄阳郡西面一百里有南漳县，县西又一百三里有座山叫石室山，图籍和传说都记载这里是卞和得到玉璞的地方。卞和因此在这里居住，旧时有一座庙，在县城以西；隋代末年，有人畏惧道路艰险，于是把庙迁建到这里。”碑文开头叙述建庙的由来，又说：“卞和得到玉璞，三次献上而三次被砍去双脚，只能抱着玉璞哭泣，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志向，最终得到当时人的赏识。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自我判断的明见和坚定的自信，刑罚与灾祸都不能使他屈服吗？他的精诚志向，难道连平庸昏昧的人也不能感动吗？后世士大夫怀抱道义，希望在世上得到施展，如果志向不能实现，言论不能实行，便突然悔恨当初，内心还会感到自责。难道他们曾经像卞和那样三次献玉、三次被砍脚吗？假如卞和具有自我判断的明见和坚定的自信，那么刑罚灾祸怎么能使他屈服，精诚之心又怎么会不能感动人呢？”这一段是用来比喻后世士大夫怀抱自己的道义、希望在世上得到施展，也应当具有像卞和那样的志向。本志记载卞和得到玉璞的事情很多，只有这篇文章真正具有彰明教化的意义；可贵的不是玉璞，而是卞和的志向和诚心。《襄阳耆旧传》一卷，明刊本（上海图书馆收藏）。宋代吴琚编纂。吴琚是延陵人，绍熙元年任襄阳郡守。这部书不是汉、魏时期的《襄阳耆旧传》，书前没有序和目录，所记载的是从春秋、战国到唐、宋时期襄阳郡令的传记；开头列宋玉，以下到刘秀、傅僎、虞狄为止，书后有吴琚亲自撰写的跋。《襄阳必告录》七卷，清道光六年修撰，抄本（上海图书馆收藏）。清代周凯编纂修订。周凯曾任襄阳府知府，任期届满后升任汉黄德道。此书分门编排：卷一为地理图说，卷二为全郡风俗，卷三为各属情况，卷四为钱粮仓储，卷五为堤防水利，卷六为治理要务，卷七为经费杂项。书中主要叙述溶襄水和道光四年的地方情况，以及义学章程、种桑诗说，是一份反映地方现状的禀稿。这种形式的方志在清末很流行，就是所谓的乡土志。考周凯自序说：“全州六县一州，民情风俗，无论事情大小、地方远近，凡耳闻目见的，没有不写入书中的。又采访舆情，向父老[缺字]询问，探求时事的兴废，考察前人的沿革，积累成册，命名为《襄阳杂识》。又把书中对治理最有切实关系以及自己亲身经历的内容，另编成一书，名为《襄阳必告录》。”考察此书，似属乡土志；但后来的乡土志有人说是因为西方学校有乡土教科书，才仿照其例。其实我国本来就有这种传统。《随志》二卷，明嘉靖十八年刊本（见台湾善本目录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嘉靖本胶卷，以及《广仓学窘丛书》本）。

译明代任德修订，颜木编纂。任德是蓬溪人，曾任随州知州；颜木编纂的《应山县志》已有著录。此志又名《随州志》，是任德任随州知州时，延请罢官归里的颜木编成的。上卷记事，采用编年体，从羲皇时代写到明嘉靖年间；下卷为艺文，收录的都是诗文。颜木是应山人，应山与随州接壤，因此志中凡涉及两地的内容都收录其中。《四库提要》在地理类存目中著录此书，说：“它的编年体例完全仿照《春秋》。地方沿革、官员升迁任免、士人参加乡试、会试以及贡入国学等，都按年份记载，都是地方志中前所未有的体例。”考察起来，编年体方志始于明代：嘉靖初年长兴知县黄光昇编修《长兴县志》二卷，崇祯年间龚策编纂《武进县志》二卷，体例都采用编年，如今均已失传。清雍正年间无名氏编纂的《临朐编年录》，还保存有抄本。后来修志者仿用编年体，但不再单独成书，而是附在志书之前，如《大事记》《前事略》之类。若单独成书，物产、人物、艺文等内容很难按年份记载，舍弃这些内容便会偏颇而不完整。《枣阳县志》十七卷，稿本（徐家汇藏书楼藏）。清代陈子饬编纂修订。陈子饬字翊思，山东潍县人，举人。咸丰元年由郧县调任枣阳知县，死于任所。这份稿本是陈子饬于咸丰四年修成的；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记载，金陵大学藏有刻本，共十五卷。稿本卷前有陈子饬乙卯年手写的序，序中说：“《枣志》匆忙完成，原约十七卷，后来删为十五卷，仓促交付刊刻。”又说：“草创稿本与刻本彼此有所不同，所以保存下来作为参考。”另外，刻本有纂修人员表，列有王树滋参与编纂；这份稿本没有，只列陈子饬自己的序。《光化县志》六卷，明正德十年刊本（天一阁藏）。明代曹璘编纂。曹璘字廷晖，襄阳县人，成化十四年进士，授行人，后来选授御史，因病辞职归乡。他居住山中读书三十年，不进入城市。著有《西泉存稿》二卷，又编纂《襄阳府志》和此志。光化是古代酂阳县所在地，汉代丞相萧何曾以此为食邑。编纂此志时，光化县隶属襄阳府；县志从此开始，后来韩应嵩又为它增补续编。此志总分六类，体例简明严谨。据查，如今只存这一部孤本。根据光绪《光化县志》所收《乾隆志》李正幹旧序说：“光化过去本来有志，最初由明代侍御曹璘公编修，后来由宁都韩应嵩公增修；经过兵火，刻板和文籍都化为灰烬，只剩下底稿，书籍大概已经残缺不全。康熙年间，县令潘圣俞公广泛搜寻，得到曹、韩两公的底稿，打算增订，收藏在内署；不久因升任，仓促把底稿带走。辽阳张本龄公接着有意刊刻修葺，又请县学虞叙九先生骑一辆车赶到泗州，向潘公请求，希望取回遗失的珍本。但潘公说：‘渡黄河时已经遗失了，这才知道曹、韩两公的底稿也已经不在人世间了。’ 从这段序文可以知道，康熙年间此志已经极为稀少，只是不知道天一阁还收藏着这部书。《房县志》，不分卷，清乾隆修订本的传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张敔修订，汪魁儒编纂。张敔字虎人，历城县人；擅长书画，名声满天下，乾隆年间以举人身份任房县知县。汪魁儒字和园，房县人，贡生，擅长书法。《房县志》的编修始末，据本志汪魁儒序文说：“《房志》创作于明嘉靖三十四年，由主簿严尧发和县中士人金曏编纂，兵火之后，刻板全都焚毁。康熙五年，县令傅六吉公与县中士人吴良玉重新辑纂；康熙二十年，县令雷化龙公摘抄府志，以应上级索取，当时《傅志》已经不存在了。乾隆三十四年，又由县令张敔公修订，拿出一篇稿子交给我，命我订正错误、补足残缺。大概这是《沈志》的抄本，共四卷，分为三十七类，前有序，后有论，只是未免失于繁杂。”按序文所述，上述各志如今都已散佚，只有魁儒这部编本留存。此志依照《沈志》的体例增补，在张敔任房县官时开始编纂，直到乾隆五十八年仇必达任房县县令时才编成，但最终没有付梓，只以抄本流传。传抄本只有三十三类，除开头列舆图外，先列星野、疆域、沿革、形胜、山川、城池、古迹，以确定全书纲目；其余各类则根据事项临时标目，没有固定体例，不是方志体裁中较好的作品。各类都有小序，并在每篇开头提出全篇要旨，颇为得体。现在这部本子缺少第十八类，可惜不是完整的全帙。但它是仅存的书，十分罕见难得。房县是汉代房陵县所在地，隶属汉中郡，到宋代才设置房州，明洪武八年改为县。本志古迹篇记载周代尹吉甫的住宅和墓地。尹吉甫是周朝忠臣，但他是否确实是房陵人，后世仍有许多疑议。又记载黄香祠墓在县城西面，黄香是汉代孝子。此志以表彰忠孝、树立地方典型为宗旨，但这些记载在史传中没有证据，不符合地方志应当考核确实的原则。《竹山县志》二十七卷，清乾隆五十年刊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分馆藏）。清代常丹葵修订，邓光仁编纂。常丹葵字梅村，直隶交河县人，乾隆四十九年任竹山知县。邓光仁字广学，兴国州人，拔贡，乾隆三十七年由镶蓝旗教习调任竹山县教谕。《竹山志》可以考见的旧志，是康熙二十年贾侍聘修订的县志二十一卷，但未刊刻。乾隆十一年，常丹葵的父亲常青岳任职竹山，得到史华阳的私家志稿，便据此增辑成县志稿。后来知县皇甫枢、彭悦桂先后续加补充；到乾隆五十年常丹葵任竹山官时，又让邓光仁搜集资料、补充编纂，才开始付梓。此志从常青岳任职时开始创修，到他的儿子常丹葵也在竹山任县令时完成；前后已经超过三十九年，数次增补，所以记载比较详备。全书从星野到艺文共二十七门，体例简明严谨。书后有桐城方潮题写的县志告成诗，用来歌颂常丹葵父子编成地方志的事。《三峡通志》五卷，明万历十九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译明代吴守忠编纂修订。吴守忠是高安县人，万历己丑年任归州知州。这部志书是他任归州官时修成的。三峡位于湖北、四川之间，有人指巫峡、西陵峡、归峡为三峡，也有人称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为三峡；巫峡在归州巴东县境内。由于此志并不只记载归州境内的峡谷，所以称为《三峡通志》。书后有归州所属兴山县知县旷骥所写的跋，其中说：“吴公修订《通志》五卷，首先撰写《三峡考异》，其次考订诗歌、词赋、铭、记，最后附录收尾。” 其中《考异》是《夔峡考》《巫峡考》《归峡考》三篇，出自吴守忠亲自撰写，认为三峡都处在归州境内；“次考”则考察现今州境内的峡谷。接着是诗歌、词赋、铭、记，记载三峡的艺文；最后是附录，杂记归州三峡的事情。这部志是州守主持修纂的地方志，相当于州志。后来万历三十七年归州知州张尚儒修州志，采录此志的内容很多。这部志没有见于藏书家的书目著录；现存本是上海图书馆从造纸厂废纸中抢救出来的，国家文物因此得以保存。《归州志》五卷，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现存卷一至卷四）。明代张尚儒编纂修订。张尚儒是南直隶祁门县人，籍贯属和州；以举人身份任崇义县教谕，升任巴东县知县，万历三十五年再次升任归州知州。他任巴东官时修订《巴东县志》，任归州官后又编成此志。考察归州旧志，如今天一阁收藏有嘉靖二十八年张时修订的州志二卷；嘉靖四十二年郑乔修订州志四卷，记载都很简略，而且书已虫蛀残缺。此志承接郑乔的旧志重新修订，原本现存的只有这四卷。上海图书馆的抄本是完整全帙。全书体例为：卷一地理志，分为分野、提封、山川、胜迹、古迹、物产、风土七门；卷二官师志，分为封镇、司牧、学职、杂职、武职五门；卷三典赋志，分为雉墉、区署、校舍、坛祠、秩祀、租庸、驿递、津要、兵防、刹宇、祥异十一门；卷四人物志，分为贤达、选举、貤封、逸行、女士、流寓、方技七门；卷五艺文志，分为经辞、传赋、记、杂咏、图说五门。此志的“提封”篇用来记载沿革：归州属于荆州地域，夏代孟涂受封于丹阳一带。商代属于荆、楚，周代是夔子国；战国时属楚，夔子不祭祀祖先，楚国因此灭掉了它；秦代属于南郡，汉景帝设置县，称为秭归，仍隶属南郡；三国初年属蜀，隶属江陵郡，后来归吴，成为重镇，并设置建平郡，郡治在秭归；晋代沿袭旧制，刘宋时属荆州，南齐时属巴州，梁代属漳州，隋初属巴东郡，不久改属信州；唐武德二年改信州为夔州，后来分出秭归、巴东二县设置归州；五代沿袭旧制，宋代隶属夔州路，元代至元年间升归州为路，不久又恢复为州；明代隶属荆州府，管辖兴山、巴东二县。此志编修时只记本州事务，没有涉及所辖各县，只有图说一门可以大致看到属县的情况。山川篇记载峰、砦、坪、洞、峡、滩、溪、池等条目，都没有谈水利兴建或山川源流，但对峡滩记载得很详细。长江三峡是瞿塘、巫峡、西陵；巫峡在归州巴东县境内。然而岩石最险的地方，是州城以东三十里的新滩，也就是所谓凶险至极的三峡之一。新滩在汉、晋时期因山崩堵塞水道而得名。宋天圣年间，山体再次崩塌，水流被截断；皇祐年间，知州赵诚主持开凿。新滩南岸叫官[缺字]，北岸叫龙门；龙门水流湍急，暗礁很多，所以船只通常从南边上行。但那里石头大多尖锐，很容易刺破船底，因此是峡中最危险的地方，必须空船才便于通过，装载重货就不能通过。新滩条后附有宋代陆游的《入蜀记》，详细谈到新滩的险要。文中还说，龙门下面的温泉从石缝中流出，常年不干涸，整个村子都依靠它。妇女背着木盆取水，木盆长二尺，有三只脚；她们用勺子舀水，就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把木盆捆在背上离开。大体说来，峡中有许多供人差役，妇女背的并不只是水；也有人背酒出卖，样子像背水一样，若有人呼喊买酒，便长跪着把酒奉上。未婚女子通常梳高二尺的同心髻，插银钗多达六支，后面还插一把手掌般大的象牙梳。这里记载的宋代妇女劳动和妆饰的样子，简直如同图画。新滩以外、归州境内的铁棺峡、兵书峡、空舲峡、石门滩、栧滩、滑石滩、吒滩、拗滩、杨公滩，也都多有险岩。胜迹和古迹两门分列，内容很像重复；古迹篇记载女媭砧在州城东北六十里，是屈原姐姐遗留下来的遗迹。那里旧时有一座庙，传说屈原的姐姐因屈原被放逐而归来，归州名称的含义也与此有关。屈原是归州人，人物志中有屈到、屈建、屈平、宋玉等人的传记；古迹篇又记载屈原故宅在州城东北四十里。风土篇说，当地人喜欢用麻绳和大竹，分成两队拔河，以胜负决定农桑之事；又喜欢唱巴歌，称为“踏啼”，但询问今天的风俗，已经不是这样了。考察此志，所记往事遗迹很多，却很少谈经济和物产，是一部重在记载掌故的志书。归州左边连接荆、湘，右边连接巴蜀，正面通向黔地，背后连着金房；三峡的险峻贯穿其中，因此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国时是秦、晋交战的区域，三国时刘备、孙权分争荆州；刘备派关羽守江陵，把秭归作为要塞。后来陆逊袭取秭归，吴国于是把秭归作为重镇，用来扼制魏、蜀。归州是古代用兵之地，而且遗迹很多，所以它的志书重在记述历史事实，而轻视经济事务。《鹤峰州志》二卷，清乾隆六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译清代毛峻德编纂修订。毛峻德字文觐，顺天府良乡县人，监生；雍正十三年由陆安知县升任鹤峰知州，是鹤峰建州后的第一任官员。他在自序中说：“鹤峰过去是容美土司的辖地，我在这里任职七年，对当地风俗民情已经相当熟悉；于是利用处理文书事务的空闲，概括列举主要情况，编成这部志书。”此志只分上下二卷。鹤峰刚开始建州，社会制度和治理基础尚在草创阶段，大概没有多少事实可以考证，不过略具规模和治理情形罢了。但它记述改土归流的始末以及建置事实，颇为详细。尤其是关隘篇，记载境内岩洞、苗族的分布，以及苗族与汉民之间的纠纷，这类内容在其他志书中很少见。其余各篇也都是根据采访和实地调查所得，事迹详细而核实。沿革篇说：“鹤峰是容美土司田氏的地方，元代隶属四川，明代属湖广。此地先前有时称柘谿，有时称容美；清雍正十二年，土司田明如进京，走到荆州时，恰逢容美发生民变；雍正十三年于是废除土司，设置州。”沿革篇后又引用《田氏世述录》说：“唐元和元年，高崇文讨平刘辟之乱；上奏任命田行皋为施、溱、溶、万招讨把截使，这是田氏成为土司的开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宋元祐年间，田政承袭任命为镇南等处军民五路都总管；元代田袭被任命为容美等处军民五路统管；明洪武初年，任命田乾宗的儿子田光宝为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田乾宗以前的世代次序不详，田光宝以后田氏的世系都可以考查。”考《明史·土司传》引用的容阳《田氏世述录》，就是此志所引用的《田氏世述录》。《建始县志》四卷，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中华书局图书馆藏，现藏上海辞书出版社）。清代袁景晖编纂修订。袁景晖号龙溪，河南光山人，举人，道光二十一年任建始知县。建始相传是古代巴族的地方，起初没有君长；巴氏的儿子务相与各部酋长约定，乘坐土船在清江中行驶，以谁能浮在水上来决定君长；只有务相浮在水面上，这就是所谓的廪君。郦道元《水经注》记述过这件事。此志沿革篇认为，这件事流传得太古远，难以明确考证。它把建始设置县的开始定在隋代；此后土司管理事务，所属关系经常变动。明洪武年间隶属四川夔州，清雍正十三年改归楚省。关于县志的源流，本志凡例说：“旧县志原本没有注明编纂者姓名，也没有序文；查阅稿本，其中《事变》篇是前任县令武怡记述的。又有续稿数篇，是秦锬记述的；再查范泉麓学博的传记，记载他曾编纂县志。这样看来，县志稿本可能出自几个人之手。”据职官资料，武怡于雍正九年任知县，在任十年；因此县志应当创修于雍正、乾隆年间。后来秦锬、范泉麓又重新编纂，嘉庆十七年杨兆杏重修。此志承接《杨志》重新修订，全书从星野到艺文共十类，每类都有小序，体例简略概括。●《稀见地方志提要》卷十二下 长兴　陈光贻学 ○湖南 《长沙府志》二十卷，首卷一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代苏佳嗣修订，谭绍琬编纂。苏佳嗣是正红旗人，荫生，康熙二十三年任长沙知府。谭绍琬是长沙茶陵州人，事迹不详。长沙是古代郡治，郡志流传已久。自唐代张谓撰写《长沙风土碑》以后，宋绍熙年间褚孝锡撰《长沙志》，后人又编《续志》，这些书已经长期散佚。元代是否修过志书已无法考查。明嘉靖戊子年，郡守孙性甫延请郡人杨子林，才开始编成志稿；潘镒任知府时，又聘请郡人张治在原稿基础上删改润色并付梓。此后郡守吴道行、雷起龙又先后重修，但明末兵火之后，志书全部毁失。这部志书始于郡守张宏猷延请谭绍爌、吴[缺字]等人编修，屡经修补；到康熙二十四年苏佳嗣任知府时，又延请谭绍琬重新辑纂，才刊刻成书。它制定的凡例有二十四条，很有见识。但全书体例把星野、疆域图列在开头，却把岳麓图、八景图放入胜迹篇，插图安排显得杂乱。分门别类中多次出现内容重复，篇章先后也有倒置不当之处。在艺文志前另列典章一门，收录历代诏诰、奏疏，破坏了艺文的含义，也损害了方志体例。因此，这部志书的编排体例不是上乘。考察长沙沿革，秦代最初设置长沙郡，管辖九县；汉代改为长沙国，徙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撤除长沙国；梁代改为湘州，隋大业年间恢复称长沙，唐代改为潭州，又设置长沙县作为附郭县；宋、元时为潭州，明代为长沙府，属湖广，辖一州、十一县，清初沿袭旧制。康熙三年在这里设置湖南布政使司，于是湖广分为单独一省。据本志职官篇，开头列有巡抚周召南，以及提学按察使等官员。《湖南通志》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比此志晚六十多年，所以关于湖南建省的记载，实际上从此志开始。《善化县志》四卷，清康熙二十四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卷三至四，上海图书馆藏卷二至三）。清代孙谦修订，赵又昂编纂。孙谦是高淳县人，举人，康熙二十三年任善化知县。赵又昂是善化县人，事迹不详。善化县如今已并入长沙，设置县始于宋元符元年，当时分长沙县五乡、湘潭县二乡设置善化县，属潭州府。元代属潭州路，明代属长沙府，清代沿袭旧制。明万历癸丑年，知县唐源开始编修县志，到甲寅年才完成，由县学学生吴道行编纂。崇祯癸酉年，知县黄承中又修订，也由吴道行编纂。这两部志书的刻板都毁于明末兵火。此志于康熙壬子年由知县孙浩开始修订，延请县中廪生李有藻编纂，尚未完成；乙丑年孙谦任善化官时，又延请赵又昂接续编纂，才完成此书。现存此志都是残帙，而且都缺少首册，体例难以详考。现在参考乾隆县志所载的此志序例，以及本书现存卷册考察，全书共二十二门，凡例十二则，颇有体例义法。书中汇集了宋、元、明三代许多往事，对清初几十年的事情只略加附带记述，而主要只是称颂清朝的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