隷释卷二十五

译右边是《博陵太守孔彪碑》。欧阳修《集古录》说：关于孔君的碑，他的名字已经磨灭，无法看见；但他的世系、官职和门第，大致还可以考察出来。孔子第十九代孙，是颍川君的长子。举为孝廉，任郎中、博昌长，授尚书侍郎、治书侍御史、博陵太守，升任下邳相、河东太守。建宁四年去世。他一生仕履大致可以看见，只是姓名全都亡佚，实在可惜。现在这块碑虽然残缺，但姓名还完整，可以辨识。君名彪，字元上。又，韩府君孔子庙碑阴记载当时出钱人的姓名，其中也有“尚书侍郎孔彪元上”，与此碑记载完全相同。只是孔君从博陵太守再次升任河东太守，而碑额却题作“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汉人常常这样写，但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月〕 《成阳灵台碑》右边是《成阳灵台碑》。成阳在今天属于雷泽。碑文大略说：尧的母亲庆都成仙去世，大概葬在这里；为了不让人知道墓主姓名，所以称作灵台。欧阳修《集古录》认为，从《史记》《地志》以及《水经》等书来看，都没有尧母葬处的记载。我考察班固《西汉书》、刘昭《东汉书·地理志》，都说成阳有尧冢和灵台。东汉志记载，章帝元和二年东巡狩猎，将要到泰山时，命使者奉一太牢，在济阴成阳灵台祭祀帝尧，这与《章帝纪》的记载完全相同。《帝纪》的章怀太子注引郭缘生《述征记》说：成阳县东南有尧母庆都墓，墓上有祠庙。尧母陵俗称也叫灵台。《文母》《水经注》说：如今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在城的西南方，称作灵台。看来两汉史书所记，似乎把灵台作为尧墓；只有此碑以及《述征记》《水经》才直接指明它是尧母墓。但《水经》说在成阳西南，《述征记》说在东南，不知哪一种说法正确。又《集古录》说：各种书的俗本大多写作“城阳”，只有此碑写作“成阳”，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我曾考察过这件事：成阳县名属于济阴郡，城阳则是王国名。汉文帝二年，把它封给齐悼惠王的儿子章；《汉志》的记载各有不同，并不是有差错。碑上有一位廷尉某，欧阳修认为他的姓名已经磨灭，无法辨读。如今检验碑文缺损处，发现“姓”字下面隐约有“定”字，因此知道他的名是定。碑文后面说：济阴太守审晃、成阳令管遵，各自派大掾辅助仲君。由此可知他的姓是仲，仲氏世代都是成阳人。仲定在雷泽有墓，碑还保存着。碑额题作“汉故廷尉仲君碑”，碑文说：表彰祭祀唐尧，为汉朝祈求福祉；又说：他担任廷尉卿时托病请求归乡，修治尧的灵台。经过二十多年，皇帝才听从请求，授任他为太中大夫。说【我与淄州同僚李荛考察此事，雷泽又说墓正在城西南，大概《述征记》错了】《廷尉仲定碑》右边是《廷尉仲定碑》，在今天濮州的雷泽。碑额题作“汉故廷尉仲君之碑”。碑中详细记载了他的官职门第，虽然有所残缺，但大致次序还可以辨认。碑文大略说：君名定。大汉兴起后，仲氏家族居住在成阳。父亲任张掖、广汉太守，他因父亲的功勋被授为琅邪太守。南阳阴府君察举孝廉没有实行，南郡胡公任济阴太守，又举荐他为孝廉，授尚书左丞，任郎中，升任彭城吕县长，征召试任博士。太傅、下邳赵公举荐他品行高尚，升任豫州刺史、将军从事、符节令、豫章太守，征召为议郎，授大尚书。他辞去官位，又被征召，授将军长史，升任城门校尉、执金吾，授太中大夫，升任廷尉卿。他托病请求归乡，修治尧的灵台，过了二十多年。皇帝听从了请求，授任他为太中大夫。灵台建成、事情办

译完后，皇帝认为他是先帝的旧臣，特意下令州郡按照礼节护送，并特别派人护送。熹平元年孟秋上旬，君患病而没有痊愈。于是门生、门徒、旧吏和乡里同党刻石勒铭，树碑在道路旁以表彰他。两汉时期官职升迁授拜的次序，史书已经不能详细记载，而石刻大多磨灭，难以考察。现在这块碑记载得很详细，所以全部著录于此。所谓“南郡胡公”，就是胡广；所谓“太傅、下邳赵公”，就是赵峻。考察仲定，汉史没有他的传记，只有《风俗通》和《元和姓纂》详细记载了他的姓名和官爵。《故民吴公碑》

译右边是《吴公碑》，碑额题作“汉故民吴公之碑”。碑文说：“熹平元年十二月上旬，吴公仲山。”其他部分的刻画完好得像新的一样，文辞颇为拙劣浅陋，书法也奇怪而不工整。不过，汉代石刻现存的越来越少，而这块碑特别完整，所以录下来供广泛阅览。《司▯校尉鲁峻碑》右边是《司▯校尉鲁峻碑》，碑文说：“君名峻，字仲严。”郦道元注《水经》时引戴延之《西征记》说：“焦氏山北面的金乡山，有汉司▯校尉鲁恭的墓。墓前有石祠，四面墙壁都是青石浮雕，自有文字契刻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以及七十二弟子的形象都刻在上面，画像旁边都刻有石记。如今墓和石室还存在，只有这块碑被人用车搬到任城县学去了。”我曾得到石室中所刻的画像，与戴延之所记相符合。又考察其他地理书，如《方舆志》《寰宇记》之类，都写作“峻”，只有《水经注》辗转抄写成了“防”。《桂阳太守周府君颂》右边是《桂阳太守周府君颂》。欧阳修《集古录》说：“府君字君光，但姓名已经讹误残缺，无法辨认。”图经只说“周使君”，也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汉书》又没有他的传记，于是便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曾巩说：“我曾从韶州知州王之才那里得到这块碑。”王之才来信说：“曲江县图经记载，周府君名昕，字君光。”那么欧阳修所说“图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大概是考察得不详细。如今这份拓本虽然字迹讹误残缺，但考察它的笔画，实在不像“昕”字。两人的说法既然不同，而韶州图经我家偶然没有，所以都无法确定【我后来见到市面上印刷的《欧阳公庐陵集》，另有一条题跋说：“周君名憬，‘憬’字的笔画颇为接近。”】《周府君碑阴》右边是《周府君碑阴》的题名，共三十一人，姓氏都保存完整。郦道元注《水经》说：“泷水向南流经曲江县东面，县城过去称曲红，曲红也是山名。”而《东汉书》和《西汉书》都写作曲江。如今根据此碑，从县长区祉以下，共十七人都把县名写作曲红，那么当时的县名就是曲红，这是没有疑问的。不知道两汉史书都写作曲江，究竟是什么原因？《石经遗字》右边所谓《石经遗字》，是收藏在洛阳和长安人家中的石经残字。大概是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字体是蔡邕所书的小字八分体。后来多次迁移，因此散落而不能保存。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千字，都是埋在土中、磨灭之后仅存的残余。考察《后汉书·儒林传》的叙述，其中说：“认为石经有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是不对的。”大概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体，而三体石经是魏代所建立的。又考察《灵帝纪》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在太学门外。”但《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两处记载已经不同。章怀太子注所引《洛阳记》记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如今我收藏的遗字中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经》《仪礼》。这样看来，当时所立的石经又不止六经。《洛阳记》还说：“《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等人的姓名。”如今《论语》《公羊传》之后也还有堂谿典、马日防等人的姓名保存着。按照《蔡邕传》的说法：“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久远，文字多有错误，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于是上奏请求校正，并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 从此以后，后来的儒者和晚学之士都取石经作为标准。如今石刻原本已经磨灭，又因年代久远而不断传抄，错误一天比一天多。拿世上流传的经书版本来校对这些遗字，其中不同的地方已经有数百字，篇章次序也时常略有差异。假如完整的石经本全部保存下来，那么它与今本的异同岂不是数也数不清吗？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很可惜吗！可是后世学者距离古代已经有几千几百年，却把前代诸儒的见解全部排斥，想凭自己的私意把经义全部解释通，实在太难了。我已经把它们录成三卷，又取其中与今本文字不同的地方，全部列在卷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岁〕 《堂谿典嵩髙山石阙铭》右边是《堂谿典嵩髙山石阙铭》。碑文说：中郎将堂谿典，字伯，于熹平四年来到这里，请求嵩髙山神降雨。考察《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又尊崇高山，改名为嵩髙山。章怀太子注引《前汉书》说：汉武帝祭祀中岳，把嵩髙改名为崇髙。《东观记》说：派中郎将堂谿典来祈求降雨，他因而上奏请求改名，才又恢复为嵩髙。现在这篇铭文记载的是熹平四年，可以用来纠正汉史的错误。又《蔡邕传》注文引《先贤行状》说，堂谿典字子度；而《延笃传》注文又写作季度。如今这块碑说他的字是伯，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帝尧碑》右边是《帝尧碑》。碑文说：“帝尧，是上古时代的圣王。他的祖先出自块隗，是翼火星的精灵。有神龙从常羊山出现。又说，他的名字在黄河和洛水之间显现。传了八九代之后，庆都与赤龙交合而生下伊尧。又说，侯伯在玄河之上游历，龙和龟背负着衔物投下符命，他接受了这些，于是尧才承受天命。这些说法出自图谶纬书，可以说是怪诞荒谬、不合经典了。尧之所以成为圣人，难道只是凭借这些吗！” 《苍颉庙碑》右边是《苍颉庙碑》。碑文残缺，大略可以辨认的文字有：“苍颉天生具有大圣人的德性，四只眼睛放出灵光，为历代帝王制定法则。”铭文说：“穆穆的圣人苍……”由此知道这是苍颉碑。考察它的年代，大概是在熹平六年建立的。《▯彰长断碑》

译右边这通《斥彰长断碑》在华阴，已经断裂，只存下半段，所以碑主的姓名全都没有了。能够看见的文字说：“先高祖时，以二千石俸禄的官员身份，从齐国临菑迁居到关中。祖父字兴先，任执金吾；弟弟□，任渔阳太守。”又说：“元初元年，遭逢家中不幸，三岁时父亲去世，侍奉母亲有柴頴那样的孝行。起初出仕，任县主簿、功曹，郡中诸曹史、帐下司马。刘君征召任命他署理议曹掾，权且授予百石之职，升任补任尉，暂领印绶，代理广平郡夏曲阳县令。”斥彰长在熹平二年秋七月因病卧床不起，碑最后题记为熹平六年十月九日辛酉制作。考察《史记》和《汉书》本纪说：“高祖九年，把齐、楚两地的大族昭、屈、景、怀、田五姓迁到关中；其中四姓都是楚人，从齐地迁来的只有田氏。”那么，这通碑所说“高祖时从齐国临菑迁来的人”，此人必定姓田【按：第五姓也说是从齐迁到关中，但其本来也是出自田氏】。斥彰在《东汉史》和《西汉史》中都写作“斥章”。《梁相费泛碑》右边这通费泛碑在湖州。碑额题作《汉故梁相费君之碑》。碑文说：梁相名泛，字仲虑，是当地人。他的先祖季文曾任鲁国大夫，因有功被封于费，于是便以费为姓。秦、项起兵后，他避居到这里，便在此留下来定居。我家所收藏的姓氏资料，大致都已根据各种书籍加以考订，但其中有很多互相抵牾、不相符合的地方。《姓苑》说：费氏是禹的后代。汉代有费长房，《蜀志》中有丞相费祎。又说：如今琅邪也有这个姓。读音是“父位反”。李利涉编的《古命氏》说：费氏出自鲁桓公的少子季友。季友对国家有功，获赐汶阳的田地，封邑在费，子孙便以费为氏。汉代有费将军，其后代有费忠、费柔，后来迁往蜀地，成为宁蜀人。费忠的孙子迁到荆州，后来又迁往江夏。费忠十代孙费奕，费奕的孙子费祎，又在蜀地定居。晋朝平定蜀地后，费祎的儿子费承又回到江夏。林宝《元和姓纂》说：费氏也读作“秘”。《史记》中纣王的宠臣有费中，费氏是夏禹的后代。楚国有费无极，汉代有费直，蜀地有费祎，晋代有费诗。又说：琅邪费氏，是费直的后代。陈湘《姓林》说：费氏读作“蜚”，是夏禹的后代。我曾经考察过，费这个字对应两支姓氏，读音不同，源流也不同。其中一支读“蜚”，属于嬴姓，出自伯翳；《史记》所记载的费昌、费中、楚国的费无极、汉代的费将军、费直、费长房以及蜀地的费祎等人，都是这一支的后代。另一支读“秘”，属于姬姓，出自鲁国的季友。《姓苑》所记载的琅邪费氏，以及这通碑所说的梁相费君，都是这一支的后代。这样看来，《姓苑》《姓纂》《姓林》都说费氏是夏禹的后代，《姓纂》又说费氏也读作“秘”，并且说琅邪费氏是费直的后代，这些都是错误。《编古命氏》把费将军、费祎等人说成出自鲁国季友，也不对。我又考察《春秋》，僖公曾把汶阳的田地和费邑赐给季友；《左传》也说季友对鲁国有功，接受费邑，因而成为上卿。如今碑文说季文有功而被封在费，大概是碑文的错误。《堂邑令费君碑》右边这通《堂邑令费君碑》说：熹平六年无射月，堂邑令费君因病卧床而死。哎呀，真是悲痛啊！于是夫人元弟卜▯追述此事，为他撰写诔文。诔文之后还有铭诗。碑中叙述费君事迹并不十分详细，而他的姓名、世系和官阶都完整记载在碑阴。现附录在后面。《费君碑》碑阴 右边《费君碑》碑阴说：费君名凤，字伯萧，是梁相的长子，也是九江太守的长兄。世代承袭德业和爵位，银印与艾绶相继相承。又说：费君任郡中右职，三次负责贡献和计簿之事。汉安二年，吴郡太守、东海人郭君认为费君具有委蛇从容的节操和公正无私的操守，年三十一岁时举为孝廉，授任郎中，任命为陈国新平长，后来便治理堂邑。此后有五言韵语，颇为古雅，但常有残缺，已经无法依次编排。前面题记说，这是费君舅家中孙、甘陵人石□、字子才所撰述。《太尉陈球碑》右边是太尉陈球碑。陈球有两通碑，都在下邳。其中一通已经残缺，这一通保存得稍微完整，可以用来考证。前代碑刻与史书传记往往互有抵牾，但陈球碑所记载的官职、家世和事迹与传记相合。东汉末年，政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威势和福祸之权向下转移，那种形势大概十分可怕。当时众多君子仍然奋不顾身，竭力排斥宦官的奸邪，即使遭到屠杀也不后悔自己的志向。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也可以说是壮烈了。像陈球就是这样。假如当时的士大夫能够委屈自己去侍奉他们，就可以长久保有富贵了。然而君子本来就不肯用那种做法来换取这种富贵。《华岳碑》右边《华岳碑》，《集古录》说：“碑文以《周礼·职方氏》为依据。所谓‘方氏’，恐怕是当时学习《周礼》的人就这样称说的，大概‘识’与‘志’意义相通。”我考察袁逢的《华岳碑》，也引用《职方氏》，但使用的是“职”字。这大概是汉人文字简略，字形相近的字常常通假使用，起初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太尉郭禧碑》右边《太尉郭禧碑》的文字残缺，保存下来的只有一百多个字。能够看清的，只有郭公名禧、字君房。郭禧是郭躬的从孙。他的事迹附见于郭躬的列传中。碑文说他年少时明白熟悉家传事业，同时喜好儒学，有声望。延熹年间任廷尉，建宁二年接替刘宠任太尉。《灵帝纪》也说，这年十一月郭禧任太尉。章怀太子注说：“字公房，扶沟人。”郭氏世代都是阳翟人，从郭躬以下都葬在阳翟，他们的坟墓现在还在。如今这通碑的残缺处还有“陈留扶沟”几个字，怀疑郭禧曾经寄居在这个地方，死后又归葬故郡。《汉书》注于是把他当作扶沟人，恐怕是错误的。《郭禧碑》碑阴 右边郭禧碑碑阴，开头有四个大字：“故吏人名”。下面列有故吏宓张立、度成匽师张协子、道雒阳李苍子，以及考察故民河南阴德、纪信等人，总共有一百多人。又有“右河南”“右河内郡”“右弘农郡”“右扶风”等字样，其中许多字的笔画完整清楚。书法淳朴古雅，很是可爱。《郭禧后碑》

译右边《郭禧后碑》残缺得更加严重，大致可以辨认的文字说：“光和二年夏五月甲寅，太中大夫、原太尉郭公去世。”又说：“公的嫡子，原五原太守余，不再能够组成完整的文字。”碑额题作“汉故太尉郭公神道”，字迹和笔画还很完整。《后汉书》列传既没有记载郭禧的结局，《灵帝纪》只说“建宁三年夏四月，太尉郭禧被罢免”，也没有说明他后来任什么官。现在根据碑文考察，才知道他被罢免后任太中大夫，并于光和二年去世。五原太守名叫鸿，后来任司隶校尉，封为成安乡侯。《樊毅西岳碑》右边樊毅西岳庙碑说：“弘农太守、河南人樊君，名毅。”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说：“根据这通碑，它是在樊毅任职当时所立的，可是为什么太守活着时就称他的名为‘讳’呢？”考察《春秋左传》说：“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最终都要避讳；并且要到卒哭以后才避讳。”郑氏认为：“这是敬畏鬼神的名号。讳就是避讳。活着的人之间不避对方的名。”卫侯名恶，大夫中有名石恶的，君臣同名，《春秋》并不认为这是错误。汉宣帝元康二年诏书又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号难以知晓，却容易避讳。如今上书触犯名讳而获罪的人，朕非常怜悯他们，应当改为避讳询字。在法令颁布以前触犯名讳的，一律赦免。”大概卒哭以后便避讳其名，这种制度实际上始于周代；而生者、死者都称“讳”，西汉已经如此了。这样看来，“活着称名，死后称讳”的说法，又是近世才产生的。由此可以看出，后世的避讳越来越严密。不过，活着时称“讳”而见于石刻的例子很多，并不只有这通碑。《禹庙碑》右边《禹庙碑》说：“光和二年十二月丙子朔，十九日甲午，皮氏长、南阳章陵人刘寻，字孝嗣；丞、安定乌氏人樊璋，字元孙。”后面叙述大禹治理水土的功劳，最后有铭文，但大多残缺，不能完全辨认。碑在龙门禹庙。《兾州从事郭君碑》右边《郭君碑》的姓名已经残缺，碑额题作“兾州从事郭君之碑”。碑文说：“他的先祖出自高辛氏，在周代兴起【缺一字】。蕃虞郭国在河水、魏水之间，遭遇晋国荒乱强盛，于是防守自己的土地，世世代代勤勉不懈，专心想着继承先人的功勋。子孙佩带印绶，居住在安乐的土地上，因国名而以郭为氏。”又说：“历任郡中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又说：“光和二年去世，三年十月安葬。”又说：“悲痛啊父亲母亲，追念已经坠落的神灵；卜商哭声哀号，因丧子而双目失明。”根据这些话可知，当时父母活着时也称“考妣”。《尔雅》说：“父亲称考，母亲称妣。”郭璞注引《礼记》说：“活着称父母，妻子去世称考妣、嫔。”现在世上的学者都遵从这种说法，而郭璞援引各书作为依据，认为这不是生死不同的称谓，就像现在称兄为‘晜’、称妹为‘媦’一样。如今这通碑是汉人所作，已经不用戴氏的说法，由此可知郭璞是有根据的。不过，《礼经》流行于世已经很久，既然已有这种说法，侍奉父母的人也应当有所避讳。《逢童碑》右边逢童碑，刻画完整清楚。碑文说：童子名盛，字伯弥，是薄令的玄孙、遂成君的曾孙、安平君的孙子、五官掾的长子。又说：他十二岁时，在协洽年五月乙巳日，▯噏不反，夭亡而精气消散。于是门生东武人孙理、下密人王升等人共同刻石，叙述他的才华和美德，用来铭记而使其不朽。碑后题记为光和四年四月五日丁卯立。碑原来在潍州昌邑县，近年移置到郡城之中。《逢童碑》碑阴 右边逢童碑碑阴题记说：“右边列家门生，右边列县中的士大夫，共十三人。”其中有督邮▯敏、宾▯后、升司文叔盛。这些人的姓字，根据▯与司文姓氏书都没有记载，现在把它们记在这里。《殽阬君神祠碑》右边是殽阬君神祠碑。欧阳公《集古录》说：殽阬君祠，现在称为五部神庙。庙中神像有石堤西戍、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人们都不明白这些称号的含义。如今这通碑说：“石堤、树谷，向南通达商雒。”又说：“前代使官吏和百姓得到通利，兴盛尊贵的有御史大夫、将军、牧伯，所以为他们建立祠庙，以报答他们的功劳。”由此才知道石堤、树谷、御史、将军这些称号，从汉代以来就有了。民间流传的说法，它们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水经》又说，郑县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庙，庙前有碑，光和四年由郑县令、河东人裴毕、字君先所立。由此又知道，五部神这个称号在齐、魏之间就已经有了。裴君在《水经》中名为毕，而《集古录》说名为▯。现在详细看它的笔画，很像“毕”字，怀疑《集古录》记错了。《殽阬君神祠碑》碑阴 右边殽阬君神祠碑碑阴，刻有县吏和乡人的姓名。其中字迹完好、可以辨认的有二百多人，被磨灭的又有一百多人。小字淳朴劲健，很值得喜爱，这是欧阳公《集古录》中从未有过的。《无极山碑》右边是无极山碑。考察颜之推《家训》说：“《诗经》说：‘有云气浓密，云气缓缓兴起。’毛传说：‘渰，是阴云的样子；萋萋，是云行进的样子；祁祁，是缓慢的样子。’郑玄笺说：‘古代阴阳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它们到来时缓缓而来，不猛烈迅疾。’考察起来，‘渰’已经是阴云的意思，何必又说‘兴云祁祁’呢？‘云’应当作‘雨’，这是民间传写造成的错误。”班固《灵台诗》说：“和风习习，甘雨缓缓。”这就是证据。根据这一点，原本应当作“云”字，颜之推却改成了“雨”字。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原本作‘兴云’，不对。”大概陆德明根据颜氏的说法改了，所以后来流传的版本都作“雨”。如今这通碑的铭文写道：“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可知，汉代以前的文本都作“兴云”，颜氏的说法起初没有根据，只是个人的意见。《扬州刺史敬使君碑》

译右边《敬使君碑》在河东平阳，碑额题作“汉扬州刺史敬君之铭”。碑已残缺，碑主的姓名都没有了，大致还能辨认出他曾被征辟为司隶从事，又任治书侍御史，最后写道：五十三岁时，光和四年闰月因病去世。其他事情已经无法考察。考察《姓苑》记载《风俗通》有敬歆，汉末任扬州刺史；《元和姓纂》也说敬歆是平阳人。但后来《周书·敬珍传》《唐书·宰相世系表》都把歆写作韶。我后来得到后魏《敬曦造像碑》，其中也写作韶，于是知道《姓苑》《姓纂》记错了。《集古录》收录这通碑两次，其中一次题作《敬仲碑》，说碑主姓名已经磨灭，只有碑首有“敬仲”二字，所以就用它代称碑主，怀疑此人姓田。另一次题作《无名碑》，所记事情都相同，大概是欧阳公没有见到碑额。《槀长蔡湛颂》右边《槀长蔡君颂》说：“君名湛，字子德，是河内郡修武人。”又说：“举为孝廉，推辞谦让；接受司徒府征召，任命为广川长，后来又被太尉征辟。”熹平四年六月的诏书，下面已经断缺，似乎是叙述他升任槀长以及在任期间的政绩。又说：“三年后升任高邑令，官吏和百姓都追念他。”于是故吏栗尹等人共同出资，立碑撰颂，刻在这块石上。后面有铭文。最后题作“光和四年十二月诏书迁并州刺史”，大致情况就是这样。其他文字残缺，无法考察。《蔡湛碑》碑阴 右边《蔡湛碑》碑阴记载出钱人的姓名，其中有故吏、贱民、议民、故三老、故处士、义民等称呼。像“故吏”“义民”这类称呼，其他汉碑中也有很多；只有“议民”“贱民”在这通碑中出现，然而没有人能详细说明它们的含义。《安平相孙根碑》右边《安平相孙根碑》说：府君名根，字元石，是司空公的长子，乐安太守的长子，汉阳太守、侍御史的兄长，乘氏令的父亲。他的先祖出自殷商，是玄商的后裔、子汤的苗裔。又说：圣明勇武的君主平定周地，封赏干地的坟墓；后代分散各处，为躲避祸乱而隐姓埋名，于是以孙为姓。又说：先后任槀长、雍奴令，改任元氏令、考城令，任谏议大夫，授为议郎、谒者，升任荆州刺史，征召授任议郎，升任安平相。七十一岁时，于光和四年十二月乙巳去世。碑在今天的高密县。所谓司空公，指《桓帝纪》所说的永寿三年任司空的太常孙朗。注文说：孙朗字代平，是北海人。《汉三公名》中也说孙朗是北海高密人。我曾经看过汉代碑刻记载人物家世，大多只写官职和爵位，大概是为子孙撰写铭文，不愿意直写父祖的姓名。这种做法最为得体；但如果不是当代显贵，就终于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谁了。又考察《姓苑》《姓纂》等书，都说孙氏是周文王的儿子卫康叔的后代；卫武公的儿子尔任卫国上卿，于是以其名为氏。如今这通碑却说孙氏出自商代比干之后。大概古人有的因受赐姓而命氏，有的以官职为氏，有的以谥号为氏，有的以封邑为氏，有的以居住地为氏，有的以祖父的字为氏，所以姓氏虽然相同，源流却可能不同。书籍和传记中缺漏、没有记载的事情很多。《凉州刺史魏君碑》右边凉州刺史魏君碑，文字残缺，族系和姓名都无法考察。大致还能看出：他被察举为孝廉，任郎中、尚书侍郎、尚书右丞，于光和四年去世。碑额题作“凉州刺史魏君碑”。《砀孔君神祠碑》右边《砀孔君神祠碑》，碑首题作“汉故行梁相事砀孔君之神祠”。文辞和字画都古怪而不工整，且不时有难以理解之处，但刻画保存得很完整。孔君名耽，字伯本。《成阳令唐君颂》右边《成阳令唐君颂》说：“君名扶，字正南。”字迹和笔画还很完整。可是欧阳公《集古录》却说他的名字残缺，这是为什么呢？碑额题作“汉故成阳令唐君之颂”，地点在今天濮州雷泽县的古成阳。《唐君碑》碑阴 右边这块《唐君碑》的碑阴，记载了出钱造碑的人，有故从事、故督邮、故吏、处士、门生、门童等人的姓名。考察《唐君碑》，碑文说处士闾葵斑等人刻石立颂；但碑阴又有故吏闾葵巳、处士闾葵楚。闾葵这个姓在前代史书中没有见过，《姓苑》《姓纂》一类书也都没有记载。大概前代的氏族，有的因改姓而改变，有的逐渐衰微、不显于世，因而湮没无传的很多。现今流传的姓氏书大多简略而不完备，只有偶尔在碑刻中见到的，我总是把它们记下来，以补助姓氏书的缺漏。《白石神君碑》。右边这块《白石神君碑》，大意说：白石神君，位列九山之中，参与三条山脉之一，兼有将军的称号，执掌斧钺般的威权。他的形体与封龙山相连，气势与北岳相通，幽冥中辅助天地，长久养育万物。云气触石而生，聚集成寸，不到一天工夫，甘雨便普遍沾润。前后各国、各县屡次前来祈请，指定日期、刻定期限，总能应时得到验证。他却仍然自我谦抑，不求礼秩。县境内有六座名山，三公封龙灵山先得到法食。到了光和四年以前，三公守民盖高等才开始把它称为无极山，前往太常请求法食。相县认为白石神君的道德十分显著，于是详细记载事情始末，上报尚书，请求按照无极山的例子办理，旋即获准。于是开拓旧有的基址，改建殿堂。碑文其余的首尾仍大都完好，可以读出；但文字多有残缺，其中记载说：“位列九山之中，参与三条山脉之一。不知这说的是什么意思。” 《幽州刺史朱龟碑》。右边这块《幽州刺史朱龟碑》，在今天的亳州。郦道元注《水经》说：“涡水向东流经朱龟墓的北面，又向东南流；墓南靠着道路，有一块碑，题为‘汉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朱龟，字伯灵，光和六年任官时去世。如今根据碑文考察，与郦道元所记载的都相合。欧阳公《集古录》说：“朱龟的事迹不见于史传，只有碑上有记载。”我考察《后汉书·西南夷传》说：“熹平五年，各夷族反叛，俘获蜀郡太守雍陟，朝廷派御史中丞朱龟讨伐他们，但不能取胜。太尉掾李颙建议发兵讨伐，于是任命李颙为益州太守，征发板楯蛮将他们击破平定。”常璩《华阳国志》也记载了这件事，与史书相同。只是史书和《华阳国志》都说朱龟不能取胜，而碑文却说“蛮夷俯首投降”，两种说法不同，恐怕碑文所记不是实录。《朱龟碑》碑阴。

译右边是《朱龟碑》的碑阴，文字已经残缺。当初我读郦道元注《水经》，看到说朱龟碑阴所列故吏的姓名，大多是上谷、代郡人，便知道这块碑有碑阴，于是托人到亳社摹拓得到，附在碑后。《都乡正街弹碑》。右边这块《都乡正街弹碑》，在汝州境内原昆阳城中。文字已经磨灭，无法考究它的年代，大略可以看出大概是中平二年正月；碑额题为“都乡正街弹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碑。《太尉刘宽碑》。右边这块《太尉刘宽碑》，刘宽有两块碑，都在洛阳上东门外的官道旁。这一块据《艺文类聚》说，是栢麟撰写的。后一块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作，但字体相同。《刘宽碑》碑阴。右边是《刘宽碑》的碑阴。刘宽的两块碑都有碑阴，这是后一块碑的碑阴。唐咸亨年间，碑倒在野外；他的后代孙、周王记室参军爽，字元爽，重新立起了碑。刘宽在中平二年去世；根据《灵帝纪》，光和七年十二月改年号为中平。用历法推算，这一年是甲子年，到了第二年应当是乙丑年，但爽所写的是甲子年，这是错误的。《尉氏令郑君碑》。右边这块《尉氏令郑君碑》说：“君字季宣，是聘君的孙子，但他的名已经残缺。其他字迹有时还有可以辨认的地方，只是都断断续续，不能形成完整文意；大略可以看出的，是他享年五十七岁，死于中平二年。”碑阴题为“尉氏故吏处士人名”，由此知道他是尉氏令。《赵相刘衡碑》。右边这块《赵相刘衡碑》说：“君讳衡，字元宰，是济南东平陵人。他的先祖显赫久远。圣汉兴起时，以下文字残缺。又说：‘于是开辟冀土，迁居岱阴。自康侯以来，世代大力承继。’又说：‘防海王是皇帝的弟弟，却不遵守法典。君因特别选拔任郎中令，因为兄长琅邪相去世而忧伤，当天辞官离去。州里察举为茂材，授任脩令，升任张掖属国都尉。因病征召授任议郎，升任东【东上阙一字】属国都尉，没有赴任。授任赵相，在任三年，又授任议郎。享年五十三岁，于中平四年二月戊午日去世；同年四月己酉日下葬。’其余文字尚有许多保存完好的地方。”考察《后汉书》：防海王名叫悝，是桓帝的弟弟。刘衡的墓和碑，在今天齐州历城县境内古平陵城旁。我曾亲自到墓下观看这块碑，因此摹拓得到。墓前有石兽，制作得非常精巧。” 《陈君碑》。右边这块《陈君碑》，文字残缺不全，其中大略能够辨认的说：“君讳度，字妙高，是陈国相人。”又说：“武王攻克商朝后，分封先代的后裔，把长女大姬嫁给胡公；到厉公时生公子完，逃奔齐国。其后文字断断续续，不能再形成完整文意。”碑的最后题记说：“中平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己丑日立。” 《陈仲弓碑》。右边这块《陈仲弓碑》，碑额题为“汉文范先生陈仲弓之碑”。碑文已经漫漶，蔡邕的字迹如今所能见到的极少，所以即使在漫漶残存的文字中，也尤其令人惋惜。拿它与文集刻本校对，已经有几个字不同，可惜碑文不完整。考察蔡邕文集，关于仲弓的三块碑都由蔡邕撰写，其中一块碑说“中平三年秋八月丙子日去世”，三块碑都说“享年八十三岁”。《后汉书·仲弓传》认为是“中平四年，享年八十四岁，死于家中”，恐怕传文有误。《陈仲弓碑》碑阴。右边是《陈仲弓碑》的碑阴，故吏姓名大多已经磨损残缺。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只有这里和石经的遗字可以见到。石经的字形笔画谨严，而这块碑的字迹尤其放纵洒脱，令人喜爱。《隶释》卷二十五。钦定《四库全书》。《隶释》卷二十六。宋代洪适撰写。《陈仲弓坛碑》　　　　《圉令赵君碑》。《周公礼殿记》。《巴郡太守樊君碑》。《绥民校尉熊君碑》。《司空宗俱碑》。《冯使君墓阙铭》。《高阳令杨君碑》碑阴。《浚仪令衡君碑》　　　　《光禄勋刘曜碑》。《张侯残碑》　　　　　　《荆州从事苑镇碑》。《赵相雝府君碑》　　　　《三公碑》。《酸枣令刘熊碑》　　　　《临朐长仲君碑》。《司空残碑》。《益州太守杨宗墓阙铭》。《益州刺史薛君、巴郡太守刘君碑》。《巴郡太守张君碑》　　　《禹庙碑》。《禹庙碑》碑阴　　　　　　《武氏石室画像》。《戚伯着碑》　　　　　　《四皓神位刻石》。《相府小史夏堪碑》　　　《郭先生碑》。《魏大飨碑》　　　　　　《魏孔子庙碑》。《范式碑》。《金石录》下。《陈仲弓坛碑》。右边这块《陈仲弓坛碑》，碑额题为“故太丘长颍川陈君坛”，其他文字已经磨灭，不能全部辨认。考察《蔡邕集》，其中有仲弓的三块碑；拿文集刻本校对，这块碑不是蔡邕撰写的。不过它的字迹也奇特雄伟，可惜残缺不全。《圉令赵君碑》。右边这块《圉令赵君碑》，碑额题为“汉故圉令赵君之碑”，最后题为“初平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碑已经讹误残缺，姓名都无法考察。能够看出的文字有：“郡里仍旧署任五官掾、功曹，州里征召任从事，司徒杨公征召，升任圉令。在两座城中播布德化，使风俗光明和美。因患病离职，享年六十八岁，于中平五年冬十一月去世。”后面有铭诗，特别完整。铭辞说：“上天实在高远，只有圣人能与之同游。我君令人羡慕，他舒展身心，弘扬仁德，践行中庸，所到之处都有美好的功绩。追慕其高尚的行迹，也难有能与之匹敌者；刻在金石上，昭示万国。”它的文辞颇为雅正，所以记录下来。