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卷二十

译《水经》《司马迁碑》碑在夏阳，碑文说：“高门，华池在这里。”夏阳，是虢国的城邑。华池方圆三百六十步。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及其功德，于是建造石室，树立碑石，筑起围墙。太史公自叙说：“司马迁生于龙门，这里就是他的坟墓所在。” 《洛阳北界碑》洛县境内，河水南岸有一通碑，碑的北面题写着“洛阳北界”。上面过去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夷齐庙碑》首阳山上有夷齐庙，庙前有两通碑，都是后汉河南尹、广陵人陈导，雒阳县令徐循，以及处士平原人苏腾、南阳人何进等人所立。《郭林宗宋子浚碑》介休县有征士郭林宗、宋子浚两通碑。宋冲以有道身份任司徒，征召林宗；林宗是本县人，受司徒征辟，又被太尉举荐，因病辞谢。碑文说：“将要践履洪崖的高远踪迹，继承巢父、许由的隐逸轨范；在尘世之外舒展翅膀，超越天衢而高高挺立。只是禀受的天命不长，享年四十三岁。建宁四年正月丁亥日去世。”我们四方同道之人长久怀抱哀痛，于是树碑表彰墓地，昭示铭刻他的高尚品行。碑文又说：“陈留蔡伯喈、范阳卢子干、扶风马日防等人从远方赶来奔丧，穿着朋友的丧服。内心服丧满期年的，有韩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余门人穿着锡衰的，有上千人。”这通碑文，已故蔡伯喈曾对卢子干、马日防说：“我为天下人撰写碑文已经很多了，都有惭愧之色；只有郭有道的碑文，面色无愧。” 《尧庙碑》平阳县汾水东面的原野上有一座小台，台上有尧的神屋和石碑。《石门铭》荥阳有浚仪渠。建宁四年，在敖城西北用石头筑成门，用来拦截渠口，称为石门。石门向西距离黄河三里，石刻铭文说：“建宁四年十一月黄场石。”但主管官吏的姓名已经磨灭，再也无法辨认。《王诲碑》荥口石门南面、河道边有一通碑，碑文说：“阳嘉三年二月丁丑，派河堤谒者王诲防治、通达河川，治理荒芜的土地。由于黄河横向阻塞，侵蚀金堤，便用竹笼装石、修葺土堤来筑堤拦水，但堤防不断毁坏崩塌，耗费的功力达到亿万。请调集沿河各郡的刑徒，进山采石，筑成堤障。工程完成以后，徭役便可停止。诏书准许王诲建立功业，府乡的防堤工程开始施工；诏令又加以任命，调迁至沇州。于是选拔朱轩，授予使司马登之职，命他继承、发扬前人的事业，完成并成就美好的功业。司马登认为，伊水、洛水汇合后注入黄河以南，沿着崤山向东经过大伾山，回流到北岸；那里水势郁结，波涛猛烈，水流湍急，一旦冲激决口泛滥，便会淹没原野，像蚂蚁穴造成堤防溃决那样，灾害的发生难以预料。这大概是自周代以来经常令人忧患的地方，也是从前崇、鲧都无法治理、我朝两位祖先辛劳经营的地方。于是他跋山涉水，亲自考察、经营，反复率领百姓商议，并向我报告。开采三谷的石料，召集治水工匠进行治理，在河岸旁修筑拦水设施以抵御巨浪，又根据时令给予赏赐和说明来劝勉他们。河道不再阻滞越决，水流和土地得到疏通，劳役还未超过一年，工程便全部完成。这正是大功臣的嘉美功业，也是皇上盛德的宏大表彰。从前大禹治理九条河道，《尚书》记载了他的功绩；后稷亲自耕种，《诗经》把这件事列入《雅》。” 那些不畏惧劳苦，谦恭勤勉，早起尽职，充实国家、惠及百姓的人，怎么能让他们的功绩湮没而不彰显呢？所以最终刻石记载功绩，留给后人看。碑文大致如此。”河堤谒者是山阳郡东昏县人司马登，字伯志；伐东菜典城是王诲，字孟坚；河内太守是宋城县人向豹，字伯尹；丞是汝南郡人邓方，字德山；怀县县令是刘丞，字季意；河堤掾及工匠等共同建造。陈留郡浚仪县人邉韶，字孝先，撰写颂文。石碑年代久远，文字大多沉没残缺，其中灭失的内容大概已经无法补全了。刘孟阳碑 酸枣县城内有汉代酸枣县令刘孟阳的碑。王纷碑 须胊城的安民山上有冀州刺史王纷的碑，汉中平四年建立。薛季像碑 昌邑县有沇州刺史、河东人薛季的画像碑。他以郎中的身份授任郯县县令，任内园中降下甘露。熹平四年调任沇州，第二年甘露又降在殿前的树上。从事冯巡、主簿华操等人共同褒扬并树立此碑，表彰并刻记他的善政。杨叔防碑 又有沇州刺史、茂阳人杨叔恭的碑，从事孙光等人在建宁四年建立。班孟坚碑 又有东太山成人班孟坚的碑。建和十年，他任尚书右丞，授任沇州刺史；从事秦闰等人刻石歌颂他的德政。李刚碑 钜野县黄水以南有荆州刺史李刚的墓。李刚字叔毅，是山阳郡高平县人，熹平元年去世。根据他的碑可见，墓地有石阙、祠堂和三间石室；屋椽架高一丈多，用石头雕成椽瓦屋顶，设置平顶并制成方井形，侧面承托着梁柱。四面墙壁上浮雕着君臣官属、龟龙麟凤的图纹，以及飞禽走兽的形象。制作精巧华美，毁坏得并不严重。鲁恭碑 《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北面几座山中，有汉代司隶校尉鲁恭的墓。鲁恭穿山时发现白蛇，白蛇没有下葬，后来又在山南重新埋葬；凿山时发现黄金，所以称为金乡山。山势高峻陡峭，墓前有石祠和石庙，四面墙壁都是青石浮雕，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忠臣、孝子、贞妇、孔子以及七十二名弟子的形象都在其中，像旁边都刻有石刻说明，文字清晰可辨。范巨卿碑 金乡县有范巨卿的墓，名件仍然保存着【范巨卿碑至今还在，恐怕“名件”二字是《水经》的误文】。范巨卿名式，是山阳郡金乡县人，曾任汉代荆州刺史。他与汝南郡张劭、长沙郡陈平子结为生死之交，被称为“死友”。赵越碑 获嘉县西面有汉代桂阳太守赵越的墓，墓北有碑。赵越字彦善，是本县人。他历次升迁，担任桂阳郡五官将、尚书仆射。遭遇父母丧事，服丧期满后，出任河南尹。建宁年间去世。碑东面又有一通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石羊、石虎，都已经破碎沉毁，没有人知道其记载了什么。比干碑 朝歌县牧野有殷代大夫比干的墓，墓前有石刻铭文，题写隶书：“殷大夫比干之墓”。碑上所记只有这些字，如今已经从中间折断，不知道是谁题刻的。李云碑 广宗县清河东岸有李云的墓。李云字行祖，是甘陵人，喜好学习，擅长阴阳之术，被举荐为孝廉，升任白马县令。中常侍单超等人把掖庭民女亳氏立为皇后，因这件事受封其家族的有四人，赏赐达到巨万。李云上书并移文给三府说：“孔子说，‘帝’就是审察。如今仅凭一尺一寸长的诏书便授官任用，不经过皇帝亲自阅览，这难道是皇帝想不加审察吗？”皇帝发怒，将他下狱处死。后来冀州刺史贾瑶巡行部属，经过李云墓，刻石表彰他。如今石柱还存在，当地人仍称它为李氏石柱。漳河神坛碑

译钜鹿县铜马祠旁有一通碑，记述河内郡修武县人张导，字景明，建和三年任钜鹿太守。漳河渡口泛滥，土地不能耕种。张导展开地图考察，与丞彭防、掾马道嵩等人探究水势的顺逆，衡量地势的内外。他们修筑堤防，疏导水流，使正道畅通，工程取得成效，百姓因此称赞并得到依赖。碑题为“漳河神坛碑”。但当地年老者和儒生仍把这座庙称为铜马刘神寺。此碑近来因地震裂开，剩下的一半也已无法辨认。太公庙碑 汲县有太公庙，庙前有碑，碑文说：“太公望，是河内郡汲县人。”本县人、曾任会稽太守的杜宣对县令崔瑗说：“太公本来出生于汲县，旧居还在；您与高国同宗。太公的事迹载于经书和传记，如今您治理这个国家，应该端正他的神位，以彰明尊崇祖先的道理。”于是国老王喜、廷掾郑笃、功曹邠勤等人都说：“应当这样。”遂即建立坛场祭祀，设置太公的神位作为主位。冀州北界碑 代郡灵丘县高氏山上有石刻铭文，题为“冀州北界”，世人称它为石铭陉。张平仲碑 卢奴县有汉代上谷太守、议郎张平仲的碑，光和年间建立。王立碑 安喜县有汉明帝时孝子王某的碑。幽冀二州界石文 北平县境内有汉熹平四年的界碑。当时幽州、冀州根据戊子日的诏书，派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昭，划分郡县边界，立石作为界标，并将石刻文字完整揭示出来。赵徴碑 安平县城内有汉代冀州从事、安平人赵徴的碑。大石岭碑 新城县大石山上有大石岭碑。河南隐士通明在汉献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于山堂立碑。碑文浅陋粗俗，几乎无法查考。洛阳桥右柱铭 洛阳建春门有石桥，建有两根石柱。桥右边石柱的铭文说：“阳嘉四年乙酉壬申，皇帝下诏，因为城下的漕运渠道向东通到河水、济水，向南引向江水、淮水，这是四方贡物和转运物资由此到达的道路。派中谒者、魏郡清渊人马宪监督建造石桥和桥柱，敦促并勉励工程。工匠竭尽精巧技艺，聚集树立重石，层层堆叠，高度周长相称。桥梁工程使道路和水流通达万里。”河南尹邳崇，防丞、勃海郡重合县人双福，水曹掾、中牟县人任防，史王防，史赵兴，将作吏、睢阳县人申翔，道桥掾、成皋县人卑国，洛阳县令江双，县丞、平阳县人降，以及监掾王腾之，负责石工营造。右北平郡人山仲于三月开始施工，八月完工。石经【魏三字石经，魏《典论》六碑】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镌碑，刊载五经，立在太学讲堂前，全部位于东侧。蔡邕在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弹、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灵帝准许了。蔡邕于是亲自用朱砂书写在碑上，命工匠镌刻，立在太学门外。从此后来的儒生和晚学之士，都以它为准。石碑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和抄写的人每天乘车一千多辆，挤满了街道。如今碑上全部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建立古篆、隶书和三种文字的石经。魏文帝又刻《典论》六碑，附在它的旁边。陆机说：“《大学赞》另有一碑，在讲堂西面下方排列。”石龟碑上刻有蔡邕、韩说、堂谿等人的姓名。太学弟子的《赞》又有一碑，在外门中间。如今这两通碑都没有了。太学碑 石经东面有一通碑，是汉顺帝阳嘉八年建立的。碑文说：“建武二十七年修建太学，年久以后逐渐毁坏。永建六年九月，皇帝下诏修缮太学，刻石记载年份，共征用工徒十一万二千人。阳嘉九年八月工程完毕。”碑的南面刻有颂文，正反两面都镌刻文字，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赵融碑 郁夷县有汉代邠州刺史赵融的碑，汉灵帝建安元年建立。五部神庙碑 郑县城南山北面有五部神庙，庙前有碑。汉光和四年，郑县县令、河东人裴毕，字君先，建立了此碑。华山祠堂碑 华阴县华山脚下有汉魏文帝的三座庙，庙中有几座石阙和碑。其中一碑建于建安年间，汉镇远将军段煨重新修建了祠堂。碑文由汉代给事黄门侍郎张昶撰写，张昶亲自书写。元帝又刻了其中二十多个字。两种书体都因重名而流传于天下。又刻写传文，文中有司隶校尉钟繇、弘农太守毌丘俭的姓名。碑文宽六行，字势繁盛而平整。太康八年，弘农太守、河东人卫叔开始任华阴县令；河东人裴仲恂征用闲散力量，修建坛场和庙宇，引路植柏，一直延伸到山的北面。这些事情见于永兴元年华百石所造的碑。河南界石柱【洛阳南界碑】汝水从南山流出，向北流经石碣；石柱东侧刻着“河南界”。又有一块石碣题为“洛阳南界”。碑和石柱相对而立，既没有年代，最终也不知道是哪一代用来标明界线的。叶公庙碑 叶县有公子高诸梁的碑，现任长汝南的陈晞在魏正始元年建立。张明府祠碑 平舆县有一座神庙，称为张明府祠。水旱失调时，人们就向它祈祷。庙前有一块圭形碑，文字杂乱破碎，已经无法辨认。许由庙碑 颍川郡箕山有许由庙，庙碑和石阙还保存着；这是汉代颍川太守朱宠所建立的。郭奉孝碑【九山祠碑】阳翟县有郭奉孝碑，水边有九山祠碑，碑旁成丛的柏树仍然茂盛，北面枕临着川流。司马文预碑 防陵明渠以北，有汉代京兆尹司马文预碑。梁岩碑 成国渠左边有安定人梁岩的墓，墓碑和石碣还保存着。魏受禅碑 繁昌县城内有三座高台，当时人称为繁昌台。坛前有两块碑，魏文帝在这里接受禅让，从坛上下来时说：“舜、禹的事情，我知道了。”所以碑上的铭文说：“于是就在繁昌筑起灵坛。”后来，碑上的六个字生出金色，评论者认为这是司马氏（金德）将要兴起的征兆，所以曹氏传了六代便迁入魏地，并侍奉晋朝。张伯雅碑 绥水向东南流，经汉代弘农太守张伯雅的墓地。墓地四周用石头垒成围墙，墙角高低相接，排列在绥水北岸。墓地正门外立着两座石阙，阙下夹立着石兽。墓前有石庙，排列着三块碑。碑上说：“德，字伯雅，是河内郡密县人。”碑旁竖立着两个石人，还有几根石柱和各种石兽。过去曾引绥水向南流入墓地，形成池沼。池沼在丑方，都是蟾蜍形的吐水口，由石渠承接屋檐流下的水。池沼南面又建有石楼，石庙前又两翼排列着各种石兽。但随着时光流逝，事物衰败，已经几乎全毁了。有财富却不合道义，把它比作浮云，何况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王孙士安才是真正通达的人。袁梁碑 扶沟县有袁梁碑，碑文说袁梁是陈国扶乐县人。王君修建四县邸舍碑

译陈县城内有汉代相国王君修建四县邸舍的碑，文字剥落残缺，不能全部辨认。大略说：“只有这个陈国，旧称淮阳郡。”下文残缺。王清惠任职时，听说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他招求贤才、供养士人一千多人，赐给他们田地、住宅和吏舍，又减少自己的俸钱，帮助他们建成邸舍。五官掾、西华县人陈箕等二百零五人，在延熹二年撰立此碑，后文残缺。所以颂文说：“修养德行，建立功业，四县都回心归附。”如今碑左右遗留的墙垣还在，地基也仍然存在。当时的人却不再寻找碑来作证，说这是“孔子庙学”，是不对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百五人〕 袁滂碑【袁腾碑、袁光碑】濄水流经大扶城西面，城东北全是袁氏旧墓。墓碑上的字有的倾斜低陷，石羊、石虎也破碎折断。只有司徒袁滂、蜀郡太守袁腾、博平县令袁光三人的碑还保存着这些字，其余的几乎无法找到了。许续碑 濄水北面有汉代温县县令许续碑。许续字嗣公，是陈国人。被举荐为贤良，授任议郎，升任温令。在延熹年间立碑。虞诩碑 武平县有汉代尚书令虞诩碑，碑题写着“虞君之碑”。虞诩名诩，字定安，康仲。后来任朝歌令、武都太守。碑文缺失很多，已无法查考。考察范晔《汉书》，虞诩字升卿，是陈国武平人。他的祖父曾任县狱吏，处理事务以宽恕为原则，曾说：“于公做里门子弟，后来成为丞相；我虽然比不上于公，我的子孙未必不能成为九卿。”所以给虞诩取字升卿；定安大概是他的幼字。柘县令许君颂【许叔台碑、许婴碑】柘县城内有柘县令许君清德颂碑，石碑破碎、文字错乱，只有这篇文字还可以在碑上看到。城西南约一里处，有汉代阳种县令许叔台碑，立于光和年间。又有汉代故乐成陵令、太尉掾许婴碑。许婴字虞卿，是司隶校尉的儿子，立于建宁年间。其余碑的文字都破碎湮灭，已经无法观看，大概与司隶校尉诸碑相似。老子庙碑【魏石阙】濄水向北流，经老子庙东面；庙前有两块碑，位于南门外。汉桓帝派宦官管霸祭祀老子，命陈国相边韶撰碑【北面有一对石阙，魏黄初三年经谯地时刻立】。孔子庙碑 这里又有孔子庙。庙前有一块碑，碑的西面记载这是陈国相、鲁国人孔畴所建。立于和三年。李母墓碑 这里又有李母墓，东面有一块碑，是永兴元年谯县县令、长沙人王阜所立。碑上说：“老子生在曲濄之间。”许慎又说：“濄水源头承接淮阳郡扶沟县的蒗荡渠，不能流到沛地，到了那里才成为濄水。”濄水又转向东，流经相县故城南面。城池低小，实际上是边韶所记载的。老子碑又说：“老子是楚国相县人。”相县已经荒废，如今属苦县，故城仍然存在，位于防乡以东、濄水北岸；那么就是这座城了。曹嵩碑 谯城南面有曹嵩墓，墓北有碑，碑北有庙堂，遗留的地基还在，柱础仍然存在。庙北有两座石阙，相对耸立，高一丈六尺；椽、斗栱和柱子都雕刻成云纹和矩形纹样，顶部的装饰已经破碎。曹腾碑 曹嵩石阙北面有一块圭形碑，碑题写着“汉故中常侍、长乐大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立于延熹三年。碑的背面又刻有诏书和禁令，两块碑的文字相同。两碑东西相对排列，旁边夹立着两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雕制作粗拙。颍川太守曹君碑 曹腾兄长的墓东面有碑，碑题写着“汉故颍川太守曹君墓”。他在延熹九年去世，但没有刻记立碑的年月。曹炽碑 颍川太守墓北面有他长子曹炽的墓，墓东有碑，碑题写着“汉故长水校尉曹君之碑”。曹炽历任太中大夫、司马长史、侍中，升任长水校尉，三十九岁去世。碑于熹平六年建造。曹▯碑 曹炽的弟弟曹▯墓东面有碑，碑题写着“汉谒者曹君之碑”，立于熹平六年。魏大飨碑 魏文帝于延康元年驾临谯地，大规模宴飨父老。在旧宅处筑坛，坛前立碑，碑题写着“大飨之碑”。朱▯碑 濄水向东流，经朱▯墓。墓南面临道路，有碑，碑题写着“汉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朱▯字伯灵，光和六年任职期间去世，所以他的故吏、别驾从事史、右北平无终人牟化，在中平二年建造此碑。碑背刻有故吏姓名，全都是蓟、涿、上谷、北平等地的人。沛国萧刘门生题名 山桑城东南有一块碑，碑文全部破损，无法查验；只有碑背的故吏姓名还保存着。熹平元年，义士、门生沛国人萧刘定兴所立。文穆碑 山桑县东面有文穆碑。其家族三代都官至二千石，文穆曾任郡户曹史，被征召试任博士，任太常丞；因通晓气候，提拔授任侍中、右中郎将，后调任九江、彭城、陈留三郡，光和年间去世。他的故吏、涿郡太守彭城人吕虔等人立碑。熹平君碑 汳水流经睢阳县襄乡坞。襄乡有佛塔，是汉代熹平君所建；熹平君死后，人们因此把他葬在那里。他的弟弟刻石立碑，以表彰他的德行。墓道前有石狮、石天鹿，层层砌砖建成八根百达柱，后来荒芜倾毁，雕刻几乎全都剥落了。桥载碑 睢城南面有汉代太傅掾桥载墓碑。桥载字元宾，是梁国睢阳人，即睢阳公子，立于熹平五年。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却没有碑刻记载。王子乔碑 薄城有王子乔墓。墓旁有碑，碑题为《仙人王子乔碑》。碑文说：王子乔，大概是上古的真人。听说他成仙了，却不知道他兴起于哪个时代。广泛询问道家之人，有的说他是颍川人，有的说是东防人。当初修建这座城时，这座土丘就已经存在，先民相传说是王氏的墓。到了永和元年冬十二月，腊祭之夜，墓上方传来哭声，声音十分悲哀。寄居在附近的王伯对此感到奇怪，天亮后便登上墓丘察看。当时大雪纷飞，四周没有人的足迹，只有祭祀处留有大鸟的脚印。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神灵显现。后来有一个人戴着高冠、穿着深红色单衣，拄着竹杖站在墓前，呼唤打柴的孩子伊永昌说：“我是王子乔，不要砍取我坟上的树。”话刚说完，忽然就不见了。当时的县令太山人万熙考察老人们的传说，又感受到精灵祥瑞的应验，于是建造灵庙来安顿他的神灵。于是喜好道术的人从远方聚集而来，有的弹琴歌唱太一，有的沉思运行丹田之气。他们知道这是至德的征兆，确实是真人的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派使者带着牺牲前来致礼，敬畏肃穆的态度十分庄严。国相、东莱人王章，字伯义，认为神圣之事兴起，必定应当有铭文表彰，于是与长史边干一起竖立这块玄色石碑，记载并歌颂遗留下来的功烈。看这篇碑文，意思似乎并不遥远；既然已经在路上亲眼见到，就不能不把它记录保存下来。绎幕令碑

译▯县有汉代故绎幕县令匡碑。匡字公辅，是鲁府君的小儿子。碑字破碎剥落，无法辨认，也不知道立碑的年月。袁安碑【魏徐庶碑】彭城城内有汉代司徒袁安、魏代中郎徐庶等几块碑，一起排列竖立在街道右侧；他们都曾任楚相。盛允碑 虞县有汉代司徒盛允碑。盛允字伯世，是梁国虞县人。他的先祖姓奭，到汉代中叶，为避孝元皇帝的名讳，改姓为盛。世代继承并发扬先人的美德，一直到盛允。他被察举为孝廉，授任郎官，屡次升迁至司空、司徒。碑立于延熹年间。广野君庙碑 髙阳有汉代广野君庙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邱令董之仰，认为广野君的声名足以流传千载，德业美盛，冠绝一代，于是命县人长照撰文，用来彰明其永垂不朽的德行。碑文大意说：停止洗沐而分食，谋划帝王的事业；陈、郑有涿鹿之功，海岱没有牧野之战。使华夏安宁昌盛，使黎民万物安定。自有人类以来，功业之盛没有比他更高的。如今旧庙已经无人知晓，只有一通孤碑独立在那里。杨彦、杨禅二碑 鄢县水边有单父令杨彦和尚书郎杨禅的两通碑。杨禅字文节，二人是兄弟，碑立于汉光和年间。桥玄三碑【三鼎文、征钺文】睢阳有汉大尉桥玄的墓，墓旁排列着数通碑。其中一通，是汉朝群儒英才、哲士们感念桥氏德行美好，共同刻石立碑，以示后世。另一通，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吴整等人所立；他们认为，最高的德行在于自身，能否使它发扬则由他人决定，如果不加以称述，后人又凭什么考察呢？于是共同刻立美石，彰明他的美德功业。还有一通，是陇西枹罕北次陌砀守长隲任左尉时，以及汉阳□道赵冯孝髙等人所立。他们因为桥公曾治理凉州，感念三纲之义，仰慕辅佐君上的节操，认为桥公的功勋美德应当在旧邦宣扬，于是树碑颂扬，以彰明他的美德。光和元年，主记掾李友，字仲辽，撰写碑文。碑阴有右鼎文，记载建宁三年拜为司空；又有中鼎文，记载建宁四年拜为司徒；又有左鼎文，记载光和元年拜为太尉。鼎铭说：“已故臣子的门人共同叙述公的德行，考察法式准则；文德铭刻在三鼎上，武功刻在征钺上，并书写在碑阴，用以彰明他的光美德业。”又有征钺文说：“因此镂刻石头，仿制其形象，制作这件征钺；军鼓陈列在东阶，也用来彰明公文武方面的功勋。” 皇毓碑 临睢有豫州从事皇毓的碑。他因州牧隂君之罪而牺牲，时年二十五岁。临睢长平舆李君、二千石丞轮氏夏文则，认为他的品行高尚而哀悼他的死亡。州国上下都为之叹息，表彰其闾门，标记其墓地，彰明并叙述他的美德，以此示范后人。临睢长王君碑 城内有临睢长、左冯翊人王君的碑。他为政有善绩，屡次升迁，任广汉属国都尉，官吏百姓都思念他的恩德。县人公府掾陈盛、孙郎中儿定兴、刘伯鄜等共同立石，表彰他的政绩，以刻载他久远的功劳。郑陂颂 郑浑任沛郡太守时，在萧县、相县兴修陂塘堤堰，百姓依赖这些水利而获利，于是刻石颂扬他，称为“郑陂”。尧陵碑 《地理志》说：成阳有尧的坟墓和灵台。如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在城的西南方，称为灵台；乡名为崇仁，邑名为修义，都建有庙。四周排列着水潭，水潭并不流动；泽水通向泉水，泉水不会枯竭。鱼和笋长得很丰盛，却不敢捕捞采挖。庙前并列着数通碑，栝柏有数株，檀树和荆棘茂密成林。两座陵墓南北相对，设有驰道，道路相通，都是用砖砌成的，至今仍修整完好。考察郭缘生《述征记》：自汉至晋，二千石以及丞、尉大多刻石记述此事。从尧即位到永嘉三年，共二千七百二十一年。《记》说，尧妃见于汉建宁四年五月成阳令管遵所立的碑文，碑文说：季札子碑 奉髙县有吴国季札子的墓。季札聘问上国，防子在嬴、博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墓前有一处石铭，是汉末奉髙令所立，没有记述文字，只是作为标志而已。从前常常免除民户的徭役，让他们负责洒扫；如今已经不能这样做了。碑石破碎磨灭，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只有旧日的碑座还在。东平宪王碑 无盐县有东平宪王苍的坟墓，碑和阙尚且保存着。孔庙碑 谯周说：“孔子死后，鲁人靠近墓地居住的有一百多家，称为‘孔里’。孔藂子说：‘夫子的墓地方圆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岸边。各处封有孔丘墓的地方五十多处，墓主的姓名和昭穆次序已经无法辨认。有铭文的碑三通，刻有兽形的石碑都还存在。’《皇览》说：‘弟子们各自从四方带来奇异的树木栽种，所以有许多不同的树木，不生荆棘和带刺的草。’如今已经再没有遗留的枝条了。” 道儿君碑 髙门西一里多的地方，道路西边有道儿君碑，是鲁相陈君所立。魏孔庙碑 魏黄初二年，文帝命令各郡国修建孔子的旧庙，设置百户吏卒。庙中有夫子的塑像，排列着两名手持书卷、站立侍奉的弟子，神态庄严肃穆，带有恭敬仰望的样子。汉、魏以来，庙中排列着七通碑，其中两通没有文字。栝柏仍然茂盛。度尚碑 湖陆城东有度尚碑。汉髙祖庙三碑 沛县有汉髙祖庙，庙前有三通碑。后汉修建庙基，用青石砌成，台阶和陛道还保存着。泗水亭髙庙碑 泗水亭有髙庙，庙前有碑，立于延熹十年。庙和阙都崩坏剥落，几乎没有完整的了。陈球三碑 下邳有汉太尉陈球的墓，墓前有三通碑，是他的弟子管宁、华歆等人所立。梧台石社碑 临淄梧台西面有石社碑，至今还在。碑立于汉灵帝熹平五年，碑题写着：“梧台里”。孙嵩碑 朱虚县汶水东北，汉青州刺史孙嵩墓的西面有碑碣。孙宾硕碑 安邱县牟山西南有孙宾硕兄弟的墓碑和墓志，都还在。郑康成碑 髙密县有厉阜，土阜上有汉司农卿郑康成的坟墓，石碑还保存着。唐公房碑 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是城固人。他学习道术而成仙，进入云台山，炼成丹药服下，白日升天。鸡在天上鸣叫，狗在云中吠叫，只有老鼠因为令人厌恶而被留下。老鼠于是受到感动，在月末吐出肠胃，重新获得生命。因此当时人称它为唐鼠。公房升仙那天，他的女婿知行还没有回来，没能一同登上云路，便约定以这条川为居所，说这里没有浓霜、蛟龙、猛虎的祸患。当地习俗把他当作神，于是称这里为壻乡，这条水也因此得名。百姓在此为他立庙，刻石立碑，表彰并记述这些灵异之事。黄尚石阙 邔县有黄家墓，墓前有一对石阙，雕刻制作十分精巧，民间称为黄公石阙。黄公名尚，任汉司徒。秦颉二碑

译冝城有汉南阳太守秦颉的墓，墓前有两通碑。秦颉是鄀人。他以江夏都尉的身份出任南阳太守，经过宜城城中时，看见一户人家朝向东方，秦颉停下车看着它，说：“这处居所可以作为墓地。”后来他死于南阳，送葬队伍返回到当初停过车的地方，车却不肯前进。故吏便买下这所住宅，将他葬在那里。孤坟至今还很整齐。冠盖里碑 宜城县有太山，山下有庙。汉末名士居住在这里，刺史、二千石、卿、县长有数十人，他们乘坐朱轩、张着华盖，一同来到庙下。荆州刺史巡视所属部时看见这些人，极力赞叹其盛况，称这里为“冠盖里”，并刻石铭记。此碑到永嘉年间才被人毁坏，残存的文字还有可以流传的。铭辞说：“巍峨的南岳，光明炽盛；确实培育出俊杰贤才，君子由此产生。正是这些君子，成为汉朝的英杰；德行如龙光显耀，声名教化如鹤鸣远播。此山在建安三年崩塌，声响传到五六十里之外。” 华君铭 武当县有一通碑，文字磨灭，已经无法辨认。民间相传是华君铭，也不知道华君是哪一代的人。张仲瑜碑【郭先生碑】筑阳县阙林山的东面有两通碑。其中一通就是记述阙林山的碑，文字说：“治理国家的人不登高填低，从前有人截断山冈来开通平坦道路，百姓多受其害。守长、冠军张仲瑜于是和当地人一起修筑被截断的旧山道，作了这篇铭文。”另一通是郭先生碑。先生名辅，字甫成，有孝顺、友爱、喜好学习的美德；他的女儿为他在这里立碑。两通碑都没有年号，也都不知道是哪一代的人。张敏碑【魏张詹碑】冠军县有汉太尉长史、当地人张敏的碑。碑的西面有魏征南军司张詹的墓，墓上有碑，碑背刻着：“用白楸木做的棺材，用容易腐朽的衣裳；不放入铜铁器物，也不收藏日常器具。可叹啊，后人，幸好不要伤害我。”从此以后，古坟旧墓没有不被铲平毁坏的，只有这座墓直到元嘉初年还没有被挖掘。元嘉六年发生大水，蛮地饥荒，墓才开始被挖掘。传述此事的人说：刚打开墓时，金、银、铜、锡器物以及朱漆雕刻的装饰，灿然有两层。朱漆棺材前垂着竹帘，竹帘上隐约钉着金钉。墓并不很高，但内部极其宽大。空设白楸木棺材的说法，却白白辜负了其中黄金的实际。即使心意坚固如南山，难道就能与之同享长寿吗？” 左伯豪碑 湼阳县南面有两通碑，碑上的字杂乱磨灭，已经无法辨认。传说是左伯豪碑。卫弹劝碑 平氏县城内有南阳都乡正卫弹劝的碑。胡着碑 湖阳有汉日南太守胡着的碑。胡着的儿子胡珍任骑都尉，娶湖阳长公主为妻；湖阳长公主就是光武帝的长姊。庙堂都用青石砌成台阶和陛道，庙北有石堂。胡珍的玄孙、桂阳太守玚，在延熹四年因母亲去世而守丧于墓旁，建造石祠，在屋梁上刻下铭文。石祠已经倾塌，梁上的文字却没有毁坏。樊重碑【樊萌碑、樊安碑】湖阳东城中有两通碑，似乎是樊重碑，全部记载着旧日属吏的姓名。司马彪说：“仲山甫封在樊地，于是便以国为氏。他从宅阳迁居湖阳，善于治理田地、发展产业，田地达到三百顷；修建房舍，高楼连阁，水陂相连、灌溉通畅，竹木茂密成林，六畜放牧其中，鱼、螺、藜、果，檀、棘、桑、麻，无不具备。关起门来就像一个集市，兵器、弓弩等器械齐全，资财达到百万。他兴工营造，制作的器物技巧无穷，富有得难以言说，足以比拟封君。”世祖年少时，屡次回到外祖家；等到前往长安求学，樊重的资助馈送十分丰厚。世祖即位后，追封樊重为敬侯，下诏让湖阳为樊重建立庙宇，设置官吏奉祀。世祖巡行章陵时，常常临幸樊重墓。湖阳原来是蓼国，城东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的碑。城南有几通无字碑，另有几间石庙，靠在墓旁，栋梁屋宇已经毁坏，只剩下石壁而已。也不知道是哪个人的后裔宗族。淮源庙三碑 桐柏山南面有淮源庙，庙前有一通碑，是南阳人郭苞所立。另有两通碑，都是汉延熹年间守令所建，文辞粗陋拙劣，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贾彪庙碑 新息县北门内有新息长贾彪的庙，庙前有碑。孙叔敖庙碑 期思县城的西北角，有楚国令尹孙叔敖的庙。庙前有碑。卫为碑 鲁阳县有南阳都乡正卫为的碑。焦立碑 鲁阳县牛兰水旁，有汉阳侯焦立的碑。彭山庙碑 小滍水经彭山西面向下流，那里有彭山庙。庙前有彭山碑，汉桓帝元嘉三年由杜仲长所立。尹俭碑 彭水西北有汉安邑长尹俭的墓。墓西有石庙，庙前有两座石阙。石阙东面有碑，石阙南面有两只狮子相对而立。南面有两枚石碣，石柱西南有两只石羊。中平四年所立。侯苞碑 犨县滍水南面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侯苞的坟墓，墓前有碑。墓地西面靠着山冈，城开四门，每座门都有两只石兽。坟墓倾圮、墓室毁坏，碑和石兽也沉没移散。有人挖出一只石兽，仍然完整无损，形状非常高大，头部离地将近一丈，制作得十分精巧。左边防护物上刻着“作辟邪”三字。门外标表的壕沟上建有石桥，至今没有毁坏。碑文说：“六帝四后，正是向他咨询、与他谋议。”大概他在安帝时任官，死于桓帝之后。当时宦官专擅权力，五侯暴虐于世，侵削公私财物，以此作为生死之计。封爵是为了表彰有德之人，立碑是为了歌颂有功之人。若不是这类人，哪里用得着如此做呢？石碑即使留存千年，也不如赶快朽坏；侯苞的坟墓留存万古，只会彰显讥刺和耻辱。唉，真是愚蠢至极！” 张平子碑 西鄂县南面有张平子的墓，墓东侧的坟上有平子碑，碑文全是古文，篆书碑额是崔瑗所撰。盛弘之、郭仲产都说，夏侯孝若任郡守时，认为碑文浅薄，于是又在碑阴刻写铭文。然而碑阴的两篇铭文，原来是崔子玉和陈翕所作，并不是夏侯孝若的作品。碑文全是隶字，两篇都保存着，应该没有毁坏。又说墓旁有两通碑，如今只看见一通，或许是我在夏景驿路上旅途疲惫，没有考察清楚。王子雅碑 淯水南面的道路旁有两座石楼，相距六七丈，成双并立，高约一丈七八尺；柱子圆形，周长二丈有余，石质青绿，光亮得可以照见人影。上面有栾、栌承托着拱，雕刻的檐和四根柱子，工艺精巧华丽，人工之妙达到极致。题记说，此人为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是南阳西鄂人。他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家中积蓄千金。父亲去世，应当下葬，女儿们互相说：“先君生下我们姐妹，没有男兄弟；如今将要安置他的神灵于幽深的墓穴，遮护他的灵魂于后土之中，幽冥隔绝、后嗣断绝，又凭什么彰显我父亲的德行呢？”她们各自拿出钱五百万，一个女儿修筑坟墓，两个女儿建造石楼，以此表示孝敬父亲的心意。铭文说：“墓楼在东面平林之下，靠近坟墓，如今已经不能考察出它的具体位置了。” 魏黄权碑

译预山南面有魏车骑将军黄权夫妇的两座坟墓，地下墓道彼此相通。坟墓前有四通碑，其中两通是魏明帝所立，另外两通是他的儿子和臣属官吏所立。范蠡碑 宛县三公城旁有范蠡祠。范蠡是宛县人，这座祠就是他的旧宅。后汉末年，有个范曾，字子闵，任大将军司马，讨伐黄巾贼，来到这里为范蠡立碑，碑上的文字至今还可考见。光尼和碑 符县长赵祉派遣属吏光尼和，于永建元年十一月前往巴郡；他没死在成濡滩，子贤却求父不得。女儿终年二十五岁，有两个儿子。五岁以来，直到二年二月十五日，仍然不得防。最后她乘小船来到父亲没水的地方，悲哀哭泣，投水而死。她托梦告诉子贤说：“到二十一日，和父亲一同出来。”到了这一天，父子果然浮出江面。郡县上报此事，于是为他们立碑，以表彰孝心和诚意。王子香庙颂 枝江县有陈留人王子香的庙。歌颂王子香：汉和帝时，他出任荆州刺史，施行政绩仁惠。天子征召他回朝，他在路上死于枝江亭中。平时有三只白虎出入人间，送他越过边境。百姓追念赞美他，于永元十八年依照甘棠遗意建立庙宇、设置祠祀，刻石铭记他的德行，号称“枝江白虎王”。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称他为白虎王。舜庙碑 九疑山南面有舜庙，庙前有石碑，文字残缺脱落，已经无法辨认。山的东北面、泠道县境内，又有舜庙；县城南面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俭所立。二妃祠碑 湘水之上有黄陵庙。大舜巡行远方时，二妃随从出征，溺死在湘江，百姓便在水边为她们建立祠庙。荆州牧刘表刻石立碑，竖立在庙中，以表彰她们不朽的流传。屈原庙碑【程坚碑】汨水又向西流，形成屈潭，就是罗渊。渊水北面有屈原庙，庙前有碑，另有汉南太守程坚碑，寄置在屈原庙中。曲江泷中碑 泷水又向南流经曲江县东面，又有人说，县名过去叫曲红，山也以此为名。泷水中有碑。曹娥碑 上虞县有《曹娥碑》。曹娥的父亲盱迎着潮涛而死。曹娥当时十四岁，悲痛于找不到父亲的尸体，于是呼号跳跃于江边，便解下衣服投入水中祷告说：“如果能碰到父亲的尸体，衣服就应当下沉；如果碰不到，衣服就应当漂浮。”衣服刚落下便沉了。曹娥于是也在衣服沉没的地方投水而死。县令度尚让外甥邯郸子礼撰写碑文，以彰显她的孝行和刚烈。以上是东汉以及魏正始以前的碑刻，见于《水经》的就是这些。周、秦和西汉以前的刻石，都使用篆书，所以不予收录。有些碑刻没有注明年月，因疑似而难以考明的，也一并记载。道元搜罗四方异闻，所涉猎的范围广博，传述有疑问的内容、记录有疑问的书籍，当然可能有讹误；而且辗转抄写，年代久远，后人又进一步失去其真相，当时没有善本，不能妄加删改。如果袁、梁、王纷之类，也仍旧保留原来的写法。如今碑刻还没有毁坏的，十通中只有一两通。大凡欧阳修、赵明诚著录中没有的，世上就不再有了。姑且汇集这些说法，用来表现追思古人的心意。世间没有比金石更长久的事物，然而大字显刻、光彩湮没、踪迹断绝的，不可胜数。只有流传于竹帛上的文字，还可以保存长久；这就是君子取用编类之书的原因。《水经》说：“上郡人王次仲把仓颉的旧文字改为隶书，秦始皇三次征召他，他都不来，于是命令用槛车押送他；王次仲化为大鸟，羽毛掉落在居庸山中。”又说：“篆字笔画繁多，不能适应繁重事务，秦朝采用隶人的简省字体，称为隶书。”有人说，这就是程邈在云阳增删改造的字体。孙畅之曾经听青州刺史说：“临淄人挖掘古墓，得到一具桐木棺，棺上隐约凸起着文字，说是齐太公第六世孙胡公的棺材，只有三个字是古文，其余都同今天的隶书。” 由此可以证明，隶书本来出自古代，并非始于秦朝。这种说法本来就已经有两三种。考察齐胡公在周孝王时去世，历经数代，到周宣王时才出现大篆；又过了数百年，到秦朝才有小篆。既然说隶书出于篆书，就不应当在篆书尚未出现之前隶书已经先产生。典籍传记多说隶书是程邈创制的，两汉的史书也这样说，应当以正史为准；异端的说法，不可受其迷惑。《隶释》卷二十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隶释》〉

译钦定《四库全书》《隶释》卷二十一 宋代　洪适　撰 《沛相杨君碑》　　《杨君碑阴题名》《郭先生碑》　　《杨震碑》《繁阳令杨君碑》　　《高阳令杨君碑》《文翁石柱碑》　　《樊常侍碑》《玄儒娄先生碑》　　《老子铭》《费亭侯曹腾碑》。《桂阳周府君碑》【后本防尾】《桐柏庙碑》　　《修西岳庙复民赋碑》《杨君碑阴题名》　　《残碑阴》《朔方太守碑阴》　　《朱龟碑》《太尉刘宽碑》　　《刘宽碑》《孙叔敖碑》　　《殽阬君神祠碑》《樊毅修华岳碑》　　《祝睦碑》《祝睦后碑》　　《残碑》《修孔子庙器碑》。《泰山都尉孔君碑》。《吴雄修孔子庙碑》。《冀州从事张表碑》。《郭中侯碑》　　　　　　《司隶从事郭究碑》《田君碑》　　　　　　　《尧母碑》《鲁相晨孔子庙碑》。《杨君碑阴题名》。《无极山神庙》　　　　　《刘曜碑》《小黄门谯君碑》　　　　《太尉刘宽碑阴》《武荣碑》　　　　　　　《郎中郑固碑》《班碑》　　　　　　　　《鲁峻碑》《公昉碑》　　　　　　　《藁长蔡君颂》《郎中王君碑》　　　　　《太尉陈球碑》《北海相景君碑》。《金乡守长侯君碑》。《集古录》上 物品总是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也往往只有有力量的人才能得到。有力量却没有爱好，有爱好却没有力量，即使物品近在眼前而且容易取得，也有不能得到的。象、犀、虎、豹，蛮夷之地和山海之间那些会杀人的野兽，它们的牙齿、角、皮革却可以搜集占有。玉产于昆仑，远在万里之外的流沙之地，要经过十多次翻译，才能运到中国。珍珠产于南海，通常生在深渊中，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形貌和颜色都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于是沉在水下被蛟龙鱼类吃掉。金矿在山中，必须凿得很深，矿穴又很远，还要带着篝火和干粮，然后才能前进；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便会葬身其中，通常一次就是几十至上百人。物品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死亡灾祸又多，常常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世人仍常常兼收并蓄。凡是喜爱某种物品而又有力量得到它的人，就没有不能取得的。汤王的盘、孔子的鼎、岐阳的鼓，泰山、邹山、峄山和会稽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原文“▯”字疑误]碑、彝器、铭文、诗、序、记，直到古文、籀文、篆书、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特、宏伟、华美、精巧可喜的物品。它们距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可是由于风霜、兵火，它们埋没磨灭，散失遗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从来没有被收拾起来，这是因为世上爱好它们的人太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有爱好它们的人，但有时力量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人的力量没有比爱好更强的，爱好也没有比专一更好的。我天性专一而爱好古物，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没有欲望，因此能够专心于自己的爱好。对这种爱好既然已经十分深厚，那么即使力量不足，也还能设法取得。因此，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及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险峻的山崖、断绝的深谷，荒林、破冢，以及神仙鬼物和传说中的诡异怪事，无不有所搜集，编成《集古录》。我认为传抄容易失去真实面貌，所以依照碑石拓本卷轴收藏起来；虽然有卷帙和次序，却不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所取甚多而且还没有停止，所以随着得到什么便记录什么。又认为聚集得再多最终也必然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集古录目》，并把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互相订正缺漏和错误的材料一并记载下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物品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对此如此拘泥呢？”我回答说：“能够满足我的爱好，让我赏玩这些东西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因为这个道理而改变对那些古物的爱好。

译庐陵欧阳修撰序 《沛相杨君碑》右边这通《沛相杨君碑》，在阌乡杨震墓旁。碑的首尾都已残缺，失去了碑主的姓名。考察《后汉书》，杨震以及他的第二个儿子杨秉、杨秉的儿子杨赐、杨赐的儿子杨彪，都有传记。书中又说，杨震的长子杨牧任富波相；杨牧的孙子杨奇任侍中；杨奇的儿子杨亮封阳成亭侯。又说，杨震的小儿子杨奉，杨奉的儿子杨敷，杨敷的儿子杨众，封蓩亭侯。另有杨彪的儿子杨修。杨氏子孙见载于史传的只有这些。不知道这位沛相究竟是谁。碑文说：“孝顺皇帝西巡时，以掾史的身份被召见，授任郎中，升任常山长史，调任犍为府丞。主管官署多次征召，应司徒征辟，州里察举为茂才，升任鲖阳侯相。后来授任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五十六岁时，于建宁元年六月癸丑日因病去世。”他的仕途始末还可以看见，只可惜姓名已经亡佚了。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杨君碑阴题名》右边这通《杨君碑阴题名》，首尾都已残缺，如今能够看见的有四十多人。杨震的子孙有几代葬在阌乡，碑大多残缺，这一通不知道属于什么人。碑阴后面有文字说：“右边是后公的门生”；又说：“右边是沛君的门生。”沛君疑心就是沛相，此人另有碑，只是姓名已经亡佚了。后公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郭先生碑》右边这通《郭先生碑》说：“先生名辅，字甫成。他的先祖出自王季的第二个儿子，任周文王的卿士，食采于虢，后世便称为郭氏。历经战国、秦、汉，子孙分散流徙，来到荆地居住。先生年少时，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而且喜欢学习；长大以后，宽厚安舒，像是乐于施舍，因此宗族亲属都归心于他。乡里认为他高尚，五十二岁时染病去世。”碑中把“而”写作“如”，并且使用“乡防”二字，同《娄寿碑》相同，大概汉人就是这样用字的。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二日记。《杨震碑》右边这通《杨震碑》，碑首题作：“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文字残缺，首尾不完整，其中能够辨认并勉强成文的有：“圣汉兴起，神灵降下福祉，于是生下了杨公。”又有：“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与圣人相合；鸿雁渐渐靠近衡门，群英云集。”又有：“赐给我三条鱼，用以彰显美德。”又有：“大将军征召，举为茂才，授任襄城令，升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又有：“任司徒、太尉时在朝廷上神色严正，谨慎勤勉，竭尽忠诚。”其余尚有许多字迹保存着，但已经不能连成完整文句了。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繁阳令杨君碑》右边这通《繁阳令杨君碑》，首尾都已残缺，文字也已磨灭。能够辨认的有四百三十字，不能辨认的有六十一字。碑文说：“杨君遭逢叔父太尉去世，便舍弃荣华、轻装离去；官吏百姓拉住车辕、守在宫门，向上书请求，并运送万斛粮食，帮助官府赈济贫民，以请求杨君回来。”又说：“是富波君的儿子。”考察《汉书》，杨震的儿子杨牧任富波相，此君就是杨牧的儿子。所谓叔父太尉，就是杨秉。拿出粮食请求让他回来，这件事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可惜他的姓名已经磨灭，无法看见了。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记。《高阳令杨君碑》右边这通《高阳令杨君碑》，首尾不完整，但文字还可以辨认。碑文说他任司隶从事、定颍侯相，最后任善侯相。“善”字上面的一字已经磨灭，看不出来。大概他中间曾任高阳令，但碑首没有书写最后的官职，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考察《杨震碑》，高阳令是杨震的孙子。如今这通碑就在杨震墓旁。

译《文翁石柱记》右边这篇《文翁石柱记》说：汉初平五年，仓龙甲戌年，岁末，修缮旧有的、仿照周公礼制建造的殿堂。最初是文翁开创建立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记载，考察《华阳国志》，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建造讲堂，修建石室，又名玉堂。安帝永初年间，发生大火灾，讲堂和寺舍全都焚毁，只有石室独自保存下来。到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朕在玉堂东面重新建造一座石室，作为周公礼殿。颜有意又说：献帝没有初平五年，应当是兴平元年。大概当时天下动乱，西蜀偏远，年号无法及时传达，所以仍沿用旧年号。如今查考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氏的说法是对的。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樊常侍碑》右边这通《樊常侍碑》说：“君名安，字子佑，是南阳湖阳人。君年幼时学习，研治《韩诗》《论语》《孝经》。历任中黄门，授任小黄门。任小黄门右史，升任藏府令、中常侍。五十六岁时，于永寿四年四月甲辰日去世。他先任中黄门，后来任小黄门，又任小黄门右史。大概这是汉代官制，但现在已经不知道这些官职的先后次序了。”我年轻时住在汉水以东，天圣四年考中进士，前往尚书省礼部，途中经过湖阳，看见这通碑立在道路左边，便下马阅读，在碑下徘徊了很久。三十年后，才得以把它收入《集古录》。大概起初世上没有人著录它，自从我收录古文以后，当时的人才逐渐知道它是值得珍视的。从此以后，古碑才逐渐被搜集著录。嘉祐八年十月十四日记。《玄儒娄先生碑》右边这通《玄儒娄先生碑》说：“先生名寿，字九考，是南阳隆人。祖父任太常博士，父亲安于贫困、安守卑贱，不能靠俸禄谋求生计。先生幼年时就很奇异，聪慧早悟而有志向，喜爱学习而不知厌倦，不修饰琐细的品行，善于同人交往，交往久了便能够受到敬重。他以荣华为可鄙，如同沮溺耦耕；甘愿享受山林的幽深烟霭。”又说：“远方有朋友来，戴冠束带的士人众多，讲习不知疲倦。”七十八岁时，于熹平三年二月甲子日去世。如今光化军干德县的图经记载着这通碑。景祐年间，我从夷陵贬所再次调任干德令，便依据图经寻找此碑；而娄寿的墓在谷城境内。我带领县学生亲自拜谒他的墓，看见这通碑在墓旁，于是依据图经把碑迁回县城，立在敕书楼下，至今仍在那里。治平元年八月十三日。《老子铭》右边这篇《老子铭》。考察《桓帝纪》说：“延熹八年正月，派中常侍左悺到苦县祭祀老子；到十一月，又派中常侍管霸去祭祀。”但这通碑说：“八月梦见老子，便祭祀他。”世人说这篇碑铭是蔡邕所作。如今查考蔡邕文集，却没有这篇文章，因此一切都无法知道了。《中常侍费亭侯曹腾碑》右边这通《中常侍费亭侯曹腾碑》的文字已经磨灭，大略可以看见的内容说：“维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这样说：‘派费亭侯回到他的封国去，其余文字已经无法辨认。’”建和是桓帝即位的第一年。三十七年以后，即献帝中平元年，曹腾的养子曹操才任骑都尉，出兵攻打黄巾军。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桂阳周府君碑》右边这通《桂阳周府君碑》。考察《韶州图经》说：“后汉桂阳太守周府君的庙，在乐昌县以西一百一十八里的武溪岸边。”武溪水流湍急，冲击山石，流淌数百里。从前马援南征时，他的门人辕寄生善于吹笛，马援为他作歌应和，歌名叫《武溪深》。歌词说：“滔滔武溪多么深，鸟飞不过去，野兽也不能到达。可叹啊武溪，水势多么险恶！”周使君开通了这条溪流，使它下游同真水相合，桂阳人因此得到便利，便为他建立庙宇、刻石立碑。又说：“碑在庙中。”郭苍撰写碑文，如今碑文已经磨灭。碑上说府君字君光，但姓名已经讹误残缺，无法辨认。《图经》只称“周使君”，也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后汉书》又没有他的传记，于是终于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考察武水源出郴州临武县的鸬鹚石，向南流三百里进入桂阳；桂杨、桂水、真水、梨溪、卢溪、曹溪等水，也都同武水汇流。当地习俗把水流湍急深险称为“泷”，韩退之诗中所说“云南下乐昌泷”，就是这条水。碑首题作“神汉”，就像唐人称“圣唐”一样，大概当时已经有这种说法，而史传及其他书籍中都没有，只有这通碑上出现。《后本碑尾》右边的《周府君碑》，我最初得到的是前一本拓本，遗憾其中的姓名已经磨灭。后来有国子监直讲刘仲章对我说，他以前任乐昌令，因而知道府君的事情，说：“姓名是憬。”我问他凭什么看见，回答说：“碑刻虽然残缺，但还可以辨认。”于是把这通碑以及碑阴拓本送给我。大概前一本拓本只是摹拓得不精工罢了。又因为我起初看到韩愈文集写作“昌乐泷”，怀疑是错误，便改从“乐昌”。仲章说：“不是这样，县名是乐昌，泷名是昌乐，当地旧俗流传就是如此。韩愈文集没有错。”由此才知道，古人传述有疑问的内容而谨慎不改，是有道理的。治平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桐柏庙碑》右边这通《桐柏庙碑》虽然磨灭得不算严重，但文字断续，大体还可以考察其先后次序。大概是南阳太守修建庙宇的碑。碑文说：“延熹六年正月乙酉日，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这里“奴”字下面缺少一个字，应当是他的姓。又说：“尊敬神灵，虔诚祭祀，在桐柏建立庙宇。春秋两季举行宗禜祭祀，发生灾异便报告变化，水旱灾害便祈求消除，神位可同诸侯相比。圣汉所尊奉的神，太守奉行祭祀二十多年，后来不再亲自前来，只派遣郡丞代行礼事，仪节简略而且不恭敬，神明不肯享用祭品，灾异因此发生。”五岳四渎，与上天的德性相合。孔仲尼祭祀时很谨慎，常常好像神明就在面前。府君以大圣为准则，亲自来到桐柏，前来察看庙祠。原来道路崎岖、地方狭窄，便开拓神门，建立阙门以供四望，扩大坛场。又说：“手执玉器沉入水中，为百姓祈求福祉；神灵祈求后降下报答和保佑，使天地清明和顺。”碑文大意不过如此。后面还有颂文，也可以读出，只是看不见太守的姓名罢了。不过碑文没有记载其他事情，只说修建庙宇、祭祀神灵。这就是《桐柏淮渎庙碑》。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修西岳庙复民赋碑》

译右边这通是《修华岳庙请复民赋碑》。碑文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农太守臣樊毅叩头死罪，上奏尚书。臣樊毅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谨按文书，臣于前年十一月到任，今年十二月奉命祭祀西岳华山，察看庙舍以及斋戒所用的衣服、祭器，大都已经年久而污秽。臣认为神岳地位至尊，应当更加恭敬肃穆，便擅自派遣行事荀班和华阴令先谠，逐渐修缮治理；完工以后，又降下甘雨和瑞雪。又有先谠说：本县位于交通要道，又承担祭奉尊贵西岳的职责，一年祭祀四次，饲养祭牲一百天，使用谷物、禾秆三千余斛。有时请求降雨，斋戒祈祷，劳役费用加倍，百姓不能承受饥寒困窘，也有违背尊敬宗神之意。请求减免各项赋税，恢复华山以南十里以内百姓的田租和人口筭赋。臣便听从并竭力宣行诏书，思考施惠得利、增加祥异，特此再次上奏。臣樊毅诚惶诚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上奏尚书。汉家的制度如今已经不能再见了，只有我家收藏、著录的汉碑很多，所以在碑文磨灭的残余中还能时常见到一二篇；这通碑大体完整，因此把首尾记录下来以传后世。臣樊毅，就是樊毅。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杨君碑阴题名》右边这通《杨君碑阴题名》，杨氏世代葬在阌乡墓旁，都有碑刻。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四通以上，我所编的《集古录》都从那里得到。这些碑分别是太尉、沛相、高阳令、繁阳令的碑。这通碑阴不知道属于什么人，碑文残缺，现存的只有十五人，其中一人的姓名又已磨灭，实际保存下来的有十四人：怀陵圉令相蒋禧，字武仲；宜禄长萧刘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刘旭，字子明；大官日丞谯曹臻，字建国；辞曹史郸公孙银，字山根；门下书佐史韩纯，字子敬；丰毕佩，字广世；郸孟踪，字河雒；决曹书佐郸公孙旸，字元旸。这些人都称为故吏。又有故吏赞陈俊，字仲显；鄿夏阳，字仪公；鄿儿银，字伯玉；杼秋刘顺，字子选；沛周仪，字帛民。共五人，都没有记载官职，只称为故吏。而孟纵字河雒、周仪字帛民，文字都完整，并非讹误，但没有人明白它们的含义。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残碑阴》右边这块残碑的碑阴，前后都已磨灭，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的碑。之所以知道它是汉碑，大概是因为这种隶字不是汉代人便不能写成。碑上仅能看见的字还有几十个，其中姓名完整的有九人：王伯乡、赵仲方、贾元周、王景阳、贾元辅、宗石处、王仲宣、马安国、王通国。他们都没有官号和乡里，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只是汉隶留存下来的很少，难以得到，所以把它记录下来。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记。《朔方太守碑阴》右边这通《朔方太守碑》的碑阴题名写道：“永寿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人仇君察察（此处下部磨灭一字）；授郎中、大曲长（此处下部又磨灭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诏书任命为衙令；延熹五年正月到任，奉见明府（此处下部又磨灭一字）。建立祠庙，刻石表彰大圣的遗灵，永远昭示后世（此处末字下部又磨灭一字）。谨出钱一千（“千”字下部又磨灭两字）的人，依次记下姓名。”据此可知，这些人就是当时修建庙宇时出钱的人，如今他们的姓名往往还能见到。碑上说：衙乡三老时勤，字伯；秋上官凤；季方，录事史杨禹；孟布，衙主记掾杨绶；子长，门下功曹裴笃；伯安，仓曹掾任就；子优，以及集曹掾、军假司马之类，姓名大多已经残缺。他们所出的钱不过三百至五百，大概是因为汉代物价低而货币价值高。如今华岳、孔子庙碑的碑阴所列，也都是这样。至于他们所建立的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庙。治平元年夏至日记。《朱龟碑》右边这通《朱龟碑》说：“字伯灵，以察举孝廉，授郎中、尚书侍郎，因办理事务而离职。当时幽州（州字下磨灭一字）夷人侵扰，朝廷任命您为御史中丞前往讨伐。后来文字磨灭。又说，鲜卑侵犯边塞，又举荐您，任命为幽州刺史。享年六十四岁，光和六年去世。”朱龟的事迹在史传中没有记载；像这样只见于此碑，而此碑如今在亳州境内。“因办理事务而离职”这句话，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我任亳州知州，把碑迁置到州学中。】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太尉刘宽碑》右边这通《太尉刘宽碑》。刘宽在《汉书》中有传，他的官职、家世以及生卒年月，与碑文大多相同；但传记所记的升迁次序很简略。史书所记，重在善恶大节，官职次序即使略有省略，也不足以作为事实依据；只是其中有错误，就不能不加以订正。碑文说：“大将军以礼相逼，授侍御史，升任梁令。三府一同征召为博士，都没有就任。司隶校尉举荐为茂材，太尉举荐为有道，公车征召并授议郎，任司徒长史。”而传记只说：“大将军征召，五次升迁至司徒长史。”如今根据碑文，他实际上只经历了四次升迁；博士一职也未曾就任。碑文在“长史”之后接着说：“入朝升任侍中。”延熹八年发生地震，诏令询问灾异，于是转任尚书，升为南阳太守，授太中大夫，又任侍中、屯骑校尉、宗正、光禄勋，最终授任太尉。

译传记写到太中大夫时，才说：“升任侍中。” 他此前从长史入朝升任侍中，是史书漏记了。碑文又说：“因久病辞去职位，授光禄大夫，升任卫尉，又任太尉。”而传记说：“因日食被免职，授卫尉。”因日食被免职，应当以传记所载为正确；传记没有记光禄大夫，是史书漏记了。其余内容都相同，所以不再抄录。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刘宽碑》右边这通是太尉、车骑将军、特进、逯乡昭烈侯刘公碑。刘公名宽，有两通碑都在洛阳，我家搜集抄录的碑文，都是从那里得到的。其中一通由故吏李谦等人所立，这一通则由门生殷苞等人所立。此碑所记与李谦等人所载没有不同，只是汉隶难得，所以应当抄录。汉代公卿去世后，故吏和门生各自立碑，以表达感念和仰慕，这种情形只有在这里见到。如今人家的碑碣，若不是子孙，其他人就不会替他立碑。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孙叔敖碑》右边这通《孙叔敖碑》说：名饶，字叔敖。但《史记》没有记载他的名，其他书中见到的也都只称叔敖而已。如果没有这通碑，后世就再也不知道他的名叫饶了。这通碑世上也很少流传，我搜集古碑二十年间，广泛而勤勉地寻找，才得到它。这样看来，世上没有见过这通碑的人，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叫饶。能说我搜集古碑没有益处吗？《殽阬君神祠碑》右边这通《殽阬君神祠碑》，如今在郑县。庆历年间，枢密直学士施君任陕西转运使时，为我摹拓了这份碑本，并说：碑文已经磨灭，起初完全无法辨认；便用面粉填入刻痕，逐渐寻索其中的点画，又命工匠把它镌刻在石上，这才可以阅读。如今存世的汉碑，大多磨灭不全，所以只有这通碑还能清楚看见。只是裴（姓名中的字已被乡人凿去）这个姓名，被乡人凿掉了。殽阬是用来蓄水、排泄水患的；根据碑文说，自王莽新朝以来就废弃了，那么前汉时已经有它了。光和年间，裴（姓名残缺）任郑县令，才开始修复，事情见于《水经》和《华州图经》。殽阬君祠，如今称为五部神庙，庙中神像有石堤、西戍、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等名号，都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含义。施君名昌言，如今任泾原路安抚使。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记。《樊毅修华岳碑》右边这通《樊毅修华岳庙碑》说：“光和元年，岁在戊午，名为咸池。季冬己巳日，弘农太守、河南人樊君，名毅，字仲德。刚到任时，恭敬严肃地对待神祀。西岳最为尊贵，诏书命令奉祀，我亲自前往。斋室狭窄，按斋戒礼制没有适当场所，于是与县令、巴郡朐忍人先谠共同谋划，修缮旧有建筑。光和二年正月己卯日，工程兴建完成，刻立这通碑。”碑首称“吏卒挟路”，据此碑可知，这通碑是在当时立即立下的。不过，太守在生前称自己的名，是什么缘故呢？治平元年末伏日记。《祝睦碑》右边这通《祝睦碑》说：“君名睦，字元其。”以下文字已经缺失，无法成为完整文句；只有他的官职、寿数和年月还可以看见。碑文说他“宾于王庭”，任北海长史、颍川郾令，受司空府征召，任北军中候，授大尚书仆射，升任常山相、山阳太守，享年六十八岁，于延熹七年八月丁巳去世。祝睦有两通碑，都在如今南京虞城县。这通碑没有说明世系，只隐约有“其先高辛”之语。后一通碑保存得较为完整，所以抄录在后。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记。《祝睦后碑》右边这通《祝睦后碑》，前碑不知道是谁立的。两通碑所载的官职、家世、寿数和年月全都相同；但这通碑有立碑人的姓名，也记载了祝睦的世系。故吏王堂等人私下听说：“下级有叙述上级功绩的责任，臣下有称述君主德行的责任。”又说：“君的祖先起于棃辛，是祝融的后代。郑国有祝（字残缺），君就是他的后代。”其余文字也保存完整，可以读懂。两篇铭文都用三言成文，后一篇尤其完整。铭文说：“我们的君主穆美，是国家的阳光。凭借五种成就，开通治道纲纪。纲字下面缺一字，表明微妙之理。准照枢衡，考察列宿。巡视四方，德行符合乾道。承应皇统，两郡光耀重重。教化流行广布，绲豳兴盛。性情合于天道，根本功用长久。颂歌兴起，善政美名和功业显著。遗留下椒兰芳香，保存着荣耀，沉没之后也不会忘记。”后面两句已经磨灭，难以详知，所以只抄录其尚存的文字，用来显示它高雅的文质，也确实可嘉。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记。《残碑》右边这块残碑不知道是为谁保存的，只有三十二个字，已经不能组成完整文章。只是其中有一个“高”字，因此从小就知道他的名叫高；又有“汉兴”二字，便知道他是后汉人。碑上“隶”字保存得很完整，字体质朴刚劲，不是汉人不能写成这样，所以把它抄录下来。

译《修孔子庙器表》右边这通韩明府修建孔子庙、置办祭器的碑说：“永寿二年，青龙在涒滩，霜月之灵，皇极之日。”永寿是桓帝的年号。考察《尔雅》说：“岁在申，叫作涒滩。”桓帝永兴三年正月戊申日，大赦并改元永寿；第二年丙申年，称为“岁在涒滩”，正是这样。所谓“霜月之灵，皇极之日”，没有人明白它的含义，怀疑是九月五日。前汉文章兴盛，差不多有三代文章的淳厚；自建武以后，文章顿时衰落浅薄。崔、蔡一类人，在当时独享文名，但他们的笔力和辞气并非出于自然，与杨雄、司马相如的文章相比，醇厚和浅薄相差很远。到了后汉末期，文弊无法胜说，“霜月皇极”是何等样的说法？韩明府名敕，字叔节；前代史传中从未见过名叫“敕”的人，难道是我学识不够广博吗？《春秋左氏传》记载古人命名的说法，其中有不少不把某字用作名的例子，所以以“敕”为名的人很少。治平元年二月晦日记。《泰山都尉孔君碑》右边这通《泰山都尉孔君碑》说：“君名宙，字季将，是孔子第十九代孙。享年六十一岁，于延熹四年正月乙未日因病去世。”碑文叙述他的官职、家世非常简略，有些地方又残缺不全；只能看出他被举为孝廉，任郎中，升任元城令，后来任泰山都尉而已。碑文有这样的话：“亲自实行忠恕，并推及他人，同时兼有禹、汤责备自己的品德。”孔宙作为臣下，却引用禹、汤来作比，在今人的文章看来很不相称。大概汉代接近古代，文风质朴，还可以这样写。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吴雄修孔子庙碑》右边这通《鲁相置孔子庙卒史碑》说：“司徒臣吴雄、司空臣赵戒叩头上言：鲁国前相乙瑛上书说，诏书尊崇圣道；孔子作《春秋》，制定《孝经》，推演《易系辞》，使天地经纬有序，所以特意建立庙宇。襃成侯四时前来祭祀，事情结束后就离去；庙中虽有礼器，却没有固定人员掌管，请设置一名秩禄百石的卒史，专门主管守护庙宇。”我们谨向太常祠曹掾冯牟询问，史官郭玄回答说：“按照旧例，辟雍祭祀先圣，太宰、太祝各一人，准备祭祀用的爵器；太常丞监临祭祀；河南尹供给牛、羊、猪；大司农供给米。”臣等愚见，认为可以依照乙瑛所说准许此事。臣吴雄、臣赵戒愚昧无知，实在惶恐不安，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叩头上报。”诏令说：“可以。”考察《汉书》，元嘉元年吴雄任司徒，元嘉二年赵戒任司空，这里所说的“臣吴雄、臣赵戒”就是他们。鲁相乙瑛，据碑文说，姓乙，字仲卿。现存汉碑大多已经磨灭，这通碑幸好完整可读，因此抄录下来，用以考见汉代制度。三公上奏事情就是这样，与群臣上奏尚书略有不同；同时也可以看出，汉代祭祀孔子的礼制是这样的。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记。《冀州从事张表碑》右边这通《冀州从事张表碑》说：君名表，字元异。碑首题写：“汉故冀州从事张君碑。”碑文用韵语写成，叙述他的官职、家世不很详细，只说享年六十四岁，于建宁元年三月癸巳日因病去世。碑文有这样的话：“在郡中任督邮，像鹰一样攫取，像卢犬一样搏击。”这是把人比作狗。又有“畔桓利正”之语。大概汉人尚且质朴，不嫌把人比作鹰犬。“畔桓”疑心是“盘桓”，只是文字简略而借字罢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郭中候碑》右边这通《北军中候郭君碑》，他的姓名已经磨灭。碑文说，他是元城君的第四个儿子。他的祖先大概是周代后裔，支派繁衍如云，分布在各州郡。自东郡卫国人开始，依次有河内汲人、竹邑侯相、尚书侍郎、济北相顺弟、临沂长、徐州刺史、中山相、雒阳令。郭君任五官掾、功曹、司隶中都官从事，三次受将军府征召；被举为廉，任比阳长；又受司徒征召，授北军中候。他享年六十六岁，于建宁四年九月丙子日去世。在“竹邑侯相”上面缺损一字，不能完整辨认，怀疑是“惠”字。其下又有“顺弟”二字，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汉人把兄弟称作这种说法吗？所以把疑问保留下来，等待明白的人解释。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司隶从事郭究碑》右边这通《司隶从事郭君碑》说：“君名究，是汲县人，元城君的孙子，雒阳令的嫡子。历任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代理令长，受征召任司隶从事，分管郡中都官。享年二十八岁而死；中平元年，岁在甲子，三月下葬。”根据《北军中候碑》，他是元城君的儿子，而他的弟弟是雒阳令；考察他们的世系，都相同。前代碑碣只记载子孙，不涉及兄弟，只有郭氏碑把兄弟记载得很详细。大概古人的谱牒已经完备，碑碣上又记得如此详细，可见他们重视世家，不像今人这样草率简略。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田君碑》右边这通《田君碑》在如今的沂州，碑中姓名都已经磨灭，只说他的祖先出自帝舜的后裔，自完地迁往齐国，于是以田为氏，因此知道他姓田。又说，周察之际，家居东平；阳君年幼时就研习《韩诗》《京氏易》，深究洞察神妙变化，穷尽深奥精微，任五官掾、功曹、州从事。受太尉征召。延熹二年辛亥，诏书说：“泰山、琅邪的盗贼还没有平息，州郡官吏中有仁慈惠爱、公正清廉、能够处理繁杂事务、整顿教化的人，试任守职满一年后正式任命。”州里上报了他的姓名。当时的州牧刘君了解他一贯的操守，便上表推荐他试任费县令。此后碑文残缺，已经无法按次序读懂；隐约可以看出，大概没有记载享年、去世和下葬的年月日，却有故吏薛咸等人立石刻铭的话，所以这应当是费县令长歌颂德政、表达离任后思念的碑。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记。《尧母碑》

译右边这通《尧母祠碑》，建于汉建宁五年。碑文大略说：尧的母亲庆都感应赤龙而生下尧，于是以侯伯之礼，扩大建置，登临帝宫。【下文缺失】庆都升仙去世，大概葬在这里；为了不让人知道她的名号，称这里为灵台。上面建有黄屋，是尧奉祀母亲的地方。三代更替，逐渐荒废而无人修治。汉朝承受濡期，兴废继绝，像尧那样行事；后来遭逢王莽新朝，礼制祭祀断绝。因此，故廷尉【姓名磨灭，无法辨读】深思大汉是尧的后裔，应当修复尧祠，追念远祖，恢复旧制；前后上奏皇帝，皇帝采纳了他的谋议，每年春秋用太牢祭祀。此时济阴太守、魏郡人审晃，成阳令、博陵人管遵，各自派遣大掾辅佐（缺一字）君筹划经营，不久便建成了。这就是大概情形。考察《皇览》说：尧墓在济阴城阳。《吕氏春秋》说：尧葬在谷林。皇甫谧说：谷林就是成阳。但从《史记》、地理志以及《水经》等书来看，都没有尧母葬处的记载，只有这通碑提到。大概也是葬在城阳。但各书的俗本多写作城阳，只有这通碑写作成阳，应当以碑文为正确。碑后列有当时人的姓名，又说：审晃字元让，管遵字君台。又说：“汉朝承受濡期。”没有人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记。《鲁相晨孔子庙碑》右边这通鲁相上呈尚书的奏章，内容大略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初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叩头，死罪。上呈尚书的臣晨叩头叩头，死罪死罪。臣在建宁元年到任，举行秋季飨饮酒礼；泮宫恢复礼制，但孔子故宅没有由公家供给酒肉的祭祀。臣便依照祭祀社稷的办法，支用王家谷物，春秋两季举行礼祭。”建宁是灵帝的年号。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的制度：天子的尊贵，即使奏辞中称“叩头、死罪”，也不敢直接指斥至尊，只能通过尚书转达而已。我家搜集抄录的汉碑很多，其中也有奏章；只是担心它们磨灭，唯独这通碑首尾完整，可以看见当时的制度。碑文又说：“孔子，是乾坤所生的杰出人物；西行巡狩时捕获麒麟，是为汉朝制作经书。”所以《孝经援神契》说：“玄丘制定天命，帝卯施行。”《尚书考灵曜》又说：“孔丘生于苍际，触合时命，考察法度，为赤帝制定法则。”纬书的说法荒诞不经，不必讨论也可知道它荒谬至极。这正显示了汉代儒生的狭隘浅陋。孔子作《春秋》，难道只是专门为了汉朝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记。《杨君碑》碑阴题名 右边这通杨君碑的碑阴题名共有一百三十一人，其中有的称故吏，有的称故民，有的称处士，有的称故功曹史，有的称故门下佐，类别各不相同，似乎是当时人各自随意书写的。由于文字磨灭，只能读出姓名；姓名和字都保存完整、可以辨认的有八十三人，其余有的尚存，有的已经磨灭。大概这是后汉杨震墓域中的碑。杨氏墓在阌乡，有几通碑，都是汉代所立。我家搜集抄录了其中四通：杨震碑，以及沛相、繁阳令、高阳令碑，并得到碑阴题名。但得到时彼此错杂，不能知道是哪一通碑的碑阴。那些能够看见姓名的人，当时都没有留下事迹记载，只是这些人也不值得考究。只是汉隶真迹，流传于金石中的，如今大多已经磨灭，实在可惜，所以把它们抄录下来罢了。治平元年三月晦日记。《无极山神庙碑》右边是《无极山神庙碑》。碑文已经磨灭，断断续续，但考察其篇章次序，把能够看清的部分连缀起来，尚且可以成文。碑文说：太常臣耽、丞敏叩头敬上尚书。谨按文书记载：男子常山郡盖高、上党郡范迁，被元氏县任命为三公神山的使者。去年五月，常山相巡到山上祈求降雨，山神于是让盖高传话告诉国县，说将和封龙灵山、无极山共同兴起云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用一只白羊祭祀酬谢，又派盖高和范迁一同到太常那里，为无极山神请求法食。臣怀疑盖高、范迁所说不实，便擅自移文本国。如今常山相巡的文书说：郡督邮说，无极山山体大约有三里，立石作为山体，高二丈五尺左右，山周围二十多里。那三公山以及封龙灵山都获得了法食，请求下令使无极山与这三山同等，祭祀所用牲畜由王家供给，并用珪璧作为信物。愚臣依照巡所说，请从少府供给珪璧。按旧例应当上报。臣耽愚昧无知，叩头叩头敬上尚书。诏令说：可以。尚书令忠奏报于雒阳宫。太常丞书写此事交付属吏，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书令忠把这件事下达给太常耽丞敏，再下达给常山相，奏章内容就是这样。此后又谈到修造庙宇的事，并刻有铭文。碑文大多没有记载。考察汉代奏章，开头和结尾都说“臣某叩头叩头，死罪死罪，敬上尚书”，但这块碑所记载的太常奏章，开头和结尾都没有称“死罪”，丞敏又不称“臣”，不知道这是什么制度。碑后又列出常山的官属，说：常山相是南阳人冯巡，字季祖；元氏令是王翊，字元辅。又说：治平元年四月一日记。《刘曜碑》及其碑阴。右边是《刘曜碑》及其碑阴，现存于郓州境内。碑文已经磨灭，只剩下一些可以辨认的文字。上面说韩曜，字季尼，享年七十三岁。其余的爵位、籍贯、官职门第以及去世、安葬的年月，都已经看不见了。字体是汉代隶书，写得也不算十分工整。只有铭文说：“上天降临大汉，赐予他明智通达。”碑首题写：“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府君之碑。”由此知道这是汉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记。《小黄门谯君碑》。右边是《小黄门谯君碑》，碑上说：“君名敏，字汉达，享年五十七岁，于中平二年去世。”碑文没有磨灭得很厉害，但没有记述他的官职门第，只说：“恭敬地执行王命，守持沉静，收敛才华，以远离悔恨和过失。”后汉宦官掌权，灵帝时尤其盛行。谯敏去世的那一年，张让等十二人被封为侯。当时能够守持沉静、远离悔恨，也算值得称许。然而谯敏只是一个小黄门，却在这里立碑称颂，由此可以看出宦官势力的盛大。治平元年四月三日记。《太尉刘宽碑》碑阴。

译右边是《太尉刘宽碑》碑阴的题名。刘宽的碑有两块，是他的故吏和门生各立一块。这份题名在故吏所立的碑阴，另一份列在后面的题名，则在刘宽儿子刘松所立的碑阴。刘宽于汉中平二年去世，到唐咸亨元年时，他的后代胡城公爽认为碑年久失修，都倒在野外，于是重新立碑，并记载了他的世系。唉！前代士大夫的世家，都把世系写入谱牒，所以从中平到咸亨四百多年，爽还能把他的世次知道得这样详细。大概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封国家、承受姓氏，经历尧、舜和三代数千年，诗书所记载的都有次序，难道不是因为谱系源流代代相传，历经百世而不断绝吗？这就是古人看重谱牒的原因。否则，士人生在世上，都不知道自己出自哪里，也不明白本族世德传承的远近，那么他们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只剩下能够认得父亲和祖父罢了，这怎么可以忽视呢？唐代的谱牒尤其完备，士大夫都努力以世家相互夸耀；到了它的弊端出现时，有的人便借此防止轻薄之人，借婚姻攀附托请，邀求财物，君子对此感到忧虑。然而士子修养整饬，喜欢自己树立声望，小心谨慎，只怕丧失世代事业，也正是因为有谱牒，能够知道自己的世系。如今谱学已经亡失，即使是名臣和大族，也未必有家谱；但世俗习惯苟且简略，废弃失传的又岂止家谱一事呢？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记。《武荣碑》。右边是《武荣碑》，碑上说：君名荣，字含和，研治《鲁诗》韦君的章句，以及《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任州书佐、郡曹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三十六岁时，被汝南蔡府君察举为孝廉。任执金吾丞时，适逢孝桓皇帝大丧，屯兵守卫玄武阙，又遭遇灾气，因疾病去世。其余文字残缺，无法看见他去世和安葬的年月，也没有记载他的氏族出身。只有碑首题写：“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又说：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记。《郎中郑固碑》。右边是《郎中郑固碑》，碑文已经磨灭，只能看见这些文字：名固，字伯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美名显于家庭，最高尚的品行建立在乡党之间。起初向欧阳氏学习，后来任郡中各曹的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又说：以忠诚来保卫君上，以清正来修养自身；其余残缺部分已经不能成为完整文章。又说：延熹元年二月，诏令授任郎中，这并非他的志向，于是以疾病坚辞。四十二岁时，遭逢命运而去世。碑文中间又有“逡遁退让”之类的话，“遁”应当作“循”，“锢”应当作“固”。我怀疑汉人用字多有通假，又怀疑“以疾锢辞”是说疾病已经沉重坚固；如果说“以疾笃辞”，读者可以仔细考察。治平元年四月十二日记。《班碑》。右边所谓《班碑》，大概因为字迹残缺磨灭，不能再读成完整文章。它的氏族、州里、官职门第、去世和安葬情况，都无法看见。仅能看见的文字说：“君名班。”碑首开头写道：“建元年，太岁在丁亥。”但“建”字下面的一个字无法辨认。根据《汉书》考察，后汉从光武帝到献帝，以“建”命名年号的有七个：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宁、建安。按历法推算，太岁在丁亥，是章帝章和元年；六十一年以后，桓帝即位的第二年，把本初二年改为建和元年，太岁又在丁亥。因此这块碑缺失的年号，应该是建和元年。碑文缺失磨灭的部分有十分之八九，只有亡失的多、保存的少，尤其令人可惜，所以记录下来。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记。《鲁峻碑》。右边是《鲁峻碑》，碑上说：君名峻，字仲严，是山阳昌邑人，监营谒者的孙子，修武令的儿子。研治《鲁诗》《颜氏春秋》，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谒者、河内太守丞；被司徒府征召，举为高第，任御史、东郡顿丘令，升任九江太守；授任议郎、太尉长史、御史中丞、司隶校尉。遭逢母亲丧事，自己请求授任议郎，服丧期满后回来，授任屯骑校尉。因病辞去官位。熹平元年去世。门生于商等二百三十人，谥为忠惠父。其余文字也大致完整，所以能够较详细地知道他的升迁授官次序，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官制就是这样。只是碑文说遭逢母丧后自己请求授任议郎，而他最后任的是屯骑校尉；碑首却题为“汉故司隶校尉忠惠父鲁君碑”，这两处的意义无法明白。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记。《公昉碑》。右边是《公昉碑》，这是汉中太守南阳人郭芝为公昉修建庙宇所作的记文。现存汉碑大多已经磨灭，而这篇记文的文字仅仅还保存着，可以读懂。所谓公昉，起初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只说“君字公昉”。又说：“老人们相互传说，王莽居摄二年，君任郡吏时，有个真人在瓜旁边，身边的人都没有察觉，只有君进献美瓜，并且向他恭敬行礼。这个真人于是和君约定在谷口山上见面，便给君神药，说：‘服药以后，应当心意转移到万里之外，并且能够听懂鸟兽的语言。’这时府君离家七百多里，休假、谒见、往来之间，转眼就到了，整个郡都大为惊异。”公昉把这些事告诉府君，府君于是把他调任御史。老鼠咬了被褥，公昉便在地上画出牢狱，召来老鼠把它杀死；查看老鼠腹中，果然有被褥的碎片。府君想跟随他学习道术，但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进展，府君发怒，命令尉部的官吏逮捕公昉的妻子儿女。公昉呼唤他的师父，把灾祸告诉他。他的师父给公昉的妻子儿女喝药，说：‘可以离开了。’妻子儿女留恋家园，不忍离去。于是便把药涂在屋柱上，又给牛马六畜灌下。过了一会儿，大风和云彩前来迎接公昉的妻子儿女，房屋、住宅和六畜也轻快地一同随他们离去。事情的说法就是这样，可以说是荒诞妄诞了。唉！自从圣人去世以后，异端便兴起；战国、秦、汉以来，奇异的言辞和怪诞的学说纷纷争相出现，多得数不清。时间久了，人们不知道它们原来是从西方夷人和老子一类人的学说中，在中国兴起的；而这两种祸患相互侵害，我们这些儒者往往被牵引而跟从它们。其中那些卓然不受迷惑的人，也仅仅能够守住自己罢了。想要排斥并贬黜这些学说，常常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像公昉的事情，拿来告诉愚人和小孩子，他们都知道是虚妄的，不必等到有了力量以后才能破除他们的迷惑。然而那些汉人竟把它刻在金石上来传给后世，心意只是害怕后世不相信；那么后世的人未必不会跟从而受到迷惑。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因为旱灾而开启宫寺祈雨，五日中有一日休务，借此记下。《槀长蔡君颂》。

译右边是《槀长蔡君颂碑》，在镇府。已故天章阁待制杨畋曾经对我说：“现存的汉代隶书中，这一块最好。”杨畋自己说：“我一生只学习这一碑的字体。”我不太懂隶书，因杨畋这样说，便立即派人到常山求取，终于收入记录。《郎中王君碑》。右边是《郎中王君碑》，碑文已经磨灭，不能再成为完整文章；仅存的文字中，他的姓名、官职门第、去世和安葬年月也都无法考察。只有碑首题写“汉故郎中王君之铭”，由此知道他是汉人，姓王，官职是郎中罢了。大凡有形的事物，必然有衰败的时候；因此君子的道，即使没有衰败，也能流传于后世，与天地一样没有穷尽。颜回高卧在简陋的里巷中，声名却与舜、禹同样光荣，这难道是必须依托某种外物才能流传吗？难道必须有所作为之后才显著吗？所以说：“长久而没有衰败的是道，隐藏而最终显明的是诚。”这是君子所看重的。像汉代的王君，依托有形的事物，想要使无穷的声名流传下去；等到这种事物衰败时，金石和瓦砾又有什么区别呢？治平元年四月最后一天记。《太尉陈球碑》。右边是《太尉陈球碑》，碑上说：“君名球，字伯真，是广汉太守的长子。”又说：“授任郎中、尚书符节郎、慎陵园令，改任中东城门候，升任防阳令，授任侍御史。”后来又说：“授任将作大匠。”其余文字已经磨灭，只剩这些。考察《后汉书·陈球传》说：“父亲亹，是广汉太守。阳嘉年间，陈球被举为孝廉，逐渐升任防阳令。太尉杨秉上表推荐陈球为零陵太守。后来多次升任司空，光和元年升任太尉，因日食获罪免官，又授任光禄大夫，和司徒刘郃等谋划诛杀宦官曹节等人，事情没有成功，被下狱而死。”陈球在零陵击破贼人胡兰、朱盖，有功劳，威名显扬于南方各地。如今碑上关于击破胡兰、朱盖的事情，清清楚楚可以读出，与传记完全相合。只是没有记载诛杀宦官的事情。至于他去世时的文字已经磨灭，无法辨认，只有“六十有二”几个字，也与传记相合。我所收集记录的古文，和史传多有不同；只有这块碑所记载的内容与列传相同。治平元年四月最后一天记。《北海相景君碑》。右边是《北海相景君铭》。碑首题写：“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其余文字虽然常常还能读懂，但漫漶残缺，大多不能成为完整文章。因此君的姓名、籍贯、官职门第都无法考察。能够看见的文字说：“汉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去世。”任城下面的一个字无法辨认，应当是“景”字。汉代功臣景丹被封为栎阳侯，爵位传给儿子景尚，景尚传给儿子景苞，景苞传给儿子景临，因为没有后嗣而断绝。安帝永初年间，邓太后重新封景苞的弟弟景遽为监亭侯，以延续景丹的后代。从此以后，史书不再记载，其他景氏也没有显贵的人。“汉安”是顺帝的年号。君在顺帝时去世，大概和景遽是同时代的人。碑铭中有“不永麋寿”的话。我家收藏、记录的三代古器铭文中有“眉寿”一词，也都写作“麋”。大概古代文字简略而少，直到汉代仍然通用。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记。《金乡守长侯君碑》。右边是《金乡守长侯君碑》，碑上说：“君名成，字伯盛，是山阳防东人。他的先祖出自豳、岐，是周文王的后代，受封于郑国；郑共仲赐给他们侯氏姓。其先祖宣多，凭借功劳辅佐国家。汉朝兴起时，侯公献出防地，在鸿沟的困厄中救助太上皇，谥号为安国君。曾孙侯酺，被封为明统侯。光武中兴时，玄孙侯霸任临淮太守，转任执法、右刺奸、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于陵侯。后代枝叶繁盛，有的居住在河、洧之间，有的居住在山、济之间。君就是上党太守的弟弟，郡中请他署理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代理金乡长。建宁二年四月癸酉去世，享年八十一岁。”碑文首尾都完整，所以能够详细知道他的世系。碑文所说“上党太守”，没有记载其姓名。考察《汉书》，执法、左右刺奸、五威司命都是王莽时期的官名。侯霸的列传说：“侯霸在王莽时任随县令，升任执法刺奸，却从未任五威司命。”后来投效光武帝，代替伏湛任大司徒，封关内侯。死后，光武帝下诏追封为则乡侯。但这块碑说封为于陵侯，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根据碑文所说，“刺奸司命”是光武帝时的官职，大概是碑文的错误。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记。《隶释》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隶释》卷二十二。宋代洪适撰。《王元赏碑》　　　　　　《元节碑》。《竹邑侯相张寿碑》　　　《无名碑》。《司隶杨君碑》　　　　　《孔君碑》。《费府君碑》　　　　　　《樊毅华岳碑》。《北岳碑》　　　　　　　《碑阴题名》。《慎令刘君墓碑》　　　　《伯着碑》。《袁良碑》　　　　　　　《王稚子阙》。《尧祠碑》　　　　　　　《碑阴题名》。《张公庙碑》　　　　　　《碑阴题名》。《西岳华山庙碑》　　　　《孔德让碣》。《孔宙碑阴题名》　　　　《杨震碑阴题名》。《唐君碑》　　　　　　　《熊君碑》。《敬仲碑》　　　　　　　《衡方碑》。《俞乡侯季子碑》　　　　《尧祠祈雨碑》。《景君碑》【附《景君石郭铭》】《郙阁颂》。《费凤碑》　　　　　　　《魏受禅坛碑》。

译《魏公卿上尊号表》。《集古录》下。《王元赏碑》。右边是《王元赏碑》，碑上说：“君名某，字元赏，是御史君的孙子，茂材君的儿子。历经秦、汉，有的建立国家，有的建立家族；任宰相、牧守的人，前后相继。又说：遭逢父亲丧事，因孝行著称。住在土台阶、四壁的简陋屋舍中，同时从事各种学业并传授学问，门徒云集，盛况超过洙水、泗水之间。又说：郡中察举为孝廉，任郎中、谒者、宛陵丞、封丘令。因母亲丧事离职，服丧期满后被司空府征召。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逢命运而去世。”碑文字迹磨灭，隐约可以看见的大致如此。他的名字已经亡失，又没有叙述他的姓氏，只有铭文说“啊，王君”，由此知道他的姓是王。治平元年五月二日记。《元节碑》。右边是《元节碑》，碑文字迹磨灭，看不见他的氏族。能够看见的才几十个字。碑上说：君名立，字元节。他的先祖出自伊尹，其余文字已经不能成为完整文章。铭文说：“啊，美好的从事。”怀疑他的姓是伊，官职是从事。碑上没有年月，但知道他是汉人，是因为他的隶书字体与其他汉碑相同。治平元年五月二日记。《竹邑侯相张寿碑》。右边是《竹邑侯相张寿碑》，碑上说：“君名寿，字仲吾。他的先祖是晋国大夫张老，是德行盛美之人的后代；孝顺友爱，恭敬美善，明达诚信，博闻多识，略知各种传记，遇到疑难能够独自明察，坚定不屈，有孔甫那样的风范。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给事谒者，升任竹邑侯相。八十岁时，于建宁元年五月辛酉去世。”能够看见的大概就是这些，其余残缺的文字，有的还在，有的已经亡失，也只能断断续续读懂。治平元年端午日记。《无名碑》。右边这通无名碑，文字已经磨灭，连姓氏和名字都看不见了。还能看清的只有：“云州郡考核为最优，临登大郡。”又说：“居守边防而致哀，曾参、闵损那样的孝子。”又说：“被征辟为司隶从事，授任治书侍御史。”又说：“奋发刚强威严的气势，发扬如咆哮猛虎般的武节。”又说：“享年六十三岁，光和四年闰月庚申，因病去世。”其余笔画大多还完整，只是不能连成文章。古代那些爱好古物的人所收藏的东西，未必能适用于当世，唯独想到这些东西在埋没、残零之后更加可惜，这就是好古的偏癖。治平元年六月五日记。《司隶杨君碑》右边司隶校尉杨厥碑上说：“大地之神确定方位，川泽各自尽其职分。水泽有汇注之处，河川有通流之处。余谷的河川，它的水泽向南隆盛。八方道路所通达之处，都使益州地域得到充实。高祖受天命，在汉中兴起；道路经过子午谷，出散关而进入秦地，建立并确定帝王之位，以汉为国号。后来因为子午道道路艰涩难行，改随围谷而行，才重新打通；堂光等总共这四条道路，隔绝阻塞，确实艰难。到了永平年间，其中第四年，皇帝下诏开通余下道路，凿穿石门。中途遭逢元二年，西方夷人残暴侵扰，桥梁断绝，子午谷的道路又沿旧路通行。于是原司隶校尉、犍为武阳人杨厥，字孟文，深怀忠贞刚正之心，多次上奏请求废除子午道，因此才得到合适的道路。到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字稚纪，赞赏杨君的明智，称美他的仁德贤能，于是刻石颂扬他的德行，以彰明杨厥的功勋。碑文大概如此。碑刻字画还很完整，可以读出，大体是叙述杨厥修复斜谷道路的事。不过用字简略，而且错误很多。只是把“巛”写作“坤”，把“余”写作“斜”，汉人都这样写；唯独“诋”字的意义不详。”永平是明帝年号，建和是桓帝年号。《孔君碑》右边《孔君碑》，他的名字已经磨灭，看不见了，但世系、官职和门第大致还可以考察。他是孔子第十九代孙，颍川君的长子。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传文中又说，他因昌长任上遭逢太守去世之丧，服丧期满后，授任尚书侍郎、治书御史，任博陵太守，调任下邳相，又任河东太守。建宁四年十月去世。其余文字还清楚可读，只是断裂之处很多，文意难以接续，所以不再全部抄录。然而，他的一生大略仍可看见。只是他的名字全都亡佚了，实在可惜。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费府君碑》右边是梁相费府君碑，他的名字似乎是讳况，字仲虑。但“况”字疑当作“泛”，“虑”字疑当作“宽”。能看见的官职，是萧县县令。任职九年时，沛地发生蝗灾，蝗虫唯独没有进入他的辖境。沛国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朝廷嘉奖他，授任梁相。他享年八十岁去世。碑铭很简略，但大体完整。上面说：“庄严显赫的先祖啊，他的德行美盛光耀；在前代播下功勋，建立宏伟的基业；把遗留的恩爱施于百姓，福泽流传到后世。”从“遗爱于民”以后八个字已经磨灭，无法辨认。结尾说：“功业光辉美盛，后代子孙共同尽力。”至于“穆为□”，古文字中常有这种情况。熙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斋记。《樊毅华岳碑》右边樊毅《华岳碑》说：泰山、华山高耸如削，四面方正，高五千仞，周广十里。《周礼·职方氏》记载，华山称为西岳；祭祀规格同于三公，因为它能够兴起云雨，产生万物，沟通精气，对人有益，所以要祭祀它。于是帝舜接受尧的亲自传授，亲自巡行省察；直到夏、商、周都没有改变。秦国违背这一典制，把玉璧丢入鄗池，秦二世因此灭亡。汉高祖顺应天命，遵循陶唐氏祭祀的制度，获得福佑，后世也都能昌盛。王莽篡位，逆乱无道，鬼神不再享用其祭祀。建武初年，彗星扫除顽固的障碍。光和二年，有汉朝元舅五侯的后裔、谢阳侯的孙子，名叫樊府君，讳毅，字仲德，奉命镇守此地。孟冬十月，他斋戒祭祀西岳，因为旧有传舍狭窄，不足以安置尊卑不同的庙舍，加上年久失修，墙屋倾塌淤塞，于是特命部中主管事务的荀班和县令先谠逐步修补整治，这就是这件事的经过。又说：功曹郭敏等人于是刻石，把盛大的功勋铭刻下来。碑中文字笔画颇为完整，文章文采斐然，令人喜爱。只是把《周礼》的“职方”写成“识方氏”，字画清楚，不像讹误或缺字，看来当时研究《周礼》就是这样，大概把“识”理解为“志”，二者意义相通。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北岳碑》右边北岳碑的文字残缺磨灭得尤其严重，无法详知记载的是什么事情。仅仅隐约能看见“光和四年”，由此知道它是汉碑。碑文断裂，无法排列次序，多次说到珪璧、币帛、牲畜、酒、黍稷和丰收等事，似乎是祈祷和报赛神灵的文章。后面有两个人的姓名，偶尔可以看清：南阳冠军人冯巡，字季祖；甘陵人夏方，字伯阳。其余就无法考察了。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碑阴题名》

译右边这通碑阴题名，在阌乡杨震墓旁，文字已经磨灭，无法再考察。仅能看见的有：“侯长，汾阴赵遗，字子宣，‘侯’字上又磨灭一字。”又说：“故督邮曹史、县功曹、乡部史栢昱等人的姓名，‘乡’字上又磨灭一字。”又说：“西乡亭长栢昱，字子政。”又说：“乡亭长翟国，相如，‘乡’字上又磨灭一字。”又说：“麟都亭长隂定安，定安谷口亭长方文雅，‘方’字上又磨灭一字。”东门亭长梁忠，字子孝；四望亭长吴鸿，字子名；麟武亭长常暠，字君宣。其余部分残缺破裂，不能完整。大概杨氏子孙当时都葬在阌乡，碑碣往往磨灭；但不知道这是谁的碑。治平元年五月二十日，因祈雨斋戒于太社时记。《慎令刘君墓碑》右边慎县县令刘君墓碑，在今天南京的下邑。他的名字已经磨灭，字伯麟。年轻时遭受艰苦，亲自耕种田地；被举为孝廉，授任郎中；被征辟为从事，任司徒掾，调任慎令，六十二岁去世。铭文说：“啊，君子的德行，忠诚孝顺，正直不阿；最高尚的行为通达明彻，聪明高明而又柔和坚强。鬼神赐福给谦逊的人，使他得到这样的福祉；只是他知晓天命，却不能延长寿命。于是车舆回转，忽然轻身升天；志向激励人们拔除葵草。人人都有死亡，但可贵的是终身享有声誉；死后仍不朽，名声流传显著。”我收藏的汉碑，常常忧虑碑铭有许多缺损磨灭，而这篇铭文偶然完整，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伯着碑》右边这通伯着碑，在今天的宿州，是近年出土的。大概宫部春夫开挖汴渠时，从泥沙中挖到它。碑中文字古怪，而且首尾都已磨灭，完全无法读懂。伯着不知道是什么人，唯一能看见的是：“渤海君玄孙季景的长子。”他的事迹无法考察，文辞也无法明白，而且字画并不工整，只因为古怪，才把它记录下来。这确实是好古的弊病。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袁良碑》右边袁良碑说：“君讳良，字卿；‘卿’字上有一字磨灭。他是陈国扶乐人。其祖先是虞舜的后裔，世代担任封君。周朝兴起后，虞阏父的事迹从这里开始缺失。又说：妫满为陈侯，到了玄孙涛涂，以字为姓，称袁氏；从这里又有文字磨灭。又说：秦朝发生动乱时，他隐居在河洛；高祖击败项羽，他确实跟随高祖的军队。天下平定后，返回扶乐居住。大概不知道这是哪一代什么人。又说：孝武帝征和三年，曾孙斩杀贼人，首先建立勇功，授任黄门郎。‘曾孙’二字磨灭，‘贼’字下面也磨灭一字。又说：封为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去世后，儿子经继承爵位；经去世，儿子山继承爵位。传国三代，到王莽时断绝。君就是山的曾孙。被举为孝廉，任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伐江贼张路等人，威势震动徐方。因病请求归家。孝顺初年，最初下达的几字已经磨灭。又说：府中举荐君，授任议郎、符节令。后面又说：永建六年二月去世。碑首题写：“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碑文中还有“使者持节，安车，又有几杖之尊、脍割之养，君实在享用这些待遇”的话。” 由此知道袁良曾任三老。其余文字已经磨灭，虽然时时还能读出一些，却无法排列次序。又说：皇帝驾临九龙殿，召见他对答并饮宴。九龙殿这个名称，只有这里见到。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休假时记。《王稚子阙》右边有两通汉人阙铭：一通是《永乐少府贾君阙》，另一通是《雒阳令王君阙》。两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考察《汉书》，桓帝的母亲孝宗匽皇后居住在永乐宫，和平元年下诏设置太仆、少府，制度如同长乐宫。又考察颜师古注《地理志》说：“鱼豢说，汉朝属火德，忌水，所以把洛水写作‘雒’。”颜师古认为光武帝以后才改写成“雒”。这样看来，这两个人都是后汉时人。又考察《汉官仪》，长乐少府由宦者担任，那么贾君大概也是宦者。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记。《尧祠碑》右边《尧祠碑》在济阴。碑上说：“帝尧，大概是古代世世代代的圣王。”又说：“圣汉如龙兴起，继承尧的事业，用上等牲品祭祀他；到了王莽断绝汉朝的基业，坛场被毁坏衰败，屏摄也没有官位。”大体上文字已经磨灭，字虽可以看见，却不能再组成完整文章。后面有一句说：“两株李树连理，生在尧祠中。”河南太守张宠到任后，才开始出钱，第二年恭敬地举行祭祀；其余文字无法读出。碑后有年月，大概是熹平四年建立的。治平元年五月最后一天记。《碑阴题名》右边碑阴的题名，不知道属于哪一通碑。我家收集抄录的古文很多，有时也会失去所得文字的原貌。现今保存下来的汉碑，只有华岳碑和孔子庙碑最多；它们的碑阴往往列出修建庙宇者的姓名，并记载他们出资的数额，多不过三百至五百。如今这通碑所题文字已经残缺磨灭，但中间有“钱各五百”四字，看起来像是修庙者的记录。还能看见的人有：济阴定陶蔡颢，字子盛；山阳金乡张谚，字孝德；河南宛陵赵堂，字世苌；南阳南乡邓升，字升远；济阴成武周凤，字季节。其余人的姓名、邑里大多不完整，又时时出现“故吏”二字，不知道是哪座祠庙。只是因为汉隶难得，所以姑且把它记录下来。治平元年闰五月八日记。《张公庙碑》右边张公庙碑在黎阳，但碑上没有题首，而且文字残缺磨灭，无法考察，没人知道是什么碑。只是时时能找到一些可辨认的字，勉强能组成的文章说：“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是桓帝年号，由此知道它是汉碑。又说：“丰碑立在庙堂之前。”又说：“庄严美好的张公。”由此又知道是张公庙碑。又说：“国家没有灾害盗寇，多次获得丰收，作歌九章，歌颂张公美好的德行。”其中有词说：“张公与郡守、国相，驾着飞鱼般的车，往来迅速，远方也受到恩惠和保佑。”这使万民安宁地居住。其余字画还很完整的很多，只是不能组成文章。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记。这天办理政事，退朝后，召我赴延和殿，查看谢契丹的礼物，于是回去休息。《碑阴题名》

译右边有两通碑阴题名，都不知道是哪通碑的碑阴。题名者各自记载所出钱数，看起来像是汉代修建庙宇者的题名。我家收集的《华岳碑》和《孔子庙碑》中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两通也怀疑是那两座庙中的碑。前一通残缺磨灭得尤其严重，只不时有“门生”“济南”“东郡”等字，而姓名已经没有完整的了。后一通则有议曹、功曹、骑吏，有莲勺左乡有秩、池阳左乡有秩、池阳集丞有秩，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号。又有夏阳候长、祋祤候长，这就是县吏的名称。碑上的隶字不很精美，又没有事实可以考察，姑且记录这些名号，以等待后来知情的人。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记。《西岳华山庙碑》右边《西岳华山庙碑》的文字还完整，可以读懂。碑文叙述汉代以来的事情：汉高祖刚兴起时，改变秦朝过度的祭祀。太宗继承并遵循这一制度，各自下诏给有关官员；凡山川属于诸侯国的，按时祭祀。孝武皇帝修治封禅礼仪，巡视五岳，在山下建立宫殿。宫名叫集灵宫，殿名叫存仙殿，门名叫望仙门。中宗在位时，派持节使者，每年祈祷一次、祭祀三次。后来没有继承前代制度，到了王莽的新朝，逐渐荒废成丘墟。建武元年，祭祀之事恢复其中一部分，礼仪从简，只让二千石官员按时前往祭祀。此后过了一百多年，所立碑石的文字已经磨灭。延熹四年，弘农太守袁逢修复废弃、振兴衰败，换立碑石，修饰宫阙。防迁京兆尹孙府君到任后，敬重并嘉许袁逢的功业，遵循他的做法完成此事。孙府君名璆，碑文大略如此。所谓集灵宫，其他书都没有见到，只有这通碑记载了它，那么我收集这些碑文也不是没有益处。治平元年闰月十六日记。《孔德让碣》右边《孔德让碑》，大概他的姓名已经磨灭，只能知道字德让，是宣尼公第二十代孙、都尉君的儿子。他出仕后历任各郡曹史，二十岁时，永兴二年七月因病去世。碑在今天兖州孔子墓林中。永兴是孝桓帝年号。他年少早逝，没有事迹可供考察。我收集的孔林碑刻中，最后得到的就是这通，于是没有遗漏的了。大概因为它的文字简少，没有事迹，世人遗弃而不取，只有我家收藏了它。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日记。《孔宙碑阴题名》右边是《孔宙碑》的碑阴题名。汉代公卿大多亲自讲学，聚集门徒常常有几百人。亲自接受教导的称为弟子，转相传授的称为门生。如今孔宙碑已经残缺，姓名和邑里还勉强能看见的总共才六十二人。其中称弟子的十人，称门生的四十三人，称故吏的八人，称故民的一人。孔宙是孔子第十九代孙，任太山都尉。此事另有记录。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杨震碑阴题名》右边杨震碑的碑阴题名有一百九十人，其余磨灭而不完整的又有十多人。我家记录的汉碑碑阴题名很多，有的称故吏、门生、弟子，有的称从事、曹掾之类；这些人的州、县、邑里和名字都记得很详细。唯独这通碑所写得很简略，只说“河间贾伯锜”“博陵刘显祖”之类，一百九十人全都如此。怀疑碑上所写的都是字。大概后汉时人在史传中出现的，从来没有名字两个字的。汉隶是世上难得的东西，幸而保存下来的又多残缺不全；唯独这通碑的刻画完整，隶法尤其精妙，十分可喜。治平元年中伏日记。《唐君碑》右边唐君碑，他的名字已经磨灭。字正南，据说是颍川郾县人。他的祖先出自庆都，因感应赤龙而生尧；尧拥有天下后，后裔分支繁衍，考察土地、选择居处，于是以唐为氏。君的父亲是孝廉、郎中，早年去世。君继承他的事业，沉心于道术，喜爱古事，勤读书、品味诗歌；任舞阳丞、颍阳令，因考察得知能够治理繁剧事务，调任豫章。后面的文字又磨灭了，许多字清楚可见，却无法排列次序。后面又说：“□君任昌阳令，吏民爱慕留恋，拉住君的车轮使车不能前行，君和臣属在道路上流泪；因此郡中从事、郡掾刻石树立颂碑，歌颂君的美德。”据此，大概是县令离任后百姓思念他的碑。后面又说：“光和六年二月壬午朔，二十五日丙午。”由此知道唐君是后汉时人。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八日记。《熊君碑》右边《熊君碑》说：“君讳乔，字举举；上面磨灭了一字。他的官职和门第无法详细考察。仅能知道的是：刘表在世时，他任绥民校尉，后来调任骑都尉。建安二十一年去世，享年七十一岁。碑文有‘治欧羊尚书’的话；其中字并不是讹误或缺失，而是把‘阳’借作‘羊’，大概因为古文字少，所以需要通假。到了汉代文字已经完备，却仍然借用，为什么呢？后面说‘太岁在申’，‘申’字上面磨灭了一字。按历法推算，应当是丙申。又说‘碑师舂陵福’，‘造福’上面磨灭了一字，应当是他的姓。碑上写的‘显’字都作‘▯’。考察许慎《说文解字》说：‘显字从防声，后来转为累声。’这种变化已经相距很远了。实在不明白其中的意义。”熙宁二年十月最后一天山斋记。《敬仲碑》右边这通《敬仲碑》，碑主的姓名和字都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开头还保留“敬仲”二字，尚能辨认，所以姑且用它来代称碑主。大概推测此人姓田。总的说来，这些文字磨灭得比其他汉碑更加严重。还能辨认的字颇多，只是已经不能连成文句了。只知道其中说到“州郡考课为最”，以及“临登大郡”；又说“居防致哀”；又说“司隶从事，治书侍御史”；又说“光和四年闰月庚申”。这几句大致还可以读懂。其余字形笔画只有少数尚且完整，因为汉隶如今很难得到，所以把它们记录下来。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九日书写。《衡方碑》。右边这通《衡方碑》说：“府君名方，字兴祖。他的先祖伊尹在殷朝，号称阿衡，因而以此为氏。”又说：“州里举荐为孝廉，授任郎中，出任即丘侯相、胶东令。州里举荐为尤异，升任会稽东部都尉，又授任议郎、北平太守，升任颍川太守。”又说：“授任步兵校尉。享年六十三岁，于建宁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去世。”于是海内的门生和旧日属吏采来美石，树立灵碑，镌刻盛美的功绩和幽深的德行；碑文所记的，只是他的生平大略。其余事迹历历可见，只是有些地方也已磨灭。因为碑文很多，所以不全部抄录。治平元年六月三日书写。《俞乡侯季子碑》。

译右边这通《俞乡侯季子碑》说：“君名熊，字孟孟，字下缺一字。是广陵海西人。他的祖先是天皇大帝，凝聚精气、承接感应，笃实地生育圣明之人，子孙因此享有福泽。源头分流而下，枝叶繁茂，产生王族的支系后裔，接受爵位并拥有封土。君是光武皇帝的玄孙、广陵王的孙子、俞乡侯的幼子。从这里以后，文字残缺湮灭，只是偶尔还能读出一两个字句。”他通晓六籍五典，学问如同源泉；既已历练于州郡之间，进退施展都能顺应时宜，使教化流布于南城，政绩如北辰居中不移。任职三年便有成效，来到我州。仁爱恩惠如冬日，威严猛烈如炎夏；官吏百姓爱戴他如慈父，又敬畏他如神明。后来又说：“采集民间歌谣，作诗三章。”根据碑文没有记载去世和安葬的年月，而文辞又像这样看来，似乎是一通歌颂德政的碑。考察《后汉书》，光武皇帝的儿子有广陵思王刘荆，刘荆的儿子元寿等四人，都封为乡侯，但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所谓俞乡侯，不知道是思王刘荆的第几个儿子。治平元年六月五日书写。《尧祠祈雨碑》。右边这通《尧祠祈雨碑》，首尾都已残缺磨灭。仅能辨认的文字有：“股肱贤良，广泛祈求众多福祉，早晚勤勉。”又说：“常在甲子日，诏令太常陈列上古的礼仪，演奏先王的乐章。”又说：“延熹十年仲春二月，阳气侵入阴气。”又说：“祭祀众神，仰望天河。”又说：“嘉美的恩泽优厚地降临，使万物茂盛。”又说：“孟府君知道尧的精灵能与上天相通，于是修治大殿。”由此可以知道这是在尧祠祈雨。尧祠在汉代济阴郡，孟府君应当就是济阴郡太守。其余尚完整的隶字还很多，也往往能够组成句子，只是已经断绝，无法排定次序。治平元年六月六日书写。《景君碑》。右边这通《景君碑》磨灭得尤其严重，只有“谒者任城景君”几个字还较为完整；其余依稀可见的字都不能连成文句，因此他的年代、寿命、功业德行以及去世和安葬的情况都无法考察。汉隶如今尤其难得，这些磨灭残存的字迹实在可惜。熙宁二年十月最后一日，山斋书写。《景君石郭铭》附录。右边这通《景君石郭铭》。我已经得到前面的《景君碑》，又得到这篇铭文，二者都在任城。不知道是同一个景君，还是任城景氏一族中有很多人都称景君？因为文字磨灭，无法考察，所以附录在这里。熙宁三年正月初一早晨，山斋记载。《郙阁颂》。右边这通《析里桥郙阁颂》，于建宁五年树立。碑文说：只有这个析里处在汉地的西部，溪流源头水势漂急，横截道路；到了秋季淫雨，商旅受到阻滞，往来休息和通行都受影响，常常白白耽误一天，行走数里，郡县对此所受的困苦叹息不已。这条溪流尚且如此，郙阁更为严重；面对深长的水潭，长达三百多丈，接木相连，号称万柱。一旦遭遇崩塌陷落，人物都会随之坠落，沉没在洪水深渊之中，灾祸极其惨烈。于是太守河阳李君，名防，字伯都，于建宁三年二月辛巳到任，思考施惠谋利、安抚救济百姓的办法。他听说这里成为患难之地已经很久了。于是让府掾仇审改造和解除危急险要，立即寻找析里的隐蔽大桥，于是便开始营造。又疏通散关的▯漯，迁移朝阳的平▯，降低西边的高阁，通向安宁的石道。大禹疏导江河，使四海安定，经营筹划这些功绩，使万里获得安宁康乐。于是作颂。”颂文后面又有诗，都已经磨灭不全。其中说“遭遇隤纳”，又说“醳散关之▯漯”，又说“徒朝阳之平惨”。刻画恰好完整，并不是讹误，但详细含义无法知道。疑心这是因为当时的语言与今天不同，又疑心汉人用字简略，通假方式也不同。因此把它记录下来，等待博学识见的君子考证。治平元年六月十日书写。《费凤碑》。右边这通《费凤碑》说：“字伯萧，是梁相的长子。”汉安二年，被举荐为孝廉，授任郎中，出任陈国新平长。又说：“试任守故障，这些文字清楚可见。”但去世、安葬、年寿都没有记载。碑文后面全是五言韵语，大略说：“没想到忽然就死去，藏起形体，隐没身影。农夫放下农具，采桑女子丢下钩莒。道路阻隔而且漫长，坐起之间眼泪如雨。”这些文字并不工整，所以不全部抄录。熙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斋书写。《魏受禅坛碑》。右边这通《魏受禅碑》，世人传说是梁鹄书写的，但颜真卿又认为是钟繇书写的，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考察《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退位，魏王称天子。又考察《魏志》，这一年十一月下葬，仍以“令”称呼士卒死亡者；这月丙午，汉帝派张愔奉上玺绶，庚午，魏王登坛接受禅让。又在这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然而这通碑说十月辛未在汉帝那里接受禅让，三家的说法都不相同。现在根据裴松之为《魏志》作的注，其中详细列举了汉魏禅代的诏书、册命、书令以及群臣的奏议。大概汉朝确实在十月乙卯下诏召魏王，派张愔奉上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推辞三四次以后才接受。又根据侍中刘廙奏问太史令许芝的记载，本月十七日己未可以修治坛场。又根据尚书令▯阶等人的奏议说，立即命令太史令选择吉日，本月二十九日可以登坛受命。从十七日己未到二十九日，正好是辛未；由此推断，汉、魏两部史书的记载都有错误，唯独这通碑是正确的。汉纪记载乙卯退位，是记载最初下诏任命之事，而略去了往返辞让的过程，所以失去了事实真相。《魏志》记载十一月癸卯仍称“令”，应当是“十月”多写了一个字。丙午张愔奉上玺绶，往返辞让的情况可能确实存在。只有庚午登坛这一点最为荒谬。癸卯与癸酉相差三十一天，不可能同属十一月，这一点尤其错误。禅让改代是重大事件，而两部史书的记载竟然如此，那么史官的过失使后世受到迷惑，哪里说得尽呢！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写。

译《魏公卿上尊号表》。右边这篇《魏公卿上尊号表》。唐代贤士多传说是梁鹄书写的，今人有的却说不是梁鹄所书，而是钟繇所书，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唉！汉魏之事，读到有关记载的人都可以为之流泪。那巨大的碑、雄伟的字，心意只怕不能流传长远，难道是因为认为后世可以欺骗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是不知羞耻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吗？右边是欧阳公《集古录》第二十二卷。欧阳公名修，字永叔，是庐陵人。他一生爱好古物，收藏了历代石刻一千卷轴，摘取其中的大意加以说明，已经刊刻流传于世。嘉祐、治平年间，欧阳公在政府任职时，又分别在各卷末尾书写跋文，有些地方略有不同，大概是删改的先后不同。凡是论说汉隶的，现今抄录如下：张平子碑、南阳秦君碑额都是篆书。左右生的题名，不是文翁的学生，所以删去。其间姓名、官称、年月和文辞考证上的错误，对照《隶释》就可以看见。一千卷的收藏，流传不过一两代，竟然没有留下任何遗存。聚集它们困难，而散失它们容易，竟然如此，真是可惜。《隶释》卷二十二。《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隶释》。钦定《四库全书》。《隶释》卷二十三。宋代洪适撰写。《集古录目》。《集古录》编成后的第八年，家父命令我洪棐说：“我搜集记录前代埋没残缺的文字，专门收取世人认为没有用处而收藏的东西，难道只是出于嗜好的偏僻，把它们当作耳目玩赏之物吗？我所得到的已经很多了。因此曾经为它作序并刊刻，又在各卷末尾作跋文，共二百九十六篇。序中所说可以用来与史传互相校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已经大致完备了。如果摘取其中的大意，另编一部目录，那么我还没有时间去做。然而不能因为没有目录就使全书不完备。”洪棐退下后，打开全部一千卷的收藏加以考察，说：“唉，可以说很详细了。大概从文王、武王以来，直到五代，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贼乱的事情，凡是能够动人耳目的，甚至释氏、道家的言论，没有一样不具备。然而这些资料分散零落，经过数千百年以后才汇聚到这里，也可以说是十分困难了。既然聚集它们如此困难，那么保存长久以后，又将会再次散失而无法流传，难怪父亲如此珍惜它们。”于是分别取出各书，记下撰写者、事情的始末以及所立的时代，编成十卷，附在各篇跋文之后。这一千卷书刻在金石上，托付给山崖，本来就是为了流传无穷的打算。然而一定要等到编成《集古录》以后才加以著录，难道不是因为材料繁多、难以全部流传吗？所以只记载大略而不叙述详细情况，这是欧阳公的意图。熙宁二年二月记载。《沛相杨君碑》。右边这通碑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碑主是杨震的后代。孝顺帝时，以掾史身份被征召，授任郎中，屡次升迁为沛相。建宁年间去世。碑用隶字书写，首尾不完整，碑主的名和字已经遗失。碑在阌乡杨震墓旁。《杨君碑》背面的题名。右边这篇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碑的首尾不完整，如今能够看见的有四十多人，各人所出的钱数也各不相同。杨氏几代人都葬在阌乡。这通碑有的人自称“后公门生”，有的人自称“沛君门生”，不知道分别是哪些人。碑的背面所说的“后公”是什么意思，无法知道。所谓沛君，就是指沛相。碑在陕府阌乡。《郭先生碑》。右边这通碑用隶书书写，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字形非常古老，大概是汉碑。先生名辅，字甫成，是荆州人。碑在襄州谷城县。《魏受禅坛记》。右边这通碑用隶书书写，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世人传说认为是钟繇所书，也有人认为是梁鹄所书。魏文帝黄初元年，在繁昌筑坛，以接受汉朝的禅让。碑上没有记载树立的年月，现存于许州魏文帝庙中。《魏公卿上尊号表》。右边这通碑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字形与《受禅坛记》相同。汉朝既已把帝位禅让给文帝，文帝还没有接受。魏国相国、安乐乡侯华歆等人上表劝进。碑在许昌。《杨震碑》。右边这通碑用隶书书写，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碑的前部已经残缺，碑首题写：“汉太尉杨公神道碑铭。”杨震在安帝时官至太尉。碑在陕府阌乡县。《繁阳令杨君碑铭》。右边这通碑是汉隶，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残缺不完整，也看不见碑主的名字。尚能看见的文字有“富波君的小儿子”。根据《杨震碑》考察，富波侯相名叫牧，是杨震的儿子。碑在陕府阌乡。《高阳令杨君碑》。右边这通碑是汉隶，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首尾不完整，看不见碑主的名字。根据碑文，他曾任高阳令，最后任善【上缺一字】侯相，而碑额只题作“高阳令杨君碑”。根据《杨震碑》，高阳令名叫著，是杨震的孙子。碑在陕府阌乡。

译《文翁石柱记》。右边这通碑是汉隶，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当初，文翁担任蜀郡太守，开始建立学校。到了安帝永初年间，学校因火灾被焚毁，只有庙门的两座石阙保存下来。献帝时，太守高朕重新修建并树立它们。又在它的东面另行修筑周公礼殿，碑于初平五年树立，地点在益州。《魏大飨碑》。右边这通碑用隶书书写，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亳州图经》认为是梁鹄所书。魏文帝刚即王位时，将要讨伐吴国，向南行至醮，在故宅宴飨军士和年长者。这通碑的纪年开头缺少两个字，无法看见，应当是延康元年。碑在亳州魏帝庙中。《魏鲁孔子庙碑》。右边这通碑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字为隶书。魏文帝黄初二年，封议郎孔羡为宗圣侯，让他奉祀孔子。下诏在鲁地建立孔庙，设置官吏和士卒守卫。鲁人树立这通颂碑，地点在兖州。《樊常侍碑》。右边这通碑是汉隶，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常侍名安，字子佑，是南阳湖阳人，官至中常侍，追赠骑都尉。这通碑与追赠的制书一同刻成，于延熹三年树立，地点在唐州湖阳县。《玄儒娄先生碑》。右边这通碑用隶书书写，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先生名寿，字元孝，是南阳人，隐居而不出仕，以教授学生为业。碑于延熹年间树立，地点在光化军干德县娄寿墓旁。《老子铭》。右边这篇铭文由汉代陈相边韶撰写，字用隶书，没有著录书写者的姓名。世人认为是蔡邕所书。根据碑文，延熹八年八月，桓帝梦见老子，对他加以尊崇并祭祀。边韶当时主持这项礼仪，于是撰写了这篇铭文。碑在亳州卫真县太清宫。《曹腾碑》。右边这通碑是汉隶，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曹腾在桓帝时官至中常侍、长乐太仆，封费亭侯，追加兼谏议的印绶。碑没有记载树立的地点和年月，现存于亳州。《桂阳周府君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韶州图经》说：郭苍撰写。起初，桂阳有泷水，人们苦于它险恶难行。太守、下邳人周憬，字君光，削平山岭、凿开岩石来疏通水道。延熹三年，故吏区祉刻石记载这件功劳；连同区祉在内的故吏题名共有二十二人。碑在韶州乐昌县昌乐泷上周君庙中。《桐柏庙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是南阳太守卢奴君所作【碑文残缺，姓氏已不可见】。延熹六年，他重修桐柏庙，撰写了这篇颂文。桐柏山是淮水的源头。碑在邓州。《修西岳庙复民赋颂》。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是汉代弘农太守河南人樊毅上呈尚书的表。樊毅派从事荀班、华阴令先谠修缮西岳庙，并免除华山下方十里百姓的田租和口算，把这件事写成表上奏朝廷。事情发生在光和二年。碑长期埋没，唐兴元元年，华阴令卢仿寻得此碑，并为它作了记。碑末有八分书，碑在华州。《杨公碑阴题名》。右边是汉代隶书，没有署名；可以看到的题名有十五人，都称为故吏。碑在阌乡杨氏墓旁，不知道是哪一通碑的碑阴；现将它与汉代残碑上的题名一并附录。碑首碑尾残缺，现存四十多人。另有衙令修庙题名，保存得最完整、可以看清的文字说：朔方临戎孙羡，太守仇君察，孝廉迁任衙令，到任后建立祠堂，随后刻石，并列出当时人的姓名以及各自所出的钱数。但也没有说明所建的究竟是哪一座祠堂。碑立于延熹五年。《朱龟碑》。右边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字体是隶书。朱龟字伯灵，广陵人，官至幽州刺史。碑立于中平年间【碑文残缺，具体年数已不可见】，在亳州。《刘宽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刘宽字文饶，是弘农华阴人。灵帝时官至太尉，封逯乡侯，谥号昭烈。这通碑是他的故吏李谦等人所立，在洛阳。《刘宽碑》。右边是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是刘宽的门生殷苞等人所立，不知道立碑的年月，在洛阳。《孙叔敖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孙叔敖的事迹载于史传，但史传都只称他为叔敖；只有这通碑说他的名是饶，叔敖是字。其他事迹与史传相同。延熹三年，期思令光【碑文残缺，姓氏已亡佚】为他建立庙宇，并立此碑。碑在光州。《殽阬神君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中条山有石堤，树谷水常常涌出泛滥，成为祸患，所以开凿殽阬来泄水，把水引入渭水。前汉时就已建立庙宇祭祀它；后来水坑逐渐淤塞，庙也毁坏废弃。后汉郑县令裴▯，字君光，又疏浚水坑，建立庙宇和碑。碑立于光和四年，另有县丞夏龚等六十三人的题名，在华州郑县。《樊毅修华岳庙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据碑文，汉光和二年，弘农太守、河南人樊毅，字仲德，刚到郡任职时，亲自祭祀西岳；因为斋室狭窄，就让县令朐忍人先谠修缮。第二年正月己卯日完工。立此碑以记载此事，碑在华州。《祝睦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祝睦字元德，是济阴己氏人。桓帝时官至山阳太守。碑立于延熹七年，在南京虞城县。《范式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范式字巨卿，是山阳金乡人。后汉时官至庐江太守，是一位以独行著称的人士。这通碑的文字残缺，其姓名和乡里都已无法看见。魏青龙三年，县长薛【姓名残缺】为他建立庙宇，立碑于金乡。《祝睦后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是祝睦的故吏王堂等人所立。碑中叙述的事情与前一通碑相同，在南京虞城县。《残碑》。右边是隶书，现今残缺不全，只剩下几十个字，其中还能看见一个人的姓名，说名为高，字幼德；其他情况都无法知道。

译《修孔子庙器表》。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据碑文，孔子的舅父颜氏居住在鲁亲里，配偶亓官氏居住在安乐里。鲁相、河南京人韩勑，字叔节，免除了这两个里中的徭役，以表示对孔子的尊崇。孔子庙中收藏的旧车，在秦、项羽之际被毁坏；韩京修建住宅和庙宇，制作俎、豆、瑟、鼓等器物，又重新制作两辆车。当时是桓帝永寿二年。碑在兖州。《泰山都尉孔君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孔君名宙，字季将，是孔子的十九世孙。后汉桓帝时任泰山都尉，因病辞官。碑立于延熹七年，在兖州。《吴雄修孔子庙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碑中奏文说：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上言，鲁国前相乙瑛说：孔子庙中褒成侯的四时祭祀已经完备，只是撤去之后，礼器没有固定的人掌管，希望设置百石卒史，由王家出钱供给祭祀的费用。元嘉三年，奏文批示说：可以。司徒、司空府向鲁相下发公文，命其办理，选取年满四十岁、通晓经艺的人。永兴元年，鲁相平等人上言：司徒、司空府任命文学掾，鲁国孔龢如公文所列；并把赞文刻在碑后。吴雄是河南人，字季直；赵戒是成都人，字意伯；乙瑛字少卿，是平原高唐人。碑在兖州。《张表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张表字元异，曾任冀州从事，后来离职不再做官，直至去世。碑立于建宁年间，在冀州。《郭中候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郭中候的名已经磨灭，无法看见；字中还可以看见下一字为“奇”。他是河内汲县人，官做到北军中候。碑立于建宁五年，在河阳。《司隶从事郭究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郭究字长【碑文残缺】，是汲县人，官至司隶从事。碑立于中平元年，在河阳。《田君碑》。右边是汉代隶书，没有书名和撰写者姓名。田君的姓名和字都已残缺亡佚，无法看见。他是东平阳人。延熹年间，太山、琅邪一带盗贼兴起，田君因被选任而担任费县令。碑立于永康年间，在沂州。《尧母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尧的母亲庆都葬在成阳，墓上建有黄屋，称为灵台。历代都经常奉祀她，到王莽时才中断。后汉故廷尉【碑文残缺，姓名已不可见】向朝廷请求，重新建立她的庙宇。后来济阴太守审晃修缮营建，于建宁五年立碑。此碑在曹州济阴。《鲁相晨孔子庙碑》。右边是《建宁二年鲁相晨长史谦表》，其中说：“臣到任后，拜谒孔子故宅，却没有官府出资的酒肉祭祀，于是依照社稷祭祀的例制，支用王家谷物，春秋两季举行礼仪，用以侍奉，并上报尚书；同时还有铭辞，都是隶书，碑在兖州。” 《杨君碑阴题名》。右边是隶书，碑阴刻有故吏、故民、处士等一百多人，碑在阌乡杨氏墓旁。《无极山神庙碑》。右边是隶书。光和四年，太常耽的丞敏上表尚书说：中山男子高迁等人为无极山请求设置法食祭祀，希望由少府供给珪璧。批示说：可以。后来又有铭辞，碑在定州。《刘曜碑并碑阴》。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刘曜字季尼，是东平无盐人，官至光禄勋。碑文残缺，看不见他的去世和下葬年月。碑阴有门生、故吏的题名以及各人所出的钱数，在郓州。《石经遗字》。右边是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共八百二十九字。后汉熹平年间，校订五经，让蔡邕用三种字体书写。如今那些石碑已经全部亡失。皇祐年间，有个叫苏望的人从故相王文康家得到《左传》的摹本，选取其中完整的部分刻了下来。无法辨别它是真是假。现藏在洛阳苏氏家中。《小黄门谯君碑》。右边是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谯君名敏，字汉达。碑立于中平四年。《太尉刘公碑阴》。右边是隶书。故相国别部司马王曜等数百人，都记载了各自所出的钱数。刘宽的故吏共同为刘宽立碑，因而把这些内容记在碑阴。唐咸亨元年，刘宽的第十五世孙湖城公刘爽重新立起此碑，又作记刻在碑后。没有注明撰写者姓名。另有刘宽之子刘松碑阴的题名已经模糊消失，现今已有一半以上看不见了。这些碑都在洛阳。《武荣碑》。右边这篇汉代隶书没有注明书名和撰写者姓名。武荣字含和，桓帝末年官至执金吾丞；碑上没有记载他的乡里以及去世、下葬的年月。《郎中郑固碑》。以上《汉隶》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撰文者名叫固，字伯坚，延熹年间官至郎中。《武班碑》以上碑隶书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严祺，字伯鲁，书写隶书。碑主名班，字宣【下一字缺】，是敦煌人。此碑于建和元年建立。如今碑文已经磨灭，只能大致辨认出姓名和乡里，至于官爵和事迹都无法再知道了。《鲁峻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鲁峻字仲严，是高平昌邑人，官至屯骑校尉，因病离职。他的门生于商等人追赠谥号为“忠惠”。他的父亲有碑，熹平年间建立，现存于济州。《公昉碑》以上碑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公昉是成固人。碑上没有写他的姓名，“公昉”只是他的字。当地老人相传说：公昉在王莽居摄年间，连同他的妻子、儿女、房屋、牛马一起升天了。后汉汉中太守郭芝修建他的庙宇，立下这块碑记。不知道建立的年月，碑在兴元。《槀长蔡君颂》以上碑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字是隶书。碑主名堪，字子德，是河内脩武人。碑于光和年间建立，现存于镇府。《郎中王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石剥落残缺，其中还能看见的文字有“季辅，汉中太守之孙”，其余再也无法读出了。碑额题为“汉郎中王君铭”，所以只知道他的姓氏和官职门第。《太尉陈球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陈球字伯真，后汉光和年间官至太尉，不知道此碑建立的年月。《北海相景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景君是任城人，曾任北海相，最终官至益州太守。碑文清楚可见，但没有记载景君的名字。大概是北海旧日属吏和诸生所立。汉安二年建立，现存于任城。《金乡守长侯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主名成，字伯盛，是山阳防东人。碑于建宁二年建立。《王元赏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于延熹四年建立。王君曾任封丘令，受司空府征辟。“元赏”是他的字。碑已漫漶毁灭，元赏的姓名和乡里都无法看见，所以用他的字来称呼他。《元节碑》

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主名立，字元节，是伊尹的后代。他的姓氏、爵位、乡里以及去世和安葬的年月，都无法辨明。不过碑上的隶字非常古老，因此知道它是汉碑。《张夀碑》以上汉代隶书碑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张夀字仲吾，官至竹邑侯相，碑于建宁元年建立。《无名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这是汉代司隶从事的碑，光和四年建立。碑文残缺磨灭，姓名和乡里都已失传，所以称为“无名碑”。《司隶校尉杨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文章押韵成文，但其事迹大致还可以考见。碑文所歌颂的，是杨君恢复余谷道路之事。永平年间，最初下诏开通余谷道；后来西羌作乱，道路断绝不通，于是又改走子午谷，艰险阻塞成为祸患。司隶校尉、犍为武阳人杨厥，字孟文，请求废除子午道，恢复余谷道。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字稚纪，为此刻石颂扬他的功德。所谓余谷，大概就是斜谷。汉人用字常常像这样采用省略字形。碑在兴元。《孔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孔君的名字缺失，无法辨认。他的字是元上，是孔子的第十九世孙，官至河东太守。碑于建宁四年由故吏王沛等人建立，现存于兖州。《费府君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主名况，字仲虑，官至梁相。碑上没有记载他的乡里和刻石年月。现存于南京。《樊毅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这是汉先和二年华阴太守樊毅修建岳祠的记文。碑旁还附有唐贞元三年检校太子庶子董叔经等十五人的题名，现存于华州。《北岳庙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碑文多处磨灭，无法全部考察。其中有“光和四年，元氏左尉上郡玮”等字样。其意思似乎是上郡玮被选举，于是建立这篇铭文来报答神灵的赐予。碑在定州。《碑阴题名》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残缺不全，能够看见的有几十个人名，碑在陕府阌乡杨氏墓旁。《慎令刘君墓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刘君的姓名残缺，只留下他的字伯麟。他官至慎令，弃官后死于家中。他去世和安葬的年月残缺不明，但隐约可以看见，怀疑是建宁四年。碑在南京下邑县。《周伯著碑》以上碑的字形像隶书，但非常古怪，而且多有磨灭。“伯著”不知道是什么人，其时代也无法考察。不过碑文有这样的记载：“伯著，是渤海君玄孙季景的长子。”碑额又说：“周末嗣某氏【某字无法辨认】袭兴，兴字上又缺一字。渤海君玄孙伯著之碑。”既然如此，“周”也不是伯著的姓。碑在宿州。《袁良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袁良字【上一字缺】卿，缺失的上一字无法辨认。他是陈国扶乐人，历任议郎、符节令，曾任三老。碑额题为“国三老袁君碑”。碑于永建年间建立，现存于今开封扶沟。《王君阙》以上有两方汉人的阙铭。其中一方用篆书写道：“汉故永乐少府将作贾君之阙”，但“将作”以下缺少两个字，无法辨认；另一方用隶书写道：“汉故兖州刺史雒阳令王君之阙”，但“王君”以下也缺少两个字。《尧祠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文字多有漫漶。大意说：汉朝继承尧的事业，用上等牲畜祭祀尧；王莽篡夺汉朝后，祭坛和场地被毁坏废弃。又说：后来依据旧有典制建造灵庙，每年春秋各用一太牢按时祭祀。陈国郑【下一字缺】、原太守仲【又缺一字】、广宗长仲选共同修建坛墠，刻碑记载功德。李树在尧祠中长成连理树，太守、河南人张宠继承前人的事业，用钱二千恭敬地备办祭祀礼仪，并在临近建立坛碑。当时是熹平四年。碑在济阴。《碑阴题名》以上是某方碑的碑阴，不知道究竟是哪一方碑；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和刻石年月。《张公庙碑》以上碑文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文字多有讹误和残缺，虽然大致可以看见事迹，但已经不能组成完整文章。其中有铭辞两首。汉代朝歌长郑郴于和平元年为张公在庙中立碑，又为监黎阳营谒者李君作《歌》九章，一同刻在碑后。还有李君等人的题名，也有讹误残缺，无法辨认。碑在黎阳。《碑阴题名》以上共有两本，都是隶书。前一本都称为旧吏、门生；后一本都是诸曹史、骑吏，以及万年、莲勺等乡的有秩，各自记载了所出钱数。《西岳庙碑》以上碑没有记载撰文者姓名。书佐郭香用隶书书写。延熹四年，弘农太守袁逢因为岳庙原有碑已磨灭，便改立新碑并撰写铭文。防迁任京兆尹，后来由太守孙璆完成此事。碑于延熹八年建立，现存于华岳。碑后还有唐人的题名。《孔德让碣》以上汉代隶书碑没有记载书写者和撰文者姓名。孔君的名字残缺，“德让”是他的字。他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官至郡诸曹史。碑于永兴年间建立，现存于兖州孔氏墓林中。《孔宙碑阴》以上是泰山都尉孔宙碑阴的题名，共六十二人。其中四十三人称为门生，八人称为故吏，一人称为故民，十人称为弟子。全都用隶书书写，没有记载书写者姓名。孔宙碑收入另一卷。《杨震碑阴题名》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题名的有一百九十多人，都只写乡里和姓字，不写名。碑文在汉太尉杨震碑的背面。唐君碑 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唐君名已缺，字正南，是颍川郾县人，历任颍阳县令，升任豫章，最后调任昌阳县令。原来的从事等人刻石立颂，其中的文字有的完整，有的残缺，已经无法详考。后来又题写道：“处士闾【缺一字】斑因思念唐君而为他立碑表，这大概就是去思碑。”碑立于光和六年。绥民校尉熊君碑 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熊君名乔，字举举。字的上一字缺失，无法辨认。后汉末年，他任桂阳曲红县长，被授予绥民校尉，升任骑都尉、灌阳县长，后来去世。他的铭辞之后又写道：“长沙蔡陵县长文春，字季秋；重安县侯相杜晖，字慈明。”都略有叙述。碑立于建安二十一年。敬仲碑 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碑石已经磨损残缺，死者的姓名都无法知道。但碑首有“敬仲”二字，所以以此作为碑名。其中写道：“授任治书侍御史。”又写道：“光和四年去世。”其他内容无法详考。衡方碑

译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衡方字兴祖，是平陆人，官位做到步兵校尉。碑立于建宁年间。俞乡侯季子碑 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君名熊，字孟孟，字的末一字缺失。是广陵海西人，汉朝宗室。父亲被封为俞乡侯，这是一通记载其德政的碑。碑文只说“来居此邦”，却没有写郡县名称，也没有记载立碑年月。遗址在今扬州。尧祠祈雨碑 右边是孟府君尧祠祈雨碑，使用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碑立于延熹年间，位于曹州济阴。景君碑 右边这篇隶书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文字多有讹误残缺。开头写道“惟元元”，下面缺两个字，大概是年号。又写道“谒者任城景君去世”，其余文字虽然偶有完整之处，也无法考证。景君石椁铭附在碑文后，写道：“惟元初四年三月丙戌，景君去世，于五年二月安葬。”又写道：“司空、太常博士推举精通高经的君为其元。”后面又说：“因病防身。”大概是文字多有讹误残缺，这些就是大致可以看出的内容，都在任城。郙阁颂 右边这篇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是汉代仇绋所书的隶书。根据碑上所载，析里、郙阁都是地名。那里溪水泛滥成灾，太守、河阳人李防派衡官掾仇审在析里修建大桥，碑立于建宁五年。这篇颂在兴元。费凤碑 右边是石□所撰、用隶书书写的碑文，没有写撰书人的姓名。费凤字伯箫，汉安年间历任守故鄣、堂邑县长□，自称是费氏旧家中孙。全文都是五字句，没有记载立碑年月。右边是欧阳棐《集古目录》一卷。欧阳棐字叔弼，是六一翁的幼子。官做到太常少卿、直龙图阁。他承受父亲庭训，阅读父亲的著作，摘取其中概要编成目录。凡是《集古录》所收藏的碑刻，欧阳公从来没有不作说明的，唯独三体石经放在那里而不加评论，难道是有所怀疑而尚未决定吗？叔弼于是断定它是汉刻，大概是被《儒林传》误导了。中常侍曹腾去世，汉朝派谏议大夫用特进的印绶赠给他，而这里却说赠曹腾为谏议大夫，这是错误的。它所记载的碑碣出土地，如说刘熊碑在酸枣，却说在杨州；费泛碑在湖州，却说在南京，那么其中有些内容就不能完全相信。《隶释》卷二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隶释》卷二十四 宋代洪适撰写 会稽都尉路君阙铭　南武阳功曹阙铭 王稚子阙铭　　谒者景君表 景君碑背面　　郯县县令景君阙铭 国三老袁君碑　　西岳石阙铭 北海相景君碑　　景君碑背面 敦煌长史武班碑　　武氏石阙铭 费亭侯曹腾碑。司隶杨厥开石门颂。吴郡丞武开明碑。祝长严防碑。从事武梁碑　　平都侯相蒋君碑 孔子庙置卒史碑。东海相桓君海庙碑。孔君碣　　韩明府孔子庙碑 吉成侯州辅碑　　州辅碑背面 州辅墓石兽膊字　　郎中郑君碑 丹阳太守郭文碑　　议郎元宾碑 孙叔敖碑背面　　封丘县令王元赏碑 王元赏碑背面　　冀州刺史王纯碑 王纯碑背面　　苍颉庙人名 陈皋县令任伯嗣碑　　任伯嗣碑背面 平舆县令薛君碑》《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宙碑背面　　西岳华山庙碑 老子铭　　荆州刺史度尚碑 车骑将军冯绲碑。鲁相晨谒孔子冢文。广汉县令王君神道。金乡守长侯君碑。柳孝廉碑　　卫尉卿衡方碑 沛相杨君碑　　淳于长夏承碑 《金石录》上卷 我从小就喜欢向当时的学士大夫询问、访求前代金石碑刻上的文辞，以此扩大见闻。后来得到欧阳文忠公的《集古录》，读后十分推重，认为它对于订正讹误、造福后来的学者功劳很大。可惜其中仍有遗漏，也没有按年代先后编排，于是想加以扩充，编成一部书传给学者。这样不断访求、收藏，一共用了二十年，之后才大致完备。上自三代，下至隋、唐、五代；内自京师，远至四方偏远国家、绝域和夷狄所流传的东西。自仓颉以来的古文奇字，大篆、小篆，以及分书、隶书、行书、草书；钟、鼎、簠、簋、尊、敦、甗、鬲、槃、杅上的铭文；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序、记等文章；名卿贤士的功业和政绩；以及浮屠、老子的学说；凡是古物奇器、大碑巨刻所记载的，以及残篇断画、磨灭后仅存的文字，大略都没有遗漏。于是按照先后编成二千卷。我在这件事上所付出的力量，可以说既勤勉又持久，绝不只是把它当作区区玩赏之物而已。我曾私下认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的踪迹全都记载在史书中，虽然是非褒贬出自执笔者的个人意旨，有时会失去事实真相，但到了善恶大节上，却有不能歪曲之处；况且流传已久，按理应当以它为依据。至于年代、地理、官爵、世系，用金石碑刻来考证，和史书抵牾的十件中常有三四件。大概史书出自后人之手，不能没有错误；而碑刻文字是当时所立，可信而无疑。因此我又考察它们的异同，参照其他书籍，编成《金石录》三十卷。至于文辞的优劣、字迹的工拙，读者应当自己体会，我都不再评论。唉！自三代以来，圣贤遗留下来的事迹刻在金石上的很多。可是经过风雨侵蚀，再加上樵夫牧童毁坏、损伤、丢弃之后，幸而保存下来的也只有这些了。金石本身的坚固尚且不足以依靠，那么所谓二千卷碑刻，最终也会归于磨灭，而我这部书却有时或许能够流传下去。孔子说：“整天吃饱饭，却不肯用心思考，真是困难啊！不是还有博弈一类的事吗？即使去做它，也胜过什么都不用心。”这部书编成后，它胜过无所用心，难道只是同博弈相比吗？我随即把它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好古而博雅的读书人，一定会从中得到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