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卷二十四

译东武赵明诚序 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铭 右边是《路君阙铭》两篇。其中一篇说：“会稽东部都尉路君阙，于永平八年四月十四日庚申建造。”另一篇说：“君原任豫州刺史、温县县令、元城县县令、公车司马令、开阳县令、谒者、议郎、征试博士路君。”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考察《汉书·志》说：“建武六年裁撤各郡都尉，只有边郡往往还设置。”难道会稽濒临海边，所以设置了这个官职吗？任延曾任会稽西部都尉，而这里说是东部，怀疑当时会稽分为东西两部，各设置一名都尉，只是史书没有记载罢了。南武阳功曹阙铭 右边是《南武阳功曹墓阙铭》。碑文称其为南武阳功曹乡啬夫，又说任为国三老，又说到章和元年。其他族系、名字都已磨灭，无法考究。墓在今沂州，有两座阙，其中一座的铭文立于元和年间，文字尤其残缺难读。王稚子阙铭 右边是王稚子阙铭两篇：一篇说“汉代已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另一篇说“汉代已故兖州刺史、洛阳县令王君稚子之阙”。考察范晔《后汉书·循吏传》说：“王涣字稚子，曾任温县县令，而刻石称其为河内县令，大概是史书的错误。”王涣于元兴元年去世，那么这些阙铭大概是在和帝时所立。谒者景君表 右边是《谒者景君表》，碑额题为“汉故谒者景君墓表”，碑文说：“惟元初元年五月丁卯，已故谒者任城景君去世。”其他文字已经磨灭，偶尔有可以读出的地方，也都断断续续，不能再组成完整文句。元初是安帝时的年号。这是汉代石刻中残缺得最严重的一通，只是因为安帝以前保存下来的碑碣没有几通，不能丢弃，所以记录下来。景君碑背面 右边是《谒者景君碑》的碑阴。碑阴前面题写着：“诸生中服膺义行的人。”又写道：“义士：北海掾张敏，字公辅；弟子：济北茌平寗尊，字伯尊。”共十五人，全都保存完好，字迹可以辨读。《郯令景君阙铭》。右边是《郯令景君阙铭》。铭文说：“元初四年三月丙戌，郯令景君去世。”又说：景君在世时安静淡泊、没有欲求，以求道为乐而安于贫困，诚信而喜好古道；不合礼法的话不说。他研治《欧阳尚书》，继承祖父河南尹、父亲步兵校尉的学业，门徒中登记在册的有三千多人。又说：三司征聘他，教化流布到下邳。又说：司空、太常、博士都举荐他精通高等经学，景君是其中第一人。郯城的奸邪之人受到感化，洗心革面。又说：他身染疾病，归于幽冥。门人因服膺义行而来致敬的，有一百多人。考察汉人为景君刻立铭文，本来是想使他的事迹流传不朽，却不记载他的族系和名字，这是为什么呢？《国三老袁君碑》。右边是《国三老袁君碑》。考察《元和姓纂》说：袁干受封为贵乡侯，最初居住在陈郡，成为著姓。第八代孙袁良，生昌璋；昌璋生安璋；安璋生袁滂，官至司徒。《唐书·宰相世系表》说：袁生的玄孙袁干，受封为贵乡侯；八世孙袁良有两个儿子，昌璋任成武令；昌璋生安璋；安璋生袁滂。根据这块碑和《后汉书》考察，《姓纂》和《唐表》实在十分疏略谬误。《袁安列传》说：袁安的祖父袁良，平帝时以明经被举荐，任太子舍人；建武年间升任成武令。现在根据这块碑，袁良在永建六年去世，距离袁安出生大概已有一百多年；由此可以确定不是同一个人，无疑了。又袁安在永平四年去世，而袁良死在那之后三十九年；由此也可以确定袁良不是袁安的祖父，无疑了。大概袁安是汝南郡汝阳人，袁滂是陈郡扶乐人，他们的乡里和族系本来就不同。而袁安与袁

译滂相隔的年代十分久远，显然不可能是从父兄弟。难道是两人的祖父名字偶然相同，于是造成了这样的谬误吗？又有这块碑和李利涉编纂的《古命氏》都说袁良是袁干的五世孙，而《姓纂》《唐史》都认为是八代孙。碑上说袁干是袁生的曾孙，而《唐史》认为是玄孙。各书都说袁干因讨伐公孙勇有功而受封贵乡侯，唯独碑上写作“公先勇”。又说他受封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这些都无法考证。袁安列传称其祖父袁良为成武令，而《唐史》说任此官的是昌璋，我怀疑是《唐史》错了。郦道元《水经注》又说：扶沟城北有袁梁碑，碑上说袁梁是陈国扶乐人，事迹与这块碑相合。只是《水经》误把袁良写成了袁梁。袁氏自汉代以来世代都是著姓，袁安和袁滂也都是一时显赫的人物，但各书对他们的族系竟错谬到这种地步；由此可知典籍记载中的错误，哪里说得尽呢！《西岳石阙铭》。右边是《西岳石阙铭》，铭文说：“永和元年五月癸丑朔，初六日戊午，▯农太守常山元氏张勲为西岳华山建造石阙，高二丈二尺。”后面是韵文，文辞颇为奇怪，又有许多通假字，时常有难以理解的地方。永和这个年号，汉顺帝、晋穆帝、姚▯都使用过。晋穆帝时，华隂不属于晋；根据这块碑的字形笔画考察，恐怕不是姚▯时期的，大概是汉代所刻。又考察《晋书》载记、姚兴和▯的传记，以及本朝宋莒公《纪年通谱》，都说：“▯在义熙十二年即伪位，改元永和。”只有《帝纪》写作义熙十一年，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因此考察永和年号时，一并记载下来。《北海相景君碑》。右边是《北海相景君碑》，在济州任城县。景氏在汉代是任城人，如今还有三块碑保存着。我都已经得到，其中这块保存得最完整。《景君碑碑阴》。右边是《景君碑碑阴》。考察《后汉书·百官志》的注说：“河南尹的属官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晋书·职官志》说：“州县官吏都有循行。”现在这块碑阴所载的旧日属吏，从都昌台丘暹以下十九人，全都写作“修行”。其他汉代和晋代的碑也有几处这样写，也与这块碑阴的文字相同。难道是“循”“脩”两字字形相近，于是导致了讹误吗？碑阴又有旧日午营陵是迁等六人，他们的姓名无法知道原来担任什么官职。台丘这个姓不见于《姓氏书》，只有这里所列的两个人可以见到。《敦煌长史武班碑》。右边是《敦煌长史武班碑》。欧阳公《集古录》说：汉代的班氏碑，大概因为字迹残缺磨灭，已经不能连缀成文，他的氏族、官职门第和死亡安葬情况都无法看见。能够看见的只有“君讳班”几个字。现在我用我家收藏的本子考察，碑文虽已漫漶磨灭，但仍然可以清楚辨认。碑额题写：“汉故敦煌长史武君之碑”，由此知道他的姓是武，官职是敦煌长史。碑上说：“君讳班，字宣张。从前殷王武丁征伐鬼方，功勋卓著，功劳收藏在王府，官职和族属分派下来，于是因而以武为氏。”由此知道他的名字以及武氏族源。又说：“永嘉元年去世”，由此知道了他去世的年月。《武氏石阙铭》。右边是《武氏石阙铭》，铭文说：“建和元年，太岁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月癸丑，孝子武始公的弟弟绥宗、景兴、开明，让石匠孟季和孟季的弟弟夘建造此阙，费用十五万钱。孙宗雕作狮子，费用四万钱。开明的儿子宣张，任职于济隂，二十五岁时，曹府君察举为孝廉，授任敦煌长史，身染疾病而去世。幼苗般的英才没有成就，唉，令人悲哀！士人和女子都为之痛惜。”武氏在任城有几座墓。开明曾任呉郡府丞，绥宗名梁，曾任郡从事；宣张名班，他们都各自有碑。《

译费亭侯曹腾碑》。

译右边是《费亭侯曹腾碑》，碑上说：“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太后说：‘应派遣费亭侯到封国去，作为汉室的辅佐藩屏。’”可是欧阳公《集古录》却说：“皇帝这样说：‘应派遣费亭侯到封国去。’”这是错误的。考察《后汉书》，建和元年桓帝即位，梁太后临朝称制；可见这块碑所记载的遣送曹腾到封国去的诏书，是梁太后所下，不是桓帝所下。东汉自安帝、顺帝以来，宦官受到尊崇宠信而掌握政权，往往被封侯而显贵。后来曹腾的孙子曹操，以及他的曾孙曹丕，前后两代几十年间凭借势力，最终夺取汉朝帝位而占有天下。由此看来，宦官掌权造成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司▯杨厥开石门颂》。右边是《司▯杨厥开石门颂》。我曾读范▯《后汉书·邓隲传》，其中说：“当时遭遇元二之灾，士人百姓饥荒。”章怀太子注释说：“元二就是元元。”古书中遇到应当重复读的字，通常就在上一个字下面写一个小小的“二”字；后人不了解这一点，于是把它读成“元二”。有的把它和阳九联系起来，有的把它附会到百六上，实在都是因为没有弄明白，因而造成了错误。现在岐州石鼓铭中，凡是重复用字的地方都写成“二”字，这是明显的证据。他的说法非常清楚，学者应当相信。现在这块碑上有“中遭元二，西戎虐残，桥梁防絶”的话。如果读作“元元”，就不合文理；我怀疑当时本来就有这种说法，《汉书》注释未必正确。《吴郡丞武开明碑》。右边是《呉郡丞武开明碑》，碑上说：“君字开明，但他的名已经残缺。又说：永和二年被举为孝廉，授任郎、谒者；汉安二年升任大长秋丞、长乐大仆丞。永嘉元年因母亲去世离职，后来又授任郎中，任呉郡府丞。享年五十七岁，建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因病去世。”能够看见的只有这些，其他文字都已磨灭，不能全部读出。考察《后汉书·志》说：“大长秋丞一人，秩六百石，原本由宦者担任。”又说：“长乐少府的地位在长秋之上，连同属官也都是宦者。”又说：“太仆秩二千石，位在少府之上；丞秩六百石。”根据《志》的记载，中宫和长乐宫的官属都由宦者担任；但参考史传以及汉、魏石刻，像大长秋、少府这一类官职，也都混用士人。现在武君以孝廉身份担任郎、谒者、郎中、呉郡府丞，这些都不是宦者的职务。这样看来，两宫的官属大概也混用士人。《祝长严防碑》。右边是《祝长严防碑》，政和年间，下邳县百姓耕地时发现了它。碑上说：“汉朝中兴，卯金的美好功业；和平元年，岁星运行，治理东宫之星，配合角房之月，建立朱鸟、中吕的音律。万物慈爱而生长，草木花泽青葱，爬行和蠕动的生物，都各自遵守常道。人和物共同承受这些恩惠，唯独遭遇灾霜，倾覆凋落，寿命不能长久。经书设置三命，君获得其中的一命，享年六十九岁。”又说：“啊，令人叹息！严君名防，字少通，远祖出自楚庄王，祖先世代相承，招致并奉行道术，研治严氏《春秋》，采用冯君的章句。幼年任郡掾史，先后任会稽诸暨尉、乌程长、毗陵长、余暨长、章安长、山隂长，因病离职。后来任丹阳陵阳丞，代理春谷长；被举为廉吏，升任东牟侯相；又任下邳祝长，主管十城的牧守事务，任职之处都治理得像有神明相助。”后面有铭，铭是五言诗，残缺较多，难以读懂。碑文说：《从事武梁碑》。右边是《从事武梁碑》，碑上说：“已故从事武掾名梁，字绥宗，体行德性忠孝，聪慧早成而有异于常人。研治《韩诗》，脱下头巾讲授经学，同时通晓《河》《雒》以及诸子传记。”又说：“州郡征召他，他以疾病为辞不肯就任；安于柴门陋室的生活，以能够早晨闻道为可乐的义理自守。”又说：“享年七十四岁，元嘉元年季夏三日，因病神魂陨落。”后面有铭说：“美好的德行通达幽玄，幽暗之处也显明啊；隐居安静地生活，美好的光辉彰显啊；以道为乐而忽视荣华，留下兰草般的芳香啊；身体虽死而名声长存，流传无穷啊。”其他刻字都完整可读，文章很多，不能全部记录。碑在济州任城。我在崇宁初年曾得到这块碑，喜爱它保存完好。十多年后再次得到这个拓本，却缺少最后四个字。《平都侯相蒋君碑》。右边是《平都侯相蒋君碑》，文字残缺，他的名字、官职和门第都无法考证。只有碑额题作《汉故平都侯相蒋君之碑》，碑上说：“享年六十五岁，元嘉二年三月甲午去世。”从前有个叫刘季孙、字景文的人，是知名士人，同我已故父亲有交情，家中收藏金石刻本一千多卷。他去世后，儿子不能守护这些藏品，被一个武人得到。后来我的老朋友王偁定观又得到几百卷，其中有几本汉碑，是我从来没有的，他全都拿来赠给我，这就是其中的一本。《孔子庙置卒史碑》。右边是《孔子庙置卒史碑》。碑的前面有司徒呉雄、司空赵戒的奏章，欧阳文忠公已经完整收录在《集古录》中。碑的后面又有鲁相向司徒府、司空府所作的奏记，文字尤其完整。奏记说：“永兴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鲁相、代理长史事务的卞守长，擅自叩头请死罪，谨敢向司徒、司空府陈述：壬寅日的诏书规定，为孔子庙设置一名秩百石的卒史，掌管主持礼器；选择年满四十岁以上、通晓一门经艺，经过多项考试，能够奉行弘扬先圣之礼，并且为宗族所归仰的人。卞叩头，叩头，请死罪，死罪。谨按文书，对守文学掾鲁孔龢、师孔宪、户曹史孔览等进行多项考试。孔龢研习严氏《春秋》，经学通达，成绩最高，侍奉父母极为孝顺，能够奉行先圣之礼，为宗族所归仰。现授孔龢补任此职，情状如牒。卞惶恐叩头请死罪，谨呈司空府。”这篇奏记文辞文雅，很值得称许，所以详细记录下来；也借此可以看出汉代郡国向公府奏记，格式就是这样。考察《华阳国志》和《后汉书》注，都说赵戒字志伯，而这块碑却写作意伯，怀疑是为了避桓帝的讳，所以改了字。《东海相桓君海庙碑》。右边是《东海相桓君海庙碑》，碑上说：“永寿元年春正月，有汉东海相桓君。”又说：“熹平元年夏四月，东海相山阳满君。”其余保存完整的文字还很多，大致记载修缮祠庙的事情。碑上的铭诗说：“浩浩荡荡的沧海，是百川汇聚的宗主。”由此知道它是海庙碑。桓君和满君都没有记载名字，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碑在今天的海州。《孔君碣》。

译右边是《孔君碣》，在孔子墓林中。碑额题作“孔君之墓”，文字已经残缺。前面写着“元年乙未”，但“元年”上缺少两个字。考察东汉自建武以后，只有桓帝永寿元年岁次乙未；其他还有三个乙未年，但都不是元年。因此，这块碣上所缺的两个字，应当是“永寿”。《韩明府孔子庙碑》。右边是《韩明府孔子庙碑》，大意说：“君建造礼器，制作乐曲音符；有钟、磬、瑟、鼓、雷、洗、觞、觚、爵，鹿、柤、梪、笾、柉、禁等器物；修饰孔子宅庙，又建造两乘车。其中所谓‘鹿’，礼书图谱没有记载，不知道是什么器物。又考察字书，‘柉’是树木的皮，可以用来制作绳索；‘喜陈乐’也不是器物名称，这些都无法理解。因此一并记录这些文字，以等待后来的知者。”【我后来见到汶阳陈氏所收藏的古彝器，形状像伏卧的鹿；近年青州获得一件器物，也完全是鹿的形状。我怀疑所谓“鹿”，是因为器物的形状而命名的。】《吉成侯州辅碑》。右边是《吉成侯州辅碑》，人名和字已残缺。碑额题作：“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君之铭。”州辅的姓名见于范▯《后汉书·宦者传》；他因参与定策拥立桓帝，与曹腾等七人同时封为亭侯。现在这块碑记载当时的诏书说：“把州辅封为叶吉成侯。”由此知道他的名字是辅。可是郦道元注《水经》说：“滍水以南有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的坟墓，墓前有碑，碑文说：‘六帝四后，是谘是诹。’”现在检验碑上的铭文，确实有这句话；只是把辅写作苞，大概是《水经》的错误，应当以汉史和这块碑为准。《州辅碑碑阴》。右边是《州辅碑碑阴》。从京兆尹延笃、字叔坚以下，题名的共有四十多人。自东汉以后，某一时期的名卿贤大夫去世而立碑时，门生和旧属官往往把名字题在碑阴，大概是想借此依附，使自己也流传不朽。现在州辅只是一名宦者，碑阴列名的却有几十人，即使当代显贵如延叔坚也参加其中。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权势竟盛大到这种程度。不过，那些区区把名字挂在这里的人，也实在可耻。唉。《州辅墓石兽防字》。右边是《州辅墓石兽上的“防”字》。郦道元注《水经》说：“州君墓有两只石兽，后来已经沉没。有人挖出一只，仍未完全破损，十分高大雄壮，头部离地一丈多，制作极为精巧。左边石兽的上面刻着‘辟邪’二字。”我起初得到州君墓碑，又看到《水经》的记载，以为这两个字还保存在碑防。于是我的朋友董之明任职汝颖一带时，我托他访求。过了一年，他拿来寄给我，其中一块刻着“辟邪”，就是郦道元见到的那块；另一块刻着“天禄”二字，稍微大一些，两块都保存完好，令人欣喜。董之明又说：“天禄近年被村民毁掉了，辟邪虽然还在，但字画已经残缺，难以辨认。”这大概是十年前本地人收藏的，今天已经无法再得到了。《郎中郑君碑》。右边是《郎中郑君碑》。贾谊《过秦论》说：“九国的军队退缩徘徊而不敢前进。”颜师古说：“‘遁’读音为千旬反，流传的俗本把‘逡’字误写成‘逃’，读者于是把它理解为逃跑的意思。”潘岳《西征赋》说：“遁逃而奔窜。”这也错了。现在这块碑上有“推举贤能、通达善道，逡遁退让”的话。详细考察文意，这里也是“逡巡”的意思。不过，“逡遁”二字的读音绝不相同，大概古人用字与后世很不一样，又常常通假，所以时常有难以理解的地方。不知颜氏依据什么，竟把“遁”读作“逡”呢？《丹阳太守郭旻碑》。右边这通《丹阳太守郭旻碑》说：“君名旻，字巨公，是周朝的后裔。”又说：“他精通法律，年幼时即在州郡任职，被举为孝廉，授郎中、谒者，升任敬陵园令、廷尉左平、治书侍御史，审理狱讼刑罚没有偏差，执掌宪法如磨刀石般平正。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选授郎中、侍御史；又遭母丧，服丧期满，再授郎中、治书侍御史，升任冀州刺史，征召授为尚书。当时淮夷骚动叛逆，皇帝任用能臣安抚他们，颁下策书加以褒奖，任命他镇守丹阳。他任职四年，因公事离职，年过六十，卧病而衰颓。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去世，那年十二月丙申安葬。精微的言论从此断绝了，诸位后人将仰赖谁呢？三年服丧礼毕，于是众人共同刻石撰铭。铭文最后说：“过去君去世时，虽然已经立碑歌颂，但碑石仅够刻写文字，加上还有缺损【下缺一字】君的弟弟、故太尉去世，归葬旧陵，于是他的侄子、故五原太守鸿，议郎某以及玄孙某【碑石残缺】，感念祖先的德行，于是重新刻石，不改动旧文，大概是用来彰明祖先的功勋。”郭氏是阳翟的著姓，自郭公以来，世代都凭通晓法律而显名。这通碑所说的“太尉公”，就是郭禧。《议郎元宾碑》。右边这通议郎元宾碑在今亳州，姓名已经残缺。能够看见的文字说，他字元宾，是鲁相的孙子。又说，他被举为孝廉，授仓龙司马，卫尉察举为尤异，升任吴令。任职两年，百姓因此安康宁静。州府征召他任从事，公车征召授为议郎。四十八岁时，延熹二年二月去世。使者亲临吊唁，赙赠之礼特别优厚。其余文字大多还完整，可惜他的姓名都已亡佚。《孙叔敖碑》碑阴。右边《孙叔敖碑》碑阴说：“延熹三年仲夏时节，政事在于封土立表。期思长光任职十二年，访求国中的老年人，早已听说孙君是楚国时期的良辅。”又说：“广泛访求遗留下来的后裔，曾孙、玄孙的子孙考察龟兆，选择吉日；五月癸卯适宜保存废址，可以立碑祭祀。”于是招请孙氏诸孙，在都防国右郭以西、道路以北的一处显要而美好的地方，与上牢祭祀，并安排倡优鼓舞。又说：“相君有三个后嗣，长子即封在固始并享有食邑，少子在江宁，中子居住在三【下一字磨灭】。”又说：“相君去世后十多代，有一位渤海太守；此后历次叙述子孙姓名十分详细，但文字残缺断续，无法排列次序。”考察期思长光碑碑阴，并没有记载姓氏；孙叔敖碑虽然有姓氏，但已经残缺了。汉代县令、县长有任职十二年仍不升迁的，由此可知前代官吏对于调动迁易是如此慎重；这不仅使官吏和百姓免受迎送之扰，士人也都安于本职，没有侥幸苟且求进的念头，这与后世不同。《封丘令王元赏碑》。右边这通封丘令王君碑，姓名已经残缺，能够看见的只有字元赏。碑文说，他被察举为孝廉，任郎、谒者、考工、菀陵，继而任封丘令；铭文中也有“抚临三国”的话。欧阳修《集古录》说：“任菀陵丞，大概是误把‘叶’字当成了‘丞’字。” 《王元赏碑》碑阴。

译右边《王元赏碑》碑阴记载门生姓名，其中有“右奔丧，右斩杖”的话。我在三年前曾说：“圣人制定礼制，是为了使后世可以继续遵行，不使礼节有过分或不足的弊病，只求合乎中庸罢了。”《礼记》说：“侍奉老师不能有所隐瞒，勤勉服侍直到死去，内心服丧三年。”孔子去世时，弟子们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子贡说：“从前夫子去世时，颜渊像服父丧那样服丧却没有正式丧服；子路去世时也是这样。请允许我们像服父丧一样为夫子服丧，却不穿正式丧服。”那些汉人为王君服丧，竟然穿斩衰之服，这在礼制上岂不是过分了吗？《冀州刺史王纯碑》。延熹四年立。右边这通冀州刺史王纯碑，立于延熹四年。《桑钦水经》说：“济水经过须句城西。”郦道元注说：“济水西面有安民山，山西有汉代冀州刺史王纷碑，立于汉中平四年。”考察《地理书》，须朐就是今天的中都县；这通碑在中都，而且官职和姓氏都相合，怀疑就是这通碑。然而把“纯”写成“纷”，把“延熹”说成“中平”，因此怀疑《水经》有误。《王纯碑》碑阴。右边《王纯碑》碑阴，前面题有门人的姓名，从东平冯定伯以下，文字完整可辨认的有一百九十多人，磨灭不可辨认的又有九十多人。字形笔画质朴刚劲，很可喜爱。后面题有义士姓名，并说：“各自发自内心，共同拿出义钱，资助碑石费用，刻写姓名以作记载。”“埤”应当读作“禆助”的“禆”。汉代墓碑多由门生、故吏所立，往往把姓名刻在碑阴，有的还记载所出钱数。不是门生、故吏而出钱的人，称为义士。如今汉人为王君出钱造碑，却说“各发圣心”，可以说是浅陋了。《苍颉庙人名》。右边是《苍颉庙人名》。欧阳修《集古录》说：这通碑有“莲勺左乡有秩”“池阳左乡有秩”“池阳集水有秩”，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号；又有“夏阳候长”“祋祤候长”，这就是县吏的名称。碑中文字不很精美，又没有可以考查的事迹，只能姑且推测这些名号，等待知晓其义的人。考察《前汉书》，张敞曾以乡有秩补任太守卒史。《后汉书·百官志》说：乡设置有秩、三老、游徼。注文说：“有秩，由郡府署任，秩为百石，掌管一乡之人。”注文又引《汉官仪》说：“乡户数达到五千，就设置有秩。”《风俗通》说：“秩就是田间大夫，意思是这种官职不过只有秩禄而已。”这样看来，有秩大概也是乡吏的名称。《成皋令任伯嗣碑》。右边这通《成皋令任伯嗣碑》的开头已经残缺，能够看见的文字说：“字伯嗣，是南郡编县人。他的先祖大概是任座的后裔。”又说：“被举为孝廉，授郎中、蜀郡府丞、江州令，因服丧离职，任筑阳侯相。延熹五年，调任来临县。”此后逐段叙述政绩，又说：“调任为桂阳……”最后说：“都邑传唱歌谣，表彰刻记功绩，永远昭示后世。”碑在今天的泛水县，泛水在汉代是成皋。此碑大概是歌颂成皋令德政的碑。后汉书《桓帝纪》说：“延熹八年，有桂阳太守任▯。”拿这通碑相互考校，年月相合，姓名和字也相合，由此知道他的名是▯。《任伯嗣碑》碑阴。右边是任伯嗣碑碑阴。大观初年，得到这通碑，把它放在泛水辇运司官署的墙壁之间。我听说碑阴有字，于是托人劝说县里的官员拆墙取出它，才得到这个拓本。大概汉碑有碑阴的，十有七八都被丢弃而没有记录下来。《平舆令薛君碑》。右边这通《平舆令薛君碑》文字完整。碑文说：“延熹六年春二月，平舆令薛君去世。呜呼，悲哀啊！官吏和百姓都叹息悲伤。因为君的德行，于是在墓旁建立碑石。”后面有三百多字的铭文，叙述得十分详细。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和世系，所以无法考证。《泰山都尉孔宙碑》。右边这通泰山都尉孔宙碑，孔北海就是他的父亲。事见《后汉书·融列传》。又据《桓帝纪》，泰山都尉在元寿元年设置，延熹八年撤销。孔宙在延熹四年去世，大概他死后四年，这一官职便废除了。《孔宙碑》碑阴。右边《孔宙碑》碑阴的门生中有钜鹿广宗人捕巡，字升台。考察《氏族书》《如姓苑》《姓纂》，都没有“捕”姓，只有在这通碑中见到。《西岳华山庙碑》。右边《西岳华山庙碑》的大意说：孝武皇帝修行封禅之礼，巡察五岳，在山下建立宫室，宫名叫集灵宫，殿名叫存仙殿，门名叫望仙门。欧阳修《集古录》说：所谓“集灵”，其他书没有记载，只有在这通碑中见到。我考察班固《汉书·地理志》说：华阴有集灵宫，是武帝所建；郦道元注《水经》也说：敷水向北经过集灵宫，并引用《地理志》的记载，文字都相同。这样看来，并不是只有这通碑记载了它。至于所谓存仙殿、望仙门，各书都没有记载。《老子铭》。右边《老子铭》，旧传为蔡邕撰文并书写。杜甫《李潮小篆八分歌》中有：“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世人说这就是此碑。如今考验碑文，原来是边韶在延熹八年所作，并不是光和年间所立。不知道杜甫所见的是不是这通碑？而本朝周越《书苑》竟然认为是边韶撰文、蔡邕书写，起初并没有依据。碑文说，孔子学习礼的时候，计算老子的年纪，已经二百多岁了。“耼”是老人头发脱落、衰老的样子；《史记》却说他的谥号为“耼”。考察古代谥法，并没有“耼”字。碑文又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如今根据年表和世家考察，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实际是灵王二十一年。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史书》记载周太史儋的事，说他在孔子死后二百二十九年。徐广注说：“实际是十九年。”如今这通碑所记，正好与《史书》相合。不知道徐广依据什么。《荆州刺史度尚碑》。

译右边度尚碑，碑首题为：“汉故荆州刺史度侯之碑。”碑文说：“他的先祖出自颛顼，与楚国同姓，是熊【下缺一字】的后代”；又说：“统理国家法度。”其下已经残缺，无法辨认。考察《元和姓纂》，“度”姓只说是古代掌管度量的官职，因而以官名为姓，并没有说它与楚国同姓。范▯《后汉书·列传》又说：“度尚从右校令升任荆州刺史，攻破长沙、零陵的贼寇，因功封右乡侯，升任桂阳太守。征召回京，以中郎将身份攻破贼人胡兰等，再任荆州刺史。后来任辽东太守，死于任上。”如今根据碑文考察，碑文说：“封右乡侯，升任辽东太守，授中郎将，再授荆州刺史。”按照碑文所载官职次序，大概度尚未曾任桂阳太守；至于说“死在辽东”，也都是史书的错误。我每次得到前代名臣的碑刻，用来校勘史传中所记的官职、门第和年月，很少有完全相同的；由此知道石刻是值得珍视的。《车骑将军冯绲碑》。右边这通车骑将军冯绲碑，拿范▯《后汉书》考察，史书说他字鸿卿，碑文却说字皇卿。史书说他起初被举为孝廉，七次升迁至广汉属国都尉，授御史中丞。顺帝末年，他持节统领扬州诸军事，与中郎将滕抚击破群贼。如今根据碑文，从被举孝廉到任广汉属国都尉，共升迁十一次才任中丞；他与督使徐、扬二州讨贼，都发生在任都尉以前。碑文说讨贼时因逼迫州县而获罪，被依法处理，史书没有记载。又说他任陇西太守时，因审问属吏的罪过，十天内没有查清而离职；羌人震动骚扰，四府上表，于是恢复他的名籍，授任陇西太守，而史书只说升任陇西太守。史书说他任辽东太守，征召授京兆尹，转任司隶校尉，升任廷尉、太常，授车骑将军。根据碑文考察，冯绲在任辽东太守以前，曾重新任治书侍御史，升任尚书，随后任廷尉，从未授任京兆尹和司隶校尉。史书说他整顿军队回到京师，监军使者张敞承受宦官的意旨，上奏说冯绲在长沙贼人再次起兵、攻打桂阳和武陵时，带兵退回，盗贼又因此发动，于是被策书免职。而碑文说，他将要接受封爵时，因为谣言而上奏河内太守，中常侍左悺的弟弟因而获罪降职。史书说他又被授为廷尉，当时山阳太守单迁因罪被拘押入狱，冯绲审讯使他死去；单迁是故车骑将军单超的弟弟，中官相互结党，于是共同诽谤上章，诬陷冯绲，使他因罪被输送到左校服役。而碑文说，他上表认为荆州刺史李隗、南阳太守成晋【晋，《汉史》作瑨】、太原太守刘瑱不应以重罪论处，却因依法处置而被送到左校，这些也都与史书不合。碑文又说，他任河南尹时，上奏说旧有典制规定中官子弟不得担任治理州郡的职务，皇帝不采纳，于是授为屯骑校尉，又任廷尉，死于任上。而碑文说，他再次任廷尉时，上奏认为中官子弟不宜主管州郡牧守，因而使左右近臣获罪降职；永康元年去世。这些也应当以碑文为准。碑文又说冯绲的谥号为桓，史书也没有记载。我曾经说，石刻是当时所写的，他的姓名、官职和爵位不应有差错，确实可以相信。至于善恶等大节，则应以史家的记载为依据。如今这篇传记首尾颠倒、错谬到如此地步，那么史书所记的是非褒贬，失实的地方一定很多，果真可以完全相信吗？《鲁相晨谒孔子冢文》。右边是《鲁相晨谒孔子冢文》，碑已断裂，缺少上面一段；能够看见的大略文字说：“建宁元年三月十八日丙申早晨”，又说：“这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任，拜谒孔子墓。”其他文字虽然完整，但都无法按次序排列。鲁相晨有两通碑，都在孔子庙中。其中一通说：“臣承蒙恩典接受任命，持符守土，得以处在奎、娄之间周公、孔子旧日教化之地”；又说：“臣于建宁元年到任。”另一通说：“鲁相河南史君，名晨，字伯时，由越骑校尉授任；建宁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任。”这样看来，这通碑所记名为晨的人，大概就是鲁相史晨。《广汉县令王君神道》。右边是《广汉县令王君神道》，建宁元年修造。碑中把“县令”写作“苓”。汉人质朴，文字形近的字常常假借使用。像“县令”这种人人常用的字，尚且还要假借，是什么原因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金乡守长侯君碑》。右边《金乡守长侯君碑》记载他的上代说：汉朝兴起时，侯公献策，使太上皇渡过鸿沟的险境，谥号为安国君。曾孙侯酺封为明统侯。光武中兴时，玄孙侯霸任临淮太守，拥兵跟随光武平定天下，转任执法刺奸、五威司命、大司徒公，封于陵侯。欧阳修《集古录》说：“执法、左右刺奸、五威司命，都是王莽时期的官职。”《侯霸列传》说：“侯霸在王莽时任随县令，升任执法刺奸，却不曾任五威司命。”后代伏湛任大司徒，封关内侯；去世后，光武下诏追封为则乡侯，而这通碑说封于陵侯，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根据碑文所说，“刺奸司命”是光武时期的官职，大概是碑文的错误。我考察《侯霸列传》，侯霸死后追封则乡侯，到他的儿子侯昱时改封于陵侯；后来竟把侯霸说成于陵侯，我怀疑这也是碑文的错误。又考察《高祖纪》，侯公劝说项羽归还太公，吕后于是封侯公为平国君。如今这通碑说是安国，已经不同；而平国君是生前的称号，如娄敬称奉春君一类，碑文把它当作谥号，恐怕也不对。另外，侯酺封为明统侯，《汉书·功臣表》也没有记载，不知道这通碑依据的是什么。《栁孝廉碑》。右边《栁孝廉碑》说：“君名敏，他的先祖大概是五行星【下缺一字】二十八宿中柳宿的精气。”这种说法也可以说是奇怪了。自战国以来，圣人不再出现，诸子百家以及异端怪说纷纷兴起，这种弊病到东汉达到了极点。若不是豪杰之士，能够卓然自立、不被流俗所改变，就没有不跟着迷惑的。像这通碑直接说柳君得姓源于柳宿，究竟有什么根据呢？《卫尉卿衡方碑》。右边《卫尉卿衡方碑》说：“感念古人的《凯风》，哀悼《蓼仪》的辛劳。”这是把《蓼莪》写成《蓼仪》。汉碑常有这种情况。大概汉人各自凭所学形成一家之言，所以流传下来的文字时有不同。《沛相杨君碑》。右边是《沛相杨君碑》。欧阳修《集古录》说：“碑首碑尾都不完整，已经失去了他的姓名。”我考察杨震碑，沛相名叫统，是杨震长子、富波侯杨牧的儿子。《淳于长夏承碑》。

译右边是《淳于长夏承碑》的文字。碑文说：君名承，字仲兖，是东莱府君的孙子、太尉掾的第二个儿子、右中郎▯的弟弟。他家世代担任州郡长官，掌持印绶、主持政务的有十多人，都以德行和才能胜任官位，凭功名获得显赫爵位。因此，恩宠俸禄延续于历代，功勋策命著于王室。君集中了家族的美德，天性深厚美善，心怀和厚、履行仁义，研治《诗经》《尚书》，兼览各种技艺，没有不探究通晓的。州郡交相征请，他屈己辅佐君主，担任过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上计掾、守令、冀州从事。又说，他被察举孝廉却没有赴任，太傅胡公欣赏他的德行才美，表彰征召而使他屈身就职；《羔羊》所咏的公正之臣在公府任职，四府都归附并推重他，于是任命他为淳于长。又说，他享年五十六岁，于建宁三年六月癸巳日，因久病在任所去世。这块碑如今在洺州，元祐年间因修治河堤，在土中发现。建宁是汉灵帝时的年号，距今已经一千年了，但碑刻字画仍完好得像新的一样。我家收藏的汉碑有二百多卷，唯独这块碑最为完整。《▯释》卷二十四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隶释》钦定《四库全书》《隷释》卷二十五 宋代洪适撰写 《郎中马君碑》《武都太守李翕碑》《博陵太守孔彪碑》《成阳灵台碑》《廷尉仲定碑》　　《故民吴公碑》《司隷校尉鲁峻碑》《桂阳太守周府君颂》《周府君碑阴》　　《石经遗字》《堂谿典嵩髙山石阙铭》《帝尧碑》《苍颉庙碑》　　《▯彰长断碑》《梁相费泛碑》　　《堂邑令费君碑》《费君碑阴》　　《太尉陈球碑》《华岳碑》　　《太尉郭禧碑》《郭禧碑阴》　　《郭禧后碑》《樊毅西岳碑》　　《禹庙碑》《冀州从事郭君碑》　　《逢童碑》《逢童碑阴》　　《殽阬君神祠碑》《殽阬君神祠碑阴》　　《无极山碑》《扬州刺史敬使君碑》《藁长蔡湛颂》《蔡湛碑阴》　　《安平相孙根碑》《凉州刺史魏君碑》《砀孔君神祠碑》《成阳令唐君颂》　　《唐君碑阴》《白石神君碑》　　《幽州刺史朱龟碑》《朱龟碑阴》　　《都乡正街弹碑》《太尉刘寛碑》　　《刘寛碑阴》《尉氏令郑君碑》　　《赵相刘衡碑》《陈君碑》　　《陈仲弓碑》《陈仲弓碑阴》《金石录》中 《郎中马君碑》右边是《郎中马君碑》，碑文首尾残缺，只能看见他的字是元海。又说，他的祖先获赐“马服”之号，于是便以此为姓。又说，他在和平元年被举为孝廉，任郎中；他谦虚地接待下属，在三署中名声居首。又说，他享年▯，于元嘉三年正月去世。又说，他的夫人享年五十五岁，于建宁三年十二月去世。其他情况就无法考究了。《武都太守李翕碑》【汉代文字多与今天的隶书不相合，均依照石碑原本录写】右边是《武都太守李翕碑》，碑文首尾完好。碑文说：“汉武都太守、汉阳郡河阳县人李君，名翕，字伯都。”其后详细叙述他在郡中任职时的政绩。碑文说：郡城西面峡谷中的道路危险艰难、险阻峻峭，沿着山崖架设栈阁；两山壁立，高耸隆起，云气直上。山下有深不可测的溪流，通道狭窄逼仄，只能勉强容纳车马，前进不能通过，停息也无处驻足，屡屡有翻车坠落的危险。君命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利用平常服役的道徒，凿削、焚烧、破拆山石，削低高处，填平低处，使土石连接坚固而且道路宽广，可以在夜间通行，四方道路不再阻塞，行人欢悦，百姓歌颂他的德惠，和穆得如清风。于是刻立此石。”其后有颂诗。最后题记说：“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日建造。” 《博陵太守孔彪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